《遵义掌故》全书整理版

目录

1. 编者的话

史海拾零

• 贺龙驻军郑场轶事

• 龙驹献给贺将军

• 胡耀邦改对联

• 谢绍敏破指血书“还我青岛”

• 段雪笙筹建“北方左联”

• 乔光鉴和湄潭赤足宣传队

• 遵义南门关接官惨剧

• 纂修《续遵义府志》遗事

• “遵桐派”

• 有官皆桐梓 无酒不茅台

• “三杨开泰”与“一马当朝”

• 周西成诗文自诩

• 周西成“打川”与惩贪

• 王家烈与毛光翔之争

• 王家烈的内助

• 赤水“万人坑”石碑

• 唐鄂生援黔受抑

• 鲁屏周计杀梅督办

• 舒犬起义缘因

• 酷吏陈世铦

• 新卜义民祠缘由

• 赤水最早的工人运动

• 杨应龙有后

• 羊角挂灯 智退元兵

长征寻踪

• 毛泽东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

• 遵义会议会址认定始末

• 周恩来与茅台酒

• 胡耀邦改标语

• 李德与遵义会议

• 毛泽民在遵义

• 徐特立遵义抢救古籍

• 徐特立爱护图书

• 邓萍牺牲经过及其他

• 遵义大捷与张爱萍的《西江月》

• 曾保堂智取遵义城

• 遵义会议后的一次风波

• 红军观音岩阻击战

• 王宗金当红军

• 红军响导周老四险遭杀害

• 红军坟的故事

• 一把七星刀

• 一张红军买猪条

• 一张法文地图

• 谌明道与红军的交往

• 苏钞轶事

沙滩撷英

• 郑子尹先生轶事

• 郑子尹过目不忘

• “昨日应官明日回”

• 郑珍茅台写对联

• 郑珍先生的母子情

• 郑母择邻迁居

• 郑母耳环换图书

• 郑淑昭土沙教子

• 郑知同轶事

• 不名一官而名垂青史的莫友芝

• 莫友芝琉璃厂邂逅曾国藩

• 莫友芝嗜书得国宝

• 莫祥芝怒斥总督乘龙快婿

• 莫与俦诗赞泸沽湖

• 黎庶昌应诏进言

• 中日友谊史上的黎庶昌

• 黎钦使诗酒睦邻邦

• 黎星使理折日本外务卿

• 黎庶昌日本抚遗孤

• 黎庶昌、茅台酒和巴拿马运河

• 黎星使捐俸刻印《古逸丛书》

• 黎庶昌诗赞左宗棠收复南疆

• 黎庶昌为巩固边防而研究地理

• 拙尊园遗闻数事

• 黎静圃拒收华贵公子为徒

• 黎雪楼中了进士始读书

• 黎雪楼与锄经堂藏书

• 黎氏昆弟寒窗苦读

• 黎兆勋诗才惊学使

• “强项令”救护十万回民

• 黎汝谦奇文讽慈禧

• 黎汝谦译《华盛顿传》

• 王希白咏诗明大志

• 张学良以礼寻理

• 冯玉祥在桐梓

• 周国荣烈士逸事

• 两次晋见斯大林的绥阳人

• 武昌农讲所有个赤水人

• 刘眉生的《诀别书》

• 刘眉生烈士葬礼

• 一个反封建束缚的女性

• 郝梦麟在遵义

• 我所知道的朱穆伯先生

• 文武全才的刘莘园

• 王光樾在黄埔军校前后

• 活跃于民国议会中的牟琳

• 沈久成在南京

• 蹇念益与护国运动

• 封建叛逆卢夔凤

• 周沆的会试硃卷

• 陋巷老人颜爱博

• 重名节钱邦芑落发为僧

• 钱邦芑痛辱吴三桂

• 设计钓鱼城的播州“二冉”

• 果瑶和尚

• 丈雪和尚在禹门寺

科教集萃

• 竺可桢住傅梦秋家轶事

• 竺可桢坐滑竿

• “两弹之父”在湄潭

• 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选择

• 不忘菜根香的苏步青教授

• 李约瑟在湄潭

• 李政道在永兴覃家茶馆

• 浙大附中校长胡家健轶事

• 苟克家修改碑文

• 肖文灿与书

• 遵义最早的补习班

• “育才”式的杰生小学

• 一张开除学生的“判词”

• 王龙骧拆庙建校

• 母重光集资兴乡学

• 赤水新学奠基人谢霖阶

• 法云奖学金

• 袁玉锡礼迁玉皇观

文苑鳞爪

• 刘海粟在遵义会议会址参观作画

• 丰子恺在星汉楼

• 丰子恺为蹇先艾作画

• 郑柴翁画像的由来

• 谢方塘与他的墨兰竹

• 孟光涛改名

• 遵义人留在阳朔的石刻

• 冯玉祥将军在遵留墨宝

• 周西成偏爱隶书

• 熊佛西率文化垦殖团来遵

• “南田北熊”在遵义

• 端木在遵义的日子

• 遵义二胡独奏第一人

• 邱玺应聘导演《雷雨》

• 《秋子》在遵公演

• 杨腾超宣传抗日不幸牺牲

• 西南大舞台始末

• “梨园怪杰”李俊卿

• 李俊卿抗恶立名

• 遵义人与文琴

• 鲜为人知的大词学家傅梦秋

• 播州怪才刘天经

• 探花公撰联颂扬辛亥贵州反正

• 张之洞业师吟遵义

• 傅师瞿奇人奇诗

• 石达开咏诗赞咂酒

• 土城鲁班庙石达开题联

• 一本记述号军起义的书稿

• 黔北最早的照相

• 遵义电影的开端

• 谭星阁与街头谜会

轶闻趣事

• 故宫有道“遵义门”

• 蹇先艾先生访美奇遇

• 吟诗谢客

• 唐光前题联讽新宪

• 邓二壳子撰联泄愤

• 刘筋绊与书天草堂

• 桐梓四个“斌”

• 上任之前先发誓

• 周西成葬母

• 荒唐的审讯

• 周西成讨八不利忌四不灵

• 二等兵当营长

• 只坐十八天的省主席

• 妙计修复“侯公馆”

• 紫霞山轶事

• 刘节光打菩萨

• 打了县长还得奖

• “舔屁股”的由来

• 甘当替罪羊的跳罗汉

• 尹珍故里的传说

• 桐梓灯谜趣闻

编者的话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中，曾几次对野史表示过好感，对正史的装腔作势表示过批评。我们既不偏袒野史，也不诋毁正史，倘若传说或口述史料能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其价值自无可非议。历史掌故或名人轶事，因其内容生动、形象鲜明或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长期以口碑的形式散落民间，流传于社会。这些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或传说，因种种原因而不能全部被史籍记载下来。将这些掌故、轶事辑录成册，不仅可扩展文史资料的领域，补充史籍、方志的挂漏，而且可丰富历史文化的积淀，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社会，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历史人物之为人处事、品格风貌。

我们编辑出版的《遵义掌故》是为了深入挖掘遵义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丰富地方文化积累，配合我委编出版的《遵义胜境》，让广大群众和外来宾客多角度、多层面了解遵义，认识遵义。本书辑录了遵义历史的文化名人、社会各界名流、军政要员以及民间轶趣事的千字文史笔记体裁文章171篇，约14万字。包括“史海拾零”、“长征寻踪”、“沙滩撷英”等栏目。

史海拾零

贺龙驻军郑场轶事

1923年春的一天，在四川军阀部队任旅长的贺龙将军率部由川经黔返湘。那个年代，大小军阀多如牛毛，军阀混战殃民，往往兵匪一家，民众畏兵如匪。贺部经过绥阳县城时，县长命令紧关城门，拒而不纳。将军见状，只好命令部队绕城而过，向郑场镇进发。

当时的郑场区区长刘铁珊有胆有识，剿匪特别坚决，得知贺龙部队朝郑场开来，虽然有些恐惧，仍立即率镇上的头面人物出街几里相迎。贺龙将军骑着高头大马，身着戎装，年轻英俊，气度不凡，离刘区长一行尚远，即潇洒地跳下马来，热情地与刘区长和身边的官绅们握手，表示感谢。随即，将军坚持不再上马，与欢迎的民众一同步行，一路上谈笑风生，声音洪亮，和蔼可亲。入镇时，沿街燃放鞭炮，以示欢迎，将军十分感动。

当天夜里，刘铁珊在区公所设宴为将军接风。席间，将军说起准备翌日离郑。刘区长知道贺部刚从四川军阀战争中脱身出来，又经过多日行军，鞍马劳顿，因而再三恳切挽留多住几日，将军思考片刻，答应驻军四天。

参观郑场小学时，与师生们亲切交谈，嘘寒问暖，勉励他们勤奋执教、求学。在街上，将军看到一个沿街乞讨的“小叫化子”，便慈祥地询问他叫什么名字、为何乞讨。小孩回答说他叫黄友章，是个孤儿。将军立即叫部下给了他一整套衣服穿上，并从自己拮据的饷银里拿出两块大洋给他。将军还耐心地教育他，要树立正确的人生信念，自强自立。黄友章大受感动，要求参军，将军收留了他（解放后，黄友章被安排在贵阳工作）。

离别时，郑场各界代表在禹王宫设宴为将军饯行。将军高高举起酒杯，满怀深情地致词：“我和我的弟兄们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向郑场人民告别。在今后的征途中，我们一定本着有利于国家民族、为四万万同胞造福的目的而战，决不当祸国殃民的兵匪！最后，我再一次向郑场的父老兄弟姊妹们表示万分的感谢！”接着，刘铁珊讲了话，祝福贺旅官兵一路顺风，并赠大洋400元。将军即回赠步枪40支给区公所组织武装保卫民众，并赠手枪一支和军刀一把给刘铁珊作纪念。

□ 万登学

龙驹献给贺将军

民国十四年（1925年），黔军四十三军第八师师长杨其昌驻扎贵州安顺县时，消灭了溃兵刘如鸢部，获得良马一匹，名曰“追风马”。此马头昂、目大、鼻宽、胸阔、背平、腰紧、身短，确是一匹典型的川种良马。它能日行千里，又名“千里追风马”。据遵义市民革冯实老先生说：“此马由安顺到贵阳这二百里路程，清早出发，吃早饭时便可到达。”又说：“人骑在马上，可端一碗水急行，而水不溢不荡。”其行如飞，喻为追风马。

杨其昌甚爱此马，专门令人特殊饲养，白天放牧、溜马，晚加夜草，间以碎米、包谷等精料，早上加喂鸡蛋。因此，毛色金黄发亮。

民国十五年，杨先生奉令北伐，部队驻扎湘、鄂一带，此马亦随军前往。当时，贺龙将军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亦驻防汉口。杨先生与贺龙将军早在民国十二年就是很相好的军界朋友。那时，贺龙将军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熊克武部，驻扎四川重庆、长寿、涪陵一带。贺、杨都属于国民革命军，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论军事、政治问题，共同探讨打倒列强，救国救民于水火。

当时四川为军阀势力所控制，因而贺、杨为国民革命奔走东西。杨其昌在未到汉口前夕，已派张肇奎（解放后曾任遵义市政协副主席）在汉口经营公兴昌公司，该公司表面上经营棉纱、布匹、西药，暗中却买卖枪支弹药。当时贺军长常驻汉口，后移防九江、南昌一带，所缺马匹、西药、枪弹均由公兴昌公司供给。因此，贺军长与张肇奎已成至交好友。闲暇时，他们常谈及国民革命的目的、北伐战争的重要意义，还谈如何带兵、如何饲养战马等，因而张肇奎知道贺军长爱马如子，并与杨其昌道及。

杨其昌以贺将军升任军长为由，即嘱将“追风马”送往贺军长处。由张肇奎派其族弟张肇能与匡文彬（张的义弟）将马牵送军部。贺军长看到此马，赞不绝口，万分高兴，重赏张、匡二人，并致书杨、张二位表示感谢。

贺军长得马后，稍加训练，即参加了英国人举办的马赛比赛，屡次都将英、法、日、德等国人久经训练专比赛的洋马丢得老远。由此，贺军长更加爱护此马。“追风马”后随贺军长南征北战，为国民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 宋明高

胡耀邦改对联

1959年元月14日下午5时许，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在团中央副书记杨海波、贵州团省委书记汪行远的陪同下，轻车简从来到湄潭县视察工作。

当天晚上，耀邦在他下榻的地方，请县的领导和正在县里出席“双千人活动分子”大会的部分公社党委书记参加座谈会。他详细询问了农业生产情况、粮食亩产多少、集体食堂办得怎样、群众每天吃多少粮食、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如何等等，并请大家提意见、讲看法。

第二天上午，耀邦同志一行在县有关领导陪同下，先后看了省湄潭茶试站、城郊水电站和西门坝的小春作物小麦、油菜等，还看了湄江公社整风整社的鸣放大字报。他对湄潭的茶叶生产和小春作物长势都比较满意。

下午，耀邦同志一行出席了全县“双千人活动分子”大会。当时正值大跃进的第二年，全国到处一片赞扬声，《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鼓足干劲生产，敞开肚皮吃饭》的文章，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胡耀邦同志在大会讲话时，大声地问大家，《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提法对不对？当时会场一片哗然：有的说对，有的说不对，不少人交头接耳。

接着他对大家说：“同志们，这两句话不完全对，应该修改一下：‘鼓足干劲生产’前应加‘继续’二字；‘敞开肚皮吃饭’前头应加‘准备’二字。我们现在粮食生产还没有过关，粮食还不够吃，吃饭要节约。要继续鼓足干劲生产，把粮食生产搞上去，才能敞开肚皮吃饭。所以现在只能讲准备敞开肚皮吃饭。”

耀邦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与会同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给湄潭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保友三

谢绍敏破指血书“还我青岛”

在中国近代史中，凡记述“五四”运动的篇章，大多记载有谢绍敏破指血书“还我青岛”的壮烈事迹。谢绍敏何许人也？

谢绍敏（1896—1993年），光绪二十二年出生于贵州省仁怀直隶厅葫芦脑（今葫芦镇）。宣统元年（1909年）入厅城高等小学堂，一年后入上海中国公学。民国七年（1918年）入北京大学。

1919年5月3日夜，北大学生举行紧急会议，并邀请北京高等师范、中国大学等十余所中等以上学生代表参加。会议推出北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黄日葵、孟寿椿做记录，推举许德珩起草宣言。会议先由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报告山东问题。接着在会上发言的有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以及各校学生代表多人。

北京大学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咬破，撕断衣襟，挥臂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这一举动更加激励了全体学生的情绪，一致同意第二天即5月4日早上全体游行示威。

5月4日，北京各校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齐集，在金水桥南竖起大小白旗几十面，上书“反对列强，惩办卖国贼”一类的口号。谢绍敏的“还我青岛”血书，也悬挂在其中。这幅血书出现在广大学生面前，特别耀眼，很是激动人心，使整个会场气氛更加悲愤壮烈。

谢绍敏这一爱国举动，顿时传遍全国，受到赞誉，传为美谈。

□ 李丞丕

段雪笙筹建“北方左联”

段雪笙（1891—1945年），学名泽杭，字翰荪，“雪笙”是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化名。贵州赤水县城人。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孙炳文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段雪笙任孙炳文之秘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孙炳文被暗杀，段雪笙逃至上海，转入地下斗争。

1930年，段雪笙受党派遣，从上海到北平，参加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着手筹建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参加筹建工作的还有潘训、谢冰莹、杨纤如等人。从1930年8月至10月，共开了几次筹备会。

1930年9月18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场设在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大礼堂。大会由段雪笙主持，由他宣布联盟成立，并发布联盟纲领。会上选出段雪笙、潘训、谢冰莹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段雪笙任党团书记。到1931年下半年，才把统战工作扩大到朱自清、郑振铎、曹靖华诸先生。当时“北方左联”所办的《前哨》、《北方文艺》等刊物，如同匕首和投枪，直指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

乔光鉴和湄潭赤足宣传队

民国26年（1937年）春，曾参加“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团”、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乔光鉴，由贵阳到湄潭任中学校长。抗日战争开始后，学校先后来了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顾诗灵、王启树、王启凤、游光灿、袁林等担任教师。学校成立起“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新文学研究会湄潭分会”。乔光鉴任命周成极为“民先”大队长。

民国27年（1938年），学校以“民先”队员为核心，成立“暑期抗日宣传队”，以周成极、王素娟为正副团长，具体领导人是乔光鉴和顾诗灵两位老师。宣传队命名为“飞鹰步行团”，又名“赤足宣传队”。男女同学40多人，都穿草鞋。这在当时真是开风气之先。

宣传队订两条公约：一、拥护国共合作，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开展宣传活动，不畏强暴，不怕迫害，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二、全体队员都按军事编制，穿草鞋步行，不乘车，不宿民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害群众一草一木。大家立誓：“都要像飞鹰一样展翅飞翔。”

宣传队到达遵义，由“遵义青年抗日救国会”假可桢小学开欢迎会。这个救国会有中共党员把“赤足”与“赤化”联系起来，作了一番挑拨性的发言，当场受到到会遵义青年的指责。渡过乌江，夜宿养龙司街上屋檐下，夜深酣睡，值勤人员高喊“老虎来了”，大家霍然而起，一声呐喊，老虎被吓跑了。

到贵阳后，这一群像乡巴佬一样的赤足男女青年所到之处，都受到格外注目。贵阳“民先”邀请他们观看演出的话剧《塞上风云》，经过一番努力，还在特务的盯梢和跟踪下和贵阳“民先”一起，组织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一周年纪念，贵阳报纸都刊载了消息。

但是，“飞鹰”和“赤足”这两个词在国民党一些人的心目中总觉得不是滋味，既刺目，又惊心，于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诬蔑中伤。乔、顾两位老师面对这种局面，毫不畏惧地率领队员上街去辩论，后到司令部和警察局辩论。终于以胜利的姿态结束了贵阳的活动，平安地返回湄潭。

“湄潭是第二陕北”——这是国民党贵州省、专区的党务人员对我们下手前的警告。乔校长被撤职，派兵营长严溥泉任县长，冉懋森为校长，撤换学生自治会主席周成极。湄潭成立“党政检查所”，搜查革命进步书刊，还逼迫顾诗灵、袁林、王启树、王启凤等十余位教师离校。11月3日晚间，大批军警包围学校，逮捕了周成极、黄培纪、廖清廉、冯开显、肖士梁、张永正等七人，当时称为“湄潭七人之狱”。由于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进步人士邹韬奋等的营救，《新华日报》等报刊公布消息，国民党当局才不敢枪决，而改判徒刑。乔光鉴老师在贵州解放前夕终被杀害。

□ 张永正 肖士梁 周成极

遵义南门关接官惨剧

遵义的南门关，位于川黔交通孔道上，南到贵阳，北去重庆，官场上的送往迎来，都在这里。民国以前，对大官要员的迎送，只是地方官吏和仕宦乡绅的事；民国以后，却使用居民、学生组成夹道迎送的队伍，一次迎送，动辄上千人。但居民来参加的多是保甲长和行会几个负责人肩来一块衔牌，应付差事，庞大的队伍百分之八十以上靠学生支持。

每有大员前来巡视，或者仅是路过。当时交通条件极差，公路是泥浆石子路面，汽车的性能质量也不好，平均一小时能行20公里，已是难能可贵。达官要人的行程虽然也有预定，但临时改期或推迟出发时间的事，所在多有。欢送队伍却要在预定到达时间之前便整齐队伍、肃立道旁，有时甚至要等候八小时，不得离队，不得饮食，腰酸背痛，饥渴交加，寒天耸肩缩头，暑天挥汗如雨，差事之苦，人人嗟怨。

民国25年（1936年）春末一天，天气还很寒冷，下着毛雨，县政府忽然发出命令，组织群众队伍在南关欢迎西南行辕主任兼贵州省主席顾祝同。原通知上午十一时可到，欢迎队伍上午8点钟便已在大道两旁站立等候，殊知一直到下午3时左右，仍未到达。县立女中学生王永芬因小便急，离队拟觅一僻静田间溲溺，殊因饥渴过甚，头目晕眩，甫一离队，即向前窜跌，左右同学正拟上前扶持，一辆从贵阳方向开来的汽车挂着了王永芬的裙边，将她拖走数尺以外，压毙车下。

队伍哗然惊呼，一些三四年级的小学生更惊骇啼哭，秩序大乱。主持的人不得已，只好让一部分年龄幼小的学生回家，其余的仍然不许解散，对死者也无善后处理，仅雇了力夫将尸体抬往营门口王家了事。当时国民党中央势力在贵州正“如日中天”，宪兵、别动队无孔不入，地方人士慑于声威，噤若寒蝉，竟无人敢对此事仗义申言，也不敢对死者举行悼念活动。因此，这事在老遵义人的记忆中，便渐渐淡忘了。

□ 晏均平

纂修《续遵义府志》遗事

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评价道光《遵义府志》、《汾州府志》和《嘉兴府志》为我国的三部优秀府志。纂辑《遵义府志》的是郑珍与莫友芝。郑的女儿淑昭嫁与赵廷璜，廷璜的侄儿赵乃康在民国时期受遵义县知事周铭久、贵州省主席周西成之请，接收了探花杨兆麟所征集的残稿和《遵义府志》未用的稿子，聚会遵义的一些宿学，纂成《续遵义府志》。这部志书上承《遵义府志》的传统，下开浙江大学迁遵义时由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都是当今被誉为我国志书的佳作。

我从十三岁进中学起到十八岁开始教书，住宿都在赵乃康先生家。这段时间也正是先生续修府志最忙的阶段。几年中，我与舅舅赵宗伟在课余则抄写该书二道稿本，借便练字，亲见当时乃康先生确是煞费苦心。如对写来刻成木版的人，每篇（双页）付酬金为银洋五角。因付酬过高，难以负担，后乃改由先生的两个学生来写，酌予付酬，以节省开支。

至于续府志稿件，我听赵先生说过，因存稿数不多，所聘采访人员，以前是一月半月宴请一次就收稿。后因经费困难，无力宴请，稿亦中断。先生曾感慨地说：“我实在是因为托不下周继斌（周西成）的情面！”于是改变方式，利用学生遍布府属各县城之便担任义务采访。自己常利用星期休息，分别邀集二三老人，如杨松崖、胡听秋、蒋茝谱等作郊外叙游，借以谈说地方掌故或考证断碣残碑。每年还利用扫墓或金秋时节，深入乡间采访。他对续府志的成书，确实费尽了心血。

□ 姚世达

“遵桐派”

1926年至1935年间，贵州军政集团桐梓系统治贵州省，虽然有近两百多名县团级以上军政官员是桐梓人，但当时担任全省各级军政要职的遵义人也不少，故有“遵桐派”之说。

当时在贵州军政界任职的遵义人有：杨干之（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长）、杨德衡（省政府稽核总所所长）、杨献庭（副官长兼管地方治安）、柏辉章（25军师长）、柏宪章（团长）、牟琳（建设厅长）、杜叔机（军军政训处主任、实业厅长、农矿厅长）、张启佑（25军参谋长、正安县长）、赵民生（军政治部主任、省政府秘书长）、蒋崇树（八寨县长）、庹俊生（师政治部主任）、赵文特（师政治部主任）、张銮（军参谋长、副师长）、沈久成（师长）、易少荃（旅长）、蔡铣（瓮安县征收局长）、傅梦秋（民政厅秘书、施秉、台拱代理县长）、李维伯（教育厅长）、朱振民（25军第三师军械处长、师参谋长）、刘崧生（任第三师秘书、平坝县长）、周沆（周西成主政时，任驻京代表）、李仲民（军部特别党部书记长）等等，还有一些不知名团长也在25军任职。

这些人，在贵州25军和省政府中，都执掌实权，而且和桐梓籍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当时称“遵桐派”是有其一定道理的。

□ 杨隆昌

有官皆桐梓 无酒不茅台

桐梓军政集团执政贵州时期，曾流行一句口头禅：“内政，有官皆桐梓；外交，无酒不茅台。”茅台酒1915年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金奖后，闻名全球，作为外交礼酒，自不必多言。而桐梓人当时究竟有多少当官的，细数起来确实也不少。

当过省主席的有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及代理省长犹国才。在这一级的有黄丕谟（民政厅长）、谭星阁（代理财政厅长、教育厅长）、马空凡（饷捐局长、财政厅长）、谢薰陶（高等法院院长）、赵文麟（盐务局长）、金章（交通处长）、范绍图、韩元熙、苏式民、王用平、邱文伯、邓后芳、刘聘卿、刘景山、刘节光、傅长民等。

任过县长的有金善之、金汉初、毕正霖、张民权、夏凤鸣、侯树涛、王碧真、余佐南、谭仁浦、赵一新、江启宾等68人。与县长同一级别、又互相调用的有驻广州、香港、武汉、重庆、梧州办事处主任、八个分金库主任：邱文伯、夏凤鸣、姚慕陶、王佐培、刘子久、董晋良、邱长符、令狐舞丹等，加上征收局长、盐务分局长、饷捐局长、禁烟专员等60余人。过去桐梓有个说法：县长满街走，走错路碰到都是大老爷。

在军界，任过军长的有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才，副军长侯之担。当过师长副师长的有：江国璠、蒋丕绪、何知重、车羽如、黄丕谟、金汉兴、侯之担、杨环澄、杨冠群、周超群、周积善、王刚诚、侯汉一、杨寅亮、黄福安。师级有谭仁浦少将参军、成克培少将参谋长、赵立寅少将副官长、黄希丞（军参谋）等18人。旅长副旅长有：刘楷森、刘明庠、金祖禹、犹久、侯之玺、周芳仁、令狐龙、何绍清、李成江、荣华等人。

当过团长的有：杨树平、周平、车鸣雍、杜伯符、谢志安、赵兴鉴、欧阳文、兰银州、何绍尧、王承绪、韩文、侯之珽、毕骏、赵湘帆等五十余人。其中有父子皆为官的：赵文麟、赵兴鉴；侯树涛、侯之珪、侯之珽、侯之玺；熊逸滨、熊少逸。还有弟兄都是官的：杨树平、杨冠群；邓公武、邓相武；刘少屏、刘幼屏等。

从1926年至1935年，桐梓人在25军和省政府、贵州各县任过团、县级以上职务的官员共有两百多人。这“有官皆桐梓”看来也确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 杨隆昌

“三杨开泰”与“一马当朝”

“三阳开泰”本出自《易经》，据解释：“三阳”是天、地、人，“开泰”是天时、地利、人和，象征升平盛世。但这里的“三杨”，则是巧用“阳”“杨”谐音，虽只一字之差，意思却大相径庭了。

在1926年至1929年间，桐梓人周西成主黔政，有三位姓杨的分掌民政、财政、军警要职，为周氏左右膀，号称智囊。当时贵州官场，称之为“三杨开泰”。

第一位杨干之，遵义团溪人，其为人干练多计谋，做事缜密果决。早年结识周西成于周氏任川军某部营长时，曾为周策划计策，解除某部武装，遂得周之信任而倚为心腹。周氏入主黔政后，即委以民政厅长的重任。

第二位杨德衡，遵义新城人，系清末秀才。在周氏未取得贵州政权时，力为周氏筹措款项，很得周氏之赏识。周氏主黔政后，便以“贵州禁烟厘金稽核总所”所长委之。这一机构之成立，颇具省特色，因贵州当时是鸦片烟出产、运销地区，一般人称烟土为“黑货”，几与白银硬币等同为市场通货。当时贵州省军政经费开支，都以烟土的税捐收入为主，贵州全省八十一县都设有“稽核所”，莫不视此为财源，所以周氏挖空心思巧立名目，特设此以敛财，是重要肥缺。

第三位杨献庭，遵义新城杨家巷人，系哥老会大爷。清末民初之际，袍哥在川、滇、黔三省有一定的社会势力，杨的相识多，交际广，应酬联系很是干练。早在周氏未主黔政时，已有渊源。周氏掌贵州军政后，便委杨以军部少将副官长。当时贵州是军政一体，所有省会的治安与省府警卫和省府总务事宜，及驻省军队风纪之整饬等，均归他大权掌握。甚至周氏之子女，也都得听其管教。我曾亲见周西成之女周国莲小姐，带着奶妈到大兴寺（今中华路）川戏院看戏，一听到杨副官长来查戏院（本是查散兵游勇与流氓地痞闹事滋扰），就赶快带着奶妈到厕所躲避。杨献庭经常随身带有一根红漆“马棒”，动辄就拿马棒打人，所以人们背后都叫他“杨马棒”。

三杨是可以随时进出周氏所住省府的“杨园”洋楼（砖瓦结构），确为周氏主黔时之核心人物，烜赫一时。周氏以军人主黔，刚愎自用，任人唯亲，引起不少有识之士不满。一些贵州旅沪人士，组创《黔叟报》、《黔人之声》刊物，对周氏之用人唯亲及禁止青年出省求学、严禁男女同校、通令妇女剪发等施政措施，加以谴责。特别是《新声律启蒙》中之“三阳开泰，不如一马当朝”，一时脍炙人口。这“一马当朝”，指的是桐梓人马空凡，任周氏主黔时的财政厅长，掌握全省财经收支大权。“三杨”帮助搜刮，到财厅便一统山河了。

□ 黄康迪

周西成诗文自诩

周西成，贵州桐梓县人，秉性倔强，临事专断。1926年奉令为贵州省长，自赤水率师进省，令沿途家家门口要贴“老子自吃自种，儿子自耕自读”的春联。他惩贪很严，命令所属，“有三军司令命杀”的旗帜，婚丧喜庆、杀人发人、就地处决。对损失财物，勒令当地乡保负责赔偿。如有盗犯伤主，周立令骈诛男女犯七人。又如独山县长张德鹗奸污女犯，被周下令枪毙。人皆畏之，贪官污吏、盗贼流氓销声敛迹。

喜习字，能诗文，曾作短文自励：“周西成将者，必须五德俱备，始能治兵临民。夫为勇、廉、智、信、仁，五者，苟缺其一，皆不足以为将。以云治兵，务宜注重教育训练，捍国为民，以期立万世不朽之功业；以云临民，务宜注重洁己勤慎，澄清吏治，以造无疆幸福于将来。成虽不敏，愿以此自勉。”

周西成在位三年，修公路，开办兵工、造币、煤油、电灯等厂，在黔皆属创举，意颇踌躇，尝作诗自诩：

短策三年感，长江万里情。
民欢田野治，贼尽道途平。
宝藏新开地，弦歌不夜城。
大同竟何日，南望颂休明。

□ 邹国彬遗稿 黔巴整理

周西成“打川”与惩贪

民国年间，周西成19岁时，应募入伍。临走之前，按老规矩到私塾老师家吃豆花饭。师娘在磨豆花时，不小心将石磨掉下来把锅打烂了，大家都吃一惊，认为怕不是个好兆头。师娘见状忙说：有什么不好，当兵吃粮，就是望打穿（川），打穿（川）就好，西成当兵是个好兆头，打穿（川）才得有出息、有饭吃。周西成的师娘一来是为掩饰将锅打穿之事，二来是要鼓励他去当兵，所以借“穿”字谐“川”字音，说是好兆头，以壮周西成当兵决心。

时四川军阀强大，贵州常受其侵扰，黔人均有怨气。不久，在民国4年（1915年）12月，周西成即随护国军戴勘部入川，参加了綦江等地战斗。后来又带领一队人马在四川各地和川军周旋。川人说：“黔军小头目周西成，在川东各地横冲直闯，拖来拖去，三打黄桷桠，两占铜元局，活像孙猴大闹天宫哩！”周管束部队也有一套办法。后来成为贵州军阀。民间当行迷信故事传说，真个是打川（穿）成功了。

周西成当了贵州的省长以后，到处张贴“打倒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标语牌，有的还是用石灰在墙上写的。发放县长、厘金（税收）局长一类的官员时，还要到贵阳城隍庙去，燃起香烛，跪在神像前发誓：决不贪污。赌咒的语言都是血淋淋的，换取省长的信任。咒词念完，随同一张照片焚化，另一份交监察单位存档。独山县长张五丰，贪污1000银元，周西成按咒词上说的“挨九子炮打死”。稍轻一点的查明后游街示众，或者带枷游遍各县示众。在封建专制下，法制存在许多问题，周西成这种“治乱世用重典”的办法，也收到一时之效。

□ 彭世俊稿 任索整理

王家烈与毛光翔之争

30年代初，贵州军政集团桐梓系的王家烈，在毛光翔主黔时，因手握重兵，不听节制，便与毛争夺省主席职位。毛光翔不服，在蒋丕绪的煽动下，欲以武力击之。当王家烈的军队进逼遵义时，毛光翔的同伙犹国才，突然从安顺进兵，用重金收买守城的桐梓人赵一新，顺利攻下贵阳城，把王家烈撵出贵阳。王家烈逃到榕江县，准备东山再起。

1933年1月1日，犹国才奉蒋介石的命令，任25军军长，在贵阳大肆举行庆祝活动。在分权分利上与毛光翔小有抵牾，但为了对付共同“敌人”，犹国才、蒋丕绪、车羽如三师组成联军，共讨王家烈。当时王家烈有六个团，联军有九个团，势力相当。联军在向王家烈进攻时，王军反攻，在小寨的大小登高，使联军失利。王家烈绕道下司，向龙里挺进，占据观音山有利地形。联军师长车羽如体胖，人称“车罗汉”，率部攻打观音山，被王家烈军打败，逃回铜仁。

联军在观音山失败，退至贵阳城，守一月，被王军打败，王家烈重占贵阳，恢复其统治。王家烈的前线指挥是王天锡，绰号叫“王扁担”；联军的前线指挥是魏金镛，人称“魏豺狗”。两军决战于观音山，所以当时人们戏说王、毛之争乃“罗汉拜观音，哪有罗汉占便宜”；“‘扁担’打‘豺狗’，哪有豺狗不吃亏”。

□ 杨隆昌

王家烈的内助

王家烈是贵州军阀割据时代的纷烈人物，桐梓县人。其夫人万淑芬，桐梓县新站人，受过世代书香家风的薰陶，颇能诗文。1925年经人撮合，结成夫妇。王家烈自与万淑芬结婚后，由小连长跻身到省长，万氏始终参与军旅，为王家烈运筹帷幄。

1927年，宁汉分裂，蒋、桂对立，蒋介石被迫下野。王家烈赴广西游说，与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万氏代表王家烈赴香港与胡汉民建立联系，并进见汪精卫，买进一批武器装备黔军。1928年，当胡汉民由港回广州，发表对时局的讲话后，万氏赴港谒胡，进行秘密接触。

1935年，红军进入贵州，蒋介石使出一箭双雕之计，令王家烈追堵红军，企图使两败俱伤之后，再以追剿红军为名，大军入黔，兼并贵州。王家烈虽已察觉其图谋，自知势单力薄，既难挡蒋军，更非红军之敌。万氏赴南京谒蒋摸底，以决定是“弃桂拥蒋”还是“联桂抗蒋”。蒋介石与宋美龄殷勤招待，赠德造20连响枪及巨款，并赠万氏金银首饰和高级衣料。

蒋介石与宋美龄来筑，万氏于东山设宴迎迓，遭蒋拒绝。王家烈对蒋犹抱幻想，但万氏已察觉苗头，肯定地说：“蒋介石居心叵测，王家烈厄运来矣。”果然不久，蒋大军入黔，薛岳坐镇贵阳，随意调动王的部队。蒋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则潜赴黔西收买王部下师长何知重及柏辉章，削弱了王的力量。王与红军作战，兵员损失严重，原有16个团的兵力已所剩无几。

为苟延残喘，万氏不惜孤注一掷，重新组织力量，坚持联桂抗蒋，并秘密在贵阳仓后街黄集成家邀集桂系代表及王部残军中的心腹，以吃鸡血酒歃盟，议定将部队拖到广西，使何知重与柏辉章成光杆司令，并由广西拨给开拔费十万元。这个计划只须王家烈在黔西多熬几天，等开拔费送到立即行动。不料王家烈在黔西被蒋系晏道刚紧逼得透不过气，愤然赴筑向蒋辞职，蒋立即“照准”，将王家烈送到武汉另行“高就”去了。万氏的计划因王家烈的“小不忍”而落了空。

□ 万式炯遗稿 郑秩威整理

赤水“万人坑”石碑

民国3年（1914年），贵州清乡督办刘显潜派黔军团“清乡”，确定采取剿抚兼施策略。清乡军抵赤水后，一面贴出招安布告，一面派一个连分驻离城二十里的大洞场，执行“特殊招安”任务。

这个连的连长在大洞场的赶场天，命令采买与卖菜农民发生争执和打骂，连长自己装作路人，出面调解，责打士兵，并向农民道歉和赔偿损失。围观者见连长处事公道，同声帮助他宣传招安。清乡军中传说，招安不咎既往，应招一人一枪的安排当兵；应招带人枪的给当班长、排长。首批应招者，每人发一套军装，且可告短假一二小时探亲访友，一切按宣传口径兑现。

招安的假象迷惑了众人，一传十，十传百，应招者达四百余人，被安排分驻在封闭严实的天仙庙、城隍庙、天后宫等庙宇内。每日到驻地巡视，稳定应招者的情绪。

农历十月初十日，一场使人惊心动魄、惨不忍睹的事情发生了。清乡军突然行动，两人挟持一个应招者五花大绑，分别押出东西北三道城门，在赤水河边进行枪杀或刀杀。转眼之间，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事后收尸合葬于县城外南郊，习称“万人坑”，立碑铭记。直至1990年，赤水市第一中学拓宽门前的人行道，挖出这块石碑——一块为刽子手杀人评“功”的“记功”碑。

□ 梁云星 王光烈

唐鄂生援黔受抑

唐鄂生名炯，唐树义幼子，遵义举人。负才略，善治军，咸同间任四川州县官，作战有“唐拼命”之称。同治七年，贵州军乱，炯以道衔统兵两营援黔。炯开诚示信，禁止骚扰，广用间谍，攻抚兼施。先清黔北，转进黔东南，军次黄平、重安等地，统军扩至一万数千人。

时黔省官军与之不协调，购粮受阻碍，川督吴棠又嫌其师老糜饷，炯不得行其志，请撤兵。适黔军陈希祥部溃败于清平，黔抚曾璧光袒陈而委过于炯，被摘去顶戴。炯不服，一再抗辩。时论不一，有谓“大有先声能夺气，旌旗争指四川营”，“下游从此关成败，太息旁人说是非”，为其惋惜。而武陵人杨凤苞有黄平题壁四绝：“曾绾雄师出蜀中，延黔一线付沙虫。抽刀早失黄平险，袖手看人战血红”；“十万腰缠入帝都，囊中犹说一钱无”；“十斛明珠买玉颜，近来无力佩刀人”等语，诗中指斥炯擅专、忌功、纳妾、贪婪等。

鲁屏周计杀梅督办

鲁屏周名瀛，文武兼备，敢作敢为且正直无私。因平滇军樊绍增营之乱而驻遵义城外财神庙（今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处）。反正成功，1912年2月，自封贵州都督的唐继尧为权宜之计，委滇军管带（相当团长）梅治逸为仁（怀）、綦（江）、涪（陵）三岸盐务督办，驻遵义，兼理抚绥。梅治逸到遵后，纵兵掠城，搜刮民财，滥杀无辜，并侍机除鲁。鲁屏周屡劝无效，反致梅治逸生速杀之心。

8月，梅治逸命鲁屏周去正安“剿匪”，想半途袭杀之。鲁屏周获悉为阴谋，兵至蒲老场而称病返遵。鲁屏周心想，不杀梅治逸，遵义人民永无宁日，自己更生命难保。于是吩咐士兵天天在江西会馆看戏，又授计贴身侍卫。然后自己用黄栀子汁涂脸，用白帕裹手枪缠在头上，诈称病重，步不出门。

一日，有人报知梅治逸：鲁屏周病重，军纪涣散，天天无事而以看戏为乐。梅治逸大喜过望，带两保镖携厚礼前往江西会馆探病，绕场一周，观察神色神态，以证虚实。出馆后直扑财神庙。大门无岗，二门无哨，梅治逸进得门来，示意保镖两厢梭巡，亦无动静，这才不紧不慢推门而入。卧室内不但无人守卫，连服侍的人都没有一个。只见鲁屏周仰卧床上，赤身裸体，浑身黄斑，头上缠着筛子大的白帕。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梅治逸不待保镖进屋就“刷”地抽出佩刀，朝鲁屏周颈子砍下——“砰”的一枪，梅治逸倒在血泊中。鲁屏周光着头跃身跳起，高喊有刺客。梅的保镖闻声正想动手，可是冷冰冰、硬梆梆的枪口已抵在他们的太阳穴，本能地缴了械。鲁屏周手提还在冒青烟的左轮手枪，说道：“梅治逸，你罪恶昭彰，恶贯满盈，今天我为遵义人民除害。”随后洗去黄栀子汁，满面精神。梅治逸见后顿时气绝。鲁屏周回过头来对两保镖说：“梅治逸行刺我，你俩均是见证，回去吧。”

滇军得报，扬言要“以遵义人之血涤滇军之耻”。鲁屏周为免地方涂炭，率队投四川熊克武讨袁。

□ 何登权

舒犬起义缘因

咸丰四年（1854年）农历八月初四日，遵义舒犬和桐梓杨龙喜的起义战争，到咸丰六年（1856年）农历正月舒犬被杀害，共2年又31天。打得清政府镇守西南重镇的官员们丧魂落魄，不能不在历史上记下这一场战争的事迹。

笔者家住遵义县山盆的李梓关，离舒犬当年住家很近，于1988年去拜访舒犬的侄孙、时年76岁的舒芝祥。舒犬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因生年属狗，所以乳名叫舒犬，民间叫他舒裁缝。学名叫舒光富。他的先世是江西籍，明末迁到贵州。父亲舒大贵从事盐业生意。当时税卡如林，匪风严重，舒犬参与盐的运销，有点名声，在群众中也有威望。乡里中的豪绅诬告舒犬有聚众谋反的活动，官府要捉拿，只好逃离家乡，以卖卜、裁缝作掩护，实则意图谋造反。又曾去独山参加杨元保的起义，因杨元保起义失败，不得不回家乡。

这时桐梓九坝场有个叫杨龙喜的，在桐梓衙门当差，被革职回家。他和舒犬都有造反的打算，自称“奉日西群英以檄文相请”，率领1000多人，在桐梓九坝宣布起义，口号是“以除加戥”、“免三年征税”（戥，读等音，戥子是一种小秤，如今中药店称药的小戥子）。他们建立“江汉政权”，杨龙喜为都督大元帅，舒犬为王，辅佐龙喜。各地农民纷纷起来拥护杨、舒的义举。义军沿今遵义桐梓公路攻打娄山关，扎营在遵义城边的雷台山，准备破府城。一面指派山盆的李时荣率军攻下仁怀城，改仁怀为新开县，桐梓亦改名兴州。贵州巡抚蒋霨远派提督、布政使等大员带兵过了乌江，都被打败。云贵总督罗绕典率滇军入黔，松桃、黄平等县协营军兵也纷纷赶到遵义。罗绕典叹息道：“自杨逆倡乱，调集三省军兵，聚集一隅，不下万人，莫敢还击。”罗绕典率军出遵义，遭到惨败，“因气上逆，卒于军中”。

后来四川提督万福、独山汛守备王郭及叶如松率军到达。遵义举人肖光远、前务川训导李蹇臣及其子蹇谔等又办起团练，对义军形成包围之势，先后占据了义军所夺取的地方。义军不得不扎巴会合。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杨龙喜在石阡葛花司兵败自刎。杨龙喜虽然死了，但他和舒犬率义军由遵义打到黔西、毕节，转战各地到石阡，历时90余天。舒犬还率孤军在川军的尾追之下，千里奔驰，逃回家乡。这一支起义军所烧的火种，就在咸同军事史上起到了推波助澜、星火燎原之势。

舒犬回到家乡，为了报复里首陈尾密追报他不舍，最后剩下50多人在鸭溪窑山箐中，被清军围擒被害。清政府“务绝根株，以免死灰复燃”，义军家属惨遭杀害。舒家房屋田产没收，偿还舒氏、陈氏两家。

□ 徐大培

酷吏陈世铦

陈世铦是四川筠连人，靠“孔方兄”帮忙，仅十两银子的功名，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署（代理）桐梓知县。此官贪财残忍，是有名的酷吏。由于剥削加重，饥寒交迫的农民纷纷起义，桐梓一地不太平。陈世铦为了升官发财，发明一种残酷刑具来治百姓，这就是令人惨不忍睹的“站栊”。站栊高八尺，以四柱八梁十六栅构成。囚徒一旦入法，颈上枷，手被铐，脚悬空，形同竿上之鱼。任尔嘶叫。

传有桐梓秀才上控陈世铦，陈十分恼怒：“筠连人面，桐梓人心，不站死几个桐梓人，何以见川人脸，何颜回筠连。”其父一气之下命丧黄泉。陈世铦并不因此收敛，守孝后再署桐梓知县时，仍以站栊“站”死五六百人，后因谋财凶杀团练首领王正儒，被王的手下乱刀砍死。

当地诗人梁诚一有《桐梓站栊》一诗可证其虐：

好官爱桐梓，累累结成团。
桐梓爱好官，雨露有余欢。
多留桐梓树，材木任随刊。
指示造站栊，全尸尚非残。
四柱高八尺，颈枷手复挛。
两脚无所踏，惨同鱼上竿。
千声百声喊，气微溺未干。
求速今宵死，苟延三日寒。
以兹诛大恶，榜样众人看。
偷菜洎窃桶，笞杖嫌多端。
概作栊中鬼，闻说亦心酸。
法出五刑外，辟比一钱宽。
乱丝从急治，秀才初任官。

新卜义民祠缘由

新卜镇原称老卜场，街上有一兴旺过的义民祠。义民祠因当地一桩大血案而建。

那时，老卜场还未形成街市，黎民百姓为防匪患侵扰，在山寨四周筑起坚固的寨墙，开三道寨门，建有箭楼。雇工匠引水入寨，关上寨门也有水用。

1861年5、6月间，一股攻打遵义城的太平军为筹军需，将老卜山寨围个水泄不通。无奈寨固墙高，寨门紧闭，难以攻进。欲撤离时，一曾受雇修寨引水的倪姓石工，因小嫌记恨，向太平军透露机密，截断进寨水源，全寨寨民惊恐万状。头两天，寨民尚以储水维持，到了三、四天上，储水用尽，危及生存。在万般无奈中，寨民首领推举身强力壮者，深更半夜由小西门吊下寨墙，前往寨外黄山坡水井偷水背回。

第一夜，组成的十人背水队，得心应手，平安顺利地满载而归，寨民欢天喜地，额首称庆。第二夜，照例又是十人前去偷水。不多时，一人返回墙下被吊上寨墙来，即刻瘫倒在地。用灯一照，背篼里没有盛水的瓦缸，竟是九颗鲜血淋漓的人头，顿时吓晕了一睹者。从此，再也不敢冒死取水。

为了活命，有的人家把白米摊在露天吸收水分，以抓食生米。有的人家竟在大粪坑侧挖深坑，用浸出的清粪水饮之。更有甚者，异想天开，头顶香盘，跪在烈日下，祷告苍天，希望大降甘露，以度危难。谁知苍天也不开恩。正当寨民干渴难忍、无计可施时，太平军攻入山寨。为发泄多日攻寨不下的恼怒，竟忘却了不乱杀无辜、不伤害众生灵的宗旨，见人就杀，逢物就毁，酿成了一起大血案。

老卜寨发生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向四面八方。太平军撤走后，人们蜂拥进寨，目睹尸横遍地、血流成渠的惨状，无不为之震怒。第二天，遵义知府闻讯赶赴现场，令四周农民在黄山坡下挖了一个大坑，将尸体裹上土织白布，依男女分别摆放坑内，垒成一座大坟，后人称“万人坟”，并将此案上报朝廷。朝廷视老卜寨民的集体死难为效忠朝廷的行为，称之为“义民”，并拨银三千，在老卜修建一座义民祠，以告慰亡灵。

义民祠建成后，大门正上方挂有一块“奉旨敕建”的匾额。从此，每年清明节，新寨民要在义民祠内杀猪宰羊，大办酒席，演戏三天，款待前来祭祀扫墓的众民。这一盛况，以后延续了很多年。义民祠的祭祀有一特殊规定：人人均可享受清明节的免费筵席招待，唯当年出卖水源情报的倪石匠家，子孙世世代代不准参与祭祀。倪家子孙也因先祖的过失而无颜面对乡亲邻里，都不敢跨进义民祠大门。

□ 冯开津

赤水最早的工人运动

穿行于川南黔北崇山峻岭中的赤水河，一直以水险、舟楫难行而著名。清乾隆十一年以前，只有下游河段可通航。此后贵州总督张广泗为运铅铜进京，修整赤水河航道，改善了赤水河的通航条件，逐渐成为川盐入黔的重要通道。赤水城也就成为川盐入黔的一个重要口岸之一，航运业迅速发展起来。一大批农民加入到以盐运为主的航运业中来，成为赤水地区最早的航运工人。

当时，航运工人主要从事拉纤、推桡等沉重的体力劳动，每天早晨要到各码头等候船主雇佣，工钱由船主说了算，往往遭到克扣，生活处境十分艰难。

嘉庆十七年，仁怀厅城一批以打捞赤水河上的浮尸为生的血性汉子，其中大多数人也曾从事过航运，深知航运工人的艰辛。他们在码头上串联工人，以改善境遇而斗争，纷纷出资，在厅城东门外码头购得一地，建起供奉关公的神祠，作为平日聚会和向船主交涉的场所。此后，任何船主雇请工人，必须要到东门码头与神祠的负责人议定。这样，船主任意压低工钱、盘剥工人的行为开始得到遏制，赤水河上从事航运的工人们纷纷前来入伙。

但个别船主仍用各种借口克扣工钱。工人们团结起来，在航行途中下船返回，以示抵制。因而，常有盐船弃岸的现象发生，造成盐运不畅。船主们不愿受制于工人，纷纷到仁怀厅署告状。同知双寿接状后，立即派人到东门码头，将在神祠总理事务的三人拘押至厅署，指责其煽动工人阻碍盐运，对其施以刑罚，并告之今后不得为工人争利，不得向船主索取高工价，否则将重惩不贷。

面对同知双寿的横加指责和镇压，工人们没有屈服。为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他们继续与船主抗争，一面请人写诉状于省，希望得到贵州巡抚的理解与同情。哪知诉状原封不动，又转回仁怀厅署。此时双寿离任，新任同知许云霄按照巡抚之意，将书写诉状之人抓至厅署。同时又由仁怀营派兵连夜将聚集在神祠的数十名工人全部抓来厅署，处以杖刑。总理神祠事务的三人处以带枷在赤水河边站立三日的酷刑。次日，又派人将工人修建的神祠捣毁，其木料及祠中财物一并收归厅署，还将其地基拍卖得银二百余两，拨给厅城学宫购地扩大宫墙。

赤水地区最早的这次工人斗争就这样被镇压了。工人的境遇虽未得到改善，但此后各大小船主也不得不改变过去的作法，开始雇请一定数量的固定工人。

□ 苏林富

杨应龙有后

杨应龙以被控“擅杀”其妻张氏并杀其妻叔张栋等罪，羁留重庆。应龙请输金赎罪，巡抚王继光批准，应龙领可栋尸归播安葬。重庆府一心想钱，要应龙交足赎金才准领尸。应龙求尸不得，遂起反心，要强征民夫，大修海龙囤作为大本营与朝廷对抗。朝廷令李化龙率二十四万大军，分八路进剿播州，经过一百四十余天的最后战斗，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六月攻破杨应龙最后一座城堡海龙囤。杨应龙自杀，其七个儿子（共八个儿子，次子可栋已先死于重庆）、两个孙子（其中有一个才三个月）以及妻子、儿媳阖家老幼全部被俘处斩。

史载杨氏家族已被斩尽杀绝，但实际并非如此，现在还人丁兴旺。当海龙囤危急时，应龙眼见大势已无可挽回，行将灭族，遂把他的一颗金印拴在尚在襁褓中的一个小孙子身上，托一个姓穆的奶妈背着，用绳索从悬岩峭壁垂下逃走。那个奶妈背起这个孙子绕道干溪、八流水等地逃去绥阳，把这个孙子称作是她自己所生，取名韩赤，抚育成人。韩赤长大后才恢复杨姓，取名寿松。

杨寿松后来迁来遵义河溪坝居住，生了三个儿子：杨奎、杨华、杨万。后来三兄弟分居各地，现住高坪檬梓桥一带姓杨的即杨奎之后。前贵州省主席周西成的得力助手之一、贵州省稽核总所所长杨德衡及现住遵义龙塘一带姓杨的，即杨华之后。前遵义著名书法家杨文湘（字泽生）即杨万之后。

那颗金印一直由杨德衡家祖辈珍藏。1935年红军长征来遵时，杨德衡已死，其子杨茂椿就住在高坪红发台山脚，遂把他家一些比较贵重的物资装箱疏散寄存在红发台庙上。后来遭土匪抢劫，那颗很有历史价值的金印也就一并失落了。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杨应龙是一个“反寇”，承认是其后代脸上不光彩，故杨家一直对外隐瞒着这段家史，只是向族中有文化的人一代代口传下来。1936年，杨奎之后杨秉衡因与我私交甚厚，在一次闲谈中才向我透露了上文叙述的故事。到八十年代杨茂椿又进一步向我说了遗失那颗金印的经过，并说那个姓穆的奶妈的坟墓就埋在他家祖人杨寿松的墓侧。他家一直把奶妈当着自己的祖人看待，每年清明扫墓都要祭奠。其后杨奎之后杨秉华又向我叙述了奶妈背着杨寿松逃出时经过的路线及改名换姓详情。可惜当年我没有关心这些历史，没有追问金印上镌刻的内容和杨寿松的坟墓在哪里。

注：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杨维森编著的《弘农杨氏族史》记载，杨应龙的四弟杨从龙亦有后代。

□ 吴必伦

羊角挂灯 智退元兵

正安县土坪镇所在地，开始就称“灯笼坝”。这个地名的来历，源于元代一场不亚于诸葛亮“借东风”和“空城计”的战斗。一个巾帼英雄，不损一兵，不费一弹，终于使元兵败退。

当时，正安县称珍州，虽僻远，但作为一个州，元军必须占领的。时任珍州总制的镇威将军郑昌孙，率兵于土坪南山寨一带。由于元众郑寡，数万元兵将郑兵团团围困在南山寨上。郑昌孙虽英勇善战，但鏖战一月，兵员日减，粮食将尽；而元兵越战越勇，情况十分危急。郑昌孙的夫人郑康氏，是个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她见此险恶战势，急中生智，带几个卫兵攀藤越岩，绕过元兵封锁线，下了南山寨。

第五天夜里，天上乌云密布，地上一片漆黑。在元兵的阵后，几十面战鼓齐擂，漫山遍野火光直冲元兵阵地。元兵主帅见此情景，心惊胆颤，急令撤退。郑昌孙令兵士此时万箭齐发，使元兵乱作一团，在山路中你推我拥，仅跌岩死者就有一万五千余人。天亮元兵退避一里，清点兵将损失过半。至此，元兵退出珍州境内。

原来，击退元兵的不是千军万马，而是康氏夫人组织群众，聚集了两万多头山羊，每只羊的双角上，有的挂灯笼，有的捆上易燃的亮稿。将羊群赶到这里，点上灯笼和亮稿。随着战鼓齐鸣，惊得山羊乱跑，势如千军万马杀来，吓得元兵不战自退。为了纪念这位巾帼英雄，人们就将她指挥战斗的地方取名“灯笼坝”。

□ 赵进争

长征寻踪

毛泽东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字

遵义会议会址大门门楣上的大匾“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金色大字，是毛泽东的手迹。在全国众多的革命旧址中，毛泽东为何仅给遵义会议会址题字？在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中，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是他革命生涯中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因而在他的著作中、党的各种会议上、接见外宾和干部谈话时，毛泽东多次提及遵义会议。

1964年下半年，维修遵义会议会址的工程即将竣工时，省委领导考虑后认为，维修后的会址重新开放时最好用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字做一块匾挂在大门上。于是，由省委办公厅拟写好报告，派专人呈送中央办公厅。时任办公厅主任又参加过遵义会议的杨尚昆，答应尽快将报告转毛泽东。

11月的一天，毛泽东看到了请求题写“遵义会议会址”的报告。正是这次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了党的核心领导岗位。自此，他和周恩来、朱德等率领红军驰骋在长江和赤水河周围，巧妙地穿插于敌重兵包围之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黔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毛泽东写下了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短暂回忆后，毛泽东把一张事先裁好的长34厘米、宽24厘米的宣纸在办公桌上铺平，经过精心构思，他满怀激情飞笔写下“遵义会议”四字，接着，又在一张同样大小的宣纸右边写了“会址”两字。两幅接起来，四个字分三行，每行二字，从右到左竖写，一气呵成，气贯其中。整幅字气势腾挪跌宕，充分表现出毛泽东作为书家圣手的精深功力和素养。

这幅十分珍贵的题字从北京寄到贵州后，收藏在省博物馆。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交由中央档案馆存放。1965年，经维修后的会址重新开放时，遵义会议纪念馆已将毛泽东手书放大，用优质木料精工制成了长3.35米、宽1.40米、厚0.05米的大匾，高高挂在了会址大门上。该匾黑底，“遵义会议会址”六字阴刻贴金，从左到右排列，一反旧匾题字格局，已被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的《中华名匾》一书收录。

□ 费侃如

遵义会议会址认定始末

遵义会议会址是一幢中西合璧的青砖、木结构两层楼房，它那特有的圆拱柱廊以及坡屋面上的“老虎窗”，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遵义会议是在严酷的环境中秘密举行的，党和红军领导人的行踪，不可能大肆声张。因此，建国后为寻找和认定会址，曾经花费了整整4年的时间。

1949年11月，遵义解放了。遵义人民怀着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深厚感情，迫切要求知道当年红军长征经过遵义时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址在哪里。195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30周年诞辰，中共遵义地委、行署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筹委会，决定筹建遵义会议纪念馆，于是组织人对市内可能举行遵义会议的地方进行调查，并着手征集与红军长征有关的文物资料。

据当年参加过红军活动的一些群众回忆，认为在遵义老城杨柳街天主堂内开会的可能性较大，于是初步确定天主堂为遵义会议的会址，并挂出“遵义会议纪念堂”牌子。与此同时，筹委会积极与中央和省有关部门联系，以求获得更加详尽可靠的依据。

1954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电告中共贵州省委称：“遵义会议是在黔军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的。”同时指明“天主堂”曾为红军总政治部驻地。至此，遵义会议会址终于确定了下来。1955年10月，会址经初步维修和筹展，开始对内开放，供有关领导进一步审查。1957年7月1日，才正式对外开放。

1958年11月3日，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杨尚昆来到遵义。一走进纪念馆大门，杨尚昆便兴奋地说：“就是这里，这个地点找对了。”走进会议室，邓小平看到室内依旧是当年摆设，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面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里。”

□ 费侃如

周恩来与茅台酒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国宴上，周总理和我在这种场合彼此不用传统的饮料香槟，而是用茅台酒来祝福。……周用一种烈性酒推销员的眼光对我说：‘在长征途中，茅台是一种万能灵药。’”

前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曾经谈到，1956年周恩来总理到太原，山西省领导同志用汾酒招待周总理，周总理却拿出茅台酒来，说：“我请大家喝茅台酒。”席间，周总理高兴地谈起长征路经茅台镇时，他与刘伯承高举茅台酒发豪言：“酒不过三碗不过岗！”当时两人真的用吃饭碗痛饮了三碗酒。

那是1935年3月16日，周恩来随军委纵队在傍晚离开仁怀县城，经茅台镇渡过赤水河。是夜，在河西陈福屯村宿营。周恩来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领导军委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把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请来，一起研究川、滇、黔各路敌军和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的最新动态，以及红军从黔南折而向东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夜已很深，两人毫无倦意，周恩来叫警卫员把白天在茅台镇买的茅台酒拿来，斟满两碗。

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是能喝酒的，平时不喝，但今晚高兴。周恩来把酒推向刘伯承，“来，我们喝。”没有碰杯，没有推辞，两人一饮而尽。刘伯承说：“这酒性太烈，不好意。”“我喜欢！”周恩来边说边又斟满酒，两人又喝干了第二碗酒。刘伯承见周恩来又在往里斟酒，就道：“可以打住了。”周恩来尚无一点醉意，两眼深深地注视着比自己年长6岁的总参谋长：“伯承同志，你知道的，我从不劝酒。茅台酒性极烈，浓度又高。但今晚不仅仅是有好酒，而是因为我们在茅台镇！任重道远呵。”周恩来突然加重语气，使刘伯承一惊。刘伯承站起端起酒碗说：“恩来，这碗酒我一定喝下去。”周恩来：“对！酒不过三碗不过岗！”两人没有多说话，同时举起酒碗，仰头一干见底。

1935年3月21日晚到22日，三万多红军在周恩来、刘伯承的具体指挥下，分经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而后掉头南下，从数十万敌军及碉堡群间隙中穿插而过，与正在急忙北上的敌军相背而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从此，周恩来与茅台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耀邦改标语

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了习水土城镇。当时，红军每到一地都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纪律，揭露国民党的一切欺骗宣传。一天，红一军团某连搞宣传工作的汪森林，提着小灰桶，上街刷标语。他抬头看见墙上一条标语写着：“共产党来了杀人如割草，不管穷人富人一个跑不了”，就气愤地拿起刷子准备抹掉。

正巧，团中央书记处副书记王盛荣和团中央副秘书长胡耀邦等领导从这里路过。王书记说：“小鬼，先别抹，你是做青年工作的嘛，见了反动标语，光生气不行啦。你说土城为什么这样难打？要动脑筋想一想，要学会和敌人的反动宣传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话音刚落，胡耀邦马上从地上拣起一个土块，指着墙上标语风趣地说：“你看，反动派这标语只写对了一半，应该给他改一改。应改成‘共产党来了，穷人翻身得解放，土豪劣绅一个跑不了’。”他边说边往墙上改，保留原标语前后的五个字，中间写上“穷人翻身得解放，土豪劣绅”十一个字。经这一改，揭露了反动派以假乱真的伎俩，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击中要害。

汪森林回忆起那段往事，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青年人唱歌喊口号，好多人都跟着唱，有首《青年参军歌》：“妻送郎，父送儿，大家都来把军参，翻身不忘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野心狼。”这首《青年参军歌》至今还在土城民间传唱。

□ 何思江

李德与遵义会议

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这位唯一参加过长征的欧洲人，因出席了遵义会议蜚声全球。

1933年9月，李德从上海到达瑞金，正是蒋介石调动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之际。年仅26岁的中共“一把手”秦邦宪（博古），喜出望外，热情地把他介绍给党和红军领导人，说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打正规阵地战经验，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高材生，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专家。

李德时年33岁，血气方刚，他不仅看不起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还把朱德、刘伯承等撇在一边，对他们的建议和意见置若罔闻，闭门制定了一套违背中国实际的战略战术，致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秦邦宪、李德、周恩来组成具有“处理一切”权力的“三人团”，李德分工负责军事工作。从此，这个军事顾问掌握了军事大权，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向西突围长征。

长征途中，为挽救危急中的党和红军，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会上，秦邦宪、李德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对李德一系列错误的军事指挥，进行了严厉批判。一向宽厚待人的朱德，发言时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多少人命！深受李德错误指挥之苦的彭德怀、聂荣臻等指挥员，用实战例子对其瞎指挥、粗暴作风，进行了彻底的揭露与全面批判。

李德在大家一片指责声中，坐在会场走廊上不停地抽烟，拒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一致决定取消李德执掌的军事指挥权。历史上对李德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作为一个外国革命家，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七年多，这种献身精神也还是可取的。遵义会议期间，他与秦邦宪在杨柳街的住处现已复原陈列展出。

毛泽民在遵义

离杨柳街口不远有一大幢房屋，解放前系黔军总指挥兼二十五军副军长犹国才的公馆，老百姓习惯称为犹家公馆。犹国才虽系黔军中坚，但与当时的军长、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不睦，遂控制贵州西南边的盘江八属，同王家烈对峙，基本不听王家烈调度。中央红军入黔之时，犹国才部据守平越（福泉）、马场坪一线。红军到遵，犹国才一家当然跑了。于是，他的公馆便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办公的地方。因为这处官邸房子多，便于开展活动。当时的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红军没收委员会主任林伯渠均住于此。

毛泽民在这里，领导银行的工作人员开展了许多群众工作。譬如发行苏区钞票，让红军与人民群众公买公卖。红军离遵时，又及时用布匹、盐巴、大米等向群众兑换收回发行的钞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陈福桐，就曾经来这里与红军联系过工作。

毛泽民在遵期间，还担任过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财务委员会主任，形同今日的财政部长，主管红军的财政工作。一次，“红军之友社”的余选华去找毛泽民，纠正了由于红军刚入城不了解情况而办错的一件事。

遵义老三中校长李筱荃，被红军作为土豪劣绅关押起来，并处以300块大洋的罚款。群众不服，特别是老三中的师生更有意见。其实，李筱荃先生是个好人。遵义三中学生一次反对地方军阀蒋丕绪的横行霸道，举行示威游行，公开喊出“打倒烂军阀蒋丕绪！”的口号，激怒了蒋丕绪。蒋逼着李筱荃先生交出为首的学生。李筱荃拒不执行，双方僵持着。蒋进一步威逼李先生，李先生发火了，冲着蒋丕绪说：“学生是地方父老交给我的，要交出学生不行，要脑壳拿去！”这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话语，真是掷地作金石声，弄得蒋丕绪莫可奈何，只好作罢。

毛泽民听了余选华的一番陈述，对李筱荃先生的凛然大义十分佩服，才知道李筱荃原来是遵义地方上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在军阀淫威之下，不低头，不屈服，保护了学生。这样的人，哪能当土豪劣绅来打呢？于是赶快通知有关部门，将李先生放了，并进行安慰。李筱荃放出来后，对红军的政策非常赞成，到处宣传红军是打富济贫的军队，“有饭大家吃，这样才对嘛！”他表示红军罚他的300块大洋他出得起，一定拿来交，因他家有祖辈留下来的田土，也有剥削行为，真是一个开明的士绅。

为恢复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现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已修复，毛泽民、林伯渠住室亦同时开放。

□ 余选华口述 费侃如整理

徐特立遵义抢救古籍

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突围后，入黎平，大军直指黔北，取道川陕北上抗日。1935年元月，前锋抵达遵义略事休整。有一天，中华苏维埃教育部长徐特立老人知赵乃康先生全家仍留住城内，特亲自走访。徐老言及将在遵义成立大型图书馆，嘱赵主其事。

时住杨柳街的杨干之正致力于郑（子尹）诗笺注，搜集藏书甚多，匆忙离家去乡，门户洞开，书籍散乱。徐老便道入视，并随即商之赵先生，尽先作好移存处理。先生乃命门人郑石钧、赵宗伟、赵世勋、姚世达、刘德修等随徐老至杨宅逐一搬运，竭数日之力始告毕事。次日，先生又嘱余选华随徐老去城墙上（老城）周、宦两家查看所存典籍，逐一封存。此后数日，徐老还与乃康先生议及着手整理与确定馆址诸事。故先生所存呈徐老诗，其中有云：“军中忙无暇，积极救文化，维护文物功，当不在禹下。”惜戎马倥偬，红军挥师北上，图书馆未及成立。然徐老为弘扬文化，重视文物，不失时机地保存典籍之精神，实堪敬佩。

□ 姚世达

徐特立爱护图书

1935年1月，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遵义。徐特立利用红军休整时间，广泛接触遵义文化教育界人士，特意拜访了撰写《续遵义府志》的赵迺康先生。徐老在赵先生家称赞编写《遵义府志》的郑珍、莫友芝两先生有学问，抢救祖国文化遗产的功绩了不起，又高度评价赵先生继郑、莫之后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他说：“遵义的书多，这些书是很珍贵的。”建议赵先生把战争动乱中散乱的书籍收集起来，妥善保存。

一天，徐老路过一间大门敞开、院内遍地是书的人家，进去一看，在书堆中发现有《古逸丛书》、《巢经巢诗文集》以及二十四史等书。徐老惊喜地拿着《古逸丛书》对陪同的同志说：“我读书的时候，要二两银子才能买到一本。”并介绍说：“清光绪初年，遵义人黎庶昌在担任驻日本公使期间，和著名金石学家、版本学家杨守敬共同收购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其中不少是仅存的孤本，回国后选出一部分编为《古逸丛书》，由金陵书局刊行，曾引起国内外学者和藏书家震动。”徐老对黎庶昌爱护祖国文物的精神十分敬佩，谆谆告诫周围的同志，一定要把图书好好保存起来，当即请人把这些书籍搬到他的住处，妥为保管。

又有一次，徐老路过老城原协台坝，见一所民房的堂屋里，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正抱着几大摞古书，准备点火焚烧。徐老见之心痛，赶紧走上前去制止。一个红军战士说：“这书都旧了，存起来有什么用？”徐老平静地坐在战士们身边，慢慢地说：“怎么没有用？我们每到一个地方，要保护好书籍文物，因为我们今天知道的东西，很多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几个战士在徐老耐心教育下，把书放回了原处。

这次烧书现象引起了徐老的注意，立即以县革命委员会名义（徐老是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委员），把城内各主要藏书处都打封条封存起来，分散的图书也集中在赵迺康先生的家里，请他代为保管。徐老还建议总政治部通知各部队，今后红军路过的大小城镇，都要严禁损坏书籍文物。从此，长征路上宣传标语中，出现了醒目的“请爱护书籍”的口号。

□ 费侃如

邓萍牺牲经过及其他

1935年2月下旬，红军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后，国民党黔军土崩瓦解，慌忙向遵义城溃逃，红军乘胜追击，前卫部队于2月27日击溃黔军第六团后，再占遵义新城。这时，奉命攻打老城的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一团，在军团参谋长邓萍、团长张爱萍、团参谋长蓝国清率领下，也逼近城北一带。守卫老城的黔军第五团李维亚部，凭借高厚的城墙据守。为执行军委一定要在28日拂晓前攻下遵义新老城的命令，邓萍、张爱萍、蓝国清冒着敌军密集的枪弹，匍匐前进至湘江河滩旁，隐蔽在一个小土墩后的草丛中，一面举望远镜侦察，一面指挥侦察分队越墙进城。

一个小通讯员在来回传达命令时暴露了目标，城墙垛子内的守敌不停地向邓、张、蓝隐蔽处射击。突然，邓萍“唉哟！”一声，头一歪，倒在张爱萍的右臂上。张爱萍正要问是怎么回事，殷红的鲜血已染红了自己的袖子和衣襟。张爱萍立即用电话向彭德怀军团长报告：“邓参谋长牺牲了……我们一起在前线观察……是九响枪子弹打中的，从前额打进向后脑出来，血流得很多，我的手臂都染红了……现在已送军团指挥部了，政治处已在部队动员，准备今晚攻城，为邓参谋长报仇。”

彭德怀在电话里听说邓萍牺牲，先是怔了一下，接着骂道：“这些猪养的狗养的统统给我——”据说还没骂完就把电话挂了。笔者在北京访问张爱萍时，当他谈到这里，眼里噙满了泪水。他深深了解彭德怀只在悲极愤极时才骂人。张爱萍说，透过这无遮无拦的家乡“国骂”，深切地感受到彭军团长为自己失去爱将、红军失去一位栋梁之材心在流血。

在邓萍牺牲的当夜，红军满怀为邓萍参谋长复仇的怒火，一举攻克了遵义老城。当红三军团在鸭溪举行祝捷大会时，张爱萍心情依然沉重，不禁吟哦出一首诗来：

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济国端。
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助烽焰。
“围剿”粉碎苦运筹，长征转战肩重担。
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倚马哭奇男。

这首诗不仅概括了邓萍短暂的革命的一生，更情真意切地抒发了痛失战友的悲恸心情。1982年1月，张爱萍应遵义会议纪念馆请求，把诗重新书写后寄赠纪念馆收藏。198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爱萍诗集《纪事篇》时，张爱萍把第二句中的“求经典”改成“济国端”，最后一句中的“征途”改成“倚马”，使整首诗更加完美。

□ 费侃如

遵义大捷与张爱萍的《西江月》

遵义会议后，红军分三路离开遵义北进，准备北渡长江。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土城一战未能得手，党中央、中革军委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暂缓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于1935年1月29日，指挥红军经土城、元厚等地一渡赤水河。为在运动中调动敌人、歼灭敌人，争取战争主动权，红军插入云南扎西（威信）待机歼敌。当红军向扎西地域活动时，川、滇、黔敌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纷纷奔集而至。

党中央审时度势，利用敌人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的错觉，出其不意，先挥戈东指，返回川南，然后重入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地域。2月18、19两日，红军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处二渡赤水河，部队兼程疾进。24日，红军击溃黔军一部，占领桐梓城，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25日，红三军团向娄山关疾进，与黔军激战竟日，全歼守敌三个团。红军挥戈南指，乘胜直追，于28日再占遵义城。

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两个师赶来，企图夺回遵义城。红军与敌激战于老鸦山、红花岗一线，经过一整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击溃敌军的多次反攻，敌人全线崩溃，仓皇南逃。红军分头跟踪追击，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胜利地结束了遵义战役。五天之内，红军共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红军的士气，充分显示出遵义会议调整中央主要领导人后，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下的巨大威力。

当年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一团政治委员的张爱萍在1935年2月底驻军鸭溪时，曾赋词一首，充满激情地歌颂和记述了遵义战役，词名是《西江月·遵义大捷》，原文如下：

强夺娄山天险，直下遵义月明。
鏖战竟日老鸦岭，援敌两师丧尽。

长征首获大胜，转战历数艰辛。
欢声动地如雷鸣，远望万山纵横。

张爱萍常说，自己是战士，不是诗人。写诗词，只不过是遇事、遇物有感而发，即兴抒怀。“常写记事篇，只为自家看”。1982年1月，张爱萍应遵义会议纪念馆要求，认真地把《西江月·遵义大捷》书写后赠予该馆。这幅字，既是一位红军指挥员对遵义战役全过程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又出自被誉为“将军书法家”之手，也是一幅难得的书法艺术珍品。这首词，已收录在1987年6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萍诗集《纪事篇》中。

□ 费侃如

曾保堂智取遵义城

1935年1月初，红军分三路突破乌江天险后，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二师六团迅速攻占遵义城。六团团长朱水秋又把攻城任务交给前卫营一营，并向营长曾保堂交代，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遵义。曾营长接受任务后，立即率领全营战士向遵义疾进。行至龙坪、深溪水时，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击溃国民党黔军侯之担的“九响团”，活捉敌营长。这时，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赶到前线，听取了曾营长的汇报后指示说：“你们抓了一些俘虏，了解遵义城的情况，这很好。但光用猛打不行，要多用一点智慧。”

曾营长命令全体俘虏集合，说明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希望他们能带罪立功。经过教育，大部分俘虏愿意带路当向导。曾营长命令一营的战士换上国民党军装，让俘虏营长上前叫门。黑夜，经过一个多小时急行军，逼近遵义城下。城楼上的守军盘问干什么的，该营长回答得毫无破绽。但城楼上守军仍不放心，又用几十把手电筒对站在前面的十几个俘虏扫来扫去，确认是自己人后，才下来开城门。这时，曾营长命令战士上好刺刀，推上子弹。“吱嘎”一声响，又高又厚的城门打开了，曾营长率领战士们冲进去，分头从两侧占领城楼。二十几个司号员一齐吹起冲锋号，吓得才从梦中惊醒的敌人脚瘫手软，大多数人还来不及穿上衣服就当了俘虏，只有少数敌人狼狈逃窜。

1月6日清晨，黔北重镇——遵义城宣告解放。遵义人民纷纷走出家门，站在街道两旁挥舞着彩色纸旗，兴高采烈地欢迎源源不断进城的红军大部队。

1982年11月，曾保堂——这位最先率部智取遵义的红军营长，又一次来到遵义，兴致勃勃地寻访了当年战斗遗址，重温了智取遵义的经过，并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即兴挥笔题字“重游遵义”。从他那魁伟高大的身材和饱经风霜的脸庞上，仍可看到当年智勇双全的风采。（曾保堂同志离休前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 费侃如

遵义会议后的一次风波

八十年代初，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调查遵义会议有关问题时，从档案材料上发现遵义会议后成立的三人军事小组，对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考证后确认，三人军事小组是在遵义县枫香的苟坝会议上成立的。从此，苟坝开始成为长征路上一个新的引人注目的地方。

1935年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报给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金沙）。负总责的张闻天当即在鸭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发动“打鼓新场战斗”问题。到会的大多数同志一致主张打，只有毛泽东认为红军12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已和黔军会合，同时，还可能遭到川军的侧击，所以不同意打。他反复说服大家不能打，打是啃硬的，损失了部队不值得，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但大家仍然主张打，会议争执不下。

毛泽东3月4日才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一上任就遇到这一决策难题，不得已表示：如果要打，我只好不干。王稼祥接着发言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张闻天为改变过去博古专断的工作作风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状况，就以此为由，实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毛泽东急了，散会后半夜去找周恩来，再三申明进攻打鼓新场对我极为不利的意见。周恩来说，我还没有下达命令，大家再想一想。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终于把大家说服了，决定不进攻打鼓新场了。事后证明，最终还是按毛泽东的主张办了，避免了一次损失。

会后，毛泽东向张闻天建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通过这次争论也认识到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经常开许多次会议争论来决定，对军事指挥不利；自己对打仗又不熟悉。因此，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于3月12日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战争环境中，三人军事小组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小组，表明他在遵义会议确立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调整工作，便大体完成。

红军观音岩阻击战

观音岩，是习水县城附近的一个小地名。这里峡谷幽深，悬崖陡直，如刀劈斧削，一条石板路顺石壁伸延到山口。1935年3月底，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大部队经回龙寺、东皇场重返黔北，有一支红军连队在观音岩阻击追兵，以掩护主力行动。追兵为川军郭勋祺师，青杠坡战斗时该师就是红军的冤家对头。郭师仗着人多势众、装备精良，来势凶猛，妄图把阻击的红军一口吞掉。

这支红军连队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直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红军阵地前沿弹如雨下，硝烟弥漫，战士们凭石块、刺刀连连击退敌人的进攻，许多战士壮烈牺牲。当任务完成后，一个骑马的红军指挥员独自断后，掩护战友们撤离。这时国民党军官恼羞成怒，攻击得更加凶猛。红军指挥员连连毙敌数人，当他弹尽后，已无退路，便骑着马纵身跳下观音岩，壮烈牺牲。

笔者读小学时，曾经见过观音岩路旁的红军烈士墓和墓碑，墓碑上“红军烈士之墓”几个雕刻的大字还清晰可见，可惜当时碑就成了两半截。当我成年之后，再去观音岩寻访，那烈士墓、墓碑都已荡然无存。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之际，笔者曾写下《观音岩怀古》以表达对先烈的敬意：

激战红军壮烈多，岩高壁峭水流波，
当年烈士牺牲处，依旧清风吹薜萝。

□ 何思江

王宗金当红军

王宗金，1914年生于赤水县隆兴区（今习水县隆兴镇）。从小读书认真，学习成绩优异。红军第一次经过王宗金家乡时，他正放寒假在家。有几个红军挑了一担银元住在他家里。当时，红军在筲箕岩、阳华沟、漏风垭、三锅庄一带与川军郭勋祺部进行战斗，王宗金家附近设有三军团前沿指挥所。

腊月26日晚，有一个红军干部给上级写报告，有一个字写不起，当时王宗金站在其身后，便问他：“小弟，你会写吗？”王宗金接过纸笔，很快写上了那个字。红军干部见他字写得流利，文化不差，非常喜欢，于是动员他参加红军。

第二天，红军走时，要王宗金带路，可他母亲心中不愿意儿子去，就说：“干脆我给你们带路。”红军说：“有你们两父子更好。”他们父子二人带着红军经核桃庄直下，又从鸡啄嘴到淋滩，最后到达太平渡，与从土城渡过赤水河的一路红军汇合。王宗金父亲走到半路回去了，他跟着红军走了。

宗金走后一直杳无音信，后来家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便给他做了道场。解放后，王宗金给家里来信了，家人才知道他投身革命当了红军，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王宗金1935年1月参加红军，初在三军团十一团一营三连当战士，任通信员。1936年4月加入共青团，是年转为共产党员。继后在一军团四师司令部警通排任班长。历任军委三局无线电通讯学校学员、报务员，中共北方局电台代理队长、队长，西南军区通讯科副科长，电管局副局长，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通讯科长，志愿军炮兵司令部通讯科长，军委炮兵司令部通讯处副处长、处长，赴越南军事顾问团通讯顾问，锦州炮兵基地副司令员，沈阳炮兵学校副校长，西安炮兵技术学院副院长兼三机部十总局副局长，四机部基建局局长，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任电子工业部顾问。

王宗金同志逝世后，他的骨灰葬于习水县隆兴镇春光村民族小学操场前面。坟墓与普通坟墓无差别，墓碑上除刻有“王宗金之墓”字迹外，没其他记述。王宗金同志落叶归根，不忘贫穷落后的故土，家乡人民敬仰他、怀念他，他的许多童年趣事在群众中传为佳话。

□ 何映华 何思江

红军响导周老四险遭杀害

《遵义英烈》中《王有发——疾风劲草》里有这样一段：“游击队转移到湄潭县境杨家山，一位曾得到红军帮助的老乡向游击队反映：联保主任梅汉卿拉兵派款，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由他带路，把梅家包围起来……活捉了妄图逃跑的梅汉卿，根据群众的要求，将梅就地处决。”文中提到的这位老乡是谁？尚未叙述。

原来这位老乡叫周老四，杨家山人，田无丘、土无块，在红军的教育启发下，懂得了穷人要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向游击队报告了梅汉卿的劣迹。梅汉卿被处决后，梅的家人对周老四恨之入骨，暗地雇人要杀害他。雇请的杀手是杨国中和杨汉余，事成后以300块大洋作赏钱，事前先给一半。杨国中、杨汉余平时与周老四有些交情，暗地与周通了气，叫他如何如何，一定不要跑，梅家有人暗中监视，以免遭来杀身之祸。

193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暮色朦胧，寒风习习，杨国中、杨汉余来到周老四家，将他绑上押了出来，向树木阴森的大宝顶走去。梅汉卿的妻子及其抱养子梅必仁从暗处出来跟随监杀。到了大宝顶林中停了下来，只见杨国中一刀向周老四刺去，一股鲜血从他的胸部喷涌而出，周老四一声惨叫立即倒地。梅妻问杨杀死没有？杨回答：你们看，刀上全都是血，不信，你们自己去杀。杨国中、杨汉余转身就走，梅妻心中胆怯，哪里敢去，只好付了大洋回家。

其实周老四并没有被杀，事先由杨昌明在屠户魏义和家买了猪血，装进猪尿包，夹在周的胸前，流出来的全是猪血。后来周老四逃到万马的风岩，隐姓埋名十多年，解放后还当过农会主席。

□ 朱孝慈

红军坟的故事

出遵义南门关，沿遵团公路前进6公里多便来到一个山口，名小桑木桠。这里并无集市，连农家住户也很少，但却非常有名，就是因为60多年前一位年轻的红军战士为救治老百姓而长眠在此之故。

1935年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有一支红军部队驻扎在小桑木桠附近。当时穷苦百姓缺吃少穿，且又是冬天，不少人病倒家里。部队首长即派遣一位年轻的卫生员不分昼夜去到老百姓家里为他们治病，群众非常感动。一天傍晚，卫生员得知十多里外一位老者病重，顾不上吃晚饭，背上药箱就急忙赶去。他细心地为老人诊断、针灸、喂药，直到病情有所缓和才离开。当他赶回部队驻地时，老百姓告诉他，部队已经接到上级命令紧急出发，首长叫他去追赶部队。卫生员马不停蹄地又上路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走不远就碰上了保董武装，惨遭枪杀。

噩耗传来，老百姓悲痛万分，大家含泪小心翼翼地将红军卫生员安葬在小桑木桠大路边。苦难的百姓不忘红军的恩情，常常带着香烛纸帛来坟前悼念祭扫。国民党对红军恨之入骨，看到老百姓的举动气得要死。时任遵义专员高文伯三番五次下令保长负责挖掉红军坟。第一次，保长带几个保丁去，看到围在坟边气愤的老百姓，保丁不敢动手，保长不得不自己挖。刚挥锄，一块石头落下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他的脚上，痛得保长叫唤。老百姓趁机大喊：“红军菩萨显圣啰！”吓得保长一伙拔腿便跑。此后消息迅速传开，来此祭拜的人越来越多，红军坟也越堆越大。

气急败坏的专员再派保董去挖坟。面对忿怒的百姓，做贼心虚的保董刚举起锄，不料锄头松动脱落，砸在脚上鲜血直流。群众又大声喊：“红军菩萨显圣啰！红军坟动不得！”吓得浑身发抖的保董慌忙跪下向红军坟磕头告饶。两次挖坟失败后，专员亲自派兵前去才挖了红军坟。挖坟的士兵一走，悲痛万分的老百姓怀着对红军的深情，一起动手很快地就为红军卫生员垒起一座更大的坟。从此以后，红军坟前香火更盛，反动当局也奈何不得。

解放后，为让更多的群众瞻仰红军烈士，1954年9月3日，人民政府将红军坟迁到市区红军烈士陵园。但是，红军卫生员已在当地群众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时至今日，小桑木桠红军坟遗址仍然有人不时前往祭扫。在他们心中，这里永远矗立着一座红军烈士的丰碑。

注： 长期以来，“红军坟”里埋葬的红军姓甚名谁？是男是女？一直无人知晓。1965年，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副政委钟有煌带领1000多名学员来遵拉练，在红军烈士陵园看到红军坟并听了介绍后，立刻联想到当年他任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医生，十三团二营最后撤离遵义时，营卫生员龙思泉外出给老百姓看病未归队的事。钟有煌离休后抽出时间进行了反复调查核实，最后确认“红军坟”里长眠的就是他的战友龙思泉。1993年，钟有煌撰写了《红军坟传奇》一文，发表在9月出版的《纵横》上，才揭开了“红军坟”的谜底。龙思泉，广西人，父亲是土郎中，从小就从其父那里学得用草药治伤治病。1929年参加红军，不久在连营当卫生员，1933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党员，牺牲时任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二营卫生员。

□ 熊宗荣

一把七星刀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陈列柜里，陈列着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把刀把上镶嵌着七颗闪闪发亮的五角星的马刀。刀把上系着的红绸，已有些褪色，一尺多长的刀片上很有规则地嵌着七颗小小的五角星。这把小刀来自贵州湄潭乌江岸边的一个小山村，里面蕴藏着一段动人的故事。

乌江岸边一座仅有六七户人家的山寨里，住着姓石的母子二人。当儿子还在母腹时，父亲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去十多年音信全无。母亲被生活的重压折磨得像一个老太婆。儿子从小由族中长辈给取了个名字叫石阳光。穷苦生活的磨炼，使幼小的阳光早早地就帮助母亲分担起家庭的重担，邻居们都夸他是懂事能干的好孩子。

1935年冬天，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强渡乌江进军遵义时，一支小部队住进寨子里，有位姓王的连长和几个战士准备在石家柴房里过夜。阳光母子看到他们衣被单薄，难熬寒冷的冬夜，便热情地请他们住进了自家的厢房，还生起炉火让他们烘烤被雨水淋湿的衣被。就在那个晚上，13岁的阳光第一次知道了大山以外的世界，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是劳苦人民自己的队伍，也朦胧地懂得了“革命”二字的含义。

第二天凌晨，红军整队出发，阳光走在前面带路。爬山崖，攀险道，经过一个多时辰，来到了通往遵义的大道上。分手时，王连长拉着阳光的手说：“小兄弟，谢谢你了，回去吧。”此刻阳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王连长一双眼也湿了，他从腰间抽出一把小刀递到阳光手上，说：“小兄弟，把这刀留下吧。看到它，就像看到红军在你身边。请记住，红军是一定要回来的，穷苦大众总会有翻身解放的那一天。”

贫困的日子伴随着阳光艰难成长。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把七星刀拿出来长时间抚摸，回想着红军说过的话，给他生活增添了无尽的勇气和力量。就在他成长为二十多岁铮铮汉子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冬天，也是从乌江南岸，当年的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真的回来了。阳光心中的喜悦就不用提了。他被推选为民兵排长，整天腰挎七星刀带领群众清匪反霸，斗土豪，分田地，只觉得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以后，乡亲们又选他当了村干部，带着大家奔社会主义康庄大道。1956年，县文管所征集革命文物时，石阳光献出了这把珍藏了十多年的七星刀。

一张红军买猪条

1935年1月4日，“红军打过河来了”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遵义城。人们有的兴奋，有的惶恐，有的听信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离家躲藏去了。

1月5日，红军先头部队的一个连队，在经过遵义城南凉水井时，见一农民家里养有一头肥猪，想买猪给艰苦转战两个多月的战士改善一下生活。一打听，姓赵的主人不在家，派人四处寻找，都不知赵家人的下落。部队不容多等，就先把猪杀了。本来，红军从江西出发后，规定沿途不准用苏区纸币；但到贵州时，党中央按照黎平会议决定，准备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因此，又给先头部队发了一部分苏区纸币，购买急需的生活用品，待随后的苏维埃国家银行到来，再以银洋兑换。为了说明情况，连长赵树容用毛笔写了一张字条，留下十五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银币券（当时一元银元可买猪肉28斤），放在赵家堂屋的桌子上。字条是这样写的：

收到红军部连买赵姓肥猪一只，国票拾伍元正，每张即付银币壹元。我军走后转来再用。此致

连长 赵树容

红军撤离遵义后，猪的主人赵金和回到家中，一进门看见红军留的买猪条和十五元苏币，心里非常感动，打消了受反动宣传而产生对红军的误解，对儿子赵玉林说：“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一定会胜利地回来的，等着吧！”便把字条和印有列宁头像的银币券仔细珍藏起来。

1949年11月，遵义人民沉浸在翻身得解放的欢乐中。一天，赵玉林想起红军买猪条上写的“我军走后转来再用”这句话，现在不正是当年的红军又转来了吗？便取出冒着白色恐怖保存下来的字条和苏币。但一想到历史上军队所过之处，强行推行的“军用票”，过后变成废纸司空见惯，此条和苏币已过了十五年了，政府还能承认吗？赵玉林怀着试一试的心情来到人民银行，述说了经过并拿出当地政府的证明，银行当即按规定仍以一比一的比值兑换了人民币十五元给他。赵玉林高高兴兴回到家里。

不久，这张浅灰色毛边纸的红军买猪条，被贵州博物馆收集，作为一级文物收藏入库。这张买猪条的复制件和十五元苏币，在北京军事博物馆、贵州博物馆和遵义会议纪念馆长期展出，成为我党、我军金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见证。

一张法文地图

1934年底，肖克军团长率红六军团途经贵州时，得到一张洋文贵州地图。地图对贵州的山川、城镇交通描绘详细，但由于没人能看懂，不能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一天晚上，肖克把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叫到司令部，打开洋地图叫他辨认。薄一看便知是法文，但出于戒备心理，有些支支吾吾。肖克看出薄的心事，于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薄为之所动，倾尽全力翻译地图，直到夜深人静。当然，这幅地图对只有学生用地图的红军的帮助就不言而喻了。

薄复礼于1922年—1951年间三次到贵州传教。1925年在遵传教时，遵义遭受特大旱灾，他曾组织救灾活动；三十年代，他曾在镇远开展戒毒及医疗工作。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却鲜为国人所知的，是他为红军翻译地图和募款捐药。

薄复礼译完地图，随同红军征战十八个月后返回，写了一本记述这段不平常经历的专著。这本书是关于红军长征在国外最早的报道之一。他在七十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也谈到那段难忘的经历。在他的记叙中，红军非“匪”非“盗”，而“纪律严明”、“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并实践其原理，是另一种形式的苏维埃。”

1988年，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托记者格雷拜访肖克将军，并将回忆录赠送给肖克。肖克对50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他回赠英文图册的《今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给薄复礼，并在题词中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电视片《长征纪实》、《永恒的瞬间》，留下了这位中国人民的不寻常的友人的镜头。

□ 宁崇德

谌明道与红军的交往

谌明道（1889—1967年），四川三台县金家乡人。1917年由成都来遵义基督教会工作。1927年离开教会开设太平洋药房。1935年元月上旬，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所有商店都关门了，而谌明道开的“太平洋药房”仍照常营业。红军卫生部长贺诚知道后，亲临药店了解情况，并向谌明道宣传红军保护工商业的政策。

在贺诚部长的动员下，谌明道把当时价值两千多银元的药品捐献给了红军。贺诚部长当时要付五百块银元给他，他坚持不收。最后贺部长对他说：“那你暂时收下四百元苏区货币吧，将来革命胜利了，你可持币到政府兑换。”谌明道推辞不掉，只好收下，并存放到解放后才拿出来献给国家。

谌明道原是基督教教职人员，常进出“福音堂”。红军在遵义期间，他与驻“福音堂”的红军卫生部和医生傅连暲还常有交谈。一次，傅连暲谈到投身革命后家中的困难无力顾及，谌明道表示钦佩和同情，于是主动给他家先后寄去80块银元。傅连暲得知后，曾多次来信致谢。

1959年，谌明道被选为遵义市民建、市工商联、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主委，还担任过全国工商联中央执行委员、省人民代表、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 宁文生

苏钞轶事

1935年农历腊月初二，工农红军进占遵义城，第二天在丁字口贴出保卫局长邓发的安民告示，大意是：红军保护工商业，公买公卖，苏维埃钞票与大洋（银元）同价通用，商店不得拒收苏钞，也不准打折扣，违者严惩。商店收得苏钞，可到苏维埃银行兑换等值银元……从此，大小商店照常营业，市场活跃。

丁字口有一案桌卖肉的叫黄老四。一天，他拒收苏钞与买主争吵起来，楞眉鼓眼，手持屠刀意欲行凶。正好有一红军路过上前相劝，黄老四不仅不听，反以恶言相对。又来几个红军见状，将黄老四押入福音堂内。次日，红军鸣锣通知市民到东岳庙戏场开宣判大会。场内坐满人群，台上设三张桌子，各坐一位审判员（均是遵义工人），正中坐的审判长丁小炎（刘春茂袜厂工人），其背后坐着邓发。丁审明案情后，黄老四低头认罪、画押。审判长宣布：黄老四卖肉拒收苏钞，还打人骂人，扰乱市场，执行枪决，以儆效尤。随即将黄押至公园路草坪（现遵义电影院旁）处以枪决。此案一时传得家喻户晓，大家说，红军的告示说了是要算数的哟。

邓发到刘家袜厂买棉纱袜，见四个工人手摇织机织袜，便问棉纱来源如何。这位红军四十来岁，个子不高，说话和蔼，问袜厂有多少工人，每天织袜多少，工人越谈越亲近。后来大家才知道，这就是红军告示上署名的邓发。交谈中谈到袜子不愁卖，只愁买不到棉纱（纱铺要收大洋）。邓发叫转告刘老板，每天持苏钞到福音堂买棉纱三饼，只要袜底长短一样，颜色相近，不计袜桶长短均可配对售卖。红军长途行军，急需线袜，袜厂每日生产供不应求。刘家将几大箩筐陈货熨烫配对，都卖给了红军。

瓷器铺学徒詹学圣，无本经商，在刘家袜厂赊袜卖，先拿货，卖后再交款。小詹人勤快，肩背手提，新城、老城沿街叫卖。“棉纱袜，一元苏钞一双！”小詹得了苏钞，又去兑换银元和大烟（当时，大烟、盐巴与货币通用）。红军撤走后，小詹开始摆摊卖百货、开铺，以后还建了砖房。詹学圣现已八十余岁，谈及往事，他说：“我是白手起家，靠收苏钞发了红军财。”

□ 刘明新

沙滩撷英

郑子尹先生轶事

郑子尹，遵义人，清嘉庆十一年生，殁于同治三年。他幼年勤学，虽家境贫寒，但得贤母黎氏教育，卒成为西南大儒，闻名全国。其经学、文字学、地方志及地方文献等著作达十余种，其诗集《巢经巢诗集》及遗诗，更为后人推崇，有人甚至推评为“清诗第一”，可见其学殖之深。现就闻之于老辈，又经读先生著作印证，得轶事数则。

先生幼年时，家住禹门寺旁三里许的尧湾，天天都要早早起床去禹门寺的乡村私塾上学。他自小聪明懂事，想到母亲早起时，天气很冷，难找到发火的柴，便每天上学之前，早起一会，先去拣一束干柴，放在家门口，再去上学。时间一久，母亲知道是他上学之前拣了送回来的，恐怕耽搁了他的学业，嘱咐他一心去上学，不要再去拣柴了。一个不到十岁的农村孩子，每天上学得走三里路，还要先去拣柴，是多么难能可贵啊，此事在他的《母教录》中有记载。

先生幼年时期，非常喜欢读书，家中没有多余的钱买书，但他读的书却比别人多。诗中曾说：“我年十七八，逸气摩空蟠。读书二十载，有如蚊蛀山。”又说他四处找书看，“偶闻有奇秘，耳热心且痒。闻人家有书，百计借来读。”又说：“昧明更底坐，安卧良独难。”“怕似阿买辈，见书食已安。”可见他读书夜以继日，毫不懈怠。

我曾听黎丹荿老先生说，子尹当时在他家的书房中，见到需要读的书就借回去。他读书十分专注，黎家表兄弟们都赶不上他。他的舅父黎雪楼对他特别赏识，因此他要借书，有求必应。

由于读书勤奋，人又颖悟，十多岁时到城里应学官的小考（即童生考试），他的考试成绩总是很高，得到学官的嘉许。十七岁即入学为秀才。他在诗中说：“……谪仙楼出最高顶，万里天风生暮涛。楼边百花林，林影荫石桥。桥下一洼水，六月寒于冰雪膏。儿时记捉金鲫鱼，搅乱萍藻包以蕉。时时折花惹僧骂，长官每以神童骄！”这段诗句，回忆他的童年生活，不失孩提的天真与顽皮。

他学成以后，曾在遵义湘川书院任教。由于他学问渊博，每每给学生出一些很难着笔的偏题或难题，一般学生根本不知题意，自然写不出文章来。有一次以“道在屎尿”为题，这是出于老子《道德经》。学生多不知道。有一个学生以此为题写了四句诗：“既有筲箕换，何劳瓦罐舛。先生目受污，尝粪也心甘！”道出对先生这种偏题的反感，又恰合当时遵义的风俗（那时，每天都有农民进城来收集粪便，以自编的筲箕、撮箕等交换，过街高呼“筲箕换粪”）。

清代咸同年间，遵义新城有数家刻书、印书兼卖书的店铺，其中较著名的一家叫“天生堂”，地址在总府坝街（即今河滨公园对面）。当时卖的书，有千字文、四书五经白文等，还有一些通俗小说如蟒蛇记、琵琶记之类，都是店中木刻版自印出售，也是文人墨客常去的地方。郑先生当时是遵义著名学者，在遵义知府平翰聘修道光《遵义府志》后，府志全书的雕版、印刷、发售，都是天生堂等书铺经办，铺主对他特别尊重。他有时到城中就住在该书铺楼上，每天有空时，就练习写字，好在铺中纸、墨等都很方便，供他随便取用。他写过后，废纸都丢在字纸篓内，天天都由铺内小伙计收去烧掉。他逝世后，其书法作品成为大家珍藏的宝物。该店铺此时才恍然有悟，但对“郑大公”的字稿，却是片纸不存，懊悔不迭了。

□ 且闿

郑子尹过目不忘

郑子尹少年时代就刻苦读书，他自己回忆说：“我年十七八，逸气摩空蟠，读书二十载，有如蚊蛀山”，“日诵数千言”（郑知同语）。他长期在舅父黎雪楼先生家“锄经堂”藏书楼勤学苦读，磨炼出惊人的领悟力和记忆力，几乎达到了过目成诵的地步。

一天，郑子尹去访好友莫友芝，途中遇雨，借宿寺庙中。闲坐无聊，便向寺僧借书来看。寺里只有些佛经与和尚语录之类，子尹素不信神佛，只得硬着头皮读下去。连换了几本，寺僧诧异地问：“先生把这些书都读遍了？”子尹笑笑，指指脑袋说：“大概都装在这里了。”寺僧怀疑道：“先生能背下这些佛经？”子尹说：“也许吧。”寺僧便翻着经书，让子尹背诵，都一字不差。寺僧以为这些书是他早就读过的，便取出一本老和尚的语录手稿请子尹阅读。子尹看后，逐句背诵出来，使寺僧大为倾服，连称“奇才”。

郑子尹晚年去四川南溪县，看望在那里任知县的故友唐炯。唐也是位诗人和学者，藏有不少珍稀古籍。其中有一部著名礼学专家张惠言著的《仪礼图》，子尹非常高兴，因此书是他多年想读而未寻得的书。他看后，发现书中有一些错漏，对在坐的幕客们逐一指出，并把错处所引古书的原文及注文一一背出，使幕客们大为惊讶，叹服不已。

□ 黄万机

“昨日应官明日回”

清代的学官，府学有教授，县学为教谕，厅、州学称学正；而其副职均为训导。晚清，由于候补的学官人数太多，每人只能四年轮到一次，每次任职不到一年就被取代。

郑子尹以举人“大挑”取得学官铨选资格，首次赴古州厅（今榕江县）任训导，不足一年便卸职还乡。等了四年，才被任命为权（代理）威宁州学正。他得到檄文后，便整治行装，领着儿子郑知同，兴冲冲赶去赴任。一路跋涉，经过金沙、黔西来到大定府（今大方县）。威宁州归属大定府，郑子尹在大定府报到后，准备次日算正式到任。当他第一天到任，一些朋友为他饯行。不想因大定府错将他的任命文书提前呈报，正式学正便来报到，他的任职资格随之被取消。

郑子尹深知那位学正讨得教职也很不容易，大家都是为“饭碗”而来，何必去争呢！只一笑了之，收拾行李返家。临行，同年友杜杏园为他饯行。席间，子尹以诗相赠。诗云：

强记君真未易才，木窝谈赏兴方开。
蓿盘一笑非容易，昨日应官明日回。

首句称赞杏园是难得的博闻强识之才。木窝指木窝长官司，即大定城古名。蓿盘借指教书先生的“饭碗”。面对“昨日应官明日回”的尴尬处境，郑子尹只是一笑置之。

□ 黄万机

郑珍茅台写对联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初秋，郑珍应已在仁怀直隶厅（今赤水市）同知的原遵义知府平翰之请，前往该处作客。他从遵义府城出发，沿途风餐露宿，写下了《崖堑口》等名篇。孰料到达茅台村后，风云突变，雨暗天昏，加之一连几日都没有顺流而下的舟船，羁滞旅舍，不免有几分惆怅。好几次想写一首吟咏茅台村的诗章，终因心绪欠佳而未果。

一天，他正沿着赤水河畔的小街信步闲游，忽见一衣衫褴褛的穷人身插稻草标，将自己泪流满面的女儿鬻卖，心中颇为不怿，便上前询问因由。那人回答：“因欠当地盐商兼酒店老板金某纹银三十两，被其苦苦追逼，只好鬻女还债。”郑珍听后，顿起恻隐之心。欲解囊资助，又苦于未多带盘缠，正在踌躇徘徊、左右为难之际，恰巧店家找来给他报信：富商金某特意差人来请他去写副对联。

此金老板正是卖女者的债主。对这为富不仁、附庸风雅之徒，他本不屑于为其写什么对联，正欲开口回绝时，目光扫过那卖女者的愁容，猛然灵机一动，应允了来者的请求。他来到富商家中，金某便直言不讳地说，因仰慕其盛名，愿出白银二十两，请他书写对联一副，以光门楣云云，并随即将二十两银子置于案上，叫人展纸磨墨。郑珍回答道：“写对联可以，但酬金须增至四十两。”悭吝的金某坚持原数，分文不肯多出。郑珍略一思忖，便将银子纳入怀中，挥笔书写了“酒冠黔人国”五个大字，掷下毛笔就走。

金某忙将他拦住，问他为何只写半副对联？郑珍冷冷一笑，理直气壮地回答：“你只出一半润笔之资，我当然也只写半副对联！”金某盯着龙飞凤舞的半副对联，无奈其何，只好再捧出二十两白花花的银子。郑珍这才将下联“盐登赤虺河”一挥而就。写毕，拿着银子走上街来，全部将它奉送给那卖女的穷人。父女二人千恩万谢，从中取出三十两银子，前去还金某的债。

回到旅馆以后，因做了件颇为称心如意的事，顿时心神舒畅，诗兴盎然，遂搦管写下《茅台村》这首脍炙人口的佳篇：

远游临郡裔，古聚缀坡陀。
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
迎秋巴雨暗，对岸蜀山多。
上水无舟到，羁愁两日过。

据说，金某买下这副对联后，用檀香木镌刻悬于入门两侧。远近闻之者，无不争先恐后前来观看这位西南巨儒的大手笔，生意因而更加兴隆了。金某亦从郑珍无情的嘲弄中受到教训，对他过份悭吝刻薄的行为有所收敛和悔改。这当然是郑珍这位大儒始料未及的。

□ 徐文仲

郑珍先生的母子情

郑珍自号柴翁，五尺道人，晚号且同亭长，自称子午山孩、巢经巢主或小礼堂主人，是遵义杰出的诗人、理学家和汉学大师，被尊为“西南巨儒”。郑珍一生的成就，得益于母教甚多。

郑母黎氏是清乾隆举人、山东长山知县黎安理的三女儿，幼年生长在贫困的环境中，养成勤俭朴实的品德，又出身书香门第，对儿子郑珍的学业品德都十分关切。郑珍五岁发蒙，九岁通经传，母亲用种种方法激励他勤学苦读。常折竹为签，替他记读书遍数；煮个鸡蛋或捏个饭团来奖励他勤学。十一岁读私塾，母亲变卖首饰为他交学费，免除他的家务劳动，而母亲却是“头不暇梳，衣不暇补”地忙农活、忙家务。常教导儿子：“书何处不可读？或树下、或檐角皆可。”夏秋夜晚，母亲纺纱陪伴儿子挑灯夜诵。

郑家原住遵义西乡鸭溪，为让儿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郑母举家迁往东乡乐安里的尧湾居住。这里既有外祖父的教诲和大舅黎德恂（桐乡知县）、二舅黎恺（举人、训导）的教导，还有表兄弟黎庶昌等共同切磋学问，真是一个造就人才的良好环境。郑珍十四岁，已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少年。他认真研读黎家的数千卷藏书，纵观古今，殚心四部，日求上进，要跻身古儒者之林，学宋五子和汉学，才能成为伟大的学者。

郑母特别支持儿子买书。家贫，她曾用一只耳环为他换回一部古籍。她看儿子室内藏书日增，十分高兴，教导儿子“一世买书三世读”，把书作为财富。郑珍每次出门，她都到宅前桂花树下送行，并在树上划印计数归期。郑珍到书院任教和进方志局编书，每年都要回家八、九次探望双亲。

郑珍17岁中秀才，20岁拔贡，32岁中举，在礼部会试（满清会试，即考进士）四次落选，始终没有考中进士。母亲安慰他：“官路险，不必望做官。生活困难可以教书种地，种地和教书只要粗茶淡饭，不必海错山珍。”郑珍后以“大挑”候补教职，一生只做过代理榕江训导、威宁学正一年零两个月和荔波县教谕等职，都是清苦的教官。

母亲一生勤劳，教导儿子：“读书人于本分事件件能得，急时皆有用处。”郑珍谨遵母训，不但会种田、养蚕缫丝，还会纺纱织布，料理一家生活。

1840年，郑母病中期盼儿子回家，不料在儿子到家前只差两天的时候病逝，享年65岁。郑珍未能早归侍奉汤药，终生引为遗憾。母死之后，灵柩只能暂殡宅旁，第二年才正式安葬。母亲生前一直盼望自家有个住房，因家贫没有办到。母亲死后，郑珍竭力筹措，在母亲墓旁开始兴建“望山堂”，并在此守墓读书其中。他回忆母亲生前言行，摹仿母亲的语气，用口语逐一记载，得68条，编成《母教录》一书，分赠师友和子弟，以纪念母亲。这本书记载了母亲对劳动、读书、尊老慈幼、怜恤贫弱、饮食衣服、和睦教育等为人处世多方面的教导，体现了母亲一生的典型传统美德，真是母教的楷模。郑珍在序言中说：“珍无我母，无以至今日”，体现他对母亲的敬重和怀念。

郑母死后，郑珍在望山堂中守孝三年，三年中不但停止了吟诗作赋，读书也无意绪，更少写字作画。三年孝满作诗，首先写的是“系哀四首”，沉痛回忆母亲的音容笑貌和母亲生前应用过的有关衣物，回忆母亲的慈祥和勤劳，时时凄然泪下。他对母亲的哀思是没世难忘的。

□ 达生

郑母择邻迁居

《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的文词，赞扬孟子的母亲为使儿子有个良好教育环境，不惜三次迁居的苦心。无独有偶，郑珍的母亲为防避儿辈受恶劣社会风气的习染而毅然迁居。

郑母是沙滩黎安理的第三女。受家庭学风熏陶，好读《列女传》及历代教育著作，教育子女很有办法，而且和睦亲邻，很受人尊重。郑珍把母亲的言行写成《母教录》一书，流传很广，被视为母教的典范。《清史·列女传》把郑母事迹列入，是贵州两位入国史的女性之一（另一位是杨芳之妻龙氏）。

郑母黎氏出阁于遵义西乡天旺里（今鸭溪镇）河梁庄郑家，丈夫郑文清是位处士，精医道，为人诚朴。当时天旺里一带社会风气不良，打牌掷骰子搞赌博的人很多，赌徒们善使巧诈手段，反掌之间牟取他人巨资，有的人因而倾家荡产。一些人游手好闲，手提鸟笼，逗着画眉、黄雀语笑；或看中某家的肥鸡、老酒，便聚资打平伙；有的在场市间游荡，酗酒喧闹，甚而大动干戈，厉声叫嚷之声不绝于耳，弄得四邻难安。

郑文清之父是位名医，留下一些田产。乡里中眼红之徒觊觎已久。一位族人借给文清几两银子，偿还期到则多方回避，使其超期而成“阎王债”，以便有朝一日牟取全部家财。

郑母对这里的环境风气深恶痛绝，担心儿辈受其感染而变坏，很气愤地说道：“我园庐涎是旧矣，奈何必殉子孙坟馁先人鬼乎！”（莫友芝《郑母黎孺人墓志铭》）最后下定决心：迁居！

郑珍十四岁那年，父母便把家迁到百多里外的东乡乐安里，在外祖父家邻近的尧湾赁屋而居。这一带因受黎氏诗礼家风的影响，社会风气良好，而且水秀山青，风景绝丽。郑珍有诗描述道：

乐安唐旧县，极界障东绿。
高处一俯望，山如微波縠。
双江绕青林，百里何秀曲。
岂惟山水好，尤喜美风俗。
农勤女纺织，商贩不远鬻。
僻社萃廉秀，星居藩果竹。
书无《邓思贤》，藏备四库录。
叟或不识城，儿亦不識樗蒱。

这里自然风光美，民情风俗也淳厚，男耕女织，文士荟萃，更无《邓思贤》这类诉讼之书，也没有樗蒲（骰子）、鞠球之类赌博娱乐工具。郑珍在这新环境中，深受外祖家风的熏染和父母亲、舅父的教诲，终于成为一代名儒。他深情地写道：“以小子郑珍之不肖，而犹粗晓人理，为儒流齿叙，不致先德于地下者，太孺人再造我郑氏之力也。”（《先妣黎太孺人墓表》）

□ 黄万机

郑母耳环换图书

青少年时代的郑珍在舅家的锄经堂藏书楼中博览群籍，为治学与创作打下坚实基础。为了深研学问，他渴望有自己的藏书室。于是下决心购置图书，或借抄他人的珍秘版本，并把自己的藏书室取名“巢经巢”。后来写了《巢经巢记》一文，记述穷士求书之艰难，阐发藏书、用书及善读不善读的错综关系，很富哲理。此文被多家选本选录，成为近代散文名篇。

郑珍儿女多，负担重，“余常衣不完，食不饱”，但嗜书的性情终不改。出外谋职，家人等待他带回粮食之类的东西，但每次归来，打开担子一看，尽是陈烂古书，使家人大为失望。

有一年春天，书贩来到沙滩售书，其中有几部有关“三礼”的书籍，这正是郑珍亟想得到的图书。便和书贩讨价还价，一直压到三两白银。但郑珍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银两，书贩答应赊账，夏天交钱也行。郑珍考虑夏天也不会筹得这笔书款，只是把书箧摸了又摸，无可奈何地放下回家。

他对母亲谈了刚才的事，母亲问：“能赊欠吗？”郑珍答道：“能，但即便是春放夏收，到时终究无钱支付。”母亲说：“到收账时，我把金耳环一只换银付他，另一只还可化为一对小耳环。”于是，郑珍把这些礼书买回家，喜不自胜。后来郑珍撰写《仪礼私笺》、《考工轮舆私笺》、《凫氏为钟图说》、《深衣考》等经学专著，就靠这些礼书为参考。

经过二十来年的搜求，“巢经巢”藏书已有万余卷，汉魏后金石文字及宋元来名人真迹近千卷（郑珍晚年共得书四五万卷，海内孤本二三十种，惜毁于兵火）。一天，郑母来到书室，遍阅插架上鳞鳞丛丛的图书，满怀欣喜地说：“真多啊！”郑珍说：“多是多了，但骤然间读不完。如果用买书钱去买些美味佳肴奉养二老，不是更好吗？”母亲说：“如果买来美味，而今都落入茅厕中了。古话说：‘一世买书三世读’。长们家败落后，留存的书籍只一堆，教你的就是这些书。要是当时少一部，你就少得读一部了。书哪能读得完？能在一卷中学得一句两句，便受益不浅。不必后悔！”母亲翻到以前用金耳环换来的礼书，打开聂氏的《礼器图说》，边翻边欣赏，笑道：“想不到我一只小耳环，便换得这么多礼器！”

□ 黄万机

郑淑昭土沙教子

郑氏门出了两位女教育家：一位是郑珍的母亲黎太孺人，另一位是他的长女郑淑昭。由于时代的局限，她们没有权利应考，也没有资格任塾师上讲台，但她们教育子女有方，遵循古法，教育成果显著。

郑淑昭受家学濡染，不仅通《说文解字》，也会做诗。读了古代才女故事，对汉朝的班昭十分景慕，父亲便给她取名淑昭而字班班。受祖母的教泽和母亲（黎氏，兆勋之姊）庭训，性格温良沉静，有大家风范，勤劳刻苦，精于蚕桑纺织诸女工。

淑昭出阁到遵义南乡平水里（今团溪镇）赵家。丈夫赵廷璜游幕蜀中，每年春节才回家团聚。全家重担由淑昭承担，上奉翁姑，下抚子女。又遇农民起义，战乱不休，淑昭领着家人奔波流徙十来年，处境之艰窘可想而知。

世道再乱，绝不能误了儿女的学业。她有三子一女，都由她亲自教读。常在灶房或菜畦间，或在纺车、石碓侧边，她亲口教读经文诗赋，务使儿女们随声习诵，熟背如流。有时在地上洒上灰沙，教儿女们用木棍或竹签写字。她把《说文解字》一字字范写、讲解，让儿女们一笔一画学写。是她把郑氏家学（经学和小学）传到赵家，使赵氏一门出现了一批学者和诗文家。

淑昭的三个儿子都勤奋好学，各有建树。后来，三人都考中举人，长子赵怡还考中进士。赵怡曾任四川新津知县，他把母亲讲授的《说文》知识，辑录为《文字述闻》一书刊行，又写《转注新考》三篇，阐发外祖父关于“转注”的独特见解。又将母亲的教言辑为《慈教碎语》，也像其外祖父的《母教录》一样，成为难得的女教育家语录。赵怡还把母亲诗作辑为《树萱背遗诗》一卷刊行，使这位贵州出色的女诗人的诗作，流传至今。

次子赵懿，有《延江生诗集》12卷、《梦悔楼诗余》（即词）2卷、《延江生文集》2卷，还有《名山县志》15卷，以及《支易》、《南农录》等著作十来种。兄弟二人又工书法绘画，入《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老三赵恒，官盐大使，著有《乙庐诗稿》，均刊行。赵氏一门人才辈出，乃是郑淑昭潜心教诲之结果。

□ 黄万机

郑知同轶事

郑知同，字伯更，遵义人，为清代大儒郑子尹的独子。子尹的诗集中，多处提到他，称其乳名为阿卯，生于道光十一年辛卯，由此而得名。在严格的家庭教育培养下，知同的经学、文字学功力极为深厚。廿一岁时，常熟翁同书取他为府学庠生。此后学益深邃，但对应科举的八股文并不擅长，参加一次乡试未能考上。后因兵事，贵州停乡试多年，他也就无意进取。因染烟癖，疏懒成性，但自视颇高。

他做私塾老师，因不善于八股文，家长多不欢迎。张之洞任四川省学政时，以知同才学，聘他去为秀才们看文章。他出题目，常用怪僻字，学生不能体会，他就自作范文样板，以提倡朴学为主。当时任川东道的姚觐元，以知同深于文字学，请他为其祖父姚文田原著的《说文考异》一书初稿整理印行，要求从速完稿。知同接稿后，却不能如约交稿，姚氏再三催促，知同带着原稿，奔走南北各地。多年后，他到广州广雅书局才完成《说文考异》二十卷。他又将自己不同的学术观点写成《说文正异》二卷，附于姚书之后。不久他病殁于广州，经其友人为他检理遗稿，才发现他还撰有《屈庐诗稿》四卷。

知同性格孤高，不谐于俗，又率简疏懒，衣履不求整洁，不事积蓄，钱财随得随散。精于篆隶书法，人有求书，每不肯应酬，而因烟癖与杂役等人颇投合，有所求则欣然挥毫，应时而就。人多非议之，然亦不以为戒。某次张之洞宴客，知同列为贵宾，所邀亦多显贵，入座时偏不见知同，许久，才见其由门房某役室中走出，宾主均骇然，其不拘形迹如此。

知同去广州，系张之洞以总督聘其任广雅书局总裁，王秉恩任提调。知同习性仍疏懒迁延，在王秉恩经常催促之下，知同始将其父之《汗简笺正》及他自著《说文本经答问》二书刊成。不久，知同病死，秉恩整理其遗稿，高约二尺许，多为子尹遗著。秉恩深叹“郑氏之学，有子能缵绪，乃因循坐废，不能观其成，为可伤也。”

□ 且闿

不名一官而名垂青史的莫友芝

莫友芝（1811—1871年）与郑珍先生齐名，同为清代“西南巨儒”，但平生未做过官。他多才多艺，既是诗人，又是文字学家、金石版本学家和书法大家。他以一介寒儒，著作等身和交游遍天下而名垂青史。

莫友芝字子偲，号郘亭，又号紫泉，晚号眲叟。1811年生于贵州独山的兔场。父亲莫与俦，清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知州、知县、乡试同考官，后决心弃官从教，向贵州巡抚申请改教职，任遵义府学教授19年，卒于遵义。莫友芝13岁随生母及6个姐妹弟兄来到遵义，在父亲官署读书。16岁中秀才，18岁和郑珍交游，21岁中举。

清廷定例必须中进士才授官，举人、秀才大都只能设馆授徒，靠微薄的束修（学费）糊口。举人入京应会试（礼部考试），中试者为贡士，再经殿试（皇帝主考），取中者为进士，可以得官，这是入仕正途。但如果三次春闱不中，可通过“拣选”、“大挑”或“截取”的机会，得到知县或充任教职。莫友芝在道光十五、十八、廿七年（即1835、1838和1847年）三次入京应试都落第。咸丰二年、九年和十年（即1852、1859和1860年），又三次赴京应试并听候“截取”，均未所获。当时己50岁，自知功名无望，此后就不图仕进了。他平生不名一官，是个清贫一生的举子。

他乡试中举后就潜心治学，与郑珍同纂《遵义府志》而名扬四海。随后，他主讲湘川书院，编写《黔诗纪略》，为郑珍的《巢经巢诗钞》和《播雅》作序，又主讲启秀书院，去贵阳任过刘书年知府的西席（家庭教师）等，都与做官无缘。之后，他去武昌，入巡抚胡林翼幕，校勘胡的《读史兵略》；又入钦差大臣曾国藩幕当客卿，著《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应曾国藩之请赴江苏各地访求古籍，因而客居南京，应金陵书局聘任校理，校勘《续资治通鉴》近300卷，再到镇江、扬州、上海等地访求《四库全书》残本；再任苏州书局总校理，主持刻印《资治通鉴》294卷；再任扬州书局校理，撰成梁代石刻拓本《梁石记》。1871年死于兴化舟中，享年61岁。

他平生著作有《郘亭诗钞》、《郘亭遗诗》、《郘亭遗文》等24卷、《影山词》2卷、《黔诗纪略》33卷、《遵义府志》（与郑珍合纂）48卷、其它著述22种63卷，可称著作等身，泽流后世。

莫友芝虽未做过官，但他脚迹所至，到过北京、武昌、安庆、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上海等大中城市，与海内英耆硕彦交游。朝廷重臣如曾国藩、胡林翼、张之洞、祁寯藻、许乃普、潘祖荫等，达官贵人如唐炯、黄彭年、尹耕云等，还有地方硕彦和山林隐逸，莫不倾盖论交，称其为“黔中宿学”、“西南巨儒”，死后名标青史。张之洞对莫的送别诗有：“早年高名动帝都，西南郑莫称两儒”，可见相知之深。不做官而清名远播，莫友芝真是后学的典范。

□ 达生

莫友芝琉璃厂邂逅曾国藩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春天，莫友芝参加了“春闱”考试，留下候榜，每天都去琉璃厂书肆逛逛，寻访一些所缺的古籍和名贵字画。一天，与一位湖南口音的京官邂逅，相互攀谈起来。

莫友芝素性健谈，而且妙语连珠，说起笑话来，往往令人喷饭。论及汉学渊源流别，友芝如数家珍。那人正在研治汉学，对友芝的学识非常钦佩，问及乡里，才知是贵州莫友芝，不由惊叹道：“不意黔中有此宿学耶！”那人也自述家门，原来是湖南湘乡曾国藩，字涤生。当时已是翰林院侍读学士，不久便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居二品，正充此届会试同考官，磨勘进士试卷才结束。

曾国藩便请刘传莹（也是莫的好友）作中介，在虎坊桥设宴，与友芝订交。一位二品高官，竟然主动同一位落第举子结为朋友，真如“云泥参差”，引起众多议论。莫友芝写了一首古风纪其事。诗中云：

刘子之肠粲若万花谷，
曾子之风汪如千顷波。
长安城中有二子，
使我鄙吝俱消磨。
虎坊桥东一尊酒，
云泥参差哄人口。

友芝会试落第，国藩前来寓所安慰。友芝南归，国藩写《送莫友芝》诗。诗中写道：

豪英不地囿，十九兴偏邦。
斩崖拔丛棘，往往逢兰茳。
黔南莫夫子，志事无匹双。
万书薄其腹，廿载幽穷乡。
今年偶作剧，射策来都堂。
青鞋侧破帽，日绎书贾坊。
邂逅一相见，揖我谓我臧。
刘君吾庸敬，好事迷短长。
灸酒赪吾颊，亦用沾我肠。
微澜对激引，稍稍观涛江。……

诗中还写了对友芝落榜的惋惜和慰勉：“关山有乖隔，人事不可详。万里共日月，肝胆各光芒。”

十几年后，曾国藩任清朝对太平军作战的湘军统帅，住安庆大营，莫友芝入幕府，被待以宾师之礼，不责以军政事务，可自由出入，从容讽议。曾国藩还介绍一些年轻幕客拜友芝为师，习汉学与诗文。攻克南京后，曾又出资把友芝家属从遵义接来，又派他去查访《四库全书》流落民间的残本，去金陵书局任总纂，并把莫祥芝授以知县实缺，使莫氏一家生活较丰裕，让友芝安心做学问。

1871年秋，莫友芝赴扬州时病逝于里下河舟次，停柩于莫愁湖畔胜棋楼中。曾国藩亲率领部属数百人，捧香步行，前往灵前祭奠，特写挽联一副：

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
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一作诗魂）。

此联概述了曾、莫俩二十多年的深情厚谊。

□ 黄万机

莫友芝嗜书得国宝

莫友芝嗜书如命，尽管家计维艰，但每当遇到一本合意的书，总要千方百计买下来。他的好友郑子尹在《郘亭诗钞序》中对其嗜书的怪癖作了这样的描述：

贞定（友芝父亲莫与俦先生谥号）与太孺人先后卒，子偲（友芝字）以贫也，毕屯夕（即安葬）于郡，率诸弟读书僦宅中，岁藉塾修以相生养。藜羹淡齑，时时不继。室人每间壁交谪，乃方埋头蘸朱墨，参考互校；或拄颊恹管，垂目以思，如不闻。及有挟书求售，则不问囊中有无一钱，必不令他适。故入其室，陈编蠹简，鳞鳞丛丛，几无隙地。秘册之富，南中罕有。

莫友芝晚年去江南，得好友曾国藩关照，寓居金陵（今南京市）。他走遍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和书肆，并为朋友的藏书编目，得见许多稀罕的宋元椠本及珍贵手稿，于是精心研治目录学，写成《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多部专著，成为版本目录学的创始人，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他把“影山草堂”移来南京，继续购求各种图书，积贮达五六万卷，并有不少珍稀古籍。使“影山草堂”成为江南著名藏书楼之一。所藏“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人们比之为“西州漆书”和“蓬莱石经”，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这件国宝却来得很容易。同治元年（1862年）友芝九弟祥芝来安庆，说他在黟县知县张仁法（字廉臣）处见到《说文》抄本残卷。祥芝对古书画很有鉴赏力，认为抄本“篆体似美原神泉诗碑，楷书似唐写佛经小铭志”，其中一些字缺笔，估计是唐穆宗之后的抄本，超越他所经见的皖中诸名迹。友芝听后非常兴奋，便叫九弟前去借抄一个副本回来。祥芝对原迹摹写非常仔细，必求分毫不爽，因而速度很慢。张仁法被他兄弟俩的精神所感动，又素闻其兄友芝是位大学问家，此抄本对他研究很有益处，便慨然相赠，分文不取。

莫友芝得此残卷，细心观摩考订。发现卷末有宋代米友仁的跋，合缝处有“绍兴小玺”的印章，跋后有宝庆初俞松题记，方知这是唐宋两代皇室藏品，南宋初年仍保存内府，后来才流落民间，辗转弆藏，无人能识别其真正价值，视为一般字画。经莫友芝考证，这件有6页“硬黄纸”的抄本，抄写《说文解字》木部188字及注文。写于唐太和、开成年间（827—840年），比宋初徐铉重订的《说文解字》早两百来年，更接近许慎书的原貌。和大小二徐的《说文》比勘，足以补正数十处，很有学术价值。抄本书艺绝佳，其篆书与唐代书法大家李阳冰手迹相似，纸质坚洁超过宋藏经。这真是一件稀世珍品。友芝评价说：“前辈见戴侗引晁已唐本许书（即《说文解字》），虽刺谬，犹贵重；近人获蜀石经残拓，宝过宋椠元钞。矧（何况）此千秋秘帙，绝无副迻，径须冠海内经籍传本，何仅压皖中名迹也。”（《笺异引》）他在诗中惊叹：“中唐妙墨无双经，动色传看叫神物！”

莫友芝花了一月功夫，写成《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一书，对残卷作了笺注，并与二徐本校勘，指出相异者百数十处，却与段玉裁的注有暗合之处。曾国藩在戎马倥偬之际出资刊刻此书，书前按原迹摹刻，以公诸于世。曾氏写了题诗，友芝的好友张文虎、刘毓崧、方宗诚分别写了跋或后识。使《说文解字》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至今仍为学界珍视（梁光华先生撰《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注评》一书，近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件《说文》残帙的原件，不论从学术价值、文物品位以及艺术水平方面衡量，都堪称稀世“国宝”。可惜莫氏后人未能保持，以“威仪之数”（三千两白银）卖给江南陆氏“皕宋楼”藏书楼收藏。后来，日本人趸买陆氏“皕宋楼”、“十万卷楼”全部藏书，那件“国宝”便流入日本。民国年间，藏书家傅增湘赴日，曾亲自观赏了这件“国宝”，为其流落异邦而惋惜。

□ 黄万机

莫祥芝怒斥总督乘龙快婿

“沙滩文化”中的文士，外表文弱，内质刚强，有一股凛然难犯的风骨。这里讲述莫祥芝的一些轶事。

莫祥芝，号九茎，友芝少弟。为人耿直强项，精明机敏，善于折狱。历任怀宁、江宁、六合、上海知县、太仓知州。巡抚沈葆桢以“风骨遒劲”举荐，升知府，加三品衔。他敢于抵制上司乱命，惩治豪强，为民兴利。如在太仓时把豪绅霸占的崇明岛新开田，全部归还开垦农民，并罚了豪绅巨款。在江宁开新河，上海挖水井，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

莫祥芝怒斥两江总督乘龙快婿的事，被人们传为佳话。

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曾国藩调莫祥芝去管理戎粮，过手经费数百万，没有毫厘损耗。清军占领南京，祥芝以劳绩擢升两级，成为正七品知县衔。他在南京城中找到一区宽敞的院落设置报销局。有人垂涎这座院落，贿赂并煽动清军统帅、两江总督的女婿前来争夺。这位曾门乘龙快婿叫袁榆生，想仗着老丈人的威势来压制小小的七品芝麻官。他领着几十名亲兵，气势汹汹来到报销局，声称这所房屋是他的寓所，勒令报销局搬走。

莫祥芝严正指出此房原主是太平军将领，纯属“逆产”，与任何私人无涉。袁的亲兵头目鼓噪，硬说这是袁大人私产，吵吵嚷嚷，拔刀示威，欲以武力吓唬莫祥芝。祥芝厉声大喝：“报销局乃钱粮重地，谁敢闹事！”袁氏亲兵仗恃人多，且有两江总督作后台，不听招呼，横眉怒目向莫祥芝逼过来。莫祥芝猛叫一声：“卫兵何在！”上百名卫兵从四厢涌出，持矛张弓，把袁氏亲兵团团围住，吓得亲兵不敢动作。莫祥芝命卫士把几名带头吵闹的亲兵按倒在地，责打数十大板。袁榆生气馁，只得带着亲兵离去。有的幕友担心袁向总督告状，惹来麻烦，莫祥芝愤然说：“要砍脑壳，由我去顶！”

后来曾国藩得知此事，非但没有责备，反而称赞莫祥芝“勇敢不惑”。

马新贻新任两江总督，莫祥芝正任江宁知县。马的庖人（厨师）索取供应，诟骂县衙的仆役，气焰嚣张，且科索无度。正好莫祥芝有事去总督衙门参见总督，遇见此事，便命亲兵鞭笞庖人。而总督衙门的“司阍”（传达）上前袒护庖人，声称是总督府的主案师傅，加以阻挠。祥芝不顾，当阶打了庖人十几板，并锁还县衙；又发公函要求将司阍者一并治罪。马总督素闻江宁知县刚毅清廉，便叫其弟到县衙谢过，这才放还庖人。

□ 黄万机

莫与俦诗赞泸沽湖

位于川滇边界的泸沽湖，而今游人如织，成了名闻遐迩的旅游胜地。但很少有人知道，最初发现此湖美景，并写诗赞美此湖的，却是清代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

莫与俦，字犹人，独山州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调四川盐源知县。盐源与云南接界，是民族杂居区。到任后废除暴敛民众的苛条，裁撤横征民财的税所，还抵制上司开采银矿的乱命。他曾冒雪亲赴二千里外的藏民聚居区察看，革除官吏向藏民摊派“过山钱”的陋规，很受藏民爱戴。他来到小海（即泸沽湖）附近的左所山上，观赏清丽绝佳的湖光山色，写了《登左所山观小海》一诗。

诗的小序写道：“小海在左所土司署所倚山后，纵可百馀里，广可数十里。海中小山十数点，戴雪莹然，甚可观。惜无舟楫一穷其胜。《班志》云：定莋县步北泽在南。疑即指此。此水夏初始大涨，盖雪始融故也，土人谓之‘湮清’。”诗云：

经堂罢参佛，小海一长歌。
渟渟碧镜中，疏疏浮雪螺。
盐源汉定莋，步北在南阿。
此泽得毋是，国经慨疏讹。
湮清方未至，百里静无波。
安得百斛舟，乘风信经过。
遗闻补班郦，奇纵恣搜罗。
遥遥望蓬山，清兴空尔多。

他考证此小海就是班固《汉书·地理志》所说的“步北泽”，赞美此湖有蓬莱仙境般的风光，以未能泛舟畅游而深表遗憾。自然山水虽万古长存，其美感却要文士们发现并题咏之后才能引起人们注目，显扬于世。如晋末谢灵运发现浙东天台、雁荡之美，唐代柳宗元发现永州溪涧石潭之美，形诸吟咏或美文，成为文坛佳话。莫犹人先生率先发现泸沽湖（小海）之美，作诗赞颂，其功也不应埋没。

□ 黄万机

黎庶昌应诏进言

黎庶昌（1837—1898年），字莼斋，晚清外交家、文学家。曾任驻日公使、川东道员。

1862年，黎庶昌北上参加顺天府乡试落榜，滞留在京城。这一年，载淳即位，“两宫”垂帘听政，改年号为同治。但新的年号并未能带来祥瑞，全国反而出现异常的天象：正月太阳出现三晕，月夜有流星奔向西南，七月天降陨石雨，西北方向出现彗星……。一向迷信的统治者为了消灾免祸，也为了了解民情，特地做出革除时弊的姿态，于七月二十八日由同治正式颁布“求言诏”，申令文武百官、社会贤达、生员举人应诏进言。

也许是慑于“两宫”太后的声威，也许是拿不出治国安民的大计，“求言诏”下达了一个多月，数以万计的满朝文武、生员举人竟然无一人应诏上书。穷愁潦倒、困居京城的廪贡生黎庶昌本来就胸怀大志，他想借上言的机会，展露治国安邦的才华，一方面为“除积弊”、“固本根”、“振气节”献言献策，另一方面也藉此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他旁征博引，以古证今，阐述对时政的真知灼见，提出革除时弊的深刻见地。九月上旬，他差家人刘林到都察院递交了《上皇帝书》，这是应诏进言的第一封，也是唯一的一封“进言书”。

《上皇帝书》以“振元气、求贤才”为主线，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弊政，揭示出“士气颓靡顽惰而不振”的根源，概括了当时的12种“危道”，提出了重守令之权、讲取士之法、宽用贤之格等十余条治国方略。文章气势磅礴，充溢着雄视千古的浩然之气，得到皇帝的青睐。九月十日，皇帝下令都察院传黎庶昌，将《上皇帝书》中所陈述的条款，再逐条分析，拿出具体可行的意见。黎庶昌连夜加班，详细提出应当施行的具体措施二十五条，于九月中旬上呈皇帝。

清廷对黎庶昌的意见极为重视，公开采纳了其中的三条，另外九条则要求各官府分别协议执行。十月初八，同治下诏擢拔黎庶昌：“黎庶昌以边省诸生摅悃陈书，于时务尚见留心。方今延揽人才，如恐不及，黎庶昌著加恩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以资造就。”

黎庶昌以一区区贡生的身份应诏上书，被皇帝破格擢拔之事，一时传为佳话。时隔二十多年后，还有人对此事念念不忘。如桐城的萧穆，将黎庶昌的《上皇帝书》与贾谊的《陈政事疏》、诸葛亮的《隆中对》、范仲淹的《上宰相书》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皆在二十及三十以内之年，多未曾出山，而天下之形势，祖宗之成法，以及用人行政之得失，并所以整顿规画之方，指陈周密，利害分明”。萧穆对之评价甚高，可见《上皇帝书》在当时的影响。

□ 王刚

中日友谊史上的黎庶昌

黎庶昌字莼斋，遵义县禹门沙滩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咸丰十年（1860年），因贵州久停乡试北上进京应试，两次落第。他出于民族大义，披肝沥胆，痛陈时弊，同治元年（1862年），向清朝皇帝上万言书。对当时清朝腐败，社会黑暗，国家岌岌可危的种种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同时提出了“变法图强”的许多建议。“天子嘉之”，并着以知县发往曾国藩安庆军营委用，连续六年不离左右。后来，他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称“曾门四弟子”。

光绪二年（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西洋，先后在伦敦、巴黎、柏林、马德里的中国使馆充任参赞。光绪七年（1881年）黎庶昌奉调回国，晋级道员，“赏二品顶戴”，两度充任出使日本钦差大臣。

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在军事上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对贫穷落后的中国根本不放在眼里。黎氏站稳脚根，遇事有主张，不屈不挠地与之周旋。在解决琉球问题和为长崎华侨折狱的谈判中，他始终坚持真理，据理力争。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被驳得张口结舌，只好“卒如所议”。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内乱，烧毁日本使馆，黎庶昌侦知日方将派兵舰暗袭汉城，速电北洋大臣“出师为先发制人计。师至，日舰知有备，不敢妄动”，侵略阴谋破产。

根据历史上日本与中国“同文同伦”的情况，黎氏积极开展非官方的民间交往。“婚丧庆吊，有请必往；求字求文，欣然应请；暇日诗酒唱酬，推心置腹”。日本友人岛田重礼说：“黎君公务之余，广与我缙绅士人、骚人墨客交，每春秋佳日，选胜张宴，献酬唱和，以摅雅怀，而合欢心，一时传为佳话”。黎庶昌的学问、文章、品行道德，深得日本朝野人士的钦佩和推崇。日本友人藤野伯迪病逝，黎氏亲自为其竖碑，撰墓志铭，并将其女藤野真子收养，视同亲生儿女。此举深得日本友好人士的赞扬。

光绪十七年（1891年），黎庶昌任川东兵备道。他到职后，“设学堂，倡实业，建病院，整武恤商，百废俱举”，“政绩远近相闻”。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他先是请求重返日本，朝廷未准；尔后他“捐献万金，报效国家”。本来黎庶昌在日本期间，由于操劳过度，加之误服“西药”，一只眼睛失明了，他听到中日战争的不利消息，病情加重，最后导致双眼失明。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弃官归里。不久（1897年），病死在沙滩老屋，时年刚满六十岁。

黎庶昌不仅是历史上的一位爱国外交家，而且也是一位大学问家。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他在驻外期间，把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然后编辑成八卷达十四万言的《西洋杂志》介绍到国内。这部巨著，不仅对当时我国的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而且对现在研究外国历史，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乔一民

黎钦使诗酒睦邻邦

黎庶昌（1837—1898年）字莼斋，遵义东乡人，晚清著名外交家。他是郑珍的表弟，莫友芝的妹夫。三人均以道德文章名重一时，世称郑、莫、黎三先生，是遵义“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清光绪六至九年（1880—1883年）、十三至十六年（1887—1890年），黎庶昌两任驻日本国钦差大臣，敦睦邻邦，不辱使命，卓著功绩，是外交使节的典范。

黎庶昌认为：各国互派使节，言语不同，政俗各异，服饰都不相同，要增进共识，互相了解，必须多方面开展联谊工作，“达款诚、联情好”，才能消除隔阂，便利交往，完成外交使命。但作为一国使节，与异国人士私下往来是不行的，最好是以文会友，借诗酒唱和增加接触，“良辰美景，华灯明烛，宾客满堂，笔札纷呈”，与该国缙绅硕彦叙交会饮，交流思想，传达感情，借以消除扞格，才是较好的途径。

由于日本文化源出中土，风俗相近，如每年的上巳修禊（三月初三）、重阳登高（九月初九），日本也很重视。中国使馆就在这些节日公开宴请朝野人士，举行文酒之会。会上品评书画，唱和诗文，宾主尽欢，交游可以越来越广。“金紫峨冠之客，草莽苇带之士”都能参与盛会。王公贵人与山野草民济济一堂，无尊卑之分，诗酒酬应，宾主相忘，可以畅叙幽情，倾吐肺腑，实际起到了沟通情感的作用。

他们唱和的内容十分广泛，或远溯中日两国古代交往，上至秦始皇求仙，中述唐文化东渡，下至明清信使往还，肯定两国邦交源远流长，达成珍惜的共识；或细述日本吸收中土文化、研治汉唐学术的历史，旁及医药技艺，如数家珍，如叙亲谊，使两国情好日益增进。日本朝野尊称黎庶昌为“大邦明贤”、“全才君子”。诗文中更多表述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和永久友好的愿望。如“莫道天涯多感慨，吾曹愿作弟兄亲”（日本长冈护美诗）、“富岳泰山长不动，任他虎豹乱疑猜”（日本元田永孚诗）、“可识邻交真大事，无穷情谊见新诗”等，都道出日本有识之士的心声，影响遍及朝野，中日友好的气氛在潜移默化中形成。

为了珍惜友谊，扩大睦邻友好交往，由中、日、韩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亚细亚协会”，为促进睦邻友好做工作，黎庶昌被推为协会名誉副会长，有很高的社会声誉。

黎庶昌交游的日本人士中，有伯爵、子爵、男爵等贵官显宦，有八十高龄的耆老。他归国之前，送别和饯饮持续两三个月，日本人赠与宝刀、名画，“攀送者塞巷盈途，或追饯至数百里外”。日本天皇特赐一等旭日大绶勋章，礼数隆重，甚至把他比作日本在唐代派往中国的大使仲麻吕，称赞黎庶昌的睦邻功绩。

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清廷使节在各国都是被瞧不起的。黎庶昌获此殊荣，西方各国都啧啧称羡，认为是“从来使节返国所绝无”。黎庶昌做到了为国争光，真正不辱使命。

□ 达生

黎星使理折日本外务卿

晚清国力孱弱，备受西方列强欺侮。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国力大增，大有昂首天外，凌驾东土的气势。在那“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的时代，身为中国驻日公使的黎庶昌，在外交纠葛中深感后盾不强，但他凭着一股爱国护民的热情和坚强不屈的意志，在外事交涉中坚持道义，毫不屈从，不辱使命。

为办理旅日华侨被日本巡捕杀死一案，黎公与日本外务卿开展了一场唇枪舌剑的斗争。光绪九年（1883年）八月十五日，长崎巡捕以查收鸦片为名，与华侨争执，殴伤数人，其中一位叫魏亦鳌的福建人伤重身死。我驻长崎领事官感到案情重大，请求公使照会日本外务卿，按律拟办。

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是明治变法的元老，也是刁狡的外交老手。黎庶昌亲自出马与井上馨谈判，坚持要求惩办凶手，毫不退让。陈矩在《记黎星使东洋折狱事》中说：“折两国交涉之狱实难。为大臣者，苟非才学识卓然异乎众人，当大狱之兴，则梦魂为之不宁，尚能以理折彼骄矜之气，使就我范围哉！”的确，井上馨以强国外交大臣自居，在中国公使面前趾高气扬，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派头。黎公使毫不示弱，谈判中针锋相对，据理驳斥。陈矩文中记下了二人辩论的一则对话：

井上馨曰：“应拿！”（按：指日本巡捕缉拿华侨是理所应当。）
先生曰：“擅拿！”
井上馨曰：“误杀。”
先生曰：“故杀！”
井上馨曰：“不应抵！”
先生曰：“应抵！”

一方顽固抵赖，硬说是“误杀”，不应抵罪；一方则据理争辩，坚持“故意杀人”，应该依律抵罪。相互争持不下，谈判未达成协议。于是，双方便以“照会”形式进行书面论战。“文书往复辩论至两月之久”，日方见黎公使态度强硬，加上黎公使广交朋友，在日本朝野文士中威望很高，井上馨对这位强悍的中国公使无可奈何，只得按黎公使的要求，“将巡捕凶犯定以重禁锢之律，监禁五年”。日本变法后改用西方法制，废除绞、斩等死刑，即便是人命案犯也只实施禁锢条律。为补偿死者损失，赏恤魏亦鳌家属银洋四千元。这场国与国之间人命官司才算了结。华侨们都认为魏氏不至枉死。一个弱国对强国的人命交涉，能争得这样的结果已很不容易。

三年之后，中国和日本又打了一场更大的人命官司：中国水兵在长崎与日本巡捕因事互斗，虽然彼此各有伤亡，而中方伤亡惨重，伤五十余人，死十余人。当时黎庶昌守制回国，由一位徐姓公使继任。中日两国差点开战，结果只是对中方死者赏恤而已，没有惩办一个日本凶犯。华侨们通过两案的比较，盛赞黎星使办案极为得体。

□ 黄万机

黎庶昌日本抚遗孤

黎庶昌在晚清曾两度出任驻日本国钦差大臣，俗称公使。首次使日期间，结交了一批日本友人，其中多半是汉学家。相互虽然语言不通，却能用笔书写，进行“笔谈”，留下了一些珍贵的“笔谈”录。友人中有位叫藤野正启，字伯迪，号海南。能写桐城派散文，与庶昌谈得更投契。一次，二人在某温泉寓所相遇，谈古论今，还谈及西方科学。临别，藤野叫出女儿真子拜见黎公使并弹琴诵歌以娱宾。

黎庶昌第二次赴日任职，不久便传来藤野海南去世的噩耗。庶昌十分痛惜，特为藤野撰写《墓志铭》，镌为石碑立于墓右。又为《海南文集》写序。海南遗下女儿真子和幼子，孤苦伶仃，庶昌慨然承担起抚孤责任，对真子姐弟时加抚谕。黎夫人赵曼娟把真子视如己出，二人情同母女。此事深受日本友人赞誉。

黎公使任满归国之前，命赵氏夫人领着儿子尹聪先期返乡。行至湖北嘉鱼，赵夫人病逝于舟次。噩耗传到东京，藤野真子悲恸万分。庶昌请真子为赵曼娟写墓志铭，真子慨然允诺。庶昌回国后，把真子所写墓志铭按原迹刻成石碑，埋藏拙尊园鱼池之下。1982年，黎氏后人起土，挖出这方墓志，《书法》杂志刊载了此碑的拓片，其精妙的书艺和恳切的情词，使世人瞩目。

《墓志铭》中先叙述两家的交往，如说：“先考伯迪尝辱知于公，其没也，公为树碑刻铭，又深怜真之孤，抚真如子；夫人亦视真不异所生，时招慰谕，训诲无不至。每窃思真家与公家，万里隔海，东西异邦，而亲爱一至于此，虽本邦不易得也。”接着写赵夫人去世前后情况，得讣告时，真子“惊叹若狂”、“悲恸不能言”。她深情赞颂黎公高义，阐述两家情缘。如说：“已而自谓先考交友不乏人，而公海外远客，信独及死后，义高于季札，是果何因也！今夫人不幸即世，公命真以志，是又何缘也！况公之教真，夫人之爱真，有深于家人骨肉者。然则，因缘自有天存焉，不关国之东西，海之内外也。”文辞精炼，意挚情深，感人肺腑，堪称一曲中日人民友谊的赞歌。

一百年后，即1992年秋，贵阳召开“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藤野海南的曾孙藤野淳得知消息，特地从比利时转飞东京，再经北京来到贵阳与会，同黎庶昌的曾孙黎之鼏等见面，追述祖先们的友谊与情缘，使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续写新篇。

（附注：由藤野淳带来贵阳的《藤野正启墓志铭》拓本，已由贵阳“海天园”负责人李宽定先生重新刻为石碑，树立在该园的“历史名人塑像园”中，供人们瞻仰，以缅怀缔造中日人民友谊的先贤。）

□ 黄万机

黎庶昌、茅台酒和巴拿马运河

民国4年（1915年），美国政府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贵州茅台酒在会上评为世界名酒，得了金奖。从此以后，茅台酒名扬四海。说起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是1879年（清光绪五年）5月15日9时，由开凿苏伊士运河的莱塞普斯倡议，在巴黎开筹备会作出的决定。贵州人黎庶昌参加了这个筹备会。

其时黎是驻法公使馆的三等参赞，奉公使曾纪泽之命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据黎庶昌《西洋杂志》记载，那天到会一百多人，听莱塞普斯讲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利益。第一天就把到会人员分五个小组进行筹备工作，黎在第二组参加讨论各国通商事宜。以后隔日一次会议，都是辩论河道利弊、商务得失。26日的会上，到会各国代表推举黎庶昌代表大家发言，由随行人员翻译。黎致词云：“余以中国人参与开河之会，私心甚喜。诸君欲为此绝大工程，即中国钦差曾侯亦深为庆幸。目下若在巴黎，彼亦当参与会议，乐观盛举。从前赖赛朴司（即莱塞普斯）开通须依士（即苏伊士），现又议开巴拿马河道。赖赛朴君历练本深，此举必于地方有益。自须依士开通后，各国往来已形便捷，若再开通巴拿马，船只周行无碍，其利益更不可限量。我深盼此大功早日告成。今特举酒，为诸君贺。”

巴拿马运河开通以后，由太平洋或大西洋绕道南美洲要缩短一万六千公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开会之年，黎庶昌已离开人世。在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开凿巴拿马运河的会议上，却有一位来自中国茅台之乡的人物，举手赞成；此后在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的博览会上，茅台酒又得了金奖。所以提起这段因缘的原委来，也是很有趣的事。

□ 陈福桐

黎星使捐俸刻印《古逸丛书》

黎庶昌受其伯父黎雪楼、表兄郑子尹和内兄莫友芝的濡染，对古籍很爱收藏。他出任驻日公使期间，正是明治维新之后不久，日本人大都倾心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而影响日本文化千多年的汉学却渐趋式微，因而有许多汉文古籍在书肆中出售。他和他的随员都大量收购。如贵阳陈矩，就从日本买了几万卷古书运回贵阳；宜都杨守敬也买了不少，他“日游市上，凡报已毁坏者皆购之，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但杨守敬并不精版本目录之学，对这批古籍“茫然无津涯，未知佚而存者为何本”（《日本访书志·缘起》）。黎庶昌所购特多，有十几万卷。因他遍翻过黎氏“锄经堂”、郑氏“巢经巢”和莫氏“影山草堂”的全部藏书，能辨别哪些是中土已佚的珍贵古籍。

黎庶昌有个特性：有了珍贵东西不愿意私人秘藏，而乐于向众人展示，公诸同好。于是，他决定把所获古籍中国内失传者重新刻印，以供国内学人研究。他把刻书印制的具体事务委托随员杨守敬。杨字惺吾，是位地理学者、金石学家，又精书法，著述颇丰。他尽心尽责，一面搜访，一面精选上等刻工，精细校刻。凡得一部随刻一部。对一些孤本和善本的访求，很费周折。有的为皇家秘府藏本，黎庶昌通过外交途径，以西法摄影而得；有的私家保藏，秘不示人，他“赠金币假而刻之”，花钱租来刻印；还有藏于寺院，通过和尚辗转获得。这样，“上自王室秘府，下至寺院，以及士大夫家，莫不网罗择要而刊之……使中国数千百年坠简复还旧观。海内士大夫莫不惊为秘籍。”（陈矩《东游文稿·记遵义黎莼斋先生刊〈古逸丛书〉》）

这部丛书共200卷26种（其中一种为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有25种均为国内所无。其中一些非常珍贵，如《玉篇》钞本、《唐开元御注孝经》手钞卷子、唐代《文馆词林》旧钞卷子本、唐代《碣石调幽兰》手钞卷、宋椠本也不少，如《重雅》、《史略》、《太平寰宇记补阙》等。庶昌对丛书中的每一部古籍都作了一番考订，写成《古逸丛书叙目》1卷（在200卷之外），还写了一些《序》和《跋》，杨守敬也有《跋》与庶昌《叙目》相互发明。刻版完工后，又挑选最优质的纸和墨印制，用函套装护，其印制装帧，精美绝伦，超乎前古，被盛赞为“海外奇宝”。学者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写诗咏赞道：“仙人汉节下津轻，唐写何论宋椠精。玉躞金题卷子本，银钩铁画楷书生。”

首次印制一百套，庶昌赠给国内亲朋及著名学者，把书版运送金陵书局，由其印制发行。为印此书，黎庶昌“节三年薪俸万数千金，耗二年心力”（见陈矩文）。此外，黎庶昌还搜到古代逸书十种，杨守敬搜得一种，共四百几十卷，因无力刊刻，只得作罢。庶昌都运回国内，其中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一百卷，郑知同得见后，引用其成果于所著文字学专著中。还有北宋本杜佑《通典》也是无上珍品。

□ 黄万机

黎庶昌诗赞左宗棠收复南疆

清代后期，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凌。沙俄对北方和西北疆土虎视眈眈，垂涎已久。当新疆回民武装反清之机，俄国出兵占领北疆的伊犁。英国扶持的浩罕酋长阿古柏侵入南疆，建立所谓“喀什噶尔王国”。加上全国各地农民大起义，清朝统治者被闹得焦头烂额，有些大臣主张放弃新疆，退守玉门关，就连大学士曾国藩、李鸿章也附合此论。唯有左宗棠力主入疆平乱，得到丁宝桢等的支持（后丁由四川运粮饷入新疆，作用很大）。清廷派左为统帅率兵西征。

历尽艰辛，捷报频传，阿古柏处境危险。这时，黎庶昌以参赞的身份随驻英法大使郭嵩焘驻伦敦使馆。阿古柏派“使者”去伦敦，由英国外交大臣出面调停，提出三个条件，促使中国与所谓喀什噶尔王国“议和”，使阿古柏政权合法化，名义上向中国皇帝称臣，受英王国保护。英方向郭嵩焘发出照会，要求将三条件转呈清廷。于是，郭氏向清廷上了两通奏疏。这无异于承认阿古柏侵略势力是与中国谈判的政治实体。在送奏折前，黎庶昌曾向郭氏剖析新疆局势，认为：“喀什噶尔业已破坏，万无久存之理。老湘营一军，百战不挫，必蒇大功。”力请郭氏不要转奏。郭则“主抚”，不听劝阻。

左宗棠没有理睬朝廷“主抚”的呼声，继续追剿浩罕侵略军。在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彻底消灭侵略者，阿古柏自杀，南疆光复。这时，黎庶昌已调任驻德国使馆的参赞，在柏林听到平乱捷音，欣然赋诗一首：

轻车度幕不惊尘，矫矫将军号绝伦。
回准降幡齐入汉，图书旧版复收秦。
雪消葱岭鸿难度，草长蒲梢马易驯。
索地陈兵君莫让，乌孙西去付行人。

此诗称赞颂收复失地、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民族英雄左宗棠，并激励他继续秣马厉兵，为收复北疆的伊犁而努力。后来，经一场外交上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国全权大使崇厚和曾纪泽先后赴俄都谈判，好不容易才让俄军撤出伊犁。其中因素之一，是左宗棠武力平南疆的余威，对沙俄也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 黄万机

黎庶昌为巩固边防而研究地理

沙俄军队撤出伊犁，中国收复了新疆领土。但是，沙俄依旧觊觎着蒙古、新疆。中、俄两国边界长达二万多里，疆场纠纷时有发生。黎庶昌清醒地认识到俄国人的野心，曾说：“俄人高掌远跖，志在得地南侵，蒙古、新疆，垂涎已久。故尝欲创火车、设电线以达中华。君臣同力谋之数十年，徒以地势险远，经营未就。”可见沙俄早就谋划南侵，而中国对北部和西北部边防情况却一无所知。庶昌对此十分关注和忧心，希望清廷在收回伊犁之后，“早建善后之策”（《上曾侯书》）。

黎庶昌上书驻俄公使曾纪泽，提出派使者数人，假借“游历”的名义，分两道从俄境陆路回国，为期两年，沿途“从容行走”，把经过之处的“山川城郭，风土人情，道途险易，户口蕃耗，贸易盛衰，军事虚实，以及轮车电线能否安设，一一咨访查看而记载之；可图者并图其形势而归。”目的在于“以备日后通商、用兵有所考核，不为俄人所欺”（同上书）。为此，他还拟定了两路游历的具体路线，请求曾纪泽与总理衙门（相当于外交部）商议，奏明朝廷予以实施。他表明，愿意“充一路之任，以上报国家为奔走臣”，认为此举“在国家需费不过数万金，于强敌边情得以尽悉，亦足规画久远，其益似不在遣使驻扎之下”。

曾纪泽答书中，认为此举“事属繁费”，与朝廷“事事讲求撙节”的旨意不合，再加“两国构兵之际，尤为不达时宜”。黎庶昌《答曾侯书》中把旅游所花经费算了一笔笔细账，节省开销，东路“窃拟四人同行，苟有万金，尽可绰绰有余”；西路很远，加一倍足以济事。

《书》中对防守新疆在捍卫祖国安全的战略意义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

论新疆善后，绝无万全之策，惟力守尚是正办。何以明之？当咸丰年间议割黑龙江时，以为弃此数千里不甚爱惜之地以惠俄人，重订新章，当可保百年无事。乃曾未十年，而伊犁已入俄人之手矣。新疆道远费重，人人谓难，假令中国此时笃守先王不勤远略之义，即举新疆而尽让之，画嘉峪关以为守，而关内仍不能不以重兵屯扎。俄人得尺进丈，又不数年而驻兵哈密等处，复假通商为名，以与中国议增口岸，求索他地，不与则兵戎从事，其将何以自处？一国如是，他国又从而效之，更何以自处？故今日之力争新疆，与异日之力守新疆，其用兵皆非得已。诸葛武侯所谓住与行劳费正等也。若依中国小儒之见，不但新疆可弃，即西北等省亦在可弃之例，只留东南数省足矣。中国君主专制之国，有事则主上独任其忧，臣下不与其祸。当俄人取伊犁之日，议割黑龙江诸臣，已不及见矣。设令幸在，而其富受固自若也。

可见庶昌具有敏锐而深远的战略眼光，对割让派痛加斥责。黑龙江以北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海参崴、库页岛，原是中国领土，被沙俄强割而去。而中国割地后并未换来持久安宁。

见亲自赴边疆考察的愿望难以实现，黎庶昌着手搜集一些旅行家、探险家所写有关中俄边疆地理风情的游记，所得达7种之多，是英、法、俄三国人所写。他叫翻译人员译成中文，自己潜心研究比较，加以梳理，择其精要实用者整理成两种地理专著，即《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和《由亚西亚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处路程考》。其写法较特别：因“西人著书语多重复凌杂，正如散钱无串”，故庶昌“用己意联之；以路为经，以说为纬，各附注于本条之下；既非出自己作，亦非原书本文，取其分明而已”。看来属“编著”性质。这两部著述经曾纪泽呈递总理衙门，以备参考。黎庶昌为保卫边疆、维护国土完整而研究地理的爱国精神，很令人感佩。

□ 黄万机

拙尊园遗闻数事

遵义黎莼斋先生，崛起边陬，遍历中外，学行练达，早著勋劳，特辑成遗闻数则，以助谈荟。

在重庆云贵会馆题戏台联

黎氏出任四川川东兵备道，道署驻节于重庆市。因重庆与贵州接近，在商业上，黔北各县均以重庆为主要集散地，交往更是密切。黎氏任内，重庆已开为全国对外通商口岸，当时各省客商在商场中重视会馆建设，于是重庆的云贵会馆在两省商业行号的公议和捐资下，合力新建。黎氏徇乡人等属望，特予资助，建成“云贵公所”，既促进商业的开拓，又为两省旅渝同乡人集会议事之地。

该会馆建成后，庭院宽敞，梁栋一新，建有戏台，黎为题一联：

溯二千年汉祖雄风，犹留此地巴渝舞；
历数万里欧罗列国，仍爱中原雅颂声！

此联命意属辞，均极见身份，盖黎在遍历欧亚各地后，题写此联，爱国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又对川戏这一地方剧种有颂扬之意。

青城山上的题名

黎氏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母丧服满入京时，路经成都，登青城山一游，其《丁亥入都纪程》有一段记录：

“闰（四）月初四日，住。余昨在途中，望青城诸山，云雾难辨，今晨忽晴霁。早饭后，令一道士为导步行，操节杖，由石岩后行折而下，经掷笔槽，复攀援上升约二里许至第一峰始开朗……岩壑中树木浓翳，生气勃勃。……道人乞留名，余书数行云：‘光绪丁亥闰四月入觐，道出成都，至灌省墓，遂游青城，登第一峰，瞻望岷峨，以摅吾抱。前出使大臣遵义黎庶昌记。’因指示令刻壁上，不知果能如约否？……”

1985年，省文史馆同人游山时，于青城山上清宫后殿侧壁石，尚见黎氏题字一方，作隶体，尚完好，迄今已逾百年矣。

遵义府教授署内“思检斋”题额

民国《续遵义府志·古迹》载：“思检斋在遵义府学署内，光绪中，教授黎同安署。黎庶昌跋云：耦耕先生宗兄，为吾郡教授数年，于士习民风均所留意，勤勤诱迪，不惮烦劳。严于自治，题其斋曰思检，而属予书之。修己及人，古人所谓身教也，因志数言以明倾仰。”

按遵义府学教授署，原在新城府文庙外，邻近文昌宫，前俯湘江，地势高旷。入民国后售为民居。1936年左右，先师赵乃康先生即家于此。黎书字幅为先生收藏，其字幅系红色蜡笺所书，前为“思检斋”三大楷字，字后即跋语原文，后署“光绪十三年黎庶昌书”。装裱悬于客厅中，余曾亲见。现距吾师之逝又五十年，原件已佚，思检斋旧址等地，已改建市中医院。

为遵义赈灾

闻遵义父老辈言，清光绪二十一、二年间，遵义发生大旱灾，饿殍载道，人心惶惶，地方人士发出紧急呼吁，望各方慨助救灾。黎氏时在川东道任，关怀桑梓灾情，筹款救济，遵义灾情得以缓解。据《续遵义府志·赋税》篇中，有县人奂如（按：徐大璠，字焕如，清举人，曾任该志分纂）一文，记赈灾旧事，有“……乙未年旱灾，乡人黎庶昌先生观察川东，电禀直督王文韶请款赈济，当邀允许，即截留解直之款，汇遵平粜，设局于新城刘将军庙。灾后存余款……等。至光绪三十年甲辰秋，知府袁玉锡一并提出，建两城义仓，积谷七千余石。”据言黎氏当时自捐、倡捐并请拨款，共达二万余金，赈灾事由黎建议，由蹇念益会同地方人士妥筹进行。可见黎氏对遵义的赈济曾大力协助。光绪末，遵义地方群众为纪念他的功劳，曾在桃源洞前为黎氏及后来协助救灾的同乡华国英（字健庵，四川知府）二人合建石坊。

责知同不为子尹立碑

西南大儒郑子尹于清同治三年殁于禹门山寨中，时兵事正急，寨堡未解，遂渴葬于望山堂废墟上。黎氏与子尹为表兄弟，亦有师生之谊。郑知同为子尹独子，于黎氏为晚辈，但年长于黎氏十余岁。承子尹之教，家学深厚，但处世不谐于俗，自以为名儒之子，学识又足以自恃，并沉溺于癖嗜，厌弃应酬。本工书法，对求书者往往傲然不肯应，而与差役小厮等，见其殷勤伺候，脱略相处，有求时每随兴挥毫，愈与世相忤。

庶昌离乡十余年，自日本归，见郑墓仍荒草一丘，表阡俱无，深为叹惋，颇责知同疏懒。知同虽不反驳，亦负气不肯稍露求助之意。迨庶昌将起复再出时，知同始以立碑事征询，庶昌漫应之曰：“此汝之责任，当慎自考虑！”知同默然，此后仅在子尹墓前立一“郑徵君之墓”的短碣，并无署名。庶昌再使日本时，知同适又病殁于广州。故子尹墓前，仅此小碑，此事系亲闻于先师赵乃康先生。

川东的遗爱

重庆为四川财富之地，扼长江、嘉陵江之会，绾毂西南。光绪十六年起，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增设海关，外人来埠居住日增。庶昌被任为川东兵备道，并监督重庆海关，自光绪十七年底起，一任四年多，以他的政治经验与才干、开阔的胸襟与见解，对治理川东极有抱负。

首先，他积极提倡教育事业，对川东书院力求整顿，特礼聘名进士赵熙（字尧生，荣县进士，著名文学家、诗人、书法家，梁启超亦曾从赵学诗）任书院山长。对从学者施教甚严，标揭“合古今中外为师，曲观会通”的教学方针。盖庶昌与赵熙都具有高度爱国热忱，他们盱衡时局，以奖掖和培养人才为要务。赵对黎感同知己，在职三年，过从甚密，并以身作则，严谨教学，学风不变。时从学者还有日本侨民子弟，如安田成辉等，赵熙见其英语优良，并命成辉兼教英语。黎又创办一所洋务学堂，选派成绩优秀学生十二人赴英国留学，对学生们关怀备至。

黎氏仿西欧建设游览公园之例，于城中高旷地的五福宫扩建亭楼景点，有北楼最为著名，黎氏有改建北楼记，赵熙亦著北楼记一文及长诗。1936年赵再来重庆，重游北楼，赋诗感旧说：

客来劝山坐，黄叶石城秋。
旧地三年住，凭栏万古愁。
新亭悲落日，清角响神州。
谁问思安国，黎公剩此楼。

追怀往事，笃念良朋，真不胜今昔之感了。

《孽海花》中的形象

《孽海花》是清代晚期问世的一部著名历史社会小说，作者曾孟朴是根据清末社会上若干真人真事的历史，用章回小说体反映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大体面貌。书内涉及人物，经粗略统计达270余人，而以雯青（洪钧号文卿）和赛金花为主线而展开的。书中也反映了对黎庶昌的描述和评价。

在书中的黎庶昌，化名为吕苍舒，号顺斋。在第二回出场说：“……座间尚有五位，各各问讯，一位吕顺斋，甘肃遵义廪贡生，上万言书，应诏陈言，以知县发往江苏候补。……”

在第十八回“游草地商量请客单，借花园开设谈瀛会”题目下：“……本月重九日，敬借味莼园开谈瀛会，……借他山攻错之资，集世界交通之益。……敬列台衔于左：记名道日本出使大臣吕大人印苍舒号顺斋。……”名下共列七人，下写“愚弟薛辅仁顿首拜订”（按：为薛福成的化名，号叔耘，化称淑云）。

此回后接着描写“谈瀛会”：“……于是举杯道谢之后，大家就纵饮畅谈起来。雯青向顺斋道：‘听说东瀛从前崇尚汉学，遗籍甚多，往往有中土失传之本，而彼国有流传。弟在海外，就知阁下搜辑甚多，正有功艺林之作也。’顺斋道：‘经生结习，没有什么关系的。要比子度兄（按：指黄遵宪，号公度）所作的《日本国志》，把岛国的政治风俗网罗无余，正是宝鼎康瓠，不可同语了。……’西塘（按：指裕庚，号朗西，此书中化名俞耿，号西塘）道：‘日本近来注意朝鲜，倒是一件极可虑的事。即如那年朝鲜李昰应之乱，日本已遣外务卿井上馨率兵前往，幸亏我兵先到半日，得以和平了事，否则朝鲜早变为琉球之续了。’子度微笑，指着淑云、顺斋道：‘这事都亏两位赞助之功。’淑云道：‘岂敢！小弟不过上书庄制军（指张之洞）请其先发海军往救，不必转商总理事务衙门，致稽时日罢了。至这事成功的枢纽……’说到这里向着顺斋道：‘究竟还靠顺斋在东京探得确信，急递密电，所以制军得以预为之备，迅速成功哩！’”

此书的这段叙述，相当程度是当时上层社会的舆论，对黎在外交上的评价，可见一斑。

□ 杨祖恺

沙滩撷英（续）

黎静圃拒收华贵公子为徒

黎氏家族聚居的沙滩，离禹门寺仅半里之遥。禹门寺的前身沙滩寺建于明末，是黎氏创修的家庙，庙中有座“振宗堂”，是黎氏家塾的馆址，一直延续三百多年。这一塾馆中任教的塾师很多，其中有几位是名闻遐迩的名师。第一位就是“沙滩文化”的创始人黎安理。

黎安理，号静圃。他一生艰苦备尝，深知民间疾苦。晚年任山东长山（今属邹平县）知县，替百姓平反冤狱，很有政声。他大半生以教书为职业，琢育大批人才。考中举人后，步行八千里赴京应试，房考官推荐他的试卷，因名额限制而落选。他的教规很严，学生的学业进步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塾师，外地好学之士都纷纷前来拜师就读。

离沙滩十里之遥的龙坑王家，是世代书香门第。有位乾隆年间的举人王恒，曾官浙江庆元知县、金华府知府，是位给百姓作过不少好事的循吏。他闻知黎静圃是位贤师，特地送儿子王青莲和侄儿王廷葵兄弟俩去禹门读书。王氏昆仲穿着华丽的衣衫，还带着服侍的仆人，前来拜黎静圃为师。黎先生见他们这副贵公子派头，不肯收留，说：“入本塾的弟子均需吃苦耐劳，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子哥儿不宜留于本塾。”王氏兄弟只得把仆从打发回去。但黎先生仍不肯收留，说：“本塾弟子衣着朴素，容不下华贵公子。”王氏兄弟只得脱下华丽衣衫，换上普通棉布服装，黎先生这才收为弟子。

王氏昆仲受黎氏家塾学风的濡染，不惟学业精进，而且养成爱国忧民的好操守。后来，王青莲考取嘉庆壬戌（1802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崇明知县，以政绩卓著，递升江宁知府、山西冀宁道员、广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他关心民瘼，治河赈灾，并捐资修建遵义府学校舍，设恤幼堂，在家乡建义仓。工诗文，有《金粟斋诗集》传世。其从弟王廷葵选为拔贡，殿试合格，出任福建莆田县知县。他带头捐资一万两，集资数万两修造海堤，保护几百万亩农田。廷葵《送黎雪楼（恂）世兄省试》诗中有句云：“曾向程门受一经，他时君貌已亭亭。凌云头角真麟种，轶俗文章出鲤庭。”雪楼是黎静圃先生长子，与廷葵为同窗。后来雪楼中举人，联捷成进士，全由静圃先生教养成才，确是“文章出鲤庭”。

五十多年后，黎氏家塾又出一位名师杨开秀，是绥阳县郑场人，中过举人，能写一手漂亮的八股文。他教育出黎兆祺、黎兆铨、黎庶焘、黎庶蕃和黎庶昌等一批英才。其业绩与黎静圃前后辉映。民间有首歌谣：“禹门寺，读书堂。孰为师？黎与杨。六十年，前后光。两夫子，泽孔长。”如果加上两人中间的黎雪楼，则该是“三夫子，泽孔长”了。这六十年间，正是“沙滩文化”发展的鼎盛期。三夫子培养人才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 黄万机

黎雪楼中了进士始读书

封建社会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学子读书都巴望考取功名，步入仕途。一般经过府的“院试”而成秀才（诸生）、省的“乡试”而成举人，最后经京城的“会试”、“殿试”才成为进士，取得正式当官的资格。乡、会试每三年举行一届。贵州每届乡试有三千多秀才参加，而只取48名（连副榜6名），可见考取举人已很不容易，考取进士更加困难。学子们把读书视作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中试前拼命读四书五经，习时文（八股文），一旦皇榜高中，取得作官资格，便把敲门砖抛向一边，不再认真读书。但遵义有位进士则不然，偏偏在中进士后才更加发愤读书。这位进士就是“沙滩文化”的奠基者黎恂。

黎恂，字雪楼。自幼喜爱读书，但当时贵州交通闭塞，外地刻印的书籍很少运销进来，不论官学、书院的藏书都只有几千卷，私家藏书更少。黎雪楼考中进士后，分发到浙江桐乡县任知县，年仅29岁。浙江是人文荟萃之区，各类书籍均能找到，于是公余之暇便纵情书海，并带动全县学子勤学苦读，营造出“弦歌户诵”的好学境界。雪楼对人说：“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

丁忧回乡时，黎雪楼用薪俸购了几十箱书籍运回贵州。人们见到几十人挑的担子长队，以为运的是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打开一看，尽是陈烂古书，笑其迂腐。黎雪楼把父亲遗下的“锄经堂”加以扩建，一通五楹，二楼一底，规模宏伟，并种植花木，景色清佳。他把书籍藏于其中，楼上楼下，插架罗列，满眼缥缃。楼中书籍约有两三万卷，经、史、子、集四部俱全，是黔中首屈一指的私家藏书楼。

黎雪楼在家乡团馆授徒，远近求学者常年百数十人。课余之暇，他便在楼中读书吟咏，自得其乐。凭借这批图书，他又研治宋五子之学，时称“宋学”，兼及“汉学”，又工诗文，写成多部著作，如《蛉石斋诗文集》、《读史记要》、《千家诗注》、《四书纂义》、《北上纪程》、《运铜纪程》等。

尤可贵的是，黎雪楼先生把他的图书公诸于众，凡爱读书的学生，都可到藏书楼中来借阅。特别是对天资聪颖的郑珍、莫友芝、黎兆勋等，鼓励他们来楼中自由翻阅，促使他们成为大器。传说郑珍每天一大早就来楼中读书，中午时分，表妹黎湘佩（雪楼先生之次女）便送来一碗鸡蛋面条，让表兄吃饱后继续读书。后来，黎庶昌兄弟也来锄经堂读书。有这藏书楼的各种图书作为精神养料，培育出“沙滩文化”的一大群学者和诗词家、散文家。

雪楼先生晚年由云南辞官返里，再度于楼中吟哦、读书、著述，并课读孙辈如黎汝谦诸昆仲。可惜，咸丰末年农民军攻入遵义，一火焚烧了黎氏故居，锄经堂及藏书全化为瓦砾灰烬。黎汝谦后来写了《锄经堂记》，历述此堂几十年间的兴衰变化，回忆祖父当年于此“弹琴读书”、“曳杖行吟”的情景，“恍如隔世”。

二十多年后，黎庶昌由日本公使任上丁忧返里，购回更多的古籍，包括非常珍稀的宋、元椠本及海内孤本。特修建“拙尊园”贮藏这十几万卷书籍，并在园中读书治学，一如雪楼公当年情景。而今“拙尊园”仍保持原貌，但楼中藏书全部逸失，仅余空楼。惜哉，惜哉！

□ 黄万机

黎雪楼与锄经堂藏书

贵州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清代道光以前，书院和私家藏书都较少。号称藏书最富的贵阳学古书院，也仅有几千卷。有志于学术研究者，深感图书的匮乏，求书之艰难，往往中辍学业。遵义沙滩的黎雪楼（名恂）对此感触尤深。

雪楼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酷爱读书。29岁中进士之后，读书更加勤奋。他曾说：“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他被分发浙江桐乡任知县，公余之暇，与当地文士交游，谈学论文，或时去学宫与诸生讲论，或时潜心读书，弹琴咏歌。他把薪俸所得，大半用来购买图书。浙江素称人文渊薮，不仅有众多藏书家，而且书肆、刻坊不少，各类古籍新著都容易购得。几年之后，雪楼奔父丧辞官返黔，随身运回图书数十箧，陈列在父亲黎静圃先生的书斋“锄经堂”中。此堂有正室五间，三重结构，壮丽宏敞。室中插架罗列，缥缃满眼；又于近窗处摆设书案，以便读书者凭席阅览。这批图书约3万多卷，为黔中公私藏书之冠。

雪楼着意培育人才，在禹门寺中振宗楼团馆授徒，从游者常年数十百人。外甥郑珍、长子兆勋、年侄莫友芝都是黎门高足；晚年还教授从子庶焘、庶蕃、庶昌昆仲及孙子汝谦诸兄弟。一时黔中英才，多出自雪楼门下。

授徒余暇，雪楼来堂中博览古籍，涵泳于书海之中，与古人神游。他研治经史与宋五子之学，又工诗能文，著有《蛉石轩诗文集》、《读史纪要》、《千家诗注》、《四书纂义》、《北上纪程》、《运铜纪程》等书。郑珍评其诗文云：“先生天赋既优，而自少至老好学不倦……晚年学养尤邃，年几八十，耳目神明不衰，朝至暮无闲时……为古今文冲夷典雅，常若有余，气息在庐陵、震川之间；于古今诗尤所长，早年落笔千言，纵横自恣，后出入唐宋，不主一家。以前贵州诗人，未能或之先也。”（《雪楼先生行状》）

尤为可贵的是，雪楼没有把藏书视为一己之私，而是大开藏书楼之门，让生徒及子侄们去锄经堂中尽情取阅，激励他们好学覃思，力成大器。郑珍、兆勋和友芝同砚席数年，朝夕出入锄经堂中。郑珍尤为勤苦，他“鼓箧读之，恒达旦夕，肘不离案，衣不解带”（黎庶昌《郑珍君墓表》），每天记诵数千言，几年后学业大进。后来，他和莫友芝都成了晚清汉学大家和诗文大家，有“西南硕儒”之誉。稍后的黎庶昌，也成了著名散文家和学者。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锄经堂藏书的沾溉，就很难造就郑、莫、黎等一批文苑英才。

在雪楼先生藏书积学的启导下，郑珍、莫友芝均千方百计搜集图书，分别创建了“巢经巢”和“影山草堂”藏书楼。郑珍“纠集四十年”，使巢经巢藏书达5万多卷。可惜，同治元年（1862年）农民军把锄经堂和巢经巢的藏书同时烧毁。只有莫友芝把影山草堂移往南京，又尽力搜求，使该堂成了江南著名藏书楼之一。所幸的是，30年后，黎庶昌从驻日本公使任上归来，带回图书十余万卷，新建拙尊园以藏之。这批图书一直保存到建国之后，被骗被盗毁损殆尽。拙尊园至今犹存，可惜楼中已无片简只页了。雪楼先生的锄经堂虽然早已成为历史陈迹，无踪无影，但先生作育人才，沾溉后学的历史勋业是永不磨灭的。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国文史的“黎”姓条中，所录仅三位名人：一为黎恂、一为黎庶昌、一为黎元洪。雪楼先生名播海外，也是我黔人之光。

□ 黄万机

黎氏昆弟寒窗苦读

黎庶昌六岁丧父（其父黎恺，死于开州训导任上），当时大哥庶焘十六岁，二哥庶蕃十二岁，三哥早殇，还有两岁的五弟庶诚。兄弟四人成了孤儿，由庶母做针线活养活。庶焘（字筱庭）独立支撑家门，督率诸弟苦读。每当诗文写成，便与诸弟传阅，剖判得失，挑剔瑕疵，相互激励，俨然有如师友。伯父雪楼先生激赏其才具，欣慰地说：“吾弟不死！”

庶昌稍长，日夜与诸兄苦读经史，怀有经世之志。他曾说：“方十七、八岁时，读古人之书，即知慕古人之为，思以瑰伟奇特之行，震襮乎一世。”（《答李勉林观察书》）他和两位兄长、幼弟，在父亲遗下的“近溪山房”中博览群籍。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寒窗苦读的情景：

我君见背，家贫不能自拔。长兄筱庭念门户，系两弟，董督之愈于成人，期在必达其志事所愿欲。其教之方，虽严师弗如。兄（指仲兄庶蕃，字椒园）亦服教惟谨，敦自励饰，不乐以凡子居。与庶昌并案读，属文必尽夜分。每至月落山寒，纸窗黄金色，竹露滴沥有声，吟哦未已。庭有古橙，我君所手植。时或黄团下落，大声砉然，击屋瓦皆碎。争启户往拾返，读如初；恒持以自乐。如是者三年，业大进。

确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庶焘、庶蕃先后中了举人，庶昌也成为廪贡生。庶焘、庶蕃兄弟俩联袂赴京应会试，行至镇远，庶焘胃病折回，庶蕃行至湖南澧州，因太平军活跃，道阻而返。庶焘转为慢性胃炎，带病坚持教学和创作，曾任湘川、启秀书院主讲，培育出宦懋庸、刘汉英等一批人才。他创作很刻苦，“刊落浮辞，吐属真挚”，“悟性于弟辈中为第一”（郑珍题语），被誉为诸黎中的“白眉”。所著《慕耕草堂诗钞》4卷，《琴洲词》2卷，均刊行，是贵州一流作家。

黎庶蕃助从兄兆祺防守禹门山寨，以军功保选知州，后去扬州任盐运大使。诗、词均工，著有《椒园诗钞》7卷，《雪鸿词》2卷。词的成就尤高，多家词选本都选录其词作，成就不亚于“常州词派”首领张皋文，为近代词坛骁将。

黎庶昌26岁向皇帝上“万言书”，步入仕途，两任驻日公使，著述宏富，为近代散文名家。

□ 黄万机

黎兆勋诗才惊学使

沙滩黎氏诗礼传家，从明末入黔始祖黎朝邦起，到当代四百年间，十几代人，几乎每代都有能诗擅文者。第二代黎怀智、第三代黎民忻的诗作，有近20首收入《黔诗纪略》。从第八代黎安理起，到第十三代黎焕（当代著名诗人），黎家涌现了几十位诗人，而且人有其集。旧体诗词最有成就的，应是黎兆勋和黎庶蕃。

黎兆勋，字伯庸，雪楼先生长子。幼年即好读诗，人称是位奇才。父亲从浙江桐乡知县任上还里，购回大批书籍，他便同表弟郑子尹同砚席，攻读经史。他对诗词特有兴趣，上起《诗经》、《离骚》，下讫嘉道以来的历代名家诗集，无不吟咏品味。但他最不喜读应试的帖括（即八股文），父亲也不勉强他习时文，任其随意发展。独山莫友芝随父亲来遵义府学教授任所，前来沙滩拜黎雪楼先生习宋学，与子尹、兆勋共读古籍，以诗古文辞相互砥砺，诗艺与学业大进。

兆勋参加童生的“院试”，以古学第一考取秀才，成为府学生员。主试官是贵州提学使许乃普。许字滇生，钱塘人（后来官至礼部尚书），素以知人明鉴见称于时。看到兆勋的试卷，很惊异，不相信出自一位童生之手。复试时，当面以温飞卿的诗句命题，叫兆勋单独赋诗。兆勋顷刻便写成五言八韵四首呈上。许学使披吟品味，从句意到主旨，深及品骨风神，探寻人品情操，设想人生际遇。约莫一个时辰，才对兆勋说：“子他日必以诗鸣，第品骨近寒，恐禄位不及才名耳。”于是兆勋更加致力于诗歌的研究与创作，中年以后倾心于依声填词。其人生际遇果如许学使所言，终身沉沦下僚。

黎兆勋十次乡试均名落孙山，年近四十，才以父亲军功报捐教职，出任石阡府学署理教授，开泰（今黎平县）县学训导。以防御苗民义军之功升湖北鹤峰州判。到武昌后，巡抚胡林翼以他是黎平故吏（胡曾任黎平知府），留省垣任藩照磨兼盐库大使。人们都认为他旦夕便可获得守令之职，但他不肯趋侍长官，每当迁调之际，忌者以他“简慢骄傲”而阻其升迁之路，以州判终身。在武昌期间，与当时诗坛名辈交游唱酬，诗名鹊起，以致“黔疆中原才士，鲜弗知有黎君者”（龚昌运《侍雪堂诗钞序》）。

黎兆勋词的成就尤高，连莫友芝、郑子尹都自叹不及，称其词“骎骎轶南渡而上汴京”，“于长水（指浙西派首领朱彝尊）、乌丝（指顾贞观，清初词苑‘三绝’之一）、阿雪（指曹贞吉，也是‘三绝’之一）间参一坐，岂不可哉”！（莫友芝《葑烟亭词序》）把黎兆勋与两宋词家并提，可与清初大家相颉颃。此论难免有乡友之私的因子，但黎兆勋词的成就确实不低，现当代不少全国性词选都有他的作品，是近代词坛名家。和兆勋同时的礼部尚书潘祖荫评论云：“郑子尹、莫子偲、黎伯庸三君，黔之通人也。”

□ 黄万机

“强项令”救护十万回民

黎氏家训有云：“事亲必孝，事君必忠。居官必廉，勿坠家风。莅政临民，常存三字：清、慎、勤。”黎氏子孙作官者，大都谨守祖训，清廉谨慎，勤政爱民。有位在云南任州官的“强项令”，为保护民众的利益而与总督相对抗，并用全家几十口人的性命保证回民不造反，救护十几万回民生命。他就是黎兆铨。

黎兆铨是雪楼先生第四子。性格刚毅，有干济才。同治八年（1869年）署理寻甸州（今寻甸县）知州。正值农民大起义刚被镇压下去，百姓流离，田园荒芜。兆铨忙着招集流亡，安抚百姓，而云贵总督岑毓英搞了一套民兵征集法，按州县定名额，每征一兵，随征军饷白银四两。老百姓生活尚无着落，哪能再征兵征饷？兆铨考虑再三，毅然抗不应征，并上书巡抚刘岳昭陈述征兵弊端。提督马如龙向刘岳昭控告黎兆铨抗征之罪，刘很了解兆铨秉性，对马氏说：“这人是个‘强项令’，却是实心为百姓着想，我们对他还是优容一点吧！”后来，刘岳昭呈请总督停止了这项征兵令。

云南产铜，每年派官员押运数百万斤到北京，运费、伕马由各州县征集。这一年有新规章：每征马一匹，随征马料银2两。寻甸州要征马3000匹，银6000两，真是天大的负担。兆铨声言寻甸素不产马，如买马应征，老百姓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于是抗命不征。上司派“委员”来州里坐索，依然不交。经过一番争执，上司终于废弃新规章。

农民起义后期，岑毓英镇压了迤东地区的农民军，担心曲靖的回民造反，便把十几万回民强迫迁往寻甸等地，打算分散治理。不久，又怀疑回民暗中串联，意欲造反。岑毓英认为回民生性强悍，留下会有后患，准备全部坑杀。兆铨得知这一阴谋，愤然说：“这十几万回民的生命都系我一人身上，能坐视不救吗？”于是向岑总督请命，愿以全家数十口保回民不再反。先后陈述多次，拖了三年之久，岑才允许回民返回原籍。到回民迁返启程之日，每户按人口发给路费，兆铨坐在路旁监督发放。回民感激涕零，拜别而去。

黎兆铨在寻甸任职五年，又历任安宁、昆明、镇雄等州县官数年，被上司找岔子罢官。他两袖清风，慨然返里。其子孙昌盛发达，当代著名诗人黎焕颐，就是他的曾孙。

□ 黄万机

黎汝谦奇文讽慈禧

黎汝谦是雪楼先生的孙子，兆祺的第四子。少年时代勤学苦读，郑子尹视为他的“传衣”者。光绪年间中举，后随叔父黎庶昌出使日本，任神户领事官。几年后，随李经方再使日本，任横滨领事官。在日期间，目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殷望中国走日本维新之路。他对欧美民主政体也很向往，曾与翻译蔡国昭合译《华盛顿传》数十万言，刊行后，使国人认识这位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革命家，借以开启民智。

回国后，以知府衔分发广东，担负财经方面的工作。当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维新运动时，汝谦非常兴奋，以为中国有救。“百日维新”初期，他从《邸报》得知康、梁只授了六品小官，位卑权微，又受顽固大臣的攻击，非常着急，便向大臣李端棻、张之洞及王雪岑（张氏机要幕僚）上书四封，请求他们举荐康、梁，给以重权，完成维新大业。书札中剖析维新之举刻不容缓，并称颂康、梁的才识，足堪大用。他对康有为评价很高，如说：“汝谦奔走风尘，阅人多矣，海内之士，耳目所及其可以挽回国祚，拯济生民者，□□□□（刊印时盖上墨钉）殆其人也。……窃以为斯人一出，天下大局必焕然一新。……夫某君之为人，天下人望之若祥麟威凤，方谓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上仓场侍郎李苾园书》）李端棻果然向皇上举荐康有为等16人。张之洞最初捐资支持康梁的强学会，后来写《劝学篇》诋毁变法。

维新运动终于被慈禧太后镇压下去。“六君子”被杀，康、梁外逃。强国富民的美梦全破灭了，黎汝谦为此忿恨至极。于是写了《畏垒国游记》，以泄胸中之恨。

此文称“畏垒国”在大瀛海之东，是中国的邻国。其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其君称“皇帝”。文中写了畏垒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列强宰割，受尽英、法、俄、日、美、德等国的欺凌。对国中官场腐败、民生凋敝、田井荒秽诸多景象作了细致的描绘。写“欧人贩洋烟”而引起战争，使畏垒国“输金割地议和而罢”。后来欧人集兵破其都城，“国主逃命”，又与“日期国失和交兵”，被迫“割地数千里，输金钜万万”，订城下之盟。于是，“畏垒几不能国矣”。

但畏垒国中有识之士不甘亡国为奴，发起变法维新之壮举。文中对变法过程作了这样的记述：

畏垒小臣中，有忠愤知几识时者，见国人之将沦胥陷溺，永为奴隶也，出而建自强之策，上变法之奏以警悟其国主。国主嘉纳之。于是改革弊法，立行新政。欧美之人皆改视易听，悚然起敬，以为畏垒十年可以自立，廿年足以富强。讵知其国锢弊太深，天不相佑。其国太后与二三守旧大臣突然废其英武之君，杀其忠义之臣，尽反维新之法。其国之志士通人，皆惶惶焉、惴惴焉，知其国之将亡无日矣！

作者所写的近代“畏垒国”，明眼一看便知是清王朝的缩影，那位屠杀维新志士的太后，正是当朝的慈禧。这篇奇文收入《夷牢溪庐文集》，刻印于光绪辛丑年（1901年）。其时康、梁还是在逃钦犯，慈禧仍当权。刊刻这样的文章（连同上李、张等人的书札），是要担很大风险的。梓行这部文集，足见黎汝谦对守旧派的痛愤和对维新志士的崇敬，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 黄万机

黎汝谦译《华盛顿传》

我的曾祖父黎汝谦（1857—1909年），贵州遵义沙滩人。23岁中举，两次出使日本，任驻日本神户和横滨领事馆总领事。著有《夷牢溪庐文钞》6卷、《诗钞》7卷。继莫友芝先生辑《黔诗纪略》之后，莫芷升和汝谦老人又采集资料辑成《黔诗纪略后编》。

清光绪八年（1882年），汝谦老人又到日本，与日本人士谈论古今，看了一些翻译书籍，对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赞誉为近代豪杰，但手头无资料。当时，领事馆翻译官蔡国昭买得美国学者耳汾·华盛顿撰写的《左治·华盛顿全传》，这是当时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一本好书。蔡国昭按日语翻译，历时三年完成。汝谦老人对其“文字阇暗不明，词语不俚不俗，文理之颠倒淆乱”之处，耐心细致地进行了一番整理审订工作，经五次校正才定稿。

汝谦老人在序中说：“盖译书之难甚于自作，譬若传影写真，以原书之口吻、精神，毫发毕肖，始可以无憾。苟其事同，而神吻之轻重抑扬，或不尽似，亦未为善也。”这样严肃认真的翻译原则和精神，与中国翻译界权威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有异曲同工之妙。《自序》最后还说：“此书之成也，余与蔡君可谓劳精疲神，抟心一志矣。”区区数语，道出了领事官与下属同事间为完成这介绍西方伟人的工作而甘苦与共的风采。

华盛顿的民主主义思想与主张，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的理论依据。中国在19世纪的80年代就有《华盛顿传》的翻译，介绍传播西方的民主思想，对此后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影响是很深远的。

汝谦老人在日本任满归来，被授与知府衔，任广东省官银局总办。其时清朝末科状元麻哈（今麻江）人夏同和（用卿）亦在广东作官，任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其妹夏佩卿是我的嫡祖母。据老一辈说，曾祖父是两袖清风回贵阳病逝的。

□ 黎煌

王希白咏诗明大志

王希白，原名廷莲，号香湖，遵义禹门（今禹门乡）人。清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觐见皇帝时，帝曰：“何不叫青莲？”遂改名青莲。后知江南崇明县，历江宁知府、山西冀宁道、广东按察使，擢山东布政使，未到任而卒于广东任所，年63，归葬绥阳县郊，有《金粟斋诗文》行世。希白为官，以贤能称，时黔人有“三节（杰）青莲一树果”之誉，称颂当时贵州的几位名人，“青莲”即指希白。

希白少年时代，在遵义沙滩老塾师黎安理处读书，聪慧，有大志，其做诗咏对皆有气势，不同常人。一次，老师指着池中青蛙，命其作对，希白略作思索，即诵出一联：

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发声。

在座者皆惊异。又有一次，老师布置写诗一首，题目为“咏蕨”。蕨者，即贵州山中生长的一种植物，其嫩芽可食，人们称之为“蕨菜”。希白交上一首七绝，诗曰：

一锤击破地皮穿，握紧东风不放拳。
待到子规啼过后，金龙五爪面朝天。

这一首诗，将蕨嫩芽之姿态形容得栩栩如生，更可叹的还是诗中所表现的气魄，非同一般，很难想像出自一少年之手。

希白以后的诗，多为一般官场应酬之作。他不论在何地为官，都以勤政爱民、廉洁公正为己任。他死后皇帝特旨，允许灵柩回乡可穿城而过，获此殊荣者是很少见的。

□ 王午勺

张学良以礼寻理

1944年，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伸进了贵州独山。蒋介石与特务头子戴笠商量后，把张学良将军由开阳的刘育乡转押到桐梓县天门洞幽禁。

抗战胜利后，全国一片欢腾，而幽禁在天门洞的张将军处境依然如旧。赵一荻便对将军说：“汉卿，你该给委员长写封信，提醒他一下，应该立即释放你。”“这信不好写啊！”张学良有些犹豫。两人商量，把张学良一只心爱的瑞士奥米加建厂百年纪念手表，托人送给蒋介石。这是带有象征意义的礼品，含意十分清楚，意在关押十年时间到了，不要忘记。

手表送走之后，两人一直沉浸在兴奋与期待中。他们想，蒋介石回信之时，便是他们获得自由之日。过了一些日子，副官刘正光向张学良报告：“副司令，委员长回礼了！”张学良接过礼盒一看，礼盒制作十分精致，心中不禁激动起来，眸子里燃起希望的目光。他小心翼翼地解开红缎带，先是惊愕，随之两眼喷火，脸色变得铁青，嘴唇不停地抖动，猛然间高举礼品盒，狠狠砸向墙角。

赵一荻走拢一看，盒子装的是1936年的一本日历和一双绣花拖鞋，连一个字也没有。张学良心中愤怒地骂道：“流氓！”赵一荻气得抬脚将礼品盒踩得稀巴烂。

蒋介石的“礼品”，是无言的回答：从1936年一直拖下去，我不会放你的。1946年冬，特务把张学良将军骗到重庆松林坡滞留一月后，说南京委员长接见他，把他用飞机骗到台湾省新竹县，也仍然不给张学良以自由。

□ 野夫

冯玉祥在桐梓

冯玉祥将军位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要职，却经常深入人民群众之中。他所到之处，都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留下许多美好的轶事和传说。1985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玉祥传说故事》210多则，共35万字，可惜未搜得桐梓的一则。

1938年，冯玉祥将军由陪都重庆到贵州视察，路经桐梓，轻车简从，住北街中央旅行社（今工商银行地址）。下车后，沿街巡视一周，接见抗日军人家属。走进县政府，当时县长孔福民招待他在客堂坐，向他报告工作后，留他在县政府食堂吃饭。桌上摆着由豆腐干、皮蛋、肉片组成的一大拼盘，两大碗青菜豆腐汤，一大盘家常饼、花卷、馒头，既不铺张，而又实惠，很投将军心意。冯将军边吃边说，谈笑风生。当孔福民说到县政府食堂伙食标准是按县政府员工的月薪比例交纳，月薪高的多交，月薪低的少交，冯将军对此十分赞赏。

第二天，在大操场召开千人市民大会，冯玉祥将军出席作抗日救亡演讲，请老军人坐在前排，他特别把抗属李荣贵请上主席台，向大家介绍说：“他是模范老太爷，他两个儿子参加抗日……”（李长子在1937年11月上海广福镇战役中阵亡，次子在前方服现役）并私人赠款400元表示慰问，还一同照了相。在场的人都倍感鼓舞，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县城正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进行义卖、募捐，所获交县抗敌后援分会，支援抗战和慰问抗属。城区女小宣传队，以手工花为义卖品，遇到冯玉祥将军，他用30块大洋买了一朵花。在场的县长孔福民和县城几个有名望的士绅，碍于面子，不得不跟着掏了大洋义买。这次“义卖”收入甚为可观，至今尤为人们所称颂。

□ 舒楚泉

周国荣烈士逸事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有一个光辉的名字——周国荣。他是仁怀县城人，已故中顾委周林的胞兄。1927年春，他考入遵义省立三中，时前任校长黄齐生先生传播的民主革命、争取自由的思想在师生中较为浓厚，他深受其影响。当时贵州省主席周西成严厉控制学生吸收新思想，并下令禁止学生出境呼吸“新鲜空气”。对此，周国荣深为不满，曾串联同学进行反对。

1928年下学期，其同学伍朝鄂在校病故，全校师生集队送行，行至凤朝门时，被人用汽车冲击，学生们怒不可遏，高呼“打倒军阀”的口号。周国荣与同学韩念龙当即率领全班同学将汽车捣毁并追击逃跑司机至转运公司，将其狠揍一顿，倾泄了久蓄胸中的愤恨。

1929年暑假，国荣与仁怀同学一道回家，在枫香坝厘税所门前遇到一个小商贩因反对厘卡员勒索而遭毒打，一群人围观不散。国荣挤进人群问明情况，又查看卡员填写的税票后，怒斥卡员说：“你浮收勒索，等外加级，还竟敢打人，真无法无天吗？”那个卡员不但不认错，还盛气凌人，反唇相讥，叫他少管闲事。国荣怒不可遏，当场打了他几耳光，顿时鼻血长流。所内几个巡丁捉刀棍欲相助，国荣与同学一拥而上，经众人劝解才平息了事端。

1928年至1929年，仁怀县教育局和县城第一两级小学的负责人，邀集在遵义、贵阳读书的仁怀籍学生，建立“仁声话剧团”，周国荣担任编导。那时社会不开化，鄙视艺人，更鄙视扮演女角的演员，编排时大家都不愿扮演女角，国荣便主动承担。他们在县城和茅台等地演出了许多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反对封建礼教的剧目，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许。

1931年秋，国荣负笈北平，考入中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时值“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国荣参加了北平“反帝大同盟”，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学校支部书记。以后他又担任北平市印刷科长，负责油印标语、口号等宣传资料的出版。1933年10月下旬被北平宪兵三团逮捕，后被押送南京。他在狱中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在狱中写给其胞兄周梦生（国桢）的一封寥寥数语的信，其中一句是“要我反省，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体现了他铮铮铁骨和临死不屈的革命节操。

□ 龙先绪

两次晋见斯大林的绥阳人

夏禄敏将军曾两次晋见过斯大林，他是遵义绥阳人。夏将军1911年12月5日出生于绥阳县城。五岁启蒙，十二岁毕业于县立第一小学，十六岁毕业于遵义省立第三中学。十七岁与韩念龙、周林等负笈京沪，十八岁考入黄埔军校。1932年，在“一·二八”淞沪抗日激战中，他身中七弹幸存，之后任排长、连长。1934年被选送到国民政府中央防空学校深造，后留校任学生队长。

鉴于中日之战不可避免，1937年，国民党政府组成赴苏军事考察团，以争取苏联军队之援助。团长由杨杰将军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空军司令员王叔铭为副团长。考察团总共十三人，夏禄敏为成员之一。夏为何得以参加考察团？夏禄敏时为中央防空学校学生队长，年富力强，办事机敏、踏实，很得校长黄镇球赏识，由黄向何应钦、蒋介石推荐。

考察团到苏后，在机场受到外长莫洛托夫的欢迎。在苏考察期间，夏两次随杨杰晋见斯大林商讨军援问题。1937年初冬，夏衔命携《中苏军事援助协议书》回南京呈蒋介石签字后，又飞返莫斯科。此时，杨杰已任中华民国驻苏大使，夏则留为使馆代理武官。

在解放战争中，夏将军率部起义，投向了人民军队，参与了社会主义建设，现供职于云南省参事室。

□ 王福琪

武昌农讲所有个赤水人

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毛泽东倡议，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于1927年3月7日开学上课，学生由十七省集合而来，共计800多人。武昌农讲所有两个贵州人：一个是讲课的老师邓恩铭（1901—1931年，贵州荔波人，水族，曾出席中共一大会议），另一个是一期学生肖思铎，贵州赤水人。

1925年，肖思铎从赤水县高等小学堂毕业后，赴重庆，进入江北治平中学学习。1926年秋由重庆去武汉，次年3月进入武昌农讲所学习，编在学生总队第一支队第一区队。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儿现在对革命认识比前不同，亦可说有相当的进步才入此农所。以养成最有革命理论而能组织农民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地主的才干，以希尽我一人的一部分义务于革命工作中。那升官发财的事，是一般军阀官僚的勾当，绝非我革命者的行为。”

农讲所毕业后，他作为学生骨干选入农政训练班继续学习。宁汉合流，武汉形势日趋紧张，农政班学生根据党的指示，以军事演习为名，秘密离开武汉，经九江至南昌，编入贺龙指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随后转战广东，在海陆丰地区，遭国民党军队围攻，与部队失散。后辗转去上海，在上海党组织帮助下，到达潮汕地区，参加武装部队。1929年在海陆丰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4岁。

□ 李丞丕

刘眉生的《诀别书》

刘眉生将军系遵义县南白镇人，1905年生，1926年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第五期。曾参加北伐战争。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时，他任国民党八十五师五一〇团上校团长。八十五师奉调北上抗日，编入二战区十四集团军，参加著名的“忻口战役”。

刘眉生团于10月6日抵达忻口，他深知敌我双方均大军云集，是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大较量，必有一场恶战。临战前夕，他给夫人夏坤融女士寄出一封《诀别书》，以表义无反顾、拼死抗敌之决心。《诀别书》气壮山河，感人至深，其内容如下：

坤融卿鉴：

自京别后，忽已数月。此次随陈师长北上，途中虽鞍马劳顿及与敌激战，然抗日之宏愿得以实现，亦不觉其苦也。近日已达晋北，拟于原平一带阻击敌人。日寇凶残，夺我疆土，戮我同胞，愿以七尺之躯，以报生我育我之故土。即令战死沙场，我之荣矣。望吾卿切勿悲啼，希将育两子，续吾未尽之志，未完之业，誓死抗敌，光我华夏，吾虽死犹生，含笑九泉。

阵中草此，顺祈安好

眉生上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七日于忻口

刘眉生团10月12日，布置于忻口左翼战线的洪山阵地。13日，日军第五师团、关东军第一、第十二师团等五万余人向忻口各阵地同时发起进攻。刘眉生团阵地遭到多次猛烈炮击，他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两次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由于全团将士的英勇抵抗，虽伤亡惨重，仍使阵地坚持十数日未被突破。10月28日，日军投入更多兵力，以更加猛烈的炮火，多次炮击与冲击。在前沿阵地指挥的刘眉生团长不幸被炮弹碎片击中头部左侧，当即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二岁。刘眉生烈士以血肉之躯，忠贞之魂，实践了他“以七尺之躯，以报生我育我之故土”的诺言。

□ 刘伯禄

刘眉生烈士葬礼

1937年10月，刘眉生团长在著名的“忻口战役”中壮烈牺牲。消息传到八十五师，师长陈铁为失良将抱头痛哭，即令师政治部主任陈德明（遵义人，陈铁堂弟）奔赴前沿阵地料理后事。遵照十四集团军司令卫立煌将军指示，组成由刘生前勤务兵颜永鑫为班长的护灵班（全班共七人），火速离开战场，将其灵柩南运汉口，转运遵义。

在遵亲属接到眉生阵亡殉国来电后，即由其大哥赴渝转汉口接灵。因华北失守，撤离人员拥向西南，舟船拥挤，加之长江冬季枯水，行船缓慢，灵柩留滞武汉长达数月，1938年春方运抵重庆，再由重庆转运遵义。

刘眉生将军（军衔少将）系我省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第一位将领，是全省、全遵义的光荣。省政府、遵义专署为之举行隆重葬礼，进行公祭。公祭于1938年4月下旬在遵义协台坝原省立三中广场举行，由遵义专员公署专员主持。省民政厅厅长代表省主席出席，贵州各专署、遵义各县代表团、各地抗敌后援会、遵义城工、农、商、学各界，省绥靖司令部、省保安司令部、省军管区，各专署师管区均派代表出席了公祭典礼。

除主祭人及省主席代表发言外，各专署代表、省抗敌后援会代表均作了简短发言。会场气氛慷慨激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战到底！”“继承烈士遗志，誓死保卫中华！”等口号此起彼伏，近万人的呼声表达了中国人民保卫祖国、光复河山、抗战到底的决心。在公祭大会上还宣读了部分唁电。

发来唁电的有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第二战区司令部及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及总司令卫立煌，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第十四集团军所属部分军长如李默庵、刘茂恩，挺进军军长马占山等。参加忻口战役各师部分师长如裴昌会、陈长捷、李仙洲、林彪、刘伯承等也发来唁电。还有陈铁师长的悼函。

送葬队伍在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将军分别题写的两块高约四米的“大灵”引导下，按以下序列行进：军乐队，仪仗队，点祖轿子（由牟贡三先生点祖），内坐牟贡三先生及捧灵牌的刘眉生长子刘伯禄。接着是省、各专署公祭代表扶灵，六十四人抬灵柩，未亡人及孝子、亲属、各公祭代表团成员、驻省驻遵部队、各界人士、遵义各学校师生，最后是参加公祭大会的群众。送葬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全城父老，倾城而出，真是万人空巷送英烈。

在新华桥头、丁字口、狮子桥头、丰乐桥头，还有群众自发设置香案，燃烛点香祭奠。灵柩经过之处有不少群众泣立、跪拜、默哀。军人、学生队伍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抗战到底！”“还我河山，保卫中华！”等口号。“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抗战歌曲响彻云霄。送葬队伍到南门关后才各自返回。

灵柩安葬在我省著名工商界人士华向渠先生捐赠的忠庄铺右侧墓地，建有碑亭、拜台。后因建忠庄砖瓦厂，由夫人夏坤融将墓迁至龙坑镇八里村和平小组。1996年4月，夏坤融女士以九十一岁高龄仙逝后，由其子刘伯禄、刘协禄将刘眉生、夏坤融合葬于红花岗区圆宝山公墓第一层左侧。墓碑上题有“抗日牺牲烈士刘眉生将军墓”。

□ 夏贤牟 刘伯禄

一个反封建束缚的女性

夏坤融是抗日烈士刘眉生团长的夫人，1905年出生教育世家。父亲夏绍铨先生是遵城著名的教育家，时任老城杨柳街模范高等学堂（今遵义市文化小学）堂长。坤融幼年受到良好家庭教育，青年时就读遵义县（今红花岗区）女子师范，毕业后任新城大悲阁小学教员。

坤融自幼聪颖，个性刚强，从不逆来顺受。辛亥革命后倡导妇女不缠脚，其祖母仍在她十一岁时给她缠脚，使其痛苦难忍。坤融与知友余明霞（后为刘建群原配夫人）、张德玉等商议，一起剪碎裹脚布。祖母发现后又给缠上，缠一次她剪一次，祖母累极了，气病了，她的脚终于“解放”了。

三个“解放脚”取得胜利之后，又凑在一起商议剪掉头上的“猪尾巴”。在坤融房中，你给我剪，我给你剪，三条辫子落地，三人笑成一团。祖母听见，不知发生何事，推门一看，大吃一惊，又气又骂。坤融甚感委屈，抱头痛哭，心一横自言自语：“巾帼女子敢作敢为，岂怕遭受讥讽嘲笑？”话间，她昂首挺胸冲出家门，大胆朝万寿桥（今新华桥）、老城大十字、轿子街（今长征路），转而向刘家湾、狮子桥，再绕向转运公司（今延安路口）走去，沿街展示她的短发风采，引来许多看客，议论纷纷。然而，这被人称“黑毛狮子”的齐耳短发，不久便成了遵城新潮，一支女学生“短发军”穿行于市，人们已以欣赏的眼光对待之。

1927年7月，坤融与眉生的婚礼，开创了遵城文明结婚的新时尚。旧时女子结婚，坐四壁封闭的“闷轿”，新娘入新夫家，进门“跨火盆”，拜天地，拜祖宗，拜父母，入洞房后，新郎才能揭开新娘的红盖头，方可见新娘娇容。这套沿袭的封建婚俗，坤融早已深恶痛绝。她要改变传统婚俗，不坐“闷轿”，不兴拜堂。事前她与眉生商议，眉生见过世面，完全同意她的主张。

结婚这天，她身着红锦旗袍，头披长长的白纱，端坐自己精心设计敞开了的花轿内，由轿夫抬着沿街走到狮子桥头的平安寺，下轿后，由等在那里的眉生挽着她，缓缓进入庙堂举行别开生面的新型婚礼。主婚人夏绍铨先生首先讲话：“小女新婚，承各位父老亲朋光临。这次婚礼，一改旧习，难免有非议者。然旧习不除，新风难开。今日盛况，新风渐近。此风一开，新潮将涌。”证婚人蒋在珍（丕绪）师长讲话后，坤融代表新人致答谢辞。婚礼结束时，全场合影留念。

参加这次婚礼的有遵城知名人士牟贡三、刘伯庄、傅巨川、罗徽五、李泽九等人。夏坤融、刘眉生首创的新式婚礼一时成为遵城佳话。

□ 夏贤牟 刘协禄

郝梦麟在遵义

1937年，遵义各界追悼郝梦麟将军的大会上，数百副挽联中，中学老教师李次乾有“频年坐镇乌江，农夫忭于野，商旅歌于途，斯民久慰来苏望”之句，充分道出了郝将军与遵义人民结下的深厚感情。

1935年下半年，郝将军以国民党陆军第九军军长兼五十四师师长率部驻扎遵义。他是河北省石家庄人，原系孙传芳部下，归入蒋介石部队的建制后，在待遇上远远不能与蒋的嫡系相比拟。直至抗战前夕他还说过：“我这些本钱（指部队装备）还是旧老板的啊！”但他决不因此自弃，在率部驻遵义的两年中，整饬风纪，军民相得，举凡地方公益，无不慷慨赞助。

迨卢沟桥事变后，郝将军义愤填膺，毅然请缨从汉阳北上，并与家人诀别，率先赴阵，身临前线指挥冲杀，腹部惨中七弹，以身殉职。师长刘家麒亦相继战死，同时殉国。

□ 姚世达

我所知道的朱穆伯先生

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期间，朱穆伯先生是遵义教育界相当突出的人物，曾给遵义教育界以至社会留下深刻的影响和印象。

朱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回遵后在老三中（当时称黔北联立中学）、县中等校任教。当时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朱先生在这个学术空气极浓的环境里吸收了严复、梁启超、章炳麟、黄侃等的学术成果，尤其师承了章炳麟和黄侃在汉学方面的成就。他在谈论学术问题时，常不离太炎先生（即章炳麟）和季刚先生（即黄侃），以表示其师承关系。

朱先生在和青年接触中，除盛赞章、黄汉学成就外，也喜欢介绍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王夫之等人的学术成就。他曾屡次向我提到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旅游情趣和生活方式，极其推崇顾氏的《日知录》、《音学五书》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推崇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明夷待访录》。对清末学术，他强调严复所译《天演论》的影响。

我是十五岁时进老三中就读的，那时朱先生曾把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历史研究法》借给我看。这类书籍在当时的遵义是很难看到的。由于我大哥（詹健中）在清末从遵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帮助我父亲经营商业之余，还聘请老师在家里办私塾，除教我们四弟兄和一个侄子外，也吸收一些外来的学生。我大哥那时经常出入于一些师范同学的家里，和一些书香人家往还，搜集书籍信息和购买书籍。朱先生由北大毕业回遵后，也随时来和我大哥长谈。有时我大哥也请他给我们讲课，虽次数不多，但范围曾涉及音韵学（着重讲守温三十六字母）和国学常识，也讲过两次章太炎的《国故论衡》。

朱先生瞧不起当时提倡白话、大讲“八不主义”的胡适，说胡适学识浅薄，根底不深，不懂训诂之学。并说他在北大当学生时，便曾作文批驳过“八不主义”，并刊登在某刊物（我已记不清楚）上。

朱先生对梁启超较为赏识，他认为梁启超在政治上、学术上虽追随康有为，但他是“青出于蓝”，在很多方面超过老师，在清末学术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至于康有为，朱先生认为他坚持保皇，自始至终不识时务，个人操持也不够纯洁。并举例佐证：康有为在陕西偷佛经一事传开后，当时有人给他作了副对联：“国家将兴，必有□□。老而不死，是为□□。”这既是对康有为品德的讽刺，也是对他配合张勋搞复辟行为的鞭笞。

朱先生在学术上虽师承章、黄，但他的思想并不为章、黄所限。他讲西洋史，看了不少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书，其中不乏马克思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述，在校内外他还经常介绍一些辩证法的派别。关心社会、民众疾苦，对军阀混战、祸国殃民深恶痛绝；对国民党括民如篦如剃、抗战退无可退的腐败无能提起就骂。

朱先生好似一团火，特别喜欢接近青年，且感情真挚、热烈、丰富，让人有一种热呼呼、火辣辣的感觉。他又像匕首和投枪，给一些位尊德薄、自视不凡的人以无情的击刺，结果也引起这些人的反感，说他“老子天下第一”，“骂人至上”。但多数与朱先生接触交谈过的人，都承认他是个知识库、万花筒，对经史子集一触即发，引人入胜，“朱大圣人”的称呼也由此而来。

朱先生在讲课和与人交谈中，虽然有时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表现出较为浓厚的旧文人气息，但他的真诚常常流露在言谈笑貌之间，使人感到他经常保持着一颗童心，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亲和力。这种丰富热忱的人性，也促成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逐渐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帮助，看清新趋势，跻身革命的行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使他从章、黄旧汉学的影响下，在暮年放出了新的生命火花和异彩。

□ 詹健伦

文武全才的刘莘园

刘莘园名树苑，字端裳，贵州仁怀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1977年病逝于贵阳。莘园自幼颖慧异常，拟以科举而步入仕途，值清廷罢科考，乃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贵州陆军小学，曾与同学席正铭等成立“历史研究会”，借以评时论事，反对帝制。后入武昌陆军三中，曾参加辛亥武昌起义，被湖北军政府聘为交通次长。

起义时，清军撤退后丢下“汉兴”、“汉发”两艘船，俄法两国领事馆乘机冒为己有，总统黎元洪却令莘园放船，莘园据理拒绝，使黎恼羞成怒，下令枪决莘园，由于革命党人占上风，坚持不允。黎在无可奈何之下，撤销莘园次长职，降为军务部总务科长。1912年，莘园辞职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毕业后分到曹锟第三师，后升为营长。1917年该军移防湘西，他假归省亲，被黔军总司令王电轮聘为中校教官。

1933年3月，黔军移驻重庆南岸老君岩时，英国军舰擅自驶入重庆，向岩上居民开炮射击，酿成“重庆惨案”。莘园激于爱国义愤，当面对主张妥协的总司令袁祖铭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岂能坐视百姓无辜伤亡而不救？总司令不还炮，我还炮，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即下令开炮，英军慌忙拔锚溜走。莘园回老君岩奋笔疾书：“英舰侵我内河，炮击我同胞，是可忍，孰不可忍，同胞速起！速起！”当时《新蜀报》称莘园为“反帝将军”。莘园因此激怒了袁祖铭，便出走广东。

莘园由海道入越南，乘火车至滇途中，见一高大的法国佬带着一年轻的洋婆子上车寻坐，因座无虚位，便揪着他身旁一位中国人的头发向上提。莘园义愤填膺，猛然一拳将法国佬打倒，吓得洋婆子一声惨叫，便灰溜溜地滚下车去。至滇得知是龙云请的军事教官，莘园气愤地说：“这家伙如此欺负中国人，还要到中国来拿钱做事，天理不容，人情难忍！”龙云碍于老友情面，将其辞退。

之后，莘园寓居重庆达10年之久。抗战开始，在孙震率领的二十二集团军中任中将高参。出发山西抗日时，秀山队建华赋诗相赠，莘园和诗答谢：

短剑横腰塞上行，雪花如盖马蹄轻。
二陵云树依稀见，三晋关河次第平。
楚尾孤舟劳远梦，陇头流水动离情。
故人北道如相问，豪气元龙夙昔名。

徐州大会战时，他在一次高参会议上驳斥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主张韩庄守备队退守运河的错误方案，坚持二十二集团军配合友军作战，果于同年4月取得台儿庄大捷。徐州战败，他受命任该军团前敌临时总指挥。移军信阳后，与潢川的李宗仁取得联系，解决了正常给养，整编部队。旋奉命与王致远师长率队至襄樊待命，此时临阵脱逃的孙震邀他去汉口，给其师长职，莘园气愤说：“非军长不干”，便于同年秋告假回籍，襄办仁怀昆山中学。1948年定居贵阳，抗美援朝时，己年逾古稀，还屡次要求赴朝参战。临终时还在昏迷中说：“袁世凯被我们包围了”，可见其对袁氏复辟帝制、破坏民国之愤恨，至死不忘。

莘园文才极深，戎马倥偬中倚马草檄，横刀赋诗，长于古风，气势壮阔，笔力雄健，力求新奇。其文精简洗练，生动形象。他常与人言，学文当以《左传》、《聊斋》为本。他对鲁迅甚为推崇，常鼓励其子侄辈阅读鲁迅著作。他在书法艺术上颇有建树，常变卖家产搜购各种碑帖积半间屋。暇时则认真摹习，其笔意在《泰山经石峪》及《爨宝子碑》之间，而又跳出其樊篱，师古而不泥古，气势磅礴，苍古遒劲。

□ 龙先绪

王光樾在黄埔军校前后

王光樾（1907—1957年），字荫民，遵义老城大仕阁人。自幼秉性纯厚，奋发攻读，聪敏过人。六岁在三官楼胡肇基私塾发蒙，熟背《三字经》、《四书》、《诗经》、《易经》，为老师叹服。入杨柳街模范高等小学，成绩超群，且练得一手好毛笔字，为同街的清末举人蒋二爷看中，笃教通读《伤寒论》。进遵义中学堂，门门功课优秀，每学期均得第一名，深受老师偏爱。

1925年，与乡人张义远、黄乾堃、陈正常、江纯全秘密结伴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光樾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倍加刻苦攻读，严守纪律。尤以国文、英文最优秀，自学俄文也特别出众，得到师长与同学的称道，更受时任总队长的严重先生的器重。不久，以优异成绩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是同学。

光樾深受尊师严重影响，崇尚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积极支持北伐大革命。留苏期间，他与同学邓文仪有政见分歧。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不知何故，被欺骗回国后失踪。经胞弟王光炜及黄埔同学多方寻找，于1927年4月下旬在广州东山疯人院见到了蓬头垢面、目光愤怒、身着淡黄旧棉衣的光樾。因黄埔好友的搭救与奋力争取，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邓文仪无奈，将光樾接回黄埔军校。

在回校的小电船上，光樾极愤怒地打了邓文仪重重的两记耳光，反手又给留俄时的姚教官脸上两巴掌。以后，邓文仪以黄埔军校的名义，把光樾送进广州沙面芳村市立神经病院。从此，光樾长期住进疯人医院，无人管，没人问，受尽折磨。1927年，任贵州省驻广州办事处处长的黄乾堃为光樾支付了巨额住院费，光樾才得以出院，只身到南京，后由堂弟光晖接回遵义闲居。这就是后来闻名遵义的“王疯子”。

余幼时，常见这位“王疯子”蹲在遵义县中门前石板上书写一手流畅的英文，问及所写内容，多是单词、字母，时有成句英语夹在其中。听译者曰：有“北伐”、“革命”、“联俄、联共”、“天下为公”等内容。“王疯子”温文尔雅，礼貌待人，从不打骂大人小孩，凡妇孺老人皆与之接近。所写英文，任凭遵义县中师生高声朗读。关于王光樾被害致疯的原因，遵城传说不一，因无从考证，至今乃是一个历史之谜。

□ 且直

活跃于民国议会中的牟琳

牟琳，字贡三，贵州遵义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举人，贵州第一批官费留学日本，习速成师范科。回国后，曾任遵义师范学堂堂长。宣统三年（1911年），被选为资政院议员，在会上慷慨发言，指斥盛宣怀与帝国主义勾结，出卖国家铁路权益。入民国，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从此活跃于民国议会十余年。

牟任议员后，参加发起组织国民共进会，1913年该会等并入进步党，牟遂与原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孙洪伊（字伯兰，天津人，众议员）最为接近。不久，与该党内以汤化龙、林长民为首的另一派发生争执，在孙的策动下，牟与周恭寿、吴作棻、王乃昌、萧向荣、彭介石等三十多位议员（其中贵州、广西籍为多）退出进步党，参加国民党，被称为国民党中的小孙派（对孙中山而言）。牟成为该派的关键人物之一。

护国之役，牟因与王伯群交谊甚笃，故参加讨袁。嗣因段祺瑞与黎元洪发生府院之争，张勋乘机复辟，逼黎解散国会，议员三百余人南下广州，拥护孙中山护法。1918年，孙洪伊被任为西南军政府内务部长，牟任大元帅府参议。徐世昌任北京总统，倡导南北议和。1921年，非常国会成立于广州，牟在参众两院会议上发言主张议和。时皖系段祺瑞战败下野，直系曹锟势力渐大，孙洪伊及牟均主张联曹，由牟等二百一十六人，以议员名义通电促进南北统一。其时牟一度回黔，任黔军司令王文华部的参议。

1922年，牟在北京，曹锟已在积极谋取总统职位，各政团讨论总统选举法，推代表十二人，牟亦列名其中。国民党在沪开会，讨论孙洪伊联曹问题，曹也发出通电表示同意。后曹锟贿选总统公开后，国人一致声讨，牟也为人诟病。后直系冯玉祥兵变，幽禁曹锟，段祺瑞又出任执政，宣告民国临时约法失效，国会活动顿失依据，牟等在政治上就大为失势，始离开北京。

□ 且闿

沈久成在南京

沈久成，贵州绥阳人，曾任国民党陆军军长。北伐时，沈在黔军某旅任团长，归第四军节制。沈与两粤军人关系颇密。迨蒋介石“剿共”之际，共方孔荷宠（湖南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叛变，投身国民党，亦在沈军任师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沈到南京，为国防部部员，不上班，仅领工资。

沈曾与人集资在南京建康路朱雀桥附近左侧建“汉中商场”，有屋数十间，意欲食租金作京华寓公。无如该商场修建时，未敷设下水道，故商贾均裹足不前，仅沈孤身一人，寂居楼上，意颇悒悒，惟时往太平路麟和里六号刘家（广西人，原任沈军师长）闲聊。时我的表兄姚敬祖（粮食部视察）住麟和里七号，两寓仅数尺之隔。

一日，沈与刘来姚家，姚适外出，由我接待。后遂与湄潭张小甫、贵阳倪炯声为姚家座上常客，沈、张且在姚家就食。孔荷宠来宁时，间亦过姚家作“围城戏”。时国防部曾购得新华书店所印行的毛泽东四卷军事著作及《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发给部内高级将领阅读，以便研究对策。沈亦带至姚家，我也曾乘机翻阅。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蒋记“行宪国大”召开，各省国大代表云集南京。其中好戏主要为副总统选举。候选人有孙科、程潜、李宗仁、莫德惠等七人，各方组织拉票，收买“猪仔”，以期入选。初，沈本属意程潜，为其尽力拉票；但同时亦向李宗仁表示愿意效劳。时李宗仁桂系实力雄厚，不仅有白崇禧（国防部长）就近支持，而长浙江的黄绍竑、长安徽的李品仙、长广西的黄旭初均全力赞助。故李在竞选中能从容应酬，位于新街口中山路之粤菜馆“金龙酒家”，即由其全部包用，招待各省代表就餐、品茶、听歌、跳舞，逍遥其间，以便拉票者集中周旋。

二轮投后，程潜退出竞选，而将其控制票转让李宗仁。贵州代表经沈与姚敬祖拉票，大部分均乐意选李，故李大获全胜。事后，因沈、姚拉票有功，李与其夫人郭德洁曾设专宴招待，并摄影留念。

□ 周致平

蹇念益与护国运动

1915年10月，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阴谋已经暴露，决定积极筹备于次年“登极、改元”。蔡锷于十月已失去自由，逃至天津，与梁启超及反袁人士密商对策，这就是护国运动中的天津密会。地点在梁启超的学生汤睿家中，参加的人除蔡、梁、汤以外，还有四个贵州籍人士，即蹇念益、王伯群、戴戡、陈国祥，决定组军讨袁。由蔡、王、戴三人潜回昆明、贵阳，说服滇黔军以为基本力量；梁及汤回粤组军策应，蹇、陈仍留津京秘密联络并暗通消息，分化瓦解顽固的北洋军阀，以达到逼袁去位的目的。袁的大将、坐镇南京的江淮宣抚使冯国璋，经蹇念益等多方间接游说，对袁的态度由暧昧冷淡进而通电反对，对护国运动减少压力、取得胜利，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念益字季常，贵州遵义人，名作家蹇先艾之嫡堂叔。1900年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习法政，即与梁启超相契合，曾任留日学生团体——维持留学界同学会代理人、日华学生会代表，是留日学生中代表性人物。入民国任众议院议员，先后参加国民协进会、统一党（后并入进步党），与梁更接近，在该党内有“梁谋蹇断”之誉。在护国运动中，蹇与梁始终相与筹划，不遗余力。

此后，中国仍在北洋军阀的把持下，蹇仅以议员身份，浮沉政海，未竟其志。故梁曾赠以联曰：“最有味似无能，但醉来还醒，醒来还醉；本不住怎生去，笑归处如客，客处如归。”此联道出念益怀才未展，而国事纷乱，澄清无望，故消极颓丧，以酒消愁，可谓恰切写照。最后蹇果于启超病逝后不久，竟以仰药终。其友陈叔通曾表其墓。

□ 杨祖恺

封建叛逆卢夔凤

夔凤本卢葆华乳名，因人多喜此妮称，后遂以为字。父铭尊，清末秀才，始由东乡宋家坝迁遵义城内。母赵氏，系《续遵义府志》主纂赵乃康胞妹。夔凤翁赵笏，又乃康嫡堂兄，清举人，四川名山知县，为大儒郑子尹外孙。故夫婿赵文特，与夔凤实为姑表兄妹。

夔凤生于1902或1903年间，出身书香门第，诗礼世家，于文学濡染较深，且赋性聪颖。然个性坚强，不屑家琐针黹，对繁缛礼教，反感尤深。1924年前后，我家住新城白沙井，与卢氏比屋而居，尝闻其早晚琴声不辍，偶有他去，轿后亦必风琴相随，余无长物。我时尚幼，见卢与我母年相若，未及三十，体态丰盈，淡雅庄娴，无铅华气，常着蓝色短装、短发。其夫家姑嫂多人，时有过从，欢声笑语，夔凤从不参与，恬静自若。铭尊先生时执教城内，仅此一女，极为钟爱。闻曾有赠诗“二十世纪传绝学，天生汝正继衰翁”句，足见其寄望之深。

其就读遵义女师第一期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夔凤在同学中大声疾呼，反对封建枷锁，争取婚姻自由，领队游行，当街讲演，滔滔有如悬河。十余年后，乡中前辈犹有称道者。

1929年左右，竟毅然排除万难，抛家撇子，不计社会毁誉，追求个人新出路，奔往上海。闻曾就读田汉主办的“艺大”，后去杭州，继续从事艺术创作。当其遥为亡父设奠时，杭州文化界往吊者多人。积年中，先后有《抗争》、《哭父》、《血泪》、《飘零集》等刊行。当时南社社长柳亚子在其《飘零集》卷首题有“黄绢幼妇”四字。后寓居上海，以文字稿费谋生。抗战军兴，夔凤只身避居昆明。诸子皆从卢姓。原夫赵文特，已于其去沪时自缢于贵州岩孔厘税任所。或谓其曾与大理人马跃初结婚，马系纳西族，供职于云南民族学院。曾开设小书店，以“飘零”命名，想系女诗人自况其苦命也。后死于昆明。

□ 姚世达

周沆的会试硃卷

周沆（1874—1956年），字季贞，贵州遵义县人。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恩科举人，次年连捷成进士，年仅21岁。历官户部主事，即外转云南知县，升昆明知府，兼总督李经羲文案。入民国，曾任贵州都督府政务部长，后任云南蒙自道、陕西汉中道、广东琼崖道等道尹，中东铁路理事。解放后，回原籍定居，曾任遵义市人民代表，省文史馆馆员。

省地方志资料室搜集得其乡、会试合刻“硃卷”残本。硃卷前有缺页，但基本完整。在清代，府、州、县增附生参加乡试中式后称举人，都可自刻三场考试的八股文、应制诗及考官评语等，再加上受知受业老师名单和本人及其三代履历等成册，分赠亲戚师友，称为“硃卷”。此卷所缺部分，是他的三代履历及师友名单。现存的篇页，还是主要部分，择要项照录，以见科举考试的程序：

“癸巳恩科贵州乡试中式第二十一名。保和殿乡试复试第二十一名。会试中式第三百十一名。保和殿复试第二等第三十七名。殿考第二等第六十四名。朝考第二等第三十八名。钦点主事签分户部。族繁不及备载。住居遵义府老城东门内。”

接着是周中式举人和中式贡士的履历、试官评语及八股文、应制诗等。其中有一些科举考试专门用语。如乡试有“衡鉴堂”原批；会试有“聚奎堂”原批字样。还有阅卷、批取、批中等官批语。按衡鉴堂是乡试三场以后，各考官共同结论的批语，聚奎堂是会试考官的总结批语。

□ 季周

陋巷老人颜爱博

颜爱博，原名苍霖，贵州正安县人，祖籍山东曲阜，清光绪十年（1884年）生。世代业医药，受学于家庭，幼即习中医，并攻读古籍，学业大进，能诗文。成年后，值清政日窳，外患深重，遂立志从戎，考入贵州陆军小学第一期。与同窗贞丰人胡刚（寿山）及省优级师范学生兴义人王文华（电轮）等三人志同道合，日夕过从，倡言革命，颜尤为激烈。在校写新词一章，隐寓反清之意，在校中传诵，校中侦询时，颜亦直陈不讳，致被拘留，虽经援救，仍以除名释放，复报名入南厂新军营。

未久，贵州辛亥光复，主要是以陆军小学及新军为基本力量。爱博满腔革命热情，积极投入。殊民国建立，贵州政局即陷入地方政治派别之争，后来长时间被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前后十余年间，爱博以贵州辛亥革命的参加者，被委任清镇县长之职。到任后，颇思一展才能，为民兴利除弊，曾自撰一联：

仕隐敢曰能，于万恶社会中，借舒民困；
佛说大无畏，开三世因缘外，别具官风。

他在清镇仅一年，因政治黑暗，不安于位，遂悄然辞去。临行时，编印《宰清事略》小册公诸社会，以示坦荡心怀。

此后因生计，设馆教学，闭门著书，先后成《孟子训故》、《学庸会参》、《唐诗铨释》、《老子用》等，有的曾铅印出版。1928年，应王文华之兄伯群之约，曾任职重庆及涪陵电报局，又任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四川省政府的参议、顾问、秘书等职。抗战后期见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更加腐化，民生凋敝，乃退职返里，仍是两袖清风，前途渺茫，精神苦闷，不免寄情于诗歌文辞以抒怀抱，有《和陶渊明归去来辞》、《广士不遇赋》、《衍村情赋》等文及《和陶诗》100首。其文中警句：“……慨豹虎之逐鹿，并黍离之可悲。论兹咎其谁尸，恐悔过不及追。缅当年之内讧，抑拒谏而饰非。……”“殊冰山之难恃，孰转危而为安；或残民以敛怨，巧营私而闭关。伤前途之黯淡，犹袖手以……”对国民党政权当时上下交征、营私舞弊及其不纳忠言、必致覆灭的结果，果如所料。

至1949年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各省文史研究馆成立，颜氏被聘为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已年近七旬。因生活得到照顾，心情舒畅，写了不少诗词，从内心道出：“今日个盛世重瞻，天际乌云不再！”“浴沂今昔异，闻道意偏佳！”等兴奋情怀，惜因病逝世于1957年。晚年还成《明代黔人诗选》稿，亦未付梓。

□ 徐泽庶文 杨祖恺整理

重名节钱邦芑落发为僧

明清之际，贵州出了一个奇人，即著名的诗僧大错和尚，明末名士钱邦芑。钱邦芑，字开少，别号知非居士，江苏丹徒（今镇江）人，明崇祯进士。南明时，曾任四川、云南等省巡抚。永历时，邦芑到贵州，被授以副都御史并巡抚贵州。

永历四年（1650年），孙可望入据贵阳，多次延请邦芑为官，皆拒之。后邦芑知事不可为，必受其害，遂隐居修文之三潮水，自置产业，筑室居之，出资建剌目寺于改城，让他的女儿带发出家于此。邦芑即离开修文远游，经绥阳到了余庆县的蒲村。蒲村位于他山之麓，有珍珠泉数眼，钱邦芑爱其景色秀丽，于是在该地筑堤拦水，成一大湖，又在湖边广植柳树，名为“柳湖”。终日吟诗饮酒，或聚邑人讲学，远近人士纷纷来到蒲村。

孙可望知道邦芑在余庆后，又连下10余封文书召他，迫令其出山，邦芑仍不理睬。他53岁生日，县令又持孙可望手令，要他立即到贵阳听候安置，邦芑断然拒绝。为绝后患，邦芑当天即在蒲村住地小牟庵剃度，落发为僧，自号大错和尚，称柳湖旧居为大错庵，以明其志。

先是，孙可望占据贵阳后，虽然尊奉南明永历，但却任意诛杀南明官吏，一些意志软弱者皆投靠之。有一名方于宣者，献媚尤力，擢升编修。孙可望败后降清，方某怕祸及本身，想到邦芑高风亮节，很得人心，就致书给邦芑，邀他共谒可望报功。邦芑早看出此人用意，遂答以一绝云：

修史当年削笔余，帝星井度竟成虚。
秦宫火后收图籍，犹见君家劝进书。

讽刺这种反复小人。

□ 陈训明稿 任索整理

钱邦芑痛辱吴三桂

钱邦芑在大错庵居住时，明末降将吴三桂曾慕名以厚礼相请。钱邦芑将礼物掷于门外，赋诗一首回赠吴三桂，诗文如下：

李定国是忠臣，鞠躬尽瘁，辅佐明明了了，岂揣私心，要图谋半点功名富贵？
孙可望是国贼，篡位夺权，称孤道寡，原其立意，直欲吞尽八里八州！

吴三桂看后，气得发抖。钱邦芑索性又写一联相讥：

旁门不通，走狗们休来进贡！
大厅虽设，降清者且莫叩头！

吴三桂气得吐血，便派刺客去暗杀钱邦芑。结果，刺客被钱邦芑的凛然正气所慑服，反而拜他为师，不肯回去。吴三桂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 刘庚型稿 任索整理

设计钓鱼城的播州“二冉”

60年代初，我曾作考古工作，在一次田野清理调查中，在与今遵义、桐梓和绥阳三县毗邻的元田坝，偶然发现冉琎墓。墓为石室，据其规制大小和墓室顶部所存铁环，当系无椁悬棺的单人墓葬。

冉琎、冉璞兄弟，南宋播州绥阳人。因仅系一介书生，又隐迹乡里，故为一般史籍所不载。即令搜集较为广富的《辞源》、《辞海》，亦不具其名氏。但据《遵义府志》和《绥阳县志》所载：“兄弟俱有文武才，前后阃帅辟召皆不赴。后闻四川制置使余玠贤，遂往谒”，居馆数月，卒无所言。时蒙古军正日逼南下，攻蜀甚急。“一日，余玠设宴会宾客，皆纷纷竞言所长，冉氏兄弟默无一言，唯饮食而已”。余玠更辟馆处之。见兄弟二人终日对踞，“以垩（白色土）画地，为山川城池之形，起则漫去”。如是旬日，兄弟相与谓曰：“是可语矣”。遂往见玠：“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之计，莫若徙合州（今四川合川县）于蜀口形胜之地钓鱼山。若再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余玠欣然从其计，并以徙城之事，悉任其兄弟二人。

于是冉琎、冉璞“因山为垒，棋布星分”，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垒，以护蜀门。钓鱼城筑于距合州东五公里的钓鱼山上，嘉陵江经流至此呈一“几”字形，环绕钓鱼山东西南三面。山与合州之间，唯有一陡削笔立的山脊（俗名“江刀楞”）可通。故徙合州建钓鱼城于此，乃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扼险而制敌以胜。

蒙古宪宗九年（1259年），蒙古军统帅蒙哥率军10万攻蜀，至7月见合州一时难下，遂以精兵3000守此，余部悉攻重庆。南宋军守将王坚据钓鱼城力战，并以土炮轰击蒙精兵前锋，蒙哥及其守将汪德臣同毙城下，于是蒙军北撤，钓鱼城之围得解，致使南宋延祚达20年（1259年—1279年）之久，影响可谓大矣。故钓鱼城被欧洲人誉为“东方的麦加”（元朝建立，追谥蒙哥为桓肃皇帝，庙号宪宗，计在位九年，享年五十有二，据《元史·宪宗纪》）。

史家认为：凡立国于北者，恃黄河之险；立国于南者，恃长江之险。蜀居长江上游，如敌人有蜀，自蜀浮江而下，则蜀地不守，江南尽无。故余玠若无冉氏兄弟陈建钓鱼城之策，则南宋之亡，又岂待祥兴二年（1279年）、陆秀夫负宋帝昺于崖山投海之时！

钓鱼城始建于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四川抗元名将王坚、张珏据此与川中守将呼应，守蜀长达36年（1242年—1279年）之久。该城距嘉陵江400余米，城周围长20余公里，至今仍残存内城、外城、一字城等城墙和7个城门，可供人观览凭吊。

□ 牟应杭

果瑶和尚

果瑶法师，俗姓陈，名翠华，字冠军，贵州仁怀县人。1894年生。童年即涉猎经史，习为诗文，落笔灵异，词采可观，人目之为灵俊儿童。及长，毕业于贵州陆军学校。当学生时，已怀革命之志，后加入同盟会。当袁世凯妄图称帝时，熊克武在川，任招讨军司令，随蔡锷率军讨袁，果瑶在熊部下。护法之役，果瑶在军中任旅部参谋处长，嗣后又调任师部军械处长。目睹军阀混战，心恒抑郁不快。

1919年，奉命赴武汉购买军械，归途经万县，被其他部队侦知，欲劫其军械。他想，军械运回后，不外是作内战之用，于国于民有害无益，况遇敌甚近，前行有困难。遂毅然令随从人员，将军械沉入江底。事后，上司震怒，将他削职论处。经数月后，自念：虽匡时有志，而报国无门，遂决计舍弃军人生涯，谋求披缁入佛。

1922年上峨眉金顶，皈依传钵老和尚，削发为僧。从此，专以弘扬佛法为务。果瑶治学勤奋，研读各种释典，覃思妙悟，穷究玄微。数年间，对各宗学理，颇多贯通。1925年，至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足具戒。

嗣后，因闻西藏佛法最丰，遂怀入藏求法之志。曾先后至康定、西昌，预习藏文，然后几经艰苦，进入西藏。师事大喇嘛，勤劬学法，对西藏密宗典籍广搜精研，苦学数载，成就甚宏。以识解超卓，颇得喇嘛赞许。将返川时，喇嘛特赠予贵重法物，人以为荣。

既返峨眉，未几，被选为金顶方丈，兼任万年寺、毗卢殿方丈，且任峨眉教会会长，与川中佛学界名流多有往还。尝被延请到蓉城及他处有名梵宇讲学，为弘扬佛法，作狮子吼。1932年至1933年间，受贵州省主席毛光翔之邀请，到贵阳讲学。为培育佛学人才，曾创办贵州佛学院，并礼聘名流同在学院授课。留黔约三载，乃率其徒行返峨眉。

□ 徐世珩

丈雪和尚在禹门寺

由遵义市沿遵湄大道经虾子场折而东行，约49公里处，便到了遵义县新舟镇禹门片区的锁江桥头。距桥头约一里有山曰禹门，古柏荫翳，藤萝缠绕，乐安江漱石而过，回为深潭，风景绝佳。山有寺名禹门，明万历年间由黎朝邦率家人创建，初名沙滩寺。明亡，朝邦子怀智伤家国之痛，弃湖北黄冈知县回黔落发于此，更名为龙兴禅院。朝邦设家塾振宗堂于内。但禹门寺在黔中名闻遐迩，却是因高僧丈雪曾驻锡于此12年所致。

丈雪，名通醉，四川内江李姓子。五岁入寺。20岁时听可尊和尚讲《法华经》，对“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不解。乃出外遍访名僧，后在禅友灵筏指引下，到梁山县万峰山拜破山海明为师，大悟禅宗要旨。一日，随破山过白兔亭观瀑，破山书一偈云：“画断苍崖倒碧岑，纷纷珠玉为谁倾，拟将钵袋横拦住，只恐蟠龙丈雪冰。”由是更名丈雪。后走浙江天童山参密云法师。一日上太白顶拖柴，竹签伤足，血迸污地，忽闻打普请梆，椎急声厉，忽悟解香岩击竹之旨，入拜呈一偈云：“两脚行来古路平，通身棒眼血淋淋。而今只识牛和马，鼻孔分明搭上唇。”崇祯十六年（1643年）与破山同结活埋庵于梁山县太平槽。

明亡，住成都昭觉寺。清顺治四年（1647年），四川战乱频仍，丈雪离川云游，过禹门寺，见学生所作时文，乃提笔修改而去。须臾，朝邦返，掠其文笔，急命追而返之。坐谈间，知丈雪来历，大喜过望。恳请留居此山，命怀智拜师，起名彻智。时彻智年已64，长丈雪24岁。不久丈雪离遵返川。

顺治六年复来沙滩经营，易“龙兴”为“禹门”。其治易名之理云：“稽昔禹师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华阴砥柱之墟，皆获安澜；怀山襄陵之势，不复如初。……稽乐里有寺名沙滩者，绀殿轩昂，堂奥鸿敞，石磴层嶙，林木蓊蔚。溯所创者，肇自策眉。始惜沙滩梵刹，‘滩’则不能遽济，‘沙’又恒河难更。恭请丈雪人天师为丛林住持，于是易名为禹门禅院。遏人心之江河，濬群胸之闭郁，使之洞见本来面目，豁然通，憬然悟，有如禹之随山决排，机忘物我，真利济人之乎！”

丈雪禅风，农禅并重，在《开堂记略》中说：“总以一铛共煮，众姓施腴，蔬圃周备，收跋涉遐迩之役，免久坐新参之劳。”在禹门“领众开田，广建禅院”，遍植柏树。经数年经营，“上下蜂房，各开户牖。禅和诸子，日至十百。”北建藏经楼贮四部《释藏》。使禹门寺成为黔中第一净土。影响所及，其后代弟子均是“一粒一粟，取之耕耘，行住坐卧，不染纤垢。”

临济宗主张棒喝齐施，有“卷舒纵擒，杀活自在”的胸襟风度。由时代演变，渐次衰颓。丈雪本着“法门柱石”的顶天立地精神，曾在有的官员信奉天主教企图废佛教时，致函当道及国师玉林和尚，力争“宁谧海内诸山”。由于其努力，使“禹门激浪，复振临济宗风”，开了黔中一代佛教新风。因而，讲说黔中佛教故事，不可不研究禹门寺和丈雪和尚。

□ 黎铎

科教集萃

竺可桢住傅梦秋家轶事

1940年2月19日，竺可桢率领浙江大学师生到达遵义，他先住水硐街13号詹宅，随即迁至碓窝井9号傅家。

竺可桢1920年至1925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地学系主任。傅梦秋1921年毕业于此校，两人有师生之谊，但劳燕分飞近20年，不见有文字记载他俩南京高师分别后的往来。抗战爆发，竺可桢肩负浙江大学校长重任，长途跋涉来至傅梦秋的家乡遵义，两人重新见面。傅家在碓窝井的住居是一楼一底，傅将楼上给竺居住，自己住楼下。

浙江大学因日寇侵华全校西迁：一迁浙西，二迁赣中。1938年，竺可桢又风尘仆仆在湘桂道上寻找校址，在搬到遵义前，他根本无法顾家。竺夫人张侠魂与次子竺衡因痢疾在泰和去世。搬到傅家后才有相对稳定的环境。

1940年2月22日入居碓窝井，3月15日竺可桢与陈汲在重庆银行公会举行婚礼。4月18日回到遵义。因为浙大同事送赠礼物，于是竺可桢夫妇于5月12日假天主堂后的走廊备茶点招待亲友致谢。这地方面对花园，可容纳200人，应邀前来的有160人。

1944年，军政部军粮局定遵义县征军粮19万担，比1943年增加4万担，军粮负担重。遵义富有之家如华家负担4千担。当时浙大的米票可以顶军粮。傅梦秋任浙大事务主任，柏杰生委托他为其收购浙大的米票。傅为柏家收购了37担。是年10月，遵义大米市价为每老斗（33斤）1000元。米票折合每担米的价格自然要低。米票之事传出，傅梦秋受人攻击，遂向竺校长提出辞职。竺校长慰留他，认为“出售者本系自愿，而柏家收买交军粮，此在法律上所许。但以道义上论，则不足为法耳。”

竺可桢在领导浙大繁忙的公务之余，还潜心研究气象学。世界气象学史名篇《二十八宿起源之地点与时间考》就是在碓窝井9号这幢小楼里写成的。文稿为一万六千余字，发表在《气象学报》后又自译成英文。他写这篇论文时经常从晚上八时写到子夜。记在《竺可桢日记》上的笔记有三万余言，“日夜从事于此”，自称“历来作文，无此次之苦者”。

1945年8月11日，竺可桢深夜十二点始睡，浙大学生前来紧急敲门。四、五十名学生拥入，向竺校长报告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抬着他欢呼。抗战胜利后，竺可桢便着手将浙大迁回杭州的事宜。1946年5月15日，遵义文化界欢送浙大返杭州。次日，竺可桢从遵义乘车去重庆。竺傅两人握手告别。此后师生之情长青而再未相逢了。

□ 翁仲康

竺可桢坐滑竿

抗战期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历尽千辛万苦，于1940年迁来遵义。由于遵义城内房屋紧张，加之尚有一年级新生留在贵阳青岩，往来管理不便，竺有心再迁一部份师生去湄潭。但竺听说遵义至湄潭的公路因停停修修不能通车，遂生动摇。时逢湄潭县长严溥泉因故在遵，得知这一消息后，力请竺可桢迁湄办学，并表示不惜倾尽全县物力人力，争取早日通车。

是年二月，严溥泉再次赴遵请竺可桢来湄实地考察，并带去骡马几匹供竺坐骑。竺从遵义骑马行至虾子场后，两腿酸痛，便向严提出步行。严系留英归国的学生，对竺格外敬重，便在虾子雇了一乘滑竿请他坐着赶路。到了湄潭后，见两个抬夫非常辛苦，便在严讲好的价钱上，另给每人一块银元。

竺可桢到湄潭后，看到县城山青水秀，民风淳朴，物价低廉，决定将理工、农学、师范三个学院迁到湄潭。后来，他考虑到贵阳青岩的几百新生，向严提出可否再扩租房屋若干。严对竺说，县城已人满为患，但距县城仅20公里的永兴镇也在遵松公路线上，如竺乐意，可赴永兴作考察。

由于竺厌于骑马，严溥泉便命人在城内订下两乘滑竿，亲自陪竺去永兴。竺可桢坐上滑竿后，一反由遵义来时的闭目沉思，反而兴致勃勃地观察沿途景物，不时与两名抬夫交谈。两名抬夫为壮年汉子，常年为人抬滑竿，经验丰富，小心谨慎，道路较遵义至湄潭平坦许多，使竺可桢坐得非常舒畅。

行至流河渡，严命停下休息吃饭。竺可桢就在流河渡街上转游，走到场口龙井处，见井水清洌，出水时咕噜噜冒出一串串晶莹透亮的水泡，便对严讲，贵州地下水之品质远胜江浙。回头问当地农人，此井有名乎？农人答没有，请老先生赐一名吧。竺可桢说：“葡萄井恰当否？”

到了永兴，竺见街市宽敞，商业发达，预租的江西会馆、三楚会馆与县城所租房屋基本相当，竺显得非常满意。去拜会区署人员时，抬夫见他拿着一把阳伞，便问：“先生，今天万里晴空，毫无下雨征兆，这伞拿起多不方便。”竺说：“一小时后即有暴雨，你们也不要走远，当心淋雨生病。”两个抬夫当然不信，径自上街玩耍。不一会，两人淋得如落汤鸡一般，方知先生说话之灵。后来，两个抬夫才知道，与他们相处两三天的先生原来是中国有名的“观天师”。

□ 韩志强

“两弹之父”在湄潭

王淦昌先生是我国核武器专家和物理学教授，因其在核物理方面的卓越贡献，被誉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之父。抗日战争时期，王淦昌先生全家随浙江大学辗转来到湄潭县，住在一间十分破旧的茅草屋里。一家七口人仅靠王教授微薄的薪金度日。

王淦昌教授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在家里坚持对中微子等尖端课题的研究，常常是一盏油灯伴他到天明。当时实验室的设备十分简陋，由一台汽车内燃机带动的发电机是唯一的电源；没有什么探测器，只有一台自制的小云室。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王淦昌教授在湄潭五年多时间的辛勤耕耘，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九篇论文。其中，1942年1月发表于美国《物理学评论》上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一文，具有划时代意义，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美国物理学家阿伦阅读后茅塞顿开，便以著名的“王淦昌—阿伦实验”一举擒获了被物理学界称为只有瞬间生命却威力无比的“金色小子”——中微子，捧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的诺贝尔物理奖。

王淦昌教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深受学生欢迎。他除在湄潭双修寺（现湄潭中学校址）给物理系学生上课外，还要抽时间去永兴一年级分部会见新入学的物理系学生。1944年秋的一天上午，王淦昌教授从湄潭赶到永兴，与新生们共坐在教室的几条破旧板凳上亲切交谈。他很带感情地说：“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她研究的对象。她寻求其中的规律，这是十分有趣味的。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他的讲话更加坚定了同学们献身物理学的决心。

1945年8月上旬，抗日战争胜利的喜讯伴随着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消息一起传到湄潭，大家无不欢欣鼓舞。但一般人包括绝大部分浙大师生都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一回事。王淦昌教授应邀作了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师生们极大的兴趣。王淦昌教授当时可能没有想到，在19年以后，他和他的不少学生参与研制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也在祖国的大地上试爆成功了。

王淦昌先生成为世界瞩目的大科学家，然而他身后站着的那位既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却鲜为人知。王淦昌先生自幼失去父母，13岁时，慈祥的外婆怜悯他过早失去父母之爱，给他娶了一位漂亮的16岁的大媳妇吴月琴。虽说吴月琴目不识丁又是小脚，但贤惠善良、勤劳质朴的品德，赢得了大科学家深深的爱。

正是这样一位小脚女人，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以她的坚韧、勤劳和爱，为王淦昌教授及全家撑起了一片生命的天空，亦使王淦昌教授能专心致志地搞研究。在湄潭的日子里，王得了肺结核病，校方的薪金有时又好几个月发不出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是吴月琴挪动着她那三寸金莲，在他们屋后的山坡上开荒种地，又养了一群鸡，一家人的生活才基本得以维持。这时，不知她又从哪里听说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一只奶羊，满山遍野地赶着放牧。

竺可桢校长看到后对王淦昌教授啧啧称赞道：“王教授，没想到你的‘小脚太太’真能干呀，让她给浙大的教职员工家属传传经，垦荒自足，这是教授夫人用女人的双手击退日本鬼子兵啊。”听到校长对爱妻的表扬，王教授这才意识到妻子的劳动是多么的有意义啊！她实在太累、太辛苦了。一生冷峻治学的大科学家此时不免热血沸腾，他想立刻见到妻子，向她表达他深深的感动和内疚。

傍晚时分，当妻子牵着羊儿回到家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教授深情地说：“这些苦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了，从明天开始，羊由我负责放牧。我上课的双修寺前长满了青草，明天牵着羊儿去，准保它吃个饱。”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教授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着羊儿，沿着弯弯的山路悠然往来……那是一段虽说凄苦却也恬静温馨的田园牧歌生活。也正是在这段艰苦的岁月，在那湄江岸边的茅草屋里，王淦昌教授为我国“两弹”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 谢爱临

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选择

1945年，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在英国的《自然周刊》上写道：“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他说，那里有一批包括苏步青教授在内的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是中国科学事业的希望。”

这位英国人讲了老实话。苏步青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并升入该校研究生院，1931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等名牌大学的聘书雪片似地飞来，老师和亲友也谆谆劝留，把优厚的物质条件摆在他面前，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回到中国，来到浙江大学，并随浙大西迁贵州的湄江河畔。为何如此选择？他的回答是：“我的祖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不能袖手旁观！”

“让我们花二十年时间，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的数学系！”赤子豪言，掷地有声。在湄期间，苏教授一家八口住在城南朝贺寺这间破庙里，聊避风雨，油灯照明，烟薰火燎。他在诗句中这样描述道：

寄身破寺复何人，眼底河山一片新。
莫道桐油灯影淡，如今放焰暖生春。

工资收入难以养活全家，刚出世不久的儿子因营养不良而夭折，地瓜蘸盐巴吃的日子也过得太久。苏教授买来锄头和粪桶，在庙前开出半亩荒地，栽红苕，种蔬菜。下班归来，松土、锄草、施肥、灭虫，俨然一个菜农。

苏教授已任数学系主任，但仍然穿着缀满补丁的衣服走上讲台。他背向学生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就在下面窃窃戏语：“看，苏先生背上的三角形。”“梯形。”“正方形。”“还有螺旋曲线。”雨天，苏教授顶着芭叶斗笠走向教室，又踏着泥泞小道返回破庙。

家贫出孝子，国难显忠臣。一颗强烈爱国的滚烫之心，激励着苏步青鄙弃日本大学的富有，选择祖国后方的清贫，在艰苦的激流中奋力拼搏。短短7年，他团结同仁，带领学员，开创了微分几何的新天地，先后发表论文160余篇，专著7种，教材多册。他们创立了世界公认的“浙大学派”，与美国、意大利的两派形成“三足鼎立”。他的誓言实现了，但没用20年。他，被誉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

□ 郭福豪

不忘菜根香的苏步青教授

苏步青教授曾于1940年随浙大西迁到遵义、湄潭，住的是破庙、陋室，吃的是烧山芋蘸盐巴，穿的是打上补丁也换不下来的衣裳。两个儿子要搬进中学住校，家里因抽不出一条被子，只好不去。当时他刚满四十岁。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中，一家八口吃不饱饭，就在破庙中开垦半亩地种菜代粮。不但在这里教出许多杰出学生，自己也在数学上创立了“浙大学派”，还能在桐油灯下写诗作乐，和教授们办起了“湄江吟社”。

当时国民党教育部要派他出国进修，他为要教好学生，谢绝出国；解放后留在复旦而不去北京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也是为了要教书育人。别人说教授坐的是“冷板凳”，过的是“面有菜色”的日子，但他却以“拼坐终生冷板凳，不忘每饭菜根香”自豪。真是诲人不倦，终生以教书为荣的一代宗师。

这里抄录他四十年代在湄潭浙大的两首诗，作为他喜欢“菜根香”的小小证据：

（一）

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
曲渠疏雨水，密栅远鸡豚。
丰歉谁能卜，辛勤共尔论。
隐居那可及，担月过黄昏。

（二）

小圃风光亦盛哉，花椰开尽豆花开。
菜根香入贫家馔，韭叶青浮细草堆。
稼穑方知人力薄，布莳端赖候风回。
蓬门萧散无车马，两径春深一寸苔。

□ 幸必达

李约瑟在湄潭

抗日战争初期，我在浙江大学农化系任教授，后随浙大从浙江迁到贵州湄潭，每天上午上课，下午作科研。当时图书、仪器、化学药品等相当齐全，生活虽然清苦，但教学科研的环境还是比较安定的，苦中有乐。

李约瑟夫妇都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生物化学的，我们是同行。当时他俩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主持一个科技方面的机构，受命考察浙大和西南联大等校的科研工作。他们先到湄潭，住在房子比较好的卫生院里，原来只打算呆上一天。竺可桢校长就利用这个机会，举行一次论文宣读会，请李约瑟夫妇参加。在浙大图书馆（当地文庙）中排了一些板凳就开会了。每位教授都用英语宣读论文，我也讲了10分钟。李约瑟听了，很为惊异，认为在抗战中、在这样的条件下做了这样多的工作，是了不起的事。李约瑟为此决定延长住下的时间，希望多了解一些情况。

我的实验室设在湄潭西门一个小庙子里。李约瑟来参观的时候，正值刺梨上市。我向他介绍了我分析出刺梨中维生素C和P含量的情况。他从来没有见过刺梨，听了很感兴趣，还说英国人也把一种野蔷薇泡水喝。他要求送给他刺梨，我就给了他两个。

李约瑟回英国之后，写了一本介绍中国科技情况的书，其中有一节就提到在浙大参观了我的实验室和刺梨研究。

□ 罗登义

李政道在永兴覃家茶馆

美籍华人科学家、195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博士，1943年至1944年就读于中国浙江大学理工学院。他那天才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与40年代在湄潭县永兴镇读浙大一年级时的刻苦学习是分不开的。

1943年，李政道来到永兴镇，见街市宽敞，商业繁荣，物价低廉，生活安定，上无敌机骚扰之忧，下无食品匮乏之苦，为实现“发愤图强，科学救国”的理想，终于有了一张平静的课桌。

浙大一年级迁往永兴之初，教室安排在江西会馆，学生宿舍在三楚会馆，茶馆是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这时的永兴镇是黔北著名大镇，商业十分繁荣。永兴的商人乘机增开茶馆、酒馆，业务也很兴旺。浙大学校旁的覃家茶馆，店堂较宽敞，待人热情，浙大学生常常光顾这里。有时公然在茶馆排练抗日戏剧，发表抗日演讲。

李政道也和其他学生一样，节假日、课间休息时也喜欢泡茶馆。到茶馆泡上一杯茶，选个清静的座位，既完成了习题又得到休息。据他回忆：当时学习条件艰苦，在课堂上或实验室精疲力尽时，来到茶馆，泡上一杯浓茶，朝竹椅一靠，疲倦不翼而飞；休息片刻后，翻开课本、笔记，开始作习题、整理笔记，尽管茶馆人来人往，市声嘈杂，只要一进入学习境界，反倒十分安静。有时看书入了迷，连同学老师打招呼也不觉得。

覃家茶馆清洁卫生，老板非常讲究茶叶和用水，而且慷慨大方。有的学生一时没有茶钱，老板笑一笑，二回来补嘛。对一些穷学生免费提供白开水，学生们便写些毛笔字送给店主。直到解放初期，覃家茶馆停业后，笔者还见到浙大学生送给店主的几张唐诗的条幅。

□ 韩志强

浙大附中校长胡家健轶事

1943年春，我就读于湄潭浙江大学附中初中部二年级。湄潭地区突然流行伤寒和霍乱，有几位同学受到了传染。学校的气氛非常紧张，立即采取各种应急措施加以防治。

那时，胡家健教授不仅是附中的校长，而且是大学部总务长，全校及家属的治疗与预防工作，都要他作周密安排。在发现伤寒病例后的星期一升旗仪式上，通常总是站在队列前面的胡校长不见了，接连几天，都没有见到他的身影。

一周后的升旗仪式上，胡校长出现了，魁梧的身材，端正的仪容，显得庄严、肃穆。他在纪念周仪式上讲话说道：这段时间校外流行伤寒、霍乱，也有同学受到传染，经过隔离治疗，病情稳定。现在国难当头，希望同学们珍惜这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加倍努力。伤寒霍乱并不可怕，只要大家能够切实注意饮食卫生，就一定可以预防感染。他宣布，学校准备了足够的伤寒霍乱混合疫苗，由医务室负责，从今天开始给大家打预防针。同学们都露出了笑容。

原来，胡校长在疫情发生以后，立即陪同竺校长与各方面负责人连日召开各种会议，将治疗、预防和总务方面的应急事项安排好以后，立即赶到遵义，转赴重庆，向教育部申请到一笔专款，再到医药部门购买疫苗。疫苗极易破碎，而又必须低温保存。当时还没有冰箱，胡校长只好买了许多竹壳保温瓶、冰块、药棉和纱布，小心包装后再装上汽车，取道当时以艰险著称的川黔公路，奔波好几天才运到遵义和湄潭。因为及时注射了疫苗，很快控制了疫情。只有章尚辉学姐，在恢复期吃了几口桃子，导致小肠穿孔而不幸身亡。噩耗传来，师生哀悼，胡校长流下了眼泪。

夏季，臭虫孳生。学校供应大量开水，让大家烫臭虫。当时我们睡的是双层木床，烫一次管不了几天。一天，胡校长领着事务员和几名校工，在后操场坎子边修了一个奇特的大炉灶，下面是灶坑和铁锅，上面是一个两公尺多长、一公尺宽、四五十公分高的水池。学校宣布，用这个水池大灶煮床。

煮床那天，胡校长亲自来到现场。把床拆成几个部分来煮，到拼装时，大家都瞪眼了：煮后的床变了形，根本无法还原。人们议论纷纷，非常失望。校长久久地望着炉灶出神。过了两天，校长又带人重新修了一个大炉灶，高度比原先的增加了好几倍，好像一个没有屋顶的小房子。这回把整个双层床放进去煮，效果非常理想。胡校长为学生的生活心思都用尽了。

联合国成立后，拨给中国一批援助物资，胡校长几经奔波，为学校争来一批布匹，免费给每一名同学缝了一套蓝色的卡其布校服。

战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胡校长在开学之初，先把整个学期所需的物资买来保管好，逐日取用，使我们的伙食尽量减少物价波动的影响。当时，学校除了接收原湄潭中学的校舍之类的旧房，住房非常紧张，尤以大学部为甚。经过考察，胡校长根据当地的原材料及气候等条件，采用了一种简易、廉价、快速的建房方式：木结构，瓦顶，用竹片编好墙壁之后，糊上很厚的熟石灰，最后安装上篾席顶棚，大量的校舍很快就修成了。

胡校长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充分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下一代的高尚情操。他所采取的许多措施，体现了他非凡的领导能力，也反映出这位爱国者和教育家战时办学的不朽业绩。

□ 杨德威

苟克家修改碑文

上海大夏大学因日军侵占上海，辗转迁庐山、贵阳，于1944年秋迁到赤水。当时在校学生800多名，教师130多人，分别借用博文中学、赤水中学、女子中学的部分校舍上课，校本部设在文昌宫（今赤水市太平街工商局商场）。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夏大学奉命迁回上海。

大夏大学将迁校离开赤水时，拟作纪念碑文，勒诸贞石，用垂久远。碑文由陈湛铨教授执笔起草。其中有一段云：“立校于此，又岁半矣。今者胡尘扫绝，神宇重光。长河高流，大江东注。代马思跃于北土，越鸟冀巢于南枝。孔伋人师，待修毁伤之室；黄童国土，须读未见之书。归去申江，情理宜也。”

《迁校纪念碑》碑文有一份放在博文中学文史教师伍紫园的办公桌上，刚巧被博文中学校长苟克家看到。苟校长随即指出，“孔伋”二字应是“曾子”之误，并特意向伍紫园老师说明，希望转告大夏大学陈湛铨教授一声。其后，陈教授果然照苟校长意见改正了。由此可见苟校长国学功底之了得，居然一字不苟且。

□ 李丞丕

肖文灿与书

肖文灿，字曜寰，贵州赤水县人，出身于复兴场附近农村的一个书香门第。读书20年，教书16载，1940年起长期担任大学教授、系主任、教务长、院长等职。他从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院主攻《近世代数》起，即在致力著译工作，是国内知名度较高的数学专家。他教不离学、手不释卷的习惯却是终生如一的。因此，说他读书破万卷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他曾说：“我生平好书，宁肯缩衣节食，也不肯放过一本心爱之书。”因此，他自己花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阅读和收藏，其数目无从统计确切。因为他购买的书籍陆陆续续地赠送他人。凡学生、同事、朋友向他借书，决无空手而回的，不时还主动地向学校赠书。1945年，他捐赠给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今西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一批书籍，其中的日文版《岩波数学讲座》15巨册为其他院校罕有。

肖文灿退休后，北京古旧书店曾派人登门高价求购他珍藏的中外数学名著与孤本。然而，肖文灿则以“我一生心血，搜集不易，不愿散之市场”，婉言谢绝，却将这近千册图书悉数赠给贵州大学图书馆。他在赠书信中说：“如此，不仅解决贵大数学系无法办到的设备，亦使此批书能发挥最大作用。桑梓义务，学术教育，各得其所。”肖文灿的一片爱心，确实令人敬佩。

肖文灿在教书之余，不断著书立说，翻译数学名著。可惜他在德国攻读《近世代数》时的论著已经散失。三四十年代在国内出版发行的论著和译著约有20余种。其中，193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集合论初步》（撰著）是当时我国集合论方面唯一的著作，受到许多专家的推崇。1930年出版的译著《威斯两氏大代数》，曾被许多高等院校选作课本。

遵义最早的补习班

四方台是老城小十字的一条小巷，宽不过一丈。五十年前，这条小巷幽深如蛇。入口约五十米处，倾斜向下的地方立有一栋木结构的房子。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外地迁来的作家朱企霞，便旅居在这幢木房里。

朱企霞是安徽泾县人，190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就读于北京大学即开始文学创作。1926年6月在《语丝》周刊发表《淡的伤痕》等文学作品，同时在北平《晨报·北晨学园》、《民国日报·每周文艺》等报刊发表作品。1929年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孱儿集》，同时还出版散文集《秋心集》、小说集《贱胎》等。他发表作品除署“企霞”、“朱企霞”外，还用“季遐”、“朱季遐”、“朱季川”、“谢步豪”等笔名。

当年，朱企霞在遵义师范（现遵义军分区址）任国文教员，给高年级学生讲授俄国著名作家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他在老城法院街一个四合院里（今市检察院址）开办“三文补习班”（中、英、日）。但朱先生此举，当时为一些人所诟病，认为是为了孔方兄，为读书人所不齿。其实，补习班既可解决朱先生一家的稻粮谋，又培养了遵义的莘莘学子，岂不好哉。

像朱企霞这样的教书先生，光靠几个薪水生活是难以维持的。著名作家蹇先艾当时在任遵义师范校长时，还要叫他的学生去卖他辛苦收藏的珍贵的《鲁迅全集》，以维持一家生计哩！我想朱企霞此举，还具有开放意识。我不知道“三文补习班”能否视为遵义最早的一个补习班？如果是这样，在遵义教育史上，应当大书一笔了。

朱企霞还是一个胡琴名票，在当年举行的一些集会上，他常操琴演奏《雨打芭蕉》、《空山鸟语》等名曲，那娴熟的技巧、悠扬的琴声，长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我家世居四方台小巷入口不远处。当年，朱企霞进出这条小巷时，我还是一个身体孱弱的幼儿。如若早生十年，得知与朱企霞先生同住一条巷子，一定会登门求教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朱企霞先生才离开遵义。

□ 石永言

“育才”式的杰生小学

抗日战争时期，遵义成为陪都重庆的南线屏障，西南交通大动脉的一个枢纽点。因此人口激增，外迁到遵义的有南京的陆军大学、军官外语班、杭州的浙江大学，后来又迁入步兵学校。工厂也兴办了几家，中学增为6间，小学增为14间。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扫荡报》也在遵义发行，“快读书店”也在遵义开设起来。

中共遵义的地下组织以今遵义文化小学为活动据点，进行爱国抗日教育和宣传；这间学校也成为浙江大学进步师生从事学术活动的课外据点。但是1941年暑期，这间学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被国民党逮捕6人，校长被调走，其它教师被解聘。眼看着一间高质量的小学就此结束，许多小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都怀着眷恋之情，希望一间规模相同的学校出现。

因此，我和几位被解聘的教师决定筹办一间私立小学，继承文化小学（当时叫老城小学）的传统作风。遵义士绅兼工商业者柏继陶，曾经把一座叫“何家公馆”的大宅院给浙江大学校本部使用。在浙大后面的双荐山下，绿竹成林，有一些房子，是柏家的产业。我以亲戚关系向他建议办一间私立小学，他欣然同意，就冠他父亲的名字为校名。

在1942年8月，“遵义私立杰生小学”就正式招生上课了。柏继陶任董事长，我作校长。县参议长牟琳，教育界名流、中共党员朱穆伯也是董事。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和主张，早几年已在遵义研讨过，并体会其精神在教育上作些改进。浙江大学有师范学院，我们也同他们开座谈会讨论这一些问题。同时和重庆的育才学校联系，根据《育才手册》的提示，决定办成一间“育才”式的小学。

在高年级分文学、音乐、科学三个组，上午按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教学，下午分组上课。教学精神体现在《校歌》里：

荐山螺峰，巍巍突起；
青泉绿竹，掩映交辉。
我们生长在这里，孜孜不倦地学习。
脚踏实地，手脑并用，
会跳，会说，会做，会写，
有礼义廉耻美德，有现代科学知识。
健全身体，迎头赶上时代，
做独立自由的小国民。

歌谱是浙大校歌的名作曲家应尚能作的。当时教育部把“礼义廉耻”定为全国学校统一的校训。我们是就这四个字逐个赋予时代的新内容作解释。强调“脚踏实地，手脑并用”为生活和学生的准则。

三个组的具体作法是：文学组，讲读反映抗日战争、激发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读本和文章，也选读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作品。创设文学壁报，鼓励写作，提高表述能力。音乐组，教练钢琴、提琴，讲音乐基础知识，教唱革命歌曲，编印《杰生歌本》，有《团结就是力量》、《插秧谣》、《古怪歌》、《读书郎》等革命歌曲。公演过延安流行的《朱大嫂送鸡蛋》以及少数民族舞蹈《嘉戎酒会》等，还将秧歌舞改名《农作舞》普遍推广。科学组，主要教学生在生活中实用科技知识，如安装电灯，制作小型科学实验仪器等。

学校带领学生参加过多次的社会活动。1944年日军侵入黔南，学生天天上街带慰问信和物品慰劳过境军队。1947年针对国民党制造内战，演出反战的《秋子》歌剧时，杰生的音乐组就担任乐队伴奏。它的活动受到社会的赞誉。

1949年创办杰生中学。浙江大学的进步活动常借学校举行。也因此聘请一些学有专长的教师担任各项专业课。这种“育才”式的学校算是一次实验，但它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解放以后，私立学校合并入公立学校，杰生小学也只是贵州教育史上的一段存史资料了。

□ 何其荣

一张开除学生的“判词”

三十年代的遵义，青年男女的社交尚未公开，即便是一同居住长大的“两小”，成人以后要谈情说爱，也总是用“红叶传书”的方式。如果仅是单方面的“求我庶士”，更非借用书信通情不可。当时的中学生年龄都偏大，男生年逾二十、女生十八九岁算是正常年龄，这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自然不免钟情、怀春。一些好心人成全他（她）们的好事，也乐于为他们传书递简，自告奋勇当红娘。

大约是1938年夏季，遵义师范初中部学生杨某，因爱慕县立女中学生江某，便托人传言，表达爱慕之情，江某未予拒绝，杨便写了一封求爱信寄去。殊不知事机不密，信函落到了江父的手里。江父并不同意他们交好，但也只薄责媒介人，禁其此后不得再为传言。杨生心殊不死，又另托人上门求亲。江父至此勃然大怒，认为杨生轻薄无行，遂带着前信向遵义师范学校告发。

师范校长万勖忠，曾留学日本，但思想陈旧，对封建礼教维护甚力，认为杨生此举伤风败俗，不堪造就，立即手拟一张开除杨生学籍的布告，张贴校内。布告原文如下：

查三十六期学生杨某某，貌似肫诚，心甚龌浊。正当戒色之年，忽萌求爱之念。初则引线穿针，托韩王二妪以撮合；继则花言巧语，修恋爱之书以通情。既触怒江家太公，自应从此敛迹；乃复恳甘氏姑母，可见终不死心。婢膝奴颜，乃婚姻之丑态；卑躬屈节，真无耻之秽行。非吾徒也，鸣鼓攻之！

布告一贴出来，全校学生轰动，纷纷围着布告栏，故意昂首摇肩，高声朗读。不少教师都认为处理不当，但格于维护封建礼教的一部分社会舆论，不愿多事。杨生只好转学他校。

□ 晏均平

王龙骧拆庙建校

王龙骧，字品骥，外号“王四灵官”，赤水宝源乡人。出生富绅之家，早年在外读书，1945年回乡任宝源乡政府乡长。

宝源乡办有一间乡办小学，称国民学校，校址在宝源街上，人声嘈杂，不利教学。王龙骧当乡长后，兼任国民小学校长，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强调教师必须为人师表。他每周亲自到校上课，对校址问题，亦常有考虑。他见乡公所驻地——川祖庙，还有一大殿堂和两边厢房，只供菩萨和做庙会使用，便萌生废庙建校之念。于是决定拆除庙内菩萨、神龛，卖掉几间公房，用于拆庙建校之花销。

正待要拆庙那天中午，有宝源乡慈善会会长、族人王秋堂派人送来亲笔信，不准拆庙。此时，王龙骧和乡公所六七个人正围坐桌边准备午餐，王龙骧读信后当机立断，命令大家不忙用膳，一齐到殿堂打了菩萨再吃饭。经过一番修整后，将街上的小学迁进庙里来。

其间，有四川古蔺烟帮（大烟贩运队伍）欲从宝源过路，向王乡长送礼，王拒绝，但要烟帮为宝源小学购置一部脚踏风琴、一套铜鼓。这些教学设备，学校一直用到现在。

□ 周兴隆稿 李丞丕整理

母重光集资兴乡学

仁怀县云安乡大竹坝人母重光，毕业于贵州法政学校后，又考入贵州陆小、武昌陆中。陆中未毕业，宦游燕京，取道申江返黔。抵黔东江口县遇旧友，相与投贵州都督杨荩诚，被任命为江口县县长。江口县被某军阀攻克，母逃回老家，与肖典光、严明轩、陈汉卿等人在生界苦家坳之莲花山共办儒坛，消磨时日。

此间，母等倡导集资于莲花山上办学，为发展桑梓教育事业出力。而族中人母建章、母德三等因与他有隙，便以“集资办学为敛财之技”为罪名，向县衙呈递控告。县衙将签发传票之际，母重光闻之，即向县衙投一诉呈，说理充分，叙述翔实，行文流畅，情切意真。

时任仁怀知事的熊冠三（字绍州，云南举人）见母重光诉呈后，提笔批道：

该生幼读诗书，壮游京沪。潜心家学，忆尔时黄卷青灯；负笈通都，经几许酸风苦雨。竹杖挑残半肩残月；芒鞋踏破两足溪烟。一官归去来，伊谁同调；三老伴□，尽可自由。望莲花之山，顷刻余烟已渺；想壮攀之相，老僧从此入禅。不屈不移；且儒且佛。性之所近；情莫能迁。该生但以行若素耳；孰得起而非之？乃桑梓关怀；兰桂系念。兴乡学既不避劳怨；壮校舍乃大费经营。恨独木之难支，南募北化；捐百金而不惜，东兑西挪。排众难而奠学基，无倦怠容；集群林以成大厦，差堪卸肩。讵意日月迭移；风雨迭起。好心变为坏意，胡岂无因；善举化作恶行，焉能有据？或者恃才傲众，激怒乡人；或者惜墨如金，招尤求者。不论究属何因；允宜反躬自问。该生其熟思之，本县长有厚望焉。

熊令此批，一经牌示，争睹争抄者填街塞巷，一时传为美谈。

□ 龙先绪

赤水新学奠基人谢霖阶

清末，废科举，设学校。在贵州西北角比邻四川的赤水县，有一位谢霖阶，经仁怀厅选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成回乡后，即向厅署呈具《创办新学计划书》，旋被任命为劝学所所长。

他在任期间，极力与教育界的守旧思想作斗争，一方面依靠进步青年中的热心分子，团结中间力量，说服社会贤达，共同抵制旧思想；一方面冲破重重困难和阻力，获准行署划拨多余庙产作新教育事业基金。

谢霖阶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筹备，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创立“赤水高等小学堂”，自兼任教务长。同时，废除旧的“书院”。按照日本人山本依东设计的校舍图纸，修建新型校舍于厅城东门外。凡课堂、宿舍、礼堂、过厅、校园、操场等规划周详，布置得体。除上体操课外，其余教学、生活活动，师生均可免受日晒雨淋之苦。并从日本购进各种图书、仪器、标本和音乐体育器材，自制课桌、教具，聘请师范毕业生、留学生任教员，开设国文、英文、数学、理化、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保证了高等小学堂的教学工作正常进行。

同时，又主持开办速成师范班，培养普及新学教育的师资；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于民国初年开办女子初级小学，动员闺门女子入学。他积极鼓励女性出国深造，曾留有《题赠张女士出国晋学》诗一首，兹录如下：

卸却红装带束身，娥眉独具有雄心。
君诚巾帼称奇女，我愧须眉步后尘。
万里不辞劳与辱，一肩能任古兼今。
金瓯破缺应同愤，奋发图强岂让人。

法云奖学金

遵义城成中学设有资助贫困学生的基金，叫“法云奖学金”。捐助这笔资金的法云和尚是遵义湘山寺住持、遵义府僧纲（1897年担任）。法云和尚乐善好施，为遵义的佛教事业和教育事业贡献颇丰。

城成中学创办于1942年春季，校长李仲明。该校延聘名师任教，管理严格，教学质量高，一时享誉黔北。城成中学系私立学校，收费较高，人称“贵族学校”。为了让贫困学生也能就读，学校对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减免学费，但仍然满足不了贫困生就读的需要。于是，校长李仲明向法云和尚任住持的湘山寺募得50石田租，设置“法云奖学金”，以资助贫困学生。

享有奖学金的学生，每月只需缴食粮一斗。因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扬，为使学生不受物价影响，由专管这笔田租的李师浩先生按月发放食粮，以维持学生的基本生活。受益的学生全靠奖学金的资助，渡过难关，全部念完高中，步入社会就业。笔者就是受惠者之一。

早在1906年，法云和尚就募得银6000余两，捐给遵义知府袁玉锡创建遵义府中学堂及师范等学校。袁玉锡在今遵义三中所在地修建“百艺工厂”，法云即在厂内办贫儿学堂，收养贫苦儿童，让他们边学习、边做工，成为于社会有用的人。法云和尚喜办善事、资助教育的业绩，得到遵义人民的称颂。

□ 王永康

袁玉锡礼迁玉皇观

清末，遵义知府袁玉锡当朝廷下诏废科举、办新学之时，果断以考棚（进行科举考试的地方，今中共遵义市委大院）换协署（军事机构驻地，今十一中校园）之地修建遵义府中学堂。因玉皇观与协署相邻，也同时决定收为校地，迁观于新城湘川书院旧址（今丰乐小学校园）。

消息传出，有识之士高兴，愚昧之徒惊恐。几个以“护神惠民”自居且颇有脸面的人物暗中指使一些信徒四处鼓噪，企图闹事，甚至扬言谁敢叫人搬迁玉皇观，谁就要挨大粪泼身。袁玉锡闻此狂言，深知鼓噪者的用意：玉皇观迁不走，新学堂就建不成。袁玉锡不动声色，胸已有计。

吉日一到，袁玉锡知会新旧两城绅士先至玉皇观祭拜，然后令人小心搬抬神像。沿途鞭炮齐鸣，鼓乐不绝。玉皇大帝神像在前，知府大轿随后，府县官员及绅士轿马跟了一大串。整个队伍前呼后拥，好不威严。袁玉锡稳坐轿内，神态自若，眼见善男信女焚香迎送，围观百姓安然守序，更加坚信闹事人不敢造次。

及至湘川书院旧址，修葺一新的宫殿早已设置神台迎候。待神像安放完毕，又是一番祭拜。几个试图闹事的人无法寻衅，只好悄悄溜掉。

□ 万德贵

文苑鳞爪

刘海粟在遵义会议会址参观作画

1985年8月24日上午，我国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及夫人夏伊乔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精神矍铄的九旬刘老，满怀激情地参观了会址。当来到周恩来住房时，他长时间地凝视着墙上周恩来的像片，然后请摄影师拍了一张他站在像前的照片，表达他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和崇敬之情。

27日上午，刘老迎着秋阳，再次来到会址作画。他那饱含浓情的笔触、脱尘剥俗的精湛画技，把围观的人群深深地吸引了。不到两小时，一幅光彩夺目的油画完成了——会址楼房、廊柱、房顶上的老虎窗，还有枝叶繁茂的苍古杨槐树……衬托出会址的庄严壮丽。人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掌声中，刘老又拿起画笔，认认真真地在画的右角写上：“九十遐龄来遵义，以十分激动的感情画遵义会议会址”，并署上名字。这位白发飘洒的老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和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往情深，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当天晚上，刘老在下榻处还为遵义会议会址书写了绝句二首：

遵义萌星火，神州烈焰新。
奇峰辉史册，半纪忆长征。

笠上雨犹湿，灯中火似明。
硝烟凝彩雨，壮我笔中情。

□ 费侃如

丰子恺在星汉楼

抗战时期，丰子恺先生随浙江大学西迁来到遵义。曾住新城狮子桥南坛巷熊宅寓楼，前临湘水，背靠青山，因而引苏东坡改写孟蜀主《洞仙歌》中“时见疏星渡河汉”句，额其室曰“星汉楼”。

那时丰先生四十多岁，蓄中山头，留美髯须，出门必带手杖，并有其幼女丰一吟同行。丰先生在浙大授课之余，潜心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在“星汉楼”著述颇丰。先后编绘了《子恺近作漫画集》、《子恺漫画选集》、《子恺漫画全集》，撰写了《绘画改良论》、《艺术修养基础》、《子恺近作散文集》及与肖向化合编的《抗战歌选》第一、二册等。

丰先生十分关注时局，在遵时曾召集一些青年画家制了许多抗日宣传画，在丁字口闹市区张贴展出，以唤起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日激情。

丰先生在遵期间还结识了遵义的耆宿，如举人赵迺康、著名作家蹇先艾、王驾吾等。1941年正月初七，他们相邀组织人前往沙滩祭扫遵义先贤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三先生墓。丰先生对郑、莫、黎三公十分敬仰，兴致颇高。这次郊游，他除画了郑、莫、黎三公遗像和郑墓原状想象图外，还画了“高楼栏槛知何年，剩有寒梅照古邱”、“柳待春回绿未生”、“折取一枝城里去，教人知道是春来”等13幅画作。丰先生还是《子午山记游册》编辑之一，为遵义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 王质平

丰子恺为蹇先艾作画

丰子恺于1939年随浙江大学西迁来贵州遵义，住新城狮子桥右边南坛熊姓寓楼，我有幸得入门学画。1942年秋，丰子恺先生应重庆国立艺专之聘，我于丰先生行前设宴饯别，请当时任遵义师范学校校长的蹇先艾先生作陪。丰先生为蹇先生画《家园景象图》一幅。

蹇先生住老城北门姚家巷半山上，远望有“尽收城郭在檐下”的风光。后来蹇先生给我信中描述了丰先生所作画幅的布局：“他给我画了一幅我家园林的画，用陶渊明诗句：‘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画我在一棵核桃树下休息，有一些小鸟从远处飞来。这幅画，我原留作纪念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很可惜。”

丰先生于1933年在桐乡所建的“缘缘堂”，被日本飞机炸毁，愤作“还我缘缘堂”。到遵义后，所住南坛虽前有湘山寺，后有回龙寺，而湘江又环绕坛外，风景可谓胜美，毕竟是避难来此，比之于蹇先生“尽收城郭在檐下”的园林，不免有一番“吾亦爱吾庐”的感慨。

□ 王质平

郑柴翁画像的由来

梁启超在郑珍（子尹）的《巢经巢诗钞跋》中说：“时流咸称子尹诗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子尹先生别号柴翁。他的儿子伯更曾受张之洞之聘，任广东广雅书局总纂。伯更的门生赵乃康毕生致力于研究郑公先生的文字学与经学，并为注解《巢经巢诗》作了资料的搜集工作。

当1934年赵先生着手搜集柴翁遗诗遗文时，其亲友无在当地者。因感于莫友芝、黎庶昌均曾远游湖海间，有照相可瞻，而柴翁独无。若听其缺如，殊难以昭示后学而启其景仰之思。乃延请遵义老三中学堂某图画教师来家，告以平昔所想象状，并取其伯兄赵怡（清进士）抚琴坐像照片为蓝本（赵怡乃柴翁甥孙也）。头面部则本诸柴翁之子伯更《先君行述》中“方颐广颡”之状。绘既成，赵先生认为颇神似。

1935年后，遵义专员刘千俊从湘潭带有随员颜泽瑞，专事宣传画，绘像亦精。适赵先生编印《郑莫黎三先生事实征集》（石印本），颜为该册作有三先生黑白画像。故民政厅长曹经沅在题郑先生画像中有“服公虽久拜公迟，画里依稀见秀眉”之句。《子午山纪游册》上丰子恺先生作三先生白描画像及近人刘新文作郑先生炭精画像，皆系依据原绘像而来。

□ 姚世达

谢方塘与他的墨兰竹

先伯曾祖父谢方塘（1850—1913年）公，名鉴礼，号半亩山人，方塘是其字，遵义县八里乡池坪人。公是晚清遵义八大书画名家（王藻章、陈启绪、晋铉章、蹇念勋、谢方塘、傅弼、方锡纯、曹欣余）之一。公书画兼长，尤以墨兰竹闻名于当世。他的代表作品有《蚓笛斋竹兰谱》、《蚓笛斋竹谱》两册共四十四幅。

公画墨兰，浓淡相宜，层次分明，栩栩如生，有香兰藏幽山、清闲独自品之风韵；公作墨竹，刚劲豪放，潇洒自如，清逸飘然，大有风雪傲骨、坚韧不拔之气势。公行书善长黄山谷体，其作品“题诗雅有高人和，吹笛闲寻野鹤听”（对联）收入荣宝斋1985年出版的《楹联墨迹选集》中。

方塘公自幼家贫，聪慧好学，身居穷乡僻壤，自学成才。他在画谱自序中道：“无师承以传授其秘诀要道”，“余家僻处山麓，幽兰翠筱遍产溪泉、岩隰间，触目皆是。故得于风前月下，雪后雨余，徘徊瞻眄，以揖其清芬逸韵。”可见，公绘画风格自成一家的基础是源于生活的灵感。难怪《竹谱侯汝承序》中赞叹说“之艺之精之为独绝也”。

公在乡人中才华出众，逐级科举中进士，官至侯补道员（一品）。公在京城（北京）多年，与有识之士交游，吟诗作画，切磋砥砺。适得友人、光绪皇帝之师翁同龢举荐，进宫作墨兰竹画，大得慈禧赞赏。太后惊叹之余，赐以历代钱币（从五铢钱始起）各二枚串编的精致宝剑一柄，后成了余家传避邪珍宝。余幼曾见此物悬挂于父亲床头墙壁上，解放后收藏于家中箱子底，可惜“文革”初破四旧，被红卫兵抄出拆散，钱币劫剩无几。

公在京期间，深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厌恶宫廷朋党相争，恨透朝廷恐洋媚外的无能之举。公虽有翁同龢帮助逃离皇宫，但因保守党人责难，仍被降级三品，贬至靠山西的河北获鹿县当知事。公在县令任中，为官清廉，爱民有政声。时大部分京畿官员，无不浑水摸鱼，搜刮百姓，中饱私囊，而公则把他们比喻吸人血的跳蚤，在其书法作品中泼墨讽刺。所以，《兰谱周焕章》说：“方塘爱民有惠政，治绩蔚然。其足以不朽固自有远且大者在，岂特区区翰墨哉！”《竹谱侯汝承序》也说：“吾愿后之师承方塘者，……岂徒在区区图画间耶，第即其画竹之一端，亦可见方塘之劲节云。”在盛赞方塘公书画的同时，亦颂扬他的为人与品格风貌。

辛亥革命后，方塘公曾任保定高等警官学堂堂长，民国二年卒于任内。

□ 谢以荣

孟光涛改名

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孟光涛，系贵州省仁怀市鲁班镇人。他自幼聪颖，酷爱绘画。曾先后就读于成都艺专、武昌艺专、中央大学艺术系，师承黄君璧、傅抱石、张书旂、徐悲鸿等名家。从学生时代开始，至1981年逝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数以千计的国画艺术珍品。不少作品参加了全国和地方性的展览，其力作《野营长征路》为中央军事博物馆珍藏。1979年，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为他举办了个人画展，贵州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孟光涛画集》。他先后担任过贵州大学艺术系副主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省国画院副院长、省政协常委等职。是与宋吟可、王渔父、方小石齐名的贵州当代四大国画家之一。

这位享誉省内外的艺术名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本叫孟光寿。1984年元月，孟光涛在与笔者的一次交谈中，告诉了他改名的故事。

1917年元月，孟光涛诞生在仁怀县鲁班场街上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中。在他还未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那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父亲，已经为他取好了“光寿”这一寄托着美好愿望的名字。其父希望子女多福多寿，福寿双全，故在几年前就给他的胞兄取了个孟光福的名字。孟是姓，光是排行，他自然顺理成章地要叫孟光寿了。这个名字足足伴他度过了二十五个春秋。

1942年秋，孟光寿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三年级念书时，他画好了一幅国画，已按惯例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准备投给一家颇有名气的报刊发表。当他的目光落在“寿”字上时，总觉得它有些封建意识，应该换一个笔名才好。用什么笔名呢？他想，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像大江大海里的波涛，闪闪发光，永远向前……于是，他毅然提笔在“寿”字旁边加了三点水。不久，这幅画作便以“孟光涛”的名字刊登出来。此后作画，也通通用孟光涛做笔名了。

后来，又觉得姓名与笔名时常互换，亦有不便之处，遂决定以笔名为正名。他的父亲知悉后，十分恼怒，认为儿子恣意更改他为之取的名字，是对他的大不敬。立即挥毫作书加以斥责，并勒令他立即恢复原名。他无可奈何，只好在作画署名和离乡在外时用孟光涛，给父母写信和返回故里时用孟光寿。

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与父母兄长一起庆祝宴饮时，他乘严父兴高采烈之机，再度婉转申述改名的用意，并且一再说明，名字虽有所更改，但父亲取的“孟光寿”三字仍然包括在整个字形之内，可谓两全齐美之举。父亲方始莞尔而笑，颔首默许。从此，无论在任何处所，他都以孟光涛为名，他的本名反而为人们所不知了。

□ 徐文仲

遵义人留在阳朔的石刻

凡游桂林，几乎无人不到阳朔；凡到阳朔，几乎无人不看碧莲峰石壁上巨大的“带”字石刻。这个“带”字，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一尺，笔画流畅，雄伟苍劲，给秀丽的阳朔山水增添了磅礴气势。观赏之余，令人叫绝。一气呵成的“带”字，似乎是“一带山河”四字的连笔，又似乎是“少年努力”四字的组合。于是，有人便猜吟出两句七言诗来：“一带山河甲天下，少年努力争士才。”如此一来，“带”字的神韵更加奇妙了。

书写此字的吴德征乃遵义人也。《遵义府志》有载：吴德征，遵义府人，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丙子科举人，官广西知县。另有资料证实，吴德征于道光十四年至十八年（1834—1838年）任阳朔知县。此字写于道光甲午年（即道光十四年）仲春，是吴德征初任阳朔知县时的手笔。

□ 傅伦俊

冯玉祥将军在遵留墨宝

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将军曾赴贵州部署军机，视察政务。西线部署完毕后途经遵义，公余之暇不带侍从随兴游览。

一日，将军信步文庙街（今劳动路），见白詠裳医师所开“安仁医院”整洁有序，院内花木扶疏，径直入内。主人见来者气度不凡，又系下江人口音（当时遵义称江浙皖一带人为下江人），知是贵宾驾到，即请坐献茶。茶具古雅，用本地雀嘴细茶沏以白沙井水，清香四溢。将军细品，不觉神清气爽，与白君交谈起来。举凡地方文物、建制沿革、山川民俗、民生疾苦、吏治良恶无所不及。白君知识丰富，谈吐典雅，有问必答并不避讳，很得将军赞赏。

将军盛赞遵义山川秀美，人杰地灵，实乃大后方一块宝地。高兴之余，索要纸笔，即兴手书“健康生活”四字相赠。白君与将军萍水相逢，得此手迹如获至宝，请一工匠刻之为匾，高悬店门，引来观者如潮。

□ 王光权

周西成偏爱隶书

周西成（1893—1929年），名世杰，号继斌，贵州桐梓县人。周喜学习，从军任排长起到军长、省主席，经常请老师教他读书、作文、吟诗、练字，不断追求上进。

1924年春，周奉四川军长赖心辉任命为师长、川南边防军总司令，率部队进驻赤水，直辖川南的纳溪、合江、江安、叙永、古蔺、古宋和黔北的赤水、习水、仁怀、桐梓等10县。黔军总司令袁祖铭任命周为师长、贵州军务善后会办。周率部队进驻赤水后，将考棚的小学迁出（现市财政局），建立师部，川南边防军司令部、会办公署。表面上挂三块牌子，实际上是一套班子。

师部大门建牌坊一座，正中书“一心一兴”四个隶书大字，在左右大营门上分别书“富国”、“强兵”与“嘉禾”、“文武”等大字，牌坊上浮雕白色“飞鹰章”。牌坊后面照壁上书“太极开基”四个斗大隶书大字。牌坊大营门进去，新建砖瓦结构两层楼房名为“会办公署”，屋内房顶上涂有“太极图”，名为“太极楼”。当时有社会名流廖潜一先生为师部牌坊落成吟诗一首：“一心一兴，富国强兵。嘉禾文武两边分。白鹰儿中间竖定。问樵夫，这是什么衙门？这是师长周继斌。”

周又在较场坝（现赤水一中广场），开辟练兵场，开办讲武学校，靠山脚坐东向西新建砖木结构三层的阅兵楼，用红色花岗石为匾额，上书“完人之范”四个隶书大字，左侧小字为“桐梓周西成书”，阅兵楼正中上层直书“检阅台”三个大字。

周在赤水写了很多隶书碑匾，早已不见其下落了。赤水一中1990年新修校门，在大厨房水缸处挖出“完人之范”匾额一块，笔者幸而路过得见这一珍贵文物，立即告知文管所熊所长，由他派人运去妥为保存，供人观赏。

周于1926年6月上贵阳先任贵州军务会办，后任二十五军军长、贵州省主席、九路军总指挥。他驻赤水两年半，有很多建树，其特点是爱民清廉，敬老尊贤，重视教育，开办赤水省立二中。他吟诗自赞：“民欢田野治，贼尽道途平。”周去贵阳，仍怀念赤水，他说：“赤水是西成的发祥地，赤水是黔军的策源地。”他于1929年在镇宁黄果树督战，在与李晓炎滇军激战中，不幸中弹身亡，时年仅36岁。

周是贵州传奇人物，他偏爱隶书，到处建碑立石，激励军民，传为佳话。

□ 王光烈

熊佛西率文化垦殖团来遵

戏剧家熊佛西于1944年冬，率“西南文化垦殖团”由桂林经贵阳到遵义住下。团员有陈迩冬、端木蕻良、方敬、许幸之、张光宇、张正宇和熊的夫人叶紫等。

那时，我任遵义老城标准学校校长，经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蹇先艾先生和《力报》记者王坪、沈丹枫夫妇介绍，熊佛西夫妇住进了我校的教师宿舍。当时我们杀了一只羊，办了几桌筵席，约请遵义地方文教界知名人士作陪，还开了一个文艺晚会。会上，方敬、端木和陈迩冬等都发了言。

后来，熊佛西租得老城府后山旁火药局颜家坡上一幢茅庐，取名“勺水山庄”，即由学校迁去。这时日本侵略军已退出贵州，遵义恢复平静。在颜家坡上的佛西先生，戴着深度的眼镜，有时也画几张佛像作应酬，在遵义还导演了话剧《寄生草》。方敬和爱好诗歌的青年经常接触；端木作过几次关于《红楼梦》的演讲。

这一年的除夕，以“西南文化垦殖团”名义开一次文艺晚会，熊佛西主持大会，冯玉祥夫人李德全路经遵义，也到会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大声疾呼抗战到底。

□ 陈福桐

“南田北熊”在遵义

1944年冬，日寇铁蹄逼近，黔南吃紧，独山告急，大批进步文化人从湘桂线源源来遵。其中，有“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我国戏剧界的杰出人物“南田北熊”。

活跃在南方的田汉（1898年3月12日—1968年12月10日）是湖南长沙人，曾留学日本，酷爱文学、戏剧。1925年，与洪深、陈白尘、徐悲鸿等在上海创立南国剧社（后简称“南国社”），其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1934年，他创作电影《风云儿女》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聂耳配曲），风靡神州，后来定为国歌。他和夫人安娥（著名诗人）来遵后，住当时遵义师范学校寝室二楼（现遵义军分区所在地）。

活跃在北方的熊佛西（1900年12月12日—1965年10月26日）是江西丰城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1921年，沈雁冰（茅盾）、欧阳予倩、熊佛西等人成立“民族戏剧社”，后在北京创办“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培养了大批戏剧人才。宣传新剧“是推动社会使之进步的一个轮子”，应成为社会生活“正直无私的反射镜”。熊佛西早期的代表作有《一片爱国心》；建国后代表作有《上海滩的春天》。他为我国剧坛开拓历经了半个世纪，写下剧本40多个，成绩卓著。

他和夫人叶子（北京人，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在遵义期间，先住老城标准小学（现文化小学）教师宿舍二楼（我寝室隔壁），后迁府后山菩提寺（现遵义市政府后半山处）。因居青瓦木屋，有碧山绿树、翠鸟声声、小溪山涧、流水潺潺，又骚人墨客常聚，故美名曰“勺水山庄”。

在“西南文化垦殖团”里，除团长熊佛西夫妇外，有田汉夫妇、方敬夫妇（何萍嘉，著名诗人何其芳的妹妹）、秦牧夫妇（吴紫枫，新闻记者）、王坪（遵义团溪人，大公报特派记者）夫妇（沈丹枫，新华社记者，茅盾的侄女）、张光宇、张正宇兄弟（漫画家）、端木蕻良、许幸之、陈迩冬等。

他们深入民间采风，诱导文艺青年，扶持文艺报刊，与遵义文教界（如浙江大学、乡土作家蹇先艾等）配合，策划出一个个意义深远、影响非凡的文化活动。组织出版了宣传团结抗战的《力报》；筹办了面向大众的“文艺十讲”；主持了轰动山城的“除夕文艺晚会”；上演了场场满座的话剧《寄生草》。因而直到今天，“南田北熊”之美名时常在我的脑际萦回，永驻在遵义人民的心间。

□ 陈福彬

端木在遵义的日子

协台坝在老城，清代为协副将署（现十一中校址，是当时遵义的最高军事首脑机关）前的一块坝子，供练武之用。后由于人丁的兴旺，遂在坝中逐渐修房造屋，坝已不存。

1944年9月，日寇侵华的凶焰燃至西南，国民党军从湘桂撤退，一批文化人也不得不从桂林逃往贵州。是年底，东北著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应戏剧家熊佛西之邀，来到遵义，与著名作家秦牧一起协助熊佛西办《力报》。

端木蕻良赁居老城协台坝16号。这是一栋木结构的小青瓦房屋。据当时遵义青年作者陈福彬回忆：“寒冬腊月，常见他（端木）一个人，孤零零地伴着几块烂砖砌成的小方地台，放上一个破旧瓷盆，生上几片木炭火，烤半边刮过皮的老南瓜，边烤边啃，当水果吃。”作家的生计，就是如此之清贫。

端木在协台坝16号，曾寄出一信给诗人戴望舒，请《星岛日报》代转。信中谈及1942年他离开香港时，戴望舒仍滞留在港，后被捕入狱，备受酷刑摧残，案情据说与端木有牵连。为此深感内疚。致歉之余，端木拜托望舒，“分神照料一下浅水湾的萧红墓”。端木还谈及欲将萧红墓中的骨灰迁葬杭州西子湖畔，让美丽的湖水伴她的凄魂长眠。信中征询老友意见如何。望舒接信后，确实不负老友重托，独自一人长途跋涉，去浅水湾谒萧红墓。

戴望舒十分珍惜端木这封发自遵义的信，因为其中深藏着端木对萧红的一片真情，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淡漠。1946年夏，望舒离香港时，曾将它与珍藏的书籍一起运回上海，待他再度离沪赴港时，将它与书籍封存在一只箱子里，托付给老友施蛰存保存。直到1988年，这封铭刻着端木情与爱的书信，才终于被整理出来，编入新版的《现代作家书简》（见闻敏：“科尔沁旗草原的诗人”）。

当年，端木在协台坝16号的寒舍里，忍受着生活的煎迫，在惨淡的灯光之下，是怎样噙着热泪完成这封书信的。夜阑人静，小城的更夫，怎样一声声地敲着梆声，催人入睡。可是，我们贫病交加的青年作家，却在那里为爱情与友情，折磨得难入梦乡。

端木旅遵期间，出任《力报》编辑主任，秦牧编文艺副刊。《力报》成为当时宣传抗日的喉舌之一。遵义地处川黔要冲，车辚辚，马萧萧。每天，几乎都有热血男儿经过遵义奔赴悲壮的抗日战场。遵义人民、浙大师生、遵义中小学师生掀起了一股劳军热潮，许多催人泪下的劳军场景，在《力报》上都及时反映出来。

科尔沁草原的诗人，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了，但遵义四十年代的青年作者，始终深深怀念着他。

□ 石永言

遵义二胡独奏第一人

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胡琴，唐代开始在我国流行，在民间歌舞或戏曲中作伴奏乐器。到本世纪的“五四”时期，民族音乐家、乐器改革家刘天华先生，将流行于江南一带的南胡（解放后统称二胡）带到北京的高等学府，在民间演奏的基础上，规范了演奏技法，编写了四十七首练习曲，创作了十首独奏曲，传授生徒，培育了像陈振铎、储丝竹、蒋风之等二胡演奏家，使二胡登上了独奏舞台，成为我国著名的拉弦独奏乐器，开始在全国流行并走向世界。

遵义由于僻处西南，交通不便，二胡独奏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才在遵义舞台上出现。

记得是1940年的秋季，浙江大学学生文艺组织回声歌咏队借老城小学（今文化小学）礼堂举行音乐会，邀请了流亡来遵义的两位音乐爱好者客串表演乐器独奏。其中之一的朱企霞先生用二胡独奏了刘天华创作的十大名曲中的《空山鸟语》，这是遵义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当时我正在老城小学读五年级，适逢其会，端根竹凳站在最后一排聆听了朱先生的独奏。

我仅知朱企霞先生是江浙人，毕业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流亡来遵义以后，与上海交大高材生乔剑秋联合创办“文理补习班”。乔教数理化，他教英文、国文。1942年春季，两位先生均受聘到初创的私立城成中学教课。一学期后，朱先生到贵阳任贵阳师范外文系教授，以后的去向我不得而知。

当年我家住县政府（今市政府）前，朱先生常经过我家门口，他的形貌我还清楚地记得。朱先生身体魁伟，夏日西装礼帽，手持文明棍；冬天在皮袍外套上呢外套，足下的皮鞋外套上胶鞋，手执青色洋伞。他在城成中学任课时，我也刚好进这间中学，但我上的乙班，他教的初一甲班，可惜没有机会听他的课。

在朱先生开遵义二胡独奏先河之后，县立高中学生晋润昌曾独奏过刘天华创作的《良宵》、《病中吟》。许多青年虽然心向往之，但因经济萧条，且遵义买不到二胡之类乐器，未能普及。直到解放后，二胡演奏才逐渐成为常事。

□ 陈腾

邱玺应聘导演《雷雨》

邱玺先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1934年毕业于国立西湖艺术学院，即从事戏剧运动。1941年，他来遵义步兵学校教育器材模型厂任厂长，业余时间受聘为浙江大学剧社、浙大外文系戏剧研究班以及遵义业余话剧组织担任导演，不遗余力地开展戏剧活动。抗日战争时期，遵义演出的话剧多是他导演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一批逃难来遵的外乡学生，勾起了还乡的念头，但经费无着，准备演戏来募集部分还乡经费。便邀集遵义省立高中、城成高中、遵义师范、玉锡中学、豫章中学、县立中学的一些话剧爱好者，选定演出曹禺的名剧《雷雨》。我当时就读城成高中，也被邀请参演。

我们都是业余话剧爱好者，要售票公演，恐难满足观众的要求。大家商议请遵义的名导演、戏剧艺术家邱玺来作指导。但能否请到邱先生，很无把握。不料，邱玺竟欣然应允。

排演场地在现朝阳小学礼堂，晚上点几支蜡烛排戏。邱玺讲表演艺术，校正台词字句，边讲边示范。我们听得入神，看得仔细，紧记在心，掌握了表演艺术的一些基本规律。我饰演鲁贵，鲁贵性格复杂，和我的年龄、性格差距大，要演好有一定难度。邱先生给我讲戏时非常认真，一遍一遍地做示范动作，直到我领会。他还要我去观察体会“下人”的精神状态，要我到南京酒家去观察那位跑堂的老师傅。

连续排了近一个月，还差第四幕的一部分未排。这时上海戏剧学校的熊佛西校长邀请邱先生去上海任教，他便匆匆地离开了遵义。后来，《雷雨》在播声电影院公演三场，又到步兵学校大礼堂演了一场，均受好评。可惜邱先生没有观看。

导演《雷雨》，是邱玺先生在遵义工作五年最后留给遵义人的纪念。他所指导的那批中学生，解放后都从事文艺工作，成为文艺骨干。

□ 王永康

《秋子》在遵公演

抗战胜利后，重庆公演了反独裁、反内战的歌剧《秋子》。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和策划，山城遵义也将《秋子》搬上了舞台，成为遵义公演的第一出歌剧。

排练《秋子》是杰生小学陈立华提议并导演的。当时只有《秋子》的简谱本，就由遵义省立高中（四中前身）的音乐老师朱石林、陈立华、潘名挥编制伴奏乐谱，他们常常干到深夜。演员和剧务均出自省立高中。主角秋子分别由章尚勤、蒋先诚担任（A、B角）；宫毅的角色分别由王孝源、段怀邦扮演。叶俊松作音乐指导，潘名挥作乐队指挥。

乐队里，潘名挥弹钢琴，潘方田弹风琴，吴运治吹小号，陈立华、宁崇德拉小提琴。服装、道具及排演经费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助，潘名挥也进行了捐助。排练没有占用上课时间，花了差不多一个学期。

为使演出不受干扰，借用乡绅张肇奎的名义，于1948年7月，在播声电影院正式公演，舞台监督是王琦。上演一个星期，场场座无虚席。饰演秋子的A角章尚勤特别卖力，嗓音不衰，以致B角没有上台的机会。陈立华老师拉小提琴技艺娴熟，如泣如诉，扣人心弦。《秋子》的公演，不仅使遵义民众第一次欣赏到歌剧艺术，而且切中时弊，引起诸多思考，人们赞不绝口。

□ 宁崇德

杨腾超宣传抗日不幸牺牲

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曾因饰演《白毛女》一剧中的恶霸地主黄世仁而三次险遭厄运。无独有偶，类似这样的事件，在僻处黔北的仁怀境内亦曾发生过。

抗日战争中期，担任仁怀县喜头乡小学教师的杨腾超，为了宣传抗日，唤起群众，编写了一出《捉汉奸》的活报剧。因无人肯扮演剧中的汉奸，他便主动担任这一角色。

民国32年农历4月初10日（1943年5月13日），适逢喜头赶场之期。杨腾超率领演出组，在街上演出此剧，围观者众多。剧情是：杨腾超演汉奸刺探情报，贩卖涂有毒药的毛笔，令几名用口润湿笔尖试笔选购的学生当场昏倒在地。由于他演得绘声绘色，观众信以为真，立即一拥而上，诅咒谩骂，拳脚交加，久久围攻不散。

为平息混乱场面，喜头小学校长卞元和只好请乡公所派来维持秩序的四名乡丁，把“汉奸”捆绑押送县政府惩办，以便观众散开。走至场口寒坡，杨腾超转身往回走，乡丁黄治平不知底细，误以为汉奸要脱身逃跑，举枪射中其腹部。杨腾超血流如注，经多方抢救医治无效，于翌日清晨与世长辞，其时年仅二十一岁。他在弥留之际，还吃力地呼喊“打倒日本鬼子！”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杨腾超于1922年秋诞生在鲁班镇生界坝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8年8月考入昆山中学，毕业后应聘为喜头小学教员，是一个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进步青年。他不幸逝世后，当地群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集资为他修墓立碑。碑的横额镌刻“因公殉职”四个大字。此碑至今尚存，已列为县级保护文物。其碑序如次：

先生姓杨字腾超，寇英乡生界人也。幼有大志，喜读书。自初中毕业后，充吾乡教员。以能尽忠职守，教诲不倦，学生受其益者不少。唯先生性素忠耿，尚勇气，憎日人。于五月自扮汉奸，表演街头话剧，以期唤醒民众于未萌。行至寒坡小径，被乡丁误枪击伤，翌日殒命。绵缀已极，犹呻吟打倒日本。痛哉！伟哉！吾人慨念先生之人格精神，勒此志以铭云！

当时的喜头乡长莫文安，亦因此而被免职。乡丁黄治平，确因不知演剧的底细，兼之憎恨汉奸，故尔误伤人命，情有可原，仁怀法院仅以误杀罪判处有期徒刑半年。

直到今天，每逢清明节，当地群众还要到杨腾超坟前敬献花圈，以示悼念。正是：演剧抗倭，芳留百世人敬仰；垂危骂敌，名播千秋代相传。

□ 徐文仲

西南大舞台始末

20世纪30年代的遵义没有一个像样的剧院。虽常有唱川戏的乡班来，也只能在大庙子里的万年台上演出，如老城的关帝庙、城隍庙，新城的川主庙、东岳庙等。剧场是露天的院坝，没有座位，观众可自带板凳，或站着看戏。

到了1936年，遵义有了第一家戏院——西南大舞台。这个戏院在新城何家巷内，利用何少武公馆的一个大院坝（现区武装部所在地）改建而成。据当年西南大舞台的股东兼经理蒋德屯先生介绍：戏院由八个喜爱戏剧的人集资，每人出50块大洋，他们是：杨献廷、张仲修、严季儒、蒋伯符、杨树昌、杨荣仿、刘希岳、蒋德屯。

名为大舞台，其实是个很简陋的小戏院。院坝当中用竹木搭架，茅草盖顶。院坝内用木条隔成一厢一厢的，每厢十个座，那就叫包厢（正座），是场内最好的座位。上厅是后座，座位是木条椅。下厅为舞台。整个戏院可坐300余人。

1937年春节，西南大舞台正式开业，演出京剧。班底由何月波（琴师）、郭大宝、邱鹤开鸣、谭富山、傅月山等三十余人组成。演出受到遵义人的欢迎。

戏院办了半年多，“七·七”事变爆发了，艺人们纷纷南逃避难。当时杭州艺人碧琴芳、周福珊（生角）、赵君良（武生）、秦香君和秦香玲两姊妹（都是花旦）一同来遵义演出，京剧便在西南大舞台火爆起来。那时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在遵义，北方人多，他们特别喜爱京剧，观众十分踊跃，常常满座。西南大舞台一时竟成了京剧名角荟萃的地方。陈汉涛（韬安）、赵奎官、秋步云、苗溪春、周继涛、周香艳等都在这里献艺，深受观众喜爱。

由于时局的变化，前线吃紧，部分国军退下来进驻遵义，满城都是兵。尤其是伤兵，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他们强行看戏，向他们要票，不但不给票，反而要打守门人。由于兵患，戏票只能卖到二成，戏院无法继续经营。大约在1938年，西南大舞台便关了门。

□ 王永康

“梨园怪杰”李俊卿

川剧旦行表演艺术家李俊卿先生，平生痴迷技艺，不巴权贵，被称之为“梨园怪杰”。

先生家境贫寒，14岁入古蔺“俊”字科班学艺，18岁小有名气，20岁应聘泸州大舞台。首场演出《奔番》，即获满堂彩。次日到茶馆喝茶，众茶客对他赞不绝口。不料一陕西客插话：“比起秦腔旦角，则相去甚远。”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先生为一睹雷旦角风采，随马帮徒步千里，专程去到陕西。看完雷老的演出，先生五体投地。但雷老从不收徒，先生只好白天做工维持生计，晚上观看雷老演出“偷师学艺”。半年过去，已将雷老的一招一式熟记在心，决定回川。临行前宴请雷老，席间将“偷师学艺”的经过坦诚相告。雷老为他的执着精神和坦诚襟怀所感动，挽留他再住几日，将毕生技艺详尽传授。

1949年，先生应贵阳黔锋剧院之邀途经遵义，又被遵义第一联合川剧社挽留。演出期间，特务头子某某要川剧社女演员花某某到家中摆“花酒”，先生断然拒绝。特务头子恼羞成怒，传话要先生在演出前跪在台前赔礼道歉。当晚，剧场座无虚席，先生化妆上台，面对观众慷慨陈词：“李某得罪于人，要我下跪赔罪。可惜李某生性倔犟，决不下跪。只求演出之后，赏我一颗子弹。”话毕，锣鼓开台，先生面不改色，演出格外精彩，观众掌声不断。锣鼓一停，先生快步走向后台，接过早已备好的行装，从后台侧门向绥阳方向出走。

解放后，先生返遵，任遵义川剧团副团长，省、市政协委员，原遵义市政协第四、五、六届常委，省剧协理事。先生终年85岁。

□ 全石

李俊卿抗恶立名

川剧名旦李俊卿，四川安岳县人，生于1903年。1926年拜邓辉武为师，随其师进“绍俊科社”习文武生。科社垮后，流散到泸州搭班，因嗓音败而改学丑。

1946年3月，李俊卿由重庆到遵义唱戏，在湘江大戏院演出《活捉三郎》、《花子告贫》、《五彩》三出戏，连演三天，场场满座，一炮打响。精彩的演出吸引了看无声电影的观众，遵义电影院门可罗雀。影院经理江二哥怀恨在心。他买了30张戏票，请来30个壮汉，准备在演出时捣乱。

李俊卿正在后台化妆，帮会上的刘大哥告诉他江二哥要砸台子的消息，劝他避其锋芒，不要登台。李俊卿毫不畏惧，说：“我是唱戏的，就是要唱戏！如果临时停演，怎么对得起观众。”刘大哥着急了：“你千万不能登台！江二哥是个地头蛇，蛮不讲理。你是外地人，不可硬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李俊卿坚决地说：“人凭一口气，佛靠一炷香。我宁可死在舞台上，倒在观众面前，也不输这口气！我凭本事闯码头，虽是穷骨头，却是响铮铮的傲骨。请你转告他们，等我唱完四句后再开枪。这样，我就对得起我的观众了！”

锣鼓声起，戏就要开场，情势危急。这时，江湖上颇有名望的张肇奎先生带着人来看演出。看着场内的紧张气氛，听说江二要下毒手，张先生愤怒了。他叫来江二，说了他几句：“他唱戏，你放电影，人家愿看啥就看啥。一个外来艺人，带来好戏，有什么不好？你把人喊走，改天我跟你扯回销。”由于张肇奎出面，江二只好鸣锣收兵，悻悻而去。

张肇奎先生果然在公园路“陶园”酒家包了一桌席，请来李俊卿和江二“扯回销”。席间，李俊卿向张先生拱手道：“感谢张先生对艺人的爱护和尊重。”又转身向江二说：“对不起，兄弟初到贵码头，礼貌不周。”说罢拂袖离席。

李俊卿面对恶势力威武不屈，在遵义传为佳话。李俊卿是驰名川黔的川剧名丑。他文武兼备，嗓音清亮，面部表情生动，语言诙谐幽默，浑身皆戏，颇为行家称道。他的拿手好戏有《杀狗惊妻》、《百岁挂帅》、《毛延寿奔番》、《皮金滚灯》、《疯僧扫秦》、《扯符吊打》等等。

□ 王永康

遵义人与文琴

文琴，因主要伴奏乐器是扬琴，故又名“扬琴”或“洋琴”，是在贵州流行较早、区域较广的一种曲艺形式。据原贵州文史馆馆长桂百铸先生说：“贵州最早玩扬琴的约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是当时士大夫文人雅集之乐。”

这种曲艺形式何时流传遵义，无资料可查。据遵义的学者杨祖恺先生介绍：大约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叫吴传的遵义人，特别喜爱扬琴而不顾家业，以致家道衰落，晚年才有所悟，以亲身经历自编一段戏文，取名《玩琴废家》。这说明在清光绪年间，文琴已在遵义出现了。

省文史馆员刘芥尘先生谈：辛亥革命前夕，遵义人吴友舟，曾身背扬琴沿街卖唱谋生。民国初期，在贵阳供职的遵义人冉文伯、冉文叔、何纪刚、王芝农等都喜爱文琴戏，常回到家乡邀集亲朋好友在家玩琴唱戏，传习技艺，自娱自乐。弹唱时，大家围着桌子坐一圈，用扬琴伴奏，不打锣鼓，称之为“板凳戏”。当时民间的婚、丧大事常把它作为助兴的主要节目。

民国12年（1923年），万寿桥头（今新华桥）磐安门内，临江有一茶楼，取名“桥头琴坊”。店主邀请文琴爱好者冉玉昆、邹永福等人弹唱文琴戏，吸引了不少茶客和听众。贵阳“三友社”的主要成员丁小瑞也来遵，在茶楼弹唱并传授技艺，带出了吹箫笛的张国光，唱正生的郝小明，唱正旦的汪家兴，唱末角的罗幸荣等。这是遵义最早在茶楼作营业性演出的文琴弹唱。

到了20年代，遵义有以杨献廷为首的文琴爱好者，常在聚泉阁或他家中聚会，弹唱文琴，研究技艺。那时演唱有了两班人，分老年班和青年班。这些人中多数是既能演奏又能演唱，生、旦、净、丑行当齐全。

民国24年（1935年），遵义的王芝农等到贵阳，桂百铸专门接到他家去弹唱文琴。贵阳、遵义两地的爱好者，虽相距遥远，但聚在一起都可以同桌共唱。抗日战争时期，遵义人李柱臣客居安顺，也跟安顺的文琴爱好者一起弹唱，虽互不相识，但以琴会友，一见如故。可见遵义、贵阳、安顺文琴都是一脉相承的。

遵义这批爱好者，也多文人雅士，琴棋书画，各有所长。会集的方式是：平时练习，多在聚泉阁，或在杨献廷家楼上，亦或以吃“转转会”的形式轮流在爱好者家中弹唱，由主人办招待；还有就是以“划鸡脚杆”的形式大家凑钱办吃食，玩山作乐。湘山寺、回龙寺、空壳寺、小龙山等都是他们弹唱文琴的地方。

遵义解放后，一批文琴爱好者：冉玉昆、冉绍全、张国光、喻树山、幸仲勋、幸伯皋、冯铁岩、王信初等，自愿结合在一起玩扬琴。活动地点在老城苏家坝子喻树山家（现红花岗剧院所在地）。他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聚会，研究文琴，成了常年的业余文琴组织。学习演唱的人数日增，最多时可分为三个组同时演唱。

1953年，市文化馆重视群众文化活动，文琴成为文化馆直接指导下的业余文艺组织。派陈斗墟进行辅导记录曲谱，整理传统剧目。排练了《黛玉葬花》、《梁山伯与祝英台》、《斩经堂》折子戏，并请著名川剧演员王学林为导演，要把坐唱的文琴搬上舞台演出。

1956年秋，遵义业余文琴剧团受省文化局的邀请，第一次赴贵阳汇报演出《别家》和《访友》，并对老艺人的一些传统板调录了音。1956年11月，遵义市举行第一届工农业余艺术会演，演出了《别家》、《访友》、《三难新郎》，文琴戏正式推上了舞台。文琴戏搬上舞台后统称为黔剧。

□ 王永康

鲜为人知的大词学家傅梦秋

傅梦秋，遵义老城人，生于1897年，南京高等师范毕业。曾任贵阳民众教育馆馆长，贵阳师范学校讲师，遵义省高筹委会主任，贵州大学教授，解放后第一任遵义市图书馆馆长。

他与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同以吴梅为师。唐的词学著作，世人多知；傅长期研究词谱学，因未出书，鲜为人知。历来词家遵循清初万树的《词律》，但《词律》不完备，几百年来无人修订。唐圭璋说：“甚盼年富力强之志士，重编《词律》，为祖国词学争光。”他不知傅梦秋早就自觉担当起这一艰巨任务。

经过长期努力，傅梦秋终于在50年代完成《词调汇编》这部中外词家盼望已久的词调手稿。因此书“收罗宏富，识见精深”，竺可桢于1962年将它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吴世昌都认为较清人万树的《词律》完备，并帮助联系出版。不幸的是，傅因1957年不白之冤发生，出版由此搁浅。稿存文学研究所达17年，“文革”中又损失其中一册。

傅梦秋的另一本研究词谱的著作《词调辑遗》，在原遵义市人民政府资助下于1990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翁仲康

播州怪才刘天经

刘天经，字纬生，自号“一园老叟”，性情古怪。刘自幼聪明好学，清光绪年间中秀才，功名为岁贡生。因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废除科举，断了他的仕途。

刘天经文辞大气，书法正草隶篆皆功力深厚，独具风格。他身居陋室，行如天马，不与官绅名流为伍，以作文写字消磨岁月，仅靠替人题字撰联的润笔薄资聊以度日。刘在遵义生活的数十年间，留下了许多楹联、题匾，尤以为贵阳黔灵山宏福寺撰题的长联最为著名。

上联：

夜郎非自大，筑国久可称雄；文学创舍人，尔雅是训诂鼻祖；赋才素称盛览，咨访相如；经术聿肇尹珍，师承许慎。谪来新建长庚，愈开风化；继起柴翁眲叟，共仰名儒。周渔璜巡阅江左，黎莼斋持节海东；屈指数英雄俊杰，越古超今。噫！定光伯、果勇侯、状元赵夏，科甲仕宦，更无论矣，洵非地属边荒，徒说蛮苗仡佬。

下联：

黔山着神灵，禅林首开名胜；佛法传西域，白马号僧寺权舆；沙门辟于汉明，几回遗使；信教莫如梁武，三度舍身。话到东坡贾岛，雅好浮图；溯至康乐远公，结为莲社。刘舍人僧舍雕文，王右丞摩诘为字。论身证香火因缘，前生后世。吁！洞中天、壶里月、囊内乾坤，怪诞神仙，姑妄论矣，应识行修净土，忘却富贵荣华。

此联全文238字，大大超过了著名的昆明大观楼长联，其字字玑珠，释儒相映，文采飞扬，气魄博大，意境高远，非饱学之士不能为。

刘天经60岁生日，自撰寿联：

余何人耶，进士明经，俨然科目中人；捧檄握符，俨然仕宦中人；生无虑，死无惧，混混茫茫，直似一场春梦；
天留我住，乐天随化，已作知非闲老；粗衣淡食，又作耳顺闲老；仰不愧，俯不怍，萧萧散散，何希百岁高龄。

其狂傲孤高及人生态度已可见一斑。

1919年，遵义县县长吕声文办生日，满请四乡，搜刮民财。有个保长挨家收份子，另备堂幛一根来请刘先生题字，题为“十具三昆”。释义为吕县长弟兄三人皆省内政界名人，个个年轻有为，家庭、工作、事业、身体等各方面都好，可称为十全十美。实为“十具”为真，“三昆”为混，幛帐谐音，实为“真混帐”也。

柏辉章师长为其父祝寿，热闹非凡。街坊凑份子做了块寿匾，请刘先生题字，题为“出将之门”，看似恭颂得体。但观者总觉“将”字小了一点，有人私下问他是否无意中把“将”字写小了？他说：不是无意，而是下面还有一个“酉”字。原来柏辉章之父是卖酱油出身，他瞧不起，便以“出酱之门”相讥讽。此事一经传开，柏家立即将匾拆下。

但他也有些庸俗作品。如老城体育场建成后，男女学生打篮球，常把球扔到他的屋顶上，学生打球嘻嘻哈哈，使他不得安宁，于是他写了首诗贴在篮板上：“男男女女喜抛球，纵送无端打乳头，哎哟一声齐拍手，不风流处也风流。”却有失君子风范，也反映了他的迂腐。

解放前夕，他自知于世不久，便选了一块墓地，请人垒一座空坟。坟冢前留活动墓门，墓碑自题：“一园老叟之墓”，碑后刻自撰墓志铭。墓址在今癞壳山五金仓库内，现已无遗迹。然遵义地方文献上，到处可见他的名字。

□ 李连昌

探花公撰联颂扬辛亥贵州反正

只手挽乾坤，集十八省河山，还我春秋大一统；
遗闻传父老，在五百年前后，果然云贵胜江南。

此联为我的族伯父杨次典所撰，题于遵义新城北郊五里青菜关旁，原为纪念辛亥革命贵州反正起义所建石牌坊刻石联语。联意充满爱国、爱乡和适应民主革命的激情，绝无清朝遗老依恋故国、逆时而动的情绪，故传颂一时。

先伯父原名杨锡谟，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科乡试举人，在京应礼部试时，正值戊戌变法，参加全国举子公车上书签名。再应试时，恐受惩罚，始更名杨兆麟，字次典。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应癸卯科第三人及第（俗称探花）。授翰林院修撰，在京供职，仍孜孜于勤求治国之法。

光绪末，曾去日本学习政治，思想更开阔。回国后，曾任浙江省嘉兴知府。时对革命青年，防范甚严。曾有青年数人，以革命罪，法应严惩，伯父却曲为之解脱，并赠资使之远避，其中一人即褚民谊。抗战之前，褚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率领京滇公路周览团过遵义，还特访先兄念祖（仲修），表示感激伯父当年对其恩遇之情。

伯父民初还乡家居，时周恭寿任遵义县知事，聘任为《续遵义府志》总纂。初稿未完成，而护国军起，伯父及周还有遵义举人、留学日本的乡人曹兴蕲等，应戴戡之聘入川协助。周任川西道尹，曹任高法院长，伯父仅任参议。后护法时，伯父入广东，孙中山大元帅府聘为参议，竟因病殁于广州，旅归葬遵义。

时任志清受聘主纂《贵州通志》，开志馆于贵阳中山西路中山公园内（原系清初梦草池旧址），任挽一联：

探花艳说科名录；
梦草还思著作才。

极工稳贴切。

□ 杨祖恺

张之洞业师吟遵义

张之洞为晚清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洋务的朝廷重臣。张少时随父张锳宦黔（兴义知府）而至兴义，受业于名师张国华。张国华为兴义府城（今安龙）人，道光五年（1825年）第六名副贡，以课读为业，生平著述颇丰，于诗尤有造诣。同治时期，避难贵阳，主讲贵州书院，是期编撰《禹甸吟编》，辑诗2000首，计49册，取材广及全国诸省情事、黔省州县建置沿革、名胜古迹、风俗物产悉吟其间，而涉及遵义府治者不鲜，直接指遵义府为三首。

播州

播州即是旧溱州，堡上白棉重怀柔。
世袭杨公今囹替，一泓溪绕几千秋。

铜标

平播功成万古昭，桃源洞口树铜标。
花飞三月翻红浪，百战勋功唱晚樵。

蚕业

满山栽橡绿盈峦，以叶调蚕茧作团。
光白如云光耀目，千秋遗爱记陈官。

（原夹注：1.兵备道傅光宅建。2.知府陈玉殿。）

以上三诗，凝练而形象地勾勒了从“复播”至“平播”，即自唐乾符三年（876年）杨端驱逐南诏，恢复播州，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李化龙平定（杨应龙之乱）播州，跨度七百余年的历史轨迹。“溪绕千秋”即言土官宣慰之长，“功勋百战”即言武功之胜。“花翻红浪”则夸饰桃花园林之美，“光白如云”又是夸饰饲蚕织丝之富。高原沧桑，山城巨变，今日的白棉堡、桃源洞高楼林立，百业兴旺。铜标安在哉！

至于桐梓古县，《吟编》也载有三首：

扶欢山

夜郎原置县扶欢，又置播州与鼎山。
三县归并桐梓县，密云深锁竹王关。

汉七王墓

汉朝竹氏七王传，袭爵宣威镇百峦。
改土归流遗冢在，荒烟蔓草夕阳间。

蒙渡河

原名桐梓坝三元，一曲河流响激喧。
汉代唐蒙曾到此，画船处处浪花翻。

（原夹注：*城北三十五里。）

张诗以桐梓县境之名山（扶欢山、鼎山）胜水（蒙渡）为主，宾饰以“密云深锁”、“流响激喧”、“蔓草夕阳”，揽时空为一掬，拢沧桑达千年，可谓不同凡响。桐梓县沿革，张诗“三县并归”之说，应从纵的线索解释。史载：唐贞观十六年（642年）置溱州，为溱溪郡，辖隶扶观、荣懿、乐来三县。翌年，置播川镇，后以镇为珍州，名夜郎郡，辖隶荣德、夜郎、丽皋、乐源四县，夜郎县治在今桐梓新站夜郎坝。迨至宋宝祐六年（1258年）改置鼎山县，治所今县城南十里的鼎山。诗咏建置沿革难免粗疏之虞，但诗人究竟并非史家，当可理解。然以形象语言咏及乏味题材，使史料风光融于一体而饶有兴味者，当推张国华之佳构。

□ 李思明

傅师瞿奇人奇诗

傅师瞿，字文淳，一字恕菴，贵州仁怀厅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庚子科举人，选授印江县学教谕。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升授直隶定兴县知县（今河北定兴县）。因性情耿直，处事无私，为上官所厌，未一年解官。又逾年始归，至湖北松滋（今湖北松滋县）病卒，仅行李破书数箧而已。墓在土城衙门坡屋后。著有《四梧轩诗集》。

傅师瞿性好学，尤酷好为诗，与人交无城府。博览载籍，日手一编，常年不辍，在文人墨客中有名气。在印江县时，与诸生斟酒论文，常云：“不愁俸薄先增怪，但得诗成便觉佳。”他与上司不接触交往，一奇也。

直隶定兴县城，位于京都附近，交通发达，出行往返官员甚多，迎送往来无暇日。然傅师瞿老来任该县知县，年八十精力尚壮，庶务能整理，二奇也。常言道，升官发财，傅师瞿病死归乡途中，仅破书数箧而已，三奇也。

傅师瞿《客邸感怀》曰：

在家贫亦好，戎昱咏无差。
水赤鱼多味（自注：吾家近赤水河），邻贤酒不赊。

说明他是赤水河边人。

读《嘲饮》其一：

地是眠毡天是庐，那得闲事问居诸。
看他终日流连处，杯外尘缘一概无。

其三：

笑问何缘喜欲飞，持杯说是破愁围。
那知就里牵愁处，误尽功名惹尽非。

《嘲饮》旨在嘲笑醉汉，但并无一酒字和醉字，却把醉汉作了生动的形象描写，且诗明白如话，平中显奇也。实际，嘲饮实是自嘲，也就是解官的原因。既然淡泊功名，就不该当官，可是悔之晚矣。

他在《清明道中》吟曰：“……墓祭遵先训，时风实至情。……彷徨日欲暮，叹息悔长征。”《对菊》诗云：

落落余香卓卓姿，重阳节后正开时。
从今有句吟将晚，那计无钱酒到迟。
半世闲中和我瘦，一生高处独霜知。
少陵莫赋停杯句，对尔空持亦鲜颐。

傅师瞿咏菊抒怀，把自己耿直无私、人穷骨硬的性情比作菊花，咏菊抒怀融为一体，且通俗易懂，真是好诗。其中“半世闲中和我瘦，一生高处独霜知”堪称奇诗绝句。

□ 李丞丕

石达开咏诗赞咂酒

桐梓县马宗苗族自治乡的苗胞，喜欢饮咂酒，也很会煮咂酒。他们用高粱、小米、稻谷、玉米等为原料，沸水沥过而后煮熟，捞过趁适温时拌上曲药发酵，发酵成熟后，待温度下降到适宜时，装缸密封酿两个月，贮存备用。

苗胞在逢年过节，生辰喜庆，婚嫁丧葬，贵客临门的日子里都要饮咂酒。饮酒有讲究，饮前将酒缸置火塘边烫温，然后揭盖，将一节食指粗细的竹管插进缸中吸饮。缸口设有酒卡，吸吮时酒卡活动，卡动为一巡。一般吸吮一巡，贵客尊长可以吸三巡。吸后加等量泉水，封盖待下次再饮。饮酒须按宾客亲疏、辈份、年龄顺序，呼请饮酒，不得有错。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经过桐梓，苗胞热情欢迎，特用咂酒招待大军。石达开饮后即席咏诗赞之。诗云：

万颗明珠一瓮收，君王到此亦低头。
五岳抱着擎天柱，吸得黄河水倒流。

□ 梁隆炎

土城鲁班庙石达开题联

遵义是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率众十余万西征途经之地，自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初八进入遵义，到九月下旬离开，共计停留五个多月，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这一事件已载入晚清各级地方志书。

但是，石达开在今习水土城停留的十三天和在土城鲁班庙（今土城小学）题联之事，光绪《增修仁怀厅志》均未予记录，只用“贼乘势沿途抢杀”七个字一笔带过。作为史料，今将其刊出，以补正史之不足。

据当地家谱、墓志等记载，石达开是同治元年七月初二到达土城，七月十四离开土城北进，住了十三天，这是他进入川南和黔北以来停留时间最长的一处，指挥部设土城贵香栈。

石达开在土城期间除整修扩充部队，分析和研究下一步行动外，还在土城鲁班庙留下一对联。其联是：

旧主本仁慈，只恨贪官污吏，败坏二百余年天下；
新军多义勇，手提铜戈铁戟，扫遍一十七省山河。

此联由已故土城小学老师肖世泉家传收藏，解放初肖世泉老师将此联寄去南京太平天国革命纪念馆请专家考证，证实确属石达开所作。

□ 禹明先

一本记述号军起义的书稿

《高营山军务粮册略志》，是一本同治十一年（1872年）定稿的未刊刻的手抄孤本，32开，皮纸，毛笔竖写，日记体裁。它主要记述咸丰七年（1857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号军与高营山清军及其团练在龙泉鏖战12年的战况，是研究号军起义历史值得一读的书。

作者杨秀彬（1820—1890年），今凤冈县石径乡岩门村人，秀才出身。咸丰七年十二月，刘义顺、何冠一在思南鹦鹉溪领导白号起义，他受龙泉知县茹含章指派，与武秀才、钦加蓝翎千总赵青云（今六里乡赵家岩人）齐团扎营于高营山（今石径乡岩门村），配合官军镇压号军，为高营山军务协办，恩赐从九品。同治三年九月，云之侄共同办理高营山军务。号军失败后，杨在柏香坪云月台竹石书屋教书，于同治十一年五月完成此书。

《高营山军务粮册略志》载诗14首，歌4首，对联4副，叙1篇，告示1篇，呈文两篇，其余记述战事。尽管作者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评述号军，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评述中看到一部分真实历史：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咸丰五年，贵州铜仁的人民群众不堪清政府的“折征”剥削，在灯花教徒吴劬劳、陈福林、徐兴素等组织下（以红巾裹头称“红号”）率数千人破铜仁府。时清廷下诏办团练，刘义顺“借团行教”，发动致和、平字、直字、济安等团作起义准备。“时各省各方，遂奉文齐团保甲，夫齐团乃国家盛举，孰知弊端自此而生，其中遂有致和、平字、济安等团，借团行教，聚众藐法，而刘义顺即深寓于中，主持叛道。”

咸丰七年十二月，号军于思南鹦鹉溪起义，破思南、安化（德江）、印江、务川，向乌江两岸发展，进占石阡、龙泉、湄潭……此后号军几乎控制了整个黔北及黔中广大地区。号军进占龙泉后，在这里与清军及其团练鏖战达12年之久。进攻与反进攻，围剿与反围剿，犬牙交错，境内无处不是战场。不讲偏刀水根据地，单讲龙泉及其东部，斗争也是极其尖锐复杂的：咸丰八年三月，仅“高营山”就反复争夺上百次。咸丰八年六月，清军进攻二层岩号军据点，“自卯至未，鏖战百余合，清军死伤不计其数。”

特别是同治七年，川、湘、黔三省清军1万余人围攻偏刀水，号军为解偏刀水之围，二层岩、头脑山号军派人到龙泉送“假投降书，犹以两人为质”，约定三月初七，调龙泉各营清军，攻打“抗降”号军。时清江营管带李璠，调各营团练，于初七早晨，直扑二层岩、头脑山。当清军进入埋伏圈，号军各营寨突然枪炮齐发，矢石交加，旌旗招展，鼓角齐鸣，四方夹攻，清军被截成几段，几乎全军覆灭。

惨败之状，正如《高营山军务粮册略志》中悲叹：“嗟呼！独不思以一、二宵小为质，遂足以抵千万人之性命乎！可怜团练中被生擒者甚多，而立马死者难以枚举，一时之城乡市井中怨气冲天，哭声震地，其惨情，真有不忍援笔而书者也，呜呼！”

“劫运频频十二年，行也怆然，坐也怆然，田园荒尽屋凋残，名也徒然，利也徒然，尸骨成山血成泉，生也惨然，死也惨然……”

从这些叙述中，足以看出当时两军拼搏激烈的一斑了。不少讲号军历史的书，都谈到后期一部分号军叛变因果，却没有谈官军在“围剿”中投号军的实情。《高营山军务粮册略志》却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史实：

“至（同治六年）二十九日，二更时分，忽然棺材山炮响……喊声震地，火光冲天……你道这条火龙为何落在奸贼之手，原来官营中有火蛋、火箭、火龙、火彪、洋枪、洋炮及开花等炮最为厉害。彼官兵中，有不法野徒，或滥赌、滥烟无所不为，虽日给饷银，怎济他顷刻浪费，万一无聊，则将帐中军器偷奔贼巢，卖与贼寇，又反投贼党，四方掳掠，于中取利。此火龙之所由来矣。当斯际也，满营照耀，如白日一般，谁不心惊胆落……”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号军除发动团练起义外，也开展政治攻势，策动来“围剿”者调转枪口“造反”。

黔北最早的照相

自戊戌变法之后，提倡实业之风遍及全国，遵义太守袁玉锡兴办“遵义官书局”。官书局局长任迪生为发展印刷事业，由上海弄来照相机和洗印相片的全套设备，想把照片印刷出来。但是当时的技术力量不够，只好用它来照相玩。任迪生的亲朋好友，常找理由请他照相，他都得应承下来，洗印好相片后赠送。

20年代的遵义人，见着这种新兴的照相术非常惊奇。但多数人与任迪生无亲无故，没有机会亲身体验一下照相的乐趣。任迪生也因长期为亲友尽义务，消耗了很多材料、时间和精力，感到力不从心。为满足群众的要求，也杜绝亲友们三番五次的麻烦，便萌生了公开营业的念头。

于是，便在老城小十字街，关圣殿隔壁租用了朱家的房子，正式挂牌对外照相，相馆取名“晚晓轩”。房子内院坝很宽，个人、团体照相都方便，遵义的第一家照相馆就此诞生。当时使用的是一台老式三脚架照相机，像个庞然大物；所用底片是涂了药液的玻璃片，感光速度慢，被照相的人总要捱过一段不短的曝光时间，照成的相片才能清晰。

相馆开业后，新老两城独家经营，在遵义人的生活中增加了新内容，人们争先恐后地留影纪念。后任迪生去重庆，相馆便交给他的女婿周册京经营。周住在老城捞沙巷，其住宅有庭院、花圃、树木、假山，环境优美，确是选景照相的好地方。30年代初，周册京便把相馆迁移到捞沙巷自己的住宅，更名为“真真照相馆”。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遵义，据他家人介绍，周册京应红军的邀请，扛着三脚架照相机，到遵义老三中去（现十一中），等群众大会（万人大会）开完后，为毛主席等领导人照了一张8寸的集体照，当晚就冲了底片。第二天早上，底片还未干，红军就来人把底片取走了。这便是遵义的第一家照相馆。

□ 王永康

遵义电影的开端

遵义最早的电影是柏继陶先生从上海经重庆引进来的。据柏继陶先生的弟弟柏锦章先生介绍，大约在1925年左右，他大哥由上海带回来电影机和电影片，放映技师也是由上海随机请来。带回的片子都是外国的无声片，片中有外文字幕。我们看不懂，请杨伯勋夫人翻译，她是个日本人，懂英文。

为了使遵义的乡亲们开开眼界，继陶在家门前（原琵琶桥，现纪念馆门前）挂上幕布，义务放映。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轰动一时。那次放映，可说是遵义人第一次看电影了。

为使更多的人能看上电影，便找了个放映地点——文昌宫（现中医院所在地）。那是个院坝，没有座位。起初观看的人还是不少。但时间一长，带回来的几部片子翻来覆去地放映，观众日渐稀少。因为没有片源，只好停止放映。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遵义电影放映的开端。

□ 王永康

谭星阁与街头谜会

桐梓县城街头谜会，于抗日战争时期蔚然成风，每次长达半月之久。促使灯谜活动大步跟上时代者，当首推谭星阁先生。

谭星阁（1898—1951年）又名树櫆，20年代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曾任贵州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回乡后，在中学兼英语及历史课，后任县参议会议长。他知识渊博，声望甚高，尤酷爱灯谜。在每年腊月间便托邑中热心公益的庞学贵先生到处募集灯谜奖品，种类有桐梓特产香肠、关刀肉、桔柑、瓶酒、信笺信封笔墨等。

每年正月初一到元宵，每晚都在大十字举办街头谜会。主要由谭星阁以及省中语文教师杨旨严等制谜，所制灯谜题材广泛，构思精巧，谜目较多。有字、成语、俚语、中外地名、古今中外人名、唐诗、宋词、四书五经、西厢、水浒、三国、中药等。

形式是在门前照着100瓦电灯，用白纸书写谜笺，不标等级，只标奖品及数量，贴于门窗上。由庞学贵在室内主持，围观猜射者数十人，多则百余人。猜者高呼“谜面”，庞先生在里面应一声，随即报“谜底”，庞先生核对后高呼作答，如猜中即呼“中了”，即撕下谜笺从窗口递进，里面按规定发奖。猜不对，即高呼：“再思考”。如比较接近谜底，则呼：“虽不中、不远也”。有的谜难解的即使猜中了还要“请解”。

例如有一条谜面是“豫章分野”，猜一字。被人偷看谜底后，出来高呼猜一“足”字。众人多不解，庞先生就高呼“请解”！这人张口结舌，面红耳赤，众人嗤之以鼻。谭先生知道泄了密，很生气，就大声说“谁解出谁得奖”。宋仲池当即以豫章郡（今南昌一带）地处吴头楚尾之解释得奖。

能回忆起的与抗战有关的灯谜：

• 日本投降（猜古人名二）——原由、白起

• 日美冲突（猜京戏目）——战太平

• 猪八戒今天反手一钉钯（猜四字词，卷帘格）——打倒日本

• 不准效颦（猜五字宣传词，粉底格）——反对法西斯（施）

• 援华物资（猜诗经句）——美人之贻

• 还我河山（猜中药名，夹白格）——当归熟地

当时桐梓猜谜者不少，高手首推江运航老先生。他学识广博，才思敏捷，但“好先生常打烂仗”（穷途潦倒），平时靠帮人写契约、祭文、诉状、书信、楹联等得微薄收入度日。身着蓝布长衫，头包白帕，破旧不堪，酷似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他猜灯谜命中率颇高，每晚谜会结束，他都用前襟兜着大包奖品笑逐颜开地回家。

他有这种能耐，有一些谜目他不太熟悉，可他编拟一个出来也常常八九不离十。例如前面列举的“日美冲突”猜京戏目“战太平”就是编对的。有一条谜面是“小桥流水人家”，谜底是外国人名。江先生平时很少看报，他估计是日本人名，就猜个“野村”，庞先生在室内高呼“再思考，虽不中，不远也！”一位学生突受启发，触机高呼：“是不是珍珠港事变前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啊？”里边答：“猜中了！”撕下谜笺领奖。江先生莞尔一笑，风趣地说：“你们中学生真会打秋千！”群众哄堂大笑，因为灯谜把两个字的谜底颠倒过来扣谜面叫“秋千格”。

其时猜谜高手还有王之铣、赵师程、赵元方等。

□

轶闻趣事

故宫有道“遵义门”

北京故宫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之后有一道别样威风的大门叫乾清门，穿过它便进入内廷。内廷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中，乾清宫的规格最高，殿中央设有皇帝宝座，宝座上方“正大光明”匾后隐藏过宫廷的最高机密——皇帝传嗣的遗诏，这无疑给它增添了神秘色彩。其实，它不过是皇帝的寝宫和日常活动的场所而已。直到清雍正起，皇帝才移居养心殿。从此，乾清宫便成了举行内廷典礼、引见官员和赏赐皇族家宴的地方。不过，乾清宫仍然被规定为正式寝宫，皇帝死后，他的灵柩都要抬到这里停放，以示“寿终正寝”。

与乾清宫西侧墙外一巷之隔的便是养心殿。雍正登基后便在此处理朝政，殿后便是寝宫。后来，乾隆也在这里理政、起居，并在其西端隔设一室，陈列王羲之等人真迹，不时观赏临摹，这就是有名的三希堂。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养心殿东端（亦称东暖阁）成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地方。可见，养心殿已是清廷的决策场所，其地位作用远非其他宫殿可比。

出入乾清宫西侧的小门叫月华门，与之正对的便是养心殿前的遵义门。遵义门为琉璃随墙门，正中悬有门匾一方，宝蓝色作底，红色带黄边镶框，金色满汉文“遵义门”三字竖向排列。朱红大门，转过琉璃照壁后才入养心殿。养心殿如此重要，当时进出遵义门的官员不知有多少。

值得一说的是，“遵义门”的门匾和故宫所有门匾一样，“门”字的写法都有规定，而且统一。楷体、宋体门字右下方应有一钩，但故宫内甚至故宫外的正阳门的门字右下方都不写钩。据说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审定“集贤门”门匾时立下的规矩：门下有钩，挡住了朝廷需用的贤才，怎么去集？至于为何定名“遵义门”，它与我们遵义之名有无联系，那就另文再说了。

□ 傅伦俊

蹇先艾先生访美奇遇

八十年代初期，遵义籍老作家蹇先艾先生曾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引起美国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对代表团的各项活动作了报道。

当代表团在纽约访问期间，一天，在代表团下榻的驻地，一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著名物理学博士，要求会见蹇先艾先生。蹇老得知，欣然同意。见面时，这位美国教授首先作自我介绍，说他叫吴京生，是蹇老在遵义时的学生，从媒体得知先生访美，专程从加利福尼亚前来拜见恩师。蹇老一时感到十分惊诧，所教学生众多，一时想不起这位吴教授来，但仍热情接待。

吴教授谈到1942年他随父亲所在步兵学校西迁遵义，曾在遵义城成中学读初一。当时蹇老任国文教师，学生受益匪浅。师生之间越谈越亲切，每当谈到遵义的湘江河、桃源洞、湘山寺、桃溪寺等风景名胜，以及羊肉粉、豆花面、鸡蛋糕等名小吃时，吴教授充满了怀念之情。

吴教授还深情地说，他曾多次应中国科学院之邀，到过北京等地科研基地访问，每次都很想重返遵义拜望老师和同学，但总是来去匆匆，多年的愿望未能实现。这次先生访美，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一来拜会先生，以谢先生的教诲；二来可通过先生了解遵义的情况，以解对遵义的怀念之情。

蹇老对这位身居大洋彼岸、具有很高社会知名度的专家、四十多年前的学生还记得他，并专程登门拜望，感到十分欣慰。但学生当年仅是十二、三岁的一个少年，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回国后找遵义老乡多方打听，一直不得结果。

一次，老同学余明瑶碰到我，说受蹇老之托，找遵义老乡了解吴京生的情况，并告知了蹇老在美国的奇遇。事正凑巧，吴京生和我同在遵义城成中学时与我同班，同属于“小不点”，还同坐第二排一张书桌。我曾多次到他家去过，他父亲是原步兵学校的教官，家住下杨家巷一栋二层楼房的一楼。因京生出身在南京，所以叫吴京生。我们将有关情况告知蹇老，蹇老十分高兴，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

□ 夏贤牟

吟诗谢客

抗日战争时期，丰子恺先生在遵曾寄居罗庄罗氏祠堂。房主罗某仰慕其画，几次登门造访求索均遭冷遇。随后罗母去世，房主又登门欲求丰先生撰写挽联。时逢丰先生喝了午酒，见罗至，便避入内室，并吟诗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随即把门关上。罗自讨没趣，悻悻而归。

其实丰先生对人十分平和，对读者、求教者决不怠慢，均热情接待，并答应他们的要求赠以书画。而房主罗某财大气粗，横行霸道，虽多次登门求画求字，先生就是不屑一顾，可见其爱憎之分明。

□ 王慰

唐光前题联讽新宪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新宪制”。县设参议会，乡设乡民代表大会。湄潭龙洗乡（现洗马乡），一共有九个保，按新宪制的要求，每个保产生两名乡民代表。他们是由当地一些绅粮、保长、地痞之类组成，有的不学无术，目不识丁。

乡民代表产生之后，集中在乡公所开会，选举乡长、副乡长。这一天，杀猪宰羊，大摆宴席，当地的一些知名人士、社会贤达，也敲锣打鼓，放着鞭炮，抬着大匾，前来祝贺。

在祝贺捧场的人当中，有一个叫唐光前的，大约四十来岁，个子不高，身着马褂长衫，头戴毡帽，提着一根玉石嘴子、青铜脑壳的金竹烟竿。此人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诗词歌赋样样懂点，还写得一手好字。他以教书为业，在龙洗乡一带有较高的知名度。他前来祝贺，受到人们的欢迎，顿使会场增添了热烈的气氛。

唐光前将一副裱褙得很精致的、烫金的对联挂在乡公所礼堂的墙壁上，此联是唐亲手书撰，写得龙飞凤舞，苍劲有力。乡民代表中的王茂昌、刘明山等人面对对联出神，原来他们是两个草包，一字不识。这时有人把对联的内容念给大家听：

民国廿六年，普天同庆，竟然无雨无风，代表都从苍吉以上；
地方九保，群贤毕至，每见有酒有肉，主席又在光前之中。

王茂昌、刘明山的掌声鼓得最响。人们议论开了：有的说唐先生的字写得实在太好，这远近几十里找不出第二个；有的说唐先生真不愧是有学问的人，写这副对联，顿使满堂生辉。唐光前说：“哪里，哪里，诸位过奖了，我是‘滥竽充数’，光前才疏学浅，不敢当，不敢当。”

这时乡民代表中的周宗贵大声讲道：“请诸位雅静！唐先生的对联不是祝贺我们，而是讥讽我们。你们知道苍吉是个什么人？他是中国古代文字的创造人。苍吉以上是蛮荒时代，没有文字。唐先生的对联说我们是那个洪荒时候的人，当然是没有学问、没有本事的人了。”话音一停，礼堂一片哗然，尤其是王茂昌、刘明山十分难堪。乡民代表们群起而攻之，要与唐光前论理。唐光前虽然满腹经纶，口若悬河，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退场了。

□ 朱孝慈

邓二壳子撰联泄愤

遵义的方言把那些在茶馆酒店谈天说地摆龙门阵叫做“冲壳子”（冲读去声）。板桥有位姓邓的前辈健谈，诙谐幽默，爱吹龙门阵。人们就给他取个外号，叫“邓二壳子”，人前人后反而不提他的真名了。他本人也乐于接受。

邓二壳子与当地的大地主邓岳生是叔伯弟兄。邓岳生是板桥最大的地主，年收租达八百老石，又曾当过板桥的区长，在地方上很有声望。每年春节期间，前往邓岳生家拜年的人客很多。邓二壳子是个小地主，在地方上没任过什么职务，没有什么声望。每年春节，除少数至亲内戚外，没有其他人客来往。

邓二壳子感触很深，作了一副对联泄愤，在茶馆酒店到处宣传。其联如下：

富在深山，安着牛儿大炮打不退舔肥舅子；
贫居闹市，下起红书白帖难请来六眷诸亲。

这副对联虽然鄙俚浅薄，但却博得很多人的共鸣，在板桥一带流传很广。

□ 吴必伦

刘筋绊与书天草堂

民国初年，遵义城有一颇著时名的人物，有点像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直呼之刘筋绊，或是刘京派。“筋绊”，遵义方言，以形容行事不干脆，了而不了之意。“京派”则指着装保持或摹仿京都派头。此人真名叫刘天经，字纬生，晚年号一园老叟，遵义人，世居新城己式巷。

刘先生幼时聪颖，读书上进，早岁即入学为县庠生。他一面苦读以应三年一科的秋闱，一面努力练习书法。奈何时运偃蹇，科名终不顺意。光绪三十年（1904年）诏停科举，只缘援例三科不第，得补一岁贡生，乃挟资出游成都以谋出路。在成都寄居数年，仍无所合，辛亥革命后即回故里。

刘先生回到故里，起居服饰有异于乡人。头上“一撮尖”青缎小帽，正前边缘缀一碧玉小牌。身穿长袍窄袖绸衫，外罩瘦小的大襟背心。长裤脚扎着双头飘带，脚登一双成都流行的皮双梁缎鞋。走在街上很是异样，别有派头，因而得名“刘京派”，其实与当时成都人的装束更为接近。

至于说他行事“筋绊”，事例很多，常与人纠纷而闻名。刘先生在苦读的同时，设蒙童馆教亲友子弟。开学不几天，他便要求学童家长预付一至二年的修金，家长一听无不愕然。当时地方惯例，修金是按端午、中秋、岁除三节分送，次年学童附学还可再作选择。刘先生的要求有背常理，怎不给人留下难缠而筋绊的名声？

刘先生对书法的成就自视尤高，出言颇多自负。时商务印书馆搜集全国书画名家作品精印发行，他有意投稿一登龙门，遂自撰自书一联：“商务国中第一；我书天下无双”，直寄该馆，那知未得见重。他自认怀才不遇，益孤高自赏，与人落落寡合。当时遵义书家颇多，各有所长，均虚怀以处乡里，凡有求书无不欣然命笔不受报酬，成为一时风尚。而刘先生却孤傲非常，借口“纸劣不书，文劣不书，非人不书”种种托词，得罪乡里不少。

新城丁字口，温焕章开一大型茶馆兼营京果糕点店名“荣隆斋”。店主请刘先生题榜书三大字做成金匾，事后送些礼物以示酬劳。开张以后生意颇佳，宾客入座都能看到大匾辉煌醒目。刘先生也日日入座，饮茶用点几成习惯而不付费。月余，店主认为长此下去所费太多，便婉言相告。刘先生怫然不悦，骂道：吃你点糕点算什么？你生意好是因为我写的匾好，你还没有给钱哩！一字值千金，须按笔划送笔润，否则把匾摘下来！骂完拂袖而去。店主方知惹下麻烦，一再托人道歉斡旋，厚致笔润始了事。

老城大十字，有数商人合伙开一兑换商业银票票据的钱庄，名曰“同心治钱庄”，请刘先生书匾。开张以后，派人送去笔润报酬，刘说，你们商号股东中有王某，是我的师弟，他为何不先来拜会我这师兄求字？是看不起我，非他亲自前来说明，否则我将与之理论。该商号为息事宁人，托有关人士送烟酒礼品而罢。

滇军第二次入黔，刘先生受聘任滇军驻遵张汝骥旅帮编修官（秘书），这是他生平仕途最显赫的一段，颇得风气之先，因此手头宽裕，在老城另置别墅，这就是“书天草堂”的由来。

刘先生在老城水洞街与捞沙巷转角处的一小巷内购得小屋数间，前有隙地一幅，虽不宽敞，然亦幽静。迁居以后，改为前园后宅，中隔短垣，垣以圆月门相通，内外均杂莳花木，临街植柴门。入门为小亭，略有廊柱小栏可坐息。门正悬“书天草堂”隶书横匾；门联为“声誉腾霄汉；忠信涉风波”，古篆体，均为其本人所书之精品。中间庭前行草书一联：“一支笔纵横宇宙；八合米终老林泉”。园命名为“一园”，自称“一园老叟”。

柴门外小巷很窄，巷内只一二人家，很不起眼，他却在连接捞沙巷的土墙上大书“仙龙巷”三个大字。这是他根据刘禹锡《陋室铭》语以自况。他曾在门上贴出一幅上联：“纬地经天，全凭真草隶篆”以征求下联，满以为无人能对。其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德行，引起社会侧目，竟有人送去下联：“生前死后，难免寡独鳏孤”。联语过余刻薄，不幸言中先生结局。

抗战时期，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他日渐衰老，相伴仅有一妾，同染烟癖，生计日迫。后举荒凉之“一园”售之于某商人，而移居轿子街陶姓宅内，于1948年困顿以终。

□ 杨祖恺

桐梓四个“斌”

桐梓军政集团中，有四个人的名字都占一个“斌”的同音字，人们根据四个人的性格、特点，编了一个顺口溜：“敢打猛冲周继斌，说进说出熊逸滨，贪生怕死黄道彬，拉稀摆带赵文彬。”

周继斌乃周西成，字世杰，桐梓黑神庙人。取其斌字系从周文王、周武王中文武合为一字。此人在战场上果断勇猛，身先士卒；在决策上，一旦认定即义无反顾，甚至达到一意孤行的地步。用他的话说“桐梓人执掌贵州，是横冲直闯打出来的。”他由一个兵卒到军长、省长，真正是打出来的。于是人们颂之曰：“敢打猛冲周继斌”，最后也确死在战场上。

熊逸滨，名兆，桐梓县城西郊黑石溪人。家境小康，自幼聪慧，读书成绩尚佳，能言善辩。应科考时，正值全国废科举制度。熊逸滨见县令除盘剥百姓外，还将县里公田、储粮卖掉，化为己有，即愤然起身，揭露县令邹毅洪，县令派人追杀他。熊不得已到省报考法政学堂，后成为周西成的智囊。周西成很多决策都是由熊逸滨出谋划策制定的，如“三打铜元局”、“靖黔消灭罗成三”、“联合袁祖铭”、“走两广路线”等。桐梓人因其能言善辩，出谋划策，冠之曰：“说进说出熊逸滨”。

黄道彬，字丕谟，桐梓东郊天门松树坪人。清末赴遵义考童生，考题中有“关风”命题，叙述本县风土利弊。黄作文列举了官差为非作歹，天主教徒仗洋人之势狐假虎威，横行乡里，比县大老爷威风等现象。主考官将阅卷寄到桐梓县衙门，县令把差人臭骂一顿，而对洋人却不敢得罪。此事传到天主教堂去，有教徒借故将黄道彬父子打了一顿。黄怀恨在心，遂当兵以报此仇。后黄在新军中任营长，将打他的人杀了四个，故有“黄屠户”之称。但黄虽然在二十五军中任师长，却一贯打败仗。特别是1929年5月，龙、周之战，黄从盘县一直败退到安顺。在花江本可据险阻敌，但由于贪生怕死，一退再退，致使周西成被滇军包围而战死。桐梓人因此给他一顶“桂冠”，贬之曰：“贪生怕死黄道彬”。

赵文彬，字用之，桐梓夜郎人。其父母早亡，由兄嫂抚养成人，学而滞只好走上当兵之路。曾毕业于清末保定军官学校，在贵州新军中任教官。北伐时，历任执法官、团长、少将参军。赵文彬可以说是桐梓军政集团的鼻祖，25军中不少桐梓人都是由他招募去的。因其生性文弱，文不佳，武不勇，一辈子未打过漂亮仗，人们呼之曰：“拉稀摆带赵文彬”。

上任之前先发誓

民国十三年（1924年），贵州省长、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面示周西成以赤水为基地，向黔北发展，委周为黔军第三师师长，推荐周为贵州军务会办。川军讨贼军总司令赖心辉委周为川南边防军总司令，并划四川的永宁、古蔺、古宋、纳溪等县为周所辖。于是，周西成率部由四川江津转驻赤水县城。

周西成驻赤水后，以礼召见地方知名人物为他出谋划策，并对地方有识之士委以重职。在赴任之前，周西成将其所委任的黔北川南十余个县的县长、团长集合起来，到城隍庙发誓。发誓时，由司仪官宣呼仪节，周西成下跪于前，新任众官吏一齐下跪于后。神案左右，各置大刀、九子枪，秉烛焚香，敲钟擂鼓，气氛十分肃穆森严。

周西成祭告道：“皇天后土，幽冥神灵，以西成委官守土，善政利民，勉其克尽厥职，毋得渎职贪污。如有枉法虐民，不守官箴者，必受神灵谴责与法纪制裁，尔等务必敬慎将事。其各勉之。”众官吏俯伏静听，再依次一一发誓。有的说：“发誓人××三生有幸，承蒙周公任命为××县长。对周公尽忠，一切听候命令。倘有不忠，甘愿死在鬼头刀下。”有的说：“倘有不忠，绝子灭孙，五雷击顶。”有的说：“倘有男盗女娼，死于非命。”无不尽表忠心，感激涕零。

让众官到城隍庙发誓，借助神力以壮军威，这并不是周西成的发明。据《明史》记载，此乃是明太祖朱元璋首创。明太祖曾下令各地方要仿照各级官府衙门的规模建造城隍庙，以供官民奉祀。周西成坐镇赤水两年多，剿灭土匪，开修马路，给赤水带来一定的发展和繁荣。民国十五年（1926年）四月，袁祖铭任命周西成为贵州省长。周离赤水时，各家门前摆一碗水，放一面镜子，以示其为官清如水，明如镜。

□ 李丞丕

周西成葬母

周西成（1893—1929年），贵州桐梓人，幼年丧父，奉母至孝。民国十三年（1924年），周以黔军第三师长、川南边防军总司令及贵州军务善后会办的身份，率部由四川江津进驻贵州赤水县城。

周驻赤水期间，其母去世，择葬于城郊安居坝，犭也业主为赤水城内富户田亮卿。周备银和礼物送田，作为地价。田不知如何是好，遂问计于地方名人邹华轩。邹笑道，你是有名的“土老肥”，要钱何用，不如将礼物原封奉还，而且还写张地契送周为妙。田从邹计而行。周大喜，后委田为习水县县长。

周母墓高数尺，周围用大理石条块镶砌，并嵌有当时国民政府某些显要及贵州各县长的挽词。墓前立有高大铜碑，建有拜台垣子，周围设双层石栏。墓地前修有鱼塘，墓地后垒有“几”字形假山。还在赤水河边建一墓道亭，以示去墓地之道路。

在墓地附近修建一座周氏宗祠，面积颇宽，围以砖墙，主楼祭堂为西式建筑，两旁配有厢房。宗祠坐西向东，正门是尖顶圆拱，两侧浮雕对联，据说此联是汪精卫题赠。联曰：

崇祠备贤母寿庄，绳祖武且嗣微音，孝思在显扬，勋业崔嵬辉百世；
民国有中流砥柱，共险夷亦同休戚，茑萝施松柏，恩光照耀足千秋。

解放后，周祠被改作粮食仓库，至今保存完好。

□ 李丞丕

荒唐的审讯

20年代中，傅启运奉南京国民党中央命返黔从事党务活动。时贵州桐梓系军阀周西成把持黔省军政大权，独霸一方，不容他人染指。其耳目侦知傅的活动情况（在青年学生中宣传三民主义）。周据报后下令捕傅，关押于省政府内。同室关押者还有触犯周的“王法”的犯官和商界人士。被羁押者，可以买酒买肉、打麻将、吹大烟“待审”。傅无资财，干坐班房吃牢饭熬日子，一坐数十日。

一天，有守兵来喊：“傅启运出来！”但未加绑。傅被押进省政府内右侧之梅园。梅园靠北，建有西式洋楼一幢。周西成亲自审案的“大堂”，即设于此。案上两旁点上大蜡烛。傅站在案前受审。周西成戎装坐堂，威风凛凛。讯问姓名、年龄、籍贯后，周西成就骂开了：“你回来，穿起西装东逛西逛。你那套西装有什么了不起！老子的箱子里的西装多得很。”傅并不回嘴，听他骂。“你干吹三民主义，老子讲的是民三主义，你吹不吹？”傅认为同他讲不清。周西成最后大吼：“你回贵州来，无非想当个官。老子拿个官送你做，你该不瞎吹了！”“放他出去！”

周西成真是对傅开恩了。过几天，傅启运接到派任遵义县税局局长的派令，步入贵州官场。历任安顺、兴义等县县长，贵州省政府法制室主任。

□ 金国楠

周西成讨八不利忌四不灵

周西成多疑惑，多忌讳，却不灵验。遵义城南五里有个名胜地，叫海风井。据《贵州通志》载，有异人谓海风井通南海，在那里修庙供奉可免一郡之灾，于是在那里建了佛阁名海风井寺。1929年佛阁倾圮，地方名士牟贡三、喻界凡、周子光等倡议募化修葺，得到遵义各界人士响应。一时捐款修海风井寺成为遵义城家喻户晓的事。牟、喻、周各捐大洋200元，其余的人捐钱不等，一向嗜钱如命的绅士罗徽五也捐洋60元。

时川黔公路遵义至贵阳段已修通，周西成坐车到遵义视察工作，得知此事后即慷慨解囊。他自忖自己为一省之长，应该比捐款最多的牟、喻、周等多捐一倍才成体统，但那个数字是400元，因“四”与“死”谐音，他忌讳，于是捐洋378元。因“八”与“发”谐音，讨了个吉利数字。

在遵义期间，他接到报告称兴义军阀李晓炎借滇军之力来取贵阳。他急回贵阳调兵并亲临前线，这一去就战死在镇宁鸡公背。所以遵义人把“发”与“伐”互换，说周西成“讨八（伐）不利，忌四（死）不灵。”现存于海风井寺的《重修海风井佛阁序》，高两米有余，捐款最多的周西成排名第一。所有捐款人捐的金额都是整数，只有周是378元。

□ 李连昌

二等兵当营长

二等兵当营长——危险！遵义人在解放前常用的这句“言子”，追根溯源，还事出有因。说起来颇有些趣味。

民国十三年（1924年），桐梓人周西成登上贵州省督军宝座。他自认为树敌太多，决不可高枕无忧，于是，下令在省会贵阳市实行宵禁。夜间到了十一点半，城门关闭，任何人不得出入，直到次日凌晨六点钟才让人通行。

就在贵阳市全面实行宵禁期间，周西成化装成一个普通老百姓，来到老东门城门口，要求值班卫兵开门让他出城。但是，那怕他说得口吐莲花，那位守门的卫兵就是不开门。后来，周西成摸出两块银元，递给那个卫兵，说：“送给你兄弟作零用，我家里发生了重大事情，你行行好，放我出去吧！”那卫兵却说：“这是周督军的命令，我无权放你。莫说你两块银元，你就是给我两砣金子，我也无权放你呀！请你收起来，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

周西成要求了好长时间，卫兵就是不卖账。后来在无可奈何下竟说：“我是你们周督军的亲戚，还是患难之交，只要你兄弟能成全我今夜回家，我保证在周督军面前举荐你，让你搞个一官半职怎么样？”卫兵淡淡地答道：“谢谢你的好意，我是个当兵的，祖坟没有埋在龙头上，没有做官的命，用不着任何人来提拔我。”卫兵继而又说：“周督军既是你的亲戚，你何不去找周督军写一张条子来，我就放你出城。”

周西成见要求无望，只好离开城门口，满心高兴而回。

第二天清晨，周西成身着戎装，带领一大批武装弁士蜂拥来到老东门城楼。找到卫兵排长，严肃指出该门卫兵有卖放、违犯军纪的行为，必须严惩。那卫兵排长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弄得糊里糊涂。周西成严厉指出就是昨晚的事。卫兵排长立即下令全体士兵紧急集合，逐一追问昨夜城门值班卫兵的轮次和时间，把那个值班的卫兵清查出来。排长将他五花大绑，推到周西成面前，请督军惩处。

周西成开始审问时，用了些恐吓话讹诈那卫兵，问他前后共收受过多少贿赂，卖放过多少人进城和出城……那士兵毫不惧怯，说他没有干过任何坏事，还将昨夜有人要求出城、想贿赂他的事详尽叙述了一遍。顿时周西成喜笑颜开，离座亲自为士兵解绑，并以极柔和的言词安慰他，并说明自己是有意化装成老百姓到城门考验执勤人员。经他这一说，士兵们都会意地笑了起来。

周西成将这位士兵带回军部，安排在候差“官佐室”食宿。经过对士兵履历的调查，知道该兵是某部的二等兵，入伍两年多，小学文化，父母皆亡，单身一人，为人老实、正直，战斗时英勇顽强。过几天后，周西成正式委任该兵为少校营长。论品级，不是连升三级，而是平步青云，上升了十一级。这就是“二等兵当营长”这“言子”的来历。

□ 冯开津

只坐十八天的省主席

周西成执掌贵州军政大权后，目睹蒋介石为排斥异己，将参加北伐的黔军将领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先后杀害，深感蒋介石之不可信，于是决计走“两广路线”，不听蒋介石的指挥。这就埋下了蒋欲除掉周西成的祸根。蒋直接派兵打周，出师无名，于是扶持李燊（贞丰李家屯人），任命李为四十三军军长，潜回贵州搞内讧，与周西成对抗。

黔东一仗，周、李双方伤亡惨重。李燊逃往云南与龙云勾结。1929年4月，蒋介石任命龙云为“讨桂”第十路军总指挥，李燊为前敌总指挥；任命周西成为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但周拒不受命。龙云在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后，宣布假道贵州，进军广西，乘机派李燊带兵入黔。于是蒋桂之间，周、李、龙之间混战又起。周西成亲临前线指挥，阵亡于镇宁县鸡公背。

李燊于1929年5月28日攻取贵阳，6月17日被推为政务委员主席。周西成旧部以毛光翔为首，重整旗鼓，于7月初夺回贵阳。李燊于7月4日率部弃城逃之夭夭。前后一算，李燊的省主席宝座只坐了可怜的十八天（蒋介石都还未及任命）。事也凑巧，时值民国十八年，当时社会流通铜币有18个小圆圈，李字拆开来是“十八子”，又只当了十八天的省主席。于是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民国十八年，汉板十八圈，主席十八子，只坐十八天。”传到全省各地，妇幼皆知。

□ 杨隆昌

妙计修复“侯公馆”

解放前，赤水县城有两幢使人望而生畏的西式建筑楼。一幢是前贵州省主席、二十五军军长毛光翔的公馆，人称“毛公馆”。一幢是川南边防总司令、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的公馆，人称“侯公馆”。

侯之担驻防赤水，他嗜鸦片如命，白天睡觉，夜晚吸大烟、办公、会客，以致部下官兵吸大烟的也颇多。故人们称他的部队为“双枪兵”。他统治黔北、川南时，四处扰民，巧取豪夺，鱼肉乡里，在赤水购置田产租谷600多石，耗巨资修造自己的安乐巢穴。公馆还未竣工，已天怒人怨。一场无名大火将之化为灰烬，众人拍手称快。侯为之大为恼怒，以为是不祥之兆。

侯的参谋长黄仙槎进言道：“以我之见，这是赤水人对军长不满才这样干的。干脆责成赤水县限期破案，如果抓不到纵火人犯，就叫赤水县长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到时拿他示问。”侯一听：“妙，此法甚妙！”

赤水县长接到这一桩案子，失火原因毫无线索，侯军长又得罪不起，整天焦头烂额，坐卧不安。师爷献言道：“县长大人不必烦恼，我倒有一妙计不知行否？”县长急不可耐地问：“有何妙计，快说，快说。”师爷慢条斯理地说道：“侯副军长的目的不在此，而在彼。你想，就算抓到纵火犯，如果是个穷光蛋又有什么用？关键是修复侯公馆的票儿问题。我看只有绅粮大户才有这个腰杆出得起。”县长说：“无缘无故叫他们出钱比挖他们的祖坟还难，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总得有个借口才行啊。”师爷道：“对！就是要在这‘口’字上作文章。只要从班房中提个死囚犯，要他一口咬定大绅粮刘康（赤水巨富）唆使其放火，这点袁大脑壳（银元）刘老太爷是拿得起的。”

于是从监牢中提了一个死囚犯。县长问：“你知罪吗？”囚犯答：“小人知罪，望老爷开恩，饶我不死。”县长说：“你想活命，只要听我的话，我保你不死。”囚犯说：“不知县长大人有何吩咐。”县长说：“那好，你敢承认侯公馆是你烧的吗？”囚犯答：“我要是承认了，侯军长不把我千刀万剐才怪呢。”县长说：“你只须承认是刘康老爷唆使你放的火，我就免你一死。”囚犯说：“怎么个免法？”县长说：“你把责任推到刘康身上，事情闹大了，刘康就得花很多钱买通侯军长。这样，侯军长一心只顾敲榨刘康的竹杠，就不会顾到惩办你了。何况县衙和法堂上都说你是受人指使，刘康是主犯，你是从犯，从犯可以从轻发落。”囚犯说：“那就依县长大人说的办，但要签字画押我才承认。”县长说：“行，来人，磨墨伺候！”

于是，刘康被传讯到县府。县长劈头就问：“你可知道侯公馆被烧的事吗？”刘康回答：“如此大事，本县乃弹丸之地，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县长说：“据有人报是你唆使人烧的。”刘康吓一大跳，急忙道：“我纵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烧侯公馆哪！真是活天冤枉。”县长说：“冤枉？人证×××现已在押，他已经承认了，你还敢抵赖吗？这样吧！我也不想治你的罪，只要你出钱把侯公馆重新修起就行了。要不然，侯副军长的脾气你是晓得的，到时恐怕出了钱还要搭上一条命哟。何去何从，刘老太爷你自己选择。”

刘康闻言大惊失色，纵然有千张嘴巴也说不清了。不赔么，侯副军长得罪不起；赔么，田地要卖去好多。权衡利弊，自认倒霉，舍财免灾。就这样，一栋崭新的“侯公馆”又重新建起来。

□ 周德望

紫霞山轶事

紫霞山位于高坪镇近郊，元代就有一道家涵蟾子在修道炼丹。明正德年间，杨氏第二十六代播州宣慰使杨斌，假借南极星君托梦，出家在此修道。自号颠仙，修一“先天观”为其奉所，又凿一石窟为修炼处。曾由解元、金陵邹志学撰写《紫霞石室碑记》勒石立碑（《遵义府志》载有全文）。平播之后，道教衰落，佛教盛行，“先天观”改成了“紫霞寺”。

那时，紫霞山庙宇雕梁画栋，山林古木参天，庙产丰厚，香火旺盛，成为一方名胜，香客游人不绝。大约康熙十年（1671年）前后，有一“杨探花”常爱上山游览（查《遵义府志》，这一时期本地无人考中探花，先人可能将一读书人误传）。一次，“探花”游到进士庵（紫霞寺脚庙），庵中无人，他就去劈木雕罗汉煮牛肉下酒。酒醉肉饱后，写下打油诗一首：“牛肉好吃又无柴，十八罗汉要遭灾。划了一尊煮不熟，又请二尊下莲台。”

一日，“杨探花”游进紫霞寺，进了庙门见住持正与人玩骨牌。打了招呼，住持未离座喊道：“快给杨老爷上茶。”继续玩他的骨牌。“探花”感到受了冷落，不快而去。过了一段时间，“探花”再次上山游览，住持热情接待，请进禅房，奉上茶点。“探花”说：“我有点头昏，想躺一下。”说毕，各自倒在住持床上。住持退出让其休息。住持刚一出门，就听“探花”惊叫：“和尚你来一下！”住持进门，“探花”指着床说：“你这床上是什么东西把我顶痛了？”随即掀开垫单，一看，竟是一只女人穿的睡鞋（那时妇女时兴缠脚，睡时防裹脚布松垮而套上的软底布鞋）。住持顿时目瞪口呆。“探花”厉声道：“好哇！你这和尚不守清规，还在玩弄女人！”住持明知这睡鞋是“探花”带来诬陷他的，怎奈有口难辩。于是，“探花”将和尚告到了官府。

此案几经周折，将住持传到重庆受审（那时遵义属四川管辖）。官府以紫霞寺庙产太多，和尚养成骄奢淫逸为由，判决庙产暂由官府借管十年。官府师爷知道和尚有钱，示意其“人情”一下。住持受诬本来有气，案子已判决，何须再行贿？于是不从。师爷见和尚不从，就在“十”字上加一撇，判决书发下，竟成了“借管千年”。住持痛心疾首。

那时遵义尚未设考棚，生员应试均得去重庆。当时正是应试时期，高坪有一考生吴时泰（字开来，笔者祖人）得知紫霞寺住持冤情，便帮助写一状纸申诉。状纸以一个和尚犯法，其余众多和尚无罪为由，请求重新裁决。最后改判为没收部分庙产（后来这些庙产成为遵义棚田，专供考棚、教育之用，包括现高坪中学地址）。紫霞寺住持为答谢吴时泰的帮助，送上银两，吴说：“不需酬谢，只要我吴家子孙在松林堡（庙产）修房，免收地租就行了。”松林堡本是一片生地，住持欣然应允。从此，吴姓，继后何、李、陈姓均租紫霞寺地产建房，才逐步形成了高坪街市。

紫霞寺遭冤案后，庙产减少，香火冷清，和尚们也遂渐奔走他乡。继后，紫霞山又遭匪劫、火灾，这一历史悠久的名胜，至今已荡然无存。

□ 吴必伦

刘节光打菩萨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刘节光被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委派到赤水副军部任参谋长。时任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的侯之担对此不满，但也无法，只得认可。

刘节光到赤水后，发现县城庙宇多，香火盛（赤水县城有九宫十八庙），民国建立二十来年，对旧文化无多大触动，遂起意要改变这一状况。但苦于军队大权掌握在侯之担手中，一时还无良策。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省立二中举行学生毕业典礼，按旧例要请驻军首脑前往训话。侯之担因要赴省开会，便派刘节光参加。刘节光欣然前往，训话完毕后他又对台下学生说道：“你们是年轻的一代，应该钻研科学，为建设民国努力，不要信奉封建迷信。你们能办到吗？”“我们能办到。”全场学生齐声回答。“那很好！你们不相信迷信，敢打菩萨吗？”“敢！敢打！”

刘节光这一问，使在场的政府官员及来宾瞠目结舌。他知道同学中有胆大的，也有胆小的，便叫他的随从副官张必明带头，提着钢条，率领一些大胆的同学冲入文庙，将大成殿及两廊的菩萨打得东倒西歪。又叫赤水驻军教导师第一旅旅长刘翰吾派兵将东岳庙、文昌宫、关帝庙、天后宫、禹王宫、南华宫、万寿宫、黑神庙、观音堂等处的菩萨全部打掉。此后，刘节光将庙产全部没收，一部分办学校，建立赤水第一、第二女子小学，另一部分建立兵工厂、造枪厂、翻砂厂等。

□ 刘廷华

打了县长还得奖

严溥泉从遵义到湄潭任县长。他知道湄潭情况复杂，土匪多，社会不安宁，就带来一连人负责安全保卫工作。除派出岗哨外，自己还带着保警兵亲自查夜，督促保警兵忠于职守，认真查夜，让百姓放心睡觉。严县长是湖南人，有些话听不懂，但意思是明白的。大家不敢懈怠，城里很少发生事情，治安状况便有了好转。

许亮清是合马镇人，三年前为躲避抓壮丁，托人介绍当了保警兵，当差自然机警小心。一天夜晚，许亮清等人正在巡查，忽见一人转身往巷子里跑。许亮清等人迅速追上去将那人拦住。抓扯之时，许亮清用青杠木做的警棍对那人的屁股狠抽了几下。那人老实了，不动了。问他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都不见回答。黑夜里，又无灯光，看不清那人的面目，只见他头包白帕，身着长衫，破破烂烂，这种人非偷即盗，抓去关起再说。

第二天下午，严县长在卧室传见昨晚当差的保警兵，要他们把昨晚的事情说一说。许亮清等人还以为是立功的机会到了，便把昨晚抓打坏人的经过绘声绘色地报告一番。没想到严县长把桌子一拍，似怒非怒地说道：“昨晚你们抓打的坏人就是我，遭打的屁股现在还在痛……”完了，县长查夜遭我们打了，不进班房也要被开销；许亮清等人正在这样想。“不过，你们干得对，干得好！现在每人奖励大洋一块，以后照样这样干。”许亮清等人这才转忧为喜，哪里想到，打了县长还得奖。

□ 王志安

“舔屁股”的由来

四川金堂出现过一种惩罚讨好主子以图私利恶习的刑法叫“舔屁股”。它的发明人是贵州仁怀厅（今赤水市）人王椿。

王椿字玉熙，清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光绪元年（1875年）任四川通判并署（代理）金堂知县，光绪二十一年编纂《增修仁怀厅志》。平生爱憎分明，对欺压良善者深恶痛绝。

有一天，王椿上街暗察，只见东街城隍庙隔壁饭馆门前有不少人在看热闹，便拨开人群挤到前面。这时，王椿清楚看到屋里有三个人在争吵。胖老板说，那只大红公鸡是他家养的，有人可以作证；瘦猴子说，乡下人进馆偷鸡是他亲眼所见；乡下人说，他捉自家的鸡不算偷。胖、瘦二人火气很大，压不住乡下人便想动武。王椿急忙制止：“本县在此，谁敢打人？都跟我到县衙去！”

县太爷要断此案，引得更多的人前去看热闹。“鸡是你养的？”王椿先问胖老板。“是小人养的。”胖老板急忙回话。“何以为食？”“饭，饭馆有的是饭。”胖老板有点紧张。王椿转而问乡下人：“鸡是你养的？”“是小人养的！”乡下人肯定地回禀。“何以为食？”“包谷，今天捉它进城卖时还喂过。”“来呀！杀鸡破嗉，看看装的是啥子？”班头当众动手，片刻工夫便取出一碟包谷，案情顿时大白。

胖老板急忙磕头求饶，王椿说：“是愿打呢，还是愿罚？”“愿罚，愿罚，罚多少都行。”“一两银子外加二百铜钱，多不多？”“不多，不多。”胖老板摸出银子和铜钱就想走。王椿说：“不忙，还有小事相烦。”乡下人一直等着发落。王椿判定他不是贼，还受了欺侮，便将胖老板认罚的那二两银子赔他的鸡。

随即问瘦猴子：“尔可知罪？”“小民该死。讨好老板只想捞点油水，并无他意。老爷开恩。”“那好。老爷今天成全你。去给我打二百文铜钱的香油回来备用，可否？”谁也没注意“成全”二字的意思，瘦猴子很快把油打回，双手呈上便想走。“不忙，还有一件小事做了再走不迟。”王椿示意班头近前耳语，班头又与其他衙役耳语。只听惊堂木一响，众衙役将胖老板按倒在地，迅速脱下裤子，班头将香油淋到胖老板的肥白屁股上。王椿厉声说道：“大胆刁民，为贪油水，竟然诬良为盗。此等恶习，本当重惩，念你初犯，你舔净那屁股上香油便罢，否则……”众衙役高举水火棍，齐声大呼：“威——武——”瘦猴子见状，不敢不舔。大堂内外，顿时笑声一片。从此，“舔屁股”便成了屈意奉承的同义语，广在川黔流传。

□ 李丞丕

甘当替罪羊的跳罗汉

跳罗汉的真名叫张辰，仁怀鲁班冠英乡人氏，惯匪。民国二十年（1931年）因拦路抢劫，被官兵捉拿收监。

是年，一个深夜，茅台厘金局总办张文光被人暗杀，引起社会议论纷纷。大家担心仁怀惹了“包天大祸”。因为张文光不仅是厘金局总办，而且是当时贵州省主席毛光翔的干兄干弟，毛决不会等闲视之。因而从官员到庶民，都惶惶不安。

事发后，毛光翔急令驻赤水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派兵到仁怀驻剿。侯派旅长秦炯昌率特务连威风凛凛来到茅台镇，当地官民如乌云压顶，似虎狼入室，人人自危，不知所措。

相传秦旅长来仁怀县之前，其母谆谆教诲：“你去要缓办，不能急办，更不能剿办，以免误伤好人。”此话未必当真。但秦炯昌到茅台后，确没有轻举妄动，先派人四处调查，扬言一定要捉拿真凶。此时地方官员、士绅通过秦的老同事陈德培等人，采取今天这家请吃，明天那家请喝，以拖延时间，寻求不伤官损民的了结办法。不仅让秦旅长吃得一饱二醉，而且投其所好，轮流陪他搓“麻将”。陪者只准输，不准赢，连地方屠宰税、办教育的专款都拿去输给他了。使他肚皮、口袋双丰收，心满意足，天天开心。

县里为脱干系，也在暗中调查，希望极早了案。经调查，杀害张文光的凶手是茅坝区九仓乡涂志道及其贩卖鸦片烟的同伙。因为他们“越卡（收税机关）走私”，被没收烟土，怀恨在心，发誓要“干掉张文光，夺他二十响（短枪）”。他们把张文光暗杀后，逃之夭夭，不知去向，官府一时也想不出办法。

地方官员、士绅会商，有人提出搞“张冠李戴”之计，让在押的跳罗汉当替罪羊，尽快了案。立即派人到监狱说服他。开初，跳罗汉不承认，他们又对他说：“你承认也是死，不承认也是死。你承认杀了张文光，我们可以给你妻室儿女一笔钱（据说是一千银元），可供他们过活一辈子。如果你不承认，为匪作恶，也要被杀，你死后还要交钱才能搬尸，不然落个丢尸露骨的下场……”如此这般说了一通，张辰终于被说服了。

秦旅长看了军法官呈报的跳罗汉暗杀张文光“供词”后，拍案而起，喜出望外，对上司有了满意的交待。立即宣布：“批准处死，立即执行。”由于跳罗汉甘当替罪羊，在押赴刑场时，面不改色，泰然自若，头被砍下后，又被挖心祭奠张文光灵位，终于了结了此案。

在此期间，商会会长曾银章曾因组织商民抵制厘金局总办的不合理收税，茅台区区长石崇彬因坐视不理被送省城关押。秦旅长到县以后，又涉嫌关押了董光奎、肖德煊、黄海云等人。跳罗汉偿命后，通通获释，官民十分高兴。而秦旅长腰包揣满了，肚儿吃大了，名利双收，满意而归，而真正的凶手一直逍遥法外。

□ 李志安

尹珍故里的传说

团团树

在正安县新州镇毋敛坝尹珍务本堂对面有座阳东山，山上有棵古老的柏树，至今枝叶繁茂，四季常青。树干粗达四大抱，树高五六丈，当地历代传说这棵树就是东汉名儒——尹珍亲手栽的。

据传，那是尹珍先生远游中原求学，学成返回乡里时，为翻越又高又陡的阳东山，随手在山下拔了一棵柏树来拄路，登上山顶，把它信手插在地上。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那柏树长得又高又大，远看像把大圆伞，人们就一直叫它“团团树”。由于耸立在川黔边界的山巅上，周围数十里都能看见。因此多年来曾有“团团树，影映重庆太平缸”之传。

古树千多年，一代传一代，越传越神奇。一说名人栽树，形如“文官如宝盖”，这是庇荫后人的“风水树”；一说千年不朽，四季常绿，是棵“长寿树”；一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柏柏成荫，它是生命的强者，是棵“神树”，可保后人无灾无难。于是，人们烧香、挂彩，百般敬奉保护。逢年过节游人不绝，香火不断，既表达人们对先师的缅怀之情，又是对古树顽强生命力的崇敬之意。

在大办钢铁时，有人曾几次提着利斧上山准备砍来炼钢铁，终因有违众愿而不敢下手。由于群众崇敬尹珍先生，千方百计保护大树，所以它枝叶繁茂，四季常青，永远像巨人一样，亭亭挺立于毋敛坝的最高山巅。近人瞻仰这棵大树后，还留下一首诗曰：“古树相传汉儒栽，千年苍翠一篷开，凌霄挺立擎天柱，无愧黔疆第一材。”

财门书联

尹珍在务本堂讲学时，不但授课认真，教学有方，而且十分爱护学生，关心百姓疾苦。他的一个学生住在毋敛坝西面的六池岗，不知为何十多天未上学。尹珍前往查访，到学生家门前，见门上贴有封条。邻居告诉，学生家因灾，欠下朱家财主租债四石，被迫以房屋抵债，全家住进了岩洞。

尹即赶到岩洞看望，学生全家老幼泣不成声，细诉苦情。先生心如火焚，十分愤慨。安慰学生全家说：“莫悲莫急，待我回去设法为你家解忧。”凑巧，朱家财主新修一道财门竣工，欲举行落成典礼，急需书写一副吉利对联。听说尹珍入村，急派人拦路迎接。尹珍一听心中暗喜。

步入朱氏客厅，财主以礼相迎。接着便道：“久闻先生善书善对，恭请为我财门赐一墨宝，联中须嵌‘财门’二字。”先生答道：“书联作对并非一日所学，一字值千金，你当知价？”财主问：“要多少？”先生答：“四石谷子。”财主说：“太多了，可否减半？”先生思索后说：“可以，你愿减半，我也愿减半。”财主听后高兴极了，叫管家取出两石谷的银两摆在桌上，并得意地说：“现字现银，写后兑现。”

尹珍胸有成竹，摆开文房四宝，即席挥毫。上联写“门门门门门口”，下联写“一一一一一口”，写完交与财主，把银两塞进袖里，起身欲走。财主不识字，叫管家代读，不解其意，但听出联中有“门”无“财”，急忙拦住尹珍说：“对联没有写完，怎能收钱？”尹先生答：“有言在先，说话算数。你愿再加一半钱，我愿再加一半功夫，不然我便走了。”财主无言对答，只好点头：“好，再加一半，但要有门有财。”此时只见尹珍蘸墨，将原写的“门”和“一”添改成联：“开门关门闯喜，有事无事生财。”巧把原来的两个“门”，一个作“喜”字的“口”，一个添作“财”字的“贝”，天衣无缝。尹珍宣读一遍，财主十分满意，双手把所加两石黄谷的银子送到尹珍手上，拱手送行。尹珍把四石黄谷的银子全给了学生，一下子交清了租债，全家搬回了自己的房屋，学生继续上学读书了。

山间智对

尹珍常教学生要以耕读为本，勤耕苦读。他自己也在授课之外，常种些瓜果蔬菜。一天课余，他带着几位学生到附近燕子坡耕作。朱家财主对尹珍怀有“取富济贫”之恨，便请来四川一位姓姜的文人，同行去到山间找尹珍。

通过短暂交谈，姜某得知该地名叫“燕子坡”，便出一联：“燕子坝恶坝子燕”。尹珍明知来者不善，出联中有意把“坡”字换成“坝”，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因朱家财主住鸡公山下，也立即来个换字对答：“鸡公川连川公鸡”。巧在“川公鸡”三字，回击了四川来客。顿时姜某吃了一惊，但不服，又将出联倒念一遍，加重同音别字的音调：“燕子霸恶坝子燕”。尹珍不加思索，也倒念对句：“鸡公串连川公鸡”。巧在以“串”字也把朱家财主敲了一棒，点出“川公鸡”是鸡公山人串连来的，而且平仄对仗工稳。

姓姜的吃了亏，绞尽脑汁，又出一联：“尹字加竹，成棵嫩笋”，讽刺尹珍年轻，知识嫩浅。尹珍略加思索立即应对曰：“姜门嫁女，剩只肥羊”。因姜某长得又矮又胖，真像肥羊，使在旁人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姓姜的被讥讽得狼狈不堪，但他还不死心，再出一联：“嫩姜那有老姜辣？”尹珍对曰：“老笋也无嫩笋鲜！”

姜某连连败阵，急得抓耳搔腮。忽然发现尹珍和学生正在青红紫绿的辣椒地里劳动，便借物贬人出联曰：“薄土鲜椒，虽然皮鲜心太辣”。尹珍从容不迫，不露声色，以生动形象、恰到好处的比喻反击了四川文人，对曰：“名山大佛，枉自头大脑不灵”。此联击中姜某才疏学浅，脑袋不灵。朱家财主见势不妙，只好赶快收场。

□ 邱仲书

桐梓灯谜趣闻

桐梓自明万历年间建县以来，每逢除夕、春节、元宵之夜，县城及乡镇人家大都在门前吊一檐灯。有的人家在檐灯上贴一条或几条灯谜，称为“文虎候教”，奖品为过新年准备的黄糕、泡粑、糍粑、香肠、蜡烛或鞋帽等物。故清朝桐梓诗钞中有“门上武神驱鬼去，檐前文虎待人猜”的诗句。

民国初年，桐梓城内西街住有一位担任过县里“劝学所”所长的罗德培老先生嗜好灯谜。有一年除夕夜在檐灯上贴一条精心制作的灯谜。由于家境清贫又要想设重奖，就忍痛割爱，把家人为他准备死后入殓用的寿靴、寿帽作奖品。谜面是繁体字“東”，猜七言古诗一句，谜底是“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山排闼”扣“闼”，“青”扣“木”，合成繁体字“東”。这谜是“独脚虎”，最难猜，难住了许多谜手行家，最后终于被城东郊麻柳湾一位姓梁的老先生猜中。真是无巧不成书，几天后梁老先生就寿终正寝，家里贫寒，正好穿戴着获奖的寿靴寿帽入殓，而棺木又恰巧安葬在两山堡之间的“吉地”。好事者穿凿附会说梁先生猜谜竟成“谶语”。

1927年间，桐梓县长为李世祚（字翰仙，四川叙永人，《桐梓县志》督修），其人鼻子周围有许多麻子点点。一年除夕，城里大十字一户人家檐灯上贴出一条灯谜“李县长的鼻子”，谜目是《四书》三句连。由于谜面新奇大胆，爱好者闻风而至，观者如潮。这位县太爷闻之以为大不敬，顿生愠色。突然这条灯谜被猜中，谜底是“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群星拱之”。李县长听到就一笑置之。可能觉得“群星拱北辰”乃歌颂之辞，也就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