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赞誉谷老：“醒华同志一生为革命，始终如一，不愧为真正的革命家、教育家！”
      强友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学家）张友渔 题
      我与谷君醒华相识于协进中学成立校董会所推，君任校长，一时校讯英气勃勃，人皆叹为延安陕北公学再现。其谢君应美花章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教育家 张秀熟 题
      校长聘任耳。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教师，有见解。我每梦到北京，与君畅谈，俱佩其卓识。遽闻溘逝，不胜叹惋。四鬼张秀熟 九〇年育菩
      学习谷老对羊沛然命哲性，对章认素，对生活朴实的优良作风。洪沛秋
      循循善诱，平易近人；高风亮节，风范永存。向醒华同志为革命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高贵品质学习。原戍却协月马私丑横中学罐月事不造成蚕
      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民主斗争的坚强战士。伯康 廖伯康 九〇年六月 政协
      终生办教育，一心为革命。醒华同志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潘大逵 九九〇年时年八十进九，原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副主席、民盟四川省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法学教授 潘大逵 题
      始终与共产党同呼吸、共患难，平生为革命为教育忠贞不渝，献身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深切怀念。民盟四川省委员会主任委员、生物力学教授 康振青 题 庚午七月
      生百户身世等浮萍，宠辱何曾动泊心。执教生平多少事，匡扶故国勇献身。王朝换等公屡见，民纪建瓴心角温。先辈一生怀谨慎，信心未樟吕仁人。诗人、书法家 柳倩 题 庚辈尽夏纪念谷醒华兄诞辰百年 耳臂柳备疆
      谷醒华先生诞辰百周年祭。余明平生淡泊祛浮名，桃李无言蹊自成。创校旭阳扶学子，恢宏协进育菁英。人民中国兴文教，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作家 余明 题 浩荡神帅喜盛明，受聘入京新奉献，丹心长共党同行。无九灵章
      谷醒华诞辰百周年纪念文章。重大道觉有先知，雁史爪云骤节操贵自持。充明融烛照，尽瘁倾吐丝。谷公百年后，世代仰范仪。谢韬拜题 九〇年六月
      历尽艰难领路行，改天换地志存真。反封举帜抗捐税，御敌救亡图复兴。对党忠诚青任重，教人奋斗感情深。老明磊落有遗训，诗人 禾波 题 百代留芳启后人。谷醒华老师之百年纪念 飞孔争爱喜尔疲
      谷允醒华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曾既声或五食三，缅怀中八用乙人〇年只火之十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食三题
      国画家 梅英 作
      丹心长与党同行（代序）
      醒华先生离开我们27年了，岁月的年轮虽随风雨俱逝，先生的懿德嘉行却始终铭刻在他的学生和亲友故旧的心中。先生原名武乡，号醒华，即可见其青年时期忧国忧民、献身许国的壮烈情怀。1911年，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前夕吴玉章同志领导的荣县革命政权的建立，使在国立成都优级师范（成都高师前身）就读的醒华先生极为振奋，并积极参加了当时以及后来反对袁世凯的宣传鼓动工作。翌年参加了国民党，并于1925年10月经吴玉章同志提名推荐，与杨闇公、吴玉章等七人被选为四川省出席国民党二次党代会代表。因此，他与吴玉章同志结下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深厚战斗情谊。在吴玉章同志革命理想、情操的影响熏陶下，几十年来，他在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的艰难曲折的途程中，始终紧随时代的步伐前进；与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不愧是一位坚强的民主战士，党的忠贞不渝的战友。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醒华先生担任国民党荣县党部执行委员时，曾领导荣县人民进行了震动全川的反抗封建军阀压迫和掠夺的“武装抗捐斗争”，与刘伯承同志领导的“泸州起义”等斗争遥相呼应。1927年重庆“3.31”惨案之后，接着便是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全国各地处在血雨腥风之中，大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备遭屠杀和摧残。醒华先生愤怒地断绝了与国民党的联系。在沧海横流的革命转折关头，充分展示了他大无畏的勇士本色，这也标志着醒华先生的思想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十年代中后期和三十年代后期，在他担任荣县旭阳中学、成都协进中学校长期间，聘请了许多共产党员担任教师（如抗战前后的丁华、刘披云、康乃尔、吴德让、洪沛然、杨伯恺等），掩护着这些同志进行党的工作，做了不少有利于革命的事，培育了不少革命人才。因而他在四川教育界很有声望，进步青年对他十分敬仰。四十年代，当国民党加紧反共，悍然发动内战，大肆施行白色恐怖时，醒华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反对专制独裁，为争取民主和平而英勇斗争，并参与筹建、发展四川民主同盟组织而殚精竭力。正因为这样，长期以来，他被反动派视为眼中钉，对他百般诬蔑构陷，威逼利诱。醒华先生大义凛然，横眉以对，充分表现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高风亮节。
      先生傲对冰雪严寒，迎来了新中国的春天。然而他却“傲霜不争春”，辞川南行署委员、文教厅厅长之职不就，应吴玉章之邀，赴北京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以遂其献身教育事业的夙志。其时，先生已年过六十有余，但仍积极地参加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为学进取的精神老而弥笃。在人大十余年教学工作中，勤勤恳恳，不懈不倦。特别是不辞辛劳地帮助和指导青年教师学习业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先生一生，自强不息，先忧后乐，嫉恶如仇，刚直不阿，淡泊自处，不矜功伐，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勤俭朴素，乐于助人，埋头实干，无私奉献。亲友故旧和他的学生中，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无不为其高尚的品德所感动，无不交口称颂。“春蚕到死丝方尽，人到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吴老玉章这首自勉诗，亦可作为醒华先生的写照。它体现了我们荣县这两位思想先驱、教育家崇高的献身精神和道德情操。
      近代百年来，我国的先进分子为探索拯救祖国的道路，不断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在东西方文化的结合上，在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批判的继承或吸收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从醒华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华民族许多传统美德的光辉在闪耀。纪念醒华先生，继承和发扬他留下的遗产，不仅有益于当代，亦将泽及后世。
      1990年5月30日
      谷醒华诗文选篇
      孙总理逝世追悼歌（1926年3月）……1
      荣县旭光小学校歌（1927年）……2
      人民的礼单（诗，1951年7月）……3
      报名参军去（诗，1953年）……5
      楹联一副（1941年）……8
      寄李则夷五言诗一首（1963年）……8
      张植如先生生平事略（1928年）……9
      怎样纪念十月革命29周年（1946年）……13
      第三方面的新生（1946年）……19
      书简五封……28
      谷醒华学术论述选篇
      关于句子成分……34
      对于短语的理解……48
      关于语法……（缺页）
      怎样使用工具书……58
      我对于词怎样分类是这样理解的……63
      用符号分析《郑伯克段于鄢》的句子成分……68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意见……79
      批判胡适在汉族文学语言上的主观唯心论观点（与黄汉生合著）……92
      我的红专规划……111
      我的科学研究规划……63
      谷醒华传 刘石夷……99
      谷醒华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诗选……（缺页）
      1927年荣县武装抗捐记要 胡善叔……161
      协进中学与谷醒华 陈光腾、李士杰、熊梦、陈心波、李永白……165
      抗战初期的协进中学 李则夷……171
      谷老之风山高水长 张松涛……179
      纪念谷老 黄汉生……183
      怀念敬佩的谷醒华老师 张弢英、金拾珊……186
      敬爱的谷老永远活在我心中 熊懋华……191
      精诚合作 荣辱与共 吴竟百……198
      最敬爱的长者和同志 郝世培……203
      醒华世伯诞辰100周年纪念 吴汉骧……207
      革命真情 大贤本色 李范生……209
      中国共产党的真朋挚友 中共荣县县委党史研究室……214
      我的启蒙老师 陈荣在……222
      永生难忘的教诲 张德呼……228
      醒华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思源 梅自强……234
      怀念谷醒华老师 魏晏见……237
      难忘的恩师 陈道科……239
      纪念谷醒华先生百年诞辰（七律） 叶开蓂……241
      纪念谷醒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七律） 梅自英……242
      振巴俚歌颂谷老（歌） 李祖心……244
      菩萨蛮（词） 黄而元……245
      纪念乡贤谷醒华老同志（七律） 但茂修……246
      悼表兄谷醒华（七律） 陈安怀……247
      当代师表（联） 刘恒修……247
      谷醒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联） 刘俊文……247
      忆舅父（诗） 梁藻吉……248
      缅怀醒师 李则夷……249
      怀念表兄谷醒华先生 陈安怀……257
      亲切的教诲 耐心的引导 谷武容……260
      我的好舅舅 梁符吉、梁祯吉……270
      在大舅身边学习 梁六吉……273
      回忆父亲谷醒华 谷远闻、谷声檀……276
      深沉的爱 田慕潜……279
      爹爹的精神不死 谷声怡……283
      难忘的教导 龙显文……286
      我的爷爷——一位慈祥的老人 谷名庆……288
      附一：1963年谷醒华逝世的悼词、悼诗选录
      中国人民大学追悼会悼词……291
      周列三挽诗……293
      茹志波挽诗……294
      叶芝悼诗……294
      董景元挽诗……295
      丁彀音挽联……296
      附二：纪念谷醒华先生诞辰100周年文集倡议书……297
      附三：谷醒华年谱……300
      一瓣心香献醒爹——“文集”出版琐记 谷声崇……310
      编委会……312
      （以下为页码或注释，略）
      孙总理逝世追悼歌
      总理你死了！一想着你慈祥的态度，殷勤诚恳的教训，不觉百感交生，欲语无言！从今后，惟望你的光明，常常照着我们，为国家造幸福，世界谋和平，这才是追悼总理最终的热情。
      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谷醒华在十分悲痛之余，写下这首挽歌，由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学员（原荣县中学毕业生）陈自能作曲，发表于当年的《黄埔周刊》。
      荣县旭光小学校歌
      开校在旭水之阳，少年如旭日之光。活泼精神新气象，从黑暗里放出一线光芒。好身手，敏捷知方，拨开云雾，蒸蒸日上。更努力向前，好装成新世界，灿烂辉煌！
      注：这首歌词，是1927年谷醒华为私立旭光小学而创作的，由丁鹤年谱曲。
      人民的礼单
      庆中国共产党三十生日
      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年，今朝做生日，举国尽腾欢。高呼庆长寿，众口同一言：“没有共产党，别想有今天！”解放神州陆，人民掌政权，肃清买办盗，跳出殖民圈，粉碎侵略梦，鼓舞遍尘寰。传统封建制，连根彻底翻；自由平等福，今始信其然。有道夜不闭户，有户夜不关；人人有工做，何愁吃与穿？须知此果实，得来非等闲。无产阶级党，革命先锋先；血肉作堡垒，智慧作指南；前仆而后继，历尽险与艰。英明毛主席，领导路无偏；实是师马列，运用唯物观；批评常自省，群众紧相连；理论掌群众，力量大无边。帝国主义者，闻之辄胆寒；最后图挣扎，阻挠尽百般。朝鲜烽火烈，台胞急倒悬；焉能置不理，星火听燎原？自卫切身事，和平责在肩；不是共产党，谁能与周旋？宜兹祝嘏热，涌起群众间；表现为行动，烂然呈万端：或来自前线，敌寇聚而歼；或来自工厂，超额争提前；或来自农庄，耕一而余三；或来自城市，个个税先完；工作拼竞赛，学校竞钻研；环绕唯一核，抗美援朝鲜；台湾须解放，也入此单元。各尽各人力，不择细涓涓；还当集体化，持久作支援；爱国订公约，深入每一环；增产捐机炮，养战厚资源；优抚军烈属，前驱得慰安；思想到物质，一齐总动员。持此介眉寿，权当礼物看；怡然博欢笑，愿你长驻颜！赫赫方升日，高挂昆仑巅；浓云化飞雾，光芒遍大千！
      1951年7月1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报名参军去！
      报名参军去，报名参军去！参什么军？文化大军。文化正向工农开门，却遇着封锁层层。不规范的语音，方块的字形，设下了陷人深阱。不突破这一线，纵饶你千军万马，也只有绕道逡巡。报名参军去，报名参军去！参什么军？文化大军。a、b、c、d的文，勹、攵、口、匚的音，武装到每个人，这力量就不可战胜。把千千万万的文盲扫清，把科学的技术道路铺平。见堡垒，攻堡垒；没窍门，找窍门。从今文化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品。报名参军去，报名参军去！参什么军？文化大军。现实的需要正在召唤我们，不准呆着老等。你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都在突飞猛进；大规模的文化高潮也就要来临。文化工作者啊！是迎着高潮，把社会主义提前完成？还是拖着后腿，作社会主义的一个逃兵？报名参军去，报名参军去！参什么军？文化大军。我虽然是衰弱残龄，高潮中有我不增，无我也不损。可是，走向社会主义人人有责，建成社会主义也该各尽所能。谁说老已定型，改翘子跟不上阵？只要相信，铁棒可以磨成绣花针。我凭这信心来报名，我凭这信心去参军。报名，参军；报名，参军！拿到入伍证，喜笑盈盈。
      注：四川方言，旧东西改造成新东西，旧行业的人另改一个新行业，叫做“改翘子”。
      楹联一副
      新生命都在抗战中长成，真幸福哉！鼙鼓之声不闻，弦歌之声不辍；旧情怀要从别离后领略，最留恋者，陶铸之力何大，攻错之益何多！
      注：这副对联是1941年谷醒华为私立荣县存仁中学一班毕业生，代撰留赠学校的。
      赠李则夷诗一首
      甘来知苦尽，纸短寄心长。岁月磨人健，诗书助我狂。不知身是客，遑计露与霜？云树思何既，他乡即故乡！
      1963年
      张植如先生生平事略
      张植如先生讳泽培，字祖良，于清光绪九年癸未十二月十四日出生于荣县鼎新乡阚家坝。为张德和公次子，因胞弟德芳公早逝，先生生匝月即过继与叔母朱太孺人为嗣。朱太孺人年十六即守冰孀，抚先生如己出。先生及长，奉母至孝，十六岁即辍读。德和公约子侄綦严，是以先生得勿近邪僻，除理家外，有暇自窥书史，孜孜不倦。偶从友人处见梁任公主撰之《新民丛报》，大喜曰：“读书工读文备帖括，用于经世之学远矣。”于是购求新籍，欲遍读之。时值逊清末叶，政治极端腐败，外侮频仍，顽固仕大夫阶级，极力反对行宪法，政事不堪闻问，有志之士莫不奋臂而起，奔走呼号，冀图推翻专制，创立共和。斯时革命思潮乃澎湃于全国，先生深感革命
      利弊条目，虽平时徒步中有所会心，亦笔而记之，由是巨细毕举，无丝毫或爽。先生正值中年，精力充沛，而竟发落秃顶，盖由局务綦繁，用脑过度，有以致之。当时专制余莳犹存，军阀专横，互相抢夺，吾川内战频仍，迄无宁日。先生目睹时局，每谈及莫不痛心疾首，咨嗟叹息。民国十三年，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先生闻讯欣然而出，与同志精研党史，更深信遵循新三民主义方针，国事有厚望焉。同时想为应提高民智，为党国培育人材，是当务之急，命其长子远孚助理党务，遣子远重、远属留学上海外，而亲朋族辈中子弟贫不能求学者，无不力助之。随即创办旭阳中学，身任校董，并负责财务，筹集经费，不足概由先生承担，校用赖以勿匮。盖视教育事业为社会改革之关键，匪独富有子弟能享受权利也。故旭中学子稍纳学资即可就读。当时国民党组织尚称健全，先生任县党部执行委员，敬谨将事。其后宁汉分裂，党誉一落千丈。先生从此绝口不言党务，专以教育事业为重，后又倡办旭光两级小学，就民新小学旧址为校址。随后又倡办女子自立中学，创办时苦无校舍，先生自划凤鸣巷住宅一部及赁原凤鸣书院楼房一幢为女中校址，并加修葺，购置课桌教具什物等，糜费不资，概由先生独任，但从未语人。先生体素健壮，性刚介不阿，疾恶如仇，坚毅之气质，往往洋溢于眉宇间，是殆暴疾之由欤？竟于民国十七年闰二月初七突患中风长逝，享年四十五岁。暴病后终日瞑卧不起，闻旭中同仁省视，亟启毗强作数语，均无从辨听，其属意教育事业之心可知矣。病仅五日，群医束手。先生共七男五女，远重、远属留学上海，仅其长子远孚及弟妹与母环伺左右。自疾迄终，均未得一言为诀。（公元1928年，农历民国十七年闰二月十日。注：张植如系同盟会会员，1928年闰二月初七病逝，三日内谷醒华撰写此文，并主持追悼会，介绍其生平，载入讣文和张氏族谱。）
      怎样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九周年？史大林于十月二十八日答覆合众社长贝利所提出的询问书里，曾经严正指出：“为了避免新战争，必须揭穿战争煽动者的假面具而约束之。”这个明确的指示，对于正在感受新战争威胁的世界和平人民，不啻是迷零中找寻出的指南针，同时也是今年纪念十月革命的主要努力方向。德国和日本，曾经是法西斯侵略主义的两个温床，它们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威胁人类及其文明，几濒于毁灭。在全世界民主国家通力合作下，终于把它们扑灭了。而无论是在战胜德国，抑在战胜日本的任何一方面，苏联都起了主要和决定的作用。苏联所有各民族都同德同心地起来捍卫自己的国土，粉碎了希特勒分化苏联各民族的阴谋，把苏联各民族的友谊和亲爱精神炼成钢一般坚强了。由于布尔塞维克党的无比的组织工作，把苏联全国人民的一切努力联合成了统一的力量，而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把苏联全国的一切人力物力都集中在击溃敌人的事业上。希特勒在发动进攻苏联的时候，法西斯党徒一致地高呼着，认为他们在一个半月或两个月以内，一定能够打败苏联，并且在这个短时期，就可以一直打到乌拉尔。德国宣传中所夸张的这种战术，就是所谓的“闪电战”。希特勒也的确集中了空前的兵力和技术，企图一下就摧毁苏联。然而事实怎样呢？希特勒虽然在战争初期，侵占了苏联不少领土，但是红军在史大林格勒的辉煌胜利，改变了战争的全部形势，表现了红军力量和技术的巨大成长：它不仅赶上了敌人，而且超过了敌人，把战无不胜的敌人打得支离破碎，而坚固地掌握了今后战的主动权。接着不久以后，就展开了库尔斯克战役，这一战役使德国法西斯军队面临了惨重的危机。红军经过一九四四年与一九四五年的大反攻，苏军不仅把德寇完全赶出国土，而且帮助了欧洲各国解放。德寇无条件投降后，日寇犹在东方负隅顽抗中，于是苏联乃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正式向日本宣战，以求迅速结束战争，而实现全世界的和平。苏联对日宣战后，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分三路向伪满进攻。几天的工夫，就解放了被日寇侵占了十四年的中国东北四省，并占领了朝鲜的北部地区。等到八月十五日，日本终于被迫放下了武器，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浅见者流以为日本系屈服于美国原子弹之下，殊不知如果没有苏联对日宣战及联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歼灭关东军主力，日本还不见得这样快就无条件向联合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国际形势上起了很深刻的变动：第一，法西斯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崩溃了，过去它们是虎视耽耽，君临世界的，如今已一变而为战败国；第二，战争如此结束，证明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比任何制度都更加优越，它在战火中成功地通过了考验，证实了自己充分的生命力，证明了这种由人民内部生长出来的制度才能真正获得人民普遍的热烈拥护；第三，欧洲许多国家如像波兰、南斯拉夫、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都先后翻了身，不但赶走了外国侵略者，而且国内原有反动政府也都垮了台，由这些国家的人民大众起来创立了新民主政权，它们从自己亲身体验中认识了苏联是它们解放的好朋友；第四，英美当局在战争期中为了便于动员力量，曾经提出了许多漂亮的语言，宣布了大西洋宪章，倡导一切国家民自由和殖民地民族自决。战争既结束，英、美当局已经把这些诺言抛到九霄云外，然而各国人民大众殖民地人民却不能不要求兑现。例如印度的起义，埃及的反抗，以及希腊内战等，都是这一系列的发展。这些运动虽然和苏联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及强大的事实本身，就是一块引起世界各地革命运动的巨大磁石。而且英美当局可以不顾信义，自己撕毁大西洋宪章等诺言，苏联即对世界人民负有神圣的责任，不能容许它们任意撕毁，这在英美当局看来，都是故意和它为难，甚至是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更何况苏联对于战败国的根本态度，是要彻底扑灭法西斯主义及其思想，这不是报复，而是为了保证世界和平，不得不如此。同时为了履行联合国作战宣言的义务，也决不能容许残余法西斯份子死灰复燃。而在英美方面，则由于它们自己独占资本的发展，已经成了法西斯主义滋长的新温床，其反动领袖，如英国的邱吉尔，正在重温欧洲联盟以便扼制苏联的好梦；美国的李海，范登堡、贝尔纳斯、麦克阿瑟之流，正在多方设法，企图独霸世界。当然，它们既想独霸世界，就必然更要把苏联看成死对头。它们既然把苏联看成死对头，就必然要扶植法西斯残余势力，如美国在管制德国与日本中之所为，并以原子弹作恐吓工具，企图及早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藉以磨折苏联与世界人民，这就是最近那些战争贩子拼命煽动新战争的由来。苏联的外交政策，一贯地是希望保障对外和平而从事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要是能够保障它的国境安全及维持世界和平的一切办法和条约，它都乐于参加的。如果别国不用战争恐怖方法去威胁它，它就没有用战争去对付别人的必要。苏联为了顾到世界和平及国际关系的发展，所以对于和平及与其他国家合作都极度关心，愿意和主要国家采取协议的方式来解决一切有关的问题，但使各国互相对立，或互相阻挠，就不应赞同，盖五强之团结，乃为维持和平所必要，不许被人破坏。上述苏联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在巴黎和会上已经很明显地表示出来。苏联出席和会的代表们在这次会议上，为建立一种符合爱好和平各民族的志愿的民主世界，作过彻底的斗争。苏联代表团坚决地反对英美集团利用和会作孤立苏联的打算，苏联代表侠义地保卫了巴尔干和多瑙河各国的权利和独立，使避免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最近莫洛托夫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议裁减军备方案，白俄罗斯代表基塞勒夫也在联合国大会上提议，主张美军应立即自觉撤退。这一方面是同情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同时也正是“揭穿战争煽动者的假面具而约束之”的具体办法。只有像这样随时随地并利用具体事件不断“揭穿战争煽动者的假面具而约束之”，才可使战争贩子无所遁形，并无所施其技以伤害苏联。在今天世界来说，保卫苏联的安全，将大有助於世界和平的保持。伟大的十月革命，为人类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尤其有了许多事实的证明。正像矛盾先生所说：“中国人民永久记得，当二十多年前，帝国主义者们企图加强奴役中国人民的时候，苏联首先对我们伸出了友谊的手。中国人民更记得清楚：当我们抗战初年处境最为险恶的时候，只有苏联曾经雪中送炭，不但给我们精神上的鼓励，而且给我们以大量人力的援助。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将能防止日本法西斯的再起，而且是中国实现和平所必不可缺的因素。”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使中国法西斯份子所痛恶，居然接受帝国主义者的挑拔，掀起反苏运动，并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加诸苏联，例如说苏军将东北工业设备完全搬走等。当然这些谣言因为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不久自然可以真相大白。不过它们这种卑污的做法，也确实应该提高我们的警觉。苏联建国已经二十九年了，中国曾经是它底反法西反侵略的战友，也应当是它底和平建设的竞赛者。可是不幸得很，中国国民党当局竟在美国主义者卵羽与操纵之下，动员所有海陆空军进攻解放区，把内战痛苦强迫加诸人民。这种出卖国家主权与违背人民和平要求的内战，当然不会有胜利的前途，所以中国好战份子又妄图挑起美苏战争，藉以逃避覆亡的命运。殊不知道中国如果真不幸成为美苏战争的跳板，那必然陷于万劫不复。只有成为美苏合作的桥梁，中国才有和平民主可言。每一年度的十月革命纪念，真正愿意做苏联之友的中国人民，自然都竞相表示庆祝，就是那些骨子里仇视苏联的份子，甚至众人皆知的反苏头子，也不得不电贺一番，这一方面固然苏联力量强大的反映，同时也就显示出那些反苏份子伪装的阴谋，正像那些法西斯份子在强大的民主力量前面不得不伪装民主一样。可是，历史是无情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主张中苏亲善吗？那很好！首先请你对苏联的一切做一番客观的研究，把孙中山先生致苏联遗书给以深切的理解。为了苏联的安全，同时也为了中国民族的安全，不，为了世界和平的安全，立刻停止你一切挑拨美苏战争的煽动，并加以有效的约束，老老实实使中国成为美苏合作的桥梁，以便中国能够在五强团结的基础上，开辟一条生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注：这篇记念文章，是谷醒华以石父笔名发表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群众》十三卷四期。
      第三方面的新生。在独立对奴役、民主对法西斯、政治协商对独裁专制、进步对落后、光明对黑暗的斗争，进到更加深刻与更加尖锐的时候，一切所谓中间力量，或第三方面人士，就不能不遇到更严重的考验。现在社会上所称的第三方面，实际上就是指的国共两党以外的中间力量。这个中间力量所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它们的要求与思想也不一致，其中固多坚贞的民主战士，但固也夹杂着不少投机取巧的新旧政客。在今春举行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就曾发生一度的分化，素来附守旧势力的青年党，在当时就已退出中国民主同盟，或隐或显的变成国民党的尾巴。从此以后，中国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事实上不能不进到实践政协与破坏政协的斗争。国民党当局，一心一意要独裁与内战，一心一意投降美帝国主义；绝对害怕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尤其不愿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实现，因此就多方阻挠政协决议的实施，从较场口暴行到下关暴行，以及历次破坏停战命令，狂暴侵占已经建立民主政权的解放地区—承德、张家口、淮阴，荷泽与安东；就是最明显的表示。中国共产党一贯为和平、民主、独立而奋斗，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又于二月二十五日与美国双方签署了极端委曲求全的整军方案，并立即自动裁军五十万人，以迎接和平民主的新时期。只有别具肺腑的国民党与不明是非的青年党，才会信口开河，责难中共不肯交出军队，事实已充分证明，拒绝政治民主化的，固然是国民党；就是抗拒军队国家化的，也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国民党当局知道全国人民都拥护政治协商会议，一切赞成和平民主的人士，都愿意走政治协商会议所规定的道路，而它自己又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因此，公然破坏政协决议及其所规定的和平建国道路，实无异与全国人民为敌。为要避免或减少这种困难，国民党当局就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在口头上与文字上承认政协，而实际上破坏政协，借以蒙蔽人民；另一种办法，就是利用一切可能拆散民主同盟，分化第三方面，勾引动摇份子，使坚持政协的人士一天天少下去，反对它们破坏政协的力量也一天天剥弱下去，于是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借以延长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寿命。不久以前，国民党在扩大政府基础的名义下，任命一个以所谓“社会贤达”资格参加政协的王云五为经济部长，以及这次召集一党国大的时候，拼命收买青年党与民社党破坏政协决议，单独参加国大，显然都是国民党这种手法的表现。但是，国民党这种手法，自以为非常得意，而实际上并不能挽救它失败的命运。因为第一，现在中国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已经结晶为民主武力与反民主武力的决斗，国民党以出卖中国主权为代价，虽然换得美国反动派的大量援助，无如人心厌乱，兵心厌战，纵不惜损兵折将，暂时换得几座空城，也无补于来日的溃败。盖解放区民主军队进行的自卫战争，是合乎正义的人民战争，有兵精、粮足、人和之利，在过去四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灭了国民党军四十万以上的兵力，最多再坚持半年，继续消灭国民党四五十万兵力，就不难使国民党知难而退。国民党军队在前线一经溃败，那末现在所玩的一套“国大”“宪法”的把戏，就会一概归于无效，到那时，就须在新基础上重新召开国大，重新制定宪法了。第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国民党的欺骗手法，可以骗得过张君励，但决骗不过中国进步的人民，这几天的风云变幻，正像某些公正的舆论所指出：历史的考验真是铁面无情。这几天来，我们从社会每一个角落，都可看到民意的反映，青年党已成为讥讽的对象，已成为卖身投靠的代名词；参加国大的几个所谓社会贤达，立刻就无声无息，不为人民所重视，民社党一度半推半就，好像白居易诗所描述：“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也不足以抬高其身价，徒使人感到它们既可羞，又可怜。这种民意反映最明确不过，使谁也抹煞不了，民意不可侮，就是国民党当局能做到把第三方面的人物多拉几个去下水，也并不见得就是成功。人民并不是盲从他们的代表人物，而是在选择他们的代表人物。人民永不能满足于假民主，非求得真民主和平不可。第三，在目前中国民主与反民主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情况之下，国民党当局既不能放弃独裁专制的实质，只能用假民主的手段来分化第三方面，花样玩得再高明，也只能勾引出像青年党与民社党这样的角色，决不能博得稍知自爱的人们的一顾。而且像青年党与民社党这样的角色退出第三方面，这对于第三方面只有好处；只有使民主阵营趋于纯洁，它们去参加“国大”，并不能丝毫改变国民党一党“国大”的本质，相反地，它们自己却立刻变成国民党的附庸，而得不到一点独立的地位。虽然青年党自己还大言不惭的说：“青年党这次参加国大，是为拥护和平建国而奋斗，是为拥护政协究章而奋斗，”但事实立刻可以证明，不过是替国民党实行独裁和内战，做一个帮手而已。过去青年党混在民主同盟里面的时候，事实上只有阻碍民主同盟的进步，到今年春初，青年党退出了民盟，这反而给民盟解决了一个困难，许多本来洁身自好，不愿参加民盟的民主份子相继参加民盟，于是民盟在社会上与国际上的声望日隆，这不能不说是受赐青年党的退出。我们知道第三方面的产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国民党虽然有其光荣的过去，但自民国十六年叛变革命以后，事实上已逐渐变成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的集团。更严格地说，现在的中国国民党，实际上只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工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它主张在目前中国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已负责创立了包括一万万四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帮助农民从封建枷锁下解放出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伟大理想，因此也就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吸收了广大农民群众入党，和先进工人阶级并肩作战；此外，还有不少的小资产阶级及进步知识份子，从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里找到了光明出路，接受了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洗礼，愿意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因而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组成员。但中国
      争取和平与民主的实现，它们有参加民主运动的必要。而由于上述条件的限制，加入国民党阵营，既绝对不能达到它们的要求，完全加入共产党阵营，也绝对不可能，因此就有第三方面，即中间力量的产生。第三方面既然有它们的社会基础，有它们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要走上政治舞台来活动。除非抽掉它们的社会基础，或者多少满足它们的历史要求，它们是不会随便走下政治舞台的。“国民党只能用空头支票或官爵利禄来勾引它们，却不会能真正解决它们的困难问题。要想如此这般来瓦解民主同盟，打消整个第三方面的活动，那真是想得太简单了一点。”当然，个别党派（如青年党与民社党）或个别人物，由于利令智昏，或缺乏经济，被骗上钩，因而丧失了第三方面代表人物的资格；另外也还有这样的人物，对于现状是绝对不满，却没有勇气来改造现状，当环境比较顺利的时候，可以活动一番，等到困难逼来，就消极灰心，因而退出奋斗阵营，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可是这种分化，并不等于消灭第三方面。恰恰相反，经过这一个时期的严重历史考验，倒证明了谁真正配做第三方面的代表人物，谁不配。“真金不怕火来烧”，经过这一次参加“国大”问题的试炼，民主同盟却愈显出其精神。民社党中动摇分子和投降分子之暴露，恰恰反证了民主同盟中绝大部分的坚定。以勾引民社党来瓦解民主同盟，可说是已失败了，因为事实上并不是民盟的分裂，而是民社党内部的分裂。民社党党员只有二十人加入民盟，而民盟对于加盟的党派分子，是有约束纲领的。现在它们既追随青年党之后参加“国大”，民盟能和这一班人绝缘，正是民盟的光荣。而民社党中像张东荪、梁秋水那样立场坚定的人，以后在民盟以至整个第三方面的地位，只有因此更加提高。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国民党当局是有相当长期的统治经验的，它们不仅极端残暴，武装到了牙齿，经常采用高压手段，对付人民，对付民主党派，而且是奸险狡猾，善于使用分化离间与各个击破政策，善于拆散第三方面的力量，善于利用第三方面内部的一切弱点和斗争来实现它瓦解第三方面的目的。它懂得“攻心为上”的秘奥。为了达到它延长专制的要求，甚至把一个意志薄弱的“书生党魁”，“播弄到肉体与灵魂都分离”，也在所不惜。这次它勾引了青年党与一部分民社党去参加一党“国大”，而民主同盟屹立如故，旧的第三方面被它拆散，新的与民主性更高的第三方面，又将产生。证明它的分化政策，只能收效一部分，并没有完全成功。无疑地，现在它一面肆意进行内战，拼命收刮人民的脂膏、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同时，它必然继续使用分化政策，企图更进一步来瓦解第三方面，最近它竭力散播“改组政府”的空气，其用意在此。面对着这一个极端残忍而又险奸狡猾的攻势，一切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与民主党派，必须站稳自己的立场，认清奋斗目标。在民主与反民主的决斗当中，不可能完全中立，而且也不许中立。要么就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为实现和平、民主、独立而奋斗；要么就和全国人民为敌，间接地或者直接地去做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帮凶。所谓“不左不右的绝对中立”，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天真的虚构，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当然，我并不是说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就不应该有它们独立的立场，和独立的观点和意见。相反地，我们站在民主的立场，向来主张任何个人与任何党派，都应该有它们自己的独立意志，不受任何强制。所以我们主张思想自由与信仰自由，而且不许有任何的限制。说“共产党强制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不是凭空造谣，存心诬蔑，就是自己做贼心虚，反而喊捉贼的人是贼，以冀逃脱。只有独裁专制者，和高唱“一个主义”、“思想统一”的国民党，才会提倡盲从的奴隶思想，才会抹煞别人的独立意志，才会在社会的每一角落，布满特务去侦查别人的思想，用一切压迫手段去强制别人接受它的“一个主义”，如果别人不肯盲从接受，就是“思想不纯”，就有成为“思想犯”，坐集中营，被牺牲性命的危险。每一个民主主义者，每一个自由主义者，每一个尊重自己的良心与独立意志的人们，都应该手持正义之火，反对这种极端荒谬与极端不民主的独裁专制及其做法。我们为了要取消这种绝灭人性的国民党独裁专制及其统治，使中国人民翻身解放，不顾一切牺牲，已经奋斗了二十年，现在还是继续奋斗着。“不达目的，誓不终止。”因为国民党这种绝灭人性的独裁专制统治，已经把中国带到黑暗的深渊，使全国人民都无法生存下去。国民党这副专制枷锁，不仅架在共产党身上，而且也架在一切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与民主党派身上。为了有效而且迅速取消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并不是取消国民党），及早实现和平与民主，想共产党会愿意和一切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内民主分子在内）携手合作，共同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奋斗。这种携手合作，应该完全基于正义和平的原则，出于大家的自觉和自愿，根本谈不到谁做谁的尾巴。可是尾巴固不应做，而真理只有一个，是非尤不可不分清楚。中国正在受难，全国人民正在受难，一切民主人士与民主党派也正在受难。这种深重的苦难，只有打倒独裁统治，取消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停止了内战，实现了和平与民主，才能开始解除。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把一切民主力量团结起来，扩大民主阵线，粉碎国民党当时的分化阴谋。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国际环境正向有利中国民主方面转变，国民党好战派因为受到解放区民主军队的有力反击，正在骑虎难下，一党“国大”正遭受国内外公正舆论的攻击，国民党当局正在一天一天陷于孤立，因此，它更要积极使用分化政策，更要利用第三方面内部的一切弱点和矛盾来实现其拆散第三方面的阴谋，使第三方面的某些人士放弃民主的立场，勾引去参加它的“坏政府”，作为点缀和帮手，企图延长其独裁寿命。反转来说，如果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与民主党派，能够洞视国民党当局之奸计，更加站稳自己的民主立场，并实行更好的团结，重整第三方面的新阵营，就可把中国民主运动推进到接近胜利的阶段。为实现上述要求，我期望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必须继承和发挥它自己的光荣传统，更加改善自己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吸收更多的民主分子来加入，使自己真正新生健强起来，名副其实地成为新第三方面的中坚力量。其次，我建议为了适应目前的斗争需要，一切相同性质的民主团体，不妨合并起来，学习上海民主促进会与香港民主促进会结成一体的好榜样，以便集中力量，发生更大的效果。当然，这种合并运动，只能限于性质与目标都完全相同的团体，而且要根据双方自愿和平等的原则，不可稍涉勉强，尤不可接近强制。如果条件还没有成熟，而客观斗争却有联合和配合的需要，那就应该一面坚持各单位的平行存在，同时却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于必要时召集各民主党派联席会议或各民主团体联席会议，以便集思广益，集体讨论问题，实行科学分工，互相配合工作。我认为真正的第三方面，有其客观根据。它应历史要求而产生，就应为完成历史使命而努力。注：这篇文章是谷醒华以石父笔名，发表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日《群众》十三卷七期上，同月七日《新华日报》作为专论予以转载。
      书简“五封给次媳龙显文的信”
      显文，二十三日的信昨天收到。联系群众：第一要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不要有瞧不起群众的心。进步的群众也好，落后的群众也好，一样地向他们请教，一样地看待，不要分高低。其次关心群众，多给予帮助，帮助了人却不可自己夸耀，更不该期望别个也帮助我。有许多帮助了人反得到不好的印象，就因为他爱表现自己，帮助了人拿来上口帐，那样就使人不以为德，反以为仇。再其次了解别人的思想情况最忌讳作正面调查，因为知识分子常不愿人知道他的阴私的，假如你向他问长问短，或向此人问彼人的长短，向彼人问此人的长短，说穿了最惹讨厌。朋友间的思想情况是在相处时自然流露中默察得来的，那才真实。这不仅在言论中，即在一举一动中也看得出来，不过不要以侦查态度去处理，而是以研究的态度，为了对朋友负责（知道他才能尽帮助的力量），对自己负责（知道他才能自己向他学习），对人民负责（帮助朋友，策动自己，都为了为人民服务），进行了解。再其次自然要多接近才行，最好是有关业务的联系，在业务上有请教的地方，有研究讨论的地方，便容易接近，容易融洽。如其我自己见解不高，肯发现问题，虚心请教，那也好；如其自己见解还不错，不仅能发现问题，还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对别人去帮助，那更得人相信。再其次对人的态度非常重要，分明是一句好话，假如态度不好，就惹起恶感，尤其在领导地位，要特别客气虚心才是。比如一句启发人的话，或号召人的活动，不以很客气很谦虚的态度出之，会惹人感觉是命令主义。有许多人作群众搞得好，作领导搞得不好，就是这原因。可又不要因此缩脚缩手，纯为自己个人打算，要记住一切为工作出发，只要工作搞得好，于人民有利益，个人的得失毁誉是次要的。总的说来，把个人的得失利害丢开，看到群众的得失利害，看到人民的得失利害，是一个大原则。来信的标点有些没有，须习惯会用，教小孩也要注意到。原信寄还，内中标点我添了些，有少数的词和字也有改正，可以看看。工作学习都是日积月累而来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工夫，不要急躁，只要有恒就行。比方联系群众吧！在一天两天上着想简直毫无办法，可今天与此人往还，明天与彼人接近，日久联系就多了。学习也是一样，今天做点，明天做点，好像没有长进，可积久了就多了，而且可以贯通了，要是急躁，反转妨事。孟子书上说：“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二，茫茫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就是急躁妨事的例；现在有“揠苗助长”的成语，即从此来的。揠音押，拔也；苗不长，把它拔起来，以为帮它长了，其实苗反死了，不拔它，它慢慢长是一时看不见的，可久了就看出来了，我们做事读书须知道这点。四姐就是急躁，心量又狭隘，所以多愁。她离开家乡也好，只是重庆工作不容易找，也要多用些力。肖老伯来谈到人挤，他已调到文教委员会作副主任，未作局长了。我这里还不太热，早晚须穿夹衫，中午则单衣可过，我很好，勿念。声崇来，得晤，他的宿舍与我同一个胡同，可常相见。我们已停课考试了，从七月一日起到九月一日放暑假。醒华六月三日
      声檀：你去年情绪不好时来信，大哥适在此，得见你信，心里为你担心。你回到公司后来信，我转给他，他来信，觉得你心情转好，也就放心了。不过他说，未接到你的来信，是你忙呢，是心境上还有不得意的事呢？须知道，得意不得意，全在自己努力，不是努力寻求得意，要努力争取在工作上给人民多做些事，可也不是争取使人家看得见，人家看不见，我也要作，久之自然会有人看得见，这就要完全把自己的得失荣辱利害丢开，只要这样，没有自己个人的企图，自然没有不得意的事了，因此心里就少烦闷，自然随时都乐观，干劲是自觉地发出的，不是为某种条件而然的。所以条件好也罢，不好也罢，都一样。真是这样，表现在人们面前必然得到同情，工作的成绩必然有人知道，是不求成效自得。大嫂的进步比较快，就是这个道理。据说她自到内蒙去，就不满自己的工作，可在工作上很起劲，想法克服困难，尽管有时也抱怨这不是内行，自己能做愿做的事，可是做起来很乐观很负责，认真想办法，有困难，经过克服自然有很多经验，比那起不用脑筋的不同，群众及领导怎么看不到呢？因此越做越起劲，困难也克服了，得到的帮助和信任也多了。武刚前几天从长沙调来此地，所说他在部队上也是如此，他本是文工团，改文化教员，现在改作工兵，在长沙驻了两年了，调在此地学工兵工程，他说上年调大学时，许多同事都升入大学，自己没有被调，心里不平，后来他以为被改搞军事是被信任的，所以这几年都很好，你对此点须加以理会，不要过多计划个人，总在工作上多考虑，个人的问题，群众也会看得到的。武奎还在磁器口二十八中教书没有？四姐有信来，她的心情精神都好。应与大哥通信，心里的想法和他谈可以得帮助。近来工作如何？比从前怎样，有困难呢，有长进呢？醒华 四月二十二日
      致表弟陈安怀书（三封，之一）
      安怀弟：去年在泸州时接得由郑光元交来一信，到重庆后才复一信由武朋转上，以后从政叔武朋及声怡德舆问弟行止，所答均甚模糊，都据传闻，时时在念。顷得威远来函至为欣慰！我已移住人民大学（九月四号移来）国文教研室，地点在北京东四十一条十七号，来示由惠中饭店转来，故迟几天，以后来示请即交此处。我本拟单纯作研究生，到校后叫我作教员附带研究自然研究马列主义，因照顾我的身体，功课还不多，也很自由。我的病已好，精神眠食如常，乞释念。新中国新兴气象在此看得十分明显。此次国庆大阅，各种新武器兵种，应有尽有，其他任何方面都显示着兴家样子，如铁路，如治淮河，如各厂场竞赛生产，如争取丰收，无不收到预期效果。在文化教育方面亦有极大进展，尤其爱国教育普遍展开，深入每一角落。荣县来信乡村土改后宣传抗美援朝亦甚起劲，由此看来，打倒美蒋集团大有把握，无论甚么岗位上的人都自觉的忙，无论甚么人都极力争取学习，都认识到学习政治之重要。附上证明文件一纸，端甫处容即写信与商，此来尚未知其通信处，问吴老当然得知，此颂时祉！小儿声隆革大毕业后派到绥远作区政府秘书，声檀仍在重庆百货公司，德舆在綦江钢铁管理局，知注并闻。
      之三
      安怀弟：来函敬悉。八孃四月二十八日到此，五月三日离去，四日即到本溪了。宣三有信来，智慧本期因病休养，原计划来北京迎接八孃，后来病势转剧（心脏病），入医院，未来。八孃初来时还相当严重，近来得信，想已好转了。八孃来谈及七孃回乡，身体康健如故，及乡间亲族子弟都各成长，至为欣慰。由您非尚来信都充满着迈进的劲头，果然得到群众信任，给以更大的责任，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正当强仕之年，人生最高峰即在此四十五十一时期，谨为您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祝贺！暑假回家，我曾有此动念，近来估计或将以下期课业计划牵缠，未必实现。如其成行，定到尊处畅叙一日。德舆在重庆大渡口钢铁公司基建处，地址大致即是如此。我的病完全好了，比在成都时好得多；成都来的朋友见到，都说脸色年轻了些，只是须发白的更多了，我自觉也如是。大小儿声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工业局，儿媳在教育局，已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二小儿声檀在重庆百货公司，儿媳在重庆大兴场教小学，亦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的内人及大小女亦在重庆，四小女声怡则在家乡李堰乡教小学。郑幺嫂在家，其女声光也在教小学。蒋幺嫂及三个女儿在成都，梁幺姐及四个儿女亦在成都，她们母女无依，由我供给。英华家勉能自给，其子声震在灌县森林工业局作职工，他们都好，并闻请释念，此致敬礼！北京海运仓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
      谷既华学术论还选
      关于句子成分
      句子成分是我在语法学习中搞不通的一个问题。最近读了本科的“汉语语法复习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和《汉语语法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我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为了使这部讲义更进一步地科学化，特提出我的看法作个商榷。提纲基本上是根据提要写的，主要论点完全一致。因为提要关于成分所概括的要点比较鲜明，所以把它作为讨论的对象。它的要点是：1.成分有基本成分非基本成分之分。基本成分是指缺少了它就不能构成句子的成分说的。非基本成分是从属成分，包括在基本成分之中。2.主语谓语是基本成分，宾语表语附加语补足语外位语兼语（提纲补足语叫补语，没有兼语，有同位语）等是非基本成分（提纲未明定非基本成分名称）。3.每一个成分，它可以是由一个词构成的，也可以是由一组词构成的。由一组词构成的成分，主要的有五种结构：一、由主语性的词（词组）与谓语性的词（词组）所构成的，二、由附加语性的词（词组）与被附加语性的词（词组）所构成的，三、由动词和宾语性的词（词组）所构成的，四、由系词和表语或表语性的
      先谈成分包括成分的问题。所谓基本成分非基本成分，从名称看，果然是两个对立的东西；从实质看，它们是构成句子的两种各具不同机能的建筑材料。它们不可能互相隶属，就不可能一个包括另一个。所谓从属成分，当然是对被从属的成分而言，也当然是被从属成分以外的东西。从属不等于隶属，如美国的仆从国家对美国是从属关系，它的联邦自治州便是隶属关系。从属成分也决不可能包括在被从属成分之内。所谓基本非基本，应该理解为对句子而言。无论基本成分非基本成分，总是构成句子的成分，而不是构成成分的成分，是由一个句子分解出来的东西。依逻辑学规则，同体分出的肢有相互排斥性，即是说，它们是相对的敌体，而不是相隶属的包孕体。谁也不能包括谁。所谓非基本成分包括在基本成分之中，是不是成了，非基本成分是构成基本成分的细胞之一呢？很难想象，构成基本成分的细胞不是跟它同体的基本成分而是跟它异体的非基本成分！既说成分有基本成分非基本成分之分，又说非基本成分包括在非基本成分之中，这个事实中是两不相容的。因为任何一个句子，它的非基本成分既包括在基本成分之中，那就成了基本成分了，哪里还有非基本成分呢？提纲的叙述就未提到非基本成分，只说了一句“主语谓语是基本的”，可能也看到这点矛盾。不过基本与非基本是相对立名，是有依存关系的，没有非基本，那基本也不存在。那末，不叫什么基本非基本，只说主语包括附加语，谓语包括宾表补附等语，成不成呢？不成！因为所谓主语谓宾表补附等语都是句子的成分，都是对句子而言的，句子成分同时又作成分的成分，譬如老子的儿子又作儿子的儿子，这是不可想像的。那末，索性叫主语谓语是句子成分，宾表补附等语是主语谓语的成分，这在逻辑上没有毛病了。可在主语谓语的成分内各有一个最主要的词不叫成分或什么语而仍叫名词动词，在显示语法作用的行列中掺杂一个显示语义作用的成员，就是在语义方面执行极主要的职能的词在语法方面反而没有正式的名位，恐怕不是科学体系吧！（关于语法作用语义作用详后）这里应该指出，对于成分的理解和对于基本成分、非基本成分的理解必须放在首要地位。比如说，基本成分是指缺少了它就不能构成句子的成分说的，这果然意味着另外还有一种缺少了它也可以构成句子的成分在，这种成分必然就是非基本成分，也很自然地会理解为非基本成分是缺少了它也能构成句子的成分。但是，谁缺少了它呢？要是补出一个与说明基本成分同样的主语，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句子里，有的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成分，有的是可以缺少的非基本成分。那就有点难懂。所以对基本成分与非基本成分应该理解为：一个是任何句子都不可缺少的成分，一个是在某些句子里可以缺少而在某些句子里不可缺少的成分，这才符合事实。同时必须明确认识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现在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句子，其最初定型的句子总是最简单的。句子的基本成分，是构成句子的基本，就是即使在最初定型的最简单的句子里也必须具有的，所以叫基本成分。至于有些句子，在基本成分之外还有其他的成分，此种成分，只有在这样的句子里才有，不是任何句子都有，不是构成一切句子的必要条件，如最简单的句子便不具此，所以叫非基本成分。由此可以理解：基本成分与非基本成分各有它的产生的客观条件和事实，非基本成分不是在基本成分之中孕育成长的，而是在基本成分之外连带附加的。历史主义者不能否定最初的定型而代替以现代的装备，就应该理解：非基本成分不可能包括在基本成分之中。其次，对于成分的理解，应该明确两点：成分与部分不同。成分是对构成体而言，是一个构成体分解出来的各种性质的构成材料；部分是对整体而言，是一个整体分为若干片段的组成部分。部分是从量的角度说，成分是从质的角度说，所以对成分可以说几种成分，而对部分不可以说几种部分，必须说几个部分。部分有大有小，某个大部分可以包括某些小部分；成分没有大小，只有种类，不可能此种成分包括彼种成分。句子成分与化学成分经济成分就成分这个概念来说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指某个构成体的构成分子，不是指它的组成部分。比如水的成分是氧和氢，谁能说氧可以包括氢，或氢可以包括氧呢？又如我们的经济结构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小生产者个体经济，谁能说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包括非社会主义经济呢？以下再谈成分的构成问题。所谓每一个成分可以由一个词构成也可以由一组词构成，大致是因为认为句子成分必须经过构成的阶段，所以就得出一个词也得构成一番的结论，这原是很自然的。究竟句子成分是不是必须经过构成阶段呢？它究竟是单一体呢？是合成体呢？依据上述两点理解，成分既是由一个构成体分解出来的东西，如像生物体分解出来的细胞，化合物分解出来的元素一样，应该肯定地说，句子成分是单一体而不是合成体。斯大林同志说过，“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许多语法学者也说，“词是构成语言的单位”，只要不把构成的对象理解为材料及单位，就不能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构成语言即是构成句子，而建筑材料及单位就是句子的成分。句子是直接构成语言，并不意味着必须经过什么构成结构的阶段，这也可以充分说明，句子成分是单一体而不是合成体。又据苏联大百科全书语法条指示，“句子的要素（按即成分）就是句子里互相配合的，即彼此以一定的方式互相联系起来的一些独立的词，以及独立的词和补助词的组合，这种组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他独立的词可以跟它们配合，正如可以跟单个个别的词配合似的”。（人民出版社选译“语法、语义的语法结构”页十四）这更明白指出，做句子成分的有两种类型，一是独立的词，一是由词构成的“词的组合”（即词组），而且特别指明，这种作为句子成分的“词的组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与单个个别的词一样的，这不是很清楚的指出，任何句子成分只能是一个单一体而不是合成体么？再看它下文紧接着强调：必须严格划清句子的不同要素（成分）的组合与构成句子的一个要素（成分）的词的组合二者之间的界限，即更说明了：要不可分割的词的组合才可以做句子的一个成分，而可以分割的不同要素（成分）的组合就不可能做句子的一个成分。由此可见，所谓由一组词构成的句子成分，就只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词的组合”，而不可能是可以分割的“成分的组合”。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里处理短语（即此处所谓组合，包括词的组合及成分的组合在内）的用法便与此完全吻合的（它把短语分为联合、主从、动宾、主谓四个类型，而可作句子成分的只动宾、主谓两种，便是只拣起了不可分割的词的组合），可见这种理论和规则完全适用于汉语。那末，考查所谓成分构成形式的各种结构（形式），是“词的组合”呢？是“成分的组合”呢？应该肯定地说，它们是“成分的组合”。例如作主语、宾语的主从结构，作谓语的动宾结构、系表结构、补足结构，主从结构等，它们显然都是成分的组合。以成分的组合来构成成分，在逻辑学上可能有点扞格。我们一向认为：成分体现为结构，而结构又由成分组成。成分和结构都有大有小，它们一个套一个，层层套入。这正是汉语的特点。可能不受外国语理论的约束。提纲也说，“一个成分之中，可能又包含着别的成分，成了一个套一个的形式”。但在初学的人老执着一个语词在一定的场合它的内涵和外延应该一定不变的原则，对于忽而在成分中套入结构忽而在结构中套入成分的定则会感到惶惑的。尤其说成分有大有小，除了把句子成分与结构的成分混为一起即是把句子成分又作为成分的成分外，无法理解。这究竟是不是汉语的特点呢？可能有人以为库兹涅佐夫在论述词结合为句子时说过“根据各种语言所特有的一定的规则”（“语法、语言的语法结构”页二），在论述句子成分时说过以“一定的方式互相联结起来”（同上，页十四），我们这种一个套一个的结构（形式）便是汉语所特有的，一定的规则或一定的方式。这要看别种语言的一定规则一定方式是什么，我们的一定规则一定方式是不是与别的完全不同而为我们所特有。比如所谓主谓结构（形式）、主从结构（形式）、动宾结构（形式）等等，不就是：形容词在名词前是附加，在名词后是描述，“名词在动词前是施事，在动词后是受事，这样一些词与词互相联结、互相配合的方式规则么？这样的一定规则一定方式，在任何语言都有，不独汉语才有，而且基本上是相同或相似的。可是它们不把它作为构成句子的一个构成阶段，也未意识到句子成分要经过构成阶段，前引苏联大百科全书语法条解说明。所以俄语分析句子：主语、补语（相当于我们的宾语）并不包括定语（相当于我们的形容词性附加语），而是单指定语所形容的名词或代词，谓语并不包括补语、状语（相当于我们的副词性附加语），而是单指动词（有一种合成谓语不单是一个动词的，可并不是这类“成分的结构”）。英语法语分析句子都是这样。同是一样的语言现象，为什么汉语偏要解释得不同？是不是必须通过成分的结构（形式）才能说明汉语语法构造的规律呢？比如“他读书”这个句子，我们说，“读”是主语“他”的谓语，“书”是谓语“读”连带的宾语，这样不能说明汉语语法的构成么？可能有人说，不能！因为俄语的宾语是用第四格（宾格）的名词表示的，单就一个词说它是宾语，可以使人明白辨认；汉语的词没有格的形态变化，就必须纳入结构（形式）中才能确定它的关系，所以该说，“读书”是一个动宾结构（形式）作“他”的谓语。那末，在这个结构（形式）中的名词也没有格的形态变化，又凭什么能确定它是宾语性的词，凭什么能确定这个结构（形式）是个动宾结构（形式）呢？又拿英语语法来比，它们的名词也一样没有格的形态变化，为什么它们不把这些词纳入结构（形式）中可以说明它们的语法构造规律，而我们的汉语却不能呢？这不是有点矫揉造作，有意拼凑特点么？尊重汉语的人们应该防止拼凑特点的偏向。假如汉语的特点不排斥斯大林同志关于语言学的理论的话，可以依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加以考虑。汉语是有悠久的历史的，就已发见的文字记载可以考见汉语早已形成了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它们在长时间的发展中不断改进，不断变化；可得承认，语法构造的变化比基本词汇的变化要慢得多。它逐渐改良和改正它的规则，用新的规则充实起来，而不是完全用新的规则代替旧的规则。我们已经在汉语定型的句子中找出主语谓语是基本成分，宾表补附等语是非基本成分，应该认识它们是长期改进达到定型化的东西，有一定的稳固性，至少作为句子构成的基本的所谓基本成分有一定的稳固性。假如可以承认只具有一个简单主语和一简单谓语的句子是最初定型的完全句子的话，就得承认一个词充作一个句子成分是最初的定型的句子构造的一个规则，各种类型的句子都是在这规则的基础之上扩大充实起来的。这是汉语发展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直到现在，这种一个词充作一个句子成分的现象还广泛存在着，可见还不曾被新的规则所代替。但在主张汉语特点的学者来看，以为现代的句子成分已有由一个词发展为一组词的了，应该以一个套一个的结构（形式）来构成成分，于是把一个词充作一个句子成分的规则根本予以改变，而在事实上还有一个词作成分的，就被看作残余的例外，因而把应该有稳固性的句子成分的内涵和外延说得时大时小，变动不居，把可以扩展的句子构成形式却永远固定在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的永恒状态之下，把对主语而言的宾语表语等句子成分隶属于一个所谓结构（形式）的组织中作为那个所谓结构（形式）的成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看法是从最初定型的句子出发，把一个词充作一个句子成分的规则肯定下来，在这个规则的基础上扩大充作句子成分的类型，即在单个个别的词之外增加一种可以作句子成分的词组（词的组合），这种词组，是一组词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为一个词出现的，并不改变一个词充作一个句子成分的原则。在句子的构成形式方面，于基本成分之外增加连带成分和附加成分，也是只扩大基本成分对外联系的范围，并不改变它的内容涵量。这又是一种。比较两种说法，哪个符合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哪个符合汉语发展的规律呢？再从实际分析句子来看，例如“本科和预科的教师们集体写出了一套完整的汉语语法课本”这样一个句子，以词为单位来分析，“教师们”是主语，“写出了”是谓语，“汉语语法课本”是宾语，“本科和预科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词组作主语“教师们”的附加语，“集体”是谓语“写出了”的附加语，“一套”和“完整”是宾语“汉语语法课本”的两个附加语。这样每一个词都有一个语法职能，假如有一个词不得其所，那便是语法上还有毛病，看得明明白白。若以结构为单位来分析：“本科和预科的教师们”是一个主从结构作主语，“集体写出了一套完整的汉语语法课本”是两个主从结构组成的动宾结构作谓语，“本科和预科的”是一个并列结构作主语中的中心词“教师们”的附加语，“一套完整的汉语语法课本”是一个主从结构作动词“写出了”的宾语，“集体写出了”又是一个主从结构，可是，它作什么语呢？它构成什么成分呢？就说不上来啦！从它作动宾结构的一个成员来说，应该叫它动词，可又连有附加语在内，那末，叫它动词性的词组吧！规定（指提要及提纲的规定）内又没有这样的名称。它明明是由附加语性的词“集体”与被附加语性的词“写出了”所构成的一个结构，依成分构成形式的规定，它应该是一个成分，可在这个分析句子的场合，竟叫不出它是任何一个成分来。这究竟是汉语的特点呢？是歪曲了汉语的形象呢？至于拿两种分析方法的进行过程来相互比较，哪个直截了当、简单明瞭，哪个迂回烦琐、别扭难通，岂不较然明白！可能有人要说，由词组成语，由语组成句，正是词汇构成语言的步骤；不然，为什么要有词与语不同的名称呢？这是把主语谓语宾语的语看作短语仂语的语了。依我的理解，词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表意的，语义方面的作用，一是造句的，语法方面的作用。从语义的角度说，叫它什么词（如名词动词等），从语法的角度说，叫它什么语（如主语谓语等），从它作为构成句子的建筑材料的角度说，叫它什么成分，是一个东西的几个方面，并无其他奥义，用不着曲意安排。这里可以成为藉口的唯一理由可能在于，单个的词作一个句子成分，它所表示的意思往往不够圆满，使人不明白。比如带有宾语的动词，撇开宾语来单说动词是谓语，会使人不知所谓云何，又如判断句的主语或表语，如不连同附加语来论，便不能一致，也使人不能明瞭。例如“人能制造工具”这个句子，单说“制造”是谓语，如“没有眼睛的人是瞎子”这个句子，单说“人”是主语，又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斯大林同志的经典著作”这个句子，单说“著作”是表语，都会使人感到意思未完，非把相连的成分合并起来不能了解。比如说“人能制造”，“人是瞎子”，“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著作”，既然都具备了主语谓语两种成分，为什么了解起来不成为句子呢？这可能是对于成分与部分的分别不够明确，及对于基本成分非基本成分理解为一个是缺少了它就不能构成句子，一个是缺少了它也可以构成句子的人的看法。因为他既认为一个句子没有非基本成分也是可以成立的（这种看法可能广泛存在，最近中国语文二九期页八“关于动宾结构”一文有这样一句，“补语既是说明或补充它前一个成分的，所以就不是句子的基本成分，没有它，句子仍然成立”，便是一例），那末，今天遇到不能构成句子的情况，就只有说它基本成分不具备，就是主语或谓语有缺，所以要把宾表补附等包括在主语谓语之中。因为他没有对成分与部分的区别，就把表现语法作用的句子构成材料与表现语义作用的句子组成部分混为一谈。语法是思维抽象的成果，语义是思维具体的表现，在抽象的规则中寻求具体的意义，当然是枘凿不相容的。要是明确了语法作用与语义作用是表现思维活动的两个方面，对于“制造工具”可以理解为属于谓语同组的部分，对于“没有眼睛的人”可以理解为属于主语同组的部分，对于“斯大林同志的经典著作”可以理解为属于表语同组的部分，这样语法语义的界限分明，而于思维表现的统一性无损，才于逻辑不背。在俄语分析句子时，也把与主语同组的部分叫主语组，不是主语成分；把与谓语同组的部分叫谓语组，不是谓语成分，这样的先进经验是可以吸取的。综上所陈，对于句子成分构成形式及成分包括成分的说法，无论从理论、事实、应用各个方面去推求，都遇到一系列的障碍，所以多所质辩。至于我对句子成分的看法是这样的：1.任何句子（除省略句外），都必有主语和谓语两种成分，其中任缺一种，都不成句，所以叫基本成分。只具有主语谓语两种成分的句子是最简单的句子。2.有些句子除基本成分外，还有谓语连带的成分——宾语、补语，和对主谓宾祧等语附加的成分——附加语。这些连带的成分和附加的成分，对基本成分来说，是非基本成分。
      3. 基本成分、非基本成分都是句子的成分。每种句子成分不相包括。
      4. 各种句子，都以个别的词直接充作句子成分为原则。虽有时词组或句子形式也可以充作句子成分，但它们都是以不可分割的整体当为一个词出现的。
      5. 基本成分、连带成分是句子的主干，附加成分是句子的枝叶。分析句子，要认清枝叶，找出主干，才容易看出它的构造关系。
      6. 主干成分的排列便是句子构造的基本形式，其式如左：
      第一种 主语十谓语：例：鸟飞。花红。
      第二种 主语十谓语十宾语：例：太阳照着大地。
      第三种 主语十谓语十间接宾语十直接宾语：例：我给他面包。
      第四种 主语十谓语十补足语：例：他是教师。
      第五种 主语十谓语十宾语十补足语：例：我请他吃饭。卫老婆子叫他祥林嫂。
      另有几点说明：
      1. 补足语与补语，在语法界是两种说法，两种内容。一种是指后置的附加成分说的。有个定则叫前头加后头补，从语序上来分，都是附加性质，应该是补助而不是补足。一般叫它补语，很少叫它补足语。另一种是指补足谓语的意义说的。因为有些谓语，虽然不需要宾语，或者已经有了宾语，可它的意义还是未完，在语法结构上相应地要求另外一种成分来补足说明，即是补足谓语的意义，所以叫它补足语，也有人简称它补语。它与宾语同样是谓语连带产生的，因而也就连带地不可缺少。我的看法是主张采用后说的，因为从联系思维着眼，比较强调语序可能合理些。
      2. 补足与附加，从联系思维方面来说，性质不同。在实际语言中，附加后置的现象不可能一并认为补足。因此还得承认后置的附加成分。可有些谓语的后置附加语与补足语极相似，它们都是谓语所要求的，怎样区别呢？第一，谓语的附加语是说明谓语本身的情况，如程度、范围、目的、原因、结果等的，补足语是通过谓语来说明主语或宾语的。第二，谓语的附加语是在谓语本身自能完成其意义的基础上附益增加的，没有它也能成句，补足语是补足谓语所不能自己完成的意义的，缺少了它就不成句。
      3. 原来的表语便是补足谓语说明主语的，故叫它补足语比叫它表语更恰当些。
      4. 兼语本不是成分的一种类型。又由于补足语类型的明确更定，原来所说兼语的谓语即是现在所说的补足语，因为它正是补足谓语说明宾语的。
      5. 补足语既确定为补足谓语，则原认为名词的补语的，一部分该归入同位语，一部分该归入疏释的后置附加语。原认为动词的补语及形容语的补语的，都该归入后置的附加语。
      6. 外位语本是同位语的一种，没有同位语而有外位语，对位的解释是有缺憾的。提纲恢复同位语是对的。但它们并不是成分的一种类型，所谓同位是就两个东西的关系说的，如像并列联合之类，不是标志类型的。
      我对语法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对于一些进步的语法理论体会得不深，甚至接触得很少，所以理解的水平大大地不够，所以有以上一系列的怀疑辩论。至于所举对于句子成分的具体看法，多采黎锦熙先生之说，也有理解未到因而不能完全符合的。总是一知半解，纰缪的地方一定很多。希望同志们多多指正！并希望在原体系上进一步发掘，找出更精确的根据，使它严密完整，教的学的都方便。
      对于短语的理解：短语，有人叫它仂语，有人叫它结构，有人叫它词组，它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组合起来，表示一个复合意思，可还原成为句子的东西。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把它分为联合、主从、动宾、主谓四个类型，可又捡出前面两种，我们没有常常说到它的名字的必要，后两种短语是要常常提到的（见语法修辞讲话页9）。这显然是前两种不必认为短语，后两种才可以认为短语的意思。另外，吕先生又指出：“仂语（即短语）在句子里的作用和一个词相当”（语法学习页18），而把它分为联合主从两大类，动宾包括在主从之中，主谓又似在两大类之外（见语法学习页71），不过基本精神还是不变。黎锦熙和刘世儒两先生着眼教学的便利，不强调类型，只分了两组，以形名相属的为第一组，以动副相属及动宾相属的为第二组（见怎样教学中国语法页6），后来分析句子时，对于第一组又以本名为主，而不作为短语处理（中国语法教材自页253明白指示后贯彻全书），这也显然是以它是不是“在句子中和一个词相当”来作标准的。由此可见，在实用上值得提为短语的应该具有“在句子中和一个词相当”这样一个特点，而人们不常提到及吕黎两先生不作为短语处理的必是不合这个特点的。
      吕先生在语法修辞讲话里列举了作各种成分的短语都是在句子中和一个词相当的。如：骑墙是不好的。（页16，动宾短语作主语）中国人民的解放使美帝国主义恐慌起来。（页16，主谓短语作主语）知识分子没学过煮饭做菜。（页17，动宾短语作宾语）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页18，主谓短语作宾语）孩子们常常给我们教训，其一是说话。（页19，动宾短语作表语）最终的目的是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党的消灭。（页19，主谓短语作表语）创造新纪录的运动。（页24，动宾短语作形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页25，动宾短语作副附）
      黎先生在怎样教学中国语法里列举了作各种成分的短语也都是在句子中和一个词相当的。如：不学也不成。（页10，动副相属的短语作主语）挖地道是一种大工程。（页10，动宾短语作主语）他觉得还不满足。（页22，动副短语作宾语）我首先提出减魏同昌的租。（页22，动宾短语作宾语）我的眼睛是看不见了。（页28，动副短语作补语）声音像打雷。（页28，动宾短语作补语）牧马的少女骑着马。（页35，动宾短语作形附）老人牵着骡子回来了。（页41，动宾短语作副附）
      两位先生对于动宾短语的想法是一致的，其余的便有不同。吕先生列有主谓短语，黎先生是把这种类型作为句子形式看待的；黎先生列有动副相属的短语，吕先生是把这种类型看作主从短语的。主谓短语，我同意黎先生的看法，作为句子形式处理，吕先生在语法学习里也说“它虽然是一个仂语（即短语），可是实质上等于一个句子形式”（页72），这可能是他未把它列入两大类的原因。主从短语，在吕先生一般不看作短语，在黎先生则把动副相属的看作短语，把形名相属的不看作短语。其实，吕先生在阐述主语成分、表语成分里面，都举了“不懂就是不懂”作例（语法修辞讲话页15及页19），这种类型，就是黎先生所说的动副相属的短语，也就是吕先生所说的主从短语（语法修辞讲话页9，“老老实实地学习”；语法学习页18，“慢慢来”、“快点走”都与此同型）。又在两位先生的例句里都有形名相属看作短语的。例如：这些人贫嘴薄舌，别理他们。（语法修辞讲话页20）这句中的“贫嘴薄舌”，吕先生谈它是“两个主从短语”作表语，即是两个形名相属的短语。又如：店主是一个黄脸黑发的胖子。（中国语法教材页338）这句中的“黄脸黑发”，黎先生说它是“两名各加形”，修饰“胖子”，也是两个形名相属的短语。因此，应该肯定：动宾、主从（包括形名相属和动副相属两种）两个类型都有可以看作短语的，只看它是不是具备短语的特点，而不专凭它是什么类型。比如：“美丽的北京是我们的首都。”在这句中，“美丽的北京”便不能看作短语，因为它在句子中已不分解为两个成分——“北京”是主语部分，“美丽的”是形附成分。两个成分便不和一个词相当。黎先生不承认形名相属的是短语（这指他在分析句子时的正规看法，不是他在句子中看短语时的方便看法），吕先生不承认主从短语是短语（这指他在论述句子成分时的看法，不是他在总述类型时的笼统看法），都是指这种情形说的。但在前举两句中的“贫嘴薄舌”、“黄脸黑发”，都作了一个成分，即和一个词相当，并不分解，便不得不是短语。又如：“打倒出卖祖国的蒋介石”，“蒋介石出卖祖国”；这两个句子中都有“出卖祖国”，在形式上看，同是动宾短语，可在第一句中，它是以一个整体，通过“的”的介绍，作为句子的一个成分，具有着短语的特点；在第二句中，它却分解了，“出卖”作了谓语，“祖国”做了宾语，各作了句子的一个成分，这便不能看做短语。由此应该明确：短语之所以为短语，并不在于它是什么类型，也不由于人们常提到不常提到，而是在于它在句子中具有不可分割性这样一个特点。
      又从这些短语的性能来看，也有一个特点。一般词与词组合，构成一个复合的概念，其中有一个词是这概念的中心，叫中心词，但如这个组合在句中它便分解为各个的词，没有不可分割性的，中心词的性能便在句子中直接实现。比如动宾相属的，是动词为中心，即实现着动词性能；形名相属的，是名词为中心，即实现着名词性能；动副相属的，是动词为中心，即实现着动词性能；形副相属的，是形容词为中心，即实现着形容词性能。可在不可分割的短语就不同，它在句子中的作用和一个词相当，它所实现的性能是整个短语词性能而不是个别词的性能，因此必与中心词不一致。如果一致的话，那中心词本身即作了一个成分，而其从属的词亦即作了另一个成分（或附加或连带），它们便都成了句子的成分，而不是构成短语的成员了。黎先生特标名词性短语、形容词性短语、副词性短语，正是反映了这个特点。
      我们再来覆验所有人们常提到的短语，如上举各例中，“骑墙”、“煮饭”、“做菜”、“说话”、“挖地道”、“减租”、“打雷”都是动宾短语，中心词是动词，而在这些句子中，它们或作主语，或做宾语，或作补语（即吕先生所说的表语），都是表示一个事件，实现的是名词性能。如“不学”、“还不满足”、“看不见”，都是动副相属的主从短语，中心词是动词，可它们在句中作主、宾、补（即表）等成分，实现的是名词性能或形容词性能。又如“创造纪录”、“牧马”等动宾短语作形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牵着骡子”等动宾短语作副附，“贫嘴”、“薄舌”、“黄脸”、“黑发”等形名相属的主从短语作形述和形附，没一个不是与中心词不相一致。因此应该肯定：这种不一致性也是短语的特点。
      综括短语的特点是：
      1. 在句子中保持不可分割性，以一个组合整体当为一个词来充当句子的一个成分。
      2. 在句子中所实现的整个组合的性能与中心词的性能不一致。
      指出这些特点，比较分出若干类型，可能用处多些。因为类型不是短语的决定因素，而且容易使人从类型中辨识短语，模糊了短语的特点。比如从短语中分出各种类型，就肯定这些类型都是短语了；既肯定了它，自然不好给它以否定，理就只好说：有些是人们常提到的，有些是人们不常提到的，好像看作短语不看作短语是决定于人们主观的弃取似的，这便掩盖了客观的特点。要是避而不谈吧，各种类型却又客观存在着，人们也意识得到，由于短语的特点引而不发，短语非短语没有鲜明的分际，也使人们只有从类型上摸索。可又不敢自信，所以在阐述上就会自陷于游移含糊境地。因此，怎样提出各种类型是值得考虑的。
      我想建议：这些类型应该作为词与词的组合方式来提出。因为用词造句必须按照词与词相互的关系进行组合，那就有各种类型的一定方式。即表现联合关系的方式，表现附加关系的方式，表现支配关系的方式，表现主谓关系的方式。依这各种方式组成的形式，可以叫它词组。如要给个类型的名称的话，那就叫联合词组、附加词组、支配词组、主谓词组。这些词组，进入句子，有的便被分解，它的组成分子每个都作了句子成分，这样的词组只是进行造句的一个过程，不是一种定型组织（有的人把它看作定型组织，叫做各种类型的结构，容易使人误会要由词造成结构，由结构再成句子），应该叫它一般词组。有的词组，进入句子后，还保持着不可分割性。它是一个组合的整体发生作用，不是以个别词发生作用，这便是固定的词组。这种固定的词组才叫做短语（本来叫它固定词组也可以，不过短语的名称已用惯，所以仍旧沿用）。从其组织的形式说，叫它联合短语、附加短语、支配短语；从其实现的作用说，则叫名词语、形容词语、副词语。至于主谓组织的短语，则叫句子形式或名词句、形容句、副词句。这样界限分明，不相混淆。要是给个类型的名称的话，那就叫联合、附加、支配、主谓的词组，是从组合措施的角度着眼，而不从组成定型的角度着眼；已属于固定词组的短语则叫主从或动宾的名词性短语、形容词性短语、副词性短语，是它们又一个定型的组织标志，有它们的客观性的特点。省称主从、动宾短语也与一般词组不相混淆。此外由后置介词与在领位的名词组成的领位词组，及由前置介词与在副位的名词组成的副位词组，都是固定词组。属于短语的也可以叫它领位短语、副位短语。要是给个类型的名称的话，那就叫联合词组、附加词组、支配词组、主谓词组，即联合、附加、支配、主谓关系的词的组合，是从组合措施的角度着眼而不从组成定型的角度着眼；至于属于固定词组的短语，从其组织形式说，叫联合短语、附加短语、支配短语，从其作用说则叫形容语、副词语，肯定它们是一个定型的组织，标志着它们的特点，这样便不相混淆。
      关于语法：
      什么是语法？语法是语言的构造规律，就是人们说话的规则。说话有不有规则呢？有！一方面因为说话是交际的工具，它本身就要求有人人共循的说话规则；一方面因为说话是直接联系思维的，思维反映现实，现实的规律性就决定了说话本身具有人人共循的规则。这种规则，既是说话本身所具有，所以一个社会的全体人民在生活过程中，在生产斗争过程中彼此互相交际，互相了解，并且一代流传一代，经过千百年来，习焉不察地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必然定律，我们把它概括起来，整理起来，便是语法。
      语法的内容是些什么呢？说话要用词，所以有词的规则；要用词造成句子，所以有用词造句的规则。所以斯大林同志说，语法是词的变化规则和用词造句的规则的综合。汉语有不有语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说汉语没有语法，是毫无根据的。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从甲骨卜辞中可见殷商时代已有“主语十谓语十宾语”这样完整形式的语法构造。几千年来，经过若干次外族语言强迫同化的斗争，汉语终于取得胜利，没有语法的语言能有这样坚强的稳固性么？
      庚申卜贞：我受黍年，三月。壬申卜贞：王田雉，往来无灾。王稽，曰吉。获狐十。陨在五于宋，陨五不于宋，陨于宋在五，陨于宋五右，于宋陨在五，于宋陨五在，于宋石五陨，于宋五不陨，陨一石一于一宋一五六一。益鸟一退飞一过宋都，退飞益；过宋都六。
      不过汉语语法作为科学来研究，成就较晚，可是一般语法知识并不落后。比如春秋僖公十六年有这样一段记载：“十六年春五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益鸟退飞过宋都。”公羊传解道：“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益鸟？六益鸟退飞记见，视之则六，察之则益鸟，徐而察之则退飞。”像这样的语法构造和语法分析，都极精到。只是没有整理成完整的语法体系罢了。到清代刘淇著《助字辨略》，王引之著《经传释词》，都是些整理语法的资料。后来马建忠才完成一部系统地阐述汉语古代语法的《文通》。继此而起，研究现代语法的成就便更大了。
      为什么要学习语法？自然首先是要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人民日报已有鲜明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社论），要我们掌握了语法规则，在说话和写文章的时候，避免语法上的错误，不损害祖国语言的健康，才能充分地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其次，语法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语法构造的发展与人类思维的发展有紧密的联系，所以研究语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思维的规律，不断进行逻辑锻炼，而使思想条理化。再其次，从汉语语法中认识到汉语的简明灵活，而又严密精当，无隐不达，为许多外国语所不及，所以有不可战胜的悠久历史，可以油然发生民族自豪感。
      怎样学习语法？在汉语
      怎样使用工具书？这里所说的工具书，是指旧有的字典辞书而言。这些书专门解释古书所用字或辞的音读和意义。要读古书，非把它们作为一个开门的钥匙不可。只是它们都是用旧方法编的，注音用反切，释义用文言，这不能适合我们的要求。不过，在还没有新的合用的辞书以前，只有借助于这些旧著。从前的人把单词叫做“字”，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单音节词。解释这种字的叫“字典”。两个字以上合成的复词或成语都叫做“辞”。解释这种辞的叫“辞书”。不表实义的词，如现在所说的介词、连词、助词，乃至代词和一部分副词，从前都叫做“词”（与有实义的字相对），或叫“助字”，或叫“虚字”，现在称为“虚词”。从清代以来，也有些研究这种虚词的书。现在就从这三方面介绍几种通用的书，解释单字的：1《康熙字典》，2《中华大字典》。解释辞语的：1《辞海》，2《辞源》。解释虚词的：1《助字辨略》，2《经传释词》及《经词衍释》，3《古书虚字集释》，4《词诠》。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时编的，专门解释单字，是二百多年来最通行的字书，收了四万九千多字，每字下先列历代韵书（如《唐韵》、《广韵》、《集韵》、《古今韵会》、《洪武正韵》等）的反切（即注音的方法），再解释字义，并指出释义的根据（如《说文》、《尔雅》、《释名》、《玉篇》、《广雅》等），同时并引经传文句，兼及笺注，说明那个字在句中的作用。一个字有若干古读意义都依次列条，这对于读古书的帮助是很大的。缺点是方法陈旧，条理不清楚。其中还有些错误，王引之曾作过考证，纠正了两千多条，现在中华、商务的版本都附录在卷末，可资参考。
      《中华大字典》，是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它以《康熙字典》为底本，删去了一些陈腐不用的字，增加了一些新字（如化学元素等），共收四万八千多字，安排和解释方面也有改进，条理比较清楚，但仍不脱《康熙字典》的旧窠臼，改革不够彻底。不如《康熙字典》流通得广。拿帮助读古书来说，还是《康熙字典》好些。这两种字典的编排法是一样的。都按照字的部首（偏旁）归类。全书共有214个部首，即把四万多字归为214类。由于卷帙太多，又按部首笔画多少分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之名——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序。一画二画入子集，三画入丑寅两集，四画入卯辰巳三集，五画入午集，六画入未申两集，七画入酉集，八画九画都入戌集，其解十画以上的全入亥集。每部的字也按笔画多少排列先后，首列部首，次即按照每字除了部首后的笔画分段标明数目，以次排列。因此，查这种字典的步骤是：1先看要查的字，部首是什么，部首的笔画数目是多少。2然后按照部首的笔画数目寻找某集，即在某集内寻找所查的部首。3找到部首后，再看所查的字除去部首后的笔画数目是多少，便在该部首下所标的数字项下逐字看去，即可找得所查的字。例如要查“教”字，“教”的部首是右边的偏旁“攵”，攵与“支”同部（它本是支的变体），是四画，应在卯寅巳三集内查，实际查去，支部在卯集下。“教”字除去部首，单数左边“孝”的笔画是七画，就可在攴部七画项下找到。部首变体须注意。如：“陈”的部首是左边的“5”，它是“阜”的变体，须查八画“阜”部，如：“都”的部首是右边的“5”，它是“邑”的变体，须查七画“邑”部。这些在字典卷首总目中都有详细记载，需要先记熟，以便应用。又有的字不易辨别部首是什么，如“卷”字在“阝”部，“爽”字在“爻”部；“世”字在“一”部，这种情形，就需要按照全字笔画寻捡卷首的检字表，它会告诉你部首是什么。注音所用反切，以后讲语音时当评说，这里只略讲用法。大家知道汉字是一字一音，每个字音都可以分解成声和韵两种音素（现在叫做声母韵母）。反切用两个字来切一个音就和现在用声母韵母拼成一个音一个道理，上字所含的声母和下字的韵母来切成一个音的。比如“德红切”，照现在的话说，“德”可以分解成声母d（勿）和韵母e（古），“红”可以分解声母h（厂）和韵母ong（乂人），所在切音时只取上字“德”的声母d，和下字“红”的韵母ong，两者合并急读，即可读成d+ong=dong，即是“东”字的音。所以注“东”字的音就用“德红切”表示。即是说，把切语上字的声和切语下字的韵急遽地读，即成为所切的音。这与拼音的方法和道理完全一样。只是切语所用的上下两字不是字母，须先把它们分析出声母韵母，而且有时读不准，因而切出来的音就不准确。以后改用拼音字母便没有这毛病了。
      以上谈的是字典，以下再谈辞书。《辞源》是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到1931年又出版一本续编。《辞海》是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它比《辞源》晚出二十年，当然比《辞源》好些。这两本书的性质都相同，都像一部百科性的辞典，内容无所不包，从成语典故，众物制度，直到人名地名，科学用语，翻译语辞，都包括在内。编排体例，都按部首排列，凡第一个字相同的词都排在一起，归类在那第一个字的后面。检查方法先查第一个字，与查康熙字典全同。查得第一个字后，逐一看去，即可查得可查的词。这两部辞书既然比康熙字典、大中华字典丰富得多，解释和所引的语句都加了新式标点，并收有虚词，比康熙字典帮助更大，不过它们都是解放前编的，许多观点解释有很大的错误，不能满足现在的要求。目前这两部书正在进行改编工作，辞海将改编成一本百科性的辞典，两年后，就有比较完备的工具书可用了。
      以下介绍几本讲虚词的著作。《助字辨略》，是清康熙时刘淇编的。专解释虚字，收词436个。博采群书，比证语词情态，引释评略，对理解古书中的虚词有很大的帮助。按诗韵上平、下平、上、去、入五声分为五卷，所讲的虚词即按韵目次序排列。不熟悉韵目的人可先查卷首总目录。《经传释词》，是清嘉庆时王引之编的。共收词160个，皆取材于九经三传及周秦两汉之书，所以叫《经传释词》。分为十卷，系按宋温三十六字母，喉牙舌齿唇的声序排列的。不熟悉声母的人可查卷首目录。《经词衍释》，是清同治时吴昌莹编的。系就王氏《释词》所解名词增加解释和例证。编排与《释词》全同。《古书虚字集释》，是1932年裴学海编的。收词290个，除全收《经传释词》之说外，兼采《助字辨略》、《古书疑义举例》、《词诠》等说，汇集解释。要理材料多用比附方法，不如刘、王精采。编排方法与《经传释词》全同。《词诠》，是1928年杨树达编的，收词560个，兼标词类，因此有的并释及实义，有语法常识的更容易看懂。编排应按注音字母拼音次序排列的，篇首有目录检字可查。以上介绍的书，都是文言，所举例证都出于古书。比较难懂，只有一本吕叔湘编的文言虚字，是用白话解释的，例句多是浅近文言，比较好懂。不过分量不多，不够用。可先看文言虚字，逐渐培养阅读文言解释的能力，才能运用工具书读懂古书。这两部书既正在进行改编工作，辞源拟删去原来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的条目，专收汉语古词，并以新观点解释，作为一部读古专用辞书，辞海则根据厚今薄古在五个问题的精神改编成的一部内容丰富的综合性新百科辞书，两年以后出书。
      我对于词怎样分类是这样理解的：任何一个词与其它的词都有相同或相异之点，这便是词有类别的客观事实。问题在：根据什么特点来作分类的标准。我们从前有过以字形的部首分类的，如说文辞海之类，有过以字音的收韵分类的，如广韵韵附之类，有过以字义的性质分类的，如尔雅方言之类（按古代叫字现代叫词）。由于它们各有目的，所以分类的依据不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是说，任何一种分类方法决不是漫无目的，为分类而分类。我们在词法上讲词的分类，不能不为语法服务。所以在语法上对词进行分类，要求适应语法需要是必要的。词的适应语法需要表现在它的职能上。词的职能就是定作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什么样的建筑需要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材料适合于什么样的建筑，都不是人的企图可以左右的。在语法需要上作为一种材料来处理应用的便是同类，作为不是一种材料来处理应用的便是异类。比如英语的形容词与数词都是作区别、修饰名词用的，在处理应用上有差别，所以英语语法上一般把它们并为一类，如在俄语，由于它们与名词相应的格的变化不一样，所以俄语语法便把它们分为两类。又如英语的有定冠词的意义本与指示形容词相近，无定冠词的意义与数量形容词相近，可它们的应用竟与形容词不同，所以别立为冠词一类，而俄语就没有。又如俄语的名词变格有生命的词和无生命的词不同。所以俄语的名词又分有生命无生命两小类，而英文就没有分别。由此可见不是只要有相同之类就并为一类，只要有不同之类就别为另一类，要在语法的处理应用上找出异同之类来分类，即是适应语法的需要的分类。
      具体的语法需要是怎样的呢？人们说话是反映客观现实的，说话需要的材料就是反映客观现实的材料。说话为一个要说一个听说的对象。这对象一定是一个人或一件事，或一个物件，便需要表示一个人或一件事或一个物件的词来做构成这话的材料。表示人或事物便是作为表现所说对象的材料的特征。以此特征为标准把词汇中具有此类特征的词聚为一类，便是语法上的名词类。其次，说话不是单纯说一个对象就算了事，还要说这对象怎么样就是要说它作什么，或者是什么，或者怎么样。那就是所说对象的动作变化或性状数量，便需要表示事物的动作变化或性状数量的词来作材料。把表示事物的动作变化的词汇为一类，便是动词类，把表示事物的性质状态的词聚为一类，便是形容词类，把表示事物的数目、分量的词汇为一类，便是数量词类（数量词，在现在的课本里分为数词，量词）。名词所表示的是事物的本体，动词，形容词，数量词即表示的是事物的属性，对本体是导体所生的相，动作变化是动相，性状数量是静相，这些动相静相又有情状、程度、范围、方法、时空等各方面的属性，又是动相静相产生的相，算是加相。这也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在说话中也要有表示这种加相的词来做材料。把表示这种加相的词聚为一类，便是副词类。有了所说的对象，又有所对象的各种表相和加相：还有事物与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及人们对事物的感情态度与事物受到声音都要在谈话中表现出来，就需要表示这些关系、口气、声音的词来作补助材料。把表示附加关系的词聚为一类，便是介词类，把表示连接关系的词聚为一类便是连词类，把表示语势口气的词聚为一类，便是语气词类，把表示声音的聚为一类，便是象声词类。此外，在谈话的时候，为了避免一个名物的重述，需要一种代替名物的词，把它们聚为一类，便是代名词类（现叫“代词”）。总共十类，都是语法上构成语言必需的材料。这便是适应语法需要分出来的类。
      根据语法需要，确定整个词汇为若干类，确定每一个类具备着什么特征，这是建立词类的步骤，然后按照这些特征把词汇中具有某种特征的词聚为某类，这是归类的步骤。所有的词都可以归入所有的类，所有的类都适应着构成语言所需要的各种材料，所有的语言材料都不出所有的词类之外，完全是有客观依据的。这便是分类的措施。这样分类必然得出两个结果：1词有定类，2类有定用。这样分类便给每一个类规定了两个任务：1每一类词表现着语言某种材料的特征，这便是类的意义。也就是进行分类所根据的标准。2每一类词在语法上有一定的作用，即充当一定的构成材料，这便是词类的作用，每一个类要有明确的作用才是分类的目的。不然为分类而分类就没有意义。由此可见词有定类，类有定用也是客观必然的结果。不过词有变化，而汉语的词形态没有变化，一种形态的词有充作几种职能的材料，在句子中所实现的职能与在句子所定的类往往不相应。因此在句子中又有辨类的措施，分类的标准是词在句子外的意义特征，辨类及标准是词在句子内的语法形式，两个措施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有人认为这样凭意义分类，不是语法分类，语法的标志是形态，要凭形态分类才是语法分类。是的。这是凭意义分类，不是凭形态分类。可要问：形态与意义能不能分家？不管意义单论形态行不行？用词造句是凭形态选词呢？是凭意义选词呢？比如一般以词尾“子”带“头”的词和词头加“老”的词是名词，名词可以接受动词的支配，假如有人说“吃老虎，读桌子，打馒头”，行不行呢？显然不行。他们答覆自然是，凭形态并不撇开意义。可见有形态还是要看意义。应该承认意义才是选词的决定条件。那么，意义不是可以贯通有形态没形态么？这里得再问一问，形态标志的本质是什么？形态变化的依据是什么？我想，无论作为构词法的接头接尾的标志，或者作为语法范畴的变格变位的标志，总不外声音的增损变化吧！这种形态标志是不是就是词的声音的一种表现形式（如表现为单音复音一例）呢？声音是词的物质材料，形态只是词的物质材料的一种表现形式，形式并不就是材料，一种形式不能代表任何形式，因此不能说，没有形态标志就没有物质材料，更不能说，没有形态标志就是没有任何形式的赤裸裸的意义。有形态标志的声音也表着词的意义，是词的外壳，没形态标志的声音也表现着词的意义，也是词的外壳，可见有形态标志没形态标志并不影响词的生存，它只表现着词的变化。那么，词的变化又是什么呢？自然，词的变化就是词的形态的变化，可这种循环论不能说明问题，必须明确词的形态与意义不能分家，词的形态变化是词的意义变化的表现，而且应该肯定词的形态变化是依存于词的意义的变化的。由此可见，所谓词的变化是由词的意义的变化表现为相应的形态的变化。根据形式必须与内容相应来理解，形态不能离开意义而独立存在，根据形式决定于内容来理解，意义是主要的形态是附带的，因此，举意义以赅括形态，不是没有理由的，而且要照顾不具备形态变化的词，只有意义才能赅括。问题在，有些人从单纯的意义出发，与语法毫不相干。比如，把青黄赤白黑分为颜色词类，把日月风云分为天文词类，把耳目手足分为身体词类，把笔砚刀斧分为工具词类，这样当然不是语法分类。一般反对凭意义分类，当然是对这样凭单纯义分类而言，至于适应语法需要的意义，即是构成语言的材料的特征，按照这种特征分出来的类，完全是为语法服务的，怎么不是语法分类呢？总结我的看法：汉语的词适应语法需要分为十类：名词、代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介词、连词、语气词、象声词。各类有各类的意义、作用、语法特征，而以词义特征为分类标准，语法特征为辨类标准。
      郑伯克段于鄢（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这是时间副词，初，表追溯从前，及，表叙及其后。这是主语。这是谓语。这是带介词的补语，有的语法书叫它后附状语。此处省略了主语，承前省。这是称谓意义的被动词曰（是被人叫做做的意思）所带的表语。这是他动词生所带的宾语（宾语直接受动词支配，与主语为异物。补语亦与主语为异物，但不受动词支配，补语或带介词或不带介词，都是动作所关系的事物。表
      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1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庞）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此是表数量的补语，过，有过于，意，介词。于，不出现。2此有两种分析法：一种，以“都城过百雉”作主语，“国之害也”作表语，判断句例不用判断动词，是，助词“也”，即表决定意。一种，认为“国之害也”前面省略了一个指代词“此”，“此”即重指前句，是后句的主语，这便认为是复句。此是名词前面通过介词“之”附加的定语。介绍定语的介词只一个“之”，它位置在它所介绍的名词之后，而所附加的名词之前，与状语同样以圆括弧括住，但箭标从上面引出。4此句“先王之制”是主语，冒号下的三个小句都是表语，冒号即表示“即是”的意思，用方括弧〔〕表示所括住的句子或词组是一个成分。5“参国之一”是三分国之一的意思，本可分析为“（参国之）一”，它是一个表分数的成语，故即看作一数量词，作“过”的补语，下“五之一”、“九之一”同。6“中”是“中都”的省称，“小”是“小都”的省称，它们即作表“中都”、“小都”作主语。此即承上文省略了“不过”两字。8“度”本是名词，在此作动词用，作谓语，是合法度的意思，不度便是不合法度。9“非”即“是”的反面，是判断句的否决谓语。此句亦与2同，有两种分析法：或以“今京不度”作主语，“非制也”是谓语带表语，或以“非”前省略了“此”，看作两个分句。1“不堪”后应省略了“其害”。1此是倒宾句式，“有”是谓语，“何厌”是宾语，“之”间在倒置的动宾之间，与上段所讲“唯命是听”的“是”同一作用，或说它们复指倒宾，或说它们是语助，总之它们只表倒宾作用，不表本身意义，故给它一个圜圈的符号。1“不如”是和“与其”相应的审决连词，在比较复句中表衡量所取的措施，这种措施是主句，这里的从句未出现。8“早为之所”是双宾语句式，主语对话省（应该是“君”），“所”是直接宾语，“之”是间接宾语，是早点对他作个地步的意思。凡授予、教示意义的动词要求双宾语，此是处置意义的动词也要求双宾语。4此句在前段的“使居之”同是使令义的兼格宾语句而省略了兼宾成分的。5此是“如蔓则难图也”或“如听其蔓则难图也”的约缩句，故“蔓”与“图”都是谓语。1此是前后相逼的进层复句，“犹…况…”是表逼进的相应连词，进层句往往只出现一个主语，其他成分都承前省略，以一个表反诘助词“乎”煞尾。1此以“不义”词组作宾语，指不义的事，“不”修饰“义”，是副词修饰形容词，“不义”表不义的事，然后是名词性。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无）生民心。”公曰：“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已）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此“贰”是动词，表两属的行为，作西鄙北鄙的递谓语（兼格宾语所带的谓语明递谓语）。2）此“贰”是名词，表两属的现象，作“堪”的宾语。3“若之何”亦属使令意义的兼格宾语结构，“把他怎么样”的意思，但此已成惯用的词组，亦可以整个词组看成一个词作谓语，即“怎么办”的意思。4此是一个不用连词的假设复句，“欲与大叔”是表假设的从句，“臣请事之”是表终结的主句，从句中的谓语“与”是授予义动词，应带双宾语，由于对话共喻，主语及直接宾语未出现，主句中谓语“请”是使令义动词，应带兼格宾语，此种兼宾常不出现，此句是两重兼宾的约缩，即“请君许我事之”的约缩。5此是用了连词的假设复句，“若”即从句中的假设连词，“弗与”则双宾及主语都承前省略了，表终结的主句以“则”为连词，“请除之”则是省了兼格宾语“君”的形式。此及上句，两个复句又组成并列关系的复句。6此“生”是使动用法，使人民生心的意思。7“无庸”是对话禁辞，例不用主语，宾语亦省。8“自及”后省略了补语，即自及于祸的意思。9此“贰”是名词，表两属的城邑；“以为己邑”是“以之为己邑”的省略，“之”即所收之“贰”，故承前省；并可把“以为”看作一个词。此句是一个主语带了两个动作相连的承接复谓语，仍是单句。1此句主语未出现，指所收地区。1此是助动词作谓语，所可的动作行为是什么，彼此共喻故不吐，而且有过程的，故用有动性的决定助词“矣”煞尾，而不用“也”。此与上文“无庸”及下文“可矣”相呼应。1此是条件复句，“厚”是条件，“得众”是成果，皆省主语。1“厚将崩”是一个条件复句，“不义昵”又是“厚将崩”的条件从句。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率车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1“完聚”是完其城郭聚其人民的意思，古语求简，略去宾语而并用如一词。2“甲兵”、“卒乘”各为两事，本是“缮”与“具”的联合宾语，亦并用如一词。3数量词以附加在名词前为常，此附加在名词后，因为语意在突出数量，与一般附加作定语的意义不同，故把整个词组看作宾语。4“以伐京”是“以之伐京”的意思，“之”所指的事物即紧接在前面，故常省去不出现，只留得一个介词“以”，实际是“以之”作状语，或以“之”既不出现，“以”便无所介；它在这里相当连词作用，看作连词亦通。“率车”、“伐京”便是两个动作相连的递谓语。5“诸”是“之于”的合音字，故“公伐诸鄢”即“公伐之于鄢”，“诸”是宾语，“鄢”是补语。6此是记时间的一组词，是出奔的状语，因要突出时间，故提在句首。（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爱（其）母，施及庄公。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此句有“置”、“誓”、“曰”三个动词共一主语（承前省），是承接复谓语。“誓”作他动词用，“誓之”是对她发誓的意思。2“有献于公”是“有所献于公”的意思，“所”常省去不出现，“献于公”是“有”的宾语。3此授予义的双宾语句，“之”是间接宾语，“食”是直接宾语。4“食舍肉”是“食而舍肉”的省略，两个动作相连，是承接复谓语。5“请以遗之”是“请君许我以此遗之”的约缩，“请”后的兼宾语以省约为常。“尔有母遗”是“尔有母可遗”的意思，“遗”作“可遗”解，是被动性，故可作“母”的递谓语。“有”带兼格宾语是因为它表存在，而存在的事物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而肯定的，所以它有认定义动词的作用。“独无”后承前省宾。“何谓也”是倒词组，作“问”的宾语，“其意云何”的意思，“也”在此便是终问的语气。9此两句皆告语义的双宾语句。1“何患”亦是倒宾，患什么的意思，“焉”有“于此”义。“及”在此是介所到的介词，“泉”通过“及”作“阙”的补语。1“隧”在此作动词用，通过隧道的意思。此反诘句，“其”在此是表反诘的语气副词，语气副词与全句语气相应，故往往在句首，从前人以为发语词。0“入”和“出”之后都省略了补语“于隧”。1此是表空间状语，“其乐也”句子作主语。0“母子如初”句子作表语，主语“他们”省。1“是之谓”是倒宾结构，“其”在此是表测度的语气副词。
      句子结构的基本形式：主语十谓语。庄公寤生。颍考叔，纯孝也！2主语十谓语十表语。〔今京不度〕，非制也。颍考叔为颍谷封人。3主语十表语。制，岩邑也。〔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4主语十谓语十宾语。京叛大叔段。公闻其期。5主语十谓语十间宾十直宾。公赐之食。公语之故。6主语十谓语十兼宾十递谓。君得若之何？（）无使（之）滋蔓。7主语十谓语十兼宾十递谓十表语。（）欲立之（为太子）。（）字之。8主语十谓语十兼宾十表语。（）谓之京城大叔。9主语十谓语十兼宾十递谓十宾语。（）命子封率车二百乘以伐京。1主语十谓语十补语。大叔出奔共。都城过百雉。0主语十谓语十介词十补语。郑武公娶于申。段入于鄢。1主语十谓语十宾语十补语。公伐诸鄢。2主语十谓语十宾语十介词十补语。（）遂置姜氏于城颍。3主语十谓语十兼宾十递谓十补语。（）使（之）居之。4主语十谓语十兼宾十递谓十介词十补语。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意见——在北拉方案基础上进行修正。内容提要：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主张用zh、ch、sh表知、吃、诗。2主张用g（i、y）、k（i、y）、h（i、y）表基、欺、希。3主张用er表儿，用rh表日。4主张用z表资，不用一切代用式。5主张依a、b、c、d……的顺序排列字母表，v、q、x一并列入；依b、p、m、f的顺序排列子音母音表，双字母子音及复母音列入此表。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已有不少人提出意见。为什么主要要在北拉方案（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简称）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呢？第一、北拉方案吸取了国语罗马字以前各种汉语拼音方案的优点，合理的成分最多，有理论（历史性的理论）的基础；第二、北拉方案在解放区及若干据点推行过二十多年，实验研究的人不少，有实在的基础。这是对于推行拼音字母最有利的条件。在这种基础上进一步要求更合理更合用，修正才有根据。若舍此而抽象地强调科学性（例如采用音素化的音节结构之类），各人有一套科学的图案，很难取得一致的认识，而且在没有实践以前，谁也不能预测谁有实用价值。与其冒险摸索，实不如在已有实践经验的北拉方案基础上进行修正，比较有把握。
      本此理由，我基本上同意文改会《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初步意见》（简称《修正意见》）所建议的第一式（见《拼音》创刊号页3），附带提出一点补充意见，分别陈述如次：1.同意知、吃、诗、额写为zh、ch、sh、ng。原草案对于zh、ch、sh、ng的评价，肯定的是它们合于西欧习惯，否定的是这样写起来比较累赘。从举的例看，所谓比较累赘是因为在一个音节里要多写一个或两个字母，比起少写一个或两个字母来，当然算累赘。可未考虑到，多学四个生字母，就要多学十六个写法和认法；比起在一个音节里多写一两个熟字母，可能更见麻烦。尤其在为了在国外识写和在机械设备上应用的情况下，更多学一套代用式，就更增加一倍的负担。两相比较，究竟哪个比较累赘呢？有人以为两个字母合起来就是两个音素相拼，z、c、s各和一个h相拼，n和g相拼，都非常别扭。这是把拼音和标音混为一谈了。拼音是从语言的角度处理问题，要顺应语音的配合；标音是从符号的角度处理问题，用什么符号标什么音，用几个符号标一个音，都出于人们的规定，不过要能精确地反映出发音的实际才合客观需要。国际音标即有用两个符号标记一个音素的，如ts、dz、ts、dz、tg、dg等都是。这种措施，凡运用拼音字母的文字都采用，sh、ch、ng便是英语所采用的。两个符号只表示发音的音位，并不是两个音素相拼。修正建议的第一式、第二式都认识了这一点，是与国际运用拉丁字母的习惯相合的。不过，第二式采用而不用zh，可能以为要国际用过的形式才是习惯，国际不曾用过，便不敢自造使用。那只是依傍，不是适应。适应要以自己为主，体会别人运用的精神，结合自己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作出自己的方案，决不是依样画葫芦。汉语语音自有特点，制定字母，照顾它的特点是必要的。原草案指出：z、c、s各带一个尾巴，就系统地表明了资、雌、私与知、吃、诗两组音的对比关系，这是企图表现这种特点的。可惜，原草案在这一点上远不如修正建议第一式表现得突出鲜明。比如z、c、s在手写体中便看不出带尾巴的痕迹，怎能引起对比的联想呢？而zh、ch、sh、ng则在各种写法中都有z、c、s、n各作它们每一个写法的组成部分，对比关系非常明显。而且z、c、s各带一个h，意味着由z、c、s的舌尖前（舌尖齿）退到舌尖后（舌尖硬颚），颚化成音；n带一个g，意味着气流由舌尖中（舌尖齿龈）阻回舌根（后舌面软颚），逼入鼻腔成音，都反映了发音的实际情况。因此，人们学起来，用起来，都有可以触类旁通的直接感觉。这比带一个尾巴的意义周密得多。不仅表明了两组音的对比，而且显现出同音的类及。原草案考虑及此，不能充分表现；第二式根本不考虑及此，只机械地依傍国际习惯，而不能创造性地适应国际习惯，所以我同意第一式而不同意第二式。2.同意基、欺、希写为g（i、y）、k（i、y）、h（i、y）。基、欺、希的读音有两个来源：1由哥、科、喝变读；2由积、妻、西变读。它们的特点是：哥、科、喝和积、妻、西只用于a、o、e、u之前，而不用于i、y之前；基、欺、希则只用于i、y之前，而不用于a、o、e、u之前。因此，用一组字母的变读来表示相应的他组的音是可以的。原草案偏执一个字母只能代表一个音素的原则（实际上这种原则并不能贯彻，如e代表了额和也两个音素，y和w只作书写的代替符号，并不代表音素
      汉语的一个音节即是一个汉字的读音。自来的音韵学家都认为汉字读音有声和韵两部分：发声的是声，收声的是韵。任何字都可以用反切标音。现代的语音学家分析汉字的音节结构，把这两部分叫声母、韵母。声母、韵母相拼便会成音节，与反切的道理并无二致。而、耳、二等字的音节结构也不例外。如“而”读如之切，“儿”读如移切，“耳”读而止切，“尔”读儿氏切，“二”读而止切。可见它们都有声有韵，并不单是韵母，也不单是声母。而且都可以作反切的上字，如“而容切”读茸，“耳由切”读柔，“尔执切”读入；又可以作反切的下字，如“止而切”读之，“兹尔切”读紫，“密二切”读寐。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反切上字与所切的字互为双声，谁能说不是声母发声的字能与声母发声同字互为双声呢？反切下字与所切的字互为叠韵，谁能说不是韵母收声的字能与韵母收声的字互为叠韵呢？声母发声就是子音开头，韵母收声就是母音收尾。本身既是子音开头，所以前面不能再拼子音；本身既是母音收尾，所以后面不能再拼母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此可见，“儿”所表的音确是一个子音开头、母音收尾的音节，不是韵母或声母自作的音节。子音开头、母音收尾的音节写作0r（或81）是值得商量的。有人以为“而”在古读，诚属日纽之韵；但在现在的北京话里已读卷舌母音，不是本来面目了。母音特征在于发音是由声带颤动，不是气流受阻。写作0r（或01）是须按发音的实际用符号来描写的，未可以古例今。是的，就照读音的实际来探讨吧！现代语音学告诉我们，读浊子音的时候，也要带动声带颤动；又告诉我们：r（或0）是浊子音。那末，这个er（或01）所表的音，究竟是由1（或1）带动声带颤动的音呢？是本身发出的声带颤动的音呢？我不是北京人，自然读不到准确的北京发音。例举几个语音学家的说法来说明：1. 徐世荣先生在《普通话语音广播讲座》里这样说：“er（儿）卷舌母音，舌位在中央，在念中央的。时，同时轻灵地把舌一卷（课本第二本页14）。”2. 董少文先生在《语音常识》里这样说：“卷舌韵母，一类是儿韵字，常用的有儿、而（er&），耳、尔、洱、迩（er，），二、贰（0r。）。〔er〕是卷舌之音……音标〔『〕是形容性符号，表示念齐头的元音的时候就卷舌，并不是先念元音〔。〕再念〔7〕。这个韵母可以这样练习：‘念〔。〕，把舌尖卷起来，可是不碰着上咢页，嘴略张开，再略关，就发出〔07〕来了’（页59—71）。”3. 罗常培、王均两先生在《普通语音学纲要》里这样说：“北京话‘儿’‘耳’‘二’等字，在发音时，舌尖的位置比混元音〔。〕稍向前推动，舌尖硬颚前部翘起，形成一种特殊的音色，仿佛是一个带有卷舌音〔『〕色彩的〔。〕，咱们用〔9，〕来标它，这就是所谓卷舌之音（页73）。”这三种说法，所用的标记符号虽然不同（前一种用拼音字母标记，「是日母；后两种用国际音标标记，『便不是日母，国际音标的日母是（3）），可所注的音都是“而、耳、二”等字。他们指示的读音方法可以概括为：1. 发。即同时卷舌，。与【不分先后（徐、董的指示）；2. 发音的舌尖位置比。向前推动，仿佛。带卷舌音〔『〕（罗、王的标示）。我们试照此实践，并作两个比较：〇与先念母音后念子音的an、en、ang、eng比较，在an、en、ang、eng的发音中，尽管母音鼻音化了，可仍保持着母音的强烈响度，人们一时便能辨出什么母音来，可以由它们是母音性质，所以它们可以作韵母、前面可以再拼子音；可在。r的发音中，一有强烈响度的不是母音。，而是子音【，即是说，卷舌发音的强度超过了声带颤动的强度，所以读出来的音是子音而不是母音，所以前面不能再拼子音。2. 与英语的e【比较，发英语的01，母音。在舌尖卷起的稍后一点发出，气流无阻，母音。的响度比卷舌的响度大，形成。带卷舌音的音色；发汉语的0【则气流阻在舌尖卷起处，即比发。向前推进，触动舌尖而发音，所以卷舌的子音【的响度特别显著，所谓仿佛。带卷舌音不是真正。带卷舌音，因为卷舌音的强度超过了声带颤动的强度。因此，英语的。r，前面可以和子音相拼或者连读（如tiger、sister、tongen、shorter），而汉语的er却不能。由此可见，汉语的er发音不是母音。所发的声带颤动的音，而是子音【卷舌阻着气流带动声带颤动的音，所以发出的音是子音而不是母音。这个子音有两个特点：囗它常带着一个不能独立存在的韵，这点与屮、彳、尸、日、日、方、厶等相同；图它除自己所带的韵外，不与其他任何母音相拼，这点却与屮、彳、尸、日、阝、方、&等相同；国它除自己所带的韵外，不与其他任何母音相拼，这点却与出、彳、尸、日、日、支、厶不一样。因此，它只能带着自己的韵自作音节，即止作“而、耳、二”等字的注音。现代语音学家可能根据第二个特点按照西方语音学规律（要母音才可以的作音节）判定它是母音，却忽略了第一个特点它是带着韵的子音。又可能比照北京话的儿化现象推定它是母音儿化了，所以叫它卷舌母音。试以“儿”的读音与儿化语音相比较，例如“今儿、明儿、这儿、那儿、花儿、鸟儿、车儿、马儿”，每一个儿化的结尾都读轻声，这种轻声显然是一个音节“儿”省韵收声的现象，正与“他的、我的、蚊子、扇子”等的语尾的“子”读成轻声的省韵收声现象一样。至于“儿”的读音，则是子音开头，母音收尾，即卷舌子音发声并由自己所带的母音收声，声韵分明，并无所省，决不能与儿化韵等量齐观。语言是历史的产物，语音演变也有历史的根源。儿与日两个音，古本同源，今乃异趣。所异的是什么呢？为了说明起见，不能只援古证今。自来的音韵学家都把儿注音的字归于日纽，与来纽的字，一个叫半齿音，一个叫半舌音（其他一半为喉音，即是带动声带颤动的音）。字母（守温三十六母）排列，日母在来母之后，表明它们音位相近。章太炎说：“日纽之音，进而呼之则近来，退而呼之则近禅”（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注音字母即循着这个演变的陈迹，别为儿、日两母：儿是气流阻于卷舌颤动发音，其声近来；日是气流阻于舌颚摩擦发音，其声近禅；一进一退，气流受阻不同，因而发出的音各异。这与徐、董、罗、王所述的发音性状正相符合。注音字母及王照、劳乃宣都用属于日纽的人字的别体“儿”来表这个卷舌的音，即意味着由日进而呼之；近于来而实不是来。这韵就是声的演变，不是声变为韵。注音字母在采用字母时尚能追溯字源，但在判定音类时却又自乖义例，把它认为韵母，实不如北拉方案把它定为声母比较合理。北拉方案把“儿”写作【，肯定它是声母，是与出、彳、尸、日、卩、方、厶同样带着韵的声母，同样承认这八个声母都可以自成音节，因为它们所带的韵母不写出来；要是把所带的韵写出来的话，他们便都是拼成的音节。问题在这个声母所带的韵与出、彳、尸、日、日、方、厶是声母所带的韵不是一个相同的韵？现代语音学家认为月、方、Y所带的韵是舌尖前母音，屮、彳、尸、日所带的韵是舌尖后母音，它们相差甚微，所以可用一个字母父（帀）表示。至于“儿”既被认为卷舌母音，它便自成一个独特的韵。儿注音的字与屮、彳、尸、日、月、方、<注音的字如，今试以“的”字按照同调读音，如“而”与“时”，“与”与“迟”，“与”与“慈”；“耳”与“止”，“与”与“齿”，“与”与“史”，“与”与“子”，“与”与“此”，“与”与“俟”；“二”与“至”，“与”与“尺”，“与”与“室”，“与”与“自”，“与”与“次”，“与”与“四”，“与”与“日”。无论在口里，在耳里，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可见它们是同一个韵，即是同一个所差甚微的韵。又据旧音韵学的文献（《广韵》），凡用儿注音的汉字与屮、彳、尸、日、卩、方、厶注音的汉字，都用同属一韵，如“而”与“蚩、诗、兹、思”等同属之韵，“儿”与“知、驰、资、雌”等同属支韵，“耳”与“耻、始、子、史”等同属止韵，“尔”与“侈、豸、紫、此”等同属纸韵，“二”与“致、示、自、四”等同属至韵，“日”与“织、尺、实、室”等同属质韵。而此之、支、止、纸、至、质等音现均同一韵母市，可见，这八个声母注音的字自古以来即属同一韵类，即此八个声母所带的韵同是一个母音——一个不能独立存在的母音市。儿与日，现有相同的本质，又有韵音的变迁，故在注字母时，照顾它们之间的对比关系是相关的。儿与日之间的对比关系正与卩、攴、厶和出、彳、尸之间的对比关系一样：日、方、厶与儿的是舌尖前，屮、彳、尸与日的是舌尖后音。这种对比关系，在日、方、厶与屮、彳、厶之间既可以带不带1来表示，那末，在儿与日之间同样以带不带1来表示，不但可以，而且必要。所以北拉方案以2、。、5、【表阝、方、厶、儿，同时以zh、ch、sh、rh表出、尸、彳、日，不但语音对比关系表现得突出鲜明，而运用字母的规律也极整齐周密。它们都带着一个不写出来的韵母帀，所以规定它们都可以自作音节；这便是北拉方案极合理的措施。这种措施，今天定会适用。既有人主张把日写成r1，把儿写成【，正可以恢复北拉方案之旧，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修正意见对这种主张作了批评，以为：“由于用h表示厂，同时表示音节的日的后面要写出母音，因此，没有必要把子音日写成rh。”（拼中5）这止是看到h有隔音的作用，而未看到h表音的重大意义，它既可以表明日与儿的对比关系，又可以表明屮、彳、尸、日四个音的类及关系；这样对于读音拼写都是有利的，不能说是不必要吧！修正意见又以为：“如果把日写成rh，当韵尾—1和子音h相遇的时候，反而要发生误会，例如，原草案没有rh的写法，因此，eshu止能读为‘二胡’；如果子音写成rh，eshu就可以读成‘厄如’。”（同上）*1这里得先问一问，主张修改的人是不是单修改r（日）而不修改er（儿）？据说明的提示明明说有人主张修改r（日）和er（儿）的写法，不是说修改r（日）或er（儿）的写法。接着又说，例如把日写成rh，把儿写成r？不能把日写成rh或把儿写成ri，这就很难使人在理解为既修改r（日）为r1，又修改er（儿）为r。所设的例是以不修改的写法写成而以修改的写法读音，枘凿不相容是必然的。修正意见又说：“过去拉丁化新文字用x表厂，所以可能用r1表示日，同时用1表示儿；现在用1表示厂，就不能再用r1表示日，同时用er表示儿。”（同上）这里后面否定句中“不能再用”的对象并不是前面肯定句中“可能用”的内容，2逻辑上讲不过去。无论是不是手民把r误为er，总之止否定用rh表日同时用0r表儿的写法，并未否定用11表日同时用【表儿的写法。老实说，用rh表日同用【表儿的写法，是根本不能否定的。要是在母音市不写出来的情况下主张这种写法，可能有缺点，因为“二胡”写作rhu，便会使人读成“如”；但在母音市字写出来的情况下，照第一式帀写作i，则“二胡”写作rihu；照第二式rg写作r，则“二胡”写作iyhu，任何人都不会有任何误会。回头来看修正保留的原草案，把日写成r，同时把儿写成er，这种写法反而免不了千虑是一失。比如“恶人”写为eren，不会读成“二恩”么？又如“鹅肉”写为erou，不会读成“而沤”么？又如“愕然”写为erqn，不会读成“二俺”么？由此可见，使人发生误会的现象并不产生于把日写成rh同时把儿写成1的主张建议，而恰恰产生于把日写成？同时把儿写成er的草案。因此，我建议重新考虑以？表儿同时以rh关表日的修正主张。这样修正有几点好处：囗『（儿）性质明朗化，即【（儿）是子音g，要拼上母音帀才是音节；2. 儿与日显然就分别，并不增加新字母；囝1音节未尾写作r，正是轻声语尾省韵存声的规律；1除拼帀作音节及省市作轻声语尾外，还可以拼写外来语的卷舌音；5. r1与2h、ch、sh表现着鲜明的对比和类及关系；6. 没有交叉搅混的现象。这样不更合理合用吗？4. 关于帀及其他修正意见的说明第三项提出三点关于第一第二两式共通之点：文中第二点复合母音1又、x\的修正（见说明第三页，摘自p、7）。〇把v、q、x三个字母表；2复母音1又、⋮xz、x八以iou、uei、ueu为基本形式，以1n︴、ui、un为简化形式；3隔音符号改为〔，〕；以及原草案与北拉不同之点，〇表厂的%改为ho；2表幺的ao改为an。这些我完全同意。这样来比较北拉方案，止改了四点：1. 用1代替了&；2. 用an代替了＆o；3. 写出了从前不写出的母音市；囡在字母表中使用了￥、q、%三个字母。基本上与北拉方案一致。总的说来定是北拉方案的旧调，别无新义。汉语拼音字母要求：田民族性的语音规范；2国际化的字母形式。语音方面，必须充分考虑汉语语音在历史上、在方言里的演变事实和传统规律；符号方面，必须创造性地适应国际运用拉丁字母的习惯，保持拉丁字母的纯洁。这两个方面必须调和，不可偏废。北拉方案是做到了这点的。这是制定字母应该贯彻的主要原则。本此原则来安排字母的排列顺序，就觉得此外这里附带一页草案初稿把字母表与子音母音表分别排列是恰当的。字母表按照＆、b、c、d……的顺序排列，此符合这种原则的，这是拉丁字母的顺序，是符合国际习惯的；子音母音表按照b、p、m、f……的顺序排列，这是注音字母的顺序，是顺应汉语发音的规律的。双字母子音及复母音（包括复合母音及鼻音化母音）都列在子音母音表内，不与字母表相混，这样字母和语音界限分明，子音母音也交代得清清楚楚，便于说明拼音。拼音方案应以拼音为中心，有利于说明拼音的措施不可忽视。草案初稿
      胡适又以《韩非子》书中有：“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这样的话，就断定：“可见当时的各地方方言很不同。方言不同而当时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可见文字与语言已不能分不开了。”（同上书第二页）上面胡适所引的例子，都是当时事实的记载。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事实，所得到的认识与胡适相反。我们认为这些事实是说明了，当时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促使语言也在发展，正因为“方言不同而当时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所以文学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加充实，文学语言的使用也随着社会的需要更加扩大。胡适却粗暴地以各地不同的方言为“语体”，以文学语言为“文体”，把这两者断然分裂开来。实质上，这就是既否定了文学语言与方语的联系，也否定了文学语言的存在及其发展的事实。胡适从他荒谬的论点出发，还把秦始皇实行“同文书”的措施，说成这是汉族传统的文学语言到这时候更与口语脱离的表现。因此他说：“我国的文体与语体已分开，故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有‘同文书’的要求。”（《白话文学史》，第二页）但是，历史的事实是这样：秦始皇自兼并六国后，他的统治政策，首先在经济措施上，是为商业资本的活动，开辟了道路，在政治上的措施，是“废封建，置郡县”，结束了分裂局面，在中国建立起空前的大帝国。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动中，秦始皇于是提出实行“同文书”，也就绝不是偶然的了。而绝不是像胡适所说，是由于什么“文体”与“语体”分裂所造成的结果。所谓“同文书”、“同书文字”、“车同轨，书同文字”等等的说法，都是说明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作为社会共同交际工具的文学语言，在这时候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秦始皇在这时候要求实行“同文书”的措施是适时的，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乃是继战国之后的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动所使然。胡适还引用杨雄的《方言》一书中的记述：“娥，女嬴，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女嬴；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齐之间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女丰。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共通语也。……敦，丰，庞，奔，怃，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庞，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怃，或曰夯。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同上书，第三页）他用这些例子，当作语文分裂的又一证据。但是我们从这些例子中，却是看到了我们文学语言在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事实。虽然文学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以消灭方言的存在为条件，但从杨雄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不少古代方言已逐渐统一在后来的文学语言之中，方言中的失去作用的怪僻的词儿，已逐渐地消亡，而“今或同”就是标志着这种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将“娥”、“女嬴”、“媌”、“姣”、“姝”、“女丰”、“妍”等，在文学语言里都可用“好”来表现，将“敦”、“庞”、“夯”、“怃”、“般”、“嘏”、“奕”、“戎”、“京”、“奘”、“将”等，又以“大”来表示。
      在这样的基础上所逐渐形成、确立起来的文学语言，它和方言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影响，而是复杂的相互作用，在这种作用的过程当中，文学语言一方面影响方言口语，同时自己也不断地充实起来”（《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方言·方言学”，第九页）。斯大林同志也曾教导我们说，部落和部族“各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语言。……当然，除了语言之外，还有方言、土语，但是部落或部族统一的共同的语言是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服从于自己。”（《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九一—〇页）我们汉族文学语言的形成、发展、和它与方言口语的关系正是如此。胡适歪曲了语言发展的规律，否定了文学语言与方言口语的联系，这样，必然地就要一笔勾销了传统的汉族文学语言存在的历史。这就是胡适在汉族文学语言问题上的主观唯心论观点的主要表现。
      二
      由于胡适割裂文学语言与方言口语的联系，否定汉族文学语言形成的事实，因此，他对我国古代的文学语言（即是他所说的“古文”）的理解，同样是贯穿着主观唯心论的观点的。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抄录了汉武帝的丞相公孙弘给武帝的奏章里说到下面的话：“……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胡适抓住了“弗能究宣”的这几个字，自以为得到了“证据”，便恬不知耻地说：“这可见当时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这可见古文在那个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白话文学史》第四页）事实上，胡适并没有读懂古书，他只是用他的实用主义的唯心观点，抓住于己有利的片言只字当作了“真理”，便不惜违背历史事实，极端粗暴地宣判了我国古代文学语言，已经在汉武帝的时候“死了”！为了弄清事实，揭穿胡适的欺骗，我们把公孙弘的奏章全录在下面，看看公孙弘是不是说诏书律令的文字使人看不懂。“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厉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按：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史记》：“儒林列传”）这个奏章中，有引用汉武帝诏令的原文，我们以今天的语言来读它，也未见得文字不懂；只是“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居室大伦”与“礼废乐崩”等等所包含的和相关的道理，恐怕有些难于理会，那应该是属于“天人分际，古今之谊”的领域，而不是“文章尔雅”的问题。公孙弘原来就是以“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为武帝所喜悦的人物，他抓住武帝欢喜儒术这一点，想提拔些滞留的儒生，于是先把武帝的诏书律令“缘饰”一番，说它“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这样便不是浅闻的小吏所能究宣的，只有博闻强识、通晓礼义掌故的儒生，才能够担此“明布谕下”的任务。司马迁序“儒林列传”也把这奏章全录出来，指出公孙弘建议的动机说：“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云云，末了又总结一句：“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这里所谓“道之郁滞”，并不意味着文字不好懂，所谓“文学之士”也不是如像后世所称专门咬文嚼字的文人。这从列入“儒林列传”的人物以及《史记》《汉书》都不把这个称号，加在司马相如、杨雄头上来看，就显然可见。事实摆在面前，不能想像公孙弘为了要抬高儒生的身价，反把“通天地人之谓儒”的幌子卸开，而描写成为一个只能读懂文章的通司译员的身手。由此可见，公孙弘所强调“小吏弗能究宣”的，不是尔雅的“文章”，而是“天人分际”、“古今之谊”的道理。胡适没有理解这些，他只看到公孙弘的奏章中前面说到“诏书律令”，后面又说到“弗能究宣”等字样，因此，他便说古文就在那个时候“死了”。可是，他并举不出哪篇哪段，是看不懂的死了的具体材料来。这难道不是胡适狂妄的造谣吗！胡适的惯技，是拣取一两句话头，断章取义地作为“考证”，不管事实材料怎样。比如他在论王充的《论衡》时，说“从这《自纪篇》里我们知道他的《饥俗节义》是用白话做的”（《白话文学史》，第五〇页）这就是胡适引了《自纪篇》中有“闲居作《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的话所得的结论。他又引王充自纪设辩的话：“《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便推论说“可见《饥俗》与《论衡》文体相同”，于是乎又得出结论：“可见《论衡》在当时是一种近于通俗的浅文”。其实把《论衡》里任何一段文章与汉武帝的任何一个诏书律令比较比较，很难分出哪个深哪个浅，哪个尔雅不尔雅，哪个通俗不通俗。一切企图以文字的深浅，或从不同的文体形式上来断定语言的死活，都是违背语言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原则的。语言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在每一个时代里，它都是从过去时期的发展中被继承下来的东西，尤其是在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上，乃是按照它的发展的内部规律，慢慢地发展着。胡适否认了这样的客观事实，所以他不得不陷入重重的矛盾之中。我们且听他说：“中国的民族自从秦汉以来，土地渐渐扩大，吸收了无数的民族。中国的文明在北方征服了匈奴、鲜卑、拓跋、羌人、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在南方征服了无数小民族，从江浙直到湖广，从湖广直到云贵。这个开化的事业，不但遍于中国本部，还推广到高丽，日本，安南等国。这个极伟大开化的事业，足足费了两千年。在这两千年之中，中国民族拿来开化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国的古文明。而传播这个古文明的工具，在当日不能不靠古文。故我们可以说，古文不但作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自己子孙的工具，还做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无数亚洲民族的工具。”（《白话文学史》第六页）胡适在这里，一方面恶意地曲解民族关系，宣传反动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在论述语言问题上，正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按胡适所说古文已死于汉武帝的时候；然而它又能做了二千年来的教育工具！这难道不是彻底地暴露了胡适自己不能不在历史的客观事实面前屈膝的丑态吗！此外，我们还要指出胡适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既说汉武帝时的诏书律令所用的文学语言，是已死了的文字，但是他在提到汉代的应用散文时又说：“汉初的诏令都是朴实的”，“直到昭、宣之间，诏令还是这样”。这也是他自相矛盾之处。所谓汉初是在武帝之前，所谓昭、宣之间，是在武帝之后。我们要问，为什么在汉武帝的前后所用的“应用散文”都是“很朴实的”，都能看得懂，而唯独在中间的汉武帝的“应用散文”，倒是已死了的文字呢？如果事实真如胡适所说的那样，那么，就无异于说，古文在武帝的时候“已死”，但到昭帝的时候又“复活”过来了。试设想，本来就是同一的语言文字，倒会突然“死”而复“生”。这种理论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胡适从割断文学语言与口语的联系，到武断地宣判汉族古代文学语言的死活，这正是他的主观唯心论应用在解说语言问题上的必然的结果。
      三
      胡适狂妄地肯定我国古代文学语言在汉武帝时候已经死了，可是终掩盖不住二千多年来它作了传播文化、教育人民的工具的事实，于是抓住“科举政策”认为是保存古文的“绝妙方法”，这又充分地暴露了胡适在文学语言问题上的反历史主义的主观唯心论观点。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是怎样的呢？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社论，论述到汉语的历史发展时，曾指出：“我们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著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我们历代作家所用的语言，一般地说，都是从古代人民语言一直到近代人民语言中吸取提炼、琢磨、丰富起来的文学语言。古人的语言中，自然有陈腐的东西，后代的人民自然不会用它，可以说它死了。但那只是构成语言的某些材料或者某些形式，而不是语言之整体。这是古代乃至现代人民口头语与文学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要素排斥旧的要素的必然现象。这种发展变化，在《史记》根据《尚书》来叙述古代史实的篇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尚书》这样写：“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蒸蒸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虞书》：“尧典”）《史记》就用了汉代的现行语言这样写：“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史记》“五帝本纪”）上引两文的重点是引者所加，表示前后文不同之处。从这两文对照看来可以知道，接受古代文学语言的遗产，不是原封不动，也不是彻底翻新。语言是它自身经历的复杂的历史道路的产物，是历史所形成的，它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都可以追溯到不同的，而且往往是很古的时代。这才是古代文学语言能够保存流传的根本原因。斯大林同志领导我们：“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商业发展了，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出现了印刷机，出现了出版物——所有这一切都使语言发展起着重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二四页——二五页）把这个语言发展的原理联系我们汉族社会发展的历史，联系我们创造汉语使用汉语的人民的历史来看：从甲骨金文以至《尚书》、《诗经》，丰富着有条理的文书的记载；可见我国古代文学语言在远古以前即适应国家进行管理工作的需要，到春秋战国时代，不但有了有条理的来往书信，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著作文献，流传至今。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文学语言以共同语言的身分适应着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需要的成果。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更强，疆土更大，生产和商业更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需要也更大，这种文学语言的适应性就更加活跃。它不但在各种方言土语中占统治的地位，逐渐丰富，扩大统一，甚至许多外族
      书写古文，于是乎“古文”就能“延续”生命，得以“保存”下来了。由此，胡适还“发现”了下面这样的一条“规律”：“汉武帝到现在，足足的二千年，古体文的势力也就保存了足足二千年。元朝科举停了近八十年，白话的文学就蓬蓬勃勃的兴起来了，科举回来了，古文的势力也回来了。”这“真是保存古文的绝妙方法”（以上均见《白话文学史》，第五页）。我们在上面已经略论了我国古代文学语言，由于它是历史的产物，具有能为人民服务的本质，适应各个时代的社会需要，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它的存在与发展，决定于语言的社会特征，而绝不是决定于属于上层建设的科举政策。胡适的“科举政策”保存古文论，完全是主观的臆造。至于白话文的兴起，是不是由于科举停了呢？胡适在这里把白话文与白话文学混为一谈来淆乱视听，他把白话文与古体文对举来较量盛衰消长，显然是指白话文而言，应该属于语言范畴，就不能越出语言发展规律之外，也即是说，白话文的兴起，只能决定于社会的需要而不决定于科举的停与不停。胡适自己说过：“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做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白话文学史》引子一至二页）试问这一切都是科举停了近八十年的产物吗？当然不是！科举未停以前就有人用白话做书讲学，科举回来了以后，又有由《水浒》以至《红楼梦》等作品的产生，这与科举停与不停有什么相干呢？
      胡适也可能自己觉得他所举的由《水浒》以至《红楼梦》等作品与他所推证的“科举回来了，古文的势力也回来了”的规律不相容，于是换了个嘴脸说，那些作家“忍不住文学的冲动”，“瞧不起中用的古文”，这样他自己又把科举政策保存古文的作用予以否定，认为“政府的权力，科第的引诱，文人的毁誉，都压不住这一点国语文学的冲动”（以上均见《白话文学史》，第八页）。我们要问，为什么元朝以前压得住，元朝以后就压不住？我们又要问，既是元朝以前压得住，为什么一千八百年前乃至八九百年、七八百年前有人用白话做书讲学、做诗词小说等等？如果都压不住，那么科举政策保存古文的实际在哪里？反历史主义的胡适完全抹杀了客观事实，单纯从主观出发，由主观决定一切，制造一切，以此编造一套中国古文保存和白话兴起的规律，这是彻头彻尾反科学的表现。但是我们还必须指出，胡适之所以把保存古代文学语言的功劳，安放在封建帝王的头上，用巧妙的方式说成是封建统治者制订的“科举政策”的“业绩”，这是有其非常卑鄙的意图的。因为他曾狂妄地说过：我国“五四”前后的“白话文学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这就是说，胡适是将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建立，归功于他和他的少数朋友的身上的。为了使他这样的“理论”能找到“历史根据”，所以他把保存古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功劳归功到少数封建统治者的头上，既然封建统治者实行了“科举政策”能够保存“古文”，那么，胡适“提倡”了“白话文运动”，当然就是建立“白话文”的英雄了！胡适在语言问题上，宣传反历史主义的观点，其极端卑鄙的意图就是如此。胡适本着这样的意图，一方面，对我们古代文学语言的存在作歪曲的解释，另一方面，他还把古文与白话对立起来，要故意地割断我们古代文学语言与我们现代文学语言的联系。我们知道，汉族文学语言，有古代的和现代的之分，因为经过长期的演变，它们之间有着若干的距离，是不难理解的事实。但是从古代文学语言到现代文学语言，过去的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是被继承下来的，所以从古代的到现代的文学语言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绝不能粗暴地割断这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把它们看作是对立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天才的著作，大大丰富了我们现代的文学语言，鲁迅先生也以他辉煌的著作，对提炼我们现代的文学语言，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都是“精于造句的大师。他们所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有千锤百炼、一字不易的特点”（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能够这样呢？我们认为其原因之一，是由于毛主席和鲁迅先生善于吸取我们古代语言的有生气的东西加入到他们的著作中去之故。这样的事实，也可以说明我们古代的文学语言和现代的文学语言是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不容割裂对立的道理。但是，胡适和我们相反，他本着他的反历史主义的语言理论，故意地割断我们古代文学语言和现代文学语言的联系，故弄玄虚，颠倒黑白。这是不可容忍的！
      胡适搬用他的语言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曲解文学语言与全民语言的关系，并且曲解了文学作家对语言规范化的真实作用。我们都知道，应用在社会科学著作、自然科学著作，以及文学作品上的文学语言，都是从全民语言基础上加以提炼、琢磨而来的，它与口语有一定的距离，但它绝不是脱离开全民语言的东西。高尔基曾经说过：“把语言分成文学的和人民的，这意思只是说我们有着所谓原料和经过匠师加工的物料。”（参看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这生动地指出了文学语言和全民语言的极密切的关系。在全民语言的宝库中，给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因为“艺术描写形式、形象与性格的语言构造原则、人物谈话的典型化和个性化手法、进行对话的复杂方式、富丽的艺术辞藻、大量的描写手段，都以全民语言为基础，并借这种语言的表现可能性而形成起来。艺术技巧的手法和原则、形象的概括是因袭相传的；其中有些甚至被包括在全民的语言中”（维诺格拉陀夫：《苏联文艺学的当前任务》，载《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第一六页）。这就把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全民语言的关系，说得更具体了。但是，大谈其语言与文学问题的胡适，对上面的问题也要凭他的主观制造荒谬的理论来蒙骗读者。我们看他说，“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说了这样的话后，连他自己也不能不觉得心虚，所以他接着说，“这话初听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以明白了。”我们用不着去看胡适为他自己荒谬的理论所下的注释。他上面说的话，实际上是包含了这样的意思：要想有全民语言，先得有全民语言的文学，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问题在于既还没有全民语言，怎么能够用全民语言来写作呢？既然是用全民语言来写文学，为什么还说要有了用全民语言的文学才有全民语言呢？这样的逻辑实在是胡适的独创！它的秘密就是“大胆假设”，自己假设他用写作文学的语言是全民语言，又自己求证他写出了文学后，便会有全民语言了，所以国语他也要造，国语文学他也要造。“世间所有法，一切唯心造”，这便是实用主义的本质。不管胡适怎样故作深奥，伪装博学，但是，把它拆穿来看，显然地可以看出，胡适是把文学语言和全民语言的关系，恰好是作了因果倒置的解释。我们认为是先有了汉族全民语言，然后才有经过加工的文学语言，胡适则认为先有了文学语言，然后才有汉族全民语言。我们认为要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才能丰富文学语言，胡适则认为不要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可以独立创造文学语言。胡适这一套的语言学“理论”（他曾反复地加以宣传）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原理完全对立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只说胡适是语言学上的白痴，我们必须看到，胡适在此，是借讨论语言学的问题，来散布他那否定客观存在，认为主观决定客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毒素的。与上一问题紧密联系着的，就是文学作家究竟对语言起着什么作用的问题。从语言的观点上看，文学作家是从事提炼和琢磨语言工作的。在我国的文学史上，不少伟大的作家他们都是语言的巨匠。我们看俄罗斯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家，他们也是如此。列宁曾经称赞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语言是伟大而有力的语言。斯大林同志也曾教导我们说，文学的发展给语言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变化；艺术文学不但是民族语言的宝库，而且还是创造的实验室，那里可以发现艺术地运用民间口语的新手段（参看维诺格拉陀夫：《苏联文艺学的当前任务》，载《斯大林论语言学的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第一一页）。这些都是充分地估价了文学作家对语言所作的贡献，也就是说，伟大的作家对语言的规范化能起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还必须明确一点：伟大的作家们只有在全民语言的基础上，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加工，这样才能给语言的规范化带来有力的影响，他们绝不是脱离了全民语言的基础，孤立地去制定规范化的语言。胡适就是这一点上制造混乱，鱼目混珠，进行了曲解的。如他吹嘘说：“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他所说的“标准国语”，即指规范化的语言。我们把胡适的这些话，使它明白点说出来，就是：离开现实的全民语言基础，能够去制造所谓“白话文学”的人，那么，他们就能制定规范化的语言。这难道不是“向壁虚造”吗！可是，胡适还要狂热地去宣传他这样荒唐的理论。他杜撰了许多“证据”。说什么意大利的语言之所以成立，是由于但丁一人用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话作了一部《喜剧》之故；英国的语言之所以确立，是由于一个赵叟、一个威克列夫用英国中部土话写了些诗歌、散文之故……（参看《逼上梁山》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种说法显然是主观地强调了个人对语言的作用。实用主义者都是要把自己装扮成万能的“造物主”，极端地夸大了人的作用，在语言问题上就是否定了人民群众创造语言的伟大功绩。毫无疑义，胡适要讲文学、谈语言，都是为了宣传他的反动透顶的实用主义思想，他在语言学的问题上，制造了许多使人混乱、糊涂的言论，一直起着恶毒的影响，我们必须加以批判。（1956年与黄汉生合著）
      我的红专规划很惭愧，这并没有红专的气味，也不像个规划，因为拿不出东西来，与其骗人，不如率真。可以得到组织和同志们的教育。我以为我还是敢想的，不过确是不敢说。可能是受了“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及“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这类封建教条的束缚，几年以来，都有意识地要改，可被有些事实迷惘着，竟改不掉。这可能是被个人主义的懒汉思想的支持了。比如想到的事，自己不能做，说它干吗呢？又或者想到别人应该如何作，可自己就不想去作，又说它干吗呢？因此表现在教学中，一般传播教条，把联系实际的责任推在写作课上，其实就是不敢作的懒汉！懒汉思想的第二个表现方面是：逃避思想性的批判。我本来不同意语文分家的，我认为语文教师必须在通材的基础上专精一叶，才能真正成为专家，可由于我有意躲开思想性不谈，“正好语文分家了，我便躲到现代汉语语法小组去”，以为这个课程不须作思想批判，今年改教古代汉语，要讲古代文献，全是封建时代的语言，便有些惶悚了。由于懒汉思想的支持，总想躲开不批判，原因是马列主义水平低了，批判不了。我学了几年马列主义，在实践中自己觉得水平太低，即使偶尔能够在口头上作些批判，但在思想感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适见其伪而已。因此总想避开，与其作毒素的传播者，何如逃而避之少犯错误。表现在教学方法上，我还舍不得放弃自己的经验主义。这也可能是受了“王曰：姑舍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这个教条的影响。虽然有不少的新事物说明了旧经验不可靠，可在具体问题上未找出新窍门以前，有懒汉思想的人是不容易动摇的。总的说来，懒汉思想在我身上是严重的。我也曾经主观地想克服这种懒汉思想，可是客观环境又没效了，自然主要是未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没有主人翁感，有作客思想，这些东西也批判过，不过实际作用并不大。因此这个规划不会写好。我是不是安于现状呢？主观上当然想上进一步，可我的能力只能应付现状，就是只能教学语文基础课程，对于课程有关的问题，只能求其理解，只能在各专家的研究成果中求其理解，以我的水平，要做到这样，已算是相当高的指标了，决没有专题研究的可能。这怎能说得上专呢？不专就不适应作专家母机的需要。这又怎能说得上红呢？因此我要求自己：不适于高等学校时，可以摆到中等学校去，只要能够把自己理解得清楚的东西无保留地交给别人，就算尽了力啦！因此，我就写不出有系统的规划来。只能在任何工作中，作一点一滴的理解，有时作笔记，有时不必作笔记，把这种理解提高教学或工作质量，不理解的东西，决不拿来传播。最重要的是思想改造问题，我自己知道缺点很多，可只能抽象地理解，具体分析起来，往往没有着落，由于实感的材料不充分。我愿意下放到劳动人民群众中间去锻炼。1958年6月18日，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
      科学研究规划：今年拟完成一篇论文：关于词的探讨。内容拟谈几个方面：一、语法研究应该贯彻两个观点——（1）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2）词和句都是通过思维反映现实的工具。二、有关词的各方面的问题（如意义、形态、语法范畴，词的变化等等，主要作理解的探索）。三、怎样理解词的分类（比较别人的看法，提出我的看法）。四、一个不成熟的结束语——依义组词，按能分类，定类赋性，察用识变，变根于意，不改于形，具能显用。明年后年拟谈四本书：《段注说文解字》、《尔雅义疏》（郝懿行）、《方言疏证》（戴震）、《疏证广雅》（王念孙）。《释名疏证》（毕沅）、《释名疏证补》（王先谦）。后五年拟读《左传》，从语言、文学、历史的角度试作归纳，说说止作参考。附记：在今年写论文的过程中，每月提出考虑问题的书面意见一篇或两篇，要求大家指正，尤其希望赐予书面辩论，掀起争鸣高潮，推动研究。《中国语文》1959年6月号有一篇文章：《谈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语法研究原则》，中间有些不懂的地方，提出来请同志们帮助解释或辩论。（1）作者引了加尔基纳·非多卢克一段话：“语言的语法构造也有内容和形式。一切语法意义的总和，或者通常叫做‘语法范畴’，就是语法构造的内容，而语法意义的表现手段的总和就是语法构造的形式”。这里说总和，当然排除个别。那么，语法意义的总和及语法意义表现手段的总和具体指什么呢？（2）加尔基纳·非多卢克的另一段话中提到语言的内容和语言形式（语言的内容不能作为语言学者研究对象……在语言中思想的表现手段、形式，即语言形式的研究，才是语言学者的任务），是不是即指语言本身的内容和形式呢？语言形式是不是思想的表现手段？语言的内容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由语言形式所表现的思想？又语言形式是不是就是语言的语法构造，如果不是，它们不同的界限在哪里？（3）作者还提出了一个论点：“语法构造——无论是词的变化，抑或是词的结合——总是把词和词的关系表现在‘言语的贯串性’里，而不是词的本身能表现某种语法构造”（页281）。作者在“言语的贯串性”下面注上了俄文，可没有作中国话解释。下文还说：“只有根据‘言语贯串性’的原则，才能认清词的全面结合关系，才能正确地理解形式或形态，从而才能把意义和形式正确地结合起来。”但是怎么样叫做表现在“言语的贯串性”里？“言语贯串性”的原则又是什么？应该怎样理解？（4）作者阐述的第一点结论：“任何语言的语法形式都是表现在一定的‘言语的贯串性’里，语法形式不存在于各个独立的词的本身之中”（页281）。那么，各个独立的词的本身之中存不存在语法意义呢？要是不存在语法意义的话；上文说过：“语言的词汇，一方面具有基本语义，另一方面又具有关系语义（基本语义就是词的词汇意义）……关系语义就是词的语法意义”（页280）。这问题该怎样理解呢？要是说各个孤立的词，它本身原来具有语法意义，那么，上文又明明说：“不能认为语法形式可以脱离语法意义而独立存在，或者语法意义可以没有它的表现手段而独立存在”（页280）。
      这又应该怎样理解？5 第二点结论：“语法形式表现语法意义的。我们研究语法，不可把意义和它的表现形式分割开来。但也不可把研究语法的出发点放在意义上，再去寻找与意义相应的语法形式。”这后两句是根据上句申述的，其中所称的意义，不能不是上句所称的语法意义。可是上句明明说：“语法形式是表现语法意义的。”意在重申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依存关系。相互依存的事物，必然提到一个即联系另一个，谁能把它们分割得开呢？即是：提到语法形式必然联系语法意义，提到语法意义必然联系语法形式，想像不到所谓把出发点放在字义上再去寻找语法形式是什么样的措施？6 作者阐述运用原则的实例指出，名词的表示名称的类的意义，动词的表示动作的类的意义，形容词的表示性状的类的意义，都表现在结合、重叠等方式的构造中。即是说各个孤立的词都不能表现名称、动作、性状等类的意义。这样不是依句辨品或者离句无品的观点吗？又指出助动词与动词与形容词，都有可以用肯定否定相叠的方式构成选择词句的共同特点，又都有其他不同的特点，可是助动词可以分为动词的附类，而形容词却不能，必须另为一类。为什么一样情况，两样处置？这样不正为否定分类的人提供口实吗？7 作者又指出：“这些（指上文所举的例）词与词，或词素与词素的相互结合关系，是取决于它们的语义基础的。没有这种语义基础，它们之间就不可能结合，也就不能构成种种语法关系”（页281）。这又是说，要语义才是构成种种语法关系的决定因素啦！这给人的印象不是要从意义出发吗？作者可能觉察及此，所以赶快说：“可见词与词，或词素与词素相互结合的本身已经包括了意义。”表明它本身自具意义，不是人们从意义出发。那末，还有什么出发不出发的问题呢？8 最难理解的是下文声明：“这种意义当然不是指词或句子的个别的、具体的意义，而是指一般的意义，如名称、动作、性状等类的意义。”这就使人更加糊涂啦！比如上文举例中说过，动词能与名词结合，构成支配关系，如<发展工业>，形容词能与名词结合，构成规定关系，如<干净衣服>。要是不管词的具体的意义，而只按照名称、动作、性状等类的意义来进行结合，试问构成<发展衣服>、<干净工业>这样的支配、规定关系，可以通吗？9 可能有人说，作者所说“词与词或词素与词素结合的本身已经包括了意义”，是指词与词相结合的句子的意义，或词素与词素相结合的词的意义，而不是指用来结合成句的词的意义。是的，作者对意义的声明诚然是指词或句子的意义，可是，句子的意义怎么会是名称、动作、性状等类的意义呢？再从问题的提出来看，词与词的结合关系怎么会取决于句子的一般意义？词素与词素的结合关系又怎么会取决于词的一般意义呢？既说“没有这种语义基础，它们之间就不可能结合，也不可能构成种种语法关系”，明明是由构成分子个别的意义决定构成分子之间的结合关系，然后结合成为一个构成体；怎么会理解为由构成体的意义决定构成分子之间的关系呢？1 作者在批判了没有正确地理解形式也没有解决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问题的学者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说：“我们认为，词与词，或者词素与词素相结合的整个构造才是形式。…这种形式，既包括了意义，又显示出了意义的表现手段。可见词与词，或者词素与词素相结合的整个构造本身，已经使意义和形式结合起来了。”这样说来，这种意义和形式的结合，究竟是依存关系的必然结果呢？是为需要采取的适当措施呢？究竟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意义是指具体意义呢？是指语法意义呢？作者对此阐述得不够明确。如指语法意义，它与形式是依存关系，必然结合；如指具体意义，则又该怎样对待不可从意义出发的原则呢？60、2、18
      【编者按】谷醒华同志是一位非常勤敏的学者，在语言学方面有相当深的造诣，迄今搜集到的遗稿有：《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意见》、《怎样使用工具书》、《用符号分析（郑伯克段于鄢）的句子成分》、《学习苏联大百科全书〈语法、语言的语法构造〉质疑》、《关于引用斯大林理论》、《关于语法》、《关于句子成分》、《对于短语的理解》等。从中选出十篇收入本集，以飨读者。谷醒华同志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著作，老而不倦，并认真写下心得体会。他主张对斯大林语言学理论要正确理解和引用；他对苏联大百科全书语法分册绝不“一边倒”，而是抱严肃的科学态度，敢于提出质疑。五十年代中期，文字改革的任务之一是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用它来为汉字注音，帮助教学汉字，统一读音和推广普通话。谷醒华同志在吴玉章同志领导下，积极参与制订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发表，广泛征求各界人士意见。谷醒华同志写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意见》，明确表示赞成修改建议的第一式。1957年11月国务院第60次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并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三十多年来，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在注音识字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谷醒华同志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有贡献的。谷醒华同志于语法学用力最勤，创获尤多。《关于句子成分》本文系据中国人民大学打印稿排印。他多采黎锦熙先生之说，间附己见。当时多数人划分句子成分都只根据意义原则，他是注意到句子成分的语法标志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他主张“非基本成分不可能包括在基本成分中”，指出了中国人民大学本科语法教材的逻辑错误。《对于短语的理解》一文强调词组不可分割的语法特点，主张尊重语法特点的客观性，对权威著作也敢于提出不同看法。当然，科学在发展，学术在演进。谷醒华同志三十多年前的某些见解，今天看来不一定都对，我们相信读者能够历史地对待。
      先哲的精神 后生的楷范…谷醒华：传刘石夷
      古城荣县，地处四川南隅，山水明瑟，风景幽雅，涓涓旭水，环绕四方，日夜孕育着这块丘陵上的生灵。这里人杰辈出，甚或蜚声中外，就近现代而论，在党外的老一辈革命者中，当首推著名的民主战士、教育家谷醒华同志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对祖国，对人民的革命事业和教育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奉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他一生光明磊落，品德高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他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是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吴玉章赞扬他：“一生为革命，始终如一，不愧为真正的革命家、教育家！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张友渔赞誉他：“致力民主运动，维护共产党人献身教育事业，培养革命人才！”张秀熟赞美他：“君任协进中学校长，人人皆以为延安陕北公学再现。任人民大学古籍教师，有见解。相与畅谈，俱佩其卓识。”广大青年崇敬他是“我们光辉时代的一面战斗旗帜！”许多老同志公认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所有这些高度评价，都是十分中肯的。谷醒华同志值得我们永远地怀念和学习。谷老由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者，走上了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笃信马克思主义，向往共产主义，他的一生，反映了我国众多杰出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在峥嵘岁月里走过的光辉历程。
      走教育救国之路
      谷醒华（1890—1963），发蒙时名武乡，出生于1890年11月28日（庚寅年十月十六）荣县古文场泰昌鸿，乳名腾芳。及长，父母至亲犹以此名昵呼之。他的父亲谷海涛，家小康，是县内外知名的晚清秀才，学识渊博，不谋仕途，曾任县视学，兴办新学堂。母亲肖太夫人，贤淑聪慧，勤俭持家。弟伯雍，妹二。五岁在家塾发蒙，父教授必读书课，深受严格教育，无不过目成诵，十年间攻读大量经史诗文典籍，具国学深厚基础。1906年，十五岁就读新式县立学堂，喜好数学、英语和自然科学。时值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八国联军陷北京后，列强纷纷入侵，图谋瓜分中国，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国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危机日深，康梁变法维新学说流行。他开始接触新学说，新思想，乃立志唤起民众救国，故自号为“醒华”。翌年，与本县莲花场王氏结婚，年长四岁，嗣后生育子女五人。十七岁，遵父命，拜官荣三门下，入“宏道学会”，讲王阳明唯心学说，学静坐法，习中国传统养生内丹功。1908年春季，考入成都优级师范学校（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前身），攻读中国文学专业六年，勤奋刻苦，锲而不舍，博览古今中外文化科学书刊，成绩优秀，学问大进。同时，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常朗诵吴玉章的“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等诗句。向同乡同学宣传孙中山、吴玉章的反清革命和民主共和的思想，积极参与校内外的四川保路运动的宣传活动。
      辛亥革命前夕，8月吴玉章返家乡，9月推动和领导了荣县起义，宣布独立。谷醒华他敬仰吴老是新派英雄人物，拜吴老为师长，吴老爱他为挚友，逐渐建立了深厚情谊和同志关系。10月，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1921年元旦，民国成立，兴奋异常。受吴老的影响，在学校参加中国国民党。之后，目睹辛亥革命流产，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中国人民又沦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专制双重压迫统治之下，满腔愤怒，报国无门。1913年冬，毕业于成都高师。二十四岁那年，他已经是风华正茂，卓荦不凡的川南瞩目的爱国青年志士仁人了，应县人肖湘校长之聘，任教于嘉属联立中学，与英语教员吴芳吉，即后来“五四”时代著名的“白屋诗人”，还有知名学者赵鹤琴，四人同事，相交甚笃，形影不离，尤对吴十分器重，共研词章，谈论时事，提倡兴办私立学校，普及中小学教育，培养新学人材。从此，走上教育救国之路；以学校为基地，以教育为武器，献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革命青年的导师
      1914年起，帝国主义之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列强重分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袁世凯卖国求荣签订“二十一条”，继而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改共和为帝制，激起人民愤慨。他于1915年春任荣县旧制中学教务主任，组织爱国师生掀起反袁的宣传鼓动工作。1917年继任校长，揭开了荣县中学历史上的崭新扉页。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学校的整顿和改革，提出了与蔡元培大体相同的教育思想，即智育教育，道德教育，体育教育，精神教育，以及改重文轻理为文理并重，实行严格考试制度等。实际上，他是荣县教育史上提出全面发展教育，改变旧制为新学制的第一人。他说：“读书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砥砺道德行为，学有所长，学有所用，敬爱师友，尊师爱生”，这些就是他的办学方向和办学宗旨。他聘请具有新思想、真才实学，热心教育的教师，如刘彦修，赵星枢先后担任教务主任，刘著存，赖君奇，向晓辉，熊伯楚等执教。每学期必亲自送达聘书，当面作揖，以表示谦恭、真诚和尊师重道。教员因故缺课，无论理科、文科、英语他都主动承担代课，不使学生误课。与教员共同言传身教，爱学生如子女，因而学生尊师敬业，好学上进，蔚为校风。外县学子闻风前来荣县中学投考就读者达百余人。每逢寒暑假总要留下来日理校务，偶尔回家探亲，总是背着行李包袱，穿上草鞋，往来于六十华里的山峦小道上，徒步代轿，风尘仆仆，亦乐在其中。学生纷纷效仿师长，勤劳节俭之风盛行。他十分关注学生的学业，对差生耐心辅导，对品行欠佳的循循善诱，对家庭贫苦的帮助解决困难。对进步同学非常爱护。曾莱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好学好问，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古而怪之的提问，使教师难于应付解答，有的老师责怪学生不听教，说什么曾莱桀骜不驯，故意捣蛋，破坏课堂秩序，要求学校当局开除其学籍。他识曾莱为奇才，有见识，有抱负和远大理想，乃多次不厌其烦地向两位教员进行解说，“汝子可教”，使教师转变了对曾莱的看法。正因为办学有方，治学严谨，单是1920年成都高等工业学校招生，录取前列十名中，荣中毕业生竟占七名之多，以后升学省内外大专院校者年年领先，经四川省教育厅表彰，荣县中学为川南中学之冠。在新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的影响下，1919年起，荣县中学开始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他提倡新文学，白话文，抵制尊孔读经，支持荣中学生曾莱，胡善权、程觉远等发起组织“荣县学生联合会”，引导学生组织校内跨班级的“不奴读书会”等社团，教导学生阅读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的著作。“五四”运动发生后，他发动全县中小学生几百人上街宣传讲演，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订，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等口号和到处张贴标语。游行队伍经过大街，许多商业店员，手工业工人，小商贩都参加了行列。师生和居民纷纷交出自己家里的洋伞、瓷盆之类，商店也自动交出日货，一并集中在后山席草田广场当众焚毁，火焰冲天，人们拍手称快。这就是史无前例的荣县学生第一次反帝爱国运动。此后，荣中图书室为师生订阅《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潮》、《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刊，鲁迅等作家的著作达二百余种，校园内洋溢着民主自由、勤奋、好学的清新气氛。可以说，谷醒华和他主持下的荣县中学是荣县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是荣县学生爱国运动的第一个发起人，组织者和领导者。在他治校期内，培养了大批革命分子和有识之士，如优秀共产党员中，有四川农民运动领袖，被歌颂为“农王”、“圣人”的曾莱烈士，大革命后牺牲的余宏文、苟永芳两烈士，建国后，担任中央电影制片厂的著名高级工程师官质斌。文化教育科技界中，有国际和中国著名的英国文学、希腊文学家罗念生教授，台湾著名特级工程师、国画大家、美籍华人学者叶开蓂，著名园艺学家、简任技正刘式民，还有一直被他否认为学生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四川省书记长的罗文漠，等等。四川省教育厅于1922年组织教育界人士以公费派赴海内外考察，他作为考察团的主要成员，东渡扶桑考察日本教育发展情况和教育制度，转回北京、江苏、浙江，考察各地“五四”后的中等教育状况。在南京初识陶行知，一见如故，受到陶氏平民教育的启迪。在北京，参加注音字母学习，在成都，聆听了刚接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强调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改造旧教育制度的讲话。谷醒华经过考察日本和国内外许多学校，深知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先进文化和新式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添了为革命教育而奋斗的勇气和力量。1923年出任荣县县政府视学（即教育局长），假期中举办全县教师讲习班，亲自宣讲陶行知的平民教育、生活教育、社会办学，“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宣传吴玉章锐意改革、探索改造封建传统旧教育，创建革命教育新制度的设想。同时在教师讲习班中，推行注音符号和拼音字母的学习。因而使荣县中、小学教育事业为之丕变。谷醒华主持荣县中学和县政府视学之时，才华横溢，青年得志，挥斥方遒，热情豪放，雄心勃勃。他追随吴老之后反对复古读经，倡导革命教育，主张汉字改革。他的办学宗旨和改革措施，冲击着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引起当年“国粹”派遗老们的忌恨，守旧派群起中伤和反对，虽经驳斥力争，但最终还是愤而辞职了！事隔七十多个春秋，已鲜为人知，不甚了了。但他除旧布新的革命精神，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吴老的倡导下，他约集老同盟会员赖君奇、张植如等组成校董会，于1924年初创办荣县私立旭阳中学，被公推为校长，校址设在南街江西庙内。学校一无资金和经费，二无新建教室校舍，三无教学设备，四缺专职师资，五缺乏学生来源，六不请求官府批准，七不乞求显贵豪绅作后台，完全凭校长董事们在群众中的印象和威望。他主张社会办学，民主办学，提高教学质量，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青年学子，为人民大众服务，以取信于家长、学生和社会，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广开学路，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立足于教育界之林。他坚持创办旭中不是偶然的，一、二十年代就向吴玉章、吴芳吉、陶行知求教与商谈教育事业的改革。有感于时局混乱，生不逢
      薪，他带头尽义务，从不领取校长薪资。其他教务、训育等亦随而从之。有时候临近期终，住校教职员工的伙食难以支付，校董张植如总是慨然解囊资助。同年五月，吴玉章从成都回荣县，旭中欢迎吴老留校住宿三天，进行具体指导，向全校师生作《革命与读书》的讲演。赞同谷校长在学校礼堂上方高悬孙总理半身像，两旁张贴“实施党化教育”、“造成革命人材”的巨幅联语，这就是旭阳中学的新三民主义的办学方针。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全国哀悼，他在十分悲恸之余，一挥而就写下了一首挽歌：《孙总理逝世追悼歌》，歌词是：“总理你死了，一想着你慈祥的态度，殷勤诚恳的教训，不觉百感交生，欲语无言！从今后，惟望你的光明，常常照着我们，为国家造幸福，世界谋和平，这才是追悼总理最终的热情。”这首挽歌由荣县中学毕业生，升学在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的陈自能作曲，发表于当时《黄埔周刊》上。不仅在旭阳中学、荣县中学举行追悼会时歌唱，而且广州黄埔军校举行总理逝世追悼大会上，由陈自能登台指挥领唱。低沉的韵律，亲切感人的哀歌，鼓舞和感动了与会成千上万的学员和官兵。在旭中每周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仪式上，升国旗奏国歌之外，谷醒华常在主持纪念周会上讲话，宣传新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和朗诵或领唱这支追悼讲词。1928年起，曾莱借纪念周的机会，用寓言、俗语传播马克思主义，鼓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含沙射影揭露反动统治者的罪恶勾当。还将郭沫若著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以后》两篇讨蒋檄文，多次在纪念周会上细读，让师生学习讨论，对国情和时局有所了解和认识。旭中除课堂教学外，提倡学生自学加教师辅导，引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开辟第二课堂，如下乡或赴外旅行，参观铁厂铺等乡镇的砖瓦厂、石灰窑、坛罐窑、煤炭洞，自贡的新旧盐场、天车井灶、牛推卤水、天燃气烧盐巴、蒸气动力，使学生深入现场，体验生活，开拓视野，懂得劳动和智慧改造主、客观世界，创造财富的道理。每逢寒暑假期间，布置学生回乡务农，以加深“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识。校方重视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专设板报墙，张贴重庆《新蜀报》、成都《国民公报》，教务室内设小书柜，藏有《响导》、《中国青年》、《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创造月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以及鲁迅《阿Q正传》、《呐喊》、《傍徨》，郭沫若《女神》、《星空》、《我的幼年》，茅盾《追求》、《幻灭》、老舍《赵子曰》、《骆驼祥子》，叶圣陶《倪焕之》、《稻草人》，冰心《寄小读者》、《繁星》等等，以及宣传马列主义的小册子三百余册，有些书刊是政府明令禁止的，唯独旭中传阅盛行，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罕见的“犯上”新事物。每逢节日，帮助学生出版壁报，举办文艺活动，师生合作，自编自导自演，对内对外演出反官僚、恶霸、土豪劣绅的文明戏，郭沫若的歌剧《棠棣之花》等。1926年，他以旭中为策源地、以旭中师生叶仙蒂、胡用权、范晶如、马介民等为骨干，发起组织“荣县非基督反帝大同盟”，以“荣县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动员全县学生开展了一场震动川南的非基徒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除因外籍教师阻挠，教会学校多数学生未能参加外，共有近千人手持五色小旗，走出校门讲演，学生代表站在茶馆酒店的板凳上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戳穿借口传教办学的技俩花招，以唤醒人民大众的反帝爱国的觉悟。谷醒华首昂挺胸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除外籍牧师教士”等口号，学生行至北门教堂和华英中学，加拿大牧师钟明、石玉光（中文姓名）站在大门外一群教徒的前面，钟明（外号钟木老壳）将右手举起摇摆手掌，顽固傲慢地连声回答说：“那是打不倒的！那是打不倒的！”于是群情愤怒，雷鸣般地大呼“打倒钟木老壳！”“打倒帝国主义分子！”吼声不绝，钟明怕得要命，钻进教堂后院，两天不敢露面，石玉光也乘机狼狈溜跑了。三天之后，钟明手捧英文信，前往旭阳中学和国民党县党部，向谷醒华赔礼道歉，口头要求保护外侨的财产、生命安全。他当即理直气壮地声称：“只要你们安分守纪，既往不咎。保证人身自由，安全出境”。这就是谷醒华领导的荣县反帝反基督的第二次爱国学生运动的壮举和成果。那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个年头，1928年庆祝国庆节，“荣县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在华英中常演出以反帝反军阀为内容的“文明戏”，教会无理取闹，唉使教徒聚拿阻挠。师生代表朱悛鲁、马介民、刘恩龙等百余人，分别至北门福音堂、桂林街天主教堂提出抗议，县长拜倒洋人脚下，竟下令派出武装团丁将福音堂门口的代素殴打驱散。刘恩龙遭枪托打伤，反被横加莫须有罪名抓进政府拘押。去天主堂的代表亦遭围攻扭打，警察视而不予制止。全县师生群起反抗，纷纷集合，熙熙攘攘持木棒短刀，砸毁教堂。由于外籍牧师、教士事前闻风逃之夭夭，学生转而炰围县府，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王俐困阀土豪！”师生代表朱悛鲁、沈贤举、梁应庚直冲县府大掌，向县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肇事首凶，释放刘恩龙。
      群众鉴于代表们许久未出，衙门内外，人山人海，近二千人的口号声、咒骂声、呐喊声震天动地，短棍、石块、砖瓦齐飞，掷向大堂。县长钟干吓得惊惶万状，丑态百出，只好出来低头认错，答应惩办团丁队长，医治刘恩龙，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当刘披红放炮走出大堂时，群众蜂涌而上，抬起刘恩龙，欢呼雀跃，大叫“刘恩龙万岁”不止。这就是谷醒华、赖君奇等全力支持和声援下，造起反来的荣县第三次爱国学生运动。包括公、私立中小男女学生，教会大多数学生，以及部分工人小贩参加了。人数之多，动员之广，声势之大，超过了前两次运动。旭中自第一学期招收初中一个班，增加到高中六个班，每年在校生一百七、八十人。经过谷醒华含辛茹苦，日夜经营，六年以来，学生朝气勃勃，思想活跃，追求科学知识，探索革命真理，不断发展壮大。毕业学生约七百人，在荣县的革命运动中，有声有色，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许多人付出了血汗，有的流芳千古，其中范品如、马介民、梁应庚、罗忠全、梁贯州、万鼎元、梁权等都是老一辈的革命干部。所以旭中被誉为荣县进步力量的中心。四川著名的革命干部学校之一，一度拟改为吴玉章在重庆主办的中法大学附属中学。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旭阳中学播下的革命火种和在革命历史上的贡献，自有谷醒华的光和热，谷醒华是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啊！由于旭阳中学内既是国民党（左派）荣县县党部机关所在地，又是中共荣县县委主要的根据地，因此，国民党右派及其政府极端仇恨这个赤化了的学校，千方百计威胁摧残，甚至干脆派驻军一个营部进驻学校，一个连的官兵霸占教室校舍，蛮横凶狠地不准招生开校。“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伸”。谷醒华被迫出走江津，不得不于1929年秋亲笔写成“旭阳中学停办宣言”，向全社会印发，表示强烈的抗议，申明被迫停办的原因。对全体在校学生一律发给转学证，学校一切设备移交给旭光小学接管。旭中停办前后，他仍然义无反顾，把自己的办学精神和经验，灌输到张植如经办的自立女子中学和地下党人创办的旭光小学中去了。他还为旭光小学创作了校歌，歌词是：“开校在旭水之阳，少年如旭日之光。活泼精神新气象，从黑暗里放出一线光芒。好身手，敏捷知方。拨开云雾，蒸蒸日上。更努力向前，好装成新世界灿烂辉煌”。后来，“自中”教育成才一批女中志士英豪，“旭小”培养了大批共产党人，无不凝聚着谷醒华的辛劳。大革命时代的左派川、滇、黔军开战，大兵集结，民无宁日，1921年吴老在渝召开全川自治联合会成立大会，谷醒华3月前往参加。就在这年，与李筱亭结为莫逆之交，与宜宾郑佑之、内江黎冠英等成为知己，相约而起在各县开展地方自治活动，同年仲秋，他主持成立了“荣县自治联合会”。孙中山在广东组织大本营，发表国民党宣言，计划改组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消息传来，谷醒华大喜大快，他非常高兴地说：“中国革命有了展望！”1924年1月中旬他赶至重庆去广州，当时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川代表已经离渝去粤参加大会，因而折返荣县，“一大”代表名单上自然没有谷武乡。《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发表，他由衷地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夏天，郑佑之来荣县从事革命活动和发展共产党员，住宿在旭中或古文乡谷醒华家里，他向郑推荐程慕仁入党。之后，不遗余力，支持和帮助中共荣县县委机关的活动，毫不介意个人得失，只顾维护共产党人的正当利益和革命斗争。1925年重庆建立四川省国民党组织，通过吴玉章、李筱亭的介绍，与杨闇公、刘伯承、朱德等取得联系和接触。同时拜访张表方，后来成为忘年之交。11月他和吴玉章、杨阍公等人被推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926年，在重庆莲花池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指导和吴老的扶植下，谷醒华、吴匡时、赖君奇、张植如等筹建成立了国民党荣县（左派）县党部，他是执行委员，担任书记长，发展了基层组织，先后在全县建立58个国民党区分部，6个区党部，明确提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执行孙总理的新三民主义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政治口号和政治任务。组织成立了工会、农会、妇女会和教育会等群众团体。从此，荣县的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他经常在学校聚会上和社会活动中宣扬说：“同志们要精研党史，遵循新三民主义方针，贯彻始终，国共合作，国事有厚望焉”。军阀横行霸道，1926年张志芳（张仲铭）旅驻防荣县，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尤其强令“一岁两征”，强收军款十万银元，强迫农民种鸦片烟，还要“一税多征”，整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加上旧历年关逼缴二万五千元尾数，催得鸡飞狗跳，激起全县各阶层民众的愤恨和反抗，谷醒华不畏强暴，拍案而起，发动民众联合起来反对军阀统治残酷压榨，横征暴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捐运动。这就是当年成都、重庆报界以大标题报导的“荣县军团冲突”，震动全川的大事件。这个运动是国民党荣县（左派）县党部领导，与共产党人合作组织起来的。斗争一开始采取“先礼而后兵”的作法，以谷醒华、赖君奇、叶芝、胡用权、程觉远等为代表，向张志芳旅长和县政府请愿，几经谈判，毫无结果。张旅长扬言威胁叫嚷：“那个敢肇事，那还了得！狗屎蜂儿造不起列子！”他美言厉色回击说：“我就造点列子全土皇帝看看！”当即组成“荣县抗捐运动委员会。”承担主任委员的重担，通电全省“苛政不除，斗争不止”，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927年正月初八，程慕仁、陈家钰、赵鹤仙等乘五宝镇逢场之际，带领民众游行示威罢市抗捐，驻军连长和提款委员见势不妙，夹着尾巴溜之大吉。谷醒华、赖君奇赶到现场，抓着这个抗捐第一个战役的胜利实例，胸有成竹，登高一呼，把运动扩大到东南路各场镇，组织只有毛瑟枪和刀矛的民团群众二千余人，设总指挥部于五宝镇。龙友夔任总指挥，陈选侯、陈冠群副之。由于得道多助，宜宾李家勋、雷本涵带领的民团武装二百余人，包括翁麻雀握有德式枪枝的弟兄队伍，富顺李师古，威远林茂九率领的民团武装三百余人，一起集中在李家堰的檬子岩前线，谷醒华作了武装抗捐动员报告，揭开了荣县武装抗捐运动的序幕，与张旅长军队一千余人互相开火射击半天，士兵小有受伤。此后，互相对垒相峙一日，住军转移防线；民团撒出檬子岩阵地。正月下旬，张志芳一面派团长张继昭监视左派县党部，进行讹诈和威胁，一面下请柬请客和解，“抗委会”同仁怀疑是设的“鸿门宴”，担心谷醒华遭暗算，乃派胡善权、龚端让等人代表赴宴，双方谈判时，龚端让大吵大闹，指手划脚地大骂说：“县长、局长都是黑心子萝卜，压迫、剥削老百姓的，抗捐运动没有错！”一些陪客从中周旋打圆场，代表提出：保证人身安全，停收二万五千元苛款，禁止种植鸦片烟，不准一岁两征四项条件。谷醒华、叶芝等将“抗委会”撒至自贡著名画家王松崖家继续领导抗捐工作，派胡用权、张伟卿、谷伯雍、范晶如、戴直赓，赵鹤仙等分别去宜宾、仁寿、富顺、威远等县请求武装支援。还派刘永昭赴重庆向杨周公、李筱亭汇报战情和要求声援。派胡善权持谷醒华信函赴泸州求见刘伯承总指挥派兵援助。刘对“军团冲突”敢于反抗军阀，大加赞许，并对胡说：“张仲铭是我的老朋友，他杀人没有？我已经三次电报劝他罢兵，一不要屠杀老百姓，二不要接近右派，三要读进步书刊。请你回荣县转达谷醒华同志，说我致意，一要放心，二要坚持。”荣县武装抗捐运动，是大革命时代反封建、反军阀的一股革命洪流，应该说，这是与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等事件前后呼应的，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成都的刘文辉慑于当时大革命形势的威力和荣县抗捐运动的声势，迫于全川舆论的强烈反映，指派师长冷寅东在自贡与“荣县抗捐运动委员会”的代表谷醒华、富顺李师古、威远林茂九等举行谈判，结果取消“一岁两征”，“免收军款尾数，禁止种鸦片烟，调走张志芳全部军队，县长邓邦植被撒职。这次抗捐运动终于取得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完全胜利，充分表现了谷醒华“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威武不能屈的气魄。重庆“三一三”惨案，杨阍公等被杀害，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继之，国民党右派清党，莲花池省党部被解散，国民党荣县县党部也被迫停止活动，谷醒华公开斥责右派罪恶，断然退出国民党。从此，跟共产党完全站在一起，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1927年秋，一伙党了自吹自擂粉墨登场，弹冠相庆，成立国民党（右派）“党务整理登记委员会”，人们讥讽它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灯影会”。它的负责人都是臭名昭著的极右派的人物。以阿谀奉承爬上县党魁的余楷模嬉皮笑脸硬拉谷醒华参加登记和合影，他遣责余某等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嘲笑地问道，“难道阁下不闻‘灯影会’是狐群狗党搞的吗？”还说：“诸君好自为之，不要沆瀣一气，背叛总理遗教。道不同，我不与为伍！”说罢，扬长而去。后来国民党荣县登记委员会，发表什么声明，“清洗谷醒华出党。”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多次与在自贡、荣县、宜宾的李筱亭、郑佑之等联系，谈论时事，对右派就是反动派有了一致的共识，互相勉励，共同战斗，寻找光明。
      效，年仅36岁逝世。他主持追悼大会，致悼词，对吴氏一生高度评价，泣不成声。出殡之日，与师生亲友邻里一千八百余人，执绋送葬至白沙镇聚奎学校门外。并亲自处理抚恤和从优解决吴氏父母子女的生活问题。谷醒华做了两年师部秘书，当了一年“父母官”，两袖清风，依然故我，甚至赔本负债，卸任后，变卖十几石祖业偿付债务。如此为官高洁、廉政、勤政、严政的品行，深得江津人民赞美为“布衣县长”。当人们怀念起“布衣县长”的时候，总是肃然起敬：光头、布衣、平鞋；淡泊清苦，朴实敦厚，和蔼可亲，一直保持到生命止息。这种生活作风，迄今还教人感慨万千，为世人乐道。谷醒华在家族中，以孝为先，以辈为大。孝敬父母，尊重长辈。1932年生母肖太夫人病故。1934年老父海涛先生千古，前后两年有余，均随侍左右，深居简出。10月仲秋，宜宾岷江沿岸各地后学齐集麻柳场复为举行祭奠，他整天在场鞠躬答谢。四川省十三行政督察专员鲜英礼贤下士，拜请谷醒华为主任秘书。这是1935年经张澜举荐的。鲜英即后来重庆“民主之家的主人”，当时常住成都，署务由他代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下令强征川西北劳动人民修筑川陕公路，以便调动大军和运输物资进行“剿共”。绵阳地段沿线，由绵阳专署负责抢修，附近各县农民被迫调集工地，筑路工具尚未齐备，住宿和生活极端困难，此时正值炎热暑天，贫病交加，坐等动工。民工心急如焚，迫切企盼回家秋收打谷，缴租糊口。谷醒华体念民情，深感农民疾苦，不顾同僚的非议和阻难，借口农忙季节，将绵阳辖属各段三、四万民工遣散回家，暂停修路工程。震怒了蒋介石的参谋团，勒令严厉查处。鲜英赶回专署，苦于无法挽回局面，再三劝告回避风头，但他临危不惧，岿然不动，自承责任。等到民工如期返回复工，并派代表热泪挽留时，他已与鲜英先后罢官而去。谷醒华这种过人的胆识和气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举动，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
      抗战教育的师表谷醒华于1932年一度任成都协进中学校长，1935年秋初，在泸州川南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内战停止。成都协进中学是著名的进步私立学校，具有光荣的历史和悠久的革命传统。这所学校是三十年代初，由川军爱国将领陈离、张志和、陈书农等为董事创办起来的，校址在西胜街。1937年初，谷醒华受校董会之聘，第二次担任校长。适“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他先后聘请了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执教，如张秀熟、李筱亭、刘披云、杨伯恺、曾庶凡、洪沛然、帅昌书、黄觉民、黄梦谷、沙汀、肖华清、苏爱吾、吴德让等四十余人。杨伯恺、肖华清以及李则夷担任过教务主任，帅昌书为训育主任，黄梦谷为女生部主任。谷醒华上任即总结吸取了二十年代创办私立荣县旭阳中学的经验，以适应民族民主革命时代的需要，实行抗战教育、民主办学、培养革命人才和道德、智力、体操三育并重为宗旨，要求教师执教，不仅传授知识，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而且要为人师表。他说：“要从革命的思想、道德、品格、情操等方面去熏陶学生。”要求学生从师，力求进步，认真学好功课，注意锻炼身体，加强社会实践。他主张：“教育不脱离社会，不脱离政治，读书不忘救国，爱国不落人后，为革命而读书，为抗日救亡而读书。”他还强调，学生要读活书，不读死书，不死啃书。并在艰苦办学、勤俭办学的情况下，力争改善教师待遇，改进教学条件，整修教室校舍，增添仪器标本，进行教学实验，改变学校内外的环境。他在协进中学，始终依靠学校的中共党组织，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支持和组织全校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活动。如扶植学生组织各种抗日民主的进步社团，上街下乡宣传讲演，主张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和妥协投降，大唱抗战歌曲，演出抗战戏剧，发动学生向抗日前线的官兵，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写慰问信，不少学生写了几十至几百封之多，寄送寒衣布鞋等物的数量也不少；亲自为学生编辑出版壁报，撰写文章，修改作品，配合党员教师在课堂内外传播马克思主义，宣扬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他既是旁听生又是宣传员；为师生们订阅购置各种进步和革命的报刊书籍，单是《新华日报》就有一百份以上。有时顺便去祠堂街新华日报分销处抱回报纸，分别送给师生和处室。鼓励学生反对军事教官的反动言论及其丑恶行为。谷醒华三年如一日，事必躬亲，废寝忘食地奔波，依靠全体教师职员一起辛勤地在教育园地里耕耘、灌浇、育种。如春雨润物一样，广大学生在这样的教育熏陶下渐渐地增长了知识，接受了革命的道理。虽然，由于日机频繁轰炸，协进中学不能不疏散到新繁龙藏寺，在教室、宿舍、设备等都有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仍有高初中二十四个班级，男女学生1400余人，学生们依然紧张活跃，抗战救亡、民主团结、勤奋学业，充满了一派朝气蓬勃的学风，先后为党培育了近千名革命干部，分批输送了许多学生奔赴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因此，协进中学被人们传誉为“成都延安陕北公学”、“西南人民阵线大本营”。协进中学的荣誉和财富，是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的产物，是全校师生的集体功能、智慧、奋斗创造出来的。在现代成百上千的共产党人中间，当年跨出协中校门走上革命大道时，还是虎虎有生气的青年学子，饱经革命年代的洗礼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考验，为党为人民立下不朽功勋，而今健在的已是两鬓斑白的七十老人了，如像陈光腾、李士杰、熊梦、陈心波等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即是。毫无疑问，谁也不能忘记历史，割断历史，谷醒华和党内外的老师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啊！用鲁迅先生的名句来品评谷醒华不为名利，自我牺牲的办学精神，确实是恰如其分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桃李满天下，其中风流倜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那就不胜枚举了。
      谷醒华与共产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在1937至1945年最为密切。他秘密与邹风平、张曙时、罗世文、程子健、康乃尔、饶世俊等联系和接触，利用合法的场合机会与张秀熟、车耀先、杜浮生、刘披云、洪沛然、帅昌书、吴德让、周烈三等二三十位共产党人交往，共商抗日救亡、民主政治的大事，共同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加强了相互支持和合作，加深了战斗情谊。“七七事变”的第二个月，由邓初民、张秀熟、洪沛然、车耀先、张宣、李嘉仲、熊子骏、帅昌书等发起组织的“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会员达300多人，谷醒华作为协进中学校长，被推选为由四十余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之一。会址从张志和的公馆迁到车耀先的“努力餐”，他每周星期天都要借聚餐为由去参加“座谈会”，主要的活动内容，是研究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各种宣传队，以促进成都救亡运动达到高潮。嗣后，由于国民党省党部刁难登记和无理限制，协会才被迫停止活动了。1938年，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成立，谷醒华、车耀先、刘披云等都是协会的理事，也是协会的骨干活动分子。至此，成都抗日民主活动大都是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开展的。这年6月13日，谷醒华率领荣县同乡饶世俊、程觉远等和“星芒社”、“海燕社”的青年到飞机场迎接由渝飞蓉的吴玉章，他首先上前与吴老握手寒暄，师友重逢，不胜感慨。吴老这次来成都，是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17日在成都各界人士代表茶会上所作的《国际形势及抗战诸问题》的讲演，谷醒华与协进中学董事、川军爱国将领陈静珊（陈离）等皆到场聆听。晚上又去长顺街陈将军公馆拜访吴老，促膝恳谈，尽欢方散。10月20日，吴玉章、林伯渠、陈绍禹从延安经成都转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谷醒华拜访三位中共中央委员，与吴老叙旧，匆匆告别。11月下旬，在国民党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谷醒华出面迎接路过成都返延安的中共中央委员吴玉章、林伯渠、陈绍禹，并于12月上旬以成都中苏文化协会名义，在春熙路青年会主持五百余人的群众大会，热烈欢迎吴、林、陈讲演。他们讲演的内容，抗战形势，党的统战政策和介绍延安及解放区的兴旺情况。从上午九时至下午一时，会场座无虚席，不时掌声雷动。会后，他去商业场背后“静安别墅”会见吴老，吴老高兴地说：“故人相逢，已是难得，今年见面已是第三次了，这就更其难得！”并赞扬勉励说：“今天，你公开召集群众大会欢迎我们，你的韧性战斗精神依然如故，共同的战争友谊真是难能可贵！我们欢迎你去延安观光访问！”临行时，师友依恋惜别，相约于春节时期回乡畅谈。这一次盛大的欢迎会，在当时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情况下，实属惊人之举。谷醒华勇于正面靠近共产党中央领导同志，公开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借用吴老的话来说，“真是难能可贵”的革命行动啊！1939年1月，沈钧儒、柳湜来成都，谷醒华与帅昌书、刘披云、黄觉民等约二十人，在祠堂街“努力餐”设便宴欢迎。席间，沈老谈论民主团结、反对妥协投降、持久抗战等问题。谷醒华先后邀请沈钧儒、冯玉祥、李公朴、沈兹九、张申府到协进中学向师生作全面抗战和民主政治的演讲。同年二月，谷醒华因病住医院，略有好转，即起程回老家古文乡休养，等候吴玉章归来。吴老由重庆动身，是正月十四日回到双石乡蔡家堰的。正月十五，民间风俗叫元宵或过大年，人们习惯在大年十五那天互相走家串门拜年。这年也是吴老一轮花甲，谷醒华和亲友们主张为他祝贺六十大寿，被吴老婉言劝阻了。吴老借请“春酒”为名，设家宴招待故旧亲朋邻里100余人。谷醒华、赖君奇和饶世俊去得最早，刘永昭、张克勤和吴伯修继之，刘华昭、刘宣昭、刘宜昭（刘光书）姊弟三人由鼎新乡赶来参加了。吴老首先向客人们问好拜年，祝贺新春，并一一展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二十余人的肖像说：“毛主席是我党领袖，当今世界伟人。”还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当前抗战形势的讲演，足足讲了三个小时，谈兴犹酣。席间和品茗时，谷醒华发言颂扬共产党的政策，尊称吴老是“荣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和教育家，一生为国为民矢志不渝，战斗不息”。他还大声说：“吴老就是了不起的共产党人，吴么公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吗？是啥子共产共妻的山大王吗？这完全是反动派的胡说八道，是造谣诬蔑共产党的恶毒宣传。戳穿反动派的老底，就知道他们是贼喊捉贼，真是猪八戒倒打一钉耙。”就在这些年头，经常有朋友和同志关心他的安危，曾经当过特务的学生给他通风报信，劝其离开成都避难，但他总是一笑置之；不顾特务的监视和盯梢，威胁和恐吓，对几乎遭逮捕的危险，他处之泰然。1939年底，迫于四川省和成都市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手段和无耻诽谤，谷醒华辞去了协进中学校长职务，举荐肖华清继任。
      民主斗争的坚强战士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形成了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方面”。谷醒华于1941年初夏赴成都任健诚实业公司秘书。这个公司设在西胜街，是张志和集资兴办的，以经营茶叶为主，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民盟成员及进步人士的集散场所，也是民盟四川省支部工作和活动的重要基地。他经常与张澜、杨伯恺、张志和等在一起参加民主政治的座谈会。平时，他十分谨慎地接待和掩护来这儿联系的革命同志以及外地来往的过客，如朱蕴山、李相符、陶大镛、马哲民、沈志远、萧军、艾芜、沙汀、萧世霖、杨谦、王英才、汪导予等人。同时，受杨伯恺之约，为《华西日报》等撰写民主政治和揭露国民党法西斯专制的政论文章。1943年以来，他更加关心青年的进步和成长，为他们赠送和传阅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张澜著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等书刊。1944年，早春二月，参加张澜发起组织的“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经张澜、张志和介绍正式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到处为民主斗争奔走呼号，参与民盟四川省的组织发展和宣传教育工作，以及党的统战工作。定期在少城公园“鹤鸣”茶馆与张澜、李筱亭、杨伯恺、张志和、王干青、于渊、肖华清、杜浮生、周列三等十余人聚首品茗，互通信息，谈论国是。偶遇不同政见者走来，大家就心照不宣“休谈国事”了。同年，张友渔、黄药眠来成都和谷醒华同住西胜街水巷子一号；朝夕相处，相濡以沫，亲密无间，说古道今；特别是纵论时局，争取和平民主，开展民主运动等大事。与此同时，对国民党当时在荣县推行所谓“新县制”的反动措施，谷老极力反对，对县长黄希廉的贪污横暴，深恶痛绝。他以极大的热情与在蓉同乡商量研究对策，与荣县地下党保持联系，紧密配合，为荣县人民反对县长黄希廉及其后台四川省主席的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反攻，最后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民主同盟响应中共七大提出的主张，废止国民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分子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4月，谷醒华由成都回荣县养疴。6月从古文乡进城，在河街70号小住，约集地下党员和盟员程觉远、刘若平、刘石夷，传达民盟总部发表的《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并商量发展盟员，建立荣县民盟组织，从事和平民主的工作和活动。同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呼雀跃。以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地指出：抗战结束后美帝支持的国民党与广大人民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进入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革命和反革命决战时期。为此，民盟总部发出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和实现这八个字的十项主张。毛泽东、周恩来飞抵重庆，国共谈判签订《双十协定》，谷醒华抄写了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送给志士仁人传观，还要大家学习《论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发动和领导了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进入新高潮，继民盟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民盟四川省支部发表制止内战紧急呼吁之后，民盟荣县区分部于1946年正月初八在鼎新乡棠寺口秘密成立。谷醒华是主要的创始人，他指定由民盟四川省支部派来的代表刘光书主持成立会，要求与会同志着重讨论在国统区如何开展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会上推举胡善权为主任委员，刘若平为宣传委员，地下党县委统战委员后来的县委副书记程觉远为组织委员。同年八月，民盟四川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谷醒华被选为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从此，推动了川南各地民盟组织的发展和民主活动的开展。一年以后，他举荐增补刘石夷、郝世培为区分部负责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第九次会议后，吴玉章于二月十三日回到故里蔡家堰与家人团聚，“吴么公又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谷醒华约集程觉远、刘一先、范晶如、刘若平、刘石夷、郝世培以及吴伯修、刘永昭、官缉熙参与欢迎接待和做好保卫工作。吴老
      为国为民生死以赴，居高官而出污泥不染，始终不失“布衣”本色。我看见过他把一张洗脸巾剪成两张用，其廉洁和节俭就可想而知了。其实，谷醒华讲的鲁迅先生精神、吴玉章精神、张澜精神，正是他自己继承发扬下来、努力奉行的写照。
      同年6月，蒋介石在美帝的支持和策动下，背信弃义，公开破坏《停战协定》，撕毁《政协决议》，明目张胆大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7月，特务在昆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8月，成都举行李、闻烈士追悼会，张澜、张松涛被特务殴伤。谷醒华义愤填膺，挺身而出，动员盟员积极参加要民主、反独裁、要和平、反内战的斗争，并代表民盟荣县区分部致函电慰问张澜，投书于《新华日报》、《民主报》抗议反动派杀害李、闻烈士的无耻罪行。
      内战范围越来越扩大，蒋介石狂妄得意，要召开狐群狗党的国民大会。6日，荣县一些好心人主张提名谷醒华为“国大”代表候选人，他义正辞严地说：“抬蒋介石的轿子我不干！”罗灿然为其胞弟罗文谟竞选“国大”拉选票，请求谷醒华领衔联名支持，被他甩掉厚礼，不让罗跨入家门，断然拒绝，严加斥责：“非法的国大我是反对的。投靠老蒋为虎作伥，无耻！他不是我的学生，谁也不会和他同流合污。”罗灿然连声说：“老师教诲，学生领受。”无可奈何，怏怏而去。谷醒华对此愤怒不平，一方面托人去宜宾铅印反对罗文谟的宣传品，另一方面发动教育界人士和在省内外的大学生提名叶芝参加竞选，其目的不过是干扰和搞乱罗文谟竞选国大的活动。地下党人考虑到不利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斗争，乃派范晶如和李星北前往古文乡劝说。李星北怕惹起谷老师动怒和挨骂，不敢露面；范晶如深知谷老师爱己如亲人，大着胆子以情以理陈述，终于使他心平气和，允诺撤回反罗的印刷品。他对范说：“如果不是你范君子（人们对范晶如的敬称）来游说，愤慨难消。现在我以保护地下党地下盟为重，不过问罗文谟升官发财而当‘国大’的事了。但是，我对伪国大仍然是坚决反对的。”
      在这三四年内，谷醒华勤于读书和创作，写了许多诗文，其中“竹枝词”就有三十余首，发表在“荣县新闻”三日刊的《旭水》副刊上。如刘若平的讽刺诗《西洋镜》，他就以《驱瘟神》的“竹枝词”和之。这两首诗词的主题和内容都是拆穿当年四川省张主席、黄县长搞什么新县制的模范县，实际上为蒋介石巩固法西斯独裁专制统治的基层政权涂脂抹粉和粉饰太平。再如1943年黄县长在县府大礼堂门口的砖桩上写了一幅自我吹嘘、妄自尊大的对联：“以智以仁以身，作君作师作亲。”后来美国新闻处在荣县摄制所谓模范县的纪录片，他嘲讽说：“这是叫化子穿西装，遮不了丑。”这两件事，也是写“竹枝词”的题材。可惜如今查找不到一首了。
      谷醒华还撰写了几篇政论文章，其中以石父笔名发表在1946年12月份的“群众”和“新华日报”的《第三方面的新生》一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民主与反民主的决斗当中，不可能完全独立，而且也不容许中立。要么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决为实现和平、民主、独立而斗争，要么就和人民为敌，间接或直接地去做国民党法西斯专制的帮凶，像青年党、民社党那样变成国民党的附庸。中国民主同盟就必须继承和发扬自己光荣传统，使自己新生健全起来，成为名符其实的新的第三方面中间力量。”
      1947年3月，蒋介石关闭了谈判大门，中共代表团被迫撤离国统区。民盟在重庆和西安的机关报《民主报》、《秦风·工商日报》，成都《华西晚报》，先后被封闭和被迫停刊。随后，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遭枪杀，成渝两地大批盟员被捕，其中有民盟中央委员杨伯恺等三十余人。国民党一不做二不休，于10月20日宣布民盟是“非法团体”，盟员是“奸盟分子”，叫民盟盟员向各地国民党当局登记。在这种情势下，白色恐怖遍及国统区，县政府和特务机关早就奉命扑风捉影追踪地下党员和地下盟员的活动了。一两个跳梁小丑经常监视谷醒华的行动。谷老为了遮人耳目，在家里挂佛像，上街提佛珠，口念阿弥陀佛，有时讲佛学禅宗，讲道教静坐功，制造假象，以作为护身符。但他总是以关心他人为重，却不考虑自己的病体和处境，写信给成都张志和、谷武容打听杨伯恺被捕后的安危，了解杨的亲属生活状况，利用县人吴念存与四川省党政要人的关系，设法保释杨老；同时向城里负责同志通气，指示他们通过各种合法的社会活动，在川南各地进行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兽行和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活动。
      翌年，肖华清秘密来荣县，在谷醒华的精心安排下，由重庆的次子谷声檀照顾护送，使萧老平安转赴香港。4月，成都的大学生三千余人借要求四川省政府配售平价米为理由，掀起了一次震撼省内外的反饥饿、争温饱、反迫害运动，遭到当局的镇压，造成“四·九”血案。省政府主席王陵基通过“中央社”公布所谓“奸匪嫌疑分子”50人名单，省党政军警特行文到县按黑名单通缉捉拿共产党员、民盟盟员、民协成员。刘光书、陈为珍、陈仲文、谷武容、徐玉良、钟俊、沙国勋先后潜回荣县，其中陈为珍、陈仲文、沙国勋三人是外县的。谷醒华积极承担做好安全保护工作，并通知民盟荣县区分部的负责人妥善安排掩护潜来的同志们。
      谷武容接受川大党组织领导人张万禄和民盟四川省支部张松涛交待的任务，于1948年7月由成都返荣县，向谷醒华和民盟荣县区分部负责人传达民盟总部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是不承认总部解散，二是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三是公开宣布同共产党通力合作。谷醒华听了传达，读了大会“声明”和“宣言”，兴奋之余，写信给盟员说：“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对不能容许中间路线存在。恢复民盟总部好得很，三中全会的决定真是好样的。民盟只有与共产党通力合作，跟共产党走，反对美帝侵略，彻底消灭南京独裁政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和平、民主、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民盟才算得是革命的民主党派！”这是良师益友的教诲，成了当时荣县各地民盟盟员的座右铭。
      在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南京政权摇摇欲坠，面临绝境。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的声明，以图挽救反动派的危亡。谷醒华在群众中揭露和平欺骗说：“蒋介石搞的啥子和谈，是缓兵之计，是政治阴谋。我们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使老蒋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谷老这几句话，表达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鲜明立场观点。
      十年耕耘，死而后已。旋转乾坤，旭日东升，生机盎然。1949年12月6日，人民解放军进了古老的荣州城，“天亮了，太阳出来了！”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喜气洋洋。谷醒华兴高采烈到处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向地方各界人士宣读《共同纲领》。不几天，民盟荣县区分部发表欢呼解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赓即在河街刘宅召集全体盟员开座谈会庆祝荣县解放。谷老虽然体弱多病，声音嘶哑，说话吃力，但耳聪目明，分外兴奋。他发言说：“黑暗过去，光明到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百多年梦寐以求的新中国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张澜主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大会上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今后民盟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新社会而努力奋斗！这些话，既是张表老对我们殷切的希望和亲切教导，也表达了全体盟员的心声和意志。”
      1950年正是谷老花甲之年，荣县人民政府成立。不久，中共川南区委电邀谷老出任文教厅长，并转来西南局的通知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8月29日吴玉章从北京来信，一是给外孙兰其卫、兰其邦的，兰氏兄弟当年都是荣县人民政府的副科长。吴老在信中嘱咐他们说：“另有一信给谷醒华先生，请你们当面交去，并问他来京路费，如不能筹措，即由县里或你们家里为之解决。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不易受人资助，对我的心意要好好表示！让他能早日来京，将病医好，才好为国家作事。”二是吴老叫兰氏昆仲转给谷醒华的书札，邀请他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信中的大意是：“故乡一别，四载有余，先生久居乡间，贫病相加，两地远隔，常有想念！今日新中国与旧中国大有天壤之别，党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正是知识分子用武之时。据悉，你将辞西南、川南之职不就。既然重庆、成都、泸州都不愿去，大概是因为病体不适，心有余力不足吧？！对此，我恭聘你来中国人民大学教书，先养病，后授课，你我交情，想不却我。来京之行宜早不宜迟，自有外孙兰其卫和你的学生程觉远为你联系和筹路费，其它事宜，应由荣县县委、川南区党委李大章、西南统战部程子健等具体安排护送，不必担心。何时起程，盼复！”这两封信，记录了吴老的深厚师友情谊，也反映了吴老对谷老十分关怀和器重。
      金秋10月，川南区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他为荣县人民政府代拟锦旗上的贺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在代表会议上，谷老当选为川南行署委员，但因病坚辞文教厅长的实职。同年，民盟川南支部临工会组成，任驻会委员、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川南盟籍整理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
      1951年初，谷老长途跋涉到达北京，匆匆忙忙住进人民大学海运仓那间简陋的宿舍里。行装甫卸，行客拜坐客，看望吴老，相见之下如同亲人，共话沧桑，把握甚欢。吴老再三叮咛他“保重身体，医好老病，不谈教学”。吴老考虑到谷老孤独，在京无人侍奉，问他可否调子女来人大工作？教研室主任王食三向他提出：将夫人迁来北京，这也是吴老的意思。他都二话不说，摆手谢绝了。谷老对工作、对教学、对生活一向严于律己，不愿增加组织上的负担，找组织的麻烦，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当机立断自己解决。比如，他的长子谷远闻要求照顾老人起居留在北京工作，他说：“路要自己闯，不能扶着拐杖走，为啥要仗恃请人出来帮我们说话呢？”儿子服从组织分配，一直扎根于内蒙古，儿媳田慕潜也相继奔赴呼和浩特，谷老就心安理得了。他得知次子谷声檀夫妇在工作上有思想顾虑或者不如人意，他去信开导说：“把个人的得失利害丢开，看到群众的得失利害，看到人民的得失利害，是一个大原则。须知道，工作得意不得意，全在自己努力，不是寻求个人的得意。要完全把自己的得失荣辱利害丢开，只有这样，没有个人的企图，自然没有不得意的事了！”他这样严格要求子女，即是为了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需要，也是对子女深沉的爱。
      谷老在四川时，盟内对张志和有些流言蜚语。他在民盟总部召开的组宣工作会议西南区大组上，当批判张志和所谓“军事割据思想”时，谷老不从非义，直言不讳，实事求是，提出意见，语惊四座。此后，民盟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谷老被推举为中央联络员。在“大跃进”年代，他依然自奉甚俭，工资一大半还是如50年初一样，继续资助亲朋，毫无埋怨，怡然自乐。
      1951年起，谷老在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边养病，边工作，后来边研究，边教学，十年辛苦耕耘不寻常。谷老本来在中国语言学方面造诣很深，但他不固步自封。为了培养青年教师，教本科生，主要讲授古、现代汉语；与中、青年教师一起听黎锦熙、王力两教授的讲课；上大课，做笔记，认真复习和参加讨论，从不以长者自居。人大举办职工业余学校，需要教研室派教员去教语法课，有的教师认为这是大材小用，都不愿意去，谷老自承重任，教得认真负责，学员反映极好。一年一批学员的学业有成，谷老深深感受到的是欢乐超过辛劳。谷老不知疲劳，呕心沥血，自编古、现代汉语教材；完成三十几篇约三十万字的讲义和论文，后来整理成集，名曰《汉语语言语法研究》。如《关于句子成分》、《对于短句的理解》、《关于语法》、《我对词怎样分类是这样理解的》、《怎样使用工具书》、《用符号分析“郑伯克段于鄢”一文的句子成分》等篇，确有独特见解，卓识新意。登台讲授，深入浅出，结合实际，因而教学效果良好，很受学生欢迎和爱戴。无论何时何地，师生提问，不翻字典、词典，对答如流，被人们誉为“汉语教研室的活辞典”。谷老的古典文学造诣亦深，平时仍温故而知新，钻研《诗经》、《楚辞》、《离骚》、《史记》等古籍，经过吐故纳新，颇有论述。中青年教师纷纷登门求教，他总是助人为乐，诲人不倦，从不把它当作额外负担，长时为师生详细讲析古诗文的疑难和奥妙，有时还专门至同事家里谆谆辅导。他就象一只辛勤的蜜蜂，用十年茫天飞翔采撷、汲取来的花粉，不知酿造了多少甜甜的蜜汁。
      谷老这位朴素可敬、平凡而高尚、勤恳而又默默无闻的老园丁，不愧是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用双手托太阳上升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此，师生们敬佩他为“学海无涯的带路人”，“现在是我们的老师，将来还是我们的老师”。例举一件事，人大教研室一位教师，虽然不是南郭先生之类的人物，但不务正业，热衷于政治运动，对改造别人很感兴趣，念念不忘要把谷老划为“百分之五”的行列，急欲揪出来“示众”，终未如愿。扩大化结束了，教师总得从教。有一次，那位教师在备课中遇到大难题，眼看要在学生面前亮相露馅，但书生的面子放不下，正在愁闷不惑之时，谷老知情后，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以德报怨，马上代他解析难点，旁征博引写好教案，悄悄托人送给他上好了这几堂课。事后，他怀着内疚的心情向谷老表示歉意和感谢。谷老说：“那是57年的形势所迫，不怪你们。”又向同事们说：“多看人家的长处，不能光看别人的缺点，错了就改，很好嘛！”因而，他俩之间和教研室老师们之间，一直和谐团结，合作共事如初。从这件事来说，这是谷老好心待人，待人以诚，有一颗爱人之心，不计较别人一时“左”得可爱的表现，仍以宽厚的胸怀体谅之。
      1954年前后学习苏联经验，谷老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语言著作，认真写下心得体会，撰写了《学习苏联大百科全书〈语法、语言的语法构造〉质疑》、《关于引用斯大林理论》两篇文章。他主张对斯大林语言学理论要正确理解和引用，他对苏联大百科全书语法分册绝不“一边倒”，而是抱严肃的科学态度，敢于提出质疑。谷老本来具有马克思主义知识，四十年代两读《资本论》，但他不自以为是，好“学而时习之”。人民大学举办马列主义夜大学，开设国际和国内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四门理论课程，春秋六载，寒窗苦读，每科成绩每次考试均是五分。暑假中，人民大学突击学习俄文，他不知老之将至，刻苦自学，取得优等成绩，把不少青年教师抛在后面。他写了一首学习俄语心得的诗，刊在“人大周报”上，吴老和诗，赞赏谷老和教师老骥伏枥的学习精神。
      1951年庆祝党的三十周年生日，谷老创作长诗《人民的礼单》，发表于“人大周报”。这首诗歌颂了毛主席的英明，共产党的伟大，诗中“高呼庆长寿，众口同一言，不有共产党，别想有今天！”1959年学习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谷老主笔与黄汉生教授合著《批判胡适在汉族文学语言上的主观唯心论观点》一文，发表于“人民周报”，论述虽有局限和不足，但不失为一篇争鸣的好文章。
      1956至1957年初，谷老在吴老
      是为党为人民有益的事，确实掩护和营救过共产党人，并没有杀害过共产党员。我不会胡编捏造，更不能落井下石。如果硬要我揭发什么的，那就如实发言。”在1958年“拔白旗”、“插红旗”的声浪中，老知识分子感到人人自危。谷老虽受干扰，还是由于吴老的关照，平安无事了。对此，谷老写了一份《我的红专规划》。这个规划朴实无华，敢说真话，开场白云：“很惭愧，这并没有红专规划的气味，也不像个规划，因为拿不出东西来。与其骗人，不如率真，可以得到组织和同志的教育。”1960年在提倡“神仙会”的气氛中，谷老写了《我的科学研究规划》。古稀之年，有此科研宏愿，实属难得。1962年政治学习，仍在觅对象，找“靶子”。一天，谷老一时开窍，心领神会，在学习会上幽默风趣地向主持人进言说：“我是一个老教师，我把自己作为一个模特儿贡献出来供大家欣赏、解剖和批判！”这使那位组长不知所措，因为谷老不是他们预计中要找的对象。这一次的学习，只好敷衍几句不了了之。在人民大学十二年的日子里，谷老常常去探望吴老。两老相见，促膝谈心，问长问短，无话不说。如果一时未去，吴老就要打电话邀约或者派身边工作人员相请。吴老总是关心他的生活起居，教学进程，教授职称和著作出版之类的事情。谷老却不图名利，多次婉言推谢了。凡是谷老向吴老请教的一些不理解的问题，都得到解释和指点。即使一言半语，他也感受启发。而吴老也不以长者自诩，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和诤言。比如，自然灾害年代，人们对“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噤若寒蝉。谷老与李筱亭老人一起去拜会吴老，反映四川“三高”、“五风”盛行，荣县等地饿死了人，其情不堪设想。四川各地遭受天灾人祸，还打肿脸充胖子，谎报啥子粮食丰收，不知中央知情否？我们谏言党中央了解下情及时纠正。”吴老谦和的回答：“去年自贡办汉语拼音师资培训班，我回荣县没有了解到这些严重情况。”之后，吴老找到谷老说：“你和李老讲的事，现在完全晓得了。我两次回荣县都是走马观花，没有发现问题，更没有考察实际。好在你们忠言相告，今后请多加指教。出了大问题，我党中央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把坏事变成好事，争取胜利前进。正如你过去说的，‘知我者吴玉章’，我反过来说，‘知我者谷醒华也’。我向你们致敬意！”谷老连连点头说：“吴老太谦虚，太客气了，后学受之有愧。”有时逢年过节，谷老是吴府的常客。吴老家人都以谷老师呼之。有的小伙子和姑娘在背下戏称“谷师爷”，因为谷老身穿长衫，轻言细语，文质彬彬，在青少年看来，好像旧时商号里的管账先生或学堂里的稽查老头。后来被吴老知悉，对自己的孙辈和一些学生说：“谷老师是我们四川著名教育家，很有学问，荣县人民都尊敬他，在青年中很有威望。从今不准叫谷师爷了！”吴老十分重视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工作和活动。1953年民盟人民大学区分部成立，谷老出面恭请吴老光临。吴老准时莅会致贺词，他说：“民盟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建国前我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得到民盟的积极支持，帮助和合作。抗战初期，1938年6月，我从重庆飞往成都，谁知谷醒华同志带领一批中、青年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到机场迎接，欢迎场面非常热烈。谷老师第一个上前和我热情握手言欢。同年我担任南方局委员，秋冬两次从延安赴重庆过成都，谷老师都组织几百人的群众大会欢迎我们（指林伯渠、陈绍禹和吴老本人）讲演。这时正当第一次反共高潮，谷老师有胆有识之举，感人至深。”1958年，民盟人大支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吴老又到会讲话。他高度评价了民盟的光荣历史，表扬了人大盟员同志所作的成绩之后，再次提到谷老在四川民盟工作和民主运动中作出的贡献以及给予他们的帮助。并说：“凡是帮助过共产党的人，我们党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谷老重病三次，吴老和人大的同事都劝慰他住医院治疗。他总是说：“老病不中用了，人总是会死的，何必白花公家的医药费。”一直到1963年病入膏肓才进入海淀医院。肝癌扩散，几经抢救无效。吴老两次前往探视，深切关注他的生命，安慰他既来之则安之，听从医生的话。吴老还请医生护士格外精心治疗和护理周到，反复安慰子女不要过分伤感，保重身体专心照料老父。平时，多次派秘书到医院代表吴老看望，征询亲属意见，向医生了解病情，帮助及时解决某些困难。谷老危在旦夕那天，吴老是上午十时左右赶到医院最后一次见面的。当时吴老已是85岁高龄，由两个工作人员搀扶进入病房的。室内只有一张条桌，一把椅子。吴老没有坐下去呷茶，走向病床靠拢谷老，贴身而坐，紧握谷老的左手，含泪询问病情。谷老小声回答：“好，好了，就是不十分解决问题样？”吴老亲热的安慰说：“你别着急，我正在联系北京医院，等有床位时转院过去……”谷老苦笑摇头而已！这时，两个工作人员匆忙的跨进病房说：“吴老，你还要去看丁老（可能是丁华，即帅昌书），时间到了啊！”他们一人拉一只手，扶起吴老就走。吴老不悦的正色说：“我还没有说完话呢？！”吴老依依不舍步出门外，就连声说：“我还没说完话，还要给他女儿说几句。”此时此刻，医院的书记，大夫，护士一齐把谷老的女儿声怡拉出来靠近吴老身边。吴老握着她的手亲切地说：“你也别着急，你代表南方家乡的亲友侍候老人已尽孝道了。你代替兄弟姊妹之劳，让他们更好的搞好岗位工作，做得很好，很对！以后你可以不回去，就调在这里工作。好儿女要继承父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建国后，我把你父亲请到北京，客死他乡，令人遗憾！但人寿年丰，死得其所，重如泰山。”吴老这一番话，语重心长，温暖了谷声怡的心。谷女热泪盈眶，连一句感激吴老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吴老与谷老四十年的师友深谊，特别是建国十二年相处的日子，不仅体现了两老之间坚贞不二的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宝贵史实，这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与党外人士广交朋友，交知心朋友，亲密合作的典范。而且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一个方面的光辉篇章。谷老弥留之时，至爱亲朋临床看望，他却念念不忘的说：“走！走集体！走社会主义道路！”1963年2月12日，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天，还勉强伏在枕上，在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中缝间，给远在新疆的妹弟李则夷写寄了一首五言诗：“甘来知苦尽，纸短寄心长。岁月磨人健，诗书助我狂。不知身是客，遑计露与霜？云树思何既，他乡即故乡。”这就是谷老最后的遗言和遗诗了。天不假年，2月13日晨四时谷老谢世于北京海淀医院，寿终73岁。临终时有女声律、声怡随侍在侧，长子远闻由呼和浩特市日夜兼程赴京奔丧。谷老作古，吴老是很伤痛的。中国人民大学组成以吴玉章为主任委员的治丧委员会，并派侄孙吴竟白邀请亲属到家作客，表示对谷老的沉痛哀思和怀念，并慰问其亲属，征求他们对安排后事的意见。人民大学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悼词中赞曰：“醒华同志革命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自始至终跟着党走，支持革命，为进步事业贡献了宝贵的力量。以毕生的精力献身于教育，为祖国培养了很多人才。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公正，勤俭朴素，平易近人。正当国家需要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他却与世长辞了，使我们感到十分悲痛。”这是党和人民对谷老如实的评价，真挚的称颂和惋惜！亲朋友好丁华、洪沛然、官质斌和人大师生代表，民盟中央和北京市委等单位代表前往送花圈，挽联祭奠致哀，无不含泪与之诀别。外地故旧亲朋学生的唁电，函件，悼诗从千万里飞来。追悼会后，谷老的骨灰盒留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谷老与我三代世交，谷、刘两家情同手足。他是我和胞兄刘若平最亲爱的良师益友，最亲密的同志。在那漫漫的长夜里，他像一颗明亮的星座为人们引路，他像孺子牛为人们当人梯。1936年是他指引我们兄弟靠近共产党，1945年是他介绍我们兄弟参加民主同盟。他是广大青年的革命导师，也是进步青年战斗时代的光辉旗帜，一代风范，人世楷模。也许有人不以为是，但我是如此观。谷老离开我们那年七十有三，今年正逢他诞辰一百周年。历尽沧桑，饱经忧患，风雨坎坷，磨难重重，家兄早逝。回首峥嵘岁月，展望美好前程，其乐无穷！今朝处盛世，我也愉快的活过73个春秋，幸甚不已！我牵头编辑出版《谷醒华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撰写《谷醒华传》终于了结一生夙愿。却又悲喜交加，在撰写的日子里，每写一段谷老事迹，总是感到谷老没有死，因为他的精神青春常在人间。一念及此，悲从中来，热泪盈襟，有时写不下去。写什么作结束语呢？那就再无话可说了！只好以“燕山有幸埋忠骨，蜀水留芳照丹青”之句来表达我的永远怀念。
      附记：《谷醒华传》二稿是1990年9月底写完的。一是以1982年由我草笔与李则夷合著《谷醒华同志传略》初稿为基础；二是参照八年来继续搜集有关档案文件和史志，书籍报刊的文章和报导；三是根据历年来有关故旧亲朋，如范晶如、胡用权生前的口述，胡善权、李则夷、刘光书、谷武容、张万禄、张松涛、李实育、兰其卫、兰其邦等同志提供的“三亲”史料；四是这次征集纪念谷老的文章中，如陈光腾、李士杰、熊梦，陈心波、李永白五位同志和黄汊生、程慕仁、张弢英、陈懋华、吴竟白、陈安怀、郝世培、官缉熙等同志及谷氏子侄们提供和反映出来的资料。因而，使《谷醒华传》比较完整如实的撰写完成。但也难免不如人意或有失误之处。除一并向上述同志致谢外，敬请各方面知情者和老友亲朋不吝指教，以便今后补正为感！刘石夷1990年国庆节
      谷醒华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诗文选
      1927年荣县武装抗捐记要
      胡善权
      （一）大好形势
      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的胜利发展，即随着广东的统一、北伐战争的步步胜利，打倒帝国主义、除军阀的革命歌声，遍及神州，响彻云霄。广大人民群众日益觉醒了。帝国主义惊惶失措了。国内封建军阀，或在革命战争中被歼灭，或被迫扯下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表示拥护革命。刘伯承作为国共合作的革命政府的军事代表，李筱亭作为政治代表，他们回到四川，在四川军政界上层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推动易帜。刘伯承在过去川战中，以善谋善战著名。刘湘举起双手欢迎他，百般笼络，再三恳切邀请刘伯承做参谋长。刘伯承既不坚决许诺，也不坚决拒绝，虚与周旋，貌合神离。暗中专使四面活动，同过去的同事、部下，密切联系，共谋大事。各方部署妥当后，刘伯承秘密离开重庆了。袁、皮、陈三部集结泸州，易帜起义了！秦、杜、黄三部集结顺庆，易帜起义了！李筱亭是同盟会的盟员，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的秘书。他坚决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胆大心细，敢作敢为，地下的革命工作经验丰富。他回川除政治任务外，负有建立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及各县县党部的任务，进行还顺利。他担任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的书记长。党部地址在重庆莲花池。
      四川军阀对人民在政治上无情压迫，在经济上残酷剥削。地租从一年一征，改为一年几征。苛捐杂税的种类，不知多少。荣县住军曾拘禁富有的地主、工商业者和自耕农民于荣县城内，以所谓军用急需的借口，用威胁的手段，逼索巨款。国民党左派荣县县党部成立后，谷醒华担任县党部书记长。以他为首的这个革命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唤醒民众，反对军阀。关于武装抗捐，谷醒华曾以公函向省党部请示，又以私函同李筱亭商量，得到省党部的批准和李筱亭的鼓励。1926年冬，在荣县县党部的支持下，荣县有些乡镇爆发了有组织的群众，驱走提款委员的革命活动。县党部经派胡善权、龚端让，同驻军张团长交涉，要他取消苛捐杂税及免收派款尾数。双方辩论激烈，号称大炮的龚端让，同张团长大吵大闹。反对军阀政府“一岁两征”。
      （二）武装斗争
      1927年春（农历正月二十日前后）在荣县的李家堰的檬子岩，揭开了荣县武装抗捐的序幕。参加战斗的部队：荣县东南路的民团、宜宾县部份民团及宜宾招安的绿林豪杰翁麻雀的弟兄。经过几天的调动，部队集中前线。正指挥龙友夔、副指挥陈选侯及陈冠群。谷醒华对战斗部队，作动员讲话，士气更加昂扬。荣宜两县民团从正面，据檬子岩之险，居高临下，与李家堰驻军，对垒相持。国民党左派富顺县党部书记长李师古率所部，从富顺进驻荣县龙潭镇。威远县团练局长林孟九率所部，从威远进驻荣县程家镇。他们从东南路后方，对荣县驻军张中铭（张志芳）旅二千余人枪，形成包围之势。当时各路民团的人马，号称万人之众。檬子岩民团组成一支包括翁麻雀弟兄在内的冲锋队，在农历正月十八日，从侧面向住军冲击。住军被迫向后转移到工事更为坚固的第二道防线。冲锋队也安全地撤回檬子岩阵地。为了武装抗捐，谷醒华派范晶如赴威远，同林孟九联系。派戴直赓赴仁寿，同团练局长杨栋材联系。派刘永昭赴重庆，向左派省党部报告并请示。派胡善权赴泸州，请刘伯承总司令援助。他听完报告后，便说：“请转达谷醒华同志放心！”还说：“张仲铭是我的老朋友。我已连续三次打电报给他，要他做到三件事：第一，不要屠杀民众。第二，不要接近右派。第三，要多读进步书籍。”这三封电报起了一定的釜底抽薪作用。张植如稳坐荣县城内，深居简出，暗中派人八方打听住军的新的方向，一有所知，即派张伯渠，兼程密报。谷醒华一手高举带甲的拳头，武装抗捐，一手挥舞象征和平的橄榄枝，支持从中奔走和平的吴晦西、张景乔，同住军接触，并建议：双方坐到会议桌上，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农历正月二十日下午，两位和平使者，从荣县城绕道来到檬子岩前线的后方，同谷醒华及其他同志，共商和战问题。结论，无妨试一试，看军方有无诚意。
      （三）抗捐胜利
      和谈在自流井开始了。荣县代表团住在著名国画家王松岩家里。谷醒华是荣县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李师古是富顺县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林孟九是威远县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每团各有团员数人，其人数及姓名，已经忘却。军方刘文辉所派代表三人：冷寅东师长和张富安、文和生。荣县武装抗捐的发动，正在革命向前发展的大好时机。因为反帝反封的洪流，正波涛滚滚，巨浪滔天，势不可当，莫敢与抗。就全国说，蒋介石还不敢公开背叛革命；就四川说，刘湘、刘文辉更不敢逆革命潮流而反动。迫于有利革命的全国形势，在会谈中，军方代表基本上接受了抗捐民众的三条要求：（一）地租岁只得一年一征。（二）停收派款尾数。（三）县长邓邦植撤职，张仲铭撤离荣县。荣县武装抗捐运动的领导者和骨干分子除李师古、林孟九外，富顺、威远直接间接参加抗捐的其他同志的姓名，已经回忆不起。荣县、宜宾
      抗战初期的协进中学
      李则夷
      协进中学是抗日战争前以进步川军将领张志和、陈离等人为董事创办起来的，校址在成都西胜街。到1937年，该校已初具规模，高中和初中女生已各毕业两班了。张志和与谷醒华共事有年，深知他思想进步、办学卓有成绩，便由董事会聘请他担任了协进中学的校长。适逢“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后，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四川和全国各地一样，抗日救亡运动普遍高涨起来。为了实施战时教育，培养革命人材，谷醒华的目的就是要把协进中学办成“陕北公学”式的学校。
      他到任之初，首先充实了教师的阵容，延聘杨伯恺（中共党员）作教务主任，帅昌书（中共党员）作训育主任，黄初年任军事教官，其它留任和增聘的都是倾向进步、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的教职员。一年过去了，学风蓬蓬勃勃，校誉蒸蒸日上。
      我系1938年8月应谷醒华校长之约到校接替杨伯恺担任教务主任之职的。我系醒华同志的旧时学生和同事，他送聘书仍按老规矩深深一揖以表尊重。到校次日他便约了洪仿予和我同去访晤杨伯恺，请他传授经验。他虽人已离校，对事业仍是关怀备至的。他对我似已相当了解和信任，只抚肩再三勉励“好好干、好好干”，使人感到责任重大。当天他又介绍我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以后该会的许多活动都约了同去参加。原来校内老师大半已是该会成员，这使我认识到：为了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参加进步组织是十分必要的。
      谷校长告我，成都的教育界是有行市的。协进的历史短，发展快，要站稳脚跟，平时认真督课，严格考试非常重要，和其他学校比较起来至少不能显得落后。这是他对教务工作布置的任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关于教师队伍大半都由上期蝉联下来，训育处仍由帅昌书任主任，各班级任教师有杨文浏、黄天朋、黄文涛（当时名黄半波）、张象贤、覃正中、吴德让、史存直、陈世泽等。大家团结合作得很好，共同抓了学生的学习、生活、纪律、制度等校规管理。更主要的是启发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并自动地积极参加党所发动的各项进步活动。初中部则由黄梦鹄和童军教练负责。军事教官黄初年曾任张志和师部副官长，此人多才多艺，训练有方，高中学生的集体活动他统率得纪律严明，有条不紊。事务处彭主任和事务员业务熟悉，办事认真，无论校舍增建，设备扩充（包括教具、校具、仪器、药品、图书等），主管学校经费，代管学生钱粮，无不规划精细、措置裕如，和各方配合适宜。
      谷醒华校长为了随时了解全面情况，规定每夜开一次半小时的主干碰头会，互相交流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使校务进行得非常顺利。康乃尔（中共党员）在校内未担负任何具体职务，但他来校次数频繁，每来必在校长室和醒华同志长谈，或在邻室与刘披云、帅昌书、黄文涛（黄半波）、洪仿予等聚议。他们相互间的联系可能即表明他们是中共在“协进”核心领导人物。科任教师多不住校，兼课数校的教师也人数不多。谷校长指示我，在编排授课时间表上定要按各人自愿排好，不要随时调动，以免教师缺课。李筱亭、张秀熟、周列三、邓成钧、何光玖、张佐时、邓功著、薛季江、曹葆华、叶镜吾、曾庶凡、颜心斋、胡曼仁、陈翔鹤、沙汀、陈志学、刘披云、洪仿予、李凌清、吴惜阎、周邦哲、卜××等中共党员和进步教师，教学均极认真负责，无不受到学生欢迎。有的住家距校较远，授课不误时，更为受到尊敬。
      招生考试中投考学生异常踊跃，因限于校舍只录取高中新生四个班，初中男女生各一个班。揭榜后谷醒华校长才取出一大叠要求从宽录取的私信，一经查对合格入选的仅占最少数。他就是这样把守着第一关来保证学生质量的。一个姓曾的宜宾女生北去延安，在西安被阻折回误了考期，他却特许她随班旁听，期考合格才编入正班。其后在期考中他查出教务员小叶出卖试题，立被停职离校，而小叶是随他工作有年的旧时学生。
      成都市各中学有校长座谈会的组织，一次开会谷校长派我代为出席，商定齐去慰问参加暑假战训的高中旧生。在成灌路侧的崇义桥营地看望了多处，有的正上大课，有的列队操场。“协进”学生都不认识我，他们凭胸前的校章也点头含笑示意。参观了几处宿舍厨房，战时严肃整齐、艰苦朴素的精神亦有所表现。车去灌县投宿已是万家灯火，市上忽传国府林主席到达，观众涌来，路途为之阻塞。原来是成公中学校长夏斧私长髯革履昂然领队前行，风度颇似林森，引起一场误会。战训学生结业回校已在开学一月以后，在校学生开会欢迎。谷校长依据毛主席《论持久战》观点，勉励同学们继续坚持锻炼。战训学生回校后，“协进”全校共有高中17个班，初中女生6个班，男生1个班，共1400余人，其中许多共产党人，没有一个反动分子，这是谷校长颇引为自豪的。
      自国民党政府以骆德荣少将为处长的国民军训处成立以来，情况便发生了变化。他首先设餐宴请各中学校长，要求大家和他密切合作，接着便派出一大批军事教官到各校掌握了军训大权。硬塞入“协进”中学的三个军事教官是中校林国威，少校荣学痴，上尉刘××。谷醒华校长一接见便鼓励他们定要把军训搞好，操作要认真，早起要率队出校练习跑步（女生及初中部留校，由体育、童军教员安排操作），内务要每日检查公布。原任教官黄初年随即交代离校了，对于他的离校不少学生表现了依依不舍的情谊。
      一天林国威忽然对我说：“上级知道协进中学不简单，派任军事教官都是选了又选的。”言下暗示他便是上级选中的能手。我以此转告谷校长，他说：“革命就是斗争嘛，怕斗争就不干革命了，我们已随时准备着。”不久，刘教官带队出校听讲演，对女生言语污秽，态度下流，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愤恨。刘旋被撤职，另由上尉张光杰接替。林国威却在暗中拉拢一小撮落后学生，发展反动的三青团组织，部分受过暑假战训的成为其中的骨干。他们遇事兴风作浪，处处与广大进步青年的活动对着干，使校内的正常秩序顿呈不安现象，无端令人颇伤脑筋。
      谷醒华校长最重视思想教育，不仅对全校学生，他对自已也是如此。毛主席的新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书刚一出版，他总先读为快，爱不释手。校内每次大集合，他常请刘披云、帅昌书、黄文涛、洪仿予等轮流作政治报告，他却立在一旁恭听。《新华日报》是政治思想的指南，抗战消息的总汇，他为校内的各处室长期订阅多份外，并鼓励学生个人按月订阅，最多时竟达四五百份，使训育处各班级任分发报纸成为一项繁重工作。他有时出街回校经过祠堂街《新华日报》分馆，常自行取回一抱，并代为分发。为了考查学生阅报的心得，他提议举行过一次全校的时事测验，各班的优胜学生都奖给了进步书报。阅览室内三青团和青年党的反动刊物都是绝对禁止陈列的，纯洁的青年思想不能容许受到毒害。
      中共地下党所发动的各项抗日民主活动，他无不主动配合，共产党员教师积极支持参加。如各班均出墙报宣传全面抗战，反对投降，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真相，他不断为各报题词改稿，以提高质量，并扶植学生组织进步社团、抗日歌咏剧组上街头演唱。其时“保卫大武汉”的歌声，正激励着全市的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向前线官兵写信慰问，学校附近各街纸铺信笺、信封为之销售一空，每人均写寄数十，个别竟达百封以上，有的还收到了八路军战士的回信。一次募集寒衣，男生尽力向市民劝募，女生均自备棉花布料，缝制背心捐赠，成绩名列全市前茅。国庆节庆祝大会全校一致参加，其时蒋介石刚发表了军阀王缵绪任四川省主席，他在大会上发言，满口袍哥话，一派糊涂腔，使全场爱国群众听了无不嗤之以鼻，认为是看了一出滑稽戏。大游行中，协进长长的行列高唱着战歌，赢得了市民的赞誉。
      校董抗日将领陈离、陈书农从前方回成都，并莅校视察，集合学生听他们讲话。陈离曾与王铭章在滕县保卫战中并肩抗日，王不幸殉难，陈负伤回后方就医。从他的报告中可以听出：川军作战英勇，比任何友军毫不逊色。但统帅蒋介石存偏私，拒不及时装备支援，因而受到惨重损失。陈书农报告川军在襄樊前线抵抗敌人概况中，讲了一个笑话，使人久而不忘。他说，川军最初不善用自动武器，敌人机枪一叫“怕不怕”？我军便“怕、怕、怕、怕、怕、怕”地连放起来，后来学会机枪要用点放，命中率才高，改用……
      （以下为另一部分内容，按原文顺序继续）
      的时候，正是抗日高潮时期。他在党的支持和影响下，选聘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到校任职任教。先后由杨伯恺、肖华清、李则夷等担任教务主任，帅昌书（丁华）为训育主任，黄梦谷（女）为女生部指导。杨伯恺是从巴黎勤工俭学回国的老党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十二桥著名烈士；肖华清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后来继任校长；帅昌书是老党员，建国后曾任中宣部秘书长，教育部部长助理；女生部指导黄梦谷也是老党员，建国后任全国妇干校校长。他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有专长和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同志来校任教，如刘披云、张秀熟、李筱亭、沙汀、洪仿予（沸然）、黄文涛（觉民）、吴德滚、苏爱吾、曹葆华、赵世兰、覃正中、二廖友陶、方敬、陈世泽等几十位知名的教师。后来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这些教师在党的精心安排下，不得不分批撤退到解放区或转移外地隐蔽。
      由于有这样几位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和一批斗争经验丰富的教师作骨干，学校办得很有生气。全省各地不少青年学生，不畏路途艰辛慕名前来，投考成都协进中学，最多时高初中共有二十三个班，师生员工达千余人。建国初期，西南妇联主任廖苏华大姐（原延安女子大学教务长）曾对肖华清同志说：“你们的协进中学办得好啊！在延安都有名，我在延安接待站和女大工作时，就见到过一批一批的协进学生前来延安。你们的学校办得真好，是怎样教育的啊？”肖华清同志说：“我们的教育爱憎分明，教学生把国家民族利益摆在第一位……”廖大姐紧握着肖老的手表示敬意与祝贺。祝贺什么？祝贺协进教育的成就。
      谷校长聘用和接纳了大批进步教师以后，他满腔热情，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在他主持工作期间，进步教职员工在学校中占绝对优势，负责各班的级任教师也多数为党员或进步人士，这就从行政领导方面为党在协进的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虽然国民党当局派来了军统特务上校军事教官林某，但是进步师生和他进行了斗争，有时甚至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他被学生赶走了。当然，我们与林某的斗争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谷校长的支持，要想取得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在抗日救亡的高潮中，在谷校长和革命老师的支持下，不少同学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救亡团体，如“大声社”、“星芒社”、“群力社”等活动。在斗争中，一些学生提高了觉悟，参加了党的组织。1938年春开学不久，成立了协进中学学生党支部，陈光腾任支部书记。学生支部在斗争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的队伍，1938年上期，党员已发展到40人左右。1938年下期由于党员增多，成立了党的总支（当时成都各大中学，只有川大和协进有党的总支），由陈光腾任总支书记、李士杰任组织委员、韩子重任宣传委员、熊梦任青年委员。1939年初，学生党员人数发展到80人左右，先后曾在协进有组织关系的学生党员共有120多人，是当时成都中学当中学生党员最多的学校之一。
      谷校长是一位革命教育家，他深知旧教育制度的弊端，全力支持教育改革和对教材内容的革新和充实。大力提倡爱国教育，提出“读书不忘救国”、“爱国不落人后”的口号，支持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学校有很多进步书籍，很多是董事长张志和送的。学校图书馆有两套图书目录：一套公开的是准备国民党派人来检查用的，另一套是不公开的，是进步书刊目录，管理图书馆的是一个党员。在教学内容方面，除自然科学以外的课程如国文（语文）、历史、公民（政治）等都是由教师自选自编的，基本没有采用什么当时国定教科书。国文和历史有崭新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抗日、民主、国共合作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新的教育。如公民课，规定的教材是正中书局出版的课本，但协进教公民课的教员都用生活书店出版的沈志远编的《社会科学常识读本》，该书的内容实际上是社会发展史。有的老师把《八一宣言》、《中共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在课堂上讲授。初中部国文课本，也是学校老师自编自选的内容，课本叫《抗战救亡文选》，它的内容当时是很新的，其中有《红军长征记》、《朱德将军传》、《八路军到后的肤施》、《五月的延安》、《十九路军上海抗战》等文章，还有记叙东北抗日联军英雄苗可秀在岫岩与日军作战，受伤被俘，坚贞不屈，以死报国，扬我民族精神的英雄事迹。又如国文教员初中二班的级任老师李筱亭（老同盟会员，作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后为共产党员，建国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他在课堂上经常揭露独裁者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及祸国殃民的言行。党员和进步教师还通过课堂教学，对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抗战的主张路线，对推动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起了很大作用。
      协进中学还有课外学习组织，下分若干小组：有音乐组、历史组、文学组、自然组等等。一般利用课余和晚上进行活动。音乐组的指导教师蔡仲庸，他教的都是救亡歌曲，所讨论的都是救亡歌曲的一些理论问题。蔡先生提出，不是救亡歌曲不唱，绝不允许唱靡靡之音。历史指导组的老师讲历史故事和古往今来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戚继光等。他们对历史上投降派人物口诛笔伐、无情鞭挞，对大汉奸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卖国求荣加以声讨。学生支部也在同学中广泛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如组织读书会、时事研究会、读报组、讲演会、办壁报等等。邀请校内外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给广大师生员工作报告，如时事研究请刘披云、黄文涛、帅昌书作时事报告；哲学研究会请杨伯恺先生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学校行政当局和谷校长的支持下，还邀请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到校讲演。沈先生讲演的当天上午，校内校外的同学人山人海，西胜街学校门前内七层的外八层，十分拥挤。学生支部还向同学介绍进步书报。当时在学生中普遍传阅的有：《大众哲学》、《抗战文艺》、《西行漫记》、《朱德将军传》、《社会科学读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联共党史》、《新华日报》、《大声周刊》、《星芒报》、《国难三日刊》等等。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是我党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抗战消息的总汇。当时有一千多师生的协进中学，每期《新华日报》一般可推销到配来份，最多时曾达到二百多份。谷校长和党员教师，以及有些同学自动担任推销员。
      谷校长的教育思想是很进步的，他认为教育不能脱离社会，不能脱离政治，学生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他对革命师生参加校外救亡活动是很理解很支持的。所以协进中学的师生非常活跃，经常开展校外活动。我们的同学常去乡村宣传，组织了抗日宣传团、歌咏队、演剧队等。平时利用课余时间排练，寒暑假就到一些县区乡村进行宣传。东门外到了苏码头、煎茶溪等地；南路到了彭山、眉山、青神等县；西北路经常到青白江、严家桥、王家场、崇义桥、新繁、郫县等地。宣传队到了农村不仅宣传抗日救国，而且还为群众服务，慰问出征家属，教农民识字。
      **怕、不怕**来回答才是聪明的打法。谷醒华校长和董事长张志和合作期间，校务进展很好，因为张的意见常代表中共方面的主张。张去前方后，由当时任成都市长的余中英暂代他的职务。一日，余约川大教授叶某到校，声称校董已聘叶担任校务指导。谷校长了解余对革命事业的态度，表现得很是冷淡，只叫我领他们察看全校一周，他们亦无何发问与指示。相反，当日一川大教授罗念生亦来校探视老校长，却受到谷醒华的热情接待。罗原名懋德，系荣县中学高材生，后由清华留美多年，回国任川大文学教授。李公朴先生去山西主办民族大学经过成都，谷校长便请他到校讲演。他自谦说没有准备，登台后要学生提出问题，立刻收到无数纸条，经他整理分类，立即滔滔不绝地针对大家关心的抗战形势，作了详尽客观的分析，使大家提高了认识，心悦诚服地赞口不绝，以热烈的掌声欢送他出了会场，出了校门。冯玉祥到成都作抗战人力动员，应邀在春熙路青年会讲演。谷醒华校长约我同去听讲，当日系星期日，途中遇见协进学生概招来加入，合计人数不下三十。冯玉祥将军是著名的爱兵爱民模范，他讲话的中心一直围绕着所见各地人民勤劳朴实，热烈拥护抗战的动人事迹。他的话亦庄亦谐，深入浅出，鼓动性极强，说到精彩处，群众欢声雷动，掌声经久不息。沈钧儒先生和柳湜相偕到成都，谷醒华校长约了“协进”同事约20人，以中苏文协成都分会名义在“努力餐”设宴欢迎他们，并请餐馆主人车耀先（中共四川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作陪。席间，沈老谈到抗战的长期性、艰苦性，以及当前上层人物表现的软弱性、动摇性，认为只有加强团结才有胜利的希望。他应大家的邀请到校向全体师生讲演，虽然他的浙江口音大部分学生听不大懂，但这位长者语重心长的忧时忧国之心，仍使大家深受感动。
      1938年11月中旬，谷醒华因过度辛劳，吐血病复发，当即送往四圣祠医院治疗，为时不到一月，病情稍有好转，他便急不可待地出院，到张志和家休养。他关心校内情况，由我常去汇报。12月下旬，他闻悉吴老（玉章）、林老（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路过成都，他以中苏文协成都分会名义，邀他们在青年会篮球场向群众公开讲演，他自任主席，群众临时聚合数千人，把球场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刚由重庆参加参政会后遄返延安，所谈多为在参政会上所见所闻及部分反动派对抗战胜利丧失信心等。而边区政府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陈绍禹最后讲话，他明确指出汪精卫的动摇态度，加以剖析，果不出所料，两日后传来“艳电”，汪已飞逃河内成了第一号汉奸。尤可怪者，两日前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向成都高中三年级学生讲授三民主义的陈公博，竟已同机飞逃成了第二号汉奸！讲演会散后，谷校长陪吴老步出会场，我立即上前请安，吴老仍认识我系他十六年前在成都高师的学生，及询知现任教协进中学，他大为欣喜并加勉励。谷校长同去静安别墅吴老寓所长谈，他在反动派黑暗统治下不畏强暴的战斗精神，吴老赞扬为难能可贵，盼他能去延安观光。
      1939年1月，校内学期考试完毕，休业式上，谷校长扶痛到校，向全体学生致了亲切慰勉之词，实际成了他的临别赠言，长留在千余青年的记忆里。春节前几日，他的长子声隆护送他回荣县古文乡老家，希望他的族叔，荣县著名中医谷政敷妙手回春，他的健康可以很快恢复。
      2月开学，旧生纷纷回校，新生又招收高中三个班，初中男女各一班，教职员人事一律仍旧，校务早有陈规可循，进行基本顺利。品学俱优的学生是大多数，是爱护、团结、依靠的力量。一小撮参加三青团的学生在林国威的指使下，虽不时无事生非，调皮捣蛋，终是不得人心，不能得逞的。在日机袭蓉城的前二日中午，我巡视全校，发觉林国威寝室里聚集着一伙三青团骨干，林正指手划脚似正在布置机宜，要俟机蠢动的样子。大家见了我一时鸦雀无声，林亦顾左右而言他了。接着为了逃避空袭，“协进”疏散到新繁龙藏寺，在一次校务会议上，林国威竟猖狂到掏出手枪拍案叫嚣。谷醒华校长留家治病三月，健康状况不如预想，他考虑校务不容贻误，毅然向校董会提出辞职。经同意后才另聘此时任教乐山中学的肖华清回省接任。我代他办理了移交后，即去乐山接手肖的原任工作。假中回乡见了醒华同志，备述经历详情，他对肖华清接办协进中学认为是很适合的人选，革命事业必将更上一层楼。
      
谷老之风，山高水长
      张松涛
      我和谷老相识于1944年。其时，正是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加紧反共，实行法西斯专政独裁，而大后方民主运动正风起云涌的时候。当时谷老以健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秘书的身份作掩护，实际上是协助张志和同志（健诚实业公司即张志和同志所开办）为中共地下党作团结知识分子、进步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推进民主运动。我在43年秋从重庆到成都，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南区工作，也是致力于民主运动。因此，我和谷老从一开始结识，就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并肩战斗。我在成都首先见到马哲民老师和黄药眠先生，45年初，张友渔老师来成都，就住在井巷子1号谷老的寓所，我们见面商谈的机会更多了。44年11月5日，民盟四川省支部成立，谷老参加了民盟省支部的活动，我担任省支部组织委员（46年11月，民盟四川省支部改组，谷老当选为省委委员）。在那些艰苦斗争的日子里，我和谷老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1945年4月，谷老回乡治病，更肩负着开拓荣县、川南盟务的重任。我们虽不在一起，仍音讯相通，时得谷老的鼓励。1946年8月18日，成都各界人士在蓉光电影院举行“李公朴、闻一多烈士追悼大会”，会上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大打出手，击伤民盟中央主席张澜的头部，我亦被打成重伤，住在张志和同志家治疗养伤。谷老闻讯后，立即代表民盟荣县区分部打来电报进行慰问，这对我们是极大的安慰和鼓舞。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下令解散。从此，我们转入了地下活动。尽管“黑云压城城欲摧”，但我和谷老的心是息息相通的，我们坚信：在严寒冰雪之后，必将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1948年我秘密去香港又折返成都，民盟总部领导人嘱咐我带回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的各项文件和传达全会精神，由我和张志和分别将文件交给刘光书、谷武容（两位都是党盟交叉的同志），分批掩藏送至荣县，转给谷老和民盟荣县区分部刘石夷，再通过谷老和老刘在盟员骨干分子中传观和学习。同年7月，我和张万禄（党盟交叉的同志）分别向谷武容交待任务，要他回荣县向谷老和民盟荣县区分部负责人传达民盟中央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记得分别交给刘光书、谷武容的文件，包括“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紧急声明”、“宣言”、“政治报告”，沈钧儒在全会上的“开幕词”和“闭幕词”、“民盟今后组织工作计划”，沈钧儒、章伯钧等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第一次招待香港记者的谈话等。后来听说谷武容回荣县向谷老汇报了，谷老看了三中全会的文件，听了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非常兴奋和激动，表示热烈地拥护民盟中央三中全会的决定，谷老还说：恢复民盟总部好得很，三中全会的决定真是好样的！使美蒋勾结，玩弄诡计，维护独裁统治的算盘打乱了！反动派分化民盟的企图被击破了！个别人幻想第三条道路走不通了！中国民主同盟坚决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站在人民的立场，只有跟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反对美国的侵略，彻底消灭独裁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实现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和平民主独立的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谷老这几句话语，充分反映了对共产党的希望、信赖和热爱，对民主革命始终不移的追求信念和意志。
      1950年11月，我去北京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不久，谷老也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我们终于胜利重逢了。1951年6月，民盟西南总支部负责同志来京汇报整理四川民盟的情况，谷老、敬树诚、李实育和我都参与该会，我们四人都不同意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和结论。这年11月，在民盟总部组宣会议西南区大组上，批判张志和的所谓“军事割据思想”，谷老不从众议，仗义执言，表现了独立不阿的可贵精神。我们在一起交谈中，都为解放初期统战工作中，盟内的“左”的思潮而感到忧虑（近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其中一文即指出解放初期西南的统战工作中存在“左”的倾向）。事实证明，张志和同志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和战略布署开展工作的，对四川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52年，我回到成都。在“三、五反”运动中被作为民盟川西区内的重点清查批斗对象。我爱人代惠群写信求助于谷老，谷老很快将此情况向民盟中央与中央统战部反映。不久，民盟中央派组织部长周新民来川查处，使我的问题得到澄清。谷老在我身处困危之中关怀与鼎力相助之情，我是永志不忘的。几十年来，谷老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默默无闻地勤奋工作，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憎分明的立场，“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的高尚的情操，凡是和他有过接触，共同战斗过的人，都感到身心获益匪浅。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谷老那“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在解放初期两次民盟中央的会议上，充分体现了他那实事求是的精神。
      谷老逝世久矣，然犹能仿佛其磊落光明的平生。自从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后，古往今来，身体力行者究有几多？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赞严光之品德足使“贪夫廉，懦夫立”。读范文正公文，缅怀谷老风范，亦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纪念谷老
      黄汉生
      及谷老在一九五一年春应吴老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任教，我们得识了谷老。五十年代初是人大的初创时期，教研室里大多是年青的教师，而谷老则是久已闻名的年逾花甲的教育家了，但他跟我们这些年青人在一起却是融洽无间的。在将近十年的相处中，谷老给我们的教益很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谷老既是我们的同事，又是我们的老师。那时为了培养青年教师，教研室特请黎锦熙、王力等先生定期来授课，谷老每次都同我们在一起认真听课，细心做笔记，还参加课后的复习和讨论，他从不以长者自居。吴老要求我们学习拼音方案，要熟练地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或把拼音文字迅速译为汉字，谷老也同我们在一起学习，接受测验和考试。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如备课，甚至试讲直至总结，谷老没有一项忽略掉的，处处跟青年人打成一片。在这同时，谷老长期地给我们讲授《诗经》，辅导学习古文。对于这些，谷老从不把它当作额外负担，相反，他象教本科生一样兢兢业业，负责到底。在海运仓那简陋的宿舍里，暑天为我们挥汗析疑排难，寒冬让我们围炉听讲，赏识诗文的奥妙。因此，谷老在我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是学海无涯中的带路人。谷老治学严谨，求实。他在我国语文学方面造诣很深，但绝不固步自封。他教本科，主要讲授现代汉语，对语法部分吸取各家所长，而自成体系，并且针对本科学生的实际进行教学。当时本科学生都是调干来的，经历实践锻炼，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但语文表达能力欠佳。谷老在备课和讲课时，就参照黎锦熙先生的语法体系，指导学生练习图解句子，多作正反两面的对比剖析，借形象性较强的图解，加深学生对词句结构的理解，增强辨误能力，有助于纠正表达上的差错。教学效果良好，深受学生欢迎。谷老在治学和教学上的严谨求实的精神，也对改正我们年青教师一般喜欢空谈理论，忽视深入实际的风气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五十年代，曾掀起几次大批判热潮，谷老都以严肃态度对待。一九五六年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由谷老主笔、黄汉生协助写的《批判胡适在汉族文学语言上的主观唯心论观点》一文，虽受当时特定形势的影响，论述尚欠周全，但即使如此，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提出的主要论点，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这也表现出谷老在科研上的严谨与求实的一面。谷老生活简朴，廉洁克己，对人平和，只求奉献，不计个人的得失。谷老年事已高，特别是进入了六十年代，已是古稀老人，但他仍住在低矮阴暗的宿舍里，房内除了木床、木椅、书桌、书架以外，别无其他陈设。长年累月以书为伴，安于清茶淡饭。不论平时或遇年节，他都和我们一样，吃学校食堂的便饭。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谷老精于医道，平日身体不适，总是自己开方，自己买药，煎药、服药，药费却从不向公家报帐。当我们问他，为什么不报销时，他微笑着说：“这点钱，算不得什么哦！”晚年病重时，他依然是这样；他不愿增添领导上的负担，也不愿打扰同志们的生活。谷老对工作对生活严于律己，甚至到了完全忘我的境地，充分地表现出了“要求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崇高风格。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领导下，呕心沥血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他刚正秉公，长期以来，与党坦诚相见。在五十年代中，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能冷静审察，讲道理，辩是非，不人云亦云。对人对事，从不当面不说，背后说长道短。对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他感到欣慰，受到鼓舞，而对社会上某一时存在报喜不报忧的现象，或对浮夸风，则直言不讳。对某些党员进城以后犯有官僚主义作风，或以权谋私，或搞特殊化者，他同样直率指出。总之，他是热忱地期望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谷老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共产党的忠诚又亲密的战友，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他同样是共产党的忠诚又亲密的战友，谷老一生为革命，始终如一，他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怀念敬佩的谷醒华老师
      张弢英 金拾珊
      醒华老师离开我们倏忽近卅年了。记得一九六三年春，老师病重住院，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地询问他的挚友——先父张志和的右派帽子是否摘掉的情景，真是令人终生难忘。二十年代末，老师受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第一师秘书，与先父共同工作，在洗雪国耻、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下，结为莫逆之交，至死不渝。在他们驻防四川江津县期间，老师大力协助先父在江津县城进行许多社会改革，一时传为美谈。江津县城原由军阀周化成设有一护商处，凡经过江津的船支货物均要征税，每年可得十几万银元。一般军官均主张照旧征收，大家分润，先父和老师认为对个人有利，但却加重了人民负担，不能“以暴易暴”，而毅然取消了这项苛捐杂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的某高级将领拟在江、巴交界的江津县内设厂制造吗啡。派人要求先父，只要假装不知，不去干涉，每天送银元壹仟元，如果允诺，每月可净得三万银元。先父与老师商议后，认为吗啡危害民族健康，关系至大，严词拒绝了。不久，他们检查落实情况，得知下面阳奉阴违，居然设厂制造了，乃派队伍前去缉拿逮捕，并将机器和所制成半成品黄色吗啡（据说再制一次即成白色成品）一并带回销毁，以免遗害人民。当时二十四军为增加军费收入，曾令全军所辖共五十四个县均种植鸦片烟，以便按亩征税。先父和老师商议决定，认为种烟有害人民，乃嘱县人只筹烟税款一小部分以应付军部，而不要种烟
      三十年代，先父与友好在四川成都西胜街创办协进中学校，旋即赴欧美、苏联、日本考查学习。返回成都时，积极争取校董会通过了聘请醒华老师担任协进中学校长。老师二十年代在其故乡荣县旭阳中学任校长时，就为吴玉章同志所嘉许。老师在协进任校长后，教师阵容为之一新，主要教学成员都是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如教导主任杨伯恺（解放前牺牲）、训育主任丁华（原名帅昌书，解放后任中央人事局局长、教育部部长助理）、胡一哉（解放后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洪沛然（曾任纺织工业部顾问）、沙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披云（云南省政协主席）、黄梦谷（全国妇联）等同志。由于这批革命力量，更加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鼓励了许多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由此，成都的抗日救亡运动及以后的民主运动，都以协进中学为活动中心，重庆新华日报有过报导。因而后来社会上对协进中学有开明的红色中学及“陕公第二”之称。作为校长的醒华老师，他既要掩护团结同志，还要保护发奋上进的青年学生，始终不断地排除一切内外干扰，坚持和来自国民党三青团的特务活动作不懈的斗争。要承受如此严重的政治压力，没有一个把祖国、人民的利益奉为至高无上的信念，刚正不阿、忘我无私无畏的胆识，为了崇高理想不惜献身的人是万难当此重任的。四十年代，醒华老师经先父和杨伯恺介绍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为争取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1946年担任了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解放后任四川民盟川南支部临工委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会委员。然而就在委以川南行署文教厅长职务时，他却婉言谢绝了。原因之一是他不理解刚一解放，民盟中央采取不承认川康民盟地下组织的错误决定，如接受任命，对个人是政治上的承认，但愧对长期与之同生共死并在血雨腥风中斗争过的大批同志。吴玉章同志得知后，特邀老师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直至谢世。老师在这段期间安之若素，一般来说是要承担风险的，但老师既已认定了是非曲直就义无返顾，置个人荣辱于度外，直到真理为人们所认识。四十年代，先父在成都井巷子创办健诚实业公司及临邛茶厂，醒华老师和菇志波老师出任公司秘书，并任该公司民盟支部负责人。老师以住在公司之便，陆续不断地掩护接待了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如张友渔、朱蕴山、陶大镛、肖军、艾芜、沙汀、肖汝霖、杨谦、黄药眠、王英才、汪导予等同志，由于他对同志们的关切和热爱，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五十年代，反右派斗争开展后，先父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四川省的大右派分子。其间，醒华老师被动员要他揭发张志和的“罪行”，老师诚恳地答复说，他所知张志和多是做的为人民有益的事，如果需要，他可照此上台揭发。被他软钉子碰回去的后果，使我们全家为之担心。我母亲焦急地劝他要为今后的安危祸福着想，如果父亲的挚友因此而遭不幸，我们将永难安心。老师却义正词严地说：“大不了把我打成右派，我绝不能歪曲事实，诬陷好人。”在那乌云密布，无数知识分子惶恐不安的时刻，老师以其刚毅的性格，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态度，对待那场严峻的考验。他那为人正直、无私无畏的高贵品质，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那些朝秦暮楚、反复无常、游戏人生的无耻之辈无地自容。
      当先父的右派帽子摘掉后，中共四川省委一九八三年下达51号文件，平反四川民盟这一起大错案，使冤案大白于天下。醒华老师地下有知，他为之坚持的正义与真理将永远掌握在他手中，为了使历史不再“误会”，真理将永存，老师将会感到欣慰了。追忆往事，缅怀先驱，激励来者。1989年11月11日。
      敬爱的谷老永远活在我心中。陈懋华。谷老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八年了，历历往事，犹在眼前，谷老的高大形象仍印在我心里。您永远活在我心中！您的奕奕神采，您的明哲的眼睛，您深邃的洞察力，您的谦虚谨慎，您的光明磊落，您的无私无畏，您的宽人薄己，您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您那勤奋学习、诲人不倦的作风，您那老当益壮、积极奋进的精神，还有您那永远跟着中国共产党的一颗红心，永远启示着我、教育着我。您那伟大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永远使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中文系的同志感念不忘。您离世以后人大文艺理论教研室余飘同志对我说：“谷老是最有道德的人，最高尚的人，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您活在许多同志的心中。约在53年初，人民大学民盟区分部成立，吴老出席祝贺。他在讲话中说，民盟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并介绍了四川民盟的成绩。他说他任四川省委书记时受到民盟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在白色恐怖中他从延安飞往四川，想不到谷醒华同志竟率领民主爱国人士来机场欢迎他；谷醒华同志第一个上前和他热情握手，欢迎场面非常热烈；他很受感动。1958年民盟人大区分部召开全体盟员大会，吴老又出席讲话，介绍了民盟的光荣历史；表扬了人民大学盟员同志所作的贡献，再次提到谷醒华同志在四川民盟工作上的贡献和给他的帮助。并说：“凡是帮助过共产党的人，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建国后吴老邀请谷老来京养病，谷老却来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勤奋地工作和学习。谷老学识丰富，在国学、古典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当时职工业余学校需国文教研室派员教语法课，大家裹脚不前，谷老却欣然前往，而且教得认真，十分负责。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他脑子里没有工作的贵贱和世俗的荣辱，他的襟怀是高远的、坦白的。人民大学重视提高教职工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创设了马列主义夜大学和职工业余文化学校，马列主义夜大学开设联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四门理论课程，共学六年，学习十分紧张，人人全力以赴。在马列主义夜大学，谷老从不缺课，成绩优秀，各科均是五分。53年暑假人民大学突击学习俄文，开办俄文学习班，谷老年纪已大，大家怕谷老不能适应紧张的学习生活，纷纷劝阻，谷老却毅然报名参加。谷老刻苦学习，成绩优秀，把不少年青同志抛在他的后面。当时他写了一首诗刊在《人民大学周报》上，表达他热爱党、热爱人民、努力学习的愉快心情。吴老也在周报上发表了一首赞誊谷老的诗。我受到谷老的启发，为了赶上形势，就到系里随班学习俄文。后来谷老调校部直属汉语教研室工作，住在西郊，星期天他总要进城买书，新华书店、古籍书店、琉璃厂、隆福寺一带的书店，他总要去逛逛，每去就要买几本书回来。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谷老逝世，人民大学政治运动频繁，在那一系列运动中谷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始终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品德节操，无论是“群众人人过关”，还是领导自我检查，谷老很少发言。言不及义，他自然不发一言。不了解被批评一方和批评者一方，也不便发言；人云亦云，不负责任，信口雌黄，这更与他思想不相容。只是会议的本身及其作法以及出席者每个人的面目，他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的人在没有捞到意想中的地位和金钱时，全力讨好领导同志，会上会下把领导吹捧得肉麻，当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翻过脸来大打出手，肆意攻击领导，丑化领导，把他平时搜集起来的材料，作为进攻的炮弹。对这一类的人谷老是十分鄙视的。以上一切，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开始阶段，动员人人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大会、小会、各民主党派座谈会等等，请大家提意见，谷老一言不发。来自各方面的人动员劝说，谷老仍不开口。当时向谷老提到这件事时，他说：“我没有意见，我说什么？”冷了场，主持会议的人十分为难，谷老还是一言不发。在反右斗争中，动员谷老批判校内的同志和校外的张志和同志，谷老仍不发言。人民大学民盟某负责人向他做工作，请他出席张志和的批斗会，因为谷老和张志和过去共事，再三动员他揭发张志和，他始终没有发言。这是要承受相当大的政治压力的。有些人对此似有非议，我去告诉谷老，劝他说几句，他说：“我知道张志和确实掩护过地下党，营救过地下党，现在要我揭发他杀害共产党，难道让我去编造么？”我没有说什么，只向他投了钦佩的目光。人民大学民盟一个负责人在反右斗争中大打出手，公然入了党，身价百倍，他的女儿破格进了人民大学法律系读书，当时人民大学的法律系、外交系不是一般人的子女能就读的。联想到这样的人，谷老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更大了。54年人民大学的科学讨论会召开前半年，讨论题目就发到国文教研室某同志手中，他却秘而不宣，封锁起来，临开会前才被迫交出，结果他和他接近的一两个同志有充分时间准备，别人只好临阵磨枪。他来人民大学之前是中学校长。52年前后国文教研室要给他定职称，就打听他在民盟中央方面的地位，说来也巧，民盟要给他职务，又派人来了解他在人民大学的职称。他善于吹嘘，大言不惭，结果在人民大学当了副教授，在民盟组织内也获得了相当的地位。他这般品质，又不学无术，装腔作势，谷老不禁谓之“作教授状”。这场暴风雨过去不久，在民盟过组织生活时闲起来，有人说，斗争张志和专门请他去揭发，他一言不发，他真顶得住。经过58年“大跃进”，人民大学也在老年知识分子中“拔白旗”、“插红旗”，对老知识分子进行冲击，老教师们处境恶劣，人人自危。连192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当过南下请愿的学生代表、又在解放区担任过游击队队长的刘益之老师也被学生们拔了白旗，由此可见一斑。这股风一直刮了很久，人人不敢说话，噤若寒蝉。60年前后谷老每次来我家，都给我讲授《楚辞》。62年阶级斗争已提到空前高度，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老教师社会经历丰富复杂，在旧世界活动的时间比较长，在政治学习会上自然成了“靶子”，今天一个会批判这个，明天一个会批判那个。有一次谷老洞察主持会议者和积极分子们的心理，就主动发言说：“我是一个老教师，我愿把自己作为一个模特儿贡献出来供大家批判。”主持会议的人冷不防自己整人的阴谋被人赤裸裸地揭穿，特别又是受人尊敬的谷老，虽想拿他当靶子，这就难于下手了。谷老神态自若，不卑不亢的样子，使主持会议者十分尴尬，连忙申辩：“谷老误会了，我们不是针对老教师的，我们对谷老是十分尊敬的。”结果只好偃旗息鼓了。在那段时间某副校长贯彻极左路线整了许多人，一阵紧锣密鼓之后，为了调动积极性又作一些赔礼道歉的姿态，导致柯丙生同志自杀，惊动了吴老，那位副校长才被调离人民大学，从南京大学调来了郭影秋同志任副校长。郭校长治校，政治空气不那么沉闷了，他提出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让人放开思想畅所欲言，说心里话。在一次会上谷老作了较长时间发言，最后几句比较激动。会后回到红三楼三楼五号他的宿舍休息，到买回晚饭时才看见自己一只脚竟未穿鞋，他十分惊异，赤着一只脚在往食堂的路上来回走竟未感觉。他进城来告诉我，我以为是风湿麻木，建议去针灸，他却不愿医治。第二天我乘校车去西郊，陪同谷老去西苑中医研究院找专家郑魁山大夫医治。在公共汽车上谷老不肯在座位上就坐，他身体一直很好。郑大夫作了初步检查不肯用针头，一定要我们到医院作了肝脏、心脏的检查，有了明确的诊断他才医治。谁知谷老竟患了肝癌，病魔无情，竟向这位贤者袭击，多么令人伤痛！又多么令人悲哀！谷老独自一人在人民大学工作，积极努力，忠诚奉献，身边没有妻子儿女照料。他的长子谷声隆同志、长媳田慕潜同志在内蒙呼和浩特市工作，同于56年入党，且均为工业、文教方面骨干。我多次请求谷老申请调他们来北京工作，以便有个照顾；谷老始终不同意。他说：“不能给组织找麻烦。”其实吴玉老也征求过谷老的意见，问他的子女来不来人大工作。教研室主任王食三同志也提出请谷老将夫人迁来北京，他仍不同意，他不愿给组织带来任何一点麻烦。有一次我到谷老寝室，打开他的抽屉，看见一叠钞票，我一数，148元。谷老原来的工资是1别元，什么时候提了一级我尚不知道，也未听他说过。我问道：“谷老，您什么时候提了级我尚不知道？”他说：“何必去管它！给多少我从不过问，什么时候给的何必注意？”谷老没有任何个人名利之念，不为自己谋，不为子女谋，拒绝对家属的照顾，他的襟怀何等坦白高尚！建国前谷老以自己的薪津培养了不少穷苦青年人，使他们能读书深造。他的长子在同济大学读了一年就因经济困难而辍学了，小儿子正当读书时期因经济无来源却作了商店学徒，我总觉得谷老未培养自己的儿子读书而感到遗憾，他却说别人的子女优秀嘛。其实他儿女虽不算才智超群，也都是相当优秀可造的，在他的世界观里，只有他人，没有自己。三年自然灾害中谷老在食堂吃饭，本来粮食定量减少了，吃进口里的粮食就更少。学校决定他在留学生食堂吃饭。我因谷老之请也去留学生食堂吃过一餐饭，只有粗硬的大面包和一点不见油的菜汤。当然，留学生还另有供应。谷老日见消瘦，高教部部长助理丁华同志常以清炖鸭子招待谷老。丁华同志也是难得有这些食物的，只是有了佳肴一定请谷老共享，补补谷老的身体，尽故人的一点心意。学校送给谷老一块猪肉，两个鸡蛋，谷老还给我送来，我两岁的儿子何悔生下来竟未见过鸡蛋，连声大叫：“球！”“球！”竟往者上一碰，我赶快用碗接着。谷老说孩子缺少营养，但是他更需要营养啊！他就是处处想着别人，唯独没有想着自己。1960年前后四川教育厅长张秀熟同志计划筹办川南大学，曾约谷老当校长，我很希望川南大学成为现实。谷老给张秀熟同志回信说：“北京之乐，使我乐不思蜀矣。”可见我多么缺少识见。当然如川南大学筹办成功，谷老能作川南大学校长是合适的人选了。他的学问，他的识见，他的身体力行，在教育界工作多年，为政也多年，解放前他办的协进中学为共产党培养了不少人才和骨干。但是在极左路线之下，求实的、真正的教育家是很难展志的。我们提倡的德才兼备的“德”是以政治为内容，而忽视了品格节操，而谷老就是重视品德操行的教育家。谷老常常去看望吴老，如果一时未去，吴老必定电话相请。谷老重病住院期间，吴老多次去海淀医院看望他。谷老逝世吴老是很伤痛的。人民大学在八宝山为谷老开追悼会时，丁华同志、纺织部洪仿予同志、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官质斌同志等均专车前来祭奠致哀。谷老生前人人敬仰、爱戴，逝世后个个沉痛哀挽，长久追忆。谷老离我们而去了。但您的音容神态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而且越来越清晰。您清瘦的面庞，您睿智的眼睛，您平静而安详的神态，您轻捷的步履，您那穿了好些年的呢子中山服，在我眼前这么鲜明。您从不说一个“老”字，您从未感到自己“老”，我也未感到您“老”，可是肝癌终于使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虽然如此，我仍不相信您已离开人世。当我和声律、声怡姊妹替您穿衣服的时候，您的手臂已经冰浸，您确然已经不能复生了！但我总觉得您没有死。我的哀痛无休无止，无尽无休，我未能充分理解您的教导，也没有努力去实行，辜负了您的苦心，我只有永远内疚，永远遗憾！一九八九年十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精诚合作 荣辱与共——记谷醒华老师与吴老玉章合作共事梗概。吴宽白意。谷老师是我川中知名民主人士，人民教育家。他为新中国的创建，为人民教育事业无私奉献一生，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尊重，广大青年的爱戴和敬仰，深得吴老玉章公的赞誉。吴曾赞扬说：“醒华同志一生为革命，为教育事业，始终如一，不愧为真正的革命家、教育家，这种革命精神是难能可贵！令人难忘啊！”并常谆嘱我们亲属们要学习谷老师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忠贞不二，刚正不阿，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据我所知，谷老师与吴老合作共事，大概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吴老和谷老师都被选为出席改组后国民党第一次和第二次
      千多名党员，成为大革命时期非常有名的左派党部。这里也有谷老师的贡献和功绩，为吴老留下了深刻良好的印象，为后来他们多次合作打下了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吴老被逼出国，到了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去进行考察学习。谷老师在吴老的影响下、共产党人的熏陶下，继续坚持走民主革命道路，断然退出了国民党。从此，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活动。为了避免反动派的逼害，从日本考察教育后回到桑梓荣县，仍以教育事业为基础，利用原在县里任教育局长及县中校长的旧关系，与一些进步人士办起了私立旭阳中学，自任校长，以实施“党化教育，造就革命人才”为宗旨。该校招收了一些贫苦学生，后来大多为进步青年，并帮助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共产党人和共青团员，被誉为“四川革命干部学校之一”。与此同时，并创建了国民党荣县县党部（左派）；之后还到共产党员张志和同志率领的24军一师任秘书，帮助培植进步势力，掩护共产党人策划暴动。也任过驻地江津县长，但仍然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实为难能可贵。这也和吴老多年的指引、帮助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八年春，吴老作为国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载誉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和民族统一战线，被中国共产党提名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六七月间，吴老回四川重庆转荣县，同年12月过成都，再返家乡，风尘仆仆到处宣传抗日救亡和民族统一战线，并与旧友相会，其中包括与谷老师接触。在吴老的指引和支持下，谷老师在成都协进中学聘任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任教，如洪防予、帅昌书等都在该校任教，并共同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在该校掩护了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与共产党组织密切合作，动员和组织学校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我也在协进高中上学，深感学校抗日救亡、民主空气都很浓厚，有的同学在星期天还到农村去搞宣传抗日救国活动。与此同时，在教学中宣传马列主义学说，先后为党培养了成千名干部，分批输送了许多进步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因而当时的协进中学不愧曾被称为“成都的延安陕北公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谷老师的艰苦朴素生活，在那时旧社会里他常穿蓝布衫，着布鞋布袜，因而被一些过着资产阶级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讥之为“谷老蓝布头”。一九三九年底，吴老因国民参政会已名存实亡，即回延安工作。这时谷老师与吴老暂时中断联系。但谷老师仍从事进步活动，特别是对吴老的亲属关怀备至，我的堂兄吴本熙等都是通过谷老师的关系去延安参加革命的。我在协进中学念书，也受到谷老师的关怀和保护，得以完成学业。我们也没有辜负他的教育和帮助，先后成为共产党员。当然更多的是在此期间他做过多次关怀、掩护共产党人的壮举，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不愧为我党的忠诚亲密的战友。1945年吴老参加中共代表团去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后来吴老参加中共和谈代表团及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时，谷老师又与吴老有了联系。特别是1946年吴老回到家乡荣县时，谷老师曾到我们家蔡家堰亲自会见吴老。此时，谷老师已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在共产党和吴老的支持与帮助下，在荣县建立了四川民盟第一个基层组织——荣县区分部。因而推动了川南各地民盟组织的积极开展。为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这也是谷老师与吴老合作得较好的时期。
      
人民大学共事时期
      建国初，吴老即推荐谷老师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任文教委员，以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文教厅厅长。但为了帮助吴老办学，未去就任。当时谷老师因多年积劳成疾，吴老得知后即去电让其来北京治病，并亲自过问，嘱咐安排到国务院惠中招待所，派人联系到北京较好的医院——北京医院检查治疗。经过一段诊治，病情好转稳定之后，由于谷老师急于想为人民多作些工作，吴老也正需要一些得力助手和信得过的教学人员，而谷老师生性不愿作“官”，原意为人民教育事业做些实事，因此安排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由于人民大学是我国的一所特殊高等学校，以培养新中国需要的建设和管理人才，招收的学员多是有革命斗争经验而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较低的在职干部，以及部分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大多也是党、团员。他们是到学校进修的。而谷老师担任的语文教学，是一门综合性文科，政治性也很强，要胜任此项任务，难度很大。但谷老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具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对汉语研究颇有造诣，因而能出色地完成他的教学任务。在人民大学，他任劳任怨，教书育人，从不计较名利，十几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又因他一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能结合语文教学，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言传身教，深得广大师生的尊敬，也深得吴老的赞赏。特别是经过“反右”等各项政治运动的严重政治考验，他始终相信党，相信吴老的为人，对于教育事业，对他的教学工作，从未动摇过。当然也因他在吴老身边工作，能及时得到吴老的指导，有事可以共同商量，互助互励，以及吴老对康生等人在人民大学推行极左路线的抵制分不开的。因而使谷老师能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做出较大贡献，培养出许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人才。不幸的是谷老师年事已高，经过长期艰苦生活的折磨，在1963年一病不起，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噩耗传到，吴老甚为悲伤，痛失长期合作的战友。在谷老师得病期间，吴老曾叫人民大学安排好住院事宜，虽经医生、护士精心治疗、护理，但仍未奏效。在谷老师住院期中，吴老也曾叫我代表他老人家去医院看望过谷老师，了解他的病情，和征询谷老师及家属的意见和困难，有问题都得到及时解决。在治丧时搞得较为庄严隆重，并对谷老师的生平作了高度而又实事求是的评价。之后又嘱我邀请亲属到吴老住地，进行亲切的慰问及安排后事。我想谷老师在天之灵，也会深感他和吴老私感之交甚笃啊！
      
最敬爱的长者和同志——悼念谷老
      郝世培
      醒华谷老是民盟的一位老前辈，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他以“民主办学，教学育人”为宗旨，一九二四年在吴玉章同志支持下在荣县成立旭阳中学，自己任校长。一九三七年在成都协进中学任校长，团结一些进步教师把协进中学办成新型的学府，人们誉为四川的“陕北公学”，大批学生转到延安或投入解放区。旭阳的学生，不少也是当时在川南活跃的农民协会的骨干。这两个学校所传播的革命种子，一直影响到现在。我虽不是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但他在几十年的岁月中所表现的政治素质、道德修养、生活态度、工作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谷老堪称我的良师益友，他不幸逝世，我深致悼念！
      醒华同志是我参加民盟的介绍人。记得一九四五年寒假，我由雅安县中归家省亲，回到荣县，经常与好朋友刘石夷、刘若平在一起。谷老从古文乡来到荣县，就住在石夷家里，于是我们接触，经常结合在一起交谈。谷老在我们三个人面前，毫无顾忌，大谈国家大事。从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谈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时局，从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谈到联合政府和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建立和平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特别对民盟的性质、地位与共产党的亲密的关系，作了详细的介绍，并谈到民盟的发展，鼓励我创造条件加入民盟。经过这几次谈话，除去了眼前的迷雾，心情极为激动，我自动提出申请参加了民主同盟。一九四六年春节，谷老来信约去五宝镇三星屋基官荣三老师家作客，于是我和石夷、若平一起去官老师家，会着谷老，我们就在一间屋子里商量成立民盟支部和人事安排，并对盟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开展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等工作。之后，我们在鼎兴寺刘光书的家里集中开会，成立了民盟荣县区分部，选举胡善权作主委，程觉远作组织，刘若平和我先后作宣传，石夷任秘书和总务，后来作代主委工作。会上同志们畅谈了国内、省内、县内的政治形势，并对“荣县新闻”作了审查，提出改进意见，使报社进一步明确和平民主的立场，树立地方正气，确保社会安定，反贪污，反横暴，在小消息和短评上多下功夫。最后遵照谷老的意见，对联络组加强领导，为以后部分盟员在成都被迫到荣县避难提供了安全的保证。同年2月上旬，吴老代表中共在重庆出席旧政协，会后回荣县，荣县各界人士举办了各种欢迎活动。第一天，吴老发现没有见到谷醒华，深表叹惜。于是我们找人到古文场接醒华同志进城。吴老住河街县银行，谷老住在石夷家里。第二天下午二时，刘石夷、刘若平和我随谷老一起到县银行会见吴老。二老见面，亲切握手，相谈甚欢。吴老说：“醒华，这些年你太辛苦了，病情怎样了？要好好保重才是。现在好了，石家庄、张家口我们都解放了，欢迎你到那边去，工作和身体都有好处，特别北方气候适合你的养病。”“现在形势比人还强，各方面的发展，愈来愈有利于我们，现在是黎明前的时刻。”一谈到明天是纪念罗叔铭辛亥革命的老同志的日子，二老沉默良久，吴老一再询问现存的老同志的情况。第二天上午，我们一道去北门外双溪书阁参加纪念罗叔铭烈士的大会。会上刘觉民县长致词，大谈“无我全体主义观”。我和谷老坐在最后一排，这时谷老对我说：“世培，你听到没有？太玄！无我，怎能形成全体呢？”接着他讲了一个笑话：“有一人差人解一个犯罪的和尚。晚上宿店，和尚把差人的头发剃了，穿上和尚的衣服，和尚反而逃去了。第二天早上差人醒来，不见了和尚，后来差人看见自己身上的和尚衣服，又用手向自己头上一摸，光光的。于是差人大声叫道：‘和尚找着了，在这里，但是我自己到哪儿去了呢？’刘县长，这位川大教授的思想方法就是从这位和尚学来的。”我马上用手捂着自己的嘴巴大笑起来。唯心的毕竟是唯心的，油腔滑调的伎俩，明眼人的慧眼，终于看出了它的马脚。我们一回到刘石夷的家里，大家就对“惊人治县”的情况进行交谈。这次谈话的内容就是“荣县新闻”不久对刘觉民治县进行评论，社论“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篇。“荣县新闻”创刊一周，报社为此在河街礼堂举行招待会，邀请各方面的人士参加，赢得了好评。谷老撰写一首七律表示祝贺，可惜报纸散失，原诗找不着了。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四川民盟省委在成都举行民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组织上决定派我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区分部叫我到古文场谷老家下作了汇报，我与谷老商定了大会发言提纲，主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了组织上要依靠党的支持，工作上要配合一致，政治上要明确方向。谷老还写了一封介绍信，信是交与四川健诚公司张志和同志。谷老还拿出了几块钱给我作路费。为了安全，谷老叫我找刘一先秘书写信与国民党省党部介绍我在成都去拿“荣县新闻”的发行证。这是当心路上遇着军警特务盘查的准备。
      11月下旬我到了成都，见到了健诚公司张志和同志，同时将信交上。他一边见信，一边询问谷老的健康。他说开会还等两天，你最好到四川大学去休息下。随后我由张松涛带领到四川大学，见到刘光书，后来又与化学系的张万禄见面，张安排了住宿。第二天还在望江楼茶馆喝了茶。开会的时候，我就同农学院王道容一道参加会议。会场严肃简单，共有二三十人。我知道有成都、大邑、邛崃、南充、荣县、渠县等地的代表。会上作报告的是杨伯凯，随后田一平、张志和都先后发言。发言的内容主要是形势与任务，即反对内战独裁，反对伪国大，开展民主运动。内容纪要还在“民众时报”时事评论上发表。会议进行第二天，我作了简短发言，对荣县区分部的成立和发展以及工作进行了介绍，其他地方的代表都作了发言。田一平作总结时对荣县的经验作了肯定。最后选举，谷老当选为省委委员。从此，民盟荣县区分部的工作延伸到附近县市去了。我在成都作了短暂的停留就返回荣县，除了向区分部和谷老传达外，还向荣县全体盟员作了传达，散发了“民众时报”的时事评论。谷老的一生是勤劳朴实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他热爱人民教育事业，最后鞠躬尽瘁地死在人民大学岗位上。他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祖国，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他是我们最敬爱的长者和同志。我记得有一次，谷老引用吴晗“哭闻一多”的文章来激励我们踩着先烈脚印前进，使我们深受了一次活生生的革命教育，迄今记忆犹新。他慈祥的面孔，健谈的口齿，锐利的眼光，稳重的步伐，永远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激励我们加强学习，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为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作出更多的贡献。
      1990年8月下旬于重病中
      
醒华世伯诞辰100周年纪念
      吴汉骧
      醒华世伯逝世已27年了。值兹百年诞辰之际，作为我父亲吴芳吉的知心朋友，使我这个晚辈回忆起他老人家一生中许多感人肺腑的事。我虽拙于言辞，却愿借此机会聊表我怀念之情。在我十六岁、父亲任江津中学校长、醒华世伯当江津县县长时，只曾见过他老人家一面。解放后，50年上期，醒华世伯应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之邀，从泸州乘轮东下，路宿江津，登岸寻觅至友芳吉的后代而遇我弟弟汉骥。当晚汉骥送他回船，醒华世伯留他在船上畅谈了一个通宵，对我家老幼关怀备至。次晨船开，才匆匆告别。当时我在白沙聚奎中学任教（白沙距江津县城九十华里），未得拜谒醒华世伯，迄今犹感遗憾。幼小时候，我常听祖母谈及醒华世伯在我家境处于极端穷困时，出川路过白沙到我家对祖父母佯称他在嘉定中学（现在的乐山市）与父亲同事时曾借过父亲的钱，特此前来奉还四十块大洋的。祖父母信以为真，当即接受了这笔济款。数年后，父亲出远门归来，当祖父母谈及此时才知并无其事，但欲写信致谢或今后设法偿还，已不知醒华世伯何处去了。1931年，醒华世伯在他县长任内，为政清廉，关心民间疾苦，受到县人赞扬。由于他生活简朴，终年四季都穿蓝色粗布长衫，人们给他取个外号“谷蓝布”以示钦佩。为了振兴江津县的教育，把这个县的最高学府办好以示范于县内其他学校，他三次到重庆大学敦促我父亲回乡就任校长。（当时江津中学校风不好，县内派系斗争激烈，各自企图夺取此校作为基地。）醒华世伯决心找一个超脱派系的人来长此校，才有可能扭转其局面。我父亲之所以愿意辞去待遇丰厚的教授职位（每月两百块大洋）而回到桑梓地方任校长（月薪数十块大洋），主要是为了报答醒华世伯解囊相助之恩。父亲在江津中学校长任内，以身作则，循循善诱，事必躬亲，积劳成疾。生病后住在德威坝贫民区内的一座矮小的平房里。醒华世伯公务极忙，仍经常从江津县城过江来家探视。驻军张志和师长与醒华世伯友善，也来我家看过几次。（张师长是进步军人）邻居们见到这些贵宾经常出入我家门，颇感惊奇。一九三二年五月九日父亲在家病逝，终年仅三十六岁。醒华世伯亲自主持丧事，归葬黑石山之后，又亲自主持了江津城内举行的一次规模较大追悼会，又是醒华世伯读的悼词，给父亲短短的一生以最高的评价。父亲辞世后，遗下年过花甲的祖母和四个儿女的母亲，生活全无依靠。醒华世伯见此惨境，又亲自出面向县财政局提出抚恤的要求。当时财政局长是张锦兰先生（现仍健在），最后由张先生具体经管此事，为我家置田产十八石租，所余奠仪移作我弟妹等人的学杂费用。后来因修成渝铁路，田产被划去，酌给少数补偿。当时我曾是个初中学生，醒华世伯的这些动人事迹，至今还历历在目，永不消逝。六三年我在江津第一中学任教期间，突然收到中国人民大学寄来醒华世伯作古的噩耗，不胜悲痛之至，当即电告我在京工作的大女儿吴泰瑶送去花圈以示沉痛的哀悼。醒华世伯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老人家的事迹，我虽知之甚少，但许多缅怀他的革命同志在他们所写的革命回忆录中已大书特书。我只能就他和我父亲的友情向世人介绍，可见他老人家人品之高贵，实为我后辈
      中国共产党的真朋挚友——纪念谷醒华先生诞辰100周年
      中共荣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今年阴历10月16日，是谷醒华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这位进步的教育家、民主革命的斗士、中国共产党的真朋挚友。
      谷醒华先生的父亲谷海涛是一个不谋仕途、兴办新学的晚清秀才。谷醒华深受父亲治学作人的严格教育，从小攻读大量的经史典籍和西方科学书刊，奠定了雄厚的文学功底，同时崇敬历代为国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的仁人志士，这使他从小产生了爱国爱民的思想。谷醒华先生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值清王朝污腐崩溃、帝国主义掠夺和瓜分的时候。八国联军的入侵，《辛丑条约》的签订，在他的心灵里打上深深烙印。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相继出现，启迪了他为国出力、为民分忧的意志。
      谷醒华先生深受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学家吴玉章同志的影响。吴老的三姐吴富秀出嫁在古文乡张子桢家，与醒华家是远亲近邻。吴玉章的名字谷醒华从小就熟于耳。后来吴老东渡日本谋求救国真理，正当年少的谷醒华为之景仰，日常诵读其诗《东游述志》“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在黄人”，藉以自励自勉。1911年辛亥革命起，他与吴老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同志关系。他敬吴老为师，吴老爱他为挚友。他受吴老革命思想影响，参与了辛亥革命前夕的四川保路运动和反对袁世凯的宣传鼓动工作。1921年吴玉章领导的四川自治运动，谷醒华便是荣县自治的领导者、组织者。
      1913年冬，谷醒华先生在成都高师的前身优师毕业后，就从事教育工作。1915年至1922年，他在荣县中学先后任教务主任、校长，主张办学民主，提倡新学育人。他对教师真诚、尊重，对学生严格、热爱，把荣县中学办成川南地区中学之冠，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的人才，其中曾莱、苟永芳、余宏文、陈家钰、官质斌、程觉远、范光岑等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优秀的骨干。他的爱生曾莱成为川南农民运动的领袖，被誉为“农王”和“圣人”。
      1921年，谷醒华先生在办学经费、人事、体制等方面遇到了困难。他深深感到，处于混乱时局的公立学校不可能实现教育者的抱负，达不到培养人才的目的，开始产生了筹办私立学堂的思想。1922年，他受四川省教育厅派遣，去日本及京沪两地考察教育，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燕子矶办的“晓庄师范”，对谷醒华的启发很大，更增强了他创办私立学堂的信心。1923年，谷醒华先生担任荣县教育局长，他在当时担任成都高师校长的吴玉章的支持下，邀约老同盟会员赖君奇、邹古云、吴匡时、张植如和教育界的开明人士黄元赞、张汉光等，倡办私立荣县旭阳中学。1924年1月，以谷醒华为校长的私立荣县旭阳中学开校了。吴玉章同志对旭阳中学极为重视，1924年5月，他回荣县在旭阳中学留宿三夜。吴老还对旭阳中学师生进行了“革命与读书”的讲演。吴老对中国前途的分析、国人读书实际意义的剖析、革命与读书辨证关系的论证，在师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谷醒华先生受吴老革命思想的影响，以“实施党化教育，培育革命人才”为办学宗旨，致力于提高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觉悟。他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鼓励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追求科学知识，探索革命真理，使旭阳中学成了当时一所进步学校。1925年8月，吴玉章同志回到重庆，进行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吴老对家乡荣县国民党组织的整顿尤为关心，他在组建国民党四川省莲花池临时党部之时，便派其长兄、老同盟会员吴匡时回荣县与谷醒华先生一起筹建国民党荣县县党部，同时任命吴匡时、谷醒华为筹建员。谷醒华、吴匡时遵照吴老的指示，在国民党重庆莲花池临时省党部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先后在全县建立了58个国民党区分部、6个国民党区党部，各部书记均尽量物色进步人士承担。1926年10月，国民党荣县（左派）县党部在吴老的关怀和领导下成立了，谷醒华担任书记，县党部就设在旭阳中学内。
      1924年夏，宜宾籍中共党员郑佑之在荣县五宝镇、古文场一带进行革命活动。由李筱亭介绍，他结识了谷醒华先生。谷醒华凭着自己在地方上的声望，尽力为郑佑之的活动提供方便。当时，五宝镇刻字工人程慕仁常去向谷醒华先生求学请教，谷老把他视为学生，并向郑佑之推荐培养，因而程在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在荣县发展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在荣县建立、发展自己的组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中共荣县地下组织建立后，郑佑之、程慕仁便通过与谷醒华的友好关系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派遣中共党员陈家钰以旭阳中学教师身份作掩护，在县城进行组织发展工作。荣县早期共产党员程觉远、刘一先、邓可非等常去旭阳中学活动。1927年后，曾荣、程慕仁、朱全鲁等中共党员先后在旭阳中学担任过教职员。他们以合法的地位和身份进行革命活动。这样，旭阳中学既是一所私立学校，又是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阵地，既是国民党县党部，又是中共荣县地下组织活动的据点。荣县的国共合作，就是在旭阳中学形成的。旭阳中学校长、国民党荣县县党部书记谷醒华先生是国共合作的模范。
      1916年，四川军阀驻荣县旅长张志苏勾结县知事邓帮植，强行推行“一岁两征田赋税”，全县人民苦不堪言。谷醒华先生为了除暴抗捐，一面发动并组织地方进步人士赖君奇、张植如等人组成请愿团，开展请愿斗争，要求免除“一岁两征”；一面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通电全省，表示“苛政不除，斗争誓不终止”。1927年春，中共荣县地下组织在五宝组织上千群众举行抗捐示威游行，谷醒华先生闻讯立即赶赴五宝镇，策划把抗捐运动扩大到全县。中共五宝支部根据中共宜宾特支的指示，支持和配合谷醒华等以国民党县党部名义，在荣县成立了“荣县抗捐运动委员会”，谷醒华被推选为主任委员。“抗委会”成立后，谷醒华公开号召武装抗捐。“抗委会”以各场镇团防武装为基本力量，拖出土炮、火枪等，加上毗邻县市支援抗捐的数千人，组成了“川南农民自卫军”，号称一万人的武装抗捐队伍。与此同时，分别派出刘永昭、胡善权、朱全鲁、范晶如等分别去重庆、泸州、威远、仁寿求援。还以抗委会、农协会、“打狗集团”（中共五宝支部散发传单用的名称）和学、绅、商团体的名义，分别向毗邻县、市和成渝各大报发出求援电、信。国共合作，谷醒华先生出面领导荣县人民进行了震撼全川的武装抗捐斗争。荣县人民武装抗捐运动的强大威力，激起了社会舆论对反动军阀政府的谴责，迫使军阀政府派出二十四军的冷寅东师长出面要求谈判。谷醒华、叶芝等人代表荣县抗捐运动委员会与之谈判，结果达成“驻军张志芳旅全部移防”、“撤销荣县知事邓帮植职务”、“撤销一岁两征命令”三项协定，荣县抗捐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1927年，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国民党重庆莲花池省党部遭到破坏，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而且对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大肆进行清查，全国陷于白色恐怖。荣县一度乌云笼罩，跳梁小丑陆续粉墨登场，“荣县国民党党务整理登记委员会”成立了，以谷醒华为书记的国民党荣县县党部被解散了。面对险恶的局势，谷醒华没有屈服。他认定“国民党右派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他斥责“国民党荣县党务整理登记委员会”是“孤群狗党搞的灯影会”，对什么党员登记，他拍案而起，拂袖而去，拒绝登记，并且公开退出国民党。谷醒华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的凛然正气、正义行为深为县人景仰。他的不少学生（有的还是国民党县、区党部骨干）受其影响，师行生效，一直同情、支持着中共荣县地下组织，为荣县的统战工作、地下革命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外来的侵略，军阀的割据，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使谷醒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更为执着。寄希望于教育，谷醒华先生又邀约赖君奇、张植如等商议，于1927年下半年创办了私立荣县旭光小学、荣县女子自立中学。旭光小学是继旭阳中学之后又一个荣县地下党人活动的据点，荣县地下党中的知识分子大多在这学校任过教。谷醒华先生为旭光小学撰写校歌，丁鹤年谱曲：“开校在旭水之阳，少年如旭日之光。活泼精神新气象，从黑暗里放出一线光芒。好身手，敏捷知方，拔开云雾，蒸蒸日上。更努力向前，好装成新世界，灿烂辉煌。”歌词韵律工整，格调高雅，至今读来仍催人奋发向上。当年旭光小学的教师唱着它，如春风化雨，浇灌着满园桃李，他们向学生传播新文化、传授新思想，培育着一代革命人才。当年旭光小学的学生唱着它，似火炬高擎，心明眼亮，他们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努力学习，一个个欲做国家栋梁。旭光小学的师生唱着它，在土地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一马当先；在抗日战争时期，义卖、募捐，宣传抗日，反对投降……旭光小学真是“从黑暗里放出一线光芒”。
      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谷醒华先生在江津、成都等地，以教育为职业，配合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活动。然而，他对家乡荣县的反帝、反封斗争仍十分关注。1937年，荣县地方势力“和益派”的头面人物、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刘某，依仗权势，克扣中、小学教师薪金以饱私囊，激起教师们的公愤。中共荣县地下党人决定开展反刘的斗争。谷醒华为之出主意、想办法，并且亲笔写成控告材料寄送资中专署，迫使专员易希亮亲自到荣县查处。反刘斗争获得了全胜。
      1945年春，谷醒华先生回荣县治病，6月进城与中共党员程觉远、盟员刘石夷、刘若平等人共商建立民盟组织。1946年2月，刘光书（后入党）代表民盟四川省委到荣县，中国民主同盟荣县区分部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党盟交叉的程觉远担任组织委员，谷醒华先生被提名为民盟四川省委候选人。随即，吴老从重庆回荣县，向荣县各界人士宣传旧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谷醒华带领程觉远、刘石夷、刘若平等去拜望吴老。吴老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好朋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吴老夸奖谷醒华先生说：“醒华同志一生为革命始终如一，不愧为真正的革命家。北方的气候和风景好，我们请你去治病疗养。”谷醒华先生深受感动说：“追随吴老之后，此生之幸也。人民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1946年4月，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7月中旬，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李闻血案”。8月，张澜、张松涛在成都追悼李闻大会上受侮辱和殴打，谷醒华闻之怒不可遏，以民盟荣县区分部的名义致函电慰问张澜先生，并投书《新华日报》等报刊，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无耻罪行。同年11月，谷醒华当选为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1946年11月，国大召开。9月，荣县各界的好心人提名谷醒华为“国大”候选人，他毅然拒绝。接着，罗文谟为竞选国大代表拉选票，派其胞兄罗灿然去请求谷醒华领衔联名支持。谷醒华断然拒绝，并严厉斥责：“非法的国大，我是反对的。抬蒋介石的轿子，为虎作伥，无耻！我没有这样的学生，我不和他同流合污！”中共地下党员程觉远等人了解到罗文谟在荣县当国大代表是上面内定了的，认为如果执意反对，不利于保存荣县的革命势力，于是范晶如等去会谷醒华先生交换意见。谷醒华先生从维护中共荣县地下组织的利益出发，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收回了他正准备拿到宜宾去铅印的关于反对罗在竞选荣县国大代表的宣言。
      1948年，民盟中央在香港召开了三中全会。主要内容是：紧急声明，否认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声明恢复民盟中央总部，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号召全体盟员为反对美帝、为……
      “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不畏强暴，并愤怒声讨反动派的滔天罪行，断然退出了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去成都担任协进中学校长，与许多共产党员共同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和抗日救国大业。在谷老的启迪和掩护下，莘莘学子与爱国青年纷纷赴延安，投入抗战救亡的革命洪流。1953年我在首都会到念小学时的一位老师（六十年代他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某局党委第一书记），他告诉我：1938年，他和两位宜宾青年投奔延安时，幸赖谷老在成都帮助他们各办了证明书，证明三人是去西北投考大学的在校学生，这样才得以通过胡宗南的魔爪封锁，安全到达延安参加革命。回忆之下，他流露出对谷老的深深感激之情。在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谷老不顾个人安危，辛勤培育革命种子，援救了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摆脱身家性命的危险，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谷老同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风雨同舟，是党的忠实战友和知音，可是谷老却不以革命功臣自居。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推选为川南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特邀代表之后，被任命为西南文教委员会委员。川南行署曾几次请他出任文教厅长，他均谦辞不就，让给另一位民盟同志担任。吴老电邀他赴京执教中国人民大学后，他从不向党伸手要官、要房、要特殊照顾。随侍谷老赴京的儿、媳均听从组织分配，支援边疆的建设事业，谷老没有留他们在京工作照顾自己。凭谷老自己的革命资历，和与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战斗友谊，这些生活上的要求，本来就是容易和应该得到的。
      谷老高风亮节的伟大情操，使人闻之起敬。谷老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具备了我国传统的做人品德，正如历史上孔子学生赞美孔子的誉词：“夫子温良恭俭让”，谷老足以当之。他一生爱憎分明，追求真理，立志救国，坚持革命，但不慕荣利，淡泊怡志，朴素谦逊，不摆架子，正是大贤本色与真情。这里我想起在旧社会时，父亲对我讲过的两桩生活小事：1939年谷老在成都，正是日寇飞机狂炸四川，加上国民党特务在成渝各地秘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艰难时期，谷老来到我县犍为新民乡小住几月。夏天黄昏时候，谷老同我父亲等几个朋友在岷江岸边乘凉散步。这时，一艘大木船正逆江而上。有位拉船的纤夫走过，一下认出了谷老，便高声向其他纤夫说道：“这位先生好象是当过我们江津县长的谷县长哩！”谷老闻之默然，低头他顾，毫无矜持自得之色。原来谷老曾在江津县任县长一段时间，清正廉明，体察民隐，极富政声。著名诗人吴芳吉系江津人氏，对谷老甚为敬重，曾作诗记他和谷老醒华、赵鹤琴三友畅游峨眉情景。古人有“甘棠遗爱”的成语，谷老辞官离江津多年，江津的劳苦人民还能记忆得起，可见谷老盛德在民，留给江津群众的印象是多么地深刻啊！另一件事是三十年代，我父亲和同乡金某一道去自贡时，途经荣县古文场，当晚住在谷老家。这时，谷老的父亲海涛老先生还健在。我父亲见到谷老在家侍候庭闱，操持家务，大小脏活都是自己劳动，毫无半点官气和书生气。但那位姓金的同乡却不认识谷老，见他粗兰布衣裤，一双草鞋，在家忙来忙去。当洗完脚后，便叫谷老把脚盆脏水端出去。这时我父亲对金某打趣说道：“你把人家小看了，他就是谷醒华大世兄，留学日本，作过江津县长、中学校长、省代表等。”姓金的一下惭愧起来，忙说
      彻底推翻独裁政权，为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谷醒华先生闻讯极为高兴，欣然命笔写道：“民盟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决议是正确的。民主与反民主和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不容许有中间路线的存在，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与共产党通力合作，反对美帝，打倒蒋介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民盟也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民主党派。”建国后，谷醒华先生先后出任西南文教委员会委员、川南行署委员，派任川南行署文教厅厅长、民盟川南区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驻会委员。1951年应吴老之约赴北京，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1951年7月1日，谷醒华先生为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命笔作诗《人民的礼单》。诗中写道：“中国共产党，诞生三十年，今朝做生日，举国尽腾欢，高呼庆长寿，众口同一言，‘没有共产党，别想有今天。’”“没有共产党，别想有今天”。谷醒华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信赖的深厚感情已和盘托出。谷醒华先生，你是进步的教育家、民主革命的斗士、中国共产党的真朋挚友，人民永远怀念你。蒋永红整理于1990年2月1日。
      我的启蒙老师程万仁、乡人车文玺等，在荣县旧制中学读书，每在寒暑假归来，他们说起校长谷醒华、学监赖君奇两先生，关心学生、教育学生的动人事迹，真使我感动和向往万分！并知谷先生平易近人，又肯扶助青年，我准备找一个时间去拜求他。1916年6月中，我即微具薄礼，去古文场泰昌鸿，诚恳叩谒谷先生，说明亟愿求学，只因家贫而无力入校读书，拜恳指条出路！先生即训勉有加，指示自学和选书的方法，并尽可能借给书本，有时亦来五宝，都要问我学得情况。从此，我就成了谷醒华先生的“校外学生”。1924年夏，宜宾中共地下党员郑佑之同志，到荣县和五宝一带作革命活动。郑以工作关系多次与谷先生接触。有次，我因找谷先生问学，得见郑同志，谷即向郑介绍，说我是家穷而自奋好学，是块可造的好料子，引起了郑的关注。嗣后，每逢五宝赶场期，他都要到我家来，和我谈话，又借红色书刊给我看，常给我解释疑问，并叫我广交朋友，做大家“脱贫致富”（革命）的工作。我经过党的关怀和培养，即于1924年冬入党，在宜宾地下党的领导下，组训农协，吸收党员，开始在荣县创建中共地下党，展开多次革命斗争。1927年，我任荣县第一届县委书记，29年领导“5.25”农运，发生惨案。这一连串艰苦而又光荣的事实，是与醒华先生对我的启蒙教养，继续引导，又从旁扶助的劳绩分不开的！
      三伪24军张志芳旅长，在荣县横征暴敛，民怨沸腾，中共五宝党总支，报准宜宾县委同意，我同陈家钰、赵鹤仙去把五区团总陈选侯鼓动起来，于1927年正月初八日，以点甲为名，组织罢市、罢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揭开了抗捐的序幕。宜宾党即派余宏文、郑宏度两同志前来协助，携来红绿色标语、传单，贴满街头，群众惊奇地说，“又要杀赵尔丰”了。当天就把催粮的张连长和提款委员张义元骇跑了。以谷醒华先生（左派国民党荣县书记长）公开出面主持荣县“武装抗捐委员会”在城里成立，我们几个共产党员参加抗捐运动，实际上形成了“国共合作”，组织了五区七个场的民团，还有其他乡镇和宜宾援助的民兵，继续集中五宝，然后开赴李家堰檬子岩，与军阀张旅的部队对抗。正月十八日，采用宜宾同志李家勋、雷本涵的意见，召开动员誓师大会，由抗委主任谷醒华作动员报告，揭露军阀残暴罪行，激起了民军急不可待的请战的愤怒情绪。先生一声令下，民兵一阵冲击，竟为狂潮般把军阀的军队打退了，群众狂欢地说：“真想不到，谷先生竟是能文能武的革命干才！”告一胜利段落，又进行第二方案，党命我到古罗，组织“川南农民自卫军第一指挥部”。派陈家钰偕同左派国民党，及其他民主人士共九名，去自贡开展宣传活动，组成“第二指挥部”，由李师古率领，开赴龙潭警戒。刘文辉慑于民情压力，立派冷寅东、张富安、文和生来自贡谈判，谷先生坚持反对“一税两征”等三条原则，达成协议，轰动全川的抗捐运动，取得圆满的胜利而告终！
      四我们经上级党组织的同意并指示，先后在五宝镇创办“平民夜课学校”、“女子高初两级小学校”，这两所学校都得到醒华先生具体指导：即叫赵鹤仙前来，依照中共党义为主，助编自印教材。并嘱黄谦来帮助筹备经费等一切事务。因而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佑之同志认为，为了党的工作开展，征得醒华先生积极赞成和支持。由谷动员夜校学生张芳琼与我结成革命伴侣。介绍人谷醒华、郑佑之，龙楚珊（民主人士）为证婚人，于1929年8月，举行新式结婚典礼，还以红绫书写《结婚证》，全部盖章为据。这就打破了封建婚姻制，开创了自由恋爱结婚的先例。五1627年5月，为了便于领导全县工作，将原在五宝的县委机构，迁移到县城。县委同城区党小组商定，把旭中、旭小、女中三个学校，作为我党工作的基地，我就说通妻叔张伯皋，要他辞去旭中的“庶务”另就，请他向谷校长推荐我，接替他“庶务”的职务，谷校长一听就通了。我随内子张芳琼，另佃下河街店房居住，并作县委办公地址。当时芳琼早已入党，还从宜宾调来搞“妇运”的女同志邓可非，她俩就作县委内部工作，我白天去旭中上班。不久，把邓可非也安进旭小教书。我们就在两校，安插教员，发展党员，建立学生会和团组织，逐步就把两校染红了。谷校长，不但明知不禁，而且还予我们种种方便、大力支持呢！六1929年中共四川省委被敌人破坏，荣县党组织，也连带暴露。我被调去省委常委会工作尚未成行，就两次被捕，投入监牢。县委会采用三步营救：○以我是旭中职员，由旭中董事会出面，去请赵尧老向刘文辉写信，请释放。2电告在江津的谷醒华校长，请他找张志和师长，电告刘军长释放。3急告宜宾县委，请组织武装，前来劫狱。主要还是得到醒华先生的营救生效！当时，刘文辉派重兵压境，荣县地下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户钟干参谋长不择手段的疯狂逮捕和无辜滥杀。党组织遵照中央指示：为保存实力，命各自设法隐退，以待时机。如地下党员陈克君、肖尚全、杨小云、兰乐天、官汉平、刘福成、李玉良、林兴才等十一人，都向自贡或宜宾方向逃去，先后到达江津，得见醒华先生后均以善言宽慰，指明方向，馈赠路资，掩护出境，安全而去。七我对先生有几件疑事，永不释怀：1程觉远被捕入狱，先生命人把《五代史》送去，叫觉远细读。不知是何意义？2刘一先被擒坐监后，心情异常苦恼，先生得知，即叫人送去《离骚》一部。这又是治何病的医方？3罗某在监狱中，也曾求救于先生，确未得先生只字片言。之后，他被罗灿然保释出狱，当了“清共委员”回五宝抓人，即告诉我说：“大蚂虾，我不抨（榜），小东西，要逮几令来充数。”（原话）于是，他就逮了邹正心、代本良、朱志高、张礼宾等几个青年同志。并威协代培初，请客才了事。谷先生在当时未必预知要某出狱会叛变，会出卖同志吗？故不屑援手、或不堪救药呢？4我当时以唯心论来掩护我的革命（唯物）行动，故向谷先生请问佛学。先生说：唯物论言之成理，“唯心论也言之有物”。他并盛赞《楞严经》的文学价值很高，超过六朝文体。我想：先生的中心主张是什么？是唯心论者吗？那为啥，他对我们共产党和地下党人，又是拼命地维护和扶助呢？决非私感所使罢！上级党来一个同志，视察工作，随便告诉我说：“上级选了三十位同志去苏联学习，就有你在，准备等着罢。”因此，我以此意请示醒华先生，他告我：“留苏本该学俄文，但学俄文比学英文难些，而且为了应用广泛，还是英文。”我妄想，有可能就走遍世界，不如学“世界语”。先生也支持我，教我学习的步骤，并为我找来一些学“世界语”的入门书。我正学到勉强可以阅读用“世界语”翻译的书刊时，得知“世界语”是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工具，我就立即停学而放弃之。我同陈家钰、程觉远合编了一部《旭阳晨光》，叙述荣县地下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和一切斗争的详情，并有同志们的战斗史实。计有85000多字。送请先生写序，他很高兴，用四六体“骈文”写了一篇，我们准备出版时，刊诸篇首。先生为题赠一篇结婚文，仍用的“骈文”体，字数比序言少些。这两篇是先生字、文双绝，非常名贵的手稿，不幸，连同几封给我的指示信件，一并遭到文革的焚毁！我曾问过李则夷兄，问他见到这两篇原稿没有？九1950年春，我大儿程隆光，去自贡，考入西南军政大学川南分校，51年抗美援朝，52年调北方大港北海舰队，53年，被送北京中央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学习。我信告隆光，叫他去中国人民大学国文教研室，拜望谷醒华先生。先生知是我的孩子，热情接待，在训勉之余，告诉隆光说：“你父亲，是个神明能干人，对党是有报效的。只是，他的长处，就是他的短处，他的短处就是他的长处。你告诉他，要学周恩来总理那样，踏实做事，不要标新立异，以免引起别人的误会！”我这个“校外学生”可说他一生中，没有一时把我忘怀，纵在数千里之外，还在情意缱绻地训示我，故我永远也忘不了先生的所有教诲！十谷醒华先生，很早（1916年）就把我这个穷小子瞧起了，他不遗余力地教诲我，把我作“校外学生”。我全家儿女媳孙数十人，经过严格“家训”，分布在省内外，为党、为国勤恳工作，没有一个走邪门歪道，我七十多年，依然如故，是党的指引、也是谷先生的言传身教“克己利人”的指引密切相联的。先生无私地“爱党、护党”的崇高功绩，详知者甚少，我这亲历、亲见、亲闻的受教者，我真诚的大声疾呼：“有些共产党员，做不出来的‘爱党、护党’的伟大工作，而先生竟贯彻始终，不稍休歇去做到了，真不愧是共产党外的亲密战友。崇高伟大的醒华先生，人民的心底深处，是会永远记着你！”1990年2月于病中。
      永生难忘的教诲 张得呼
      三十年代，我在成都读书时，拜见过谷老几次面，四十年代，接触较多。1945年，谷老从蓉回家，求医于著名老中医谷政敷么公。我岳父谷定钧乃谷老堂弟，亲密无间，往来频繁，我常住岳父家，得以有幸亲聆教诲，迄到1949年荣县解放。光阴荏苒，我亦古稀之年，但谷老教诲，犹清晰响在耳边。为“发潜德之幽光”，缱绻之思，追忆记述，以兹纪念。听说谷老其人，比见谷老早十年。1928年，我在家读私塾，三姐张奇才读县城女中，寒假归家，向父母提出解除包办“婚约”（当时叫红庚）。被满脑壳“三从四德”的父亲，气极痛打一顿，三姐倔强不屈，奔回学校，时值全县革命进入高潮，传闻学校师生被抓杀害，母亲忧心忡忡，逼着父亲进城接回三姐，母亲大放下心。听说三姐回校后，同学们支持，求援谷老伸出援助之手，说服了我父亲。事后，全家对谷老感谢不尽，三姐也常对朋友讲：是谷校长救了我。从此，谷老在我脑子里，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一生不仅同情广大的劳苦大众，也同情在旧中国受双重压迫的中国妇女。1939年暑期，上成都考高中，当时，虽然应运而设的拆滥污骗钱中学不少，但仍有四、五个同学“名落孙山”，流落包家巷、君平街一带私人开设的烟、赌、娼俱全的罪恶渊薮寄宿舍里。为了同乡、同学关系，我找到早读协进中学的谷武忠（谷老堂弟），约同去求助当校长的谷老，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久已慕名的谷老，他说话不紧不慢，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我们把四、五个同学的情况，向谷老作了简略的介绍。他关切地说：“他们的父兄，我都认识，我怎能袖手旁观，通知他们明天就来通过考试后办入校手续，跟即搬进学校，流在外面，太危险了？”谷老的一番话，使我十分感动。第二天，去学校办入学手续，有两个同学欠费，谷老亲自出面承担，后来有个同学“过桥抽板”，还扣了谷老的薪水。类似情况，谷老遇得不少，他却从未向人提说过。总是对别人的困难，体贴、关怀备至。1940年冬，我在华西协中因学潮斥退。正在考虑转学问题，恰巧几个同乡、同学来看我，约我一起去成都西胜街一号谷老住所，谒见后，看他消瘦了些，但精神奕奕，对我们说话，每一句都是诚意的，切实的，说话时常带着一种微笑，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健谈，不管谈到什么问题，只用几句话都能概括起来，一针见血，不绕弯子，扯到我斥退的事情，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思忖着谷老可能会批评两句，其实谷老早在报上，已看到我写的那篇通讯，他风趣的对我说：“没想到毛瑟（我的笔名）就是你，武器过时一点，却击中了敌人的要害，他们说你是受了人的支使，你们学校的工友被他们抓去吊打，那又是受谁的支使呢？简直是在血口喷人，这世道只有强权，没有公理。不过，我们要相信，真理是任何狂言诋毁所遮盖不住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评判者，总有一天，真理要战胜邪恶，太阳要驱散乌云，他们斥退你，是说明他们无能，你胜利了。不管你是不是受人支持，你就偏偏要气他们，干脆转学到背了共产党风气的协进中学去。行吗？”谷老的话使我茅塞顿开，我斩钉截铁的说：“行！”谷老还给我写了封介绍信，亲自带去交肖华清校长。当时，不知说什么话好，捺抑不住眼泪盈眶。我转进了协进，肖校长对我十分关怀和照顾，师生间的情谊深厚，交往颇密，但我毕业后，多次上蓉都未见到他，非常遗憾。那是在1948年春初的一天，我在新桥乡街上家里，天刚刚擦黑的时候，说有人要会我，出去一看，才是分别快十年的肖校长，乔装郎中，在这紧张恶劣形势下见面，惊喜交集，师生互道离情，肖老给我谈了些国内外形势，留他住了两天，他坚持要走，我就亲自护送他去古文乡谷老家，仅住一天，由于谷老正处于特别监视之下，古文也非久留之地，谷老又派人将肖校长送自贡市刘选皋家，再辗转去香港。现在想起来，谷老不顾个人安危，敢为革命冒危险的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呀！1946年秋初，我在古文生了一场重病，谷么公医治半年始得康复，谷老也在家养病，几乎朝夕相见。坐茶馆，摆“龙门阵”，海阔天空，畅所欲言。他对当时的时局，有着锐敏的观察，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三言两语就深刻的揭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对各色各样的政客和文痞之流，稍加勾画，就描绘得淋漓尽致。谷老生动、深刻、具有强大说服力的话，使人受益不浅，极为振奋。有时谷老来岳父家，两位老人
      见当面提，是非分清，有缺点指出不讲情面。但目前时风，好多人则不然，连我也在内，认为讲团结，又何必那样“认真”？一见到谷老说到做到，自己身上就活像鞭子抽。
      1948年新正月，谷老的老朋友严某，从河口乡来与谷老拜年，席间怨言滔滔不绝，骂本乡的人都尔虞我诈，争权夺利，惟有自己“正派”、“清高”，大家只好洗耳静听。待他发泄之后，谷老才心平气和，真诚地向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老兄，还是看穿些好。如果你公道在前就好了。”严某听后，像挨了一棒，打哑了气。原来严也是河口一霸，有权就揽，见利勇为，支持儿子竞选乡长失败，投标征收地方税（即斗秤牙行），又失争被人抢去，于是窝一肚子怨气。同年正月，他又给谷老赠送钱来，谷老经济虽不宽裕，但他婉言拒绝了。类似这种事情很多。
      谷老桃李盈门，不少学生关怀老师，送钱赠物，他都从未接受过一次。我在新疆时，会见过两个四川江津老乡，都在他手下当过差，他们谈到谷老在江津为政清廉的佚闻逸事，其中有一件，使人听了不胜感动。谷老任县长仅一年光景，政绩蜚然，百姓赞誉称道，卸任后，两袖清风。离任回荣之日，县人攀辕泣送。一行人等已送行十里，谷老得见行李中，有新皮箱一口，追问始知买箱子时，店主闻说谷县长所买，坚决赠送，用作去思纪念，表示一点心意。谷老听后，愠色道：“我无愧于江津父老，不要小视那一丝一粒的礼物，一厘一毫的金钱，都是百姓身上的膏血呀！即怕接受丝毫，也有害名节。我只接受他们的好意，决不能接受他们的东西。”随即着人送还皮箱。这件事，在谷老离开江津后，成为佳话，广为流传。
      1949年12月6日（农历10月17日）凌晨，随生病的谷老去五宝镇公路上散步，听见隐隐绰绰传来枪炮声，这是人民子弟兵进县城了。当天，我同爱人谷仲芳，正准备好了回新桥老家，临行，谷老兴高采烈地也到岳父家来了。他喜笑颜开，再三叮嘱：“我们终于把共产党盼来了！谁是共产党的朋友？谁是共产党的敌人？就要看今后对党的态度、行动和表现了。回去以后，踏踏实实地干，幸福的日子已经到来！”接着谷老又强调地说：“新桥街地处荣（县）、宜（宾）、犍为三县交界，又是马边城来往必经要道，情况复杂，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反动派作困兽挣扎、捣乱和破坏。”1950年正月去古文乡，谷老已搬进城，我进城走访未晤。1951年，他又应吴老约去北京，再也没见过面。1963年，我在新疆，声崇弟从北京传来噩耗，心如刀割，悲恸万分。没想到荣县解放之日，古文一别，竟成永诀。但谷老的教诲，却铭刻心上，永生难忘。
      1990年3月30日写于荣县金碧崖
      **醒华先生一百周岁阳诞纪念**
      思源 梅自强
      醒华先生和蔼可亲，正气凛然。从教则循循善诱，化雨春风，为人类进步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从政则廉洁奉公，广为资助革命后进。先生由少而壮而老，为人民、为革命，呕心沥血，尽瘁鞠躬，直至死而后已。对此，文教界、党政界知之多而推崇众，我不拟赘述。惟饮水思源，缅怀先生与吾师海涛先生，您们两代在天之灵，可知现被喻为“群星”中“皓月”似的中国传统养生内炼气功，即往昔您两代曾大力弘扬、继承发扬的“先天大道”，从失传后，得故物重光，正开始发扬光大，您们亦将随之而长存。前此，西安召开国内、国际两个气功大会，新闻界、科研部门跟踪采访研究后，两报（中国体育报与健康报）一刊（武魂）联名发表了《气功熟、冷眼看》一文，引起国内外的关注。文章卓识远见地，在气功“群星”中发现“皓月”似的“中国传统养生内功”，才是富有生命力、取之不竭、用之不完的学术宝藏。拨开云雾，推出这一轮“皓月”。此皓月似的气功何指？即往昔由您两代弘扬与继承发扬的荣县招凤山学会的学术是也。学术源于祖国医学前身，由“岐黄”而“黄老”而“老庄”，经“孔子问礼于老”，历代不乏传人而流传至晚清，江西丰城黄元吉祖师弘扬至道来川，有缘留住富顺，设乐育堂讲道十有余年，三传而至民国初年“刘、官、龙”三师，集大成而流传开来，成为建国前全国正宗三大流派之一。官师曾与谷醒华先生说过，朱德、吴玉章、刘伯承、李筱亭等，早年也曾拜门入道，学此养生内炼气功。道学会先设基地于荣县鼎新三星屋基，随着发展，在刘师捐赠房地基础上，集资添建精舍，共成荣县城南郊招凤山我学会总址，名“宏道学会”，附设昭德祠，以供奉历年作古的道学老夫子的牌位。直至建国时，先是学术失传，迨至“文革”后期，竟被生产队长当材料出卖拆毁，因打晒坝迄今连瓦砾亦无存矣。有形物有成有毁，自然之理，而无形之学术宝藏必如清空一气，万古而常存焉。当“刘官龙三人同心开普渡”时，共只六十岁。刘即石夷世兄之父客舟先生，官即荣三先生，龙即腾剑先生，皆吾师也。学术弘扬之始，三师在学术中皆具“顶航”师资，惟分工则刘师主出提供财政而主后勤，官龙二师则向外开拓，弘扬至道，终至星火燎原，源远而流长也。鼎新与海涛师两代住居古文毗邻，海涛师以鸿儒秀士而为乡里所景仰，为此，官师闻道首出古文，得海涛师虔诚迎奉，拳拳服膺，传而认真实习，很快入室升堂，得领“正命”师资，与刘官龙三师共同披荆斩棘，使大道相得而益彰，直至修成正果，成为我学会典范。醒华先生乃海涛师之长子，亦步亦趋，终亦得领“付命”，共匡阐扬焉。特别是在醒华先生促进及陪同下，官师得以东渡日本，把学术流传东瀛，成为继王阳明学说之后，又一精神文明之花，长存日本，知此有几？我四岁罹父母双亡之厄，旧制初小毕业，甫十一岁即从师作医药童工学徒。零丁孤苦，见业师朝夕奉行官师私传而心慕慕焉，渴望同沾圣学之雨露者久。迨至红英十五六岁，得沈崇章先生介绍于海涛师之门获准，及至吉日将于招凤山“进礼”时，适石夷世兄在场，海涛师乃回辞，而为我引。
      **怀念谷醒华老师**
      晏光侯
      革命先辈、人民教育家谷醒华先生一生为革命奉献，忠诚教育事业，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美誉贯神州。先生创办旭阳中学任校长，我有幸忝列门墙，亲受教诲，自有光荣之感。唯憾误入歧途，有悖先生之教，幸迷途知返，复蒙嘉许。先生逝世之时，无缘一吐悼念之情。今当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海内外士人发起纪念文集，以先生一生可歌伟绩，宜宣史册，不朽之人自有不朽之文赞美；浪子回头，彰彼师德，亦属忏悔之意。回顾旭中师生，几经沧桑，寥若晨星，在师唯胡善权、李则夷，在生唯卿云灿、倪宣化、晏光侯三人。势有不容推诿之故，忆录一二，想不致有辱先师，并借慰先生于天灵。
      旭阳中学创建于北伐前夕，先生致力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实施党化教育、造成革命人才为职志。孙中山先生遗像两侧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眉额为“天下为公”，使人一见感到庄严肃穆。在教职员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如当时在共产党内有四大农王之称的曾莱就是其中之一。又如职员程慕仁就是当时县委书记。在学生中如罗忠全、虞尧卿、马介民、范晶如等，在县中都是有名的共产党员。全校学生大都能运用一些革命理论，个个羞当落后分子。1927和1928年荣县的反帝运动，全校学生在谷老师的指引下，无一例外地都自觉投身运动中，以各种名目的社团或同乡会名义出现，搞得热火朝天，整个运动主要是旭阳中学学生为骨干而掀起的。旭中是一所普通中学，却有政治课程和军事训练，为他校所未有的。学校师生先后参加共产党的为数不少，封建顽固势力对之又怕又恨，说旭中是川南共产党的总机关，某某等被悬赏逮捕，谣言时起。四川军阀横征暴敛，民不聊生，1927年初，先生高举义旗，领导全县地方武装与之抗争，迫使军阀和平谈判。人人皆知军阀横蛮，与会谈判不啻虎穴探子，没有单刀赴会之勇，敢担鸿门宴风险，是不能担此重任的。先生在谈判席上以大无畏精神，理直气壮，据理力争，取得圆满结果，为人民出了一口气。也使人们认识到反动派都是外强中干纸老虎，大大鼓舞了革命者的信心。自是以后，张志和钦佩先生学问道德，遂委以江津县长之职。先生本不求官，经友人相劝乃就，果为当世称道。一任知事，两袖清风，实出污泥而不染。读毛主席贺吴玉老六十寿辰文，颇感与先生一生行德极为相似，无怪先生毕生与吴老相契，决非偶然耳。
      **难忘的恩师**
      陈直科
      谷公醒华，是我一生难忘的恩师。1936年，我毕业于宜宾初级农业中学。按佃政规定，“凡毕业于初级农业学校者，只能升入高农”。1937年，我特为升学赴蓉，原为我父所反对。卒因当时全川皆未创办高农，不果而归，更为我父所责难。1938年，旧省教厅商请川大农学院创办了四川省高级农业学校，我即欲束装就道。父亲又以家庭拮据，无力供给，坚不允诺。不得已哭求我母，蒙她私给少许路费，始得赶赴成都。那知考期又过，再度失望。想回家，但我父扬言非打断我的脚杆不可；不回家，行囊羞涩，眼看即要断炊。怎么办？这时，我想起了谷公。因我家乡古罗与谷公家乡古文毗连，谷公主持正义，助人为乐，爱护青年事迹在我们近邻的乡镇里有口皆碑。为此，我想去向他求援。但又担心他与我素昧平生，加之他公务繁忙，怕他不愿，或者虽愿而没有时间见我；也怕他即使见我，但不一定为我所求而帮我出。可不去吗，断炊又行将见逼。莫可奈何地，仍然硬着头皮前去。当时，谷公任成都协进中学校长。门卫替我通报后，我心怀忐忑，不安已极。竟没想到，谷公不仅见我，而且步出他办公室外来接我。通名后，我拟提出要求而苦于无法启齿。正踌躇间，谷公竟一面向我说：“您缺钱用吧？这，我借十元给您”，并一面把钱递给了我。十元钱呵！在当时，不是少数。当我接钱在手时，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
      接着，谷公问起了我去蓉的意图。我禀明情况后，谷公愤然不平地说：“他们只准您升入高农，办起了高农又不收您入校就学，那怎么行？好！我为您写封信给郭有守（当时的教育厅长），您去找他。”我持信去教厅，郭叫一位姓陈的科长见我。陈见信后说：“我写封信给高农校长，您去找他，要他收您读书！”我高兴地去见高农校长，被支吾了事。不得已，回报谷公。谷公说：“他们已向我说过了。您干脆报考普通高中吧！”我要求谷公给我一个投考协进的机会。本来，协进招生工作已告结束，但谷公仍为我单独备卷，并单独录取了我。从此，我又继续了我读书的生活。随乡里传说，我父素称谷公为谷青天。他虽不曾见过谷公，但对谷公却万分景仰。为此，我特将我考取协进事禀告我父亲，并要求他将学费汇请谷公转我。我认为他崇拜谷公，会因我能受到谷公的教诲而同意我读书。这时，我同几位同学寄宿在成都桂王桥东街的一家小寄宿舍的小楼上。一日凌晨，我还未起床，即有同学通知说：“谷校长来了！”我慌忙起床下楼，还未能来得及整好衣冠，已见谷公端坐在屋里了。我正尴尬不堪的时候，谷公却亲切慈祥地问我说：“快穿好衣服，莫着凉了！这是您家里兑来的钱，给您。”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他老人家，他又说了：“您还要买点日用品及其他什么的。我为您算了一下，家里兑来的钱可能少了一点。您计划看：差多少？我再借给您？明天就来校报到吧，不要再在外面逗留了！”说毕，即起身欲行。我要雇车，他坚辞。结果，他老人家就为我送钱，为我入学，徒步往返了一个通城。我想到这一切，望到他老人家远去的背影，一股热浪又不禁从心的深处涌起，久久未能平息。
      入校后，至多每隔两周，谷公即要叫我去他办公室，了解我的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并从多方面教诲我。我明确认识到我不可以辜负他老人家对我的期望。因此，我刻苦学习。结果，每期均常以出色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最后毕业会考成绩优异，免考升入川大外，并考上了交大、中大和政大。谷公为此更对我诲勉有加。读政大，谷公原不赞同。但因我家无力供给我读其他大学，加之我父母望子成龙，我也想有朝一日光耀门庭，所以就选读了政大。也正为此，谷公更关心我的成长。假期返乡，我去叩谒谷公时，谷公总以“民为贵，君为轻”，一定要无愧于人民，勉励我。我从政后，即曾以此作为座右铭，并因而取得了各方面的好评。新中国建立，我茫然莫知所从。谷公又及时教育我说：“共产党最爱人才。未成人才的，党要大力培植；已成人才的，党要改造、要用。今后，只须您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您的前途，一样会光明和幸福的。”不久，他又吩咐声隆弟给我送来他老人家给川南行署刘披云副主任一信，叫我前往行署参加学习。我因当时土匪窜扰，交通梗阻，又兼顾虑妻儿无依，未能成行。但结果因此却铸成了大错！然而，谷公的教导，我却始终谨记在心。因此，当我受到制裁时，我始终心安理得，不改向党之心。落实政策后，我认真负责地对待工作，始终忠诚于党的事业，连年均被评为先进教师，还曾代表地区出席过省的先进经验交流会议，最后更被评为高级讲师，安排为宜宾市政协委员。解我之危的是谷公，使我能继续读书并读上大学的是谷公，引我出迷、指我方向、使我受到党的教育、培植，当上人民教师，评上高级讲师，能为党的事业尽到我力所能及的仍是谷公。谷公之于我也，恩同再造。实难忘，孰能忘呵！然而，我对谷公呢，却未能报以点滴！！
      最后，小诗一首，籍抒怀念：
      叩谒犹恐不我知，免我断炊助我资。
      旧政逼我无书读，公怒一纸责有司。
      学成虽不负培植，命蹇终违报国私。
      沐恩未能献寸草，抱愧终身无亡时！
      1990年7月初于宜宾
      **纪念谷醒华先师百年诞辰**
      美国 受业 叶开蓂
      献身教育绩昭然，惠政江津众口传。
      忝列门墙惭朽木，未曾卢墓愧先贤。
      文章道范匡时俗，理想追求最少年。
      旭水弦歌萦往事，寒宵辗转不成眠。
      1989年冬于美国洛杉矶
      **纪念谷醒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梅
      缅怀醒师李则夷
      1981年冬，刘石夷和我动笔写成《谷醒华传略》初稿。这里，我叙述一些谷老的轶事，那充分显示着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的美德；诚挚纯真、不计私怨的风格；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的品质。不都足以发人深省、值得我们和后人学习么？他将名留青史，他将永垂不朽！我一向给他写信都称作醒师，下文便用了这一尊敬的称呼。
      一、勤工俭学
      醒师十八岁考入四川成都优级师范学校，从1908到1913年（最后一年校名已改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该校读书五年。他家住荣县古文乡，由北路经仁寿去成都480里，通常要步行五天。如走东路经资中、简阳，走西路经乐山、眉山，路程还要远，日子还要多。为了节省路费，在入校或回家的旅途中，他多次采用过这样的办法：上路以前先收拾好一个行李包袱，始终背在肩下，衣袋里揣上一个煮熟的咸鸭蛋。无论在么店上吃早饭或午餐，及天晚投宿到场镇栈房里，他都取出盐蛋放在桌上，便不再办菜，只买吃米饭。有时也做做样子，把筷子向蛋壳里掏掏，显示有菜佐食。每餐习以为常，他到了成都，一个蛋还未吃完，省下的菜钱已够买好几本书供他研读了。那时尚无人提倡勤工俭学的艰苦自学方法，他却先以行动实践了。
      二、助人为乐
      一次，醒师由五宝镇步行回家，走到距古文乡仅有两三里的响水洞桥上，他见着两个孩子坐在桥头啼哭，身边放着一根不大的松木梢子料。一个姐姐不过十一二岁，弟弟约八九岁，他们抬的木料是青山客由某处山上发运到光嘴，再绑成木筏顺河水放运到贡井的。他们早饭未吃便去领来抬着上路，行到此地早已饥饿难忍，筋疲力尽、寸步难行了，距光嘴至少还有十里之遥。醒师见义勇为，把木料扛了起来，叫他们跟在背后前进。他原是不常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一会儿便累得气喘汗出，不能不放下休息。边扛边歇，终于到达收料的溪边，代他们领得工资，并带回家吃了午饭才让他们回去。两个孩子的欢喜自不待说了，醒师自以为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另一件类似的事发生在1940年。是年暑假，醒师约我同去游了峨眉，又去龙池参观吴端甫为强华公司兴建的煤矿。那时乐西公路正在大力修筑中，几百里路线上数以万计的民工辛苦地劳动着。当我们回程到高桥附近，见道旁躺着一个面黄肌瘦、年约十二三岁的男孩。他说姓张，是荣县龙潭镇人，父亲被征去修路一年多不见回家，母亲叫他去沿路寻找，找了十多天不见影子，现在钱已用完，三天未得饭吃，不知怎样才回得了家？醒师听了，觉得助他一臂之力是自己应尽的责任，把他扶了起来，并把手杖给他，叫他跟随我们慢慢而行。到高桥吃了午饭，又领他去溪边洗了个冷水澡，换上我们随带的内衣裤。经峨眉县城到乐山，乘岷江木船二百多里到泥溪，又转道经观音场回到古文乡，再给钱让他独行四十里，便可回到龙潭镇老家了，而这一段路是他早已熟悉的。计日共六天，除水程外步行亦逾四百里。他健康已略恢复，精神亦显得活泼愉快，还争取为我们提小包。虽未能寻得父亲，妈妈见他平安回家，也应感到十分欣慰吧，否则后果殊难想象。
      三、冒雨而行
      1920年春节过后，醒师随侍他的父亲海涛先生去“三星屋基”官荣三先生家拜年。不巧天公不作美，春雨连下三天，仍无转晴的迹象。醒师此时任荣县中学校长，招生、开学期近，许多事需要准备。他心急如焚，坚决辞谢了主人的再三挽留，脱下鞋袜、卷上裤管、张着油纸伞、赤脚踏上了乡村的泥泞小道，步行六十里赶回了县城，赶回了中学。在其他的宾客看来，中学校长是斯文君子，行动不骑马也得坐轿，并须有人侍候才像个样子。他的这一行动使大家不胜惊异，也无不赞佩他为开风气之先。
      四、友谊绵绵
      醒师1914年在乐山嘉属联中任教期间，即与后来以“白屋诗人”闻名国内外的江津吴芳吉同事，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教学之余互相鼓励进修，假日周游凌云山乌龙寺，暑期结伴畅游峨眉。他们分别后，醒师回荣县任了中学校长，吴氏在生活道路上几经波折，到上海作“章氏丛书”的校对，生活极为艰苦，毫无余力汇钱供养远在家乡的父母。醒师了解到吴氏的困难，便不时以小款汇寄吴父，伪称系分期付还昔时同事所借的债务。如此情况持续近十年之久，直到吴氏应长沙明德中学之聘回川，迎接父母，始悉老友真诚相助之至意。
      1931年，吴氏已任重庆大学教授，醒师正任江津县长。为了整顿地方教育，以慰县人喁喁之望，他向省教育厅推荐吴氏回县任中学校长。为了顾念乡情和友谊，吴氏自难推辞。不料到任不及一年，正满门桃李欣欣向荣，全县人民庆幸办学得人之际，吴氏竟一病不起，令人千古遗恨！他们的友谊是世代相承的。三十年后的1963年，醒师在中国人民大学逝世了，吴氏在北京外交部工作的孙女泰瑶犹赶到追悼会会场吊唁老伯公。
      五、下镇督案
      醒师在江津县长任内，有时深入到各乡镇视察。一次到十全镇，镇长孙某陪他从一间看守室窗前经过，室内不少人纷纷挤向窗口大声呼叫：“大老爷呀，我们冤枉啊！”醒师问镇长这是怎么一回事，孙答是一些不法的刁民，得关押关押，惩办惩办。醒师当即谈了一些公务人员应该爱护老百姓、多为人民做好事的道理，要他从速发落这些被关的人。他才不得不在县长的亲自监视下，当天便一一提讯。除了个别须送县依法审判外（当时县政府设有法官兼理司法），大多数情节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纠纷，很快即行了结。这些老百姓被释放出来，各自欢天喜地地回家与亲人团聚了，心里都铭记着“大老爷的恩德”。
      六、专门利人
      醒师应吴老之约于1951年到北京，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达十二年。若干青年教师对古代汉语的知识缺乏根底，常常向他请教，他总是毫不厌烦地有问必答，对大家的备课有很大的帮助。他协助改正学生作业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同事们都尊重他、信任他，称他为“古代汉语活辞典”。他精编《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一书作为自己授课的教材，独有创见，学人无不受益。
      反右斗争是一项有固定指标的政治任务，有人暗自定他为活靶子，多方发动群众来斗争他，但群众眼睛雪亮，诡计终未得逞。正是此人备课遇到了难题，平日装腔作势、自高自大，眼看面临了露馅的窘境。醒师了解到这一情况，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不计私怨地代他写了解释详尽的教案，使其顺利而光彩地渡过了难关。他怀着感激的心情，主动表示在运动中蓄意整人的歉意。他们后来团结得很好，共同把汉语教研工作推进得成绩显著，受到全校的好评。
      七、心安理得
      醒师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最初的职称暂定为一级讲师，因工作成绩出色，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尊敬。吴老几次动议要给他改定职称为教授，但他坚定表示，决不计较个人名位的高低、待遇的厚薄，只要身为人民教师，能为教育事业尽力，已是十分心安理得。后来他病重了，几次住院治疗，那时正值自然灾害严重时期，医药条件十分困难。吴老千方百计地为他找药，他还无限感激地力劝吴老勿为自己操心太多。醒师逝世以后，吴老亲自过问治丧之事。人大追悼会的悼词，对他一生致力教育、从事革命的高风亮节作了高度的评价。
      八、实事求是
      反右斗争中，张志和被定为批斗对象。由于醒师与张有过多年的接近和了解，也被指定要他揭露张的问题。他实事求是地说：“张于1939年去延安，毛主席亲自指示他，要他在四川军阀中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临解放川军的纷纷起义，便是张为完成领袖指示的任务立了功。他的什么问题我不知道，我不能说、不能写。”张后来终于受到错误的处理，直到逝世后才查清历史，平反昭雪，骨灰始得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张的女儿弢英近在民盟北京市委员会档卷中查出醒师亲笔写的自传，为纪念文集中的史料核实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
      九、无尽衷思
      我自幼便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醒师的二妹订婚，考入荣县中学成了他的学生，后来任教旭阳中学和协进中学又是他的同事。我们间同时具备姻亲、师生、同事等关系，的确是很不寻常的。自1927至1950的二十余年中，他写给我的信不下两百封，对我如何做人做事有不少的教育和勉励。我很悔恨，没有完全遵从，中途见异思迁，放下教鞭去做国民党军队中的翻译官，历尽坎坷，与醒师中断了十几年的联系。
      1960年逢他七十寿辰，我从新疆农场寄去一包瓜子，并致祝语道：“自制瓜干，聊代寿礼，祝贺挚诚，毫毛万里。越老越健，如松如柏，持续跃进，耄耋期颐！”他把瓜干留到春节才携去呼和浩特与儿孙欢度新年。1963年3月12日的弥留时刻，他忍着全身的疼痛，伏枕于当日报纸中缝写赠了我他的绝笔：“甘来知苦尽，纸短寄心长。岁月磨人健，诗书助我狂。不知身是客，遑计露与霜？云树思何既，他乡即故乡！”捧诵之余，感念平生恩谊，真令人悲痛无已！
      十、浇灌幼苗
      醒师的另一妹婿梁贡州也是他的学生，旭阳中学的地下党员。梁于1952年在泸州含冤去世，遗下四个儿女，大的才十一岁。全靠醒师的大力支持，使一家生活无虞，诸甥就学亦未中辍。醒师辞世之日，两人已毕业大学，两人正肄业高中。而今均已成才，为工程师、统计师了。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贡献，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
      十一、后继有人
      醒师对于子女的教育是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的。他有三女二子，由小学而初、高中，而师范、专校，无不受到正规的教育。长子及两媳均为党员，工作称职，成绩卓著。长子夫妇在北京参加学习后，初拟请求照顾留京工作，以便就近侍候晚年多病的老父。但他力主服从分配，不能为一己打算。致弥留之际，长子由内蒙赶到，为时已迟半日，不及面聆遗训，徒抱终天之恨！孙儿女共七人，均就学成才，饶有贡献。
      十二、几首对联
      多年来醒师爱写诗词，惜均散佚无闻。这里只记忆几副对联，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1. 1941年存仁中学毕业代撰留赠学校本联：
      新生命都在抗战中长成，真幸福哉！鼙鼓之音不闻，弦歌之声不辍；
      旧情怀要从别离后领略，最留恋者：陶铸之力何大，攻错之益何多！
      2. 1947年，我的父母金婚之庆，醒师代拟门联：
      五十年花烛重逢，式如玉，式如金，只缘天地祖宗培植厚；
      八千里莱衣遥拜，愿诸亲，愿诸友，分锡康宁福寿剩余光。
      3. 1943年，某戚新宅建成，为其子完娶，代拟门联：
      富润屋，德润身，安宅里仁，煦煦风和耕读乐；
      男有室，女有家，青卢花好，悠悠远道鼓鼙嘶。
      4. 1949年，挽刘式民（刘系高级技正）：
      胡天不欲人民有喉舌，令我无端涕泪迸纵横。
      5. 1950年，代友人拟泸州澄溪饭店开幕贺联：
      志在澄清，如有甲兵百万；
      门临溪口，招来食客三千。
      1989年11月
      怀念表兄谷醒华先生
      陈安怀
      谷醒华先生不愧为民主革命斗士，一生为新中国而奋斗；不愧为人民教育家，毕生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他所培育的学生遍及全国，他所影响的青年何止万千。我是他远房的七姑的儿子，亦深受其影响，并在他的关怀下成长。幼年去舅父家拜年，表兄总关心我读书情况，希望能上正规小学，才便于升学，才能接受现代科学文化，跟上时代的脚步。当时我乡还没有小学，母亲送我去外祖母家，就读于先生极力主张创办的谷氏私立小学，走上学习的正轨。
      表兄家在外祖母家对门，当时他丁忧守孝，在檐灯上写出杜甫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忧时忧国之心，思亲伤别之痛，溢于言表，深深激荡着我的心灵。荣县初中毕业，祖父母要我回家协助管理家务。表兄及时劝母亲，凡能上进的青年，即使家庭负担有困难，也得设法升学，何况比较富裕的家庭。并鼓励我上高中，争取上大学。
      1936年秋，我考上成都县中高六班。次年，先生来蓉担任协进中学校长。每隔几周，我就抽出一个星期天去看望他，有时和他去少城公园吃茶，他总教导我要努力读书上进。当日寇大举进攻中国，先生告诫这是一场全民抗战的民族战争，要认识抗战的正义性、艰苦性和持久性。学生要读书不忘救国，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不做不利于抗战的事。先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多年，自谓收效缓慢，效果并不显著。立国于今日，没有发达的工业不为功，即当前的救亡图存，亦亟需钢铁机器和现代化的武器，需要打好工业基础。我受他的指引，于1939年考上武汉大学矿冶工程学系，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41年的一天，表兄来乐山看我。我请他去餐馆进餐，他坚辞不允，最后同意在我和六个同学合租的一栋楼院和合办的小食堂住吃，可见其生活之简朴。这一次来乐山，主要为袁谷氏（谷家远房姑娘）寡母孤儿受族人欺凌打抱不平，垫钱垫米打上讼官司。在钱可通神的旧社会，“推士”竟信口雌黄地诬蔑先生为讼棍。先生不慌不忙，有证有据，以理力争，正义凛然，足见先生在强权面前的崇高形象。
      1943年我大学毕业，学校分配去一金矿工作。考虑到抗战期中国家需要钢铁甚于黄金，先生通过资源委员会电化冶炼厂主任工程师吴端甫介绍到该厂总工程师室工作。45年请短假一月回家探亲，祖母病不得远离，返厂不能，居家无味，命运使我走上一条曲折的人生道路。先生好意认为就近教书可兼顾家庭，向荣南中学推荐。事先我已应宜北中学之聘。次年被荣南中学聘为校长，先生送一份民盟办的《民主报》，我续订一份《新华日报》。学校各种报纸比较齐备，供教职工和学生阅读，后来受到国民党政府查问。
      在两年校长任内，先后因两个教师处分学生，发生两次学潮。先生抱着学生爱老师、老师爱学生的感情，亲自出面协助，威望所至，方法合理，事情很快平息了。先生从不干涉校政，没有介绍一个私人，并建议董事会放手让校长去干，责成校长把桑梓学校办好，不负地方父老之望。听说李筱亭老先生要回家休养，请求先生转致聘书，李老回信欣然允诺，后因事未果。荣南中学董事会改选，新董事长曾和学生闹事有关，我愤然辞去校长职务。48年去宜宾县工作，从此就不再和先生晤面了。
      建国后，先生托人致书劝我去东北招聘团，因收到较晚，以致错过了很好的机会。先生应吴玉老之邀去北京人民大学任教初期，各处打听我的行踪。51年我在威远钢铁厂工作时，实事求是地为我开具他所确切了解的证明文件，不了解的就只字不提。先生不愧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经常以其亲眼见到的国家大好形势和首都的新兴气象来激励外地亲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也不为亲者讳，直书其妹夫梁贡州之被逼自杀，胞弟谷伯雍之痨死，胞妹梁幺
      人看起来不顺心，以后字要写规矩点，图要画得清晰些，做到卷面整齐清洁，使人看了感到愉快才好。”1940年秋，我考入四川省立绵阳中学高中部，他的大儿声隆也同时转学去该校高中三年级，他给声隆来信时也一再关照我，要我好好学习。1941年暑假，我要回家去，路过成都时，醒华大哥也要立即回荣县，要我和他一道，坐木船经乐山回荣县。从成都出发经过八天到达荣县，在这八天的时间里，我们谈话的时候很多，他询问了我在学校的学业和生活的情况，也问到绵阳地方上的情况，我也问过他好多我不懂得的事情，同时他像摆龙门阵那样谈了他的一些经历，现在回忆起来有下列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他当时讲得很多也讲得很详细，现仅记其大要如下：…我在优师毕业后（高师前身），去乐山嘉州中学教书，和吴芳吉同事，吴年青好学，才华横溢，我们二人经常去凌云寺等地游玩，诗词唱和，交情甚笃。吴的老父母在乡里家庭经济困难，我佯告吴父，说自己欠吴吉芳债，几次寄钱付还，后来吴知道了，深为感动，情谊更笃。1931年我去江津任县长，江津是吴芳吉的家乡，当时吴是重庆大学的教授，我邀请吴回江津任县中校长，他感于私谊和乡情，立即回江津任职，使江津县教育界大为震动。…我在荣县中学任校长时，发现学生曾莱是一个奇才，他身材魁伟，能吃苦耐劳，好学好问，有办事能力，我对他极其赏识。当时有两个教师提出：曾莱在课堂提问太多，有些提问十分古怪，影响课堂秩序，是看不起我们教师，坚决要求开除曾莱学籍，并以辞职相要挟。经过我详细了解，多次做那两个教师的工作，才转变了他们对曾莱的看法。以后我创办荣县旭阳中学，聘请曾莱为教师，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很有些办法，不幸在川东工作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我在江津时，正遇“江津兵变”，即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武装起义，事前事后我保护和放走了几个共产党员，行刑时我又主张用死囚牢里的惯匪换走了几个起义士兵。他当时讲得有名有姓，现在已忘记其姓名了。……我在绵阳专署任主任秘书，专员鲜英长期不在任，由我代行，当时国民党为了剿共，要赶修川陕公路，时值秋收大忙时节，为了不误农时，让民工放假15天回家搞秋收，适逢国民党要员来视察修路情况，见工程停了，大发雷霆，要追究责任，幸鲜英立即赶回绵阳，承担全部责任，也有一些人从旁转圜，鲜英受撤职处分，我也随着被撤职了。国民党为了要剿灭共产党，哪里管人民的死活啊！…我两次任成都协进中学校长，大量延聘进步教师，张秀熟、刘披云、杜桴生、洪沛然、杨伯恺、帅昌书、周列三、沙汀、吴德让等都在协进中学任教，同时尽学校的设备，尽可能多招收一些学生，特别是家乡去的学生，不管成绩好坏都收进学校。这些年青人在社会上流起，大多数容易变坏，造成社会上一些问题，他们成绩虽然差一些，收进学校来加以引导，大多数是可以赶上的。我经常去学生中了解学习情况，有个别教师因病因事缺席了，除音乐、美术、体育外，我都去替补上课。当时沙汀在学校里是用杨朝熙的名字，有一次我去查看学生夜自习，有一班的学生向我提出：“校长，杨老师讲课我们听不懂，要求换一个教师。”以后我去听过一次杨老师讲课，讲的是庄子秋水篇，本来这篇文章是不好讲，也不易懂，杨老师的讲解是正确的，我是听懂了，但由于学生水平低，而又参差不齐，可能学生是不易听懂，听课后我和杨老师交换了意见，我又在学生中透露杨老师即是大作家沙汀，发表有《兽道》、《土饼》、《法律外的航线》等多种作品，我费了好大的力量才聘请来的。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那个班查自习，问是否还调换杨老师，同学们都说：“杨老师讲课我们听得懂了，不调换了。”我主张读活书，反对读死书，要学生们关心时事，多读些课外书籍，那时协进中学的教师，学生在校内外都搞得很活跃，因而社会上流言很多，国民党四川党部一口咬定我是共产党，硬要校董会辞去我校长职务，我是啥子共产党嘛！只是我没有照他们省党部的意见办，以后我就辞去了校长职务。—1926年我在担任国民党荣县县党部书记长时，刘文辉部张志芳旅驻防荣县，搞一税两征，还要强征10万银元捐税，我有意要顶住不办，张志芳知道后说：“狗屎蜂造得起好大个列子！”我听到这个话后，便决心造点列子给他看，动员全县把民团组织起来，也得到宜宾、富顺、威远等县的支援，在李家堰和张的部队打了一仗，刘文辉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便把张志芳旅调离荣县，这10万银元也就免征了…。1943年暑假我高中毕业了，心高气傲，在成都只报考了几个名牌大学的热门系，自以为有把握，便急急回家休息，结果事与愿违。醒华大哥知道我未考上，来信要介绍我去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旁听生，我以当旁听生不光彩没有去，他又来信介绍我去李筱亭老师那里学习，我也未去，我回信说明决定春节后去成都补习，准备届时再考。他复信只好同意我的打算，嘱我早点去成都，同时寄来张澜著《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10本，叫我分发给关心国事的熟人。
      1944年春节后我即去成都，住在醒华大哥处，当时他住在成都西胜街井巷子1号，四川建诚实业公司，我没有问过他的职务，估计他是该公司的秘书，他的办公室兼住房是一间相当大的屋子，他办公、会客、住宿都在那间大屋，里面有一间小屋，放有一张床和桌子，他让我住里间小屋。办公时间来来去去的人确实很多，他的工作确实很繁，我在小屋学习也要受到影响，感到不太安静，过了10多天，我了解到有几个高中同学住在长顺街华西协合补习学校，我决定搬去该校，开头他不同意，我说明该校可以住宿，有伙食团，还有教师讲课，有几个高中同学在那里，对我补习功课有利，最后他同意了。补习学校距井巷子1号不过七、八百公尺，穿过两个小巷子就到了。平时晚饭后三两天去他处一次，星期天总是和他相处在一起，有时在他的住处闲谈，有时是去少城公园鹤鸣茶社喝茶闲谈，总是爱谈时事，意见很合得来。不管是在住处或茶社，有时他的一些熟人也在座，如肖华清、杨伯恺、马哲民、张澜、周列三、吴德让等等。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给我斯隆著《论苏联的民主政治》、郭沫若著《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等书阅读，以及苏联出版的画报、图片和国外对国民党政府反映的资料等等。过去我在思想上也有过“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想法，看了《新民主主义论》后，认识到不解决政治问题，那些都是空想，不可能实现，毛泽东的主张很符合中国的实际。醒华大哥也说：“就是该照毛泽东的办。”1944年秋，我考入铭贤学院农业经济系，决心认真研究经济问题，想买一部《资本论》，但我没有那么多钱，我不知道他有此书，我谈了这个想法，他立即把他的《资本论》借给我。我在铭贤学院，他经常给我来信并寄来一些资料：内容大部分是谈论时事，我也复信表明我的看法。当时，张友渔、黄药眠两教授也住在醒华大哥处，我给醒华大哥的信他们可能看过。1945年元月放寒假，回家路过成都，也去了醒华大哥处，在同桌吃饭时，他向我介绍了张、黄二教授，张、黄二人同声问：“是铭贤那个学生吗？”醒华大哥向着我说：“张、黄两老师很有学问，这个假期就在这里向他们学习，不要走了。”因家里有事，还是回家了。以后想到真不该回家，留在那里向他们领教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1945年夏，我因病休学回家疗养。其时，醒华大哥已先期回到家乡养病，我回到家后，他来看我，嘱我好好休息，吃点中药，注意营养，并送给我很多黄油，因之我们经常在一起看报谈论时事。不久，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接着报纸载蒋介石大谈统一、建国，共产党主张民主、团结、建国，局部地区的内战摩擦时有发生。醒华大哥说：“由于苏联出兵东北，美国在日本本土投掷了原子弹，日本怕像德国那样的结局，所以宣布投降，我们中国是跟着别人胜利了。蒋介石大喊统一建国，就是要把其他党派势力吃掉，统一在国民党内去搞建国，还是继续搞一党专政。共产党主张民主、团结、建国，合乎国情，顺乎民心，这个办法好，行得通。蒋介石大谈抗战胜利是他领导得力，功劳归他一人，真是不要脸。共产党讲抗战胜利归功于全国人民的支持，这样说法正确，没有人民的支持，你一天也抵抗不下去。”从他的谈话中，充分说明他十分痛恨独裁专制，热情拥护共产党的主张。黄希廉在荣县任县长，施暴政鱼肉乡民，搞修建装点门面粉饰太平，荣县人民极端反对，但国民党报纸宣传荣县是实行新县制的模范县，引来美国新闻处拍摄制片。醒华大哥嘲讽说：“这是叫化子穿西装，遮不了丑。”荣县人民反对黄希廉的斗争，他积极支持，终于迫使伪省府把黄调走。1945年秋，荣县县城遭受重大水灾，大水穿过南门坝，马窝子一带有数十间民房被冲走，数十人被淹死。他听说后心里极不平静，填写了十多首竹枝词，抒发他的悲愤激情，嘱我给他誊正，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对人民的关切，和对黄希廉的怨愤之情。可惜我没有保存底稿，脑子里也记不起原词了。只记得其中两句：“直对马窝冲扫荡，一冲一袭一齐收。”1946年秋，我转入四川大学，同学王怒安介绍我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当时盟员身份是秘密的，我没有告诉他。1947年6月，杨伯恺教授在成都被捕了，他很关心杨教授的安危，来信叫我通过茹志波老先生了解杨教授家属情况。1947年暑假回家后，有一次他向我谈到：“荣县有一些好心人支持我出来竞选国大代表，多次来鼓励我，并说只需我同意，一切工作他们办，不要我出一分钱，包我当选，我本来反对国大，自然就坚决拒绝了。当这个国大代表就是要去南京抬轿子，也就是要抬蒋介石。我哪会去维护蒋家王朝嘛！我怎么能当这个国大代表嘛！”从这个谈话中，醒华大哥的立场是何等的鲜明啊？1948年3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仍留在民盟内活动，暑假我原准备留校，领导人张万禄要我趁暑假回荣县，向盟组织传达民盟在香港召开的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后来见到民盟省支部张松涛，他也说要我回荣县传达，我要他们给我介绍信，都说：“你的醒华哥是省支部委员，他会告诉你荣县的负责人，不用写介绍信。”至此，我才知道醒华大哥在盟内的身份。我回到家里，先向醒华大哥汇报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听完后他很高兴地说：“我们就是该继续干嘛！就是要推翻蒋介石，就是该和共产党通力合作，就是该反对美帝国主义，我完全拥护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荣县的盟组织是胡善权负责，我写信请他来这里，你再向他汇报。”胡善权是我高中时代的老师，教过我们的历史课，当时在自贡市蜀光中学任教，暑假回到荣县鼎新乡老家。不几天，胡老师来到醒华大哥家里，我把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向他们汇报了，他们二人要我去县城，向住在城区的盟员传达。在荣县大西街林开芄家里传达，有程觉远、刘石夷、刘若平、温克勤、郝世培、林开芃等骨干分子参加，恰巧刘光书从洪雅潜回荣县也参加了，他们听了传达，个个都显得精神振奋，斗志昂扬，都表示要提高警惕，积极开展工作，响应盟中央的号召，跟着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国民党一直认为醒华大哥是共产党，对他在家乡养病很不放心，经常派人来了解他的情况，监视他的行动，他也运用他的力量支持谷武榛出来担任乡长，支持我胞兄谷武浴占住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位子，可以减少很多麻烦，他在家里供奉佛像，出街时手提佛珠，也讲静坐气功道学，以表示清心寡欲，与世无争，其实他满脑子想着国家想着人民。记得有一次，荣县县政府一个科长，徒步来到古文乡视察工作，自称是醒华大哥的学生，闯进家里来拜访老师，其时我正在醒华大哥家里，寒喧后，醒华大哥以便饭相待，送走了，醒华大哥对我说：“这个人坏得很，我不把他作为我的学生，他们总是对我不放心。”事实上确实有一些革命同志来古文乡与醒华大哥联系过，如肖华清、刘光书、范晶如、刘若平等等。1948年8月，国民党成立特种刑事法庭，报载成渝等地大批逮捕和传讯进步学生，醒华大哥很关心地问我：“报纸你已看了，考虑是否要回学校去？”由于我在学校的工作没有作好交待，必须返回学校。返校后，学校空气很紧张，有些同学被捕了，有些同学已转移，9月22日，领导人张万禄通知我，必须立即撤离学校，发给我路费，先回荣县隐蔽，确定好联络办法，以后听通知照办。我秘密回到古文乡，隐居在姐丈李伯村家里，并及时告诉了醒华大哥。不久，荣县警察局派武装到我家里搜捕，以后成都特种刑事法庭发出了对我的通缉令，风声显得有些紧张，醒华大哥来信说：“为了确保安全，要考虑调换地方隐蔽。”1949年元旦以后，报上公布了国民党的和谈文告，逐渐和谈的消息越来越多，我打算去另外的地方，去信与他商量，他立即复信：“蒋介石的和谈是骗局，是缓兵之计，你未得组织的通知不要乱跑，应安下心来认真读一点书。”先后给我带来：《从一个巨人看一个世界》、《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进一步，退两步》、《联共党史（布）》、《汉书》、《韩非子》等书。当时我有很多想法和打算，去信与他商量，他复信批评我的想法和打算不切合实际，再三要我趁机认真读书，言词恳切感人。1949年12月6日，荣县也天亮了，醒华大哥心里十分高兴和喜悦，与人言谈中积极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对安定地方社会秩序影响很大。1950年元月中旬，我的党组织关系转到荣县，在荣县分派工作。其时，川南区党委来电邀请醒华大哥去川南任文教厅长，县委派县文教科长蒋德心代表县委，由我陪同专程送达醒华大哥，他见了电报后，心里很高兴，立即表态愿去川南任职，只是待气候转暖，病体稍好后才去。不久，成都杜桴生来信邀他去任川西文教厅长，重庆肖华清来信邀他去任重庆市教育局长，他都立即复信说明，已答应去川南文教厅了。1950年政敷么叔在荣县西街成林药号坐堂行医，醒华大哥一直是服用政敷么叔的处方，随即他也搬到城里来，和政敷么叔同住在后山张宅。我在荣县人民政府工作，有时去看他，谈谈我们的工作情况，当了解到我们经常深夜开会时，他说：“像你们那样夜以继日的干，我的身体可能吃不消。”当时荣县是新区，大多数干部政策水平不高，工作上办法不多，不少人工作作风简单、生硬、粗糙，甚至个别人有违法乱纪行为，醒华大哥听到后有些气愤，有时给我们指出来，我们有些领导同志接受不了，反认为谷老师的立场没有站对，实际上他是衷心爱护共产党，完全拥护人民政府。1950年10月，川南区要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县人民政府要给会议送一面锦旗，我请他代拟一下，他思索后写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我认为很好，决定采用了。1950年9月，他离开荣县去泸州，出席川南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后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他去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有过几次来信，询问一些情况，并说他决定重新学习《资本论》，1952年底我调到内江专署工作，我们之间就没有通信了。醒华大哥一生追求进步，光明磊落，公正廉明，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奉俭朴，待人厚道，关心人民，爱护人民，对青年后辈极其关心爱护，勉励
      不久，母亲带着我们姊妹迁居成都。大舅除了照常寄钱，还用一封封书信给我们送来温暖，教导我们成长。一次，我们在给大舅的信中写道：“感谢大舅老人家的培养，长大了我们一定好好报答大舅。”十天后大舅的回信来了，我们得到的不是表扬。大舅在信中很认真地对我们说：“我的钱都是党和人民给的，你们不要感谢我，也不要报答我。长大了只要你们好好工作，去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我就高兴了。”他还在给母亲的信中说：“你对四个孩子的教育不错，也够辛苦了。未来是孩子们的，时代不同了，千万不要用你的感恩方式去影响孩子们。”大舅为我们一家献出了无私的爱，他的肺腑之言，他的高尚情操，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坎上。大舅，您真是世界上最好的舅舅！
      的确，亲爱的大舅没有要我们任何报答，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如今，我们姊妹都已进入壮年，好多亲戚的通讯处都早已记不清了，然而我们却牢牢记住了“北京西郊中国人民大学三楼三层五号”——与我们成长紧密相关的大舅生前的通讯处。十余年中，大舅从这里寄出一笔笔省吃俭用的汇款和二百多封语重心长的书信，浸透了大舅的心血，凝聚着大舅对我们的厚爱。至今我们还清楚地记得，每次来信除了母亲回信，大舅还要求我们姊妹都要常常写信。他老人家只要发现我们写了错别字或用词不当，就会在来信中一一纠正，有时还将原信认真批改后寄回。大舅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严肃认真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大舅去世时，我们姊妹还不能完全自立。在他的教导下的表哥、表嫂、表姐又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大舅一生廉洁俭朴，他没有给儿女们留下钱财，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四姊妹早已成家立业，我们没有辜负大舅的教育培养，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四人中有一人取得高级职称，二人取得中级职称，一人自学成才，都因工作有成绩，多次受到所在单位的表彰和奖励。我们深深怀念大舅，永远牢记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做一个高尚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敬爱的大舅，您的微笑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间。
      1990年7月于成都
      
在大舅身边学习
      梁六吉
      一九五九年秋，我考上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运输经济系，有幸来到首都北京学习。在这五年中，我经常到大舅那里去，亲身受到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大舅谷醒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教古汉语，他一人在京，住的是学校教工单身宿舍一间十二平方的普通房间。里面摆设很简单：一张木床，一个书桌、书架，一把木靠椅和两个旧衣箱，屋角还有一只供取暖和做饭的煤球炉。大舅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直到去世。大舅一人在京生活极不方便，他都自己克服困难，从不麻烦别人，也不愿给国家增加负担。学校提出给大舅安排一个工人做打扫卫生等工作，他也谢绝了。当时北京市按规定搭配供应粗粮，大舅也不例外，天天在职工食堂打饭，同大家一样吃窝窝头，而把照顾知识分子特殊供应的食油送给体弱的同志。他自己勤俭节省，从不向组织要什么，也不追求任何享受，却总是慷慨解囊，接济和帮助有困难的同志和亲友。我们兄妹四人的生活及上学的费用，全都由大舅负担。
      大舅是教古汉语的，他知识渊博，讲课时总是将理论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学生们都喜欢听大舅的课。他们遇到了难题，总爱向他请教，每次他都能给他们满意地答复。所以，不少学生叫他“活字典”。他除了每周完成安排的讲课任务外，还经常不辞辛劳为学生作课外辅导。多少个周末我到大舅那里去，常常遇到大舅正在给学生解答难题。有一次，我轻手轻脚走了进去，想等大舅把正在讲的问题讲完后才向他问好，哪知学生们一个接一个的难题问个不停，大舅的解答非常有趣，使站在一旁的我听得入了迷。大舅送走了这些学生后，才发现我已站了一个多小时。我说：“大舅舅，你讲得真好！”大舅却心疼地说：“六吉，你怎么不坐呵！”
      大舅很爱青年，十分关心青年人的成长。好些学生家不在北京，他便时常问寒问暖。学生们生活上有了困难，他帮助解决；天冷了，还叮嘱我们多加点衣服，免得受凉。除了考试太忙，我几乎每周都要去看望大舅，总想帮大舅做点什么，表示一点我对大舅的爱。大舅对我很关心，每次他都要问我的学习情况：课程重不重？学了哪些功课？进度如何？作业能否按时完成？他平时生活很节省，有好吃的东西总爱留着我回去才吃。他经常对我说：“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你要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学好本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喜欢集邮，大舅知道后特意送我一枚纪念鲁迅的邮票，并对我说：“要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样的精神。”他的教导成了我生活的座右铭，伴着我踏上了人生的旅程。每当我看见这枚珍贵的邮票，我就会忆起在大舅身边的岁月，忆起大舅对我亲切的培养，对我深厚的爱。
      一九六三年，大舅重病在身，他怕影响教学工作，执意不去住医院，每天带病坚持给学生批改作业直到深夜。病情加重后，旧时学生官质斌（原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来看望他，经多次相劝，他才住院治疗。在他病重期间，吴玉章校长非常关心，不但亲自到医院看望，还多次派人到医院了解病情及治疗情况。这时候官质斌厂长因病在通县住院，身患重病的大舅得知后，对他的健康非常关注，特意叮嘱我代他去看望官厂长。我回来后作了详细汇报，知道官厂长很好，大舅才放心。大舅在住院中总是宁可自己忍受病痛，不愿多麻烦医生。为了他的健康，医生常常将一些前来探望或请教的学生拒之门外。大舅得知有学生请教，总要对医生请求：“不要拦住他们，让他们进来！”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在病床上他还在向学生传授知识，他是用全部心血献给了教育事业。大舅的一生，没有索取，只有奉献！
      我在大舅身边学习五年，既学到了书本上的科学知识，也学习了大舅的为人，大舅的品德。大舅对我的谆谆教导，如今仍在我耳边回响。如果说我今天能为党和人民作了一点工作的话，除了党的教育培养外，大舅是我最好的老师！我的恩师就是我的大舅谷醒华！
      1990年7月于成都铁路局
      
回忆父亲谷醒华——纪念父亲诞生100周年
      谷远闻 谷声檀
      今年十月十六日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转眼间他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每当我回想起往事，无限缅怀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严于律己，勤俭朴素，平易近人，助人为乐，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自始至终跟着党走，为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以下仅回忆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
      
路要自己闯，不能扶着拐杖走
      1950年，声隆（远闻）随侍父亲应吴老之约从故乡到北京治病，放弃了我在西南工业部高级会计班学习就业的机会。1951年进了华北革大。临毕业时，我要求父亲去请吴老帮助说说话，留在北京便于侍候他的病。但是，他严肃地对我说：“革大是革命的大学，是革命的需要，哪里需要你，就到哪里嘛！我的病不需要你侍候。你的路要自己闯，为啥要仗人出来说话呢？”我只好无声地服从了组织的统一派遣，一直在内蒙古扎了根。1962年底，我在父亲的病榻前，谈起往事时，我说：“当年你介绍了许多青年去延安，为什么不把我们也送去延安呢？”他说：“去延安是革命，革命要有革命的觉悟。你们还没有革命的觉悟时，搞不好，要给革命带来损失，我怎能不顾革命利益呢？”这话使我铭记难忘。
      
助人为乐，以德服人
      父亲在协进中学时，经常帮助学生排忧解难，对思想进步、学习优良、家庭经济确实困难的学生，无不尽力支援。有一位荣县五宝镇的学生某君，父亲支援他在协进高中毕业，希望他成材。可是他却变质成了特务。1949年前后，父亲在家养病，每逢赶场期，他从五宝镇到我家，借口看望老人，实际是监视我父亲的行动。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我父亲并不介意，仍然热情接待他的“看重”，以礼相待，并经常晓以大义，终于使某君没有捞到半点好处。建国前夕，反动派作最后挣扎，对进步人士、民主党派加紧进行政治迫害。当时原协进中学继任校长肖华清被迫到我家，先是父亲当成贵宾一样的形影不离地朝夕陪伴着，使人不疑。后来，肖提出准备去香港。父亲为了确保安全，让肖穿上父亲的旧布长衫，经往重庆去找声檀。肖以旧布长衫为凭信，亲自向声檀传达了父亲的意图。声檀当即热情接待，冒着风险，妥善安排，掩护着肖安全离开重庆，转道武汉经上海去了香港，及时参加了民盟三中全会。
      
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1957年反右斗争激烈之际，张志和被错划为右派，到处都在搜集张的“罪行”材料。当时有人指定父亲揭发张的问题。父亲愤懑地对我说：“要我揭，我揭啥？张作的好事，他要不要。他们专门要张作的坏事，我就知道张作了不少好事，我还能揭个啥？”“我不揭，最多不当官嘛！有什么了不得？”他就是这样敢于说真话，顶过了这场“运动”，默默走过了他的余生。
      
以身作则，身教胜言教
      父亲对儿女们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自己总是以身作则。他从不抽烟喝酒，经常布衣素食。从四川到北京，一直是一身蓝布长衫。直到1953年，他仍穿着这身蓝布长衫来到了呼和浩特，走在街上，无不刮目相看。后来我们给做了一身毛呢中山装，他却舍不得，只逢开会或节日穿一穿，成了他唯一的礼服。在61至62年间，正值国家物质生活困难时期，人民大学设有大灶、小灶，平时他总是吃大灶。当我们去看望他时，他才在小灶买点菜。他身患重病时，还时时关心着药费的贵贱，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一生的行为规范，不仅是对我们的家教问题，也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要永远地传下去。
      
深沉的爱……对父亲的点滴回忆
      田慕潜
      对父亲不大了解的人，总认为他对子女严肃、冷淡、不大关心。其实，他和天下的父母一样，十分钟爱自己的儿女。要说有点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亲子之情，从不流露于外表，而是埋藏在心底深处。父亲从1951年至1963年他逝世的十三年中，一直在人民大学过着单身生活。这对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要忍受多少“孤寂”之苦，要付出多少精力自理个人的生活。我们时时刻刻担心着老人，却没有想到他更担心我们“为他担心”而影响工作。在十三年来近二百封家信中，从不说他有什么“难”处，信中常用话是“我很好”、“你们要安心工作”。甚至到1962年九月，他的病已入膏肓，住进北大二医院后的来信中还是说：“病有好转，不要惦记。”我们以为他患的是一般疾病，只是写信去问安。后来，还是在北京铁道学院上学的表弟梁六吉来信说：“舅父病重，望到京探望。”这时，声隆才急急忙忙日夜兼程从呼和浩特赶到北京，向医院的主治医生打听到，父亲患了不治之症，生命只能延续半年。天啊！这个不幸的消息，尽管我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但是，这不能由主观愿望决定。父亲的病在一天天恶化，儿女们悲痛欲绝的情感挽救不了老人的生命，只是深深叹息着：“父亲啊！你为儿女们想得那么多，为什么一点也不考虑自己！”
      父亲在北京工作期间，母亲和我们五个子女分住在重庆和内蒙古。地处天涯，形影相隔，父亲虽然享受不到天伦之乐，却时时刻刻默默地关心着两地的亲人。他常常问我们：工作顺利吗？团结同志如何？身体是否健康？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和邻居处得怎样？他还告诉我们，如何抵御塞外风寒，如何适应北方的饮食生活。真是，不仅我们想到的，他想到了；我们想不到的，他老人家也为我们想到了。我在第一个孩子的产期中，他惦记身边没有老人，不断来信叮嘱注意这、注意那。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产期中埋下的病根，要到老年才发作，千万要注意调养。”这对我“好强”的性格是个很好的教育，使我顺从了医生和保姆的要求。三年困难时期，日常生活用品按人定量供应。有一天，忽然收到父亲托人捎来一大包肥皂，这正是我紧缺的生活用品。我没有告诉他老人家，他却知道我孩子多，供应的不够用，自己省下来补助我。这小小的东西，寄寓了父亲对儿女的深情厚爱。
      父亲的爱，不仅表现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更大的希望，是我们健康地成长，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步入社会的每前进一步，都灌注了父亲的心血。1946年，声隆在南京遇到一位同乡，满腔热情地邀请声隆去他的单位担任会计主任。当父亲得知后，立即制止。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特工单位，差一点走到邪路上去。建国初期，我在四川荣县中学教书，声隆放弃了在荣县、泸州、重庆就业的机会，复送父亲到人民大学任教后，进了华北革大，毕业后统一分配到内蒙。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为什么要从“天府之国”的四川，跑到荒凉的“北国边疆”呢？我劝声隆调回家乡。这时父亲一连写了几封信开导我，他说：“那儿虽然落后，却是一块肥沃的待开垦的处女地，青年人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又说：“党的政策是内地服从边疆的需要，要支援边疆。你要顾全大局，服从组织需要，勇于去开创边疆，扎根边疆。”在他的谆谆教导下，我终于在1953年调到内蒙，投身到建设边疆的教育队伍中。工作十分紧张，生活也很艰苦，转瞬间，已经三十六年了。我们在这儿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都竭尽全力，发挥了有限的才智，得到了党的培养和信任。人民给予了我们丰富的报酬，在我们温暖的家庭中，儿女成行，过着幸福的生活，不负父亲的嘱望“扎根边疆”。
      1956年，民盟北京市委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作为个别联系盟员被邀请参加。那时，老二还在吃奶，拖着孩子怎么去北京呢？我很犹豫。父亲知道了，来信鼓舞我说：“这次会议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既可以开阔政治眼界，又可以交流思想，不要轻易放弃，可以带着孩子来。”并亲自与我的同窗好友陈懋华联系，找好住处，请了保姆，订上牛奶。我到北京那天，父亲特地从西郊赶到前门车站接我，给我雇了车直达住处。一切都安排得妥妥贴贴，我舒心地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学习了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学到了新的东西。我还在大会上作了“安心边疆，扎根边疆”的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这一切，没有父亲的关心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的孩子陆续出世以后，父亲关心着第三代的成长。他要我们注意养成孩子们的良好习惯，从小培养他们诚实、勤奋、无私、勇敢、热爱祖国的高尚品德。孩子们刚刚识字，父亲就给他们写信，寄画片，寄读物，还编些简明的歌谣教育他们。我现在还记得几句：“小孙孙，快长大，祖国等着你们去建设。”父亲最担心的是我们娇惯孩子。解放以后，生活好了，我们不愿孩子像我们这一代人那样过苦日子，总是给他们吃好的，穿好的。有一次，我带着老二与父亲一起在一个好朋友家吃晚饭，那正是三年困难，粮食紧张的时候，餐桌上只有两个饼，还有一大锅稀粥。我喝完粥后，不加思索地夹着一个饼给了老二。这时父亲看了我一眼，赶快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刀递给我，笑嘻嘻地说：“把两个饼都切开，一人一份吧。”这时，我立刻意识到，我太自私了，心里只有孩子。幸好父亲给我下了台阶，我赶紧把饼切开分给大家。事过之后，我反复思索，深感父亲不愧是个教育家。他多么善于从生活的细节中，拂去人们思想上的尘埃，使孩子们从小不受独霸、特殊的影响。同时也教育了我不要溺爱子女，要我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们的好思想、好品德。
      属于父亲的第三代，共有十个孙男女，现在已成长起来，各自安家，有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没有什么惊人的成就，但都在勤奋地工作，在社会主义大厦中，起到一颗螺丝钉的作用。父亲在九泉之下有知，一定是十分欣慰的。
      1989.12.26
      
爹爹的精神不死
      谷声怡
      建国后，我在家乡教书，一直到1963年父亲病重在京，我由重庆前往服侍。先劝他回四川休养，他说：“你叫我回去饿死呀！不如就死在这里。成都、重庆都是人多屋少，何必去挤？”以后与父亲相处几个月中，每次谈话他都引用实例来教育我。他老人家先探问1960—1961年荣县饿死人的情况，无论什么关系的乡亲，他都一家家地点名问到：某家死人多少，留下多少？后人生活如何，上学没有，成绩好不好？我知道的都照实回答了，弄不清的只好说不知道。他生气地批评我：“枉自读书！
      才叫学习。品德是靠自己认真努力学习得来的，不是天生成的。祖父常说：“学无止境，不耻下问。”又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真心实意向你提意见、忠告你改正错误的人就是老师。自己虚心听取劝告，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接受下去。对人应宽，对自己要严格。搞教育工作，如果自己没学好，怎样教得好学生？“私”是万恶之源，私心严重的人无不走错路；“贪”也是易犯的毛病。作为一个小学教育工作者，不光是教儿童读书识字，最主要的是“育人”，要培育成有用的人，要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不添废品。待学生要如爱自己的子女一样，不能偏爱偏听。家长送礼请吃都不应接受。
      我在青年时代就深受父亲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勤俭艰苦的言传身教。记得那是1940年，父亲逢五十寿辰，他的学生万鼎元、李星北等筹措了一笔钱给他做寿礼，被他婉言谢绝并完全退还了。他们知道父亲医病要钱，那时我在成都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也要用钱。一天，万老师叫我去说：“在校所用各费，别去向父亲要，佯称他手里有父亲的一笔存款，尽可支用。”我表示感谢，但必须经父亲同意。他说：“不必告知，如生气会对病不利。”我说：“瞒着做了，他不高兴也对病不利。”我向父亲汇报，受到夸奖，说我做得对。他说：“一、二没有钱可少用，决不可贪财图利，不可向人随便借钱，养成坏的习惯。少吃点、少穿点、穿烂点有什么关系？你们省女师校长丁佑君先生不是也穿补巴衣裤吗？她顶能干，很受人尊敬哩。我们是劳动人民出身，更不能染上社会坏习气。要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才知道人世间的大道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父亲一生正气，愤世嫉俗，疾恶如仇，留给我的印象很深。
      那是1947年，国民党选国大代表，罗文谟回县用钱请客送礼，活动他的选票。他的大哥罗灿然随身带着几个护兵，很神气地突然来到我家。街上邻居纷纷跑来围观，把店门外一段街面堵得水泄不通。罗灿然叫他的护兵们捧来许多礼物，向店内酒桌上放下。父亲早看透了罗的来意不善，立刻对他说：“你今天送来这些礼物，使我很不高兴，请你完全带回去送给别人。我不能支持你的三弟拉选票。他给蒋介石为虎作伥，我不认他是我的学生。”父亲义正辞严的鲜明态度，使罗灿然满脸带愧地伸手握住父亲的手说：“今天受了老师的教诲，胜读十年书，收获不小，希望老师保重。”他随即低头辞去了，街上哄起一片嬉笑声。
      我在童年时代就听说父亲为官清正，两袖清风。那是1931至32年，父亲在江津做了大半年县长，但祖父很是反感。他说：“一代为官九代牛，影响后人不昌盛。”叫他辞职回家。父亲的确回家了。为了偿清所负的债，却把仅有的产业收谷30石的田土卖掉了。祖父母很气，眼看这一大家人难以过活，才在古文口场上买回15石田土。田佃给别人耕种，土就由自家种了。当人们议论纷纷，都说别人当官回家买田享福，全家人有吃有穿，喜气洋洋；但父亲回家还出卖老业，一家仍在为生活奔忙。父亲听了却安之若素，毕生为革命事业操劳不息。
      **难忘的教导**——纪念爹爹谷醒华诞辰一百周年
      龙显文
      1955年，时我在重庆望江子弟分校刚作教导主任时，爹爹根据我当时向他老人家汇报的思想情况，给我一封回信。信中指出应如何树立群众观点，如何做好群众工作，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好个人得失等问题的教导。这些教导，我一直把它珍存到现在，作为我的座右铭。在我二十多年的基层工作中，按着爹爹的教导去作，真是教益良多。
      记得我刚作教导工作时，由于文化水平低（当时学校老师中，大多数是大学生、师范生，自己仅仅是个初中学生），在众多能力比我强的环境下，首先表现出的是不敢接受这个工作。后经教育科领导再三说服，虽然勉强接受了，但在工作中仍是提心吊胆，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开展工作，怕别人瞧不起，又怕别人拿小鞋穿。当时精神状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当然谈不上有什么积极性。后来遵照爹爹的教导，去掉了一切思想顾虑。首先和群众坦诚地交心谈心，争取同志们的理解和帮助；同时尽力克服自己的私心杂念，虚心向同志们学习，老老实实地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得到了同志们的体谅和支持，因而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一段时间，由于老师们的努力，家长们的积极配合，使学校的各项工作在全学区10所学校中是比较好的，从而取得上级领导和家长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一直到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虽然我也靠边站，受到了“审查”和“批判”，但我们学校的老师、家长和学生对我是比较了解的。尽管处在当时武斗成风的望江地区，严重的派性环境下，群众对我和我的老人孩子都从未采取过粗暴的行动，大大减轻了我精神上的压力。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重新把我纳入领导班子。在群众思想混乱，一时很难统一，在厂校与大典小学两校合并在一起，老师思想、作风大不相同的情况下，我总是牢牢记住爹爹的教导，迎着许多困难上，正确对待群众，坚持依靠群众，团结了大多数，胜利完成了我退休前的几年工作。现在回忆我之能比较顺利地走完工作历程，除了党的教育培养以外，与爹爹的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要把爹爹的教导永远地传下去。
      1989.12
      **我的爷爷**——一位慈祥的老人
      谷名庆
      从小就听婆婆讲，爷爷是一位非常严厉的人，形容他严厉的口头禅是“一板子打成两截，两板子打成肉酱”。还说华哥小时候很调皮，但一听说“家公”回来了，就吓得像只兔子似的驯服。我是在婆婆的宠爱中长大的，除了怕爸爸发脾气时我会挨打外，其余的老辈子，我谁也不怕。可我会不会怕爷爷呢？只有见面才知道。
      一九六二年夏天，利用暑假的时机，我和爸爸一道去北京看望爷爷。初次见到爷爷，印象非常一般。他和大多数老爷爷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一点也看不出他的严厉，觉得他和婆婆一样的慈祥。刚到北京，我就要爷爷带我去天安门广场。爷爷向我说：“急着去天安门广场干什么？”我说：“去看城楼上的毛主席。”引得一屋子的人都笑了。笑声平息后，爷爷告诉我：“毛主席有许多大事要处理，平时不会在天安门城楼上等别人去看望他的。只有在国庆节时，才会到城楼上来检阅游行队伍。只要好好学习，就会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我记住了爷爷的话，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人民大学的校园里，绿树成荫。在炎热的夏季，知了在树枝上叫个不停。一天中午，我不愿睡午觉，和几个小朋友在树林里玩，用粘胶粘住了不少的知了。我用装过羽毛球的空纸筒抓了几只拿回宿舍。知了在纸筒里不停地叫，声音大极了，我也乐不可支。爷爷住在红三楼，楼内住的多数都是单职工和没有小孩的双职工。中午大家都在午休，整个大楼都静悄悄的。我拿着纸筒跑上楼，知了的喧嚣声不知吵醒了多少人。一进门就看见爸爸黑着脸，这可把我吓坏了。寻求保护的本能使我一下就靠到爷爷身边。爷爷没有骂我，也没教训我，叫我拿上纸筒，把我领到楼下的树林里。他非常温和地告诉我：“楼里住的叔叔、阿姨们工作都很辛苦，中午的午休很重要。知了虽然使你玩得开心，可干扰了叔叔阿姨们的休息，这样很不好。”爷爷又启发我：“如果你觉未睡醒时就把你闹弄起来，你会感到高兴吗？”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使我一下就明白过来自己干了一件错事。我向爷爷认错，把知了都放了，大楼又恢复了安宁。
      我和爸爸到呼和浩特看望姑婆和伯妈。伯妈回北京时，带回一钢精锅炖鸡和熟鸡蛋，这是伯爹伯妈对爷爷的一片心意，要他老人家补养一下身体。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食品供应非常紧张，要弄到一点稍微好一点的食品是很不容易的。我那时年幼不懂事，想到平时爷爷保健小灶的东西都是我吃得多，这下又可沾光饱饱口福了。谁知爷爷要我们带上去看望张婆婆（大概是张志和先生的夫人）。当时我是很不高兴的，心想伯爹、伯妈孝敬爷爷的东西，干吗又要送给别人呢？后来才从四孃那里知道，这是爷爷的一贯作风。他非常珍惜朋友之间的友谊和感情，乐于助人，从不趋炎附势，而能和同志、朋友同甘苦，共患难。从这些日常的小事上，显示出了爷爷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爷爷一人住在北京，儿孙们都不在身边。每一个亲人去看望他，他都很亲热。我和爷爷相处的时间很短，但还是领受了他老人家深沉的慈爱。不管我有什么要求，只要是正当的，他都满足我的愿望。我的童年和所有的男孩一样，喜欢玩刀弄枪，也喜爱积木和连环画，爷爷都为我买了，就像童话中的圣诞老人一样，你想要什么，他就会送给你什么。爷爷还带我去参观故宫，游览颐和园，给我讲这些地方曾发生过的一些故事。他总是耐心地解答我那些非常幼稚可笑的问题。我那时的好奇心特别强，什么都想知道，总爱这里摸摸，那里碰碰，常钻过限制绳去动那些展品，踩踏那些浮雕。爷爷批评我这是不文明的行为，教我应遵守公共纪律，爱护文物，懂得文明、礼貌。一天，我不小心砸坏了爷爷的一只怀表，他却一点都没有责怪我。他赞赏我喜欢书籍，热爱学习，鼓励我好好读书，学好本领，长大后成为一个有益于祖国、有益于人民的人。爷爷的嘱咐一直激励着我。
      虽然爷爷离开我们已快三十年了，但他给我留下的记忆一点都没有随时间的流逝淡薄。它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爷爷永远也怀念那短暂的天伦之乐的日子，那是我童年生活中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
      1989.12.31
      
附一：中国人民大学追悼会悼词
      我校汉语教研室教师谷醒华先生，患肝癌症医治无效，不幸于本月十三日晨四时在海淀医院逝世。噩耗传来，我们都感到万分悲痛！
      谷醒华先生，早在青年时代，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1926年至1927年，当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的时候，在他担任国民党四川省荣县县党部的执行委员期间，曾经领导过荣县人民反抗封建军阀压迫剥削的“武装抗捐运动”，并且当选为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同全国各地一样，四川省的革命力量也遭到反动派的屠杀和摧残。谷醒华先生愤怒地断绝了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联系。他退居荣县旭阳中学担任校长，在这个期间，他作了不少有利于革命的工作。他聘任了许多共产党员担任教师，掩护着这些同志进行党的工作。由于谷醒华先生对革命工作的热心支持，所以他在荣县教育界很有声望，进步青年对他十分敬仰。正因为这样，他被反动派视作眼中钉。他们百般诬蔑构陷，威逼利诱，然而始终不能动摇谷醒华先生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
      抗日战争时期，谷醒华先生担任成都协进中学校长。他不但继续支持革命工作，而且积极参加了党所领导的进步运动。他曾公开出面欢迎前来成都的中共领导同志，自任欢迎会的主席。当时成都正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之下，谷醒华先生这样的行动真是难能可贵。
      1944年，谷醒华先生在成都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至1950年2月，担任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对于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四川解放，谷醒华先生被任为民盟川南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参加整顿民盟川南组织的工作，并当选为川南行政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
      解放后，谷醒华先生已属六旬高龄，然而老当益壮。他远来北京要求学习。到我校任职以来十年中，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勤勤恳恳，丝毫不懈。特别是不辞辛苦地帮助和指导青年教师学习业务，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染病后，身在床褥，仍然对教学工作关心备至。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使教师们深为感动。
      谷醒华先生自始至终跟着党走，支持革命，为进步事业贡献了宝贵的力量。谷醒华先生以毕生的精力献身于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了很多人才。谷醒华先生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公正，勤俭朴素，平易近人。现在正当国家需要谷醒华先生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先生却与世长辞了，这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悲痛。安息吧，谷醒华先生！
      1963年2月
      
挽谷醒华诗四首
      周列三
      去秋走访北京城，君虽有病自由行。
      只说半身现麻木，未闻内脏失均营。
      同游几日开心窍，阔别多年吐故情。
      分袂相期还再见，不图一诀转三生。
      回忆同修共一斋，二人多病巧安排。
      清晨早起循花走，傍晚燃灯止话谐。
      致力专攻中外语，愧我难能伯仲偕。
      输他成绩得优异，侬竟中途任使差。
      北去南来秋夏冬，六旬万里欠从容。
      西归漫把行装理，侧耳传闻老病重。
      雁脚修书殷细问，燕京企踵杳无踪。
      想因执笔难回答，噩耗惊心落九重。
      七十古稀寿数高，自然规律运难逃。
      人才有用因关切，搂子纯缘仰铸陶。
      文教复兴光灿烂，师资须具任勤劳。
      北望燕京滋怅惘，他年青冢覆蓬蒿。
      周列三：四川省双流县人，与谷醒华在四川省通省师范学堂，交情甚笃。
      
谷醒华同志挽诗
      茹志波
      一纸书来传噩耗，伤心怕说老成凋。
      照人肝胆豪情在，愧我风尘壮志消。
      笔札子云应不朽，玉楼长吉苦相邀。
      屋梁落月增惆怅，北望招魂关塞遥。
      一九六三年成都
      
敬悼醒华先生
      叶芝
      山城寂寂泄春光，噩耗飞来我惋伤！
      内水为民除暴力，江阳遗爱作甘棠。
      卅载教诲言犹在，一代人师泽倍长。
      党重公才死犹惜，安眠八宝是流芳。
      一九六三年三月荣县
      注一：一九三五年，吾师以张澜的推荐任绵阳专署主任秘书时，遣散暂时停工而又受虐待的筑路民工三四万人。蒋政权之别动队为了邀功，竟以贻误戎机上报，复电撤职查办吾师。专员鲜特生由省来电，劝吾师速离绵，彼将出而斡旋，同事也劝其离去以避其锋。吾师皆峻拒，自恃理直，强权不足畏。数日内民工如数召回。当时群情激愤，声言谷秘书毫无差误，誓予保护云云。旋又得电，传谕嘉奖矣。此一惊险糊涂之剧，终以撤走别动队而告结束。
      注二：一九三一年，吾师任江津县长，清廉刚直，深受人民爱戴。人民亲昵地称之为“布衣县长”，在该县六十年中确无与比美者！
      注三：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三日，吾师逝世于北京人民大学。生前党爱其材，调任人大讲师；死后又特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挽诗
      董景元
      窃念谷醒华同志在旧社会与恶劣势力相搏斗，一贯坚持正义，不屈不挠。1950年以后，复潜心钻研祖国文化，推陈出新，循循善诱，对人民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确有卓越的贡献。我与醒华同志相知三十余年，其道德文章风义，素所倾服，对我思想上启迪尤多。一朝老成凋谢，骤失典型，蜀山远隔，不能亲临哭吊，北望燕云，徒切招魂之想，特赋挽诗，敬献英灵！
      醒华同志千古
      卅年交游数君贤，经济文章伯仲间。
      读史允宜登讲席，著书早已动江关。
      春风吹送巴蜀恨，老病难胜燕蓟寒。
      三复遗书成绝响，鼓琴谁与和高山。
      1963年2月20日
      
挽联
      丁毅音
      病中精神恍惚，昨闻谷老之丧，震悼不已。承命撰拟联语哀挽，几不能下笔，勉强写成初稿。
      临死犹呼“前行更前行”，益信赖组织，信赖群众，及身亲见胜利到胜利，如团结拉美，团结亚非。
      注：谷老昏迷中犹呼“走！跟集体走！”其素所蓄积如此。上联纪实，下联以病中自念忖度逝者：得为新中国人民，生固光荣，死亦欣喜无量也。
      1963.2.16
      
纪念谷醒华先生诞辰100周年文集
      
倡议书
      1990年11月28日是民主革命战士、人民教育家谷醒华先生诞辰100周年。先生一生为新中国而奋斗，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先生是
      被誉为“成都延安陕北公学”、“西南人民阵线大本营”。1944年，先生在成都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被推选为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在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建了民盟荣县区分部，推动了川南各地民盟组织活动的开展。他力主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继而，主张同共产党通力合作，将革命进行到底，推翻蒋介石政权，建立新中国。对于贯彻执行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协助党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支持和参与爱国民主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先生在民主革命的长期斗争中，由于他在国统区跟共产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患难与共，不顾个人安危，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工作和生活上，不知多少次关怀、掩护、援救共产党人，使之摆脱身家性命的困境，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不愧为共产党的忠诚又亲密的战友，为民主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从而赢得党和人民的信赖、尊重，广大青年的爱戴、敬仰。吴玉章同志曾经一再称赞说：“醒华同志一生为革命，始终如一，不愧为真正的革命家、教育家！这种革命精神真是难能可贵！令人难忘啊！”正因为先生正气凛然，疾恶如仇，立场坚定，义无反顾，以致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大肆咒骂攻击，百般诬蔑构陷，千方威逼利诱，甚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始终不能动摇先生坚贞不屈的革命斗志。建国后，先生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川南行署委员，民盟川南支部临工会常驻委员，但辞川南文教厅厅长之职不就，应吴老之邀，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同时被推选为民盟中央联络委员。先生一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直至1963年逝世，骨灰送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为人师表，桃李满天下，我们都是他的学子后辈，为了表达对先生的怀念，激励来者，共同倡议届时编辑出版《谷醒华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为此，特向先生生前亲友、故旧、学生征集纪念诗文，搜集先生遗著、书简、历史照片等，如蒙赞助，以使纪念文集的顺利出版问世，我们深表感谢！发起人：刘石夷、张松涛、柳倩、余明、谢韬、黎雪、熊梦、陈心波、胡善权、李天清、谷武容、谷声崇。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谷醒华年谱
      1890年11月28日，出生于荣县古文乡泰昌鸿，名武乡。父谷海涛，晚清知名秀才，母肖氏，贤淑勤俭。弟伯雍，妹二。1895年，五岁。在家塾受父教，十年间攻读大量经史诗文典籍，具国学深厚基础。1905年，十五岁。入公立学校，喜好数学、英语及自然科学。时值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清王朝腐败无能，国事处于风雨危急之中，立志唤起民众，取号醒华。1906年，十六岁。与本县莲花场王氏女结婚，生育子女五人。1907年，十七岁。父引荐，拜官荣三门下，入“宏道学会”。1908年，十八岁。春季考入成都优级师范学校（成都高师前身），攻读中文专业六年。在校接受孙中山反清革命的主张。1909年，十九岁。向同学介绍孙中山、吴玉章的民主革命言行。1910年，二十岁。参与四川保路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1911年，二十一岁。吴玉章9月返家乡推动荣县宣布独立。他尊敬吴老为师长，吴老爱他为挚友。1912年，二十二岁。1月1日民国成立，不久，在学校参加中国国民党。1913年，二十三岁。目睹辛亥革命流产，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激愤不已，深感报国无门。冬季，毕业于成都高师。
      1914年，二十四岁。受县人肖湘校长之聘，任教于嘉属联立中学，与吴芳吉同事（即“五四”著名的“白屋诗人”），相交甚笃，形影不离。1915年，二十五岁。任荣县中学教务主任，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愤慨。组织学生揭露声讨。1916年，二十六岁。知悉吴芳吉去上海，家庭经济窘困，乃佯告其父，曾借吴君款，特陆续汇还“欠债”。1917年，二十七岁。继任荣县中学校长。军阀割据，战乱频繁，民无宁日。支持荣中学生发起组织“荣县学生联合会”，打倒军阀之声，不胫而走。1918年，二十八岁。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荣县中学开始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引导学生组织校内跨班级的“不奴读中会”等社团。1919年，二十九岁。五四运动发生，组织荣县中小学生几百人上街宣传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废止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1920年，三十岁。荣县中学的图书室为学生订阅购置《新青年》等报刊。由于办学有方，治学严谨，经四川省教育厅评定荣县中学为川南中学之冠。1921年，三十一岁。响应吴老的号召，组织荣县自治联合会。与李筱亭建立了革命的莫逆之交，与郑佑之、黎冠英等成为知己。相约而起，开展地方自治活动。1922年，三十二岁。四川省教育厅以公费派他赴日本和北京、江苏、浙江等地考察教育。1923年，三十三岁。任荣县政府视学（即教育局长），假期中举办全县教师讲习班，亲自讲课，宣传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思想，“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推动注音字母的学习，一时全县教育事业为之新变。1924年，三十四岁。从荣县赶至重庆，当时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四川代表已经离渝赴粤参加大会了，折返荣县，因而“一大”代表名单上没有谷武乡。《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传到荣县，他由衷地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吴老的倡议下，约聚赖君奇、张植如等创办荣县私立旭阳中学，被推举为校长。五月，吴老应邀到校作“革命与读书”的讲演。确定了“实施党化教育，造就革命人才”的新三民主义的办学方针，被誉为“四川革命干部学校”之一。郑佑之来荣县发展共产党员，他推荐程慕仁入党，之后支持和帮助建立基层组织。1925年，三十五岁。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全国哀悼。在十分悲恸之余，一挥而就写下一首挽歌《孙总理逝世追悼歌》。8月，吴玉章返川，在重庆建立四川省国民党组织。就在这些年，通过吴老、李老的关系与杨闇公、刘伯承、朱德等取得联系和接触。同时拜访张澜，后来成为忘年之交。1926年，三十六岁。与吴玉章、杨闇公等七人被推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荣县国民党（左派）县党部成立，担任执行委员和书记长。发起组织“非基督反帝大同盟”，领导全县学生开展了一场非基督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1927年，三十七岁。军阀压迫统治，横征暴敛。他反对“一岁两征”，反对强征十万大洋。不畏强暴，拍案而起，组织民团群众近三千人成立“荣县抗捐运动委员会”，与张志芳旅长对抗，领导了震动全川的武装抗捐运动，通电全省“苛政不除，斗争不止”。重庆“三三一”惨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国民党清党，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荣县县党部被迫停止活动，醒华公开斥责右派罪恶，断然退出国民党。从此，跟共产党站在一起，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活动。1928年，三十八岁。中共荣县县委机关迁入城内，旭阳中学成为地下党活动基地之一，他不怕担风险，支持和掩护曾莱、余宏文、陈家钰等二十余位共产党员从事农民运动。1929年，三十九岁。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他保护和营救苟永芳、程觉远、刘一先、程慕仁等以及前往江津避难的十一位共产党员。旭阳中学被迫停办前后，他仍义无反顾，全力扶植自立女子中学和地下党人创办的旭光小学。1930年，四十岁。经张澜介绍，应二十四军一师师长张志和之请，担任该部秘书。同张与洪仿予（洪沛然）相得益彰，坦诚与共。江津起义，他以合法身份，掩护和营救过不少共产党员，如曹荻秋、程子健、苏爱吾、洪沛然、官质斌、余宏文等，以及维护和保释起义官兵十余人免遭杀害。1931年，四十一岁。任江津县长，公正清廉，兴利除弊，有口皆碑，被誉为“布衣县长”。为了兴办教育，恭请重庆大学著名教授吴芳吉回桑梓担任江津中学校长。1932年，四十二岁。惊闻吴芳吉为学生朗诵抗日长诗《巴人歌》，晕倒在讲台不治而死，主持追悼会，致悼词，泣不成声。生母肖太夫人逝世，终年六十五岁。1933年，四十三岁。在家随侍老父，深居简出。1934年，四十四岁。老父海涛先生于十月十九千古，享寿六十六岁。宜宾岷江沿岸各地后学齐集麻柳场，复为举行祭奠，他在场鞠躬答谢。1935年，四十五岁。先任泸州川南师范学校教务长半载。后经张澜推荐，应四川省十三行政督察专员鲜英之邀，任专署主任秘书。1936年，四十六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强令川西北劳动人民抢修川陕公路，以调动大军和运输物资进行“剿共”。醒华借口农忙季节，将绵阳属县各段的几万民工遣散回家秋收打谷。蒋介石参谋团闻讯，强令四川省政府严厉查处，醒华胆识过人，自承责任，等到民工全部返回工地派代表热泪挽留，他已罢官拂袖而去。1937年，四十七岁。受成都协进中学董事会之聘，第二次担任校长。适“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聘请许多共产党人，如张秀熟、李筱亭、刘披云、杨伯恺、洪沛然、帅昌书、黄觉民、苏爱吾、沙汀等四十余人执教，以实行抗战教育，民主办学，教书育材为宗旨，与共产党组织密切合作，动员和组织全校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被誉为“成都延安陕北公学”。8月，由邓初民、洪沛然等发起组成的“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他被推选为四十余人中的执行委员之一。1938年，四十八岁。参加成都中苏文化协会任理事。6月中旬，率领荣县同乡饶世俊、程觉远等和《星芒报》、《海燕社》等抗日救亡社团的青年，到飞机场迎接由渝飞蓉的吴玉章。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11月下旬，他敢冒风险公开迎接路过成都去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吴玉章、林伯渠、陈绍禹，并于12月上旬在春熙路青年会主持五百人群众大会，欢迎吴、林、陈讲演。在这些年内，他先后邀请沈钧儒、李公朴、冯玉祥、沈兹九、张申府等到协中向师生作全面抗战或民主宪政的演讲。1939年，四十九岁。正月十四吴玉章回荣县，正月十五吴老在蔡家堰家里设家宴邀请故旧亲朋邻里农民一百余人，谷醒华和赖君奇等参加了。听吴老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讲话后，谷醒华发言颂扬共产党的救国救民政策，驳斥了国民党对共产党造谣诬蔑的恶毒宣传。年底，迫于四川省和成都市党政当局的高压手段和无耻诽谤，辞去协进中学校长职务。1940年，五十岁。住乐山半年，与洪仿予共谋争取军驻某师反蒋。为谷氏姑娘受夫家族人欺凌不平而打官司。1941年，五十一岁。赴成都任健诚实业公司秘书。其时，正是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与张澜、张志和、杨伯恺等在一起参加各种形式的民主宪政座谈活动。1942年，五十二岁。受杨伯恺之约，为《华西日报》撰写坚持全面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和揭露国民党统治的政论文章。1943年，五十三岁。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家总动员实施纲领》，他向进步青年赠送或传阅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张澜著《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等书刊。1944年，五十四岁。2月，参加张澜发起组成的“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经张澜、张志和介绍正式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参与民盟四川省的组织发展和宣传工作，以及党的统战工作。张友渔、黄药眠来成都和他同住一年，相濡以沫，朝夕相处，亲密无间，讨论时局，开展民主运动和发展民盟组织等问题。团结在蓉同乡，配合荣县中共地下组织反对搞所谓“新县制”的县长黄希廉。1945年，五十五岁。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反攻。民盟总部响应中共七大提出的主张。4月，由成都回荣县养病。6月，约集程觉远、刘若平、刘石夷，传达民盟总部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呼吁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由各党各派组织的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商量发展盟员、建立荣县民盟组织、开展民主运动等问题。1946年，五十六岁。民主运动进入高潮。民盟荣县区分部于正月初八在鼎新乡棠寺口刘光书家成立。谷老是主要创始人，他指定刘光书主持会议，要求与会者着重研究在国统区如何开展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大事。会上，他被提名为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候选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第九次会议后，吴老于2月13日回荣县，通过探亲访友向地方各界人士宣讲旧政协会议的情况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谷老率领地下党人、民盟成员等参与欢迎吴老的各种场合的活动和做好保卫工作。6月，蒋介石在美帝的支持和策动下，全面内战爆发。8月，成都举行李、闻烈士追悼会，张澜、张松涛被特务殴伤，谷老代表区分部致信电慰问，并投书《新华日报》、《民主报》抗议反动派杀害李、闻烈士的无耻罪行。9月，荣县一些好心人主张提名谷老为“国大”代表候选人，他说：“抬蒋介石的轿子，我不干。”罗灿然为其胞弟罗文谟竞选“国大”拉选票，请求谷老领衔联名支持，被他断然拒绝了。11月，民盟四川省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被推选为民盟四川省支部委员，从此，推动了川南各地民盟组织活动的开展。他撰写了几篇政论文章，发表在11至12月的《群众》、《新华日报》上的有《怎样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九周年》、《第三方面的诞生》。1947年，五十七岁。国民党政府公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特务经常监视谷老的行动，但他总是以关心他人为重，却不考虑自己的病体和处境，写信给成都张志和、谷武容等打听杨伯恺被捕后的安危，了解杨的亲属生活状况。1948年，五十八岁。肖华清秘密来到荣县，在谷老精心安排下，由在渝的次子谷声檀照顾护送，使肖老平安转赴香港。“四九”血案，四川省党政军警公布或行文通缉捉拿所谓“奸匪分子”：刘光书、陈仲文、谷武容、陈为珍等潜来荣县，谷老主动承担做安全保护工作。7月，谷武容回荣县，向谷老和荣县负责人传达民盟总部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谷老听了传达，又读了大会“声明”和“宣言”，兴奋之余，写信给盟员说：“民盟只有跟共产党通力合作，彻底消灭南京独裁政权，实现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和平民主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1949年，五十九岁。12月6日人民解放军进城，谷老兴高采烈地到处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向地方人士宣读《共同纲领》。民盟荣县区分部在刘石夷家里召集全体盟员开座谈会，庆祝荣县解放。谷老说：“黑暗过去，光明到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要百姓点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张澜主席代表全体盟员的意志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这是真理。”1950年，六十岁。荣县人民政府建立，中共川南区委电邀谷老出任川南文教厅长。10月，川南区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选为川南行署委员，同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因体弱
      册”，拒绝写揭露和批判张志和的黑材料。夏秋之间，经过三次修改，提出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意见》，其中不少正确的意见均被“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采纳，可以说，现行方案中融汇有谷老的汗水和心血。同时创作了一首《报名参军去》——“参什么军，文化大军”的长诗。1958年，六十八岁。在“拔白旗”、“插红旗”的声浪中，还是由于吴老的关照和维护，平安无事。10月，写就《我的红专规划》，这个规划朴实无华，敢说真话。1959年，六十九岁。“大跃进”年代，自奉甚俭，工资收入一大半还要继续资助亲朋，无埋怨，怡然自乐。1960年，七十岁。在提倡“神仙会”的气氛中，写出了《科学研究规划》。1961年，七十一岁。与李筱亭老人专访吴老，反映四川“三高”、“五风”盛行，荣县等地饿死人，不堪设想。谏言党中央了解下情，及时纠正。1962年，七十二岁。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学习中，幽默风趣地向主持人“进谏”说：“我是一个老教师，愿把自己作为一个模特儿贡献出来供大家欣赏、解剖和批判！”主持人只好敷衍几句，不了了之。1963年，七十三岁。谷老先后重病三次住院治疗，因肝癌扩散，抢救无效，至2月13日晨4时辞世于北京海淀医院，寿终73岁。临死时有女声律、声怡随侍在侧，长子运闻由呼和浩特市日夜兼程至北京奔丧。谷老作古，吴老很伤痛。人民大学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亲朋友好丁华、洪沛然、官质斌和人大师生代表、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等单位代表前往送花圈，祭奠致哀。外地故旧亲朋、学生从千万里纷纷以诗文悼念或电唁致哀。
      一瓣心香献醒爹——“文集”出版琐记
      谷声崇还在1963年醒华伯父逝世后，伯父故旧学子后辈和我就有这样一个心愿：写些纪念文章，以表达我们无尽的哀思与景仰之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政通人和，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举。这时，继承和发扬醒华伯父这笔可贵的精神遗产的夙愿在我们心中复苏了。之后，不意石夷同志竟发我们之所不敢想，提出为伯父出纪念文集。对此，我颇信心不足：20多年的人事沧桑，征集文稿，搜求遗著等相当不易；且现今出文集亦非数千金莫办。但感于石夷同志的古道热肠，亦勉力从其后。他年逾古稀，常年疾病缠身，每到成都疗养或开会，都亲临我处就纪念文集事相商，并同去拜访此间伯父的故旧，见其不辞辛劳的情景，钦佩与感谢之情油然而生，亦鞭策我戮力从事。90多岁高龄的张友渔、张秀熟两位老伯去年都相继摔断胳膊、肋骨和腿，长期住院和在家疗养。当张弢英姐和我在京蓉两地分别对两老有所恳求时，两老在病榻之上都极力为纪念集题写书名和题词，高情隆谊，感人至深。耄耋之年的洪沛然、黄觉民、潘大逵、张松涛、柳倩、胡善权等前辈，也大都强扶衰病之体，饱蘸深情之笔，题词和撰文，远在浙江的余明舅，更是大力支持，多方相助，除题词撰文外，并介绍联系30年代在协进中学就读的黎雪、陈心波、熊梦等同志，在他们的热情帮助、指导下，纪念文集为之增色。荣县、自贡、内江以及各地的亲友闻讯后，纷纷撰文或捐赠。纪念文集筹集工作进展之顺利，内容之较为完善充实，均为我始料所未及。伯父生前恬淡自处，默默奉献，然“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虽经十年浩劫的风风雨雨，他那“布衣校长”、“布衣县长”、“松菊高洁”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始终未泯灭，而且愈加熠熠生辉。《礼记·学记》有云：“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善歌者使人继其声。”伯父是著名的教育家，一生关心爱护青年，辛勤育人。曾沐浴其春风化雨的我们后辈，如今都已年逾花甲，进入桑榆之景。纪念伯父，继承其志，亦当春泥更把新芳护。伯父一生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紧紧跟随共产党，为挽救祖国危亡，为建立、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不息。纪念伯父，继承其志，我们亦当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统一的宏伟大业奉献绵薄，继续谱写爱国主义壮歌。最后，我作为谷氏子侄，受远闻之嘱，在文集出版之际，我仅代表醒华伯父的子女：声律姐、德与哥、声怡姐、声隆（远闻）哥、慕潜嫂、声檀哥、显文嫂，向内江、自贡、荣县三市、县的政协、统战部、民盟等组织，向长辈们、亲友们深致谢忱。
      1990.6.24.
      后记
      自辛亥革命以降，谷老醒华先生毕生倾力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教育事业，并作出了显著贡献，深得党的信赖和知识界人士的景仰。我们辑刊本书，意以展现一位四川近现代革命先辈和文化名人之历史足迹、道德风范，勾画一代知识者辗转搏击大半个世纪，最终步入社会主义之人生历程，使世人了解先生业绩，进而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之状貌，宏大民族文化，激扬爱国主义精神。年代已远，战乱频繁，先生遗作之收集，甚为不易。众多报刊，查录难艰，恪于特定环境的一些笔名文章，亦难鉴定。但仅就集中所录亦可略窥先生之文采道德、政治卓识，以及对党的满腔热忱、革命战斗精神。无论谷老遗著，诸君纪念诗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史、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史、共产党与民盟、民盟与知识分子的历史关系，具有“三亲”史料价值和积极意义。此外学术论稿，展示着先生在中国古、现代汉语研究上的造诣，颇多灼见，仍有一定价值。篇幅所限，一些诗文论稿不容尽录，惜惜！本文集始由刘石夷先生动议，经刘石夷、谷声崇等倡议发起，谷老生前故旧和亲朋子侄，闻风而动，征稿集资，作诗撰文，搜录资料，查找旧作，踊跃参与。众志成城，历时年余，终于付梓。纪念诗文作者张秀熟、张友渔、潘大逵、洪沛然、黄觉民、张松涛、胡善权、柳倩诸先生，皆以耄耋之年，亲笔题撰，志记与谷老同战斗、共患难之由衷，盛情殊为感人；廖伯康、康振黄、余明、谢韬、陈光腾、李士杰、熊梦、陈心波、禾波、黄汉生诸公，百忙之隙，提笔抒怀，以表景慕之意；谷老的学生、美籍华人叶开蓂老先生，远洋飞鸿，邮来情愫，体现了散落海外的谷老友朋，不忘故土、忆恋乡贤之切切厚谊……辑刊本集，始终得到内江、自贡、荣县三市、县的人民政协、中共统战部、民盟组织的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通力合作，使文集得以如此速度、规模问世。编委会顾借此机会，向以上各组织表示深深感谢，同时转达谷老亲属对关怀、支持、参与“文集”出版的同志，致以鞠躬答谢。谨此纪念谷醒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编委会
      一九九〇年九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谷醒华先生纪念文集
      作者=刘石夷
      页数=313
      SS号=10080974
      出版日期=1990年09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谷醒华诗文选篇
      孙总理逝世追悼歌（1926年3月）
      荣县旭光小学校歌（1927年）
      人民的礼单（诗，1951年7月）
      报名参军去（诗，1953年）
      楹联一副（1941年）
      赠李则夷诗一首（1963年）
      张植如先生生平事略（1928年）
      怎样纪念十月革命29周年（1946年）
      第三方面的新生（1946年）
      书简五封
      谷醒华学术论述选篇
      关于句子成分
      对于短语的理解
      关于语法
      怎样使用工具书
      我对于词怎样分类是这样理解的
      用符号分析《郑伯克段于鄢》的句子成分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修正意见
      批判胡适在汉族文学语言上的主观唯心论观点
      我的红专规划
      我的研究规划
      先哲的精神 后生的楷范——谷醒华传/刘石夷
      谷醒华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诗文选
      1927年荣县武装抗捐记要/胡善权
      协进中学与谷醒华/陈光腾 李士杰 熊梦 陈心波 李永白
      抗战初期的协进中学/李则夷
      谷老之风山高水长/张松涛
      纪念谷老/黄汉生
      怀念敬佩的谷醒华老师/张英 金拾珊
      敬爱的谷老永远活在我心中/陈懋华
      精诚合作 荣辱与共/吴竞白
      最敬爱的长者和同志/郝世培
      醒华世伯诞辰100周年纪念/吴汉骧
      革命真情 大贤本色/李范生
      中国共产党的真朋挚友/中共荣县县委党史研究室
      我的启蒙老师/陈慕仁
      永生难忘的教诲/张得呼
      醒华先生一百周年阳诞纪念思源/梅自强
      怀念谷醒华老师/晏光侯
      难忘的恩师/陈直科
      纪念谷醒华先生百年诞辰（七律）/美籍华人叶开蓂
      纪念谷醒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七律）/梅英巴俚
      歌颂谷老（歌）/李祖心
      萨菩蛮（词）/黄元仪
      纪念乡贤——为醒华老同志一百周年诞辰（七律）/但茂修
      悼表兄谷醒华（七律）/陈安怀
      当代师表（联）/刘恒修
      谷醒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联）/刘俊文
      忆舅父（诗）/梁藻吉
      缅怀醒师/李则夷
      怀念表兄谷醒华先生/陈安怀
      亲切的教诲 耐心的引导/谷武容
      我的好舅舅/梁符吉 梁祯吉
      在大舅身边学习/梁六吉
      回忆父亲谷醒华/谷远闻 谷声檀
      深沉的爱/田慕潜
      爹爹的精神不死/谷声怡
      难忘的教导/龙显文
      我的爷爷——一位慈祥的老人/谷名庆
      附一
      中国人民大学追悼会悼词
      挽谷醒华诗四道/周列三
      谷醒华同志挽诗/茹志波
      敬悼醒华先生/叶芝
      挽诗/董景元
      挽联/丁彀音
      附二：纪念谷醒华先生诞辰100周年文集倡议书
      附三：谷醒华年谱
      一瓣心香献醒爹——“文集”出版琐记/谷声漴
      后记/编委会
      附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