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一、传记

杜莘老

杜莘老（1106-1164），字尹耕，唐诗人杜甫十三世孙，宋眉州青神人。幼时家境贫寒，却心怀大志，说：“日后我得志，宁可饶君子，决不饶小人。”绍兴十年（1140年）考取举人，因侍奉父母未到京城参加朝考，皇帝赐他等同进士出身，派作梁山军教授。

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魏良臣参与朝廷大政，莘老向他陈述天下利害，切中时弊，良臣遂举荐他主管礼部、兵部文翰。当时，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将帅骄横，士气萎靡，军风政纪废弛。莘老多次分析时政得失，提出防备金人入侵、保卫江淮的良策。高宗下诏征求意见时，莘老呈上时弊十事，议论切当，受到赞许。

绍兴三十一年八月，高宗任命莘老为殿中侍御史，并说：“知道你不畏强权才授你此职，万勿负了众望。”莘老就任御史后，公允无私，正直敢谏。他一面举荐于国有用之才，一面对奸佞的官吏加以弹劾。

嘉州税知枢密院事周麟之，最初请求出使金国，后来闻听金人陈兵边境，惧怕不已，又进言不必遣使。莘老得知，列举其欺骗皇上、畏缩不前以至掩泣等事实加以弹劾，周麟之遂被罢免。

瑞州幸医王继先自恃为太后治病有功，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家资富至千万，几十年无人敢动他一根毫毛。莘老举其大概，检举王继先的十大罪状，上书朝廷。高宗准奏，贬王继先到福州，并将其资产收归御前激赏库，专赏有功将士，一时人心大快。

内侍张去为随意惩罚御马院的士兵，剃光头发，肆意侮辱，闹得人心浮动。莘老弹劾后，尽管高宗不乐，莘老仍坚持启奏，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高宗只得听由莘老处置。

莘老常感叹道：“我进谏当要论天下第一事，如果有所畏惧，避开谈次要的，不仅是自欺欺人，也是对皇帝的不忠。”当时京城中人士谈到骨鲠敢言者，必推莘老，正直之声传遍天下。好友王十朋寄信称赞他说：“排击奸佞，保全善类，果践平生之言。”

莘老的无私直言，后来终遭一些人忌刻中伤，他便请求离京，以直谟阁学士任遂宁知府。赴任时像一个和尚，行李只有蒲团纹帐。他在任上清正廉明，惠及地方，考核时在各州中为最。

莘老早年应宕渠守石翼以师礼之请，乃迁居江津綦江畔，当地遂称杜村（今青泊乡梓橦村）。隆兴二年（1164年）六月八日病卒。丞相虞允文为其墓碑题“刚直御史”。

江渊

江渊（1400-1473），字时用，号定庵、可潜，别号竹溪退叟。江津县九龙铺（今享堂乡）人。明宣德五年（1430年）考取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之职。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兵南侵，攻陷土木堡，明英宗被俘，京城危急。其时，郕王朱祁钰监理国务。大臣徐有贞等主张南迁避难，江渊与于谦则力主抗战，保卫京城。江渊得到重用，升任刑部右侍郎，后奉命参与都督孙镗的军务。

景泰元年（1450年），江渊出巡紫荆、倒马、白羊等边关防务，并与都指挥同知翁信督修雁门关。是年秋，以刑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的资历进入内阁，参与国家机密事务。不久，改任户部右侍郎。

景泰二年，改任吏部侍郎，仍兼学士。是年，朝廷下诏免去的田税十分之三，减轻百姓负担。景泰三年，户部又下令加征。江渊闻讯，即上书弹劾，指出政令这样出尔反尔，将失信于民，有损朝廷威严。景泰帝令对此事加以追查，户部尚书金濂被关入监狱，朝廷重申免税的诏令，一时人心大快。

景泰帝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后，加封江渊为太子少师。景泰五年春，山东、河南、江北等地发生饥荒，江渊与平江侯陈豫同去安抚，查明灾情后，给朝廷提出便民措施十余条，获准执行。江渊见江北灾情严重，急令将淮安北运的漕粮追回，作为赈济灾民的储备。不料运粮的漕卒乘机盗窃，损失颇大，遭到御史弹劾，江渊受牵连几乎被免职。后经查明江渊的建议确系关心百姓，非为中饱私囊，始未加罪。其时江渊已是文渊阁大学士、工部尚书，行使兵部侍郎的职权。

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复辟称帝。徐有贞把持朝政，抓住郕王换去英宗太子事进谗言，于谦被英宗加以“谋逆罪”遭杀害，江渊被贬谪辽东。

成化元年（1465年），宪宗朱见深即位，诏令为江渊平反昭雪，官复原职。江渊辞官不就，返归故里，兴建梅溪书院，教育乡中子弟。朝廷追念他的功劳，敕令于江津县城石狮子街江渊宅内建御书楼，并赐玻璃壶。宪宗钦书“北极勋臣府，西川相国家”对联赐予，联刻于大门石柱上（今犹存）。江渊年七十三殁，赐御葬。江渊工于诗，著有《锦荣集》、《观光集》及江津前八景、后八景诗。

曾受一

曾受一（生卒年不详），字正万，号静安，广东省东安县（今云浮县）人。清乾隆三年（1738年）中举人，著有《尊闻录》、《学古录》、《四书解义》等书刊行于世。

乾隆三十年从珙县调任江津知县。到任时，江津已连续大旱三年，百姓困苦，流离失所。受一联络县内人士创办“救命会”，自己捐出俸禄购稻谷千余石，建立义仓贷给困难之家，社会秩序渐安。又派人从“番舶”购进苕种。当时四川还未种过红苕，受一便偕同夫人一起躬耕田亩，教农民栽种之法。民间竞相种植，珍视红苕如同米麦。后来红苕由江津传至川内各地及邻省。

受一还派人到江苏、浙江一带购回蚕种桑苗，教民种桑养蚕，使“津人多获桑利”。写有《劝农歌》、《悯农歌》等十首，劝农生产，民歌风味浓郁，一时不胫而走，江津逐渐形成热心农事的风气。

乾隆三十一年，江津生产有起色，人民生活趋于改善，受一便倡议编修县志。几经寻访，找到明末杨几川和清初龚笋湄两家残缺抄本，受一亲自挥毫撰修。乾隆三十三年，《江津县志》付梓（现藏故宫博物馆）。同时，增修几江书院院舍，为学生作劝学论文数篇。

江津城建有九门，受一来江津时，城门城墙历经风雨，多已倾圮。遂召集地方人士，商议作全面培修。九城门俱增建城墩，牢固壮观。竣工后，上司派来查勘的官员借口月城瓮厅不合制度，乘机敲诈勒索。受一不肯贿赂，查勘者回复时便在上司面前搬弄是非，以致下令将月城瓮厅拆毁重修。受一愤恨不已，卖掉家乡盐田作为费用，以不增加人民负担。

乾隆三十四年，县人为受一置生祠一所。是年，受一调署合州（今合川）。不久，因狱中犯人逃跑，受到牵连被免职。潦倒之际，江津士民将他接至县城住生祠内，视为尊师。一年之后，受一整治行装回乡，县人筹集巨款汇到他的家乡，为他购回盐田。

乾隆四十一年，受一了结合州之案，在长寿、巴县任职一段时间后，复调署江津。其间主持修整奎星阁和城南城北两文塔，祈求江津文风长盛。当他又一次返归故里时，全城送者千余人，泣不忍别。江津人民将购盐田所余两千银子相赠，他一再推辞决不肯收。

受一逝世，享年72岁。消息传来，江津士民十分悲恸，用那两千银子在大土地为其建祠，题名“清廉祠”，也称“曾公祠”。

邓石泉

附：邓鹤翔、邓鹤年、邓鹤丹、邓燮康

邓石泉（1819-1909），名清涟。幼入私塾，后因家贫辍学，投奔经营线业的朱某当学徒。八年后，凑积少量资本，自营线业。石泉见江津白沙交通便利，商业繁荣，遂迁来定居。白沙江边产沙金，石泉参与淘金，渐有积蓄。适逢太平天国军兴，淮盐西运受阻，湘鄂淡食，清廷调川盐接济。石泉报准在白沙开设洪顺祥盐号，由自贡运盐东下，获利甚丰，从此家富。

石泉每以读书不多为憾，遂延师课子。后江津县选派学生赴日本习师范，子鹤丹应选前往。三年后学成归来，谈及日本政教风俗，石泉眼界大开。知指甲蓄长易繁殖病菌，立将寸余长的指甲剪去。又订购《广益丛报》，知晓世界大势。尝谓中国之弱以八股文、鸦片烟、妇女缠足三者为害最烈，谆谆劝人弃科举、戒鸦片，举家妇女不缠足，并创立天足会。岁时令节，宴请大脚妇女，以示尊重和倡导。

清同治九年（1870年），聚奎义塾成立。随后，石泉与白沙人张元富协力，于光绪六年（1880年）将义塾扩为书院。光绪三十年，县修建中学堂，石泉首捐银三千两。次年，在白沙溜马岗开办新本女子学堂。石泉九十诞辰，将亲友馈赠及省筵席之费，得银三千余两，捐出创办贫民教养工厂。宣统元年（1909年）冬月十日，石泉逝世，年91岁。

邓鹤翔（1865-1925），字岳皋，石泉次子，江津县白沙镇人。年20中秀才，后补廪、拔贡。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赴京应试，列二等，授直隶州州判。以清廷腐败，国事日非，辞官归白沙。

光绪三十年，鹤翔任聚奎书院斋长。光绪三十一年改书院为聚奎两等学堂，首任堂长。鹤翔认为“救国之道莫先于得人才，得人才之方莫先于教育”。于是，在校中增设几何、代数、物理、化学、日文、英语等课程，从日本购回理化仪器、图书、标本，推行新式教学，延聘留日生任教，并开辟运动场，开展体育活动。聚奎因之被称为“洋学堂”，名噪四方。又与家人设立第八女子学堂（即新本女子学堂），由其妻诸树德任堂长，继附设师范班，开江津县女子师范教育的先声。

宣统元年（1909年）初，鹤翔延聘同盟会员、荣县革命党人肖湘（绮笙）来聚奎授国文。肖在校中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鹤翔尽力支持，师生革命情绪高涨。

宣统三年，英军侵占片马，清廷无力交涉。鹤翔目睹时局艰危，聘綦江人蓝敬敷来校教学生习武，动员学生由家中携来各式枪械八、九十支，定期操练。又请理化教师胡铮教学生制造炸药，准备待机行动。

六月六日，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江津支会，与会二千余人，公推鹤翔为会长。之后，鹤翔代表江津保路同志会赴成都商议大计。“成都血案”后，各地义兵纷起，遂潜返白沙。武昌起义后，九月廿七日，县城派代表程农初、夏咏南来白沙与鹤翔等密商后，发布由肖湘起草的《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告全川父老文》，并联络驻白沙盐防安定营及四乡团防共同举事。廿八日，义旗遍插白沙，起义军民齐集五显庙。鹤翔登台演说，阐述讨清大义，听者动容。当天下午，率队赴县城，知县吴良桐缴出印绶。九月三十日，江津宣告反正。

民国元年（1912年）10月，鹤翔被选为县议事会首任议长。后由蜀军政府委任主管盐政分司兼江巴盐局。又历任川西道、巡按使及盐运使署秘书、顾问等职。民国10年，任富荣西盐场知事。民国14年病殁于自流井。

邓鹤年（1871-1953），字蟾秋，石泉第五子。幼读私塾，及长，遵父命辍学经商。往重庆经管洪顺祥盐号，后开办大有恒钱庄、火柴厂和曾家岩玻璃厂，并在自贡组织“福川盐号”。

蟾秋经商多年，对营利之道深为谙练，常言：“商业之道，毋躁动，毋失机，乃无不利也。”民国12年，川战爆发，宜昌以上航运受阻，川盐无法东运楚岸（两湖），盐商纷纷抛售，市价大跌。蟾秋料难持久，相机购入约百载。未几战事果停息，交通变畅，急运出川销售，获利甚巨，流动资金增至十余万元（银元），成为巨富。此时，他身居闹市，腰缠万贯，仍不喝酒、不吸烟、不嫖不赌，为人正派，在商场上信誉日著。被选为重庆盐帮代表、盐业公会常务理事。江津县盐业界在渝占有了一席之地，成为与“井帮”、“渝帮”鼎足而立的“江津帮”。

民国15年，重庆驻军某部一秘书约蟾秋打牌，想他明输暗送，蟾秋婉言谢绝后，其人便存心报复。一次军方摊派垫款，蟾秋本应在盐帮出一份，却被列入耆绅，另单派一笔巨款。拒绝之后竟被抓走，强迫出款。蟾秋遭此打击，遂停盐业，赴北京闲居，并皈依佛门。“九·一八”事变后返川，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侵略满蒙计划印刷数千册，以唤醒国人。

蟾秋一生巨富，钱多用于公益事业。常说：“集财非难，散财实难。集而不散，用而不当，非道也。遗之子孙，资之作恶，尤非道也。”民国16年，他向重庆青年会捐款二万元，该会用于修建图书馆，命名“蟾秋图书馆”。江津民众图书馆成立，蟾秋捐《四库丛刊》一部，并与龚农瞻共筹基金10万元，存农工银行生息，作常年购置图书之用。聚奎小学筹办中学，修建礼堂、教室，培植花木，安装抽水机、发电机，成立军乐队，充实图书馆等项，蟾秋捐款总计十五万元以上。对新本女子中学也捐助数万元。民国24年与邓燮康筹建江津县救济院，任首届院长。民国26年，捐资金为支那内学院购买地皮。还资助子侄及寒士十余人留学国外。留给子孙的仅20石（约4700公斤）田业。

蟾秋七十寿辰，将所收礼金三万余元悉数捐赠聚奎中学，聚奎中学以此设立“邓蟾秋奖学金”。前来祝寿的陈独秀、邓仲纯、台静农、欧阳渐、方孝远等无不称赞。陈独秀特书“大德必寿”篆字为贺，镌刻于白沙黑石山鹰嘴石上。民国31年11月，国民政府以其捐资办学，特明令嘉奖。

解放后，1953年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1953年夏，蟾秋病殁于重庆汪山。

邓鹤丹（1873-1943），字缡仙，石泉第六子。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应县选赴日本入宏文师范。在日时，结识程潜、于右任、肖湘等，并加入同盟会。归国后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历任江津中学、重庆联合县立中学、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泸州川南师范学校校长，江津教育局长，聚奎小学、中学董事长等职。

缡仙办学以严格认真著称，对学生学业异常重视，常亲临教室听课，如发觉讲课有误，即与教师交换意见，必欲纠错扶正。民国六年（1917年），缡仙任江津中学校长，值川黔军阀战乱，校中驻扎军队，停课约三月。战乱平定后，即动员教师利用寒暑假补课80余日。

“五四”运动传到江津，江津中学聂荣臻等爱国学生代表起而响应，上街游行，缡仙等曾加以阻挠。暑假中回白沙，转而支持白沙学界联合会的爱国行动。

民国14年，缡仙任私立聚奎小学董事长后，茹苦含辛，推进校务，与吴芳吉、邓蟾秋共谋，欲将该校发展为大学。先在学校周围种植红桔、广柑3000余株，以增加收入。继购置发电机、安设电灯，购买军乐器，聘老师在学生中组训乐队。同时，扩充校舍。民国19年增办初中，中学部历届学生参加四川省毕业会考成绩合格率均100%，体育成绩亦不断上升。民国26年，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举行全区十县联合运动会，男子组锦标为聚奎所夺。

缡仙继而筹资增设高级中学，得兄蟾秋等捐助，民国30年，高中部正式成立。缡仙厚给薪资，选聘名师授课，遴选德才兼备的周光午、黄德毅、颜实甫等先后任校长，并派专人到北京、南京等地学校观摩学习。

缡仙初任聚奎学校董事时，曾书一联刻石于校门：“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可见其素志。民国31年12月，教育部以中学4270号指令核给一等奖状。民国32年9月，缡仙病逝于白沙溜马岗，葬于黑石山梅林。

邓燮康（1907-1978），石泉之孙。民国18年（1929年）夏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革命活动。回县后，任聚奎中学校长。民国21年，江津农工银行成立，担任经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农工银行增资改为四川商业银行，燮康任总经理。对从省外迁来江津的文化机构、大中学校以及学者名流，竭力帮助。陈独秀在江津病逝，燮康代理丧事，安葬陈于别墅康庄桔林中。

燮康曾任新本女中、聚奎中学董事长，对两校的发展努力擘画，并鼓励两校师生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支持妻女参加救亡宣传演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燮康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52年任合众轮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54年，合众与强华轮船公司合并，组成川江轮船公司，燮康任副经理。1956年公私合营，川江轮船公司并入长江航运局重庆分局，燮康被任命为副局长。1958年调任重庆港务局副局长。并历任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一至六届委员。1978年11月1日因病逝世。

江蕙

江蕙（1839-？），女，字次兰。幼时随父江海平长期隐居江津的龙菁砦。江海平学识渊博，曾编著《楞园丛书》二十五种，对天文历算造诣尤深。江蕙经父亲的指引，幼时就能背诵《步天歌》。每当清夜参横斗转，还跟父亲到院子里观察星象，对照《步天歌》，逐个识别星座，并能照星图对每个天区星座一一加以辨识。

经过长期的观测比较，她发觉古代星图中所列星座位置与实际天象运行的“远近、大小、明暗未尽吻合”，便根据自己的观测心得绘图，状若一幅精巧的扇面，取名《天文扇》。她见一幅扇面只能显示天球的一半，而不是完整的球体。为了显示地平以下南北天极附近恒隐图内的星座，江蕙以赤道界南北，欲以兹帙分为两卷，别出心裁地设计制作为两幅扇形组合的圆面：一为北天，一为南天，两幅扇柄部位聚合为天轴，分别为北天极和南天极，外圈即代表赤道。当时江蕙才只不过十多岁。清代女诗人史静娴见了《天文扇》后，称奇叫绝，赋诗赞颂：“尺幅分安列宿清，描摹廿四气昭明。深闺几见谈天女，纤手挥毫万象星。”

江蕙对天文学的造诣集中体现在她的天文著述《考定中星图》上。清咸丰四年（1854年），年方十六岁的江蕙在江津街市偶得《中星图考》抄本一册，系一位佚名的民间天文学家所著。该书是前人对天象观测记录的珍贵科学资料，对历法的推算与传播天文知识有重要价值。江蕙对全书研究后，发现书中错误甚多，与实际天象不尽相合，“以此校观星象，不免茫然”。江蕙通过长期天象观测记录，加以考定校正，重新编撰，使逐节天象灿然可据，经“易稿数十”，《考定中星图》一书终于告成。全书共绘星图廿六幅，每幅均附有叙天的文章。其中江蕙按照廿四个节气绘制出廿四幅星图，考定了各个节气中星名称及其出没规律，配写了“中星歌”。

清光绪六年（1880年），江蕙的丈夫、蜀中才子宋柟（字松存）赴北京供职，遂随同前往。经其夫和友人罗云樵劝说，又得众学人支持，江蕙方将其谨藏闺阁二十多年的书稿刊刻出版。

在封建社会里，为保证皇家灵台对星空的垄断，历来严禁民间私习天文。江蕙擅长天文，执著追求，并取得一定的成就，被人们誉为才女。晚清学者姚彦的诗中写道：“……旦尾暨昏参，历历可指数。推门及闺门，古来谁与伍。我欲传畴人（古称通天文历算学者为畴人），于今增列女。”

钟云舫

钟云舫（1847-1911），名祖芬，自称硬汉，又号铮铮居士。清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初九生于江津县高牙铺青草碚。同治六年（1867年）入庠，考取秀才第一，随食饩为廪生。迁居县城阙氏祠设馆授徒。他措意于西学，讲授数学、物理、化学及英语、法语，开新学之先。

云舫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对经史百家、西方科技深下功夫。所作《东西洋赋》是当时少有的世界地理和科学普及著作，讲五洲形胜风物，述科学技术精华，推崇西方诸国“以商贾为重，以技艺为宗”。在《足邑教案论》中，他剖析大足教案，认定不能因此断绝对外交往，“西人之来，万不可止”。倡议州县设格致之学，奖励物理、化学成绩优秀的学生。另作有铁路、兵政、商战、学堂、矿务、团操、开垦方面的论著多篇，见解精深，谋求国家富强。

鸦片战争之后，烟毒泛滥成灾。云舫目睹国弱民穷，痛心疾首，著剧本《招隐居》，将各种烟具拟人化，形式荒诞，语极嘲讽，刻画烟鬼丑态，揭示外国侵略者“将一座好神州化作烟世界”。又作唱词《醒酒汤》、《不该嫖》等，辑成《火坑莲》一书，匡正时风。

云舫生性豪侠，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疾恶如仇，常以诗文鞭挞。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江津知县朱锡蕃狎妓嫖娼，却在遗爱祠留下“政绩”。云舫愤愤不平，作诗讽刺：“蛮营倩女妙舞歌，猛将当关奈若何。捐廉八百买苏小，从此讼庭花落多。”（《有见》）朱锡蕃恼羞成怒，革去云舫廪银，还欲革除其功名，塾馆遭禁关闭。云舫被迫流落成都，得以游览名胜古迹，撰成《锦城江楼联》：“几层楼独撑东面峰，统近山遥水，供张画谱……”触景生情，感时伤事，笔悬纵横，一时不胫而走，闻名遐迩。此联今悬于成都市望江公园崇丽阁。

清光绪二十八年，四川大旱。江津知县武文源却篡改粮章，加租加征，全县民怨沸腾。举人张泰阶联络士绅上告，云舫参与草拟诉状并名列其上。经四川总督岑春煊受理，武文源被革职。次年三月，岑春煊奉调外省，途经江津，云舫登舟参谒，赠《送岑大帅移督两广》诗致谢。武文源得悉恨之入骨，遂贿重庆知府张铎，于五月在重庆将云舫收质。截取云舫以往诗中片言，加上“妖言惑众，播乱民心，结党为奸，意图不测”的罪名，解往蓉城，拘押于成都府巡检司待质所。一同被拘的举人张泰阶行贿银三百两迅即获释；云舫囊空，一押三年，不提不问。后经学生、璧山人钟长春四处奔走，始得开释。在外则传言系川督锡良读《锦城江楼联》后爱惜人才，方释云舫，以免再遭构陷。

《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系云舫在待质所以泪和墨、以血染纸而成，效法《离骚》，无一书参考，全凭记忆，上下两幅共一千六百一十二字，一日内便一气呵成，长冠古今，被誉为“天下第一长联”。此联从描绘江津风景入手，抒发登楼所见所感，倾诉自己不幸遭遇，揭示人间黑暗腐朽，呐喊“近约十二万年后，跟踪蹑迹（紧紧跟着我），取侬斫断玲珑别式乾坤（看我开辟出另一个美好的世界）。”

云舫作品遍及诗词歌赋、剧本唱词，尤喜撰联语。其《振振堂》集中收入楹联一千八百五十六副，仅“得存其半”。他擅长联，《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锦城江楼联》显示了他作为楹联大师的才华，成为传世之作。其《东西洋赋》是四川第一篇全面介绍世界的著作。

任韦驮

任韦驮（？-1878），江津县人，哥老会首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四川盐商勾结官府，垄断食盐运销，缉捕私盐贩。众私盐贩结帮相抗，武装运盐，被清统治者称为盐枭，任韦驮为盐枭之一，在私盐贩中颇有声望。

清光绪元年（1875年），私盐贩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九月底，1000余人在任韦驮的率领下，攻破泸州府属的永安、云锦、白云寨等处，打毁盐店，捉拿盐商，公开贩卖私盐，张贴告示，并在永川、江津一带对抗官府盐商。嘉陵江小三峡的私盐贩首领江大烟竿、灯花教首领赵海山也相率起义，声援韦驮。川督吴棠急调兵会剿，任韦驮所部被迫解散。

次年四月四日，任韦驮在江津、永川交界地方聚众举事未遂，潜往贵州边境，意图再举。同时犍为会党首领李三打杵在石板滩起事，江大烟竿也率众千余再出小三峡袭击盐商。任、江等人在川东、川南一带出没无常，动辄号召一、二千人，均置枪炮器械，抗拒官兵，官军不敢过问。七、八年来，不能捕获。

丁宝桢任川督后，围剿私盐贩和会党。光绪二年（1876年），驻在合江白云场的任韦驮、谭二疯子等人被清军偷袭，任、谭突围，但所部损失很大。江大烟竿部在巴县文毕沱与清军重庆水师激战亦受创。次年二月，任韦驮和江大烟竿分别在贵州和陕西城固被捕，遇害于成都。

程德音

程德音（1841-1921），字农初。江津县白沙镇人。幼聪颖好学，14岁时遵父命辍学农耕，20岁时始复学，故自号农初，以示不忘父教。

农初25岁中举，继赴京朝考合格，签发甘肃，历任安定、隆德、灵台等县知县，静宁州知州等职。甘肃清军董福祥为左宗棠的将领，慈禧太后宠臣，营勇素骄纵。静宁州民不堪董部侵扰，鸣冤控案日有所闻。一日德音拘其肇事营勇杖责示儆，激怒董福祥。藩司曾和素看重农初，竭力为其开脱，但同时致信斥责：“试问十八行省中有责营勇者乎？”农初复信说：“远事不及具举，近者如黄淳熙责罚曾文正公（国藩）水勇。即使古今皆无，则自卑职始。”

时清廷腐败，国事衰危，农初弃官归家，任江津中学堂监督。宣统三年（1911年）保路风潮起，农初命学生散发印刷品，分头讲演。时邮电均断，遂密制木牌数千，书写四川斗争情况，投入江中，通告长江中下游诸省。九月廿七日，农初偕邑儒夏风薰等赴白沙，联络邓鹤翔策动盐防安定营起义。次日，白沙遍树义旗。午后，农初等人又同赴县城，劝说知县吴良桐反正。十月初一，江津宣告独立，成立蜀军分府。

民国3年（1914年），农初与白沙镇人共创高等小学并任校长，远近慕名求学者甚众。民国9年，续修江津县志，请农初任总纂。是年10月17日，病逝于县志局所。

杨蓝田

杨蓝田（1851-1918），名锡宣，又名仲仙，别号石笋山人。江津县石门区秦家乡人，清末廪生。曾在塘河乡及白沙聚奎书院教学，前后约20余年。

蓝田幼习书法，真、草、隶、篆，得心应手。大小字长于米帖，行书则秀丽中遒劲有力。继而学画，专画竹石，摹画竹名家苏东坡、文与可、夏中昭、郑板桥等的作品。其家周围遍种各类竹，每值风、晴、雨、雪便细心观察描绘。所画风竹摇曳多姿，晴竹明霞掩映，雨竹飘洒淅沥，雪竹枝亸寒凝。还将幼竹种于大竹筐内，月明之夜，移至墙下，竹影婆娑，姿态别具。蓝田对影写生，神韵俱备。

蓝田画竹以疏见长。曾画一张六尺长的朱竹，左下方两块巨石，石罅中斜伸出一枝四尺多高的新笋，箨痕宛然，尖端嫩叶数片。右下方四行题款参差错落，再加“书法画竹”、“草草不工”两印章，潇洒雅致，时人称其“书画两绝”。蓝田殁后，葬秦家乡碑槽大土湾。

蓝田的长兄宝田，名锡瑛，擅书画，曾在江西景德镇画瓷数年，尤善治印。所制陶土印章，刀痕运转自如，苍劲古朴，再经火锻，坚实耐用。蓝田长侄杨举之，名鸿名，清末秀才，工山水花鸟，尤善画荷花。时人誉蓝田、宝田、举之为“杨氏三枝画笔”。

冉隆泽

附：冉君谷

冉隆泽（1859-1919），字国恩，号膏宣，江津县福寿场（今津福乡）人。隆泽早年丧父，12岁缀学。清同治时，即思谋创办实业，讲习农林工商方面的学问。善于农活，躬耕十余年。在宅前屋后垦地种橘数百株，在之溪沿岸种枳壳、枇杷各百余株，山坡种桐数百株，几年后果木蔚然成林，每年均获厚利，邻里称赞。继后又采用新的科学方法种植甘蔗、棉花、苎麻，每每有了心得，即向别人谈论，劝他们仿效。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左右，隆泽还与士绅成立江津农业研究会，研究棉、麻、水产三门，将种养技术编成方法浅说，印送给各乡镇，并派人赴各地演说，讲解新法的好处，传授技术，查看采用新法是否适宜。该会为四川第一个、全国第二个科学普及团体。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隆泽与人合资于福寿场开设建馨工厂，制罐头、酿花酒，聘请日本技师，招学徒培养实业人才。办厂初期，因不善经营造成亏损。为加强管理，隆泽将厂移至家中，亲自督促，不遗余力。所出产品质量渐佳，参加成都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展览，均获优等奖牌。

隆泽重视科学，聘江津县首开算学课的樊徽五老师来家设馆，教其子光璧（君谷）、光赞（羲琴）。后二子俱入县书院，继又送他们赴日本留学，考察该国富强的原因。

冉君谷（1872-1949），到日本后入宏文师范，由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归国，在重庆创设同文石印局，以此作掩护，秘密宣传革命。宣统三年（1911年），君谷加入保路同志会，参与江津县辛亥革命。民国5年（1916年）协助熊克武讨伐袁世凯，被通缉。翌年任川北道尹。回县后任江津中学校长，又捐资在小南海创办谷士中学，任校长。

陈宝善

陈宝善（1861-1925），江津县塘河场人。因结交官府，承销食盐发家致富，号称“陈半县”。他广置田产，收租谷1.2万余石。清宣统元年（1909年），其子陈鼎臣、陈兴臣出面，创办晋丰储蓄兼殖业银行。

所居庄园名石龙门，占地2公顷，有房舍400余间，全部以青石作脚基，砖木结构。设有网球场、跑马道、逍遥宫、戏楼及祠堂等。养的狗近百头，称为“百狗同槽”。一只大黑狗死了，请道士做三天斋，追为黑宝大人。套金丝猴的链子一为黄金，一为白银。组有川戏班子龙庆班，重金延聘名角。演《大舜耕田》时，为了显示豪华，特在外地赶制一件孔雀毛蓑衣，价值500余两银子。养家丁近100人，置有步枪、手枪等新式武器。

陈宝善残酷剥削压迫农民。凡是他的佃户，必须选派年轻力壮的男丁到他家无偿服役。收租名目繁多，大斗进、小斗出。佃户卞九臣租种几斗包谷土，租金由一串钱加至七块大洋。陈还肆意侮辱女工、丫环、奶母。丫环周五为躲避迫害，被院墙坍塌压死，尸体腐臭才被发现。

夏咏南

夏咏南（1869-1920），名风薰，江津县罗坝乡人。一岁丧父，稍长，喜读书，常倚塾师门隙窥听，每多领悟。母于是与长子躬耕纺织，送咏南入塾攻读。咏南夜读饥甚，便取瓮中辣椒以充饥。

19岁中秀才，次年食廪饩。为养亲，在乡设馆，从者日多，难以容纳，迁馆于城内夏氏祠。时科举未废，每岁试，捷报遍贴门墙，阖邑称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变法，倡办新学，守旧者起而反对。咏南力排众议，首创达才学校，延邑儒杨鲁丞授文学，夏惠然授法文。受县令蔡承云器重，延充学务绅董，相偕赴乡镇演说，酌提会款，成立初等小学百余所。其后历任江津中学校长、教育会长，江津、乐山等县征收局长，卸职后仍清贫如昔日。

清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咏南愤清廷政治腐败，偕程农初等赴白沙，与聚奎学校邓鹤翔、肖湘等密谋，联络当地盐务安定营营长首举义旗，并在县成立同志军15个营，曾一度支援合江独立。

闾里纠葛，有诉讼终年不结至倾家荡产者，相约赴咏南处剖断。咏南出一壶酒、数肴菜，从容劝说：“我辈辛勤所得，何必饱胥吏？有理者谅解，无理者引咎，不就了结了吗？”于是双方悔悟，讼事得平。

咏南从事教育40余年，倡办新学，参加革命，排忧解难，人人景仰，俱称其为夏先生。江津续修《县志》，程农初任总纂，延咏南协修。咏南以年老辛勤，大业未竟，于民国9年（1920年）病逝，葬金紫乡三块石。

欧阳竟无

欧阳竟无（1871-1943），原名渐，江西宜黄人，清末秀才。早年入南昌经训书院，学经史，攻天算，博览诸家书。甲午战后，专习陆（九渊）、王（阳明）心学。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皈依佛教，不久在宜黄创办诚志学堂。光绪三十二年任广昌县教谕，后因母病故，隐居九峰山守丧。光绪三十三年赴日本学习密宗佛法，次年归国，在广州优级师范任教。宣统二年（1910年）去南京从杨仁山学唯识、瑜伽宗，杨圆寂后接任刻经局编辑。

民国元年（1912年），在南京、北京等地创办佛学会。民国7年与章炳麟、陈三立等在南京设立中国内学院，任院长。晚年从事佛学撰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避寇难，民国27年冬率内学院迁江津，建院于县城东门外。所携一千多经卷、共一万余块版，均完好无损。翌年在江津刻经并讲学，设毗昙、戒律、瑜伽、般若、涅槃五科，常指导江津佛学研究工作。把“抗战到底，保家卫国”、“杀鬼子不犯杀戒”贯穿讲经中，反对在尼姑、和尚头上烧艾疤等繁文缛节。

民国29年，发愿精刻《大藏》以慰为抗日捐躯的忠魂。选目五千余卷，彻夜整理，未竟，于民国32年2月23日病逝于江津。著有《竟无内外学》。

卞鼒

卞鼒（1872-1908），名章垿，字小吾，江津县稿子乡龙井湾人。兄弟5人中，小吾居三。其父卞元九望子成才，重金礼聘合江名儒胡耿堂居家设馆，授经史之学。后小吾入白沙聚奎书院继续求学。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秀才。光绪二十三年父死，居家守孝，遍求经世之书苦读，以期维新。恨清廷腐败，外侮迭乘，遂有反清思想。欲提倡蚕桑工业，以实业作基础，徐图发展。服孝满后，援例纳捐为主事。

光绪二十八年，小吾至北京，见清廷“诸大老皆暮气已深”、“非木偶即汉奸”，于是“革命志益坚”。是年冬转游上海，与《中外日报》记者汪康年、马君武、谢无量，革命党人冯自由及章士钊等朝夕过从，畅谈革命事。每周赴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爱国学社”听讲演，畅谈国是，无所忌讳。

时值“苏报案”发生，邹容、章太炎下狱。小吾三次往狱中探视，与邹、章密商革命途径。二人认为：北京、上海为清廷所瞩目，应暂避其锋；四川地处西陲，民气甚高，大有用武之地。次年夏，小吾返川，与渝中公强会杨沧白、田心澄、董鸿词、余耀荣等组织“游想会”。逢农历每月初一、十五，相约赴重庆市郊，议论时政，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小吾与次兄子宣商议，将两房产业悉数变卖，得银六千余两。继同子宣与胞侄孟英再赴上海。

光绪三十年三四月，小吾秘密携带《革命军》、《警世钟》、《苏报案纪事》等革命书籍数百本返川。途中为防搜查，乃邀日本人竹川藤太郎同行。回渝后，开社演说，借阐发黄宗羲“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之说，以宣传革命。并同杨沧白等商定行动计划。经费无着，小吾将手中资财投入，在重庆创办近代企业——东华火柴厂。八月，他创办的四川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在重庆方家什字麦家院创刊发行。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四日，被称为“渝中独一无二”的学堂“东文学堂”在重庆黄桷街正式开学；五月三十一日，小吾又在培德堂创办“女工讲习所”。

小吾主持《重庆日报》社务，经常为报纸撰写社论。肖九垓、燕梓材、周拱极等分别任编辑和记者。为对付清廷的迫害，聘日人竹川藤太郎担任社长以作掩护。报上敢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不断报道川人争取川汉铁路权利的消息，销量由创刊时的500份增加到3000多份。

光绪三十一年，《重庆日报》转载《苏报》文章《老妓颐和园之淫行》。川督锡良对此十分恼怒，密令川东道尹及重庆府尹取缔《重庆日报》，逮捕卞小吾，指示须注意策略，不要引起外交纠纷和民愤。适值日俄战争爆发，各地日侨奉令返国服兵役。于是地方官吏重金贿赂日本驻重庆总领事，命竹川返国。朋辈识破这一釜底抽薪阴谋，劝小吾暂避，免遭毒手。其妻袁氏也力促离渝。小吾认为“革命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不能一日中断”，“章炳麟（太炎）坐监能避不避，邹容更自愿投案，何等伟大。吾岂能后人，又何惧哉！苟不幸，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民，亦无憾矣！”《重庆日报》照常出版，对反动王朝的抨击更加激烈。

当时俄日交战，留渝日本人多设宴祝捷，小吾亦在报馆中答礼。观剧时，舞台上演出官场种种丑态，惟妙惟肖，小吾拍案叫绝，嬉笑怒骂。在场的川东道尹贺伦夔、重庆府尹鄂芳又惭又恨，决定下毒手。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小吾赴女工讲习所授课，步行至方家什字拐弯处，茶馆内突然奔出10多个差役，把小吾拥进一顶官轿，抬入巴县衙门。接着《重庆日报》被查封；东文学堂、女工讲习所、东华火柴公司也因无人主持陷于停顿。五月中旬，小吾被解省，拘押成都科甲巷待质所。小吾在狱中作《救危血》、《呻吟语》等文章，“皆救亡图存的警钟”。

光绪三十一年，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后，即设法营救小吾。清廷杀害小吾之念也愈迫。公开杀害，恐惹火烧身，于是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与成都知府兼巡警道高增爵密谋，以事成后释放为饵，诱使被判永久监禁的囚徒王佑生伙同狱卒进行凶杀。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6月13日）深夜，王手持匕首，在狱室内追杀小吾。奔走声、怒斥声、惨叫声，前后达两小时，血溅遍地，小吾身受七十二创而殁。次夜，王佑生被毒死灭口。高增爵上报：王佑生仇杀卞小吾，其本人亦畏罪服毒自杀。阴谋不久败露，群众闻讯，莫不义愤填膺。8月第10期《衡报》载《惨无天日之四川》一文，愤怒揭发清政府杀害小吾的罪行，指出：“此等官吏，亦世界所未有。”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元年（1912年）经同盟会员熊克武提议，蜀军政府追赠小吾为辛亥革命烈士，并商得其兄卞子宣同意，以子肇瑚（稚珊）承嗣，官费送入孙中山、黄兴等创办的南京忠裔院受业深造，以慰英灵。

刘季刚

刘季刚（1874-1962），原名刘汝琼，辛亥革命后改名刘夐，字季刚，江津县石蟆乡人。早年随兄伯襄赴湖南辰溪县入署共学。23岁时归四川家中设馆授徒。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赴合江应试，入县学秀才。光绪二十八年以岁考优等补廪。次年入成都东文学堂，与好友董修武等秘密组织革命小团体，对孙中山尤为敬佩。

光绪三十年，以官费资送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中韩留学生，愤而退学，改入警监学校。光绪三十二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次年归国回川，在自流井树人学堂任教务长，极力鼓吹革命。时熊克武江安起义失败，避难树人学堂。知县王棪率差人秘密追来搜捕，季刚与校长王作甘掩护熊克武脱险。在季刚、王作甘的教导下，树人学堂学生多倾向革命，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有赵铁桥、夏之时等。

宣统三年（1911年），季刚任成都优级师范学监时，辛亥革命兴起，成都响应。军政府成立后，季刚任上川南宣慰使。后历任宁远关监督、川西道尹公署实业科长、教育科长，罗江、荥经、蒲江、邛崃、井研、中江、雅安、松潘、懋功等县县长。在其任内，常足穿草鞋，登山涉水，访查民情，人称“刘草鞋”、“草鞋县长”。在雅安、懋功任职期间，创办中学。任职十余年，关心民间疾苦，为民排忧解难，遭地方封建势力忌恨，以筹款不力撤职。又因反对军阀，三次弃官，最后辞职而归。

季刚见从政无可作为，转而从事教育。民国11年（1922年）受吴玉章之聘任成都高等师范训育主任。民国17年后，历任成都锦江公学、大成中学、蜀华中学、志成商高等校国文、历史教员，继任江津中学、合江中学、合江女中、志成商高、江津新化中学等校校长。民国21年回乡，在石蟆创办新民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筹集资金，报请立案，苦心经营，担任校长兼教国文四年之久。

解放后，1952年随子迁往成都，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参与杜甫草堂文物整理及杜诗注释工作。善作诗，著《榴园诗稿》、《桴山诗稿》两集，多忧国感时之作。1962年病逝。

肖湘

肖湘（1875-1918），字绮笙，四川荣县艾叶滩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赴日本，入东京弘文师范，与江津人邓鹤丹同学。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后，肖湘与邓鹤丹随即入会。是年十一月，日本应清政府要求发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肖湘与友人于饭田町密议，或从事武装斗争，或服务教育，以复兴中华。

翌年回荣县，以教育工作为掩护，与同盟会同志密切联系，鼓吹革命。光绪三十三年荣县谢奉琦（号伟頽，留日生、同盟会员）发动武装起义失败，因奸人告密被捕。知县王棪下令追捕肖湘。邓鹤丹得知消息，便邀肖到白沙聚奎学校授国文和时务课。

肖湘到校后，授时务课时，每谈到清廷的腐朽、外交的失败，则声泪俱下。学生深受感动，吴芳吉听后写就《读外交失败史书后》一文，肖湘深为赞赏。当时，校规多如牛毛，学生处处受到限制。肖湘倡议改革，提倡学生自治，模拟美国、法国之制，定宪法、选总统、设议会、练国民军，学生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校风一新。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捷报传来，聚奎师生闻风而动。肖湘奋笔起草《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告全川父老文》，刻板，预作准备。九月廿七日，肖湘与邓鹤翔、夏风薰、程德音等共商大计，印发所拟檄文，持丝茅草蘸墨书写反清义旗。次日，白沙宣告反正。重庆宣布独立后，成立蜀军分府，肖湘与其他同盟会员去重庆分任各司宣慰，奔走各县进行革命活动。

民国2年（1913年），肖湘离开聚奎任嘉定联中校长，后调省教育科编辑部，又调任遂宁中学校长。民国7年，邓鹤丹任江津中学校长，聘肖湘任教。其时北洋军阀把持国政，社会黑暗，肖湘目睹国事，痛心疾首，惟纵饮消愁。是年冬病故，聚奎师生迎葬于黑石山。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民国4年（1915年）主编《新青年》，民国5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民国7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民国8年成为“五四运动”领袖，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民国1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被选为党的总书记。民国16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因仍坚持错误，民国18年11月被开除出党。民国21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26年8月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他得以出狱。民国27年7月入川住重庆。重庆夏日酷热，陈独秀患高血压难以适应，遂接受同乡、同学邓仲纯（邓初）之邀，同妻潘兰珍、继母谢氏一道，于8月3日来到江津。原安排住邓仲纯在黄荆街83号开办的延年医院，谁知邓妻竟“闭门谢客”，后经同乡方孝远帮助住进小客栈。7日，又搬进东门郭家公馆的一间楼房。直到次年1月，经邓仲纯再次热忱邀请，方住进延年医院后院。

通过邓仲纯，陈独秀结识了江津望族邓蟾秋、邓燮康叔侄。邓氏虽为商界人士，对文化事业素来热心，燮康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早读过陈的著作。他们对陈均仰慕不已，以能结交为荣，不仅在经济生活上给陈以资助，甚至家中吃豆花也要请去作客。

陈独秀同住在江津的高语罕、欧阳渐（竟无）亦喜过从，常在东门外的支那内学院聚会。国立安徽二中时在江津建立，旋改名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等一批安徽同乡常从德感坝过江来看望他。其三子松年时在国立九中工作。北大同学会亦委托罗汉照顾陈独秀生活。罗汉在重庆大轰炸中身亡后，继委托在国立九中任教的何之瑜照料。

江津与重庆相通轮船，来往方便，国共双方均有要人来江津访陈独秀。民国28年上半年，朱蕴山来到延年医院，劝他去延安，陈拒绝。蒋介石也派胡宗南、戴笠携礼品到白沙访问他，陈表示：“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论。”此间与江津地方官员也有接触。刚来江津时，县长黄鹏基曾以北大毕业生的身份看望过他。民国29年9月，新任县长罗宗文对他作礼节性拜访，交谈粮价飞涨等问题。后来陈还到县府回访罗宗文，并应请为罗写条幅。

民国28年7月，因潘兰珍与邓仲纯的妻子不和，移居到离县城30里的鹤山坪施家大院——江津中学校长施民瞻的老家。不久又应石墙院（今五举乡石墙村）杨庆馀之请，前往整理其祖父、清特科贡士杨鲁丞遗稿。石墙院地势居高，视野开阔，环境清幽，陈独秀很满意。整理出《杨鲁丞先生谈〈皇清经典〉手稿》和《杨鲁丞先生遗著》等六种。

石墙院离城较远，少人打扰，陈独秀便潜心于学术研究。将在南京狱中着手写的学术论文加以整理，定名《小学识字课本》（“小学”指古代文字学），商定由国立编译馆出版，订稿酬一万元。教育部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求更改书名，陈独秀坚决不同意，书终未出。还整理出《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和《连语类编》。间或还为《时事新报》、《东方杂志》写点时事评论及考据文章。他喜爱书法，为友人和村民写过一些条幅、对联。曾题李白诗赠友人且以比拟自己，诗为：“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民国29年8月2日，在石墙院被盗。他最心爱之物——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章和一部分文字稿被窃，同时还被窃去衣物十余件。后来，衣物虽大半找回，而印章和文稿却“去如黄鹤”，使他十分痛心。

陈独秀深居简出，从不参加江津的社会活动，《江津日报》请他写稿也被谢绝。唯一破例的是于民国29年应邀到白沙，参加聚奎中学（书院）六十大庆和邓蟾秋七十大寿庆典，并作了一次讲演。以匡衡凿壁偷光故事，勉励同学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为民族作贡献。继讲抗日战争形势，强调全国人民一致对外，争取抗战胜利。在为邓祝寿中，他盛赞邓蟾秋疏财办学，挥笔题赠“大德必寿”、“寿考作仁”两幅篆字，都刻在校园内两块大黑石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捣毁）。还与欧阳竟无、邓仲纯、方孝博、台静农等五人具名，由欧阳执笔，写了一篇《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

这段时间，陈由于没有固定收入，生活清苦。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仅领得少许津贴，报上偶尔登他的文章，稿费亦少得可怜。主要经济来源靠北大同学会捐赠，靠居住在江津油溪的大姐资助，靠好友蔡元培、邓燮康叔侄、杨鹏升等解囊相帮。有次由于拮据不堪，把友人赠的灰鼠皮袍也典当了。对于国民党著名官僚和共产党叛徒的赠送，他拒不收受。罗家伦、傅斯年等亲自送钱给他，他不仅不要，还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救济。”

民国30年冬，他向欧阳竟无借《武荣碑》字帖时写了一首诗，反映他的困境，诗云：“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来江津时，陈独秀年近六十，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胃肠病等多种疾病。邓仲纯一直免费为他治疗。陈独秀迁居石墙院后，只要病重，邓仲纯也要翻山越岭赶去，俨然为陈的保健医生。病魔缠身，兼之老母、大姐和师长蔡元培的不幸去世，陈独秀“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感到极度悲痛，无力自拔，顿觉老矣。民国30年7月，他听说在白沙的友人魏建功与周光午、何之瑜、台静农等于屈原祭日痛饮大醉，便写诗一首赠魏建功，流露出万念俱灰心情：“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民国31年春，陈独秀听说蚕豆花泡开水服可治高血压，即依方泡饮，并采摘一些晒干备用。不料春雨绵绵，蚕豆花发酵，饮后引起腹泻。5月13日友人来，分外高兴，又多吃了四季豆烧肉，胃肠病复发，呕吐大作，胃痛难忍。虽经邓仲纯尽心医治，仍不见好转。5月25日弥留之际，口授遗嘱。27日晚9时40分逝世。

陈身后萧条，全仗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相助，于6月1日安葬在江津城西门外邓氏别墅康庄旁。墓前临大江，后倚鼎山，桔林掩映。墓碑刻“独秀陈先生之墓”，由台静农书。民国36年，骨殖由其三子陈松年运回原籍安庆，重葬于北门外十里铺叶家冲。

陈死后，朱蕴山作诗寄托哀思，曰：

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远塞明。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袁觐光

袁觐光（1879-1951），名治熙，江津县仁沱场人。早年对清廷腐败深为不满，认为兴修铁路是富国大计，于是东渡日本，入东亚铁道学校本科学习。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加入同盟会，转入攻玉社分校顺天求合社土木工科学习。

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归国，承担川汉铁路第七工程段技术工作。因经费拮据，工程时续时停，进度迟缓，改承担成渝铁路测量勘察工作。民国4年（1915年），任四川民政公署技正。民国5年任宜昌商埠总工程师。几年间往返于成都、宜昌、万县等地，为交通及城镇建设奔忙。曾勘测井泸公路，参与设计成都“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成都市人民公园）。

民国15年，调重庆商埠署任技正。十余年间，对市内干道、上下城公路沟通、朝天门码头、珊瑚坝飞机场等的建设，都费了不少心血，尽力使之适应当时需要。民国26年10月，正当他为南岸和新市区扩建设计时，突被软禁，三月后宣布无罪释放。气愤之余，自行辞职，在重庆陕西街开设中华建筑公司。民国28年，“五·三”、“五·四”日机轰炸重庆，遂举家迁回江津仁沱老家闲居。殁于乡。

刘泽嘉

刘泽嘉（1880-1949），字颖滨，别名叟岩，江津县先锋乡人。以廪生保送成都通省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江津县私塾及中学任教。其后加入同盟会，任重庆《新中华日报》编辑，常以“叟岩”笔名，撰诗文揭露袁世凯窃国阴谋。后《新中华日报》遭封闭，泽嘉也被通缉，遂潜返江津岳父家。

民国8年（1919年），江津学生聂荣臻等21人拟赴法勤工俭学，由泽嘉出面，请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征得法国驻渝领事馆同意，签发护照直赴法国。后这批学生谈及此事，仍十分感怀。

民国9年，编纂《江津县志》，总纂程农初邀请泽嘉担任协修主任。初稿未半，农初逝世，泽嘉继总纂，斟酌旧志体例，成十册。

民国22年，被任命为县民众图书馆馆长。为筹设图书馆奔走各方，将自己珍藏的图书五百余册悉数捐入。集江津县知名人士龚农瞻、邓蟾秋等相继捐赠的《四库备要》、《万有文库》及他人藏书共万余册。图书馆初设文庙大成殿走廊，地方偏僻狭窄，于是另觅旧“万寿亭”为馆址，加以改建。时县财政拮据，款项不支，泽嘉首捐银元一百元，并请各界捐助，集资一万余元。除修缮、添置设备外，尚余七千余元，存入江津县农工银行，又由该行添足达万元存作基金生息，以继续购置图书。该馆成为全省县级“藏书特多”的图书馆。新馆地方适中，窗明几净，再加珍本、善本颇多，读者日众。抗日战争期中，省外名流陈独秀、欧阳竟无、高语罕等常来阅览报刊或查觅资料，画家苏葆桢、程漫漫等也曾在馆中办画展。

泽嘉以文章知名于世，邑内外很多传、记、序、志都出自他的手笔。所为诗，意境超脱，语言凝炼。著有《叟岩诗草》一卷，由其婿张采芹集资刊行。此外尚有《新中华日报社评》五卷、《家训》二卷、《文集》二卷，俱因无力印行散失。民国38年病殁于江津。

聂祖辉

聂祖辉（1881-1951），江津县油溪区店子乡人。清末于四川高等学堂理科毕业后留学日本。归国后，辛亥革命前在成都劝学所工作。民国建立后，在重庆办过美华皂厂、全新翻砂厂。曾任涪陵中学、江津中学校长，江津县教育科长及北川铁路机务工程师等职。曾督制“江津县各学区学校位置”彩色全图一幅，其中学校一目了然，因之而获重视教育之誉。

祖辉重视农业，但“察市场之佳品，大部为外来物，国产虽不少，然栽培者墨守旧法，不加研究，因之无新品种产生，即原有之形质亦退化，不能与外来者角逐”，他“不忍坐视吾国号称园艺之祖国，竟为外货所充斥”，转而致力于农业科技。

民国21年（1932年）在店子乡栽本地甜橙3500株，后又栽植梁山柚、沙田柚、柠檬1160株。民国25年，正式成立“祖辉农场”，自任场长，设置技术员、会计员、事务员各一人，共有耕地19.94公顷。继又引进苹果、梨、甘蔗、小麦、水稻、豌豆、红苕、猪、羊、长毛兔、鸡、鸭等良种。经过实验，向农民推广约克猪与本地猪杂交的改良种，撒冷羊与本地羊杂交的改良种，中农一号甜橙（锦橙）、印度甘蔗、美国烟草、方英小麦、大黄谷等良种，并进行蜜柑蝇生活规律的观察研究和蒸制骨粉、熬制白糖、酿造广柑酒以及柑桔贮藏保鲜等试验研究工作。

民国32年12月，祖辉农场的沙田柚、梁山柚、撒冷羊、波支猪等参加县农业比赛会，获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和江津县农业推广所二等奖。民国35年2月，所产小麦参加重庆农民节农产比赛会，获农林部、社会部一等奖。民国35年，果园品种增加，资金困难，祖辉只得将农场地契押借黄谷200石偿债，为办好农场而惨淡经营。

1950年，聂祖辉受聘为县生产委员会委员。次年，向人民政府递交要求接管农场的申请。4月，川东园艺试验站接管“祖辉农场”（今县油溪农场）。聂祖辉于1951年病殁。

何鹿蒿

何鹿蒿（1883-1970），江津梁家乡人。家有田地800余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津县正轰轰烈烈宣传实业救国，鹿蒿受到鼓励，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岩城玻璃厂学习研制玻璃技术。

鹿蒿勤学苦钻，破费交往，不惜馈赠，得厂主另眼相看，为其专设小型坩埚实习，亲授秘方。经厂主介绍，得到专长酸刻铜板金线花样的教授桥本英次郎、著名玻璃技师安藤幸次郎等富有经验的日本专家的指导，技艺日高。

在日期间，由内弟孙性廉介绍，与熊克武同时参加同盟会，并同喻培伦交谊甚厚，喻曾赠亲刻印章一方，上镌“不薄今人爱古人”。光绪三十一年，鹿蒿学习期满，立志实业救国，迅作回国办厂准备。一面购置模具、机床和各种化学原料，一面函嘱家人在重庆选觅厂址。

光绪三十二年，鹿蒿离日，途经上海时，聘技工不得，又重返大阪，高薪延聘日籍技工久田、川北、岗田一道返川。动工之日，始发现四川没有胜任建筑高烟囱的工人。鹿蒿决意自己动手，和工人一起，边安砌边研究，反复修改，历时两月，高达23米的高炉烟囱终于竣工，此为重庆最先建成的工业熔炉。

生产玻璃所需硅砂，重庆不产，鹿蒿便带领学徒，跋涉于江津江边选择白鹅卵石，设水碾碾细备用。当时市场煤质低劣，鹿蒿便投资三万元，与刘庆咸合资开办江北海底沟仁记煤矿。日本工人进厂后，见川省无玻璃技工，便持技要挟，装病旷工，四处游玩，致使整炉溶液报废，损失颇大。鹿蒿便亲自吹制，对学徒言传身教。几月之内，学徒都成熟手，有的还掌握了较高的吹制和翻砂造型技术。合同期满，日本技工被解聘。

鹿蒿玻璃厂开办前三年，因耗资过多，负债累累，度日维艰。鹿蒿虽变卖二百余石田产，也只偿还半数债务。为扩大生产，他先后七次赴日聘工购料学艺，玻璃生产日趋正常，产量提高三倍，职工增至百余。产品有各种杯盘、灯具和人工吹制的玻罐、花瓶以及各色美术磨花、游花茶杯等，还有望远镜和照相机的镜头玻片。清末年间，送产品参加成都、东川两地赛会，三次均获一等金质奖牌。宣统三年（1911年），参加巴拿马赛会又获头等奖。从此，声誉日高，产品畅销各州县及外省。时钟云舫赠联曰：“泛三神山得点金术，炼五色石夺造化工”；“顽石通灵，造出玻璃世界；斯人不出，谁收破碎河山”。

鹿蒿玻璃厂开办头十年累计获利10余万元，除偿清债务外，还在重庆菜园坝一带买地数十亩拟建厂房、住宅。趁日币贬值，鹿蒿复去日本，购回大批机器设备和碾米、磨面两用配套设备及制造仁丹的机具与秘方，试图多业并举，大兴实业。

民国2年（1913年）讨袁失败后，鹿蒿身为同盟会员，又与熊克武有交往，遂被追缉。后经重庆总商会的疏通得以保全。但因东避西躲，生产仍受损失。以后，四川军阀混战，玻璃生产累受挫折，再无力兼顾他业，于是将制造仁丹的机具和秘方转让给天生元药房主人黄寄生，碾米、磨面两用机及配套的煤气机转让给白沙孙伯宏经营。

抗日战争爆发后，鹿蒿年事已高，吐血病重，几濒于死，只好于民国27年将厂交与徒弟周之藩主持。为打开销路，挽回残局，曾于民国28年分拨部分设备和人力在贵阳近郊设分厂，民国32年因销路有限和不便管理而撤销。为避日机轰炸，于民国29年将工厂由重庆刘家台迁至江津江口（顺江），生产亦无起色。随后，王家坡住宅遭日机炸毁，厂内积压产品如山，经济拮据，只得将存货当废渣出售，将铁模具当废铁处理，兑现金维持生计。民国32年又募股增资100万元改组公司，鹿蒿被推为董事长，聘早年留学德国的王德宣为经理，将厂部迁至曾家岩重建。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全国经济崩溃，民国37年鹿蒿玻璃厂终于倒闭。

重庆解放后，鹿蒿玻璃厂1950年重新开业。1956年企业公私合营后，鹿蒿被聘进厂作顾问，并任重庆市政协委员。1958年初，为生产电焊急需的防护镜片，他日夜查阅技术资料，指导实验，不久便批量投入生产，获得重庆市工业局的奖励。1970年7月20日，何鹿蒿逝世，终年86岁。

龚农瞻

龚农瞻（1883-1957），字廷栋，江津龙门乡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公费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法科，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归国，分发贵州任高等审判厅民庭庭长，为同盟会在贵州秘密联络点的负责人。

民国3年（1914年）任川西道尹。次年入京述职，总统府授以三等文虎勋章并任命为山海关监督。因经办人索贿二万元，农瞻愤而不就。又奉命任四川民政司司长，综理全省民财政务。

民国5年袁世凯称帝，全国声讨。农瞻奔走渝、沪，与同盟会员积极参加讨袁活动，被通缉，于是东渡日本避难。袁氏殁后，农瞻返国，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与友人组织“务通轮船公司”航行乌苏里江，并在黑龙江省创设甲寅垦殖社，试行南稻北移。前者因张作霖出卖内河航权而失败，后者由于缺乏科学培植方法，未获成功。遂举家迁往北京，任财政部参事、聚兴诚银行天津、北京两分行经理。

民国21年返县，与县长高显鉴整理江津财政，筹设江津县农工银行，代理县金库。民国22年，农瞻被推为经理。其时江津县创办图书馆，与邓蟾秋等相继捐献《四库备要》、《万有文库》数千册。并由县农工银行出资二千余元为图书馆凑足一万元，在银行生息作基金。

抗战期中与钟孟甫等人创办合众轮船公司，任董事长。解放后，合众轮船公司与强华轮船公司合并为川江轮船公司。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农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会委员。西南大区撤销后，迁往昆明子焕鑫处，任云南省政协委员。1957年病殁。

周化成

周化成（1883-1950），字守人，江津县广兴乡人。幼入私塾厌学。少壮出入茶坊酒肆，嗜鸦片成瘾，后加入义字袍哥，投靠保正黄干清等。清宣统元年（1909年）到李市场抢劫，被当地团正漆在廷捉获，受刑（背火背兜），未招供，得释放。

民国初，应募到熊克武的学兵团当兵，历时八年，学到一套军事操练技术。后与同乡学兵赵新阶、邹启模等一起相约回家。民国11年（1922年），江津县团练局于四序镇（今金泉乡）开办讲习所，周化成受团练局负责人王竹村招聘，担任讲习教官半年。后县团练局决定进剿十二都（今柏林、蔡家一带）土匪大棚根据地，命各乡联防出击，但各乡保境自顾而未动。因听说周化成教习团练甚力，遂委派作指挥。周化成率领讲习所团丁直入十二都，不放一枪而进占所有据点，受到江津县嘉奖。不久，十二都土匪又起，县团练局仍让其作指挥，率团丁进剿，途中与土匪遭遇，众团丁乱放一阵枪，无一伤亡，又告“大捷”，土匪退入贵州境内。周化成名声大震，深得王竹村信任，受任为三才镇副镇长分管军事，专练壮丁。他将广兴、高歇、杜市等地匪盗平息，百姓得以安宁。

民国12年腊月二十三日，军阀罗塌鼻子的一支散兵部队38人路过高歇，携有手枪、步枪38支。周化成得悉后立即率兵包围，全部缴械，分三批押往杜市剪刀口枪杀，仅一号兵年幼幸免。自此周化成既有新式武器，又获“办匪认真”美名。不久，土匪“矮子老沙”周燮清受王陵基招安，从贵州边境到重庆，路过广兴。周化成把所有乡兵壮丁布置在沿途道路附近，旌旗招展，锣声不绝，虚张声势。周则在场上设筵迎接，周燮清深恐队伍被缴械，送了10支枪给周化成作礼品，匆匆离去。周化成于是又添威风。

王陵基遂委任周化成为（江）津、綦（江）、巴（县）、南（川）四县联防大队长，设大队部于广兴场上。周化成与巴县团阀曹燮阳、申文其、李荣廷，南川团阀张茂春等相勾结，称霸一方。后王陵基向巴县索饷不成，扣押绅粮，曹燮阳便联合周化成等调集几千人，聚于重庆南岸，扬言要打过江去。王陵基只好赔礼，团阀大获全胜。

周化成地位日高，又得到江津商界支持，公然成立“化商”部队。化者，周化成；商者，保护盐商。在广兴、江口、泥壁沱、江津王爷庙等处设卡四个，向过往船只征收护商捐。“化商”部队后扩大至三个中队（连）。县征收局受其牵制，县太爷也敬让他，周化成俨然成了一县的武装司令。

民国16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开展“清党”。周化成为国民党江津县党员登记委员会5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并同陈廷诗、余泽宜等7人组成国民党（右派）江津县党部，任监察委员。后周的队伍扩充到一千余人，因防吞并，投靠刘湘，任津綦巴南四县督察长。

民国21年，刘湘任命周化成为石柱、忠县联团清乡大队长。继又命周组织石、忠联团清乡司令部，周化成任司令官，对付八德会（受团阀压榨被逼上梁山的群众自发的封建组织）。委八德会叛徒杨义方为清共委员，派其侄周根培率队进驻黎家坝。周化成召开乡民大会，将八德会首领冉正腾、杨南槐、李南宾砍首示众，并布告石、忠、利（川）、万四县，受到刘湘、王陵基传令嘉奖。

民国23年，奉刘湘命往黔江堵截贺龙所属余泽红支队，被打得溃不成军，逃窜到彭水。整编后，仍死心塌地与红军为敌。

“七·七”事变后，相继调任保安六团、三团团长、南川县征收局长等职。民国28年，因怨官小，弃职返江津，任袍哥义字堂口副总舵把子。满60岁时，回广兴场老家办酒，全场所有茶坊酒馆一律停业专为接待。周化成与三房妻妾打扮整齐，坐红绸帐下接受祝贺，几百桌酒席从早到晚觥筹交错，烟馆、赌场热闹非凡，乌烟瘴气，连闹三天。

江津解放后，周化成参加江津县行政委员会工作。1950年，江津县土匪猖獗。当年10月1日，以通匪罪被枪决于贾嗣场。

陈汉卿

附：陈丽泉

陈汉卿（1885-1949），陈丽泉（1889-1964），兄弟，江津县长冲乡人，江津油酥米花糖的创始者。

陈氏家贫。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汉卿到县城谋生。初时，肩背长方形小玻璃箱，手摇小鼓走街串巷，靠卖杂糖糕点维生。数年中，勤苦俭朴，略有积蓄。宣统元年（1909年），在通泰街钟姓茶馆租半爿铺面，开设“天太斋”糖果店。地点适中，营业畅旺，积蓄渐多。

民国6年（1917年），以零售获利有限，遂在小什字街租得张姓茶馆的一部分，率弟丽泉自行生产糖果糕点和米花糖，改店名为“太和斋”。江津民间原有一传统食品“炒米糖”，商家民户均能制作，叫卖“炒米糖开水”的随处可见。“炒米糖”色黄，不爽口且带沙。陈氏兄弟亟思改进，阴米不再用沙炒，而用油酥，改红糖为白糖，再加冰糖、桃仁、花生、芝麻等辅料。经反复试验，摸索出一套独特工艺，于民国13年制成油酥米花糖。新产品一问世，大受欢迎，销售日畅。

汉卿犹恐产品不精，常在茶馆与顾客摆谈，征求意见。晚上打酒备菜，相邀技术工人段立生、吴树辉、李荣清等，边饮边谈，研究改进方法。大家觉得购进的阴米质量欠佳，油酥后硬子硌牙，建议改为自己加工。之后又进一步精选宜宾的柏树溪糯米、昭通桃仁、内江花生米、花生油为原料，丽泉在宜宾坐庄采购。太和斋米花糖经15道工序，以洁白晶亮、酥脆化渣、香甜爽口等特色占领市场，成为江津一大名产。

民国32年，参加四川物产竞赛会，获四川农业改进所产品评比甲等奖及江津第一届农产品竞赛甲等奖。油酥米花糖声誉日高，仿制者随之而起，有的甚至打“大和斋”牌号鱼目混珠。民国34年，为保护权益，兄弟商议以双凤朝阳牌商标注册。民国36年，又在包装纸上印陈丽泉头像以杜假冒。

太和斋职工由数人增至40余人，陈氏兄弟改独资经营为与职工合营。合营股额分为十股半，陈占六股，其余由职工入股，无现金者可入虚股，每月以工资扣除，年终照样分红。陈氏兄弟善经营，订立有顾客进门、笑脸相迎、介绍品种、对答殷勤及不短斤缺两、不掺劣掺假、不出售霉烂、不高抬市价、按时上班、严守岗位、不酗酒、不赌博、不盗窃、不舞弊等店规和奖惩制度。太和斋糖果店营业因而大增。曾拟在重庆朝天门设分店扩大业务，不料江津刚解放时，国民党部队隔江炮轰县城，陈汉卿返家路途中弹身亡，只得作罢。

1956年，陈丽泉以太和斋全部资产加入公私合营江津糖果店。1960年糖业公司将太和斋工人调入江津糖果厂，对油酥米花糖生产工艺又作改进。次年，定商标为玫瑰牌。1964年，陈丽泉因病逝世。1985年，江津县糖果厂生产的玫瑰牌油酥米花糖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评为优质产品。

王雅莪

王培菁，字雅莪（1887-1913），江津县几江镇人。幼喜武术，善骑，身材魁梧，孔武有力。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入武官体育学堂。光绪三十一年与熊克武同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初寓上海，“颇参与同盟会务”。

宣统二年（1910年），雅莪返县，秘密从事反清活动，策划武装起义，并动员家人率先割去发辫。其父不愿，他便于吃饭时将老人的辫子一刀割掉。宣统三年，全川兴起保路运动，雅莪与江津县志士奔走呼号，于六月六日成立江津县保路同志会。与江津中学教师张鹿秋磋商草拟宣传大纲，动员学生到各乡镇宣讲，并派邱次元在油溪开办军事研究所，吸收学生参加培训作为军事骨干，待机发动武装起义。

十月初一，江津反正后，雅莪任蜀军分府协统。时合江清军负隅顽抗，同志军攻城未下，重庆蜀军政府命雅莪为南路统领，率江津第二边防营及安定营迅疾增援。雅莪身先士卒，亲临城下指挥战斗，不十日光复合江城。

民国2年（1913年），重庆蜀军政府与四川军政府合并，袁世凯的亲信胡景伊任镇抚使，知雅莪系同盟会员，与熊克武反袁关系密切，下令解除雅莪协统职务，解散部队。袁世凯实行帝制后，胡的党羽、驻重庆第一师师长周骏以雅莪为熊克武心腹，必欲剪除，于是用计将雅莪诱至重庆，诬以通匪杀害。

何策襄

何策襄（1888-1961），名鸿富，字翰，号墨香，江津县城关人。清末秀才，清宣统三年（1911年）入川东法政学堂。民国3年（1914年）毕业返乡，协助经营其父所开设的生堂药铺，自修中医脉理，搜集整理方剂千余副。

民国9年至22年，在24军第三师任书记、军需处长等职，先后任眉山、江油、内江等县县长。任中惩治豪强、奸商，有政声。眉山县团总赵某通匪贩毒，恶霸一方。策襄不畏豪强，报请驻军首长夏仲实将其枪决，人心大快，社会秩序得以安定。在内江时，将椑木镇一个放高利贷剥削、强奸贷户妻女的刘姓大恶霸拘捕投狱，为民除害。当地人士在镇郊一石壁上为之镌刻德政碑。

民国22年返乡，从事盐业运销。民国27年当选为商会主席。在商会号召抗日救亡，组建江津肃清仇货（日货）委员会，抵制日货，清理出700余件限三月内销出，严禁再购进销售。发动工商界募集支前款四万元，献给国家购置滑翔机、寒衣。是年，又在商会成立护商队保护工商运输。民国31年，任县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民国35年当选为江津参议会议长，致力于地方建设，支持修建津柏公路，倡修江津戏院，投资四万元建设江津大明电厂、白沙电厂、合众煤矿。在参议会力排众议，将驻军拖欠的160余万元追回，拨归油糖、粮食、面粉、薪炭等行会。还兼任华康、亚西工矿、谦泰豫、四川商业等银行董事。

解放后，历任县工商联主任委员，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川东行署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县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常委等职。1956年，由胡子昂、高建文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9月，在江津建立民建支部委员会，任主任委员。1961年12月21日病殁于江津寓所。

夏仲实

夏仲实（1889-1969），名首勋，江津县白沙镇人。幼入私塾，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四川陆军小学。宣统二年（1910年）毕业，选送陕西陆军中学。民国元年（1912年）入保定陆军中学，为步科第一期生。民国3年毕业时，以成绩优异留校任校长蒋百里的见习秘书。未一年辞职返川，就任川军刘湘部少尉候差员，三月后任排长。

民国4年，仲实已任连长。闻袁世凯欲称帝消息，义愤填膺。后闻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袁，便积极响应，在军中大为宣传。是时，刘伯承奉命回川宣传革命兼搞兵运，托友人介绍与仲实相识，两人一见如故。仲实邀伯承至连部居住，共商义举，被副连长向刘湘告密。仲实急将伯承送走。刘湘未抓到证据，但对仲实失去信任。

不久，仲实东渡日本，接在东京帝国大学上学之弟夏材勋回国治病。此间，又结识一些同盟会员。回国时，受同盟会之托携带秘密文件。到上海上岸，将文件用油纸包住含在口中，始得混过关卡。

民国14年，仲实因10师师长刘斌失败下野，继任师长。他治军极严。民国18年驻防资中，石肇武旅一连长强奸民女，仲实将其当众枪决。驻防眉山时，团总赵某通匪贩毒，恶霸一方，仲实顺应民情，逮捕正法，民心大快。民国22年，“二刘之战”，刘文辉失利，仲实解甲归田。回乡后见白沙南北交通为长江所阻，便倡议兴办义渡，首捐土地100石租集资，购置木船10余只。群众命名该渡为“夏公义渡”。

抗日战争爆发后，仲实重整戎装，请缨杀敌。民国27年5月出任30集团军78军军长。6月率部出川作战，猛勇反击，使日军多次遭到重创。在武汉会战中的南浔战役、长沙会战中的平江战役，屡立战功，获云麾勋章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的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在江西德安成家岭战斗中，所部击毙了日军本间师团长。

仲实为官清正廉洁，军队开支精打细算，常告诫部属：“国难当前，民力维艰，切不可浪费和贪污，加重百姓负担。”每年军费约结余十万元，仲实分文不取，悉数上交，年年均受嘉奖。

民国30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三十集团军司令王陵基令仲实出任江西省绥靖主任，专事反共。仲实与王素有矛盾，坚不从命，于民国29年请长假返乡。

仲实在乡从事工商业，公允办事，常出面调解地方事端。民国31年，渝江师管区驻白沙某部士兵6人，屡至一寺庙强摘枇杷、砍白菜，骚扰百姓。农民忍无可忍，挥锄头扁担抗争，将捉住的5个士兵沉入江中。第二天，师管区部队荷枪实弹，逢人便捆，扬言要血洗旮旯寺。仲实得知后，急忙往见该部负责人，晓以利害，一场血腥屠杀终于避免。

白沙为四川四大镇之一，仲实与乡中人士发起组织白沙水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并被选为董事长。他请来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处工程技术人员，修建白沙水力发电厂。开工后，物价上涨，几度濒于停工，仲实惨淡经营。在董事会上大声疾呼，经电请江津县人、省参议员卞稚珊在成都活动，方争取到归还江津县的二千万元谷款。民国35年1月30日，电厂竣工举行发电典礼，重庆《新华日报》作了报道。

民国36年，仲实当选为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次年10月，经陈铭枢介绍，在上海加入反对蒋介石独裁的“三民主义同志会”，后又参加“川康民众自卫委员会”，在上海、重庆等地进行反蒋策反工作，还利用白沙水力发电公司掩护中共地下党员。

白沙解放前夕，仲实组织地方人士维持社会秩序。听闻解放军将到，即派代表前往迎接。解放后，又协助政府剿匪、恢复生产。1950年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民代表、重庆市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常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民革四川省委员会常委、民革重庆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仲实遭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月23日含冤逝世。

段调元

段调元（1890-1969），名子燮，江津县吴滩乡人。清宣统元年（1909年），入成都通省师范读书，萌生爱国思想，倾向改良。参加请愿开国会，主张罢课，被提学使通令开除学籍。后改名段绍农，捐监生，入政法学校。民国元年（1912年）入成都私立共和大学。

民国2年春，随同留法勤工俭学会，自费往法国里昂大学就读。经克鲁伯大学最后考试，获该校理学硕士证书。在法时，结识了吴玉章、聂荣臻、何鲁等。

民国9年（1920年）回国，至民国14年，先后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南京东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数学。民国15年任南京中央大学数学系主任，参与《算术大辞典》的编纂工作，翻译不少外国数学著作。民国21年回川，任重庆大学数学系主任。民国23年，任广西大学理学院院长，教数学。民国25年后，一直在重庆大学教数学兼理学院长。

解放后，调元任重庆大学秘书长，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并经何鲁、杜钢伯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3年12月，调任西南军区师范学校教授。时虽年逾花甲，但说：“要把自己的余年献给人民教育事业。”亲自编写课时教学计划及讲义，改进教学方法，帮助修理惠斯登回转仪等仪器，被评为三等功臣。1955年，调入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任教后，仍勤奋工作，孜孜不倦教好基础课。

调元从事数学和研究四十余年，著有《微积分》（中华书局出版）、《高等解析几何讲义》（未出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于1969年病殁。

漆南薰

漆南薰（1892-1927），名树棻，江津县李市镇人。早年就读江津中学，因反对学校当局迫害学生被开除。民国元年（1912年）入成都联合中学。民国4年赴日本入第一高等校预科，次年分配到东京第四高等学校。毕业后考进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该部由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讲授《政治经济学原理》，南薰深受启迪，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于研究中国现实问题。

他花三年时间，搜集帝国主义侵华理论和经济方面的资料，通过分析，认识到中国的积弱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有着直接的联系。写出《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毕业论文，对列强侵华罪行作了深刻的剖析。此间，与成都联中同学郭沫若过从甚密，每谈及国事，总是慷慨激昂，悲愤不已，反帝反封建之志溢于言表。

民国13年南薰学成归国，任教于上海法政大学，继续钻研经济问题。他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作指导，大量搜集资料，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由郭沫若作序。南薰在书的《著者序》和《读者注意》中声称：“经济学家的重大责任，究竟理论固然十分重要”，“而以学理（理论）应用于解决我国之经济问题尤为重要。”他还说：“应该为我们采用的，就是——马克思派。因为世界上除了马克思派，实无人能将资本帝国主义的真象暴露于外。”他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剖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揭露帝国主义的贪婪残暴。当时许多青年读了此书毅然投身革命。肖楚女曾提议国民与革命青年应当“人手一卷”，此书至民国21年，已刊印七版。

“五卅”惨案发生时，南薰积极参加群众斗争，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以笔作投枪，抨击他们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指出制造惨案的“元凶乃是英国政府”。在上海期间，他还与郭沫若共同创办《洪水》半月刊。

民国14年（1925年）冬，南薰应邀返重庆，继肖楚女任《新蜀报》主笔，负责撰写该报社论。他认为“四川是反动军阀的根据地，把这里的工作做好了，可以与广东遥相呼应，成为西南犄角之势”。回川途中，他目睹各地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军阀的统治下，已成为“军械世界”、“鸦片烟的世界”，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而痛心疾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要为报纸撰写一篇社论，此外还写了大约三百篇文章，近百万字，深入浅出地论述中国革命的任务，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被誉为继肖楚女后又一位“有声有色的报人”。

其时，吴玉章、杨闇公等在重庆领导组成中国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南薰被选为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执委会常务委员，并任向时俊师政治部主任。他经常到部队和群众中做宣传鼓动工作，到江边讲演，痛斥祸国殃民的军阀。他积极参与组织重庆地区的革命活动，担任过北京“三·一八”惨案重庆后援会委员，重庆“五卅”惨案周年纪念会负责人，重庆“七·二”惨案周年纪念大会宣传部主任，万县“九·五”惨案全川外交后援会执行委员。反动派一再对他进行恐吓，妻子凌树珍尤其担心他的安全，南薰却风趣地说：“百年的老公鸡就死一回，怕什么！”

民国16年3月，北伐军进占南京，英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炮击南京，制造流血惨案，全国人民无比愤慨，提出强烈抗议。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决定于3月31日在打枪坝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市民大会”。南薰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反动军阀扬言要杀害他与杨闇公等。大会前一晚上，凌树珍不让他参加大会，他开导说：“不用害怕，不打倒军阀，活着也没意思。你知道，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31日早晨，南薰怕惊醒睡梦中的妻子，打着赤脚下楼，出了门才把鞋子穿上，赶去主持大会。

上午11时许，各界群众两万余人进入会场。当漆南薰、杨闇公等登上主席台时，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等豢养的打手突然向主席台开枪。南薰不幸中弹受伤，从后面城垛跳下，又被埋伏的暴徒捉住，毒打之后，拖至两路口，剖腹、敲牙、腰斩数段，惨死于乱刀之下，时年35岁。

刘丹五

刘丹五（1893-1974），名桂年，号莅冰，江津县德感乡石稻场人。幼年家贫，全家节衣缩食，供他上江津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于民国元年（1912年）2月赴渝参加北伐学生军。7月，入蜀军将校学校学习。翌年，随该校并入四川军官学校，编入炮兵科。民国3年12月毕业后，任川北边防军见习排长，后升连、营、团长。

民国14年，该部编入四川江防军，丹五任第三路司令。受大革命的影响，常阅读进步书籍并与本旅旅团军官歃血为盟，思有所为。后见报载广州已成立革命政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且有青年军人联合会组织，思想逐渐倾向革命。派营长钟克戎赴广州，与广东革命政府联络，加入青年军人联合会。钟到广州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秦青川（中共党员）一道回川到丹五部队开展党的工作。

民国15年8月25日，秦青川、钟克戎到达彭县。时丹五任江防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在丹五与秦青川的协同配合下，部队成立了国民党（左派）秘密党部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及旅政治部，建立中共党组织。政治部新设宣传队，演新戏、作讲演、宣传“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培养革命力量。各营、连设政治指导员，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党通过秦青川的关系派了许多党员来该部工作，丹五一一作了安排。通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官兵革命情绪高涨，该旅成为党掌握的一支可靠武装力量。

民国15年9月28日，丹五派王文鼎、秦青川出席中共重庆地委以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名义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提出“响应北伐，会师武汉”的口号，组织与党有联系的部队积极行动，配合北伐进军，成立了四川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部。江防军总司令黄隐侦悉其事，遂“升”丹五为江防军二师师长，委以空衔，夺去其兵权。

民国16年初，江防军二师缩编为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丹五改任旅长，仍处处受黄隐限制，难以行使职权，遂提出辞呈。未获准，便以养病为由，长住成都，由旷继勋代理旅长。民国18年6月29日，该旅在旷继勋领导下，于遂（宁）蓬（溪）边境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部”。月余后，起义失败。丹五掩护、安置了从起义部队回到成都的王文鼎等中下级军官后，转而经商，在光华火柴厂、锦华纺织厂、友谊伐木厂和互利信托公司任经理或董事。因资金短缺，货币贬值，各企业纷纷倒闭。

民国34年，丹五当选为成都市参议员和市参议会议长。在参议会中，主张实行二五减租，还发表反对拉丁、加粮、反对内战的言论，遭到国民党成都市党部的刁难压制。后又发来表格诱劝他加入国民党。丹五不为所动，决意辞去参议长职务，未获准，于是委托副议长代理。民国36年，返江津老家，任天福炭厂董事长。

解放后，丹五参加支前工作，协助政府征粮、剿匪，被选为县人民代表。1951年7月任县工商联副主任。是年把家中的《万有文库》一套、二十四史线装书一套共数千册捐献政府，把在德感街上的住宅捐献给江津农业学校。负责修建民工纪念堂和德感街道时，尽心尽力。1955年后，历任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省政协委员等职。1974年病逝。

王文鼎

王文鼎（1894-1979），江津县金紫乡人。其父王束之为清代秀才，在乡下作塾师兼中医。文鼎耳濡目染，在医学方面受益不浅。

民国8年（1919年），将毕业于江津中学时，因组织学生会参加进步活动，与学校当局顶撞，以“桀骜不驯”为由被开除。后经人介绍去德感刘丹五家任家庭教师。文鼎一面任教，一面阅读古典医籍，孜孜不倦。又经张鹿秋引荐，先后拜老中医颜闻修等为师，几年后即能开业行医。

文鼎求学心切，欲赴日本深造，求助亲朋好友筹集经费。行至上海，盘费用尽，折回武汉。时值国共合作，经张曙时介绍，于民国1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中共重庆地委工作。是年，受党委派到驻彭县的江防军二师四旅刘丹五部秘密作党的工作。在部队作“咨议”，与旷继勋结为至交。并与秦青川（中共党员）密切配合，介绍旷继勋等入党，建立党组织。发起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进行革命宣传，培植革命力量。是年9月28日，与秦青川一起作为刘丹五的代表出席中共重庆地委（即省委）以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名义在重庆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四川国民革命军总指挥部。二人接受起义任务后，未及返部，刘丹五已被江防军司令黄隐调升“空头”师长，失去兵权，致未与泸顺起义相配合。

民国16年初，江防军二师缩编为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文鼎继续留在部队，协助旷继勋工作。民国18年6月29日，在旷继勋代理旅长的率领下，全旅在遂（宁）蓬（溪）交界的大石乡石角沟宣布起义，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部”。文鼎随部队转战蓬溪、南部一带。7月底，起义在梁平失败后，文鼎返回成都。在刘丹五的掩护下，于成都市三倒拐附近的隆兴街小巷住家，以行医为名，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民国38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文鼎被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始得保释。

解放后，文鼎曾在川西区党委工作。1950年调中央任特级医师，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1964年，担任中医研究院院长。以后历任卫生部秘书长、部长助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保健医生等职务。十年浩劫中，文鼎遭受迫害，至“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才复出，担任卫生部顾问。

文鼎为人耿直，作风正派，常告诫晚辈：“学中医首先要学辩证唯物论才行。”又说：“我愿做卫生战线上的一名老兵，一息尚存，战斗不止。”1975年，文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5月，病逝于北京。

吴芳吉

吴芳吉（1896-1932），号碧柳，江津县德感坝人。出生于重庆杨柳街碧柳院（李家大院）。三岁时，母刘淑贤授以《诗》，能背诵《周南》、《召南》各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其父吴传姜在渝经商破产，涉及讼事，家道衰落。二年后，迁返德感。翌年，为方便读书和谋生迁家至白沙。因邻里售毒聚赌，环境不佳，其父用木牌书“白屋”悬于墙上，望以清白传家，后芳吉自号白屋吴生，世称白屋诗人。

光绪三十二年，芳吉入聚奎书院就读。时其父在渝因商务纠纷被控入狱，芳吉闻讯，得书院会计龚某帮助，赶赴重庆，自作讼状为父辩冤。县吏见其年仅十岁，言词恳切，遂释其父。

宣统元年（1909年），荣县同盟会员肖湘避难聚奎，授国文，常在课堂上讲解时事，痛陈清廷的腐朽、外交的失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芳吉渐知国事，生救国之心，作《读外交失败史书后》，历数国耻，语多精辟，长1700字。肖湘倍加赏识，推荐给堂长邓鹤翔，将此文印发全县，芳吉被誉为“神童”。

清政府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在北京清华园设立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后，宣统二年，诏各省选送优秀学童入学。芳吉经成都预试、北京复试被录取。民国元年（1912年），芳吉入学后，与吴宓（雨僧）、刘朴（柏荣）友谊深厚。川籍学生何鲁、黄乘礼遭一外籍教师无理辱骂，激起公愤，各省学生纷纷选出代表据理抗争。芳吉被选为四川代表，写出抗议书贴在食堂门口。校方为取媚外人，悍然将学生代表全部开除。事态扩大后，经教育总长范源濂出面调解，允各学生代表具悔过书后复学。芳吉以“为人代抱不平，无过可悔”，被迫离校，流落京城。

次年春暖，经吴宓、郭镜苍等捐助路费，启程回川。至宜昌，盘费已尽，又值“二次革命”军兴，航运受阻，只得步行乞食，历时五月，绕行三千多里始到家。途中作纪行诗七十余首，日记数万言（已遗失）。诗寄吴宓，得复信说：“蜀山蜀水，天久付诗人受用矣”，“险阻艰难，所以磨炼英雄，亦以成就诗人。”芳吉自此刻意于诗。

民国3年，肖湘任嘉州（今乐山）中学校长，聘芳吉授英文，结识谷醒华。次年春，与邓绍琴同赴上海，经吴宓介绍入右文社校对《章氏丛书》。生活虽清苦，公余却能博览群书，增广见闻。其时作诗云：“呜呼人生如朝露，百年行乐奚足数？安得读遍古今书，行遍天下路，受遍人间苦，使我猛醒悟。”9月，因与右文社经理意见相左，愤而辞职，生活无着，“典衣尽，还读书”，乃至日食米粥一碗。

次年春，闻家乡遭北洋军阀张敬尧部兵祸，急回四川。行至忠县，被北洋军当作“间谍”，几遭杀害，经再三辩白始脱险返家。途中作诗19首，多为忧国愤世之作，题为《弱岁诗》。吴宓也常寄来英国名诗，叮咛专力于诗时，应研究西洋文学以开拓眼界。芳吉熟读精研，试译彭士诗，“旧坛新醴”，对新诗歌形式进行探索。

“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民国7年，在《戊午元旦试笔》中，芳吉发出为民呐喊的誓言。秋，赴永宁（今叙永）中学任教，访婉容墓，作《护国岩词》。

民国8年7月，从永宁中学回乡，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慨然加入朱近之等发起组织的白沙学界联合会，组织游行，发表演说。在集会上，芳吉慷慨陈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大声疾呼抵制仇货，挽回权利。嗣后办《场期白话报》和《场期讲演》，发表《明月楼述》、《护国岩词》、《两父女》等三首诗，给群众朗诵、讲解，成为白沙爱国反帝运动的组织领导者。

秋，应上海《新群》杂志社社长周君南邀请，赴沪任该刊诗歌编辑。在新文化运动中，芳吉认识到“旧诗之运已穷，穷则必变”，在《新群》上发表《小车词》、《婉容词》、《两父女》新诗予以响应。既不耽于古诗，也不盲目追随某些自由体新诗，而是探求在中国优良传统诗歌的基础上，创作出适应时代变化、人民喜闻乐见的新词。《婉容词》，“天愁地暗，美洲在那边？剩一身颠连，不如你守门的玉兔儿犬。残阳又晚，夫心不回转”，倾诉出一个弃妇的破碎心声，感情真挚，音调婉转，广为传诵，芳吉在诗坛上的地位从此奠定。

民国9年春，《新群》停办。8月，赴长沙明德中学任教。与挚友刘朴、刘永济成立红叶会、湘君社，办《湘君》季刊。公暇登山泛舟，谒屈原墓，作《汨罗访屈原墓作》等数十首。

民国14年4月，得知川黔军阀混战于四川，江津又遭兵祸，急返家。吴宓时任清华大学研究部主任，电邀芳吉赴清华任教。芳吉以“曾被清华无理开除，不欲为仇仇效奔走”而谢绝，改受聘西北大学。西安名胜古迹闻名于世，芳吉游览后，写下不少纪游诗。

民国15年4月，直系军阀刘镇华部围西安城，达220天。入秋，城内粮绝，师生捕鼠罗雀而食。时适逢芳吉30岁生日，在《壮岁诗》里，他描绘了“饿余满街蒸气疠”，“野犬食人肉”的惨景。其间辑有《围城小集》一卷（后遗失）。时与学生柳潜相约至垂毙时，即整肃衣冠，赴学校礼堂坐逝。11月，围城战结束。

次年春，吴宓到陕，迎芳吉到京。后赴沈阳东北大学探望刘朴、刘永济，并留校任教。数月后，得知父病危，急返川。

民国16年9月，应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函邀赴该校任教。寒假辞职回江津，为聚奎小学修校史二月。秋，经成都大学恳请，出任该校中文系主任。次年，又兼任四川大学教授。将历年诗作一百三十首辑为《白屋吴生诗稿》出版。

在蓉时，与吕子芳、沈懋德、彭用仪等教授共约创办重庆大学。民国19年，重大建成，受命起草《重庆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宣言》，出任重大文预科主任兼副教授。

民国20年7月，应江津县长谷醒华、县教育局长邓缡仙之请，辞去高位，就任江津中学校长。到任后，励精图治，以身作则。亲手制定校徽为一琴一笔一球，教育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并延请名师，邀加拿大友人文幼章来校讲英语教学法。规定星期三为学生家书日，由学生向家长禀报学习和思想状况。每在周末之夜，向师生讲刘蕺山的《人谱》，提倡学古人德行。规划学校远景，拟办高中以至大学。新辟运动场，举办江津中学首届体育运动会。学校面貌为之一新。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时已傍晚，芳吉立即请教育局邓缡仙来给学生作抗日救亡报告。几天后，在校门“学海津梁”四大柱上放置四门土大炮，直指东洋。同时作《抗日歌》，亲自缮写付印。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组织全校师生举行抗日水陆示威大游行，鼓舞全县人民的抗日热情。

次年1月28日，淞沪抗战期间，芳吉致书湖南友人刘第年（时任湖南省府秘书长）言：“吉欲赤手空拳与敌寇拼之，决于下月东出。如湘军赴沪，请兄为吉结识诸健儿。”值友人穆济波来川，劝芳吉以从军精神办学，方未成行。奋笔写下《巴人歌》，盛赞英勇抗日的第十九路军。

民国21年4月，应加拿大友人文幼章之邀，赴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讲演《儒家思想与耶教精神》，并吟新作《巴人歌》，激昂悲愤，声泪俱下，劳累过度而引发旧疾肺结核。5月初返江津，当晚向全校师生朗诵《巴人歌》，未竟，猝然晕倒讲台上。5月9日逝世于德感坝家中，遗体安葬于白沙黑石山梅林。

生前有自订《白屋吴生诗稿》，逝世后，挚友吴宓、门人周光午搜集所遗诗文杂作，编印成《白屋先生遗书》、《白屋嘉言》、《白屋家书》等。1982年，江津师专中文科选注的《白屋诗选》，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永怀

刘永怀（1898-1969），江津县真武乡人，少时入聚奎小学。民国8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白沙聚奎小学和镇立小学成立学生联合会，永怀与谭祖尧、陈虚佛等被选为代表，组织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二十一条”。考入江津中学后，同谭祖尧等一同发起成立学生自治会，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

永怀中学未毕业即考入华西大学。民国16年，由程子健、李保禄（即保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2月16日，四川省反动当局以学生打死省一中反动校长杨廷铨为由，搜捕、枪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制造“二·一六”惨案。其时，永怀正在四圣祠医院实习，藉在医院之便掩护被追捕的同志，并为他们存放枪枝弹药。

大学毕业后，去仁寿教会医院任职。民国19年，任广汉地方医院院长，多次向党提供活动经费。10月，广汉兵变失败后受牵连，被迫辞职回江津。到江津仅七天，即遭人告密被捕，严讯之下，坚不吐实。后经江津县士绅张锦兰等联名保释。

时江津县士绅集资兴办鼎山医院，推永怀任医务主任，继任院长。与中医李老先生合作，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对贫苦人少收费或不收费，曾试发免费医疗证。一住棚户的产妇难产，其夫下苦力外出未归，请永怀接生，母子均平安。永怀不但未收费，还将身上仅有的5元大洋相赠。

此时，永怀虽因白色恐怖失掉关系而脱离党组织，仍时时支持革命，关心同志。“九·三”兵变中受伤的曹泽芝出狱后，永怀为她治疗，并负担她的生活费用。民国37年，永怀被人诬告为“共产党西南三省总指挥”，被捕入狱，押解重庆。经人保释出狱后，在重庆开业行医，秘密为党筹集经费，将进口的链霉素等贵重药品送给华蓥山游击队。

江津解放后，永怀偕妻伍义华返县。县长赵一川经常与他们研究工作，请他们协助剿匪。不久，永怀调任川东卫生学校校长。1951年调任涪陵专署卫生科副科长，继任专区人民医院院长。1960年被选为四川省第三届人民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心脏病复发，1969年5月去世。

颜实甫

颜实甫（1898-1974），名学荣，号歆，江津县二溪乡人。四岁入塾学，后升入涪陵省立第四中学，16岁卒业。继往上海大同学院攻读法文。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加紧侵略我国。实甫激于爱国热情，多次撰文支持北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斗争，宣传除奸救国，抵制日货，深得院长胡敦复赞许。

民国8年（1919年），与聚奎同学邓矩芳等赴法勤工俭学。自学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等。在里昂中法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旋考入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柏格森（Bergson）哲学。常往来于精神病院，探询病人的病因病情，取得变态心理的原始资料，以作科学验证。对柏格森哲学的研究，亦犹柏格森研究斯宾塞哲学，初肯定，继而否定。实甫以柏格森所谓冲动并不可贵，可贵在于控制；欲望并不可贵，可贵在于平衡。译述《中国庄子哲学》，阐述庄子思想为积极的而非消极的，积稿数十万言。另有哲学笔记《沉思偶录》。继后在巴黎大学、里昂大学任教，继续从事文学、哲学研究工作。

时曾琦、李璜等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内定实甫坐第三把交椅，实甫不为所动，当面将曾、李所交名单撕毁。

“九·一八”事变后，友人相继去函敦促返国，共谋救亡。实甫于民国24年夏归国，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川任国立编译馆编审，担任哲学辞典、法文翻译工作。民国27年初任省教育厅主任秘书。是年8月，调任四川省教育学院院长。

就任后全力以赴，改革我国师范教育体制，首先改科为系，开设教育系、中外国文史地系、数理化生物系、农作物栽培农产品制造试验系等。增强师资力量，聘请名教授来院任专职或兼课，安排名技师指导，充实试验设备和图书，提高科学研究能力，使毕业生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学科，适应教育或教学之需要。历时八载，毕业学生近千人。

其间，实甫还应松溉、白沙人士之请，担任精诚中学董事长，兼任聚奎中学校长，常到两校督课。

民国35年，受聘为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讲授文艺评论。1953年，调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其译作有法国文学巨著《罗兰之歌》、蒲鲁东《哲学之贫困》，撰辑有《中国古陶图说》，著《沉思偶录》、《中国美术史增编提纲》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手稿被抄查散失。1974年4月2日病逝于北京医院。

冉钧

冉钧（1899-1927），原名高镒，化名浩然，江津县津福乡人。家贫，父早亡。民国8年（1919年）随母到重庆南岸，在米家街一盐店当学徒，半工半读。是年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次年8月，同戴坤忠、傅汝霖、江泽民、邓希贤（小平）、熊云章等一道赴法。在李立三、聂荣臻的帮助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民国13年夏，被中共旅欧总支部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信念愈加坚定。

民国14年，值国共合作之际，归国返渝，参加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工作，任组织部干事。“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重庆人民成立“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外交后援会”，冉钧参加该会工作，组织领导重庆人民开展销毁仇货、禁止外轮停靠重庆港口等活动，还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帝国主义“五卅”暴行，声援上海工人斗争。

8月，吴玉章奉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命回四川整理党务，成立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冉钧负责秘书处工作，并与吴玉章、杨闇公、杨伯恺创办中法大学四川分校，兼任教员。同时任向时俊部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兼政训班教官，在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此间还与邓颉刚、刘成辉等创办《四川国民》刊物，日以继夜撰写文章，编辑稿件，刊印发行，事无巨细，乐于承担。母亲和姐姐多次劝他早日结婚，他均婉言谢绝。

民国15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代行省委职权）正式成立。杨闇公任书记，冉钧负责组织。是年9月5日，英帝国主义悍然炮击万县。冉钧和杨闇公、周贡植等在重庆组织成立“九五”惨案国民雪耻纪念会，由冉钧具体负责。9月9日，在重庆夫子池举行近六千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后示威游行。

11月，冉钧领导成立重庆市总工会，任委员。是月，出席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组织审査委员会委员，又担任大会秘书处议事股股长。冉钧与其他同志一道日夜辛劳，保证了大会的成功。

民国16年3月31日，在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下，由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出面，召集重庆各界群众在打枪坝集会，抗议英帝国主义炮轰南京的罪行，冉钧是会议组织者之一。集会遭到刘湘所部王陵基、蓝文彬反动武装血腥镇压，当场死137人，伤者上千。冉钧在工人纠察队和群众掩护下跳墙脱险，去江北暂避。为了通知同志转移和销毁党的文件，又深夜返回莲花池住所。有人劝他不要再回市内以免危险，他说：“达三、树棻（南薰）都牺牲了，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偷着活呢？”

4月1日，冉钧同任煜（白戈）去青年团委书记刘成辉家，欲寻杨闇公等一起研究“三·三一”惨案的善后工作。行至七星岗天主堂附近，被便衣特务杀害，时年28岁。

张采芹

张采芹（1901-1984），名学荣，江津县几江镇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早年就读于白沙聚奎小学，对杨蓝田的竹石、杨宝田的花鸟十分钦仰，立志学画。遂从杨蓝田之子杨景之初学国画技法。江津中学毕业后，即考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民国14年（1925年）完成学业返川，先后在四川美专、成都高等师范、成都师大、四川大学及一些中学从事美术教育工作。

解放后，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美协四川分会会员、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成都画苑画师、成都市政协委员。

采芹早期专攻花卉翎毛，深得吴昌硕神理，并力求创新。用墨润泽而浓淡分明，设色鲜明而动人心目。民国18年，上海金城艺术工艺社出版《采芹画集》、《采芹近墨》，采芹在画坛上渐有声誉，求画者愈来愈多。为此，白屋诗人吴芳吉等人戏拟润例，写了一篇骈体妙文。

采芹尤喜画竹，认为“竹虚心劲节，能傲霜寒，刚直不阿，大有凌云之志”。所画老干新枝，心到笔随。其风、晴、雨、露竹或疏或密，亦刚亦柔，富有变化而又和谐统一。40年代，著名诗人谢无量参观采芹画展后，题诗“殷勤为竹写千竿”赞叹。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蜀艺社、蓉社、成都美术社等组织合并组成“四川美术协会”，采芹任常务理事兼管总务。其时，还任聚兴诚银行成都市祠堂街办事处主任。他常在画室里接待从沦陷区疏散来的画家，张大千、徐悲鸿、张书旂（回族）、傅抱石、谢稚柳、赵少昂、黎雄才、张寒杉等均在采芹的帮助下，在四川美术协会举办过画展。一次，远在昆明的潘天寿寄来若干作品，要在成都展出，采芹欣然为之独自承办。他夙兴夜寐，使四川美协的活动有声有色。徐悲鸿深为感动，写条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相赠，后又为采芹画一全身素描像。谢无量、刘豫波、黄稚荃均在像上题了诗，陈配德题长歌一首，记素描端末。

采芹热情扶持画坛新人，帮助排忧解难。民国35年，青年画家岑学恭到成都举办个人画展，经人引荐得识采芹。初次见面，采芹即一口应承岑所需帮助，画展在四川美术协会展览场所顺利举行。

解放后，采芹将四川美协的全部财物及精心保存的陈老莲、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黄君璧等艺术大师大量作品全部移交军管会。他那严肃认真、廉洁奉公的态度，受到军管会代表的称赞。

1951年，采芹在泸州、合江等地银行工作，工余仍坚持创作。1954年，他的作品在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后，文化部收购其中的《墨竹》送往日本展览。1956年，省文化局为采芹及另三名画家举办“四人画展”。采芹后调隆昌师范、隆一中任教。教学中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课余热心辅导国画爱好者。

“文化大革命”中，花鸟画被诬为“封资修东西”。环境虽然恶劣，采芹仍勤画不辍。1978年后，落实党的文艺政策，采芹心情激动，刻“久沐东风持晚节，同沾雨露育新篁”印章一方以抒怀。他挥毫泼墨，勤奋创作，几年间画了4200多幅画，精品甚多。

1979年，省领导同志出访英国时，将采芹《墨竹图》作礼品赠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将画陈列于皇家博物馆。1981年，瑞典国王及皇后来华访问，特通过外交部请采芹画一幅《朱藤双燕图》，视为珍品。1982年，中国美术馆收藏了他的墨竹。

采芹一生在艺术上执着追求，见解深刻且身体力行。他说：“学画，基本功十分重要，先有融铸古今之功，才能推陈出新。师古，要不墨守陈法；创新，不要追求怪异。”晚年，声望很高，仍说：“自觉稍有成就，但不敢自满。学问无止境，真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一生都在学习中。”

1984年8月23日，采芹因病逝世，遗骨归葬母校聚奎中学白沙黑石山梅林。

谭祖尧

附：吴平地

谭祖尧（1902-1927），字述尼，江津县高占乡人。家境贫困，经塾师周少伦劝其父请会筹款，得以升入白沙镇高等小学校。“五四”运动时期，被选为白沙学生联合会代表。民国9年（1920年）考入江津中学，次年转重庆联中。民国11年初春赴北京，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

祖尧常读《新青年》、《向导》等书刊，颇受影响。民国1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受党指示，参加中国国民党（左派）在北京的活动。年底，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李大钊任书记，兼国民党（左派）北方领导人。祖尧作大钊秘书，兼任国民党（左派）市党部执行委员，负责在各使馆搜集国际间的消息资料及整理从各国报纸译出的新闻材料，为大钊提供言论决策的参考。

为团结进步青年，祖尧组织新军社，编印《新军》杂志，宣传革命。在校中，与国画系山水组李婉玉相恋。一次，婉玉将杭州摇扇作画题诗赠祖尧，左画一少女遥望天际，右题七绝一首：“碧玉年华初出头，何妨顾影学风流。闲来却傍芭蕉立，绿选青衫未解愁。”祖尧得婉玉赠诗，原韵回赠：“休教年华付白头，横刀跃马是风流。碧天翘首增惆怅，不为家愁为国愁。”二人情感日洽，得李父应允，正式订婚。

民国15年3月12日，日本军舰炮轰天津大沽口，并纠集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祖尧在李大钊领导下日夜奔忙，组织北京总工会和学生举行抗议活动。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十余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会后，数千群众整队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段出兵镇压，枪声四起，制造了“三·一八”惨案。祖尧为救护李大钊受伤，经医院抢救后苏醒。月底，随李大钊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兵营。

民国16年初，张作霖统治下的北京白色恐怖日甚。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布置部分同志南下。4月初，婉玉父亲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机要科长，得知张作霖即将捕人，劝祖尧南下，并允在广州为其谋一职务。祖尧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只要李大钊先生不离开北京，我也决不离开北京。”遂急赴四川会馆叮嘱江津同学吴平地、戴世文等多加小心，销毁《新青年》、《向导周报》等书刊。

4月6日，张作霖征得驻京外国使团同意，派兵进入使馆区，在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和谭祖尧等逮捕。闻讯赶来大使馆报信的婉玉刚入大门也被捕，与李大钊女儿李星华关在一起，后经其父营救出狱。

民国16年4月28日，祖尧与李大钊一起就义。

吴平地（1903-1927），别号吴雷，江津县永安（今秦家）乡人。民国6年（1917年）入江津中学。民国12年升入北京师范大学，住四川会馆。常与同住馆内的江津同学谭祖尧、周开庆、戴世文纵谈国家大事，探讨救国之道。凡认为正确的必据理力争，声震屋宇。别人笑他话似响雷。他说：“平地一声雷，我就别号吴雷吧。”

民国1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6年4月6日晨，于四川会馆被捕入狱。是年4月28日，平地与李大钊一起就义。

漆鲁鱼

漆鲁鱼（1902-1974），名宗羲，又名灵洁，江津县李市乡人。一岁丧父，15岁丧母，家境困难，高小毕业后便缀学。20岁时，靠叔父南薰帮助，到重庆一私立医科学校读书。

民国13年（1924年）赴日本，次年春考入东京医学专门学校，开始接触鲁迅的作品和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东京的外围组织“中国留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和“青年艺术家联盟”。

民国17年春返江津，民国18年10月在江津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9年1月，鲁鱼经中共江津特支介绍，到中共四川省委报到，接着去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被分配在闸北区，历任街道第三支部书记、区委秘书长和组织部秘书。是年8月，因书写标语被日本暗探逮捕。在法庭上沉着答辩。在狱一年中，任党支部宣传委员，组织难友同敌人开展斗争。

出狱后，鲁鱼根据党的指示于民国21年（1932年）4月到达汕头，利用中法药房汕头分行，设立党中央与江西中央苏区的联络站。民国23年4月调中央苏区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是年9月，红军北上，被留下担任江西军区卫生部部长，曾护理陈毅等负伤同志。次年1月，在一次战斗突围时冲散，于江西寻邬被俘。他机智地冒充国民党军医而获释以后，四处寻找党。从江西瑞金沿途乞讨到汕头，汕头联络站已撤，又奔赴上海，终未找到，以致露宿街头，乞讨度日，最后只得回到江津李市老家。

当时，江津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难于立足。遂于民国25年2月赴重庆。重庆党组织亦遭破坏而无法寻找。鲁鱼经叔婶（漆南薰遗孀）介绍，在重庆《新蜀报》任编辑，经常撰写抗日救国文章，并联络爱国青年和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于5月组成重庆救国会（秘密组织），鲁鱼任总务干事，把大部分薪资捐作活动经费。救国会把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统一起来开展活动，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救国会的活动引起党的注意。民国25年9月，中共中央上海局派张曙时赴重庆取得联系，鲁鱼终于恢复党籍。民国26年10月，中共重庆市工委建立，鲁鱼任书记，直接领导秘密组织“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活动。以后又建立和领导公开的救亡组织“重庆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团结文化界知名人士，会员达七八百人。

民国27年7月，鲁鱼调任川东特委宣传部长。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鲁鱼奉命转移到雅安工作，改名漆颂平。民国32年夏，任“西康经济社”和《西康日报》总编辑。民国34年4月，任成都《民众时报》主笔。民国35年9月，回重庆，任《新华日报》主笔。民国36年3月，随报社撤退至延安，先后参加土改和新华总社工作。

西南解放后，鲁鱼历任西南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西南文教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底，调任中央卫生部办公厅主任，继后任部长助理。1958年回川，任成都市副市长等职。1974年5月病逝。

钟汝梅

钟汝梅（1902-1927），字泽民，江津县和平乡人。民国6年（1917年）考入江津中学，与聂荣臻、戴坤忠等同班。民国8年“五四”爱国运动热潮涌到江津，汝梅与聂荣臻、戴坤忠等同学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

是年冬，赴法勤工俭学。12月乘法国邮轮“斯芬克斯”号动身，次年初抵法。经法华教育会介绍，入巴黎郊区的“蒙达尔尼”橡胶厂当学工，后转“史莱德”钢铁厂，又进“诺尔”航空发动机制造厂。

民国13年，汝梅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下，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后分配到比利时工作。民国14年，被派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民国15年，汝梅归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曾在直系军阀孙传芳部搞兵运，往来于沪宁、沪杭铁路线上，秘密宣传革命，组织起义，以配合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时中共中央军委在上海裴德坊设有训练班，汝梅在该班教授射击学并检修枪支、制造子弹。民国16年初，中共江苏省军委成立，汝梅任军委委员，负责保管武器。3月21日，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5月，汝梅被叛徒朱××出卖，在摩德路摩德里被捕，历遭刑讯，终未吐露党的机密。7月，在上海枫林桥畔就义。

李先闻

李先闻（1902-1976），江津县长冲乡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1月9日出生于农家。少时，对农事极感兴趣。

民国12年（1923年）留学美国，先入普渡大学攻读园艺学，获硕士学位，后入康奈尔大学专攻遗传学，民国17年获博士学位。归国初，任教中央大学，一度赴日本研究蚕桑业。后历任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粮食作物组主任、稻麦改良场场长，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民国3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民国38年春赴台湾。

先闻早年研究小麦、水稻、高粱等农作物，是我国粟类作物研究的先驱。曾在美国农业杂志发表十几篇小米研究成果论文，颇有影响。民国30年任四川农业改进所稻麦改良场场长，从事稻麦改进研究工作。民国33年赴美国考察期间，在合川检定一种水稻优良品种，在绵阳试验成功并推广栽种，还在川北一带推广“金大2908号小麦”种子，为四川的粮食生产作出了贡献。

赴台后，致力于改良甘蔗品种，享有“甘蔗之神”的美称。曾出任台湾糖业公司顾问，深入二百多个农场，不懈地观察分析、研究不同甘蔗品种的优劣。经14年努力，选出从南非引入的甘蔗N:Co310优良品种，栽培推广，台湾糖产量由此大增。

先闻创办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50年代初只有一个细胞研究室，从事有关水稻细胞遗传和辐射育种的研究，后来扩大到分子生物学、细胞遗传学、生态学、族群遗传学、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病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为使非洲的野生稻种和台中65号稻杂交，他反复试验，历时8年，获得防虫、抗病、生长期短、产量高、被命名为“百万元植株”的新品种。

先闻思才若渴，常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到各农学院校物色有志青年，推荐部分出国深造，并在台湾大学设置奖学金，鼓励青年一代从事生物研究工作。晚年，主动提出退休，以便后起之秀接班。虽重病缠身，仍念及植物研究所的工作。

先闻写有论文一百余篇，多次出席国际会议。美国出版的《世界科学名人录》、英国出版的《世界放射生物学名人录》对他均有介绍。1976年，因病在台湾逝世。

阎松父

阎松父（1902-1985），名磊，江苏扬州邵伯镇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幼因家贫失学，性喜绘画，常临摹书中插图绣像。偶得《芥子园画谱》，爱不释手，朝夕摹绘不辍。15岁时，同里名画师孙汉文见他聪颖勤奋，遂尽心教以画法。松父潜心探讨，技艺日进。

民国12年（1923年），经孙汉文介绍，到江苏镇江崇实女中任教，并参加上海美专函授学习，加入镇江“三三画社”。民国14年，到安庆培德女中任教，结识学者名流肖谦中、韩伯彦、易居左、凌铁庵等人，参加当地“丁丁画社”活动。创作巨幅国画《牧牛图》，入选当时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美展。

民国22年夏，得肖谦中、易居左的帮助，在安庆、庐山举办画展。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27年安庆沦陷，松父率家避难至万县时，将绘制的抗日宣传画百余幅在街头展出。时冯玉祥恰在万县，见画展后大为赞赏，亲书“还我河山”条幅相赠。

不久，松父在万县所赁房屋遭日机轰炸，衣物荡然无存，疏散至江津。被任命为教育部教师第三服务团艺术股长，兼任该团主办的《千字报》美术编辑。民国33年，又任“重庆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宣传组长。松父购买布匹，绘制大幅抗日宣传画，到湖北的巴东、老河口及河南的邓县、南阳等抗日前线巡回展出，慰劳伤兵。其时，邓县蝗灾严重，民不聊生。松父得各方支持，举办画展，将收入20余万元全部用于赈灾和慰劳荣军。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松父绕道返江津，任教江津几江女中。其间辗转泸县、宜宾、合江等县举办个人画展，赖以糊口。

解放后，松父任江津中学美术教师，生活趋于安定。教学之余创作了一大批国画新作，作品讲究笔墨色彩，艺术上日渐成熟，并注意反映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1956年，《浴牛》、《劳动后的休息》参加省第一届国画展览会和西南第一届国画展览，受到行家好评。《劳动后的休息》被选入全国第二届美展，为中国美术馆所收藏。竹画《月下雄风》获四川省工艺美术展览创作二等奖。其时，《人民日报》、《新观察》、《文汇报》、《诗刊》先后发表他的《浴牛》、《春郊放牧》、《晚笛》、《归牧》等作品。

1957年，松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尽管处境困难，仍坚持作画。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他心情舒畅，收集整理历年的牛、虎、鹰画稿，从局部到整体反复研究，重新加工，并到农村、动物园写生，力求在艺术上达到新的高度。此后，所画牛、虎神形兼备，独具一格。江津中学四十周年校庆时，他画出不同形态的虎画40幅参与展览。其间，他还受重庆市工艺美术公司的委托，精心绘制几百件四川竹帘画和竹簧制品，销往东欧和东南亚各国，促进中外艺术交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松父被下放到农场当工人，每天割草、喂牛、送牛奶，成天与牛打交道。他注意观察牛的生活情态，用低劣的纸张画出近百幅奶牛画稿。1971年调江津师范任教。1973年调县文化馆，历任美工、副馆长、名誉馆长。

粉碎“四人帮”后，党为松父落实了各项政策。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彻夜难眠。在为中共江津县委绘制的《春花十种图》上题诗道：“十种名花十样开，满园春色满亭台。党风能解吾民愠，燕舞莺飞入望来。”

1977年，著名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在成都访问阎松父，在其报告文学《中国艺术的第二个春天》里，专门作介绍并刊载《虎跃图》。1979年，省领导人出访西欧，特请松父作画，赠送英、法、德、意等国领导人。1980年，他在成都与四川省知名画家一起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此时松父虽年近八十，艺术青春焕发，挥洒丹青，放笔直下，作画数以千计。虎、鹰图千姿百态，气韵生动。1981年，其《怜子图》获省文学艺术作品优秀奖。是年，江津县政协、县文教局、县文化馆举办“国画家阎松父创作六十周年纪念展览”。1982年，永川地区文化局、艺术馆和重庆市艺术馆分别举办“阎松父国画展览”，《重庆日报》并作专门评价。1983年，省文化局授予他老画家荣誉奖。

松父研习国画，山水、人物、花鸟、走兽，既吸收上海画派、岭南画派之长，又经过长期钻研，大胆创新，形成自己的风格。立意新颖，构图独特，线条流畅，色泽明快。牛、虎的代表作为《百牛图》、《怜子图》，人称“多牛翁”，自号半耕草堂，题画室为“啸风楼”。

1976年后，松父身兼全国美协会员、四川美协理事、省文联委员、省政协委员、县政协副主席、县美协理事长、县画苑苑长、县文化馆名誉馆长等多种职务。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有《阎松父国画选》。1985年3月21日晨，因病逝世。

周敦琬

周敦琬（1905-1940），又名季英、坚如，女，江津县白沙镇人。父周梦章曾留学日本，专攻法律，且醉心于日本明治维新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敦琬幼时，就读于邓氏私立新本女子学校。该校系她颇为开明的外祖父邓洪顺所创办，由其六舅娘诸树德主持。敦琬的二哥周新知、六舅邓鹤丹也曾留学日本，邓鹤丹还是同盟会员。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敦琬是六个姊妹中唯一没有缠过足、穿过耳，又从小受到新式教育的洋学生，被家里视若掌上明珠，人称“五小姐”。

民国建立后，其父赴天津，将敦琬带去，住在一英国学者家，敦琬得以学习英语。三年后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民国13年（1924年）敦琬在燕京大学毕业，学会了英语、法语。返川后，被聘为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其时曾在该校任过教员的肖楚女已第三次来川，开展革命活动。经肖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民国15年春，敦琬回到江津，被聘为江津县立女子初级中学英文教员，并任初建立的中共江津县委书记。她性格文静，很少公开出面，主要从事秘密工作，保管党的重要文件，用化学药品写联系材料，刻印宣传小册子。

刚开学几周，重庆发生了“三·三一”惨案。江津的党组织进入戒备状态。她外要和驻军赖心辉部师长马昆山周旋，内则要领导党的工作。她姿容清雅，举止大方，饶有大家闺秀风度，处理事从容自得。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与蒋介石合流。驻军也由观望转为公开倒向反革命，猖狂反共。其邮检人员在邮局查获一封化名“江景贤”（江津县谐音）交江津女中杨月湘（在中共江津县委负责青年工作）的信，发现中共地下党活动线索，准备逮捕人。县教育局长杨学渊将此消息告诉了杨月湘。周敦琬得知后即与杨月湘一起将党的文件装在罐子里，埋入地下。

9月初，江津女中刚开学，二十二军就派人到学校逮捕杨月湘。经校长刘玉书担保，杨月湘趁再去上课时逃走。这时来人大怒，将刘校长抓到军部。周敦琬带着学生跟随而去，沿途高呼：“我们要读书，我们要校长！”哭哭啼啼，顿时满城风雨，议论纷纷。经士绅出面转圜，刘玉书终于获释。

是年10月，二十二军又派人窜到党开办的中山中学，偷看学生作业，将中山中学、江津中学教师杨继杭、熊季光、马若苏、喻林祥（他们当时均是共产党员）和学生王利初逮捕。江津县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县委机关便迁至白沙，设在石猪槽周敦琬家洋房的地下室。周敦琬同县委其他负责人一起商量，派杨月湘进城，救出了杨继杭等5人。

民国17年2月10日至15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在巴县铜罐驿周贡植家召开扩大会议。江津方面由周敦琬和朱近之出席。会上周敦琬被选为省委委员。他们回到白沙，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临时省委制定的《四川暴动行动大纲》精神，讨论组织春荒暴动。周敦琬与县委成员认为，江津当年无春荒，从实际出发，不宜组织暴动。列席会议的团县委负责人擅作主张，会后在梁家坝组织暴动，事前泄密，敌人进行大逮捕，党的许多干部只得流亡他乡。

民国17年4月，省委书记傅烈、省委委员周贡植壮烈牺牲后，由刘愿庵代理省委书记。5月，张秀熟急调敦琬到重庆省委机关工作。她“意志坚定，工作积极”（张秀熟1982年5月8日给中共江津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的信）。次年敦琬与刘愿庵结婚。“当时周敦琬是省委委员，负责妇女方面的工作。周有相当工作能力，积极热情，思想作风好，深受同志们赞许。他二人是从志同道合到情投意合，然后结婚的。”（任白戈《蜀中英华功垂史册——怀念刘愿庵同志》，《四川日报》1981年6月21日）

民国19年5月5日，刘愿庵被捕，两日后牺牲。敦琬万分悲恸，因刘愿庵生前在党内化名“坚予”，她便取名坚如。后来，她与时任省委军委书记、接着又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的文强结婚。民国20年12月，因文强觉得省委对他处理不当，敦琬便随同一起愤而脱党出川，回到文强原籍湖南长沙，在崇实女子职业学校教书。民国22年，又到北平艺文中学教英文。民国23年，敦琬回到湖南协同文强从事新闻工作，一度主持少年通讯社业务。民国27年，抗日战争中武汉撤退前，回到白沙大姐家，成了家庭妇女。

民国29年12月，因患子宫瘤在成都动手术时，日本飞机正在轰炸，医生慌乱中出了事故，敦琬不幸逝世。

李亚农

李亚农（1906-1962），名旦丘，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8月26日生于江津县高占乡。民国5年（1916年），随兄李初梨赴日本读书。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和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学习期间，秘密阅读马列主义书报和日本共产党的传单，与进步同学一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

民国16年亚农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攻读哲学。是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喜读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涉猎文学、史学和美学，并开始从事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史的研究，试图从古文字的研究中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规律。

民国18年，被日本政府逮捕，入狱三年，与党失去联系。残酷的监狱生活使其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获准保外就医后，于民国22年化装逃离日本。回国后，初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民国26年任上海孔德研究所研究员。其间，著有《铁云藏龟零拾》、《殷契摭佚》、《殷契摭佚续编》和《金文研究》等四本古文字学专著，受到国内外重视。

民国30年，亚农由上海赴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军部，次年重新入党。被陈毅军长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发挥熟悉日本国情、精通日语的特长，对日俘耐心教育，受到尊重。

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任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民国37年9月，被任命为华东研究院院长。翌年上海解放，以军管会代表身份，负责接管并主持上海科学机关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兼华东办事处主任、党委书记，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1952年被选为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主席。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9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解放后，亚农积劳成疾，风湿心脏病频频发作，但仍以顽强的意志和疾病作斗争。工作之余从事史学研究，出版有《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西周与东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与地主制》等五本史学专著。1962年后，将这些著作加以修订，取名《欣然斋史论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4年重印时，改名《李亚农史论集》）。

1962年9月2日，亚农因病逝世。

徐近之

徐近之（1906-1982），原名念庄，字希朗，江津县朱沱镇人（现该地属永川县）。民国8年（1919年），入江津县白沙镇聚奎小学读书。民国11年，考入重庆求精中学（今重庆六中）。民国16年，升入南京东南大学（即后之中央大学）地理系。

民国20年，他大学行将毕业之际，被我国选派参加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配合德国赫德博士以内蒙古的弱水（即额济纳河）建立头等气象观测站。当时我国正谋开辟欧亚航空路线，遂与要求在弱水等处建立气象站的瑞典探险家斯文海定联合组成该团。时值严冬，徐近之等从包头即分乘骆驼穿过巴丹吉林沙漠，每天早、中、晚观测天气变化，行程1500公里。在弱水两侧和嘎顺诺尔（居延海）湖周围与德国人分建“定位测候站”，将记录资料寄交南京中央气象台。

民国21年，徐近之回东南大学复学。毕业后留校任地形学助教。次年秋，应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之邀，赴西藏调查。选由西北入藏，行至青海，因进藏季节已过，遂滞留当地，得以参加中秋节时海心寺举行的祭祀青海湖盛典，单骑绕湖一周考察。10月14日四川岷江上游发生大地震，他直奔松潘，冒着余震的危险，收集地形、地质方面震后变化的资料，并写成《岷江峡谷》一文（载《地理学报》创刊号），最先报导了对岷江峡谷地震后的考察情况。

民国23年，徐近之受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派遣，前往西藏拉萨筹建气象站。他从成都启程，绕道甘肃、青海，历时四个月于9月20日抵达拉萨。到后，即在专使平顶屋上安置百叶箱、雨量筒、风向仪等气象仪器，建成西藏高原的第一个气象站。他同工作人员一起，每日记录14次，及时将观测情况用无线电向南京中央气象台报告，作预报全国天气形势的数据。他还写成科学论文《1935年拉萨之雨季》。这是我国第一次取得的海拔3760米高原的气象资料。其间他还南下印度的加尔各答，写成《西藏西康交通路线在国防上的重要性》，向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报告，并发表于《地理学报》。单骑北越唐古拉山，考察西藏高原中部最大的内陆湖——大天湖（藏名纳木错，蒙名腾格里湖），写成《西藏之大天湖》（载《地理学报》）。这是我国学者最早在海拔4570米考察高原湖泊的记录资料。

民国26年，徐近之离藏返中央大学任教。不久抗战爆发，他随同学校迁来重庆，时任地理系讲师。民国27年秋，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地形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民国29年转赴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深造。民国35年7月1日，徐近之从美国回到祖国，重返中央大学任地理系教授。所开“航空地理”、“海洋地理”、“地缘政治”等课程，内容新颖，深受学生欢迎。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徐近之任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学部委员。1953年到黄泛区考察，写成论文《淮北平原和淮河中游之地文》（载《地理学报》）。同年编出《关于青、康、藏主要西文文献》和《青藏高原自然地理资料介绍》，均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56年参加新疆综合考察团，到北疆考察，写成《阿勒泰山与天山间所见地形上的一些特点》（载《地理学报》）。以后他还曾参加南水北调勘查、贵州乌江河道调查、江西南部水土调查。他还编就《南极洲地理概要》，是我国较早关心南极洲的学者之一。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对我国古代气候资料进行研究，创立了“中国历史气候学”这门新学科。

杨锡蓉

杨锡蓉（1908-1932），女，江津县秦家乡（原永安乡）寨山村人。民国18年（1929年），赴重庆读高中，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共青团，任支部委员，后转为中共党员。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任学生会开办的平民学校校长，免费接收城市平民儿童入学。

民国19年，锡蓉被调到梁山县（今梁平）秘密从事革命工作。是年9月下旬，参加了由李光华、王维舟领导的虎南武装起义，成立“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起义失败后，中共四川省委成立下川东特委，锡蓉调特委机关工作，后又去梁山县，以教学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翌年4月1日，梁山中心县委成立，曾莱（锡蓉的丈夫）任书记，锡蓉任妇女部长。梁山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县委委员王国瑞家中，锡蓉夫妇亦住在那里。为了便于接近群众、开展工作，她与王国瑞的妻子伍泽菊结为姐妹，脱下长旗袍，扮成当地农家妇女。白天背着背兜和农民一起搞生产、做家务，晚上在农民夜校搞宣传，发动群众。常以通俗的语言结合当地实际，编写革命歌曲，在农民群众中教唱。《庄稼佬》中唱道：“洋人就是大强盗，军阀就是第二号，吸尽了人民脂膏，吸尽了人民脂膏”；“贪官污吏帮到要，还有劣绅和土豪，地主们一齐该打倒，地主们一齐该打倒”；“土地革命实现了，苛捐杂税要取消。当委员（苏维埃委员）农民来了，当委员农民来了。”她还仿照曾莱所作的《四季歌》，写了一首《十二月里来》。

锡蓉与梁山中心县委的同志决定在梁山、达县交界地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南岳场为中心的百里槽一带，农民运动迅速发展，成立了农民协会、儿童团、妇女协会，建立了农民武装赤卫队。虎城寨、南岳场、大树坝一带成为赤色区域。

民国20年秋，梁山赤区正在顺利发展之际，隐藏在中心县委的内奸金方勋、吴光辉突将曾莱杀害。锡蓉强忍失去亲人的悲痛，继续战斗。翌年元月25日，梁山中心县委以给刘道静贺寿为名举行大会，成立虎南地区农民协会。会后吃饭时，金方勋带领南岳清共大队一百多人将刘家院子团团围住，锡蓉不幸被捕。在敌人的诱降、恐吓、酷刑面前，锡蓉坚贞不屈。在被押往川北边防军军部途中，距达县城20里的雷音铺大碗坝时，遭枪杀罹难。

苏灿瑶

苏灿瑶（1909-1979），字赞尧，江津县三口乡人。八岁随任教的父亲苏腾芳读书，十二岁学完《左氏春秋》、《唐诗三百首》。民国13年（1924年），考入江津中学。与周辅臣、王沐西等组织“浴墩社”，出版油印刊物，宣传新文化，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平民学社”。

民国17年秋，入成都大学文预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底，汉州兵变，党组织遭到破坏，失去联系，被迫脱党。民国23年考入重庆大学中文系，次年转入四川大学。同时，主编《成都快报》副刊《学文》，还和张宣等创办《金箭》周刊。发表《白屋诗底展望》、《文学的比较研究》、《从诗经小序看当代儒家编诗的完整系统》等文。翻译英国丁尼生的《夏乐谛姑娘》，与妻子诸有常合写了十余万言的学术论文《管子事迹》。

民国27年从川大毕业，回白沙聚奎中学任教。课余指导学生阅读苏联小说及其他中外文学名著，带领学生下乡演出，宣传抗日救国。翌年，奔赴抗日前线，出任七十八军军长夏仲实的秘书，作题名《江西的月》见闻诗二十首。

民国29年6月返川，立志终身育人。先后在川东师范、重庆女师、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白沙女中、聚奎、三楚、至德等中学任教。

笋溪中学位于江津南部山区，条件艰苦。民国35年灿瑶出任该校校长。就任前，征得县长同意“校长有聘任教师自主权，不受地方干扰”。在开学典礼上，他针对校中积弊，提出两条保证：一、认真办好学校，使学生真正学到知识；二、实行经济公开，决不中饱私囊。学校聘任的教师大多德才兼备，思想进步。灿瑶也兼任国文课，受到学生欢迎。他还在校外四处奔走，募捐集资，为学校新修教室、食堂七幢，并盖礼堂，增添图书、仪器，学校面貌一新。

灿瑶全力支持和掩护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中共江津党组织负责人向天培曾在该校教书。重庆“挺进报事件”后，蓝宗林、廖宣敏、谢予、文履平、石大周等由渝疏散到笋溪中学，灿瑶一一安置，将其妻的教席也让了出来。学校成为地下党的可靠据点，并以此建立起蔡家区委地下组织，先后发展党员130多人，建立8个支部。对国民党军政警特的侦询，灿瑶总是从容应付、周旋，保护地下党的同志，使党在笋溪中学的组织一直未遭破坏。

解放后，灿瑶历任江津师范、江津初一中校长，江津一中、江津专科学校、地区体育学校语文教师。为一至六届县人民代表、县政协委员。1978年当选为地区教育先进代表。

1979年3月16日夜，在地区体育学校批改作业时因脑血管病突发逝世。

任应秋

任应秋（1914-1984），字鸿宾，江津县油溪镇人。四岁启蒙。民国17年（1928年），祖父延当地名中医刘有余到家教授，尽得其传。三年满师，在家乡设立济世诊脉所，免费治病。

民国25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医学院，得沪上名医丁仲英、曹颖甫、陆渊雷等指教医理，医技大进。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止学业返江津，在县城大土地开设医室，一面行医，一面执教于几所中学。后任县国医支馆馆长，兴办国医学术研究会和医药改进会。民国33年，在江津创办《中医周报》。民国35年，在重庆中山路94号创刊《华西医药杂志》，任主编。创办国医砥砺社，任江津《民言日报》社社长。

1950年7月，任江津县卫生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秘书。1952年，出任重庆市中医学校教务主任并授古典医学课。1956年调北京中医学院，先后担任科研办公室主任、院务委员会委员、古文医史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等职。

应秋的学术思想，早年偏重于中医科学化。1954年党中央制定“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中医政策后，他认识到这是对中医的继承发扬问题，撰文倡导开展中医继承工作，强调重视学习中医学基础理论，特别是要认真学好几部经典著作。他身体力行，博览群书，阅读多种古今医籍，并广泛涉猎有关古代哲学、天文学、历史、文学等书籍，储存数万张资料卡片。教学之余，夜以继日地从事写作，成书三十六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总计一千三百余万言。著述内容丰富，有的被译为外文。其《中医各家学说》凡60余万言，从纵的方面分析了中医学在各个历史时期学术流派的演变、发展及贡献；横的方面又从基础理论、临床各科两部分，重点阐述若干医家的不同论点和经验，堪称巨著。另如《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病机临证分析》均是研究中医经典著作的力作。

应秋早在随师佐诊时，即注意搜集整理病例，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一些疑难病症，常用药不多而获奇效。曾治愈一位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癌变、术后腹泻不止的病人。又治一肖姓12岁女孩，经某医院诊为白血病（血癌），应秋辨证为血虚发热，并非真热，用温补气血法，12剂服完，烧退，血色素上升，验血接近正常，所有病症消失。

应秋对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院校教学质量提高极为关心。1962年，他与秦伯未、李重人、陈慎吾、于道济四位老中医联合向卫生部写中医向现代化发展的报告（即有名的五老上书）。“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报告被打成“反党提纲”，应秋因此遭到残酷迫害。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应秋是五老中幸存者。他写诗云：“报国日已短，爱国情倍切。欲使百废兴，唯有争朝夕。”1979年春，应秋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中医宝库中有丰富的理论》、《中医文献急待整理》两文。年近古稀，仍坚持教学、科研。先后两期带8名研究生，培养出3名青年教师。1977年到1981年4年中，还承担了600多学时的教学任务。1980年，应日本医师东洋医学研究会的邀请前往讲学。1982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83年，卫生部和北京中医学院特为应秋从医50周年举行了隆重的庆贺仪式。

应秋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中医组组长，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兼中医组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医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分卷》主编，《中医历代名著精华》主编，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古文研究社主任委员。主持编纂了《中医气血资料类编》、《十大医经类编》、《内经章句索引》等书。

1984年10月17日，应秋因病逝世于北京。

附：任应秋历年著作一览表

李昌林

李昌林（1916-1983），江津县德感乡人。3岁亡母，16岁丧父，由二哥李昌怀抚养成人。民国19年（1930年），考入江津中学31班，深受校长、爱国诗人吴芳吉的影响。民国22年入重庆联中，热心钻研生物学。民国25年毕业后，考进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现四川医学院）深造，毕业时获1943年Morse最优毕业生奖章。留大学附属医院任住院医师、总医师、主治医师、讲师等职。

1949年赴英国留学，攻热带病学。1950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热带病学和卫生学证书。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由微生物学副研究员到助理教授、副教授，病理学教授。1957年改任田纳西医学院内科和病理学教授。任教期间，昌林从事临床病理学和血液学研究。1968年以后，任美国芝加哥蒙特·桑耐医学中心常任病理学家、查理·海门血液学中心主任。1970年后，历任美国血浆协会咨询实验室主任、血库医学主任、美国输血指导委员会成员、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血液学顾问。

昌林数学基础良好，酷爱电子计算机，擅长自己设计实验装置，藉电子计算机的帮助，创造性地发明出震撼医学界的李氏父权试验法，受到美国法律界和政府的重视，曾多次应邀讲学。1974年，应美国律师协会檀香山年会的邀请，作了关于判定亲子关系试验的专题讲演。

昌林是美国许多医学会的成员，共发表论文77篇，还参与编写多种医学论著。1960年获美国临床病理学会原著展出奖，1965年、1968年两次获得Morris Harker医学研究奖，1971年获美国血库协会科学展出一等奖。

昌林身居美国，心系中华。中美尚未建交时，他无法回国，迟至1962年才加入美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0年至1983年间，5次返华讲学，传授血液免疫学和血库技术。讲授内容有最新研究成果、基础理论，其见解独特，有切实可用的实践经验。1983年5月在成都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举办的一次学习班，由美国Gamma国际生物制品公司提供大量试剂和器材，供学员实习。昌林一面表演，一面辅导实习，务求学员学会应用。来自全国许多省市的25名学员非常满意。

学习班结束后，昌林即赴台湾省讲学，力图加强大陆和台湾学术界之间的联系。由于过度疲劳，不幸患脑溢血，于8月18日夜逝世。噩耗传来，四川省科协、成都市科协、四川医学院、中华医学会成都分会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等联合举行悼念会；台湾也举行了追悼会；美国芝加哥蒙特·桑耐医学中心、美国中部红十字会等有关方面举行了悼念活动，并筹集李昌林奖学基金，将以李昌林命名办一所学校。

昌林的夫人何春荣，亦医学博士，偕子女三人均在美国。

朱讯

朱讯（1918-1974），原名杨子波，曾用名柳风，江津县夹滩乡人。民国21年（1932年）在李市高小读书时，长于演讲，加入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和反帝同盟会，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该校学联主席。

民国22年春考入江津中学，受进步教师赵其文的影响，爱文学，尤喜读进步书刊。初中毕业后，在小学任教一年。民国26年7月，赴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2月，与钟惦棐、蹇俊德同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继转马列学院学习。

民国28年任徐海东将军秘书，更名朱讯。随即随徐海东南下，赴新四军工作。历任支队参谋、政治教育科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干部科长、皖江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对干部审查和整风中，执行党的政策，不冤枉好人，受到干部赞扬。

解放战争期间，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浙江解放后，任省农林厅长、省财委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提倡“生产发家、劳动致富”，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好的作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他到基层搞试点，发现问题，认为目前经验不多，互助组上升为合作社不宜推广，提出合作化要稳一些，防止冒进，不能使生产力受影响。

1953年8月，调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后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财贸部长。在执行对私营批发商的改造时，提出切合实际的“宜宽不宜紧”的原则，对华东各省的这项工作起了促进作用。他还提出：“有些资本家懂得生产技术，熟悉商品知识，有管理企业的经验，要加以运用。”在主持审干和反右派时，强调实事求是，材料不够的不划，可划可不划的不划，防止了扩大化。

1961年12月，受钟惦棐冤案的牵连，被撤销上海市委常委、市委财贸部长职务，下放到上海二十一棉纺厂任厂长。1962年7月，调任上海市供销合作社主任兼党委书记。次年被选为中共上海市委候补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朱讯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多次被批斗，下放到“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检查，安排到龙华冷库守大门、分报纸。他从不低头，被王洪文一伙视为原上海市委中“最顽固的家伙”。王洪文曾咒骂上海市委的老干部们是假共产党员，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干国民党的勾当。朱讯听说，怒不可遏地斥责：“谁是国民党？他们要搞垮共产党的上海市委，干出了国民党想干也干不出的事，他们是什么党？我们这些人跟着毛主席打江山，保江山，干了几十年，是专门同反共的人打交道的！骂我们、抓我们，没啥了不起，总有一天要同他们算账的！”

“一月风暴”之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一伙企图利用朱讯的威信，以其受过错误的处分挑拨他与市委的关系，让他出任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朱讯断然回绝：“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绝不同他们这些败类为伍！”于是朱讯遭到长期关押。关押期间，有人来要他交待徐海东、陈毅、谭震林等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他不屈服于威逼，仍坚持写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一次批斗会，让朱讯签字表示同意开除几个同志出党，不然即和那几人同样跪下。朱讯马上跪下，坚决不同意签字。

1974年8月28日傍晚，朱讯在寝室内被杀害。1979年2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财贸部为朱讯举行骨灰安放仪式。1980年1月31日，又举行骨灰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全部否定他受钟惦棐牵连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朱讯善为诗，著有《奔流集》、《未名集》，未刊印。

杨太平

杨太平（1947-1983），江津县广兴乡人。基建工程兵211团12连班长。1966年10月入伍，197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太平入伍后，随连队在四川、河南、辽宁、江苏四省的十多个地区施工，长年高空作业，曾16次受上级嘉奖。1975年，连队调到辽阳化纤总厂油罐区施工，太平主动请战，带着班里同志在坚硬的风化石上挖一个4米深、1米多宽、100多米长的油罐基础坑。他在6个小时内竟挖断7根十字镐柄，双手打满血泡，咬紧牙关完成了任务。这次，该班被评为“硬骨头班”。

连队在南京烷基苯厂施工时，要在一条专用铁路线上建一个20多米高的蘑菇形水塔，工程艰巨，要6-7级的技工才能胜任。连队缺此人才，太平便自告奋勇，钻研技术。白天向工程师请教，夜晚反复计算制图。经过一星期紧张施工，终于搭成25米高的八角形水塔架子。

施工时，太平的父亲身患重病，他哥哥多次来信，并连发三封电报催他回家。太平把电报和信悄悄地装进衣袋，待他完成任务后回家，父亲已经去世。

1979年11月，战友曹型清在妻子快分娩时出差，太平把产妇送到医院，买营养品，并给了20元钱。1980年1月，二班长彭大荣家遭灾，太平以彭的名义给他家汇去50元钱。部队在四川南川县施工时，太平曾救护一名摔伤的妇女，并代付全部医药费。部队驻地鸣玉公社群众遭水灾，太平第一个捐献人民币10元，在他的带动下，全连给灾民们捐了310元和500斤粮票。

1983年7月，部队在南京施工时，连降暴雨，长江水位超过历史最高纪录。14日零时40分，大厂区三合圩坝突然决口，洪水吞没了田野和村庄。连里18名会游泳的干部和战士组成的小组奋不顾身，救出9个群众、30多条奶牛、两台重八九百斤的电动机。经过6个多小时的战斗，太平早已精疲力竭。突然，战友李军被洪水卷走。太平奋力游到李身边，将他托出水面。李军得救了，太平却被漩涡卷沉下去。两天后，在距太平落水200米远的地方发现了他的遗体。

杨太平英勇献身后，《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军报》、《南京日报》、《人民前线》、《四川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分别报道了他的事迹。部队作出向杨太平学习的决定。江苏省军区批准杨太平为革命烈士。南京军区授予杨太平以“抗洪抢险英雄”的荣誉称号，并颁发二级英雄奖章。南京市人民政府在杨太平牺牲的地方建立了纪念碑。

二、传略

曹甫

曹甫（？-1511），江津人。明正德六年（1511年）春，在江津率众起义，响应川北鄢本恕、蓝廷瑞义军，自称顺秦王（一说顺天王）。后仁寿方四等前来加入，声威大振。

曹甫率军首先攻江津城，御史俞缁、指挥庞凤恐慌万状，仓皇出逃。建南道按察使司佥事吴景闻讯，赶至江津，督促民兵守城，负隅顽抗。曹甫义军攻破县城，吴景被击毙。义军分扎七营，将进攻重庆。四川巡抚林俊急调酉阳、播州（今遵义）之兵围剿。农民军四面埋伏，将指挥汪迁杀死，大挫官军凶焰。

胜利后农民军丧失警惕，春节时，方四醉酒，防备松懈。官军乘机包围，四面纵火。经过激战，曹甫牺牲于石板井，八百农民军死于兵火，损失惨重。方四率部分农民军突围，坚持斗争至正德九年，才被总制彭泽击败。

程源

程源（生卒年不详），江津县五岔场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中进士。当时李自成义军进攻潼关，他给朝廷上书提出防御十策，未被采用。

清兵入关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程源闻讯前往投奔，任太常卿。后奉命使粤。唐王战败死去，他便在广东拥立永明王。晋升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经理滇、黔、蜀、楚诸省，督战克捷有功。偏桥之役，被叛将王祥俘获，程源七日不食，反说服王祥复归顺明朝。

明室既亡，悲愤万分，背上长毒疽而殁。

王家驹

王家驹（1713年-？），字子昂，江津县高牙铺人。12岁补弟子员，清雍正十年（1732年）中副榜，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进士，任夔州教谕。乾隆三十三年校阅《江津县志》。

家驹勤奋好学，经、传、史、汉及唐、宋诸大家文章，必亲手抄录数遍，探其精义。又在住宅后建成务本堂，给子弟和学生讲学，前后计30年。所著诗和古文辞句，别出心裁，不蹈袭前人。著有《砚田草》、《梅影轩文庄汇稿》、《几江课草》等诗文集。

陈麟图

陈麟图（生卒年不详），字星槎，江津县五岔场人。清光绪五年（1879年）中举人。充国史馆誉录官议叙知县，改教职挑选八旗教习。

光绪十年，法国与越南交战，我国南方边防形势紧急。麟图为此两次上书，分析形势，提出对策，前后各八条，约万余字，由都察院代奏朝廷。全被采纳后，又辑成《历代筹边略》一书，共84卷，订为80本。于光绪十六年再次上奏朝廷，皇上传旨留览。此书原依正史编年体制，未分事类，复添目录，分类编成三卷。

是年，麟图被选作广安州学正，立志为苦寒的学生创办学田，历时三年方完成。并著《切时要务说》，刊行万本于世。总督批文：“仰即广为刊布，化除书生拘墟之见，俾开风气。”

杨鲁丞

杨鲁丞（1860-1914），名仕钦，江津县麻柳乡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提倡县教育会，拟简章，联络会员四百余人。光绪三十三年，特科考取贡士，签发黑龙江以知县用，因母老未就。曾任江津县中学监督及四川省咨议员。

鲁丞博闻强记，对群经、诸子造诣独深。时西方科学输入，亦兼收并蓄，窥其底蕴。尝读西书，请人口译后再笔译，多得要领。曾说：“究中国学者，排斥西学，是谓守旧；习西方科学者，诋毁中学，是谓忘本。必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始不失为学大义”，名曰保粹开新。

有一留日学生与鲁丞讨论中西学说，事后钦佩不已，赞为一代通儒。从此县人称杨先生而不名。所著《论语界说》、《读史界说》、《易学表微》、《学术史》，或未竟，或散佚，独《群经大义》一书行于世。

龚焕辰

龚焕辰（1879-1933），字北居，江津县李市乡姚湾（今下湾）人。幼年家贫，8岁始入私塾读书，敏悟勤奋，考试辄名列前茅。14岁到江津县城内永生钱庄当学徒，晚上挑灯自学，深夜不辍。钱庄主人见后，深为器重，在经济上给以支持，得从樊辉五学数学等科。时正值戊戌变法维新，焕辰以数学优等考中秀才。继后亲友资助，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留学日本，就读东京数理院。次年，焕辰加入同盟会。

辛亥革命后，回国从事新闻工作。民国2年（1913年），被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国会解散后，仍从事新闻事业。国会恢复时，仍任参议院议员，并为《中华报》主任。民国6年任护法国会参议院议员。民国11年第二次恢复国会时再任参议院议员。曾与友人合资开办京华书局和吉林甲寅垦殖社。民国14年，国会遭解散，焕辰母亲又去世，遂返江津隐居，转奉佛学，并在夹滩乡金槐寺创办国学专修馆，教育乡中子弟。民国22年去世。

孙镜清

孙镜清（生卒年不详），字性廉，江津县塘河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法科。加入同盟会，与胡展堂、汪精卫、熊锦帆、黄复生等结为密友。后因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日学生规则，愤而归国。

为使归国留学生不致失学，遂与姚宏业等于光绪三十二年冬在上海吴淞创办中国公学，任干事，倾家产捐资兴学。不久，辞职入京师学法律。宣统二年（1910年），因参与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谋炸摄政王载沣，被扣押警署。赖其师相救得释。

民国元年（1912年）任河南商城县知事。8月被推举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同时执行律师业务。翌年，其父辞世，镜清返川。民国3年，袁世凯称帝，熊锦帆受黄兴之嘱，组织蜀军讨伐，镜清从军，襄理军储，筹备军饷。

民国7年，出任川藏电政监督，发展电政事业，锐意整顿，并将在电局所得慷慨捐献，作培修、新添线路之用。又办电务学校，培养专门人才。联合滇黔电政界，共谋改进。后任昌黎、密云等县知事。因积劳成疾，辞职归北平寓所，年45岁逝世。葬于北平郊外高庙寺中。

高巍

高巍（1889-1948），又名玉岗，江津县长冲乡久和村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帝国农科大学毕业。回国后，曾两次任四川农学院院长。

民国12年（1923年），在第一次任院长期间，因思想倾向进步，被军阀抓去关押月余，经营救出狱。两年后，再次任农学院院长。曾开发西山煤矿（属永川），在家乡举办农场搞农业试验，因无大成效，停办。后又曾任四川省参议员、四川省农会理事长、西昌技术专科学校校长、国大代表、宪政督导员等职。民国37年病逝于重庆。

廖泽

廖泽（1890-1952），字海涛，江津县城关人。国民党员，后加入青年党，为中央委员。民国2年（1913年）起即在川军任职，民国20年后在刘湘部队任模范旅长、师长兼成都警备司令，后调15区任行政督察专员。民国28年退役还家。

民国24年代理刘湘部模范师长时，在贵州、川西等地阻击北上红军，连续追赶与相持达6月之久，前后俘杀红军千余人。在成都任职的两年时间内，逮捕革命人士和青年学生数百名，其中被残酷杀害和长期监禁者百余人。

离职后以经商为主，任江津“仁”字号袍哥舵把子。重庆解放前夕，奉杨森命任反共保民军第二军军长，委任军队要职人员，掌握中统特务专门调查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情况，成立政工处、稽查处，设津巴綦联防指挥部，并组织游击武装，煽动民众，对抗革命。后因解放军进军神速，未能得逞。

解放后，潜逃成都、重庆，1951年被逮捕归案，1952年被镇压。

唐义精

附：唐一禾

唐义精（1892-1944），字粹盒，湖北武昌人。毕业于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民国9年（1920年）与蒋兰圃等创办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民国15年任校长。

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昌艺专遭日机轰炸。望着一片废墟，义精垂泪愤慨地说：“可毁去物质，不可毁去精神，我绝不灰心丧气。”遂率领学生，艰苦跋涉，将学校迁至江津县德感坝五十三梯李家祠堂。其时，经济极其困难，义精坚持办学，培养了许多人才。义精任校长多年，生活俭朴，事必躬亲，千方百计解决学生困难，被学生视为慈父。著有《六朝艺术概况》、《湖北画人辑略》、《陕豫考古录》等。

唐一禾（1905-1944），湖北武昌人，义精之弟。民国13年（1924年）考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学西画。民国19年赴法国，入巴黎美术学院。民国23年冬学成归国，在武昌艺专任教务主任兼西画系主任。

民国27年学校迁到江津后，教学间隙，创作出《女游击队员》、《伤兵之友》、《穷人》、《村妇》、《田头送茶》等歌颂抗战和劳动人民的油画作品，并向学生介绍苏联、延安版画艺术。

民国33年3月24日，义精与一禾乘民惠轮去重庆参加全国美术会议和为学校筹款，因船严重超载，行至小南海时触礁遇难。

傅汝霖

傅汝霖（1896-1930），字雨苍，江津县梁家乡人。民国3年（1914年）考入江津中学。民国8年“五四”运动时，与聂荣臻等积极参加江津青年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被斥令退学。秋，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次年，同冉钧、戴坤忠等赴法，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中央红军工作。民国19年在洪湖战役中牺牲。

戴坤忠

戴坤忠（1898-1930），字重禄，江津县慈云乡人。民国6年（1917年）考入江津中学。“五四”运动中和聂荣臻等积极参加江津青年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民国8年暑假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民国9年同傅汝霖等赴法。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莫斯科红军学院学习。回国后历任湘鄂西红军大学分校教育长、大队长、红军教导团团长、教导师副师长。民国19年在洪湖战役中牺牲。

龚琢璋

龚琢璋（1898-1969），又名龚焕纹，江津县李市场（今下湾乡）人。七岁丧父。民国7年（1918年）毕业于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习应用化学。

民国9年后数次在江津中学任教，授几何、三角、化学等课程。教学中善于抓住重点，突破难点。教几何、三角时，逻辑推理严密；讲定理公式时，字斟句酌。上化学课时常通过演示试验，激发学生兴趣。教化学基础理论则用元素周期律把全部化学知识贯串起来，概念清楚，知识系统全面。还将化学的一些规律知识编成顺口溜，让学生容易记忆，有学生几十年后仍能背诵元素周期表。

1955年，被推荐到西南师范学院任副教授、化学教研组主任。1969年1月9日因病去世。晚年写有《中学化学教学法》（初稿）一书，18万字。

帅本立

帅本立（1900-1928），别名曦濛、帅一，江津县仁沱乡人。幼年在家乡读小学，后考入重庆川东师范学校。民国8年（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民国12年在法国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赴苏联学习。民国14年归国，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民国19年前后在中共四川省军委任秘书。民国19年9月，奉命回江津参加“九·三”兵变，失败后连夜离津赴重庆，任《西方时报》主笔。后到酉阳、秀山、黔江、彭水驻扎的穆瀛洲部任政治部主任兼教官，实际上搞兵运。后被人向刘湘告密，刘湘密令穆瀛洲将帅本立除掉。穆瀛洲借故派帅本立赴湖南参加会议，在途中将他暗杀。

龚慰农

龚慰农（1900-1967），江津县李市乡人。民国15年（1926年）加入共青团，在李市组织少年团，办团刊。民国1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相继介绍4人入党，组建中共李市支部，任书记，发动农民抗租抗捐。

民国17年到重庆鹿蒿玻璃厂作画工，宣传共产主义，被该厂发觉驱逐。民国19年任县委委员，江津“九·三”兵变时任行动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在李市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宣传抗日，在李市小学、树人小学成立抗日会，策动择师运动，把敌视进步师生的教员赶走。民国21年10月至民国22年初任县委书记。为寻找上级党，在重庆被捕。关进反省院后与张秀熟、陈震等在狱中进行斗争。出狱后继续宣传革命。

解放后任江津中学党支部书记。1967年病逝。

刁培然

刁培然（1903年-？），江津县人。幼在家读书，稍长即外出求学，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上海商科。民国15年（1926年）任广州中央银行行员，嗣借任上海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专员、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组助理研究员。

民国19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举办的党员留学考试被录取，资送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银行货币学，旋复转入伊利诺大学，专攻经济，获经济硕士学位。为更求深造，再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

民国23年，自英返国，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协纂，旋调重庆分行副理。27年，借调任重庆财政局局长。32年任粮食部参事，翌年任四川农业公司经理。34年，回中央银行任业务局副局长。37年，再兼上海直接税局局长。38年5月，到重庆指导中央银行西南区业务。同年11月，任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

中央银行迁台后，大部分业务均由台湾银行办理，乃兼任台湾银行常务理事，并任中央信托局理事、中国银行董事等职。1961年7月，中央银行复业，任业务局局长。病逝台湾。

周清云

周清云（1904-1972），江津县城关人。12岁即拜江津名厨袁甫南为师。学成后自行经营宴宜餐馆，并在白灿香、南华宫餐馆主厨。继后受聘于重庆小洞天、新世界、九华园等餐馆。解放后在城关消费合作社、国营餐厅工作。曾当选为第三届县人民代表。

清云精通川菜烹调技艺，擅长红案炉子。1957年，在重庆民族路餐馆举办省内八地区三市鸭、鹅、兔、红苕制品展销会上，清云自创新菜“地雷鸭子”，群众排队争购，大会并发资料推广。1959年，代表江津专区参加全省饮食展销现场会，向大会制肴献技，深得好评。是年调北京“四川饭店”工作。

在京期间，清云专事烧、烤、蒸。烹制的江津芝麻丸子、四川杂烩、坛子肉、灿香鸡、火腿锅贴、叉烧贯耳鸡、烧什锦等肴馔，风味尤佳，多次被中央庆典筵席选用，为中外宾客赞赏。1967年退休回江津。1972年病故。

漆中权

漆中权（1905-1978），原名漆联璧，江津县李市场五家湾人。幼时，父志轩在重庆开设“元亨通”纱号，遂寓居重庆就读。小学毕业后，考入广益中学。

民国13年（1924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加入中国国民党。民国18年毕业后，任农矿部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指导员。民国23年，调任华北长芦盐业改良区主任，兼大名分处处长，担任碱地改良技术处处长。

“七·七”事变发生后，去汉口。民国27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二厅上校科长，主办指导敌后游击。是年8月奉命赴美国出席世界青年和平代表大会。民国28年2月回国，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长。民国31年，任四川东西山屯垦管理局局长。是年冬，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兼任四川农业改进所所长、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民国37年，当选为立法委员。

成都解放前夕赴台湾，1978年8月病殁。

漆宗棠

漆宗棠（1907-1977），江津县李市乡人。民国11年（1922年）随其叔南薰赴日。民国15年（1926年）入东京帝国大学语言学科。与漆鲁鱼等组织“青年艺术家联盟”，研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民国26年归国，任教上海艺术大学。民国27年，经漆鲁鱼介绍，赴抗日前线工作。民国31年，入国际问题研究所。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重庆大学任教，支持学运。

建国后任川东窑业学校校长、西南师范学院教授。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江津县及川东行政区人民代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顾问。通晓日、英、德、法语言及梵文。著有《唯心主义的阶级根源》一书。被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中国哲学家编入哲学人物志。1977年因病逝世。

黄剑夫

黄剑夫（1907-1969），江津县五举乡人。幼时先在双石小学、育才小学读书，民国11年（1922年）考入江津中学。民国15年7月赴广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次年8月在国民革命军一军二师五团十一连任准尉见习。后升任排长、连长、营长。

民国25年，入南京陆军大学参谋班学习。次年毕业后，历任一师司令部中校副官主任、上校参谋主任等职。民国32年1月，任109师少将副师长。民国37年8月，任22师少将师长。北平和平解放时，乘飞机飞往青岛。民国38年3月，任76军副军长兼336师师长。

1950年1月，在四川阆中县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后在18兵团61军和西南军政大学高研班学习。1951年7月调南京军事学院任地形课教员。1958年复员回江津，任政协江津县委员会常务委员，并驻会。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学习努力，工作认真负责。1969年，受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昭雪，恢复革命军人名誉。

生前著有《从康庄突围到北平接受和平改编》（该文被收入《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1989年1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程铭海

程铭海（1908-1928），江津县白沙镇人。川东师范学生，中共党员。初在重庆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民国15年（1926年）回白沙，以在三楚小学教书作掩护，开展工人运动。在小官山女子小学内开办工人夜校，经常给工人上课，讲解革命道理。翌年春，依靠工运积极分子，秘密组织工人，于3月5日召开大会成立白沙镇棕丝力工会，印发成立宣言。工会有旗帜，有印章，会员发袖章。工会成立后，举行过三次示威游行，每次100余人参加。

重庆“三·三一”惨案时，铭海赴会，左臂受伤，星夜兼程赶回白沙，暗中通知棕丝力工会，将会旗、会章、袖章、文件及印刷的宣言一并烧毁，未被敌人查出。

民国17年3月9日，在重庆兴隆巷八号参加巴县县委成立大会时，与省委书记傅烈和周贡植等9人同时被捕。4月9日在重庆朝天门被杀害。

曾庆云

曾庆云（1909-1939），学名德森，化名中久、温郁，江津县几江镇人。民国15年（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团江津县委委员。民国16年入中山中学。民国1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8年任地下党江津特支组织委员，次年参加江津“九·三”兵变，担任交通。兵变失败后，于9月5日离江津乘船赴重庆。

民国19年底，受党派遣，随曾莱等去川北，组建梁山（梁平）中心县委，任组织部长，兼任黄（都）、大（树）、万（家）特区区委书记。庆云深入农村，艰苦工作，使该地区党、团组织和游击队得以恢复发展；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儿童团等也重新开展活动。

民国20年春，组织农会破仓分粮，严惩恶霸。夏初，又和刘传喜领导反对苛捐杂税、打击乡长等豪绅势力的斗争。翌年9月3日晚，率游击队准备攻打恶霸地主马景盖，被叛徒蒋开富等向驻军营长告密，遭敌军包围，突围时遭杀害。

吴乾纪

吴乾纪（？-1950），广东省会昌县人。早年赴南洋槟榔屿学外语，后考入金陵大学园艺系，毕业后任助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迁川。民国27年（1938年）随章文才教授来江津选育甜橙良种。次年，再度赴江津，在庙基场附近林宪之果园选出单株，经章文才鉴定，编为826（曾名中农一号，后定名锦橙）。撰有《四川金堂、江津甜橙选种之研究（第二次报告）》（载金陵大学学报）。

民国31年，来中国农民银行在真武乡设立的江津园艺推广示范场工作。后继章文才任场长，从事826的培育工作。解放初期，将场内3500余公斤大米支援人民解放军应急。1950年3月21日，土匪包围该场，乾纪遇难。场内建有《吴场长乾纪之纪念碑》。

朱力谋

朱力谋（1915-1950），字卯录，江津县石门乡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民国37年（1948年）前后，敌特豪绅组成“清共委员会”。在白色恐怖下，力谋毫不畏缩，发展地下党员30多人，任支部书记、区委书记。

1949年11月石门解放后，任油溪区委组织委员，驻石门乡参加征粮剿匪工作。1950年初，土匪抢劫金龙庙，围攻石门场，扬言：“活捉朱力谋，奖赏洋纱二十井。”力谋临危不惧，组织石门、永安党员及武装队共90余人，日夜巡逻，保卫石门粮点。

3月4日夜，接到土匪将攻打石门的情报。5日凌晨，力谋奉命乘木船去白沙请解放军援助。离开不到半小时，枪声四起，匪徒闯进场内。力谋在铁路涵洞被捕，受尽酷刑，壮烈牺牲。

李葆良

李葆良（1916-1982），原名李贵笃，山东省莱芜县人。抗日战争初期，担任本村自卫团团长。民国30年（194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支部书记。整风运动中被评为莱芜县学习模范。

葆良组织武工队，开展游击战，割电线，破坏公路，埋地雷，打伏击，使日本侵略军终日龟缩在据点里。葆良被评为泰安地区的劳武结合模范。

1949年12月，葆良随西南服务团来到江津，任柏林区区委书记兼区长。1950年春，土匪暴乱，区委被土匪包围三次。葆良率领军民转战丛山峻岭，终于将土匪消灭。他被评为地、县“艰苦对敌斗争的模范共产党员”。后任江津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1982年6月26日病逝。

张志兰

张志兰（1918-1976），女，江津县罗坝乡人，出身贫农。1949年进城帮工。1958年入公私合营的茶旅社“三八”门市部工作，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志兰在工作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次，柏林乡一病人住进三八旅馆，病情严重，大小便均须人料理。有时其妻不在，志兰便帮助护理。病人感到难为情，志兰说：“你是病人，又是我们的旅客，照顾你是应该的，有什么难为情？把我当你的亲姐姐好了！”病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又一次，重庆炼油厂的陈科长乘船落水，得救后入县城，寒冷天仅穿一条内裤，几家旅馆都不接纳。志兰见状，迎入三八旅馆，找出自己丈夫的衣裤给陈穿，并拿出钱粮供陈吃饭。陈因受惊遇寒发烧，志兰又送他去医院治疗，直至病愈。陈返厂后送来锦旗及感谢信。

志兰常用自己的工资、口粮，资助一些有困难的旅客。志兰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73年任县妇联委员，并出席四川省第四次妇代会。1976年12月17日，因患脑溢血逝世。

申咏泉

申咏泉（1920-1966），泸州人，出身艺人家庭。13岁随父跟班学戏，兼为戏班写海报和誊抄剧本。得名师指点，3年后攻文武小生。

解放后，到江津县川剧团工作，整理、改编、创作的《阿绣》、《碎镯记》、《乾坤鞘》三剧，为各地剧团采用（《阿绣》后发表于《川剧艺术》1983年）。他勇于创新，所导演的大型神话剧《清江渡》（作者康工第），以高腔曲牌为基础，根据演员的音区条件设计唱腔，变僵化的群众场面为人人有戏，场面活跃，还推出男女声大合唱。1956年12月，在江津专区举办的首届川剧汇演中获导演奖。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批斗，投水身亡。

杨清云

杨清云（1923-1972），江津县石蟆区仙鱼乡人。8岁时父母双亡，以拾粪、割草卖度日。民国37年（1948年）1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三次荣立战功。1955年复员后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1958年大队建立党支部时，被选为支部书记。

长沙大队坡陡土薄地瘦，十年九旱。1957年10月，该队的第一座水库——长沙埂水库破土开工。清云忍着弹伤复发的疼痛，教社员们打眼放炮，在堤上拉石碾。经一个冬春努力，水库建成，自流灌溉20公顷，产量增加一倍。接着又建成雷公坟水库。十几年来，在清云的带领下，全大队修建水库2座、塘17口、埝8条、倒虹管3条，基本实现自流灌溉。

1972年6月27日凌晨，大雨倾盆。清云顶风冒雨，检查塘库。回家时已4点多钟，忽然传来长沙埂水库堤坝翻水的消息。他立即向水库奔去，只见水库保坎已出现丈余宽的缺口，便领头跳入缺口拦水。至上午8时，险情仍未排除。他刚救起一个递送稻草而跌倒在流水中的小孩，决堤的洪水裹挟着泥沙巨石，将他和四位社员吞没，不幸遇难。

中共江津县委追认杨清云为“优秀共产党员”。9月26日，中共江津地委发出《关于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杨清云学习活动的通知》。1973年10月29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准他为烈士。

李应华

李应华（？-1962），江津县油溪镇人。1960年8月入伍，在成都部队第一测绘大队从事高原测绘工作。1962年，代理高原测绘组副组长，同战友们到喜马拉雅山一带作业。每次上山，他总是抢着扛最重的东西；遇道路险阻，总是先去探明。作业归来，不顾疲劳，检查观测手簿，进行成果计算，帮炊事员烧火做饭，常替有病的战友站岗。

是年8月14日，为抢修测区被山洪冲坏的木桥，不幸牺牲。1983年1月11日，《解放军报》刊登其事迹与照片，称之为“填补高原测绘空白中第一个英勇献身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