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类

三费局

光绪二年，丁文诚公莅川督任，鉴于各属夫马局之累民且多滥用，爰饬令一律裁撤，另设三费局以资公用。三费者，一曰缉捕，二曰招解，三曰相验。

在未有三费以前，缉捕奖赏或出于地方官之捐给，或取之夫马局。招解者，凡定罪达部之人犯，于审讯定供后，须解由本管府或直隶厅州复讯，再解省由按察使、总督覆讯，均无翻异始为定谳。每届秋审，各属定献人犯又须解本管府、厅、州及省覆讯，始汇入秋审全案奏报咨部，听候勾缓。一切往返路费及押犯员役所需路资也。未设三费以前，此项招解之费亦悉出于夫马局。

相验者，遇出命案或路毙，地方官均应带领刑仵亲临所在地方检验呈报。未设三费以前，此事最为民害。因费无所出，一切派之邻近。然出事地方多属旷野，于是以目所能及之人家为择，其较有力者担任此费，谓之“望邻”。有时目所及处皆无人家，则就近随指一二有力者为邻，谓之“飞邻”。盖由书差、仵作责诸地方首人，首人遂又择肥而噬。地方官吏精核者加以约束，所累尚轻；若涉疏纵，则随往之书差、仵作、仆从任意婪索，小民常有因此破家者，实为当时绝大弊习。

文诚任后，察悉此情，故将相验所需列入三费之一，由局支給，不得再派邻近分文。三费局收入悉取之肉厘，猪肉抽厘本前此所未有。文诚奏请开抽此厘时，事下部议，尚奉部驳，谓“肉厘二字不经，且所得有几”。嗣复奏请，谓“川省宰猪实较他省特多，且取之食肉之人，每只抽钱百文亦不为重”，始得邀准。除供此三项费用外，又因民刑诉讼准理后，差役传案动辄恣意需索，爰按道里远近规定等差，由局给予应得之费，俾书役有所给养，人民亦不至受累。此外则夫马局裁后，凡委员之夫马及当地佐贰等官之帮费，亦悉由是局支給。并饬各属拟就局章，呈报核准后，勒碑局门，以资永守。局务仍由地方官委绅经管，每届岁终，将是年收支集绅算明，报地方官察核，转报本管道府厅州覆核，无误始作为销案。故三费局之开支迥不似夫马局之浮滥。

厥后，筹措本省摊解甲午、庚子两次赔款，又一再加收肉厘，于是地方经费中又加有全省之收款，乃将肉厘另设专局，仍委绅管理。肉厘经过详《肉厘》一则。所收之数除属于三费者就地拨供局用外，属于省款者，则分批易银解省。至宣统元年，各属改设经征分局后，肉厘即改归分局委员经收，不交绅管矣。

学田

川省各府厅州县皆有学田，其租息所入以供本郡邑文学科名之资助。其款皆由地方筹集及绅富之慨捐者，历岁有增无减，积二百余年之久，故各属学田所入多称富裕。

其用途不外数项：

一为各郡邑学官兼俸太微，难资给养，故正副两斋每月皆由学田收入内提致数十金以资津贴。

一为学使值岁科两考按临，时每邑例送棚费数百金，亦出于此。

一为每值科举之年，本郡邑廪增附生赴省乡试，每人致送旅费若干，俾寒畯不至裹足，名曰“宾兴”。各属中亦有将宾兴底款画出独立者。

一为会试之年，本郡邑举人赴京应春阐，亦每人致送旅费若干，名曰“公车费”。

一为值岁科两试，自县府考以迄学使按临之院考，所有置备试卷及考试时一切公用。

一为未办各级学校时，各郡邑皆有书院为生童肄业之所，书院中必延一名宿主讲，谓之“山长”，山长之修金及每月府县官与山长课试生童之例奖，亦出于此。

故当时学田之兴，有裨于士林者甚钜。即以余所知者而论，先外舅吴建安先生之祖光宇公，井研人豪于资，慷慨好施与，尝独力捐资建修本邑试院，费万余金。某岁县考前，先生偶行乡间，遇文童某，谈甚洽，问县考已报名否？答以需卷费钱七百文，力不能办。索阅其文，颇清通，公恻然厚赠之。因思邑中寒士似此者当不乏人，爰谋之县尹，问礼房吏每考卷费共需钱几何？云约一千数百钏。公立割膏腴田百亩捐入学田，以后即以租入专充此费，报考者不再取分文。旋又捐腴田二百亩，专作公车费，故井邑举人赴春阐者，每次人可得助百金。即此观之，则他邑之似此者当不乏人。

各处学田局例由地方官遴委绅衿管理，岁终仍将收支各款集绅察算，无讹然后报由地方官转报本管道府厅州核销。又当时因案罚款，地方官自好者多不令缴入官署，拨充何种公款，即饬迳缴何处，其中亦以拨助学田者居多，此亦各属历年学田之一种收入。清末科举停废，教官亦并正副两斋为一席。改办学堂时，各郡邑之中小学所以能咄嗟举办者，全赖以学田所入拨济。故学田不持有裨于前此之科名，尤有益于方今之文化。不过从前学田所入或偏用于一事一人，今则普及全境之学子，更觉公而广矣。

印信

清时文武官印信共分三种：一银质，一铜质，一木质。正方者名“印”，文曰“某官之印”；长方者名“关防”，文曰“某官之关防”；木质者名“钤记”，皆长方，文曰“某官之钤记”。各局所及防军，悉为木质关防，全系篆书，亦无满文，文曰“某局某军营之关防”。银铜印及关防上，篆文之体亦分三种：督抚及司道者皆秦篆；府厅州县者皆“垂露文”。垂露文者，每直之末皆缀一小圆点如珠形。武职所用者，皆仿“天发神谶体”，每笔之两端皆作尖锐形。

以川省言之，银质者，文官仅总督关防及布政使印，武官者仅提督印及四镇总兵关防。文官自按察使及府州县官曁佐贰皆铜印，学政及各道曁同知、通判皆铜印关防。杂职则皆木质钤记。武官自副将以迄守备皆铜质关防，千总以下皆木质钤记。

总督关防用茜草水，色似胭脂略黑。其余皆用红印泥。若遇国丧，二十七曰之内悉用蓝色。总督、将军、提督及布、按两司皆有监印官，每用一印，其旁必加盖监印官之衔名戳。

又各土司凡颁印者皆铜质，仍篆文满文各半。银铜印及关防皆由部颁，木质者则由布政使到发。遇年久模涂时，可请另颁银铜新印及关防。初由部铸成时，印底四角皆有脚，长约二分，取其未到处时不能偷印也。新印由部发给承领之员时，当堂磨去一脚；至总督署又磨去一脚；发交藩司后，再由藩著磨去一脚；到请印本署时，再磨去一脚，始呈报启用。缴旧印时，先由缴印本署磨缺一角，再由藩署、督著层递磨缺一角，至部时又磨一角，始注销存库。盖银铜印及关防上，部中皆编有番号码，镌于背面也。总督在北京设有常驻提塘，系武职，以都司、守备充之。遇请印、缴印事，悉由提塘办理。

每岁十二月二十曰前后，大小各官署皆行“封印”礼；次年正月二十曰前后皆行“开印”礼。其曰期悉由钦天监诹定，奏明由部通行遵照。在封印期间内，每曰仍照常启用，惟于印外加盖“预用空白”四字戳记。上行公文则曰“遵印空白”。盖封印、开印久成虚文，其礼式直如“告朔饩羊”而已。

川汉铁路

前清川汉铁路之筹修，创于川督锡清弼制府。光绪二十九年，锡由热河都统调授闽浙总督，未赴任命，署川督。入觐出都行至天津，遂专疏请筹修川汉铁路。时督两湖者为张文襄公之洞，张与锡气谊素洽，光绪八九年间，张抚山西，锡官阳曲县知县，以勤廉得张疏荐，洊至封圻。锡在天津具疏时，以为事系建议，似无会衔必要，而张则以“既曰川汉钱路，则不能川督一人职名奏请”。两公私交虽无伤，然张自此对于路事终不免介介，当时川汉钱路之迟滞缘此不无影响。

锡于光绪二十九年秋杪到川督任，虽亟谋兴办此事，翌年直川省雨旸不时，偏灾地广，赈粜不遑。甲辰冬，赈务渐次结束，始议及此。鄂省请自宜昌以上归川修，宜汉一段归鄂修，商定后两督据此会奏，得允。就全路论，川已独任其难矣。川修一段道阻且长，当时估费非四千余万两不办。时藩、盐各库之款系分收分支，每一收款皆有一定之专支。川省岁入通计亦不过一千六七百万两，何从腾此巨数？惟蜀中田赋本轻，最初通省地丁全年仅六十余万两，此后一加火耗，再加津贴，三加捐输，四加新捐输，年共征银四百三四十万两。然以赋率估计，底粮轻者不过百征五六，重者亦不过百征六七。盖川省地丁旧颇畤轻畤重，后藉津贴、捐输、新捐输之分派以调剂之，赋则亦略就平均矣。

此项修路巨款，仍惟有取诸田地分年派纳。既不过于困民，且可以时集事，路成以后便可停收，所纳之款既属股本性质，仍归民有，无如加赋一事。清时视之为特重，又值光绪二十九年春间，河南布政使延征于护豫抚任内疏请加赋以济公用，被言官弹劾。朝旨尔锡于赴川任之便，顺道察办，覆奏后延得开缺处分。故锡公到川后，虽以路款含从田赋附收外别无他法筹集，而又牵于豫案，未便矛盾。乃察川省粮户内容极为复杂，因展转售卖，任意划粮而加押短租者且多，佃户享其利而业主负其粮，于是其中有有粮无业者，有有业无粮者，有粮多常少者，有业多粮少者。若避劳取逸，按粮派认，不特与加赋无异，必遭证斥，且按诸事实，负担亦不公平。乃改为按租抽杀，以绶折色，凡实收私银在五十石以上者，均按所收谷数提百分之三，照市折银嫩纳路股。彼时谷价较贱，每斤一石贵者折银二两，贱则一两数钱。名“租股”，每年约收银二百数十万两。

租股之外又有两梭：一曰“认股”，则因开办之初，当款法急，饬由各厅州县向本地富绅巨商劝认若干股，只缴此一度，当时此款约共收银三百万元。一曰“官股”，则由本省将军、总督以至各麻州县，量其例入之多寡，酌定某官每年认入股若干，此款每年约共取银十余万两。每股额定为银五十两。租股因分化零星，凡不足五十两者，均先由地方官给予临时印收，供凑足五十两时再凭印收换领正式股票。此事虽照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然是时川省对于公司事业尚属胚胎，人民只知遵示照纳，掣得印收即为了事，亦多不知公司应如何组织。加以事体重大，非先由官提倡办理，难具端倪。

乃就省城岳府箭道地址，建筑四川川汉铁路总公司，初由川督委一道员充总办，下设提调、文案、收支等员。至光绪三十三年，始奏派在籍翰林院编修胡峻充总办，此外又委在籍素著声望、品学兼优之绅士十数人充公司参议。一面为造就人才计，于总公司外又就文庙前街杨昭勇侯故第，此宅系杨忠武公玄孙袭侯名正潘所捐出，设立铁道学堂，委举人王铭新充学堂监督，延聘省内外专门人才充当教习，遴考学生分科分班讲授，以两年为毕业。又虑总公司及学堂经费取诸股款，不免坐耗，时清廷已下分年禁烟之令，乃用“寓禁于征”之法，加收全省烟馆捐，分上中下三等，按月征收，折银汇解总公司，专供经费。此款年可收银二十万两，除经费外尚绰有余裕。翌年乃以此项盈余，并挪拨他款，奏准在重庆大江南岸建设铜元局，鼓铸铜元，所得余利悉数拨入路款，作为公家股本以增来源。局屋落成后，内分英、德两厂，德厂机器甫经购运到渝，英厂尚未设备，即值争路事起，全国政变。至民国初年，渝中始就厂开铸铜元，其余利则悉由驻渝军队拨供饷需，与路事无沙矣。

自总公司成立年余后，路款来源亦已筹定，积数将及千万。乃亟谋测勘路线，先由川省奏请简派詹天佑为全路总工程师。詹又因京张、京汉两路职务，不克分身来川，乃由詹选定学理素深而富有经验之工程师，粤人胡栋朝来川勘路。其时川江宜渝间已开始行轮，爰从成渝一段勘起，意在先修成渝，企与川江航线衔接。往返测勘七次，结果成渝路线定由巴县、璧山、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州又北趋乐至，以达成都北门，共约华里八百里之普。嗣因川绅之在曰本者，创设川路改进会，与川中人士研究此事，有主张先修宜万段者，有主张先修成渝段者，各有理由，乃采取决多数之法。在上海投票，结果先修宜万者占多数，遂改由宜昌动工。甫修至香溪，即值国变停工，闻费款已数百万。

此事自开收股款以迄辛亥时，历六七年，民智逐渐开通，认识亦逐渐普及。宣统三年春间，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规画全国铁路，将川汉路线定为干路，收归国有。川中人士恐收归国有后，不特从前之工作与将来之利益，皆将付诸东流，且虑已出之股本又将如昭信股票及薪旧捐输之归于报効。于是士绅先具呈督署，请为转奏收回成命。蜀中当道亦迭据情奏请，川人之官京朝者又曾联 名力争，邮部仍坚持原议，双方各趋极端，久不解决。民气曰形激昂，至夏秋之交，首由成渝两埠罢市要求。既而繁盛州县相率罢市，各地保路同志会亦接踵成立，遂酿出民手捧清德宗神位入督署要求之举，及督著开枪击毙民众之惨剧。全省民气更愤不可遏，同志会与军队到处交锋，俨成军事时代。言官连疏纠参，谓川中大吏处理不善。清廷初命岑春煊察办，岑引病，后又派端方察办。端至重庆，疏劾川中大吏数人，将川督赵尔丰前拘留督署之川绅九人礼释。西行至资州，值武昌起义，端为部下所杀。成都亦于十月初六曰独立，组设军**。不数曰，全省均脱离清廷关系。改革之际，万事权舆，路事即无形停搁。

民国二年，交通部对于川汉铁路仍主收归国有，经省议会通过后，将从前所有资产共值银约将二千万两交由交通部按年息二厘出立借据接收。惟从前总公司内截用之银约四百万元，则不在此借敫内。因经管之人时有更换，故民国以来，纠纷之案层见叠出，迄未闻有澈底之结算也。

幕友

川省在光绪二十八年以前，自总督署以迄州县署，案牍、信函皆分聘幕友办理。至光绪二十八年，岑云阶制府莅川后，督署裁去幕友，改委文案委员数人分办。然司刑名、钱谷者，仍以委员中之专家充之。自藩司以下，设幕仍如旧。司刑钱者修金特厚，余司书启、殊墨、教读、帐房者修金皆薄，故俗呼刑钱为“大席”。督署设幕友时，大席或只聘一人，或以二人分办。奏稿或独为一席，或并入刑钱席办理。布政使署例设三席：一司升迁、钱谷，一司库款，一司筹饷局。按察使署亦分三席：一曰东股，一曰西股，则分全省各属为东西两邯，何部案牍即归何股办理；又一席曰“发审”，则专办发审局之案件。此外，各道府厅州县大席皆只一人。

川省刑钱幕友十九皆为浙籍，浙籍中又分绍兴、湖州两帮，两帮中颇各树党援，互相汲引。大致督署及布按两司之刑钱系何帮之人，则何帮人中得馆较易也。总督及布、按两司曁盐茶道皆管辖通省，其刑钱修金岁均约一千数百两，督署若一席专办则为二千余两。然当时各府厅州县对此数署之帮友，三节皆例馈节敬。大席每节每郡邑多者二十金，少亦数金，督署且略厚。各小席多者十金，少亦四金。故此数署之大席每年合修金节礼，多者可及七八千金，少亦三四千金，称为最优之馆地。即小席亦年有一二千金者。此外各道府厅州县刑钱一席之修金，则例以地方公务之繁简为等差：最高者每年一千四百四十两，次为九百六十，又次为七百二十，又次为五百六十，最低为三百六十。然道府直隶州所辖之州县，三节亦须馈本管道府州幕之节礼，其丰啬则视所辖之多寡繁简而异。最多者合之修金，年亦可得三四千两。各小席之岁修，大署亦不过二三百两，州县署则百两，且有数十两者。即有节礼可收之地，亦不过数百金，即为极优矣。宣统元年契税归公，改给公费后，节礼即一律取消。宣统三年，省城各署设公所后，刑钱幕友多改充科长。惟省外各属尚有延聘幕友者。刑钱为例案所关，业是者必先随师学习，时谓之“学幕”，俗呼学幕者为“帽辫子”，即喻其不与师离也。然法律虽系专门，学此亦视诗书根底为何如。根底深者不惟易成，成后词理亦必充沛。若仅识之无，则终为末技矣。

官文书

清时各官厅互用之官文书，虽全国体例一律，然各省中亦有大同小异处。兹就川省从前习例述之：

总督、将军、副都统、学政、提督互用“咨”。

总督、将军对司道以下皆用“札”。

都统、学政、提督对司道用“移”。学政底职若系三品京堂及内阁学士，三品京堂亦只限于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大理寺正卿、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则对司道亦用“札”。副都统及提督对各府、直隶厅州亦用“移”，州县以下皆用“札”。

司道互用“移”，对将、单、总督及学政之用札者，皆用“详”或“禀”。对副都统、提督用“移”，知府以下用“札”。

各府、直隶厅州互用“移”，对各道以上皆用“禀”或“详”，惟副都统、提督用“咨”，呈谦者亦用“禀”，对所辖州县皆用“札”，他属州县多谦而用“移”。

知府对所属之同知、通判亦用“移”，佐杂悉用“札”。

厅州县互用“移”，惟州县对本府之同通或本管直隶州之州同、州判皆用“牒”。

同通对本管知府亦用“牒”，对道以上皆用“禀”。州县对本管府州皆用“禀”，对他府亦皆用“禀”。直隶厅州或用“牒”或用“咨”，呈对本属及他属之府经历、盐大使、州同、州判、县丞皆用“移”。

杂职用“札”。

府经历、盐大使对州县用“移”。

州同、州判对本州、县丞对本县皆用“牒”。

司道署之佐杂对道以上用“禀”，知府以下皆用“移”。省外佐杂互用“移”。

杂职对本管厅州县用“禀”。

四镇总兵互用“移”，对将军、总督用“禀”，对提督用“咨”，呈与副都统、学政互用“咨”，对司道迄州县皆用“移”。总督、将军对之用“硃笔照会”，提督对之用“咨”，州县以下对之皆用“禀”。

副参游互用“移”，对总兵以上皆用“禀”，惟学政用“移”。司道以下亦皆用“移”。

都守互用“移”，对游击以上皆用“禀”，惟对道员则有兵备衔者用“禀”，无者用“移”。知府以下皆用“移”。

千总、把总互用“移”，对文官自直隶州以上，武官守备以上皆用“禀”，州县以下用“移”。

奏折

帝制时代臣下上君主之书曰“奏”，又曰“疏”，又曰“章”，又曰“封事”。后世奏章用整纸折叠成页书之，不足则又续以纸，故通呼曰“奏折”。

清时在光绪二十八年以前，分“题本”及“奏折”两种，循例常件皆用题本，特别要件则用奏折。奏折径由奏事处转递，司其事者皆太监，分外奏事处、内奏事处。奏折至京先交外奏事处，再转交内奏事处，即径呈御览。题本则交由通政司衙门转递。至光绪二十八年，通令改题为奏，于是不分常件、要件，一律皆用奏折。通政司衙门无所事事，故裁官时即将通政司衙门全体裁撤。

奏折长约六寸许，每半页宽约三寸许，每页十行，半页五行，每行二十字，字较绿豆略大。折面居中书一“奏”字。折内开头即写具折人衔名，自第一行末倒数至第七格止，留最末一格全书“跪”字，其余六格即匀书衔名。遇衔字多者字仅大如芝麻，最为难写。内叙事处皆低二格书写，盖留备“抬头”也。第一行书衔名及“跪”字后，第二行即抬格书“奏”字，下即云“为某某事由恭折仰祈圣鉴事”。圣鉴应抬二格。写折末定云“恭折具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皇上抬二格，奏字仍抬一格。末后一页中书年月曰。文内遇抬头处，有应抬一格、二格乃至三格者。抬三格者，于最上横格外书一字。若一格误抬作二格尚不要紧，若应抬二格、三格者抬作一格、二格，则具折者应得薄谴，缮折者亦应同受处分。封建时代文网严密，体例之繁苛亦不仅奏折为然也。

川督署内在未改题为奏以前，题本例由房书缮写，故当时缮奏委员一二人即敷办。改题为奏后，即增至四人，四人中又指派一人总其成，署内呼曰“折头”。众人缮成之折皆须交折头过目，即由折头封包。

奏折之外又有“夹片”一种，书写体例与奏折同，惟开始不书衔名，后亦不书年月曰，以“再”字开头，下即叙事。末尾与奏折同，只改“恭折”二字为“谨附片”三字，片即夹在奏折之内，故田夹片，每折以夹至三片为止。一折加一封筒，封筒正面左方之上低数分，窝一“谨”字，右方比“谨”字略高写一“奏”字。下面骑缝处照折内衔名式书“某某跪封”。封筒背面书年月曰，有附片者于年月曰旁注“内附片几件”。封筒之外即用黄纸包裹，每包以四封为限，再加一“安折”。奏折系用白纸，封筒亦硬白纸，“安折”则用硬黄纸。封筒用硬表黄绫为之，“安折”封面书写款式与奏折同，折内第一行仍暑衔名及“跪”字，第二行低二格写一“请”字，第三行抬两头写“皇上圣安”四字。若皇太后训政时，应加“皇太后安折”一封，封内须全录徽号。

包封之黄纸亦由北京南纸店制成寄出，尺寸皆有一定。包至末尾，裁去尖角作直形，糊黏一，恰在正中，如封筒上交头处。再由具折人用一印花贴在交头处之下方。印花者，以印盖在黄纸上，剪下黏贴也。印花上亦居中照折内衔名式书“某某跪封”。后用黄绫锾过之小木板二方夹之，夹板上下均刳有微槽，以黄丝绦在槽上束之，打结处须拴作龙头形，上下斜对。再用油纸加护，装入黄色小皮箧内，锁之，连钥匙付折差赍去。若系“驰驿”，则不用黄箧，只于油纸包上贴一“传票”，注明“某月曰时刻由某处拜发”，外加兵部所颁勘合一张，俗呼“滚单”，又名“火牌”，即由驿转递至京，由提塘投交。专差至京后，其折亦交由提塘投递外奏事处。外奏事处拆去油纸连夹板，转交内奏事处。内奏事处呈至御前时，祇将夹板解开，黄纸则候由君主亲拆。盖折片内例无签字图章，亦不盖印，全以黄纸封面之印花为凭也。专差在京不过候两三日，即可将硃批原折领回。硃批悉君主亲笔，领回后积至数月，又将历次领回之批折缴还军机处归档。

清制除督抚、将、单、都统、副都统、学政专折奏事外，文官布、按两司，后又加提学司；武官提督、总兵，皆准专折奏事。因有督抚，故凡事皆督抚陈奏，提镇、布按仅于到任时专折谢恩而已。川省如将军、学政，奏章亦稀，即有亦多附督署折差赍往。若平时提镇、布按有专折，必是与督抚龃龉或互相纠参矣。清时有《折谱》一书，凡奏章之规程、避禁备载无余，今久遗佚。折内尤忌写简体及俗体字，有则恒被申斥。余在陈鹿笙护督幕中，即兼缮折。嗣又在锡清弼制府幕中兼充折头三年，爰追忆概略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