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宜甫先生行笃而学粹，参节幕典州郡久，数平反冤狱，所至有政声。绾成都、重庆中国银行者且廿年，折冲纷乱之际，盖以经济才隐于市者也。治事之余，追忆其所躬历，积五年力成《蜀海丛谈》廿卷。于蜀中财政、官制、风俗、文艺之掌故，靡不记悉。百年来实事，讽谕之中，寓治废盈虚消长之理，而于循良儒修之纪特详，益令人低回向往。至词高体洁，手写楷秀，尚其余事也。昔王介甫谓虞、夏、商、周之遗文，赖学士大夫之诵说而不泯；昌黎云汉求亡经十缺二三，是知简册记载之可贵，足为斯编增重。后有君子，征文考献，将为修辑蜀志之一助，意其能流传久远，岂仅笔记稗乘之匹俦耶！曩者《四川金融风潮史略》成，已行于世，兹固不待余言以为轻重，而不自度区区于是者，盖余以末才来重庆，获随萧规恒聆谈尘，窃自幸且重有感云尔。是为序。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武进，赵宗溥。

序文二：

周宜甫先生之《蜀海丛谈》成于民国二十四年，先生当时尚绾重庆中国银行。溯搦管之初，当又五年时也。川局俶扰，风鹤频惊，先生内维行务，外应繁征，常人处之，将不胜其苦。先生玉镇珠圆，指挥若定，不惟行务得以不坠，扶助工商，安定金融，伟绩所惠至今始称。且于退食之暇，追忆蜀中掌故，笔之于书，自民元上溯逊清，凡川中百余年间政、财、文、教以及名人轶事，罔不备载。日积月累，成此巨编，所载全属事实，当今人士多曾睹闻，可资信证，猗与盛矣。盖先生德行纯粹，学问渊深，清时赞节幕牧州郡，久负循良之名；鼎革后弃官而商以自晦，廊庙之才又岂阙阒所能施展耶！观其所记制度类之文，浩瀚如千顷之波，盖由胸罗万象，融为一炉而成，记忆力之强尤为特著。至其所纪人物之事类，皆发扬幽光，有功名教之作。昔臧晋叔辑成元人百种曲，梦古衣冠者多人来谢，先生之功德岂亚于晋叔耶！先生夙负书名，原稿皆出手书，字体秀健，点画不苟，更佩其精神瞿铄，为乐享大年之征。惜以限于资力不能影印，否则更有助于临摹也。又本书于脱稿后，曾应《国民公报》之请，长期登载，极为读者欢迎，偶一停载，辄受诘问。以抗战军兴，未竟而止，读者每引为憾。沧桑几度，此稿不问世者又十年，亲友辈为期传于久远，请于先生允以付梓，自此宝笈鸿文，河山并寿，其保存文献，有助修辑蜀志之功，当继《华阳国志》之美而永留也。

麻江周询著《蜀海丛谈》卷一目录：

制度类上：田赋、契税、肉厘、厘金、盐税、关税及菸酒糖油税、岁出岁入、满营、制营、防军、新军、驿站、取士、总督、将军、都统、提督、学政、布政、按察、提学、三司、盐茶、巡警、劝业三道、五分巡道、各府直隶厅州、各厅州县。

麻江周询著《蜀海丛谈》卷一目录：

制度类上：

田赋(1)

契税(11)

肉厘(14)

厘金(18)

盐税(23)

关税及菸酒糖油税(27)

岁入岁出(32)

满营(34)

制营(39)

防军(43)

新军(45)

驿站(48)

取士(53)

总督、将军、都统、提督、学政、布政、按察、提学、三司、盐茶、巡警、劝业三道(58)

五分巡道(65)

各府直隶厅州(67)

各厅州县(77)

《蜀海丛谈》卷一：麻江周询著。

制度类上：

田赋：清时川省田赋祇地丁一项为正供，然科则极轻。以全省一百四十余厅州县，共有四十万三千余方里，合华里一百二十一万六千余方里，占全国面积百分之三十五之幅员，年仅共征丁粮银六十八万余两，一遇有闰之年加六万两，其轻于他省可知。惟其弊患在不均，东北地多膏腴，每田一亩多者仅征银二分，少或一分；西南地属边瘠，多者每亩征银至五分，少亦四分或三分。今姑举数州县例之：如川东之合州（今改名合川县）、永川、江津，皆著名剧邑，境地既宽，田土多沃，而合州年仅征银四千九百九十八两，永川年仅征银三千四百三十五两，江津年仅征银五千九百九十六两。川南之雅安、名山，地多磽确，境地亦不及合川等邑之广，而雅安年征银一万四千九十九两，名山年征银六千二十六两。盖由明末清初，张献忠由东北入川，所过屠戮，民无孑遗，至成邯未久即败溃死，故西南两路多得保全。清顺治、康熙间，始招湖北、广东、江西、福建等省人民入川开垦，且有强迫而来者，准其随意插占，纳数亩之粮即可坐耕数十亩之地。此后即有转售而粮仍旧额，割售者亦按其原纳粮数分拨。有清二百六十余年间从未清丈，故其纳粮科则亦与有清相终始。西南两路则因未经浩劫，明代粮册犹存，故清时仍按明代科则征收，畸轻畸重之病迄未加以整理。

清雍正年间，以文官俸银过薄，如总督年仅一千两，州县官则不过百两，且因公罪罚俸，事所常有，俸给直等虚设，乃诏加各省文官养廉，以缺之繁简为等差。如四川总督年给养廉银一万二千两，州县官则自一千两至数百两不等，署事人员止给半数。其款饬令各省就地筹措，川省以底粮较轻，奏请每地丁一两加征银一钱五分，岁可得银十万两之谱，与全省所需养廉之数相符，即以专供此项开支，是为川省加赋之第一次。

乾隆末年，白莲教起，饷糈无出，部议由川省按地丁照加一倍完纳以供支用，名曰津贴。是时川督以西南各州县地方磽瘠，底粮亦略重，提出三十四邑奏请兔加，得旨允行。故全省地丁年收六十八万余两，而津贴全省年收五十四万余两，即缘于此。此为川省加赋之第二次。

咸丰末年，川省兵乱日亟，各厅州县士绅为谋自卫计，相与举办团练以资防堵。其款则由有业之家按地丁底数加派，惟各邑情形不同，其照地丁加派少者一二倍，多或六七倍，名曰捐输。至同治中年，军务平定，适值新疆用兵，旋经建省，每年所需常饷甚钜，饬由各行省筹饷协济。四川每年派协银一百八十余万两，款无所出，乃奏请移此项各邑自行筹定多年之款以供新疆协饷，仍名为捐输。至各邑派额则由藩司酌量更定，凡地方膏腴而地丁过轻者则派数加多，地方磽瘠而地丁本重者则派数甚微。例如前举之合州、永川、江津等县，每县捐输年派至五六万两，而名山、雅安等县则年仅派银三四千两，盖藉加赋为均赋，肥瘠之分配由是得剂于平。并于藩署设局专司稽征、考核等事，各邑地方情形遇有变迁或值灾歉，亦随时酌予增减。每岁全省共收银一百九十余万两。且既名曰捐输，即是人民额外之报効，故虽岁岁征收，然乙年捐输必先于甲年奏请援案办理，以示并非一成不易之法。又一邑之中所纳捐输，但出自一家者集有成数，后均准由其家之任何一人将历年纳款收据汇缴，由地方官验明，按照捐例之数，呈由总督奏请奖给是人虚衔、翎枝、封典，惟不能实官，皆所以保存捐输之性质，不与完纳正供视为同一例也。然究系随粮加征，故此为川省加赋之第三次。

光绪庚子拳匪乱后，和议告成，赔款四万万两，饬由各省筹解。川省每年派解银二百二十万两，按月摊汇江海关道银一十八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两，名曰新案赔款。爰亟筹款备供此项开支，除盐税每斤加收钱三文、肉厘每猪一只加收钱二百文、各邑税契照原额加解两倍、菸酒税加收一倍外，又加派全省捐输银一百万两，别其名曰新捐输。仍由藩司按各邑情形酌量摊派，其逐年提前奏请援案办理与奖叙虚衔、翎枝、封典，一与原有捐输办法相同。此为川省加赋之第四次。

综计正供之地丁及火耗、津贴、捐输、新捐输四次加数，川省每年田赋收入共为四百三十余万两。各厅州县均系以库平向司库解交，每库平银一百两，合市用九七平银一百零四两零四分。至各邑征收地丁，粮册上有此邑以斗石计、彼邑以银两计者，然以斗石计者仍须折银完纳，名虽异而实则同也。凡银又须折钱完纳，例如每银一两易钱一千文，则完粮银一两者须纳钱二千文或二千余文不等，一随各邑之成例办理。收入以后再以钱照市易银解司，盈余之钱举凡运送之路资、解司之使费以及银两至省因成色不足倾销之折耗，皆取给于此。再有盈余，即为地方官署及津捐局绅、并粮房书吏、粮差等办公之费，各邑循成例分配。但所谓每银一两折合钱二千文或二千余文，亦祇限于最初之地丁火耗，他为津贴、捐输、新捐输所加之钱价，则较地丁火耗为少了。

经收之法，各邑除地丁火耗悉归粮房经收外，其余津贴、捐输、新捐输则各邑不同，有官收官解者，有绅收绅解者，有房收房解者，然不过保管收款之关系，其内容则固大同小异。有清一代，川省田地迄未举行清丈，积二百六十余年之久，内容遂极形糅杂。有因避多田之名，每置业一区即另用一名立契，而廒册上之粮名亦随之不同者；有欲避免加捐，暗贿粮书，将一人之粮在廒册上化分为数名或十数名，使粮额皆降至极微者；有其人已死，子孙已析产，然仅分执田契管业，未将廒册上粮名改为各承继人之名，以致此一户之粮须由数家朋纳者；有将已业割卖一段与他人，买主要求粮从轻拨始允成交，形成守余田者任其重，买新业者任其轻，以致一方业少粮多、一方业多粮少者；又有割卖之际竟不拨粮与买主，以致买主成为有业无粮者；又有缘上两种情形，田业均经割卖无余，而未拨完之粮尚须承完，成为有粮无业者；又有两邑毗连，田在甲邑、粮名亦在甲邑廒册上，而粮户则住居乙邑者。种种纠纷，粮册上某名之粮应向某人催收，非粮差不能悉其底蕴。而每一邑之中，其辖境有分甲者，有分乡者，粮差亦以或甲或乡为区域，于是此区粮差亦仅知此区粮户之内容，他区又非所知。粮书虽有知者，又不如粮差之备悉，故自前清中叶以迄末季，地方官对于催科一事，皆祇有拱手受成，惟曰责成粮差催收，虽极勤能之吏，亦无从理此乱丝矣。

各邑征收田赋每年均分上下两期，上期曰上忙，下期曰下忙。上忙例于二月内设柜开征，至四月底农忙即撤柜；下忙于八月节后开征，十二月上旬即扫数撤柜，盖非此不能依限运送至省，赶年内解交藩库也。惟捐输则乙年应解之数须于甲年年底先解半数到司，其款各邑多由富绅借垫，地方官署给予借据，俟来年开征归还并照给子金，其子金亦由折钱盈余项下支給。新捐输开办后，预解一半亦与捐输同，至地丁津贴则年清年款不预解也。又各邑皆有滥粮，多者百余两，少亦数十两。滥粮者即是有粮无田之人，逃亡不知所之，其应完之银无从追催者，再加其应完之津捐合计亦数百。

契税：

川省民物殷阗，地广土沃，从前房屋毫无常税，田土则因丁赋较南北各省均轻，有田业者除纳正加各赋外所得亦较他省为优。凡有余资者，几无不以求田问舍为安置之法，缘是买田宅者亦视他省为多。成交以后，其契约例须呈由本地方官于数字及界址等处盖印为证，故有契税之征。最初征额无多，各邑轻重虽不划一，然多者每契价银百两征税银二两余，少者二两。此外房书及署中执事人役另有小费，每契价百两不过取银数钱，合之正税不过二两余至三两有奇。至解纳藩司者则各邑皆有一定之数，收不及额应由地方官赔缴，有余亦归地方官所有。乾隆以前，全省解额共仅二万八千余两。乾隆末年用兵需费，始全省共加解额五万两，合原定之数共为七万八千余两。至光绪甲午与日本议和赔费后，川省每年派解赔款银六十余万两，乃又加全省契税解额银十万两，共为十七万八千余两。然各邑余数本丰，除照解外仍属有盈无绌。至光绪庚子和议成后，川省每年派解新案赔款银二百二十万两，遂又饬各邑照应解额再加两倍申解，于是全省解额新旧共为五十二万四千余两。然因此次加数过钜，准各邑照原征税则每契价百两加收银二两，各邑以新加之所得补增解之所需，仍有富余。川省州县号为优缺者，多亦悉赖此。迨光绪末年兴办学校，款无所出，复多就地加征契税以供支用，至此各邑税则每契价百两遂达六七两矣。

契税既属包缴性质，各邑每年将解额缴足后，富余之数历无收支册报，故地方官可以将税则随意伸缩。每遇受代时，辄牌示减价以广招徕，谓之放炮，有每契价百两减收一两或二两者。民间亦多留契以待此机会，且有因乘官方减价促成交易者。至实授之官，久于其任，亦往往于二三年间牌示减价一次，谓之太平炮。又各邑房书率多清苦，惟户粮房独处饶裕，因丁赋及契税皆归户粮房承办也。各房典吏例以五年为役满，承替者谓之顶参，应缴参费，其他各房费皆有限，惟户粮房为最重。地方富庶者，需费一万余两乃至二万两，瘠苦者亦约二三千两。此款大致官得其八，幕友及家丁共得其二。光绪二十八年，岑云阶制府莅蜀，饬将各邑户粮房所得契税之费提强半以资兴学，此后役满时亦不得向承替者取参费。奏定立案后，岑公旋调任粤督，嗣参费仍未尽消灭，惟数目则较前锐减。余权广安知州时，地本富腴，适值户粮房典吏满役，在从前可得参费二万金，时所入虽已提去一半，然顶参者仍承缴一万金。他邑遇此无不照受，余则以为既然定案，即属非义。然参费用意有似押金，特押金存作保证，此则竟由官得耳。因户粮房全系经手公款，若一钱不取恐毫无顾忌，爰将此一万金悉数捐作州城劝工局经费以资教养，亦自行其心之所安而已。

光绪三十三年，赵次珊制府莅蜀，奏将全省契税一律改归国有，各厅州县则一律加给公费，按地方之繁简定公费之多寡。泸州、成都、华阳、巴县、万县五处为最繁，每年各给公费银二万两，其余则至一万二千两以迄数千两不等，最少者亦年给四千两。但从前各厅州县恃契税盈余为收入者虽占大多数，然亦有不尽恃契税盈余者。此次专提契税归国有，其他漏款尚未议及，故经此改革，有原来收入无大损，复加得公费较前转优者。又在契税未提以前，通省公用中凡不能报部开支者，悉摊派于各邑地方官，各地方官仍取给于契税之盈余，名曰摊捐杂款，每年共有七十余万两。契税既提，此项摊捐杂款各地方官无力担负，悉改由经征总局拨付。经征总局者，因契税提归国有后，设总局于省城，各邑则设经征分局，将契税及地丁津捐、肉厘、油捐、酒捐悉拨归分局收解，地方官只负协察督催之责。自此各邑政权财权遂截然分立。总局以藩司总其成，委候补道员为总会办坐局治事；分局则委候补州县充委员。自光绪三十四年实行，是年自二月开局，共收契税银二百余万两。宣统元年收二百七十余万两，二年收至三百万两有奇。三年虽值鼎革，亦共收二百八十余万两。至通省加给之公费，年共需银一百一十万两之谱，再加弥补摊捐杂款七十余万两，计此四年契税一项以收抵支，多则年有盈余百余万两，少亦数十万两。各邑购置田房者，其契约皆随地用普通白纸书写，惟藩司衙门制有一种契尾，由各邑随时分批请领，所缴工本至微。契尾上盖有布政使印，缴纳契税之人于纳税款外另缴银数钱，即给予契尾一张贴于契约之后，故曰契尾，所以表示此项产业之转移，亦经布政使证明也。因契约已记载详明，故契尾上不过略填买卖两户姓名及田房地址、亩数、间数、买价而已。遇契价较少者，亦不强其必贴，所重者仍在契约上曾经盖有地方官之印为断，故有契无尾者仍不少。藩司衙门对于契尾亦无存根，因其时契税本系包缴制也。至光绪三十四年契税提归国有，改设经征局管理后，即将契尾废除，另由藩署制发一种契格，名曰官契，张幅较契尾阔大，民间买卖产业一律以官契为契约。惟每官契一张须缴工本银二两，以一两归藩司，一两呈总督署作办公费。每年约发官契六七万张，督藩两署由此各增收入六七万两。此项工本在契价较钜者加缴银二两尚不。

肉厘：

川省之食猪较南北各地为盛，故光绪初年，丁文诚公整顿各邑三费局时，即奏请抽收肉厘以资常费，是为肉厘二字之始。惟其时各邑三费局收支例由地方官遴委绅衿管理，每届年终邀集邑中士绅清算后，报经本地方官核销，即为最终之结束。因是全省每年究共收肉厘若干，无从统计。至光绪甲午中日和议告成，川省每年摊解赔款银六十余万两，除饬各邑共增解契税银十万两外，每猪一只加收肉厘钱二百文，是又为肉厘跻入国税之始。彼时每银一两易钱一千一二百文，每年各邑易银申解藩库共可收银五十余万两，以猪只计之，川省每年约共宰猪三百余万只之谱。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议和后，川省每年又派解新案赔款银二百二十万两，乃又援案照每猪一只再加收厘钱二百文。时银价每两虽多易钱一二百文，然每岁仍可折收足银五十万两之数，两案并计约共收银一百万两。光、宣之间钱价愈跌，每银一两可合钱一千四五百文，因虑折解不能足额，乃改为征银，凡从前纳厘钱一百文者改纳银一钱。旋又因银圆渐次通用，复饬凡应纳银二钱者改为纳洋三角，年可共收洋一百四十万元。又自光绪末年新政迭兴，除办学外，尚有警察、劝工局、习艺所等事，各邑咸请就地加收肉厘济用。虽所加之数参差不一，然每猪一只，合三费及两次赔款统计之，大致总须纳厘钱一千数百文。惟属国税性质者，则仍两次赔款之六角耳。

自第一次加收二百文起，各邑多附于三费局代收，地方官负督征易解之责，无故短收且有处分。第二次再加二百文，亦循是办理。至光绪三十四年开办经征局后，始一律归局收解，即三费之一百文亦由局代收拨交。惟各邑征收肉厘办法殊不一致，大抵不外直接稽征及间接包缴两途。直接稽征者，城内由屠户迳向局内纳厘掣票；各乡场镇则由局委托当地殷实士绅，预领回空白厘票若干张，俾该处屠户得以就近向其纳厘掣票，规定每旬或半月将代收厘款及票根缴局核收一次。此自是正当办法，若管理得人，厘款自可涓滴归公，然用人及稽察殊非易事，且有时仍不免短收。间接包缴者，则由各乡场镇首人或土著按该地每月比较之数向局承认缴足，由包户向各屠稽征，每月缴款以后，始由局按数填给厘票。此种手续不过制造票根以备随册缴呈省城总局核验，至包户所得之一联过手即成废纸。是法虽较直接稽征为简逸，且可无短收之虑，然盈余之数悉归包户所得，不免放任中饱，即厘票亦等虚设矣。以全省言之，大约川北一隅及附近川北州县皆系包缴，此外则多直接稽征，然其中亦有包缴者，因两法利弊相为倚伏。开办经征局后不三四年，即值鼎革，故终有清之世迄未整齐划一。

肉厘票为二联式，以一联给完厘人，余一联即存根。每猪一只需票一纸，以全省每年屠猪至三百余万只之多，其票若必由藩司或经征总局制造盖印发用，断不可能，故只有饬各邑遵式自制。在未设经征分局以前，悉盖地方官印；设分局后，即盖分局关防。然弊窦亦即由此而启，盖每月册报系照存根逐一书列，存根亦随册报呈送总局考核，只要册报存根符合无间，总局便无何种驳斥。至各乡场镇虽皆有代局收厘给票之专员，然完厘者但每猪一只掣得厘票一纸，即了纳厘手续。稽查者于屠户售肉之始，验票无讹，即在肉上加盖戳记数处，表示其并未偷漏。其票之在城在乡掣得，向不过问也。且肉售完后票即废弃，有效时间至多不过半日，故舞弊者即利用上述种种情形，于照发各乡专员空白厘票外，暗地勾结乡间屠户入城向局秘买厘票，且减收十分之一二以招徕之。此种厘票之存根另置一处，月终册报时，只将各乡专员缴回存根及局中公开给票之存根列册具报外，其秘售另置之存根则付诸一炬，款悉中饱。总局直无从稽察，于以见弊之难除，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

肉厘开收之始，只限于售肉者始照纳厘，以其可将厘钱转嫁于食肉之人也。此外如因冠、婚、丧、祭与夫庆祝生辰或得科第及伏腊度藏等事，将自饲之猪杀以享客或自食者，概免纳厘。后因行之既久，厘率又逐次加重，较初开办时增至十余倍之多，于是影射规避之弊日甚一日，乃于光绪末年，将冠、婚、丧、祭等事自杀之猪一律照收半厘，仍填给厘票另册造报。事虽匠于苛细，然合国税及地方支用并计之，每年共增之收入亦达十余万两乃至二十万两也。

厘金：

厘金为货税外之加征。前清咸丰年间，川省兵事孔急，各邑士绅练团自卫，其经费除办捐输外，又各于要隘设局，抽收过道及落地货捐款，名为厘金。厘金者，因每值银一两之货仅抽捐银一厘或二三厘也。此不独四川为然，南北各省多有同样举办者。迨同治初年，军氛弭平，其时常练虽撤而绿营已窳败无用，为善后计，数十营防军实有不能遽议裁遣之势，故就各邑士绅自办之厘金改归官收，即以此款全充通省防军饷项，不足则由捐输、津贴项下拨助之。当各邑士绅创办之初，本各自为政，科则之轻重既不免参差，设局之地亦不尽适宜。自改归官办后，始将科则之过于偏畸者斟酌而损益之，设局地方总以冲要为主，不使商民病其烦苛。每分局之下复设小卡数处以资验票，以蜀中之地大物博，商业繁盛，而此款至有清末季每年全省所收，除各分局坐支经费年约共银数万两外，实解至省者不过银七千余万两，亦可见当时取率之轻矣。设通省厘金总局于成都以综其事，藩司为总办，又委候补道一员为坐局总办，后又增设会办亦以候补道充之。总会办以次有提调、文案、稽核、管票、收发等差，则以候补府、厅、州、县或佐杂分充之。此外分局，省城则有东、南、西、北四门，门各一局。其初四局之上又有省城四门厘金总局之设，以府班充之。光绪季年，将四门分局改为直属于通省总局，遂将四门总局裁撤。东路则有资州、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夔府等分局，重庆之下又有相国寺、唐家沱、回龙、石三处为分局下之分局。南路则有越嶲、宁远两分局。西路则有灌县、金堂两分局。北路则有赵家渡、中坝、绵州、广元、顺庆、合川各分局。最初道、府两班需次人员甚少，故各分局皆委候补州县或佐杂充局员，嗣则夔府、合川皆改委候补道员，资州、叙府、重庆、赵家渡、中坝皆改委候补知府或直隶州，则因人满为患也。局员月薪视局务繁简为等差，多者一百两，少则五十两。又各分局皆延聘本地绅耆数人为局绅，月送舆马费钱数千文，盖以示不忘缘起之意。然是时官权尚重，为局绅者大都徒负名义，不问局事。至分局下之各卡则由局员自觅妥人司之，月薪不过数两。又其次为局书若干人，专司填票、造册、记账等事。局丁若干人，专任查拿偷漏、绕越及赉送册报、护解厘银至省等事。厘银例解交省城总局，再由总局转解藩库。

分局局员以比较定功过，比较者合是局前三年之收数分月平均应为若干，即为是月是局比较之标准。局员例以一周年为瓜期，解职后即由总局按其收数依月比较，然后合计总数，视其为盈为绌。盈绌不及十分之几者免议功过，盈数至十分之几者得记功，又至十分之几者得酌委一次；绌数十分之几者得记过，又至十分之几得停委若干时。所谓十分之几又视其全年收数多寡为等差，大抵收数愈多者则愈从严格，愈少则愈从宽格。功过既照章核定，始由总局呈督署并咨藩司注册，盖总局考绩舍此亦别无画一之术也。

余忆绾中坝分局时，值吾乡华健安观察国英充通省厘局总办，奉檄后往谒之。观察谓余曰：“总局以比较盈绌为功过，本不得已之举，以云允协则未也。盖各地商业之荣落，有燮迁，道途之通阻，无一定，故分局中有已侵饱巨数而结果仍长收者；有并月薪不要而仍不免短收者。但以比较考绩，可得谓之允协耶！为总办者不宜墨守定章，须洞察是年各地商业之荣落及道途之通阻，遇因此种情形而长收或短收者，即宜陈明督潘燮通定章办理，始足以对同僚。”旨哉言也！然当时求如公之洞悉蜀中商情者又几人耶！

各地商人大都以钱完厘，分局则就钱易银解省。在光绪末季以前，每钱一千一二百文即可易银一两，而总局则特准各分局按每钱一千五百文易银一两报解，故凡收数达一万两者，此项盈余即可得钱三千余串，故当时视厘金为优差。至光、宣之交，钱价渐落，又改为每银一两准按钱一千六百文报解。宣统年间，再改为一千八百文。至厘票系由总局制造加盖关防发分局填用，故流弊较肉厘略少。票为三联式，第一联给纳厘人，第二联随月册解总局核验，第三联为分局存根。抽厘之货不外过道及落地两种。过道者不免有大头小尾之弊，给商一联照填实数，二三两联则减少其数字，商人得票后，但行至前途无验票机关时，即多毁弃，故难败露。落地者，其货物即以分局所在地作销场，完厘以后粟可不要，故完厘商号悉向分局记账，月终一度总交。分局则照比较数填第二三联分别存解，有余悉归中饱，是又钱价盈余外一种非义之得矣。

盐税：

川省盐场二十有七，曰富荣东场、富荣西场、犍为场、乐山场、井仁场、云阳场、宁场、彭水场、开县场、盐源场、资州场、邓井关场、忠州场、大足场、奉节场、乐至场、蓬中场、中江场、绵州场、三台场、西关场、南盐场、西盐场、蓬遂场、射蓬场、简州场、射洪场。

清时各场皆有专官，或设盐场大使，或以本州之州同、州判，本县之县丞、巡检，驻场专管场务。各场所产之盐，均系凿井取水，设宽煎制，惟井水之咸淡悬殊，煎盐燃料则或用地火，或用炭，或用柒，或用草，亦至不一，成本遂由是歧异。溯经明末清初浩劫后，从前井囱夷塞无余，顺治中年始行票七千一百二十张，水引每张配盐五十包，陆引每包配盐四包，包均重一百五十斤。康熙中增行水陆盐引共四万二千五百五十七张。雍正时又改行计口授食之法，定行水引一万一千一百六十三张，陆引六万一千零二十九张，应共合盐九千二百二十七万六千斤。乾隆、嘉庆间又陆续增水引为二万九千零一十八张，陆引为一十三万六千二百三十二张，应共合盐三万二千三百五十一万一千一百斤，迄至清末皆无所加。税厘等款，每岁共应收银六百三十余万两。惟历时百年有余，人口增加，断无食盐不增之理，盖以产场方面言之，官商之以多报少，灶户之暗地走私，均不在少数，约略估计岁产当共在五万万斤左右。然以销场方面言之，则每岁应行之引清末十余年仅宣统元年销能足额，其余皆岁有积引，亦足见稽征之不易也。

引税票厘判然两事。引盐销场大别有三，曰计岸、曰边岸、曰楚岸。计岸者，即缘雍正时计口授食之法而得名，凡川省境内行销场盐之地皆曰计岸。此外而有湖北省之咸丰、来凤、利川、长杨、建始、宣恩、长乐、鹤峰八州县，自来亦为川盐计岸。边岸者，凡四川引盐行销贵州、云南两省之地方皆曰边岸。楚岸者，四川引盐行销湖北宜昌、荆州、郧阳、安陆、襄阳五府及荆门直隶州，又湖南之澧州直隶州各地方皆曰楚岸。在未办官运以前，各岸均有认商又名坐商。坐商认岸之初，皆以金钱承顶而来，而又无实力购运，后由坐商招山西、陕西两省商人为行商，向其典引运销，坐商从中分利。于是认岸之坐商徒拥虚名，运盐之行商毫无责任。迨积引愈多，官吏徒顾考成，任意改代、改配。详丁文诚公一则，卒之盐法愈紊，弊混愈深，而积亏如故。至乾隆四十余年时，曾积欠至二十余万两。补苴以后，至道光三十年又积欠至三十三万两。滇、黔两省虽销川盐，然两省大府各于境内设局征厘漫无限制，所收之款多归中饱，公家所得无多，徒今商困重征，民苦食贵，私盐亦乘此侵灌，引额即由此益亏。至同、光之间，积欠引税逐达二百万之巨。

光绪三年，丁文诚公开办官运局，先商两省取消厘局，由川认给协饷，将滇、黔两边岸及近边各计岸之引盐，并划定引岸引四千五百张悉改归官运局办理。官运局办法见丁文诚公一则，边、计、楚引七万五千六百一十七张，不特逐年销完，且将从前积欠渐次带销无遗，为国增岁入三百余万两。其不入官运之计岸各引，仍由盐茶道照旧办理。至光绪二十八年，岑云阶制府督川，以筹练新军经费无出，后将从前计岸未入官运范围之成都、华阳、温江、新繁、彭县、崇宁、灌县、金堂、新都、郫县、崇庆、新津、双流、汶川、理番、广安、邻水、岳池、达县、东乡、渠县、大竹、垫江、眉州、青神、邛州、大邑、蒲江、仁寿、雅安、荣经、名山、天全、清溪、峨眉、夹江等三十八厅州县水陆盐引，共三万二千九百二十二张，仿照文诚官运成法，一律改办官运。设计岸官运总局于成都，以盐茶道为总办，每岁可增入款一百万两有奇。川省引盐至此，除尚有楚岸五千四百引归商运外，余悉归入官运，连票厘所入岁即达六百三十万余两矣。

票厘者，抽诸归丁州县人民所食之盐者也。乾、嘉之间，因额引悬欠过多，认商相率逃亡，官吏恐受处分，遂援计口授食之义，将是邑应完引税摊诸丁粮征收，故曰归丁。始则四十二县，继又增至五十余县。每岁奏销则假造商名报部，其引张则由盐道截缴，故曰白截。至归丁州县人民之食盐则由小贩赴近厂购余盐负回售卖。咸丰五年，川督黄宗汉议加盐厘，除引盐外，此种余盐每斤榷厘钱四文，是为票厘之始。惟引盐既须纳税且有商号费用，票盐则税已归丁，又由肩挑背负而来。于是同一盐厂之盐，出之票贩则价贱，出之引商则价贵。引商接之地又处处皆是，票盐遂任意侵灌，人民乐于食贱，咸助贩而仇商。然引地被侵，行商即不肯典引，坐商不得不出，负缉私之责，结合营卒衙役，且自行招丁设卡以缉私。但获越境卖盐之票贩，即指为私枭送请地方官严办，而票贩中不逞之徒遂亦聚众与抗，动辄杀丁、毁卡。同、光之间，几至酿成巨寇。光绪三年，丁文诚公于筹办官运之始，先禁各处关卡任意留难票贩，一面又将票贩枭桀捕获惩办，乃于富顺、荣县、犍为、乐山、井研、潼川、绵州、资州、合州、云阳、大宁、开县等厂设立票厘局，专司征解余盐之厘。乘贩每人准挑八十斤，又每十斤加嬴余二斤。巴县每斤榷厘钱四文，花盐三文，赢余之盐不取。川北各厂亦照富荣等地设局，惟以成本较重，故厘率尤轻。近水道者为上等，每担八十斤，巴盐榷厘钱一百二十文，花盐九十文。行陆者为下等，巴盐每担榷钱九十文，花盐六十文。厘钱就产汤征收，票则设卡察验，验后复给护票指定赴归丁地方行销，私贩为之敛迹。至票厘局收钱易银申解，亦照厘金分局办法，准以一千五百文合银一两报解，故当时票厘局亦为优差，初委州县，后则道府亦争充此差矣。

盐自加厘以后，迄有清之末，又曾先后加厘五次，第一次曰旧加厘，第二次曰新加厘，第三次曰赔款加厘，第四次曰新军加厘，第五次曰抵补土税加厘，又统谓之加价，因其所加之厘皆转嫁于食盐之人也。一二两次，每次每盐一斤加价钱二文，每次年可折收银四十余万两。第三次系因庚子赔款，川省每年派解银二百二十万，除筹新捐输及加解契税两倍外，每盐一斤又加价钱三文，岁可折收银六十余万两。第四次国筹练新军需款，除办盐道计岸官运年可增收银一百万两外，又每盐一斤加价钱二文，岁可折收银四十余万两。第五次因光、宣之际厉行禁烟，停收土税，须另筹抵补从前在土税项下开支各款，又每盐一斤加价钱四文，岁可收银九十万两。前言川省盐税厘至有清末年岁共收入银六百三十万余两，此五次加厘所入均概括在内也。

关税及菸酒糖油税：

川省在未设海关以前，税关凡七处，曰夔州关、打箭炉关、宁远关、雅州关、叙永关、广元关、成都关，大都就边藏及邻省入境地方及都会所在扼要设置。每年各关税银皆有额解之数，其解额合计不及十万两。关务悉由地方府、厅、县官兼管，不足由该管官赔缴，有余亦留归该管官办公，但期足额无册报也。此种办法各省钞关皆然，不仅川省如是。就中以夔关收入为最旺，而夔关每年解额仅银二万八千余两，故于额解数外，每岁又缴解总督署办公银一万二千两、成都将军署银八千两、按察使署银四千两，而夔州知府每岁盈余尚有十数万两乃至二十万两不等。自光绪十七年重庆开办海关后，夔关收入逐步减少，然除应解各款外仍有盈余，至清代末年所余亦仅二三万两矣。其余各关除解额外，从前均有盈余，特多寡不等，后因商场交通随时局改燮，至光、宣之际，皆所余无几或竟敷衍解额矣。

叶菸古名淡巴孤，明时尚是禁品，故清代虽弛禁而其税不嫌与酒同重。酒则榷酤之制甚早，唐宋时征取颇重，大致烤酒出售除成本外，余利官课其七，烤酒者仅得其三。川省菸酒在前清时曾加收三次，第一次照原税率加收十分之三，第二次又加收十分之二，第三次因筹庚子赔款，又照原加各数再加收一倍。然所谓菸酒税者，皆就过道或落地已成趸批者征收，至种菸之地及烤酒之家则仍无税可言。惟当时以烤酒过多，有妨民食，故各地方县佐、汛弁常下乡稽察烧锅、醩房，不免小有规费，然非纳诸公也。至光绪三十年始议收酒税，则竟取诸醩房或烤酒之家，与榷酤之制相合矣。川省田膏土沃，民物殷富，出酒素多，醴房到处皆是，私家烤酒者尤众。开办酒税之初，好酒每斤征税不及钱十文，薄酒则仅三四文。其初系由各邑地方官稽征，省城则附入厘金总局综其成。设经征分局后，即改归分局征解，隶于经征总局。以江津、泸州、什邡、绵竹等处产酒之区收数最旺，每年全省收银约在九十万上下。然以钱易银系照市折报，与厘金、票厘之宽格不同，以税率高低平均扯计，又以所收银数照当时市价折合成钱计之，彼时川省每年应共出酒在二万万斤以上，漏税者尚不在内也。

川省产蔗之地甚多，而以蔗制糖者则惟中江、金堂、乐至、简州、资阳、资州、内江、隆昌、荣昌、富顺、泸州等处，就中尤以资州、内江、隆昌、简州出品为丰富。熬糖之地曰漏棚，所制之糖四种，最上者冰糖，次为白糖，又次为红糖，又次为桔糖。除供本省民食外，且运输出境，行销鄂、湘、赣、苏、皖、豫、陕、甘、云、贵各省。因其时外国糖尚未畅行，故川糖外销之数量倍于本省境内。在清末未办糖捐之先，只就过道、落地及出口趸批者抽收税厘，出产之地未有税也。自光绪三十三年议办糖捐，始就制糖各邑设立机关，按漏棚收捐。当时内江、资州、富顺等处或因办理不善，或因遇事操切，纠众反对之案层见迭出，且有殴伤调查委员者。余时权隆昌，先赴产糖各场反复解说，且力主勿太烦苛，故邻境骚然而隆昌得以帖然就范。其捐率轻重虽以糖类为等差，然平均扯计每糖一斤不过抽捐钱十文。惟过道、落地及出口者仍照旧抽收税厘，归入百货范围之内。每年糖捐一项全省约共折收银三十万两，其时已设经征分局，故开办责成地方官，而收捐易银申解则归经征分局办理，其收钱照市折银与酒捐同。以所收银数折钱计之，川省每年产糖总在四千万斤左右。

油捐专指菜油一项，彼时川省不特未有电灯，即煤油亦未普遍推行，故点菜油者居大多数，又为食品所恒需，实为日用较巨之销耗品。川省产菜子地方虽触处皆是，然已省城附近各邑及东北两路为盛。各邑各场大都皆有油房设榨取油，从前榨房每岁仅纳榨课银一二两，油则须遇整批由甲地运销乙地者，始于过道及落地时由所在厘税机关照章征收厘税，科则且轻，不过值千抽收四五两而已。光绪末年始就产地开办油捐，先于春末菜子将成熟时，由经征局员会同地方官将境内种菜子之地共有若干亩、可收菜子若干石、得油若干斤，约可收捐款若干，报由经征总局派员复查，然后就榨房随时按榨油若干照章完纳捐款，掣取完捐票据。彼时每油一斤约纳捐钱十文，由各地经征分局照市易银报解。开办以后，每年约共收捐银三十余万两，以当时以钱易银价格计之，每岁全省约出菜油四千余万斤。此事开办时尚归厘金总局办理，未几设经征总局后，遂移归经征总局办理。惟就产场收捐后，其整批出境之油对于过道落地之厘税则仍照常抽收，与酒、糖两项相同。以上酒、糖、油三项稽征情形略有不同，盖糖须集中漏棚熬制，油须集中榨房榨取，故不难扼要稽征。酒则各邑各乡，几于家家皆能烤酿，直是一种最普通之农民副业，且自烤自饮以为冠、婚、丧、祭及度岁等事宴客之用者尤复不少。川省除允丰正等数家通常以烤酒为业且资本较厚外，其余皆时烤时停。酒捐以甑为依据，征收机关例就烤户所设之甑数，定所烤之酒类及出酒之多寡，以为收捐之标准。故每遇烤户声请停烤及灭甑、撤甑时，征收机关因力顾比较考成，往往多方刁难，弊害百出。缘是酒捐一项，因烤户之过于分化零星，稽征之手续既苦其难，而人民方面则又悉怨其苛，殊乏简当之良法矣。

岁入岁出：

川省在前清乾隆中年以前，全省岁入不过库存平银一百八十余万两，合银元约二百五十余万元。川省人口当有清初年调查共仅三百数十万人，盖浩劫之后，孑遗无多矣。至乾隆中年调查已增为二千余万，以彼时四川人口计之，每年每人担负平均不过一角。岁入各项计地丁银六十八万余两、一五火耗银一十一万余两、税及杂税共银十余万两、契税银七万余两、盐税银八十余万两。岁出则京饷四十八万两、本省文武各官正俸及养廉银共一十三万余两、绿营及满营兵饷马干共银一百二十万之谱。收支对照，数字适合，即有余亦属无几。彼时系行统收统支制度，且有预算、决算之规定，特名词不同耳。每年度支分为上下两期，上期预算名曰春季拨册，下期名曰秋季拨册。本年春季拨册，定限上年八月内造送到部；秋季拨册定限本年二月内到部。册内将是期应收某款若干、应支某款若干，逐一详列，经户部核准咨覆川督，即由院行司照办。决算亦分两期，名曰春季销册、秋季销册。春季销册限随下年春季拨册到部，秋季销册限随本年秋季拨册到部，经部核准咨院行司始可销案。京饷分四季解京，其时既无银行汇兑，即山西票帮亦多未成立，故每季京饷银十二万两皆系委员由川押解生银赴京向部交纳。

自乾、嘉之际，军务迭兴，财用不足。光绪季年，举行各项新政，需用尤繁，此一百余年中，每增一饷办一事，则另筹一收款以专供此项开支，皆著为定案，不能移作他用。其筹款之法，有加诸田赋者，则如津贴、捐输、新捐输等是；有加诸货物者，则为厘金、盐税等是；有提诸州县官者，则如加解契税、新加契税等是；有因本省公用令各州县官摊捐者，则子目尤伙，总名为摊捐杂款。于是将原有岁入一百八十余万两，仍循统收统支制度及春秋册报之旧法办理，统名之曰正项。其新加各收款因某款既专为某项支用而筹，即以收款为主，按年分款专册报销，于是新增各款遂改为分收分支之制度，且只有销册而无拨册。又新增各款关于国用者名曰内销，关于省用者名用外销。以款目性质言之，凡加诸田赋、货物及提诸州县官者，皆属于内销；州县官摊捐者则属于外销。内销者年须专册报部，外销者年终汇报一次部中亦不过备案，不似内销各款之引绳削墨矣。此项办法既沿为成例，于是藩库内除正项各款并为一户外，其余新增各款皆以收款为纲，每款一户，每户设一专簿，支分派别，库内簿记遂多至百余户。藩库如是，推之盐道库、官运局库亦莫不如是，故当时总督在本省虽有无上威权，然仍不能任意支用，所用如不在应支之列，藩司必具文请示此款在何种收款项下动用，否则请奏明另筹收款以供开支。故分收分支办法虽不尽合理财原则，然亦未始非上下相制之道也。

自光绪三十四年改设经征局后，合省契税一律提归国有，各州县官则按地方繁简改给公费。不特加增契税及新加契税共银五十二万两皆归消灭，即摊捐杂款亦奏明由契税收入项下照数拨出以供原有开支。故契税提归国有后，每年虽可收银三百一十余万两，然除公费一百万两有奇，又除弥补加增、新加两项及摊捐杂款共一百二十余万两外，公家约增收入九十万两之谱。其余岁收岁支各款则皆如故。截至宣统三年时，全省岁收内计地丁津贴、火耗、捐输、新捐输共银四百三十万两；盐款共银六百三十万两；契税银三百一十余万两；厘金银七十余万两；肉厘银一百一十余万两；酒税及菸税一百万两；糖税捐、油捐共银六十余万两；关税杂税共银十万两；共岁入银一千七百三十余万两。岁出则文武官俸廉银一十三万余两；京饷银四十八万两；东北固本兵饷银十二万两；甲午赔款六十余万两；庚子赔款银二百二十万两；甘肃、新疆协饷银二百万两；贵州协饷银五十万两；又代贵州拨解庚子赔款银二十万两；云南协饷银三十余万两；制营、满营兵饷约一百万两；制营历年裁汰故较前减支防剿经费，即全省防营薪饷及公用之总名，银一百四十万两；新军第十七镇饷项银一百五十余万两；各州县公费银一百一十万两；将军、总督以至各府公费银四十余万两，此款由官运局在盐款项下开支；成、渝两地警费共四十万两；弥补摊捐各用银七十余万两；全省各局所经费约共二百五十万两；学校经费约共六七十万两；其他京、协、洋各款汇费及各项杂用共约数十万两，岁出共银一千七百万两之谱。每岁收款如皆及额，实可余存银二三十万两。故辛亥鼎革时，藩库存银至四百余万两。此外盐运使库、官运局库、川东道库亦皆丰盈，惟均被抢提一空，无从得其确数耳。

藩司衙门为全省财政总汇，惟除正项外，其余百余项收款皆行分收分支制度，每岁复分款报销，故收支极为纷賾。不特总督不能洞悉，即藩司亦因政务殷繁，对于库务一委诸库席、幕友循案核办。每卯月逢三、八日为卯期，库款出纳则由库大使监视，故有官藩司数年亦未能巨细咸知者。光绪十五年，刘文壮公督川时，曾设局察库，截至光绪十四年底止。其时综核局务者为诸暨周味东先生，先生官营山县知县，循吏亦健吏也。每一收款专簿十四年底结余之后，皆有先生亲笔批注一段，即此项收款之小史，简明赅括，书法尤秀润可爱。光绪二十八年，岑云阶制府督川，复奏请于藩署设清查局，综核历年库账，即继续前案自光绪十五年察起至二十八年底止。委记名道朱筱南观察荣璪为总办，余为文案兼司综核，又委禹皞如、朱岱仙两大令为稽核办理。此事五阅月而告竣，十余年库账至此又廓然一清。蒇事后，岑公问余此后整理库账办法。余应以分收分销旧制颇具严格，惟以收款为纲，每遇支款较巨者如防剿经费、甘肃、新疆协饷等类，每合数项收款之力以足此项支款之数，于是支款散见各簿，除正项外，名款又依收款名目立簿，故求各收款总数不难一目了然，若求某项支款总数，则随时皆须调集有关系之各收款簿，逐一搜求始能明了，似支款亦应分户设立专簿以便钩稽，且可与收款簿对照。又如行分款分销制度，每岁终某收款或有余或不足，其数字不难就簿考核，然求全省岁入岁出之总数，又非调集各簿逐核不能得其盈虚，且从来亦未行过此种总决算制度，似属理财缺点。岑公立命余就此数月经验暨感想所及，拟具条文为复奏张本。余退而拟呈二十条，皆对于原有库账补偏救弊之法。朱观察核阅转呈岑公，即据以入奏，事下部议准行，并由部奏请将此二十条须行各省藩库参酌照办。惜条文今已佚忘。

又余供局差五月，画夜在公，宵深偷暇，曾将库内百余种收款及支款逐一记载，某款始自何时、缘起于何事，每岁收支之数若干、历年之变迁，详晰記述，都为四卷，名曰《蜀帑出纳汇览》。岑公旋移节两广，濒行闻朱观察言余有此书，立即索观，面告照录不及携粤，抄毕寄还。后遂渺然，故此书亦无底本。今所记各款大致情形，皆从三十余年后追忆而录矣。

满营：

驻防成都旗兵始于康熙五十七年。其初仅设副都统一员统制之，至乾隆四十一年金川平定后，始设成都将军。初议驻扎雅州时，阿文成公桂为定西将军驻川办理金川军务善后事宜，奏称将军、总督应同驻省城，以便商办要公，且雅州地势逼仄，亦不足容满兵居住，始改驻成都。官则将军、副都统之下设协领五员，均兼一佐领，内分满洲旗四员、蒙古旗一员。佐领二十四员，内分满洲旗十六员、蒙古旗八员，除内共有五员由协领兼任外，实共十九员。防御二十四员，内分满洲旗十六员、蒙古旗八员。骁骑校二十四员，内分满洲旗十六员、蒙古旗八员。笔帖式二员。兵则壮大八名、前锋一百五十二名、拨什库一百四十四名、甲兵一千二百九十六名、委甲兵二百四十名，以上皆每兵一马，故又名马甲。步兵四百名，内分鸟枪手二百名、弓箭手二百名。匠役九十六名，内分弓匠、铁匠、箭匠三种各三十二名。炮手四十八名。马四千四百五十一匹。养育兵初为一百四十四名，后陆续增至二百八十八名。每年官俸、兵饷、马干约共需银二十余万两，每月由藩库发给。清例旗兵不得私置不动产及经营农工商业，故划少城专驻骑兵，后遂称曰满城。少城为汉时基础，清初不过将墙垣修筑，旗兵所住房屋悉由公家建造分给居住。其初月饷尚堪自给，洎生齿日繁而饷额不能扩增，于是多有数支子孙共食其祖遗之一分马甲者。又因不准经营实业，相与习于游惰，至前清中叶以后，穷窶不堪者居多。因房屋为官给，甚有摘拆瓦柱售钱度日，仅留住屋一二间以蔽风雨者。光、宣之际改行新政，始奉命弛营业之禁并设局为旗民筹生计，其旧日之编制、训练及名目均略有变更，然不久即鼎革矣。

制营：

制营又称绿营。前清入关，满兵八旗分红、黄、蓝、白四色，汉兵则悉用绿旗，故曰绿营。川省制营共八十营，以提督统制之。下分四镇，镇设总兵一员，东曰川东镇总兵驻重庆府，北曰川北镇总兵驻保宁府，南曰建昌镇总兵驻宁远府，西曰松潘镇总兵驻松潘厅。又共设副将八员：一曰督标中营副将，总督之中军官也；二曰军标中营副将，成都将军之中军官也；三曰阜和协副将，驻打箭炉厅；四曰马边协副将，驻马边厅，此四协均直隶于提督，犹今之独立旅。五曰夔州协副将，驻夔州府；六曰绥宁协副将，驻秀山县，此两协隶于川东镇。七曰懋功协副将，驻懋功厅；八曰维州协副将，驻维州，维州在松潘、茂州之间未设文职，此两协隶于松潘镇。全省各营由提督径辖者曰督标中营副将，下设都司一员，督标左营游击、右营游击，下各设守备一员。军标中营副将司下设都司一员，军标左营都司、右营守备。提标中营参将，下设守备一员，左营游击、右营游击，下各设守备一员。城守营游击，下设守备一员。城守右营守备、青云营守备驻灌县青云沱。马边营副将，下设都司一员，峨边营游击，下设守备一员，峨边左营守备。永宁营参将，下设守备一员。泸州营都司、叙马营都司驻叙州府。建武营都司驻文兴县大坝营都司驻叙永厅属大坝城。赤水营守备、普安营参将驻雷波厅，下设守备一员。安阜营都司驻雷波属之黄螂所。阜和营副将司下设都司一员，阜和右营都司、泰宁营都司驻化林坪。黎雅营游击驻雅州府，下设一守备。川东镇所辖者曰镇标中营游击、左营游击，下各设守备一员，镇标右营督司、忠州营都司。夔州营副将司下设都司一员，夔州右营守备。巫山营都司、梁万营都司驻万县。盐厂营守备驻大宁厂。绥宁营副将，绥宁左营都司、右营守备。黔彭营都司驻黔江县。酉阳营游击，下设守备一员。邑梅营守备驻秀山县属邑梅场。川北镇所辖者曰镇标中营游击、左营游击，下各设守备一员，镇标右营督司。顺庆营游击，下设守备一员。通巴营守备驻通江属毛峪镇。潼川营都司、绵州营都司。黄杨堡营都司驻广元属百文关。太平营游击，下设守备一员。绥定营游击，下设守备一员。城口营都司。建昌镇所辖者曰镇标中营游击、左营游击，下设守备各一员，镇标右营都司。木托汛守备、西溪汛守备。冕山营都司驻冕宁县。会川营参将驻会理州，下设守备一员。越嶲营参将，下设守备一员。会盐营游击驻盐原县，下设守备一员。河西汛守备。宁越营都司驻海棠城。靖远营游击驻冕宁县，下设守备一员。永定营守备驻会理属之永定城。泸宁营守备驻儿斯堡。怀远营都司驻冕宁县属之沙坝。松潘镇所辖者曰镇标中营游击、左营游击，下各设守备一员，镇标右营都司。漳腊营参将驻松潘属之漳腊城，下设守备一员。叠溪营游击驻松潘属之叠溪城，下设守备一员。龙安营都司。平番营守备驻松潘属之平番城。南坪营都司驻松潘属之南坪城。维州营副将，下设都司一员。维州右营守备、茂州营都司。懋功营副将，下设都司一员。抚边营守备驻抚边屯。绥靖营游击驻绥靖屯，下设守备一员。崇化营游击驻崇化屯，下设守备一员。庆宁营守备驻茹寨。以上都司、守备共八十三员，内除木托、西溪、河西三处皆系地方较为重要，以守备出驻汛所，不能列入营额外，其余每营皆有都司或守备一员，共计都守八十员，故为八十营。又连已裁之竹峪关营、大曷营、嘉顺营计之，故历称八十三营。又全省参将共六员，游击共二十四员。都司、守备以下有千总、把总、外委，各营就所辖境内择其扼要及较为繁盛地方分设汛所，即以本营千、把、外委并酌拨兵丁出驻各汛。川省全境共设汛所三百五十八处，各营千总、把总、外委额缺共九百七十员，除以三百五十八员分驻各汛外，其余千、把、外委额缺之在各本标本营者尚共有六百一十二员。兵丁则分马兵、战兵、守兵三种，守兵之下尚有余丁，则皆幼未成年者，仅食守兵饷之半数。通省各营马、战、守兵共为三万四千三百余名。兵饷则马兵每名每年约领银三十余两，外领马干一分每年八两，共领银四十余两。战兵每名年约领银三十两，守兵年约领银二十两，平均每兵年需饷银三十余两。再加千、把、外委俸给及各营例领办公费用，故在乾隆、嘉庆间制营员兵未加裁汰时，每年饷项全体共需银一百二十余万两。至各营兵额则多寡不一，在内地者曰腹营，在边地者曰边营，腹、边营数适各得全省营数之半。名额则边营较多，盖定制之初系按地方之轻重繁简以定兵额之多寡。各营兵额最多者每营至六百余名，最少者则仅二百余名，平均每营约四百余人。以今之军职例之，提督视上将，总兵视中将，参将视少将，游击视上校，都司视中校，守备视少校，千总视上尉，把总视中尉，外委视少尉，马兵视上士，战兵视中士，守兵视下士，名义虽殊，等级则隐相符合也。

每年或春或秋，例由总督将省内各营及省外归提督径辖之各营官兵调集省城检阅一次。阅毕后，总督即应赴各镇总兵所驻在地，调集该镇所辖各营官兵检阅，名曰大阅，盖即我国古时春蒐秋獮之遗制也。遇总督政务殷繁时，建昌、松潘两镇地方边远，则委当地文官会同总兵代阅。大阅典礼至为隆重，阅后尚须专折奏报。检阅时在省惟提督与总督同坐，成都将军大率请而不来。在任之副将、参将、游击等官，皆戴兜鍪、被铠甲、佩橐鞬在较场营门外跪接。省外则各镇总兵不能与总督并坐，总督亦大都优待，预免总兵盔甲及射箭。所演阵图，嘉庆以前无可考，自道光后则皆照杨忠武公遇春奏定之阵图操演。其初只有火枪，光绪初年始参用洋枪，然仍系前膛铅丸之式，无今之快枪也。海禁开后，外衅日亟，而所演阵图则年年皆循旧式，毫无改进。阵图以外，又分试发枪、射箭及刀、又等技。大阅之日，万人空巷，观者山积，盖不过循例举行，究其实际，直棘门霸上之儿戏而已。

有清自开国以迄乾、嘉间，各省之兵惟有制营一种，故由平三藩以致平白莲教所用皆为绿营。其时民间生活甚低，兵饷尚足自给，即道光末年洪、杨初起时，亦系调川省制兵赴广西、江南应战。迨湘军起后，始募防军。咸丰、同治间，川省兵乱纷起，初由骆文忠公带湘军入川，继因兵力不足，复照湘军制在川增募防营或就民团选编。盖自嘉庆中年白莲教平后，又承平四十余年，兵气已趋疲苶，复值生活渐高，制兵之饷不足自给，各兵遂多兼谋恒业以资赡家，仅于检阅或操练时荷戈应伍。制兵已呈暮气，虽同、光间曾挑选制兵中之年力富强者，名曰精兵，然亦只省城编练十营、各镇总名所在地编练数营，每营不过二百人。且亦只更易名目，其平日之兼谋恒业及临时之荷戈应伍，仍与精兵之制兵无异。自嘉庆至同治，历朝对于制兵名额迭加裁汰，然为数尚不多。至光绪庚子后改行新政，整顿营伍，饬将制兵汰弱留强，腹地各营一律裁减兵额十分之二，故全体兵饷年由一百二十余万两减为一百一十万两。而各营各汛又均不免侵蚀缺额，每营或仅有兵一二百名乃至数十名，每汛或仅数名。于是制兵不惟无力卫国应战，即捕匪缉盗亦不可能，至此愈趋腐化。至宣统二年改练新军，四川成立第十七镇，遂饬将腹地四十营之官兵全行裁撤，将饷项移助新军费用。在总督署设立裁撤绿营处，委成都、华阳两首县充该处提调。余时官华阳县令，遂偕成都县令史君久龙于宣统三年春夏间，先将省城十营接收裁遣。省外各腹营亦以次举行，边地各营则改照防军编制，甫数月即值鼎革，遂并边营亦归消灭矣。

防军：

防军始于咸丰、同治间，时石达开、蓝大顺、李短搭等扰乱四川，被兵者数十州县，制营又以趋窳败，势不能不增加兵力。骆文忠公入川带来湘军数营，故即照湘军编制募集防营。每正兵十人为一棚，就十人中以一人为什长。十棚为一哨，设哨官一员，又设哨弁一员副之。五哨为一营，营长曰管带，设帮带一员副之。合数营为一军，设一统领，下设差弁数员以供驱使。正兵之外，每一二棚设火夫一名，每哨设哨书一名，每营共设长夫三十名，因防营调遣无常，额设长夫以便运输辎重。每营官长、兵夫共计五百数十人，又有八十人为哨者，则仅四百数十人，初无画一之兵额也。至每一统领多者统至十营，少或二三营，则视其人之勋望与需兵之多寡为断，故无一定营数。各军名目多以创始之统领名字定之，如提督周达武所成之军则名曰达字军；武字名副将李培德字寿堂所成之军则曰寿字军；道员安成字仁山所成之军则曰仁胜军。又留驻边地各军则随所驻之地名之，如驻越嶲者曰定越军，驻马边者曰镇边军，驻雷波者曰雷威军，驻宁远者曰威远军等类皆是。统领、管带咱官皆由总督量才委用，不以各员之本职为轩轾，故有都、守与千、把同充官者；有副、参、游与都、守、千、把同充管带者；有总兵充统领而所属之管带中亦有总兵底职者；有道、府同充统领而总兵、副将充管带者。驻扎边地各军即例以该地同知、通判统领，盖防军只是一种差使，非如经制员缺之拘于本职矣。全省防军皆隶于总督，有时由总首咨请提督充全省防军翼长，则总督为正帅而提督副之，其全权仍在总督。于督署侧设通省营务处，综管防军营务、军械、军法等事。以候补道员充总会办，初以候补知府充提调。余权华阳令时，又改以成、华两县令充提调。其次设文案、司法数员，以候补州县充之。同治、光绪间，全省防军共三十余营，除驻边地各军外，余皆择要塞如江口、嘉定、泸州、重庆等处屯扎。光绪季年，又改各军为续备军，分续备前后左右中等军名目，每军五营，营数支配较前平均。惟驻边地各军则仍旧称。光绪三十三年，奉部文将防军改编为三百零一员名为一营，盖除管带外，其余官兵共三百员名。一营分设三哨，此外每营设长夫二十名，全省共改编为六十三营，惟营数增加兵额总数实如故。光绪三十四年后，因匪风渐炽，又将续备各营哨分扎内地各州县，虽星罗棋布较为周密，然以一营分驻数县，一军分驻十数县，往往哨官距管带二三百里，管带距统领又二三百里，交通不便，声气阻隔，遇重大事情发生集合不易，防军力量又失之涣散薄弱，有类制营之设汛矣。

防军饷项专在津贴、捐输、厘金三种收款项下拨支。官兵薪饷：统领月支薪银二百两，管带月支薪银一百两，帮带月支薪银七十两，哨官月支薪银五十两，哨弁月支薪银三十两，差弁月支薪银二十两，什长月给饷银四两五钱，正兵月给饷银三两五钱，长夫月给饷银二两五钱，火夫月给饷银二两。公费每营每月不过三四十两，再加督署卫队营及将军、藩、臬两司卫兵薪饷与夫军服杂用等费，每年全体共需银一百三十余万两，统名防剿经费。在藩司署设筹饷局专司此事，即防军之军需处也。藩司为总办，其余现任在省司道均为会办，再委一候补道为坐局总办。下设提调一员，局内分设三所，一曰支发所，专司核发饷项；二曰报销所，专司办理达部销；三曰日行所，专司收发文件及局内庶务。每所设正委、副委各一员，均以州县充之。惟历来局内支付款项总以藩司详准督署或凭督署札文支給，只能因时因事制宜，断难丝毫皆合部例，而达部之销册则须按照部定之军需则例开报始不至于部驳。故事实与销册历有参差不符之病，削足就屦，势使然也。光绪三十四年办埋三十三年销案之先，迭奉朝旨及部文严切，责令据实报销，川督及各司道颇感困难。余时以他差兼支发所正委，因此调充报销所正委，与副委徐伯庚大令同办此事。乃于据实开报中，将不合军需则例各款逐项说明理由及缘起，册成后复命余拟撰呈院详文，以便督署据以入奏。文内综叙从前及现在支销不符状况，有祇有不合例之开支，断无不核实之用度两语，最是赵次珊制府所激赏。盖历来变通用途及数字则有之，然确无侵蚀及滥用之弊也。奏上竟得下部准销，故自光绪三十四年后，即改照实支款目列册报部，支与销遂相吻合，无从前拘牵之患矣。鼎革后，民国初年之汉军即通省防军之。

新军：

川省之新军萌芽于光绪二十九年，时锡清弼制府督川，就续备各军中挑选精锐二千五百人，编为五营，每营五百人，略增薪饷之额，名曰常备军，委拔贡生陈宧统之。改用新式操练。三十年冬，又将常备军改为混成协，即以陈宧充协统，营制一如常备军，因其时川省所办之武备学堂及军官速成学堂与夫送赴日本士官学校之人多未毕业也。光绪三十四年，赵次珊制府督川，陈宦以调赴东三省，始改编为全镇。先于三十三年奏调候补道朱紫樵观察庆澜来川筹办，嗣成镇后名曰陆军第十七镇，即以朱充统制。至宣统元年，规模始行大备，全镇定额为一万零一员名，盖除统制外，其余官兵共合为一万人也。步兵分两协，设协统二。每协分两标，共设标统四。每标分三营，共设营长十二。每营分三连，设连长三。每连分三排，设排长三。步兵共六千员名。此外设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四团，每团二营，一如步兵名额，又共四千员名，故合为一万员名。是时武备学堂及军官速成学堂学生均已先后毕业多人，除协统、标统多自外省调用或由日本士官学校毕者充任外，其余自营长以迄连、排长，多以此两校毕业生充之。兵则除由原混成协内挑选外，余悉由各州县征集，皆系民籍中精壮识字之人或各地中小校肄业者。薪饷之额亦较混成协时加优。就省城内东较场及北门外十余里之凤凰山两地建筑营房，官兵皆住营内。又于督署设督练公所，就督署左偏之箭道隙地建修。内分三处，一曰教练处，参谋附之，专司训练、调遣、考核等事；二曰兵备处，专司军械、军法、军医等事；三曰粮饷处，专司核发全镇官兵薪饷等事。三处各设总会办，除教练处系调用军学人员外，余两处皆委本省候补道员充之。每处之下又分科治事，复于公所附设陆军第十七镇财政调查局，即本镇之审计处也。总会办及提调皆由陆军部札委，总办为四川提督，会办为松潘镇总兵。余奉檄充提调，下设第一、第二两科。开办未久，余奉檄调署华阳县令，始辞去。全镇全年预算共需经费银一百五十万两，内分经常费一百万两、临时费五十万两。宣统二年南北秋操，第十七镇朝命特派四川总督就近检阅，故未出省赴操。三年鼎革，民国成立后，川省陆军增多，改镇为师，改协为旅，改标为团，所谓四川陆军第一师即第十七镇之脱化易名者也。

驿站：

在未有电报之先，公家紧急公文全持驿运递送，故当时视驿传为要政。迨设电报后，遇有紧要事件虽可先行电闻，然得电后仍须俟奏报或咨文到来始为据，因电报可作伪也。清时以北平为京师，故各路驿站中尤以北路为最繁重。每驿设马及马夫、扛夫名数多寡不等，每马一匹年支草料银二十一两余，每马二匹设马夫一名年支工食银十七两余，每扛夫一名年支工餐银七两二钱。每年补配马匹按定额十分之三配给，又每马一匹年给修置棚厂槽镏银一两四钱二分。北路驿站共十八处，曰锦官驿属成都县，广汉驿属新都县，汉州站属汉州，旌阳驿属德阳县，罗江驿属罗江县，新铺驿、金山驿、魏城驿均属绵州，梓潼驿、上亭站均属梓潼县，武连驿、柳池沟站、剑州站、剑门驿均属剑州，大木树站、昭化驿均属昭化县，问津驿、望云站、神宣驿均属广元县。南路驿站共十五处，曰黄水河站属双流县，武阳驿属新津县，来凤驿属邛州，百丈驿、名山站均属名山县，雅安驿属雅安县，荣经驿属荣经县，富林驿、泥头驿均属清溪县，化林坪站、沈村驿、泸定桥站、烹坝驿、日地站、打箭炉驿均属打箭炉厅。又关于宁远府方面，由清溪县分路，曰河南站、越嶲驿均属越嶲厅。东路驿站共二十四处，曰龙泉驿、阳安驿均属简州，南津驿属资阳县，珠江驿属资州，安仁驿属内江县，隆桥驿属隆昌县，峰高驿属荣昌县，东皋驿属永川县，来凤驿属璧山县，白市驿、朝天驿均属巴县，分水驿属长寿县，垫江站属垫江县，梁山站属梁山县，万县站属万县，云阳站属云阳县，奉节站属奉节县，小桥驿属巫山县。又关于云、贵方面，由隆昌县分路，曰林坎驿属泸州，纳溪站、江门驿均属纳溪县，永宁驿属叙永厅，普安驿、赤水驿均属永宁县。西路驿站共四处，曰郫筒驿属郫县，灌县驿属灌县，映秀湾驿、桃关驿均属汶川县。全省计共有驿站六十四处，盖大者为驿，小者为站也。驿站之外尚有铺司，驿站用马递，铺司则用步卒递送。四川全省铺司共有八九百处，繁不胜纪。铺司步卒亦多寡不一，至繁者四人，次则三人，简者二人，每名年支工食银六两。凡驿递不能到之处与夫寻常文件，则以铺卒递送之。当明末清初，川省驿站共约有二百处之多，至康熙年间裁去一百三十余处，共留上述六十四处。每一驿站年支之款以北路较多，每处年支银一千一二百两，其余东、南、西三路则每处不过年支银一二百两。然北路事繁，所递多系重要文件，生活渐高以后，年支之数皆苦不敷，悉由当地州县官贴赔，而成都终赔累尤巨，岁约贴补三千两之谱，因东、南、西、北四路公文悉以锦官驿为起点，故与华阳同为首县，成都有驿而华阳无驿。驿递程限分三等，最速者曰驰六百里，次则四百里，寻常则二百里。日驰六百里及四百里者皆有规定之事体，滥用者虽总督、将军亦应得降二级处分，盖用六百里者只限于总督、将军、提督、学使四人在任病故或丁忧，此外则遇失守城池及克复城池始适用之。四百里者则限于每年秋审全案及每三年大计举劾之奏报及其他紧要文件始适用之。余在督幕先后七年，见用六百里者仅两次，一为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巴塘殉难之奏报，一为提督马维骐克复巴塘之奏报，足见非常郑重。成都距北京五千七百里，日行六百里者历九日半即到，四百里者则需十四日到。至督署通常奏咨，每月初汇发一次，由总督专派本署武弁一员，即戈什哈，皆千、把、外委充之，由驿赍送至京，每驿只供给马一匹、口粮一分，外派两马夫各乘马一匹伴送至前站交换，惟赍文之弁则径由川至京，所谓换马不换人，约历十八九日到，亦有限十七日到者，则专弁尤为寿苦，回时可稍缓，约两旬外始抵省，谓之折差。将军、学使遇有奏报时亦往往附此以行。四川通省驿传事务例归按察使管理，他省则有归驻省首道或盐、粮等道兼管者。

取士：

川省童试科、岁两考，合各府、厅、州、县学额计之，每考应共取入附学生员一千九百二十六名，每三年两考并计，应共取附生三千八百五十二名。各邑童生先由各府所属之厅、州、县官及各直隶厅州所属之县官考试，试以五场。前场取列前二十名者，次场即坐堂号。堂号者，于地方官所坐公堂之附近设座，取其便于监视，以别真才也。前四场之榜曰团榜，用循环式书名作一圆形，或以五十人为一团，或以一百人为一团。最后一场则合前四场之文字加一总评，定用排列式书曰名曰长榜。列第一者曰县案首。迨本管知府或本管直隶厅州定试期后，即将县长榜有名之各童生造册申送本管府、厅、州复考，仍试五场，其设堂号与发榜式均与各邑之初考同。惟每场皆分各邑发榜，最后列长榜第一者曰府案首。迨学使按临，又由府、直隶厅州将复考长榜有名之童生造册申送学使考试。学使按临后，先考是郡之在庠各生，列一等者如原系廪生则已，如非廪生则作为增生。遇有廪生额出，依名次先后递补，川省各邑廪额最多者十二名，少者四名。补廪生后每年得领廪饩银四两八钱。每考一次，就资格最前之廪生出贡一人，曰岁贡。遇有恩科则增出一人，曰恩贡。庠生考列一二等者，遇乡试时免其录遗；三等者则须经过录遗始能送应乡试。各邑庠生考毕后始考童生，试以两场，一为正场，一为经古。经古即不试四书文，改试五经文或诗赋，童生不应经古者亦听。两场以后，即按各邑定额宽发十余名或数名加以复试。复试后即按定额发榜，有名者即为入庠。府县案首因系府县官所取冠军，学使试时即文字稍不合意亦多入庠。然因有此习，不肖官吏竟偶有贿卖案首者，然遇文字过弱，学使亦尝摈弃之。川省童试以光绪三十一年奉命停废，学使亦裁撤。时学使为郑叔敬太史沅，科考尚未试毕，而各属科考之府县试则多已举行，列前茅者不免有向隅之叹矣。

川省乡试举额，道光以前每科定为六十三名，内有三名为成都驻防旗籍之举额。后又增为七十三名，再增为九十三名，最后增至一百零三名。清时旧例凡本省有报効巨款者，如请增广本省举额，大约每银三十万两可以增广举额一名。川省举额之增，闻其初系因杨忠武公遇春及鲍忠壮公超先后将朝廷积欠所部饷项银数百人万两一律奏明报效，故得广额。后则因捐输、新捐输每年约共银三百余万两，虽属按粮摊派，然在清时迄未视作田赋正供，仍认为全省人民特别之输将，故又举请广举额两次。乡试以三年为一科，遇有庆典则特开一恩科。每科例于八月初八日举行，先由京简放主考二员，一正一副，为主试官，其本职之大小无一定，皆翰林或甲榜出身者，定八月初四、五到省。又由总督选调本省甲、乙榜出身之州县官若干员作为廉官，分校者初为十房，后增至十二房，最后增至十四房，所谓同考官也。设内监试一，以甲、乙榜出身之知府充之，为各房同考荐卷之枢纽。设内收掌一，管理试卷，以上皆曰内帘。全以总督为监临，综管试事。布政使为监试司，按察使为提调司，盐茶道为监试道，成绵道为提调道，间亦有调外道充任者。又设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所，每所以州县官四人司之。而试卷归总于外收掌，以上皆曰外帘。各官均于八月初六日入闱，入闱后总督始在至公堂宣布内外帘官衔名、职务。内帘各员入后即封销内帘门，此后每三日进供给一次，以成都、华阳两知县为供给官。考生初八入头场，初十毕；十一入二场，十三毕；十四入三场，十六毕。头场试四书文三篇、试帖诗一首；二场试五经文各一篇；三场试策问五道。各生试卷自行径交受卷所，受卷官认为不犯规即分批交弥封所，将卷面姓名、年籍、三代连草稿一并弥封，又分批交誊录所，由雇用之窝手照原文用朱笔另录成卷，按千字文每一字若干卷，编作数号，分盖戳于墨、朱两卷，再分批送对读所校对。校对无讹，即一并送交外收掌，将墨卷搁存，朱卷即分批送入内帘，交内收掌。以一百卷为一束，满十四束即送呈内监试处，由主考及十四房同考官掣签，第几房得第几束，同考富即着手阅看。有佳卷应荐者必凑成双数，交由内监试分呈两主考评阅，以定去取。川省发榜总在九月初十日左右，取中正、副榜及备中各卷。备卷不过数本，放榜之日始凭朱卷上字号向外收掌调取其墨卷。然后由各主考会同总督、学使及监试、提调司道、内监试、内收掌、十四房同考官分中左右以次同坐至公堂写榜。自第六名窝起，拆弥封一名，照写一名，写至榜末始回由第五名倒写至第一名，再写副榜。川省副榜额原系十名，后增至十二名，又增至十四名。榜成后，正、副两榜均赍至总督衙门，照墙上张挂。内帘各官即于是时出闱，外帘各官则已于榜前职务毕后先出。副榜又称副贡，不能应会试，亦无朝考，只能以教职及直隶州州判归部注册选用，但仍可再应乡试。

又拔贡每十二年考选一次，例逢酉年举行。府学取拔贡二名，厅、州、县学则每邑取一名，由学使选定后，再在省会同总督复考一次，即赴京朝考。列一等者以七品小京官分部，二等者以知县分省，三等者与副榜注册候选用。四川除府、厅、州、县定额与他省相同外，富顺之自流井、铜梁之安居乡尚各有商学拔贡一名。

又优贡则每科一考，亦由学使取定，惟应试之廪、增、附生须先由本学教官荐举。至优贡定额，大省八名，中省四名，小省二名，四川系中省故每科四名。学使考定后，仍会同总督复试，即赴京应朝考。列一等者以知县分省，二等者亦与副榜注册候选用。又拔贡、优贡皆取一正一陪，因拔、优两贡其揭晓皆在乡试榜前，若正者本科中式举人，即以陪者顶补。

会试各省取中进士之额无一定，凡大省来应会试之举人满四十人取中进士一人，中省三十人取中一人，省及边远省分满二十人取中一人。四川为中省，在道光、咸丰以前举额未增，海道未开，应会试者均须由陕西、山西赴京，故应会试人数较少，每科取中进士多或十一二人，甚有少至三四名者。迨交通渐便，举额又逐增，至清之季年，川省每科所得进士之额总在二十名左右。清时武科至光绪二十四年始行停废，当开武科时，自考取武生以迄武会试皆试以三场。第一场在马上射箭三枝，二场射步箭五枝，三场试弓、刀、石。其考取武生程序与取文生同，仍先经过县、府试，后始由学使于按临时将是地文生考取毕后，即考取武生。各郡县武学定额均较文学额少。川省武乡试举额定为四十一名，每科文乡试发榜后，即由总督主试，不另放主考。取中后送京应武会试，其取中武进士额数与文进士之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