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机械工业概况

王钦永

江津是个农业县，解放前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尤以机械工业更为落后。历史上，境内的机械工业是先有红炉锻打，后有金属铸造和切削加工，但铸造比锻打先形成规模生产。

锻打的铁作红炉，历来在各场镇开设，俗称铁匠铺。农村耕种用的锄头、镰刀等农具，城乡居民煮饭用的菜刀、火钳等用具，多分散在此打造。红炉一般用石块糊泥砌成，左侧安一木制风箱，炉前设一铁铸的砧礅，各称为一盘。一盘红炉一般由三人操作。锻打技术以加钢蘸火是否得法评判，若既无夹灰卷口，又经久耐用，则生意兴隆，尤以大小春季节，更应接不暇。

县内的铸造工艺，是陕西人传授的。乾隆时期，有几家陕西人来我县设厂，铸造盐锅，人称陕西帮。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前后，县人代登宵起而效尤，在笋溪河畔设厂铸锅。随后，仁沱场有袁姓富户于道光三年（1823年）开办万兴锅厂。同治、光绪年间，陕西帮所办锅厂又有两家出顶给本县马、邓姓经营。至光绪时期，县内已有锅厂13家，其中盐锅厂6家，饭锅厂7家，且规模较大，仅代登宵锅厂即投资白银4万两，年产大型盐锅1千口左右。

除铸锅外，县人廖应富还从师陕西马天成，学得铸钟技术，先后为各地寺庙铸造过大铁钟、铁狮子、塔式化纸炉等。后来，廖氏家族为平定白莲教铸过土炮，为支援抗日战争铸过地雷，为修筑津柏公路铸过压路铁滚等，在本县颇为出名。

民国20年（1931年）前后，随着人民生产和生活中机械用具逐渐增多，县城出现了简易的修理店铺，主要承接缝纫机、自行车等的修理。民国23年（1934年），李汉初在城守（现几江）镇西门川主庙（现德胜街工交子弟中学校内）兴办了永丰机器翻砂厂。其设备中，手摇台钻、老虎钳、皮带车床等当时算第一流的。该厂雇用的工人多是造枪的，人称炮匠，生产长短枪出售。民国29年（1940年）前后，有关方面禁止其继续造枪，经县政府批准专为地方团练修理枪枝，其业务直至解放前夕仍兴旺不衰。

新中国成立后，各场镇的铁作红炉和五金犁铧等私人匠铺，在“一化三改造”中联合组织起来，成立铁器生产合作社或铁木生产合作社。1958年，城关、白沙两镇的铁器、五金等社又合并组建为机械制造厂。10月，各区的铁器社也合并组成农业机械厂，并过渡为地方国营企业。1961、1962年体制改革，全县只保留了城关、白沙两镇的三家国营机械厂，不但各区的农机厂仍恢复集体的生产合作社，而且将三家机械厂中原属集体的人员划出，恢复集体所有的生产合作社。

在以后的岁月里，城关、白沙两镇的生产合作社逐步增多并发展壮大，出现了一批集体所有制的专业机械工厂。当前县内集体所有制机械工厂中，有的办得兴旺发达，成效显著。如江津电机厂，不但多年来小型电机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近年开发的新产品微型水泵也获国家认可，赢得了广阔的农村市场。建厂仅十多年的华西电器厂，由于狠抓质量管理，生产的“飞环牌”电扇不但获市优和部优称号，而且多次参展世界博览会。江津茶机厂靠勤俭起家，生产的制茶机械质量优良，1982年、1983年获工业部、国家经委颁发的科技二等奖和优秀产品证书。白沙铁工厂日前与重庆红岩缝纫机厂联合生产缝纫机脚架，取得较好经济效益，企业得以迅速发展。

1962年调整后，全县保留了三家国营机械厂：其一是白沙机械厂，现名白沙锅厂；其二是白沙农具厂，现名重庆川江汽车改装厂；其三是江津机械厂，现名江津轻工机械厂。

白沙锅厂：1958年，五福乡公私合营益民农具厂搬至白沙镇，并入国营白沙机械厂后，1971年改产生产生活用铁锅，1976年改为现名白沙锅厂。该厂现已实现机械铸锅，并形成年产30万口的生产能力。

重庆川江汽车改装厂：1951年，白沙镇集八盘红炉、三家铧厂组建成公私合营江津农具厂。1960年，为大办钢铁服务，改产煤汽机和鼓风机，更名为地方国营江津动力机械厂。1962年调整后，仍恢复为江津农具厂。1984年生产汽车配件，组装小型汽车，改名为江津汽车配件厂。1987年9月改为现名重庆川江汽车改装厂。该厂厂址在白沙镇郊红豆村，距白沙镇约2.5公里。

1983年前，该厂先后生产过锄头、犁铧、打谷机等农具；打米、压面、脱粒等粮食加工机具；铸造过铸铁水管；制造过水泵、鼓风机、煤汽机、皮带机床；还试制过柴油机、水耕机、制砖机。1984年起，主要装配载重2吨以下的小型汽车，1989年在以销定产的前提下，预计能装配新开发的农用汽车40辆。近几年定型生产的船用变速箱、减速机、塑料挤压机等，年产量在100台左右。该厂目前拥有各种主要设备59台（座），其中各种金属切削机床16台，锻压设备9台，铸造设备14台（座）。1988年末，厂有固定资产净值72万元，职工257人，年装配汽车的能力为1千辆左右。

江津轻工机械厂：该厂于1958年组建，原名地方国营江津机械制造厂。1974年纳入省主管厅专业生产糖机计划，更名为江津轻工机械厂。厂址在县城几江镇环城路大西门外康衢街25号。

1959年3月，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曾将县城的民生木器厂和白沙镇的白沙机械厂并入江津机械厂。合并后，原民生厂为该厂木模车间，白沙为其分厂。后因不便管理，1960年白沙分厂划出另立为厂，1962年调整时，木模车间也划出，仍恢复为民生木器厂。

1970年以前，该厂主要生产小型农业机具。1971年后，为寻求定型产品，该厂生产过车床、插秧机、榨糖机等。其中，榨糖机经主管厅鉴定质量符合要求，于1974年纳入省轻工厅的计划安排，有日榨蔗15吨和30吨两种规格，年产量60台左右。1976年，小糖机划归农机部门生产，该厂改为生产陶瓷专业机械。1985年陶瓷专业设备纳入国家轻工业部计划管理，产品也于1987年纳入全国一轻机械产品重庆经销处江津分部经销。该厂目前生产各种陶瓷机械，如球磨机、练泥机、压滤机等多达21个品种，产品销往国内23个省、市、自治区。

该厂现拥有各型主要设备76台（座），其中各型金属切削机床54台，锻压设备11台，铸造设备11台（座）。现有工程技术人员12人，年产各种专业机械300台，配件150—200吨。1988年末，有固定资产95万元，职工322人。建厂30年来，净盈利277万元，缴税49万元，已将历年投资总额全部收回。

除上述专业厂外，县属其它国营厂矿也具备一定的机械加工能力。据统计，这些厂矿的机修车间现拥有各种金属切削机床113台，锻（汽）锤5台，并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如珞璜瓷厂的机修车间，对本厂成型（制坯）用的单头滚压成型和卧、立式铣式干燥机等设备均能自行设计制造。江津化肥厂、白沙糖厂每年大检修，各种设备部件缺损均由本厂机修车间配制。江津水泥厂机修车间除承担设备维修外，还自铸球磨机弹子，使工厂减少向外采购。江津罐头食品厂机修车间除为本厂服务外，还为肥皂厂制造冷板机等制皂机械。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从六十年代起，中央为了备战，陆续在县境内兴建了长风、青江、晋江、前进、永进、新兴、红阳等机械厂。近几年，各厂都开发了民用产品，部份厂还更改了厂名：晋江改为诗钢厂，前进厂改为柴油机厂，永进厂改为齿轮箱厂，新兴厂改为增压器厂。其民用产品中，目前以柴油机厂生产的“五洲牌”自行车销量最大。这七家国营机械厂虽在境内，却直属中央机械工业部管理，在此不予赘述。

从七十年代起，我县机械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机械设备不断更新，职工队伍不断壮大，技术力量不断增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展望九十年代，相信在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引下，我县机械工业必将取得更加突出的成绩。

綦河开发利用简史

程智铭

綦河是长江支流，其水运航程是从江津县境内的江口（今顺江）起，经过綦江县到贵州的松坎。沿途滩多水浅，河道淤塞不畅，特别上游的河道，木船载重量仅一吨左右。经过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代，对綦河的开发治理，铲石爆礁和修建船闸等工程，运效始增。这对解决川盐与日用工业品入黔，及煤焦、生铁、铁矿石与农村土副特产品的返回运输，利用綦河已建成的闸坝和水利资源，修建水力发电站，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为了实行招商贩运川盐入黔，就开始对綦河江口的石梁险滩疏浚整治。同治年间，又重点治理夜郎（即松坎河）河道，松坎即为边黔的重要口岸。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川督丁宝桢（贵州人）奏准革除引商、实行官督商销之策，获悉綦河险滩再次凿除乱石后，运效方著。次年，才决定将入黔的川盐口岸具体分为永、仁、綦、涪等四岸，各岸均设官运分局。江津县辖属的江口，是川盐转运入黔的重要港口之一，是以綦岸盐务官运分局于当年九月六日在江津县白沙镇成立，并设盐务巡防哨官，驻清军四十名，负责管理綦岸转运盐业事宜。同时对綦河从江口至松坎的航道再次疏浚，并开凿松坎至新站的河道，使綦岸入黔的运盐大为畅通。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冬，东林煤矿公司为便于运煤，邀集同业投资四千余元，在蒲河杨柳湾和万盛至鱼峡洞一段修筑石堰六道，堵水开航，初见成效。次年又向同业集资，在綦河上游至鱼峡洞一段修筑土堰五道，货运倍增。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春，川盐运销处出钱，历时三个月对松坎河段进行疏导，成效大为显著。

綦河的开发整治，促进木船运输事业的发展。据《四川省经济参考资料》记载：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前后，綦河三溪口至江口的木船增为二百四十只。

綦河的开发治理，促进了江津县的盐业发展。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在江口设立稽查处，负责检查和办理到岸的盐船等业务。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在江口成立“綦岸盐业同业公会”。在抗日战争中，江津县从事贩运岸盐的盐商中，曾发生争夺綦岸运销边盐的权势，经过激烈的较量，最后形成了以施槐青为首的綦一店及以何策襄为首的綦二店两大势力集团。

（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二十九兵工厂（今重钢的前身）也随着迁来重庆的大渡口。兵工厂在生产上所需之煤焦、铁矿等原材料，都靠綦河沿岸各县供应，就必须开发治理綦河，方能解决运输问题。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由钢铁迁建委员会报经国民政府经济部批准，指令从安徽蚌埠西迁来渝的“导淮委员会”承担治理綦河的任务。导淮委员会于次年二月指派队长刘遂率领勘测队员八十七人对綦河进行勘测，制定“綦河治理方案”，分为渠化工程和整治浅滩工程两条线，具体施工紧密配合，同步进行。并拟定渠化工程分两期进行，计划渠化完成后，实现提高水位一公尺以上，使载重二十吨的木船能从江口直达盖石洞的水上运输。

同年十月，导淮委员会组成“綦河水道工程局”，具体负责綦河整治工程任务，局下分闸坝设立工务所和浅滩工程队。第一期渠化工程于十二月十二日在綦河的羊蹄洞、盖石洞以及蒲河支流的石板、大长、桃花等五个滩的船闸动工兴建。导淮委员会对五座船闸工程的施工，由馥记营造厂中标承包。次年十月，蒲河的石板、大长、桃花等三座船闸竣工。盖石洞、羊蹄洞两船闸，由于滚水坝施工困难，又加之围堰被洪水冲垮等原因，延长了工期，直到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春才竣工。这五座船闸，闸室净宽均为九米，长六十六米，可容五吨木船十二艘或十五吨木船六艘同时通过，大大提高了水运的通航能力。五座船闸工程，共耗费用二百五十三万元（法币）。

五座船闸竣工通航后，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陈果夫来视察时，为各船闸命名，因正值抗战期中，为崇仰前方将士武德题词，以词意定石板滩闸名“大智”，大长滩闸名“大仁”，桃花滩闸名“大勇”，盖石洞闸名“大信”，羊蹄洞闸名“大严”。

导淮委员会紧接着开展第二期的渠化工程，拟定修筑二十座船闸，分两步进行施工。第一步，在綦河的三溪（今三江）至五岔的四十七公里河道上的石溪口、滑石子、剪刀夹、桥溪口、车滩、五岔等处各建船闸一座。这座船闸完成后，将使这段航道在枯水季节的水深也能保持二米以上，达到三十吨的木船和小汽轮的通航。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六月，成立了一、二、三、四、五、六处工务所，分管六座船闸的修建工程。全部工程采取招标承包的办法，同年七月同时动工。石溪口、滑石子两座船闸工程，于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三月竣工；其余船闸动工不久，因物价高涨，承包商要求撤销协议合同，被迫停工。綦河工程局将工程收回，另行招聘工程技术人员，自行组织施工，所以剪刀夹、桥溪口、车滩、五岔等四座船闸，延至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一月才相继竣工。在江津县境内的桥溪口、车滩、五岔等三座，是綦河最长的重力式闸坝，坝长分别为九十七点九米、一百四十四点九米、一百零五点五米。

在建筑这六座船闸时，正处在全国抗日高潮中，冯玉祥将军在抗战即将胜利时，曾题词四句：“中华常胜利，民族庆复兴，道德本忠义，公理在和平。”为崇仰前方将士的英烈，遂以词的字冠以“大”字为船闸命名：石溪口闸名“大中”，滑石子闸名“大华”，剪刀夹闸名“大常”，桥溪口闸名“大胜”，车滩闸名“大利”，五岔闸名“大民”。

綦河第二步的渠化工程十四座船闸，因导淮委员会于抗战胜利后东迁淮河流域而未能实现。但十四座船闸已勘测定点，给将来渠化綦河提供了可贵的基础。

在修建船闸的同时，浅滩工程亦加紧进行。对綦河的浅滩治理，采取“以疏导河道为主，建筑丁顺坝为辅”的施工原则，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十一月动工疏浚。首先对松坎、鬼山、小大林、大大林、白木缺、大峡口、珠滩、滑石子、骡子滩、玛瑙滩、桥溪口、车滩等十二处浅滩，为第一期治理工程。在施工中，因屡遭洪水的袭击，几经返工修复，经济损失较大而被迫停工。次年六月，浅滩工程队又对綦河再次勘测，在吸取过去的教训前提下，重新制定“以建丁顺坝为主，疏导河槽为辅”的施工方案，组建炸礁队，紧密配合建筑丁顺坝工程，巡回炸除礁石。同年十一月起，经过一年多的时间，不但对第一期十二处工程进行复工修建，又在蒲河的桃花滩、骡坝子、大长滩、三江等处的船闸下游处，以及扬渡口、綦河的钟家滩、龙王庙、小领岗、瓦厂滩、鸡公滩、蛇皮滩、羊蹄洞、莫滩、新槽口、鱼梁滩、罐子口等十六处浅滩同时动工。由于施工方法正确，这二十八处的浅滩治理得以顺利竣工通航。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冬，又对门闩子、大木头、小木头、子尾咀等四处浅滩加以整治。綦河的浅滩，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整治了三十二处，建成挡水堤十道，丁坝六条，顺坝十九条，炸礁三十六处，开挖河槽二十一处，工程费用二百九十六万多元（法币）。其中江津县境内整治的浅滩，就有桥溪口、车滩、鱼梁滩、罐子口、门闩子、大木头、小木头、子尾咀等八处，建成挡水堤四处，丁坝、顺坝二处，堵支坝一处，炸礁四处，开挖河槽五处，拆除扫水堤三处。

1969年四川省内河局对綦河整治，投资人民币二十万元，确定在江津县境内从五岔至江口的航道进行整治。整个工程分两步进行施工：第一步从锯子浩至青泊滩二十公里的河道进行疏凿，由江津县的贾嗣和仁沱两个区抽调民工三百人，组成三个连队、一个爆炸排的施工队伍，1969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动工整治，次年五月三十一日竣工，建成丁顺坝十六条，炸礁四处，开挖河槽十二处，工程费用九万零一元。第二步于同年十月十五日，紧接着对青泊滩至江口二十公里的河道上进行疏浚，经过半年多的时间，于1971年四月竣工，建成丁坝三条，顺坝五处，炸除礁石一百九十五立方，开挖河槽三百八十立方，采用块石六千五百九十立方，工程费用十万九千三百七十二元。

1976年十月，四川省内河局又对藻渡河道的整治投资五万元，1978年十二月完成，整治险滩十六处，建成丁顺坝十六条，炸礁石方八百四十立方，开挖河槽三千米。

綦河经过建闸疏浚后，水深由零点二米提高为一米二，船只货运量由二点四吨增为二十吨至三十吨，运效增长十倍。

（三）

綦河的开发利用，不但提高了河道的通航运力，还为江津、綦江两县对已建成的闸坝和水利资源的利用、修建水力发电站提供了有利条件。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起，綦江县用十年时间，利用綦河的闸坝和水利资源，在小金银洞、上金银洞、大常等处修建三座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八十六千瓦。1957年起又用八年时间，在盖石洞、羊蹄洞、三岔河等十多处，相继修建和扩建了水电站，装机容量四千九百二十千瓦。

1963年，江津县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制定“以电力和机械动力提水灌溉为主，提蓄结合、综合利用”的水利方针，为了建立稳产高产农田，实现农业“四化”，而决定利用綦河的桥溪口、车滩、五岔等三座闸坝的有利条件，规划分期修建梯形的水力发电站，并决定以修建车滩水电站为第一期工程。同年十二月省水电厅通知，车滩水电站的勘测设计由省水电勘测设计院承担。设计院赓即派出田孝昭、潘大孝、赖树清等工程师，同时专区、县也派吴伯剑、郑德泽、徐祥林等人参与勘测设计工作。

1964年二月，成立“江津县车滩水电站基建工程处”，立即开展现场勘测设计工作。经过半年时间，于同年八月份基本完成。设计能力采用哈尔滨电机厂制造的白鱼潭机组两台，装机容量五千千瓦。

1964年十一月八日，成立“车滩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由县委副书记李传友任指挥长，省水电厅处长齐金维、专区农机局副局长尚宪发、副县长王汇昌等三人任副指挥长。根据“全民办电”精神，全县动员各区、社向水电站投资、投劳，调集民工一万零七百人，其中石、木、泥等技术工种八百五十五人；按民兵建制，组建成施工队伍。1964年十月二十一日破土动工，由于施工队伍组织严密，技术力量较强，质量要求较为严格，因此整个土建工程和机组安装工程于1966年一月就顺利完成。

1966年三月十二日，由江津专署公署副专员余新民主持对车滩水电站进行竣工验收，交付投产发电。车滩水力发电站整个工程的建设，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机组两台、装机容量五千千瓦的电站，建成主厂房及附属房建、变电站等二千零一十四平方米，修建引水渠长三百六十五米、底宽二十米，以及尾水渠长二百四十一米，进站公路一点五公里。总投资八百七十一万八千八百元，其中社队投劳、投资二百零二万九千六百元，平均千瓦造价一千七百四十三元。

江津县在綦河第二期五福水力发电站的建设工程，是紧接着车滩电站竣工后，利用已建成的五岔闸坝而兴建的。1965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四川省计委、省水电厅联合通知，批准五福电站的勘测设计仍由省水电勘测设计院承担，工程施工由江津县自行组织实施。经省设计院勘测设计，设计能力为机组两台，装机容量三千二百千瓦。

1966年九月成立“五福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由袁锡华任指挥长，杨权双任副指挥长。随即全县动员各区、社调集民工三千六百余人参加建设。196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破土动工，不久由于受“文革”的干扰，于次年七月停工。1971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江津地区革委会通知要求五福电站复工。江津县重新组织“五福水电站工程指挥部”，由宋正棋任指挥长，朱达孝任副指挥长，调集民工一千七百余人进行复工修建。又经过十一年的时间，整个工程才告竣工。于1983年五月十日，对国内第一座低水头贯流式机组的水电站正式验收投产，运行发电。五福水电站总投资八百六十三万九千六百元，平均千瓦造价二千六百九十九元。

（四）

綦河流经江津县的乡镇，有广兴、五岔、贾嗣、龙山、河坝、青泊、金家、白溪、真武、支坪、顺江等十一个乡镇，以及夏坝、仁沱两个镇。在綦河二百五十多年的开发利用中，对这些乡镇的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

在工业上：由于綦河的开发整治，运输方便，促进了綦河两岸工业的发展。清咸丰年间，邑人代耕霄在綦江县东溪购回生铁，在真武场开办“盐锅铸造厂”，年产八百至一千口，相继三代人，直到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由于第三代袁荣禄、袁泽候等人经营不善而倒闭。清末民初，真武场还办有“鸿泰生”及“万全恒”两个锅厂。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四月，刘敦五在江口对面王爷庙附近开办“顺江锅厂”。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赵汝为、张笏堂、吴举宜等人分别在江口开办“大益锅厂”，仁沱开办“顺信锅厂”。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赵汝为、张笏堂、吴举宜等人将“大益”、“顺信”两个锅厂合并，更名为“东原股份有限公司江口铁锅厂”，厂长张笏堂，职员二十人，工人六十一人。主要生产铸造盐锅、饭锅等产品，运销合川、川北、蓬溪、中江、射洪等地区。

抗日战争中，军政部兵工署第一工厂迁来綦河岸边僰溪（今白溪）的鸡公漕，制造武器弹药，厂长陈鉴，职员一百一十二人，工人一千三百四十三人。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开源碱厂、瑞华公司碱厂也迁来江口生产白药。在江口的还有中华纺织厂，僰溪的民生玻璃厂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綦河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江津县利用綦河已建成的闸坝和水利资源，在六十年代建成“夏坝”“五福”两个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八千二百千瓦，更推进了江津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工业方面：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江津县在綦河两岸对私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的厂矿，在广兴乡有民生、民德、兴胜等三个土陶厂，在西湖（今河坝）、两岔有两个纸厂，代家沟、仁沱两个煤厂，还有同义、羲诚、益隆、建兴等四个碗厂。1964年在顺江建成县属机制纸厂。1977年五月在夏坝建成“贾嗣磷肥厂”，年产一万五千吨。

在农业方面：江津县为了建立稳产高产农田，利用綦河已建成电站的电力和水利资源，于1965年由国家投资四十八万元，用两年的时间建成电灌群十六处，装机四十七台、一千九百二十四千瓦，配变压器三十九台、二千四百千伏安，10千伏线路五十四公里，控灌面积二万八千四百亩。因而江津县在綦河两岸所属的乡镇盛产粮食。

综上所述，綦河的开发利用已有两个半世纪的历史，这对繁荣綦河沿岸的城乡经济，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快“四化”建设，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綦河开发利用的建设者们在历史上的重大贡献。

（根据有关史料整理）

1989年六月十三日

双山（绝句）

邹鲁凤冠

双山如夷齐，两龙晴挂天东西；
豪来振衣临绝巘，乾坤俯仰成醯鸡。

民国年间江津县的米粮业同业公会

李恩琪

江津县素称膏腴之地。随着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明末清初便有行会的组织出现，到了清末，同类商品的经营者陆续组织起来，产生了各种不同行业的帮会。民国年间，江津县的帮会组织初步统计已达七十余个，其中时间较长而又富于活力的行会组织便有五十八个之多。其中有：盐业、粮食、油糖、糖杂、国药、新药、银行、钱庄、银楼、绸布、花纱、棉纺织、洋广布、土布、百货、服装、印刷、鞋业、漂染、木业、竹业、藤器、土碗、煤炭、烟业、花生炕房、屠宰、酱园、酒业、茶业、厨业、旅店、照相、度量衡、人力车、驳船、码头力夫、搬运、渔业、挑鞄力公会等。各行各业都组织了起来，市场活而有序，这对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作用的。

为了便于了解民国年间江津同业公会状况，试就当时最有影响的“米业同业公会”作一介绍，以见一斑。

一、江津米粮业同业公会沿革概略

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清朝时已有米帮组织的存在。又江津县城几江镇顺河横街下，有名“米帮沱”一小港湾，据许多老年人说，“米帮沱”之称在他们少年时已经知道，当沿于前清，此处是米帮集散粮食的运输港口，故名。

米帮始于何时，未得其详。根据工商联老会员回忆及现存资料来看，米粮商人的组织在民国十年时称为米帮，负责人称为“帮董”，每两年选举一次。选举时全体帮中成员必须到齐，“不能缺一”。如因事或因病不到会参选，必须托人代理。选举时发给选票，由选举人自填被选人。被选为帮董的，多是帮中经济实力较为雄厚、较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帮董选出之后，进行就职宣誓。米帮组织机构比较简单，仅有一名文牍员负责帮中文字工作，其薪俸由全体米帮成员摊派供给。

县内米帮可查的资料共有四任帮董，均系当时的大米商：第一任是刘瑞荣，第二、三任是帅德林，第四任是夏全初。

民国十九年（1930年），政府颁布《同业公会法》，全国各地行帮改称为“同业公会”，江津米帮遂改称为“江津县米业同业公会”，其机构亦较“米帮”时稍有扩大。米业同业公会负责人不称“帮董”，而称主席，外有常务委员二人，文牍一人，协助主席工作。米业同业公会主席三任：第一、二任为孙宝璋，第三任为丁树臣。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新选任米业同业公会主席刘纪成，感到米商所经营虽以米谷为多，但亦经营豆类和麦类粮食，遂倡议将“江津县米业同业公会”改为“江津县米粮业同业公会”。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刘纪成连任两届负责人后，改选当时米商中之干练者王巨奎为主席。王巨奎当年并未上任，于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邀请了当时国民党县党部、县府、县商会、县田赋管理处等县内各界头面人物，在嘉惠门开会，将“米粮同业公会”名称改为“江津县粮食业同业公会”。米商至此变成了粮食商人，以米谷经营为主，变成了合法的各粮食品种的综合经营。为了这次改变名称，王巨奎还向各米商摊派款项，招待当地的显要人物。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初，吴绍钦继任。六月，根据当时颁布的《商会法》，将粮食加工工业从商业中分离出来（指报表和税收等情况单独列报），于是又改“江津县粮食业同业公会”为“江津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粮食商业同业公会扩大发展成员，在县辖的朱沱镇、李市镇、石蟆场、蔡家场等地成立办事处，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主席”遂改称为“理事长”。名称虽改，其权力仍与主席相同。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连任三届负责人的吴绍钦因精力不济，向县政府和县商会提出辞呈，于是选出了段可君为理事长，继任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现将江津县米粮业同业公会沿革列表如下：

二、米粮行业公会大事记

江津米粮行业公会这一民间组织，在民国年间存在了几十年，发挥了保护会员各种权益的重要作用，在稳定社会物价推动生产上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兹将所知重要活动及事件列附于后。

1. 民国十年（1921年），白沙五福商行引进柴油打米机，为我县最早实行大米机器加工的厂家之一。

2. 民国十一年（1922年），县内粮荒，消费者与地方政府将粮食涨价归咎于米帮，米帮帮董刘瑞荣辞职远遁。

3. 民国十二年（1923年）五月，“匪”乱频繁，粮道阻滞，米帮致书县府，建议将县城中储存的军谷碾米，以济民食。

4. 民国十三年（1924年）四月，四川粮荒，各地立关设卡阻运粮食，波及江津，县府饬令米帮禁止八十余家米商贩运和坐店出售大米，全部关门歇业，停止生产经营活动。七月始恢复营业。

5. 民国十四年（1925年），县内米食缺乏，市面恐慌，由县米帮与商会定价，统一市面出售米谷价格，“以资平衡，而济军民”。江津县教育局局长冉献珍致函米帮，感谢配卖给江津中学校十五石、江津县立职业学校二石、江津县立师范学校三石、女子校二石。

6. 民国十五年（1926年），江津大干旱，民间抢食“观音米”（一种白色粘土），谷价上升至每石十七元（银元），较民国十年每石四元售价上升了三倍多。米商多数歇业，闭市自保。

7. 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米帮帮董帅德林迫于时艰而坚决辞职，声称“将远适他方营商”，在米帮和商会中引起强烈震动，后改选夏全初继任帮董。

8. 民国十七年（1928年），泸县米商赵君实由泸运往重庆出售的大米六十五石一斗，粮船停泊江津码头时，二十二军驻防江津部队以检查为名，将全船大米强行起卸。后来米商交涉，以每石付银洋二十八元低价购买，合计银洋1,812元，且不付现款，只打了一张收据。事后泸县商会主席梁登鹏等人联名签署致函江津米帮，才追回以上粮款。

9. 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九年（1930年），江津县所辖朱沱（五福镇）、白沙、城守镇等水码头设置关卡，由地方民团强行拦截装运米谷的下水船只。重庆市米粮业同业公会致函江津米业公会，请求疏通地方关系，将前后所扣之四十余载装运米谷粮船放行，“以舒渝城民食之困”。江津米业公会向县府提出：“敝公会有调剂民食义务，且川省产米区域推大河上游，下东各属专望船米接济，输粟今古同情。”经一再努力，被截在江津的米谷大部发还放行。

10. 民国二十年（1931年），米业公会设立“平价食米购买处”，按收购价加微利出售，仅一月份即平价出售大米二百四十八石四斗，对平抑粮价起了很大作用。

11.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军阀混战，刘湘规定农民交售征购外，另有三十五项附加名目，如修路、治安、支前等费随粮征收，县内米业公会会员无法插手收购粮食，陷于停业状态。

12.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米业同业公会十月改选主席，孙宝璋卸任，新选主席丁树臣借故不予上任，米业公会会员大哗，后经县商会几次调解公会内部纠纷，丁树臣始接“公章”赴任。

13.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米业公会内几经酝酿，产生会员代表会，加强主席与会员间的联系。当时会员123人，产生代表六人，与主席共商会内大事，增加了米业公会内部的民主意识。

14.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二月五日，经县米粮业同业公会认可，江津县国民党党务专员办事处批准，成立了“城区米粮业同业公会”，负责人杨克勤。

15.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五月二十四日，“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薛岳致函江津商会和米业公会，要在江津、泸州一带采办军米。二十六年初，薛岳派徐怀逊赴津与米粮业公会主席刘纪成签订合同，向米粮业购上等干白米一千石，每石价洋十四元五角，县长赵竹君监证，县商会主席赵际昌担保。

16.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中日战争已经爆发，县米粮业公会成员受县府委令，在县内协同清理积谷。

17.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重庆五月三日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后，米源逐渐断绝，六月下旬，重庆米粮业公会向江津米粮业公会求援，江津遂运十余船大米到重庆出售。

18.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按国民党军政部命令，江津米粮业公会建立粮食经营逐日填报制度，各米商逐日填写购进、加工、销售、价格情况，旬报公会，公会汇总上报。

19. 民国三十年（1941年），铜罐驿、鱼洞溪、大渡口等地米商为牟取暴利，结伙来江津抬价抢购米谷，县米粮业公会发动全体会员，依靠地方武装给予制止。

20.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县内建立外地米商来津购粮登记处，地点在嘉惠门外十二号县粮食同业公会会址。六月，县粮食同业公会主席吴绍钦印发布告，凡进出江津粮食，必须在粮食同业公会登记认可，否则县内军民皆有权扣押，严惩不贷。

21.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县粮食同业公会印发通告“严禁掺水、掺杂、掺稗大米在江津市场出售”，悬赏知情举报，发动消费者监督。

22.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八月，推行宪政，县长肖烈指令：县内李市乡粮食商业同业公会、朱沱乡粮食商业同业公会、石蟆乡粮食商业同业公会、紫云乡粮食商业同业公会等全部改为“江津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办事处”，县公会主席改称“办事处主任”。

23.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县内发生“公仓事件”。粮食商业公会收购米谷，存入国家仓库，由中国农民银行江津支行支付款项，由于金融发生亏空，多数人得不到款，引起农民不满粮食公会。县粮食公会向法院起诉，控告江津农行主任朱松龄，半年后始得解决。

24.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江津县田赋粮食管理处通过县长肖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郑鼎勋等，向县粮食商业同业公会施加压力，强行将47,177石黄谷交粮食公会会员加工（每石谷108斤，加工成米79斤），众多粮食公会会员加以拒绝。两次投标会，各会员均不参加，事延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初，县参议会黄晚邨出面调停，以增加加工费和减少粮商地方杂捐为条件，停止了半年的粮食加工才得恢复。

25.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白沙发生抢米风潮，下午江津城守镇发生震动全川的抢米风潮。粮食公会向县政府提出赔偿要求。

26.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粮食商业同业公会会员龚鸿宾等十人被诈骗大米五十九石八斗。其经过是：县城麻纱市街同业会员零售米商袁仲康于五月十九日赊购龚鸿宾等十人大米后，约定次日付清款项，当日袁将米转售后阖家潜逃，派人寻找无着，成为悬案。

江津后八景·南江寓钓

（明）江渊

僰溪遥合大江流，浩荡烟波送白鸥；
暮雨半蓑移浦内，夕阳一线挂滩头；
鱼穿柳絮好沽酒，竿拨桃花懒系舟；
圣代只今招隐逸，何劳频下饵文钩。

江津县公产的变迁

郭建中

民国初年，江津县公产均系清代兴办学校、赈灾、救济、建立寺庙等先后劝募资金所购置，公产收支由财政统管。民国五年（1916年），县地方公款收支所管三费、济仓、养济三项；县劝学所管膏火、宾兴、学田、文庙、文场五项。

民国九年（1920年），对公产进行了一次清理整顿，全县计有公产十项：

（1）三费公产，创办于咸丰七年（1857年），有租谷747.3老石（下同），租金1002贯另900文，清代用于查盗案缉捕等开支，民国时作司法经费。

（2）济仓公产，创办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有租谷210.2石，租金57贯另500文，用于灾年赈济、平粜、稳定粮价。

（3）养济公产，创办于道光十年（1830年），有租谷87.1石，租金188贯，用于救济孤贫。

（4）膏火公产，创办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有租谷398.7石，租金1048贯另500文，用于几水书院开支。

（5）宾兴公产，创办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有租谷120.3石，租金126贯，用于乡试及资助到京考试，以示宾贤兴能。

（6）学田公产，创办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有租谷46石，租金20贯，用于救济贫困学士，后归二儒学作津贴。

（7）文庙公产，创办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有租谷18石，租金131贯，用于修建文庙及祭祀等开支。

（8）文场公产，创办于道光五年（1825年），有租金105贯另900文，用于修建考试文场及作办学经费。

（9）乡镇学产，创办于民国初年，有租谷903.1石，租金311贯，用于乡镇办学开支。

（10）乡镇公产，创办于民国初年，有租谷311石，租金343贯，用于乡镇公益开支。

以上十项公产共载租谷2841.7石，租金3332贯另80文。嗣后，逐年添置，公学产日益增多。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县成立财务委员会，内设有公产管理委员及办事员，专管公产册籍簿据，负责佃户更换租押之增减，处理佃户发生经界争执等，并经多次整理，采取投标投佃等办法提高租额，以增加收入。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全县公学产年租额收至4013.16石。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起，租额统一采用市石计算，一老石折合四市石，当年全县公学产租额折合17,563.18市石（下同）。在民国后期，上述公产列为县级财政收入，专供乡镇学校教职员工薪津支出，由学校到县财政部门领取拨粮单，直接向佃户收取租谷。

解放后，经过清匪反霸，没收地主、反革命财产，征收、接管祠堂、庙宇，以及土改时提留的机动田（公田），形成了建国后的全县公产。因此公产包括田产和房地产两部分：

（1）田产。1951年土改时全县留有机动田79,647.13市石，折合常年产量8,601,890斤，按17%计租，年可收租谷1,462,321斤。其中：75%上交省，25%留县用于安排修桥补路、义渡等公益事业开支。1957年，农村办高级合作社，取消土地报酬，所有公田均划归农业合作社集体所有，国家不再征收租谷，县有公田无形消失。

（2）房地产。1951年土地改革后，全县没收地主、反革命房地产2,502座，计8,659间，占地面积387.9亩，总值244.5万元；征收祠堂、庙会（社）房地产1,322座，计4,461间，占地面积274.8亩，总值161.3万元；接管原有公学产319座，计870间，占地面积34亩，总值49.9万元。以上共计有房地产4,143座，13,990间，占地面积696.7亩，总价值445.7万元。此外，还有代管房114座，计505间，占地面积98.8亩，总值41.3万元。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区乡党政部门、学校、粮食、供销、信用、医疗、邮电等单位相继建立，都需要无偿划拨使用公房。到1954年，除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使用的公房不纳租金外，其余出租给城镇居民及少数企业单位使用的公房总价值约214.7万元，年租金收入107,804元，其中城关、白沙、油溪三镇约占80%，农村场镇的房租年收入只有2.2万元。

以后，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增加，无偿划拨使用公房面积不断扩大，而城镇居民人口增多，住房矛盾日益紧张。因此，从1956年起，停止机关事业单位无偿划拨使用公房，以保证居民住房的需要。

1965年，根据国务院关于进行城镇私房改造的规定，对城关、白沙、油溪三镇的私房进行了改造。对劳动人民出租住宅用房80平方米以上、生产用房3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进行改造；对剥削阶级出租的房屋实行无起点进行改造。接受改造的933户，当时以滴水面积计算，有139,312平方米。1983年复查核实私房改造，此次以建筑面积计算，有105,294.62平方米，比原滴水面积减少34,017.38平方米。核实后，按政策补留自住房1,260.3平方米，撤销改造退还本人29,179.09平方米，继续维持改造的为74,855.23平方米。至此，全县有公房面积66万平方米，住户人口近二十万，年租金收入10余万元。

1979年，成立县城市建设管理局，城关、白沙、油溪三镇公房划归城建局管理，农村场镇公房仍由财政部门管理。农村公房大多为大队、生产队用作办公室或保管室，少部分由社员居住，对农村公房规定不收房租，由住户自行维修，只明确产权属于国家。场镇公房实行以租养房，所收房租用于房屋维修，但由于年久失修，房屋破烂，租金又低，所收租金远远不能满足维修开支，每年都要财政补贴公房维修费。

为了有利于促进住户爱护房屋，加强维修，改善居住条件，减少财政负担，从1980年起，根据住户申请，区（镇）审查，报县批准，陆续将一部分农村场（镇）公房变价处理给使用者。截至1988年底止，九年共计变价处理农村场镇公房1,020栋，2,896间，面积101,484.6平方米，变价收入2,098,208.98元，相当于前三十年公产变价收入的总和。目前，除几江、白沙、油溪三镇大体保留原有公房面积外，农村场镇公房已为数不多了。

1989年7月18日

江津后八景·石笋凌云

（明）江渊

岧峣玉笋插云烟，万丈丹梯未可缘；
屹立数峰高拔地，孤撑一柱上擎天；
盘根迥出鸿蒙外，落箨原从造化先；
拟驾飙轮凌绝顶，徐看海水变桑田。

民国时期江津县工商企业加征的各项杂税

刘达礼

民国时期江津县工商企业加征的各项杂税，根据现有的资料，可分为军阀割据和川政统一后两个时期，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军阀割据时期

江津县是川东大县，当大江要道，民物殷富，工商业发达，税收较丰，酒税为全川收入最旺之县，为军阀觊觎之地。先后有十八军赖心辉、二十四军刘文辉、二十一军刘湘的军队驻防江津。他们相互争夺，打下江津后即委任征收局长，负责征收税款，同时也巧立各种名目，加征各种苛杂，为他们筹集庞大的军费。

1. 民国二十二年十月起，二十一军刘湘下令按烟、酒税额和烟酒牌照税额，分别加征10%的剿赤费，至二十四年七月一日停征。并又确定江津县盐业公会筹纳220,000元银元的剿赤费，公会在二十三年度内，以售盐一载加收160元，凑足此数。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军需款甚急，又通知县商会：拟于盐上加税200万元，或实行新衡制抵交剿赤费。经商会再四讨论，以“加税过高，妨害滋多”，决定由县商会立出期票垫缴，从二十四年一月起至十二月止，每载盐加收800元，以归垫此款。

2. 民国十八年，江津县烟酒事务局设立后，在中城、朱沱、油溪、石门、二溪、龙门滩、江口、泥壁沱等八处设卡，收取烟酒过境查验费。烟类每捆40斤，收银元一角；酒类每大坛收银元四角，每小坛收银元二角。另外，对槽房酒桶，每个每月附征二角的厘务员补贴。

3. 民国二十四年前，在军阀割据混战的十多年中，军阀借保护商人经营，征收护商税。十五年江津县成立护商事务所，二十年十二月设立江津护商处，以办理收税事务，属二十四军刘文辉防区。二十二年，刘湘军队驻防江津，设立江津县特等稽征所，除办理其他税收外，办理护商税征收。据现有部分上报县特等稽征所征收护商税资料，也可见一斑：

朱沱分所二十三年元月下旬征收1,124.68元，八月上中下三旬征收926.72元，九月上中下三旬征收1,330.10元，十月中旬征收338.06元。白沙分所二十三年五月上旬征收94.51元。油溪分所二十四年元月上中下三旬征收977.48元，三月中旬征收17.27元，二月上中下三旬征收561.81元。以上合计收入5,370.63元，平均每旬收入335.66元。每个分所每旬共可收入1,000元，一月可收入3,000元，全年可收三万多元。

二、川政统一后时期

民国二十四年，国民党政府统一川政后，鉴于“川中税卡林立，层层剥削”，提出实行一税制，“一税之后，决不重征”。当年通知各县清理，报省废除苛杂120多种，裁并税卡50余所。乍听之下，似乎这样一来对人民要好一点了。但事实说明，以上所说的都是一纸空文，旧的苛杂取消了，新的苛杂又开征，并且加征率和名目都超过以往。

1. 民国二十五年下期摊收资本捐：按资本额千分之十二征收，城区收1,628元，白沙收802元，李市收204元，石门收288元，朱沱收561元，油溪收310元，仁沱收288元，共收4,137元。二十六年十月省府核定江津县资本捐5,629.56元。具体征收方法，无资料说明。

2.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起，国民党政府规定，按营业税税额加征50%的国难费，比率是较高的。三十年第二期亦征收工商企业农业粮时按营业税额加征1%的国难费（营业税2%，加征后为3%，也是50%）。其中：奢侈品营业税率原为4.5%，加征后为6%；牙行营业税不论按营业额或按资本额课税的，都应按税额加征50%的国难费；按佣金征税的加征4%（税率8%，加征后为12%）。如以三十一年江津县征收的营业税计算，加征50%的国难费计收入2,540,000元，数额不小。

3. 民国二十九年，实行新县制，从三月起按营业税额加征千分之四十的保甲经费，至三十一年二月停征。

4. 民国三十年八月，在营业税征税时加征乡镇自治捐21,080元，但何时开征、征率多少，无资料说明。

以上材料说明，无论军阀也好，国民党政府也好，他们为了维护其统治，总是采用各种手段，巧立各种名目，向工商企业进行压榨和掠夺。

江津后八景·石羊晚渡

（明）江渊

落日苍茫古渡头，几人相聚立沙洲；
萧条行李无知己，浩荡烟波少济舟；
隔岸晚吹明夜火，谁家寒杵动清秋；
此时名利心虽壮，风雨何堪起暮愁。

江津后八景·莲塘夜月

（明）江渊

方塘弥漫侵江城，云影天光滉漾生；
影湛碧波千顷绿，光涵孤月半轮明；
芰荷香泛琴樽润，杨柳风微泮壁清；
安得坡仙同载酒，细听一曲洞箫声。

建国后江津金融机构概貌

陈泽华 谭英

1949年11月28日，江津解放。刚解放时江津金融业一片萧条。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造成连年不断的恶性通货膨胀，到解放前夕，全县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已撤迁、倒闭或歇业。此时的江津，经济破败，市场萧条，物价猛涨，匪盗猖獗，人心浮动。为巩固人民政权，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尽快成立人民银行以稳定币值、抑制通货膨胀，是摆在金融部门的首要任务。

新政府财经接管小组奉命立即接管了中国银行江津办事处、中国农民银行江津办事处、四川省银行江津办事处、江津县银行等四家银行的财产、帐务和人员，当年底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江津支行。从此，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在我县蓬勃发展。

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江津支行属地区级金融机构，领导江津专区所辖各县银行，兼营本县金融业务。1950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江津县支行成立，担负全县的存放汇兑等金融业务，原江津支行更名地区中心支行。

1951年9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江津专区中心公司在县内成立，次年9月又成立白沙支公司，开办火险、运输和生猪等12个险种。

1956年4月，中国交通银行江津地区支行成立，主要管理地区所辖各县较大的公私合营企业，并代财政部门管理官僚企业的资金营运与收益分配。

1964年元月，从县人民银行划出农金股和各区营业所，设立中国农业银行江津县支行，专管农业资金的筹集和分配。

1965年7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江津办事处成立，专管中央和地方的基本建设资金的划拨清算。

1984年元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同年7月，人民银行江津县支行撤销，其机构、人员、业务、财产、帐务全部移交同时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江津县支行。支行内设置专柜，代办人民银行在县内的业务。

1987年10月，江津县邮电局开办邮政储金业务。

1988年5月30日，重庆证券公司江津分公司开业，专事国库券发行、转让、兑付等业务。

1989年9月11日，重庆市人民银行决定调何克仁重新组建江津县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同年12月正式成立。

到目前为止，全县境内有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保险公司、邮政储蓄、证券公司等七家金融机构。各行（司）在各区、镇、各工矿区设立分支机构27个（不含工作组、业务组），其中工商行设分理处8个，农行设营业所16个，建行设办事处2个（含重庆市建行珞璜办事处），保险公司设营业所1个。工、农、建行设储蓄网点80余处。此外，全县各乡有农村信用社多个。各行、司、社现有金融干部1千余人，活跃在我县工农业生产第一线。

一、中国人民银行江津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江津支行是以西南服务团人员为骨干和接管后的中国银行江津办事处及四川省银行江津办事处人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于1949年12月26日成立，营业地址在新街子24号，内部办公在小什字。经理程衡、副经理孙仁圣。新组建的江津支行为专区级金融机构，领导专区所辖各县银行，兼营本县金融业务，隶属川东分行领导。

1950年4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璧山专区督导办事处成立后，江津支行以办理县内业务为主。6月11日，专区督导办事处迁往璧山，7月改督导处为中国人民银行璧山专区中心支行。1951年6月14日，中支由璧山迁到江津，原江津支行改称江津中支营业部，营业部下属先锋、德感两个分理处。1955年9月，营业部划归县支行改称城关办事处，中支则专门行使对专区所属各县银行的领导。

江津支行及江津专区中心支行领导人员表：

江津支行1950年2月内设机构为：秘书股（股长郑振华、副股长崔起）；业务股（股长黎咸章、副股长冯光亮、向一仪）；会计股（股长连伯璞、副股长李开绪）；出纳股（股长黄道高、副股长李勤之、黄寿嵩）；货管股（副股长周庆培）。

江津中心支行成立后，1951年10月30日对内部机构、人事安排作了调整：由唐顺之任计划股长、蒋蕴范任副股长；姜光任人事股长；唐华超为秘书股长、郑法中为副股长；周庆培为货管股长；黄道高为会计股长（未到职，调东溪支行任行长）；茅同寿为营业部主任、游光清为副主任；赖克宇、王耐寒、汪学礼、龚增荣、王超士等五人为督导员。

1960年秋，江津地区中心支行随地专机关迁往永川县。

二、中国人民银行江津县支行

（一）机构沿革

1950年6月11日，专区督导办事处迁往璧山，江津县支行遂告正式成立，营业地址新街子24号，内部办公地址通太街17号。地专机关由璧山迁来江津，1951年3月12日，县支行随县委、县府迁往白沙，行址聚福街。江津县支行与所辖的白沙镇支行合并，改称白沙支行，办理全县金融业务。为了使金融机构与行政命名相一致，1955年9月白沙支行改称江津县支行，原中支营业部改组为江津县支行城关办事处。1956年1月15日，县支行随县级党政部门迁回江津，与城关办事处合并，营业地址为布市街66号。县支行迁到江津后，白沙改为办事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建立中国农业银行、统一管理国家支援农业资金的决定》后，1964年1月，中国农业银行江津县支行成立，人民银行所属农金股、各区营业所以及全部信用社划归农行领导，人行在各区设办事处。

1966年1月1日，农行并入人行，下属的各区人行办事处、农行营业所两行合设的营业所同时并入人行。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从当年底到翌年初，县支行的领导权被群众组织夺取。1967年元月24日，县人民武装部派军代表梁光耀驻行实行军管。到3月15日，经县驻军“支左生产办公室”批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江津县支行生产办公室”，负责日常行政和业务工作。1970年4月，成立县支行革命委员会，1972年5月又改名“革命领导小组”，下设政工、办事、业务三个组，负责全行行政与业务工作。

1978年5月，取消“革导组”，恢复“中国人民银行江津县支行”。

1980年1月，恢复中国农业银行江津县支行，仍将县人行农金股、各区营业所以及信用社划归农行。

1982年11月1日，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江津支公司，行政上仍由县人民银行统一领导。1984年1月1日，县保险公司与县人民银行脱钩，升格为局行级单位。

1984年7月1日，县人民银行撤销，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江津县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江津县支行历届领导人员一览表：

（二）内设机构

县人民银行在建国初期设有秘书、会计、出纳、业务四个股。1951年增设农金股。1954年6月15日农金股分为农金和信用合作两个股，次年两股合并称农业信贷股。1952年下半年成立货币管理股，1955年改称信贷计划股，同年8月，信贷、计划分开设立两个股。1953年2月增设人事股。1955年改出纳股为货币流通股。1956年上半年成立储蓄股。至此全行共为九个股。

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行内设机构精减为秘书、财会、信贷、储蓄、农金五个股。1962年财会分为会计、出纳两个股，并恢复计划股。1963年1月增设监察股，同年12月撤销监察股。

1970年4月革委会成立后，支行下设政工、办事、业务三个组。1971年元月，建设银行并入人行，县人行增设基建拨款组。1972年办事组分设秘书、财会两个组。1973年，业务组分为农金、计划储蓄、工商信贷三个组，同年增设军工信贷组。该年4月恢复建行，基建拨款组从人民银行划出。

1978年元月组改为股，计储股分设计划、储蓄两个股，全行共设七个股。1984年元月，县人行下设办公室、人事、工业信贷、商业信贷、计划、会计、出纳、储蓄等八个股室。

中国人民银行江津县支行各股室负责人一览表：

（三）分支机构

县人民银行设置的分支机构有四种类型：1.营业部；2.办事处；3.分理处；4.营业所。营业部都在支行所在地；办事处一般在大的城镇；分理处多设在工矿区；营业所设在各区所在地，同属支行所属的金融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江津县支行分支机构一览表：

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江津支公司

我县于1950年3月25日分别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江津经理处、川南分公司江津检查站。同年4月，处站合并，成立江津特约代理处。1951年9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江津支公司成立，特约代理处撤销。支公司代行专区中心支公司职能，经理由中支行长唐卫明兼任，副经理王国珩、周志能。内设总务、会计、业务、农村保险四组，地址通太街17号（原人行院内）。

1952年9月10日，在支公司的基础上，分别组建江津专区中心支公司和白沙支公司。专区支公司经理王国珩、副经理高凤才、周志能，内设人事、秘书、会计、业务、农保五个股。在本县内的分支机构有白沙、猫儿沱两个营业所。专区公司设在城关通太街（现财政局院内）。

1958年8月，保险机构再度划归人行领导。同年9月1日专区公司改为中心支行保险股；兼营的江津县内保险业务，全部移交县人民银行。1959年1月，停办国内保险业务，专区中心支公司撤销。

分支机构为：

白沙支公司：1952年9月10日在白沙聚福街成立，经理由县财政科长齐民兼任，副理叶薪。公司设秘书、会计、业务三股，有职工20人。白沙为当年县所在地，白沙支公司实际是江津县支公司。1953年12月，白沙支公司改为营业所。

猫儿沱营业所：1953年1月成立，毕宝珍任副主任。1955年初，更名为业务所，受江津县支公司领导，王永宏任副主任。1956年该所再度划归地区中心支公司领导。1959年1月，白沙、猫儿沱两所随国内停办保险业务而撤销。

1982年11月1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江津支公司恢复成立，王永宏任经理，地址通太街17号（县人民银行内），由县人行统一领导。1984年1月，支公司与县人民银行脱钩，升格为行、局级机构。经理田景坤、副理王永宏。公司设人秘、计财、业务三股。1985年4月，股改为科。1986年4月，公司迁南安街112号。

公司分设白沙营业所，1984年11月成立，地址白沙光华路35号，由钟定学任副主任。1987年12月设德感业务组，张道来负责。

四、交通银行江津办事处

交通银行江津办事处，1954年4月成立，办公地址设在布市街原大什字储蓄所楼上，随后迁张爷庙街（现农行办公地），改名交通银行江津地区支行，负责人万大宾。支行业务隶属交行省分行，行政由专署领导，干部归当地党政调配。内设秘书股（股长周康、副股长朱尚和）；会计股（股长郭惠唐）；业务股（股长范旭）。全行员工42人。

支行除经营一般金融业务外，还担负管理地区各县较大的公私合营企业的生产、计划、财务、盈利分配、各项资金提留以及各项支出的审理；代财政部门管理官僚资产阶级在企业的股金和盈利所得。

该行于1958年大跃进期间被精简撤销，帐务、财产及善后事宜分别交其省银行、地区行署及财政局代理。

五、中国农业银行江津县支行

1964年元月，江津县人民银行划出农金股和各区营业所的机构、人员、帐务和部分财产以及全部信用社，成立中国农业银行江津县支行，行址通太街（现财政局内），行长王文清、副行长李光新、张鸿盛。农行内设人事秘书股（副股长陈文富、陈廷清）；业务股（股长张宏奎、副股长刘树梁、陈世才）；计财股（副股长戴志祥、马凡维）。下属十三个营业所（详见人行分支机构表）。全行职工68人。

1966年元月，农行机构裁撤，并入人民银行。

1980年元月，人、农两行再度分设，恢复中国农业银行江津县支行，行址初在通太街人行院内，1983年迁往张爷庙街。行长李光新、副行长张鸿盛、罗永新。支行内设八个股（室）、一个营业部：办公室（秘书股副股长庞盛汉）；人事股（股长陈廷清、杨炯彬副）；计划拨款股（副股长张启型）；财会股（副股长戴志祥）；社队信贷股（股长刘树梁、杨毓清副）；企业信贷股（副股长罗才俊、袁必德）；信用合作股（副股长周忠祥、杨炯芝）；社队财会辅导股（副股长周泽宣）；营业部（副主任丁贤金、郭惠唐）。支行下设十四个营业所，20个储蓄所（柜）。全行员工为220人。

附：信用合作社：我县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于1952年8月1日在高牙乡成立。到1955年全县实现乡乡有社。1979年全县共有94个信用社，人、农两行分设后，信用社全部划归农行领导。

六、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江津办事处

建设银行江津办事处于1965年7月1日开始营业，地址在城关大同路（又名青年路）12号，副主任牟映坤。该处成立后，主要办理长风机械厂、江津钢铁厂、江津纸厂、江津磷肥厂以及县属部分小厂矿的兴建和扩建工程的拨款和结算，隶属建行永川专区中心支行领导。下设夏坝工作组，全处共计8人。

1971年元月，随着上述工程基本竣工后，奉上级指示办事处并入人民银行基建拨款专柜。1973年4月，接上级指示，建行业务和人员又从人行划出，恢复建行江津办事处，地址通太街财政局院内，牟映坤任主任，余子禄、袁进善任副主任。下设临时分支机构为前进厂工作组。1976年迁回大同路办公。

1979年办事处更名县支行，行长牟映坤，副行长袁进善。内设人秘、拨款、会计三股，分别由叶财万、胡昭银、李素珍（副）任股长。1983年10月魏治祥任行长，1989年该行迁入五福街，现有员工40余人，在德感设有工作组。

附录：建行机构设置是按基建拨款任务大小而定，不完全以行政区划为根据。故70年代在江津境内的建行机构还有：属地区管的有德感办事处（1975年划归江津，次年撤销）；属重庆管的有夏坝第六办事处、川顺第十一办事处、晋江第十二办事处、红阳、新兴、永进第十七办事处、前进第十八办事处等。每个处只有二、三人。随着基建工程竣工，上述各个处陆续合并、撤走。

1987年珞璜电厂开工，1989年重庆建行在珞璜镇设建行办事处，张杰任主任。

七、中国工商银行江津县支行

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江津县支行成立，实行与县人民银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资金分开、两套帐目”，建制仍属人民银行。1984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江津县支行撤销，所属机构、业务、财产、帐务以及人员全部移交县工商银行，县工商银行正式成立并开始营业。行长何克仁、副行长罗熙荣。支行办公地点通太街17号，营业地址布市街66号。1989年10月，营业地址新建扩建竣工后，办公、营业全部迁入布市街66号。行长为罗熙荣，副行长张尊元、袁维新。

县工商银行内设机构及负责人为：办公室（副主任闵俊、苏茂生）；人事科（科长王世昌）；计划科（科长李辉、副科长陈泽华）；工业信贷科（科长刘德贵、副科长沈义生）；商业信贷科（科长王德伦、副科长李荣孝）；会计科（副科长杨波）；出纳科（副科长代志权、唐海生）；储蓄科（副科长刘光祥、王瑜）；信托科（副科长古咸昌）；工会（副主席马后全）；还有稽核科、监察室。

县工商银行现有分支机构为：白沙分理处（主任宋占河、副主任罗平）；朱羊溪分理处（副主任李坤万）；长风分理处（副主任王光全）；德感分理处（副主任张连东）；东方红分理处（副主任张强）；珞璜分理处；晋江分理处（副主任吴玉容）；夏坝分理处（副主任刘贵华）。此外还有青江工作组。为了方便储户，在全县有工商行的地方设储蓄所（专柜）20个。全行员工200余人。

八、江津县邮电局邮政储蓄

县邮电局增设邮政储蓄专柜是1987年10月1日，专柜设在邮电局营业室，负责人万朝富（兼）。主要业务是吸收储蓄存款，所收存款按季上划重庆市人民银行，市人行按季末存款余额递增数付给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九、重庆证券公司江津分公司

该公司1988年5月30日开业，办公地址县财政局院内，分公司负责人吴锡以，主管国库券发行、转让、兑付，兼营其他证券业务。

十年金融改革打破了人民银行“一统天下”的旧体制，给金融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各专业银行之间业务分工协作，适当交叉，为江津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没有制定金融业业务竞争的有关条例和法规，专业银行间争贷款、争存款、争地盘、变相提高利率等现象，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大量浪费，加上企业多头开户、汇差资金不按时清算等，造成金融以至整个经济秩序混乱。这些问题牵涉面大，也只有依靠改革的全面深化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白沙的市场

刘子华

白沙是江津县的大镇，位于江津县城上游90华里、合江县城下游270华里之长江南岸。依山临水，灯火万家。它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逐步形成一个繁荣的经济、文化重镇。尤以其市场的活跃与繁荣，位居四川四大重镇之二（一是江油的中坝，三是渠县之三汇，四是金堂之赵家渡，江津县白沙居第二）。现将其有关市场情况分述于后。

第一、市场的出现和形成

白沙早在东汉末年就有人烟聚居，并形成村落。由于气候和地理的条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随着水陆交通之便，在与附近15个场镇及邻省贵州北部的几个邻近县的交往中，白沙镇由单一的农业生产，逐步发展为各类农副产品的主要集散基地，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农工商综合市场。

白沙自宋代建镇以来，历经元、明、清设置交通驿站。大量移民入川，使白沙的交通、农业、商业、手工业逐渐兴起和发达。统治者趁势设官征税，于是商业归口成行，工业分帮。为了维护和协调同乡、同行、同帮的利益，大都组织同乡会，兴修会馆、神庙，以作聚会议事场所，如湖广会馆禹王宫、福建会馆天后宫、广东会馆南华宫、江西会馆万寿宫、贵州会馆黑神庙等。工商业如屠宰业的张爷庙、织布业的机仙庙、烤酒业的杜康庙、财神庙、五显庙等，给白沙市场奠定了基础。

清初雍正九年（1731年），白沙市场盐业兴起，有商人从富顺购买配盐到江津，按派数分配给各里甲、乡村市场销售。同治十三年（1814年），大绅士陈宝善承销江津盐岸，在县境内开办十大盐店，在白沙设总店。现白沙镇公园路的老盐店即清代开设盐店的地方。

清嘉庆前后，酿酒业兴起，白沙烧酒誉满全川，为我镇主要特产之一。当其盛时，有槽房300余家，均年产万斤以上，现我镇的槽房街即由此得名。鞭炮业亦为白沙特产，音响宏亮，震耳欲聋，畅销之广，与酒不相上下。

光绪三年（1877年），清政府在本镇设立盐务分局、磺务分局。且自1890年重庆开辟为商埠以后，白沙市场随之发展成为地区性商业中心。如内江的糖、自流井的盐、綦江的桐油、重庆的杂货、成都的细布绸缎、璧山的土布、贵州的山货等，各地物资大多来此交易，形成了各业帮会，街道随之兴建，集镇因而扩大。同时如酒馆、茶馆旅栈、理发、饮食等服务行业也相继发展，而朝天咀、梁子上更成为闹市区。一遇赶集期，熙熙攘攘，拥挤不堪，热闹非凡。

鸦片战争以后，为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加工工业逐步兴起。清末民初，日本商人来白沙开办新利洋行、三重公司等经营山货业务。本镇商人谭玉书、韩凌云等发展棕丝、猪鬃、桐油、皮张等农产品加工制造业，成为我镇外贸出口的四大产品。其“双喜牌”棕丝、“群猪牌”猪鬃，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二十年代，白沙开始了电力工业，早期在聚奎中学使用电灯照明，继后兴办了火力发电厂、启明电灯公司、水力发电厂等。三十年代相继发展了纺织工业，新运纺织厂、燮和实业工厂、平章织布厂等在白沙投产，采用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抗日战争中，沿海一带商人纷纷迁来白沙避难，开办各种工商企业，如粮食、面粉、油料、肉类、榨房、制鞋、制革、肥皂、印刷、酒精、化工等，给白沙奠定了较雄厚的工业基础，保持了白沙市场的稳定与繁荣。

第二、市场的规划及发展

1、早期寺庙集市

白沙镇自清代以来，建会馆12座、寺庙8座，即为早期农产品之交易场所，形成了寺庙集市。如王爷庙的米市、南华宫的米市和银子市、杜康庙的高粱市、天后宫的菜子市、五显庙的杂货市等。而五显庙庙坝则为草药摊、杂货摊、算命测字摊、理发摊等集中之处。

2、街铺市场

据1932年统计，本镇开设商号的大商户有188家，开设商店的工商业户有236家。整个白沙街面，商店比邻相接，自然形成街铺的各类市场。按商品分类集中，最著名的街铺市场有：

（一）梁子上至十字口一条街，为绸布百货市场。

（二）衙门口至黑龙江一条街，取名槽房街，为酒业经营市场。

（三）公园路口至横街子，各铺经营土布，取名布市街。

（四）西河街，各铺多为竹木店、土陶店、木桶盆、窑货等日用品，还经营贵州仁怀运来的杂木柴，因之名为日杂品销售市场。

（五）自大庙子脚下、会仙桥起至东华街，多为油房、面房、铁器铺，乃油业铁器市场。

（六）在姜沱市背后一条小街，多为京果铺，经营糖、油、香烛纸火之物，取名糖食街，为本镇著名的糖油市场。

（七）黑龙江下段至溪沟头一条街，多为饭馆酒馆所在。尤以花荷包至周家祠堂一条街，零食小吃便在此设摊，经营有火锅、笼笼鲊、猪羊肉汤锅、卤菜烧腊，各类俱全，应有尽有。街窄店小，人群拥挤，称为“好吃街”。

（八）鱼市口至羊叉街，茶、旅、饭馆均全，供往来客商食宿之处。

（九）朝天咀为米帮码头，二蹬岩为盐帮、糖帮码头。沿镇各码头每日停泊进出五、六百只商船，转运各类物资，力夫搬运繁忙。

白沙镇为防止土匪劫场，保护商民利益，曾成立护商队。又于大旗山、永登坪、溜马岗等地建立碉堡营房，派兵驻守。并于场镇之周围要道隘口处高筑围墙，修建栅子门，每晚有更夫巡逻关栅，以策安全。

3、白沙著名的市场

一、粮食市场

解放前，粮食是白沙主要商品之一。其市场有三处。小米市是大米的零售市场，地址在王爷庙、南华宫两处。庙内是售熟米，庙外坝子是售黄谷和碛米。由于粮食销售量日益增多，原有市场不能适应，遂由王爷庙逐渐扩大，一面由石碗架至梁子上，五显庙至十字口横街一段。每场上市的粮食有1200多挑（每挑100斤），最旺期每场达200—300石之多（每石550斤）。系附近农村如永兴、三口、儿子、李市、慈云、高占、石蟆、塘河、稿子等乡用人力贩运而来。

在王爷庙内，政府设有“官秤”，为买卖双方称银子，并方便“大锭”换“中锭”或“散碎”。旧银锭分为“大翘宝”（50两）、“小翘宝”（20两）、“大锭”（10两）、“中锭”（5两），“散碎”即零星碎银以作找补之用。后来使用银元（每元银子7钱2分），按重量与银子互换，大锭可兑银元14元。凡大额银换散银者，必需贴水3%。

行商市场称为大米市，是大批粮食集散和行帮交易的地方，地点在朝天咀。粮食主要来源是合江、赤水、王场、朱沱、二溪、松溉、朱羊溪、塘河等地用木船运集，每场交易额约1000石左右，旺盛时可达2000—3000石。朝天咀的米粮交易，是在码头上米商王彬如经营的茶馆内，并专门为外来米商供应食宿。米商在这茶馆洽谈生意，签订合同。茶馆里“经纪”作中间人，双方买卖成交后，各付3%佣金给经纪人。1947—1948年间，由王彬如、罗增寿发起并组织了“经纪帮”、“行栈同业公会”，使米粮销售量有所扩大。售出之粮食，多运往江津以下各地，以供军需民食。

杂粮市在正码头至鱼市口一段。上市的杂粮品种有麦子、胡豆、豌豆、黄豆等，每场有400—500石。其中黄豆、胡豆，大都直销自流井作制盐提卤与饲牛之用。

杜康庙为高粱市场，每场上市约200—300石，旺季可至500石。

天后宫为菜子市场，每场约30—40石上市，旺季约100石以上。高粱、菜子，多由本镇槽房、油房收购，加工生产白酒或菜油。

二、盐、油、糖市场

八字街（从滩盘至正码头一段街）为盐、油、糖三大类市场。

糖类：分白糖和红糖两种，来源于内江，用木船运至白沙，月约五、六载。其中白糖70%，红糖30%。白沙约销一载，主要是零售，其余的糖主要转运重庆、涪州、万县、宜宾、武汉等地销售。

油类：有菜油、桐油两种。桐油来源于贵州的习水、赤水，合江的大小槽，本县的李市、蔡家、三合、清平等地，用人力贩运而来；菜油则从朱沱、松溉、石门等地运来。每场运至白沙的零挑桐油约三十余挑（每挑84斤）。每月来白沙的桐油、菜油有一万多斤，当地销售约八千多斤，余均转运至重庆。

盐业：分花盐和锅巴盐二种，由自贡、五通桥木船运来。每月在白沙市场上销售和转运到重庆销售的有20载（每载500包，每包250斤），总约250万斤。

三、棉布、花纱市场

布市：土窄布市在横街子，有窄布摊四、五十个，每场上市土窄布1500件，品种为白色和染色，每场销售600—700件，顾客大多来自贵州。宽布在公园路出售，有摊位100个左右，总计约有2000匹以上。来源：阴丹布、毛兰布由重庆购进；花布、色布从璧山购进。每场销售金额为7000—8000元。顾客多为江津县西北部（即上半县）的区乡农村。

棉纱市：在横街子，有花纱铺10多家，共计有洋纱300多包，12000余锭。每场销售约3200锭，顾客多为石门、松溉、朱沱等地机房。洋纱来源于重庆。

绸缎铺：有10余家，集中在梁子上到十字口一段。较大的绸缎铺有丰顺、和丰、惠丰、红裕、裕和、明星长等。他们中有专门零售的，有批发而兼零售的。零售的每场销售约1000元左右，批发的销售金额为2000—3000元。总销售金额达10000多元。绸子来源自嘉定、南充，缎子来源自成都。

第三、集市类型

白沙集市有三种类型：

1. 早市：一般是茶馆、豆花馆、甜食店、小菜市场等。

2. 白日市：是指开铺座店的商号和工商户，一般上午7时至下午7时营业。附近农民按习惯时间进市购物，外地客商日中入市交易。

3. 夜市：是从傍晚至打二更（约夜十时）的营业，一般是茶馆、酒馆、面馆。尤其鱼市口的庆华茶楼，常有民间艺人在此献艺，从白日到深夜，弦歌不绝，拉二胡、弹月琴、弹琵琶、打花鼓，娓婉动听。夜市有两处，一是王爷庙坝子，面摊、甜食摊、烧腊摊，布满街市，十分热闹。二是鱼市口，各种小吃，油酥花生米、糖制花生米、油酥豌胡豆、板鸭、卤兔、鳝鱼面、荷包蛋各具特色，更有卖炒米糖开水、醪糟汤圆、盐茶鸡蛋的，通宵营业，沿街叫卖。

第四、市场的变革

1、民国时期的白沙市场

自1946年9月至1949年11月，据白沙市场资料统计，本镇有工商户1837户，从业人员2379人，资本额453730元。其中：工业1102户，内有纺织110户、土布812户、油房9户、棉弹72户、面20户、漂染19户、针织30户、棕丝1户、制糖27户、水电1户、肥皂1户。商业735户，内有杂糖70户、棉布30户、粮食22户、国药24户、酒业80户、木业74户、山货8户、烟业19户、五金9户、酱园7户、图书10户、茶旅饮食92户、盐业2户、花纱5户、服装44户、帽鞋13户、土陶13户、水果46户、竹业98户、屠宰36户、姜沱17户、煤业7户、蔬菜21户、理发7户。

据民国35年（1946年）9月江津县白沙镇公所公布《镇内征收公营市场使用费实施办法》所划分的公营市场如下：

一、米市：零市，中兴路十字口至王爷庙。趸市，朝天咀河边。

二、杂粮市：零市，余庆街（即羊叉街）。趸市：朝天咀河边。

三、高粱市：零市，中兴路十字口至公园路口。趸市：朝天咀河边。

四、麦子市：零市，中兴路公园路口至药王庙。趸市：朝天咀河边。

五、菜子市：零市，龙江街。趸市：朝天咀河边。

六、菜市场：光华路西段至中兴路东段。

七、鸡鸭市：饮食街。

八、鱼市：旧有鱼市口。

九、柴市：临江街。

十、姜沱市：临江街原姜市上。

十一、花纱市：公园路。

十二、猪牛羊市：西河坝，洪水移老猪市。

十三、水果市：原有十字口。

十四、辣椒市：豆糠街上段。

十五、豆糠市：豆糠街下段。

十六、竹麻市：聚福街上段。

十七、花生市：聚福街下段。

十八、屠宰市。

十九、货币市场。

2、建国初期的白沙市场

据1951年8月工商登记，白沙有34个行业，1951户。工商有资金254716万元，商业有资金5404950万元。在全县属于行业多、交易额大的唯一大镇。

1950年至1951年间，仍保持三、六、九赶场，每场均有两万人上市。农副产品种类繁多，主要有粮食、生猪、家禽、禽蛋、柴炭、土布、花生、麻类、竹器、蔬菜、水果等。旺季每场上市的花生达6万至7万斤；桐油上市达万余斤。年产棕丝8千多件（每件240市斤），猪鬃10万余斤。

据白沙市场管理委员会1952年1月的统计，主要物资成交和价格如下：

（备注：棕丝一件242斤，棕绳一件50根）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冬开始至1952年结束。它对白沙市场的集市贸易影响不大，仅工业上出现呆滞现象，某些土产品出现暂时滞销。国营公司为了恢复工农业生产，沟通城乡经济，活跃市场，江津县秋季物资交流会于1952年10月5日在白沙镇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本县19个区、72个乡，还有其他市、县、区的代表参加。时间七天，共有18万4千人参加交易，购销总额为旧人民币125亿7千万元，签订合同金额达44亿元。成交的主要产品有粮食113万余斤，棕片、桐油、花生、土布等价值43.33亿元。销售工业品有棉纱3259锭、棉花49590斤、宽布3101匹，以及白糖、红糖、盐巴、白酒等。这次交流会沟通了城乡经济，活跃了白沙市场，密切了公私关系，国营公司和私商建立了很好的业务关系。

1953年3月，白沙市管会划定市场，分四大类，35个市场。

一、粮食

• 粮食摊贩—王爷庙

• 乡米市（碛熟米）—石碗架

• 包谷市—羊叉街上段

• 豆子市（绿、饭豆和芝麻）—羊叉街下段

• 麦子市—豆糠街至龙江街

• 胡豌豆市—龙江街至卞家巷

• 高粱市—卞家巷至丁家巷

• 菜子市—丁家巷内

二、副食

• 屠宰市—自行租店、分组经营

• 鱼市场—鱼市口

• 面粉摊贩—自行租店、分组经营

• 鸡鸭蛋市—麻柳湾上段

• 菜摊贩—豆糠街上段

• 临时菜市—豆糠街下段

• 水果市—龙江街下段

• 海椒市—槽房街

三、布匹百货

• 苏杂—中兴路东段

• 宽布摊—中兴路西段

• 窄布摊—公园路

• 土纱市—公园路

• 棉弹市—公园路

四、其他日用土特产品

• 五金摊贩—聚福街

• 文具摊贩—聚福街

• 土烟市—五显庙

• 油饼市—朝天咀

• 竹麻市—朝天咀

• 麻线市—龙江街

• 草鞋市—龙江街

• 席子市—五显庙

• 菜秧市—麻柳湾

• 豆糠市—豆糠街

• 篾货市—龙江街

• 桶盆市—老东岳庙

• 箩篼市—老东岳庙

• 旧货摊贩—麻柳湾

• 皮匠摊贩—藕市街

• 柴市—人民广场

• 木炭市—人民广场

• 棕片市—人民广场

• 牲畜市—丁家巷外

1955年，白沙市场有粮食、水果、柴炭、竹货、蓼叶、竹麻、斗笠、草鞋等14个集市。除工业品外，集散商品360种。大宗的有木柴、竹麻、棕片、柑桔、草鞋、鸡鸭鱼蛋、竹木器等品种。市场开放后，药铺缺药40多种，陕西直接运来生地、红花，运回黄连、吴萸。四月十二日鸡鸭上市767只，比上年同期增长81.13%；鸡鸭蛋上市13334斤，比上年增长109.19%。供销社收木炭这一季就收6681斤，收价3.6元，成本价达5元。

1956年5月，城市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各行业分别纳入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在这场所有制变革中，以及对私改造以后，对我镇的集市贸易均无影响，白沙市场仍保持兴旺繁荣的景象。据当时的统计资料，1956年至1957年市场仍有粮食、禽蛋、菜蔬、牲畜、水果、柴炭、竹器、蓼叶、竹麻、土烟、竹木、棕片、斗笠、草鞋等14个市场。

3、大跃进至“文革”时期的市场

195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农村集市贸易受到了一定限制。特别是在农村除四害、全民大办钢铁，城市农村均集中人力物力投入这一运动。本镇组织各行各业、各单位、学校、居民共两千余人到云雾坪、黑炭沟参加大办钢铁，市场受到了影响。为了支援农业，镇人民政府组织商业人员送货下乡，白沙镇商业延伸到农村，成立服务商店20多个经营点，人员50多人。农村服务商店供应工业品、副食、日杂品，代国家收购农副产品，采取供销、收购一条龙单一的经济轨道，由农村服务商店代替了农贸市场。也有农民进入市场交易，仍有部分粮食、肉类、菜蔬等各类农副产品上市。

1959年底开始到1961年为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组织所有城镇人口下乡支农，全镇商店关门停业，取缔场期，关闭市场。由于管得过严，限制过死，白沙市场显萧条状态。粮、棉、油、猪肉、鸡蛋由国家统购，市场上品种及数量都有所减少，市场不景气。

1962年，农村实行下放生猪、食堂，划自留地的政策，城镇实行商业体制改革，恢复场期，重新开放市场。1962年定每星期日为场期；1975年又改为五天一场；1979年恢复为三天一场，逢三、六、九赶场。

自1962年集市贸易开放以来，市场恢复生机，渐趋繁荣。到三季度上市商品约108种，交易金额达13.2万元。当时没有规定的市场，除工商外，市场集散商品约360种。其中较大量的是药材、竹麻、棕片、柑桔、草鞋、鸡鸭蛋、鱼、竹器等品种。

1966年“文革”开始，由于派性、武斗的干扰，致使党政机关瘫痪，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业关门停业。从1962年恢复逐渐走向繁荣的农贸集市，又重陷萧条之境。

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市场

白沙镇市场经济历来活跃，并成立了“有证个体摊贩联合委员会”的组织，成员有800余户约1000人。五十年代末由于受“左”的影响，个体经营者下降到300余户。特别是十年浩劫期间，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个体经营者多数被迫停业，仅剩下83户，“摊联会”被勒令解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镇共有工商业户296户，属于全民性质的32户，集体性质的81户，同时恢复和发展了个体经济。对原个体工商业户经过清理整顿，由本人申请，政府批准，工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重新恢复了“有证个体摊贩联合委员会”。1979年恢复了原个体工商业103户，1980年又发展为226户，从业人员近300人。计小百货39户、小食杂21户、小日杂47户、小五金8户、冷饮水果业58户、饮食服务业28户，从事手工业生产、废旧收购、城乡贩运的35户。1981年建立了个体劳动者联合会，1985年个体经营户共724户，商品零售总额达381万元。由于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填补了国营企业的空白，花色品种都大为增加，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又使一度萧条的集镇市场活跃起来了。

1978年市场设有：粮食、土烟、肉类、家禽、水产、蔬菜、水果、竹器、生猪、柴草、菜秧、豆糠、红苕等市场。有各类粮食、土烟、肉类、家禽蛋、鱼类、菜秧、豆糠、红苕、干海椒、饲料等。全年市场交易总额为2108874元。

1981年11月，白沙镇恢复了场期，逢三、六、九赶场。白沙市场管理委员会对市场重新进行了整理，划分了20个市场，增设了顶棚市场，面积80平方米，晴雨棚25平方米，摊床98个，并分设有百货摊区和工业品摊区。

1979年至1985年每年上市总数如下表：

1985年白沙镇共有工商业户1086户，其中：全民企业有39户，集体企业164户（内乡镇企业44户），个体户883户（内农村149户，自理口粮务工经商的121户）。

白沙镇是重庆市“小集镇”建设的重点镇，进行了总规划。原来的白沙集市贸易市场零散，商品混杂交易，场地利用率不高，商品上市量较少，集贸市场出摊的不多，全镇均以街为市，上市人口及流动人口最多时达三万人。通过规划，充分利用场地，调整市场14个，新增市场5个。平整市场场地计840平方米，划行归市，建立摊区，使各类商品有固定的地方经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批农副产品涌向集贸市场，上市量大幅度上升，成交总额1985年比1983年增加3355801元，上市人口及流动人口达四万人。

5、集市贸易（今日市场）

白沙镇是著名的农副土特产品集散市场。它地处水陆交通要道，乡脚宽，往来方便，具有各类工业品、农副产品集得拢、散得开、辐射远的特点。集镇周围有十二个乡的农民，也有外省、外县的专业贩运，直接把农村商品集运白沙市场。每逢场期，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四方八面来赶场的有三、四万人。集市上品种繁多，大宗产品有粮食、竹木、家禽蛋、水产、蔬菜、鲜肉及各类土产山货共有150多个品种，以沿街为市设立20个专业市场。1985年各类粮食上市164万斤，鲜肉及鸡鸭兔计163万斤，全年成交总额7702760元。

商品集运，一是靠本地，二是靠外地。如1985年上半年，从大足运来大米7车计28吨；贵州运来玉米5车计20吨；宜宾运来老姜4车计17.50吨。还有贵州、合江、赤水等地运来的木器、竹器、土烟、玉米以及少量的山货。鲜肉、仔猪、家禽、禽蛋、各类粮食、竹木制品、鱼鳝蔬菜等主要靠附近农民上市供应。

商品流向，有相当一部分直接销售于消费者，另一部分又转销到外县及其他地区。如水产品、家禽等主要运销重庆，每场大约外运两千余斤；仔猪由各地长途贩运而来，运销江油、达县、渠县、巴县、綦江等地，每场外销约三百多头；竹编制品主要运往璧山、永川、铜梁、巴县、綦江等地。他如烧酒、各类糖、日用工业品及少量猪肉则运销贵州地区。

现将现在农贸市场列表于下：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五日于白沙

（清）参议 邹鲁龙

门雨露一衣湿未匀，此身今日过龙门；孤高万古丈夫操，并立两峰天地根；石窦几寻通海眼，流云三汲涌波痕，著书欲式金华老，试起山灵与细论。

白沙教育发展史略

白沙镇志编辑小组

白沙是四川著名的经济、文化重镇。其文化教育的起源和发展，在黑石山《募建聚奎书院小引》石刻碑文中已有记载：“白沙据津邑上游，邑旧置几水书院，国学也。道光年间，复建书院曰育才，是则乡学即古之州序党庠也。”“白沙虽故水陆冲逵，摩击肩毂，辐辏凑熙，然薮利耳，何敢与治较哉！白沙诸会馆，若粤、若楚、若闽、若豫章，业鳞次告落矣，而建学明伦，顾阙不讲，毋乃末之逐而忘其本乎！予等窃不自度，欲仿育才之制，创为学舍，以培笃畯异，为国储才。”

这段记载反映的史实是：白沙这个集镇，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在明清两代就出现了商业发达、市场繁荣的景象。在清代后期，开始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先经济而后教育，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百余年来，我镇先后兴办各级各类学校共有六十四所，其中公私立初级小学六所、高级小学二十九所、中学十九所、中等专业学校七所、大专院校三所、幼稚园一所、幼儿园两所。兹将我镇教育发展史简述于后：

清代教育

白沙的近代教育源远流长，早期由聚奎兴学，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年了。清同治七年（1868年），乡人张元富、邓石泉（又名清涟）先在黑石山宝峰寺兴办聚奎义塾。继又筹办书院，于光绪六年（1880年）正式成立聚奎书院。书院首任斋长是程绥仁，以后是邓石泉之子邓鹤翔继任。书院办了二十五年，先后来此就学的学生近千人；每年考中秀才约十人左右，先后考中举人的有四人，后期学生到日本留学的有二人。书院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可算是人文蔚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提出了废科举、兴办学堂。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清政府先后决定废除隋唐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废除八股文，扩充京师大学堂，增设农、工、医、法、师范等高等专科；并命各省把省城的旧式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和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聚奎书院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书院为“聚奎学堂”，由原斋长邓鹤翔任堂长。聚奎学堂建立后第一年招收五年制初小男生入学，次年招四年制高小男生入学。学堂除设传统的国文课外，新增设代数、几何、理化、英语、日文、体操等课程，并延请留日生任教。

百多年来，经过几代人奋斗，聚奎学校从义塾、书院，改为学堂，由初小、高小、初中而高中，历经三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时期，仍巍然屹立于黑石山。聚奎的发展史正是我白沙镇近代教育史的缩影，也是江津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聚奎学校自开办以来，为祖国培养了学生两万二千余人，其中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不乏其人。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黄炎培曾来聚奎考察教育；许多著名学者、教授也曾来聚奎讲学，对聚奎校有很高的评价。1940年聚奎学校六十周年纪念时，台静农教授曾说：“聚奎能屹然一隅，延续至六十年之久者，诚我国近代教育史所罕见。”赞誉邓氏办学为“今之文翁”。

邓鹤翔还热心于地方教育，倡办女子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其父邓石泉的支持下，于白沙溜马岗创办了邓氏私立新本女子学堂，由鹤翔之妻诸树德任堂长，是为江津女子学校教育的始创。宣统三年（1911年），又集资扩充新本女校，并附设师范班，又开江津女子师范教育的先声。

民国时期的教育

民国成立后，实行新学，教育部令改学堂为学校。聚奎、新本两校分别改为“江津县立聚奎初等、高等小学校”、“新本初等、高等女子小学校”。其余私塾亦加授共和课本，改为国民小学。

1914年（民国三年）在禹王庙开办白沙镇立高级小学校。1916年（民国五年）在詹爷庙开办白沙镇区立女子高级小学校。此后由于军阀割据，战乱频繁，白沙教育事业直接遭受其害。驻军直接干预校政，掌握校长任免权力，占据学校为军营，曾迫使聚奎小学连年搬迁，学校纪律混乱，学生人数由300人减少到数十人，新本女子小学被迫停办。白沙教育发展只停留在小学教育阶段。

1930年后，川局渐趋稳定。白沙的小学从1930年起，白沙兴办了私立聚奎初级中学、新本女子初级中学；1931年开办白沙镇区立女子初级中学校；1933年开办江津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在三年中兴办了三所中学、一所师范专业学校，形成了中学教育发展时期。

自1940年开始到1949年为止，这十年间先后创办了修平中学、至德初级中学、三楚初级中学、新化初级中学、白屋文学院等四所中学、一所学院。

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

抗战时期，沦陷区学校随国民政府内迁，白沙教育事业得到空前发展。由抗战前的四所中学、十一所小学，发展到有中等以上学校（包括大专院校）十九所、小学十八所，在校学生达一万余人，是白沙教育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江津县属的白沙镇与重庆的北碚、沙坪坝，合称为川东的三个学校文化区。每逢星期，各校学生上街赶场，男女学生接踵摩肩，布满全镇，人称白沙为“学生之城”。

当年内迁白沙和新建的学校计有：1939年重庆地区迁来川东师范、渝女师两所师范中等专业学校；由安徽迁来的有国立十七中学校。1940年在白沙镇成立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两所高等院校。以后在白沙陆续成立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师范学校、国立江津师范、川东师范、建国先修班等四所中等学校。

一些文化机构也由南京纷纷迁入内地。1939年3月，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国民政府审计部也迁来白沙。

1939年苏、浙、皖、冀四省沦陷区的学生纷纷来到四川重庆。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在重庆附近的县、镇设立中山中学十余所，招收外省流亡来重庆的青年学生上学读书，通过统一考试，分配到各学校。学校全部实行公费制，伙食、学费均由国家负担。1939年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四川服务团于白沙镇东岳庙成立。同年四月，由战区教师第三服务团附设国立第一中山中学班，由重庆迁来白沙。1940年教育部在白沙开办国立第四中山中学班、国立第八中山中学班。这三所学校均为教育部专为招收抗战流亡学生特设，在校就读的学生都是沦陷区的流亡学生。

抗战期中，省外人士纷纷入川。当时曾流寓白沙的著名教授、学者、作家、文学家、教育家，以及各界知名人士有：许德珩、魏建功、蒋复璁、陈可忠、卢前、翟毅夫、高觉天、谢循初、台静农、唐圭璋、胡小石、顾颉刚、陈独秀、冯玉祥、梁漱溟、欧阳渐、于右任、佘雪曼、曹刍、劳君展、曹靖华、李霁野、李何林、隋树森、碧野、郑沙梅、吴伯超、何鲁、张晨、林晨、文金扬、周剑龙、吴宓、吴震寰、王永梭、李赛风、朱金声、周钟灵、侯锡忠等。他们都分别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大学先修班、川东师范、渝女师、国立女师学院附属中学、附属师范等校执教，还被聚奎中学、新本中学和其他几所中学邀请到校讲学或讲演，为社会培养人才。外国友人文幼章亦在此执教。

这时，白沙成为人文荟萃之地。他们在抗战时期，对白沙镇的抗日宣传、文化教育发展，都起到了推动历史的作用，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在白沙教育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教育

一、中学、院校的调整

建国前白沙镇有中等以上学校八所、大学一所，其中只有两所是国家开办的，其余全是私立学校。私立学校主要靠田产、庙产、祠产、房产等房地租金收入，维持其办学经费。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白沙宣告解放，不久就开展了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运动。私立学校地租收入断绝，经费来源逐渐困难，以致无法维持局面。白沙区人民政府对这几所中学进行了调整：1950年上半年，将私立的聚奎中学、新本女子中学两校合并成立奎新中学；1950年下半年将私立的三楚中学、至德中学、新化中学、修平中学合并，成立私立白沙联合中学。

白屋文学院是为纪念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而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历来由吴宓教授出面邀请重庆各院校的教授轮流来校义务教学。解放后重庆各院校的教授因工作关系不能来白沙上课，学校无法维持，于1950年改为江津白沙戏剧艺术学校，1951年与重庆戏剧学校合并。

解放前白沙有两所县立学校：一是白沙女子中学，一是江津县简易乡村师范。1950年两校由人民政府接管，国家拨出经费，维持现状。白沙镇区立女子初级中学于1951年迁溜马岗，学校名称改为川东区白沙中学，1952年改为四川省江津第三中学。江津县立简易乡村师范于1952年改为四川省江津师范学校。

二、中学教育的恢复与发展

1952年底，奎新中学、白沙联合中学由人民政府接管，在这两所中学的基础上由国家改办为江津第五初级中学和江津第六初级中学。以后江津第三中学校址迁黑石山，恢复为聚奎中学。教育经费重点投资，扩大了江津师范。为适应国家三线建设的需要，中央五机部在白沙镇兴办了川南工业管理学校。在教育上贯彻公办、民办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兴办了白沙民办中学。

1952年初，地区行政公署由璧山迁江津城关镇，改为江津地区专员公署；江津县人民政府迁白沙，白沙镇成为江津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时专、县两级均先后在白沙镇兴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属地区办的有：江津地区商业职业学校、江津地区教育行政干部学校、江津地区农业干部学校、江津地区手工业管理学校。属县办的有：江津县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即今县委党校前身）、江津县卫生学校、江津县畜牧兽医学校、江津县中医培训班等。上述学校为本地区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对当时的生产建设、经济建设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些学校在白沙镇的兴起，是建国以后白沙教育发展的重要阶段。以后随着地县机关的更动，纷纷迁往永川、江津。

三、建国后三十五年来白沙镇中等教育经过调整、恢复、发展三个时期

到1984年底为止，共有两所中学、两所中专，即聚奎中学、白沙中学、江津师范、川南工业管理学校。建国后小学发展到11所，其中民办校六所。“文革”以后，对小学教育进行了调整，公办校停办一所，民办校停办四所。至今尚有七所小学：双槐树小学、石坝街小学、江津师范附小、东华街小学、东山村小学、东山民办小学等。幼儿教育有：白沙幼儿园、石坝街幼儿园两所。各校共有学生六千余人。

白沙镇学校名称简况一览表

（注：校名更改变化大的单列）

（注：△表示校名更改前后名称）

香草楼

邑人 邹佑

香草无踪迹，神仙竟渺茫，独留天上月，夜夜下寒塘。

白沙驴溪——园丁的摇篮

张寿康

白沙驴溪，是一个风景幽美的小半岛。它位于白沙镇西边一华里多的地方。半岛上林荫夹道，书声琅琅，屋舍俨然。我省首批办好的重点师范学校——江津师范，就座落在这个占地面积约一百余亩的小半岛上。

江津师范，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诞生起，已有五十六年历史。五十多年来，为国家教育事业培养了近万名园丁，为祖国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是一个普通的园丁，我也是喝母亲的乳汁——驴溪河水长大的。在教育岗位上和青少年一起共同生活了四十六七年。我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的智识品德和谋生才能，是哺育我的第二个母亲——江津师范给我的。在我母亲将届六十寿辰的日子里，怎能忘记她对我的哺育之恩，怎能忘记昔日驴溪半岛上的茅亭猪舍、一花一木对我的陶冶，怎能忘记往昔一起共同生活的良师益友的规劝抚爱？特别使人难忘的是母校的开创人吴太仁、周希儒、杨锡龄等老一辈教育家们，他们把我们这一批批无知的农村孩子，哺育成了能为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的知识分子。我虽已是六十七岁的人了，但我的血液中却仍渗透着他们的血和汗。饮水思源，因此，我想留下几行字来寄托我对母亲江津师范的怀念，向哺育过我的老一辈教育家们表示谢忱！

我的母亲江津师范若从它的诞生之日计算，虽仅只有五十六岁，但如果从母亲生命之起源算起，则已是八十五岁高龄的老人了。据老一辈教育家周希儒、杨锡龄先生介绍以及有关资料记载：远在前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维新政府即曾下诏兴学。邑人杨德灿、杨士钦、夏风薰等先辈顺应时代要求，倡议将几水书院改为师范传习所。修业一年或数月速成不等。这个传习所开办了两年，停办后，校址被改办为高等小学校。当时邑中从事教育工作人才，多是从这个传习所里培养出来的。

公元1912年，江津开始附设教员讲习科。1913年（民国二年三月）江津速成师范班开学。同年，因我县当时女子读书不多，识字者极少，于是又在几水书院开设女子师范速成班，培养女子师资，毕业了两个班，四年后停办。1917年，视学邱鸿翔将其校地改办为女子高等小学校。

1921年（民国十年），邑人邱鸿翔复任视学，修葺前清万寿亭，复开办师范讲习所，学生百余人，经费由当时政府资捐项下划拨，全部公费，每年办学经费四千多元（银币）。公元1925年（民国十四年）八月，四川省教育厅任命县人张士风为江津县立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张氏于同年八月十七日到职视事，以后由刘万钦继任。

1930年（民国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江津县知事公署训令：经县行政会议决定，改组师范学校，归并中学办理（江津中学）。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八月，桂林人高显鉴先生主持县政，经县政会议决定，成立江津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校址设在江津白沙驴溪，并委托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实验区办理。由县长报请主管机关委任吴太仁为校长。同年八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任命吴氏为校长，吴随即着手招收新生一班，并将江津中学附设的两个师范班划归师范学校。九月一日吴氏正式接职，在白沙东岳庙举行开校典礼（系临时寄住）。

民国二十三年秋（1934年），增设女生部，亲招女生一班，并于是年九月迁入离白沙一华里许的驴溪半岛上。从此，驴溪这个美丽的小半岛，成了哺育数以千计的园丁的摇篮。

五十六岁的母亲——江津师范，在这个小半岛上，曾举行过两次生日庆典。第一次是1944年十月十四、十五两日（民国三十三年农历八月廿八、廿九两日），举行了盛大的母校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我也曾和同窗好友李昌明等返校参加了母校的庆祝活动。第二次是1983年十一月五、六两日，学校师生为母亲的五十大寿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这一年，我已是六十岁的人了，我有幸参加这次活动，感到非常荣幸。我填写了一曲《满庭芳》来献给母亲的五十生日。词曰：

“五十春秋，风云过眼，换来沧海桑田。多情驴水，日夜绕巴山。历尽茫茫海宇，寻同志，为解民悬。平荒冢，披荆斩棘，创业赖先贤。铁肩担道义，开来继往，弟子八千。聚首谈师德，笑语樽前。长忆春风化雨，万人唱，声彻云天。喜今日，长征路阔，红日照山川。”

再过三、四年，学校又将为母亲举行六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作为一个曾喝过母亲乳汁而长大的农村野孩子，是永远不会忘记母亲的崇高形象的。

爱国为本 先天下忧

1939年秋季，我以一个农村割草放牛的青年（那时我刚十六岁），考入了江津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开学那天，吴太仁校长照例要给我们作报告。他中等身材，衣着简朴，年纪约三十七、八岁。记得他在大会上讲话时，曾给我们引述了孙中山的两句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他把这两句话反复向我们解释阐述，教育我们青年学生要树立为国家民族而努力学习的大志。

入学后第一周音乐课，江少勤老师（渝女师毕业，系杨锡龄老师夫人）首先教我们学唱校歌（平教同志歌，代校歌），歌词是：“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人，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一齐见光明。”这首歌词既反映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教育思想，也说明了江津县立简易师范的办学宗旨，即一切是为提高普通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以振兴国家民族。

江津县立简易师范，顾名思义，即是为提高乡村平民科学文化而培养骨干人才的一所学校。“简易”一词，大约具有速成之意。从平民教育会创始人和理论家晏阳初先生的理论和教育思想看，晏氏认为我国当时社会存在着四大害：即“贫、愚、弱、私”。正因为如此，必须针对这些病态予以根治。针对民众的“私”与“愚”，则采取文化教育以拯救之；针对民众的“弱”，则采取卫生教育以拯救之；针对民众的“贫”，则采取生计教育以救治之。这样一来，即可达到“私”变公、“愚”变智、“弱”变强、“贫”变富，国家民族于是乎可以振兴富强矣。这种教育思想是以爱国为本、先天下忧为己任的，它不但为部分开明的从政者如高显鉴等所接受，亦且为学校开办人吴太仁、周希儒、杨锡龄等知识分子群所接受。

据我所知，吴太仁先生是江津板桥人，早在二十年代即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教育正系、英文副系），毕业后即追随晏阳初氏在河北定县开展推广平民教育，对平教工作富有经验。1932年桂林人高显鉴受二十一军委派来江津主持县政，便邀请吴太仁回江津共商江津教育事业大计。吴先生当时正年轻有为，怀着振兴家乡教育的壮志，慨然返回江津，担任了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实验区干事长职务，同时还兼任江津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校长，并邀请江津人周希儒、杨锡龄两先生来白沙驴溪，共同担起了创办江津师范学校的重担。

人文荟萃 融百家于一炉

我的母校江津师范五十六年来，在白沙驴溪半岛的摇篮里，先后为国家培育了近万名园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数十年如一日，长期坚持在教育战线上，忠诚地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战斗了一生。如在江津县文教局离休的老局长陈石夫同志，江津师范退休的老校长陈才学同志，以及四十多年来把一生心血献给母校江津师范的杜少民同志，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目前江津全县的教育事业看，全县中小学近万名教育工作者中，半数以上的教师都是曾喝过母亲乳汁——驴溪河水长大的，都是在这个驴溪半岛摇篮里哺育成才的。他们不但遍布川东山乡，而且不少人还成为各中小学的骨干力量，担任了教研组长、班主任、教导工作或行政职务。连名震中外的女排教练邓若曾同志，也是喝驴溪水长大的。

因此，我认为这所学校之所以能为国家培养出众多人才，成为省的重点师范之一，除了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之外，在教育思想上，不但以晏氏的教育救国论为指导思想，而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中，广罗人才，兼融百家也是分不开的。

如开创人之一的周希儒先生，是中央大学教育系毕业的。他既是学校教导主任，分管学校教学工作，又还担任了我们的“小学教材教法”。在课堂上，除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外，还大讲特讲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学说，宣扬西方国家教育的双轨制，大讲弹性制、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有时又给我们介绍小先生制。教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育测验及统计等课程的罗祥初、文光高先生，在课堂上又经常给我们讲俄国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对狗的实验，讲桑代克对猴子的实验。

特别是1938年，吴校长还从外地邀聘来了一批对教育很有研究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其中有陈剑恒先生。陈先生是山东人，曾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原是山东大学教授、山东省教育厅总编辑，主办过济南实验小学，担任过中华儿童教育社理事。他来校后，一方面担任平教会实验区研究实验部主任，一方面又担任师范校的教育理论课程。汤茂如先生，系平教会先驱人物，从山东来江津，担任平教会董事，并亲自指导平教会工作，同时还兼任了四川省教育学院特别讲座教授。其夫人刘儒珍女士，也是留学美国学习研究教育的，曾在北京各大学担任教授多年，除担任实验区对妇女教育的指导工作外，还经常给师范校师生进行教育理论和教育救国的学术讲演，深受师生欢迎。

刘信秋先生是安徽人，曾任上海持志大学教授，来校后担任师范国文教员。这一年新聘来的还有叶广度先生，他虽是中央大学农学院学农的，但仍酷爱文学，曾著有一个文艺集子，名叫《蕉桐集》。叶先生除担任学校的农业课程外，还兼任了平教会实验区农场主任。张永和先生是邹平乡建研究院毕业的，也来校担任学校农业及实习课，兼任农业粮种推广襄理。他是乡建学派人物。有的老师则是南京育才校来的，属于陶行知派人物。一时间，驴溪岛上，人文荟萃，各显其专长。

1939年以后，又延聘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师，如朱辇吾、万和甫、吴继先、文光亮、曹钟瑜等。朱辇吾先生是江西人，当时是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讲师，年纪约二十七八岁，瘦高身材，风韵翩翩，是中央大学中文系高材生，获得江西诗派后起之秀的美名，在全国性诗刊《民族诗坛》上经常有他的作品。朱先生才思敏捷，我后来爱好文学，受他启发很大。曾记1940年春节，先修班同学举办了一次游园活动，朱先生根据《西厢记》故事，拟了一个灯谜。谜面是：“待月西厢寺落空，张生求救求不通，崔莺自把佳期误，却怪红娘不用工。”谜底是安徽的“徽”字。构思之巧，令我叹服。

万和甫先生，酉阳人，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毕业，是饮河社成员。他学识渊博，工作认真严谨，同学们既敬重他，又怕他。记得他上第一堂作文课时，一上课就在黑板上书写了一个“我所希望于万先生者”的命题，来了解学生对语文教学的要求。为了深入了解学生，第二次作文，又要求我们各自写一篇自传体记叙文。这次作文，我获得了万先生较高评价，他在我的文章篇末评道：“有五柳先生余韵”。这对我来说，不只是赢得了同学们的赞许，投以歆羡的目光，而主要的却是增强了我学习语文的信心，为我一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的艰苦历程中增添了内动力。但当我在第三学年因与体育老师闹事而受到学校记大过处分时，万先生知道后，又在那次作文课上，以“哀张寿康”为题，要大家写一篇议论兼抒情散文。这不但教育了我，使我开始懂得了待人接物，事事都要严谨慎思，而且教育了广大青年同学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和人生，使自己能成为国家建设中的有用之才。

所以我常常想，四十多年来，我们能为国家、为社会建设做一点有益的事情，是与驴溪半岛上的一草一木给我的熏陶和老一辈教育家们对我们的抚爱和严格要求分不开的。即使在今天，我们的肌体里，仍渗透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液。他们既是经师，又是人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江津师范从开办起，即接受了晏阳初氏的爱国主义的理论教育思想，是以教育救国论为指导核心的，教育目标十分明确。早在成立之初的三十年代，即曾在大校门外面向长江边的地方竖起了“除文盲，作新民”六个耀眼的标语牌大字。标语牌有六、七米高，来往行人和上下船只上的行旅客商，只要一抬头，这六个大字就映入他们眼底。江津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就是为实现这一远大目标而培养乡村骨干力量的。

在平日的工作、教学和生活中，他们还吸取了陶行知先生的精粹部分，要求学生手脑并用，提出：“青年应具有科学的头脑，农夫的身手，战士的精神，慈母的态度”，成为乡村的合格教师。同时还曾先后两次邀请乡建派创始人梁漱溟先生来校讲演。梁氏曾于1937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津师大礼堂以“乡村建设现在还是一种运动，要想乡村建设完全成功，要在国家各方面都上了轨道以后”为题讲演。第二次是1941年5月，地点仍是津师大礼堂，参加人员除津师校师生外，还有一部分是大学先修班的教师和学生，内容多是佛学经典方面的东西，大讲其佛家的缘起论哲学思想，扩大了同学们的知识领域。

开门办学 重视实践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著名的儿童教育家章牧夫先生也说过：“我是主张拆掉学校垣墙，敞开校门办学的。”不错，我们的母校江津师范，从开办之日起，就是实行开门办学的。不但对青年学生大讲要为国家民族的富强而努力学习，还经常给我们大讲“精诚苦干”的校训。含义是要求青年学生对专业技能的训练要精，对教育事业要有一颗忠诚的心，对工作学习要具有脚踏实地的苦干精神。这种思想和精神的培养，当从日常生活做起。从学校的组织和实施原则，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学校在校长责任制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分设了教导部、训导团、教学做研究会以及经济稽核委员会等组织。通过这些组织机能，着重对学生进行生活训练，陶冶高尚人格，锻炼强健体魄和刻苦精神，造就专业技能，培养艰苦朴实习惯，训练规律生活，培养服务精神，诱导政治兴趣，启发学生创造能力。

为了达到这一培养目的，实施时则采取了八项原则：一、教学方法，注重实际活动，提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施教，做中学习；二、鼓励学生向学问、修养各方面下功夫；三、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使学生认识社会，并深入民间工作；四、师生共同生活；五、实行管教合一；六、采取严格管理，养成团体生活；七、日常生活厉行刻苦，其目的在适应乡村环境；八、教授与考试力求认真，以提高学生科学文化程度。

训练进程，则分讲授、实习参观与日常服务等。学习科目，则分基本的与专业的两种。基本学科为：公民、体育、卫生、国文、算术、代数、几何、珠算及簿记、英文、地理、植物、动物、生物、物理、化学、理论劳作、音乐、图画等。专业科目为：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小学各科教学法、小学行政、教育测验及统计、乡村教育、平民概论、平民教育实施法、农业（男）、家事（女）、农村社会、农村调查、乡治参观等。

训练方法，分学术研究、社会活动、课堂发问与练习，以及写课外读书笔记、劳作、军事实习、监督自学、星期游学等。

创办人之一的杨锡龄先生，也是江津人，毕业于中央大学，专攻史地等社会学科，以后又曾在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学习。他一方面担任我们的史地课，在文学艺术方面也造诣很深。他一方面还兼任了平教会实验区社会调查部工作。他常常带领青年同学深入社会，对白沙、三口实验乡（当时被划作平教会实验乡镇）等地进行社会调查。如据《驴溪月刊》第七期记载：1937年时，小小的白沙镇上，即有娼妓16家，烟馆24家，戏业13家，巫婆11家，占星相卜17家。这些调查，大大丰富了学生的社会知识，增强了青年学生对社会的认识，激发了学生为拯救祖国于水火之中而奋发学习的热情。

杨锡龄、蔡运模等老师还经常带领和组织同学到白沙、三口等平民学校或文化传习教育站担任扫盲教师。在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他们不但在白沙的马项垭、白沙街上租赁房屋开设了民众阅览室，还设有六个图书借阅点，用担子挑一些通俗读物，轮回到各点借给群众阅读。据《驴溪月刊》第17期（1938年1月15日）对白沙公园路平民书报阅览室统计，该室自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开幕起至二十六年十月卅日止（计340日，中间春节休假4天，其余无论寒暑、星期、例假均一律开放），总计到室阅读人物41794人次，其中女的485人次。每天最多的有227人次，最少为40人次，全年平均每天为124人次。

同时学校还成立了驴溪话剧团，深入农村，到三口、稿子以及白沙等地进行演出，剧目有“放下你的鞭子”、“民族公敌”、“三江好”等。这一切活动，都有学生参加。这种开门办学、深入社会实践活动，不但扩大了青年学生知识面，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独立工作能力，激发了学生以国家民族为己任和先天下忧的壮志豪情。

艰苦创业，沾溉后人

驴溪半岛，原是一个荒芜的小岛，荒冢垒垒，荆棘丛生，令人望而生畏，却步不前。自从老一辈教育家们踏上半岛后，他们披星戴月，平荒冢，披荆斩棘，为青年创造一个哺育新园丁的摇篮。是他们用血和汗浇遍了这一片土地，他们的辛劳，我们是铭记在心的。

特别是1934年高显鉴离开江津后，县里执政者和一些地方势力削减了平教会和实验区的经费，学校经费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教职员工每月仅有五元多的人头费，连起码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下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虽经三口自治实验乡乡长叶庭槐先生与有关当政诸公力争，仍无结果。1938年，叶先生因积劳成疾，竟一病不起，吐血身亡。叶先生逝世后，学校师生无不悲痛欲绝。校长吴太仁先生为他的遗像题了“同志楷模”四个字，表示对叶先生的崇敬。同学们还修了一条路，命名曰“庭槐路”，来纪念他对学校开创时期的劳绩。

我的母亲江津师范的崇高形象，是永远地铭记在我们这些喝过她的乳汁——驴溪河水而成长起来的人的心底。

江津文物概述

黄中幼

江津历史悠久，从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建县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之久。而有人类生息的历史，则要推早到四、五千年前了。江津人文荟萃，从古至今，有举世闻名的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画家、诗人，不下数十余人。江津山重水复，物产丰富，长江横贯其间，面积3200平方公里，人口140余万，是四川大县之一。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条件，祖先给江津人民留下了大量的极为丰富、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而这些文物，必将为教育人民、振兴江津经济、建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开发旅游事业，发挥巨大的作用。根据中央和省、市要求，从1985年至1987年，前后用三年时间，在全县进行了文物普查。从而使江津的文物面貌，较为全面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一、文物“家底”

全县共有固定文物（即不可移动的文物）603处（德感区36处，龙门区14处，油溪区10处，吴滩区20处，石门区32处，石蟆区19处，永兴区23处，先锋区36处，李市区52处，蔡家区102处，柏林区138处，仁沱区15处，贾嗣区40处，杜市区18处，几江镇17处，白沙镇6处，四面山镇25处），流散文物964件，馆藏文物624件（其中铜器30件，铁器1件，陶器63件，瓷器110件，玉器53件，石器50件，钱币30件，书画96件，工艺品51件，革命文物67件，其它73件）。

在固定文物中，古遗址11处，古墓葬265处，古建筑87处，石窟寺及石刻93处，近现代史迹17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3处，其它127处。若按时代分，则是：新石器时代3处，汉代49处，宋代19处，明代79处，清代414处，近现代39处。

二、一批珍贵文物

已被发现，且已获省、市批准，公布为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属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八处：石门“大佛寺摩崖造像”，黑石山“聚奎书院”，茨坝“利济桥”，几江“莲花石枯水位题记”，四面山“朝阳观道教石刻造像”，柏林“白云沟南宋墓”，李市“漆南熏烈士墓”，津福“冉钧烈士纪念碑”。

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三处：几江镇的“江公享堂”，“陈独秀原墓址”，吴滩乡的“聂荣臻旧居”。

此外，我县尚有266处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物，已被列入并将向国内外发行的《中国文物地图集》。现将这些文物的名称、时代、类别、所在乡镇列表于下：

在馆藏文物中，经省、市鉴定为二级文物的21件，三级文物183件，均属国宝。

三、三处最早的文物

足以证明江津远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生息的文物。

燕坝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位于罗坝乡燕坝村长江边的一级台地上。在那里采集到石器28件，有石球、网坠、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石刀、石斧、石锛、石锄、耜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这些石器器型多样、品种齐全，是继顺江乡王爷庙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把江津历史推早到四、五千年前的又一重大发现。

王爷庙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顺江乡长江与綦河交汇的三角形台地上。1980年12月，重庆市博物馆文物普查组在此发现，并进行局部试掘，采集和出土石器144件，有耜、锄、铲、斧、镰、刀、锛、凿、匕、球、网坠、矛、镞、砍砸器、石椎等，品种达16种之多。该遗址的发现和试掘，是江津文物考古的重大收获。它既丰富了祖国原始社会的实物例证，又填补了江津地方历史记载的空白。从出土陶片上的谷穗纹看，当时的江津可能已开始种植水稻了。

四面山飞仙岩岩画。岩画位于四面山镇洪洞村东2公里的飞仙岩（又名灰千岩）石壁上。岩画内容丰富，有水牛、山羊、熊、鱼等。有的刻出全身，有的仅刻其头部；有的单个成形，也有的数只重叠。其中最大的牛长3米，高过2米。刻画表现手法特殊，全为用点成线，线条古朴简练。视觉方法原始，未掌握正面视象原理。最近，重庆市博物馆专家们对此岩画进行了复查，也初步认为：飞仙岩岩画是重庆南部地区新石器晚期原始人类的作品。同时，也证明江津的文明开创于四千年前。

四、一大批崖墓的发现

证明江津在汉代就已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现已发现崖墓（俗称蛮子洞）360处，遍布全县，几乎每区皆有。而且在不少的崖墓中，还有铭记、刻画和浮雕。

在沙河乡发现的长沟崖墓三座，都有东汉的年代题记，分别为“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和“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在凤场乡发现的石坎崖墓，不仅有阴线刻“捕鱼”、“狩猎”、“杂技”、“舞蹈”等图画，还有“女娲”、“出行”等的浮雕。五岔乡莫新村崖墓群，共有崖墓114座，分布在高23米、长105米的山崖上，密如蜂房，是江津最大的崖墓群。梯子乡平安村发现了有画像的石棺，棺身四周满布着“双阙”、“人物”等浮雕图案。江津汉代崖墓如此众多，刻画内容又如此丰富，其时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程度，就显而易见，不是一般的了。

五、江津的石刻艺术

江津拥有数量大、刻工精湛、富有生活气息的石刻艺术。它们不仅内容丰富、造型别致，而且在“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等众多文物门类中，都有它们的存在和重要地位。

在石刻造像中：石门“大佛寺摩崖造像”，高达14.8米，法像庄严，慈眉善目，号称长江第一大佛。罗坝乡隆兴寺出土的明代22尊造像，均高1.7米，镌工细腻，极富质感，是明代造像中罕见的精品。圣泉乡石佛寺的“懒坐观音”，凿于北宋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身高1.8米，头戴花冠，胸饰璎珞，头微偏，抱一膝而坐，眼斜视前方，神态自若，几可与大足石刻媲美，是将神世俗化了的艺术典型。四面山镇“朝阳观道教石刻造像”，共有5龛17尊造像，身高均在1米以上，为深浮雕接近圆雕。主龛为“三清三师”，左一号龛为“五老五帝天君”，左二号龛为“太上老君”和“释迦牟尼”，右一号龛为“五岳五圣帝君”，右二号龛为“孔子”和“庄子”造像。这些造像有站有坐；有的饰道髻，有的戴皇冠；有的执如意，有的持经书，形神各异，是我县仅存的集“三教”于一堂的石刻造像。

在碑刻题记中，有三口乡从北宋宣和辛丑年（公元1121年）至清代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的“邻母洞碑群”；有几江镇长江北侧江中、从宋至民国的诗碑达10余块的“莲花石枯水位题记”；有中山乡的我县最大的（单字高2.5米）清代题刻“三合场”；有几江镇的“江公享堂”中明代成化帝钦题的门对“北国勋臣府，西川相国家”；有凤仪乡的以谁种谁收为内容的清代“观音岩护林碑”。这些碑刻题记的存在，不仅在书法、镌工艺术上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同时也是研究江津地方历史不可缺少的物证。

在古墓葬和古建筑中，石刻工艺表现更为精美奇巧。我们不仅拥有如嘉平乡的“九龙碑”、黄桷乡的“蟠龙柱”、碑槽乡的“石海螺”、永兴乡的“耗儿钻洞”等石雕珍品，而且还拥有数以百计的形象雄健、栩栩如生的石狮、石马、石象、石牛、石羊，在全县境内到处可寻可见。至于花、鸟、虫、鱼的石刻图案，在宋代至清代的古墓中，几乎墓墓皆有，而且有不少刻画堪称佳作。清代的墓碑多为仿木牌楼结构，以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手法多种为特点。有山水，有楼阁；有人物，有故事；有飞檐，有翘角。内部既一致又不一致，称得上是我县石刻艺术中的一支奇花。

六、明、清古建筑和近现代代表性建筑

我们也拥有为数虽少但至今尚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和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如黄泥乡的明代建筑“华藏寺”，石蟆乡的清代建筑“清源宫”，几江镇的清代建筑“奎星阁”，龙登山乡的清代“红光牌坊”等，都具有巍峨壮观、画栋雕梁、布局严谨的明、清建造特点。凤场乡的“会龙庄民居”、塘河乡的“石龙门民居”，都规模宏大，占地面积分别为2万平方米和13,200平方米，且均为复四合院布局。有厅堂、有回廊、有水亭、有戏楼，是我县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物中的典型。

七、光辉的近现代史迹

我们在高牙乡找到了长联巨匠“钟云舫旧居”，在稿子乡找到了《重庆日报》创办人卞小吾少年时期读书处“岱云馆”，在五举乡找到了陈独秀旧居“石墙院”，在吴滩乡找到了聂荣臻元帅幼时读书处“插旗寺小学”，在秦家乡找到了大型石刻革命标语“推倒中央革命，拥护毛主朱令”，在蔡家乡找到了“津南地下党活动中心——笋溪中学”，在贾嗣乡找到了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在奔溪受挫的“观音阁战场”，在白溪乡找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字大过2米的石刻题记“还我河山”等等。这些史迹既可填补江津近现代史的不足，也是对江津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最生动的实物教材。

江津的历史是悠久的，江津的文物是灿烂而又绚丽多彩的。江津人民必须为保护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作出更新更好的成绩。让江津文物在建设家乡、振兴中华的事业中重放异彩。

（清）曲清同知 杨钰

紫金山春晴

闲玩紫金山，四面峰峦拥髻环。
翠影静含龟子水，岚光飞映岸门关。
半山踪迹云霄外，万里乾坤指顾间。
览胜穷奇心不厌，东山月上始云还。

漫话江津的川戏剧团和戏园

刘晓甦

川戏是由明末清初大移民而带来的徽戏，与西北邻省的秦腔、昆曲，以及揉合地方酬神的巫教与灯戏等多种戏曲形成的一个剧种。从其唱腔中的“高、昆、胡、弹、灯”，就可以看出它的痕迹。至于何时始发展成剧团，尚无定论，或系从木偶戏演变而来，较为可信。清中叶以后，川剧剧团陆续出现，盛极一时。兹将江津所组织的剧团与戏园略述于后。

一、江津的川戏剧团

江津同其他地方一样，也是先有木偶戏而后才有正式剧团的。清乾隆年间，白沙“展春堂”就有一位姓刘的人会木偶戏，在江津城区及乡镇演出过。其后在清道光时，江津出现了一个“可怜班”，班主姓张，一个人自打自唱，角色全备，常在大户人家堂会演出。这可能属于巫戏一类的玩意儿，也可能是后来“玩友”的先声。

江津县出现由本县人组织的川戏剧团，则自光绪中叶的“龙庆班”开始。在这之前，江津各帮会的酬神唱戏，都是外来的戏班或请木偶戏来演出。

龙庆班，是江津石龙门首富陈宝善组成的。陈的生卒年月不详，仅知生于清咸丰末，经历同治十三年、光绪三十四年、宣统三年，至民国十四、五年逝世，享年六十余岁。他成立龙庆班时约四十岁，不会太早。因为在龙庆班成立后一年，桂华班即出现。桂华班的班主是陈的儿女亲家，儿女都到结婚年龄，只能在四十左右了。同时他把班名“龙庆”，除了他的出生地名有“龙”字外，是不是还可假定在光绪三十年的甲辰呢？如果此说成立，则龙庆班成立可能是1904年。

由于陈宝善是江津首富，曾经营十大盐号，后来在江津首创四川第一家私营银行——晋丰银行。据说他建立龙庆班的投资为十万银元，资力雄厚，因之延聘的角色都是当时负有盛名的，如何岔口（文武小生）、潘长（青衣）、何车（青衣）、黄家友（花旦）、周腊妹、周么么（闺门）、柯宝廷（大面）、张某（红生）等。服装道具全属新制，蟒袍盔甲，五彩缤纷。龙庆班成立后，常在白沙和江津县城演出，也曾到重庆及附近各县演出。

1912年，龙庆班来县城在东岳庙演出“搬目莲”整本（连台四十八本），有人戏出一上联：“东岳庙，演西厢，南腔北调”，征求下联。很多人聚集在布市街吊井坎巷口的一家茶社内搔耳抓腮，属对皆欠工稳。恰值本县长联巨匠钟云舫路过，众人请他应对。他抬头见茶社对面（即今百货公司一店地址）为“春森和”夏布庄，即应声诵出：“春森和，卖夏布，秋收冬藏”。一时争相传诵，传为佳话。

龙庆班成立后一年余，桂华班在白沙也出现了。班主是白沙对过石门区金龙庙的大地主阳桂华。他之所以办桂华班，是因看戏受辱气愤逼出来的。所以他的戏班在每年冬休时，即在金龙庙敞开演出，不收门票，以表示他的大方。

桂华班同龙庆班一样，非常注意招揽名角。他班内拥有当时名满戏坛、人称“戏状元”的何贵寿，能自编自演，善演正生，曾创作《目莲传》《泥壁楼》等剧本。其他角色如魏麻女（旦角）等。阳桂华还有一个特别的手段来拢络人心：他有一支自己专用的白铜水烟袋，从不轻易让人吸食，但若演员在场上有精彩表演，下场后他即亲自用这支烟袋敬烟，以示尊重，而受者则视为殊荣，更愿卖力。这一套方法，使他班内艺员即使有人愿出高薪，也不他就。因而桂华与龙庆，均极一时之盛。

然而，这两个班都没有科班作班底，都是用金钱从各地挖来的。互相挖角，造成互相嫉妒、互相诋毁，彼此都企图压倒对方，即使陈宝善与阳桂华是儿女亲家，也是如此。因之，桂华班成立后，即与龙庆班对着干。如一次，两个班均在白沙演出，桂华在张爷庙，龙庆在杜康庙。龙庆演了一轴《古城会》，这是三国戏中的常见戏，剧情是张飞疑惑关羽降曹，拒不接纳辞曹归汉的关羽，被刘备责之，令张飞伏地长跪请罪。而桂华则视为龙庆以张爷影射桂华，乃于几天后由何贵寿编演一轴神话剧，说杜康造酒使人沉迷乱性，玉帝召杜康至天庭以御杖笞其股。意思是你龙庆要我桂华跪下，我桂华就要打你屁股。

后来，桂华演出《大舜耕田》，演员制了一件孔雀毛的蓑衣，富丽堂皇，显示出桂华服装道具的齐备，以期压倒龙庆。而陈宝善也不甘示弱，立即叫管事带二百银子到成都（一说泸州），同样赶制了一件，星夜兼程送回，也照样演出《大舜耕田》，仍然相持不下。但桂华常以未能如龙庆演出过连台大戏为憾。终于于1917年接下了在县城城隍庙演出连台大戏“搬东窗”的任务。搬目莲同搬东窗均属连台酬神大祀，若非过硬戏班，不敢接手。现这两个班均先后演出，实又难分轩轾。

像龙庆与桂华这两个戏班，一直这样相互竞争高低，对戏班显然提高了演出水平，赢得了观众的好评，也是这两个戏班能长久不衰的原因。这也给江津观众提高了鉴赏水平，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到今天还有人津津乐道。由于当时军阀混战的影响，终于在1926年左右悄然解散了。艺员们各自星散，也有些人如汪小红、何树山等各自组织小班去外地闯码头，流离四方，不知所终。

1917年，油溪乡的刘保民（四川省议会江津议员）向重庆艺人集资办了一个川戏科班名“裕民社”，但不久即迁往重庆。所有学员皆以“裕”字排名，出了不少有名的艺人，如周裕祥、刘裕能、胡裕华等。他们在毕业后，也来江津演出过。当时，其青年演员刘裕娇曾拜寄江津义字袍哥大爷潘天灵为干儿，全班在演出中备受欢迎。

1918年，江津仁沱乡鞠东篱又创办了一个科班，取名“化雨社”。鞠原系白沙旧制高小工艺科教员，擅长国画，为培养地方绘画人才作出过贡献，深得学生们的爱戴。他鉴于演戏不完全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挽救社会风尚、作出高台劝化。为此目的，首先应从戏曲改良入手，因此把办的科班取名“化雨”。招收学生，他亲自教导，一扫过去旧戏中粗野、庸俗、下流、鄙俚的台词和表演技艺，所演出的剧本，都把一些情理不通及词句晦涩处改订过来。招生后在重庆南纪门《西方日报》所在的古庙中训练，两年出科，在重庆朝天门搭台演出。其后曾率班去泸州，路过江津演出了几天。演员有金笑时、陈傲农、上林鹦、林秋实等，剧目有《红梅阁》《柴市节》《林冲夜奔》等，都有新编的台词及改进表演技艺的特色。惜乎由于旧社会对戏曲艺人的不尊重，使这一朵戏剧革新之花憔悴枯萎。鞠东篱独力不能支付重债，贫病交迫而死。演员因所学不同，难与其他剧团搭班，遂至流散四方。一个雄心壮志的剧改先行者及剧改班，竟落得如此下场，能不令人叹息！

1923年，江津三岔也有一个戏剧科班招生，不久即迁他处，也从未来江津演出过。它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仅当地人回忆有这样一回事，但谈不出来龙去脉，这里只好存疑了。

1923年，江津大同俱乐部在县城新街子曹家祠堂成立。这个俱乐部是由“江阳今乐研究社”发展而来的（江阳今乐研究社纯属“玩友”性质，不在本篇叙述之列，欲知今乐详情，请参阅《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所载钟志海同志写的《江津县的早期川戏活动》一文）。由县人陈敦甫（大盐商，后作亚西银行总经理）任理事长，陈子卿（当时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驻江津的城防司令）、陈世君（“三品金”百货布匹商号经理）二人任副理事长。

在江阳未改组前，系川剧业余爱好者的组织，参加人员都是当时社会有身份的人士，如张德翔系成都高师毕业，任江津中学教员，何瑞图系当时驻军军医等。改组成大同后，由余伯霞捐赠了戏装衣箱（这套行头并非新制，乃过去外来剧团来津演出时失败解散了，其衣箱抵卖与余的），乃正式在曹家祠堂内公开卖票演出，遭到当时所谓正绅名流的反对，诬蔑为“不务正业，自甘堕落”。这更激起了大同俱乐部同人热爱戏剧艺术的决心，更进一步由业余走向专业化，正式下海作演员兼教练。如张德翔下海后演出并教文小生，何瑞图下海后兼教大面，唐建章教黑头，刘海门教小生，向明德教生角，晏碧云、李联珠（都是男旦）等教青衣。学员计有雪艳芳（刀马旦）、曹老么、古少清（青衣）、卿云成（丑）等，边学边演。由当时城守镇的镇长江逸平当鼓师，龚必先任琴师。

起初十天演出一次，随着剧目越学越多，演技越演越熟，乃改为三五天演出一次。公开卖票，正当群众渴望看到川戏的时候，甚为欢迎。时值二十四军在其辖区没收拍卖官、公、营、庙、会产，通过县长刘中生将天上宫拨给大同俱乐部，经过修整，乃将演出场地迁至天上宫，正式上演，天天营业，日夜两场。当时江津公安局长刘鹏周曾送有“大罗天”三字匾额，县长刘中生也有匾额相赠。

1932年靖川之役后，二十四军退走，二十一军刘湘部占领江津，派冯什竹任江津征收局长。冯系重庆义字总社袍哥大爷，极爱川戏，来津未到任前，即拜会大同俱乐部。到任后不久，成都“三庆会”（正宗川戏的总堂）由水路赴渝组建重庆章华戏院，路过江津，上岸拜冯。冯留其在津演出三天，三庆会碍于冯之情面，乃与大同俱乐部同台在天上宫演出，竞达半月之久。冯也粉墨登场二次。有一次剧目为“坐府登殿”，冯饰皇帝，薛艳秋饰郑贵妃，观众踊跃，座无虚席。

后来，天上宫驻扎军队，大同俱乐部改在天香街卞家厅演出。但不久终因开支太大，看白戏的也多，加上“江声大戏院”及“新华舞台”次第落成，卞家厅地势、装设均不如人，大同俱乐部乃告结束。将其衣箱顶与白沙夏培德在白沙经营，大同艺员一部分转新华舞台，一部分也去白沙。但白沙营业也不佳，数月后即关箱大吉，艺员星散。大同在未结束前，曾多次走重庆及外县演出，颇受好评。

大同俱乐部结束后，江津再未有人组织过剧团，虽有“江声”、“新华”等戏院，但属剧园经理组织，从未组团。直到临解放时，才有“江刁剧团”出现。

江刁剧团，是县人江铁生、刁之凯所组织起来的，在江声大戏院演出，演员有李玉芳（女）、古少清等。不久，江津即解放。解放时，江津除江刁剧团外，还有一个由外面接来的“三三剧团”，共两个川戏组织。1950年，三三剧团去了成都，改为成都川剧团。而江刁剧团也去了重庆，旋即分裂，一部分到“群生”剧团（即现在的丰都剧团），一部分人参加重庆沙坪坝剧团及九龙坡剧团，另一部分回江津与泸县来津的“蜀声”川剧团合作。从1951年起，一直在江津演出。

1953年，王达荣以国家干部身份主持蜀声川剧团工作。1954年，该团正式命名为“江津县川剧团”，王达荣任团长。1956年，江津川剧团在江津城关镇招收学生培训，学生中后来著名的有刘中琴（女）、张庆维（女）、罗中华等。

1951年，江津为地区所在地，江津县政治中心迁白沙。县委、县府常感在开会期间，参加会议者缺乏文化生活，而蜀声川剧团又不能来白沙，乃由杜晏清等将白沙文化馆业余川剧社扩大成立“白沙川剧社”。杜任社长，黄朝国任副社长，何金泉、何绍康、杜吉昌、谭斌任社委。县府批准试演一年。他们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取庙中神像黄袍改作蟒袍，几顶烂头盔，相互交换出场。服装道具虽然简陋，但营业很好，除了集体吃饭，并不开支工资。剩下来的钱即添制服装家具之用。并互选古伯常为学习委员，何绍康为文书。到1953年秋，这个剧团由政府接管，以白沙区区长陈万林任该剧团负责人，并修建白沙川剧院。1955年正式定名为“白沙川剧团”，政府派江静宇为团长，谢福同为办公室主任。1957年招收了一批学生，后来较有名的如钟崇智等。

江津县府迁回城关后，1961年江津专署迁永川，白沙剧团乃与江津剧团合并，除抽走一部分艺员到永川另组地区川剧团外，正式命名为“江津县川剧院”，下辖三个团：一团基本是原江津剧团的人，二团是原白沙剧团的人，三团是学生团。后来又将第三团拆散插入一、二团。他们分别轮流以一个团留城演出，一个团到白沙及各区乡演出，满足了江津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演员们都积极肯干，剧团还有一个创作队伍，经常自编自演及移植各剧种新的剧目，获得观众的赞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川剧首当其冲。刚刚新制的服装道具被迫付之一炬，剧团受此冲击，遂告结束。

二、江津的戏院

江津初无戏院，各帮会酬神演会戏，差不多都在自己帮会所祀之神庙演出。即使如龙庆、桂华有时公开售票，也皆借神庙为之。江津城关各种神庙除文武庙外，其万年台均曾充作过舞台。但真正成为戏园规模的，则系民国四年（1915年）由县人吴恒山出面，邀集赖树湘、孟顺清、孟业三、邓蟾秋、江碧生等集资，报经江津知事龙铸人批准，在天上宫开设“津胜茶园”，演出川戏。这是江津开戏园营业之始。

津胜茶园并无自己的剧团，专接外来的戏班或名角，演出日夜两场。夜间用煤气灯照明，每场有折子戏四个或五个，间或也开整本。由剧院负责节目，并出节目单，每个剧目的演员名字都注在节目单上，主演名字排在该剧目的上面中间，其他角色的名字则排在主演名字的两旁，并且要逐步矮一点，使观众一目了然，决定买票与否，同时也借以鼓励演员加强责任心。

津胜茶园售票分包厢、堂厢、楼厢，有如现在的甲乙座。包厢设备较为阔气，在观众席的前几排，每八座为一厢，每厢用木栏相隔，厢内是较舒适的单人藤椅。堂厢则在包厢后面，设有靠背的长条凳。包厢、堂厢都有摆茶碗的地方，每位一碗。观众一到戏院，门口即有人唱票“包厢几位”、“堂厢几位”，立即有人前来引导安坐泡茶。还有从远处飞来毛巾擦面擦手，讨取小费。楼厢则是利用庙宇原来两廊的枢楼改装，设置长凳，既不供应茶水，也不飞送毛巾，观众多为小贩及贫苦人民，因为票价最低。茶园内叫卖“瓜子、纸烟”（初时无纸烟，只有烧水烟者用几截的烟嘴从人行道伸送到你的口旁，替你装烟，随意给小费）之声，嘈杂热闹，与唱座之声交织成片，直到开锣后方歇。

津胜茶园从开业以来，营业尚属可观，至1923年因军阀混战，驻扎军队而停止。

1931年，卞家厅（现工人俱乐部）也曾改为戏园，除大同俱乐部来此演出过外，也接过外来剧团及各地名角演出。场内已取消包厢座，但仍卖茶送毛巾，场内亦叫卖零食。但作为戏园时间不长，因江声大戏院及新华舞台建成，设备较为整齐，具有戏园规模，所以无力竞争而停业。

1936年，在今天几江公安派出所的后面，由廖海涛出面，张仲篪实际负责，修建江声大戏院。场内分堂厢、正座。堂厢一律长靠背条凳，正座在后几排仅用长凳。已不卖茶送毛巾，设零售部，不在场内叫卖了。除大同俱乐部演出过，多接外来剧团演出，有时还放映电影。在1945年，曾由江津袍哥管事会派何绍康亲去璧山接来广安“三三”剧团演出。初由何绍康任经理，后由江弼贤接任，一直经营到解放。

1937年，江津驻军营长陈光清联络县人刁之凯倡议集股，在现在江津电影院地址，修建新华舞台。场中设置一律长排条椅编号，观众购票对号入座，废除了包厢及售茶送毛巾等陋习，但仍设有小卖部。有军警弹压，秩序尚称良好。

这个舞台经历了从抗战到胜利的整个过程。江津因毗邻重庆，为川西南水运到重庆的重要码头及门户，并绾带贵州西北山区的山货出口，所以经济十分发达。外地来此避难的人增多，仅新开的银行就达十余家。商业的繁荣，必然促进文化的提高。加上江津从未遭受日机的轰炸，也成为人们最好的避难港。新华舞台正是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而修建起来的。所以，一批一批在重庆的川戏名角，纷纷接受新华舞台的约聘而来津演出。如名艺人张德成、曹黑娃、魏香廷、天籁、周慕莲、筱桐凤、薛艳秋、筱蕙芬、龙吟波、爱美玲、陈书舫、柏书文等均曾献艺津城，使新华舞台名震一时，江津人民也大饱眼福，精神上得到了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至今犹留存在老人们的心中。

新华舞台在抗战胜利后，省外人士回籍，人口骤然减少，而物价飞涨，看白戏的人增多，致业务不振，入不敷出，负债累累，因而剧院改演电影，直至解放。

三、两件被遗忘了的事

谈论江津早期的川戏活动，有两件事值得在江津戏剧史上留点记载的。

第一件事，大约在民国二年（1913年），外来一个剧团在天上宫上演。在那时，凡在庙宇初演之前，一定要有一个“灵官镇台”这一幕，以示净台除魔，开演大吉。扮演灵官者只有剧团的大净。按剧界不成文的规矩，凡净角不论艺技再精，如没有扮过“灵官”这一角色，只能演二净作副手。所以一般净角，都以扮演“灵官”作为唯一出路。当时这个剧团所邀约的大净，至开演前尚未到达，剧团迫于已定时间，观众已进入剧场，乃临时决定由该团二净扮演灵官。二净十分兴奋，急忙化装，静待出场。不料前所约之大净匆匆而至，因有成约及习惯，仍由大净急扮灵官出场。二净眼睁睁地看到升级加薪之机转眼化为乌有。伤心之余，不卸装自缢。当前台灵官镇邪开光点像之际，正后台灵官咽气魂逝丰都之时。剧团为了避免纠纷，乃镌一灵官像祀之。惜乎这位舍身追求艺术出路的人没有留下姓名。但这一灵官像一直留在天上宫，为后来在此演出的剧团供奉的神道，至解放时不知所终。

另一件事，就是在江津川戏演出过程中，女角登台究竟是何时才出现？在1920年以前，一般剧团演出多在各种神庙的万年台上。旧社会重男轻女的陋习和封建迷信思想严重，不准女性上台演出，视妇女为不洁。所以凡剧中女性，都由男子扮演，称扮演女角的人为“旦”。“旦”系黎明前拂晓的一刻时光，意思是男扮女装，扑朔迷离，阴阳不分。社会上对旦角的人格也极轻视。

后来各地都修起了戏园，不再在神庙演出，而且“文明戏”（话剧的前身）兴起，女性演女角较为真实感人，也影响到川剧界，纷纷起用女性演员，称为“坤角”。江津坤角上台，是在1921年的津胜茶园。第一个登台的是“云中凤”（本名刘同福），剧目是《上游庵》，她演王志贞。虽然唱做均不很好，但因坤角首次上台，观众感到新奇，仍然满堂喝彩。接着登台的坤角是张桂芳，艺名“小飞燕”。以后坤角就普遍了。

（本文系根据王克明、吴修文、代披星、何绍康、廖大成、钟崇智等同志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

鹤山仙鹤池

（清）邑封御史 杨济之

鹤池东畔鹤峰花，鹤去池空岁月长。
安得鹤来峰有伴，翩跹日月水云乡。

老境无求心自休，鹤池池上日优游。
乾坤此乐知能几，一曲清歌酒满瓯。

江津县第一艘客运轮船目击记

周子庄

在《江津县大事记（1911年—1949年征求意见稿）》上有这样一段记载：“1929年×月，‘江津’号轮船下水航行，时速20里，航线：重庆—泸州。”这引起我幼年一段经历的回忆。

那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七月间，我正十一岁。有一天，我的父亲周纯九叫我下午随他去看我们县里的轮船，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我从小在通泰门河边游玩，只看到过江的小木船，虽然偶尔有轮船从江津上下经过，总觉得像一座小山似的洋房在河中浮动。一旦听说我们县自己有了轮船，而且可以亲自去参观，急得连中午饭都吃不下，只好几口把它咽下了事，就到父亲的身边等候着。

约在下午一点多钟，就随着父亲到通泰门河边，看见河坝站满了人群，都在观看着河畔停着的一艘轮船。有像现在过江轮渡船一样大小，船顶悬着交叉两线的彩旗，船头侧舷挂着一块长方木牌，白底黑字写着“江津”二字，船尾系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国旗。父亲牵着我的手，从跳板到了船上，就有人倒茶拿烟。我父亲是个中医，认识的人多，彼此都打招呼。我只认得一个是县里的警官名叫王传通的，他一把拉过我的手，塞给我一把从招待桌上拿来的糖果。

二时正，船上汽笛一声长鸣，船就徐徐开动，囤船上响起爆竹。轮船在码头前转了一个圈就向下游驶去。中舱的机器震动声很大，我觉得船很宽敞、好玩，就在船舱中到处走动，父亲禁止我到船边去。船行很快，只见两岸树木向船的反方向奔行，感到很新奇，吸住了我的视线。

船到江口就靠岸了，引起了河边的一群人围观。船上也有人上岸去。我站在船边，有一种自豪感，仿佛这艘船是自己所有，江津人也能作江河的主人了。停留不到半点钟，上岸的人也陆续回到船上，船又缓缓地离开码头，向江津县城返航。到达时已夕阳西下，大约在六时左右。

我恋恋不舍地离开轮船。父亲问我好玩不，我还沉缅在船上的思绪，说：“江津人，‘江津’号，是江津人向长江宣告，江津有了自己的轮船，再不会受外国洋人的剥削了。”

后来才知道，“江津”号轮船是周笑窗集股创办的江津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仅有的一只客轮，他自任总经理，股东如邹纯武、林师良、张寿秋等全是江津人。经营不到一年，就因欠债而倒闭了。惜当时年幼，没有对这家公司作过了解。但确实有这个公司的这只轮船，是江津航运史上第一只轮船。

1989年10月

江津近五百年气象灾害年鉴

范征文

附：《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目录

第6辑

回忆（江）津、巴（县）边剿匪斗争 / 卢云亭

在江津工作期间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回忆 / 王昭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曲——回忆石蟆会议前后

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的内幕 / 卞稚珊

江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概况 / 卞稚珊、张宏福

民主同盟在江津 / 廖掀

杨子波（朱讯）——铁骨铮铮的无产阶级战士

从天心凼到延安 / 钟惦棐

白云下面是故乡——《从天心凼到延安》续篇

告别了啊！江津——《从天心凼到延安》末篇

善于疏财的实业家邓蟾秋 / 程智铭

邓燮康事略 / 古基祥

何鹿蒿事略 / 县志办

我的父亲夏芝宇 / 夏培雍

聂祖辉和他的祖辉农场 / 梁大成

忆儿时在老家过年 / 周开庆

江津“民众剧社”始末记 / 刘沧浪口述 江淀潮整理

下关风与大理石 / 彭邦桢

宋美龄在白沙创办的新运纺织厂 / 王钦永

蒋介石最后离川日期 / 周开庆

亚西商业银行 / 王克明口述 刘晓甦整理

江津的银楼业 / 陈泽华

白手起家的西药商——李选之 / 秦自彬

集义酒厂在古蔺二郎滩酿造郎酒始末 / 古绍辉、李能富

江津的义渡 / 王增辉

江津县交通史上之最 / 廖宗扬

白沙私立白屋文学院 / 刘子华

江津县第一所校办工厂——大江机械厂 / 夏友梅

江津县古代历史沿革琐谭 / 李恩琪

“莲花石出兆丰年”史话 / 范征文

江津历年伏旱情况 / 江防

江津龙华寺见闻回忆 / 黄孝永

第7辑

集中一切精力，搞好经济建设（江津县1949年—1956年经济建设的回顾）/ 王昭

长虹横碧波、湍流变通途——江津县仁沱大桥建造经过 / 宋正棋

政协江津第一届至第四届委员会的工作回顾（1955—1962年）（上）/ 卞稚珊

台北市江津同乡会概况 / 刘晓进

我对黄埔军校的回忆 / 文强

回忆我在二野军大文新大队学习的日子里 / 徐遐武

从广州撤退到澄海汕头抗战的回忆 / 卞稚珊

浴池喜相逢、热情赠我诗——冯玉祥将军写诗赠我的片断回忆 / 陈白真口述 陈永宏整理

古北口抗战琐忆 / 张芝尧

我对“西安事变”的回忆 / 陈怀礼

刘桂五和“西安事变” / 刚诚

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概况 / 高键文、杜德位

忆黑石山（台）/ 卞伯理

诸子言与自贡盐业的“江津帮” / 诸有方、诸有仪

四川最早的一家县办私营银行——江津农工银行 / 刘泽华

周氏庆事略 / 马骞

袁觐光事略 / 袁树勋、袁树椿

孙镜清事略 / 刘子华

鞠躬尽瘁的教育家邓缡仙 / 古基祥

我所知道的任应秋教授 / 邹绪良、王锡玉

江津县的早期川戏活动 / 钟志海

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实验区史略 / 程智铭

白沙漫忆——记抗日战争时期白沙的两所国立学校 / 王树仁

渝南中学的始末 / 廖德富

一所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山区学校——江津笋溪中学 / 韩志平

第8辑

回忆江津县1952年秋季物资交流会 / 王昭

挺拔秀丽四面山 / 辜文兴

渡头成往迹、湍洑变坦途——江津游渡河大桥修建经过纪实 / 宋正棋

回忆聂荣臻同志在黄埔军校 / 卞稚珊

政协江津县第一届至第四届委员会的工作回顾（续）

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概况（续）/ 高键文、杜德位

江津县最早用机器生产的一家工厂 / 万金福

江津盐业发展史略 / 程智铭

清末民国时期江津金融机构概貌 / 陈泽华

内江糖业的“江津帮” / 周凤梧

民国时期江津县的田赋加征 / 刘达礼

江津的铁锅铸造业 / 王钦永

解放前江津的民间借贷形式“请会” / 张尊元

白沙镇商会沿革 / 刘子华

江津首创柑桔修枝、看虫工具专业厂家——李凿子 / 彭卫明

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廉吏程孔嘉 / 古基祥

何策襄事略 / 李恩琪

钟惦棐 / 龚灿滨

对江津文干校的回顾 / 廖德富

独具一格的江津简易乡村师范学校 / 朱泽芗

江津县城关民中始末 / 刘新运

解放前后我在江津白沙搞话剧活动的回忆 / 江赴吟

家乡划龙船（台）/ 何贵华

话说江津袍哥 / 刘晓甦

对陈独秀在聚奎中学讲学时间的商榷 / 彭兴

第9辑

回忆杨永治等六烈士剿匪殉难经过 / 张兰田、刘昌林、邹绪良、吴武荣、张洪俊、刁少年

澄海汕头沿海抗日的回忆 / 卞稚珊

陈独秀在江津 / 罗宗文

回忆先父陈独秀墓迁葬经过 / 陈松年口述、吴晓整理

回忆华侨第二中学在江津建立的经过 / 邹亚邻口述、韩志平整理

回忆我的母校——国立江津师范 / 张寿康

聚奎学校百二十年小记 / 罗昌

一所不寻常的乡村私立学校——记江津县私立民智学校和周凤梧老师 / 周攀桂、温良恭

江津县办报简史 / 林明远

江津县研究防治柑桔大实蝇的经过 / 甘霖

民国时期江津县的契税加征 / 刘达礼

民国时期江津县的田赋概况 / 郭建中

近现代江津货币流通概况 / 陈泽华

江津县的罐头食品工业 / 王钦永

江津县的“嘉陵牌”花生 / 夏忠国

白沙“双喜牌”综丝 / 程智铭

白沙的土特产及外贸物资 / 刘子华

江津县工运史上重要的一页——谈谈《江津白沙镇综丝力工会成立宣言》 / 白沙镇志编写组

白沙地区过去的丝线业 / 罗希云

民国时期江津县最大的一次“抢米”风潮 / 李恩琪

对民国时期江津“国大代表”选举的点滴回忆 / 钟国材

江津佛学社史略 / 曾桂良

江津最大的地主陈宝善 / 龚灿滨

江津县四十年气候之变化 / 范征文

楼台山

邑参议 陈谓

邑教谕 翟表有

楼峰书院

登楼久谢尚书履，弄月闲披太极图；
只此便同谢太傅，风流何必在东吴。

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顾 问：宋正棋

主 任：王增辉

副主任：刘表兴 钟永毅 马骞

秘书长：廖掀

成 员：程智铭 廖中扬 龚灿滨 古基祥 徐遐武 侯国兴 刘晓甦 刘子华 侯铁生 王钦永 阮曙曦 范征文 陈泽华 白正容（女） 杜映鹏 钟志海 晏明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