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文史资料选辑

目录

对江津县土地改革工作的回忆 ……… 王 昭（3）

江津农业主要项目概况 ……… 王勋 钟顺宾（11）

发展中的江津水泥工业 ……… 王钦永（20）

白沙工业发展记略 ……… 刘子华供稿 文史办整理（25）

记珞璜长江大桥的修建 ……… 王增辉 廖宗扬（31）

解放前江津“滨江路”的修建 ……… 王增辉 廖宗扬（35）

白沙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概况 ……… 程智铭（38）

江津第一个全国先进单位——油溪供销社 ……… 曹辉金（53）

江津大明电灯公司概略 ……… 程迪琪（61）

巴蜀多美酒，江津秀一枝——谈江津白酒 ……… 兰庆君（66）

江津名酒红茅烧 ……… 兰庆君（71）

曾销国外的江津白酒 ……… 夏忠国（73）

山王店银丝挂面 ……… 杜映鹏（76）

江津教育发展简况 ……… 王长钧（81）

江津大公书店 ……… 张西洛（93）

回忆《白沙日报》的几次风潮 ……… 吴伯麟（96）

再生稻在江津 ……… 梁大成（103）

记我县“脚踏式人流吸引器”的研制 ……… 唐翼南（108）

回忆祖父程智谙 ……… 程绪昂（112）

曹麟书先生事略 ……… 廖德富（117）

张鹿秋简介（附张仲华事略）……… 蒋凌霜供稿 漆保邦整理（121）

冯玉祥将军与先父吴芳吉 ……… 吴汉骧（125）

白屋诗人吴芳吉与聚奎学校 ……… 罗昌一（129）

吴芳吉先生以德化人二三事 ……… 肖嘉辉（139）

词曲学家卢前在白沙 ……… 张寿康（143）

回忆叔父“诸三太医” ……… 诸有常供稿 韩志平整理（148）

江津近现代部分名老中医简介（续）……… 邹绪良 王锡玉（155）

一个被忽略了的历史人物——彭大雅 ……… 罗昌一（160）

江津县的参事会和议事会 ……… 邓宦荣（163）

民国时期江津县的公债负担 ……… 郭建中（166）

保钓忆及的抗战史实二则 ………（台）朱运良（170）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江津的气候 ……… 范征文（174）

江津重点文物简介（续）……… 黄中幼 张明财 张荣华（179）

江津县民间流传的卫生谚语 ……… 王锡玉（183）

对江津县土地改革工作的回忆

王 昭

土地制度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一场以亿万贫农、雇农为主力，以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为目的的群众运动。三千多年来，封建地主阶级能任意欺压农民，主要依仗他们占有的土地；而加租加押，甚至超经济剥削，亦是靠的土地。所以，要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就必须彻底改变土地制度，摧毁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土改斗争的实践证明，只要经济基础垮了，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威风和活动能力就小了；而只有在彻底摧毁其反动气焰的条件下，地主阶级才会低头认罪，人民政府的土改法令才能得到认真的执行。

解放初，我在江津任县长职务，自始至终参加了全县土改的具体领导工作。现根据有关资料和本人回忆，对这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作一简述。

一、土改的基本部署

江津县的土改，开始于1951年5月，是在全县已基本完成减租退押的基础上展开的。当时全县已有农会会员二十二万人，农民武装一万八千人，村政府初步建立，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通过减租退押斗争，全县贫雇农民阶级觉悟有所提高，经济上也得到一定的实惠，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而迫切要求彻底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土改的时机已经成熟。

土改的法律依据，是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6月3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个土改法令是根据全国解放后的情况，从有利于孤立和分化地主阶级，团结全体人民有秩序地实现土地改革，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生产出发而制定的。它对地主和富农都实行了较宽大的政策。例如对地主，由过去没收一切财产改为只没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的多余房屋，其他财产（包括地主办的工商业）不予没收；对富农，则由过去征收其多余的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除征收其租出的大量土地外，保护其自耕（及雇人耕种）部分土地和其他财产，即使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根据这一法令，土改工作的总路线、总方针是：依靠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此外，土改工作还必须遵循政务院颁布的《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人民法庭组织通则》等有关规定办事，以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

江津的土改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地委统一组织力量，分期分批逐步进行的。全县七十一个乡共分为三批：第一批三十二个乡，即德感、双龙、九龙、临峰、福寿、和爱、双河、油溪、吴市、金刚、稿子、李市、罗坝、龙门、慈云、刁家、夹滩、仁沱、顺江、白溪、永丰、贾嗣、五福、广兴、先锋、石门、三口、涨谷、河口、双石、高牙、麻柳。第二批也是三十二个乡：吴滩、丹凤、高歇、杜市、崇兴、龙吟、永兴、几子、长冲、现龙、高屋、二溪、石蟆、大桥、黄泥、青泊、紫云、太平、塘河、珞璜、和平、马宗、真武、金紫、龙山、永安、板桥、回龙、转龙、朱沱、大河、羊石。第三批只有七个乡，即清平、蔡家、太和、三合、柏林、双凤、四面。

二、土改的力量配备

江津是个有着百多万人口的大县，地处重庆市上游，解放前反动组织多，封建势力亦大。据统计，全县地主仅占人口总数的6%，而占有的土地却达全县土地总数的70%左右。如吴市乡七村，地主占全村人口总数8.8%，占有土地占全村面积的71%。而这些土地又集中在几个大地主手中，如伪师长廖海涛和陈进阶、陈翠臣数人，收租都各在五千石以上。这些大地主往往各自占据一个到几个乡（如石门乡的赵家、塘河乡的唐家、石蟆乡的卞家、仁沱乡的朱家等），成为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指乡保武装）三位一体的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以地租为主要手段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最毒辣的则是加租加押，其最甚者竟超出产量十倍以上。高牙乡贫农曾义成租廖海涛土地，租谷年二十七石五斗，押金却高达九十六石，十一年后更增加到五百三十二石，还要无偿地为他劳动，连饭也不给吃。此外，地主阶级还对农民进行骇人听闻的欺压，逼死佃户全家之事时有所闻。白沙镇大恶霸夏培德，看到哪个佃户的女儿美貌，就要送到他家任其奸污，真是禽兽不如。

土改工作面对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为了组建一个力量强大的土改工作队，江津地委从地专机关抽调干部201人，从永川、大足、綦江、荣昌、璧山五县抽调干部865人，加上我县抽调的981名干部和1355名农村积极分子，以及1503名小学教师、247位民主人士，组成了五千多人的土改大军，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领导力量方面，由地委张凤伍同志（民运部长、后为地委副书记）亲自指导，江津县委书记芦云亭同志具体指挥，包括江津县委全体成员和各县抽调来的县委书记、部长、区委书记在内，组成了一个有二十三位成员的土改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芦云亭、王昭、王沛贤三位同志分任正副主任，还吸收了党外人士如卞稚珊、何策襄等五人为委员，因而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土改中，许多民主人士和党外人士委员同县委的同志一起深入到各区乡召集地主分子开会，通过现身说法宣传党的政策，对分化地主阶级，推动土改顺利进行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土改的具体步骤

江津的土改工作，是首先经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然后分批训练干部和积极分子，在全县范围内逐步展开的。各乡土地改革不管分几步走，总的说来前一阶段是交待政策，划分阶级队伍，登记土地财产；后一阶段是查田评产，分配土地，健全政权机构和各种有关组织。具体做法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宣传土改法。组织学习宣传《土改法》、《农民协会组织条例》、《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人民法庭组织通则》等有关政策法令。干部深入群众，和贫雇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向他们讲解政策以做到家喻户晓。在此基础上，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村政权、农会和民兵组织。

第二，组织阶级队伍，划阶级、定成分，没收地主财产。划分阶级成分在于分清敌我，团结自己，孤立敌人。这是执行土改政策的政治基础，土改胜利的关键。它既是对地主进行斗争和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的过程，同时亦是发动群众的过程。要充分发动群众讨论，报区审批，张榜公布。对地主财产宣布没收，进行造册登记。

第三步，报实产量面积，评定产量。依靠贫雇农，成立评议小组，要求“评得确实，分得公道”。具体是自报公议，逐块评定，做好登记统计工作。

第四步，分配土地，颁发土地证。土地有好坏多少之差，以乡为单位进行调剂，以村为单位进行分配，分配中注意好坏、远近、水旱搭配，适当照顾军烈属和鳏寡孤独。对地主分子亦分一份，以促使其通过劳动改造，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房屋的分配，主要是分给没有住处的贫雇农户，挤一挤，齐翻身。家具农具的分配则是自报公议，对新安家缺乏农具的户给予照顾，同时在满足贫雇农要求时，也适当分些给中农，以利于对他们的团结。

四、生死大搏斗

土地改革是贫雇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过程，是一场短兵相接的、面对面的阶级大搏斗。在这场斗争中，地主阶级由于不愿退出历史舞台，更不甘心被消灭，必然要进行疯狂的反抗。因此在土改过程中，烧房子、打黑枪、甚至杀害佃户之事时有发生。贫雇农民要在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只有不断提高阶级觉悟，才能团结起自己的力量，打垮地主阶级。

土改中提高阶级觉悟的办法主要是开诉苦会，通过面对面的诉苦斗争，控诉地主剥削压迫农民的严重罪行。许多农民在诉苦会上的控诉是非常典型具体的，如有的佃户被地主赶出家门，大年三十无家可归而流落街头；有的佃户被债主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有的则因地主加租夺佃，被逼得走投无路，投河上吊。这一笔笔血泪仇、阶级恨，真是触目惊心，会场上往往哭声一片而无法继续进行。通过诉苦会，恶霸地主大多威风扫地，农民群众觉悟很快提高，团结战斗的力量和信心也越来越大。

土改初期，通过诉苦会重点打击的主要是那些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这样容易震慑和分化地主阶级。如贾嗣乡和杜市乡一带，一些地主开始不愿低头认罪，说城里廖海涛大爷还在，没来头。当廖海涛被镇压后，这些地主才纷纷交出了财产，以赔偿农民的损失。但是，能低头认罪的地主始终是少数，作为整个地主阶级来说，他们是不甘心被消灭的。在县委召开黑石山会议前，地主的气焰十分嚣张。如大地主田树清曾对雇农说：“分了我的田，拿了我的东西，拿回去容易，明天拿出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公开威胁叫把东西给他送回去。有的地主通过请客送礼收买干部，有的甚至通过嫁女儿等手段，拉拢本地农会负责人。据四十七个乡统计，被收买过的村干部竟达813人次。有了靠山以后，许多反动地主疯狂反攻倒算，公开烧农民的房子，甚至操纵民兵枪械，在斗争会上枪杀贫农。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工作队早期执行政策过于宽大，放手发动群众还很不够。在黑石山会议上，我们纠正了过去的一些作法，一方面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对个别反动地主坚决给予镇压，保证了全县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对“右”的错误的纠正，有些地方却又产生了“左”的倾向。在某些乡村发生的乱打、乱斗现象，也干扰了土改工作的正常开展，对此，县里在发现后也及时进行了纠正。

经过这样几个回合，农民在斗争中学会了斗争，政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许多大地主都住在城里，为了达到既消灭地主阶级又保护合法工商的目的，县里在城关区和白沙镇成立了农会城乡联络站，凡农民进城揪斗地主，都须经联络站批准。有关政策规定，对工商业兼地主的按工商业对待；对地主兼工商业的，其工商业部分不能动；对民主人士，政治上要求其承认罪行，经济赔偿问题上则量力而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比较好，对分化敌人，减少阻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起到一定的作用。

由于执行政策好，干部力量强，江津县的土地改革工作仅用了六个多月，于1951年年底基本结束。

五、胜利的尾声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民的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根据我县土改工作的实践，这几个目标都达到了。

据统计，全县在土改中共没收、征收土地150万石左右，分配给15407户雇农，人均8.14石；62384户贫农，人均6.21石（同时也适当分了些给部分中农）。加上房屋、耕畜、农具、粮食和部分现金（人均40元），农民的生活、生产条件大大改善，为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做好了物质准备。

经过土改，全县农村彻底废除了封建的保甲制度。农民协会经过整顿发展，会员达到335724人，贫下中农掌握了村政权，工农联盟有了坚实的基础。全县民兵组织也经过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发展到25834人，贫下中农掌握了枪杆子，人民民主专政从此有了根本的保证。在清理浮财的过程中，全县共缴获长短枪149支，子弹12523发，手榴弹142枚，以及部分雷管、炸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主阶级的武装力量，保卫了土改胜利成果。

为了保证土改工作符合政策，善始善终，县里在全县土改基本结束后，赓即组织了复查。全县仍然分为三期，每期二十到三十天，以处理那些煮了“夹生饭”的乡、村土改遗留问题。计三期共处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地主分子980人次；经济上复查出一些胜利果实；对一些划错了成分的，也认真进行了纠正。有些地方（如龙门等地）在评产时把柑橘产量评高了，引起群众不满，复查时也给予了纠正。这些努力，保证了整个运动的健康发展。据土改四十年来的信息反馈，我县的土改工作是成功的。从此，在江津大地上，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实现了历史性的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

江津农业主要项目概况

王 勋 钟顺宾

江津县1990年底，有14个区，4个区级镇，88个乡，8个乡级镇。幅员面积3202平方公里（折合480.3万亩）。现有耕地112.42万亩，其中：田75.37万亩（冬水田51.77万亩），土37.05万亩。总人口143.9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25.54万人（正、半劳力68.61万人），人均耕地0.9亩。

土壤由9种母岩风化发育而成，分4个土类，8个亚类，25个土属，72个土种，110个变种。水稻土占61.2%，紫色土占34.7%，黄壤土（不包括林地）占3.4%，冲积土占0.7%。县境内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3.6℃（四面山地区）—18.4℃（几江地区），年均降雨量1030.7毫米（几江地区）—1550.2毫米（四面山地区），年均日照1273.6小时（南部偏少），无霜期341天。

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大春为主，水稻为主，特产柑橘，是古老的粮食之仓和柑橘之乡。民国及其以前，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农业生产发展缓慢。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农业总产值12229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以下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陆续开展了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1952年初，朱沱区涨谷乡建立起梁金华第一个互助组。1954年春，慈云、高屋、金龙（今石门）等乡建立起8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大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94.9%，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粮食、油料、柑橘、生猪等逐年增长，当年，农业总产值增加到15740万元。

1958年，贯彻总路线，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9月8日，建立起全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李市人民公社；9月28日，全县94个乡建成71个人民公社，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按劳付酬的评工记分办法和分配制度，推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这就使得以高产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农业生产逐年下降。1961年，农业总产值降至8714万元。1962年，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恢复按劳计酬的评工记分和分配制度，农业生产迅速恢复。1966年，农业总产值上升到16849万元。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批“资本主义”，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推行“大寨式”评工记分，平均主义思潮泛滥，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徘徊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落实和完善以“户营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商品经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1990年，农业总产值达53717万元，比1978年增长1.63倍，比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增长3.39倍。

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红薯、高粱、豆类等，以水稻为主。新石器时期，已有水稻的种植（1980年，栀坪乡王爷庙遗址出土文物——耜，即新石器时期先民耕种水稻的工具）。清康熙年间，邑民从贵州引进玉米。乾隆三十年（1765年），知县曾受一从广东引进红薯。光绪年间，“每岁输出谷米十余万石，红薯千余万斤，高粱白酒四、五千缸，胡豆五、六千石”。民国初期，白沙已发展成为四川省较大的粮食市场，输出谷米1000—1500万公斤，豆类300—350万公斤，“高粱酒甲于省”。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71.3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7.6%，总产32347.5万公斤。其中：水稻85万亩，总产16340万公斤；小麦19.6万亩，总产1132万公斤；红薯17.8万亩，总产2031万公斤；高粱14.7万亩，总产1293万公斤；玉米6.8万亩，总产447.5万公斤；豆类26.7万亩，总产2076万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积极兴修水利，推行麦稻、双季稻、麦稻苕、麦梁苕等两熟和三熟的耕作制度，扩大“中农4号”（水稻）、“南大2419”（小麦）、“南瑞苕”（红薯）等良种面积，推广水稻“好种壮秧、少秧密植、合理施肥”等栽培技术，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56年，粮食播种面积216.1万亩，总产33371.5万公斤。其中：水稻107.8万亩，总产21988万公斤；小麦29万亩，总产2636万公斤；红薯24.7万亩，总产3611万公斤。

1958年，盲目大放干田，采取高深耕、高密植、“三向”条栽、二次移栽等措施，粮食产量大减。1961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为172.1万亩，总产量降至13916万公斤。其中：水稻52.3万亩，总产7910万公斤；小麦45.4万亩，总产2081.5万公斤；红薯37.8万亩，总产2730万公斤；豆类24.5万亩，总产655万公斤；玉米5.4万亩，总产219.5万公斤；高粱5.8万亩，总产320万公斤。

1962年，开始纠正瞎指挥生产，调整作物布局，因地制宜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推广“麦稻稻”、“油稻稻”、“肥稻稻”等一年三熟制和“四一”、“四矮一粳”等水稻良种，粮食生产逐年恢复。1966年，粮食播种面积182.77万亩，总产35253.5万公斤。其中：水稻89万亩，总产21285.5万公斤；小麦29.29万亩，总产3309.5万公斤；红薯27.44万亩，总产6764.5万公斤；玉米4.69万亩，总产729万公斤；高粱11.2万亩，总产1237万公斤；豆类21.1万亩，总产1928万公斤。

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水利工程建设进入高潮，蓄引水有效力增加，有效灌溉面积扩大。1972年，推广杂交玉米。1975年，提倡玉米下山。1977年大种玉米，推广“麦玉稻”、“麦玉苕”等一年三熟制。1977—1979年，每年粮食产量净增5000万公斤以上，玉米立了头功。1979年，粮食净增6397.5万公斤，其中玉米净增了3602.5万公斤，占56.3%。

1980年后，大抓细粮，主攻水稻。扩大杂交水稻面积，推广规范化栽培、双季稻、杂交中稻培育再生稻、再生稻间作晚稻、配方施肥、半旱式栽培等技术，粮食产量因而逐年提高。1984年，粮食总产60908万公斤。1990年，粮食播种面积189.5万亩，总产66400万公斤，比1949年增产1.844倍。其中：水稻75万亩，总产38812万公斤，比1949年增产1.375倍；小麦38.6万亩，总产7004万公斤，比1949年增产5.25倍；红薯32.83万亩，总产9168万公斤，比1949年增产3.51倍；玉米27.17万亩，总产8020万公斤，比1949年增产16.92倍；高粱4.63万亩，总产1484万公斤，比1949年增产14.8%；豆类2.16万亩，总产739万公斤，比1949年的2076万公斤减少66.4%。

经济作物有：油菜、花生、芝麻、甘蔗、烟叶、苎麻、黄麻、蔬菜、药材等，以油菜、花生、甘蔗为主。清光绪年间，“每岁输出菜油三、四千篓”。民国元年（1912年），县内有糖房25家，年产红糖12万余公斤。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21.85万亩，占作物播种面积的11.2%。其中：油菜8.8万亩，总产292万公斤；花生1.4万亩，总产124.5万公斤；甘蔗1.1万亩，总产2119万公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农业合作化时期开始，经济作物播种面积逐年下降。1962年降至8.42万亩。1963年，调整作物布局，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有所恢复。六、七十年代中期，相继建立蔗糖基地和花生外贸基地，多次引进甘蔗、花生良种，甘蔗、花生的面积、产量大幅度增加。1978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20.53万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一步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商品生产，经济作物面积不断扩大。1990年，播种面积35.72万亩，比1949年扩大63.5%。其中：油菜8.1万亩，总产603万公斤，比1949年增产1.06倍；花生1.03万亩，总产118万公斤，比1949年减少5.5%；甘蔗2.03万亩，总产5789万公斤，比1949年增产1.73倍。

畜牧业有：猪、牛、羊、兔、鸡、鸭、鹅等，以猪、牛为主。民国及其以前，无法制止疫病流行，发展很慢。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末，圈存生猪22.8万头，出槽肥猪12万头，有大牲畜5.12万头（耕牛5.08万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五十年代初，县、区、乡先后建立起畜牧兽医机构，多次开展主要疫病的预防和治疗，控制了疫病流行，生猪发展较快。1957年，生猪增加到38.7万头。1958年后，生猪全部实行公有和集体饲养，大办社、队猪场，饲养管理差，死亡严重，产仔率低，生猪数量逐年下降。1961年，降至13.2万头。1962年，实行“公有公养、公有私养和私有私养，以私养为主”的措施，养猪业迅速恢复。1978年末，生猪增加到52.24万头。1982年以后，生猪全部实行私养，并取消生猪的“派购”、“议购”、“议销”，农民养猪积极性空前高涨，生猪发展加快。1990年末，圈存生猪增加到95.12万头，比1949年增产3.17倍；出槽肥猪113.65万头，比1949年增产8.47倍。大牲畜3.87万头（耕牛3.84万头），比1949年减少25%。

果树有广柑、红橘、桃、李、杏、梨、苹果、枇杷、樱桃、柠檬、柚子、葡萄、香蕉、枳壳、四季柑等，以柑橘为主。西汉时，江州（包括江津）即设有橘官。清光绪年间，“柑橘输出每岁值银二、三万两，枳壳行销海外”。民国初年，柑橘在“附城沿江已蔚然成林”。民国二十七至二十九年（1938—1940年），先后选出了驰名中外的甜橙良种“S26”（锦橙）和“S20”（先锋橙）。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柑橘总产1750万公斤。后因柑蛆虫害暴发，产量下降。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降至800万公斤，占果品总产的80%。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与綦江、巴县联合防治柑蛆。1953年，开展全面防治病虫危害为中心的果树管理，总结推广了江津果农创造的小歼修剪法。1954—1956年，评选柑橘良种，扩大良种栽植，柑橘产量逐年提高。1962年柑橘产量2773.5万公斤。以后，柑橘产量时起时落。1976年，柑橘总产降至406.5万公斤。1982年后，柑橘随土地承包到户经营，取消派购，实行议购议销，经济效益提高，因而农民栽植、管理柑橘的积极性高涨。1990年，全县共栽柑橘1176.5万株，其中结果的304.86万株，柑橘总产3167万公斤，比1949年增产38.58倍。

蚕业包括桑蚕和柞蚕，以桑蚕为主。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知县曾受一“以农桑为治政之本”，派人从江、浙购回桑、蚕良种，分送四乡，使津人“多获桑利”。光绪十七年（1891年），福寿乡人涂宾门（从日本学蚕桑三年回国）办蚕社，建桑园，劝导农民栽桑养蚕。清末民初，先后建立蚕桑机构、学校、试验场和民营丝厂。民国八年（1919年），栽桑养蚕已发展到25个乡。民国二十年（1931年）以后，四川蚕丝价格暴跌，丝厂因而倒闭，农民毁桑种粮。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蚕桑生产已几乎绝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5年，在三个区、十三个乡恢复种桑。1956年，开始养一季春蚕，发种十张，产茧300公斤。1958年，栽桑养蚕扩大到十二个区、六十三个公社，实行春、夏、秋三季养蚕，发蚕种722张，产茧15450公斤。1961年，田坎、土壁下放给社员种粮，桑树砍伐严重。1963年蚕桑生产缩小到八个区、二十五个公社，发蚕种200张，产茧2800公斤。1964年以后，丝绸在外贸中的价格提高，政府多方鼓励农民栽桑养蚕。1969年，扩大到十五个区、七十五个公社，实行春、夏、秋、晚秋四季养蚕，发出蚕种11336张，产茧24.93万公斤。1972年以后，大办社、队桑园，建立基点区、社。专（永川地区）、县两级共建基点社（即乡）五十六个。1978年，栽桑养蚕扩大到九十四个公社，发蚕种29513张，产茧51.49万公斤。1982年以后，桑树随土地承包到户，养蚕由集体改为户营，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1990年，发蚕种78884张，产茧205万公斤，为历史最高水平。现在全县拥有桑园3324亩，共有桑树1097万株。

渔业包括养鱼和捕鱼，以养鱼为主。新石器时期，栀坪乡居住的先民已开始捕鱼（王爷庙遗址的出土文物有新石器时期的“网坠”）。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县政府把油溪、德感等九个乡划作养鱼示范区，派员指导。扬子江鱼苗推广第一工作站在古家沱、丁家沱扎草捞苗，分送四乡养殖。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鱼类总产13.44万公斤，其中养鱼面积0.48万亩，总产12万公斤。

五十年代初，开始推广草鲢鱼养殖。1954年以后，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养鱼由私养改为集体饲养。1957年，鱼类总产67.2万公斤，其中养鱼面积2.76万亩，总产62.4万公斤。1958年后，稻田养鱼面积逐渐减少。1962年，鱼类总产降至10.61万公斤，其中养鱼面积1.8万亩，总产7.68万公斤。1963年，草鲢鱼苗人工繁殖成功，养鱼面积又逐年扩大。1972年，开始大办社队鱼场。1974年，划津璧河及其支流10800公尺建合心鱼场，发展溪河养鱼。1978年，鱼类总产136.6万公斤，其中养鱼面积5.7万亩，总产114.23万公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采取塘、库、稻田为主体，溪河、沟、凼为两翼的措施，主攻主体，兼顾两翼。稻田由集体饲养改为户营，塘、库承包给户或联户饲养，养鱼面积不断扩大，半旱式稻田养鱼和垄稻沟鱼等先进养鱼办法也得到推广和发展。1990年，鱼类总产450万公斤，比1949年增产32.48倍，其中养鱼面积15.99万亩，总产420万公斤。

县的南部山区是原始茶树（江津大茶树）产地，清溪乡木皮槽尚存原始茶树六、七百株。清康熙四十八、九年（1710—1711年），“羊景、洪洞、旋水三处居民相率种茶”。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茶叶总产15万公斤，成为四川省重点产茶县之一。受战争影响，茶叶滞销，茶园荒芜。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茶叶总产降至2.5万公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6年，开始垦复荒芜茶园。1957年在清溪乡木皮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起第一个茶场。1962年，建设茶叶外贸基地。1964年，大办“知青茶场”。1972年，大办社队茶场。1974年，被四川省列为重点产茶县。1977年，茶园面积发展到21796亩，为历史最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林权下放，面积较小的队办茶园解体，划为社员的自留山，茶园面积减少。1990年，全县共有茶园面积17993亩，茶叶总产量63万公斤。

民国时期，农民已经营有农产品加工业、砖瓦业、土陶业、小煤窑企业。合作化时期纳入了社队经营。1976年，县、区、乡都建立起乡镇企业管理机构。1978年后，大办乡镇企业，采取区、乡、村、组、户、联户等六个轮子一起转的办法。1990年，全县共建起农业、工业、建筑、交通、商业、服务等企业24208个，从业人员10.18万人，总产值达62882万元。

（此文部分资料取于《江津县农业志》，1991年9月13日）

发展中的江津水泥工业

王 钦 永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以前，四川省内不产水泥，重要建筑用的水泥要从省外购入，人们称之为“洋石灰”。民国二十六年，省人甯芷村等约同实业界人士成立“四川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南岸玛瑙溪兴建四川水泥厂（即现重庆水泥厂处），公司由甯芷村任总经理。同年六月，四川水泥厂来我县珞璜场所辖苗儿峡葫芦背附近地方购矿山设采石场。七月十六日，矿山正式开采石灰石装船运重庆生产出水泥，从此，省内才有了自己生产的“洋石灰”——水泥。该采石场在县内开采矿石50多年，最近才因另建矿山迁走。

1958年大办钢铁运动中，县里也开始大办小水泥。当时，县属长江两岸的石灰厂纷纷派人去乐山市嘉华水泥厂学习制造水泥技术。学成回厂后，用粘土、石灰、石膏为原料土法试生产水泥。这种以粘土等物为原料生产的水泥，因质量很低（标号只有100—150号），不受用户欢迎，因而各厂均未正式投产。

1959年，设在油溪的江津肥料厂因无原料继续生产骨粉，报准于2月24日转为生产水泥，更名为公私合营江津水泥厂。夏坝铁厂原有一水泥车间，1960年也扩充为夏坝水泥厂。此外，商业系统还在油溪办了一个油溪水泥厂。其后，为了减少管理人员，降低生产成本，县里将在同一地区的商办油溪水泥厂并入公私合营江津水泥厂，更名为地方国营油溪水泥厂。随后，将油溪石灰厂也并入该厂，并后仍在原地生产石灰。

1959年四季度，油溪水泥厂从下咀（张家沱）搬迁到上咀（成渝铁路油溪车站）原商办水泥厂址继续生产。该厂生产水泥所需石灰石是在温塘峡背斜小寨门附近开采，开采出的矿石均用人力担至江边装船运厂，矿渣则由铁厂购入（夏坝水泥厂此时已停止生产水泥）。生产水泥的设备有小立窑一座，小球磨机一台，成球用木盆，烘干用炕灶。从1959年3月到1962年2月，该厂共计生产水泥4097吨。该厂生产的矿渣水泥，标号有300#和400#两种，其中400#水泥每吨售价为190元，后降为130元。1960、1961年生产的水泥，多数销往永川县供江津专署建办公等房屋。1962年调整时，夏坝铁厂撤销，油溪水泥厂也随之停产，并被合并入油溪陶瓷厂。此后近十年间，县内无水泥厂。

1971年，为了适应全县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珞璜石灰厂再次开展了水泥的土法生产试验。这次他们改为以汽油桶作立窑煅烧熟料，用人力粉碎的方法，生产出了高标号的矿渣水泥。试验成功后，他们先后从友厂调入旧的小型管磨、球磨机各1台（管磨改为球磨生产），建起小立窑1座，于年底前投入简易生产，当年即生产出400号水泥114吨。

1972年—1974年三年间，该厂年产水泥3000多吨。1975年增安球磨机1台，当年所产水泥即增至5443吨。同年，经批准，珞璜石灰厂改名为江津水泥厂，以生产水泥为主，成为县境内水泥生产的中坚力量。1989年，经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登记，该厂全称定为国营重庆市江津水泥厂；经重庆市计划、经济委员会和统计、财政、劳动局核准，厂的规模定为中型二级企业。

国营重庆市江津水泥厂的厂址，在长江南岸珞璜苗儿峡内马夫沱。距县城几江镇水路27公里，距川黔铁路珞璜车站5公里；与成渝铁路石场车站隔河相对。1990年前，厂区占地面积17.8万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94万平方米，其中生产用房1.89万平方米，非生产用房0.6万平方米，职工住宅3.45万平方米。

该厂采矿场，距生产生料车间近的只有30—50米，远的也不过100—200米。矿床覆盖物少，便于开采。开采矿石用风钻打眼放炮，按台阶式的开采方法向前推进，矿山采高20—30米。连接厂区块段的矿石储量2200万吨。开采的矿石，粗碎后用小翻斗机动车和人力胶轮车运至生料车间。

1976年—1980年，该厂进行了两次技术改造，通过换装旧磨机、增安新磨机、增建一座立窑、改进提升及包装设备等措施，1981年水泥产量提高到3.1万多吨。由于产品供不应求，1982年省经委批准，扩建为年产7万吨；在此基础上，1983年重庆市经委批准该厂另建新系统，将规模进一步扩大到年产17.6万吨。该项工程计划分两期进行，每期为8.8万吨。一期扩建工程于1986年5月完成并投入试生产。1987年生产水泥10万吨，现年产量已达12万吨。二期工程完成后，年产水泥将达20万吨以上。

该厂主产品为普通硅酸盐、火山灰水泥，标号有325#、425#、525#三种。水泥商标，1985年4月30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注册为“渝江牌”，全国统一编号为CC—0289。其中425#多次获市、部优质产品称号。1985年该厂又新开发了普通425#R型早强水泥。新产品早期强度比一般水泥提高60%以上，特别适应早期强度要求较高的工程和冬季施工的需要。重庆建大桥和珞璜电厂等高层建筑均用此水泥。1987年，获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新产品“百花奖”二等奖。

该厂特别注重质量，自1985年以来，出厂水泥100%合格，富裕标号比例95%以上，连年获重庆市建材工业总公司表彰为“一级优胜”，并在全国水泥行列质量检查评比中，获中国建材工业协会水泥协会授予“优胜企业”称号，为重庆市内唯一的一家。

该厂新、老系统现拥有主要生产设备200多台（座），其中形成生产能力的有：2.5×10米的机立窑3座，预加水成球机3台，并已采用微机控制加水，使加水量适度稳定；大小球磨机10台，其中2.2×6.5米的4台（包括安装中的二期扩建用的2台）、1.5×5.2米的2台、0.9×3米的4台，配料入球磨采用电子秤计量，料比准确可靠；装生、熟料和成品圆库28座，其中成品散装库3座，每座容量300—600吨，多数能装500—600吨。至1991年9月底，已生产425#、525#水泥93万吨，占全县水泥产量的绝大部分。

该厂产品主要在重庆市辖区内销售，以市中区和大型建筑销量最多，也有部分产品销往上海。其中的525#水泥经重庆市主管机关审查，质量符合出口要求，1990年还销往南亚国家——菲律宾。

除上文介绍的江津水泥厂外，近年来，境内还建起了一些小型厂家。1991年，县内集体所有的水泥厂计有：几江水泥厂，厂址在珞璜镇苗儿峡内，隶属江津县二轻工业局，矿石就地开采；丹凤水泥厂，厂址在花果山背斜碑槽内，隶属碑槽乡，矿石在康家湾一带开采；石门水泥厂，厂址在石门乡成渝铁路平等车站，矿石在碑槽乡六合村辖区内开采；德感水泥厂，厂址在德感坝石稻村，矿石在华盖槽山开采；杜市水泥厂、贾嗣水泥厂、广兴水泥厂，厂址均在川黔铁路夏坝车站附近。三厂所需的矿石，均在厂区近处的隐伏矿山开采。各厂的年产能力，石门、杜市两厂较多，均为1万吨以上，其余的厂为3000—8000吨。

清平乐·龙潭游记

杨启华

丛山叠翠，碧绿微波碎。舟泛潭中游画内，水转山回人醉。

奇花异木红崖，相思泉水飘纱。峭壁猴王探首，渔翁水鸟人家。

（作者系原八一体工队足球队政委，总政老干部处干部）

白沙工业发展记略

刘子华供稿 文史办整理

白沙镇位于长江南岸，交通发达，历来是江津县境内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市场。该镇不但商业繁盛，工业发展的历史也很悠久。至迟在清朝中期，该镇已出现了颇具规模的以酿酒为主的农产品加工业。近百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产生和进步，该镇的工业经历了几个较大的发展阶段：清末到民国初年，是手工业日趋发达时期；二十至四十年代，电力、纺织等近代工业逐步兴起；建国后的几十年间，机械、化工、建材等现代工业企业更大量涌现。今天，该镇已基本形成一个工业门类比较齐全的生产——消费型集镇。现仅据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对该镇工业发展情况作一简介。

（一）

据有关史料记载，由于白沙镇占有粮食集散市场这一地利，因此早在明末清初，镇上就已开始出现酿酒的糟房。清嘉庆前后，该镇酿酒业已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主产品“白沙烧酒”以质佳味醇而享誉全川。到清光绪年间，全镇计有糟房三百余家，均年产万斤以上，其集中地因此得名为“糟房街”。是时“白沙烧酒”早已名扬省外，每年外运者占总产量九成左右。这段时期，实是该镇酿酒业的极盛时期。民谣有云：“江津豆腐油溪粑，要吃烧酒中白沙”，其中就描述了“白沙烧酒”名声在外的情况。

延至民国初年，白沙镇上尚有糟房二百三十余家，全年总产量在一千万斤以上，盛况不减当年。其后，省内实行“防区制”，本县驻防军阀盯住该镇酿酒业这块“肥肉”，常在重税之外任处罚金，糟房主们不堪重负，纷纷倒闭歇业或转避他乡，致使该镇酿酒业从此一落千丈。到1929年统计，全镇仅剩糟房四十余家，产品外运量已微不足道。谁知祸不单行，1934年一场大火，全镇几乎尽化灰烬。灾后重建，糟房复业者仅九家，产品尚不足本镇自食。其后虽逐步有所恢复，却难有更大的发展，到解放前夕，全镇实有糟房二十五家。

解放后，县内相继开展了土地改革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各糟房纷纷歇业；随后再加上国家粮食政策调整等原因，该镇酿酒业已优势尽失，于是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产业，终于在该镇销声匿迹了。

白沙酿酒业的主产品是高粱白酒，各糟房烤酒时多取用流经该镇的驴溪河水。驴溪河水清冽甘甜，经化验所含矿物质极微，是一种适宜酿酒的软水，“白沙烧酒”之所以质佳味醇，实得益于这一天然资源。但是，该酒虽久负盛名，却是一种高度烈性酒，不能满足顾客的不同需要。三十年代初，该镇糟房主遂以白酒为原料，先后生产出“红茅烧”、“广柑酒”等多种低度甜酒应市；尤其是企业家韩凌云创制的“夜光杯”酒，更是一种高级果酒，因其费工费时，造价昂贵，一般只作招待外商用。

（二）

白沙镇自建镇以来，就逐步开设了一些服务人民生活、满足市场需要的手工业摊点，如缝纫、竹木铁器加工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摊点逐步扩大规模，发展成小型手工业企业。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和技术逐步输入内地，不少企业开始利用机械生产，企业门类和数目也日渐增多。据有关资料统计，该镇各手工行业发展到顶峰时的企业数目分别为：鞋帽业35家，硝房8家，榨油业7家，木器业50余家，竹器业81家，铁器业44家，缝纫业30余家，酿造业5家，丝线业5家，其它临时在镇上设摊点者尚不在其内。这些企业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小的仅为“夫妻店”，大者也不过用工三、四十人。所生产的手工业品中较为出名的如竹器业的箩筐、油篓，丝线业的衣线、色线等，不但县内外畅销，有的还远销到省外。

该镇既是农副产品集散地，农副产品加工业自然也较发达，其中尤数粮食、棉花的原始加工出现最早，也具有相当的规模。民国初年，日商在镇上开了“新利洋行”和“山重公司”，为满足对外贸易的需要，一些新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也纷纷在镇上开办。该镇商人谭玉书、韩凌云等经营的棕丝、猪鬃、桐油、皮张等，当时已在国际市场上享有一定声誉，成为该镇外贸出口的四大主要产品。

（三）

1927年，聚奎中学购置回一台发电机，供学校照明、抽水之用，这是白沙镇首次引入的电力设备。三十年代，本镇人士孙应韶、王秉炎等先后在镇上开办了白沙电灯公司和启明电灯公司，基本解决了镇区的照明，但两厂发电量均不大，不能用于工农业生产。1944年，夏仲实等人发起成立白沙水电公司，集资一亿六千万元（旧币），在高洞修建水力发电厂。该厂1946年2月正式供电，才使白沙的电力工业具备了一定的规模。1950年4月和1980年6月，螺丝滩和蝉鱼洞两处水电站先后建成投产，总装机容量为1000千瓦，使全镇年发电量得以成倍扩大，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现代化能源。

随着电力工业方面零的突破，一些代表着近代工业象征的先进机械也在白沙迅速引入，并首先促进了该镇棉纺工业的迅速发展。白沙的棉纺织工业向来就比较发达，附近以纺纱为业者最盛时竟达万户之多，但均为土法生产。抗日战争期间，沿海企业家纷纷避难来川，先后在镇上开办了“新运纺织厂”、“白沙棉纺厂”等多个大型机械化纺织企业，本地厂家也纷纷转而发展机械生产，使该镇一跃成为县内具有相当生产能力的棉纺织中心。

除此之外，内迁企业家还在镇上开办了许多过去没有的企业，如食品加工、印刷、化工等，使该镇工业门类日益齐备。是时，全镇仅机米厂就开设有22家，面粉加工厂16家，印刷铺户先后开业者达十余家，还开办有火腿厂、酒精厂、火柴厂等。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企业家虽大多数停业迁返原籍，但留下的企业却为本镇近代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接管了旧的官办企业，对私营企业则采取了公私合营等改造措施，陆续对全镇工业企业作了必要的裁并整顿和布局调整。由于政策对头，许多企业迅速恢复生产，并在国家资金、政策的扶持下，逐步向机械化过渡，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到1956年合作化完成时，全镇工业系统计有白沙染织厂、白沙水电厂、白沙农具厂等7家国营企业，以及竹器社、服装社、棕麻社等18家集体企业。

其后二十余年间，随着国民经济的大起大落，该镇工业也历经多次调整。其中先后兴建过12家国营企业，裁并过近十家集体企业，街道工业更是变动频繁，生产水平极不稳定。拨乱反正以后，白沙镇的工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经过调整巩固和改革开放，该镇工业的面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国营企业比过去更加壮大，集体企业也焕发出新的生机，其街道企业更得以蓬勃发展，遍地开花。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5年的短短几年间，该镇工业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已成为境内举足轻重的纺织、建材等现代工业的重要基地。据有关资料统计，1985年该镇国营工业企业计有：白沙糖厂、白沙丝厂、白沙棉纺厂、白沙水电厂、白沙印刷厂、白沙锅厂、白沙机械厂等8个厂，职工约三千人，主产品有白糖、生丝、铁锅、机砖等，总产值5513万元，占当年全县国营工业总产值的45%。集体企业已组建为11个二轻工厂，职工约一千六百人，产品有“卷闸门”、“减速机”、“塑料防水器材”等一百余种，总产值1370万元。街道工业企业15个，职工八百余人，主产品有塑料制品、皮鞋、“叶肥”等，产值达1300万元。其中，“浪花牌”350号石油沥青粉面油毡曾获市优产品称号，生物制品“肝素钠”试销欧美，为国家创汇六十多万美元。

白沙镇的工业，如果与解放前相比，固然是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江津素为农业大县，工业基础普遍比较薄弱，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江津，我们还面临着漫长而艰巨的发展道路。今天，我们既然已经在四化大道上有了良好的起步，又有着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保护，相信白沙镇的工业也一定能乘着全面改革开放的东风，取得比过去更为出色的成绩。

七律·庚午端阳夜宿龙潭

柳 倩

奈何端午月无光，郁郁群峰渐渺茫。
远镇对歌心怅望，红岩搏浪夜怆惶。
闻鸡奋起因挥胜，坠雾始惊是异乡。
一望四周山色变，时闻石语话沧桑。

五绝·游水口寺

俞秋水

水口已无寺，泉流万壑鸣。
山岚水气裹，日照彩虹生。

记珞璜长江大桥的修建

王增辉 廖宗扬

横跨长江，联接巴县白沙沱和江津县珞璜镇的铁路大桥，又名“白沙沱铁路大桥”。该桥是继武汉长江大桥之后，采用管柱基础施工方法，在长江之上修建的第二座铁路桥梁，也是川黔铁路线上最大的一座桥梁。

大桥桥址的选择，有一个过程。最初曾经有一个方案，即由重庆附近李家沱过长江，经巴县一品场至江津县桥溪口与綦江铁路接轨。对此方案，于1952年11月至1953年2月进行了草测。根据初测和草测资料，中央铁道部为配合“重庆交通枢纽”的建设，决定改为在巴县的白沙沱修建跨长江的铁路大桥，以此使川黔铁路在小南海与成渝铁路衔接。这样，只须废除猫儿沱至五岔段铁路，利用綦江铁路线路加以改造，再从石门坎进入贵州，即可经松坎、新站，穿凉风垭、娄山关，经董公寺和遵义而到贵阳。川黔铁路起止点和所经之地得以定案之后，1956年5月即开始勘测。

该桥设计工作由铁道部大桥设计事务所担任，于年底提出了设计意见书，次年8月通过铁道部技术局鉴定。按设计，正桥全长820.3米，共16孔。自北岸起首先是3孔40米上承钢板梁，其次是4孔80米上承连续钢桁梁一联，最后是9孔40米上承钢板梁。除中间主孔连续钢桁梁按双线一次建成外，其余各孔均先架设上游侧钢梁。墩台按双线一次建成。正桥第2至9号墩用管柱基础，第14、15号墩及右台为沉井基础，余均为明挖基础。此外，北岸有长58米跨线桥一座，与成渝线立体相交，为双线桥墩单线梁，系一孔40米上承结合梁。全部工程主要有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37000立方米，钢梁3509吨，φ155厘米管柱128根，计2326延长米。

桥址处频率为1:300的最大流量为103000立方米/秒，最高水位为204.7米；频率为1:100的计算流量为91000立方米/秒，计算水位为200.05米；最低水位为173.0米。洪水期水深30米，枯水期为16米。基底岩层为细砂岩和红色粘土质页岩、砂质页岩亘层。

初步设计和勘测工作于1957年11月完成。1958年3月经铁道部鉴定改为复线桥，并增加桥高2.98米，使之与三峡低水坝标高相适应。1958年5月，又决定将2孔一联的80米连续钢桁梁两联，改为4孔一联，随即进行施工设计。1959年3月，主体工程的施工设计完成。全桥为平坡直线。桥梁载重等级：桥跨结构为中—22级，墩台为中—26级。通航净空，在最高通航水位时高度为22.6米，水平净跨为75米；三峡水坝建成后，通航净空高度为12米。引桥在北岸跨越成渝线后，以环线迂回下坡，接成渝线于小南海车站。

大桥由铁道部大桥局第四桥梁工程处负责施工。该局克服了种种困难，于1958年9月10日正式开工，仅一个枯水期，全部桥墩即于1959年4月30日出水，6月6日下部建筑全部竣工，10月22日架梁工程完成。施工期使用钢筋混凝土管柱1548米，灌注混凝土36848立方米，工程数量庞大，施工技术复杂，为四川境内桥工之冠。

该桥建设过程中，管柱钻孔基础的施工，其全部操作均在水面上进行，这是我国独创的施工方法，亦是一项现代桥工深水基础施工前所未有的先进技术。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地质条件复杂，河床覆盖层厚4米至6.7米，满布密实的卵石，粒径5厘米至50厘米，间有大块孤石，基岩厚度最大达276厘米，为坚硬的石灰岩与砂岩。管柱外径为155厘米，钻头直径为130厘米。如何使管柱通过坚硬的大块孤石？全体职工根据武汉长江大桥施工经验改善机具、改善操作方法，用吸石机在管柱内自动吸卵石，扩大钻孔，使管柱顺利下至岩层，再进行钻孔，然后灌注混凝土基础。全部管柱共钻岩185孔，钻进总延长612米，平均每孔深入基岩达5米，使基础与基岩结成一体，保证了桥墩的稳固性。

1959年10月22日大桥架梁完成，11月11日开始通行工程列车，12月3日完成复验交接工作，12月10日通车，沟通了成渝线至赶水线路。1960年1月1日举行通车典礼，成都铁路局副局长周峡平主持了通车典礼，整个工程提前10个月完成任务。

这里附带简述一下由小南海至赶水段铁路线的修筑情况：原綦江铁路段是从猫儿沱至綦江，1950年3月綦江至三江段动工，同年10月通车。1951年又修筑三江至赶水段，当年1月动工，10月完工，于1952年1月10日举行了通车典礼。

在架设白沙沱铁路大桥的同时，江津县境内又新修了珞璜至五岔路段，使之与綦江铁路接轨。此路段全部由成都铁路局负责施工。该局基建处于1958年9月组建了三个工程队，其中：第一工程队担负五岔至赶水的改线工程，长81公里；第二工程队担负大桥南端珞璜至五岔新线工程，长42公里568米；第三工程队担负大桥北端环线工程，长8公里599米。为加强领导和加快施工速度，成都铁路局又于1958年10月，在重庆成立第九工程处（该处于1959年4月合并为第七工程处），具体领导各工程队，同时还从江津、合川两县调集民工17896人，加上原有路工，共19169人投入全线工程。

为了抢在大桥完成之前筑成珞璜至五岔路段，1959年4月，工程处将开工时分布在五岔至赶水间的大部分劳力调往新建地段的土地坡至五岔间施工，并由赶水至贵州境内螺子坎施工的工程队中，抽调五个工程队和第704工程队的劳力，分布于珞璜至五岔段施工。几万人在新线开山凿洞、铺筑桥涵，终于赶在1959年12月10日前接通了珞璜至五岔新线，得以与大桥贯通而实现全线通车。

这是江津县人值得喜庆的日子。从此，江津县境内除原有的河道、公路交通已成网络之外，境内铁路也实现了纵横衔接：成渝铁路横过县境以北，川黔铁路从北至南通过。全县通铁路达6个区、16个乡，设有车站15个，这在全国都是比较少见的。另有成渝铁路川顺港专用线，川黔铁路猫儿沱至小岚垭专用线，使县境铁路总长达134.5公里，加上全县840多公里公路，形成了覆盖全县的交通网络。在水、铁、公交叉的地方，又形成了朱杨、白沙、油溪、德感、几江、珞璜几个大港区，重庆市港务局又在南家沱和猫儿沱设港埠公司。这些交通建设的兴起，不但已经为改变江津交通面貌和振兴江津的经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必将为江津经济腾飞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资料来源于《重庆交通志》和《江津县交通志》铁路篇）

解放前江津“滨江路”的修建

王增辉 廖宗扬

在江津县城的老住户中，有这样一句口碑，叫做“一把火拆去两道城门”。此话叙述了一件史实：江津县城原有九道城门，经过一场大火的洗劫后，拆去了其中的通泰门和迎恩门，以致城门只剩七道，城墙也不再连贯了。

据陈笃生老先生回忆，火烧通泰门发生过两次：第一次在1931年左右，从嘉惠门烧到通泰门；第二次发生在1942年正月十五前后，通泰门至迎恩门一带尽付一炬！拆除城门之事发生在第二次火灾之后，距今已近五十年了。

旧时的江津县城，四周高墙围绕，内外交通很不方便。其北面之通泰门素为水上交通要道，但因无马路内外沟通，货物集散全靠肩挑背驮，问题更为突出。此次大火从通泰门延烧至迎恩门，沿城墙至河边一带的房屋尽皆化为灰烬，祸及两百余家住户和商店，损失颇为惨重。

大火发生之际，正值县长刘仁庵到任不久，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亟愿在善后重建工作中为津城父老办点好事。在向地方征求意见时，各界人士佥谓江津毗邻陪都，商业素称繁盛，通泰门乃县城观瞻所系，正宜趁此修建新型街道以改善交通状况，美化县城之门面。建议拆除旧城墙，修建通泰门外街和码头，沟通城内外马路使直达江滨。这一建议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很快得到县府的同意，遂约请知名士绅多人，组成“江津通泰门外街委员会”以策划其事，并于1942年6月派员着手进行测量和设计。

1942年7月，县府第一次扩大县政会议通过决议：拆除通泰门、迎恩门两道城门，沟通城内外马路。8月，正式聘请施槐青、李孔修、何策襄、杨赞卿、李式忠、赵继戈、邓燮康、刁之祥、王文初、周子华、孙茂池、何秀咸为“江津通泰门外街委员会”委员，刘仁庵亲自兼任主任。

9月，在县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县府将修筑通泰街马路和码头所需经费提交讨论。该项计划预算为42万元，经核议批准为26万元。其中，城外地段及城内马路附近的地皮主人负担40%，为10.4万元；县商会负担20%，为5.2万元；公家负担其余的40%，也是10.4万元。会上当即转饬商会及城守镇分别筹集该项资金，并决定首先由政府经收处垫付出公家负担部分10.4万元，用于招工承包，立即着手动工。

但是，这次会议没有解决公家负担部分应在何项经费内开支，加上各方筹款后，比预算尚差8万元，致使工程资金仍无保障。10月，又经县参议会协议，经费由预备费垫支，所差8万元由商帮负责捐募。县商会随即召集各商帮开会，经商讨同意捐募，此项工程方得以最后落实。

码头工程于1942年7月破土，至1943年6月基本完成。县长刘仁庵曾亲笔大书“通泰码头”四字，刻于码头堡坎之上以志其事。该项工程包括现“跃进门”下的堡坎、石梯，下面的马路堡坎及工程纪念碑等。码头主体虽然在1943年即已完成，但由于当时物价飞涨，经费缺口很大，故全部工程却一直拖到1946年才得以扫尾竣工。

如今，码头工程纪念碑早已拆掉，仅存其半圆形的碑座部分；“通泰码头”四字，“文革”中也遭填塞遮蔽，1991年初进行地名审查时，经县里研究始重新启用。

按过去惯例，对这类市政建设项目，主其事者一般都能名利双收，惟独此次却一反常态，不但承包工头大蚀霉头，连县建设科长也挂冠离了职。考其为祟者，乃当年望风飞涨之物价也。修建通泰码头马路部分的承建工头王香廷于1943年6月1日向县府打报告说：“……（自承包后）物价已上涨一倍半，不但无利可图，且外债过巨，已无力偿还……”呈请县府增加预算。工程其他各工段的承包工头也叫苦不迭，纷纷要求按物价上涨幅度提高工程造价。

县建设科长戴履谦于1943年5月29日据实呈报县府，请求核示。谁知却如石沉大海，并无下文，不得已于6月30日打了一个报告：“奉派修建通泰门外码头、街道、堡坎等项工程大部完成，因物价飞涨，已实付58万，尚欠14万，已超支4万余元，至未完成部分尚需数万才能扫尾，特告一结束。”声称罹患重病，作了卸职交待。

对于当时物价上涨之快，这里仅举一例：通泰门外之马路部分，因经费不敷一直不能扫尾。1946年县城翻修马路时，将通泰门马路案交城守镇士绅代表讨论，决定同时完竣此项工程，并增修嘉惠门至通泰门一段石板马路。根据当时物价概算，仅此一部分工程的预算即达一千万元，并注明若有不足由城守镇负责解决。想当年整个重建工程的预算才26万，谁知四年之后，仅扫尾部分就需款上千万之巨，实在让人难以置信！不过，通泰码头工程这个当年江津“滨江路”的建设，在几经磨难之后，总算好不容易地借此得以全部完竣。

白沙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概况

程 智 铭

白沙镇北临长江，横贯境内，南有驴溪河，洪水期可通航至高洞。白沙交通运输，长期依赖水运。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民生公司在朝天咀设置囤船，每天有客轮班船来往于重庆与白沙之间，运输客、货。1952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在长江北岸建立“白沙火车站”。1958年，川东气矿为了开发永兴地区的天然气，投资建成永白（永兴至白沙）公路。1965年7月，建成李白（李市至白沙）公路后，白沙才有客货车通行。1979年，修建白塘（白沙至塘河）公路。1972年，白沙木船社开始使用拖轮运输。1984年，白沙船运站撤销塘河运输队后，在长江实现了机动船运输化。当时，全镇有机动船九艘。1985年，全镇实现机械化装卸码头九个。同时，白沙可通汽车的区乡，有三个区、二十二个乡，拥有各种类型车辆104辆。

一、港口码头

民国时期，白沙朝天咀是粮、油、酒的装卸码头。自民生公司在此设囤船后，逐渐形成轮船码头。还有鱼市口的渡江和揽载的天然码头等。

建国后，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后，北岸滩盘设置上、中、下三个码头。由于白沙商业的发展，1964年至1967年，南岸的机砖、农具、铸锅、铁工、制糖等工业厂矿投资，在石高溪、沙湾头、万家沱、老河咀、东海沱等五处，建成有起重机、卷扬机、缆车轨道运输的专用码头。1965年至1982年，白沙搬运站由省交通厅投资34万元，企业自筹25万元，建成北岸中码头一、二号缆车装卸码头，南岸二磴岩机械化货运码头。1982年，县交通局补助白沙7000元，建成客运码头和条石阶梯人行道。贵州赤水调拨站也在白沙火车站高台至下码头河边，安装双筒卷扬机一台，轨道180米，起卸木材、楠竹。

1985年，白沙港口码头在南岸上起机砖厂，下至白沙糖厂；北岸上起滩盘客渡码头，下至白沙火车站河边。岸线总长9.5公里，陆域面积31.5万平方米，水域面积78.75万平方米。现有15个码头，其中南岸10个，北岸5个。设泊位24个，占岸线长621米，其中靠泊能力800—1000吨级2个，500吨级4个，200吨级1个，100吨级13个；客运泊位4个。有仓库3座，面积0.13万平方米；堆场5处，面积1.25万平方米。码头经过改造，已有缆车道8条。搬运站所属码头，年综合通过能力为55万吨。1985年港口吞吐量为11.54万吨。

白沙地区码头装卸机械化设备状况表

二、水 运

民国时期，白沙私营木船60只，在白沙八字茶馆成立“船帮公会”，并设有揽载船帮，伕头夏银书。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二月七日，成立“白沙民船商业同业公会”，负责人陈汉清。

建国后，1953年3月1日，成立“白沙桡业工会”，同时成立“白沙船民协会”。1954年，建立白沙、滩盘、高占、龙门等四个短船队。1955年5月，桡业工会与船民协会合署办公后，白沙港口木船运输分设三个小队：载重量30吨以上的船编为一小队，停泊万家沱；20吨以上的船编为二小队，停泊雷打石；20吨以下的船编为三小队，停泊西河坝。

1. 航运站

1956年6月15日，白沙私营木船工人和船主，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走合作化的道路，成立“白沙木帆船运输合作社”，社长陈清荣。当时船只折价入股246只，3471吨，价值11016元。工人投生产基金，每人15元至20元。入社社员1440人。下设机构是：塘河、朱沱、石门等三个木船运输队；松溉、朱杨、滩盘、高占等四个运输小组。

1958年11月1日，木船社与搬运站合并，成立“国营白沙运输站”，并将木船社的工人、船只调给朱杨运输站，计木船121只，1811吨，工人504人。白沙还有木船132只，1862吨，工人536人。航运范围，除长江运输外，在塘河设船队、放筏队和一个造船厂。

1962年7月体制改革，该站由国营转为集体运输，恢复了“白沙木帆船运输合作社”。1976年，在“文革”中更名为“白沙航运社革命委员会”。1980年，改称“白沙航运社”。1983年，更名为“白沙航运站”。

塘河木船运输队，主要运输塘河由合江福宝至河口73公里的粮食、农副产品等物资。1949年有木船25只，225吨；1956年参加白沙木船社后，木船发展为64只，534吨。由于货源不稳定，一般年运量一千吨至一万吨左右。最低是1949年，1479吨；最高是1957年20226吨。1984年白塘（白沙至塘河）公路通车后，塘河运输队撤销。

白沙航运站于1971年开始建造拖轮，发展机动运输。在江北造船厂和江津造船厂各修造160匹马力拖头一艘。1975年7月20日，江津县拖轮队撤销，按1966年投资13万元，分得拖头240匹马力“201”号轮一艘。1976年至1980年，自行建造铁壳拖头370匹马力、240匹马力各一艘。全站现有拖头6艘，1410匹马力，基本上实现拖轮运输化。

白沙航运站除了担负省内运输外，1982年还调派拖头370匹马力“320”号轮出川运输，将出川的生丝、蚕茧、磷肥、木材等物资运往湖北、湖南、江苏等地，再从长江下游拖带入川物资返回。1982年底至1990年运输出川物资34581吨，周转量67599771吨公里，分别占全站货运量的3.9%，周转量的50.81%。

2. 揽 载

民国时期，沿江两岸群众逢场天来白沙赶场或开往重庆、江津等地，装运旅客和物资的船，人们称之为“揽载”。白沙至重庆的揽载船由船户林海和经营，有三只，分别为50吨、40吨、10多吨。除按班期去重庆外，每逢3、6、9日白沙赶场时，运鸡、鸭、鹅、蛋、农副土特产品下重庆，返回时装载百货、棉纱。客票价每人一元，运粮每石0.32元。一石粮食到重庆只交九斗九升，船户得一升，多不退、少不补，作为蚀耗。

白沙至朱沱的揽载船两只：一只是张敬轩、刘树林合伙经营的50吨船；另一只是由十个船户合伙经营的名为“民福”的30吨船。逢1、4、7日由白沙上朱沱，逢2、5、8日从朱沱下白沙。上水装运百货、棉纱，下水运杂粮、大米。

白沙至永川松溉的揽载船有三只，载重量均为15吨，船户为祝占荣、张银福、杨五娘。他们在白沙与松溉之间，轮流装运旅客和物资。

白沙至油溪的揽载船有蒋福顺的12吨船，每日往返，人称“姜船”；另有韩顺和的船，每逢3、6、9日由白沙下油溪，2、5、8日从油溪返白沙，票价随议。

“自由揽载”：白沙有不定航线、不择码头的揽载船，乘客在哪里上下都可以，票价双方临时商议。平时在白沙河边候船，有人运货或乘船立即开航。这类船有7只，分别为10吨至20吨。船户有：王友顺、苏武彬、李占辉、黄海廷、江发瑞、罗树银、陈炳林等。

逢场天赶白沙的农村揽载船，沿长江两岸的金刚沱、陡沙坎、刁家沱、双溪口、土登溪、流水岩、燕坝、孝顺滩、小石门、罗湾子、河口、大塘河、阳岩、程家溪等地的揽载，一清早装运旅客和农副产品来白沙，下午装运旅客、肥料、农具等物资返回。

白沙至江津的揽载有6只，分别为15吨至20吨。船户是：罗树林、蒋福顺、黎洪顺、熊兴顺、熊海云、熊海清。他们依次轮流装客或白酒到江津，并同江津到白沙的揽载船4只一样，逢3、6、9日由白沙开往江津，2、5、8日由江津返回白沙。

建国后，白沙至江津、至朱沱的揽载船从未间断，先后由桡业工会、短船队和白沙木船社经营管理。白沙至重庆、至油溪、至松溉的揽载为不定期开航。1964年5月，白沙木船社专设白沙至江津的揽载，其他短航揽载停开。1979年，白沙航运社用机动船取代了人工木船揽载船，每日下午从白沙开往江津，停靠通泰门码头，第二天一早返回白沙。1981年1月，珞璜航运社增开白沙至江津的机动揽载船，每天早上七点从白沙朝天咀开往江津，中午十二点由江津返白沙，与白沙航运社的揽载对开。

1989年，白沙航运站揽载船年客运量35万人次，周转量396万人公里，分别比1979年木船揽载客运量0.9万人次增长37.88倍，周转量27万人公里增长13.66倍。

外地揽载和客轮：1981年以来，松溉航运社的机动船一只从松溉开往白沙；朱杨航运社所经营的机动揽载船由朱沱开往白沙。每天上下午均有班船，往返白沙至朱杨、松溉、朱沱之间。建国后，重庆轮船公司在朝天咀设置囤船，每日上下客轮班船均在白沙停泊，上下旅客和装卸物资。

3. 扎筏运输队

民国年间，塘河扎筏运输业务是老板雇工放筏。1952年，成立“塘河扎筏运输小组”，有筏工10多人，由白沙桡业工会领导和管理。1956年，放筏工人加入了白沙木船社，编入塘河木船运输队，有筏放筏，无筏推船。主要业务是将塘河、合江南滩的杉木、楠竹、慈竹、楠木、杂木等物资运到重庆。

1958年，在国营白沙运输站时，原搬运站和木船社的放筏队合并成一个队。1962年，国营转为集体时，放筏队划归白沙木船社经营管理。当时业务由塘河转入长江上游的宜宾、乐山等地，运森工木材到重庆。1964年，白沙、朱杨两个木船社的放筏队合并，定名为“白沙放筏队”，隶属白沙木船社，业务发展到金沙江，运森工木材到重庆、湖北、上海等地。1967年，在“文革”期间受派性影响，各自回社放筏。1974年又合并，定名为“白沙木船社扎筏运输队”。1975年至1983年，有放筏工116人，在江津县五举沱扎一千米以上的大筏，用拖轮牵引，每筏由工人六、七名护送到武汉、江苏等地。1983年度货运量3万吨，周转量490万吨公里，分别比1974年货运量1.5万吨增长100%，周转量241万吨公里增长101%。

4. 航道站

1956年，江津航道处为了指导轮船夜间的安全航行，在朝天咀设立“白沙航标站”，职工九人。辖区范围是从长江的杨柳碛至下渡口10.5公里，设置航标灯31盏，机动船120匹马力一艘。1976年，用小浮船取代楠竹筏，用空气电池取代了航标油灯。1977年，在朝天咀设置囤船，建立“白沙航道充电站”。同年，建立“白沙东海沱信号台”。1984年，航标站改称“白沙航道站”。

三、码头搬运装卸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成立“白沙挑挽工会”，常务总干事赵海青。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改称“白沙码头工会”，常务总干事李德清。白沙码头还分“上帮”、“下帮”和“撮刮帮”。上下帮以雷打石为界，两帮内又分“酒油帮”（称“大力行”）和“箩篼帮”（称“小力行”）。前者承运酒、油装船，后者挑运粮食、煤炭、杂货。“撮刮帮”专门替米粮商撮刮粮食量斗。

建国后，1950年5月，白沙码头工人400多人在复兴茶社成立“白沙码头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韩月初。次年，码头工会成立，主席邓银洲。

1. 搬运站

1953年，江津县搬运公司设“白沙办事处”。1956年，县搬运公司由白沙迁回江津县城后，设“白沙搬运站”，职工236人，承担长江南北两岸码头的搬运装卸业务。1958年，与白沙木船社合并，建立“国营白沙运输站”。1962年体制改革，国营转为“集体”企业时，恢复了“白沙搬运站”至今。

1972年至1985年白沙搬运装卸状况表

单位：万吨

2. 运输服务公司

1958年，成立“白沙群运队”，队长李诗田。1980年1月5日，改称“白沙装卸运输社”，社长李诗田。1984年10月5日，更名为“白沙运输服务公司”。

1966年至1984年，运输公司除了承担白沙码头搬运装卸外，还派出装卸工人常驻机砖厂石高溪码头50余人，搬运机砖装船和煤炭起卸运输。在18年的时间里，搬运机砖装船58.56万吨。1983年码头搬运装卸10.77万吨，比1980年7.4万吨增长45.4%。

四、公 路

1. 公路建设

永白（永兴至白沙）公路，建于1958年冬，从白沙经黑石山至永兴，长11.5公里，宽6.5米。

李白（李市至白沙）公路，于1965年7月竣工通车，由白沙朝天咀起，经高占、慈云至李市，接津东公路，长18公里，宽6.5米。

白塘（白沙至塘河）公路，建于1979年，川南气矿为了开发江津地区的天然气，投资269万元修建。从白沙起，经大旗山，跨越驴子溪，在窄口跨越塘河，在魏家沟左与塘深一井相连，通往合江县，并至泸州。

粮糖专用公路，建于1975年至1981年，由粮站、糖厂两家投资，分两期建成粮、糖运输专用公路，由石碗架至白沙糖厂，长1.9公里，宽5.5米。公路建成后，不但解决了粮食、制糖原料的运输，还解决了沿公路两侧七家工厂的运输问题。

2. 公路桥梁

白沙大桥，建于1979年。在修建白塘公路的同时修建，位于白沙镇西马项垭上游200米处，跨越驴子溪。桥长109.06米，桥孔10.60+8（米），主孔净跨60米，矢跨比1:6的等截面悬链线空腹石拱桥。混凝土面7米，人行道宽2×1.5米。荷载汽车-20吨、挂100吨。

甜桥，建于1981年，由白沙糖厂投资修建。位于白沙镇的东海沱处，跨越牵藤溪。桥长46米，宽7米。桥孔跨径1—30米，主孔净跨30米，空腹式悬链线石拱桥。

3. 公路运输

客运站：1979年江津县公共汽车公司在白沙东山三叉路口建成“白沙客运点”。1984年后，县交通部门在交通路与滨江路连接处建成“白沙客运站”。占地面积1487平方米，建筑面积698平方米，系砖混结构平房和一幢三层楼房。其中有候车室、售票房、办公室。停车场面积1100平方米，条石场面。参加营运的单位12个，日发班车56次。1990年度客运量141万人次。

1956年前，客车只有白沙至江津一路。1985年，白沙镇有24路，其中：通往县外6路、县内18路。通往县外的有白沙至重庆、白沙至合江、白沙至福宝、白沙至先滩、白沙至温水、白沙至习水。县内的有白沙至慈云、白沙至李市、白沙至夹滩、白沙至杨家店、白沙至江津、白沙至蔡家、白沙至柏林、白沙至东胜、白沙至头道河、白沙至永兴、白沙至毗罗、白沙至鹅公、白沙至塘河、白沙至稿子、白沙至石蟆、白沙至三口、白沙至石壁、白沙至大桥。

搬运站汽车队：1983年白沙搬运站汽车队购买货车7辆，小汽车10辆。1990年又购买旅行客车9辆，从事公路客货运输。1985年度货运量4.09万吨，周转量59.16万吨公里，比1983年度货运量4.03万吨略有上升，周转量17.68万吨公里增长2.34倍。

运输服务公司汽车队：1978年至1985年，白沙运输服务公司购买货车7辆，载重78吨。1984年6月18日，县交通局批准成立“白沙运输服务公司客车队”，购买客车8辆，计客位350座。1990年又购买大型客车6辆，客位383座。1985年度货运量1.29万吨，周转量94.30万吨公里；客运量26.24万人次，周转量1077.10万人公里。

太平货运站：1984年12月14日，由朱宝华等29人集资入股，每股金额一千元，共集资金2.9万元，贷款2万元，购买解放牌货车一辆，成立“白沙太平货运站”。经过六年不断积累，1990年发展货车为14辆，载重53吨，固定资产64万元，年货运量0.7万吨，营业收入59万元。

五、交通运输修造工业

航运造船厂：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八月二十三日，交通部在白沙、河口两处设立“工程处”，负责制造粮船。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九月，在驴子溪设立修船点。建国后，1956年成立“白沙木船社造船厂”。1962年后，造船厂负责人刘树成，“掌墨师”胡有信、胡炳银等人，水木工40多人，在原来只能建造一般木船的基础上，开展技术革新，修造最大一只150吨的木船。同时，自行打制水泥船100吨。1975年后，随着造船工业的发展，逐步增添设备，计有：电焊机12台，乙炔发生器3个，氧气瓶25个，割刀10把，车钻床各1台，砂轮机2个，打灰机1对。同年10月，制造钢质水泥驳船。1976年至1980年，自行建造铁壳拖头370匹马力的320号轮、240匹马力的208号轮两艘。并先后建造驳船13只，载重2296吨，其中：钢质驳船7只，载重1181吨；水泥驳船6只，载重1115吨。

汽车配件厂：1984年，江津县白沙机械厂开始生产农用柴油车，当年产量92台；1985年，改称“江津县汽车配件厂”，生产农用车152辆；1987年，改称“国营江津川江汽车改装厂”，生产规模年产500辆，主要生产民用改装车和农用运输车产品。

交通机具修造厂：1974年，成立“白沙群运队交机厂”，有职工43人。生产加仑桶、汽车油箱等产品，同时装配三轮、四轮等“三化车”。1979年12月4日，改名“白沙交通机具修造厂”，担负运输公司汽车队的车辆维修保养业务。

汽车修配厂：1979年下半年，在白沙塘坎上附近成立“东山汽车修配综合厂”，有职工13人。1985年，改称“白沙汽车修配厂”，年度营业收入8万元。1985年，县保险公司投资6万元，白沙东华机械厂投资9万元，邱发容私股4千元，联合兴办“白沙保华车辆修理厂”，共有职工21人，在塘儿头占地面积1221平方米，建筑面积484平方米，停车场面积737平方米。主要修理各种类型的机动车辆。

六、铁 路

1952年，在长江北岸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并建成“白沙火车站”。可直达成都、重庆。每日的快慢客车、来往班车六次，均在火车站停车，上下旅客。1985年度客运量70万人次，货运量11万吨。

七、渡 口

清朝及民国时期，白沙渡口多为“义渡”。建国后，1951年土改时，“义渡”产业有的保留，有的被征收后，由当地募捐办理。1962年，由县财政局在农业税附加中，拨款作为船只维修和渡船工人工资。1981年12月1日，“义渡”改为过渡收费，实行以渡养渡，从此改为民渡。

1. 长江渡口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民众募捐，在白沙长江增设“义渡”船2只；民国十年（1921年），白沙镇知名人士夏福林、夏仲实及地方各界人士募捐集资兴办“义渡”，共募捐田地三股，每年可收租谷60石（每老石349市斤）。在长江北岸中码头设“义渡”船9只。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渡口码头发展为5处，北岸有上、中、下渡口三处，南岸有中码头、官码头二处，五处码头共有“义渡”船9只，私渡船58只。

建国后，1951年合并为一个渡口，由白沙搬运站经营管理。1963年，改设“白沙轮驳队”。1965年滩盘上码头、火车站、中码头等三处，设置囤船三只，同时用160匹马力客轮一艘，加带客驳船一只，共可载客530人。在逢场天、节日期，增开客轮一艘打渡，两轮一来一往，旅客称便。1950年，日渡旅客一千余人次，1985年上升为日渡五千余人次，逢场天达八千多人次。

2. 溪河渡口

驴子溪渡口：在清乾隆年间，由袁地才捐田产一股，每年可收租谷10石（每老石349市斤），于渡口河宽20米左右处设立“驴子溪义渡”。清道光年间，刘子修捐土一股，年租20贯，周姓捐土一股，年租20贯，作为义渡的开支费用。1985年渡船2只，平时渡工1人，洪水期间增为4人，打渡时间半年，日渡5000余人次。采取过渡收费，作为渡船工人工资。

新桥渡口：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由刘子荣、梁子元等捐田一股，年收租谷5石、租洋400元（银元），在驴子溪宽20米处设立了“新桥义渡”。1985年有渡船2只，载重量8吨，每年在洪水期打渡，日渡600人次左右，采取过河收费，以渡养渡办法，解决船工工资。

建国四十二年来，白沙交通运输事业有较大的发展，水陆交通方便。陆上交通，由公路取代了大部分古道，客、货汽车运输代替了人力的肩挑背负。港口码头、搬运装卸，基本实现了半机械化和机械化。水上交通，由机动驳船代替了木船运输。码头搬运工人和木船工人，已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成为机械设备的操作者。由于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白沙地区的工商企业，已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1991年9月23日

四面山有怀

魏荣森

洪海中分两山间，碧翠倒映直矗天。
珍奇鸟兽横穿遍，悠悠游兴恋离欢。

一、江津第一个全国先进单位——油溪供销社

曹辉金

油溪区供销社是在1952年由店子、金刚、长冲三个乡的供销社合并成立的。这三个乡的供销社均是1951年10月在县联社工作组赖光初、阮曙曦同志帮助下建立的，最初人员有聂升荣、颜栋林、曹文彬、袁冬成、宋君培等人。这些同志主要是来自农村的积极分子及少数乡政府基层干部。

1952年2月，在油溪召开了四乡一镇社员代表大会，合并成立油溪区供销社，选出店子乡社员代表任怀普任供销社副主任，随后调区公所干事曾德厚任供销社主任。从政府机构中调来的还有高治辉、朱邦银等人。新增人员由社员代表大会提名，区、乡政府推荐，试用半年后，够条件的经职工大会讨论，报县联社批准吸收为固定工。1956年财贸部成立后，人员由财贸部按国家干部管理。

1953年，主任曾德厚调走，由高治辉接任主任。1954年高治辉当选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候补理事委员。1956年4月，地委财贸部在油溪供销社试点建立企业支部，高治辉任书记，曹辉金任副书记，实行支部集体领导下的主任负责的管理体制。当年油溪供销社有党员12人，团员16人。

开业经营资金主要来自农民入股，其余多为粮食、专卖、贸易等国营公司代购、代销业务给的铺底资金。从1953年开始向银行贷款。农民若以实物折价入股，其价略高于现金收价，凡年满16周岁的农民均可入股，每股3元，多入不限。1952年底股额达7014.2元，目前已达11.7万元。

会计核算执行全国合作总社《农村供销合作及城市消费合作社会计制度》，采用借贷记账法，设会计科目134个，子目115个，细目197个，设记账凭证和会计报表。1953年推行《拨货计价实物负责制》，实行售价核算，金额控制，减少商品数量，会计科目简化。1956年在理事会统一核算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品、副食品、文具图书、新药、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收购五个专业组试算。

1955年前入股社员享受了食盐、棉布优惠价供应，未分红息。此后商品实行城乡一价，取消社员优惠价后，改按入股额10%分红。公积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公益金用于入股社员困难补助、购销商品茶水药费开支。经营门市、仓库所需房屋均由当地政府无偿划拨，1955年起改为价拨。

供销社成立后，坚持购销商品明码标价、社员优惠价和服务农民的宗旨，因而受到广大农民欢迎和支持，经营不到一年就占领了全区农村商业阵地。由于当时县府个别领导对中央调整商业结构的政策有误解，思想上跟不上这一形势，竟擅自决定限制供销社发展，在社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对此，省里了解情况后即派人来津，迅速作了纠正，使供销社得以重新稳步发展。

1954年，国家实行棉布统购统销，国营、合作商业城乡分工，国营百货公司设在油溪镇的批发小组随即移交给油溪供销社经营，并承担私营商业的改造任务，为国营公司开展代批发，成为农村商业唯一的一条主渠道。经营网点也由建社初期的五个综合门市发展到后来的46个门市、4个分社、22个双代（即代购、代销）店，拥有房屋面积16152平方米。

1958年，国营、合作商业机构调整时，将油溪专卖分销处、市管会、食品站和吴滩供销社合并入油溪供销社，并新办了水泥厂和棉纺厂，使供销社经营项目成倍扩大化和复杂化。1962年，国民经济大调整时，又将吴滩供销社重新划归吴滩区管理；将油脂油料交粮管站经营，水泥厂交工业局领导管理；棉纺厂交二轻局经营；生猪交食品站经营，供销社经营项目才重新回归主渠道。这次大调整后，油溪供销社继续经营的业务计有：针纺、文百、副食、生资、五金、日杂、糖果糕点、农副产品、酱园、饮食服务等，年销售额达800多万元，工业产值30多万元。

油溪供销社在建社后的几年时间里，依靠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经全体职工共同努力，企业发展迅速，经营效果好，深受广大农民群众和消费者的欢迎和支持。在本系统内除经济效益突出外，尤以“民主办社好、为生产生活服务好、企业管理好”而著称。于1956年出席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基本建设、财贸群英大会”，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先进单位，成为我县第一个获此殊荣的集体。

第一，民主办社好

主要表现是组织上的群众性。主任由社员代表民主选，职工由社员代表民主管，执行政策由社员代表监督，完成任务有社员代表帮助，并用社章规定下来，形成有效的管理监督制度。供销社在乡设立店务委员会（相当于现在的社员代表小组），由各村推荐的社员代表5至7名组成，分销店负责人任店务委员会主任，另选一名代表任副主任。店务委员会成员逢场天上午帮助供销社营业，下午开会研究分销店职工思想、工作进度和质量、社员优惠政策执行情况等，同时对搜集到的农民意见和要求研究改进措施。月终社务委员还要参加、监督分社的商品盘点。当时商品盘点不停业，一般都是晚上进行，很少出现差错。

店务委员会既管业务经营，又管思想政治工作。我记得当时从油溪调往金刚分社任出纳兼会计的一位同志，工作怕艰苦，认为十天要轮流赶九场，每天收购、付款、结账要忙到深夜一两点，不安心，牢骚怪话多。后经店务委员会同志多次个别和集体的批评教育帮助，促使该同志端正了工作态度，安心了分社工作。

区供销社的社员代表大会每年要召开两次，会上要听取监事会工作报告，研究商品流转计划，讨论盈余分配方案，听取代表提案，决定工作措施。对不安心工作或工作失职的同志，还要提交社员代表大会讨论，作出处理决定。可惜供销社“三性”民主管理制度在1954年后逐步被上级组织部门干部任命制和统购包销、分配供应取代了。

我记得当时的社员代表确实发挥了在供销社当家作主的“老板”作用。他们把供销社工作当成自己的工作，闲场天在农村宣传供销社的性质、宗旨、地位和作用，宣传凭社员证优惠购买花盐、棉布和其他副食品的政策；赶场天到供销社营业，又购又销。在物资交流会和年关旺季，来供销社帮忙的代表更多。

1954年我在油溪供销社副食门市部工作时，当时只有3人。腊月二十九日过年那天（逢场天），满街都是在供销社购买“年货”的人站着轮子，当天就销售了红糖2.6万斤、白酒8000斤、食用油8000多斤、挂面2万多斤、条粉1万多斤、糖果6000多斤、白糖1.3万多斤、花盐2万多斤、酌料2万多斤。全是斤两零出售，白糖绝大部分事先包成一斤一封礼品式样出售的。这些商品从仓库到门市以及门市零售的搬运，工作量相当大，没有社员代表无偿帮忙是完不成的。

又拿生猪经营来说，供销社每月运销重庆数百头活猪和市场鲜肉销售的猪源，也是社员代表组织的。不少社员代表有社员养猪名册，经常上圈看猪，社员出售肥猪就找社员代表。社员代表对供销社的财产也十分关心，经常为供销社维持生产工作秩序，追收差错款。1954年，有次出售菜油，我少收16.5万元（旧币），在我未发觉的情况下，店子乡永和村社员代表曹文彬把追收回的差错款交给了我。

第二，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为农民生活、生产服务好

供销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是我国农村的三大合作组织。组建供销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当油溪区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问世，供销社就与它签订生产、生活资料等购销结合合同。当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后，供销社又把扶持贫困社队列为工作重点，组织力量深入到全区驰名的“地瘦面积宽，雨涝晴就干，经济收入少，肚儿难填满”的店子乡长沙、黄连大队，本着“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帮助黄连大队种植林木、荆芥、薄荷，发展家禽，开办一排酒桶，当年该大队人平增收30多元，这条经验曾载《四川日报》。在长沙大队的长沙埂鹅蛋石地种植菊花，当年增收8000多元。

供销社还在全区范围内发展柑橘、蔬菜、油菜、甘蔗、中药材等，每年要为生产队推销藤菜种近10万元。为把蔬菜推销出去，支援城市，供销社还领导组建了一个蔬菜合作商店，每年经营量达200多万斤。在发展生产中，供销社及时为农民提供种子、肥料、农药、资金和技术。为了帮助农民推销产品，确保农民增收，有时亏本也经营。如1961年收购农村发展起来的各种菜种达50多万元，后来因政策和市场变化，绝大部分成了“三清”报废商品。

为了方便农民，供销社组织下伸到大队（即村）的服务商店达27个，使全区64%的大队都有了商店。每年在农产品收购旺季，还要临时在交通方便的大队设收购点，组织十多个“货郎担”送货下乡。

第三，企业管理好

当时供销社经营灵活，对消费者满足度高，销售增幅大。五十年代费用率3%至4%，资金周转6至8次，利润率5%，并且少有差错和降价损失。管理从进货抓起，进货本着勤进快销、在满足销售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库存的原则，逐级造报进货计划，由主任召集会计、统计、业务、物价、采购五员会审，给采购员一定的商品采购权。购回商品严格验收，发现差错及时清查，进货环节没有出现过差错。

商品仓储管理做到“存有柜，放有位，上有盖，下有垫”，整件商品包装好，堆码整齐，过目知数。所有商品都有商品数量账和价格卡，进出库逐笔记载，账账、账实相符，基本没有差错、霉烂损失。商品销售管理普遍采用的是记数划码，逐笔登记，当日结账，记入商品备查簿。

商品盘点有专门设置的盘点委员会，主任为首，下设小组。月终盘点时，行管人员全部参加，并请社员代表监督。盘点前会计、营业员要对正账务。盘点时先清现金，后盘实物，核实价格。如有差错，由本人找出原因，分社、部门提出意见，交社务会集体讨论决定。那时搞盘点工作很认真。1955年，油溪棉布门市经三次盘存，确认差款300多元。参加盘点的同志查找问题到深夜两点，从销售记数划码簿上寻找线索，再查进货发票、运费支出，最后终于找到了差款的原因——五匹蓝布错运到吴滩供销社，及时把布追回来了。

当时增产节约、勤俭办社的风气很浓。供销社购进的商品除量大重件外，都是自搬自运。为了节约旅差费，区内出差来回有车都不乘。当时规定县内每天补助0.50元，县外0.80元，实行改报误餐办法，比规定低。那时人少事多，赶场天只好赶“转转场”互相帮助，十天相互赶九场，同志们只有逢四洗衣服。为了加速资金周转，商品验收快，随来随收不过夜。

当时财会管理又严又细，销货款区社当日送交出纳，分社每三天必须向区社结清一次货款。农产品收购款由实物负责人直接在会计处领取，三天结清一次。收购的农副产品，大批的由门市直运县级公司，零星细小商品由区社集中运交。商品没有迂回、重复运输现象。购销商品都能做到勤进快销，勤收快调，周转快，效益好。

此外，五十年代供销社不但制度健全，责任明确，而且执行逗硬。1954年花盐提价，业务员接到通知后未及时到门市监督盘点，造成的差价损失4.5元（新币），由业务员赔偿，并作了检讨。物价员杨云良对地瓜种子计价失误，损失30多元，也是由物价员下村逐户追收，未收回的部分如数赔偿。1952年收购红粮，有位领导亲自付款，短款2.8万元（旧币），也照样办理，一个不少。

油溪供销社建立发展的经验和影响

主要有三点：

一、党政领导重视，亲自帮助解决问题。 如建社没有营业用房，政府无偿划给；需要办公用具，政府无偿提供；工作人员亲自选拔；入股亲自动员，自己带头入社，带头到供销社购买商品；问题亲自帮助解决。如供销社为农民组织生猪运销，收3%的手续费，税务部门则要收供销社3%的营业税，区委书记唐连山决定供销社不纳营业税。

二、供销社坚持了“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坚持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严格执行社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坚持服务农民的宗旨。

三、供销社业务经营要显示合作经济的特点。 经济活动的结果要使入股社员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和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为了农民社员的正当经济利益，从不进行不正当的经营，解除了入股农民受旧私营商业的剥削。并要使广大入股社员深刻认识到供销社是农民集资、国家扶持办起来的，自己是供销社的主人，应当主动关心和爱护供销社，帮助和监督供销社，使之越办越好。

油溪供销社正因为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很快就占领了全区农村市场阵地，并被评选为全国先进商业单位。

二、望乡台瀑布

杨启华

飞瀑九天外，风雷动地埃。
水花腾千丈，日照彩虹来。

翠岭红岩顶碧穹，飞流万丈出云空。
山摇地动风雷吼，瀑雨腾翻织彩虹。

三、江津大明电灯公司概略

程迪琪

民国十八年（1929年），四川军阀刘文辉24军新编第一师驻防江津，刘自兼师长，张致和（张清平）任副师长。该师驻江津后，深感江津城建筑落后，街道坑洼，街心乃梁厅子覆盖，两边铺户光线太差，晚间茶坊酒肆一片昏暗。于是决定将接收的几项重大财产如官公营庙会、白花帮、南华宫等各种封建会馆之房产拍卖所得，把江津修葺一番。此任务由城防司令部承担。

来自二十三团一营的营长陈子卿（绰号王老幺，綦江人）被指派负责筹建电灯公司。陈以张清平名义邀集县城士绅、商户及地方知名人士为发起人，当时签名为发起人的有：龚农瞻、杨赞卿、夏芝宇、邓仲鸾、周紫华等人。募股集资银元一万元，成立江津大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明电灯公司），由张清平任董事长，董事熊伯纯，经理陈子卿。24军败退后，张离津，由熊伯纯任董事长。

该公司地址在天香街21号（今三居天香街旅馆）。设备仅有德国道池厂生产的45马力的柴油机和一台40kVA发电机，包灯320户，每15瓦一盏，月费一元。于1930年3月开始供电，至1933年共盈利七千余元。后因其设备简单，维修技术差，到1936年8月难于维持，遂停产。

原董事会决定扩大股东，增加资本为三万二千元，购进东门外大同路土地一幅，新建厂房一幢（即现水电局地址）。新建厂房为锅炉、发电及修理、储油用房各一间，加上职工宿舍，还不及总建筑面积的四分之一。而办公室分内外两室，寝室是套间，天井植花木，辟鱼池，回廊宽敞，庭院雅致，会议室及大餐厅地面为水磨白石。这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县城来说，可谓第一流的建筑物，其主要目的是供官僚政客的权贵们享用罢了。后在抗战期中冯玉祥将军来津募捐，伪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等人来津都住在这里。

改建后的生产设备比原使用柴油机健全，分锅炉房、蒸汽发电房两个车间。锅炉是立式水管炉，人工投煤，炉顶用铁板烟筒直出，高四公尺，蒸汽压120磅。蒸汽直管导入蒸汽机，与发电机直接传动。锅炉用水是长江硬水，每日以八至十人去江边挑来注入泵水池，经池底土法过滤，入压清水池。开炉烘水时，用蒸汽水泵将水吸入锅炉使用。锅炉日耗煤400公斤左右，耗水量8吨。装机容量56千瓦，供江津全城照明。每天发电时间视日照时间长短而定，天将黑时送电，半夜停机，年平均供电每天四个钟头。包灯15瓦，月费为1.50元。

到1941年，江津因外省同胞迁入，人口骤增，加之物价飞涨，大明电灯公司经营日渐困难。是年下半年，经董事会决定再增资一万八千元，连原资金共为五万元。增资后报经中央经济部备案，改发营业执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内物价再度猛涨，增加资本也无济于事。锅炉年久失修，水管漏气漏水，工人不敢烧总汽压，全套出力率仅达50%左右，供电电压仅有300/175伏左右。市面灯光不亮，大多数商店铺户纷纷申请停用，用户有减无增，股东们都不愿增资，只得减少用户，勉强维持。而用户在电灯下工作，往往要在电灯下点煤油灯或照一支蜡烛，故有“煤油电灯”或“蜡烛电灯”之称。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货币朝令夕改，币制大失人心，市场普遍以物易物。大明电灯公司自1948年9月起实行收大米作灯费，每月15瓦一盏灯收大米一升（重6斤多）。收电费时收费员持据上门，随带挑夫两名。该公司工人工资也用大米发给，时有因未收到电费而欠发之事发生。

大明电灯公司整顿了供电线路，缩小供电面，以恢复城内商业用电。但因机器磨损影响出力，供电有限，加之有四分之一的用户（诸如公馆、帮会团体等）是“白照”，甚至有的即是该公司的股东也不付电费，所以供电电价虽然一年几涨，公司则始终亏本。

大明电灯公司至1949年解放时，约有包灯一千一百多盏，其中15至25瓦的900盏，40至60瓦的200盏，月收入大米12石左右（折重7900余斤）。1949年11月28日傍晚，公司工人们得知当晚江津要解放的消息，兴奋无比，事前备足煤、水，通宵供电，迎接新生。

1950年初，中共江津县委、县总工会派干部到大明电灯公司组建起工会小组，鼓励职工克服困难，坚持生产。工人们以极大的热情，用土办法将多年未修的蒸汽机的汽缸镗圆，用黄泥巴、石棉线包扎漏水的锅炉钢管，达到保证安全、多发电、灯光较足的目的。

1951年8月，江津专署派工作组到大明电灯公司清理现有资产，清理股权，筹备公私合营。次年10月，经江津专署批准，召开了股东大会，宣布成立“公私合营大明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齐铭，监事何策襄，经理陈子卿，厂长张胜权。

建国后，由于生产的蓬勃发展，大明电灯公司仅担负江津夜间照明远不及需要。建国三年多的时间，县城因电力供应不足而自备发电的单位有津一中、粮食局、被服厂等九个单位，共装机14台，铭牌出力254千瓦，但只使用了设备容量73千瓦，仅利用28.74%。各单位均感到管理麻烦且浪费又大，因此大明电灯公司迫切需要新建。

1952年初，专署调白沙电厂厂长张胜权兼江津大明电厂（电灯公司）厂长、工程师，规划江津电厂发展事宜。后因其它原因未成。1954年8月，由省工业厅派员商定，将被服厂的发电车间交大明电厂改建。次年初，大明电厂停止在东门大同路老厂生产，将原有56千瓦蒸汽电机组迁至西门外被服厂的车间，安装继续生产；同时在重庆民生轮船公司购得200马力立式双缸蒸汽机一台，又购得100千瓦发电机一部，用B形三角带五根传动。

大明电厂改建后，随着生产能力增大而改变了供电方式，新架设6.6千伏高压线路一条，长2.4公里，装置75、50千伏安变压器四、五台，同时架设低压线路2公里，扩大供电面。1958年初，大明电厂在重庆民生轮船公司购买一台120马力的船舶式锅炉更换了原来的那台旧锅炉。同年8月开始，大明电厂白天也发电了，白天以100千瓦发电送高压动力，晚上辅以56千瓦送低压照明。

1959年10月，原公私合营的大明电厂（电灯公司）更名为“地方国营江津电力厂”。大跃进开始以后，江津电力供不应求，亟需解决。但是，由于扩建计划的盲目失误，四年多的时间浪费投资三十余万元，损毁蒸汽机4台，价25万元。加之管理不善，设备事故频出。该厂至1963年初，已有固定资产47.78万元，比扩建前的15.63万元多32.15万元，增加了2.06倍，而生产量仅比1958年同期增长不到一倍，以致连年亏本，1959年至1963年共亏本7.21万元。

六十年代初期，重庆电力网供有余力，江津要求由重庆电力网供电。1963年10月，县琅山变电站建成供电。江津电厂同时停机撤厂，改为琅山变电站的管理机构。

（根据原水电局周伯含同志收集的资料）

四、头道河即景

汪丛林
（一九九一年五月）

苍杉护碧波，绿叶托翠楼。
茶园向美地，处处藏风流。

五、巴蜀多美酒 江津秀一枝——谈江津白酒

兰庆君

江津酿酒历史悠久，以盛产高粱白酒而享有“酒乡”之美称。据乾隆本《江津县志》卷四《赋役志》记载，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就有缴纳土贡“酒税钞八十五贯八百文”的记载，这是目前有史可查的江津白酒生产迄今已有四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文献。

清末，江津就已成为省内著名产酒区。据周宜甫所著《蜀海丛读》一书中《关税及烟酒糖油税》记载，清末时全省酒税收入“以江津、泸州、绵竹等处产酒之区，收数最旺”。《江津县志》（民国本）则称“江津产酒甲于省”，江津列为首位，“每年全省收银，约在九十万两上下”，江津上缴收银十一万两之多。“川省每年应共出酒在二万万斤以上”，江津产酒四千多万斤。江津县所生产的酒，除本境销行二三千缸（每缸重约三百四五十斤）外，其余多由水道运出，上销仁怀、赤水、合江、乐山、雅安等县，下销涪陵、万县、宜昌、沙市等处。

江津产酒源于白沙。清光绪元年县志就有“白沙烧酒称最”的记载，民间亦有“江津豆腐油溪粑，要吃烧酒中白沙”的谣谚。白沙在县境上游九十里，滨大江南岸。清光绪年间，有烟火二千余家，为我县第一水码头及川盐销黔要道，商业交通甚为发达。附近四乡盛产高粱，粒大如椒，色泽黑红，年约两万石运销白沙。镇西有驴溪河，溪水清澈见底，所含矿物质极微，酿酒质量特佳。这些都是白沙发展酒业生产得天独厚的条件。因取水之便，酿酒者多建糟房于驴溪河畔，形成长约里许的“糟房街”（街名至今犹存）。

白屋诗人吴芳吉曾在《几水歌》中描绘了这一盛况：“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垆，江团青玉盛，竹笋少娘厨。酒贱无须知价饮，街平不必倩人扶，猜拳故意输，爱客谁能如。”一幅酒乡画图，跃然纸上。

民国四年（1915年），白沙酿酒业达到极盛，全镇有糟房230余家，合计每日可以出酒四万六千余斤，全年产酒一千万斤以上。大部分由商行购运往长江上下各县及贵州、湖北等地销售，所到之处，均撑出“白沙烧酒”之招牌，顾客争相购买。后因军阀割据，战祸频繁，税赋重，罚金多，糟房相继倒闭或迁往他埠。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九月二日，白沙发生特大火灾，全镇五分之四被焚，糟房街化为灰烬。及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全镇仅存糟房九家。

当白沙酒业衰落时，糟房渐有迁往县内各乡，烤酒工艺技术陆续外传。而抗战期间，省外迁津人口骤增，刺激着消费品的生产发展，烤酒业又蓬勃兴旺起来。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全县糟房达389家。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全县生产白酒量约8000吨。抗战胜利后，内战继起，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酒的税率增至100%，正税之外尚有若干苛捐杂税，糟房难以维持，只好关门歇业。临解放时，全县仅剩70余家。

建国后，酒类列为专卖，实行量销定产、稳步发展的方针。一九五一年有私营糟房101家，公营酒厂一家，共有酒桶432个。一九五五年国营酒厂发展到五个，拥有9排桶；供销社酒厂3个，计7排桶；农业社酒厂9个，10排桶；农民组织的有7个，10排桶；私营兼业户21个，21排桶；私营专业户85个，110排桶。共计130个酒厂，拥有167排桶，当年生产白酒达9,576吨，创建国后最高记录。

一九五八年，全县酒桶发展到221排。次年，由于原料严重不足，大部分酒厂被迫停产。一九六一年，全县仅产酒735吨，为建国后的最低记录。一九六三年稍有好转，恢复到114.5排桶。接着“文革”开始，酒业生产一直徘徊不前，市场供应紧张。一九七九年“文革”结束，开始用议价红粮烤酒，市场销售价提高，酒业生产逐步兴旺。一九八一年全县有国营酒厂一个，101排桶；国营农场、园艺场的副业酒厂5个，10排桶；社队酒厂49排桶。全年白酒总产量达8000多吨，其中国营酒厂生产6,342吨。此后，国营酒厂根据市场需要调整生产，一九八五年底有84排桶，生产白酒6,635吨。

负责调整白酒生产的国营酒厂，系由一九五一年的公营酒厂演变而来，其演变过程亦即全县酒业变化过程。一九五一年，为了掌握白酒产制成本，了解加工环节，加强对私营酒厂的管理，在县酒类专卖事业管理局的具体指导下，在白沙饮虹街五号创办“宏美公营酒厂”（即以当时专卖股长樊子宏、临时负责人王子美二人之名末字取名），下设城关（三倒拐）、德感（三王庙）、仁沱3个分厂。后来城关分厂划归江津专区专卖事业管理分处，仁沱分厂停产。

一九五六年，全县私营酒厂计91家实行公私合营，按行政区划组成十三个中心酒厂，共118个生产组。全体职工464人，固定资产50,685元，流动资金34,763元，其中私股83,303元。此后，供销社所属酒厂相继并入合营酒厂。宏美公营酒厂则由白沙迁往德感与分厂合并，正式成立“地方国营江津县酒厂”。白沙厂遗留下来的改为分厂，当年迁往龙门，亦并入合营酒厂。

国营酒厂为开辟省外市场，从事瓶装酒类生产，于1961年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为“几江牌”瓶装白酒。1966年，为加强酒类的统一领导，全县地方国营、合营酒厂合并，所生产的散酒均送往德感总装销售。

白酒的生产工艺，系按照四川糯高粱小曲酒操作方法，经浸泡、蒸煮、摊晾、撒曲、培菌、发酵、蒸馏而成。国营江津酒厂对各厂送来的优质散酒，经过感观初评、化验检测、储存酯化、调整勾兑、过滤装瓶，才算达到“几江牌”白酒的销售要求。

江津白酒业经由分散到集中，由季节性生产到常年生产，还经过几度技术改进。五十年代，全县普遍推广了永川柏林酒厂李有澄“匀、透、适”操作法及万县农业试验站冉启才“闷水”操作法。此后，又实施了“四川糯高粱小曲酒操作法”，形成了定型操作规程。烤酒工具使用冷凝器代替悠水锡锅、铝质云盘代替木质云盘，使工人劳动强度降低，出酒率由建国初的50%上升到57%，最高达到60%。检验的手段也由原来的“看花识酒”的原始方法，改用酒度表。

一九七五年以后，县酒厂建立了巡回化验组，对半成品进行理化检测，项目有：原糖、水分、酸度、含酒量、淀粉破裂率、酵母细胞数等。一九八二年，建立了化验室，对甲醇、杂醇油、氰化物、铅、酒精度、总酸、总酯、总醛、糠醛、固形物进行全面检测。一九八五年，投资2.5万元，添置气相色谱仪、数字式测铅仪、分光光度计等设备，对白酒数十种微量成分进行科学分析，从而保证了江津白酒质量的稳步提高。

由于采用一系列措施，不仅使江津白酒保持了长期合格、质量稳定，在1985年被重庆评为市优产品（当年是唯一的），1986年、1987年连获重庆轻纺产品博览会一、二届明星奖、金杯奖；1988年1月在云、贵、川、渝农业银行举办的“社会信得过产品、银行信得过企业”的双信活动中被评为特优级；同年8月被国家商业部评为优质银爵奖；1989年上半年在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上获银牌奖。

由于江津白酒的酒质纯正，理化卫生指标合格，口感良好，深受消费者的好评和青睐。从不断来信的交口赞誉中，录几首诗以作本文结尾：

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顾问王利器作诗赞道：“白干白屋入诗篇，喜见街头有醉仙；酒贱无须知价饮，名高岂虑少人传。”

小说《玉娇龙》作者聂云岚写诗贺道：“客到江津酒当茶，豪情佳酿两堪夸；杯倾液溢梅花醉，坛启香熏冷月斜；不借虚荣高身价，愿将醇馥暖天涯；惟逢盛世方兴瓮，随伴欢愉入万家。”

北京《经济日报》原评论部主任赵明杰亦欣然题词：“巴蜀多美酒，江津秀一枝”。

愿这称秀一枝的江津白酒，秀得更灿烂、更动人。

六、江津名酒红茅烧

兰庆君

“红茅烧”是一种发展较早的低度甜酒，是江津县独有的地方佳酿。解放前，境内城乡酒肆普遍有售，如今却基本绝迹了。

红茅烧的生产颇类民间“杂酒”的酿制工艺：先将红高粱浸泡蒸煮，加曲糖化；经装缸发酵后加白酒浸泡，封存放置；半年后提取其浸出液，经调配色香，澄清过滤而成。该酒呈瑰丽的红宝石色，且具有天然杂酒的浓郁糟香；食之味甜香醇，柔和可口，深受本地美食家喜爱，其瓶装货更是一种极受欢迎的民间馈赠佳品。经测定，该酒酒度20至23度，糖份17%至19%，总酸度0.02至0.03，尤其适合老人及妇女饮用。

红茅烧酒的创制大约在二十年代末，是由本县石蟆区首先开始酿造的。三十年代初，以酿酒闻名的白沙镇也由德昌荣酒厂大胆引进，并开始批量生产。抗日战争中，沦陷区大批知名文化人士来津避难，对该酒大加赞赏，更使该酒声誉鹊起，产销量与日俱增。

原中央大学文学系教授胡小石曾有诗赞之。其序曰：“白沙镇出名酒，种秫酿之，号‘红茅烧’，土人好饮，每出辄逢醉者。”其诗云：“江村地僻足人烟，一饮红茅斗万钱，日日街头逢醉客，去年谁道是凶年。”

八十年代，国内许多介绍地方名特产品的大型刊物，如《中国名食百科》《川物商情报》等都曾对该酒作过宣传报道。至今许多旅居海外的江津籍同胞，在回忆家乡风物时，也无不提及红茅烧。

解放后，原私营酒厂逐步停止了该酒的生产。为满足市场需要，国营江津酒厂于1953年对该酒的生产工艺作了一些改进，并开始了批量生产，一直维持到八十年代初，该厂年产红茅烧尚在180吨左右。但是，由于该酒既不同于蒸馏酒，又不同于一般兑制酒，生产周期较长，成本亦高，酒厂难于维持，终于在数年前停止了该酒的生产，致使这一地方名特产品面临绝传的危险。

近年来，为适应酒类发展的“四个转变”，我县一些有魄力的企业家正计划改革传统工艺，重新开发这一地方产品。相信不久的将来，人们又能品尝到风味独特的江津红茅烧。

七、游四面山即兴

古基祥

一 翻摩天岭

巍峨云岭势摩天，之字盘旋崖峭悬。
回顾经途沉眼底，凌烟驾雾已登仙。

二 水口寺观瀑

飞瀑千寻倾碧潭，珠帘玉旆激寒烟。
彩虹横水艳黄紫，声色迷人醉若仙。

八、曾销国外的江津白酒

夏忠国

广柑、白酒、米花糖，乃江津三大特产。江津人走亲访友或宴请宾朋时，手里提的、桌上摆的，大多少不了这三样东西。

据有关资料记载：江津广柑从建国初期起就已销往苏联、东欧、朝鲜、蒙古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平均每年销售三千多吨，最多年达七千一百吨；江津米花糖在1959年至1960年间，也曾销售香港、南洋等地五十余吨。然而闻名省内外的江津白酒是否也曾打入国际市场，以及何时打入的国际市场，地方志书上却至今未见记载。笔者特根据亲身经历，为其补上这一阙遗。

江津白酒以糯高粱为原料，采用传统小曲酒酿制工艺，经浸泡蒸煮、加曲糖化、发酵蒸馏、贮存酯化、检验勾兑而成。具有无色、淡香、醇和、回甜的特殊风味。

江津白酒源于白沙。清光绪元年（1875年）县志就有“白沙烧酒称最”的记载，民间亦有“江津豆腐、油溪粑，要吃烧酒中白沙”的俗谚。白沙在县境上游九十华里，濒长江南岸。清光绪年间，有烟火二千余家，为津邑第一水码头，又为川盐销黔运道，商业交通甚为发达，有发展酒类生产得天独厚的条件。白沙附近四乡素来盛产高粱，粒大如椒，色泽黑红，年产两万石以上。酿酒用水取之于镇西驴溪河，溪水清澈见底，所含矿物质极微，用以酿酒，质量特佳。

民国四年（1915年），白沙酿酒达到极盛，全镇有糟房二百三十余家，合计每日可出酒四万六千余斤，全年产酒一千万斤以上。销往雅安、嘉定、叙府、丰都、万县、赤水、遵义、沙市等地，所到之处，均打出“白沙烧酒”之招牌，顾客争相购买。

建国以后，酒类生产受到重视，江津白酒吸取了“四川糯高粱小曲酒操作法”的先进经验，烤酒工具使用冷凝器，采用铝质方盘代替木质方盘，出酒率由50%上升到57%，最高达60%，品质更佳。六十年代初，开始生产瓶装白酒，使用“几江牌”注册商标。从此，瓶装的“几江牌”江津白酒蜚声省内外，畅销西藏、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等省，深受消费者喜爱。

1962年江津外贸站成立后，一直想把这一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但不得其门而入。1973年，上海医药保健进出口公司赵忠发同志来到江津，联系购酒事宜。老赵讲，他们公司要搞一批药酒销往日本，在仔细品尝了全国上百家酒厂生产的白酒后，终于选定了度高、醇和、淡香、回甜的江津白酒。出口任务很大，要求当年就调交300吨。

当时正值“文革”时期，市场供应紧张，红粮收购困难，县上和外贸把此事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选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工作组一行三人奔赴白沙、石门、仁沱、李市、龙门等地。酒厂同志一听来调外贸酒，无不热情欢迎。参观酒厂，抽查酒度自然少不了，品尝酒味更是必做的工作。刚从蒸锅流出的酒，味甜、醇和，还带着微温，远远即觉浓香扑鼻。老赵五十多岁，性格开朗，嗜好喝酒，一碗下肚，连说：“好酒！好酒！”盛赞之下，连我这个不会喝酒的人也忍不住喝了几口。开初倒没有什么感觉，谁知这酒是慢发作，不到半小时，我已经是头晕目眩，满面通红，似睡非睡了。老赵越喝越高兴，乘着酒兴连哼带唱，表演一则“楼台会”中的祝英台，逗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连声叫好。

产品选定以后，包装和运输却是件麻烦事。这比不得干货，装麻袋、打成捆就行，酒却只能用铁桶装运。我们选用白铁镀锌桶来装酒，一桶只能装一百斤，一人搬觉得太重，两人抬又觉太轻，放上车还得固定好，稍有倾斜就可能溢出来。第一批两千桶运往上海，半月后得回信，竟有十多个桶是空的，短少三百多公斤。我们分析：一是盖子松动，酒溢出来；二是路上有坏人偷酒。

第二批老赵只好亲自押运，我们到车站送行，盼望他早日归来。然而这一去竟杳无消息，三个月后来函告之：“酒不运了，路上的确不好走，有人公开偷抢，要我们把剩余的桶子发回去……”总计这两批共运出白酒208吨，当时收购价每斤0.65元。这批产品虽然并没有用江津白酒的名义，但事实上却是以我县产品为主体的第一次外销，因此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九、山王店银丝挂面

杜映鹏

山王店银丝挂面是一种手工面，产于江津县油溪区山王店乡（原三圣乡）。该产品细如发丝而中空，久煮不泥不融；食时清香爽口，口感滑软细腻，是本县挂面之上品。由于长期供不应求，县民一般备于办素席，逢年过节或供产妇食用，甚为珍视。

山王店乡位于油溪镇上游长江北岸之圣钟坪。该坪高敞开阔，纵横各十余里，海拔约450米。坪上日照充足，土质疏松肥沃，适宜农耕。农产品中尤以小麦品质极佳，不仅颗粒饱满，油浸皮薄，出粉率高，且容重较大（比一般小麦高15%至20%），筋丝特好（面筋含量多）。银丝挂面即用此地小麦磨制成粉，伴以坪上清冽山泉，再添以素油等辅料精工细作而成。曾有许多外地面房以它处出产之麦粉进行仿制，但均未成功，可见该产品与此地水土关系极大。

山王店银丝挂面问世至今已近一个半世纪了。该产品不但历史悠久，其创始也是颇有由来和情趣的，不过，这就得从山王店谈起了。

圣钟坪雄踞长江之滨，地势高峻，宏开一域。坪之左右（指西、南两方）各有山石相对，嵯峨叠嶂，如天生石门。该坪自来即为出家人所垂青：相传其西部坡上曾有一古刹名“能仁寺”，修建于南北朝梁武帝（503年）时期。约在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有天理教一道长募捐在此修建了“云峰寺”，并设“三圣宫”于今之三圣场。其后不久，乡民复于三圣场尾修建一关王庙，以供奉本地袍哥所崇奉的关圣帝君。

此关王庙之侧有一幺店子，凡来坪上求神拜佛赶庙会的左近乡民，或负囊挑担赶猪牵羊的过往客商，无不在此歇脚或投宿，生意甚为红火。由于当地民俗自来尊奉“山王菩萨”，乡民混为一谈，遂称该庙为“山王庙”。此店借地扬名，也就顺理成章地得名为“山王店”了。

大约在清咸丰（1851年）年间，有进士蹇滋善者曾寻胜入坪，也下榻于山王店内。遍游之后，他发现坪南之山石风物甚为奇特：半山之中，一巨石横断山溪，巍然矗立；溪侧翠竹婆娑，蓊蓊郁郁，岩畔古柏参天，浓荫深邃。此巨石当腰横断为两层，宛如人工楼阁；岩壁有天生石罅似龙眼一对，其下流泉琤琮，冬暖夏凉。进士深爱此地之清幽，不觉流连忘返，乃欣然命笔，题此处为“破岩石阁”。其后，除食宿仍在店中，白天则隐身溪畔，杜绝交游，苦读于石阁之中。

附近云峰寺僧众中，有一精于治膳之广籍长者，素与蹇相善。为尽地主之谊，特取本地品质最好的“须须麦”磨粉，加山泉水揉为细条后，拉制成特细而中空之手工挂面，送与进士备为常膳。由于此地面质水质俱佳，加之在揉制时添加了足量的素油，故其口味远较常品为佳，深受进士喜爱。于是，此种挂面就在当地迅速流传开来，并发展成为天理教徒素宴上之佳肴。乡民们见其炮制过程颇类制作油条，故为之取名“油条面”，并仿照生产，向外销售。“山王店油条面”之名遂不胫而走。

据传该道长有一门徒，当年曾将此挂面传入印度并因而博得盛名。民国初年，技士高云楼、面师聂品初曾将本品送成都展销，深受省内外客商欢迎，《中国西南实业协会》遂将其征为著名特产，正式命名为“山王店银丝挂面”。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6月，技师杨银海、刘钱益的制品送展“四川省重庆宝赛会”获奖旗。1945年又在“江津宝赛会”上再一次荣获奖状。

由于该产品质地优良，故深受消费者欢迎，不但在本地畅销，甚至远销到成都、重庆、北京、上海等地。建国前，仅山王店乡的手工面房就多达四十余家，但产品仍一直供不应求。

新中国成立后，该产品划归油溪区粮油食品站统一经营。1962年，奉上级指示将该产品改进包装后纳入外贸出口。1989年，该产品以“山王店油条银丝挂面”为条目，编入《中国商品大辞典》。

当前，各地都在狠抓地方名特产品的生产，此产品论理应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但由于当年的老工匠多已散亡，拉制工艺多流于粗放，产品已很难保持其原有特色，兼之仿冒者众，真假莫辨，消费者就更难品尝到其正宗口味了！

对《山王店银丝挂面》这一名特产，本地曾流传着一则民谣，其词曰：

银丝挂面，始源咸丰，细如发丝，洁白中空，下于沸水，油汤渗冲，二次回火，不泥不融。

此民谣似可作为该产品主要特色之说明和佐证。为恢复和保存该产品的固有特色，笔者根据现有资料，将其制作工艺整理于后，供有志者参考效法。

一、选料

本地优良麦种，如“须须麦”、“早白花”或“雅安早”、“菊农七号”等。其麦粒腹沟窄小，面筋质高，颗粒饱满无秕籽。

二、磨粉

将选好的麦子按每50公斤出粉35公斤的比率，用特制石磨细磨为粉。这种石磨直径为1.2米，上下两扇外沿皆有宽0.25米的齿槽。齿槽内沿至磨心柱间为磨心区，上扇之磨心区呈凸形，下扇之磨心区呈凹形。上扇左右各有一孔道供麦粒流入。此种石磨之特点在于，麦粒先在磨心区靠重力挤压破皮，从而保证在此后的细磨过程中，面筋质量不遭破坏，这是决定挂面质量的关键。

三、配料

麦粉50公斤，井盐1.5至2.5公斤，素油（菜油）0.3至0.4公斤，荞麦粉1公斤（作扑粉用）。

四、生皮

在取自“破岩石阁”处的泉水中，加入井盐。其用量为：每50公斤面粉，夏季用盐3至4公斤，冬季用盐1.5至2.5公斤。将水渗入面粉，搅拌均匀后，置于木桶内“发汗”。

五、发酵

将已发好汗的面粉团涂上菜油进行手工搓条，由大而小，直至细如手指。然后扑上荞麦粉，条盘于瓦缸内，加盖发酵。

六、上杠

将发酵后的面粉条取置木案上，压扁涂油合条，揉至竹筷粗细。再敷以扑粉，分条绞于两支竹筷上，使其重叠成“8”字形，连筷置于木槽中“收汗”。

七、扯面

将已收汗的面条连同竹筷提入木架，两手各持一筷牵扯。往返数次，连续操作，直至扯成长达丈余、细如发丝为止。然后将其挂上面架，凭风晾干。

八、切封

将已风干的挂面移置案上，放置片刻，待其“退火”后，按行幺、座幺、三刀、头子分级，利刀切割。然后用“金壳纸”（本地一种高强度的土法造纸）分级包束，贴上商标即成。

九、商标

大红彩色纸（本地多用作彩礼标志），规格为10×18厘米，黑线框边，框内楷书“山王店银丝挂面”字样。

十、送吴碧柳赴长沙

郭沫若

洞庭古胜地，屈子诗中王。
遗响久已绝，滔滔天下狂。
愿君此远举，努力轶前骧。
苍生莫辜负，也莫负衡湘。

（注）君有句云：“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

十一、江津教育发展简况

王长钧

江津历来是有名的文化大县，教育事业兴旺发达。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邑人钟惦棐曾说过，江津“能育出对中国发挥积极作用，并且正在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导人、专家、学者，这个经验我建议认真总结一下。长江边上的一个中等城市，人才辈出，足迹遍全国而及于世界，影响相当大，相当深刻，不仅全川要研究，国家也要作为经验来研究。”

（一）

江津地处长江之滨，毗邻重庆，历史悠久，人多物阜，素称蜀中巨邑。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兴办学校，作育人才，是县人的优良传统。历代科甲鼎盛，人文荟萃，杰出之士不乏其人。如明代工部尚书、爱国名臣江渊；清代的民间文学奇才、长联巨匠钟耘舫；辛亥革命烈士、《重庆日报》创始者卞小吾等都是由江津基础教育培育而成。

至如当代著名人物曾就读于江津中、小学者则人数更多。其中，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聂荣臻；有中央有关部委的领导人李初梨、黄宇齐；有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漆南薰；有为弘扬《资本论》奉献一生的经济学家漆琪生；有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白屋诗人吴芳吉；有四十年代在中国经济学界享有盛名的“江津三杰”樊弘、罗志儒、杨西孟；有中国科学院院长、国际著名核物理学家周光召；有国际发明金奖获得者、被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家”的张朝吟；有古汉语学家王利器；医学教育专家曹钟梁；中医医理学家任应秋；电影美学评论家钟惦棐；国画家张采芹；史志学家周开庆；生物学家李先闻等。海外著名华裔学者有美籍航天学专家沈永忠博士；血液学家、父权试验法发明者李昌林等。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在区县中确属罕见。因之，江津向来是有名的文化大县。

（二）

江津文化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可以追溯至唐宋。据记载，宋代江津教育已日趋发展。治平元年（1064年）邑令郑谔创建学宫，立庙祀孔，近庙立学，始有县学。设专官主持，置弟子若干人，学政三年两考进。宋末，私家讲学之风日盛，各地书院相继兴起，境内建有五峰书院和南山经堂。而乡学、冬学、私塾之类亦胜于前，求学之士亦渐增多。

元、明两代，民间除设私塾、义学、家馆外，又有社学，择通晓经书者为师。明洪武初年设立儒学训导，训迪开导所属生员。永乐年间设教谕，掌管文庙祭祀，教诲生员。成化七年（1471年）知县邓逵于政暇之时，课读诸生文艺，训诲不倦，一时科甲鹊起。至嘉靖九年（1530年）儒学署设教谕、训导，教育行政机构更加完善。明代县境内建有栖清、梅溪、楼峰等三所书院。

清承明制，儒学署亦设教谕、训导。清代，境内各地书院大兴，有官办、私办或私立而公助。乾隆六年（1741年），邑令杨纯伯创建几水书院。道光年间及以后，境内书院更是大量增设，先后有桂林、余庆、育才、双峰、志成、聚奎、莲峰、文峰、凤鸣、云峰、楼峰、钟山、华峰、清峰等14所书院相继建立。执掌书院教坛者多为宿儒名士。当时的几水、聚奎、育才、华峰并称为江津四大书院，其中几水、聚奎两所书院更闻名于重庆府各州县。

同时，境内各镇乡亦设立义学、社学，诵习弦歌之声比屋而有，求学之士更胜于前。但当时影响最大者，则为私塾、书馆遍布城乡。光绪年间，县城有私塾十余家，农村中私塾亦遍设于各地。私塾学校中较有名气者为：夏咏南私塾、钟耘舫私馆、李成蹊学馆、聚奎义塾、凤岗义馆等。其中塾师钟耘舫措意于西学，除教学四书、五经而外，还授学生以算学、策论、格致及英语等。在新旧变革中，学生颇能顺应于时代。

江津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创办了西文学堂和算学堂，开始引入新式教育。几年后，有数人考中算学、英文、日文秀才。随着境内书院、学校的日益增多，培育人才的成效也日益显著。清初，政府曾根据各县人口、文风等因素，规定本县学额为：“岁试取人文、武学各8名，科试取入文学8名。”这一限额后来却不断地被打破，到同治六年（1867年）邑中三科取入人数均增至20名之多。

据有关史料统计，从宋代咸平元年（998年）到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为止，全县共考中进士七十名，其中有武科进士三名。清末境内入三庠者多达四百余人，考童试者一千七八百人，专门以教书为业者四百余人，均居附近各县之榜首。

自戊戌维新后，革命思想渐起，县中有志之士力图拯民救国，东渡日本留学者多数进入东京宏文师范，钻研教学知识。学成回国后，倡导新学，为县内开办新式学堂打下了基础。

近代教育的兴起是江津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近代学堂逐步取代旧式书院、学塾的过程，亦是江津风气日开、人才辈出的过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杨仕钦、程德灿等倡导改几水书院为师范传习所，以裕师资，为发展新式教育创造条件。三十年（1904年）县令蔡承云率邓鹤翔、夏风薰等亲往各镇乡擘画，在乡间办小学堂132所。聚奎、育才等书院亦随之相继改为高等小学堂，并在县城建立高等小学堂1所和初等小学堂3所。

在此基础上，县令蔡承云倡先捐廉金三百，并劝募绅民捐资白银二万余两，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创办官立江津中学堂。宣统三年（1911年）又开办了县立初等农业学校，开始了职业教育。教师张鹿秋还开设农业夜课学校，以教不识字之附近农民，使成人教育也在我县开始萌芽。短短数年，经一些热心教育人士大力襄助，办起各级各类新式学校279所，在校学生达11,244人。为开通我县风气，改变县内教育旧观起了促进作用，这些学校遂成为我县后来学校教育发展的滥觞。

（三）

民国肇始，国体更新，教育随社会进步颇有蒸蒸日上之势。不但改学堂为学校，学制、课程及教材都有新的变化，许多私塾还加授了共和国文，有的改为国民小学。民国初年，各镇乡初等小学增至200余所，每年初小毕业升学多达2000余人，仅原有聚奎、育才等高小已不能容纳。县视学邱鸿翔鉴于辍学者日渐增多的现状，乃提倡推广高小，各镇乡纷纷响应，开办高等小学校。至民国八年（1919年），全县高小逐渐增至22所，其中女子高小2所。这个时候，全县计有国民学校263所，其中女子学校9所，在校学生10,578人。

民国十年（1921年），城内万寿亭、卞家厅两所国民学校内附设平民夜课学校，由江津中学、师范讲习所学生轮流到校上课，当时求学者非常踊跃。

由于近代教育兴起，政府开始设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但名称不断变更，时而称学务局、劝学所，或学务科、收支机关教育公所等，其中以称劝学所时间最长。当时新学初兴，教育事业尚不甚发达，设立劝学所以诱劝地方人士建立学堂，推动新式教育。至民国八年（1919年）后新式教育已经发展，儿童入新学已渐踊跃，教育行政机关之工作在于谋求地方教育之改进与推广，劝学所之名已不合时用。民国十二年（1923年），中央颁布了《县教育局规程》，规定设局长1人，视学员及学务员若干人。局长由县知事就县内有法定资格者推荐3人，呈请省教厅选用。局长职务在商承县知事，主持全县教育工作。民国十四年（1925年）江津县成立教育局，首任局长冉献琛。此期对地方教育之推进，贡献甚大。

民国十一年（1922年）后，随着新学制（即壬戌学制）的颁布，开办中学已成大势所趋。该学制规定中学为六年，高、初中各为三年，初中亦可单设，以便于普及中学教育。民国十五年（1926年）后，县境内中等学校的开办如雨后春笋，短短数年之间，县立江津女中、县立简易乡村师范、白沙镇立女中、私立聚奎中学、私立新本女中等校相继创立。同时，还以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名义开办了一所中山中学（该校后因清查“共产党”而被查封）。由于境内中、小学渐次普及，于是出外就读之男女青年岁次增多，大开了我县人士求知好学的新风。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实验区成立，提出“扫文盲，作新民”口号，设文艺教育部负责成人教育，在白沙镇附近办起平民学校数所。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按教育部《实施民众补习教育法大纲施行细则》，县内先后设立民众学校50所。到抗日战争前夕，境内中小学发展到393所，其中中等学校8所，成为省内教育发达的县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成为全国的大后方，江津毗邻陪都重庆，交通四达，成为沦陷区学校内迁首选地之一。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北平、南京、山西、安徽、湖北、重庆、香港等地的各级各类学校大量迁入或疏散至津，如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私立华侨工商学院、南京窑业职业专科学校、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教育部特设盲哑学校、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四川省立重庆师范学校、国立安徽二中等共计26所。同时，教育部及县府还在境内新办中等以上学校，如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国立江津师范学校、国立第四中山中学、国立第八中山中学等13所。是时全县大、中学校即达47所之多，形成津（江津）沙（白沙）文化区。

此外，当时一些高级文化机构如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国民政府审计部、支那内学院（属高级文化研究机构）等亦纷纷迁入县境。随着大批学校及文化机构的迁入，省外名流纷纷来到江津。他们当中有著名的教授、专家、学者、文学家、教育家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如陈独秀、梁漱溟、欧阳渐、卢前、陈可忠、蒋复璁、胡小石、台静农、劳君展、魏建功、唐圭璋、曹靖华、谢循初、顾颉刚、佘雪曼、颜实甫、王德玺、吕秀珍、高语罕、聂荣藻、曹刍、吴宓、何鲁等等。其中不少人在大、中学校任课执教，还应邀到外校兼课、讲学、演讲，甚至有外国文化友人如文幼章（加拿大）亦曾在县中执过教。这不单使江津一时成为文人荟萃之地，客观上也促进了江津教育的空前发展。

特别是境内的白沙镇，当时发展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重镇，那里集中了19所中等以上学校和一万余名学生，时人称之为“学生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受教育部委托还在白沙设立了家庭教育实验区。当时津沙文化区与重庆市的沙磁区、北碚区，成都市的华西区齐名，成为四川省四大文化区之一。

在此形势下，江津城乡出现了一股兴学办校的热潮，公私立中、小学不断涌现，一些大宗祠以投产兴学为荣，一般人家以送子女入学为时尚，江津的教育事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上期，国民教育调查统计，全县有中心校74所，学生25,427人；国民小学560所，学生51,817人；私立完全小学15所，学生7,231人；私立初小92所，学生4,653人；幼儿园4所，学生354人。全县合计755所，学生89,473人。

至此，在江津县境内已形成了现代教育的完整体系。从层次上讲，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从类别上讲，有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在一个县境内，有这样完整的教育体系，在当时条件下实属罕见。

抗战胜利后，外迁学校除省立窑业专科学校和私立旅宜四川中学、北平志诚中学、山西太原友仁中学等外，其余学校均复员迁走或停办，使本县相当数量的学生难以继续升学。于是县人先后创办县立五福中学和私立三楚中学、至善中学、时化中学、笋溪中学、世德中学等6所公私立中学，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为纪念吴芳吉先生，由吴宓、熊复等发起创办了“白屋文学院”，成为本县自办的第一所大专院校。到解放前夕，全县计有公私立中等学校22所；中心小学77所；保国民学校404所；私立小学28所；初小49所。同时，还有私塾约650所，学生1.8万余人。

（四）

解放前，江津的教育虽然在全省区县中名列前茅，但是，这一事业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真正成为人民的事业，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实现了前无古人的大发展。

1949年12月，刚刚成立的江津县人民政府按“原封不动，系统接管”方针，接收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中、小学495所（其中中学5所），教职员1,609人。1950年冬，全县将接收的近百所私立小学并入或改为公立小学。1953年1月，又接收私立中学11所，并将3所完全中学和6所初级中学进行全县统一编号。因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不能大量增办小学，故当时允许私塾与小学并存，以满足翻身农民的子女入学。如当时仅五区（今白沙镇、永兴区）即有私塾38所，塾师51人，学生870人。随后，县里办了教师短训班，安排部分塾师参加培训，培训后的塾师由县人民政府统一分配到各校任教，私塾学生则就近转到公办小学就读。

尔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县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指引下，县境内不仅公办学校迅速增长，民办学校、半农（工）半读、半耕半读和业余学校也迅猛增加。到1958年后，基本做到了区区有全日制普通中学，乡乡有农业中学和小学，村村办起村小（或民小、耕读班），队队办起幼儿班，城内还一度办起了江津专科学校。全县初步形成从幼教至成教的教育网，教育事业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

据1959年统计，全县已有幼儿园（班）1,122所，在园幼儿52,419人；有小学1,513所，在校学生153,121人；全日制普通中学19所，在校学生11,292人；半日制农业中学88所，在校学生5,348人；师范校1所，在校学生621人。上述学校数和学生数，乃大跃进中统计，经1962年调整巩固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的贯彻落实，至1965年全县有中小学2,399所（其中中等学校含农中78所），在校学生183,370人。

然而，正当我县教育事业走上正常发展轨道，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浩劫，学校首当其冲，“大串联”导致学校工作全面瘫痪，武斗中不少学校校产毁坏殆尽，教师惨遭迫害；最后发展到将全县完全中学和区级中学等骨干学校统统停办，致使在校学生一度减少8万余人。复课后，又学这学那，“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灾，广大教师欲教不能，正常教学秩序无法维持，学生的道德、知识水平严重下降，整整贻误了一代新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事业也得以拨乱反正，教学重新成为学校工作的中心。短短几年间，境内各级学校迅速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其后十年改革开放，江津教育战线全体教职工团结奋斗，在改善办学条件、加强师资培训、改革课堂教学、统筹发展“三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到1988年底，全县已有各级各类学校1,952所，在校学生20.7万人。其中普通中学127所，在校学生56,042人；小学978所，在校学生100,713人。不但初等教育达到普及小学标准，中等教育结构初步改善，成人教育也经市人民政府验收，达到了国务院规定的基本扫除文盲单位标准。目前全县已初步形成村村有初小和幼儿班，乡乡有完小和初中，县有区中、完中、师范校、进修校、农职工高中、职业学校、农广校和电大中专班的地方教育体系。

江津的教育行政机构，四十多年来也有较大的发展变化。根据管辖的权限和职责范围，解放初期叫“文教科”；1956年后有时又称“教育科”，1959年改称“文教局”，1963年改回“文教科”建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教育行政机构的名称更改频繁，负责人亦随时变换。1978年成立“教育局”，1990年裁撤教育局，成立江津县教育委员会，对全县教育实施现代化行政管理的功能已日趋完善。

（五）

人民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建国几十年来，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数目已增加到解放初的2.85倍，在校学生人数增加到4.45倍，教职员工人数增加到5.44倍，教育经费的支出更高达数十倍之多。这些努力是必然会产生相应结果的。根据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文革”后短短几年间，全县具有大学文化程度者增长130.7%；高中文化者增长379.6%；初中文化者增长437.6%；小学文化者增长86.8%。这一年（1982年）全县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已占全县总人口的68.14%。这些数据不但充分展示了我县教育事业的丰硕成果，也真正体现了人民教育为人民的精神实质！

今天，江津教育事业的现状是可以令全县人民感到欣慰的：仅改革开放以来的十一年间，我县已向全国各大专院校输送了近万名合格的新生，向各条战线输送了二十余万名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近三年来，我县每年参加全国高考的录取率均名列重庆各区县的前茅。我县职业教育也初具规模，校点已发展到9个，开设专业达14个，在校学生已占全县高中生总数的五分之一。目前县里正集中力量，把其中的工商职高办成省级重点职业高中。

我们的许多单项成绩，近年来多次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表彰和奖励。其中，全县1989年15至40岁的青壮年非文盲率达98.2%，被省人民政府评为扫除文盲先进县。4至6岁幼儿入园率达90.1%，学前教育入学率达98%，1989年我县被国家教委命名为“幼儿教育先进县”。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教委把我县列为“幼小衔接实验县”。特殊教育居全省县级单位之首，我县出席了“1988年全国特殊教育工作会”，并在会上介绍了经验，《人民日报》评论员和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全县基本消除了中、小学校危房，为全市农村县中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县。

江津常被人称为“文化之乡”，这一光辉的称谓，赞颂着江津的教育事业正是以组织人们学习、赋予人民智慧而贡献于江津各方面的发展。回顾过去，成就固然使人欣喜，但更重要者，在于面向未来，扬长克短，开拓前进。我们正顺乎改革的洪流，再接再厉，奋发前进，争取用更大的成就去谱写江津教育的新篇。

（本文作者系江津县《教育志》主编）

十二、桥

肖林
（江津人，离休干部）

曾跨江桥勇向前，刀山火海扫狼烟。
中华儿女凌云志，卫国英雄入史篇。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鸭绿江边

十三、江津大公书店

张西洛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我在重庆呆不下去了，随时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可能。那一年的秋天，我与在重庆的江津人肖林（当时叫肖本仁）、杨知白等商量，他们建议我去江津县暂避。我也知道江津县有革命传统，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就是江津人漆鲁鱼同志，还有江津人、戏剧家赵铭彝同志，当时我也是很熟悉的。于是我就决定到江津县了。

1941年11月我到江津，是为了筹办《川南日报》。到了江津之后，拿了杨知白的介绍信同当时的县长罗宗文洽谈，他提出把原有的《津报》三日刊扩大，改为《江津日报》，每天出版一中张。这家报纸是1940年初创刊的，可能是江津县的第一家日报，由老资格的黎金茂印刷局印刷。黎金茂印刷局工厂在西门外，营业部设在通泰门大街。《江津日报》的营业部就附设在黎金茂印刷局的营业部，合用一个门面。在当时，算是江津县一个相当像样的门面，高大宽敞，颇有气魄。报社的营业部用不了多大面积，主要是收订户、收广告。于是我就利用那个门面的一半，开办了一家“大公书店”，由我的爱人何惠一同志经营；她同时又在智德小学任教。曾任过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的李思源同志，1943年春到大公书店当了三个月的“店员”，也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

当时想开书店，主要的原因是想开辟一个宣传进步思想的阵地。我同重庆生活书店的同志极为熟悉，经过同他们商量，江津大公书店主要代销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这三家出版机构的书籍或刊物，也卖一点其它书店的出版物，但不是主要的。大公书店是1942年初开业的，1946年结束。

1942年的江津县城，原有两家书店，一家就是《江津县的书店业》文中提到的由李泽荫经营的大夏书店，另一家我记不起名字了。这两家卖的书刊都比较杂，显然没有什么进步书刊。还有一个安徽人在大什字附近开了一家拍卖行，他在货柜上也摆几本书、一两种杂志出售，是为托派推销宣传品的。

大公书店开始营业，就震动了县城。在那之前，江津县城是看不见那样多的进步书刊的。一时间，进步的知识分子纷至沓来，国立九中、武昌艺专、国立体专、江津中学、几江女中、江津职中，甚至远在白沙的学生，都是大公书店的顾客。说顾客，有许多学生称不上，他们很穷，买不起书，经常是站在那里阅读，一看就是半天。那时候，是敞开卖书，自己可以在书架上随意翻阅。这自然不能不引起反动派的注意，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江津稽查所的特务老爷，他们是大公书店的“常客”，不过从来不买一本书，专门贼眉贼眼地监视着书店里的顾客。江津县警察局的文局长，还专门到书店来“视察”过。

谈这家书店，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1943年，大公书店自己出版过三本书，这可能是江津县书店业中少有的。

一本是我1939年到西北时，青海的作曲家王洛宾同志交给我一本油印的《西北民歌选》，我在江津托黎金茂印刷局用铅印出版了。1979年底，王洛宾同志同兰州军区歌舞团一起到北京公演他编导的大型歌剧《带血的项链》时，我们还回忆起这件事。

一本是肖林同志的诗集《南山在生长着》。老肖是一位现代诗人，当时受党中央的委派，同他的爱人王敬卿同志一起，在江津县从事地下党工作。我见他的几十首新诗写得极好，便商量替他出版了，一次印刷二千册，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印数。可惜的是这本诗集，现在一本都找不到了。

再一本是宋美龄记叙西安事变的《西安半月记》，是从一家报纸的连载剪下来拼在一起印成一本小册子的。印出这本东西，是为了应付当时已很难应付的政治环境。但还是免不了特务的迫害。那一年秋天，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派了专人到江津县抓我和其他几个人，我当时因病住在东门外大沙坝乡下，幸免于难；不久我就由江津到了成都，这是1943年底的事。

我走后，江津大公书店由我的父亲接下来经营，地点也由通泰门大街迁到大什字。1946年我的父亲由江津回重庆，大公书店也就结束。

十四、回忆《白沙日报》的几次风潮

吴伯麟

我是原私立白沙至德初级中学第六班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1946年夏初中毕业后无力继续升学，乃受前《白沙日报》总编谭秉钧老师之邀，参与了《白沙日报》的创刊工作。在该报发行期间，我担任过校对、采访、编辑及发行主任等多种职务，和《白沙日报》有过血肉关系。现就《白沙日报》作一番系统的回忆，以回报津沙各界关心《白沙日报》的父老、兄弟、姐妹们。

一、《白沙日报》的由来

抗战期间的白沙为川东三大文化名镇之一，学生人数当在万人以上，远远超过了居民。国民党政府看到了这一点，特派张仲衡其人来白沙创办《白沙实验简报》，以求占领文化、思想阵地。为了控制学生政治思想，张仲衡还经常到各校进行各种活动。抗战胜利后，随着从沦陷区迁来的学校纷纷复原迁走，《白沙实验简报》的历史使命宣告完结而奉命停办。张仲衡在把历年积存的报纸、文稿及器材全部移交给白沙“三青团”分团部接收后，也自动“归去来兮”。

时任白沙三青团干事长的冷维翰，在其同学兼下属廖徵年（《白沙青年》的负责人）的鼓动下，野心勃勃，企图由三青团一家独办《白沙日报》。但他的设想遭到了以夏仲实为首的白沙地方人士的激烈反对，他们要求创办代表白沙地方利益而又脱离党派影响的地方报纸，以作为“白沙人的喉舌”。冷的意见也未得到区长彭盛春和镇长陈孔棣的支持，故不得不同意夏仲实等人的意见，让《白沙日报》成为一份地方报纸。

最后，由夏仲实、邓石士、冷维翰、曾启能、孙伯宏、卞楚雄、李昌能等人组成筹委会及董事会。第一次董事会气氛浓重，区长及镇长等地方头面人物都出席指导，会议一致推选夏仲实、邓石士及冷维翰分任董事长、发行人和社长，谭秉钧被聘为报纸总编。董事会再三强调“无党无派，敢说敢作”为《白沙日报》的办报宗旨，由廖徵年设计，将上述八个字作为宣传广告的核心内容。

开办经费系先由冷维翰从三青团经费内垫出，夏仲实、孙伯宏、卞楚雄和李昌能等乡绅各捐款若干，以作基金。聘《江津日报》记者喻国鼎为驻津特约记者，供给县城消息；区长彭盛春答应将区署电话机免费供报纸作通讯用；邓石士供给一台大型收音机以作收录国内外重大新闻用。报纸委托白沙新生印刷厂代印。

虽事情已过去45年，但我敢肯定《白沙日报》的创刊日期为1946年6月1日，因为就在这份《创刊号》上，刊载有我撰写的诗文。

《白沙日报》出刊不久，冷维翰就调到重庆任黄桷丫中心小学校长，离开了白沙，其社长一职由白沙三青团负责人曾启能继任。但不久因销路不畅，资金缺乏，曾启能也只得弃职而退，让位于夏仲实的侄儿、时任白沙商会会长夏培德，直至解放。

二、《白沙日报》成立后的几次风潮

我在《白沙日报》工作三年多，曾亲身经历了好几次风潮，最大的一次为1949年冬的《白沙日报》被砸事件。现逐个追忆如下。

（1）

大约是1946年7月的一天下午，采访主任廖徵年以极其神秘的态度对编辑部全体同仁宣告：“据可靠消息，有一批共产党员潜入白沙，拟近期暴动，他们的第一个占领目标是我报，望大家留神。”绝大多数的人都对他的话半信半疑。可事有凑巧，第二天下午有几个国立大学先修班的学生，因买信封找补零钱事，和新生印刷厂的经理邓江平发生口角，彼此动了手。结果，编辑部内居然有人把这附会为“暴动信号”，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实在令人好笑。

时任发行主任的何树春以消息报道形式在报纸文艺版上发表了如下一则小品文，内云：“本报特讯：打先生不辞辛劳，由渝赴沙，并在邓江平处小憩，闻不日即将走访有关单位云云。”谁知邓江平文化较低，不懂幽默情趣，看了报纸后反而大冒其火，跑到编辑部来大吵大闹，说：“我挨了一顿打，您们还说是‘小憩’，若果大憩，我不就完蛋了？”同仁们听后无不啼笑皆非。

（2）

1946年9月一天，时为白沙女中教师的周既伯来找总编谭秉钧，谓该校某教师与某学生有不正当的性行为，要求报纸揭发。谭和周私交深厚，不讲原则，在未作任何调查与核实的情况下，作了新闻报道。此事当即在全镇引起巨大轰动，不少学生家长纷纷来信，要求报纸公布该教师姓名并予以严惩。但白沙女中校方认为，此事纯属个人隐私，由教务主任唐瑟出面多次来信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报纸赔礼道歉，甚至扬言不惜“武力解决”。这下，惊动了接任白沙三青团干事长的朱道攀，由他出面在“悦来饭店”宴请双方进行调停，才使这场隐私风波基本解决。

后来，白沙女中有数十名家长联名上书，谴责社会上对女中的无端攻击，由我作主将这封信公开刊出了，以期帮助女中挽回恶劣影响。但不久竟有人在江津《民言日报》上刊登启事，攻击《白沙日报》与白沙女中互相勾结，沆瀣一气。为此，《白沙日报》又曾发表一则“简短申明”，为自己的前后立场进行辩护。这场风波前后历时数月才得以逐渐平息。

（3）

1946年冬，大约是10月中旬，报社收到县立江津师范教师寄来的一封“快邮代电”，内称：江津县政府无理将该校教师的数月薪水拖欠不发，多次交涉毫无结果。教师们已处于无法维持最低生活的困境，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特决定罢教。希社会各界予以同情和支持。

报社几位领导对这次罢教很不以为然，准备予以评论，但举棋不定，希望知道官方态度，特派我去面见区长彭盛春，请他表示看法。彭盛春听完我的陈述后，断然表示不可去刺激学校教师与学生，更不主张报纸搞什么评论。他认为，县政府几个月不发薪水，无理在前，教师为此罢教，实出于不得已，不能再去责备。否则将火上浇油，引起更大事端。他说：“就是中央，处理教师罢教与学生罢课，都很棘手，何况我们区镇？我们只能代他们反映要求，不能对立。”他还举了1946年3月2日白沙学生在反苏游行中砸毁夏仲实创办的“正太银行”为例，再三宣扬他不可和教师、学生作对的观点。他要我回去后再三把他的意见告诉曾启能与谭秉钧，不可违背。

可是，曾启能对彭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坚决要谭执笔写社论予以批评。他认为县师教师罢教是“乘党国之危，为匪党张目，非痛击不可”。谭一贯对曾言听计从，但也感到这篇社论不好写，最后勉强成文，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先对县师教师饿着肚子教书育人，表示钦佩和同情；但接着话锋一转，露出了本来面目，谓：你们这样作，若有人说你们是在为内战另一方助威，扣你们一个“影响社会治安”的由头，先生们你们吃罪得起吗？望你们赶快复课为好。

就在报纸发出去不久，编辑何树春的小舅子陈某就由县师跑来告密，说：学校老师见了社论后非常气愤，当即召集全校师生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在下午集队来砸你们的报馆，希你们赶快准备。说完，他就匆匆走了。何树春拉着我去找镇长陈孔棣，因《白沙日报》设在镇公所院内，陈孔棣不能不管，于是叫来警卫班韩班长，要他在门口增加岗哨，以防出事。

未隔一会，大批学生涌到镇公所门口，和卫兵发生拉扯，企图冲进去。我一看大事不好，赶忙按报社领导指示跑到区署去找彭盛春。彭盛春一听我们未按他的意见办，把事情弄大了，气得拍桌子，破口大骂曾启能与谭秉钧无能。我一看他光生气，未提出制止办法，我一急，就到电话室与县长肖烈通话。肖烈听了我的汇报后极其愤怒，要我转告彭盛春“马上派警察进行弹压，那怕打死了人也不要紧”，一切由他负责。

可彭盛春对肖烈的指示根本不卖账，脸都气红了，不断拍桌子吵嚷：“糊涂，糊涂，这怎能派兵镇压？我没有兵，有兵也不派给你，派兵只能把乱子弄得更大。”虽然平常我和彭盛春关系不错，他对我的工作很关心，不仅是我报的热心读者，而且还亲自执笔为我报写稿、写消息报道，实在难得。但是这时我很不理解他，遂不辞而别，挥臂而去。

回到王爷庙，见学生们已将报纸的阅报栏等砸毁，但由于哨兵警卫森严未能冲入大门。在我设法进入大门时，被一个学生认出是报社工作人员，结果身上挨了几拳头，但受伤不重。到报社后，见总编谭秉钧正和县师周乾行及邓布功两教师舌战不休。我未敢多留，在院内坝子里见到夏仲实将军，我把和肖烈通话及见彭盛春的始末详细告诉了他，并表示了我对彭盛春的不满。夏老军拍着我的肩膀说：“吴先生，你还年轻，好多事不太懂。彭老区的意见是对的。肖烈县长的话不能听，他的话口说无凭。真出了问题，如肖烈不承认，怎么办？你这个带话的人将吃不了兜着走。”听完夏老军的话，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彭盛春真按我传达的肖烈指示办，我岂不成了历史罪人？

不久，由夏仲实出面劝解，县师的老师与学生纷纷撤走了。夏仲实要双方各派代表次日到他的“夏公馆”去协商。可是，《白沙日报》未接受夏先生的解决办法，除在报纸上对事件经过作了详细报道之外，还拒绝刊登县师校的“申明启事”，但《江津日报》却在广告栏内刊出了这一申明。

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对《白沙日报》被砸一事非常重视，为此撤销了时任县师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我的伯父吴著之的职务，以示惩戒。由于彭盛春和夏仲实的态度一致，江津县政府和国民党江津县党部未对县师师生采取公开打击报复。但据我所知，作为这一事件的余波是彭盛春的“不闻不问不管”态度受到了惩处，被调出白沙，免去了第三区区长职务。为此，夏先生联络白沙的县、镇参议员及著名地方士绅致电江津县府一致挽留，但遭到新任县长廖育群的拒绝。在彭离开白沙时，白沙各界曾举行盛会欢送。这些事，当时的《白沙日报》都曾详细报道，可能还会有一些父老了解此事。

对于彭盛春的调出白沙，据在江津县参议会兼任事务员的喻国鼎来信告诉我们报社同仁，说这事惹恼了绝大多数县参议员，纷纷提出责问，认为此事未向省政府备案，不合调动手续。所以最后认定有关彭盛春的调动应属无效，责令他仍回白沙复任第三区区长。此事曾在解放前的江津政界成为一项内幕秘闻。

关于《白沙日报》，我就先回忆这些。愿能引起县人的注视，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通讯处：江津县三口乡高峰村第三经济合作社，邮政编码：632289

（编者附言：本刊第九辑所载《江津县办报简史》一文中，关于《白沙日报》部分，由于作者史料选择方面的原因，致使部分内容（如办报动机与创刊日期）失实。根据读者反映，我会编辑人员作了调查考证，今特选载此文，借此订正。）

一、再生稻在江津

梁大成再生稻，本地俗称为“抱孙谷”。保育再生稻，是目前正在许多省区大力推广的一项增产措施。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提高土地复种指数简便易行的方法，在江津县境内却已经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在江津境内的不少水稻主产区，农民们很早就知道水稻收割后再生的秧苗仍然会有收成。因此，过去如遇天旱歉收，农民们就会选择稻秧生发较好的田块保留不犁，任其自行发育，以期增收补歉。不过，当时采取这一措施完全是盲目的、自发的，有收无收完全没有保障。

到了民国中期，政府农业部门开始提倡保育再生稻。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二月，江津县政府颁发了保育再生稻的布告，阐述了保育再生稻的条件、好处和办法。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七月公布的有关资料，江津县计划保育再生稻10000田，并决定在白沙、油溪、双河、罗坝等乡推广。据同年九月统计，油溪、双河两乡已保育再生稻6600亩。

民国三十年（1941年）八月，江津县政府又发出保育再生稻的文件，着重指出：“今年入夏以来，雨水稀少，大春势必歉收，提倡和鼓励农民保育再生稻，以补歉和增收。”并附发了保育再生稻的宣传要点。当年德感、高牙两乡保育再生稻12242亩，每亩收稻谷：上等1.5市石，中等1.2市石，下等0.8市石。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江津县保育再生稻发展到13个乡，2500户，面积达29700亩。其中高牙、德感、双龙、油溪、麻柳、龙门、白沙、石门、永兴等乡，因受旱严重，苗虽齐秀，但不结实，影响了产量。

新中国成立后，从五十年代起，我县又把再生稻提上了议事日程。1955年，江津县人民政府发出了培育再生稻的技术纲要，提出了选用良种、适时收割和选好田块等三条措施。1957年以后，因各种原因，再生稻又没有提了。直到七十年代中，再生稻才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6年6月，县委农林部在转发农林局编写的再生稻资料的通知中，着重指出：“我县双季稻不多，中稻面积大，各地可在中稻田中，选留部分试育再生稻，每个生产队要求五至十亩，有条件还可以多种。”随着科学种田的发展，各级对再生稻的认识也逐渐提高，培育再生稻的社队增多了。1976年全县培育再生稻10900亩，平均亩产75斤。1977年扩大为12400亩，平均亩产100斤。其中县牛奶场用杂交稻培育再生稻15.8亩，头季亩产970斤，再生稻亩产386斤，两季亩产合计高达1356斤，从而引起了省里的重视。

当年十月六日，四川省农业局（现为农牧渔业厅）尚局长亲来牛奶场考察，看后给四川省委写了一份《江津县牛奶场再生稻获得丰收的经验的报告》。十月十一日，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又专程来江津。他在视察后指出：“杂交稻加再生稻是一条路子，生育期只有60—70天（指再生稻），省种、省工，将来可能是一项有希望的耕作制度。”又在省农业局的《报告》上加了批示：“这是一份很受启发、很受鼓舞的材料，请农业局研究，继续扩大试验，进一步总结经验。”这一《报告》后来印发到全省各县，进一步调动了我县干部和群众培育再生稻的积极性。

1978年，县里确定了一位领导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多次召开专业会议，并广泛印发了再生稻的有关技术资料。当年全县培育再生稻扩大为2.5万亩，有收面积5083亩，平均亩产125斤。其中仙池四队培育再生稻9.6亩，亩产竟高达475斤。这一年，县牛奶场亩产再生稻408斤，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和永川地区科技成果二等奖。当其即将收割之际，资中、仁寿、什邡、金堂、眉山、永川、荣昌、大足、铜梁、璧山、合川、潼南等县和重庆市九龙坡区陆续派出有关人员，专程前来江津，到牛奶场和仙池四队考察参观。四川省农科院副研究员梁禹九、四川省农学院副院长孙晓晖以及省农科院水稻所的刘其昌、罗文质等也先后来县考察，并把仙池四队作为四川省的再生稻试点。

1979年1月，四川省农业厅和省农科院联合在江津县召开全省再生稻总结会议，县牛奶场的王正礼还被邀请在永川地区县委书记会上介绍了培育再生稻的经验。其后，国内许多省、市农科院和有关科研单位也纷纷来津，或参观考察，或蹲点试验。1984年9月，省再生稻协作组还在江津召开了川东南再生稻中试鉴定会。

从1978年以来，再生稻虽然为各级所重视，但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品种。因此往往是留育面积大，有收面积小，致使县内培育再生稻面积逐年下降，到1983年，全县培育再生稻面积已减少到531亩。1985年，经全县多点试验后，杂交稻种“汕优63”才崭露头角，表现出头季产量高、再生发苗力强、再生稻稳产高产的优势。1986年，全县“汕优63”的种植面积即显著扩大。随着这一高产良种的推广，再生稻在我县重新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1987年，全县种植再生稻已发展到60个乡镇，培育面积13.46万亩，平均亩产124.81公斤。县农技站在全县建立31个再生稻示范大片，面积2.48万亩，其中4750亩亩产高达250公斤。罗坝乡培育再生稻3500亩，亩产也达150公斤。石门区再生稻总产量，占当年稻谷总产量的8.8%。五岔乡青山村二组社员胡正财培育再生稻2亩，亩产高达314公斤。这一成绩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从此培育再生稻已成为全县农民所欢迎的耕作制度，培育面积逐年扩大。

1990年，全县培育再生稻31.16万亩，因受较长时间干旱的影响，有收面积只有23.6万亩，平均亩产89公斤。其中成绩较为显著的为梯子乡培育再生稻6700亩，亩产126.6公斤。店子乡斑竹村一社社员张世伟，培育再生稻1.4亩，亩产238公斤。这一年江津县与干旱作斗争培育再生稻成绩显著，受到了省、市的表彰和嘉奖，荣获了四川省农牧渔业厅一等奖和重庆市府二等奖。

1991年6月17日，四川日报刊载的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1990年度省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公告》中，公布了1990年度经省政府批准的13个一等奖，其中就有再生稻的研究和利用一项，江津县农技站的田廷枢在获奖名单中排列第六。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培育再生稻的高产稳产经验如下：

第一，选用良种。以头季产量高、再生发苗力强、再生稻稳产高产的品种，当前以“汕优63”为佳。

第二，严格播栽期。按品种的生育期确定播栽期，如以“汕优63”留再生稻，从头季到再生稻安全育穗扬花需要200天，因此应在3月5日前以薄膜保温育小苗，4月15日前中苗直栽大田，5月15日前移栽长龄多叶壮秧，才能保证8月15日前收割头季和9月10日前再生稻安全扬花。

第三，适时施足促芽肥。在头季收割前亩施尿素10—15公斤，长势差、叶色退淡早的可早施、多施。

第四，适时早收头季和高留谷桩。以九成五黄收割为佳，留桩高度以保留倒二节为准。

第五，加强再生稻管理。收割后要及时搬运谷草，扶起压倒的谷桩。如遇干旱要用水浇灌稻桩，每天上、下午各一次。

二、记我县“脚踏式人流吸引器”的研制

唐翼南

1964年春，全国开始大抓计划生育工作，各地计生部门在人工流产手术中普遍推广先进的机械人工流产抽吸术，以取代过去那种既不安全、又痛苦、且费时的手工刮除流产术。当时，许多中小城市的妇产科室还没有条件配备专用的电动吸引器，同时在生产上短时间内也不能满足当时全国的急需，培训使用人员也不是一时能办到的。

江津县妇幼保健所使用的是一具简陋的代用品，就是以一只50毫升的玻璃注射器作为吸筒，配上一段14号导尿管和一个7号吸刮头勉强对付。这具“吸引器”，由于管道细、容量小，使用时抽吸量有限，且极易堵塞，注射器常破碎，手术中常出故障，最后仍得靠手工刮除。同时妊娠超过一月即不能使用（但一般均在一月以上方来），因之不受欢迎，抽吸方式的人工流产术的推广也大受影响。

我当时正养病在家，常到保健所串门，所长邱德兰同志知道我在县医院搞过医疗器械的维修，且喜欢小改小革，于是请我帮助解决这个难题。我根据减压过滤器的工作原理，很快设计出一台改进型的抽吸装置。当天即买来一支车胎打气筒，将皮碗反装后用于抽吸，与玻璃注射器比较，不但单次抽吸量扩大数倍，抽吸强度也大大增加。又为其加上一个单向阀门，于是可以连续反复抽吸，不至延误手术时间；再在导管中段加一盛物瓶承接抽吸物，并加一负压表监测抽吸强度。当晚即以手抽动吸筒（气枪），使用起来觉得相当方便和科学。通过上述改进，基本上克服了原代用品的全部缺陷，效果良好，吸刮轻快，并完全能满足手术需要及技术要求，很容易地随意控制负压，就这样制出了第一具手动式人流吸引器。

县医院在保健所协助计划生育工作的医师及保健所的医护人员临床试用后，对使用效果非常满意。于是决定以此为基础，配以必要的支架结构，制出一台更为完整、紧凑的样机，供主管部门鉴定。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县内许多乡村尚未通电，就连县城也经常停电，电动吸引器在人流手术中的应用受到相当的制约，如出故障，维修也非常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县里不可能为每个公社卫生院都配备一台电动吸引器，更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对操作人员的技术培训，如不另觅他途，县计划生育部门要在一两个月内完成推广机械抽吸术的任务是非常困难的。而这套装置不但性能良好，且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简单安全，无噪声，又不受电力限制，有相当的实用价值。有关方面鼓励我继续改进，以便定型投产，迅速推广应用。

在其后的研制工作中，我为样机设计了一个木制构架，这样既降低了成本，又便于加工，一般小木工匠即可制造。我又将原来的手动抽吸改为脚踏牵引，使之更节省体力和便于操作。我还将原来的7号抽吸头改为9号抽吸头，这样，连妊娠已达三个月的胚胎也能顺利吸出了。

至于这套装置的关键部件，打气筒市上有售，稍加改装即可。负压计却是个问题，因市上一时买不到如此需要数量的120具成品（当时有98个乡，17个区镇，每地一具，共需120具），只有依靠自己设法解决。我首先想到的是仿照血压计和风压计原理，但考虑到使用玻管过长（至少要60—70厘米），既易损坏，又影响机体的紧凑，不适用。后来决定根据物理学中关于“封闭气室里，气体体积与压强成反比”的原理，采用“U”型管，将玻璃管加工成一端封闭、两边各长40厘米的“U”型管，管内充以液体石蜡（常温下不挥发，低压下也不易汽化），封闭端保留3厘米长的气室，开口端保留30厘米长的空管，以备容纳抽过来的液体。随后，我将该“U”型管并入标准负压计，测出并刻下标准负压值的对应刻度，自制负压计即告完成。与标准负压计相比，该计虽随环境温度改变有微小误差，但根本不会影响手术效果。而由于只有一个吸气接口，却避免了因反向连接变为吹气可能发生的事故，反而显得更为安全可靠。

这样，第一台简易人工流产脚踏式吸引器样机便初步研制成功了。样机送县医院妇产科和县妇幼保健所，作临床鉴定性试用。按人工流产手术的技术要求，吸引器抽吸时产生的负压值应保持在150毫米汞柱到600毫米汞柱之间，样机在使用时只须脚踏一次，负压值即达250毫米汞柱，最多踏三次，即可超过600mmHg，两三分钟内（最短半分钟）即可完成手术。医护人员均感满意，遂于同年6月在县医院、李市区医院两处临床试用，并由上到下逐步推广。

观察期间，据几江、白沙、李市两百多例手术的临床统计和术后随访，使用该吸引器手术时间短（实际吸刮时间只须1—3分钟），出血量少（平均只有十多毫升），预后良好（受术者只需一周左右便能恢复正常），受术者既无痛苦，操作者又简便易学，深受双方欢迎，为我县推广机械抽吸术及顺利提前完成该次计划生育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种由我县首先研制成功的简易吸引器，在我县农村及兄弟县份条件类似地区有很大的推广价值。县里决定由县妇幼保健所组织批量生产，在县内各级医疗单位普遍使用，另一方面将其作为科研成果，上报省级主管部门鉴定。消息传出后，一些兄弟县市的医疗单位，如荣昌县医院等都纷纷派人前来购买。1965年11月，保健所还派张芝华同志将其专程送往北京，参加了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术会议的器械实物展览。

1972年2月，又在原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如再度缩小尺寸，改直立式为半卧式，易木构架为铁构架等。并将“U”型管封闭端改为由开关控制，便于随时调整气室容积，以减小误差。较之原器，第二代脚踏式人工流产吸引器显得更加小巧、坚固，也更加科学和精密。于是又由县里统一调配，为每个公社卫生院都配备了一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我县人工流产手术的当家器械。

拨乱反正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复苏，不但农村用电迅速普及，为每个公社卫生院配备电动吸引器也不再是难事；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交流的全面展开，各类医疗手段也得以迅速更新。于是，这个由我县首创、并在人工流产手术中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简易脚踏式吸引器也被更为先进的设备所取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三、回忆祖父程智谙

程绪昂

我的祖父程智谙（名策），1882年出生在江津县板桥乡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就读本籍私塾，因家贫半工半读，1904年毕业于江津师范传习所。1905年至1914年，在慈云、稿子、塘河等乡小学和县农校中学部任教。

1906年，经龚缉熙等介绍参加同盟会。1911年，在本县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参加护国之役，在涪陵、丰都、璧山、永川一带成立义军。1917年，义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五师，在廿团团本部任二等书记。从那时起，我祖父便与刘伯承元帅、王尔常等青年军官结成知己，有着深厚的情谊。

1918年至1919年，被熊克武任命为绵阳县征收局局长。丰都战役，刘帅右眼不幸被敌军打伤，由丰都送重庆途中伤口感染，在重庆医院医治未愈，转送成都华西医院继续治疗。当时，祖父的同乡好友曹麟书适在成都，祖父便拜托曹麟书护理。

1926年，由刘伯承元帅、李筱亭等介绍，祖父参加国民党。1927年在大革命期间，祖父与曹麟书随同刘伯承元帅在泸州起义，任四川各路总指挥部秘书。四川各路反动军阀合围泸州四十余日，突围后才同刘帅出城分手。当时，祖父要求回乡尽孝，侍奉二老，经刘帅同意，并吩咐以后若有需要再出来。

祖父回县后，驻军赖心辉以共产党罪名将其逮捕入狱，关押一年，旋由夏仲实设法营救释放。1929年至1933年，在廿四军第三师部任顾问、秘书、军法处长。

从1934年祖父回县起，至1949年的十五年间，没有担任何种职务。他在乡下喜欢读书、书法、诗词、吟对，曾主编族谱，擅长书写。祖父为人正直，刚直不阿，忠厚善良，平易近人，常为人排难解纷，颇受人尊敬。祖父同情劳苦大众，常以米、钱等物资接济乡村贫苦农民。对经济困难的族中和乡里有上进心的青年，慷慨解囊资助上学或帮助介绍就业。老画家程漫漫就是其中之一（见《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程漫漫著“我的艺术生涯”一文）。

祖父常以“勤、俭、诚、逊”四字教育子孙。他说：“勤则以创业，俭则以聚财，诚则以待人，逊则以自处。”我们兄弟俩从祖父教诲中学到自尊自爱，自立自强。

1949年，熊克武、夏仲实等力谋组织四川群众自动解放，祖父参与奔走，事虽未成，但达到了欢迎解放之目的。

1950年初，祖父收到王尔常的来信说，刘帅派副官到他家通知（重庆市七星岗新华日报社右侧街内），刘帅要在近期接见王尔常、程智谙、曹麟书三人。祖父与曹麟书一同到了王尔常家，一天下午，刘帅的副官乘车来到，将他们三人接到上清寺“励志社”（后改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招待所）。刘帅接见时在座的有：天宝、程子健、林蒙（作记录）等。老友久别重逢，谈笑风生，毫不拘束。他们向刘帅报告了分别二十二年来的情况。祖父对刘帅说：“我家还有一人没解放。”刘帅问：“谁？”祖父说：“是我的长孙程绪昌在台湾当体育教师（现在国立台北商业专科学校任体育教授）。”刘帅说：“没关系，是技术人员，早迟会团聚的。”

谈话期间，祖父听到刘帅左右的人细声问：“这几个老者是谁？和司令员说话这么随便。”有人说：“他们是老朋友了。”刘帅留他们三人一起吃晚饭，吃家常炖鸡。祖父问刘帅：“你是供给制，那有钱招待我们？”刘帅说：“可以报销。”晚上十点钟后，刘帅从后门亲自坐车送他们三人到王尔常家门口。

时隔没多久，王尔常与祖父来信说：“刘帅要丰都战役前的像片。”祖父回信说：“1950年3月，家里遭土匪抢劫三次，原与刘帅合影的二十多张像片，是用玻璃框子装起的，全部都拿走了。”刘帅得知后，托夏仲实代为慰问，并说已下令很快肃清残匪。

祖父受到刘帅接见回转江津县后，曾向县长赵一川等县领导汇报。他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1950年2月即参加了江津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任剿匪、征粮委员，协助政府开展剿匪、征粮工作。有一次，祖父同赵一川县长在朱家沱工作，当地驻军某营长请祖父作报告，祖父便结合自己经历谈了他学习毛主席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体会，受到了解放军指战员的鼓掌欢迎。祖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拥护共产党，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1950年8月25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程智谙为川东行署监察委员。同年9月，祖父参加川东人民行政公署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在分组会上，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张宾吾向行署主任阎红彦一一介绍委员名单，当介绍到程智谙委员时，阎主任起身说：“知道了，是老革命。”祖父连声说：“不敢当。”

1951年，祖父不仅是本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还任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参加减租退押和江津县在石门区开展的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1952年，祖父参加本县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任县人民法庭审判员，参加“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10月，祖父到重庆看我，住在棉花街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招待所。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夏仲实来访，夏对祖父说：“刘帅在调任军事学院院长离渝前，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例会上，曾三次向我问及你的情况。”祖父听了激动不已。夏又说：“你的新任命已通知了，可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报到。”1952年9月2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会人字）第02503号通知：任命程智谙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祖父在重庆时，曾邀请了刘帅的胞弟（重庆市财经委员）在大梁子青年会茶园相会。那天是星期天，我随祖父前往，他们在摆谈时，互相关心、体贴的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12月，祖父便向县领导王昭等辞行赴成都，到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

祖父在省里报到时，受到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熊扬的接见。熊副部长对祖父说：“省委研究，暂给你定为行政十四级，有什么困难直说。”祖父答道：“没有了，我很感谢党的关怀。”

1953年至1955年，祖父在省参事室工作期间，服从领导，努力学习，和其他老同志合作共事；参加和列席省里有关会议，在会上，他专心听，记笔记；视察工作时，他总是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才谈自己的建议意见，曾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1956年，祖父不幸染上肝脏疾病住院，在病危中，还十分怀念与刘伯承元帅的友情，感激刘帅对他参加革命的指引和帮助。同年9月24日，祖父因肝腹水医治无效，病逝于四川省人民医院，享年74岁，安葬于成都市凤凰山公墓，迄今已三十五年了。

敬撰此文，以作为祖父参加本县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的纪念。

注：此文系根据我保存的祖父生前填写的干部登记表（草稿），以及我耳闻目睹的事实，在雅安市寓所撰写。1991年8月16日

圣泉寺听琴洞

钟云舫

丝桐谱出调离奇，流水高山曲一支；
莫道知音尘世少，人间亦自有钟期。

四、曹麟书先生事略

廖德富

曹麟书，又名曹钟澍，四川江津人。1885年出生于石门区朱羊乡（原属板桥乡），后移居白沙，住白沙镇禹王庙三楚中学附近的“近圣居”，现为白沙中学教师宿舍。

曹麟书先生早年就读于邑名儒夏咏南先生门下，与程智谙、夏仲实等同窗。（程智谙，江津稿子乡人，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参事室参事，1956年病逝于成都。夏仲实，江津白沙人，解放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任委员，文革期间去世。）及长，因不满于清政府的丧权辱国，毅然舍弃科举仕途，只身赴上海以求新学。在上海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又东渡日本，继续寻求救国之道。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期间，他结识了革命党人，并于1906年由孙中山先生主盟，加入了同盟会，是江津县仅有的几个早期同盟会员之一。

1909年，他受同盟会的派遣，回国从事反清活动。是年冬，他与喻培伦、但懋辛、黄复生等一道，秘密前往汉口，图谋在汉口车站用炸弹炸死入川镇压四川革命运动的满清总督端方。未炸中，清廷大肆搜捕，遂与喻、但等人撤回上海。在上海又曾积极筹划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谁知恰在广州起义前夕，他却因丁母忧，不得已返归故里，为母守孝。据刘平先老师回忆，在这期间曹麟书先生曾在江津中学教授过他们的英语课。

辛亥革命胜利后，应同乡老同盟会员朱祓华之邀，前往原察哈尔省张家口市工作，任税捐局局长。1917年，四川革命党人熊克武、但懋辛等通电反对北洋军阀，并攻占成都。1918年但懋辛代理四川省长，为稳定成都局势，迫切希望原四川老同盟会员回川协助工作。于是，曹麟书先生应邀返回四川，并先后出任广汉、崇宁（今郫县唐昌镇）两县知事。

1922年，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率军进驻重庆，曹麟书先生随军赴渝，任军需，曾兼管铜元局，负责筹备军饷。此时，许多革命党人已蜕变为新军阀，他却始终支持孙中山革命政府，并在重庆莲花池参加了杨闇公、吴玉章、刘伯承等领导的国民党左派组织。

1923年，刘伯承同志在成都医治眼伤。其时曹麟书先生正在成都，得程智谙去信告知刘伯承住地后，遂亲赴医院看望，并安排护理工作。

1926年刘伯承同志组织“顺庆起义”，于赴泸州的途中，电邀曹麟书、程智谙、曾思孔三位江津人前往泸州参与起义事。据程智谙先生回忆，到泸州后刘伯承同志给了他们不少的马列主义书籍阅读。后因泸州孤军作战，难以取胜，刘伯承同志要他们返回原籍，随后刘也离开泸州。他们三人从泸州回江津，程智谙即以共党嫌疑分子被捕入狱。

曹麟书先生由于不满官场黑暗，无意羁留军旅，乃回白沙定居。回白沙后，曹麟书先生先后在重庆、白沙等地经营实业，为地方谋福利。1930年，他被白沙商界推选为商会会长；1934年，又受各界人士推荐，出任白沙镇镇长。他在镇长任内曾大力戒烟、禁赌，为匡正社会风气做过一些实事。在白沙遭遇大火灾后的重建工作中，由于他所支持的白沙复兴委员会拟定的复兴规划受到保守势力的顽固抵制，乃愤然辞去镇长职务，从此不再涉足仕途。

此后，他在经营实业之余，便以兴办学校培养人才、造福桑梓为己任。先后被选为白沙三楚中、小学董事会董事，白沙修平中学董事会董事，和江津平民教育促进会理事等。到临近解放的十多年间，他所经营的工矿企业在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排挤下，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但他所曾资助过的三楚、修平等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却都颇有成效，至今仍为知者所称道。

1949年，解放大军进军西南，刘伯承同志与熊克武、但懋辛取得联系，要他们动员原一军系统的部属不要去台湾，就地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曹麟书先生也得到但懋辛的通知，与夏仲实一起筹划了白沙迎接解放的有关事宜。白沙解放过程中，以夏仲实为首的当地开明士绅，为保境安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曹麟书先生也是一位积极的参与者。

1950年1月，刘伯承同志通过旧部属王尔常同志找到了程智谙和曹麟书二人，专门在重庆驻地接见了他们，并鼓励二人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在其直接关照下，曹麟书先生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了江津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并于会后协助政府在石门开展征粮工作。

1950年3月以后，江津发生了持续近一年的土匪暴乱，其间许多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通匪济匪，斗争形势非常严峻。加之其后的减租退押工作，又遭到封建势力的顽固抗拒，因此，在白沙少数土改工作干部中，滋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曹麟书先生作为白沙知名富绅，又曾当过该镇镇长，尽管蒙刘伯承将军在重庆接见后才回白沙，仍被扣以“曾任伪县知事，抗押不退”的罪名，于1951年2月错误地遭到镇压，时年66岁。

其后，曹麟书先生的后人们曾多次申诉，也备受牵连。终于，在经过反复调查研究之后，江津县人民法院于1987年10月13日以（87）刑申字第（97）号判决书认定：“……曹麟书1906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进行民主革命活动。解放后减租退押期中，退押不清属实，但仍在积极筹措，不属抗押不退。……原判认定其抗押不退的主要犯罪事实失实，以抗押地主罪判处不当，应予纠正，撤销原判。”

曹麟书先生这个当年的辛亥革命志士，在蒙冤三十六年之后，至此才恢复了其本来面目。据当年熟悉情况的老先生回忆，曹麟书先生为人忠厚正派，终其一生未尝与旧官场同流合污。他对子女要求尤为严格，解放后他家六个子女均有所作为，这是与他本人的为人正直和家教良好分不开的。

五、张鹿秋简介（附：张仲华事略）

蒋凌霜供稿 漆保邦整理

张鹿秋

张鹿秋（1873—1939），字彝仲，江津羊石人。张幼而好学，敏捷过人，曾获重庆地区八县（津、綦、南、巴、永、铜、璧、长）联考第一名。与刘季刚同时，连中三榜而为拔贡，一时传为佳话。

张为人正直，两袖清风，不善逢迎上级，不满清廷腐败，虽文名藉甚，但人生旅途坎坷。民主革命兴起，张迅速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斗争。任教江津中学时，即以江津中学为据点，组织革命宣传中心。值“保路事件”起，张用木片写字，装入箱中，乘夜扛至江边，将木片抛入江中，顺流而下，号召沿江各县起来推翻满清，后人称之为“水电报”。县里老年人，多有知之者。

张随后到合江，任合江同志军首领，率领有八十支枪的义军，准备武装暴动。事泄，被通缉，乃伪装妇女，乘轿出逃。他巧妙地将绣花鞋一双置于轿口，因此得以顺利出城。出城后，以卜卦算命谋生，逃至甘肃。旋因保路运动演为武装斗争，遂返合江，参加同志军为地方司令官，新政权成立后任合江首任知事。其后，因不满官场黑暗愤而去职，重返江津中学任教。

张在江津中学任教前后凡二十年，桃李辈出，名垂国内者，有聂荣臻、李初梨（中央委员、部长）、周泽昭（原重庆医学院院长、毛主席私人医生）、李竺东（又名李裕滋，重大教授、原高工校校长）、曹钟梁（原华西大学院长）、王德宣（重庆化工局工程师，原重庆鹿蒿玻璃厂工程师）等。

张反对搞封建迷信，如死了人不做“道场”，不主张妇女缠足，不主张开除学生。学生有过，建议在学生名牌前挂一黄牌，改好即摘除。张著有《国学钩沉》（张君平手抄本）、《诗经说文解字》（仿宋体字手抄本），后皆因无力印行而散失。

张晚年曾在四川大学讲课，因腿伤致残，不能站立，在教室里坐着讲学。1939年病逝于成都寓所，享年66岁，遗有二子一女，张仲华其长也。

附：四川启蒙工业之先驱者张仲华

张仲华，1902年生于江津城关镇斑竹巷。幼年随父周游。1928年左右，毕业于成都的四川工业大学（该大学于1930年合并为四川大学工学院）。毕业后，在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发电厂，担任工程师、顾问等职。

办公之余，热心于电影放映，并于三十年代初，与友人等在“少城公园”（即今之人民公园），搭棚演无声电影。董事们为此放映机构取名为“太光明电影院”，当时在成都一炮打响，场场爆满，可说是成都的第一家“电影院”了。以后，在这种新鲜事物的推动下，成都相继成立“国民电影院”、“新明电影院”，并逐步由无声到有声演变。

1935年，张仲华到上海。他在各方支持下，将无声电影放映机改良成有声放映机，并把样机带回四川推广，使得四川第一次有了有声电影院，张也因此获得在四川放映有声电影的专利权。以后重庆、内江、嘉定、叙府等地，相继建立有声电影院。这些电影院的声机制作，都由他设计安装修理，并培训一批放映员。

1936年，张仲华又在上海试制浅水快艇。船体由上海大中华造船厂代制，动力部分，则购买张作霖购置的日本飞机中稍有故障的发动机，经他精心修理后，安装艇上，行驶甚为方便。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张仲华托张挽澜（原重庆民生公司工程师），将该艇运回重庆，停靠在“青草坝”，观者如堵。当时上海《申报》及重庆《商务日报》均备载其事。原计划以泸州为浅水艇基地，设两条浅水航线：一条由泸州到叙府（即今宜宾），一条由泸州到简阳，以发展岷沱二江浅水航运。后以抗战军兴，油料奇缺，无法行驶，该计划遂搁浅。

1938年，上海失守。张仲华回成都，任职成渝公路局外东牛市口木炭汽车场，从事设计木炭炉以代替汽油炉。方法是用一种烧炭炉，向炉中喷水蒸汽，使水在高温下分解为氢（H₂）及氧（O₂），（即水煤气）用以驱动发动机，使汽车前进。战时成渝两地交通，赖此维持达五年之久，为国家节省油料和保证物资运输都起了巨大作用。后来他培训的学生将木炭汽车技术引进西藏，在川藏交通事业上，贡献颇多。

为理论联系实际，张仲华亲自驾驶各型车辆，并经考试及格，成为该厂工程师中获得驾驶执照的第一人。他还作为一个合格的教练，培训出一批驾驶员（司机）。成灌公路筹建，张仲华担任主任工程师。以后四川的几条公路，如成都到乐山，成都到遂宁等，他都参与设计。在四川公路修建史上，张仲华是出了大力的。

张仲华亦爱好收音机，熟悉装配和维修。在成都刚有收音机应市时，他竭力鼓吹推广，他可算是成都使用收音机的先锋之一。

1950年，建国之初，张仲华任职西南公路工程处。当时重庆市公共汽车，都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老牛破车”，约数十百辆。他在当时西南军区的大力支持下，配合广大职工昼夜奋战，短期内即修好数十辆，载着解放军，浩浩荡荡，向蒋家王朝最后一个据点成都进军，对解放成都起了作用。

随后，张仲华又到重庆公共汽车公司担任总工程师职务。在此期间，他承担了重庆市电车规划任务，被派往北京，会同专家设计规划市区电车行驶线路及工程设施技术，奠定了重庆市电车可行性研究基础。

1952年，在公司经理陶铜仕（陶是接管重庆公共汽车公司的军代表）带领下，组织技术力量支援成都，筹建“成都市公共汽车公司”和“成都市电车筹备处”。张曾多次参与并总成其事，为成都郊区交通事业作规划、开展技术指导等，做了许多工作。

1956年，张仲华在重庆朝天门（即红港），设计制造缆车，并对两路口缆车进行技术改造，既节约了能源，又增大了安全系数。

1960年后，张仲华就任重庆市公共汽车修理厂总工程师。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的功绩，他先后任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并受聘为成都市公共汽车公司技术指导。

1965年4月8日，张仲华在重庆市公共汽车公司寓所逝世，享年63岁。

（张鹿秋的儿媳蒋镜秋（凌霜），是张仲华遗孀，毕业于重庆大学化工系，年已80余岁）

六、冯玉祥将军与先父吴芳吉

吴汉骧

冯玉祥将军与先父吴芳吉未曾见过面，是吴宓教授的父亲仲旗公与将军友善，因之得知先父。一九二六年西安围城八个月，将军遣部属孙良诚前往解围，始悉先父在西北大学工作。为了介绍这一段历史，还得从父亲去西安说起。

一九二五年秋天，父亲应西北大学之聘，从北京出发，经郑州到西安。因频年内战，路途艰险，数百里内，兵匪纵横，行人绝迹。父亲从北京乘火车到郑州后，遇见上海公学的旧同事贡沛成，正准备去西安，遂相约偕行。不料至陕州，铁路就到了尽头，贡沛成不愿继续前行，折返回郑州，父亲只得孑身策驴独行，月余始抵西安。

一九二六年三月，直系军阀吴佩孚遣刘镇华率军攻西安，以十师兵力围城。陕西督办李云龙，师长杨忠，集败兵五千人据城御之，自是历二百余日，无日不在战中。就在这一年的中秋，西北大学的师生开始杀马煮草，掘鼠捕雀而食。西安人民派代表跪见守城军首领，要求与敌军讲和，以救生民。该首领竟回答说：“谁叫你等生在西安城内，尚未到人吃人的地步嘛！”

九月二十一日，大风雪，全城一日之内饿死达五百人以上。随着围城时间的延长，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日达千人以上。父亲在西安城内的朋友，听到他食尽的消息，遂各以食物接济；他不忍一人独食，遂分给西北大学的师生共享。然以围困时间太长，纵有朋友接济，生命也难保全，何况这些朋友自身也难保呢。处此绝望关头，父亲乃于暗中约甘肃学生柳潜，至垂死时，相偕至礼堂整衣冠端坐等死。

冬月二十四日黎明，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军第一总指挥孙良诚奉命率回族骑兵万人入西安，西安撤围。后续部队的总参议就是吴宓教授（先父的至友）的父亲仲旗公。入城后，他首先派人查访父亲的生死下落，终于在西北大学的礼堂内发现，已奄奄待毙矣。寻找的人将他和西北大学的师生接到了军部饱餐一顿，甘肃学生柳潜因暴食猝然病逝。（父亲有“哭柳潜”诗一首纪念他。）

西安撤围后，吴宓教授从北京赶至西安，将父亲接到清华大学他家中休养了数周，然后又介绍他去东北大学任教。

一九四四年春，抗战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冯玉祥将军于四月中旬从重庆乘轮船来江津进行抗日募捐活动。当时我和弟弟汉骥都在江津女子中学任教，汉骥还在业余时间兼任《江津日报》的编辑。冯玉祥将军莅津之日，江津县县长及各机关、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都至江边欢迎，汉骥以《江津日报》记者的身份参加在欢迎行列中。

冯将军刚一登岸，就向欢迎他而陪行在身边的江津县银行经理熊卿云问道：“白屋诗人吴芳吉有后嗣否？”熊答曰：“诗人的长子吴汉骧是教英文的，次子汉骥是教国文的，都在城内江津女子中学工作。”冯将军下榻在大西门外现果树研究所附近的一户人家里（我记不起是谁的别墅）。就在将军到津的当天下午，派他的秘书赖某（名字忘了）来江津女子中学邀请我弟兄二人去他住地吃晚饭。我们感到非常突然，却又受宠若惊，根本没有想到这位功业显赫的大人物竟如此纡尊降贵，请两个清贫的中学教员赴宴。

当我弟兄二人走进门，有人传达“客来了”，冯将军连忙从他的卧室里出来同我弟兄二人一一握手，并说：“你们老太爷的诗我读得很多，也很欣赏他的创作道路和风格。他的《婉容词》、《两父女》都脍炙人口。”语毕就引我们入席。桌上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均是下馒头的佳肴。席间将军亲切地问及了我们家庭在父亲去世以后的情况，还特别关怀我祖母和母亲的健康状况。饭后因来访者络绎不绝，我们只好告辞回校了。

冯玉祥将军在江津城内发动各阶层人民为抗日救国捐献，慷慨输将者甚为踊跃（具体数字已忘了）。随后到白沙镇进行宣传，募集的捐款数额更大。冯将军还到了黑石山，给聚奎中学的全体师生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特别去看了父亲的墓地。回到江津城关后，下榻于东门外大明电灯公司内休息。

临别江津前一日，冯将军又派赖秘书再次来女中请我弟兄二人去吃午饭。席间谈到了抗战形势，勉励我们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培养具有爱国思想的各种人才。饭后稍坐，我们告辞而出，冯将军送至大门口与我弟兄二人握手时说：“今后多联系，有什么事可来找我。”

冯玉祥将军魁梧的身材，宏亮粗壮的声音，平易近人的态度，和霭热情的口吻，至今记忆犹新。只可惜别后不久就见报载，冯将军在出洋访问后的归国途中，因海船起火殉难，遗体运到莫斯科后，苏联政府还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

最后介绍冯玉祥将军的谒墓诗。这首诗作于一九四四年，刻在先父坟墓的左侧一黑石上，系广元侯正荣先生书写。

白沙镇，黑石山。
吴芳吉，有坟院。
吴先生，是铁汉，
认真理，能苦干。
在清华，不回还，
中外人人把头点。
被围八个月，那是在西安。
有米送给人，自己饿死亦安然。
志士仁人心，既是英雄又好汉。
我走坟前，诚恳来祭奠。
好朋友，未见面，
彼此永远记心间。
谁想到，今天经过黑石山，
男女学校二大片，
永远桃李无边缘。

丁巳中秋寄怀欧美诸友

吴芳吉

邻家有酒酬佳景，顾我中秋益可怜。
破屋满江兵满地，老亲催病债催钱。
雁归罗马城边月，人在檀香岛外天。
剩有一身犹属我，清茶淡饼饱忘年。

注1：罗马，引申指欧洲大陆。
注2：檀香岛，即檀香山，引申指美国。

七、白屋诗人吴芳吉与聚奎学校

罗昌一

白屋诗人吴芳吉是聚奎学校的骄傲。自1906年十岁的吴芳吉到黑石山入学以后，他就和聚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八十五年来，其人、其事、其诗、其文、其精神，始终回荡黑石山上，倾注而长存于数万聚奎师友心中。

聚奎校址黑石山，为川东名胜，怪石峥嵘，古木参天，风景佳丽。芳吉常在课余，观赏远近风景，触景吟诗，写生作画。这大好的巴山蜀水，深深地陶冶着芳吉的少年心灵。他曾为同班同学邓绍琴（少琴）绘扇题诗，其中有句云：“袁家溪畔一渔翁，得鱼数尾化为鹏。”一时在师友间广为传颂。后来芳吉追述说：“聚奎小学，为某儿时肄业之地，山川之胜，甲于全蜀学校，某之诗趣，得此诱启最多。”

聚奎学堂，是废科举以后，由书院改办而成的新式学校。经费足，师资强，堂长邓鹤翔在归国留日生的协助下，锐意革新，学堂中西课程齐备，办得很有生气。芳吉就读初小第一班，从二年级肄业到毕业。这四年的学习，从思想、修养、学识、诗文等方面为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芳吉家境清贫，在校学习勤奋刻苦，深得老师们的关心和器重。他入学时，父亲吃了官司，被关在重庆狱中。学校会计龚茂如同情他的遭遇，赠给白银十两，他步行到重庆，写了一篇情词恳切的状纸为父辨屈，其父得以被释放出狱。

教师刁德辉（字建勋，1906年至1908年在聚奎任教），以芳吉生于重庆杨柳街碧柳院，因赐号碧柳。教师唐定章（字宪斌，永川人，1906年至1911年在聚奎任教，1912年至1917年任聚奎校长），教史学课，芳吉曾回忆他说：“先生大节，不在事功而在学养。平居俨然，而临众雄谈倾座。清季，膺本校史学教席，至宋明之亡，及崖山思陵殉难之士，辄使满堂泣下，先生亦复挥泪且讲，至哽咽不能成声。”唐先生喜爱向学生讲述李颙学说（李颙是明清之际的哲学家，明亡以后，李坚持民族气节，曾绝食以拒绝清廷的征召。他革新了宋明的儒学，讲求经世致用，主张“道不虚谈，学贵实效。”著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这对形成芳吉的民族气节和儒学思想起了长远的作用。芳吉曾说：“永川唐先生好言李二曲学，某受其影响尤深。”又说：“李二曲悔过自新说略曰，悔而又悔，至于无过之可悔；新而又新，至于日新之不已。某少时修养，得此之益不浅，故念念弗能忘之。”

1909年，荣县同盟会志士萧湘，因避当地知县追捕，应邓缡仙之邀，潜来聚奎执教国文与时务课。萧先生喜讲屈原、杜甫及邱逢甲的爱国诗篇，在时务课上，则讲述欧洲的文艺复兴、早期的社会主义学说、民主政治以及中国的大同理想，并抨击时事，揭露清廷的腐败。在其启迪下，芳吉读了一些介绍西方的政治书籍，如《拿破仑传》、《法兰西革命史》等。这对于芳吉爱国民主思想的建立影响特深。

萧先生又对学生施行民主训练，仿照美国、法国，在学生中选举“议员”、“总统”，自定“宪法”。芳吉品学兼优，素为同学们所钦佩，被选为“大总统”，一时群情激动，抬拥到校园内游行以为庆祝。这时，芳吉年十三岁，在一次题为《论公德公益》的作文中，开头写道：“处社会之道，须遵守法度而护爱之；有利公众，则肩任之。我国所以团体不能结者，不知公德公益故也。”萧先生在此处顶批道：“大总统口气，自当如此。”最后，总批为：“倜傥不羁，瞻顾非常，必成之器。”期许甚高。

又一次作文，题为《读外交失败史书后》，芳吉在两小时作文课上，当堂写成了一千四百余字的长文。萧先生在阅卷一日已极感疲倦时才看到此文。先翻其篇幅，觉太长，因而生厌。勉强翻阅，精神竟为一振，越看精神越振，直至喜极急批。共批语九处，四百七十余字。只总批即三百六十余字。在评阅作文中，这种情况极为罕见。萧先生在总批最后写道：“以诗论文，有李太白之豪放与杜子美之谨严。何物神童，文心狡狯乃尔，使我精神为之振荡也。咄咄怪才！”后此文被印发传播全县及县外，芳吉被公誉为神童。

芳吉对萧先生极为敬仰，1911年，他从北京返川后，又到聚奎从萧先生学文学。1914年，萧先生任嘉州（今四川乐山）中学校长，芳吉应邀前往任该校英文教员。他游峨嵋山前，萧先生赠行诗一首：“峨嵋山久系凝思，况复春风放假时。此去料应诗满载，中途或恐雨相欺。雪花料峭愁衣薄，岩谷崎岖路莫歧。我亦有心游未得，隔江遥盼意迟迟。”

萧先生办学主张民主管理，注重以德化人，对学生宽厚，被学生比为李广。1915年，芳吉流落上海，连日不能举炊，曾给友人吴宓写信，引陆游句说：“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伴要离。”表达了他追随萧先生的感情。

1918年，萧先生病故于江津中学，殁前五日，怀念芳吉，曾寄诗一首：“碧柳每言中国不亡，问其故，曰：‘有海内诚笃诸少年在。’碧柳言时，亦颇自负，因此思之。劫火横烧已燃眉，笔花舌剑尚纷驰。狂涛万派无南北，朽骨千年有是非。名士望尘先膜拜，老夫馀泪向谁挥。每当慷慨悲歌日，一念英才一解怀。”次年，聚奎学校迎葬萧先生于黑石山松林下；后1932年，芳吉去世，亦葬于黑石山九曲池侧，终于实现了师生生死相依的夙愿。

1909年冬，芳吉以期末考试平均88.37分，年终考试平均84.8分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初小第一班，名列十八毕业生之首。当时，清政府在北京清华园设立留美预备学校，诏各省提学使选送优秀学童入学。聚奎选送芳吉与夏、王二生应考。聚奎学堂创办人之一的邓鹤丹（字缡仙）先生正任视学，极力向主考官员推荐芳吉说：“该生除英文外，其余各科皆是奇才。”芳吉在成都预考获胜后，回校以半年时间发奋刻苦补习英文。次年赴京会考，顺利地被录取。

芳吉对邓先生非常尊重，与其子侄邓燮友、燮康、燮纪等在聚奎先后同学，相交甚笃。1927年，筹划编修聚奎校史的邓立生（即邓绍勤）建议请芳吉主持其事，时邓缡仙任董事主任，便发信敦聘。芳吉欣然应聘，他在《报邓缡仙先生之聘》一诗中记述了此时的心情。诗中有句云：“多谢邓夫子，眷吾未息肩……而况诸师友，望我心拳拳。昔常忧我病，今得壮成年。昔常摩我脸，今得诗成篇。廿载飘流无习气，污泥不染似青莲。以此班荆重对语，溶溶两意何陶然。开箱藏书简，上市买鞍鞯，思量愈喜情愈急，即抛教授来翩翩。”

1931年春，南开大学以月薪二百四十元商聘，芳吉也未去。暑假中，芳吉回江津，时邓先生任教育局长，设宴招待他。席间，请他回乡主持江津中学。芳吉以江津地方派系之争甚烈，说：“在外为国士易，在家乡成事难。”当场辞谢了邀请。他离津后，邓先生又与县长谷醒华（芳吉好友，曾一起在嘉州中学任教）共同信邀，他仍回信说：“国士易求，乡誉难得。”再次辞谢了。邓先生又再三邀请，芳吉托不过师友旧情，才回津任校长职。他曾追述说：“之所以就任者，以邓先生缡仙与谷醒华也。邓先生创聚奎学校，闻吾围于西安，逆料必死，见吾儿辄垂泪，……夫世之难培者，同情。……在乡亦不久住，少则一期，多则一年，但求树之风声，使读书种子不绝于乡里足矣。”

芳吉毕业离校后，仍时时不忘聚奎母校，每次回白沙，必到校探望师友。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暑假中，他从叙永返白沙，又一次回黑石山，发动聚奎师生及白沙学界，成立了“白沙学界联合会”，他担任主席，开展了反对北洋军阀卖国行动的反日爱国活动。首先在杜康庙集会，芳吉登台作了慷慨激昂的讲演，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以后又编出了《场期白话报》，进行场期讲演，芳吉每次活动必到，情绪十分昂扬。他在“白话报”上发表了《明月楼述》、《两父女》等三首诗，不但贴出诗篇，而且亲自登台朗诵，详细讲解，听者都十分感动，聚奎师生也竞相仿学，这对于形成聚奎学校的爱国主义传统影响至为深远。

1922年芳吉在长沙任教，也经常怀念聚奎。一次，听说友人刘泗英过白沙，便作了一诗，题为《短歌寄蜀中友人》，其中有句云：“君从白沙还，应到黑石山。应到黑石山，看瀑最宜春雨后，听松常倚讲坛前。读书过几年，读书过几年。”

1924年，芳吉迁居德感。以后，虽不能利用回家之便返校，却仍然与聚奎师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他和聚奎小学校长代坤垣（字叔塘）及聚奎中学校长邓燮康书信往来十分频繁。1928年2月，芳吉回黑石山编修校史，并抽出时间，为聚奎师生作讲演。历时四个多月，写成《聚奎学校史稿》约十万字，有诗文七十三篇，其中三分之一为芳吉手笔，如《沿革志》、《校名释文》、《校旗释文》、《历志》等。此外，还写成了《还黑石山作三十一首》、《聚奎学校校歌》、《聚奎学校食堂歌》。

其时，聚奎正在筹办中学，芳吉则提出在二三十年后兴办聚奎大学的设想，写了一篇题为《建设聚奎义务大学的提议》文章，就大学的宗旨、名称、性质、义务办法、科系、毕业及学位及区域建设规划，申述了自己的主张。文中说：“聚奎不设大学，则聚奎事业为未完成，聚奎生命不能扩大。”“此计划自属梦想。人生原大梦，亦视母校师友之努力如何耳。夫才财二者为事业之本，而人才尤重于钱财，诚能以二三十年之预备……如此同力期以赴之……梦想终必实现，其有益于我乡里家国者何可胜言。”这些，表明了他对聚奎母校寄予无限的期望。

1930年初，他出版了《白屋吴生诗稿》，与张采芹的《采芹画集》都作为聚奎学校丛刊之一，书中均有彩印聚奎校旗插图作为标志。此时，芳吉为采芹代订画例，亲自写了一文，文中说：“江津张子采芹，不徒广文三绝，亦许摩诘两兼。”此文传到聚奎后，聚奎师友将“三绝”的评价扩大，称吴芳吉的诗、少琴的书法、采芹的画为“聚奎三绝”。

这年，聚奎中学开办在即，校长邓燮康于五月廿三日致书芳吉，请他返校执教。芳吉在六月八日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信中提了四条：

“一、每日以一小时为诸生讲演，本不甚妨芳吉之作诗。周授五时，每日之一时，排在最先。

二、国文容易得师，不必赖我，苟欲用我，不宜任我以灌输知识或求真求美之末事，而应责我教人为人，敦品砺行，入孝出弟，以止于至善之大端。至科目名称，或为修身、为伦理、为经训、为人学、为人生哲学，均无不可。

三、不受薪修，但供食宿，小室三间，蔬菜三顿，即可已也。老母往来，倘命肩舆致之，于愿更满。

四、除每日演讲一时（星期六停讲），此外之事，概勿累我（即师生过往谈话，亦定时刻）。俾能优游自适，得以全力倾于著述。吉宁辞去此间之事，又素与湖南关系甚深，近该省大学来邀，宁负好友而不往者，亦以创作民国新诗为此生唯一责任，又际此力强年富，其势或可举之，稍纵即逝，不容延缓，故甘忍受困穷，以冀得清闲也。”

在另一封回信中，芳吉说：“吉辞归，拟暂住一载，倾其全力以作多年计划而未暇下笔之‘史诗’（National Epic）一首。全诗成后，约十万余字，大约一年以内可成其三分之一。计分三章，拟以三年作完。其次章以广东省为背景（setting），明夏或当赴粤一游也。”

后因重庆大学新创之际，亟需人才，一再派人相迎，并托邓少琴恳邀，芳吉终不可却，因而未能回校执教并创作其“史诗”。

在此期间，芳吉非常关心聚奎中学的创办，多次来信，为中学推荐教师。他先后介绍了韩庄椿、刘弘度、张湘、周光午等多人，其中特别推荐了他的弟子周光午。他不仅介绍了周的简历及“诚信忠实，言行一致”的优点，而且还说明了周的弱点：“其人外笨内聪，长处不必说。其短处：1、粗野不文。2、言语过少，不能应酬处事。3、音调殊异，学生初听难知。4、不甚修边幅。交友必先知其短而后能相谅，相谅而后能安也。”这时，重庆大学、广益中学正争聘周，他均代为谢却，终于以五百元的薪修聘周到校。周光午是湖南人，曾留学新加坡，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后于1936年至1941年间任聚奎中学校长，为把聚奎办成川东名校作出了重大贡献。

芳吉还对学校的名称、招生制度、尊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作了许多建议。中学在开办之初，为纪念聚奎书院创始人，命名为石泉中学，芳吉主张不应把聚奎与石泉名称分开。他说：“聚奎石泉之分终不可能，人之来石泉者多因信仰聚奎之故。聚奎不因石泉以立，石泉乃得聚奎助也。”这表达了广大校友和社会上的看法，不到一年，即废石泉之名，正式定名聚奎。

芳吉主张聚奎小学毕业生，应免考升入聚奎中学。校方当时告诉他，为了对付教育厅，不能免考，考后可以尽量录取。他也阐述其主张说：“凡在本校学生投考必取，何如不必投考。投考而不必尽取，则彼落第之人何以先许毕业？若以对付教育厅之故，则见当局之甚无担当。所贵私立学校，在其自有权威，自有尊严，为社会中人素所信赖。使其办理甚优，成绩殊众，全国大学争欲吸收聚奎少年，有如为女择婿，惟恐失之。彼一省教厅之批准与否，乃无关于轻重也。吉等对于重庆大学，即抱此宗旨，不向南京教育部请求立案。盖我能有声誉，彼必自来求我。”

芳吉又建议对聚奎、新本两校兼课教师，每日以轿迎送一次，说：“礼貌既周，则教必努力。人情既安，则心无勉强。夫然后可以久也。尊师即尊学校，尊学校即尊自身。使世之名师皆欲来教，教者皆乐久居，此其造福学子，岂有量哉。”

对一些学科的设置、教学，他也提了一些意见。他来信说：“初中国文，在使字句清通，理明辞达。不在借文学以灌输新知。夫灌输知识，乃各科之事，非文学所专操也。”又说：“此次为重庆大学招考新生，数百人中为广益二人，求精三人，联中一人，均称及格。就中求精三人之数学尚差，与外县至同病。细察其故，多由肄业混合数学所致。按混合数学的教法，惟美洲有此特例，盖以补救年长失学之机械工人，使增益常识略明原理而已。若吾中等学生，于此则当稳植根基，彻底探求，不在浅尝一脔。夫科学精神，为贵能分，今乃强之使合，炫异而已，非培植基本道也。吕子方君告吉，希望聚奎万勿蹈此覆辙。仍照旧法，以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分开教之，以视混合教者优异多多。至省内中学英文之日已低降，亟应提高，俾无多让于宁沪，又不待言也。长沙明德中学，自二年起，即导学生读阅外国报章，似可取法。由学校订购《大陆报》或《字林西报》，或Literary Digest之类，各一份，交教师朱笔钩出，再付学生阅后作答。”

1932年5月9日，吴芳吉病逝。他生前返黑石山游九曲池时，曾说：“我死后可葬于此，任听树声、鸟声、书声。”县人遂遵其遗愿安葬于九曲池梅林侧。

芳吉逝世后，其家属将他读过的遗书数千册赠给聚奎图书馆。文革中，经教师朱孝鸿、周振英、廖德富等冒险秘藏于粮仓内，得以部分保存下来。现经初步清理，有线装古籍115种，共2227卷，分装594册。其中41种内有芳吉亲笔圈点和读书笔记五百余处。这些笔记，都是毛笔楷书，共约六千字，且有少量英文，大多为顶批，语言精炼，观点敏锐，一词一语往往就一针见血。内容比较广泛，有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的古今比较、中西比较、儒释比较，有诗评、诗论，诗的内容与形式分析。这对于研究白屋诗人和学习他的爱国民主精神与勤于思考及治学谨严的学风，都极有启迪。

1981年，县长宋正棋决定，由县府拨款修复了白屋诗人墓，培修了九曲池。以后，聚奎学校又在周围黑石上增刻了白屋诗及名人谒墓诗多处。学校又陆续征集到芳吉手稿及复印件及有关诗文多篇，并在芳吉原自修室内安置了诗人半身塑像。

1990年9月，聚奎学校筹集资金五千元建立白屋诗人奖学金，拟于今年9月，首次颁发给品学兼优的拔尖学生。还打算联系芳吉先生亲友门人增加此基金数目以为长期的纪念。

五十多年来，到白屋诗人墓谒墓者络绎不绝，即文革期间也未中断，不少名人都在此留下了谒墓诗文。白屋诗人墓已成为江津县著名的文物，而诗人的事迹、诗文、遗书，则已成为聚奎学校珍贵的精神财富，不断地鼓舞和鞭策着广大的校友和在校师生自强不息。

1991年6月18日

八、吴芳吉先生以德化人二三事

肖嘉辉

我1931年就读江津中学33班，当过吴芳吉校长一年的新班学生。吴芳吉先生在江津中学的一切办学措施，使我六十年来记忆犹新。他是“千秋诗人”，也是“一代人师”，其嘉言懿行，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自不待我重言。这里，我只回忆他当时的几件小事以彰其大节。

一、以身作教 树立新风

吴先生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他辞重庆大学教授回家乡执掌江津中学的迫切任务之一，在于整顿校风。但当他新官上任的时候，却不用“三把火”，而只是“以德化人”。比如在布告栏里，从未见到一张“本校长如何如何”之类的堂堂布告，而常见的却只是些吴先生亲笔用他那仿宋字体写的“开口不骂人，熄灯不说话”、“两人并肩，三人成行”之类的标语口号式的教言。总之，他一发现学生有啥问题便针对提出忠告和规定。

一次，他发现学生有借钱不还的，便又贴出“忍穷不借钱，健儿不受怜”的纸条；发现学生普遍不爱写家书，便正式贴出一张牌告说：“懒生懒写家书，关系非同小可也，能忍忘其父母，将何事不可为乎？自本周起，规定星期三为家书日。”并用中英文谱写了《家书日歌》，印发给每个学生传唱，歌词是这样的：

星期三，我们的家书日。
爷爷得信定加餐，弟妹闻声相跳踯。
上言身体好，中言学校益，
下言国运应复兴，篇篇字字万金值。
一周寄一书，一年四五十，
愿得百年盈五千，无灾无病无差跌。
星期三，我们的家书日。

吴先生对于每周的家书都要抽阅、评讲，凡至诚至善者多加表扬，一时蔚然成风，深受社会上特别是家长的赞扬。

以上种种措施，吴先生都以身作教。正如他自己在家书中说的那样：“吾自来此，尽弃一切繁琐校规，惟以力率诸生读书为务，每晨必燃灯朗读一小时始晓，诸生睹此，皆不待督责，竟能自奋。”在吴先生以身作教的精神感召下，很快树立起了勤奋好学的新风。

二、引咎自责 循循善诱

吴先生在德化教育中，还有感人最深之处是他能引咎自责，循循善诱。

一次，先生巡查自习，遇某室笑语喧天，当先生轻脚走到窗前时，一生兴高采烈地向窗外吐痰，恰恰唾中先生面部，众皆为之哑然失色，肇事者更惊惧万分，如惹滔天大祸。不料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经吴先生谆谆教导一番之后，先生竟归咎自己。随即普遍设置了一大批新痰盂盒，又亲自用毛笔写了“吐痰入盂”的字样，自然形成定规。

还有一次是毕业班的学生们，在作文本中故意刁难国文老师，试图一显哄闹的故技，弄得陈老师已不敢上课，只得将部分学生的作文本送校长审阅。当时，吴先生立即悬出一张庄严的牌告，一面指明是非，端正学生们的认识，一面自己申明处境，引咎辞退。并说：自即日起停止授国文课，容有新校长来再谋画之。其情辞恳切动人，使犯过的四个学生幡然悔悟，愿意痛改前非，一再向陈老师前请罪。这又使吴先生反为学生诚恳之情所感动，于是又悬出第二张牌告，对学生们悔过自新之至诚，极表嘉许，特别引了《李二曲集》悔过自新篇中的一段名言，对全校学生加以勉励。

吴先生这两张牌告（原文附后），句句至情至理，处处动人心弦，各班学生普遍传抄背诵，因其感人之深、教育之大，实为吾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常闻之，“身教重于言教。”邑人陈卓吾先生悼念吴先生逝世50周年有联曰：求经师易，求人师难，先生其选矣；论文品端，论诗品正，后进有规焉。吴芳吉先生足以当之！我们要永远向吴先生学习！

附录：牌告原文

牌告一

近查二十九班两周作文，有原为论说试题而自改为辞赋者；有随意抄录诗句，缺其前后，而欲教师代续之者；有捏造故实，似是而非，用探教师深浅者；有毫无理由，但为不伦不类之疑问，意在嘲弄教师以为快者。余杭章先生云：“蜀人多小智自私，小器自满。”今之所为，无乃类是。迹其用心，不外吹毛求疵，幸灾乐祸之一念耳。

芳吉曩在成都，亦以一言不合，毅然遂去。夫学问为公，有教无类。况在吾人，岂宜有此悻悻为哉！然今之学校，坛上教师，座下仇敌。当面文章，翻手鬼蜮。我尽其心，彼非其器。虽欲施教，奈何！

屈子有云：“余不忍为世态。”抑安忍以礼聘之师，受其侮辱。二十九班诸生，既于此科，无心向学，有意为难。仍旧，徒增其厌；易人，愈使之骄。设身处地，何术可施。计惟有请陈先生泽熙不再往授。自今日始，本班国文讲作及学期试验，一律停止。容有新校长来，再谋画之。

夫匿怨而友，圣贤所羞；反唇相讥，匹夫不取。芳吉固爱诸生，尤自爱此数尺穷骨。吾不能禁止诸生自新，亦何必助长诸生之我愣。惟二十九班诸生三思之。

牌告二

兹据二十九班王利时、王秉荧、江之彦、陈显钦四人前来自称，以学校牌告所指作文犯规之事，实彼等四人所为。一时孟浪，万分追悔。尤以斯些之故，致全班废学，心实难安，后必痛改。气象诚恳，词意缠绵，闻之欣慰无似。

查当时作文，有意为奸及冒昧从事者，本不止此四人。然此四人乃能引咎自责，岂不可贵。汝四人果能认真改悔，洗涤前非，自为过失而敢自担当，不以一人累及多数，此亦丈夫之行，君子所许，复何责诸生哉！

诸生既一再请罪陈先生前，校长从诸生后，亦当代请，义必俯从。自本日起，其允国文复课。

芳吉自幼不学，长以家穷，不能买书，及弱冠之年，始得《李二曲集》读之，至悔过自新一篇，大为感动。其略曰：“悔而又悔，至于无过之可悔；新而又新，至于日新之不已。”此真入德之门而立身之基。十余年来，得力于此至多。愿以献我全校同学。

九、词曲学家卢前在白沙

张寿康

卢前先生，字冀野，号小疏。江苏省南京市人。青少年时期，曾受学于著名词曲大家吴梅先生之门，擅长词曲。解放前，历任中央大学、暨南大学、河南大学等院校教授，一生著作甚多，流传甚广。

先生于抗日战争初期（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来我县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在白沙留居前后约五至六年之久。其时我正在白沙江津县立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曾有幸和先生见过几次面。先生当时在我国文坛上是有名的四大词家之一，见面机会虽然仅有几次，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卢先生在白沙时期所留下来的遗作，读之不忍释手，部分篇什，至今犹能背诵。

难忘的会见

记得那是一九四〇年的三、四月间（回忆约为春夏之交），我以一个偶然的机会到我的语文老师朱辇吾先生寝室去领班上的作文本（朱先生原为大学先修班讲师兼任我校语文课，寝室设在先修班草棚子里），恰好卢先生也在那里。朱先生招呼我在他的床沿上坐下，于是我坐下来静静听他们讲话。

卢先生首先指出朱老师在《民族坛》上发表的一首词《鹧鸪天》，意境失之沉郁，会产生消极影响。朱老师《鹧鸪天》这首词是以萤火虫为题材，来抒发自己抗日流亡生活中苦况的。词中有“可怜多少晶莹夜，也傍荒村寂寞飞”的句子。

接着他们又谈到了词的风格和词的意境。卢先生主张词家的词，要充分反映时代，对读者应产生鼓舞作用。诗人情怀，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融为一体。应抒真情，达真意，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这才是有价值的。朱老师对卢前先生的谈话，亦频频点头，连连称是。

卢先生走后，朱老师告诉我说，这是他读大学时的老师，名字叫卢前。从此，对卢先生在心底里产生了仰慕和尊敬之情。以后我又从朱先生那里借来一些卢前先生在白沙时期的作品，反复揣摩，并开始学起词来。

我和卢先生的第二次会面，是一九四一年五、六月份。那一年的青年节，由白沙镇伪三青团出面主办了一次青年（学生）论文比赛。参加比赛的范围，仅限于白沙地区的中等学校学生。参加学校有渝女师、川东师范、女师学院附师、江津县立简易师范、国立第十七中学、聚奎中学、新本女中，还有三楚、至德、白沙女中等学校，每校自行推选三至五个代表参加。总计参加比赛的人约五十人左右。大会聘请了卢前先生当场命题，题目是：“我最爱读的一本书”。

在我们学校推选的代表中有陈振华（男，为三年级生代表）、谢溢芝（女，为一年级学生代表）和我（我是二年级代表）。比赛结果：得奖的前一、二名是女子师范学院附师的两位同学，第三名是我校的陈振华同学。评卷揭晓后，在发奖大会上，卢先生又亲自到会，对获奖同学的作品给予了精要而准确的评价和鼓励。

当一位中等身材、短发覆额而又戴着眼镜的女同学上台领奖时，场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大家都向她投以歆羡的目光，因为她竟出人意料地成了这次青年论文比赛中的头名女状元。所写的作文题目是《读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卢先生在评介她的作品时说：作者不但题材选得好，而且对鲁迅先生的原作《阿Q正传》的理解感受也是正确的。接着卢先生又继续补充说：鲁迅先生这篇作品，深刻地展示了阿Q愚昧麻木的灵魂，唤醒人们起来摆脱这种精神病态，奋起抗争，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不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代表作。

我与卢先生的第三次见面，是一九四二年八、九月份，地点是白沙驴溪半岛上四川平教会的实验区内。这是一座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平房，四合院上首正中的几间屋子，当时是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主任曹刍教授寝室所在地。这年秋天（约八、九月），因曹刍教授纳妾（曹教授当时近五十岁，他的妾约二十五六岁，听说是曹的秘书）。记得是一个月明之夜，卢前教授偕同女师学院和大学先修班的教授们来为曹刍教授纳妾贺喜。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大约十人左右），但加上附近几家邻居家属老小则有二三十人。大家围坐在两张桌子旁边，喝酒吃糖抽烟，边吃边谈，边谈边笑，一时院内十分热闹。

我们宿舍离这座四合院不远，我和个别好友也乘机混在家属行列里看热闹，和大家一起拍掌欢笑。表演者除贺喜客人有时要新娘唱歌，要新郎谈恋爱经过外，多是一些文人墨客吟诗作对。在这一短暂的群英会中，除卢前先生外，我还认识两三个人：一个是唐圭璋教授（与卢前同是女师学院文学系教授），还有一位是佘雪曼先生和他的夫人吴练青先生，还有我校的农业及实习老师叶广度先生。

卢前先生这时，一面开怀饮酒，和大家一起纵谈古今奇女子事，从花木兰到秦良玉，从李清照、朱淑贞到辛亥革命时期女英雄女革命家秋瑾，无不啧啧赞赏。特别是对秋瑾女士的诗词，卢先生一连背诵了好几首，大大地赞颂了这位女革命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和民族气节，并把秋瑾赞誉为千古以来罕有的文武双全的女中豪杰。卢先生这一席谈话，顿使大家从热烈欢笑中静了下来，从心底里对秋瑾女士产生了无限的敬意。

卢前先生在白沙期间的作品

卢前先生在白沙时期的作品很多。据我所知，他在白沙时期作品中，如《白沙镇歌》、《拉纤行》等早已为人所传诵；写黑石山、红豆树等的作品也部分地在聚奎校史资料中保存下来了。但可惜的是，其间部分主要著作，则有可能被遗忘了。这部分作品，大部分收集在当时所出版的《中兴鼓吹》一书中。这是一本用毛边纸印刷的单行本，为独立出版社所发行。卢先生的这一本遗作是更能表现他的词风和爱国热情的词作。兹仅录其中一部分作为卢先生留寓白沙时期的鸿影爪迹。

《满江红》

如此乾坤，当慷慨悲歌以死。君不见胡尘满目，残山剩水。万里投荒关塞黑，八千子弟挥戈起。问江淮，若个是男儿，无馀子。
时不利，骓何逝？流不尽，虞兮泪。纵天亡项羽，死而已矣。叱咤风云惊四海，凭君一洗弥天耻。细思量，三十九年前伤心事。

前调

一息尚存，应未忘匹夫之责。天下事危如累卵，万千苦厄。患难迫人当重任，鞠躬尽瘁吾何惜。看中吴，当日小周郎，匡时策。
尽汝力，完天职，心不死，血终热。念江山信美，旧时踪迹。尝胆卧薪师勾践，冲天奋翼怜肖特（肖特，美利坚人，为我赴义而死）。补金瓯，誓我十年期，书诸褶。

这些词充分反映了作者为挽救民族危难、甘赴国忧的情怀。有的词则呼吁团结御侮，反对同室操戈。如在另一首词中（题目是告大刀）有“才转眼，成陈迹，从此后，无消息。竟坐令英名，废于一日。谁使回头还自杀，燃箕煮豆锅中泣。汝原知，枝叶本同根，煎何急？”等句。可以看出卢先生的词风格豪放，感情炽烈，具有既感动又鼓舞人的艺术力量。

诚如词学大家任中敏先生在给《中兴鼓吹》一书题辞时所说：“五万万人中，读词有感者，充其量万之一。感而叹，叹而已者千万人。感而愤，愤而待者千百人。感而愤，愤而作者三五人耳。虽然三五人作，而千百人应，千万人从斯，则可以中兴矣。于是冀野鼓吹。”

《倘秀才》（散曲）奉题白屋先生遗书

卢前

你把个杜少陵平生祝祷，
你把个陆务观歌行拜倒，
更爱个岭海诗翁格调高。
兼从善，去铺糟，
才能独到。

回忆叔父“诸三太医”诸有常

供稿 韩志平

解放前后曾经在江津上半县名噪一时的“诸三太医”，名诸建安（1883—1958），系我的三叔。他虽离开我们已30多年，但他老人家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治病的精神，至今让人铭记难忘。

我家世居白沙万家山，父辈五男一女，建安排行老三，我父作霖排行老二。祖父文桢崇尚家教，曾设馆课族中子弟，六个子女均在门下就读。祖父去世后，由大伯起龙统率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不减祖父遗风。后来父亲走出家门，东渡日本求学，学成回国后教书。四叔子言投身商界，经营有方，成为自贡盐帮巨擘。幺叔克涵到上海商科大学（吴淞商科学校），取得学士学位后，亦投身商业。姑母克静居家。

三叔自幼多病体弱，但学习刻苦，韧性极强。父亲与他自幼感情深厚，常与他陪读，支持苦学。这对其以后医业的成就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潜心业医

三叔由于体弱多病，从小深感治病救人的重要性而立志从医。他于课业之余广搜医药书籍，潜心攻读。数年之内先后自学《内》《难》二经、《伤寒》《金匮》《本草》等医籍。古典医学专著，一般都深奥晦涩，兼书刊印刷错讹颇多，更难解读。他便广泛涉猎先秦诸子古籍，深钻《周易》，求得勘正医籍错讹的功力，阅读钻研常到深夜。

1913年他30岁时，一场大病几乎致死，经当时名医何汝衡为其治愈。何见他为人诚笃忠厚，且已打下医学功底，遂收为门徒。三叔在此名师的身教言传下，再加以刻苦钻研，进步更快。

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三叔非常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即使在三年师满后，他仍十分谨慎，自己开业之初也只在万家山为族中人做试验性的诊病。通过对亲属们饮食起居、生活习惯、身体素质的了解，他逐步掌握了发病的原因和机制，从而辨证比较准确，施治方药得当，常获非常满意的疗效。“诸三太医”之名也就在族中逐步建立，并迅速传扬开来。

当时左近乡民常舍近求远，前来求治。原因之一固为其医术精良，另一不容忽视的原因则是：三叔对待任何病人都像对待自己的家里人那样认真，为减轻病家疾苦而尽量争取做到快速治愈。日积月累，诸三太医药到病除的名气，很快从万家山传扬到白沙镇，远近来求医治病者络绎不绝。他每天早饭后即走访邻近病家，然后到距离五六华里的白沙街上为居民和远道前来候诊的病人治病，直忙到傍晚回家。由于救治者众，不少乡民竟以“诸三药王”、“诸三菩萨”呼之。

1933年，他年已五十，才在病家及亲友的鼓励与赞助下，在白沙开设“建安堂药房”，定点挂牌应诊直至解放。

解放后，三叔响应党的号召，以白沙地区名老中医的身份，率先加入了西南地区第一家集体医疗卫生单位——白沙医药卫生合作社。由于他医术高、信誉好，他的加入使卫生合作社业务蒸蒸日上，而原所在中药店老板的业务却大受影响，以至发生退股闹事的事件。此后，他光荣地当选为江津县一、二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1956年和1957年，应省卫生厅邀请去成都参加老中医技术经验交流会。省政协、省医协拟留他作顾问，他离不开自己的病人，乃婉言谢绝，回到白沙继续行医。

1958年，年逾古稀的三叔终因劳累过度而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仍有不少病家跪拜床前，苦求方药。我那一刻也舍不得离开病人的亲爱的三叔，就在这个时候还不顾家人劝阻，吃力地、断断续续地口述医方，满足着病家的渴求，直至与世长辞！

精于医道

在缺医少药的旧中国，一些常见急症如霍乱、伤寒、肺炎、阑尾炎等，求中医常成不治，求西医则不但价昂，手段也甚少。三叔却能巧用药味既少、价格亦低的古方，使一些危急重症化险为夷。

他的经验之谈就是：医者定要掌握住“马口”。所谓“马口”，即是对治病的关键，一定要抓准。首先做到辨证准确，然后再根据主观与客观的条件，运用准、狠、快三个字于立法方药。这一治疗原则在中医各科，特别在内、儿科的许多疾病中都有其独到之处。

这里仅根据曾与共事的毛官云、张文思等同志的回忆，略举一些事例。

例如治小儿高烧，他独创验方“三板斧”，即“银翘”、“栀芩”、“车前”三合剂，常一剂奏效，使病孩转危为安。他认为：小儿之体稚阴稚阳，肺叶娇嫩，易感外邪，不耐寒热，因此对小儿高烧必须像程咬金三斧定瓦岗那样一下砍住。

一次，一个4岁多的病孩抱到白沙门诊部来，病孩两目红赤，烦躁嗜睡，已发烧二日。查体温39℃，肌肤炽热干燥，肢端发凉，病孩父母十分着急。三叔一面安慰病家，一面迅速把脉诊治，当即开给“银、栀、车”合剂150毫升，嘱三次灌喂。第二天病家带信来说，喂药两次后，病儿神渐转清，身渐转凉，叫嚷要吃东西，第三次喂后，自行玩耍去了。

又如用加味“四逆散”巧治肠痈。肠痈即阑尾炎，至今西医也仅有开刀一法；三叔却常用活血祛瘀的“四逆散”，加上红花、琥珀、蚕沙等几味药，往往一两剂便能奏效，快速地解除病人痛苦。

1955年，一位机关干部痛苦不堪，捧腹前来求医，三叔诊断后定为肠痈。因为当时有些干部对中医不那么相信，他就有意识地开玩笑说：“此系阑尾炎，快化脓了，不敢误你的时间，快到江津专区医院开刀去！要是再过一天，开刀都不好办了。”此话虽是玩笑，但患者病情确有那么严重。病人苦苦哀求：“正是怕这一刀之苦，才来恳求你诸老师的啊！”其实他心里早给开好了药方——“加味四逆散”，嘱其要快，立即配药煎服。果然几个小时后，病人腹痛缓解，高兴地来感谢诸老师。再给药一剂，病人就没有再来。

例如妙用“竹叶石膏汤”治急性胃炎。急性胃炎如具高烧、发渴、喝下即吐等特点，则来势凶险，中、西医均感棘手，可三叔却能用普通方剂获得满意的疗效。

一次，距离白沙20多华里的慈云乡送来一姓刘的8岁小孩。病孩高烧、发渴，吃药喝水都吐，当地没法，背来白沙求救。一路上喝了吐，吐了喝，提的三瓶水都已用完。时门诊已快下班，三叔见有危重病人，立即上前诊脉，并嘱咐药房人员配合，大家不忙走！诊后开给“竹叶石膏汤”方药一剂，嘱其立即配药煎服。因其高热，半夏用量仅5分，石膏却重用至2两。服药后不久，病孩病势逐渐缓解，不再渴饮。下午将此方剂的石膏改换石斛再给药一剂，如此险症即告痊愈。

再如治肺炎，三叔常以“麻杏石甘合剂”快速取效。肺炎，尤其是小儿肺炎素为急症，西医一般采用大剂量的抗菌素以迅速控制症状，但在三叔手里，中药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一次，来自白沙附近三口乡一个约两岁的病孩，高烧昏迷，经他察看，诊为肺炎。投“麻杏石甘汤”药一剂，轻用麻黄5分，重用石膏，用量竟达3两，以至有的同事暗中为他捏着一把冷汗。晚上专程去走访，不料病孩已坐在铺上要求吃稀饭了。这就是他所说的准、狠的结果，即辨证清楚了，就重投药物。对病跟对付敌人一样，打得要狠，取胜才能快速。

三叔精通医理，熟谙医道，他在一方多用、一药多用、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等等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精于中医，却不偏执于中医，他认为医学无边，中西医各有所长。例如对疟疾及其他不能进食的多种危重病症，他承认西医更有办法。因此他不但广交西医朋友，且能虚心地取彼之长，目的就是各尽所能以治病救人。

解放前白沙曾一度发生霍乱流行，我家由于保姆带病，也感染了我4个儿女，上吐下泻，很快出现险候。三叔没有半点犹豫，立即请求西医配合抢救。特别令人不能忘记的是：三女祖亮在大病之后又出麻疹，连续数天高烧昏迷，虚弱至极。三叔叫我们快找西医急救，只要能保住一口气，能维持一天或半天，就有办法。夜深人静，淡白的月光照在病孩卡白的一张小脸上，我和爱人泪眼模糊，急步赶到下江来的有名西医陈宏民家。听说是诸三太医介绍来的病人，陈医生很热情，当即给病孩打针，并输了500毫升的葡萄糖盐水。次日孩子即睁开了眼，能喂汤药，挽救了回来。原来他们在给人治病上相互帮助，成了好友，如当时白沙较有名望的西医费伯英、邬作楷等和他的交情都相当深厚。

重视医德

三叔行医40多年间，不分贫富、不论亲疏、不计报酬，始终如一地唯病是医。他常说：医者是看病，而不是看人。看人行医是极不道德的。

为减轻病人痛苦，他常主动上门应诊；遇有危重病人，无不随请随到；实在困难的病家，不仅不收诊费，还慷慨贴钱为其配药。据了解，他每年为困难病人贴钱买药的事例，至少也有上百起。

那时乡下穷困，卫生条件差，患疥癣者很普遍。为较好地解除患者的痛苦，他仿照古方研制出方便适用的膏丹散剂，无偿送给买不起药的病人。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困难，他非常重视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当地的野生药材，治一些常见病痛。他走到哪里就把一些常见野生药材的栽培、用途等宣传到哪里。为弄清有些草药的功用、性味，常亲自采来煎熬，亲口尝试。他在比较边远的农村诊病时开出的药方，往往就是当地能够寻找到的草药，既方便省钱，又能快速治病。

因此在白沙、江津乃至其他地区，凡经他医治和受其恩惠的病人及其亲友，提及诸三太医，无不伸出拇指说个“好”字，真是有口皆碑。

三叔医理精深，经验丰富，可惜的是他一生忙于治病救人，既没有留下什么医学著述，也没有什么衣钵传人。1957年我父亲从自贡归来，才将他平时匆忙中记下的不完整的一些医案代为整理；对平时两兄弟摆谈中涉及的某些重要病例，父亲也有意识地加以记录，于是整理出几个册子。我和爱人曾计划抄个副本留存，可惜迟迟没有抽出时间，而未能如愿。他老人家去世后，我们将此几册宝贵遗产奉送给了白沙卫生院，遗憾的是在十年动乱中已被糟蹋损失。

至于三叔行医一生却没有收过徒弟，则主要是要求太严。他说：医生是掌握病人生死大权的，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品德。在我们叔侄交谈中，他说过：“要选一个既勤奋好学又品德高尚诚实可靠的学徒甚难，我那侄女婿（即我爱人苏灿瑶）倒是个合适人选，可是他的志向又不在这上面。”言之不胜惋惜。

他虽未正式收徒，但对同事和其他好学者的请教，却从来都是毫不保留，尽量给予满足，至今一些共过事的老医生提及诸老师，都肃然起敬。在这个问题上，他太求全了，以致影响到他那医术、医德、医风的更好地继承与发扬，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江津南城

吴芳吉

城下蹄痕树莽苍，城头血迹日昏黄，
许多过客新缌服，道是川黔古战场。
驿路堆尸高马鬃，柴门流弹簇蜂房；
贤奸何处浮云尽，万点寒鸦啄食忙。

江津近现代部份名老中医简介（续）

邹绪良 王锡玉

罗民友

罗民友，字燮元，江津县白沙镇人。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八岁丧父，无伯叔兄弟，全赖母亲针线纺织为生。由于家境贫寒，加之民友少时多病，稍长，母亲便经常教诲他“志不可不立，治生之道尤其不可不择”，他便立志学医。

十六岁时，得入川的贵州禅学师杨君奎赏识，即推荐于当地有声望的医生刘茂林门下为徒。他学习专心听讲，不畏劳苦。后又得晚清秀才吴春亭的指教，除专修医学外，凡诸子百家之学及近代科学知识，皆潜心研习。直至成人，便以医为业而进入济世活人的生涯。

1921年（民国十年），罗民友去湖北沙市，在川人伍德全举办的“四川协立济医局”内开设诊所。时逢霍乱流行，经他治愈者很多，从此扬名于沙市、宜昌一带。次年，又应川人白少玉、陈君桂邀请，在他二人开办的“善堂”内坐堂应诊。此间，民友送诊施药每日不下百人，深得当地群众的信赖。

1929年，西医余云岫等人鄙视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向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协会提议取缔中医，激起全国中医药界人士的愤慨和反对。罗民友医师被推选为沙市赴京请愿代表团的宣传委员，积极从事争取中医地位的斗争，联系二十余省的中医药代表赴沪商议。以他为主草拟的宣言提案，得到各医药团体的采纳和支持。

1934年，罗民友医师被选为沙市国医公会主席，后又当选为山西中医改进会名誉理事和中西医学研究会会员。他主张并常劝告医界应中西合作，取长补短，不要互相排斥。

1935年，洪水泛滥，沙市大江南北几至灭顶，避难者甚众，死亡者亦多。罗民友医师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出发，一面会同商会、红十字会发起组织义务诊所，便利灾民就诊，一面又为贫民向社会人士请求资助药费，使不少人濒于绝境的生命得以保全。

罗民友医师对西医的生理解剖、微菌发现、药物改进、病情探讨方面极为赞赏，对国民政府不重视中医发展，以至学术纷纭、各自为师造成的混乱深感忧虑。为了光大我国医学，他常在诊务之暇，从事临床记录，并参考西医经验写出心得，为后来编写论著奠下了基础。

1938年，日机肆虐，武汉告紧，罗民友医师只好率家归里。从此，他专心医学著述，名故居为“四嚣斋”。

《温病新编》是罗民友的代表巨作，用现代医学分类，全书分为三篇。上篇以病因、病理、诊察等总其纲要，名《温病原始》；中篇以立法处方为主，撮其精要，名《方法汇参》；下篇探讨并发、续发各症，系统阐述其治疗法则，名《证治辑要》。全著参以西医理论，其治法较活泼精详，是二十世纪早期中医少有的参与西医治疗方法的经验总结。

除《温病新编》外，尚有《疟疾三字经》、《温病评要》、《温病方歌》、《微菌学历代发明考》、《医学精存》、《医学杂俎》、《增补时方歌》、《中学三易歌》、《西溪夜话录》、《伤寒串解三字经》等十种，统称为《罗氏四嚣斋丛书》。这是罗民友医师中西医研究及中西医合作数十年的临床经验与理论相结合的总结。奈何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引起重视，其著作皆长期被淹没而未得外传。

正如前清癸卯科举人、大学先修班教授彭逸龙在该丛书的扉页上题词：“貌儿不扬而神则充，身虽瘦而学则宏，有世界眼，无人我胸，新旧探其源，中西折其衷，发煌绝学，济世无穷”，实对罗民友医师一生及其著作的公正评价。

1943年，罗民友医师因久劳成痼，胆病复发而不幸去世，终年六十整。

1989.5.8

张文郅

张文郅，生于1906年，江津县高牙乡人。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津县政协委员、江津县中医学会理事、江津县人民医院党支部委员、副院长，是四川省科技自然科学专门学会会员，重庆市名老中医之一。

张老从小勤奋好学，读私塾8年后即立志学医。17岁拜当地世医王崇云为师。3年学徒中，从《医学三字经》、《药性赋》、《保元药性》、《脉经》到《濒湖脉学》、《内经知要》、《医方集解》，皆是苦读熟记，领会贯通，很受老师厚爱。

张老出师后曾在仁沱场上“和济号”、“庆善堂”药房挂牌行医。在实践中，他深感自己医学知识浅薄，便发奋攻读《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名医类案》、《论证指南》、《温热经纬》、《血症论》等中医经典和名家著作，使中医的基本理论有所提高。加之张老临症善于揣摩，医术大有长进，在乡间声誉鹊起。

江津解放后，张老非常拥护共产党，他热爱中医事业，积极协助政府成立仁沱巡回医疗小组、联合诊所、卫协分会，为搞好当地医疗预防工作，解除群众疾苦作了许多努力。为了提高学术水平，以适应医疗卫生保健发展的需要，1954年张老争取参加重庆中医学校进修，深得胡光慈、任应秋等中医学专家的精心教导，使他的理论知识更加系统化。

1956年，张老被调到江津县人民医院，成为我县第一批被吸收进全民所有制医院的中医，他为发展该院中医药科室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张文郅老先生长于中医内科和杂病，他注重辨证，不泥古方，能将前人之说灵活运用于临床，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从积累的丰富经验中，总结出不少治疗疑难症的验方。如以《验方新编》之“归芎汤”加减治疗脑震荡后遗症，“风引汤”加减治疗蛛网膜下腔出血，自拟“益痹汤”加减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土知母炒鸭蛋治疗肝硬化腹水等，都有很好的效果。1958年，曾将上述三、四方献给省卫生厅列入《四川省名老中医临床经验汇编》。

在治疗内伤杂病中，张老强调调理脾胃，尤其重视调理脾胃之升降。他认为“脾胃乃后天之本，升降宜则自健运，勿需滥用补法，补则滞脾而碍其升降，反不利脾胃之运化”。

对“乙脑”的治疗，张老更有独到之处。他主张：“乙脑初期，注重清热泻火，益气生津，早用扶正祛邪之法，使邪气不内陷，不留沸”。他说：“初期，极须注意解毒凉血，截断暑热内传入血的途径；恢复期以补养气阴，或滋补肝肾为主，佐以祛瘀通络；在用药上忌芩连苦寒之属，勿使胃气受损；后期用虫类药物以祛风通络，熄风开窍；在护理上反对用冷敷法降温，以免腠理封闭，热邪不外泄而内陷。”经张老治疗的“乙脑”患者1500多人，总有效率达90%以上。

张老治病辨证准确，立法严谨，用药精简。他说：“治病应取经方之骨髓，取时方之灵巧，临症要通常达变，才能出奇制胜。”50年代中期，张老曾两次被选为四川省中医代表会议代表。1958年还出席了江津地区召开的群英会。

张文郅先生较重视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无论带徒、任教、指导学习进修生，均能为人师表，倾心传授。他经常对后生说：“学无捷径，学习要循序渐进，学懂易而学精难，要不懈学习，有成绩不要保守和骄傲。”经他直接和间接带教的学生约30人，现已多数成为中医技术队伍的骨干。

张老品性耿直，作风正派，乐于助人。对患者热情和蔼，不分贵贱。临症四诊并重，从不草率。他常说：“给人治病乃医家本份。”他在县人民医院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从不自我吹嘘，贬低别人，深受院内师生的尊重和广大群众的称赞，在患者中享有很高的信誉。

张老从医60年，1980年晋升为中医主治医师，1984年由重庆市命名为“名老中医”。同年，因患前列腺癌退休。1987年7月24日，张老病逝，卒年84岁。

1991年3月

一个被忽略了的历史人物（一）

彭大雅

罗昌

一谈到江津的古代历史人物，一般都认为名列《廿四史》的只有明代江渊一人。的确，江渊是在《明史》中列了传的，但在《廿四史》中有文字记载的江津人却不止一个，至少在《宋史》中就有关于彭大雅的记载。

彭大雅，民国本《江津县志》上可以查到这样一段文字：宋嘉熙年间进士，“任重庆府制置使，始倡筑城，功甚著。”在许多全国性书籍中，可查到相应的记载。据《古今图书集成》中《合州钓鱼城记》一文：“宋高宗南渡之后，北兵益炽，彭大雅奉命入蜀，命郡县图险保民。”社会科学院编写的《中国通史》第五册写道：“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修筑重庆城，部将甘闰在合州选择钓鱼山立寨”。宋末人宋桂子在《雪舟胜语》中写道：“既知重庆府，大兴城筑。既成，立大石于四门之上，书曰‘某年月日，彭大雅筑此，为西蜀根本’。”这些资料虽未指明彭大雅的籍贯，但两相对照，足见说的是同一个人。

据有关史料记载，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初，蒙古大军之一路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等率领，长驱直入，进攻四川。1236年，成都、利州、潼川三路的二十余州都被蒙古军攻下。阔端在大肆掳掠之后，率军返回陕西，宋军始于1238年收复成都。

蒙古军退后，宋朝开始在战略上处于重要地位的四川部署防御，彭大雅奉命任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由于四川西、北部屡经蒙古军侵掠，多已残破，此时重庆已成为防御蒙古继续入侵的重镇，因此，他虽然在名义上只是路级军政副长官，但地位仍十分重要。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宋遣使向蒙军求和。是年三月，“诏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彭大雅削三秩。”（见《宋史》卷42）究其降级原因，可能主要是猜忌。因为在同卷上还载有一则：“前潼川运判吴申进对，因论蜀事，为上言彭大雅险谲变诈，殊费关防。”从这个吃了败仗的潼川官吏的话可以看出些眉目。是年十二月，“侍御史金渊言：彭大雅贪残残忍，罪大罚轻”。“诏除名赣州居住。”（《续资治通鉴》卷170）彭大雅从此下台。

彭大雅任职时究竟有何错误，如今已难查考，但属于罗织罪名进行诬陷的可能性极大。因宋理宗时信用宦官、外戚，朝政十分腐败，朝廷中反战势力相当强大。抗蒙将士，多遭迫害。彭大雅的后任余玠抗蒙获胜，被攻击“不知事君之礼”，被迫在四川服毒自杀；余玠部下王惟忠，也被诬告潜通蒙古，处死。以后，王坚在钓鱼城击败蒙军，打死了蒙军统帅蒙哥，立了大功。不久却被调出四川，摘掉兵权，抑郁而死。所以，彭大雅的获罪去职，也极有可能是加固城防有功，却被攻击为“殊费关防”所致。

彭大雅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也未直接和蒙军对阵，但他修筑重庆城，布置钓鱼山为外围防线的防御部署，却为以后四川抗蒙四十年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对此，当时就有史学家给予很高的评价。

彭大雅去职后五月，“右正言刘晋之言：蜀祸五六年间历三、四制臣，无地屯驻，独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不然，蜀事去矣。”（《续资治通鉴》卷170）宋、元之际的著名史学家胡三省（宋理宗时进士）在其《资治通鉴广注》中写道：“我朝自绍定失蜀，彭大雅遂城渝为制府，支持西蜀且四十年。”

由上可见，彭大雅确实是我们江津县古代历史上值得注意并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人物。

翠亨村

肖林

当年郭老论英雄，
帝制推翻亘古功。
酸豆未忘先哲志，
枝繁叶茂报孙翁。

1985年2月于广州

注：1. 郭沫若访翠亨村留有诗句：“百年史册春秋笔，数罢洪杨应数公。”

2. 中山先生故居院内有先生手栽的酸豆树一株。

江津县参事会和议事会

邓宦荣

光绪年间，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各种革新势力蓬勃兴起，满清王朝为了延续其封建统治，不得不推行所谓“新政”，以缓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满清政府颁发了“预备立宪”的谕旨；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又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允许在中央政府设咨政院，各省设立咨议局，各县成立议事会和参事会。

清宣统三年（1911年），江津县奉令筹备成立议事会和参事会。六月，由知县吴良桐主持，选举了议事会的议员。其后因辛亥革命爆发，成立议事会、参事会一事遂成了泡影。

中华民国成立后，为标榜民主，仍继续推行宪政。民国元年（1912年）四川省颁布《厅、州、县议事会章程》和《厅、州、县参事会章程》，同年4月19日，案奉四川省民政司龚令催办各厅、州、县地方议事会、参事会。在此紧锣密鼓催促之下，江津县议事会和参事会乃于是年末正式成立。

谁知成立不到两年，袁世凯篡权独裁，于民国三年（1914年）下令解散国会，各县议事会和参事会也随之消亡。民国六年（1917年）讨袁护法胜利，四川省长杨庶堪又下令恢复各县议事会和参事会，江津县议事会、参事会也得以于民国七年（1918年）恢复。其后十年间，两会活动时辍时续。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党实行“军政”，搞独裁统治，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解散民意机关。民国十七年（1928年）9月，国民党江津县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议事会、参事会遂最终被废黜。

现将两会有关事宜分述如下。

议事会

清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知县吴良桐主持选举议事会议员。议员名额，按所属地区人口比例配置，总人口20万以下者选议员20名，20万以上每加人口2万得增选议员一名。江津县按照规定，应选议员48名，以城镇固有区域为选举区，全县分为十五个选区，议员名额分配：一德镇3名；二守镇4名；三才镇4名；四序镇4名；五福镇3名；六合镇4名；七星镇4名；八政乡3名；九如镇4名；十全镇4名；白沙镇4名；嘉乐乡2名；嘉升乡3名；嘉平乡2名；本城（今几江镇）1名。

清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十四日，进行议事会议员选举。民国元年（1912年），议事会成立，邓鹤翔被选为议事会议长。办公地址在江津城四牌坊街劝工局内。

议事会的职权，依照四川省颁发的《厅、州、县议事会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职任权限：一、本县自治费岁出入预算决算事件；二、关于本县应兴应革事件；三、县自治经费筹集方法及处理方法；四、城镇乡议事会应议决而未能议决之事件；五、公断和解城乡自治会争执事件；六、其余依据法令属于议事会权限之内事件。

县议事会每年开会一次，以九月为会期，四十天为限。

参事会

参事会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年），办公地址在江津城东门正街。依照四川省颁发的《厅、州、县参事会章程》的规定：参事会参事员由议事会议员中选任，但参事会参事员不得同时任议事会议员，父子兄弟不得同时为参事会参事员。参事会设正副会长各一人，参事员三人，文牍一人（组成人员无考）。

按照《县参事会章程》第四十七条之规定，县参事会的职任权限：一、议决议事会议决事件之执行方法及其次第；二、议决议事会委托本会代议事件；三、议决县知事交办代议事会决定事件；四、审查县知事提交议事会议案；五、议决本县全体诉讼及其和解事件；六、公断和解决城镇乡自治会之权限争议事件；七、其余依据法令属于参事会权限内之事件。

参事会每月会议一次，其中遇特别事由，由本会会长召集或参事员半数以上请求，得随时开会。

（本文根据民国初年的《江津县志》，和四川省档案馆文史资料馆、重庆市北碚图书馆、江津县档案局提供的史料整理。）

民国时期江津县公债负担

郭建中

民国时期的公债发行，既多且滥，是当时筹措战争经费、弥补财政赤字、积累官僚资本、盘剥劳动人民的重要手段。

民国元年（1912年），四川军政府成立，为解决军费急需开支，发行军用银票。先议发行三百万元，实发行一千五百万元。每票注银一元、五元两种，在川省境内，无论完纳丁粮、厘税，及人民交易，均一律通用。发行之初，因携带方便，节省汇水，故多乐于使用。一年后，兑换不能实现，每元银票换钱不足一贯，已失去信用，民国四年至民国七年（1915—1918年）在丁粮附加以五折收回。

同年，江津县财政发行地方军需公债，每票注银一两，可以用于完纳粮捐、厘税及缴纳一切公款，共发行市平足银五万两，月息五厘，发票之日起限六个月向县财政收取。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举借外债无望，决定发行内债，是谓国内公债。每券一元，年息六厘，完税及商场均不能通用，需待中签领还本息。此券至民国五年（1916年），在川省发行约二百一十万元，我县先后负担五万元，除县公款收支所垫购二万元外，全县绅粮购二万七千余元。

同年，省内发行的还有四川中国券、四川交通券及浚川券三种，每票均注银一元，初尚通行，继则市价各有高低。民国五年（1916年）三月，财政部电饬中、交两券兑换，五月四川省通令完纳税粮只准中、浚二券搭收五成。民国八年（1919年）通令改收银七券三。

此后，军阀割据，防区制形成，公债滥发更甚，负担愈重。

民国五、六两年（1916—1917年），云南、贵州两省军队来县，流通云南中国券、贵州中国券，县设立兑换处，专备两省军队换券。两券共收换约三万元，均运渝凭市变卖，所有折价差额由县公款收支所承担。

民国六年（1917年）十一月九日夜，黔军陷城后，市面萧条，县商会发行地方临时钱票五千贯，每票注钱一贯、五百、一百三种，凭滇、黔券兑换交易，以维持市面。

民国九年（1920年），四川省发行军事有奖公债三百万元。民国十年（1921年）三月，又发行临时军费公债三百万元，每张十元，分为十条，每条一元，以契、肉两税为担保，年息六厘，一年后连本支还。两券我县负担六万元，由县征收局分派各区认购缴银，汇解驻渝川军总司令部刘湘查收备拨。

同年，四川总司令兼省长发行军事临时公债票，九月令江津县筹解八万元，年息八厘，以烟酒税为担保，一年开始抽签偿还。票分五百元、一百元、十元、五元四种，县征收局还另制每票一元面额补充发行派缴。

从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五年（1912—1926年），计发行债券有二十七种之多，总额达六亿一千二百万元，还不包括各种借款、垫款。在防区时期，因政局转变，还本付息多数未能兑现。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政权为了镇压革命、发动内战，更是滥发各种公债和库券。如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政府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一千万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年之内发行债券达六次之多：两次四川善后公债，两次金融公债，一次建设公债，一次短期借款凭证，券面额达三亿八千六百五十万元。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国民政府又发行统一公债和复兴公债两种，四川省继续发行第三次四川善后公债，此次我县负担十万零八千元。

在此期间（1932—1935年），二十一军驻重庆管辖永川、江津、巴县、璧山等十余县，四年间单独发行的各种田赋公债、金融库券、军需债券、盐税库券等又有十七种之多，发行数额达八千一百二十万元，其中有四千四百多万元未还本付息。

抗日战争爆发，通货膨胀加剧，除发行法币公债外，还发行外币公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元，我县负担一十六万元。同年还发行整理广西金融公债及赈灾公债。

民国二十七年至民国三十三年（1938—1944年）期间，国民党发行内债多达二十二种，发行总额法币为一百五十亿零五百万元，外币为美金三亿二千万美元。仅在民国三十年至三十三年（1941—1944年）四年中，我县负担的战争公债、同盟胜利公债、公益储蓄券三种即达一亿零二百七十二万四千八百元，战时美金公债一十九万五千四百美元。

民国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1946—1949年），国民党政府处于总崩溃前夕，通货恶性膨胀，此时便大量采用美元、金元、黄金等形式发行内债，以搜刮民财。例如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发行短期库券美金公债三亿美元；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发行黄金公债二百万市两。

总之，国民党统治时期发行的公债、库券种类繁多，可谓无孔不入；同时发行的数额庞大，强行摊派认购，抗拒不缴款者，制定有严厉的惩罚条令处置。所有债券一般还本付息时间较长，有的长达三十七年才能分期付清，特别在后期，随着货币贬值，债券形同废纸，有的未到兑换期就解放了。

1991年6月

忆老友白屋诗人吴碧柳

邓少琴

行遍天涯是我师，惊心板荡少年时；
巴人歌挽三千众，长忆榴花血染枝。

于重庆博物馆
1982年4月

保钓忆及的抗战史实二则

（台）朱运良

一、“利农”开到东京去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是抗战胜利之前一段最艰苦的历程，人人为时局耽忧，连日子也显得有些天愁地暗。

快放寒假的一天早上，北风飕飕，寒气逼人，升旗典礼完毕，学校宣布高中部停课，要我们去欢送第一批青年军人入营。大家觉得奇怪，我们也参加从军签名了，为何没有份儿？后来才知道，华侨中学的学生要求先去。

欢送会上，侨生代表慷慨陈词，说到激动处，咬牙切齿，口沫横飞，举拳猛捶桌面，声音嘶哑。大家亦怒目发指，气愤填膺，恨不得立即飞身前线，消灭那万恶的日本鬼子。

鬼子兵因为在南太平洋军事失利，本土又遭受美国空军B-29超级空中堡垒的轰炸，政局动荡，乃在我中国战场作垂死挣扎的肆虐，疯狂的猛攻华南，使得广西要地桂林、柳州，以及宜山、河池、南丹，甚至黔南重镇独山都相继失守。其势汹汹逼遥陪都重庆，使得大后方人心鼎沸，一时救亡图存、毁家纾难的声浪，汹涌澎湃，飞腾排挞，回荡不已。

欢送大会结束，我们再去县城外的长江边列队，送侨生们登上民生轮船公司的“利农”轮，南下重庆报到。在寒风偶或疾雨之下，我们的队伍无论行进或停止，都此起彼落的高歌，大家竭力喊口号。

那些激昂、壮烈、雄伟的抗战进行曲，如：

“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抢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亡国的条件，决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以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热血滔滔，热血滔滔，像江里的浪，像海里的涛，常在我们心底翻搅，只因为耻辱未雪，愤恨难消……”

等振奋人心士气、增加敌忾同仇的嘹亮声音，至今似乎仍在我耳际萦绕。就是那阵阵刺骨的寒风，亦似有意砥砺大家的民族气节；打痛脸的强劲雨丝，也仿佛在提醒每一个人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

当时，我忝为江津中学学生第三区队的区队长，领导大家唱歌，大声呼口号。在江边列队时，平时面孔严肃、令人见而生畏的教务主任李式中先生来到，他大为感动，向旁边摊贩要来一张凳子，双手扶着，叫我站上去发挥。行为受到师长的鼓励，我更拉大嗓门高呼：

“利农，开到东京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雪耻复仇！我们要收复失土！大家一起上前线！杀敌报国不后人！蒋委员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那样怒吼式的激烈磅礴气势，搀和着呼呼江风，随滚滚急流东去。倭寇闻之，足可使其心胆摧裂。

当斜佩彩带的侨生登上“利农”轮之际，江津县立女中要求让她们站第一线。原来她们要将亲自绣的手帕，一人一条，依次送给侨生。此种被乡俗视为定情之物的手帕，在当时对男女社交风气尚十分保守的故乡，公开相赠，代表纯情少女不畏娇羞，勇敢的以芳心相许，实属难能可贵。也显示在那个患难与共的大时代中，江津父老的开明胸怀。侨生们争先杀敌的爱国情操，令人衷心敬佩！

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见日本军国主义的凶焰强势的出现在我们的国境上，不知这些当年在海外已饱受日祸毒害的归国侨子，于战败日军凯旋归来之后，身在何方？有何感受？仍是“老兵不死”，“心在天山（钓鱼台）”吧？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写下了抗战胜利前夕一页伟烈悲壮的史诗。想起那个时代“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热血青年、志士英豪，以及那种战志昂扬、热血沸腾的日子，犹使人情怀激越，感怀良多。

二、大江津！三千万！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一月十一日，政府又发起献粮献金运动。江津是四川省的一等县，有一百零二个乡，又紧邻陪都重庆，自然成为此一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

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曾亲赴县城劝募捐献。他离去时，我们县男中的学生列队在北固门码头欢送。当他走到第三区队右前方之际，我加强挺胸、瞪眼、抬头的姿势，大叫一声：“敬礼！”目的在引起他的特别注意，观察一下我们高中生的军事动作，够不够标准？想不到他竟然高兴的走过来，同我握握手，并说声：“谢谢！”才又向前走去。这或许就是后来接受入伍训练时，区队长用拳头试我胸脯，用脚试我后腿，赞许说：“要得！”的原因吧？

献金运动仪式在县城东门外的大操场上举行，城区内外各机关、团体、学校，把场地挤得满满的。国立九中师生更组成啦啦队，站在司令台上，精神激动的，一再齐声高呼：“大江津！三千万！拿不出，不吃饭！”

这不是在普通运动大会上凑热闹，而是家园久遭敌骑蹂躏、国事面临十分艰险危急时刻的游子心声。八年抗战，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饱受战祸的摧残，饱尝流浪逃亡与羁旅之苦。学校要我们回家劝父兄踊跃捐献，说：“没有国，那有家！敌人来了，身家性命都保不住。”

记得父亲曾告诉我说，地方上的士绅已开过会，大家都尽可能的认捐过了。又说：“我们家纳粮上税已累进到民国四十二年的了。”

日本人侵略中国，不论对我们前线后方，都造成空前的大灾祸。而今事隔四十多年，其凶残暴虐的侵略野性又在欲抢占我钓鱼岛领土上露出可恶的狰狞面目。当民国七十九年（199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中华电视台播出日人以十二艘舰艇包夹、冲撞、阻拦我传递台湾区运圣火上钓鱼台列屿游行的“上宾一号”渔船，横遭强势欺凌的实况录影时，凡我中华儿女无不义愤填膺、发指眦裂，急欲奋起消灭此贼性不改的外患强敌。

然而事实强过人，以我台湾一地之力，实难以克敌致胜。惟有中国早日统一，团结富强起来，集十亿人口之力，即使每人少吃一碗饭，其量亦足可埋葬小日本。

（保钓，指“保卫钓鱼岛运动”——编者）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江津的气候

范征文

1959—1961年，在中国大地上，干旱、暴雨、洪涝、大风、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十分不景气。由于粮食连年欠收，当时党和政府曾提出“粮食引路菜当家”的口号，可见粮食形势的严峻。

今天，翻开江津县三十年前气候与农业的有关资料，人们不难看出，造成当时的灾难与困境，自然灾害确实是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先从1958年说起，那是我国历史上的“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大办钢铁”、“大办农业”热情甚高。男女老幼总动员，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大跃进建设中去。

该年平均气温18.7℃，比常年平均偏高0.3℃；年总降雨量663.8毫米，比常年平均偏少三点六成，是建国以来最少的一年，属暖年重旱年。该年春旱、夏旱、伏旱秋干十分严重。从4月14日到4月30日，连续17天干旱，仅降雨9.7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八成。小春作物成灾达42,898亩，占小春总面积的24.5%。接着5月13日至6月13日出现32天夏旱，降雨量30.7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八成。此间日降雨量在10毫米以上的仅有一次，致使多数小春干田栽插困难。7月7日至7月30日，加上8月4日至9月27日两期共78天伏秋连旱，其间降雨量为115.7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五成。同时7月下旬至8月中旬的30天中，35℃以上的高温占20天。由于降水偏少，酷热高温，干旱严重，70%的稻田无水，李市区公所于正沟田里召开万人大会，居民们四处找水吃。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年全县仍种植粮食220.4万亩，总产量33.16万吨，亩产150公斤，均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

1959年，年平均气温18.9℃，比常年平均偏高0.5℃，年总降雨量960.9毫米，比常年平均偏少近一成，属暖年旱涝风雹灾害频繁年。该年有春旱、重伏旱及洪涝和风雹。

4月1日至4月30日的30天内共降雨15.9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八成。冬水田干涸不少，中稻栽插面积比上年减少76%。接着5月上中旬21天绵绵阴雨，小春收成不好。6月8日至21日的13天霉雨，对早稻、玉米扬花十分不利。

该年3月至6月，曾在县内降过三次冰雹并伴大风。3月14日清溪乡降雹如胡豆大，白菜打成光桩桩；4月22日蔡家、李市区一带及现龙乡，雹灾范围较大，最大者如鸡蛋。现龙乡大树、石坝村约10华里长、半华里宽的范围内，胡豆损失达10万公斤，小麦20万公斤，房屋、树木均受损毁。6月29日，新场乡降雹如胡豆大，房子打烂不少，谷子落田如撒种。

接着6月30日又下特大暴雨，其中县城降雨量101.1毫米；贾嗣降雨量157毫米；李市降雨量151毫米。这次暴雨中死了24人，猪10头，牛5头，冲垮水库5口，桥11座，损坏房屋1757间，淹没农作物4956亩。7月13日，李市复降暴雨，“三八农场”十多头猪被雨水冲走，田坎冲垮无数。

接着7月17日至8月5日，和8月14日至9月5日共43天烈日高温干旱，78%的耕地受旱。9月13日至30日秋雨绵绵，影响晚稻生产。同月四面乡吹大风，中稻谷子落田胜过撒种。

该年全县种植粮食作物186.5万亩，总产量21.4万吨，亩产115公斤。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15.4%，总产和亩产分别减少35.5%和23.3%。

1960年，年平均气温18.6℃，比常年平均偏高0.2℃，年总降雨量851.1毫米，比常年平均偏少一点七成，仅次于1958年，属暖年重旱年。该年有夏旱、重伏旱，亦有雷雨。

4月16日至5月23日的38天少雨，此间降雨量40.9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六成，水稻栽插十分困难。5月25日始降大雨，中稻迟栽者多。6月12日至30日的22天绵绵霉雨，严重影响早稻、玉米扬花。该年早稻亩产144公斤，玉米亩产38公斤，为建国以来亩产最低的一年。

接着7月16日至9月2日的49天高温干旱，其间总降雨量48.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八成，致使55%的迟中稻受灾减产，86%的晚稻受灾减收。

该年全县种植粮食作物222.5万亩，总产量20.8万吨，亩产94公斤，分别比上年减少2.5%和18.3%。

1961年，年平均气温18.7℃，比常年平均偏高0.3℃，年总降雨量837.6毫米，比常年平均偏少近二成，仅次于1958年，属暖年重旱年。该年有低温阴雨、重夏旱、大风和重伏旱。

3月气温偏低，雨水多，日照少。3月1日至6日和21日至31日两期低温阴雨，对水稻播种育秧不利。

4月27日至7月2日出现67天的严重夏旱，其间降雨量102.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六点七成，并无20毫米以上的大雨，至7月4日始降大雨。因此，多数稻田缺水，大春栽插十分困难。

其间6月24日，县内石门、油溪、龙门、德感、李市、永兴等区175个村遭受五至八级大风袭击，房屋倒塌3330间，打死3人，伤11人，死猪若干，吹倒早稻占4.7%，高粱、玉米损失30%。

接着7月27日至8月28日的33天伏旱，其间降雨量46.7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六点六成，致使90%以上稻田断水龟裂，20%的作物干死，人畜饮水困难。如双溪乡4月30日至8月9日未下过一次透雨，其中40天滴水未下，正沟田龟裂二至三市寸。

同时9月1日至15日半月无雨（仅有1.3毫米），全月降雨量66.2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五成，因此秋干仍然显著。

该年全县种植粮食作物172万亩，总产量13.9万吨，亩产81公斤，分别比上年减少33.3%和13.8%。尤其是亩产量下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值。

由此可见，在建国以来历史上少见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江津县确实是处于旱、涝、风、雹等多种灾害困扰之中，而且连年交错影响，这是造成农业欠收、粮食减产至最低值点、人民生活十分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可是在以后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上述诸自然灾害仍然不断，甚至还有过之者；由于政策对头，加之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趋利避害，诸如采取兴修水利、引进良种、改革耕作制度、推广先进技术以及人工降雨等等措施，增强了抗灾能力，却使农业生产得以持续稳定发展。

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我们坚持科技兴农，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建国史上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将绝不可能再次重演。

遥寄台湾友人

聂云岚

鸿断难凭寄尺书，
嘉陵江水碧如初。
霜天晨月巴山雨，
总角青梅入梦无？

江津重点文物简介（续）

黄中幼 张明财 张荣华

江公享堂

江公享堂位于江津县几江镇石狮子街，始建于明成化年间，现保存完好。

江公享堂座南向北，面阔21米，通进深47米，呈长方形，占地987平方米。整个建筑均为砖木结构，悬山式屋顶，四合院布局，结构规矩严谨。大门前有三级普通踏道，门前平台左右各有一柱，柱础为正方形加抱鼓式，上刻浮雕卷草纹。柱上雀替为木刻浮雕戏剧人物。大门两侧有楹联“北极勋臣府，西川相国家”，门额之上正中部位嵌有竖匾“江公享堂”，均为楷书阴刻，笔力厚重工稳，为明成化帝朱见深为褒奖江渊功劳钦题。

内部房屋成左右两列，纵向排列，天井中间有穿堂和甬道。每间房屋以砖墙相隔，廊沿用圆木柱支撑，柱础为八角形加抱鼓式。正堂屋面阔10米，进深6米，排架结构采用抬梁式，四椽栿前搭牵用三柱，通高8米，柱础与廊沿柱础同，后沿为砖墙。整体建筑浑然一体，朴实庄严。

江渊是功在国家的杰出人才，是江津县历史上有幸载入廿四史的人物。根据明史《江渊传》和明翰林院学士江朝宗撰《江渊墓志铭》记载：江渊，字世用，号定庵，九龙铺（今享堂乡）人。明宣德间进士，由侍读升为刑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与机要，加太子少师兼工部尚书。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今蒙古属）首领也先率军攻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一役，英宗被俘北去，也先乘胜进迫北京，形势极为险恶。江渊与于谦等奉太后命拥立景泰帝，力主固守拒敌，反对逃跑南迁，并亲自巡视紫荆、倒马、白羊诸关隘，督修雁门关。也先溃退，使形势转危为安，北京居民免遭蹂躏。后英宗回北京复位，景泰帝逊位，江渊被罢官革职，谪戍辽东。

成化帝即位后，为了表彰江渊功绩，钦题：“北极勋臣府，西川相国家”，刻于江公享堂大门，并赐建御书楼（在奎星阁后，毁于奢崇明之乱）。

“江公享堂”是江津县至今保存完整的明代建筑。1982年，江津县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0年，江津县人民政府重新公布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仰止山庄寨

仰止山庄寨，又名江家寨，位于四面山旅游区内的洪洞坪。根据《江津县志》（民国本）记载：“县南二百五十里，在洪洞坪，清嘉庆间戴登奎建，以避白莲教，后为江春晖所得，补葺之作仰止山庄，即名为寨焉。”戴、江都是当时江津旺族。“春晖祠”祠首江元阁、江楼阁、江石斋后又将此寨分给江现臣、江座亭，至民国时衰败，于是仰止山庄寨即渐残颓。

此寨初建时规模不详，经江春晖等补葺后规模甚为壮观。全寨分上下两寨，总面积为1500平方米，上寨500平方米，下寨1000平方米。两寨之间，有陡峭的泥路连通，相距200米左右。

下寨建于高出周围地势150米许的位置，由碉楼、护寨、正寨三部分组成。沿路而入，经20余级阶梯式踏道即到碉楼外门，门为拱形，此为进寨的关隘。碉楼平面呈长方形，面阔4米，深3米左右，高6.9米，为上下两层，用条石砌筑，上设瞭望孔。穿越碉楼，即为正寨前面的椭圆形护寨，护寨低于正寨2米，外沿石砌女儿墙高0.9米。沿护寨正中的6级踏道而上，即进入正寨。正寨入口设一拱形寨门，高2.4米，宽1.37米，厚1.33米。正寨依山取势呈半圆形，条石寨墙长324米，高4米，正中铺砌条石路面贯穿前后，两旁为房屋建筑，正寨中心设一圆形过门，直径2.1米。圆形门将正寨辟为内外两部分，以利居住和护卫。

上寨位于下寨后方，居高临下俯视下寨，是下寨的依托，又互为独立。寨门前有一半圆形平台，高出前面陡壁7米，平台后面即是上寨大门。门宽1.3米，高2.4米，厚0.5米，平顶。上寨呈方形，依山壁而建，三面石砌寨墙，共长70米，高4.5米。寨内正中靠后砌筑成一口方形水池，以供用水之急。

清咸丰、光绪时，仰止山庄曾设置五门大炮，用来对抗白莲教，大炮于建国前两年被熔化。现寨内房屋虽无，但碉楼、寨墙等石砌建筑基本完好，时有游人登寨眺望，领略奇险峻绝的古寨幽情。

利济桥

利济桥，位于四川省江津县茨坝乡场口，距县城约60公里。该桥横跨长江支流笋溪河，又名“万古桥”，俗称“板桥”。

清初，当地居民交换物资，在笋溪河两岸集市交流。枯水时，便在河床的石梁上搭上木板沟通两岸集市，因此称为“板桥”。洪水时，只能隔岸相望，各自为市，极不方便。

清乾隆年间，乡民为改变各自为市的现象，募捐集资，在此兴建一座石拱桥，经数年的艰苦营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竣工。该桥为南北走向，石结构五孔拱桥，全长87米，通阔9.15米，净宽8.35米。从南至北，1、2、4、5号桥孔跨度为8.2米，拱高7米；3号桥孔跨度为13米，拱高8米。1、4号桥孔墩长2.20米；2、3号桥孔墩长2.35米。南北两端引桥各长16米。桥两侧修有石桥栏，高1.2米，石栏上凿有浅浮雕花纹，桥栏正中阴刻楷书“利济桥”三个大字，“文革”时被凿毁。桥南北两端原各竖有牌坊一座，现已毁。

桥面正中有一块形状奇特的桥面石，当地人称“鲁班石”或“神仙石”。据传在修建该桥进入最后铺砌桥面时，剩下了一个长约1米、宽约0.5米的多角形空缺。桥工们选遍了所有的桥面石，均无法嵌合。正当人们为难之际，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找来了一块怪石，不大不小，竟然一丝不差地弥合了桥面的最后一个空缺。大桥竣工了，但“乞丐”却已不知去向。如今，这块具有神奇色彩的七角怪石仍存桥面。

1986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将利济桥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江津民间流传的卫生谚语

王锡玉

卫生谚语是卫生术语的一种，其内容包括人们日常生活中关于保健、卫生及疾病的防治等多方面的常识，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谚语植根于民间，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和一定的知识性、趣味性，是向广大群众普及卫生知识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由于它语言精炼、哲理性强，且琅琅上口，有着诗词的韵律，因之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深受各界群众喜爱。

但是，作为一种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卫生谚语的流传也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区域性。在此，笔者仅将近年来流传于江津的部分卫生谚语搜集整理如下，以飨同好。

一、临床医学用语

• 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根。

• 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

• 一脉不和，周身不遂。

• 小病不医，大病难治。

• 处方问病，下药对症。

• 大便一通，浑身轻松。

• 腐肉不割，好肉难生。

• 换药不怕痛，吃药不嫌苦。

• 钢要用在刀口上，药要敷在疮口上。

•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

•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

• 男怕穿靴¹，女怕戴帽²。

二、预防医学用语

• 漏眼不塞堤坝崩，小病不治成大病。

• 寒从脚起，病从口入。

• 多愁多病，越愁越病。

• 睡觉贪凉快，不泻肚子那才怪。

• 除尽苍蝇灭尽蚊，夏令疾病少三分。

• 贪吃贪睡，多病减岁。

• 冬不蒙头³，夏不赤身。

• “白露”身暴露，着凉易泻肚。

• 要保不呕，姜汤浸口。

• 衣要看天穿，饭要按时吃。

• 有静有动，无病无痛。

• 甜言夺志，甜食坏齿。

• 走路防跌，吃饭防噎。

• 三天不洗澡，满身都在痒。

• 跳蚤不捉满身痒，有病不治会遭殃。

• 冬炼三九，夏炼三伏。

• 坐如钟，立如松，卧如弓，走如风。

• 坐卧不迎风，走路要挺胸。

• 大路不走草成窝，坐立不正背成驼。

• 身子要正，脚跟要稳。

• 睡前洗脚，赛吃补药。

• 若要感冒少，常洗冷水澡。

• 睡前烫烫脚，胜服催眠药。

三、饮食卫生用语

• 生水不能喝，喝了疾病多。

• 美酒不过量，好菜不过食。

• 碗筷要洗净，用后不生病。

• 饥不暴食，渴不狂饮。

• 多吃饭一勺，半夜睡不着。

• 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

• 不喝隔夜茶，不饮过量酒。

• 大蒜是个宝，常吃身体好。

• 吃米带点糠，助你保健康。

• 姜开味，蒜去毒，多吃萝卜壮筋骨。

•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处方。

• 饭前便后洗净手，细菌病毒难入口。

• 预防肠胃病，饮食要干净。

• 暴饮暴食易生病，定时定量得安宁。

• 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

• 既要吃好，又要卫生。

• 要得不屙，注意吃喝。

• 禁忌烟和酒，能活九十九。

• 细思出智慧，细嚼出滋味。

• 好饭不要过饱，饭后不要快跑。

四、强身健体用语

•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 铁不锤炼不成钢，人不活动不健康。

• 早起跑一跑，一天精神好。

• 不怕天寒地冻，就怕手脚不动。

• 强身之道，锻炼为妙。

• 白天多动，夜里少梦。

• 不怕年老，就怕躺倒。

• 脑子怕不用，身体怕不动。

五、计划生育用语

• 食多会伤胃，儿多母受罪。

• 孩子催人老，儿少苗好养。

• 翻土莫太迟，成家莫太早。

• 夫妻分床睡，减病又添岁。

六、日常生活用语

• 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 甜言能误人，苦药能治病。

• 秤砣虽小压千斤，蚊蝇虽小是病根。

• 心要常操，身要常劳。

• 说说笑笑，能通七窍。

• 清晨郊外走，睡觉不蒙首。

• 懒惰促人老，勤劳可延年。

• 扫地可爽心，清洁提精神。

• 睡觉开开窗，一夜觉都香。

• 树大伤根，气大伤身。

• 日光不照临，医生便上门。

• 酒多伤胃，色多伤身。

• 气气恼恼多生病，嘻嘻笑笑添寿命。

• 不怕人老，就怕心老。

• 体壮人欺病，体弱病欺人。

• 只要心宽，不要体胖。

•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 玩牌不熬夜，房事莫劳累。

• 贪杯者少饮，劝酒者留情。

• 喝酒讲求莫暴饮，朋友相聚莫贪杯。

注：

1. 指心脏性疾病引起的下肢水肿。

2. 指肾脏性疾病引起的面部水肿。

3. 指睡觉不要蒙头。

（江津县卫生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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