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

目录

江津蔗糖工业发展史略 ………………………………………… 程智铭（3）

历史上的江津夏布 …………………………………………… 王钦永（12）

江津桥梁建设简况 …………………………………… 王增辉 廖宗扬（16）

江津的盐业 ………………………………… 韩志平 苏祖华 龚伟（23）

江津县农业推广所史略 ……………………………………… 梁大成（34）

民国时期江津县的合作事业 ………………………………… 郭一中（42）

金华合作社史记 ………………………………………… 王显刚 王勋（47）

象牙蕉在江津的引种和推广 ……………………… 王托萨口述 范征文整理（56）

江津大烟帮史迹钩沉 ………………………………………… 李恩琪（60）

江津古茶考察散记 …………………………………………… 夏忠国（66）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白沙创办经过 ………………… 白沙镇志编辑小组（70）

对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的点滴回忆 ………… 李芸生等口述、刘子华整理（74）

南京盲哑学校在江津 ………………………………………… 陈未云（77）

走在时代前列的江津中学 ……………………………………… 廖掀（80）

在白沙期间的川东师范学校 ………………………… 白沙镇志编辑小组（92）

四川省最早的一家县级电视台——江津电视台 ……………… 王旻（96）

白沙川剧发展史略 …………………………………………… 邱一林（100）

毛主席的保健医师周泽昭 …………………………………… 王锡玉（107）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樊弘 ………………………………… 龚灿滨（111）

记原川东师范学校校长聂荣藻先生二三事 ………………… 张寿康（115）

我所知道的漆中权 …………………………………………… 漆保邦（125）

对文幼章先生在江津中学讲学的片断回忆 ………………… 涂贻谋（130）

邓石泉先生事略 ……………………………………………… 邓亚曾（132）

忆教改先行者聂鸿鑫 ………………………………………… 曾祝华（135）

致力对学生全面教育的良师陈生三 ………………………… 古基祥（142）

国画家及剧改先行者鞠东篱先生 …………………………… 朱近之（146）

江津近现代部分名老中医简介 ……………………………… 王锡玉（152）

江津县参议会 ………………………………………………… 邓宦荣（162）

江津县行政区划沿革 ………………………………………… 徐孝先（173）

白沙镇卫生院简史 ……………………………………………… 潘虹（193）

天主教传入江津的经过 ……………………………………… 吴弟嘉（201）

江津重点文物简介 ………………………………… 黄中幼 张明财 张荣华（206）

几江镇的名街、名馆和名菜小吃 …………………………… 王肇槐（211）

江津蔗糖工业发展史略

程智铭

江津县地处长江流域，江水在县境穿流而过，从西面的羊石乡史坝沱到东面的珞璜乡中山坝，长达一百二十七公里。沿江两岸的土壤、气候均适宜种植甘蔗。在《江津乡土志》（乾隆本）上记载：“蔗，江津出产红白二种，本境销行，每岁约值银千两。”这说明江津早已种植了蔗糖生产的原材料，并发展了蔗糖生产工业。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县城已设有“江津稽征糖捐分卡”征收糖捐。当时规定：“每家糖坊榨熬一昼夜，产糖三百二十斤，每斤征收糖捐四文。”在《四川近代史》上记载：“于二十世纪初，蔗糖生产形成了以资中、资阳、简阳、内江、富顺、泸州、南溪、遂宁、江津、涪陵等主要生产基地。”

江津蔗糖生产工业，从清代起，经过民国，到新中国的八十年代，经历了由手工作坊制糖、小机榨制糖、到机械化生产白糖的三个发展阶段，才逐步形成现在具有一定规模的蔗糖生产工业。1985年全县生产红、白糖7，557吨，比民国元年（1912年）产红糖120吨增长62.97倍，比解放初期的1950年全县产红糖470吨增长16.2倍。江津由吃进口糖转为自给有余，进而成为向省内外运销的县。

（一）

民国元年（1912年），县内仅有制糖手工作坊二十余家，年产红糖24万余斤。这些糖坊分布在燕坝、三河、金刚、双龙、中山坝、白沙、五举沱等地区。当时，手工作坊规模小而分散。制糖方法，全靠牛拉石碾榨蔗取汁，用火熬炼，经过蒸发、浓缩而成红糖。生产时间从每年冬腊月间开始，约两个月左右。生产出的红糖，有的用方形木盒成型，称为“砖块糖”，后来用竹篓成型，每篓30余斤，称为“圆圆糖。”所产红糖，仅销县内。

随着蔗糖生产的发展，农民种植甘蔗的面积也不断扩大。民国二十六年至民国三十年（1937—1941年）期间，据省农改所的《农作物调查表》记载：“全县种蔗面积一万一千亩至一万四千亩，总产4238万斤，亩产3859斤”。这时，在长江、塘河两河环绕的稿子乡，规模较大的手工制糖作坊开始兴起。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稿子乡长腰地方的陈金华首先雇工办起了糖坊。开初用牛拉两个小木滚压榨甘蔗，产糖率不高，获利甚微。陈金华为了多产糖、多赚钱，次年就改木滚为石碾，用两条牛拉碾，每日榨蔗六千余斤，也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第三年又改用四条牛拉石碾，日榨甘蔗增为一万四千余斤，红糖产量大为增加，日产糖一千二百余斤，盈利甚厚。

陈金华办糖坊赚了大钱的事实，激发了群众开办糖坊的积极性。仅稿子乡的长腰、五龙、大坝等地，就有郭琪深、赵焕廷、傅荣华、王礼才、焦桂三、王银州、谭万成、焦辉廷、王治林、赵维清、苏生荣、何国均、肖德荣、丁焕文、丁绍钦、王金山、陈宗杰、张治林等加上陈金华共有十九人，以独资经营或合伙经营的办法，先后办起了十七家糖坊。邻乡二溪乡福宝地方的王肇修，也同时办起了一家糖坊。该地遂成为当时江津制糖工业的主要基地。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赵焕廷、郭琪琛两家糖坊，在生产红糖的基础上，发展为漏棚（用土法生产白糖）。他们在内江聘来技师，购制工具，经过不断探索和改进，终于试制成功了土白糖，年产32，000多斤。土白糖比红糖质量好，邻近各场镇糖商争相购买，供不应求。

建国时，县内有私营手工制糖作坊四十余家，仍用牛拉石碾土法生产红糖。1954年县供销联社在稿子乡五龙开办了一家糖坊，也用土法生产，年产红糖20吨，自产自销。

1950年至1955年，我两度在稿子乡和十九区区公所工作，调查到在稿子、三口、河口三个乡的土糖坊就有20家左右。1950年全县产红糖为470吨。1955年全县产红糖2115吨。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私营土糖坊多数转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营。1957年全县有土糖坊34家，生产工人1060人，年产红糖1505吨。建国后的七年时间，县内红糖除自给外，每年调出外销数百吨。

（二）

1955年至1965年，江津的蔗糖生产，由手工制糖向小机榨的方向发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先后建成了五家国营糖厂，专制红糖。为了满足国营糖厂小机榨的原料需要，按照种蔗地区的分布情况，对社队糖坊进行了两次调整。同时，对保留下来的社队糖坊，也进行了技术改造。

1955年11月，国营“白沙马项垭糖厂”建成投产后，以第一家小机榨制糖的面貌，改变了江津制糖业的结构。当年，国营糖厂的产量占全县蔗糖总产的26.2%，社队糖厂产量占73.7%。

1959年，又建成了青草背、二溪、小石门、燕坝等四家国营糖厂。由于这五家国营糖厂的建成投产，社队糖厂中只保留了因甘蔗运输困难、只好就地设厂的18家，其余的一律下马。同年，在蔡家区游渡河建成了以甜菜为原料的白糖厂，并在白沙马项垭糖厂增建甜菜制糖车间，当年投产。饴糖因不结晶亦同时停办。

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农村因粮蔗争地，缩小了种蔗面积，甘蔗产量大为下降。1960年种蔗面积尚有一万亩，总产2656万斤。1962年种蔗面积继续下降到仅4000亩，总产为368万斤，比1960年分别下降60%和86.14%。在这三年的榨季中，除河口、三利两个社队糖厂加工少量红糖外，其余社队糖厂及国营青草背、二溪、小石门、燕坝等糖厂均同时停榨。1962年全县蔗糖总产182吨，比1958年蔗糖总产2036吨下降91%。

1962年，全县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后，蔗糖业又得到恢复和发展。1964年，种蔗面积恢复到9700亩，总产5706万斤。同年，国营青草背糖厂恢复了生产。次年，国营“油溪糖厂”建成投产。1963年榨季，全县有社队糖厂十七家进行生产，红糖总产量2118吨，比1962年增长12.36%。

1965年，由于“白沙机制糖厂”建成投产，根据种蔗面积的分布情况，调整了国营糖厂的布局，将白沙马项垭糖厂于1967年并入油溪糖厂。另两家国营糖厂（油溪、青草背）专门生产红糖，日榨210吨。同时，对社队糖厂再次进行调整，只保留了三口公社的寨子、金宝、胜利、高山，河口公社的三利，稿子公社的长腰，几子公社的河坝等七家社队糖厂，并进行了技术改造。1969年后，改为以电力为动力，原来牛拉石碾日榨15吨的小机榨，现日榨能力提高到150吨。通过技术改造，社队糖厂出糖率由8%提高为10.5%，年产红糖约占全县产量的28%，国营糖厂占72%。

（三）

1963年秋至1965年12月，江津蔗糖工业是由小机榨红糖向机制白糖发展的阶段。

1963年秋，原中共西南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到江津县白沙镇视察时，对县委书记凌文远、镇委书记齐民等人指出：“白沙镇应决心发展工业生产，才能变消费城镇为生产城镇。”李井泉与凌文远、齐民等共同商议的结果，决定在江津及白沙新建八个国营企业。同时，根据白沙镇地处长江边，水运较便，周围农村适宜种蔗的特点，决定先行修建一家机制白糖的国营企业，并在修建糖厂时同步修建一所为糖厂提供动力的火力发电厂等。这一决定立即获得省、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省轻工厅赓即派出工程技术人员，会同专区工业局和县工业局抽派的人员，组成规划工作组，前往白沙深入现场，勘察地形、地质及原料、交通等工作。选定的厂址在长江边的白沙镇东海沱（原化工厂厂址），与成渝铁路白沙站隔江相望。

1964年4月27日，省计委、财政厅批准，在修建白沙糖厂的同时，修建装机容量375马力汽轮机一台的火力发电厂，投资55万元。同年11月7日，国家计委正式批准设计任务书，投资300万元，建设一座日处理甘蔗350吨、年产白糖4500吨的糖厂。县人委决定在八月份成立“基建委员会”，由县人委副县长李传友任主任，李玉山、曹鉴明二人任副主任，具体负责两个厂的筹建事宜。

1965年初，省轻工厅设计院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场设计，并确定由西南建管局八公司承担厂房建筑，轻工部安装公司负责设备安装工程。同年二月破土动工，调用民工一千余人，由老厂调来的技工带领平整地基，于三月底就完成了平基工程。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加速工程进度，江津专员公署在1965年4月12日决定将基建委员会改为“建设现场指挥部”，由专区工业局副局长丁相福任指挥长，李玉山及施工单位和安装公司代表、县代表各一人任副指挥长，负责现场基建、安装等事务。

县人委十分重视蔗糖工业的发展，在修建糖厂的同时，发动社队大种甘蔗，以保障生产所需的原料。1965年全县种蔗面积达到23，500亩，预计总产25，840吨，从而促使建厂指挥部必须赶在当年榨季到来之前竣工，以便解决农民所种甘蔗的销售问题。因而认真组织技术力量，精心施工，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了工程进度。糖厂按期完成，总共用了两年多点时间。在同年12月27日试车投产成功，生产出第一锅白沙糖。次年即产白糖2019吨。从此，结束了江津不产机制白糖的历史。

1965年9月，糖厂和火电厂合并，定名为“江津县白沙糖厂”，隶属江津县。厂内机构设置压榨、制炼、动力、机修等四个车间，以及行政、技术、化验、医务、财务、人保、劳资、供销、原料、总务等10个科室。并在种蔗地区设立了朱沱、朱杨、石门、白沙、油溪等五个原料站，负责发展甘蔗生产，组织原料供应榨季等工作。初任厂长樊绍奎，副厂长李廷芳、曹鉴明。职工由建厂初期的327人，到1983年增为548人。

白沙糖厂在生产8年后，出现了设备能力不能适应农村种蔗大发展的需要，因而进行了三次大的改建工程，由日榨甘蔗350吨扩建为日榨800吨的生产能力。

第一次改建工程，始于1974年。1972年，国家为了不吃进口糖，实行“提高蔗价、调减征购”的优惠政策，激发了农民种蔗的积极性，次年全县甘蔗产量大幅度增加。白沙糖厂建厂初期所安装的设备，系由安徽安庆、贵州望谟等地无偿调拨、拆迁拼凑而成，因而安全运转率不高，无法消化日益积压的甘蔗，乃于1974年进行扩建。采取换大设备、增安压榨机组等措施，仍不能解决需要。遂于1975年，扩建榨机规模为日榨甘蔗500吨，并增安7立方米和9立方米的真空锅各一台，更换170平方米蒸发罐三台，较大地提高了制糖的生产能力，缓和了当时的矛盾。

第二次改建工程，始于1979年。当年7月，省轻工局决定贷款145万元，除扩建榨糖规模为日榨600吨外，还为制炼换上10立方米真空锅一台、10立方米助晶机7台。1980年，又增安350平方米蒸发罐一台、连续离心机一台，使生产能力更有提高。

第三次改建工程，始于198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和提高，出现了红糖滞销、商业部门大量积压的局面。1985年江津县府决定撤销油溪糖厂，压缩红糖生产，将油溪、龙门两个区生产的甘蔗划归白沙糖厂加工，同时着手扩建白沙糖厂，以增加白糖生产。1986年，白沙糖厂从广州中山糖厂购回一套日榨800吨的设备，积极组织安装，做到了当年即行投产。

白沙糖厂通过这三次改建工程，不但产量上升，还提高了质量。在1979年全省质量统检中名列第一。1980年白沙糖经省优质产品评审小组审定，报经省府批准，颁发了“四川省优质产品称号”证书。1988年度生产白糖4，586吨，比1966年增长2.27倍；糖质全部合格，一级品率达98.73%，优级品率达60%。

除此之外，白沙糖厂还于1978至1983年，利用停榨后的时间，为国家六次加工进口糖36，744吨，其中调省内各地区18，714吨，调永川地区各县8，261吨，充分发挥了该厂的设备能力。

（四）

随着江津蔗糖工业的发展，白沙糖厂还对榨糖后的附产物进行了综合利用。在建厂投产后的二十多年间，先后办起了酒精（白酒）、造纸、二氧化碳等三个车间，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企业。

1970年至1981年，经过多次试验，该厂利用废糖蜜酿制酒精及用苕干酿制白酒均获得成功。酒精车间由小到大，1981年扩建为日产酒精7吨，当年获利40万元。1988年产酒精130吨，苕干白酒1806吨。

1979年3月，投资70万元，利用蔗渣为原料，新建了一个日产5吨的造纸车间，1988年产纸1271吨。

1983年，投资70多万元，利用废糖蜜发酵产生的气体为原料，建成了一座日产8吨的二氧化碳车间。由于废糖蜜发酵产生的气体不足，1988年只生产二氧化碳129吨。

1989年，投资688万余元，扩建动力车间，由原375马力增为3000千瓦，以满足制糖和生产用电的需要。

白沙糖厂建成投产后的二十多年来，技术力量也不断壮大，发展了一支强有力的科技队伍。1980年至1983年期间，经过审核批准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39人，其中经地区审核批准的有制糖工艺工程师杨明斌，分析化学工程师徐永强，统计师张文强，内科主任医师易世永以及医师2人。经县审核批准的有制糖工艺助理工程师2人，造纸工艺助理工程师2人，机械助理工程师2人，以及酒精工艺、机械设备、土建、制糖技术安装、制糖机械、农艺、财会等七项助理工程师、技术员9人，会计员11人。

经历了90多年的历史，江津制糖工业已逐步形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机械化产业，并走上了综合利用的途径。它满足了人民食糖的需要，为国家积累了一定资金，繁荣了市场经济，并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89年11月7日

历史上的江津夏布

王钦永

夏布，即麻布。因麻布主要用于制蚊帐和缝制夏服，均用于夏季，故称夏布。麻布夏服的优点，一是美观大方，二是透气凉爽，三是汗湿后仍保持挺括，不裹到身上。当时国内工业非常落后，衣料种类很单调，故麻布颇受欢迎，要经济条件较好者才穿得起，且很爱惜。

清代末期，县内手工麻纺织业已较发达。清光绪元年（1875年），《江津县志》载：“津邑物产之利恰有三大宗，一曰红柑，一曰大菜（即大头菜），一曰麻布。”麻布的产量，清代无统计资料。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津县乡土志》载：“本县销行约值银二、三万两，夏布由水路出境在重庆府、涪州、湖北宜昌、汉口等处销行，每岁约值银四、五万两”计算，年产麻布为两万匹以上。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以前，军阀割据，税收繁重，产量无增加。川政统一后，苛税减少，产量亦随之上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县府统计，年产麻布2.5万匹；二十八年（1939年）调查，产量增为3.2万匹（载《四川月报》）；三十年（1941年）江津县府统计，产量上升为3.8万匹。麻布是当年江津主要外销产品之一。

境内编织麻布的原料是苎麻。据光绪元年（1875年）县志载：“邑中多山土，种麻甚宜”，故本县农户种麻非常普遍，品种多为白麻。苎麻一次栽种可多年收获，农户一般种在田边地角和住宅四周隙地，不占用耕地；但在主产区仁沱，种麻户也以熟地大面积栽种，多者每户一、二亩以上。苎麻的产量很高，管理较好者，一年可收割三、四次，亩产可达干麻三百余斤。收割下来的生麻，把叶去掉后，剥下茎上的皮层，用特制刀具刮去其上外皮木质，晾干后即为成品麻。将成品麻纺绩成麻纱，即可上机编织麻布。

由于用麻纱可搓麻绳，是生产和生活必需品，所以纺绩麻纱就成为本县农村和场镇贫家妇女应有的一种基本功，并有不少以此谋生者。据民国十二年（1923年）县志载：“县东南之先峰、仁沱、珞璜等场，妇女绩麻者多。”麻纱交易，设有专市，在县城几江镇有麻纱市街，在主产区仁沱也专设有麻市街。每逢场期，仁沱麻市热闹异常，前往交易者数以百计，麻品成交量近两千斤，因之产生“仁沱生产有三得，一烟二麻三甘蔗”的说法。

麻布的编织工艺比较简单。织机用木料制成，体积小，一人即可搬运。牵经纱时按布的长度在地上打小桩，把挽好的麻纱团挂在桩上，于上经轴时才刷浆；纬纱以手工挽成，装入牛角梭，即可编织成布。一般比较熟练的织工，每场能编织两匹布，足以养活五口之家，故以此谋生者颇多。

民国初，因外省客商来渝收购，麻布销势好，织户能获利，县内织户迅速增加，一些人还雇工编织。雇工数一般为二、三人，少数达六人左右，当时人称“机坊”。据民国二十八年调查，县境内有机坊150户左右，拥有织机300—400架。

麻布的规格，一般宽1.2—1.4市尺，每匹长48、52、62市尺不等，最长者达十丈，本县则以48布为最多。经纱按粗细有320—400根，特细布更多一些。每匹布的重量，48布两市斤左右，十丈布四市斤上下。本县生产的夏布品种有生布、漂白、染色三种：直接从机上取下者为生布；经捶洗、漂白者为漂白布；经踩碾、染色者为染色布。经营麻布漂染加工的称“漂房”，本县不乏因开漂房而发家致富者，如仁沱的王金城、支坪的张长久等。

各织户为争取销售市场，大都比较注重产品质量。据光绪元年县志载：“（江津夏布）精致不亚荣昌、隆昌，惟漂白之色稍逊，以限于水也。”但仁沱所产之夏布，质量却属上乘，不但纱细而均匀，质地优良，且其白如雪，光耀夺目，外地客商称为“麻绸”，争相采购。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二月，该产品曾送省劝业会办的展览会展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县城卢海山夏布厂生产的夏布，送省劝业会在成都青羊宫举办的物产赛会比赛，因质量优良，获四川省政府颁发的优质陈列品奖状，县长肖烈以“烈建字35号”文训令卢海山夏布厂去县府承领。

夏布的销售，分内销和外销，经营者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当年县内开设有多处夏布庄口，如仁沱的夏布市场原设顺河街，后迁天上官，从民初起，此地先后开设有“协昌恒”、“裕发祥”等夏布庄口达八九家之多，主要经营夏布的收购。在外地设庄销售者，如仁沱的周生荣，在上海设有夏布庄口；县城的王克明曾是运销两湖（湖南、湖北）的经营负责人。此外，即为外地人来川收购，这些人按省为帮，以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四帮的人最多。内销市场主要在两湖、两广（广东、广西）和上海，外销市场有朝鲜及南洋。当时运上海等地销售者多为48布，运广东销售者多为十丈布，运朝鲜销售者多为本色布。

由于四川夏布较之他省价格低廉，因而在国内有相当的竞争力，仅江津夏布年销售量即达数万匹之多。二十年代，中国夏布基本占领了朝鲜的市场。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野心膨胀后，首先在东南亚发动经济战，眼睛自然也盯上了朝鲜的夏布市场。从1927年起，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其朝鲜傀儡几次提高对华关税，其中对夏布的征税率最后竟高达100%，使中国商人无利可图；另一方面，则通过其代理商大量套购中国苎麻原料，运回日本，用先进机器加工成混纺麻纱，仿织中国夏布运朝鲜销售。日制仿品虽不耐穿，但美观大方，且有政府补贴，日商廉价销售也有利可图。如此双管齐下，数年之内，中国在朝鲜的夏布市场遂被日本人全部夺去。

抗日军兴，时局动荡，夏布外销路断而内销仍然兴旺，直到解放前夕，江津夏布业仍兴隆不衰。解放后，一方面因农民分得了土地，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纺绩麻纱、编织麻布者日渐减少；另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麻布的作用被更加价廉物美的现代织品取而代之，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于是，到1958年，绩麻纱、织麻布在境内基本绝迹，江津夏布遂成历史。

（本文系综合仁沱政协小组《仁沱夏布》一文中的部分材料整理而成。——编者）

1990年11月30日

江津桥梁建设简况

王增辉 廖宗扬

江津地处四川盆地的东南边缘，属山岭重丘地区。境内沟谷纵横，溪河网布。其大者，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县北，綦河、笋河、塘河从南往北汇注大江；其小者数目众多，据县志（乾隆本）《众水》篇记载为五十多条，而据县交通局1958年《中小河流规划》统计，则为68条。

江津幅员辽阔，经济发达，自古旱道即四通八达：县东南有津綦古道通綦江；县南有津东古道通贵州；县西南有津合古道通合江；县西北有津永古道通永川；县北有津璧古道通璧山；县东北有津巴古道通巴县。其间贯穿各乡村之小道则不知其凡几也。

俗语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桥梁，作为联结陆上交通的纽带，自来即与旱道同命而生。几十年来，我县的桥梁建设也随着公路交通的突飞猛进，得到引人注目的巨大发展。

据县志记载，江津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桥达29座。现存而可考者有夹滩的“平正桥”，茨坝的“板桥”，真武的“济美桥”，油溪的“明月桥”，现龙的“新桥”及圣泉、贾嗣等地的桥。这些古桥规模都较小，除“新桥”为石拱、石板合一的以外，其余均为石拱桥，不能适应现代交通的需要。

民元以后，江津的公路交通缓慢起步，公路桥梁也开始在县内出现。1935年，蒋介石为围剿工农红军，曾亲自坐镇重庆督修川黔公路，江津境内一段长29公里，有公路小桥13座，其中最大者为跨度8米的彭家桥。1943年，江津县长肖烈主持修筑津柏公路，其沿途桥梁多为古桥改造利用，新建者仅有城郊的“朱拱桥”和李市场口大桥两座砖拱桥，以及施家河、石宝河上的石墩木面大桥。该段公路与桥梁质量均差，勉强通车数次，即桥垮路塌，不得不宣告废弃，成为津城父老之笑柄。其后，国民党忙于打内战，各项建设俱处于停顿状态。

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公路建设，先后建成津璧公路、津东公路等主干线十多条，沿途各式桥梁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五十年代，由于各方面条件较差，建桥只能因陋就简。如修筑津柏公路时，在紫云小砚沱修的是过水路堤加木面板的漫水桥，1959年通车到东胜时，在笋河上游高桥处亦是修的石墩木面桥。以后，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改善，桥梁建设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都有长足的进展。如1955年修“棕巴桥”时，主孔净跨8米；而1973年建成的游渡河大桥，主孔净跨已达百米之巨。1977年竣工的仁沱大桥，更是一座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科研大桥，它的建造成功，标志着我县的桥梁建设已跨入了全国的先进行列。

据统计，从五十年代开始，到1990年，全县共修大中桥梁35座，在兄弟县中名列前茅。

江津的桥梁建设在材料、资金、技术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一为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本地石料造桥；其二为发展速度随着集资渠道的变化而呈明显的阶段性；其三为大胆采用先进技术，不断推陈出新。现分述如下：

江津地处山区，境内盛产石料，县人历来多就地取材，采石造桥。此一传统源远流长，不但现存古桥及乡村小桥均为石造，即解放后建造的33座大中桥梁中，也有29座为石桥。今天，虽然大型桥梁多采用钢筋混凝土等现代化建筑材料，但其主体如桥基、桥墩之类仍为石造。采石造桥，既坚固耐用，又经济大方，符合勤俭办事业的方针。

江津桥梁建设的资金来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渠道，从而决定了各阶段不同的发展速度。民元以前的古桥，均为民间集资义建，具有明显的随意性，无所谓计划和速度。民国时期及解放初，公路桥梁建设均属“官办”，县里虽也制定了发展计划，但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发展速度也非常缓慢。1960年建成的紫云跃进大桥，当年号称江津第一大桥，总投资也不过4.5万元左右。

1970年以来，公路建设实行国家投资与民办公助相结合的政策；到八十年代，更增加了单位集资、个人捐献等集资渠道，以及民工建勤、社员投劳等劳务形式。如此多管齐下，广集资金来源，为腾飞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江津的桥梁建设从此进入了飞跃发展的黄金时期。据统计，县内最近二十年来的建桥工程总量已超过历史累计量的数十倍，而比较现代化的仁沱大桥，耗资竟达142万元之巨，这在当年确实是难以想象的。

江津的古桥有跳墩桥、石平桥、石拱桥三大类，俱沿用古代造桥技术修建。解放后修建的大中桥梁虽多数仍为石桥，但施工工艺已由土牛拱胎、木拱架发展到采用钢拱架；从手工操作发展到机械吊装，尤其是在工程设计方面大胆采用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使我县桥梁建设不断推陈出新，跻身全国先进行列。

例如单孔净跨30米的紫云跃进大桥，是江津地区第一座采用“等截面悬链线空腹式”先进结构的大型石拱桥。游渡河大桥采用的是“双肋单波双曲拱加板拱”结构，主孔净跨达百米，是全国同类桥梁中跨径最大者；该桥维修过程中还采用了锚喷加固补强等先进工艺，为我国旧桥改造利用工作开辟了新的前景。

除石桥外，我县也建造了一些比较现代化的综合桥梁。如前文所述的仁沱大桥，是被交通部科学研究院列为科研项目的全国第一座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拱桁桥；该桥建设过程中采用的人工滑模等施工技术，在西南公路科技情报网召开的现场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它的建造成功，标志着我县的桥梁建设在现代化科技方面迈开了坚实的脚步。

三

江津的桥梁为数众多，各具特色，各个时期都有比较出名的代表者。为让人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现择其要简介如下：

（一）古桥

济美桥：原名倒流溪桥，桥在川黔道真武场上面的倒流溪。该桥长28米，宽2.5米，高3米，为三孔石拱桥。清乾隆末，本地名流、曾获“中议大夫”追赠的戴静齐老先生首倡义举，后由其子侄及乐善士绅于嘉庆初共同完成。时江津知县李嘉祐过此，深受感动。为号召县民，不但捐廉俸（工资）银一百两，提此桥名为“济美”，且撰文勒石以旌之。此一碑文，县志嘉庆、光绪及民国本均有记载。

麻纱桥：桥址在现油溪五砖厂下河坑道车溪沟上。该桥无桥面，仅有九个高出水面的石桩，行人过往时靠跨越乃至腾跳，故曰跳墩桥，是我县乡间急流小溪上常见的一种简便桥型。相传此桥为当地一名以绩麻纱（指手工加工细麻绳）为业的老妪，靠数十年省吃俭用的有限积累独力捐资所建。乡民不详其名，仅知其业，为纪念这位勤劳的施善老人，故相约以“麻纱”名之。

马路桥：旧时县民称城区主街道为马路，街市桥即为马路桥。江津县城原有一小溪穿城流过。该溪源于艾坪，从新城门（现地区制药厂新大楼处）流入小官山湖凼，继而穿越菜市街、天香街、板桥街，出北固门注入长江。在其三个过街处各建有一座马路桥：过菜市街者名“杨嗣桥”，县志（乾隆本）称为“大中桥”；过天香街者名“小杨嗣桥”，古名“太平桥”；位于新华书店左侧者名“板桥”，这段街道即因此而名“板桥街”。此三座桥均极低矮，宽仅2米左右，略与街等。尤其是位于镇中心交通要道上的板桥，竟低于街面，两边各要下三步和五步石梯，限制了车辆的通行。1928年以后，驻军张清平部主持整修市街，三座桥也相应加宽加高，板桥路段基本填平。解放后市街虽几度整修，此三座桥在城区下水道工程中却仍在利用。

（二）民国时期的公路桥

彭家桥：位于高歇附近的彭家场。桥长31.8米，跨径8米，高6.1米，是一座上部呈半圆的石拱桥。该桥建于1935年，是川黔公路江津段最大的一座桥梁，至今保存完好。

朱拱桥：位于县城东约四公里，与化肥厂分路处。该桥建于1943年，是当年修筑津柏公路时新建的少数几座桥梁之一，可以说是江津人民自修公路桥梁的发端。当时限于经费，此桥全由青砖砌就，后于1944年7月17日遇暴雨冲垮。

（三）解放后修建的公路桥

紫云桥：又名“跃进桥”，位于紫云附近的复兴河上。桥长68米，主孔净跨30米，桥面净宽6.3米，桥高6米。该桥建成于1960年3月，是江津县第一座大跨径的石拱桥，也是江津地区第一座采用“等截面悬链线空腹式”先进结构的石拱桥。

游渡河大桥：位于中山乡和紫云乡交界处的笋河斑竹滩。桥长151米，主孔净跨100米，桥面净宽8米。该桥建成于1973年12月，是采用“双肋单波双曲拱加板拱”结构的特大石拱桥，属全国同类桥梁中跨径最大者，1978年被选载入《中国公路桥梁画册》第33页。该桥在主拱尚未完工之际，突遇山洪暴发冲毁拱架，造成拱顶下沉超位且出现裂纹，影响了桥体安全。其后，工程人员在省局工程师指导下采取了减重加固等对应措施，桥体方始趋于稳定。

仁沱大桥：位于仁沱乡与支坪乡之间的綦河渡口。桥长195.4米，主孔净跨72.8米，桥面净宽7.5米。该桥建成于1977年5月，是一座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拱桁桥”。1973年夏，该桥被正式列为部科院下达的该科研项目的试点工程；1974年8月，由重庆科分院完成设计方案；1976年11月，西南公路科技情报网在工地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我县工程技术人员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和现场吊装表演。大桥竣工后，建桥指挥部于1978年获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状”。

四

江津的桥梁建设，在解放四十年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境内条条河道之上，如今已是长桥高架，卧波如龙。它们的巍峨矗立，既是中、省、市（地）有关部门大力支持地方建设的直观表征，也是各级交通工程技术人员艰苦奋斗的心血结晶，更是全县人民自力更生、无私奉献的历史丰碑。

更加令人高兴的是，在全面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江津人民继承发扬了人民大桥人民建的优良传统，取得了几项突破性进展。其一，集资工作大见成效：常乐是我县有名的贫困乡，1988年春，该乡依靠国家补助、地方自筹和社员投劳，建成了耗资约28万的常乐公路桥（投资含5.5公里公路）；目前在建的西湖大桥，集资更多达百万之巨；其它如月沱、嘉平、油溪、塘河等乡镇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其二，技术力量日趋成熟：白沙大桥主拱净跨60米，塘河大桥主拱净跨更达到70米，这两座大跨径的石拱桥从勘测、设计到施工修建，自始至终都是由我县交通工程技术人员独立承担的。在其它现代大桥的修建过程中，我县工程技术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锻炼。

此外，我县建材工业的飞速发展、施工队伍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专业部门组织领导能力的明显增强等，这些，都为我县桥梁建设的进一步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全县人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全面改革开放的明天，我县的桥梁建设蓝图，必将更加光辉和璀璨！

江津的盐业

韩志平 苏祖华 龚伟

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历代政府均以盐税为主要税收，严加管理。江津县盐业有其悠久历史和特殊位置。现将盐制沿革、江津盐务分局、江津盐商、政治性商品等几个问题，作一概述。

盐制沿革

远自宋、元时代始，盐实行“引岸”制度。运商凭官府颁发凭证（“引”）运盐到指定地点（“岸”）销售。清朝初年，推行盐票，以票代引，由布政司刊刷，发交商人承运销售。1686年（康熙25年），改由户部颁发盐引，引归产盐州、县招商配运。1731年（雍正7年），改办计口授食，按各州、县人口定行引多寡，责成地方官就地招商领配，运回本境销售，并于要隘设卡验戳。后随人口增长，陆续增引，并分边计岸。以滇、黔两省为边岸，本省内地及湖北拨销川盐的八州县为计岸。自此商有定名，销有定岸。

清末，社会动乱，销路疲滞，商多歇业。1877年（光绪3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奏准举办官运。将滇、黔边岸及内地计岸涪州等33厅州县改办官运商销。以后省内计岸皆陆续举办官运，于泸州设官运总局，厂、岸各设分局，沿江各地有炮船逡巡。此外，有子局、分卡。每岸招商设店，分五、八、腊三关，由厂局按引向灶户配盐，将买本加捆抬拨价、运费、税课等项，核定售价，运交各岸分局发商分销。江津县属白沙镇设官运分局，有委员2人。

辛亥革命后，取消官运，破除引岸，改办就场征税。1914年，晏安澜就任四川盐运使，恢复引制，仿官运成法，使各厂之盐销有定岸。

1913年，袁世凯与五国（英、法、德、俄、日）银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以全国盐税为抵押。北京设盐务稽核总所，四川设分所。1915年，分设川南、川北分所，皆有外国人会办一切事务。川南分所于沿江一带设置稽查员，专为调查失事之盐船，或兼办查验到岸及过往盐船事务。江津县江口（顺江乡）设稽查处，兼查綦边到岸盐载。

1915年，四川盐运使奉准招商组织18个运盐公司，6月1日公司成立。公司在厂购盐，先纳盐税，领运盐执照，并运抵指定区域，发交官府招商承销。江津属泸南运盐公司销区，县城及乡镇设信义承销店十家。次年讨袁军事兴起，公司不能如额运盐，短缴税款甚巨，于是取消公司，由散商自由运销，但某岸销某厂之盐，仍由政府配定。

在军阀防区时代，各路军阀或估提税款，或于过道设卡强征附税，致使运道阻滞，税收下降。1930年，刘湘委任王缵绪兼任川康盐运使，恢复专商运盐，实行招商承包，分岸认销，故名“认商”。

1935年，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成立行营，委刘树梅兼任盐运使，将运署与稽核所机构合并，政税归于统一。鉴于专商掯价短运，致使场商控告不休，因而下令取消专商制度，仍还分岸自由运销。次年秋，缪秋杰接任川康盐运使，改自由运销为“统制自由”。原有专商及运销商可随时登记办运或歇业，但须照盐务机关核定售价，按到岸先后挨次出售。

1942年，实行专卖。为利用运商资金，实行委托商运。运商向盐局缴价领盐，垫付运费起运，到岸后交盐局机关接收，由该机关出售，零售则由“公卖店”、“代销店”凭摺购盐，按盐局定价销售。

抗战胜利后，取消专卖，销盐全部商营，即“民制、民运、民销”，直至新中国成立。

建国初期，食盐由公私兼运。以后，私商逐步退出运销，由国营盐业公司统购包销场盐，并建立销售网，统一经营批发业务。零售由供销社及城乡食杂店经营。

江津盐务分局

民初，川盐废除官运，省设盐运使公署及稽核分所。我县境内，江口为綦岸巴盐换载处，设江口稽查处。又为查验泸南岸引盐，在江津设查验处分卡。后江口稽查处迁驻县城。1935年接收兼办验卡事务。1937年4月改称“四川江津盐务稽查处”。1938年2月，改称“财政部川康盐务管理处江津盐运办事处”。1940年，改称“财政部川康盐务管理局江津盐运督销处”。

1942年2月，盐运督销处与綦岸官收督运处合并改组成立“江津盐务办事处”。同年8月改称“财政部川康区江津盐务分局”，驻江津县城大土地32号。职掌津计盐、綦保计盐、綦黔计盐销务及綦边盐江津至松坎段运务。其辖区为津计盐区：含江津及巴县、壁山之一部；綦保计盐区：含綦江及南川之一部；綦黔计盐区：含桐梓、绥阳、镇安、道真等县。

1946年3月，分局共有“称手”以上员司78名，工友20名。历任分局长：张正三、张锦量、赵桔章、徐浚明、谢正新、赵景安等。

分局下设秘书、总务课、会计课、运销课（1943年以前为股）。课长以下有助理、佐理员、录事等职员。

分局下设机构：

一、綦江支局：1942年由綦江盐运督销处改设。1947年元月裁撤。历任支局长张志福、阳新民。

二、东溪支局：1942年由綦江石角盐运督销支处改设，初为管理所，驻地距东溪6公里之羊蹄洞。1944年11月改称支局。1946年裁撤。历任支局长陈爵华、滕跃若。

三、石角支局：1942年由綦江石角盐运督销支处改设，初为分管理所。1944年改称支局。1946年10月裁撤。历任支局长肖泽林、赵云梯、兰泽林、杨绍崇。

四、盖石洞支局：1944年调整綦边保计盐销区，黔属盖石洞分局裁撤，另组盖石洞支局，隶属江津分局。1949年6月改隶黔局。历任支局长葛少海、安天佑、张永康。

五、安常支局：1946年5月，黔属安常分局划归江津分局管辖，改称安常支局。支局长何异。同年8月又划还贵州分局管辖。

六、五举沱官仓办事处：1942年江口盐运督销分处改为盐务办事分处。同年8月改称支局。9月移驻五举沱，改为官仓办事处。1946年6月裁撤。主任林鼎。

七、沈家地官仓办事处：1945年4月成立。历任主任缪文俊、李伟岸、张训禄。

江津盐商

江津的盐主要来自自流井。清光绪初年实行官运商销后，由官运分局招商认销。白沙的邓家、石龙门的陈鼎臣等，均承销江津的计盐，陈在江津开设十大盐店，总店设在白沙，其余九家分设沿江各场镇。

民国初年，“洪宪”垮台后，允许盐商集资贩运，指岸认销，促进了江津盐业的发展。承销店由原来的十家发展到百余家。刘瀛洲等人集资合办“大同”盐号，资本总额达银元一万元。江津商会的主要成员有杨赞卿、周紫华、吴鲁瞻、施槐青、陈敦甫、樊少海、张子良等人入股。

1935年，国民政府派两淮盐运使缪秋杰来川，接任川康盐运使，将盐商划分为产、运、销三种，限制自由运销，核价销售，引起官商斗争，导致川商受排挤，淮商占优势。江津盐商被迫转向从事入黔的边盐运销，在重庆、贵阳等处设号经营。江津成立“富荣引盐江津运销办事处”，周紫华任主任干事，邓燮康任副主任干事。

江津盐商在从事江津计盐和入黔边盐运销的同时，触角伸向产区自流井，以及运销集散地的重庆。在自贡的江津盐商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初从事营运岸盐，有的还发展成为制盐厂商，具有雄厚资金和实力，形成在自贡盐业中的“江津帮”，与“井帮”（自流井）、“渝帮”（重庆）成鼎足之势。刘瀛洲、诸子言、张玉珙等是其代表人物。

江津盐商主要是从永、仁、綦、涪四岸中营运入黔边盐，楚岸营运湘盐。

永岸：是川盐入黔的重要口岸，由叙永起运至贵州的销区，运输全靠人、畜力，运送甚为困难。刘瀛洲组建“新兴”盐号承运，在贵州的安顺、黔西地区设庄、安栈，派江津人龚宪思任总经理，具体管理川盐入黔营运。

仁岸：川盐入黔，由合江起运，水运到贵州的赤水、习水、茅台等销区。由白沙人张玉珙承运。在合江、茅台设立盐业分号，派张民膏、邱瑞臻任经理。

綦岸：江津的江口（顺江乡）是川盐入黔的重要口岸。水运经綦江到贵州的遵义、贵阳等地。1919年，江口设立稽查处，检查到岸盐载。1930年，岸盐可以承包运销后，江津盐商即准备贩运川盐入黔。陈敦甫、何策襄开办“利和”商号，筹集资金，由原几家盐号合资，再加上私人入股，拥有巨资，向綦、涪两岸大量投资，营运岸盐。陈敦甫任涪岸总经理，张子良任綦岸总经理。1936年，江口成立“綦岸盐业同业公会”。抗战期中，江津盐商为争夺綦岸运销的权势，形成两派。一派以何策襄为首，一派以施槐青为首。1941年，施排挤张子良接任綦岸总经理。次年借口“利和”在綦岸的职员有营私舞弊行为，报请贵州盐务管理局撤销“利和”在綦岸的股权，并撤查人员。“利和”总经理何策襄与涪岸总经理陈敦甫即派人到贵州盐局澄清事实。经洽谈同意保留“利和”股权，仅人员撤查。又经重庆盐务总局决定：划分为“綦一”、“綦二”两个盐店，并确定其各自经营的地区范围。由施槐青管“綦一店”，何策襄管“綦二店”。

涪岸：是川盐入黔的又一重要口岸。从涪陵水运至彭水县的江口，再由江口陆运至贵州的婺川、思南等地区。1933年，刘瀛洲承运涪岸大部分边盐，并安庄设栈。后涪岸又由6家合组承担，轮流担任经理，陈敦甫、邓仲鸾轮流任总经理。

楚岸：是川盐运销湖北所辖的五府33县的广大地区。极盛时年运销达1600余载。江津人营运楚盐，早在太平天国年间，白沙邓石泉经营的“洪顺祥”盐号，到1931年，由其第三代改“洪顺祥”为“复盛”、“同济”两盐号继续贩运。1933年，刘瀛洲承运大部分楚、湘岸盐。抗战期中，他经营“运洲”盐号，基本承担楚、湘盐全部任务，在宜昌设庄，派白沙人邓伯年任经理。抗战胜利后，改营“协湘”盐号，兼营海盐贩运。后在武汉、长沙两处设立海盐贩运口岸。

抗日战争胜利后，物价飞涨，盐业亏本。江津盐商逐渐减少。据“江津销盐商业同业公会”报告，在1949年8月份盐商为96家，9月份减为86家，10月份减为36家。

政治性商品

解放后，盐为国家统购统销。于1950年6月奉“川东盐务分公司”指示，组建“川东盐务分公司江津支公司白沙分销处”。任务是负责对全县群众食盐的供应和市场盐业管理。同时成立“川东盐务管理局江津分局白沙办事处”。任务是管理盐务，收缴盐税，缉获私盐。实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1954年1月，江津盐业支公司奉令撤销，白沙分销处改称“江津县盐业分销处”，直属县人民委员会领导，业务归“江津盐务分局”管理。

1956年1月，随同县人委机关迁江津城关，接替“江津盐务分局营业部”的业务工作。

1957年5月，盐业归属县服务局领导。为减少机构重叠，精简干部，于1958年4月，盐业机构撤销，与服务局合并。5月县服务局合并到县商业局，盐业运销业务划归“食品贸易经理部”办理。

1959年7月，由食品经理部转交县糖业烟酒公司。

1965年10月，根据省人委川轻（65）字第10295号文通知，批转“关于加强盐业运销统一管理切实做好储备保证供应的报告”，成立“江津盐业批发部”。业务属“四川省盐业公司重庆运销站”领导，党组织和人事属县，由县委工交部代管。

1980年10月，除党组织外，其他行政与人事均由运销站直接管理。

1983年8月，根据轻工厅（83）字第062号文通知，将批发部更名为“四川省盐业公司江津支公司”。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一直把盐视为政治性商品，无论乡村、城镇、山区、平丘远近，都必须保证盐的供应，保证广大人民都能吃、用上盐。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盐的销量也不断增加。

1951年，全县销售盐3，245吨；1955年销盐6，099吨；1958年销盐8，000吨以上。在自然灾害时期，实行定量供应，1959年每人每月定量供应半市斤，年销5，973吨；1960年每人每月定量供应1市斤，年销9，747吨；1970年销10，452吨；1976年上升到13，647吨。之后逐年销盐量浮动在这个数字上下。

从1966年起，分别食盐、工业用盐、农、牧、渔业用盐和再制盐等盐种进行供应。1976年以前，全县主要销售陆运井（自流井）盐。从1977年开始，逐步改销水运桥（五通桥）盐。现在桥盐占全年盐销量的80%以上。

盐的价格，在五十年代主要通过批零差与地区差来体现。批零差：火花盐，从1952年10月起，每担批发价14.45元，零售价每市斤0.16元，批零差率10.76%；炭花盐，从1953年9月起，每担批发价12.80元，零售价每市斤0.14元，批零差率9.37%。上述盐类批零差价维持到1958年。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过相应的小调整，批零差率为11%左右。

地区差主要是按照运输的远近来定。1956年11月，江津县财经委员会以经委物（56）字第105号文，对各地区盐价定为：运距在60华里以内的石门、三口、先锋等地零售价，每市斤核定为0.165元；60华里以上的李市、吴滩等地，每市斤0.17元；130里以上的蔡家、清平等地，每市斤0.175元；160华里以上的太平、紫云等地，每市斤0.18元；200华里以上的柏林、四面等地，每市斤0.19元。

为了平衡地区差价，解决边远山区与城镇食盐价格的悬殊问题，于1966年4月，县物价管理委员会核定，边远山区与平丘地区食盐零售价调为每市斤0.17元，城镇调为每市斤0.165元，由盐业部门补贴运杂费。

1978年11月，零售执行全省一个价，每市斤0.15元，批零差率仍为11%。

1986年，四川省物价局以川价字（86）轻68号文通知，从1986年4月1日起，全省城乡散装食盐零售价格由每市斤0.15元提为0.18元，其他各类用盐价格不变。批零差率散装食盐由11%扩大为17%；对供销社转批优待率由2%扩大为2.5%。

根据重庆市物价局重价轻（1989）330号文通知：为缓解盐价长期偏低、生产经营困难，促进盐业生产发展和流通通畅，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供应的需要，国务院批准，决定适当提高盐价。从1989年11月25日起，小袋精盐每500克由现行的0.21元提为0.34元。考虑到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县城以上的城镇零售一律供应小袋精盐，农村零售原则上供应散装精盐，每500克售价0.31元。批零差率散装精盐16%，小袋精盐为14.5%。转批优待率维持2.5%不变。

合理衔接与毗邻省接壤点的食盐价格。贵州省的习水县两路乡、荣农乡、平原乡为接壤点，散装精盐零售价每500克由0.39元降至0.35元。我县接壤点东胜乡、四面乡、四面山镇，散装精盐每500克由0.31元上升到0.34元；柏林乡、清溪乡散装精盐每500克由0.31元上升到0.33元。

全税工业用盐每吨由267.00元调为470.40元；减税工业用盐、制革用盐每吨由162.60元调为427.20元；饲料、肥皂用盐每吨由230.30元调为470.40元。

1988年6月8日，轻工部、商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以（88）轻盐字第26号文重申：食盐是人民生活必需品。规定食盐由轻工部统一分配，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贯彻统一计划、分区平衡、合理储备的原则，管住、管好。食盐的批发供应，由各级盐业公司和指定的兼营公司归口经营管理，按照国家计划组织购销，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私自购销。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负责经营食盐的国营商业、粮食企业和供销基层零售单位，都必须把食盐列为必备商品。根据供应任务、当地地理、季节性及交通等条件，制定合理库存定额，存够存好，及时组织进货，不能脱销。产区要按计划发运。批发和零售单位要密切协作，各负其责。批发环节库存有盐，零售环节不积极进货，造成食盐脱销，由零售单位负责；批发环节没有盐或供应不及时，造成食盐脱销，由批发部门负责。禁止不符合国家食用盐标准的盐进入市场销售。

我县专管批发的盐业支公司，一向注意加强与供销社等各零售及用盐单位的联系，帮助克服困难，想零售和用盐单位所想，急零售和用盐单位所急，批发、零售协调一致。多年来尽管出现次数较多的食盐抢购现象，全县没有出现过食盐脱销，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都反映满意。

江津县农业推广所史略

梁大成

（一）

江津县农业推广所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江津县政府会议室召开筹备会议。会议由四川省农改所派来的钟俊麟（四川省园艺改良场场长）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江津县政府秘书王子野、第三科科长傅先楷、财经委员会委员长赵继咸，四川省农改所指导员肖季玉。会议作了如下决定：

1、成立时间：定于四月底。

2、所址：临时所址在民众教育馆（东门公园内），永久所址由江津县政府另报。以东门外仰天窝（现今牛奶场）和西门柏树林两处，由傅先楷、钟俊麟、肖季玉会同查勘选定一处，报县拨给。

3、县苗圃农场、测候所暂由农推所利用，移交手续待县建设科农业技士接任后办理。

4、推广所成立后，正式委任人员未到职之前，由筹备人员暂行代理。

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一日，江津县农推所正式成立。七月七日，由财委会发下法币陆百元。永久所址决定在东门外仰天窝一处，实际面积只有三十亩。江津农推所向上呈报土地的利用情况是：水稻12亩、杂粮5亩、园艺区5亩、苗圃8亩，共计30亩。

1945年8月，省农改所行文将县农推所裁撤。同年12月，省农改所又行文保留。次年元月正式恢复，至解放。

（二）

江津县农推所从成立到终止，共达八年，经过了八个主任或代理主任。

1936年6月，四川省农改所指定钟俊麟作江津县农推所代理主任。

1936年7月9日，省农改所指令，委派郭益进为县农推所主任。

1939年12月19日，郭益进辞职。

1940年1月，省农改所调蓬溪县农推所指导员何高侃作江津县农推所代理主任。后因何高侃经手经费未经移交即擅行离职，省农改所于1940年12月11日行文撤销何高侃江津县农推所代理主任职务，并调合江县农推所主任陈维作江津县农推所主任。陈维到后，见何高侃不在，无法交接，就未到职接任。以致江津县政府1941年4月1日指令本所指导员谢毓丹代理主任。

1942年2月，省农改所指令委派前什邡县农推所主任孙泽膏任江津县农推所主任。

1944年8月，孙被免职，省农改所委派该所园艺改良场技佐周开隆到江津县农推所作主任。

1949年7月周开隆辞职，省农改所于同年7月12日委任刘自尊作江津县农推所主任，任职至解放时。

农推所的工作人员，在1942年以前多为兼职，那年以后才是专职。在孙泽膏任主任期间，共十个工作员，即一个主任、三个指导员、一个助理员、一个测候员、一个传达公差、两个农工。

县农推所主任、指导员、助理员、测候员均由省农改所任命和调派，行政管理属县政府领导。经费来源分两部：事业经费由省农改所拨给，人员薪金由县政府拨给。

（三）

江津县农推所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引进、试验、示范、推广优良品种。主要是把省农改所鉴定推广的优良品种，引进江津，进行适应性的区域试验，把适应江津气候的优良品种在所内进行示范种植，组织参观，田间讲演，征集特约农户，扩大示范，再全面推广。

水稻主要是筠连粘、合川沱沱黄、宜宾竹亚谷、都江王、嘉陵雄、南特号、沙粒早、水白条、中农四号、422、397、308、浙场三号、浙场九号等品种。

小麦主要是莫字101、美玉皮、中大2419（解放后改称南大2419）、京大2905、红花麦、川积麦、成都光头、矮粒多、中农28、合川白壳、南充冬麦等品种。

红苕主要是南瑞苕。

玉米主要是大、二金皇后。

棉花主要是鸡脚棉、美国棉。

甘蔗主要是爪哇2878。

1939年计划推广小麦京大2905良种。本着少量推广大量示范的原则，普遍宣传登记，征集特约户250户，每户发种二市升，共计发种五市石。

1940年，水稻推广筠连粘100亩、合川沱沱黄200亩、宜宾竹亚谷20亩。

1943年，在九龙、双龙、油溪、大河、高牙、真武、夹滩、几子、永兴、稿子、石蟆、羊石等十二个乡，推广小麦莫字101良种面积达256亩，指导留种面积116亩。

1944年，据江津农推所报表，南瑞苕良种推广有成效的达3030亩。

历年工作情况是：1939年作了水稻品种鉴定工作；1940年作了水稻玉米的品种比较试验（川农所派员主办）；1942年作了水稻良种示范；1943年作了小麦良种示范、推广；1944年作了小麦品种区域比较试验，推广了莫字101和美玉皮小麦良种；1945年继续了小麦品种比较试验和小麦良种的推广；1946年引进、繁殖了中农四号。

2、鉴定推广地方良种：水稻主要鉴定推广了黑漆南、白谷子、麻谷等品种；小麦主要鉴定推广了山王店须须麦、扬尘吊等品种。并协助园艺场搞鹅蛋柑鉴定。

3、推广绿肥、菌肥和骨粉：绿肥主要推广胡豆青、豌豆青、三叶草和苕子；菌肥主要推广元平菌作堆肥；骨粉主要推广蒸骨粉。提倡在沿江两岸种三叶草（地夫子），并叫把种子收起来以备来年之用。同时和农本局订约，举行绿肥贷款，大量推广元平菌、骨粉和苕子。1938年12月，省督导团来函推广元平菌作堆肥，江津县府训令各区推广元平菌种，推广菌种1400斤，买菌种的1700户。据农推所1941年报告，在慈云、高牙两乡，共种绿肥（胡、豌豆青）969亩，超过省规定全县种5560亩的74%；种苕子531亩，超过省规定种的60亩的7.85倍。

4、推广双季稻：1942年省农改所工作员安定新来我县白沙搞双季稻推广，并向周围和长江沿线发展。据1943年江津县建设科文件记载：当年双季稻推广成绩优良的有慈云、白沙、三口、油溪、双石、几子、真武等七个乡，今后可大量推广；成绩差的有九龙、双河、长冲、龙门、麻柳、金刚、石门、二溪、稿子、石蟆、朱沱、大河、羊石、九层、白溪、高牙、先锋、河口等十八个乡，今后可自愿换种种植。省督导团、县农推所派指导员指导，推广面积达5595亩。1944年还新增李市、罗坝、江口（顺江）、仁沱四个乡，推广面积达15422亩，增产稻谷52231.78市担。

双季稻计划由农推所制定，报县府训令各乡镇遵照办理。把种双季稻的乡镇划做三个区域。第一、二区由省督导团负责，第三区（包括白沙、三口、几子、油溪）由县农推所派指导员指导。种子贷放的办法：1943年种植成功的区域，采取期款售粮的方式，由省督导团、县农推所、农民银行会商，价款较市低廉；其余地区与本年新增区，采取贷种方式，于秋收后加一成偿还。种子由省督导团统筹解决，县农推所贷放。对种植双季稻有破坏行为的，由指导员报请县府依法惩办。

当时推广双季稻组合形式是早、晚稻，具体品种：早稻是南特一号、沙吊子；晚稻是浙场三号和浙场九号。

5、推广保育再生稻：1938年，江津县政府颁发了保育再生稻的布告，布告的主要内容是：“劝导农民保育再生稻，对再生稻要严加保护，禁止在再生稻田内放牛、割草和践踏。”

1940年7月县农推所发出推广保育再生稻的文件，文件说：“奉令保育再生稻一万亩，现已决定在白沙、油溪、双河、罗坝等乡推广。”到1940年，油溪、双河两乡已保育再生稻6600亩。

1941年8月，江津县政府再次发出保育再生稻的文件，文件说：“今年入夏以来，雨水稀少，大春势必歉收，提倡和鼓励农民保育再生稻，以补欠和增产。”同时还发了四川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转发各县再生稻保育法宣传要点，阐明了再生稻的好处和保育方法。

再生稻的好处概括是：一可增收补欠；二花工少成本低；三不影响小春和关冬水；四壳薄米好吃。再生稻的保育方法概括是：一选早熟、秆健、肯发的品种和田肥、有水的田块作再生稻；二早收，谷黄即收；三高留谷椿，留1—2尺；四把挞斗放在田坎上打或割回晒场去打，以免把谷椿压倒；五把踩倒的谷椿扶起来；六加强管理，管好水，看苗施肥，除去杂草；七防止践踏，禁止割草放牛。

据江津县农推所1941年12月15日报告记载：“德感、高牙两乡，共保留再生稻12242亩，上等每亩收水稻谷1.5市石，中等每亩收水稻谷1.2市石，下等每亩收水稻谷0.8市石。”

1942年推广保育再生稻的13个乡、2500户，保育面积29700亩。其中高牙、德感、双龙、油溪、麻柳、龙门、白沙、石门、永兴等乡，因受旱严重，苗虽齐秀但不结实，影响了产量。

6、开展防治病虫害：主要是水稻螟虫、小麦黑穗病和果树介壳虫。水稻螟虫主要采取早晚用网扑蛾、田间摘卵块、拔枯心苗、拔稻根等方法；小麦黑穗病主要采取温汤浸种；柑蛆主要捕杀果蝇和捡埋落果等方法。

1944年9月2日江津县政府训令农推所指导员到各乡、镇督促治螟，动员群众，根本消灭，并抄发建设厅厅长何北衡所作的治螟歌一首，以推动鼓舞治螟运动。歌曰：“拔稻根、烧稻根，烧毁螟虫大本营。东风不须借，炉灶都现成。万众一心齐努力，万里连营一火焚。普渡螟虫永不生。每亩多收几斗谷，百千万石产量增。足食乃是兵。战胜日本，中国复兴。东亚安定，世界和平。”

1946年6月，江津县政府发布了除螟虫方法的文件，在布告中还阐明了螟虫的形态、习性和防治方法。

在防治害虫的同时，还提倡保护益虫。1944年9月2日，江津县政府发布严禁捕青蛙令，令中说：“查青蛙捕食各种害虫有利生产，宜加保护。前经迭次明令严禁捕捉以充食品在案，乃日久玩生，各乡镇暨城餐馆公然将去皮青蛙陈列出卖，不特用恤前功，抑且有违禁令，亟应重申前令，切实保护，如敢故违，准其扭送来案，决予严惩不贷。”

7、培育树苗、植树造林：主要培育洋槐、梧桐、油桐、苦楝等树苗，以供荒山和道旁植树之用。1945年，江津县农推所计划育洋槐30亩、梧桐、油桐、苦楝等20亩。1940年江津县农推所发出文件，提倡每户种蓖麻200株（没有办到），同年农推所计划把所内土地划出8亩培育树苗，也未实现。

此外，还开展畜牧疫病防治、栽桑养蚕、养蜂、养鱼等技术指导和气象测报、农村调解、农村贷放等工作。

1939年，江津农推所计划在猪的主要产区，推广荣昌白猪、内江黑猪各50头。在疫病流行区，集中在一保打免疫血清，征集特约农户，随时注射。其他乡镇可组织家畜防疫委员会，自行开展防疫工作。

在推广的方法上，主要采取以下几方面：

1、依靠乡、保、甲人员进行督促，学校师生进行宣传，绅士作典型，农会作宣传。

2、建立样板户、特约户、示范户，进行田间参观、讲演。

3、在所内种好示范田，给农户做出样板，让农户参观学习。

4、建立辅导区。1942年，县农推所在双河、李市两乡建立辅导区，派指导员辅导，以带动其他。

5、办展览会、竞赛会，组织参观，扩大影响。

在孙泽膏任主任期间（1942—1944年）采取了以下办法：

1、抓样板户进行宣传，以当时江津县两个实业家——先锋的杨镜光和油溪的聂祖辉，宣传他们的果园搞得好，收入多。

2、培养特约户，负责技术指导，补助一部分种植费用，增产自得，减产由农推所赔偿。当时共有特约户十多户。

3、建立示范户。把良种给示范户，组织示范户来参观、学习，换给良种，收多收少自己负责。当时有示范户三十多户。

4、搞展览会。1943年，举办农业展览会，地点在现在的东门公园。展出的有各种成效的推广良种，如水稻的嘉陵雄，小麦的中大2419、京大2905、成都光头、山王店须须麦；玉米的彭县大、二金皇后；聂祖辉农场的铁缸钵奶羊、约克猪。还展出各地的土特产：如什邡的烤烟、烟叶，江津龙门的麻布，太和斋的米花糖。展览会很隆重，参观的人很多。

（四）

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没有重视农业，更不重视农业技术的推广，以致当时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主要出现纸上谈兵的多、脚踏实地的少，计划的多、执行的少，提倡的多、总结的少，农民自发推广的多、组织农民推广的少。同时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人员少，推广面也不大，以致农业改进速度很缓慢。

（史料搜集：张增儒、陈仲书、涂雅涛、彭继同等同志）

江津县合作事业史料

一、忠

我国的合作事业，首创于民国八年（1919年）。据《北碚志稿》载：“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薛仙舟首先在上海组织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及《平民周刊》社”，为我国第一个合作性质的组织。

为发展四川省的合作事业，安定民心，民国二十四年，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省合作金库、省合作事业管理处相继成立。据此，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江津县政府在建设科相应增设合作指导员，主管县内生产、信用、消费合作社，同时，为筹集合作事业资金，增设县合作金库。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奉令撤销合作指导员，增设县合作指导室。合作指导室设主任一人，指导员五人，办事员一人，受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和县政府双重领导，负责管理县内合作事业。

二、县合作社联合社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一月十六日，县合作联合社筹备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筹备会。会议由筹委会主席杨近愚、刘连城、杨聘如、杨俊明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各乡镇合作社代表二十四人。经过为期八月的筹备，呈报县政府批准，同年八月十六日，县合作社联合社正式成立，社址设县城天香街二十四、二十六号内。

县合作社联合社，为全县各乡镇合作社的联合组织。凡加入联合社的社员社，必须缴纳十股以上的股金，每股十元。全县二十四个社员社，共计购股金一百八十八万元，当场缴纳一百一十四万元。县政府认购股金八十万元，当场缴纳七十万元。

经社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县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监事会。理事会为县联社的最高执行机构，每届任期两年。由杨近愚、杨白丰、刘亚君、张志翔、王泽均、杨映奎、曹敬之、朱治其等组成，杨近愚任主席。下设各委员会，聘总经理一人，协理一至三人。总经理下设总务室、会计室、供销部、公用部、生产部、保险部、辅导室等职能部门。

监事会为县联社的最高检查机构，每届任期一年，由孙伯宏、何效愚、蒲树伦、刁远谋、罗霄汉、赖文明、邹孟衡等组成，孙伯宏任主席。

同年十月，为协助政府推进合作事业，并谋改善与促进各乡镇合作社之业务发展，密切互相间联络，经县政府批准，增聘全国合作人员训练所毕业回县服务学员及本县合作讲习会学员十人为本县合作辅导员，负责分片辅导各乡镇合作社。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七月，因物价飞涨，各乡镇合作社除石蟆外，相继倒闭，县合作社联合社被迫解体。

三、乡镇合作社

民国二十七年，经县府合作指导员直接指导，城守镇（今几江镇）发动机关、团体、职员、公务员、居民投资入股，率先创立了全县第一个供销性质的城守镇合作社，参加社员一千八百八十七人，社址设在通泰街三号，王泽均任理事会主席，杨近愚任监事会主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县政府合作指导室建立，相继创办城守镇缝纫生产合作社和印刷生产合作社、白沙镇合作社、油溪镇合作社、夹滩广柑产销合作社。至此，全县已有各种合作社六个，社员五千二百五十七人。

民国三十年（1941年），真武场广柑产销合作社、夹滩乡合作社、龙门乡合作社、刁家乡合作社、三口乡合作社、石门乡合作社、永安乡合作社、几子乡合作社、羊石乡合作社、石蟆乡医药消费合作社、高歇乡合作社等十一个合作社相继创办，新增社员一万五千零三十九人。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经县府号召，又发展了板桥乡合作社、石门场榨油生产合作社、岩洞头榨油生产合作社、石门场染织生产合作社、吴滩乡合作社、吴滩场榨油生产合作社、石蟆乡合作社等七个合作社，新增社员六千七百二十五人。

至此，全县共有乡镇合作社二十四个，社员二万四千六百六十六人，入股五十四万零二百七十五股，股金五百四十万零二千七百五十元。此后，因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各乡镇合作社纷纷倒闭。

四、合作社的社歌及楹联

民国时期，合作辅导员及合作社的事务员不但自己会唱社歌，还要教会社员唱社歌。其歌词是：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助为合作之精神。货物不必靠商人，消费者自己经营。通力合作到底，到底合作为人人。”

乡镇合作社的门楹上，要悬挂一个圆形的、其中绘有“手拉着手”、衬托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字迹的图案，表示“团结合作，建设民生”的意义。门上要贴一幅对联：

上联是：“合一社同仁共事讲求互助”

下联是：“作百年大计专思解决民生”

五、附一：江津县合作社联合社组织机构图

（详见下页）

六、附二：县联社各部、室职权范围

总务室：主管文书、人事、出纳、庶务、杂务等。

会计室：掌理各部、社会计事项及派会计员等。

供销部：管好仓库，供给好生产用品、生活用品，办理农产品及副产品运销。

信用部：存放、汇兑、代理收付款项。

公用部：管理旅舍、餐厅、茶园、理发室、浴室等。

生产部：管理工厂、农场。

保险部：做好人寿、家畜、农作物保险。

辅导室：辅导社员开展好业务。

社员代表大会
    │
    ├── 第二区办事处
    ├── 第三区办事处
    ├── 各种委员会
    ├── 县外办事处
    │
    └── 各社员社
         │
         ▼
    ┌─────────────────────────────────┐
    │                    理  事  会（主席）                          │
    │                          │                                    │
    │              ┌─────────────┐                        │
    │              │   协理   │   总经理       │                    │
    │              └─────────────┘                        │
    │                          │                                    │
    │    ┌─────┬─────┼─────┬─────┬─────┐    │
    │  总务室    会计室      供销部      信用部      公用部      生产部      保险部      辅导室
    │    │          │          │          │          │          │          │          │
    │  各社员社及社员代表        合作公寓    合作诊所    合作茶园    合作工厂    合作农场
    │                                                                              │
    └─────────────────────────────────────────────────┘
         │
         ▼
    监  事  会（主席）
         │
         ▼
    社务会

金华合作社史记

王显刚 王劼

金华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一九五四年春季建立的，是我县最早成立的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一。三十多年来，这个社经历了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发展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同的分配结果，构成了该社曲折发展的全部历史。

一、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下达后，在县委工作队帮助下，石门乡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创建了全乡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金华农业生产合作社。

该社社委会由苏武树、曹树和、苏绍钦、罗善初、秦正先（女）五人组成，由苏武树任社长，曹树和任副社长，苏绍钦任生产委员，罗善初任出纳员，秦正先任妇女委员，会计由杨慕韩担任。吸收22户农民入社，有土地152亩，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

一九五四年的粮食总产比一九五三年增产53%，总收入增加60%，初步显示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当年按“土四劳六”的比例进行分配（即土地入股分益占社员总分配部分40%，劳动工分分益占社员总分配部分60%）。分配结果，22户社员都比入社前增加了收入，人平分配金额为47.85元，人平分粮582斤。当年年终分配后，单干群众纷纷要求入社，全社扩大到81户，338人，耕地面积也增加到479亩。

一九五五年春，实行了“包工责任制”，分五个作业组，开展劳动竞赛，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结果，除高粱略有减产外，其余作物都增产。总产量达89，547斤，比上年增长28.66%，总收入为17，680元，比上年增长22.8%。这一年适当调整了“土、劳”分配比例（降低了土地分益），社员的土地总分益为4，576元，占全部收入的26%，劳动工分总分益为8，888元，占全部收入的50.5%，社员投肥分益1，619元，占全部收入的9.2%，社员分益总数占总收入的85.7%。全社人平分配收入为44.63元，人平分粮食607斤，其中稻谷412斤。

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同分配情况，编入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一九五六年春季，中央公布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后，石门乡把金华村的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包括金华社），合并为金龙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社与初级社相比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把初级社土地入股这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二是扩大了生产规模，金龙高级社由初级社时的金华社479亩土地、338人，扩大到2，089亩土地、1443人；三是将初级社“土地分红”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办法改变为收入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取消了土地报酬。

金龙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后，在初级社“包工包产”责任制基础上，推行了“三包一奖”责任制，即“包工分，包成本，包产量和超产奖励”。分12个作业组进行生产，责任到组，组对社员户又实行包干。由于推行了“三包一奖”责任制，进一步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全社粮食总产量达1，641，945斤，农业总收入为104，196元，扣除当年生产费用28，772元（占27.1%），集体提留1，703元（占1.6%），国家税金10，427元（占10%），其余63，294元（占60.7%）作为劳动报酬按劳动工分分配给社员，每个劳动日值0.47元，人平分配收入43.86元。粮食总产量中，上交国家征购602，457斤（占36.7%），集体提留种子100，488斤、储备粮1，500斤、饲料粮3，419斤（共占6.4%），社员口粮934，081斤（占56.9%），人平651斤。

一九五七年，受全省天候低温影响，粮食产量下降。全社粮食总产1，169，743斤，比一九五六年减少29.2%，除上交国家征购，留足种子、储备粮、饲料粮外，分配给社员口粮479，412斤，占40.98%，人平口粮332斤，比上年减少319斤。全社总收入为93，987元，扣除当年生产费用以及上交国家和集体各项提留外，社员分配部分为46，675元，人平分配收入32.34元，比一九五六年减少11.52元。当年合作社粮食和收入虽然比一九五六年减少，社员分配水平也有所下降，但由于国家及时进行返销粮供应和拨给部分救济款，以及采取了较好的分配政策和扶贫措施，合作社仍有较大的吸引力。

三、人民公社时期

1、“大跃进”时期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后，全国一哄而起，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在上级部署下，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将石门、李家两个乡刚刚建立起来的十三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石门人民公社”，将原来十三个村改为十三个管理区，金龙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遂改为金龙管理区。

人民公社成立后，取消了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土地、山林、水利建设及大型农具，全部收归公社所有。生产由公社统一组织，产品由公社统一调拨，取消了按劳分配，搞“供给制”。实行“吃饭不拿钱，按月发工资”，不再搞年终分益，分别按八元、六元和三元计发月工资，同时在十三个管理区成立120个公共食堂，其中金龙管理区7个。

人民公社成立不久，即开始大办钢铁。一九五八年秋，正值农业生产大忙季节，农村大量劳力却被调去保“钢铁元帅升帐”，金龙管理区当年共有正、半劳力905人，就被抽走正劳力434人。由于缺乏劳力，农活大多由妇女老弱去做。在收红苕时，只好用牛拉犁翻，结果红苕仅收回七成左右。秋收后，没有劳力播种，有的地只好让其荒芜。

一九五八年是金龙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的第三个年头，当年气候较好，粮食总产除上交国家征购522，427斤，提留种子155，190斤、饲料粮13，191斤和其他集体提留粮32，023斤外，其余899，197斤（占总产量55.6%）作为社员口粮全部交给公共食堂。

人民公社取消了按劳分配，“干与不干都吃饭”，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生产迅速萎缩，积累逐渐减少。到一九五九年二月，石门人民公社已没有钱再发工资，工资制只搞了五个月即自行消失。生产上搞大兵团作战，大办民兵师，把各管理区的劳力编为营、连、排、班的建制，“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由公社统一指挥，经常组织大批社员往返十余里外劳动，提出“雨天当晴天，黑夜当白天，一天等于二十年”。在这种瞎指挥下，加班加点蛮干，弄得群众疲困不堪，生产受到破坏。

一九五九年金龙管理区粮食总产量仅为607，567斤，比一九五八年减少62.3%。当年上交国家征购306，692斤，比上年减少41.3%；集体提留种子131，778斤，比上年减少15%；饲料粮13，045斤，比上年减少2%；仅余144，858斤作为社员口粮交给公共食堂，占总产量的23.8%，社员口粮比上年减少83.9%。

由于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搞瞎指挥和“一平二调”，违反了按劳分配原则，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农业连年遭受挫折，粮食大幅度减产，农业生产陷入低谷。金龙管理区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竟比一九四九年减少10%。集体公共积累迅速耗尽，农民生活越来越困难。以公共食堂为例，最初的口号是“鼓足干劲生产，敞开肚皮吃饭”，没多久即改为“以人定量，节约归己”。到一九六〇年初，因生产急剧下降，集体已无积累，又提出：“粮食引路菜当家，细水长流度荒年”，人民群众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2、调整恢复时期

为了纠正公社化以来的左倾错误，一九六〇年冬，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先后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六十条）、《关于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彻底退赔的决定》等一系列指示，确定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根本制度。

石门人民公社于一九六一年初撤销了农村公共食堂，恢复了社员的小锅小灶；秋天，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制度。石门公社划分为石门、李家两个公社，原金龙管理区改为石门公社金龙生产大队，原金华合作社为金龙大队第四生产队。

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后，金龙四队迅速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和集体牲畜饲料地（分户饲养），金龙四队划给社员的自留地为人平1分。在分配上，采取“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不得食”的政策。这一系列措施深得人心，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到一九六三年，金龙四队粮食总产量达到78，600斤（不含自留地和饲料地），当年上交国家征购粮20，307斤，集体提留种子4，557斤、饲料粮890斤，大队、生产队其他提留粮946斤。社员口粮为48，579斤，占总产的61.8%，全队118人，人平口粮为411斤，比一九五九年人平口粮增加328斤。农业总收入为7，284元，扣除当年生产费用1，129元、国家税金790元、集体提留公积金公益金112元外，社员劳动所得5，253元，占总收入的72%，劳动日值0.44元，人平分配收入44.50元。

随着集体生产和农民家庭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到一九六四年上半年，猪肉又敞开供应了。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主要是学习大寨人艰苦创业的精神。这期间，金龙四队积极组织社员，利用农闲季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造瘠薄地，积肥造肥，建设稳产高产农田，使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一九六四年，金龙四队粮食总产达84，686斤，比一九六三年增加7.74%，农业总收入9，701元，比一九六三年增加33.2%。一九六五年，粮食总产100，723斤，农业收入为13，968元，分别比上年增加18.9%和44%。

3、十年“文革”时期

从一九六六年开始到一九七六年结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灾难，使农业陷入了十年低水平的徘徊。“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一片混乱，广大农村也被卷入这场动乱之中。一九六八年后，农业学大寨已变成“四人帮”一伙在农业战线上推行极左路线的运动。金龙四队曾于一九六八年派人参加县里组织的代表团到大寨参观学习，回来后提出：“不走大寨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片面追求大寨样板。

在生产经营上强调“以粮为纲”，抓单一的粮食生产，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砍掉，把社员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在分配上，也模仿大寨模式，评“大寨工分”，结果出现了“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评分人骂人”的情况。群众把“大寨式工分”称为“大概工分”，说“你干我吆喝，工分一样多”，“他在看，你在干，分配还是一样算”。以后又搞“基本工分加政治工分”，把“思想好、学习好、劳动态度好”作为评分的依据，结果高腔吼得越高的人工分越多，埋头苦干的人工分反而越低，严重挫伤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金龙四队到一九七六年，人均口粮334斤，人平分配收入64.17元，分别比一九六五年减少114斤和5.44元，即减少25.4%和8.8%。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系统地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调整了一系列农业政策，重新肯定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结束了多年停滞、徘徊甚至倒退的局面，连年获得丰收。

一九七九年，金龙四队实行“定工定产、分组作业，超奖短赔”责任制，取得显著效果。全年粮食总产达165，811斤，比一九七六年增长44.7%，农业总收入达29，664元，比一九七六年增长47.8%，人平口粮598斤，人平分配收入85.58元，分别比一九七六年增长79%和33.4%。

一九八〇年春，金龙四队在上年“分组作业、包工包产”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内部生产责任制，实行包产到组，同时又在组内试行“水统旱包”，责任更加具体明确，使生产更进一步得到稳定发展。

一九八一年又根据形势发展和广大社员的要求，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即将生产集体所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对农户定上交国家和集体提留数外，余下归农户自己所得）。这种责任制形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挖掘了土地的生产潜力。一九八一年，金龙四队粮食总产达168，338斤，人平口粮624斤，农业总收入为35，100元，人平纯收入为87.50元。

一九八八年实行队改社后的金华农业经济合作社，生产责任制更加完善和提高。一九八九年粮食总产达203，000斤，比包干到户第一个年头的1981年增长20.6%；人平口粮达887斤，增加42.15%；农业总收入178，300元，增加4.08倍；人均所得515元，增长4.89倍。

正如金华农业经济合作社老社长苏武树所说：“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三中全会后的十年。”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作者工作单位：江津县农牧渔业局）

望乡台瀑布寄怀

柳倩

（一）

不尽惊涛滚滚来，何能重上望乡台；
相思日夜如流水，国士乡情解不开。

（二）

一寸相思一寸灰，国愁家事两徘徊；
如何竟似奔腾水，万斛倾盈涌入怀。

（三）

有泪莫向山涧滴，云布月渐逐阴霾；
眼前时有惊涛至，宠辱无关志不衰。

象牙蕉在江津的引种和推广

王托萨口述 范征文整理

象牙蕉，别名安南蕉，原产于越南。其果实短小，但品质极佳，果肉柔软甘甜，芳香可口，俗称米香蕉。

一九四七年一月至十二月，我在重庆市北碚区毛背沱兼善中学任教，见校园里种植有八百多株本地从未见过的香蕉，附近西山坪农场亦有类似的香蕉数千株，一片翠绿，蔚为大观。考其来源，此蕉系一九四一年由两名法国传教士自越南携入两株幼苗，植于兼善中学校园内，而后逐步发展起来的。

我素知越南地处热带，气候炎热，雨水丰沛，光照充足；而中国西南部之气候，系属温带，对于越南象牙蕉能否在本地土壤中生根开花一直持疑。据了解，这两位传教士经数年考察，发现重庆冬季有霜雪等灾害气候，容易造成死苗，此外，土壤及肥料也影响其品质。于是，采取了对应措施：冬季用稻草包扎树心树杆，以御霜雪；植之于肥沃沙质壤土（黄粘土不宜）中，并施以油饼、骨粉乃至菜油，最终除却其麻涩味而达香甜可口。几经试验，终于试种成功，株平均产量十五至二十市斤。从此，越南象牙蕉在中国西南部的重镇——重庆落户生根，并迅速发展。

一九四八年端午节前后，兼善公司决定向重庆附近地区推广，采挖大量蕉苗运市上出售。我见象牙蕉树姿优美，果实香甜，售价虽较高，却有不少人争相引种，故亦购置五十株幼苗，运回老家江津县石门区朱羊乡木山村种植。由于香蕉分蘖快，每株年生发二至十余子苗，一、二年后，便发展到有四五百株规模的香蕉园。我因家中土地所限，不能全部移植，除每窝留苗一、二株替换老树（结果后必须砍掉）外，多余幼苗则分与邻里乡亲种植。消息一经传开，几十华里外亦有人前来索取苗种，因而得以辐射推广。由我的父亲以肩挑背扛方式，运往邻近的德感、油溪、白沙、石蟆、稿子、二溪、松溉、合江、朱沱、板桥、永川等地销售；同时带去成熟香蕉，供人品尝，人们争相购买，蕉苗畅销一时。

一九五四年，香蕉园产量甚高，我又值闲暇无事，便亲往成都推销。因口味极佳，赛过全城，成都水果商争先抢购，顿时销售一空。有人欲购蕉种，则由家人挖出几百株幼苗寄往成都，水果商店也购了部分进行试栽。当时我亦在寄寓处花园中试种了几十株，可惜天不作美，遭冬雪袭击而告失败。我认为成都天候不适热带植物，乃转而向靠南的内江、宜宾等地推广。

一九五五年冬，天降大雪（四面山积雪四十八天，平坝地区降雪两天方融），我的香蕉园损失惨重，大部蕉树冻死。第二年春天，死树桩头上萌发出新的幼苗，竟胜过了往年。适逢江津县农场（当时地址白沙新桥）拟发展香蕉园，派专人前来采购幼苗，我正为雪灾造成之经济损失痛心，对继续营造香蕉已意冷心灰，遂断然将园中全部香蕉幼苗售与江津县农场，我自己每窝只留幼苗一株，并于其间种植粮食作物。

一九五七年，我家加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果园也划归集体经营。当时正值重粮轻经，蕉树任其自生自灭，因此香蕉产量大减。一九六〇年前后，因遭受自然灾害，不少人以香蕉头为代食品，砍树挖蔸，蕉种险遭灭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但粮食连年增产，多种经营也随之蓬勃发展，品味极好的米香蕉又重新发展起来，星罗棋布于江河沿岸，市上处处可见米香蕉销售。

越南象牙蕉在江津种植，是由我最先引进；营蕉数十年，我也尝尽了甜头。丰收年间，我的蕉园株平产量十五六斤，大者一架香蕉重达四十五市斤。经营过程中，我总结出象牙蕉的栽培经验并掌握了较为成熟的技术：首先于栽植前选好肥沃的沙质壤土，深挖定植穴，施足底肥（有机渣肥最佳）。其次是选取健壮蕉芽作种，栽后立即加强管理，使之旺盛生长，提早投产。三是提高品质，除主施人畜粪外，配施油饼、骨粉、菜油等，所结香蕉柔软细嫩，甘甜芳香可口。四是增加抄土，即在香蕉树周围翻土约一市尺五市寸深，沟宽一至二市尺，当年香蕉产量可增五成。五是防寒，亦是香蕉生存之关键。在霜雪之前，用稻草包扎顶端分岔处及株杆，或将蕉叶收拢于顶部再用绳子捆扎，以防霜雪浸入株心。开春前解去包扎，蕉苗恢复生长，当年可收果实。

当今江津香蕉的主要品种有板蕉，别名大香蕉或牛角蕉，果实大，产量高，抗逆性强，为主栽品种。其次就是象牙蕉，别名安南蕉或米香蕉，果实较小，品质极好，但产量较低，抗逆性较差。长江、綦河、笋溪河、塘河、驴子溪等江河沿岸之温暖潮湿区均有零星分布。珞璜乡沿长江一带有成片种植，石家村六社三十户村民户户种植香蕉。据统计，一九八五年全县有香蕉十万株，总产量五十万斤左右。只要栽培技术得当，每户收入二三百元，多者四五百元是容易的。人们常说：“一年种香蕉，三年就翻梢”。香蕉既可成片种植，亦可成园，更可栽于房前屋后，因此种植香蕉可算一条致富之路。

吊陈独秀（记事诗）

许德珩

得知陈独秀，养病在江津。
船行到北沙，过此都停轮。
便道去探望，探望此老人。
别已十余年，重见百感申。
全非昔所比，白发老病身。
坐了五年牢，战起得为民。
今住江津市，仆仆感风尘。
无人与往来，邓初照顾频。
曾谈文字学，对此兴趣真。
狱中有著作，此情实可珍。
拜访已三次，师友已情亲。
谁知二年后，客死在江津。

一九四二年五月

江津大烟帮史迹钩沉

李恩琪

江津素称膏腴之区，毗邻重庆，交通便利，为县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民国年间，各行各业以所经营的商品为界限，不分公司、行栈、庄号、摊铺，组集成一种民间经济组织形式，即人们所说的帮会、行会或同业公会。最盛之期，江津帮会曾达五十个之多，大烟帮即其中的一个。

这里所谓大烟，不是鸦片或吗啡，也不是机制纸烟，而是指本地烟叶。大烟帮即是由经营烟叶或烟叶制成品的商号、烟庄、行铺组织起来的帮会。由于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现在经营和加工烟叶出售的行业已经很少，大烟实际上只是嗜烟消费史上的一个过渡。大烟之为物，本为无益于人之消费品，但既为历史事实，则不妨探其源流，以补史志之阙。故参考有关资料，并结合江津工商界部分知情老人的口述，缀成此文，盖于史海钩沉之意云尔。

一、江津大烟帮的沿革

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江津“利源长”烟庄向县商会的呈文记载，江津大烟帮始于民国初年，全县除江津县城外，白沙、朱沱、油溪等地都有烟庄，全县共计十余家。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因军阀割据，沿江哨卡林立，商品流通受阻，烟号只存八家。八家经理人公推陈尊三为帮董，负责烟帮工作。这是目前所知道的江津烟帮最早的负责人。

二十年代末，机制纸烟开始充斥江津城乡市场，土烟经营受到严重威胁。江津“利源长”、“同益公”、“荣记”等烟庄相继向县商会递了呈文，呼吁“吾业日渐萧条，负债欠款尤多”，要求倒闭歇业。

民国十九年，原已开始衰落的大烟帮的各烟庄，又遭到了意外的打击，事情原委如下：江津大烟帮的“恒美”烟庄、“同泰永”烟庄、“义昌”烟庄共同集资，到叙府（宜宾）购买土烟，船载顺流而下。至朱家沱时，照例要向设于该处的护商关卡缴印花税，应交纳大洋七元七角七分九厘，可是朱沱税卡直接隶属于当时的川南水陆护商总处，对江津烟商横征暴敛，通过扣船扣烟等强迫手段，硬索印花税七十七元九角大洋。为此，三家烟商联名上控，通过江津县商会呈转水陆护商总处处长刘文彩处，竟渺无回音。

其后，江津大烟帮全部烟庄的八个经理人陈纪常、陈丙栋、张锡三、朱培基、陈尊三、邓荣和、谭泽风、江涣荣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二月，联名具呈省府诉苦：“经营大烟，本钜利微，近又时局沧桑，市场日趋沉寂，亏折愈多，歇业尤夥，我等勉力支持，有如釜底游魂……伏乞垂怜鉴核”云云，历陈衷曲，凄楚动人。三月十四日，一张盖着刘文彩大印的训令送到了江津商会：“令江津商会杨赞卿……二十八军有规定，一律遵照……特此知照，并转知大烟帮等知之为要，切切此令”。江津烟商虽经哭诉求情，收进军阀政府的银元怎能退出来呢？

江津大烟帮的八家烟庄，在市场萧条及这次营销运输中遭受惨重打击之后，只有三家存在，其余五家倒闭。民国二十年（1931年）开春后，又有几家恢复。根据当时政府的规定，又将江津大烟帮改名为江津大烟同业公会，其负责人及换届情况如后：

（1）第一任主席陈尊三，任职不久即卸任。
（2）第二任主席邓荣和，民国二十年十二月接任于陈尊三，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卸任。
（3）第三任主席谭泽风，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卸任。
（4）第四任主席赵炳卿（接卸任时间不详）。
（5）第五任主席朱培基（接卸任时间不详）。
（6）第六任主席沈载阳（接卸任时间不详）。

二、江津大烟帮的组织模式

江津大烟帮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帮会阶段和同业公会阶段。在帮会阶段时期，组织形式比较松散，每两年几个烟庄的老板坐在一起，推选一个人出来负责工作，称为“帮董”。帮董的主要任务为和商会联系，是不脱产的，平时各自经营自己的烟庄生意。由于江津烟帮已经没有几个烟庄，会员少，故未能开展正规的活动（其他大的帮会则不同，如粮帮、盐帮有专门脱产人员）。

到了民国二十四年，土烟经营在县内增至七十一人，这时的烟业同业公会才有了比较健全的组织和活动。

1. 组织规则

（1）会员。凡是在江津县境内从事土烟经营业务的人员，包括工人、店员、管理人员、业主、经理人，具备如下条件的：有公民权、承认会章并缴会费的人，都可申请批准为会员。

（2）每十个会员选代表一人，叫会员代表，但大的烟庄多至四五十个会员，最多只能选三个代表。

（3）由全体会员代表无记名投票选出七个执行委员，由七个执行委员无记名投票选出三个常务委员，由三个常务委员无记名投票选主席一人。

（4）三个常务委员脱产工作，另聘文牍人员，由会员代表会决定。工资、费用由全体会员讨论分摊。

2. 活动

（1）为会员解决困难或呼吁。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江津“瑞和祥”烟庄、“群益公”烟庄等生意亏本，财力不支，无法承担沉重捐税，遂由烟业同业公会向商会写报告，商会又行文给江津县烟酒事务所申请减免，使两个烟庄得以苟延残喘。

（2）保护本行各烟庄的经济利益。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月，江津大烟同业公会召集会议，分析各烟庄业务疲软的原因，“系纸烟、卷烟充斥市场”，“外地行商相机行动，有利时大批运售，长贸短贸情态不一”，“县内亦有少数人四处游转，坐时谋利”。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江津烟帮的经济利益，大烟同业公会主席谭泽风立即亲自向商会写报告，并请商会转呈县政府，其文云：“近来大烟一业一落千丈，每况愈下，停贸倒闭将接踵而至，目前少数烟庄已无力支撑，不待赘述”，并请求县政府发出公告，不分何人“每售大烟一中捆缴纳经费洋二角，柳烟、毛烟每担二角”，“恳乞布告遵行，实为公便”云云。四月十八日，县长高显鉴即指令有关部门照办，并以县政府布告张贴城乡港口码头：“无论行商坐贾，大烟每中捆收洋二角，柳烟、毛烟每担收洋二角……布告周知，以昭平允，而维久远，此令”。县府的这一布告，使外地烟商受到一定影响，从而给江津烟帮经济效益的增长造成了机会。

（3）当时的大烟同业公会，除负有保护本帮和本会会员经济利益外，还有组织会员选举县参议员、讨论商会改选、办理主管官署委托事项、办理其他帮会委托事项、协调解决本帮各烟庄间的纠纷等职权和责任。

3. 江津大烟同业公会办公机构及日常工作

当时江津大烟同业公会的办公机构设立在县城城隍庙街25号，会内办公人员共七名：一个主席，两个常委，一个文牍，一个管经费开支的总务，一个仲裁生意纠纷的人员，一个搞业务联络的交际人员。

主席的日常工作是协调全会活动，具体工作是签署对外对内文稿，参加县党部、县府、县商会会议，参与其他帮会的联谊活动。

一个常委分管文牍和总务。文牍人员负责文件、章程、决议起草、会议记录、保管公章、收发函件。总务人员每年两次公布经费开支，负责账务，购买会内所需物品，到各会员户收缴会费和分配的经费。

一个常委分管仲裁和联络。仲裁人员职责分两大类：一是本行会员之间的商业合同仲裁，或是会员间某一笔生意互相阻挠发生纠纷的仲裁调解；二是会员与会外的人发生斗殴、官司，会内仲裁人员便出面协助会员，起着一种舆论上和法律上的保护作用。联络人员的职责是：调查大烟生意行情、价格变动趋势、产销利弊等情况供会员参考；为会员直接经营生意，协助他们成交。

当时大烟同业公会虽然工作人员少，但分工明确，且因工作人员的工资系由会员集资，所以办事人员与会员们都很融洽，和衷共济。会员把这一组织机构当成自己的家，办起事来都很顺当。

华盖山

提学 王敕

雨晴江涨阻行舟，山路无尘亦可游；
万叠峰峦华盖拥，郁葱佳气豁吟眸。

水心亭

（清）知州 李昌

莲池水心亭，池废亭何在？
想当全盛时，花开酒亦载；
夏日饮碧筒，香藕洗泥块；
酒阑兴加酣，旋采青芹菜；
醉归不用火，自有月来代。

头道河晨望

柳倩

茫茫岚气雨霏霏，朝雾重开去复回；
山色每观惊巨变，龙潭顿觉失朝晖；
索桥栏断苍波路，石语悄吟白鹭堆；
晨起始知身是客，怆然回顾自低徊。

江津古茶考察散记

夏忠国

今日的江津四面山，已因风景优美而成为驰名省内外的旅游胜地；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是世界野生古茶生长的地方。

据《四川茶叶》介绍，我国西南部的四川、云南、贵州是世界茶树原产地。古代药书《神农本草》中就有关于益州（即四川）川谷山陵道旁的野生茶树，其叶可治病的记载。唐代陆羽（公元728—804年）所著的世界上第一部茶书中写道：“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延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泛指长江三峡一带）有两人合抱者。”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初期，巴蜀已发现园庭中有人工栽培的茶树；到秦汉时代，巴蜀栽培茶树日渐增多；西汉末年，有了简单的茶叶加工技术，茶叶逐渐成为商品。这说明四川是我国种茶、制茶最早的地方。

江津县原不是茶叶产区，解放前，只有清溪乡木皮槽有人工栽培的茶树，年产量不过几十担。但据《县供销社志》记载，一九五四年收购茶叶650担，其中90%是粗茶（即古茶），可见在我县四面山林区野生有相当数量的古茶树。这些粗茶主要运往雅安制茶砖边销西藏，故又叫边茶。

六十年代初，江津县外贸站成立，把采收古茶支援西藏人民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当时，卖一百斤边茶，除得现金25元外，另有奖售布匹5尺、粮食15斤、化肥20斤。不少农民发现在原始森林中采得的树叶有此价值，于是成群结队，蜂拥而上，争相采摘，以致产量大幅度上升，六〇年收购量达到800担，六二年突破1000担大关。

随着产量急剧上升，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出现假茶，二是破坏资源（山民多是砍树采茶）。为了调查和制止这两类活动，一九六四年我们从外贸站来到柏林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到四面山一带的飞龙、斑竹、常乐、东胜、凤场等收购点制止假茶，顺带考察当地古茶资源。

假茶的种类很多，青杠叶、香樟树叶和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杂树还好认，唯有那与古茶大小相同、形状相似的苦茶条叶和油茶叶却很难区分出来。而这两种假茶危害最大，人吃后会引起头昏、呕吐等中毒反应。地区和省多次强调，如不制止假茶，势必影响民族政策。

在老同志的带领下，我们踏遍了张家山、飞龙庙、大洪洞、小洪洞，走访老农，调查了解，反复实践，终于发现古茶与假茶（指苦茶条和油茶）的区别：一是古茶的叶脉不出边，叶齿柔软不锥手，而假茶的叶脉出边，叶齿尖而硬，锥手；二是古茶叶四周不带亮圈，手捏碎后成网状而不分离，而假茶则四周有一圈透明的胶圈，一捏即成碎片脱离。开初，我们不熟悉，验收时都要把茶叶照一照有无光圈；后来，只要抓一把茶捏一捏则知道有无假茶；最后，只要听一听倒茶的声音，即可辨认真假了。这或许就是古人说的“熟能生巧”，功夫达到“炉火纯青”了吧。

制止假茶的战役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了解古茶资源，保护古茶。这一问题当时地区强调很紧，要求重点回报。记得是在一九六六年夏天，以外贸站杨福林、范世延为首，组织了有黄仕伦、安俊石、夏祖尧、钟祖德、吴崇盛、郑和生、周光旭等近20人的“大兵团”，奔赴飞龙、洪洞、斑竹、张家山、四面山等地，宣传组织采收古茶。

山区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我们常吃南瓜叶煮稀饭，有时也吃一种糠壳未去尽的干饭，当地叫“谷筛饭”。虽然极不习惯，但碰巧主人高兴，外加一碗“扬尘疙蔸”（多年的烟熏腊肉）也算美味佳肴。吃苦荞粑是最难忘的事：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青绿色蒸糕端来，真有些使人馋涎欲滴，急不可待地夹了一大块咬了一口，一股苦味使人实在难以下咽。此时，好客的主人才说：“同事（山里人对同志的讹读），那里还有一碗为你们专门准备的‘蜂子屎’，蘸一蘸。”我们蘸了蘸那碗中黄色的东西送入口中，一股香甜满口而生，啊！原来是蜂糖。二十多年过去了，那苦荞粑蘸蜂子尿的美味至今还记忆犹新。

组织农民上山采茶，一方面要向他们宣传多采茶支援藏族同胞，另一方面要向他们讲明保护茶树资源的意义，动员他们改变砍树摘叶的原始生产方式，改为带楼梯上山，爬树采茶。对此，农民们口头上从不表示异议，然而我们总是看见，农民们日出背个大背篼上山，日落满载一大背茶叶而归，却从未带楼梯。我们几次问李队长，他总是吱唔。一天，李队长说：“同事，话好说，事情难办啰！上山采茶，莫说㧯楼梯，恐怕你空手也难走啊？不信你们去看一看。”我们正有意去看一看古茶树的风貌和原始森林的景色，当然乐意前往。

次日，我们随李队长出发，沿山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开始上山。所走的路，其实并不是路，只不过是采茶人踏倒荒草显出的痕迹。进入原始森林，显然是另一番景象，满眼但见奇花异树，古藤悬挂，巨木参天，浓荫蔽日。来到半山腰，已是晌午时分。抬头望，只见崖畔有几棵树木与众不同，树干灰白，树姿直立，分枝稀疏，高约八九米。李队长说，这就是古茶。来到树脚，我们试图爬树，但光滑的树干和树下那万丈悬崖，吓得个个张口伸舌，裹足不前。至此方知，山民如不采砍树一法，就只好望“茶”兴叹了。一棵碗口粗的茶树，捋叶足有一百多斤，老叶肥厚，大如手掌，用手揉捏一分钟，即清香扑鼻，放入口中苦涩甘醇。

此古茶何时发现？起源于哪里？在当地是个谜。一说此茶原产云贵，雀鸟吃下茶籽，飞来当地随粪便拉下而生；二说大风吹来茶籽落地而长。

一九八〇年，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到木皮槽考察幸存的古茶树，认为“此古茶树不是云南大叶茶北移次生，是本地原始茶树。经化验分析，简单儿茶素含量很高，代谢类型最原始”。这一结论，揭开了江津四面山古茶之谜，证实江津也是我国乃至世界茶树原产地之一。

访聂荣臻元帅旧居

龚灿滨

1979年7月，江津吴滩乡石院子聂帅旧居修复，予随杨辉宗等同志前往瞻礼。高山仰止，难已于怀，因成此律，并祝老帅九秩寿辰。

绿竹苍松绕宅新，等身功业旧门庭；
城头义帜昭中外，铁索危桥震古今；
遗爱当年留察冀，韬钤指顾定平津；
西疆蓦地浓云卷，石破天惊立巨人。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白沙创办经过

白沙镇志编辑小组供稿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开始筹备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四月，由教育部聘请谢循初先生为筹备主任，齐国梁、陶玄二先生为筹备委员，限二十九学年（1940年）度第一学期成立开学。迭经召开筹备会于重庆青木关，依照部发筹备办法商定应设系科及选择院址范围，又会同前往綦江、江津等县查勘基地，旋经呈准设于江津之白沙镇，并暂分教育、国文、英语、史地、理化、音乐、家政七学系及体育专修科。

七月初旬，筹备处成立，地点暂假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开始洽聘教职员，招考新生，购置院具、图书、仪器等设备。八月一日购定白沙镇新桥地基，随即兴工赶建院舍。九月二十日奉令正式成立，并聘原任筹备主任谢循初为院长。十一月初筹备处办理新生报到。时院舍已建成大小房屋二十余栋，教室、宿舍、办公室俱备，遂于十一月十日迁入新院舍，十四日开始新生训练，二十五日正式上课，并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成立纪念及院舍落成典礼。

三十年（1941年）春，筹设临时附属小学。同年秋，附小校舍落成，正式成立，院本部自是时起增设数学系及初级部国文科。

三十一年（1942年）二月，奉令接收国立第十七中学女中分校及女初中分校，遂于三月接收女中分校，改为本学院附属中学，仍设本镇红豆树原址。七月间复接收女初中分校，改为本学院附中分校，并计划将原有初中逐年结束，另招师范班；复因该分校原赁校舍狭隘，改于本学院附近分期自建新校舍，逐渐迁移。是年秋所招之师范生一班，即已在新校舍上课。

三十二年（1943年）春，附中在王园附近购地增建校舍。秋八月将附中分校改组为附属师范学校，并与院部同时续建校舍，扩充设备，规模遂得粗具。现制师范学院学生应于第五学年充任实习教师，实际在学即为四年，故初设各学系，现已完成四个年级，而附属中小学亦经先后成立，至是可谓完全筹备成功。此本学院三年来发展经过之大概情形也。

一、院舍建筑

本学院院舍坐落于江津县白沙镇南五里许之白苍山麓，占地约七十余亩，全部房屋均系新建。……三年来总计共建院舍五十六栋三百六十五间，连同购买租赁者共有六十五栋四百间。全院房舍除礼堂及附属小学校舍为茅屋外，余均为瓦顶平房、三合土地，且大都为土墙，非徒坚实朴质，亦甚整齐美观。

二、师范学院学生

在院人数据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2月统计：
教育系：105人；国文学系：83人；英语学系：62人；史地学系：88人；数学系：28人；理化学系：45人；音乐学系：22人；合计547人。

三、教育辅导

奉令辅导中等学校，指定本院辅导区域：三十一年（1942年）为白沙、江津、合江；三十二年（1943年）为江津、合江、永川。辅导学校先国立后省市私立。根据辅导办法大纲，拟具辅导计划呈准施行。三十一年度（1942年）辅导工作地点在白沙，辅导学校有公私立十一校，辅导范围为国文、英语、史地、数学及理化等科教学方法、教材选择及教学设备。受辅导人员有各科教员七十七人。至其经过情形，则由本院聘请各系科教授十五人组织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负责主持。

四、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三所附属学校

简介如下：

（一）国立女师附属中学概况

本学院附属中学原为教育部战区教师第三服务团附设第八中山中学班。二十八年（1939年）秋，创立于白沙红豆树，由团派吴子我为班主任。三十年（1941年）秋，奉令改为国立第十七中学女中分校，校长由原任班主任充任。三十二年（1943年）又奉令改隶本院附属中学，聘原任校长吴子我为校长。

该校校舍系借用红豆树王氏别墅之衡庐，距镇约五里，背水面山，风景清幽，为求学胜地。原有楼房三座，并自建茅屋九栋、瓦屋二栋，为教室、宿舍、图书馆、实验室及各种作业室，虽多因陋就简，然勉强可应用。惟因旧屋窳败，时虞倾圯，乃于三十一年（1942年）冬呈准另建校舍于衡庐附近之桃树湾，购隙地五亩，建筑教室十二间，办公室、教员预备室、传达室等六间，鸠工庀材，费时十月，共用建筑费三十五万余元。迄已大功告成，全部使用。有教职员51人，初中学生297人，高中学生243人，全校共有540人（1943年10月统计）。

（二）国立女师附属师范学校概况

本学院附属师范学校，原为战区教师第三服务团附属第四中山中学班，成立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五月，校址设江北鱼嘴镇，班主任为冯邦新。二十九年（1940年）三月，冯主任去职，由傅岩继任；当时学生由六级增至八级，原有校舍不敷应用，遂于是年八月迁至巴县兴隆场。二十九年（1940年）改派胡勤业接办。三十年（1941年）一月，改为教育部特设第四中山中学班。同年八月，奉令改隶国立第十七中学为女子初中分校，派刘汉良为校长。旋奉令迁移校址至江津白沙镇。三十一年（1942年）七月，复奉令改组为本学院附属中学分校，聘原任校长刘汉良为校长。本年八月又复奉令改称今名。有教职员34人，初中班学生165人，师范班学生93人。

（三）国立女师附属小学概况

在师范学校附属于本院时即行筹设，迄今将及三年。原有校舍一幢，渐感不敷应用，但因经费关系，现无法增筑。全校共分六级，计五班，教员7人，学生总数为107名。本学院员工子弟约占四分之一，其余大部分系附近乡镇儿童。

（录自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刊”，标题为编者所拟）

【编者按】国立女师学院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当时的部长朱家骅主张留在四川，故于1946年8月迁重庆市九龙坡交通大学遗留校舍。重庆解放后，1951年院系调整时，改为西南师范学院。

对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的点滴回忆

李芸生等口述 刘子华整理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的流亡学生纷纷来到重庆。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在重庆附近的县、乡（镇）创办了十余所中山中学，专门招收这批青年，使其能继续上学读书。学校全部实行公费，学生通过考试，统一分配到各学校就读。

1940年，在白沙红豆树创办了一所学校，即第八中山中学班，校长是吴子我。学校设初中、高中，初中招收四个班，高中招收三个班，每班学生四十人左右。同年在白沙黄泥嘴养正校设立第四中山中学班，校长刘汉良，教务主任王若蓝（学生人数、班次不详）。

1941年暑假时，成立国立十七中学。深沟子是国立十七中学的校部，全部招收男生。红豆树第八中山中学班，改为十七中学女子分校；黄泥嘴第四中山中学班，改为十七中学女子初中分校，招收女生。

1942年，红豆树十七中学女子分校改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黄泥嘴十七中学女子初中分校改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师范学校，深沟子仍设国立十七中学。

1940年到1942年的三年间，红豆树学校经过了三次变革。学校名称改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以后，校长仍是吴子我。当时学校有教室十二间，学生十二个班，共有400人左右，教师30多人。开设课程有国文、公民、数学（包括代数、三角、几何）、地理、历史、物理、化学、英语、体育、唱歌、劳作、美术等功课。

该校学生学习勤奋，生活简朴，有浓厚的读书风气。学校组织了歌咏队、话剧队、壁报队，开展各种活动。当时学校校舍少，设备亦差，没有活动场地，于是在丛林绿树中砌石垒土，搭了个露天剧台。学生们轮流在台上演剧，开纪念周会，搞演讲比赛活动等。每年六月二十五日，学校组织一次校庆活动，要排演戏剧，曾经演出“棠棣之花”、“孔雀胆”、“红楼梦”、“飘”等节目。这些剧本有的是郭沫若编的，有的是学校教师编写的，也有外国剧。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了校外的各种活动，如1942年白沙的学生运动会，由音乐促进会组织的白沙万人大合唱，白沙地区中学生的作文比赛、演讲比赛、抗日捐献大会等活动。

校长吴子我是中大法律系毕业生，很有才能，治校有方。她向学生谈话，慢条斯理，文质彬彬，但要求严格，态度严肃。学校校规甚严，学生一个月只准下街一次，平时及星期天都只能在校内活动。学生休息时只有去转柑子林，或去河边洗衣服，到沙滩游耍，看江中航船。后来，吴子我和一位研究法律的学者结了婚。新婚之时，《白沙日报》曾对此刊登新闻报导，标题是“铁树开花，红豆公主下嫁”。此后不久，吴子我便无心从事教育工作，于1944年初辞去校长职务。

从1944年春天开始，国立女师学院附中遂由从东南亚归国的刘英舜（广东人）任校长。她的专业是学教育的，思想比较进步，对学生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教务主任黄求恩（广东人）是地下党员，他和重庆《新华日报》及八路军办事处都有联系。他上课讲地理时，常结合学科讲苏联红军、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等史实；讲“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二七”大罢工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史实；讲国民党的腐败，讲国内外形势，讲抗日救亡运动，宣传革命道理。他教育学生为民族的利益而斗争，为革命寻求真理。后来通过他介绍，学校聘请了一些进步教师来校执教。当时比较著名的有碧野（青年作家，在抗日前线搞文艺宣传）、张弓（又名李赛风，青年诗人）担任国文课；刘维诚担任历史课，在课堂上讲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也聘请了一批有学问的名师，如周钟灵、朱金声、侯锡忠等，解放后他们许多人都成为大学教授。

该校教务主任黄求恩，因工作需要于1945年夏去到泰国办华侨报，解放后曾在福建省一个地区担任地委书记。

1946年8月，国立女师迁重庆，其在白沙的附属学校，包括红豆树女师附中，俱一并撤除。

清明

吴芳吉

小妇缝衣趁清明，春衣和暖受风轻，
从知物力非容易，怜汝万针刺得成。

落红如雨缀青苔，流过墙头杂水隈；
日暮推窗闲展读，蜀山争入晚帘来。

注：1.此篇作于1915年清明。2.落红即落花。3.隈，角落。4.展读，展卷读书。

南京盲哑学校在江津

陈未云

抗日时期，南京市立盲哑学校内迁，在江津北岸双龙场租用刘家祠作为临时校舍。除随校而来的外省公费生外，还招收川籍自费生。她是继成都私立明声盲哑学校之后，四川第二所特教机构。有了这所学校，川东地区的残疾儿童才有了上学的地方。但当时该地进入该校学习的盲聋儿童不过十余人而已。其原因倒不是经济问题（自费生只交伙食费、制服费，免收学费），而是旧社会对盲聋人漠不关心，听之任之所致。

我小时因病耳聋，1941年春，经重庆著名医师吕钟灵指点，去到该校中学班学习，当年我17岁。

刘家祠有两个相连的四合院，两个天井，一块空地作操场。周围古树参天，环境十分幽静。学校教职工十二人，全部在校外租用民房居住。盲、聋学生约50名，全部住校，分班上课。采用普通中小学课本，盲人听老师口述，用盲文（心目克明）记录，他们凭藉能听能说的条件，可以学到高中毕业，并着重培养音乐才能，女生还会打毛线、使用缝纫机。盲生罗福鑫后来被保送到中央大学社会系，毕业后又公费去美国留学。但盲人生活上很不方便。聋哑学生靠手势语学习，由于失去语言功能，学文化进度很慢，手工和美术则是特长。也有少数学生经过刻苦学习，中英文成绩都好，胡家岱、刘大桂同学先后进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深造，祖振纲去美国，毕业于聋哑学院。

该校校长陈光熙住在城内，每天过江来去，不以为苦；教务主任刘松年兼中学班级任和全校体育教师。刘老师学识丰富，工作负责，受到全体学生爱戴，现年80以上了，在南京聋校退休。

1941年夏天，国民党教育部、社会部先后派员来校视察，认为全校师生流亡入川，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坚持教学，实为难得。之后，南京市长马超俊发下表扬令，内有“奔波建树，存京市之硕果；磅礡砥励，开特教之先河”等句。旋经教育部下令改为“教育部特设盲哑学校”。

有一次，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到江津检查防空设施，特地上山来校参观，乡长抢先报信，一时武装卫队云集小镇。刘峙对学校极为赞扬，并到聋生教室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读书好”三字，胡家岱同学当即用英文回答“谢谢！”

1941年，日本侵略军飞机不断由武汉起飞，空袭重庆，江津也落过炸弹。为了防御日寇伞兵突降，国民党军政部第九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的一、三营在学校附近构筑机枪阵地。三营营长张芝尧每天路过校外，有时来校小坐，和我相识。张是一个北方大汉，爱国军人，与江津康宁药房二女沈学贤结婚，后闻调去上海当护航大队长，解放后回到江津。

双龙场当时有百余家住户，一所小学，三天一次集市，一条石板山路穿场而过，上通邻县，下达县城北岸河边。时有抬滑竿的、挑担的、赶驮马的上上下下。江津农村盛产粮食、广柑、桔子、桐油、皮张。山路两旁，多为榨桔饼、硝皮张、榨油等手工作坊。城里商业也很繁荣，但没有汽车。街头绿化好，十分幽静。我们同学每逢星期天下山进城去闲逛，老师往往叫一名聋生挽住一名盲生一同去来，那情景颇为别扭，因为两种学生无法交谈。

日本投降后，学校就迁回南京市鼓楼街原址。50年后的今天，该校的发展与当年景况，不可同日而语。而曾哺育过该校的江津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重视聋哑教育，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尤使人感到欣慰。

（本文作者原系南京盲哑学校学生，现在重庆市江北区民政局工作。）

逝龙游湖

余秋水

水道弯弯窄又长，春风吹送野花香，
鸦鸦不避游人戏，又一村前白鹭翔。

游小洪湖

余秋水

湖水粼粼淡淡风，轻舟款乃自从容。
游人争说风光美，口占诗词未比工。

走在时代前列的江津中学

廖掀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聂荣臻同志的母校江津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而享有盛名的省重点学校。中国科协现代管理知识讲师团团员、原南开大学副校长王祖陶教授，曾撰文评价说：“……江津县（在文化建设上）最重要的历史性成就，就是兴办了两所闻名全川的中学，江津中学和聚奎中学。……江津中学是近代教育在四川发展的产物……是紧跟着时代前进步伐而前进的，并已作出了中学教育的模范榜样。”数十年来，这所学校一直以其优秀的革命传统和卓著的办学成效，在江津教育界占着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

（一）

江津中学创办于1906年，初名江津县官立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江津县中学校，县人遂称为江津中学或县中。1950年，学校被定名为川东区江津第一中学。1953年恢复四川省建制后，更名为四川省江津第一中学校。1984年，始改为今名四川省江津县中学校。

学校最初实行癸卯学制（即小学9年，中学5年，高等学堂3年，大学3—4年，通儒院5年）。1912年改为4年制新学制。1933年改为3年制初中。1941年增办高中，成为完全中学。1952年开始招收女生，成为男女合校的现代学校。

学校原校址在县城几江镇黄荆街（即今江津中学本部所在地）。1939年，学校为避日机轰炸曾迁往油溪，1944年复迁回原址。1955年，学校在县城南郊鼎山上新添校舍，遂称其原址为本部，称新校舍为分部。其原址校舍古朴，布局雅致，新址地势开阔，环境幽静，两处各具特色。今天，学校教学中心已转移到山上，原址则辟作纪念馆和生活区之用了。

（二）

江津中学素以严格的校风校纪和高标准的教育质量著称。其历任校长（至今已历37任，详见附表）多为治学严谨、办学有方且思想进步的有识之士，所聘教师大都师德高尚，业务精良，堪称学生楷模。

首任校长杨仕钦原是清末特科贡士，在第一个开学典礼上，他就亲自动手先做化学实验，以唤起师生对科学的尊重和追求。

1928年，施俊杰任校长，颁“勤、诚、恒”三字为校训，勉励诸生“修学以勤，立身以诚，而以恒继之”，促进了良好校风的形成。

1931年，著名诗人吴芳吉任校长，他处处以身作则，以德化人。其时正值日寇大举侵华之际，他曾亲率师生上街游行，振臂高呼抗日口号，并泣血赋诗《巴人歌》，歌颂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在将此诗向全校师生朗诵时，诗人痛骂投降派“衮衮诸公似蛔虫！”激昂之情难以抑制，竟至当场晕倒于讲台。诗人英年病逝，仰慕者无不痛哭流涕。移灵之日，江津中学全体师生哭送下船，白沙千余人齐集江边迎灵，这种自觉的群众祭奠场面可谓备极哀荣，足见人们对他的爱恋之情。

解放后，朱近之成为新政府任命的首任校长，于1950年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回来后积极贯彻国家制定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使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并于1953年被定为省属重点中学。

1956年，熊秉衡任校长，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学校于1960年获江津专区高中毕业会考第一名，出席了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获国务院颁发的先进单位奖状。

“文化大革命”以后，刁光明于1978年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带领师生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为后来开展教学改革奠定了基础，并于1982年获四川省“五讲、四美、三热爱”先进个人称号。

八十年代后期，在全面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江津中学领导集体一方面在学校重建尊师重教、严谨治学的校风，另一方面全面推行教学和体制改革，为重新确立学校在全县教育界的主导地位作出了巨大的努力。1989年，学校现任党总支书记龚孟坚因贡献突出，获省政府授予的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江津中学的历任校长均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所聘教师不但大多是国内著名大学的毕业生或留学生，且须有高尚的师德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因此，多年来学校名教师层出不穷，有增无已。如曾在辛亥革命时期以江津中学为据点组织革命宣传中心、后任合江同志军首领的张鹿秋，解放前夕在江津教育界积极展开迎接解放活动的地下党员朱虎庄等都曾名噪一时。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教师更受尊重。1954年，化学教师龚琢章因教学成绩卓著出席了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数学教师黄廷祥获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1989年，语文教师蔡昌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此外获市、县一级表彰者更不胜枚举。他们的无私奉献，为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

江津中学数十年来一直为全县人民密切关注并寄予厚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在充满斗争风雨的年代里，它始终能以进步和变革的姿态，站在斗争的前列。

江津中学是在“戊戌维新”以后废科举、办新学的潮流中开办的新式学校，它率先推行“癸卯学制”，宣告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教育制度在江津正式结束。其后，它又率先执行更为科学的近代学制，在教育宗旨和办学方针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比较彻底地清除了残留于学校的封建糟粕。

为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学校早在三十年代就曾从江浙先进地区请来专职体育教师，狠抓体育教学，并添置了大批现代体育用具，建立了一整套现代化体育教学和训练方法。从此，江津中学的体育运动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在县内外一系列有关比赛中多次夺得优异的成绩。1984年，学校被授予四川省体育先进单位称号；1987年，副校长曾繁藻被评为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优秀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江津中学作为重点学校的实验性和示范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例如：为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校早在1958年就办起了县内第一所校办工厂——大江机械厂。经过三十年探索和奋斗，工厂规模不断扩大，有了自己的定型产品，不但为学生提供了劳动基地，也为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88年被授予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先进集体称号。

近年来，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江津中学经常被作为各项改革的试点单位，1988年更试行了校长负责制，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管理。在改革课堂教学方面，各科教育科学研究在多年探索的基础上正逐步展开。其中，因德育工作的改革研究成效显著，学校于1990年被县人民政府授予德育先进单位的称号。其他如初中整体改革实验、初中艺术教育实验、高考心理咨询实验和初中青春期心理健康实验等方兴未艾。党团和工会工作也适应新的形势，积极推行改革，分别被评为各类先进基层。

由于率先进行改革，学校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为兄弟学校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充分发挥了应有的先导作用。

（四）

在坚持进步方面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江津中学历来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曾留下过光辉的一页。

早在1919年，江津中学的青年学生就曾响应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召唤，在聂荣臻、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等的带领下，上街游行宣传抵制日货，惩治卖国贼，成为江津爱国学生运动的先驱。同年12月，聂荣臻、钟汝梅、戴坤忠等更率先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继之者络绎不绝，如刘宗华、鞠继承、刘厚垓、刁泰斗、桂万年、龚曼露、刁泰乾、周子君等先后共达23名，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走上了献身人民革命的征程。

1926年春，中共重庆地委委员兼共青团地委书记童庸生来校任教，在学校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和共产党支部，成为江津境内建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同年，即有教员张成骧，学生沈天如、李辉亚、赖龙章、李杰等二十多人在其感召下奔赴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直接投身到国民革命的洪流之中。

1931年，当“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江津，时间已是深夜，校长吴芳吉亲自敲钟唤起全校师生，夤夜召开声讨大会，极大地振奋了全校师生抗日救国的决心。国民党“不抵抗主义”面目暴露以后，青年学生杨子波、钟惦棐、蹇俊德等于1937年冬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标志着人民在进步与反动之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此后，在政局急剧动荡的年代里，江津中学的革命活动更是此起彼伏，绵亘不绝。如举行庆祝抗战胜利的盛大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示威活动，教师争温饱的大串联和大请愿，驱逐国民党特务教员等，在江津产生了极大的革命影响。

在严峻的斗争中，江津中学先后有不少校友为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27年4月，中共早期党员谭祖尧、吴平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走狗北洋军阀，与中国革命先行者李大钊一起在北京遇难，年仅二十余岁。留法人员回国后，钟汝梅参加了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于上海被捕牺牲；戴坤忠、傅汝霖被党组织派往贺龙领导的部队，1930年牺牲于洪湖之役；在重庆“三三一”惨案中，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漆南薰也丧身于反动势力的乱刀之下……众多烈士的革命事迹，不但是江津中学夙富革命传统的明证，也是对全校师生进行传统教育的绝好教材。为此，学校于1979年在原校址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增设了纪念室和陈列室，聂荣臻元帅的亲笔题词，使烈士们更加受到全县人民的深切爱戴和万代景仰！

（五）

江津中学学风严谨，教学质量高而稳定，学生毕业后考入高一级学校继续深造者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比例，学校也因培育人才成效卓著而享誉全川。

除前文所述那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甘洒热血的革命先烈外，学校历届毕业生中还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专家和学者，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四十年代在中国经济界享有盛名的“江津三杰”樊弘、罗志儒、杨西孟；为弘扬《资本论》奉献一生的经济学家漆琪生；古汉语学家王利器；医学专家曹钟梁，中医学专家任应秋，电影美学家钟惦棐；统计学家龚鉴尧等。海外著名华裔学者有美国航天博士沈永忠，血液学专家李昌林等。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江津中学建校至今，共计已办初中108届，高中52届，毕业学生一万八千多名。这支庞大的知识大军早已遍布全国，在各条战线上默默无闻地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许多各自在专门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校友们都非常关心母校的进步和发展，他们或捐献资金，或馈赠著述，或回校探望，或撰文纪念，以表自己拳拳赤子之心。

1955年5月12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功勋卓著的聂荣臻元帅曾回校探望，后又多次写信、题词，对全校师生勉慰有加。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创造社的创始人、曾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李初梨，1979年也曾回母校探望。1986年，散居全国各地的著名校友应邀回津，参加建校八十周年大庆，两千多名专家学者和各级党政干部济济一堂，无异于一次人才大检阅，使全校师生深受鼓舞。

（六）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江津中学的办学条件不断得到改善，规模也有所扩大。学校现有高中三个年级18个班，初中三个年级12个班，在校学生1573人，教职员工187人，是全县规模最大的完全中学。

学校从1955年开始在鼎山上新添校舍，其后不断发展，一幢幢教学楼、办公楼、实验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逐渐发展成为学校教学工作的中心。这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为师生们的教学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目前学校有校园面积13.8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71万平方米，这在整个重庆地区也是首屈一指的。

在教学设施方面，学校不但常规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实验室配备齐全，还率先配置了现代化的阶梯教室、电化教学室、语音室、微机室、军训专用教室等，各类教学仪器设备也数度添置和更新换代，为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和推行教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1984年，学校筹集巨资修建了大型专用田径场，有400米跑道，占地2.3万平方米，重庆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因之在这里召开，极大地推动了学校的体育工作。今年，县里已投资逾百万，为学校修建新的教学大楼，并着手制定耗资巨大的远景规划……

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江津中学正迈着现代化的步伐，日新月异地展现在家乡一百四十多万人民的面前！

八十多年，在人类历史上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一所学校来说，却意味着多少代有识之士的无私奉献。对此，人民是不会有须臾淡忘的。

“几水鼎山共寿，柳青梧碧增辉”，江津中学在聂帅九十大寿时题赠他老人家的这两句祝词，不仅表达了母校对这位德高望重的校友真诚的崇敬和祝愿，也饱含着师生们对学校由衷的信赖和自豪，以及继续站在时代前列，沿着先烈们开辟的光明大道奋勇前进的信心和决心！

（1990年10月，根据江津中学校史资料整理）

游响水滩

余秋水

响水滩头侧耳听，谁家抚弄七弦琴，
子期俞伯今何在，流水高山一片心。

游摩天岭

余秋水

层峦叠嶂沐朝晖，结伴驱车上翠微，
道路犹如红带绕，摩天岭下白云飞。

江津中学历任校长名单

建国后江津中学历任负责人名单

在白沙期间的川东师范学校

白沙镇志编辑小组

川东师范原址在重庆枇杷山麓，现文化宫处。该校创建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是当年川东地区的最高学府。抗日战争时期，因敌机轰炸频繁，遂于1939年5月底由重庆迁来江津白沙东海沱。当时学校校长是聂荣藻。

学校设置高中师范班，分普师、体师和童师三科，其中普师6个班，体师2个班，童师1个班，共有学生400余人。普师开设课程有国文、英文、三民主义、教育概论、心理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人体解剖学、生理卫生、音乐、美术、军训等；体师科开设的专业课程有体育行政、体育概论、急救术、裁判法、体育建筑与设备、唱游、田径、球类、垫器运动、童子军、国术，共二十七门功课，在三年内分期学完。

1940年，学校在白沙东海沱附近的千秉溪增设川东师范附属小学，开办六个班，招收学生300余人；附设两个初中班，招收学生100余人。同年，四川省教育厅开办的涪陵省立中学，因无校舍、教师和其他必要设备，决定交川东师范代办。此外，教育部在江津开办的国立九中当时办有师范班，与教育部规定相抵触，于是又将该校师范班全部并入川东师范，学校规模更见扩大。

1942年，在川东师范学校内增设了建国先修班。这是为初中毕业未考取高中者设的补习班，分甲、乙、丙三个班，招收学生150多人。当时政府经费开支困难，教师工资微薄，此举一方面为地方培养了人才，另一方面也增收点学费补贴教师薪金。建国先修班由学校选聘了一批有学问的名师去担任课程，如教国文的吴继先，教数学的徐光华，教物理的侯锡藩，教化学的陈邦然，教历史的蒲梓完等，在各班任教，使学生受益不浅。

川东师范迁来白沙后条件很差：教室是茅草房，照明是煤油灯，寝室是农家房屋，只新盖竹架草房作食堂和礼堂，租借了江家祠堂作为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和藏书数万册的图书馆。运动场离校本部有六百米远，利用梯田，因地制宜，建了一个185米的田径场，内设足球场一个，跳远沙坑两个，百米直道五条，篮球场三个，单、双杠各三副。简陋的条件没有影响师生的学习情绪，也没有影响川师的学风和校风。

川师学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校规及各种规章制度，对学生严格要求，但课余活动却开展得丰富多彩。每周一、三、五早饭后，“醒狮歌咏队”坚持练唱；其他如《文风社》周刊、半月图画展、星期日的校际篮球赛、每学期两次话剧和舞蹈歌咏会等，从未中断。特别是“东海沱”篮球队（代表川师）在白沙文化区里名噪一时。1944年在江津举行的渝南运动会中，川师体育科出席十二人，获得田径总分第一。

学校为了提高学生讲话和写作水平，经常请有名的教授来校讲演，举办各种讲演比赛，并允许学生组织各种社团，创办刊物壁报，开展自由争鸣。当时在川东师范读书的地下党员李培根、向国灵、黄大洲、凌照远等，就曾利用这个条件，团结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如三十三班凌照远等在学校组织社团，以文艺形式报导农村的疾苦；三十六班杨正木等在学校组办“文风壁报社”，揭露旧社会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和对光明社会的向往；二十五班黄大洲等在学校组织“醒狮歌咏队”，演唱各种抗日救亡和游击队歌曲。寒暑假期间，各县学生分别组织歌咏队、话剧队、扫盲队和民众学校，回乡展开抗日救亡活动。

川师学校以培植人才、服务社会为宗旨，把各种教材提高到大学一年级水平。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严格专业教师的聘请，取消了兼课教学制度。当时省内许多比较著名的教师，如教语文的赖以庄、陈季高、向宗鲁、文百川、万和甫、陈白遵、吴继先、余雪曼，教史地的张筱门、蒲梓完、李增祥、曾大圭；教数理化的赵宗燠、陈定远、侯锡藩、徐光华、彭毅宾、江之鸿、刘召民、杨茂实；教教育科的张德敷、周希儒、蒋成坤、曹玉立、陈白银、赵学广、赖均白；教英语的爱尔保、文幼章、周骄子；教生物的王树嘉、邹剑隆、周嘉骥；教农业的陈让卿、陈希桓、李览尼等，都是先后延聘的长期教师。因时值抗战，省外也有许多有名教师来川，学校又延聘了教数学的张道模，教理化的张辰、来世杰、邱玉书、代学炽等来校任教，为学校培养了不少人才。

川东师范学校规定每周一次周会，由校长主持，主要演讲内容是鼓励学生刻苦学习，生活严谨，品行端正，为人师表，注重个人修养，树立远大志向，保持发扬川师优良作风。该校学生在老师的严格要求和耐心教导下，进步很大，毕业工作一段时期后考进大学深造的很多，不少人还考进了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女师学院、四川大学、贵州大学、重庆大学体育科等。这些学校都对川东师范学校设了免考保送学生的名额。

抗战胜利后，川东师范于1946年5月由白沙迁回重庆。直到重庆解放时，学校规模有四十四个班。

龙潭游记（清平乐）

杨启华

丛山叠翠，碧绿微波碎。舟泛潭中游画内，水转山回人醉。

奇花异木红崖，相思泉水飘纱，峭壁猴王探首，渔翁水鸟人家。

四川省最早的一家县级电视台——江津电视台

要说明江津电视台的源流，必须从广播事业谈起。

一、江津广播站的成长

江津在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由国民党在县政府内设置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配置了播音员，专门转播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时事消息。

一九四九年江津解放后，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在县文化馆（今县印刷厂地址）建立收音站，并在城关大什字口等处安装高音喇叭，开始广播，每晚一次读报节目，播音员为彭代富同志。这年冬季，县府迁白沙，由第二文化馆开展广播工作，播音员改由胡惠秋同志。一九五三年，胡惠秋上大学，又由夏惠勋同志接替广播。直至一九五六年十月，江津县府迁回城关，将第一、第二两个文化馆合并为江津县文化馆，正式成立广播站，曹维纲同志任站长，主要收转中央广播电台节目，每天约二十分钟，用普通话向群众播送。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广播事业陷于瘫痪。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县革命委员会为了落实拨乱反正政策，决定正式建立“江津县广播事业管理局”，与县广播站施行局站合一，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一九八一年改称“江津县广播事业局”。一九八四年一月四日，遵照中央关于“机构设置宜简不宜繁”的精神，将广播事业局与广播站合并为“江津广播局”，隶属县委宣传部领导。

二、江津电视台的建立

一九八四年，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改善，已不满足于仅在听觉上的新闻广播，而要求视觉上的真实感受。江津县广播局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的中发（1983）37号文件规定——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实行“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并适应县内新闻报导的需要，开始酝酿成立江津电视台。四月十二日，向县人民政府提出《关于建立江津电视台的请示》报告，很快就得到了江津县委和县府的批准，并转报重庆广播电视局。

同年十月六日，中共江津县委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将江津县广播局更名为“江津县广播电视局”，并确定其为县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其事业建设与管理工作受县政府领导，宣传工作受县委领导。

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重庆市广播电视局转发中央广播电视部批准建立江津电视台的文件，同意建立并定呼号为“江津电视台”。规定以转播中央和本省的电视节目（包括文艺节目）为主，也可以插播本地的新闻性、知识性和服务性节目，暂不自办文艺节目。建台所需费用、人员编制以及日常工作经费，均纳入地方预算解决。电视台台址设在几江镇东门外大同路广场，广播电视局二楼四间办公用房系旧房就简暂用。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工作，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江津电视台在江津人民政府礼堂隆重举行了开播典礼仪式。中央广播电视部副部长郝平南、重庆市副市长冯克熙等领导同志出席并剪彩。在近两百位来宾祝贺声中，郝平南副部长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江津电视台是重庆市第一个县级电视台，也是四川省最早建立起来的县级电视台，今天隆重举行开播仪式，这是广播电视战线的一件喜事。”

三、电视事业的发展

电视宣传效果显著，专题及本县新近发生的新人新事，都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在全县人民的面前，表达了我县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仅一九八九年全年电视图像新闻达八百二十三条（含口播），专题九部。江津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江津柑桔》、《老山行——猫儿洞电视系列片》、《长江滥捕幼鱼成风》、《吴滩乡整治病灾水利工程》等十六部（篇）专题和新闻，分别获得省、市一、二、三等奖。电视日平均转播四点三小时，每天播出一次；自办节目每周播出二至三次，每次约十至十五分钟。转播节目与自办节目比重为十二点五比一，新闻稿与通讯员来稿（图像）比重二十五比一。

有线电视（即闭路电视）全县已安装开播有线电视四千余户（江津几江镇有线电视大系统设计规模一万五千户，预计三年完成，第一期工程四千户已完成，将开通六套以上节目）。到目前，全县已建立卫星收转系统二十七座，其中差转台二十五座，差转机三十台，总功率达七百一十二瓦；调频发射台两座，其中一九八八年新建骆崃山大调频发射台一座，功率五十瓦，打通了县至区、镇、乡、村、社、户四级传输，克服了原先小调频功率小、干扰大、收转质量难以保证，特别是相当部分区、乡收开县站节目困难的状况。使用有线和无线结合，增大了覆盖面，解决了技术难题。电视覆盖全县一百一十万人口，其中中央台覆盖四十五万，四川台覆盖五十万，重庆台覆盖十五万（含重复覆盖，全县实际人口一百四十万），基本实现了中央“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

咏猴王观海（浪淘沙）
杨启华
昔日赴西天，誉满人间。功成业就去何边？今日方知藏此处，偷享悠闲。花山水洞亦俱全，静坐悬崖观碧海，胜似归仙。

白沙川剧发展史略

邱一林

川剧是由祀神而演进发展起来的，在白沙亦如是。当年白沙所有庙宇如王爷庙、东岳庙、姬仙庙、五显庙、张爷庙、杜康庙、南华宫、禹王庙、文昌宫、天上宫、大庙子等，虽大小不同，但都修有戏台，即为明证。各庙每年都有庙会，经常请外地戏班来此唱戏。尤其是王爷庙宽大而位置适中，每年六月庙会必在庙中唱戏；东岳庙则每年三月在河坝搭台演出。各庙每次演出，均摆酒席几十桌，各帮轮流作东（包括邀请戏班的钱）。每次演出时间不等，有三天、五天的，十多天的，甚至长达一个多月的。有时下半年庆祝丰收，在十月间也唱戏。因当时群众缺乏文化娱乐生活，故大多喜爱川剧，每次演出均盛况空前，十分热闹。

一九三六年，白沙一次大火，烧毁了王爷庙和三角坝一带。过后，每年只有在河坝搭台唱戏，以满足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需要。到了一九四四年，才由当地士绅夏培德主持在王爷庙地址修建民众剧院，成立理事会，夏培德任理事长，邱玉廷任副理事长，陈俊德任理事，刘炳臣任监事。此即白沙有正式营业剧院的开始。

民众剧院成立后，制办衣箱道具，招聘演员，组织人马，售票营业。剧场座位八百个，木椅子，每天唱午台、夜台，计有演职员工八十人。鼓师是鲁东山，外地人。大钹杨春林，二鼓周双全，琴师滕必昌、叶吹哥。主要演员：黄维岩（生）、丁文举（生）、凤兮（男旦）、刘玉霞（男旦）、小霞（女旦）、凤林（女旦）、杨蕴竹（正生）、徐云汉（外号小财神，净）、邱风（正生）、王国仁（丑）等。另外还有重庆一带的名角，经常来白沙参加演出，如薛艳秋（男旦）、吴晓雷（净）、赵瞎子（净）、魏香廷（红生）、筱丽娥（女旦）、许世惠（又名双凤，女旦）等。

剧院一直经营到一九四七年，因搞乡班子，拉下乡去唱，致人力分散，人员变动很大，民众剧院就散班停业了。一九四八年又由热心川剧艺术的陈俊德主持，将民众剧院停业后的流散人员组织起来，在当年及次年的三月、十月各演出一次，每次约一个多月，都在河坝搭台演出，演出费用仍由各行各业筹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正是白沙解放之日，这个临时戏班也正在河坝演出。

一九五〇年三月，又由陈俊德主持，在白沙聚福街义同茶社（今合作文具店），以木板夹成简易舞台，用板凳作观众座位，约坐二百人。琴师滕必昌，主要演员有牟天龙（隆昌人，正生）、刁学优（男旦）、张德均（女旦）、连熙（外地人，男旦）、黄朝国（白沙人，男旦）、刘培中（旦）、陈焱彬（生）、向国华（正生）、陈金山（生）、高宝同（丑）、宋槐卿（武生）。外地名生角魏香廷亦曾来此客串过。职员陈光辉、谢克文售票，其他人员来去不定，经常保持有演职员工三十人。这个无名剧社仍用夏培德衣箱道具。因无较好剧场，一个茶社座位不多，收入有限，到一九五一年三月散班停业。

一九五二年八月，江津县在白沙召开物资交流会，县工商科高科长找到白沙工商界的高俊卿同志，请他组织川剧社演出，为交流大会服务。当时白沙区区长陈万林也竭力支持。起用夏培德衣箱道具，地点设在黑龙江巷内槽房，搭简易舞台，安木板做座位，票价八分（当时一碗小面八分），就这样开张演出了。演员职工约计五十人，差不多仍是以前两个临时戏班的成员。物资交流会结束后，高俊卿就率领这批人到各区去演出。其售票收入，除开支伙食和邀约演员外，余下一点钱，每人制了一套灰布衣服，没有发工资。这一流动剧团，丰富了白沙群众和附近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喜爱，也为白沙后来组织剧团奠定了群众基础。这个流动剧团到一九五三年三月因筹组正式剧团才结束。

一九五三年三月起，由原有民众川剧社大部分成员继续组成“民众川剧社”。由杜焱清担任社长，社委有黄朝国、何生如、古柏常、龚和清等，后来又陆续聘来一些演员，同时招收了一批学生，规模逐渐扩大，但也有人离开，来来去去，直到一九五六年九月建团时，共有演职员七十三人。剧社在槽房街演出，一应设备非常简陋。为了开展业务，一九五六年曾聘请宜宾川剧团名武生胡文彪来剧社演出。胡文彪家住本县李市镇，剧社得知其回家探亲，特请他来助演。他演出的剧目是《西游记》，连续一个多月，场场爆满。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四年中，由于票价提高，剧社收入逐渐增多，加之一直厉行节约（除统一开支伙食外，前三年都没有发过工资，有的主要演员每月仅发几元零用钱），才积累了一笔钱，计划修建一个永久性的剧场。这点钱，除用一小部分在江苏苏州购回必需的盔铠袍带及道具外，由白沙人民政府拨款五千元，自筹五千元，在白沙新华书店背后修建一个剧场。在修建过程中，全体演职员工不辞辛劳，唱完戏都去挖泥巴，到旧庙抬木料，担砖瓦，还加班到深夜。到一九五六年八月把剧场建好，剧社立即迁到新剧场营业，大家都欢天喜地地有了一个家。

因剧社人多，领导力量不强，组织制度混乱，且系集体艺术组织，没有正规制度和一定的工资制度，整个剧社存在一定程度的紊乱。一九五六年，中央指示要保存民间文化遗产，专区文教科决定向民众剧社派出一个工作组，帮助整社建团。调合川县文教科黄秀松同志担任组长，又将专区所属八个县的川剧团团长或驻团干部及江津县文教科杨文学同志和我（当时我在白沙电影院工作）共十人一起调来组成工作组，我任驻团干部。从七月份起，积极展开工作，经过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大会批评，揭发问题，加强教育，纠正错误，并进行一些必要的处理，建立起新的制度，强化管理，严格纪律，充分发扬民主，选举出新的团委。一九五六年九月正式成立白沙川剧团。调白沙电影院江静宇同志任团长，杜焱清任副团长，黄朝国、向国华、官炳全、肖俊安、陈月秋（女）等任团委，这一新的团委显示了艺人当家做主。全团有演职员工七十三人。建团时全团人员和工作组照有相片一张作为纪念。

在九月份正式建团后，我又调回白沙电影院主持工作，离开剧院。建团以后，由于加强了领导，严格了纪律、制度，发挥出全体演职员工的积极性，开展三学三练，加强了政治学习，端正了思想，积极演出，收入增加，实行了正规的工资制度，剧团面貌焕然一新。继又下乡到外地演出，大大地丰富了城镇与农村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

一九五九年，白沙川剧团与江津川剧团合并为江津川剧团。但不幸的是，白沙剧场于一九七二年八月被大火烧毁，当年白沙川剧团全体演职员工辛勤结晶毁于一旦。后经白沙镇人民政府修复还原，作为白沙的剧团演出场地。江津川剧团亦常来此演出。

参加整社建团人员表

干 部

乐 队

职 工

演 员 表

（完）

游顽童戏水石壁
余秋水
天地钟灵秀，美臻四面山。顽童争戏水，致使画瓶闲。

游水口寺
余秋水
水口已无寺，泉流万壑鸣。山岚水气裹，日照彩虹生。

毛主席的保健医师周泽昭

王锡玉

周泽昭，生于1902年，江津县德感乡人，中共党员。历任第一军医大学校长、北京医院院长、四川省卫生厅副厅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重庆医学院院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局顾问，是我国有名的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

1921年，泽昭赴上海读书，先入同济大学德语速成班，次年转学私立同德医学院，1925年转到广州中山大学攻读医科。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校学习期间，即编写《两性卫生学》、《婴儿哺育法》等著作。毕业后留校任教。从那时起，他以全部心血投入医学事业，专攻普外和骨科。

1931年，泽昭先后应聘为南宁军医院外科主任、广西军医学校教育长兼外科教授。他自任编辑，出版了《建社月刊》，积极宣传医疗卫生知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泽昭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全力投入战地救护工作，因而受到伤员的信赖和领导的好评。为了适应战伤救护的需要，他还编印了《战争毒气病的病理与治疗》和《急救手册》，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泽昭很重视临床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1940年冬应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和重庆周恩来同志的邀请，赴延安为中央领导人会诊，中途因被国民党宝鸡警备司令部扣留，未能如愿。1944年，日军进攻桂林，泽昭来到重庆，1945年随重庆办事处撤回延安，任延安中国医大外科学教员，讲授普外科、骨科和战伤外科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医院是党中央在延安的保健医院，又是培训干部的进修基地，泽昭调任中央医院外科主任，终日为中央领导的保健和培训全军医学干部而忙碌工作。1946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秋，在胡宗南部进攻陕北前，泽昭接受边区卫生部指示，在延安附近的拓家川开办一期六十名团以上医疗队队长进修班，对重伤员搬运、抢救和治疗规程进行训练。他言传身教，模拟战场，日夜工作，使大批伤员获得治愈，并顺利完成培训任务。

之后，中央医院改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第一后方医院，泽昭任医务主任，负责八百名重伤员和干部伤病员的抢救治疗。在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他还编写了《野战外科》手册，为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提供了急需的教材。在反击胡宗南的三年战争中，医院无定址，作息无定时，地面要避开敌人炮火，天空随时都有敌机空袭，工作十分艰苦；加之战伤学是一门随时间、环境、武器变化而变化的新学科，它和外科教材、局解、器官病理学皆有很大的角度差，需要用唯物的辩证观点、灵活的应变思维去适应伤员需要。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没有无私无畏、舍己救人的决心是很难胜任的。而泽昭则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顽强的意志，出色地完成收治伤病员万人以上，并培养培训大量医护业务和管理人员的任务，多次受到组织的鼓励和表扬。

1949年东渡黄河后，泽昭任平山朱家村医院（中央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北平解放后，任北平医院外科主任。同年冬，他受卫生部指派，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科代表团赴平壤参加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外科学会，受到朝鲜卫生部部长和大学教授们的热烈欢迎。

1950年，泽昭调任第一军医大学校长兼外科主任教授。他起用老一辈的生物细胞学家鲍鉴清、东北大学的日本病理学家田人等为主任教授，积极培训青年师资；开办新疆少数民族师资班、老干部进修班；他建议改天津陆军总医院为第一军医大学的临床学院，使之成为临床教学和学生实习的基地。这一系列工作都得到军委总后、卫生部领导的大力支持。

1953年至1957年，泽昭任北京医院院长、外科主任。北京医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保健医院，在此期间，他的工作重点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保健工作。他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被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聘任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并担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第五届中华外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外科杂志》总编。在担任毛主席保健医师的工作中，他创造性地从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到体育锻炼做了精心安排，保证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健康。他还为金日成、德田球一、拉达克里希南等人治过病，其精湛技术受到国际友人的赞扬。在北京医院工作时，为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他亲自登门，用高薪聘请老中医施今墨到北京医院工作，为全国执行中医政策起到了带头作用。

1957年至1987年，泽昭调任重庆医学院院长兼重庆外科医院院长，后调四川省卫生厅副厅长，嗣后又任四川省卫生厅顾问。1960年，他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科学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全苏外科学会议。在大会上，他代表国家宣读了有关烧伤和中医研究成果的两篇论文，得到了世界外科学者的普遍赞扬。

十年浩劫中，泽昭遭受株连，受到审查。但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即使在政治运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到重要位置，千方百计地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他工作严肃认真，反对浮夸和形式主义，经常深入师生之中了解情况，不断改进工作。在办学方针上，他重视基础理论，重视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的有机联系，重视临床教学和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积极开展教学、医疗、科研三结合，反对在教改中吃大锅饭和对学科、学系、专业大拆大拼的倒退现象。他还提出增设新兴和边缘学科、扩大科系等长远计划。

1972年，泽昭为医院治疗先天性肌肉斜颈病，设计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这套方法改变了手术切口和肌肉切断的部位，放弃术后的石膏固定，加强早期的颈部运动，从而大大缩短了治疗过程，临床效果显著，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

1978年，泽昭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特邀委员。1983年，他已年过八旬，卫生部原已同意他离休，但为使之发挥余热，旋又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局顾问，直至1983年离休。他意志坚强、思想敏捷、性格开朗，离休后仍经常关心党的卫生事业，不断通过各种途径提出改进工作、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意见和建议，为加速我国四化建设尽其所能。1990年4月，不幸在广西病逝，终年八十八岁。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樊弘

袭灿滨

樊弘，字止平，1900年生于江津县朱沱乡（朱沱乡现划属永川县），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

樊弘1919年秋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25年毕业。1924年至1926年，任北京《国民公报》编辑。当时整个华北为北洋军阀所盘踞，政治上极端腐朽和黑暗，樊弘无畏地在报纸上予以揭露，致《国民公报》多次受到警告，几被查封，樊弘被迫离去。

1927年任北平社会调查所编辑兼秘书。1928年至1931年任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34年至1937年任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1937年至1939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进修。1939年至1945年，先后担任湖南大学、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从1946年起，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历时凡三十六年。1949年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至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1949年至195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经济系主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至1982年，历任北京市经济学总会理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理事。

北京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府，樊弘素富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和威武不屈的无畏精神，是典型的北大人。从三十年代开始，他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看清了当时国民党政权必将被人民推翻的历史发展趋势，因而更加积极地接近进步青年，接近地下组织，积极支持和参加各项学生运动，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8年3月29日，北大学生在沙滩第一院民主广场召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这种正义的爱国行动，竟为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容。这天清早，军警宪特包围了第一院，北大处于极端恐怖之中。但樊弘与许德珩、袁翰青三位教授却按时到达会场，樊弘发表了《两条路》的演说，使到会学生深受感动和教育。尽管几天后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发出威胁和警告，可他毫不畏缩，并且更加奋勇地参加学生运动。他在学生中的威望很高，被誉为一尊“革命的大炮”。每次讲演，不仅有北大，还有清华、燕京、辅仁、朝阳各大学的学生。当时有不少青年受他的影响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北平解放后不久，他提出了入党申请，1950年2月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是北大党组织解放后经党中央批准的第一个入党的教授。入党后，樊弘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1951年夏天，主动报名到广西参加土改，担任土改工作队小组长。他当时虽已年过半百，又是名教授，但仍坚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荣立三等功。在“文化大革命”中，樊弘受到极其严重的冲击和迫害，多次遭受毒打，还被无端审查和开除出党。在极其困难的日子里，他始终坚持原则，对党、对社会主义忠贞不二，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樊弘是一位素负盛名的教育家。他身高玉立，对朋辈和蔼可亲，对学生总是循循善诱，不仅言教，而尤重身教。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工作中，总是勤勤恳恳，诲人不倦。解放前他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原理》、《经济学概论》、《现代货币学》、《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调查》等。解放后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凯恩斯经济学说批判》等。他在讲授《社会调查》中，大力强调联系实际、联系思想。他把多年从事调查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展示给学生，强调必须深入实际，然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理论，解决社会问题。他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他的学生目前在教学、科研和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樊弘更是一位著名的现代经济学家，他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写作和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和科学著作，探讨经济领域的许多理论问题。早在1926年，他就参加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劳动年鉴》，后来又先后出版《劳动立法原理》、《工资理论之发展》、《现代货币学》、《两条路》等许多著作。他在《两条路》一书中，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公开揭露了当时的黑暗统治，指出中国的经济上、政治上和哲学上存在两条路：一条是反动的路，是走不通的；一条是革命的路，是合乎历史潮流和工人愿望的。他说：“革命的路，在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层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施以和平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的权利，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和自由。”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他敢于公开提出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的权利，这是难能可贵的。当时许多进步青年由此得到了革命的理论根据，从而走向革命的道路。人们认为《两条路》一书是革命的指路碑，实非过誉。

在我国，樊弘是较早用比较法研究经济学的学者。1939年10月在英伦进修期间，英国的《英国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他发表了《凯恩斯与马克思论资本积累、货币和利息》一文，在国际经济学界发生了广泛影响。1968年，由代维·霍罗兹主编，在美国出版的《马克思和现代经济学》一书，选载了这篇文章。

新中国建立后，樊弘积极参加学术活动。1952年，他代表中国经济学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学家会议，广泛接触了各国的经济学家，为我国对外文化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粉碎“四人帮”后，樊弘精神振奋，主动要求继续担任教学工作，并从事写作。1978年完成了十余万字的专著《批判凯恩斯的就业理论》，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他还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朋辈劝他年事已高，应保重身体，注意休息。他回答说：“身当盛世，我只要有一口气在，就应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这种孜孜不倦、奋斗不已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1988年4月18日，樊弘积劳逝世，北京大学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以悼念这位极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日

记原川东师范学校校长聂荣藻先生二三事

张寿康

聂荣藻先生，是四川省江津县人，生于1904年8月。他在青少年时代，曾先后在白沙禹王庙高等小学以及江津中学读过书。他是走在我们前边的老一辈爱国主义教育家，他的有生之年，对川东地区和重庆市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他在青壮年时期所主持的川东联立师范学校，为国家先后培养的教育人才数以千计。如果加上他的再传学生，其数量就难以估计了。

川东师范是我省一所历史悠久、办得十分出色的中等师范学校。在聂先生主持校政的十八年中，学校从小到大、从简陋到完备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聂先生一生呕心沥血、为川东教育事业奋斗献身的过程。1986年3月18日，聂先生因年老多病不幸辞世，但他生前的业绩是不可磨灭的。

1939年5月，重庆川东师范学校因受日本侵略者空袭的威胁，迁来江津白沙东海沱。其时，我也正在白沙师范读书，耳闻目睹，深知聂先生之为人。兹将我对他的难忘的几件事写出来，以寄托我对这位老教育家的怀念。

办学宗旨：“救国安邦”

1924年，聂先生怀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大志，远离家乡，考入南京大学深造（南京大学后来改名中央大学），选读的是外文系英国文学。1929年暑期毕业，以成绩优异，被学校留下来担任助教。

三十年代初，我们祖国正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家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这时我国的有志之士，无不义愤填膺，起而谋求“救亡图存”之道。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对南京等大城市进行疯狂轰炸。“一二八”事件后，南京的大专院校均被迫停课。聂先生出于救国救民之心，放弃了个人地位和留学国外深造的机会，毅然离开南京，返回四川。

回川后，即专心致志于“教育救国”的地方教育事业，企图通过他一生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为国家民族培养出大批有用的人才。聂先生认为：只有教育，才是救国安邦之本。所以他主张“提高国家、民族的文化素质，消除愚昧，中国才不会再受外国人欺负，中华民族才能得救，才有希望”。“救国安邦”是聂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他身体力行，始终不渝地贯彻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他真不愧是我们爱国知识分子的良师和榜样。

以身示范，支援抗日

1944年3月，正值我国抗战方殷，国家民族正处于“救亡图存”的紧要关头。冯玉祥将军3月15日下午，偕同江津县长肖烈以及国立九中校长邵健工等来白沙募捐。3月16、17、18等三天，冯将军分别到各机关、团体、学校作动员报告，宣传抗日救亡的重大意义。冯将军身穿灰色大衣，身材魁伟，讲话声音宏亮，语言通俗，十分动人。一时间，白沙这个小市镇，民众爱国热情高涨，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激情，真是无法用言语能形容的。当时在国际上都颇有名气的报纸《大公报》也曾刊载过一篇通讯《我们都跪下了》来描写冯将军在白沙募捐的盛况和青年学生们的爱国激情。

这次募捐，连冯将军也深为白沙爱国民众所感动。后来在他的游记中，还以《最爱国的市镇——白沙》为正题，以《青年是国家的瑰宝》为副题，记下了白沙人民群众爱国的光辉一页。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爱国运动中，聂荣藻先生是江津献金分会的成员之一（常务理事）。他不但对他所主持的川东师范学校广大师生员工进行了爱国救亡的组织宣传工作，而且身体力行，以身示范，为广大师生员工做出榜样。

聂先生慨然地把他在川东师范学校任职以来的十二年零三个月的全部薪金共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三元捐献给国家。在他的感召下，川东师范学校的学生，虽多数是出身贫苦家庭的子弟，却也不落人后，共献出二十余万元的捐款。身教重于言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这样，川东师范学校的两个工友，也积极地把仅有的积蓄捐献给国家。一个年仅十三岁的校工，名叫李治邦，把工作两年多来的积蓄五百块大洋，也全部捐献了出来。一个名叫涂泽金的小司号员，把他积蓄一年多的薪金八百元大洋捐献了出来。冯将军深为感动，当即亲自为这两位爱国小工友题诗作画，作为纪念（为小涂画一幅红萝卜，为小李画一节藕）。

在聂先生爱国思想的感召下，他的大儿子聂勋禹（当时还在校读书）也捐出了两万元。川东师范一个学生名叫罗俊德也倾囊献出了二万零一百元。连川东师范附近的一些老太婆，也组成洗衣组上台捐献，此种动人场面亘古罕见。运动结束后，人们在茶余饭后的言谈中，都不约而同地称道：聂先生爱国不落人后，他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堪称爱国的楷模。

为国储才，爱才如宝

聂先生在他一生的教育工作中，是爱才如宝的。他爱护青年，特别是对品学兼优的青年学生，不分家庭的贫富地位。他爱护人才，与他办教育的指导思想——救国安邦思想是一致的。

如1936年秋季，有一位家庭贫苦学生名叫袁昶懋，在初试和复试两榜中，均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被录取到川东师范第二十三班甲组学习。可是由于该生幼年失母，家境十分贫困，没有钱缴纳学费。按当时川东师范缴费标准，学生入学时应缴纳学费、书费、伙食费等共四十八元。开学前，该生虽四方奔走、借贷求援，但在临开学前夕仍一筹莫展，毫无着落。正在走投无路，眼见学校即将挂出“截止报到”的牌告时，该生突然得到聂先生派人送来四十八元大洋，并命其火速到校缴费注册。原来是聂校长在开学前检查新生入学情况，了解到这个名列前茅的学生因家境困难而尚未入学，聂先生就拿出自己的钱，赓即派人给这个学生送去，使这个成绩优秀而贫困的学生得以有继续深造的机会。日后，这个学生在聂先生的关怀培养下，竟成了我国的力学专家、教授（袁昶懋是重庆大学的力学教授）。

再如该校高材生吴继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和杨鹤鸣，在分别获得全川高中和初中会考的第一名时，学校给他们披红挂彩、放鞭炮，周游重庆全城，以示庆贺。这对激励学生发奋学习，影响很大。吴继先毕业后，聂先生又推荐他到北京中国大学去深造。吴在中国大学毕业后，聂先生又马上聘他回校任教。

又如对当时在校学习的二十三班的学生周应培，聂先生也是十分爱护的。国民党宪兵团团长袁家佩曾亲自到校指名要逮捕他，叫学校把人交给他带走。学校不但没有交出学生，反而婉言把袁打发走后，聂先生迅速通知周应培，并与之密谈，要他百倍提高警惕，为党保留了这棵革命的火种（周应培当时是川东师范特支书记）。聂先生明知周应培是地下党员，但当周应培在该校毕业时，却不顾风险，力排众议，驳斥师生中部分人的非难（如邱开禄之流），当机立断，硬行决定保送周应培免考入川大深造（周应培同志现在是贵阳师范学院院长）。

在一次学生代表会上，学生代表中的地下党员范云茂列举了特务分子军训教官的几大罪状后（该校的军训教官多是四川军训处处长康泽派到学校来监视进步师生的特务），聂先生当即在会上强令该特务辞职离校，这就有力地支持了进步力量。

1940年该校学生黄大洲，因在校开展宣传坚持抗战和反对投降、反对法西斯独裁等活动，受到特务分子的监视和密告，致使该生寝室和文金扬老师寝室遭到查抄。继后，国民党教育厅曾下密令，要学校开除黄大洲。聂先生得到密令后，把黄大洲请到办公室，并把密令放在办公桌上等黄看，并对黄说：“你看怎么办？”黄回答说：“你说怎么办好？”聂先生最后回答说：“你搞你的宣传，我当我的校长，好不好？”1941年秋，黄大洲同志在学校的关怀荫蔽下顺利地毕业了。可是以后伪教育厅在给川东师范的一函中，竟责问学校：“既已令你校开除黄大洲学籍，为何又报来该生的毕业成绩？”这说明聂先生在支持进步学生活动的过程中，是承担着极大风险的。

在1949年“四一二”的学生运动中，重庆市省立八校成立了“争温饱学生联合会”。川东师范地下党员罗启蒙任大会主席（罗当时是四十班学生，现在是四川省人民政府直属机关政治宣传处处长）。这样，当时的川东师范就成了重庆学运的中心，校内呈现出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要学校交出罗启蒙等二十余名学生，于是聂先生立即通知进步学生离校，对经济困难学生，聂先生还分别资助路费。之后，他又巧妙地与国民党当局的显赫权贵周旋，使事态得以平息。因而川东师范学校在这次争温饱的学生运动中，没有一个学生被逮捕、被传讯，有力地支持和保护了学生。

为了培养对国家的有用人才，聂先生在这段时期办学中，对各种思潮、各种学术理论流派，允许师生在教和学中去进行民主式探讨，从不予以不必要的干涉。因而学生思想比较活跃，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学校的墙刊、墙报、歌唱队、球队、同学会、同乡会等社团组织达数十种之多（有“鲁迅文艺研究社”、“青年救亡剧队”、“醒狮歌队”等）。部分进步学生还秘密组织阅读《新华日报》、《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进步杂志书刊。该校进步学生范远举曾说：“我曾是社团的总负责人，聂校长从未干预过学生社团活动。”反之，有人对社团活动捣乱，不论是谁，聂先生就亲自出面制止。一次，地下党组织办的壁报被几个三青团分子撕毁了，双方争吵起来，聂先生闻讯后，即刻赶到现场，斥责了捣乱的人。

由于聂先生爱才如宝，因而在他长校的十八年中，为我们的国家民族各项建设培养储备了大批人才。

鞠躬尽瘁，含笑辞世

川东师范这一所全川有名的中等师范学校，历史悠久，它创办于前清光绪三十二年（即公元1906年），原名川东师范学堂。1936年始改名为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

二十年代末期，由于四川处于军阀混战局面，川东三十六县均为大小军阀分别割据，各自成立了驻防区，防区内一切均为军阀们所宰割占有，各县应解缴给川东师范的经费全部停解。校长去留一年数易，弄得学生没饭吃，教职员薪金无钱发。前后几任校长，有时不得不变卖校产维持现状。1927年时情况更为严重，学校几濒于绝境。1928年，二十一军军长刘湘见川东师范经费如此困难，学校情况又复杂严重，曾一度下令停办，并指派川东道尹甘绩镛到校办理结束工作，安置师生，处理校产。甘到校后，未能采取停办方针，提出整顿内部，改组维持会为校董会，因而学校得以保留。校董们一致推甘绩镛为校长。甘接任后，于1931年将原学院街旧校舍出卖，另在两路口石马岗（现文化宫）购买了大幅田地，修建新校舍。1931年，新校舍初步建成，学校始迁入石马岗。

1932年，甘绩镛任二十一军政务处处长，甘委派聂荣藻先生为川东师范学校总务主任兼军部政务处教育科副科长，由聂先生总揽校内一切事务。这时的川东师范，从创办开始虽已有二十多年历史，但因学校随着政局变幻频繁，几易沧桑，几迁校舍，人事变更复杂，因而学校体制、规模、设备、人事制度安排，都尚处于初创阶段，还说不上是一个正规、完备、定型的中等师范学校。

聂先生从南京回川接任后，一方面身兼二十一军政务处教育科副科长之职，要为二十一军防区培养乡村基层骨干，筹建乡村建设学院和中心农场（政务处把这一任务全权交由川东师范聂荣藻先生筹建），同时聂先生还要协助政务处创建重庆大学。在筹建这两所高等院校和中心农场过程中，聂先生是全力以赴、竭尽心智的。

1935年，四川省政府改组，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升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甘绩镛氏担任了四川省民政厅厅长。同年八月，经川东师范董事会推荐，省政府委任聂荣藻为川东联立师范学校校长。在聂先生主政的十八年中，为了使川东广大贫苦青年能有求学机会，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更好地为国家民族培养兴邦济世的人才，聂先生费尽心力，到处奔走，筹集资金，新建和扩大校舍，派人到上海等大城市购买大量理化、生物仪器，增设实验室，成立图书馆（当时即藏书二十余万册，在省内中等学校来说都是罕有的），使学校在校舍、设备方面基本完备。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增长学生才干，聂先生又从省内外延聘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来川东师范任教。聂先生常说：“师高才能弟子强。没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又怎能培养出能为国家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弟子呢？”曾先后聘来该校任课的语文教师有：赖以庄、陈季高、向宗鲁、文百川、万和甫、陈伯遵、吴继先、佘雪曼。史地教师有：张筱门、蒲梓完、李增祥、曾大圭。数理化教师有：赵宗燠、陈定远、侯锡藩、徐光华、彭毅宾、江之鸿、刘召民、杨懋实。教育课教师有：张德敷、周希儒、蒋成坤、曹玉立、陈良民、赵学广、赖伯均。英语教师有：爱尔保（加拿大人）、文幼章（加拿大人）、周骄子。生物教师有：王树嘉、邹剑隆、周嘉骥。农业课教师有：陈让卿、陈希恒、李贤坤等。抗日战争时期，学校又延聘了从省外来的一些教师，有张通模、周超、封开基、张辰、来世杰、邱玉书、戴学炽等。一时间，川东师范这小小的校园里，文人荟萃，百花盛开，学生思想活跃，竟成了重庆市、川东地区培养一代代新园丁的摇篮。

1946年5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川东师范又从江津白沙迁回重庆。原重庆石马岗校舍，因遭敌机多次轰炸，已残破不堪，校园和运动场内竟七零八落地修搭了数百家棚户。住在学校的部分中央机关把学校房舍弄得破烂残缺，不能使用。聂先生又四面奔走，筹募修复校舍资金，一面又将白沙临时校舍房屋出卖，共凑足了二千多万元资金，才使原川东师范学校面容恢复了原貌，师生们才得以重新安定下来，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

1949年，国民党中央监察院从广州迁来重庆，硬要占据学校校舍办公。聂先生为了学校不遭干扰，不顾个人荣辱得失，他铁骨铮铮，坚决顶住这块压在头上的铁板。中央监察院要重庆市长杨森对学校施加压力，聂先生仍然不予理睬。为此，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也先后两次来重庆施加压力，聂先生因而气愤提出辞职，仍不接受上级机关无理强占学校校舍的要求。在两不相让、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因聂先生一生为人刚直，又多次拒不接受上级不合理指令，被四川省教育厅撤去聂先生的校长职务，川东师范校长一职由省教育厅另派区督察蔡天新接任，中央监察院于是得以顺利搬进川东师范学校办公。聂先生从此结束了他在川东师范继续培养新一代园丁的教学生涯。

他痛心地离开了教育战线后，曾于1950年3月在重庆竟成化学厂担任常务董事和副厂长。同年12月，聂先生因错案受到刑事处分。1983年1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聂先生错案终于得到纠正，恢复了政治名誉，并增补为重庆市政协委员。在驻会期间，聂先生还担任了市政协教育组成员。最值得人敬佩的是，他在蒙受数十年冤屈的情况下，从未失去对党的政策的信心，他始终坚信党是会实事求是地使他能有获得平反昭雪的一天。

他获得平反的那一年，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本可以安度晚年，但犹壮心不已。他在政协教育组里，仍以火一般热情，关注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出主意，提建议，十分认真。还挤出时间，为重庆市教育发展撰写史料。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社会工作，兼任重庆市中区职工大学的名誉校长。直到1986年3月18日他与世长辞那一天，才停止了工作。

他在生活的道路上，虽经历过一些曲折，但他辞世时是含笑而去的。在晚年，党为他落实了政策，使他如愿以偿。他看到了在党领导下的教育战线的大好形势，祖国各条战线的巨大变化和成就，是今非昔比的。他看见他的七个儿女，在党的关怀培养下，都各自成为国家建设中的有用人才。他已经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正如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江泽民同志（江津县吴滩人）1983年2月在《为祝贺荣藻兄冤案昭雪暨八十寿辰而作》的一首五律中所写的那样：“雁书传喜讯，数语值千斤。昭雪心潮涌，澄清泪满襟。明冤莫忆旧，祝寿应看今。更进一杯酒，都京颂故人。”聂先生旷达的胸怀，时时事事皆以国家民族为念，从不在个人一时得失上绕圈子的崇高品格，已在诗人的诗中概括无遗了。

1990年6月17日写于白沙驴溪河畔

我所知道的漆中权

漆保邦

漆中权，原名联璧，1905年生于江津县李市乡之五家塘。父漆志轩，曾在李市场的沱湾头开一花纱铺，以棉花换土纱为业。因毗邻鼎泰隆——漆南薰烈士旧居，与宗羲（即漆鲁鱼）、宗桑（即宝全漆克昌）三人同龄，常在一起玩，大概禹王宫牛屎坝等地，为他们涉足之所了。

后来漆志轩扩大营业，把花纱铺迁往重庆，定名“元亨通花纱号”，遂寓居渝城。漆联璧小学毕业后，考入南岸广益中学。时值洋纱大量进口，土纱惨跌，漆志轩经商失利，关闭回津。漆联璧还差一学期毕业，不得已乃借族人漆宗铨文凭投考北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另据刘国士回忆，似为作物系。刘原系农科院院长，留美棉花专家，中共党员，后中权一年，今尚在）。当时金陵大学是美国四个教会合资主办的，由于得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的资助，每年指派专家来校教学，开办农场，专搞作物品种改良试验，突出小麦与棉花两种作物的改进，很有贡献，因此金陵农学院相当驰名，有“无金不成农”之语。

据刘国士回忆，漆在校读书时很用功，担任学生会主席，热心地主持各种学生社会活动，每次学生开会都由他领导，还负责金大国民党区分部组织工作。当军阀张宗昌逃跑，北伐军薛岳进占南京时，外国人不明真相，纷纷撤退，时局一时混乱。金大副校长魏列母（Dr. William）在混乱中被打死，校内顿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漆组织学生出面维持秩序，起了稳定作用。

1928年毕业后，即改名为漆中权，在国民党实业部农业推广所担任所长，推广稻麦及棉花优良品种。后调河北大名担任碱地改良技术处处长，负责大名、邯郸、长乐、清丰四县的土地改良工作。

1935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撤回武汉，在陈诚领导的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不久以农垦代表团团员身份出访美国，并到欧洲很多国家，宣传抗战。途经意大利时，被扣押下车，经中国大使馆交涉，久乃获释。回国时，武汉已失守，辗转返重庆，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

族人之留渝者，有漆琪生、相器、木裳、鲁鱼、宗棠、文谟和我，设宴欢迎他于西三街聚兴诚银行楼上国际联欢社。不久他又回请我等于两路口“心心饭店”团年。

1940年，中权调铜梁县东西山屯垦管理局局长，随之工作者有张锦兰、任恭安二人。1943年，调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1944年，兼任四川农业改进所所长。我是在抗战胜利后，应他之邀到农改所任出纳股长。同年鲁鱼叔由雅安来蓉，担任刘文辉办的《民众时报》主笔。我早知他是共产党员，应邀来我家晚餐后，他要我陪他去会漆中权。我笑说：“你们两人走的道路不同，会他方便吗？”鲁鱼回答：“他和我是‘毛根’的朋友，当不会有问题。”我即陪鲁鱼到中权家。那天是星期天，两人会面很欢洽，那时他母亲尚在，两人直呼鲁鱼叔的绰号“鬼灯哥”。第二次我仍同鲁鱼去，第三第四次鲁鱼就直接去了，谈话内容不详。

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民众时报》被张群下令封闭，鲁鱼叔即撤回重庆（参阅《重庆新华日报回忆录》）。漆中权有次问我：“你大叔走了没有？”我说：“早已走了。”漆中权说：“再不走，我们就下令逮捕他了。”

1948年，中权当选国民党立法委员，按规定不能兼任，乃推农业改进所副所长王善全继任（王又名尧臣，留美棉花专家，解放后任农业厅厅长多年）。

我在漆中权任期内工作近三年，从表面看，我有如下体会：

1. 对亲属较严厉：如对其内弟郭赐书，从不假以辞色。

2. 对经济较认真：不在农改所支工资，再三叮咛我，不许其妻郭华卿在经济上染指。

3. 对组成农改所的技术人员，金大、中大、川大等派维持平衡，对前任所长董时进、赵联芳聘用人员一个不动，对稻麦专家、县人李先闻（清华留美博士，后赴台），更是多方挽留。

4. 对工人体恤：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给的交通车是黄包车，拉车人叫老唐。其时九眼桥未改建，坡度大，路况差，漆中权每次就从铁门坎过河，从川大旁步行至九眼桥左侧，再乘车到纯阳街办公，数年如一日，所以老唐说他好。解放后，老唐一逢节假日即来帮助郭华卿家担水劈柴。

5. 和下属单位联办力田小学，较好地解决净居寺糍粑店一带儿童的读书问题，聘用一批思想较进步的教师，如校长周尊城、漆靖邦，音乐教师徐嘉琳，体育教师蔡伯涛等。

当然，这是单纯从表面上看的，不涉及实质性问题。刘国士曾伸拇指评漆中权为国民党人中之铮铮和佼佼者（刘在农改所任督导室主任多年，今尚健在）。

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他和黄季陆、徐中齐同机逃往台湾，我遂回到老家江津。

1952年，我由川东行署并入四川省农业厅时，邂逅郭华卿。她告诉我，当年王陵基给的是两张飞机票，漆中权考虑到一大家人都未工作，二男六女，小的才三岁，走了怎么办？要走也只能走一人。漆中权想不走，他说：“我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坦白立功，争取宽大嘛！”他的心腹钱国宝在侧说（钱是河北人，漆在大名时的警卫员，1947年携一子来投奔，说他家被洪水冲毁，无以为生，漆安排他在沙河堡林场作护林员。解放时，所内地下党人稻麦场杨廉泉、繁殖站叶大明等露面，同钱一道迎接军代表金鉴和黄英。填党员登记表时，钱填的是1937年入党，组织上派他来紧跟漆中权，相机有所作为的。听说在整风时，钱以贪污和作风问题被开除党籍，今犹在，八十多岁了）：“还是走的好，否则十二桥事件你就说不清楚。”漆又想带其钟爱的大女儿宁琳走，钱又说：“出外带女的不方便。”最后漆才带三儿升忠走。

漆中权到台湾后，当过农林部长，继由周开庆夫人撮合，与荣昌逃亡台湾的女立法委员喻中权结婚，无出。后为派系所困，漆中权退职闲居，夫妻靠立委俸给过日。1978年8月去世，享年七十三岁，其妻喻中权相继殁。周开庆写给张锦兰、龚熙辑信中有云“民国67年（即1978年），中权、中权相继逝世”，盖谓此也。

有旧时同学钟容昭者，自台莅蓉（他是台湾川、康、渝文物馆馆长），津中同学欢宴他于蜀苑酒家。我问他有关漆的情况，他说与漆父子二人均熟，升忠还是江津同乡会理事之一。漆中权声名不及周开庆之盛，有点侯门冷落之感。

漆中权有两子六女，除老三在台湾外，余一子六女，在党的政策关怀和抚育下，均已健康成长，在不同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作出较好成绩。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漆中权的异母弟漆雪伦（西昌运输公司干部，已退休）、漆中权五女培琳（西城区七届政协委员，红旗印刷厂校对员）、漆中权的同学同事刘国士（已离休）、陈方洁、余顺隆（均作古）、张锦兰老师等。）

次韵同周邑侯游天水池
李廷春
幽兴年来不自知，登高不是爱探奇。
路梯古寺三千级，花摘东篱第一枝。
古岫白云如有约，巢松玄鹤定无疑。
王恩未报亲先逝，喜极翻生不忍思。

对文幼章先生在江津中学讲学的片断回忆

涂贻谋

1932年秋，吴芳吉先生来长江津中学。为了提高全校学生的英语程度，尤其是在会话方面为学生创造语言环境，吴先生特邀他曾在重庆大学同时任教、且有交谊的外国朋友——文幼章先生来校讲学。

文幼章（N. B. Endicott）先生系加拿大人，出生于四川嘉定（现名乐山），所以对四川语言很熟悉。又因他回加拿大后再来中国，长期住在重庆，练就满口巴县口音，如果不见其人只闻其声，你一定认为是巴县人在讲话了。他的父亲是传教士，文幼章先生自幼随父基本上走遍全中国，对普通话也能随便讲说。

文幼章先生由渝抵江津时，江津中学校门内过道墙上张贴了“Welcome D. N. Endicott”的欢迎标语，但时已薄暮，尚未与学生接谈。次日上午，学校在礼堂举行简单欢迎仪式，文幼章先生态度和蔼，谈笑风生，一开始便吸引住听众的注意力。他说：“在中国居住多年，北京话我可以得六十分；巴县话我可以得七八十分。”讲演中很称赞我们中国的语言（用今天的话说，大概是指语言艺术）。他诙谐地举了一个例子说：“我小的时候和嘉定朋友们一起玩，有人指着我说：‘你这个遇不着的家伙。’当时我还不懂得，后来才知道是骂我‘不中用’的。你们中国的《三字经》上不是说过‘玉不琢，不成器’么？”这一说，引起满堂大笑，都说他真不愧是个“中国通”。

讲到英语会话时，他说：“中国学生学会话，走的是间接道路，即对方说的话，自己头脑里要先翻译成中国话，而自己要回答的话，也要先是中国话然后译成英语。一瞬息间，一个问答要翻译两次，那就显得迟钝而且很吃力。”因此他才编写了《直接法英语教材》。他便从身上取出一本样书和一些图画。学者看画识字（认英国字），教者一问，学者照图回答，果然不经过两次翻译的周折，而回答问题非常自然，学生很感兴趣。

可惜他在津中只住了三天，虽然掀起了学会话的高潮，但未能巩固。他走后，学会话也就中止了。文幼章先生和学生打成一片，随便交谈，不拘形式。是夜学校租了一部外国影片放映，先生翻译得十分流利。第三天他就教学生唱了两首英语歌，易懂易唱，等学生唱熟练了才结束。下午打篮球，先生参加到某一方，他身材较高，一接到球就很难落入他人之手，投篮也准。由此看出他不仅能文，而且能武。短短三天，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忘。

（文中所提文幼章讲“玉不琢，不成器”一段系肖嘉辉同志提供——编者）

邓石泉先生事略

邓亚曲

邓石泉（1819年—1909年），本名洪顺，字清涟，石泉其号也。祖籍江西临川，约在清雍正初年（1723年前后）迁蜀，居江北县，业农。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八月，先生生于江北县戈阳观温家石坝。幼时入塾，十岁丧父辍学，乃以提篮卖针线为主，母则为人洗衣缝补。继为李姓地主佣工，母子艰苦度日，相依为命。十二岁时，经人介绍赴江津朱氏钱庄作学徒。阅八年，请于主人，置货郎担，负贩重庆、江津、白沙道上，三日往返，风雨无间。所营以各色线为主，兼及脂粉针头等洋广杂货。乡人常托其代购药物及寄信诸事，从不失爽。

时白沙下游二三里处河边淘金者众，石泉先生亦趁赶场间隙加入，早起晚睡，辛苦倍于常人。略有积蓄，则购青布以保值。1850年2月，道光帝去世，令举国佩黑纱，青布需要量极大，市为之空。先生乃售其所储，故获利甚丰，即展露其善于货殖之才能。

某钱庄有朱姓者，喜其聪明干练，乃转荐至某盐号作学徒。先生虚心好学，从不苟取，被盐号吸收为股东，令其独当一面。以勤谨正直，饮誉商界，因而生意兴隆，深得总店信赖。时先生年届而立，亟思另立门户，自创家业，遂开设“洪顺祥”盐号，独自经营。适太平军兴，水运梗阻，鄂湘淡食。先生素富胆识，精心筹组盐运相济，使“洪顺祥”金字招牌一跃而成盐业中之巨擘，为井、渝“江津帮”之奠基人。后之盐界大贾乡人诸子言氏，即先生之门下士也。

先生既富，常感幼年失学之苦，认为教育乃立国之本，遂于同治七年至九年（1868—1870年）与县绅张元富联名呈请邑令国璋，驱逐黑石山宝峰寺不法僧众，并捐献巨资，就其地创“聚奎义塾”，后扩为书院，继为学堂，广育人才。复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率七子创立“新本女子学校”于白沙溜马岗。以后“聚奎”、“新本”两校受邓氏家人资助扶持，不断扩展，除“新本”已停办外，“聚奎”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余载矣。

先生热心公益，年九十时，戚友奉币帛为寿。先生告以国事多艰，不可以乐，将子孙所备筵宴费用及亲友馈赠共二千元，办“贺氏教养工厂”于江津县城东门外；嗣又捐资于白沙东岳庙建同类工厂。

先生平日喜读书游览，常手执《广益丛报》，审世界大势，慨然以“八股文、鸦片、女子缠足”为国家社会之三害，三害不除，国将不国。严禁后裔犯此，并大力破除富家女子缠足陋习，倡“天足会”，教育诸媳孙女辈带头示范，为乡里放足妇女赠鞋样及布料，说服女界一概放足，影响很大。

先生三十二岁始娶妻陈氏，诞七子一女，定居中白沙下坝，建双桂堂。先生事母至孝，常谓“有我今日，母之教也”。自奉甚俭，常布衣，喜蔬食，无不良嗜好。治家特严，制木刻《朱伯庐治家格言》悬厅内，每晚必集家人于堂前，令长孙寿曾（柏年）宣读，然后择其有针对性者提问：“汝做到否？有何心得？”诸晚辈皆肃然聆听自惕。

先生七子皆聚奎校友。长子鹤鸣，光绪十四年举人，湖北省候补知府，助张之洞于武汉创“中华纸烟厂”、“芦蒿玻璃厂”以振兴民族工业。次子鹤翔，聚奎书院斋长，在白沙首举辛亥革命义旗。五子鹤年（蟾秋）继承父业为盐帮巨子，亦热心办学。陈独秀于鹰咀石榜书“大德必寿”，即纪聚奎校庆并为鹤年贺也。六子鹤丹（缡仙）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三子鹤翘业农，四子鹤骖经商，幼子鹤雏理家，皆赞助兴学而有嘉行。

石门
吏部主事 曹英
鬼斧工成石扇奇，亭亭对峙两江涯。
乾坤万古存真迹，阖辟宁教俗眼窥。

双鹤（双鹤岩在县北）
佥事 刘乡
柱杖穿云壑，题诗坐石林。
幽泉他自好，互答共成音。

忆教改先行者聂鸿鑫

曾祝华

在三十年代的江津教育界，原石门白村坪小学教导主任聂鸿鑫，因勇于改革且成效卓著曾名噪一时。笔者有幸与之共事数年，对其人其事有所了解，现就记忆所及略述于后。

（一）

聂鸿鑫（1905—1943），字名五，石门金龙人，生于小商家庭。父亲聂有元，经营国药。鸿鑫六岁时，其父送读私塾。时值满清末造，私塾盛行八股，毫不讲究教学方法，儿童几被控制为小老人，鸿鑫深感苦闷。稍长，父亲将其送读七星镇小学。这个学校是辛亥革命以后兴办的“官学”，教学开始分科，也有了课间休息。尽管该校之变革仅属形式，但与私塾相比，鸿鑫已觉万分舒畅，从而产生了日后彻底改革学校教学方法的夙愿。

1922年，鸿鑫高小毕业，考入县中（今江津中学）十五班，与田家法同学。鸿鑫在校不但各科成绩优异，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尤擅演“文明戏”和杂技，还打得一手好“金钱板”，深受同学喜爱。兼之他平素正直无私，见义勇为，因此在同学中颇有号召力，同学皆戏称他为“孟尝君”。

当时，该校有老师仗恃封建势力对学生进行高压，而校长马孟强反进行包庇，激起全校师生的公愤。时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民主思想已逐渐萌芽，鸿鑫与周开庆、廖伯泰等十人被全校同学选为代表，响亮地喊出将马孟强赶出县中的口号，与学校当局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在进步社会力量的支持下，这次学潮最后以学生们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而鸿鑫以其机智善斗，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26年，鸿鑫在县中毕业，考入成都高师，学艺术专业。在校期间，他曾加入过地下革命组织，经常散发革命传单，因机智灵活而从未被反动派当局察觉。1929年春，他还与伍义华、喻权圃等帮助倍受主人虐待的孤女黄某脱离苦海，由鸿鑫亲自送其到仁寿教会医院，经该院院长刘永怀安排到教会学校读书。他在青年时代就积极追求进步的情况大抵如此。

（二）

高师毕业后，鸿鑫即回到我县永兴地区从事教学工作，但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深感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通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实践，他意识到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先掌握一个学校的领导权。适逢此时，石门场上的聂让能因接任白村坪小学校长，专程邀他共事。他与让能关系密切，在办学问题上所见皆同，遂欣然应允，锐意到白村坪联手大干一场。

白村坪小学是七星镇人于三十年代集资兴建的学校。鸿鑫与让能到校后，一任校长，对外对学校负责；一任教导，总揽校内一切工作。他们两人在工作中相互信任，密切配合，思想统一，精诚团结，很快就在学校形成了良好的风气，从而使一切应兴应革的事项得以在学校顺利推行。

为办好学校，他们在接任之后，照预定计划按部就班地抓了诸如改善教学条件、强化师资遴选和改进教学方法等重点工作，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白村坪小学座落在滨临长江的手爬岩高坪上，校内环境本就幽雅，鸿鑫与让能任职期间，又年年维修房舍，扩大校园，并增种四时花草，使学校处处显得更加令人爽心悦目。为改善教学条件，他们不但尽可能地添置先进的教学设备，还率先在校研制使用“瓦斯灯”。用瓦斯灯照明，三十年代在国内还属首创，实验时二人均亲进沼气池，而让能竟被烧焦须眉，经历了较大危险。瓦斯灯最后终于实验成功，使教室在夜间也亮如白昼，师生均不胜欢悦，学校也因之声名远扬。

白村坪小学优越的教学条件和良好的领导作风，增强了对师生的吸引力。当时县内不少名教师如程绍扬、刘仿侨、邹希文、刘平先、杜鹿琴、王鼎南、毛德华、李仲伦等均欣然应聘，先后来校执教。附近一二十个场镇，甚至邻县不少学生的家长，也慕名送其子弟前来就学，使学校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为了促进教学改革工作的进行，鸿鑫殚精竭虑，设计了不少教改方案。其中许多改革措施，如课堂教学“四认真”等，不但当年让人耳目一新，即在今天也未失去其积极意义。对此，本文不准备作具体介绍，只谈谈作为学校领导，鸿鑫为推行改革所作的两大主观努力。

其一，为了征求全校师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鸿鑫尽力在校内创造出宽松和谐的气氛，想方设法了解师生的活思想。他经常安排时间与师生谈心，课余时间更与学生打成一片，甚至亲自参加他们“挤油渣”、“抬死狗”之类的游戏，在一谈一笑中就解决了学生的思想问题。对于老师，他还有一个更为轻松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在每天晚上学生就寝后，由学校备酒菜给老师“消夜”，大家此时均能畅所欲言，学校的工作意图也就在不知不觉间贯彻下去了。这些努力，有效地调动了教和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全校师生集思广益，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学校教改工作的进行。

其二，为了巩固教学改革成果，鸿鑫狠抓了完善各种制度的工作。当某种改革措施一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之后，鸿鑫便在全校师生中统一思想，将其用制度固定下来，并在全校坚决贯彻执行。当时在白村坪小学，各项工作均订有严格的制度，如教学方面的四认真，纪律方面的作息、请假、劳动、锻炼、礼貌、卫生等，甚至对参加课外活动和读课外书都有具体规定，使学校工作犹如一台结构严密而上足了油的机器，即使无人督促，也能正常运转。

（三）

鸿鑫从事教育工作，还有以下特点：

（1）爱校如家，爱生如子。鸿鑫自到白村坪起，即以校为家，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学校工作。他吃住在校，连星期天也很少归家。为处理繁杂的事务，他不但白天全力以赴，每晚上床后还要回顾一天的工作，如觉得某项工作尚未做好，则必待想出完整的解决方案，在日记中写好方能安心。对学生，他关怀备至，晚上学生就寝后他必到寝室巡视，为学生盖好被子。对家庭困难的学生，他尽力在经济上予以帮助，如当年曾在该校就读的聂松柏、聂之因、聂树棠等，就是在他的慷慨资助下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2）学校管理有方。白村坪小学处处秩序井然，尤其上自习课更是安静。外地人来校参观，进校门后却不闻人声，以为学校已无人；及至走进教室，只见学生正在上自习，不禁对学校纪律大加赞赏。

（3）联系群众，热爱生活。由于高度的责任感，造成了他与群众如鱼似水的关系和惊人的了解能力。每当新学年开学后，他只需叫出所有新生的名字，一月左右便能基本辨清各自的个性特点，甚至辨出其口音、足音。这一点，即使对一个责任心很强的班主任老师来说，都是难以办到的。为了加强学校与学生家长的联系，他年年都要召开一次“恳亲会”，家长们在会上了解到学校在各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后，无不深受感动，从而鼓励自己的子弟更加勤奋地学习。

为了丰富学生生活，他组织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各种讲演、书法比赛、远足等，还亲自动手为学校校歌谱了曲。青年时代广博的爱好，使他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在他的熏陶下，白村坪小学不但有琅琅书声，且时时弦歌不辍，显出一派盎然生机。

（四）

1936年，全县举行首次小学会考，白村坪小学一鸣惊人，成绩名列全县第一。鸿鑫与让能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对旧教育的改革获得了成功，他们的领导作风也在全县教育界传为佳话。不久，两人便被调到作为全县重点小学的县高（今四牌坊小学）工作。稍后，鸿鑫又被族人聂祖辉敦请到耳顺小学（在今梯子乡）作校长，连当时已闻名全川的他的母校县中，亦曾专门礼聘他前去任教。鸿鑫走到哪里，就把在白村坪行之有效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带到哪里，也使哪里的工作局面迅速改观。因之，短短几年间，鸿鑫在江津教育界已名噪一时，处处受欢迎。

1943年夏，正当鸿鑫在事业上如日中天之际，却不幸被狂犬咬伤而与世长辞，终年仅三十八岁。这颗曾大放异彩的新星，就这样令人痛心地过早殒落了。

（五）

鸿鑫是在我国进行教学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其影响不但遍及县内各校，且早已超出了县境。解放后，重庆市文化馆曾专程来江津搜集他的事迹，索去他的照片。

石滩双鲤
邑人 周岐凤
山溪曲曲水溶溶，石鯽双双卧水中。
鳞长苔钱资夜雨，颉飞桃浪籍春风。
纶竿便觉虚施巧，丹帛宁知枉用工。
神物古今多变化，及时何患不为龙。

陈生三先生事略

陈生三，又名方联，一八八八年生于永川县普安场。少年时在永川县中学毕业后，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肄业。青年时期积极投身辛亥革命，曾响应号召在乡组织保路同志会，率领青壮年从事军事训练，为武装斗争作准备。光复后，率先劝说父亲剪去发辫，促使母、姐放足，影响及于乡、县，开民主进步新风。

民国建立初，生三曾任永川县临江场小学校长。逾年，受聘赴宜宾任教。一九一四年秋到江津白沙聚奎小学，初任教师，继任训育主任。一九三〇年聚奎小学增办初中，继续担任原职，直至一九四〇年受聘任蓉瓜瑞西小学校长才离去。晚年曾应邀到达县太平公司经营实业。一九五七年七月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生三一生主要致力于教育事业。作为授课教师，他学识渊博，教学有方，尤其擅长直观教学，所任学科教学效果都很显著；作为训育主任，他全心全意为聚奎的健康发展颇多建树。在他执教的二十多年间，聚奎从小学发展为中学，且因成绩显著而声名远播，生三与有力焉。

生三矢志教育事业，以校为家。当时聚奎学校校长经常奔忙在外，生三以训育主任肩负起主持学校大部分日常工作的重担。他经常是全校睡得最晚、起得最早的人，寒暑假也大多在校。因私事回家，连星期天也往往是早去晚归，从不耽误工作。他勤勤恳恳，夙兴夜寐，数十年来如一日。

生三品德高尚，身教感人。他任训育主任期间，从未制订严格的校规，而以身教感人。即使个别富家子弟原颇顽劣，进校后也在其潜移默化下迅速改变。他鼓励学生立志救国济民，奋发上进。对勤奋好学而成绩优良者，不吝表扬嘉奖；对刻苦攻读而家道贫寒者总是关怀备至。当年经他多方努力获得减免学费或联系升学等资助者不在少数，至今犹感激不已。他生活俭朴，待人以诚。在其感染之下，聚奎学生普遍光头赤足，质朴无华，蔚然成风。

他热爱科学，勇于实践。一九二五年，聚奎集资购买发电设备，以解决学校照明和抽水问题。从安装到发电抽水的全过程，生三亲自实践，圆满完成任务。在施工过程中，组织学生参观，并讲解有关科学知识，同时培训了管理职工。聚奎当年有一束在全省学校中罕见的军乐队，曾在川东一带出尽风头，为整饬校风校纪、提高学校知名度起到很大作用。这些西洋乐器最先由学校派学生外出学习，学成之后回来传授。教师中则由生三首先学习使用，然后传授后继学员。由于他的坚持不懈，终年未断晨练，使乐队学员年年相继。那时候，学校没有专职校医，师生看病诸多不便。生三购买医书，置备常用药物，边自学边实验，主动为师生治疗一般性内外伤病，效果良好。一厨工曾因熬油不慎，全身皮肤烫伤过半，生三为其耐心治疗，直至痊愈，全校师生交口称赞。类似情况，不胜枚举。

他博学多能，循循善诱。当时学校经常举行周末晚会或节日灯谜会，他亲自指导学生编排剧目或带领学生自制五彩焰火，显示了多方面的才能。校友吴芳吉于一九二九年春回校编修校史，曾为母校撰写校歌和三餐歌，生三体会情意，谱写成曲，教学生演唱。吴芳吉公余给学生讲解古诗《孔雀东南飞》，生三即按其情节改编成话剧，由学生演出。吴芳吉还倡议举办辩论会，以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生三即组织学生每周星期六晚上开展专题雄辩活动，由评议会郑重讲解，学生受益匪浅。校友邓少琴一九二九年春回校探望师友，学生张贴简报报导喜讯，生三抓住时机，因势利导，启发学生办成经常性的墙报。一时各种墙报如雨后春笋，《童报》、《心声》、《驴溪》、《白日》等达十多种，有的还发展为后来的《文艺半月刊》，油印发行校内外。这些墙报各具特色，而一切具体工作都出自学生之手，确属难能可贵，这和生三的诱导有方也是分不开的。

为使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生活，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或组织远足，游览石门大佛寺、罗坝周望山、北岸护国寺等名胜，以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或组织科技小组，开展标本采集、新闻采访等活动，以熟悉风俗民情、人文地理。为教育学生热爱学校，他充分利用学校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历届新生入校，他都不厌其烦地详细介绍学校幽美风景、悠久历史和著名人物，培养学生的自豪感。学校有不少土地，他领导学生开展蔬菜生产和园艺种植，不断改善学校物质生活和自然环境。校董邓蟾秋曾捐赠学校数千株奇花异卉，他带领学生辛勤栽培浇灌，使校园内终年花木葱茏，为师生创造了优美的教学环境。生三精于摄影，对学校各项活动多自费拍照留影，多年来留存下不少珍贵资料，其中不少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生三以“德、智、体、群”并重，注重学生全面发展。当初学校未设专职体育教师，生三即主动领导学生开展体育活动。每天清晨坚持晨操，晴天率领学生环山跑步，雨天在食堂做健身操或器械操，从未间断。平时课外经常组织球类和田径比赛，夏天还带学生到高洞下游集体游泳。由于一贯重视体育锻炼，学生个个体魄强健，运动项目各有擅长，因而聚奎能在历次全县中、小学和第三行政区十县运动会上连夺锦标，声名远扬。

聚奎童子军是全县最早的童军组织，全副服装威武壮观，其日常组织训练也由生三一手主持。一九二六年，军阀驻军在白沙擅自设卡收税，引起白沙商界、学界联合抗议。聚奎童子军作为游行队伍前导，步伐整齐，气势威武，人人手持军棍，猛冲狠击，一举捣毁税卡。驻军慑于公愤，终于未敢再行设立，一时传为佳话。

此外，生三也很重视师生的卫生保健工作。不但学校环境坚持每日打扫，严格检查，而且经常结合生理卫生课讲授保健知识，纠正不良生活习惯，不少学生不论坐行都能保持挺胸直腰，至老不变。为了培养学生的自动自主精神，生三还组织学生自办伙食、开办消费合作社等。学校每年秋季举行恳亲会，同时举办学生成绩展览和盛大的菊花会，其各项事务均由生三指导学生分组办理，有条不紊。学生家长踊跃到会，看到学校处处井井有条，学习生活丰富多彩，学生个个聪明能干，都为学校对子女的全面教育深表感谢。

生三辞世至今三十余年，不少受教的学生在数十年之后，对其忘我工作、诲人不倦的精神仍称颂不已，对其音容笑貌仍记忆犹新，可见感佩之深。

鞠纶先生行状

鞠纶，字东篱，江津仁沱乡人。民初毕业于江津中学，毕业后即受聘为白沙高小的图画手工科教师。长于国画，以曹玉珊和杨蓝田、杨宝田为基础，专攻花鸟，间作墨兰。近师蒋花农，远师二郑。二郑者，南宋之郑所南、清之郑板桥也。

先生毕业时才二十许，身材魁梧，善谈论，在校生活中与学生融为一体。白沙高小原有图画手工科教师姓乐，已忘其名，巴县人。他每次上课时，用粉笔在黑板上用几根线条画一把茶壶或一个茶杯什么的，既单调又粗劣，要学生照着画。大家都不感兴趣，随便瞎画，只图了事。而今换了新老师，还很年轻，和大家都很谈得来，以此心里欢喜，便期待着他施教，老实说是想看看他的本领。

好了，第一堂课就要上了。同学们存着好奇心，怀着希望，拥进教室就坐。不久，新老师来了，手里拿着一卷画。行礼以后，只见他走到黑板前把画展开，钉上。大家抬头仔细一看，不禁张目结舌，惊呆了大惊失色，心想：“天呀，我怎么画得起啊！”

他站在讲台上，看见同学们的表情，笑笑说：“同学们！不要怕，并不难，只要按程序，掌握方法，一定能画好。”他于是指着画幅说：“这就是花鸟画。画中之鸟叫‘白头翁’，树枝叫‘南天竹’，都是很常见的。画鸟是有‘歌诀’的。”他于是一边念“歌诀”，一边用粉笔照着黑板上依次一笔笔地画起来。念到“画鸟先画嘴”，他就用笔画鸟嘴；“嘴安上唇安下”，他就画上唇下唇。这样念一句画一笔，整个鸟就画成了。然后画花，画竹，画石。他边说边画，先点花苞，后画花叶，再画枝干，又用浓淡法把南天竹画好。于是整个画面便移植到黑板上。同学们兴趣盎然，便照着指示画起来，都在纸上画成了。至于画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那就要看用功的深浅了。

除了在课堂上讲授外，只要他作画，大家又没有其他课的时候，他就分班依次地让你去看他作画。他一面画，一面讲，从用笔、运墨、着色、布局，进而题咏、书法，讲得十分周到。经过不断实践，同学们对绘画的兴趣骤然高涨，全班甚至全校各班都爱画起来，而且出了不少优秀者，如曹钟庆、王德煦、刁培海、戴鑑星、赵忠玉、邱道祥、杨在洲等。

当时正是“九子三龙”时代。原来江津文庙泮池前的“江津”石坊上的题字，是科名时代的“三凤”同时中举而题建的，以资纪念。适值当时的县知事为龙铸人，县劝学所所长为聂云龙，而白沙高小的校长为程农初，于是人们便以龙为龙头，聂为龙尾，程为龙腹，拟作“九子三龙”的异称。也就在这个时候，当时的江津政府通令全县各乡、镇几十所公立高小，齐集城区县立中学举行“全县观摩会”，也就是“全县公立高小会考”。会考的结果，白沙高小各科成绩都较优异，而以图画一科尤为突出，竟为全县第一。自此以后，白沙高小画名大振，画风特盛。

鞠先生不仅教画，而且教人。他在课堂上和平时与学生接触时，所谈的常常越出绘画范围以外，涉及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历史、文艺等等。什么唯心、唯物、阶级、阶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进化论、天演论等等名词术语，如数家珍。我们那时年幼无知，听来并不深懂，但经常接触，精神上不无感染，思想上不无影响，与后来意识上的倾向是不无关系的。他教手工，就直接教我们刻章印。教体操，不仅教一般的体育锻炼，而且教军事操，练射击，提起木制的步枪，让我们到河坝去打冲锋！我后来身体之比较健壮，生活之未入歧途，显然是有其由来的。

1917年暑假，我们毕业离校，于是与先生分别了。到1918年暑假，就听一些人传说：鞠老师不教书了，离开白沙高小“玩班子”去了。我们都很惊诧，又不知“玩班子”是什么回事，向别人打听，才知“玩班子”就是“办科班”，也就是招些人来学唱戏，然后带着班子跑江湖，赚大钱！我们想：这样好的老师，为什么会去干这样的事呢？他在画坛上已有基础，在教育界已有地位，为什么抛弃这些成就，而去与优伶为伍呢？假如能见到他，一定向他问个明白。我们都急迫地期待着！

就在那年的秋天，有一天星期天，我们结伴入城（重庆）闲逛，谁知行至大梁子下后伺坡街口，一头碰见了他。他精神奕奕，风度依然如前。我们都非常高兴，便约他在半坡处的一家茶楼上品茶闲话。坐定以后，言谈之际，我们便提出他改行的问题。他恳切地为我们解答说：

“同学们！你们提出的问题很好，足见你们对我的关心，我很感谢！我离开教育界已经一年多快两年了，但我现在所干的事业仍是教育事业，不过形式不同，对象各异罢了。我现在是在‘办科班’，不是‘玩班子’，目的在改良戏曲，教育民众，推进社会，不是借此闯荡江湖图赚大钱！演戏不是只为娱乐，而是宣传、教育，亦即古人所说的‘高台劝化’。可是而今这些班子，不管是城市戏园子内的什么剧团、什么剧社，还是乡村里那些闯江湖的草台班子，它们一律只顾挣钱，或是只图抓碗饭吃，毫不讲求戏剧艺术，更不注意演出效果，舞台面目污七八糟，诲淫诲盗，心惊肉跳，残暴、粗鄙，满台都是。至于台词曲调，不是鄙俗不堪，便是‘水词’满口，‘只是说，又谁知’，翻来覆去，令人厌恶！否则以讹传讹，不仅不合情理，而且文理不通！倘再任其流传，不加改良，再过若干年，戏曲必趋夭亡，焉能移风易俗，教育人民，挽救国家民族！惟此事体大，绝非一日之功、一夫之力所能竟其功，所以很愿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来参加。如此，或可搞出一点成绩。我今已走上这条路，我将义无反顾，殚心竭力，期其有成。如竟失败，我亦不悔。事在人为，且看将来的结果吧！”

经他一席谈话，我们才明了他改途异趋的旨趣，不禁不胜钦佩。他并且告诉我们，他办的科社叫“化雨社”。社员有数十人，都是些贫苦的青少年，他们的父母都是些穷苦的劳动人民，他们中少数还是流浪街头叫化的孤儿。他们大都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因此他们既要学艺，又要学文化。生活是很艰苦的，任务是很繁重的。起初集中在市区南纪门内《西方日报》所在的古庙里训练。一年多来，经过师傅们循循善诱、苦心培育和他们自己的刻苦努力，而今已快“出科”了。现在正在本市朝天门外河坝搭了一个草台作首次演出。他希望我们去看午台，我们不客气地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约定日期，当天下午两点钟便前往，他早已在午台处等候了。

当日演出的剧目有好几个，最使我们看得过瘾的是《林冲夜奔》。这是一出《水浒》戏。演主角林冲的那个孩子才十二三岁，不仅武功、唱做都好，而且还颇能表情，把林冲那种悲怆愤激之情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人看了有悲凉凄切之感。惜乎而今我把他的姓名记不清了（似乎姓陈）。看后，我们向老师致谢而返，深觉我们的鞠老师仍是不愧令人敬佩的。

大概也就在那年的冬天放寒假中，我们放假回白沙，道经城关，恰逢“化雨社”在城外米花沱下面沙坝里搭台演出。这一次我们没去惊动老师，自动去买票看戏。演的是《红梅阁》的“游湖斩妾”。演裴生和阳大娘的两个孩子都演得很好，他们所演唱的台词都很雅洁，显然是经过改写的。

自此以后，直到1921年暑假，我们都在重庆联中毕业了，几年中都未和鞠老师相见，只知道他一直领着“化雨社”在各地演出。毕业后我们这批学生便各奔前程，分散各地。我则奔向成都，在成都高师住了一年。第二年（1922年）暑假，应故友之邀，奔向北京。与一批同乡的同学从成都动身，在简阳石桥镇雇了一艘船，顺沱江而下，直航白沙。头天宿内江，第二天宿富顺，第三天在泸州转江，顺长江而下宿于合江。靠岸后进城游览，发现街头戏报，才知“化雨社”正在这里演出。我们便去拜访鞠老师。相见之下，我见他形容憔悴，似乎老了许多。言谈之际，道出了为巩固与发展“化雨社”而招致的辛酸：同行的捣乱，各地哥老会的掣肘，豪强恶霸的迫害，一切社会恶势力挟持着邪风恶习而来的打击，处处都遇前进道路上的险恶。而今资力耗尽了，基础尤未稳定，举家病满，又添新愁。难得安定，有负初衷！我固不悔，悔亦无济，只恨无后继者。重病缠身，一朝不起，谁能使“化雨社”不致风流云散？言下不胜唏嘘！我不禁一洒同情之泪，彼此相对而叹，竟无辞以安慰。最后仍请看戏，演的是《柴市节》。演文天祥的青年叫金笑，时扮相大雅，唱做均佳。散场后与先生凄然而别。

从此远走天涯，五六年未回乡里，亦未再与先生相见。待到1927年再返重庆，向人们打听“化雨社”的消息，才听说鞠先生已因“化雨社”之累，身染重病，贫不能治而病死！“化雨社”亦随之解体，成员多流散各地，连搭班都很困难——因台词经过改写，跟谁配戏都不洽合，难于合作。唯在数年前曾听人说，金笑时尚在川北南充一带搭班演出，丑角刘某尚在重庆一家戏园子里演唱而已。

呜呼，“广陵散”竟终绝响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