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文史资料委员会版

主任： 宋正棋
副主任（兼）： 卞稚珊
副主任： 王增辉、程智铭、管昌海、马骞、高剑林
委员： 刘表兴、钟永毅、龚灿滨、邓兴华、刘子华、古基祥、刘晓甦、徐遐武、廖宗扬、侯国兴、王钦永、范征文、李恩琪、阮曙议、曾德厚、侯铁生、江善良

目录

回忆江津县一九五二年秋季物资交流会 ……………………………………… 王 昭（1）

挺拔秀丽四面山 ………………………………………………………………… 辜文兴（8）

渡头成往迹 湍洑变坦途——江津游渡河大桥修建经过纪实 …………… 宋正棋（10）

回忆聂荣臻同志在黄埔军校 ………………………………………………… 卞稚珊（15）

政协江津县第一届至第四届委员会的工作回顾（下） …………………… 卞稚珊（23）

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概况（续） …………………………………… 高键文、杜德位（61）

江津县最早用机器生产的一家工厂 ………………………………………… 万金福（95）

江津盐业发展史略 …………………………………………………………… 程智铭（97）

清末民国时期江津金融机构概貌 …………………………………………… 陈泽华（104）

内江糖业的“江津帮” ……………………………………………………… 周凤梧（125）

民国时期江津县的田赋加征 ………………………………………………… 刘达礼（129）

江津的铁锅铸造业 …………………………………………………………… 王钦永（137）

解放前江津的民间借贷形式——“请会” ………………………………… 张尊元（144）

白沙镇商会沿革 ……………………………………………………………… 刘子华（150）

江津首创柑桔修枝、看虫工具专业厂家——李凿子 ……………………… 彭卫明（157）

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廉吏程孔嘉 ………………………………………… 古基祥（162）

何策襄事略 …………………………………………………………………… 李恩琪（166）

钟惦棐 ………………………………………………………………………… 龚灿滨（174）

对江津文干校的回顾 ………………………………………………… 廖德富口述 廖掀整理（177）

独具一格的江津简易乡村师范学校 ………………………………………… 朱泽芗（181）

江津县城关民中始末 ………………………………………………………… 刘运新（185）

解放前后我在江津白沙搞话剧活动的回忆 ………………………………… 江赴吟（188）

家乡划龙船 ……………………………………………………………（台）何贵华（191）

话说江津袍哥 ………………………………………………………………… 刘晓甦（203）

对陈独秀在聚奎中学讲学时间的商榷 ……………………………………… 彭 兴（215）

补白

北乡山庄——寄调台城路 ……………………………………………（台）钟容昭（7）

台北乡城山庄落成 ……………………………………………………（台）钟容昭（14）

舟渡驴溪印象 ………………………………………………………………… 吴练青（96）

驴溪月 ………………………………………………………………………… 吴练青（103）

浣溪沙 ………………………………………………………………………… 胡小石（143）

赠碧柳 ………………………………………………………………………… 肖 湘（149）

闲步白沙镇上——调寄中吕·满庭芳 ……………………………………… 叶广度（156）

渡头 …………………………………………………………………………… 叶广度（180）

和甫山居怀人次韵 ……………………………………………………………………（187）

〔北双调清水引〕——黑石山九首 ………………………………………… 卢 前（217）

套数 …………………………………………………………………………… 卢 前（218）

回忆江津县一九五二年秋季物资交流会

王 昭

江津县秋季物资交流会，是继西南区物资交流大会对活跃城乡经济和工农业生产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也是秋收刚结束、农民经济最活跃的时候；是在克服了前一个时期出现市场呆滞与城乡物资脱节现象，经济基本恢复、市场较为活跃的时候，于十月五日到十一日在白沙镇举行的。出席大会的除本县十九个区、七十二个乡外，还有其他市、县、区的代表参加。七天来共有十八万四千人参加交易。大会购销总额达旧人民币一百二十五亿七千万元，全部为现货现款，另有签订的合同金额四十四亿元。在购销总额中，批发七十五亿元，占购销总额60%；零售为五十亿元，占40%。从经济性质来看，国营经济占25.4%，供销社经济占28.6%，私营经济占30%，个体经济占16%。初步达到了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将工业品推销下乡、满足农民需要的目的。

七天来成交的主要农副土特产品有：粮食一百一十三万余斤，棕片、桐油、花生、土布等价值四十三点三三亿元；销售工业品为：棉纱三千二百五十九件、棉花四万九千五百九十斤、宽布三千一百零一匹，以及白糖、红糖、盐巴、白酒等。会议根据批发零售结合的方针，零售带动批发，批发促进零售，达到工业品下乡的目的。此外，通过物资交流大会，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密切了公私关系。国营公司和私商建立了业务关系，私商向国营公司订购预购货源达四十四亿元。这次大会基本上是成功的。会后李市区、仁沱区、朱沱区相继组织了区级物资交易大会，有的乡和大的村庄也组织了物资交流会。这对于活跃城乡经济，满足农民出售农产品、购买工业品，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县区物资交流会，我们感到存在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认清大好形势，明确思想认识，端正服务态度。

“三反”“五反”后，工业出现呆滞现象，某些土产品出现暂时滞销。国营公司为了活跃经济、恢复生产，迅速恢复收购业务，在农村积极收购；在城市虽然库存积压，仍向私营工商业者进行加工订货，市场很快恢复并有所发展。秋季农业丰收，成渝铁路通车，交通条件大大改善。但当时物资交流工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农村农副土特产品未能及时销售出去，而农民急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特别是工业品，未能及时组织供应；大量的工业品尚未做到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农村推销，小城市、乡镇市场相当缺乏工业品。长期下去，势必影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所以要教育财贸职工和工商界人士认清当前大好形势，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城乡物资交流，扩大物资交流，达到活跃城乡经济和繁荣城乡经济、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目的。

当前要通过广泛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各种不必要的顾虑。如一些私商怀疑：“三反”后市场会不会有积极作用？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是否还会扶持他们？对“五反”后形势暂时的呆滞现象认为是长期的、不变的，因此认识不足，信心不高，对物资交流持消极观望态度。个别工商界代表说：“开会不讲话，交易光喝茶。”表现在业务上只想购进畅销货，卖掉滞销货。这些在大会报告后思想有所松动，在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实际帮助与推动下，私营工商业者急需脱手的物资由国营企业和合作社企业予以收购；他们需要的货物则由国营商业大量供应，在价格上又给予合理的照顾。从而使私营工商业者的经营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由光卖不买变为大买大卖。不少私营工商业者反映说：“政府真照顾我们，再不积极，对不起人民政府了。”

有些农村基层干部存在着怕麻烦的思想，怕影响秋收，他们对农民说：“你们是开物资交流会重要，还是秋收重要？”这些地方来参加物资交流会的人数少，卖的东西较少，买的亦少。反之，有的地方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利用黑板报、土广播、座谈会等形式组织参加物资交流大会，既满足群众的需要，又满足生活资料的需要，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反映说：“人民政府真体贴我们。”这样便加强了工农联盟。而动员群众最有效的方法，是真正把农民需要买的东西卖出去，要买的东西买回来。群众最讲实事求是。如大会开始的十月五日那天，群众担的红粱、花生米全部收购下来，六日来的农民就只有八千二百余人，而农民带的东西却全部收购了，七日群众就来了六万九千多人，交易额达七点九亿元。会议期间要反复宣传，针对思想变化进行不同的宣传。

国营企业的干部思想认识模糊，架子大，态度硬，怕麻烦，保守。经验证明，只要国营干部思想打通，积极购销，就可以带动私商，教育农民。如国营经济部门主要领导干部消极被动，不深入，不调查，必然影响私商更加观望等待；农民不能满足购销需要，想买的买不到，想卖的卖不出去，到处埋怨。经发现后紧急动员，要求放下架子，认清形势，为人民服务。领导同志积极想办法，召开私商座谈会、农民座谈会，直接对话，听取反映，交换意见，会谈便开得更好些。

第二，物资交流大会的方针是实事求是，有买有卖，互助互利，薄利多销。

这也是扩大和发展城乡物资交流的方针，无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营经济都应该积极执行。不论任何时候，公与公、公与私、私与私、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各有所余，各有所需，取长补短，都应有互助互利精神，有买有卖，多买多卖，货畅其流，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薄利多销是开展物资交流的方针，这样才能达到共同发展生产的目的。无论生产者、贩运者，都要反对高价求售的厚利思想，因为这种错误思想行为，使有用的商品变成无用，对人对己都不利，严重地影响生产的发展。在价格上应以国营经济的价格为指导来具体执行，要在作风上真正做到明码实价、老少无欺。如果在价格上随便提价，必然造成市场混乱。比如地瓜批发每斤二十一元，私商压到十三元，而销售又以三十二元卖出；小商贩将农民的鸡以三千元一斤买进，卖给合作社以三千二百元一斤，这些都不好。

在交易方面，因为物资交流大会是以大量收购农副土特产品、推销农民生产生活必需品为主要目的，以批发结合零售、现款现货交易和以合作交易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白沙镇是重庆和农村的桥梁，是工业品和农产品集散之地，所以不论农产品收购和工业品推销，农民是主要的推销和购买者。现款现货交易是主要的。那种仿照西南大区物资交流会组织参观团，既不带货又不带钱，只来看一看，有些订了购销计划却不切合实际（如棕片、药材上市不多，都要大量收购）的做法，在会前发现后，才动员回去带钱带物，才成为实际交易者。如不能大量收购农产品，即无法大量推销工业品，解决农民经济困难，满足农民的要求。所以要把大会的交易方法事先向群众讲清楚，统一国营企业、供销合作社、私营工商业者和农民的思想认识，是开好会议的关键。

第三，调动国营经济、合作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和农民经济的积极性，是开好物资交流大会，也是发展生产、繁荣城乡经济的主要办法。

而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是要价格合理，要明码实价，货真价实，不掺假掺杂。为了使公私之间、私营和个体商人都有利可图，确定合理的收购比例：前三天农产品收购中私商占70%，合作社占30%，粮食全部国营收购；后三天国营与私商各占40%，合作社占20%，大大调动了私营商业的积极性。如发现压级压价收购现象，国营企业则挺身而出进行收购，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打击了不法商人的投机行为。

在政策上，扩大批发零售差价；在商品上，对私商急需脱手的物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予以收购；私营商业者需要的物资，国营经济及合作社大量组织供应；对缺俏商品适当照顾。这样，私营商业者有利可图，才由被动变主动，由消极变积极。私商反映说：“政府对我们这样照顾，再不积极，太对不起政府了。”这充分说明，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政府一贯是采取积极扶持的方针的，是要使私营工商业者得到合法利益的。

第四，加强领导。

一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明确分工，具体负责，集中办公，指导大会进行，是开好交流会的重要条件之一。参加人员不仅有国营经济代表、合作社经济代表，还应吸收工商联主任参加，易于了解各方面的思想动态和购销活动，指导交易的进行。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开始时，几方面互不摸底，私商消极，叫喊没现款。经发现后，开了私营工商业者座谈会、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座谈会，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互相交流购销计划，使购销双方互相摸底，交易顺利进行。在交易时，有的把批零价格搞错；有的国营和合作社互相推诿，农民担来土烟应由土产公司来收，而土产公司叫供销社收，供销社又推给土产公司，给群众造成不良影响。公私之间进行交易缺乏协商精神，如十六区私商有二千斤桐油要求土产公司收购，公司提出卖桐油便要买土布；而人民银行贷款不大，只贷七千万元，对确实资金短缺的支持不够（经发现后才予以纠正）。因此要有强有力的领导，掌握政策，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做好工作，促进物资交流。

国营公司要以领导经济的姿态，实事求是地因势利导。人民银行对应贷款的便贷，这样才能把买卖搞活。在国营公司和供销合作社之间，国营公司应以领导经济的姿态扶持合作社，合作社也应该尊重国营公司。但也发现两家不合作的情况，互相保密，国营不把价格告诉合作社。如百货公司和合作社都卖白胡椒，同样商品，一个市场出现了两种不同价格，合作社少数人说：“不给你国营公司作尾巴了。”公与私、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间有矛盾是经常的、普遍的。问题是国营经济要以领导经济的姿态来解决这些矛盾，不然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将使整个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受到影响，这是值得严重注意的。

组织城乡物资交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和文化生活需要的途径。江津县一九五二年秋季物资交流会，由于党加强了领导，搞得是好的。同时，亦由于经验不足，是在摸索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克服缺点、不断前进的。

北乡山庄——寄调台城路

欲来烟雨快除草，移居北乡深室。四壁图书，满园卉木，谁识闲情怀抱？凭栏远眺，看淡海天边，夕阳回照。光景难留，让人惊叹近年老。

相逢何事苦恼？念家乡远隔，故旧怎了。世业无成，空灰壮志，苟活为人取笑。探亲趁早，莫虚掷良辰，仰头空啸。静听鹃声，不如归去好。

台北 钟容昭

挺拔秀丽四面山

辜文兴

四面山是镶嵌在四川江津县境内的一颗绿色明珠。它南接贵州高原，属大娄山北坡余脉，面积二万三千五百一十公顷，是地球同纬度地区唯一幸存的原始常绿阔叶林带。

四面山的形成，留下了许多传说。相传李冰命其子李二郎到巫山取石筑都江堰，二郎来到天庭与玉帝商议，借金扁担与赶山鞭挑山赶石，约定鸡鸣归还。二郎星夜兼程，挥动赶山鞭赶着群山变成的羊群，用金扁担挑起华盖山和天门山，急切地往回赶。行至江津，已达四更，二郎万般无奈，只得将华盖山、天门山弃于荒野之中，赶着滚动的群山向西去。於是一夜之间，华盖山、天门山铺展开来，因其满眼苍山，四面围合，故称之为“四面山”。

四面山将山、林、水、石融为一体，集奇、险、幽、雄於一身，是一处极佳的旅游胜地。这里的山是倒置的——地貌学上称之为倒置山，通常背斜为山，向斜为谷。这里的岩是红色砂岩，山上的绿树与红色的岩石协调配合，显得冷暖适度。这里有多处天然壁画，画面高百余米，宽数百米，仙子、神女、卧龙、雄狮、金龟、凤凰，不胜枚举。幅幅画卷，在似与不似之间，让游人去探寻、遐想。

四面山曾是史前残遗植物的避难所。目前仍生长着距今三亿五千多万年前古热带和温带植物木桫椤、鹅掌楸和观音座莲等古老树种。大窝铺、摩天岭、十里一线天等人迹罕至的地方，林木苍翠，腐叶陈积，保留了第三世纪以来变化不大的原始植被，呈现出原始古野的森林风光。

这里的水动静特别，数处山间海子像明镜一样平静，只是在微风吹过或水鸟掠过之后才泛起涟漪。这里集中了二十三处瀑布，形成了罕见的高山瀑布群，瀑布从壮观的红岩顶部倾泻而下，雄伟磅礴，在朝晖夕阳中幻化出道道彩虹，游人置身其间，如入瑶池仙境。

根据规划，四面山将加强动物类药物的应用研究，开展植物类药物的人工栽培，加强对野生动物的驯养和保护。同时，把入山口的头道河镇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旅游城镇，为游客提供食宿、交通、通讯等优质的旅游服务。

四面山的面纱已经揭开，姿容已经显露，它那通脱广漠的空灵，原始旷古的静谧，雄浑深沉的鸣奏，都透出质朴的热忱。欢迎海内外佳宾来四面山，呼吸经过森林净化的空气，观赏远山近水、野禽林兽共生共荣情状，归返自然，唤起悠然心会、意趣盎然的审美愉悦。

渡头成往迹 湍洑变坦途

——江津游渡河大桥修建经过纪实

宋正棋

游渡河大桥位于江津县蔡家区三合乡与柏林区紫云乡的交界处，在来东公路（自璧山来凤驿到津南的东胜场）八十一公里加二百米处，跨越笋溪河的班竹滩。它是一座主拱净跨一百米的“双肋单波双曲拱加板拱”的特大石拱桥。因其跨度长达一百米，在石拱桥梁史上可称绝无仅有，曾被载入1978年《中国公路桥梁画册》。

由于笋溪河水涨落无常，一遇山洪暴发，浊浪翻滚，往往造成两岸来往的车辆不能过渡，交通梗阻。不但商旅望而兴叹，而且影响物资交流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水退后开始通渡时，车流拥塞，容易发生事故，急需改变这种状况。为振兴山区经济，提高公路交通效率，保障行车安全，经县委、县革委研究决定改渡为桥，以适应工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决心下定后，在一九六八年夏天，由县交通科和养路队的肖济良、刁焕然、文永昌、韩绍康、慕荣高等同志组成测量队测量，由刁焕然主持设计了一座3×30+2×10米净跨等截面石拱桥的方案，逐年催报，于一九七一年省交通局批准修建。当时我在县委、县革委分管工交工作，为贯彻落实县委、县革委的决定，一面组织力量立出项目，上报中共江津地委、地革委审批；一面由我和吴水根、刁焕然、肖济良等同往现场，勘察地形，选择建桥地址。往返多次，最后才选定在原车渡渡口上游八百米处筑墩建桥。

江津地委、地革委于同年五月十三日批准了县革委的建桥报告。紧接着在六月十七日成立江津游渡河大桥工程指挥部，以原交通科科长张维明任指挥长，张升平、张玉成为副指挥长，并由张玉成常驻工地。指挥部下设施工组、生产组、后勤组。施工组组长由吴水根担任，成员有刁焕然、肖济良、涂基华、钱仕铭；生产组由雷显中负责；后勤组由宋立祥负责。指挥部设在笋河西北的紫云乡那边（即现在的道班房）。参加建桥的民工有八百多人，分别组成五个石工连、一个平工连。施工员有杨思齐、陈光才、苏继高、文致祥、陈广贤、韩绍康等，都分别驻在连队负责施工。

按照原订计划，桥系多孔结构，必需同时施工。在备料工作开始时，我们就已发现不少问题：如所需石料必须从笋河上游水运而来，需要大量船只；搭拱架所需木料又感缺乏；经费也感不足。更严重的是汛期迫近，水深流急，势必无法施工。经施工组反复研究后，才大胆提出改多孔为一孔、净跨一百米的修建方案，报经地委、地革委同意后，派来了工程技术人员邓步强、黄准标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常住工地指导工作。黄准标主持设计出净跨一百米、矢跨为1/9的“双肋单波曲拱空腹式”石拱大桥，由钱仕铭、涂基华负责计算和绘图，由刁焕然设计拱架并负责安装。

这一经过修改的方案，除托黄准标在年底前将大桥图纸送省交通局审核外，得到了地区革委会的同意，即于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五日正式开工，开始砌筑拱肋。几百人涌向工地，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热火朝天，仅以一天的时间就合拢第一环拱肋。在此时期，又得到省交通局工程师陈纪明的大力协助，给我们增添了力量。

正当工程紧张进行时，省交通局忽然发来通知，说在未正式审批前暂停施工。这样，民工们也就纷纷回家去了。情况虽然有变化，但县委、县革委和建桥指挥部的同志修建大桥的决心却没有冷下来。一方面再报省交通局说明情况，催请早日审批；一方面又重新检查设计图样，并派钱仕铭去渝请来重庆交通学院郑孝达、周天一两位老师参加校正。这时，省交通局已对大桥图样进行了技术审查，验算数据，批准施工，并派工程师王大淦同张宗元来工地负责指导，提出了在原双曲拱上加拱板、改原等截面为变截面的建议。复经郑、周二位老师多次到现场查勘，详细了解隐蔽工程后，又采纳了两位老师关于加固两岸桥台台背基础、增加四道横隔板等意见，使施工方案更加完善。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大桥工程开始复工，静寂了数月的工地又热闹起来。正在按照计划要求加快进行之际，不料又出现意外的问题。六月二十四日，因连日降雨，笋河沿岸山洪暴发，汹涌奔腾，直扑大桥工地，笋河水位立时猛涨八米。除柏林岸0—3点、蔡家岸0—4点和6点人字支撑外，所有拱架及支撑瞬间尽皆倒塌。风声、雨声、山洪声、崩垮声交织一起，震荡山谷。工地上三百多方木材随波漂流，拱顶骤然下降十四厘米，超过了预留拱度。面对这样危急的情况，全体建桥人员视险情为命令，日夜守护两岸，仔细观察险情，不知疲倦地战斗在抢险第一线。除了电话员守候住电话机随时将险情向县委、县革委汇报外，再也找不到一个闲人。

洪峰过去了，幸主拱安然无恙。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工地上留下了一片淤泥，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指挥部没有被这一事故吓慌手脚，他们在拱架冲垮后立即电告了省交通局，同时进行清淤疏浚工作。王大淦工程师又来到工地，校阅后提出改“平衡加载”为“拱脚压载”（裸拱）的施工程序，并加强观察，以保证施工安全。这一措施在施工上确实存在一定困难，全体建桥员工发挥集体智慧，纷纷献计献策。施工组在裸拱施工的同时，又采用了“活动吊架”方法，解决了表面清打、勾缝等技术难题，加速了工程进度。由于拱脚压载的措施，使拱顶回升超过了八厘米，较快地砌完主拱。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旬，大桥基本建成，经地区验收小组验收，交付使用，继续观察。十二月二十七日，隆重举行通车仪式，组织了十五辆各自载货四吨的汽车通过，同时以仪器进行监测，除拱顶上下振动有三厘米外，其他都比较正常。

这座桥由于主拱尚未砌叠完毕就遭到洪水袭击，致拱架被冲垮，桥身受到剧烈震动，故在建成后拱底下沉值超过了预留的二十厘米以上。一九七五年四月，省交通局罗副总工程师来此检查大桥，建议减轻桥面自重，以延长使用寿命。乃由县交通局派刁焕然负责施工，将桥面过厚的碎石路面挖去，改用油渣处理桥面，这才使大桥稳固下来。

每当我乘车越过此桥时，昔日建桥的情景历历在目。我衷心感谢那些为建桥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他们的功绩将和大桥一样永存。

（本文根据自己回忆并参考江津县交通志写成）

台北乡城山庄落成

钟容昭

七律

杜陵旧宅未全荒，又见山腰筑草堂；
难避喧嚣心自远，亦因扰攘世将狂。
乘曦多种迎春色，待晚登楼览夕阳；
怕听鹃声归去不？此间虽乐更思乡。

回忆聂荣臻同志在黄埔军校

卞稚珊

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是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正式开学，孙中山特任蒋中正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六月六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该校设立了由国共两党参加的特别党部，孙中山自兼总理，聘苏联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加宁将军为军事顾问，效法苏联红军建军原则，培植一批革命武装干部，以备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用以实现国民革命。

黄埔军校成立以后，共办了七期，总共毕业学生八千七百八十三名。中间经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清党”，同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广州起义”，到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七期毕业后，所有教职员工全部调到南京中央军校，只少数人调到广州燕塘军事教导队。轰动一时的黄埔军校至此结束。

黄埔军校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清党”以前，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军事学校；“清党”以后，性质发生了变化，背离了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但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中国共产党派杨树松等同志全面接管黄埔军校，整个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这是广州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黄埔军校在广州起义中作出的光辉业绩，又是与聂荣臻同志当年在参加广州起义中浴血奋战分不开的，也应载入史册。

在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中的聂荣臻同志的卓越贡献，不仅表现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上，而且贯穿在广东区党委、军委以至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等重大革命事件上。就我能回忆的：他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先生被刺以后不久，从莫斯科回国，到上海由党中央陈独秀总书记派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宣传两个科的工作，兼政治课教授。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他被免去了黄埔军校的职务，到广东区党委担任更艰巨的革命工作。之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又回到广东参加广州起义。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百折不挠，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使人无限崇敬。

我在黄埔军校工作的时间比较长，第四期末任战术教官，住校本部；第五期住步兵第二学生大队第六中队中校队长，住蝴蝶岗；第六期升任步兵第二学生大队上校大队长，住平岗。是年蒋介石校长自日本回国后，曾派刘光（号君实）代理黄埔军校校务。刘光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军校的高级负责人均纷纷离去，只有我仍坚守岗位，刘光遂命我兼任校务委员。在此之前，由于广州起义前夕第四军教导团团长杨树松（共产党员）等接管了军校，整个军校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中队长陈明仁（后来在四平街战役任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长，解放时在湖南起义）带头潜往南京告密，蒋校长升他为大队长，在杭州收容北上的第六期学生。等到刘光代理校务时，全校学生四千多人，留校的只七百余人，不足一个大队的编制。在这种情况下，我才离校到南京，旋奉命代表国民政府从日本占领军手里接收胶济沿线和青岛。“一·二八”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我又奉命接收淞沪战场。到“九一八”事变后的一九三二年春，我又回到广州，担任燕塘军事政治学校少将步兵科长兼预科总队长（后改为中央军官学校广州分校），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前夕。我奉命掩护广东省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撤至韶关，随又奉命担任澄（海）汕（头）沿海游击司令兼澄海县长。从此离开广州，不觉转瞬五十年了。

回溯往事，我同荣臻同志在军校共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一言一行都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黄埔军校的共产党组织是由广东区党委、军委领导的。军委的领导成员由陈延年、周恩来、恽代英三人组成，陈延年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中共广东区党委和军委对黄埔军校是十分重视并积极支持的。每星期四由军委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内召开一次党的小组长以上积极分子会议。每次军校去参加的教职员和学生有七八十到一百多人，来回有车船接送。会上主要是讲解当前形势和近期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报告党的工作情况等，都由周恩来、恽代英、陈延年担任主讲。聂荣臻同志那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与周恩来的专门联络员兼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经常奔忙于广州与黄埔岛之间，协助周恩来工作，并代周恩来处理文件，使得周恩来能腾出时间与精力策划更重要的事情。从而使黄埔军校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气象，为军校师生胜利参加两次东征陈炯明、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和商团叛乱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一系列丰功伟绩，是与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的荣臻同志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

黄埔军校吸取了列宁、斯大林创建红军的经验，一反过去学习日本、欧洲军事学校的以军事技术为主的教练方法。除一般军事教育之外，并有内容丰富的政治课程。具体说来设有《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主义运动》、《社会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问题》、《苏联研究》、《农民运动》、《劳动运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等。政治科要学全部政治课，军事科则学其主要部分。所以它虽然号称以军事政治并重为教育方针，实际上又是以政治教育为主，即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特别是这些政治课程，主要都由优秀的共产党员担任讲授的。记得周恩来主讲国内外形势，恽代英主讲社会进化史，肖楚女主讲经济学概论，高语罕主讲政治学概论，于树德主讲政治形势。聂荣臻同志除每期计划安排总共要上一百多次政治课程外，还要挤出时间上政治课。而他讲的政治课并没有什么正式教材，大多是自己编讲义自己讲。此外不少苏联顾问讲述了红军战史、战例等。

黄埔军校的政治课，对传播进步思想、革命道理起了重要的作用，使黄埔军校学生成为新型的、有觉悟的革命战士不是偶然的。在这方面荣臻同志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使我至今犹历历在目的是，广大学生除了聚精会神地聆听共产党人讲授政治课外，还对这些政治教官主持的生动活泼的政治活动尤感兴趣。他们巧妙地利用每周星期六晚在大礼堂由“血花剧社”紫罗兰主演的文娱节目，在演出过程中，抓住那布景几分钟的间隙进行政治演讲。每次演讲都是针对事先调查了解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对症下药，一针见血地作了解释，很快消除了学生的思想包袱，学生的精神面貌又活跃起来。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我们作为带队营长反而感到增加了麻烦，因为队上要求的是军风纪的严肃整齐。事实上，通过星期六“血花剧社”的演出和星期日放假到广州市的自由活动后，学生的情绪一直要到下星期二才能安静下来。从表面上看，似乎军事与政治有矛盾，实际上，矛盾是统一的。因为带队官长也要懂政治，要具备政治头脑。只有政治与军事统一起来，用政治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黄埔军校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红炉。黄埔军校的特点和优点在此，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贡献和出色也在此。

聂荣臻同志是在“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携手、宁汉合流之后，怀着满腔革命热情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回到广州革命策源地，参加中共广东省军委工作。除了参加有关会议外，主要是担任联络各方面的工作，了解情况，筹备军火。不料这时党中央已经指示广东省委组织广州起义。对此，荣臻同志认为当时全国形势和广州形势正处于低潮，要想利用两广军阀的内部矛盾夺取广州、建立全国苏维埃，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荣臻同志态度鲜明，在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以前，仍服从组织，积极参加起义。当时他作为省军委负责人之一，在起义的两天中，不仅一直在总指挥部工作，而且在十一日午后形势非常危急之际，荣臻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参加了总指挥部附近的巷战，显示出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不仅如此，尽管荣臻同志在莫斯科学习的是苏联军事学，但他运用在广州起义中的战术战略，则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反对共产国际派来指导起义的代表诺伊曼脱离中国实际、企图生搬硬套俄国城市暴动的模式来指导广州起义。结果，不出荣臻同志所料，到了十二日，情况急转直下，更加恶化。原来考虑的不在广州坚持、要把起义队伍撤到海陆丰去的设想已不可能实现了。荣臻同志卓越的军事天才和战略远见确实使人钦佩。当广州起义苦战到十二日黄昏时候，他同叶挺总指挥一起到财政厅天台上（当年除观音山外的最高点）观察各处战斗情况后，认为再坚持下去只能是无谓的牺牲，主张立即撤退，否则有被消灭的危险。叶挺同志马上表示同意。然而问题的严重性是，在当时敌人大举反攻、阵地被分割、各自为战之际，指挥部已没有助手，又没有通信员，更没有通信工具的情况下，谁来下达撤退命令？谁来执行撤退命令？荣臻同志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把这一艰巨任务担当起来，直至整个广州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后第三天，才回到香港。荣臻同志对党、对人民这样的赤胆忠心，为革命知难勇上、坚毅不拔的顽强意志，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为革命红炉的黄埔军校在什么情况下派遣特务营参加广州起义，起到什么作用？数千学生为什么没有一致行动？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有必要对此补叙一下：

广州起义前夕，张发奎领导的第四军，趁粤桂军阀正陷入混战之际，派教导团长杨树松（前任系叶剑英以军参谋长兼团长）、指导员王侃予、教官宋香俦等共产党人分别接替了军校教育长、办公厅主任、步兵第一学生大队长等领导职务，各中队亦派有共产党员担任指导员（起义前都未公开身份）。至此，军校整个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我因坚守岗位，仍保留了原来职务。经过一番思想教育之后，军校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秩序。正当全校师生员工开始上班之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距广州四十华里的黄埔军校，突然听到从市区方向传来的密集枪炮声，通讯顿时断绝。王侃予同志在校本部召开有各单位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推举我任校总值星官，负责维持全校工作和学习秩序。王侃予、宋香俦和特务营的缪云人同志即以急行军的态势率领特务营全副武装向瘦狗岭方向奔去。事后始知是增援广州起义。他们突破敌军包围，与撤退下来的教导团、警卫团、工人赤卫队的残部汇合到花县改编为红四师，推叶镛为师长，王侃予为师党代表。之后，又经过无数的艰难险阻，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堵截，最后到达由澎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工农政府所在地的海丰城。这一史实表明黄埔军校是广州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这次革命战争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荣臻同志作为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又是黄埔军校原领导人之一，因此，他的光辉业绩也应载入史册。

至于军校数千学生没有同特务营一道参加广州起义，一则由于自“四一五”清党后，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已绝迹，只靠少数新来的指导员摸清底细、做好转化工作，不能一蹴而就；二则由于陈明仁在杭州接收北上师生，在师生中造成混乱，加之原教育长李扬敬在学生中制造畛域之见，互不团结，很难一致行动；三则库存军械库供学生训练之用的枪炮已被提走，不像教导团那样被缴了枪又重新武装起来。有了以上客观原因，所以军校学生当时还来不及跟特务营一道参加起义，但不能因此忽视甚至无视黄埔军校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这是无容置疑的。

岁月如流，我已经是九十高龄的过来人了，离开广州已经半个多世纪，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所幸领导当年黄埔军校和广州起义之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荣臻同志还健在，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人。特别是当年在军校任职的属于江津籍者，目前只我们两人而已。我们之间在校共事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他的丰功伟绩、革命情操，却使我终身难忘。回忆及此，我写这篇已被人们淡忘、或为局外人不得而知的史料，是用以表达我对荣臻同志的崇高敬意，并祝他健康长寿。徒以事隔多年，容有不尽妥洽之处，望荣臻同志有以教之。

一九八八年夏写于江津县政协

政协江津县第一届至第四届委员会的工作回顾（下）

卞稚珊

（三）

通过以上工作，才把学习情绪培养起来，解除了许多人的顾虑，使自由辩论逐渐开展起来，学习也逐步深入，小组讨论也较前活跃，有些从不发言的也发言了。有的人还说：“过去有些话不敢说，在思想上是个包袱，现在感觉说出来大家讨论有好处。”

由于学习工作有改进，从而有助于各界人士认识的提高，主要是反映在学习了以下几个主要文件后的认识：

通过“实践论”、“矛盾论”学习后，大家在政治理论水平上有显著提高。大部分人初步懂得了只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彻底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也就是必须批判唯心主义的立场、观点，才能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更从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去锻炼自己的思想方法，提高自己的工作方法，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大家积极学习、要求自我改造的热情。

再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学习，使大家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才能实行这样伟大的建设计划。五年计划的逐步实现，就是剥削制度的逐步消灭和个体所有制的逐步改变，也就是全国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逐步改善和提高，从而更充分地认识到个人前途和国家前途的一致性。

在学习成员政治觉悟、思想水平逐步提高的基础上，又从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受到了一次更深刻的教育。不少人批判了自己在生产上、工作上的“右倾保守思想”，明确这个报告不仅对农业合作化是纲领性的指示，对于其他各部门的工作、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都是纲领性的指示。只有加强学习，努力自我改造，才能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此外，通过时事政策的学习，一般认识到国际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当前国际形势的总趋势是：国际和平力量已日益取得主动，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却日益陷于孤立。“万隆精神”、“日内瓦精神”已经在全世界人民当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这是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和它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从而认识到我们有责任不断发展和壮大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就有可能阻止战争。当然也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力量，以防止战争贩子的冒险。

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基本上消除了“怕帝国主义强大”、“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怕解放台湾会惹起战争”、“关起门来进行建设”等等错误思想。进一步体会到解放台湾是与保卫世界和平分不开的，台湾一定能统一，我们所采取的途径将随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决定。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认识，大家表示要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而奋斗。

以上说明，各界人士通过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的学习，基本上达到了这个时期“提高认识、改造思想”这一目的。

二

在第二个时期的学习工作，是在经济、政治、思想三条战线上获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组织和推动各界人士转入实践的时期。根据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我会这一时期的学习工作，主要是帮助各界人士按六项政治标准进行政治立场的改造，反右倾，鼓干劲，化消极为积极，化阻力为助力，促使他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中心工作服务。要求他们通过理论学习、劳动实践和参观访问，正确认识党的方针政策，沟通政策思想，提高政治水平，增强团结，调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从服务中更好地改造自己。

为此，我会学习工作已随着统一战线内部关系起了根本变化而逐步深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在组织规模上，除继续组织和输送了两批具有条件的各界人士七人参加省政校学习外，在原有城关（四个）、白沙、油溪、朱沱、仁沱、德感、贾嗣七个地区学习小组的基础上，增设了珞璜学习小组。学习成员由原来第一届期间的二百八十六人增加到四百六十四人，其中参加固定小组学习的三百九十三人（妇女二十五人）。在三百九十三人中，社会人士八十二人，工商界骨干分子二百五十五人，医卫界代表人物五十六人。组织学习的对象，主要是县政协委员、县人民代表、医卫界和工商界的代表人物，以及退职退休人员和散居城乡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旧军政人员和旧知识分子等。从组织规模和人数的增加，正反映出统一战线的不断发展和扩大。

在学习方式上采取了：

1. 参加固定小组学习。根据地区和本人自愿，加入固定小组学习，小组接受当地党委和我会的双重领导。

2. 学与做相结合。固定基点把学习、劳动与参加社会活动结合起来（有仁沱、德感两个小组）。

3. 参加原单位学习（多数是机关、学校和有固定工作岗位的人），政协主要加强联系，组织报告会和有关学习座谈会。

4. 个人自学。没有设置小组或因身体和其他原因不宜或不愿参加集体学习的人，用个人自学的方法，由会单独联系，发给学习计划、供给资料等。

以上学习方式，都是根据不同对象和具体情况，采取各种适合于他们的办法，实行以来大家反映良好。

在学习方法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个人阅读，互相交谈，小组漫谈，专题座谈，联组讨论，听报告，并辅以个别访问、谈心、通信、写心得等。学员可自由参加一种或几种，并在时间上不受拘束。特别对年老的人如因精力不支，可以不到学习结束，提早退席休息。同时在发言方式上，长的、系统的、短的、三两句的均可；在内容上不受限制，可谈文件精神、专题体会，亦可谈所见所闻、国内国外，出题目、提问题都可以，造成一种畅所欲言、心情舒畅、愉快活泼、人人乐于参加的气氛。如一个老教师反映说：“我退职回家，消散大半年，精神苦闷。自参加政协学习后，大家谈谈耍耍，看看报章，读读杂志，心情非常舒畅。我觉得政协给了我很多温暖，我感到政协是我的家庭一样。”以上这些，正说明了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我会学习工作在具体方法上作了相应的改进，体现了和风细雨、进行耐心说服正面教育的精神。

在学习内容上，有政治理论、时事政策、中心任务以及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国家所颁布的法令等。但总的都结合党在当时的中心工作与政治任务进行学习，如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全会历次公报和决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支持黎巴嫩、约旦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和支持古巴、刚果、伊拉克人民的正义斗争，有关西藏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以及人民日报有关社论，中央及省、地、县委对中心工作的指示和号召等。

通过不断的学习，大部分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一般人对国内外形势和国家的各项重大措施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不少人经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初步懂得了我国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逐渐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据对五十三个各界人士的了解，经过学习后，思想有显著提高、工作表现积极主动的有十五人，占28.3%；有一定提高的三十二人，占60.38%；看不出有变化的六人，占11.32%。

为了使理论联系实际，增加学员的感性知识，深入解决思想问题，巩固和加深学习成果，根据文件精神，本会先后组织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参观访问农村、工厂、敬老院、托儿所、公共食堂、养猪场、水利建设、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康巴展览，以及各种展览会和有实际教育意义的电影、戏剧共二十三次。并在1959年春天举办了“各界人士跃进展览馆”，展出了我县各界民主人士在大跃进的洪流中、在党的领导和职工群众的帮助下所创造发明并具有意义的展品六百多种。此外，配合学习和节日组织了大小不同形式的晚会十三次，既联系成员开展了工作，庆祝了节日，同时还丰富活跃了成员的生活。因此参加学习的人并不感到苦闷和负担，有些年老的人说：“政协是我们的晚年乐园。”故每逢学习，都相约而至。不少的人不论风雨，日间和晚上都从未缺席。德感小组有一个社会人士参加学习后高兴地说：“我们以前哪得机会看到这种文件、听到这种报告哟！”故而虽然相距四十余里，学习时乘掉了车，即步行亦赶来参加。

（二）

根据理论学习与劳动实践相结合、思想改造与社会服务相结合的方针，帮助各界人士加速加强自我改造的整个过程中，在作法上，我们主要对以下两方面进行了工作：

1. 正确贯彻执行党对各界人士政治学习的方针、政策。

首先是正确理解和贯彻“自愿、自觉、独立思考、自由争辩”的方针。学习唯有是自愿，才能自觉，在自觉的基础上，才能发挥独立思考，开展自由争辩。社会人士中的一些人，对学习有助于自己的改造认识不足，特别是集中起来学习，怕批评、怕记帐、怕亮底、怕不自由。这些都是过去习惯于自由散漫生活带来的影响，成为改造过程中的顾虑和绊脚石。针对上述思想，多方进行了思想发动，明确交代学习的目的和“三自”方针的精神，并进行形势教育，利用骨干分子及与其有关的人士进行走访、串联和谈心得，以及通过参观、实践等方式来启发他们的自觉。这样不但逐步消除了他们的顾虑，而且对学习也发生了兴趣。如一个委员认为已经老了，学习来有啥用，并且怕加入学习后不自由，因而几次找他开会都不参加。后来在弄清道理、懂得学习的意义与方法后，没有邀他也自觉地来会参加学习，并且很少缺席。事实告诉我们，“三自”不等于自流，而是积极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同时还具体地体现了必须加强领导，特别是加强政治思想领导。

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逐步地引导他们进行“独立思考、自由争辩”，并且经常注意了解和掌握他们每一个时期的思想情况，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来解决思想疙瘩。主要是用了先务虚、后务实，以虚带实、虚实结合的办法。他们在对文件精神有一定的理解、认识逐步提高的基础上，自觉地联系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实际，这样就联系得自然、面广，可以避免为联系而联系的偏向，更有利于促进他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积极作用。

2. 适应学员的特点，采用灵活多样的学习方法。

由于各界人士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我们除采用参加固定小组学习、学与做结合、参加原单位学习、个人自学等形式外，并在小组下根据自愿原则组织若干小型互助组，一般在小组讨论前选择适当的地点进行预学和互助。在方法上，城关以自学和互助组漫谈结合大组讨论为主（大组主要是集中互助组未解决的问题或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白沙是用自学和讨论并重的方法；其它区、镇小组由于地址分散、水平高低不同，则是采取听报告、集体座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法。时间掌握上，区、镇小组一般是忙时少学，闲时多学。

无论哪一种学习形式和方式，我们都注意贯彻了学、说、看、做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在学习、讨论和争辩中发生了疑问时，请当地党政首长或有关的先进模范人物作专题报告或问题解答，或根据性质与问题的不同，组织参观访问工厂、农村，看展览、看电影和组成工作组参加社会工作实践或劳动实践。如一九五九年春节积肥中，学习了省委大力开展积肥造肥的指示后，在城关镇即组织了八十余人，三天时间内就积肥八十六万余斤。这样能加深他们的体会和认识，易于弄通问题，统一认识。但是无论在哪个阶段里，对问题都不能过早过急地下结论，要让他们尽量发挥意见，提倡人尽其言、言尽其意。对争论中一时搞不通的问题，可以挂起来慢慢解决，并容许保留意见，不去强求一致。此外每学习一个文件终了时，各小组都进行座谈总结，巩固学习成果和解决学习中存在的问题，使学习能获得不断改进和日趋完善。

通过上述作法，学习成员都感觉学习起来轻松愉快，而且都感到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根据城关中心组的统计，有60%左右的成员都抽出一定时间看参考书和写发言提纲，有多数人自觉地按时参加学习，发言人数比以前大大增加了（每次发言人数占出席人数80%以上）。

3. 学习内容密切结合中心。

原则上是围绕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重大的时事政策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具体说来有：

（1）理论学习，如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

（2）时事学习，如古巴、刚果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和有关西藏问题的文件等。

（3）学习政策、方针，如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整社方针和党对农村工作的指示以及县人委关于权力下放的几项规定等。

通过文件学习，使学习服务于中心，在服务和实践中解决一些认识问题，也使得改造与服务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服务来加强改造。如在1959年四、五月学习党委号召“突击四月，大战红五月”后，即组织他们投入夏收夏种运动。据统计有三个小组参加街头宣传，十一个小组中有60%以上的成员投入抢收抢种的实践，并在运动中受到了一定的锻炼。这样学习密切结合中心的好处是：（1）学习起来内容实际、生动、丰富，不空泛，便于联系思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实际，解决思想认识问题。（2）很自然地使政协工作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3）使改造与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便于调动积极因素。通过这样做的结果，对各界人士在改造与服务中是取得一定成绩的。

4. 深入检查，加强领导。

县政协对学习小组要抓得紧，同时要深入下去。我们根据各个时期情况和学习的文件，拟出学习计划，散发给各小组和分散的成员，使部署和进度基本上趋于一致，同时还结合具体情况，发给一些学习资料和参考材料，帮助他们学习。在每一个学习阶段，我们都抓住了深入检查、加强辅导这一环节。方法是：

（1）派下去：经常派委员或干部下到各个小组，了解和发现学习中的存在问题，就便进行研究解决，并对学习进行辅导，或者介绍其他地区小组学习经验。

（2）请上来：经常请各小组负责人到县政协汇报和研究学习有关问题，交流和总结学习经验，以便加强学习领导，和改进学习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3）种试验田：县政协直接抓城关镇以各界上层人士为主组成的中心小组的学习，从中摸索经验和问题，通过研究来指导各个小组的学习。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培养和发挥骨干分子的作用。工作方法是：（1）与他们共同研究、总结、分析学习情况，帮助他们明确每阶段学习重点，以便掌握学习。（2）认真对待和分析他们反映的有关工作上的困难和问题，及时予以解决，这样就更能鼓励和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3）经常对他们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防止骄傲自大、脱离群众的现象产生。

此外，在学习中，我们还用写心得、体会，各小组间办“学习园地”鼓励学习情绪，和会办“情况简报”等来指导学习，交流经验和报导各地区小组学习动态，以达到互相推动和互相影响的目的。

（三）

由于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采用了多种多样形式、方法的学习，对各界人士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总的说来有：

1. 提高了认识，在化消极为积极、化阻力为助力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各界人士中，不少人对新事物格格不入，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怀疑，甚至抵触。如城关镇的一个老医生存款数千元，公社化时非常害怕，准备用多购置生活资料和分给子女的办法分散，又怕年老人要参加劳动吃不消，因此思想紧张。通过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学习和听报告后，逐步地解除了顾虑，安定了情绪，打消了原定计划。

对1958年大跃进成就的看法，也是不一致的。有的说：“全民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或“虽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在经济上受了损失”等等。通过学习、听报告和反复几次的争论，更加认识到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和党领导的英明伟大。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不少的人扭转了错误思想，转变了工作态度。如城关镇的部分社会人士未加入学习前常三五聚坐茶馆，说奇说怪，消磨时光，有的信口开河，见风就认为是雨，给社会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往往成为工作中的“死角”。组织他们学习后，正如有的干部反映说：“政协真起了团结、教育、改造的作用，他们加入学习后，确实减少了不少的问题。”

又如有一个工商业者（地主兼工商业），由于土改中没收了他的土地并赔偿了农民的血汗，因而对党怀恨不满，公私合营时消极抵触，工作不负责，并拒绝参加劳动，态度一贯消沉，全厂职工都称他为“落后者”。学习后认识了错误，不但工作表现积极，对所交代的任务都能完成，遇到困难并能主动克服，把事情办好；在劳动态度上亦有显著转变。因而在1959年一季度的评选中，被评为全厂的一等先进工作者。由于通过学习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因此企业支部非常重视小组的学习，凡在学习时，对私方人员的工作都作了安排，并支持和鼓励他们参加学习，有的支部书记还主动给政协介绍学员。

2. 进一步密切政协和委员、委员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政协各项工作和决议的贯彻执行。

由于设置了学习小组并定期举行学习，增加了各地区委员与各界人士接触的机会和聚会场所。通过学习小组，政协便能够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各地区委员和各界人士的学习、工作和思想情况，而各地区的委员和各界人士也往往通过学习小组把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反映给政协。这样更加密切了政协与委员、政协与各界人士、委员与各界人士的联系，更能发挥政协委员的作用。如在1959年一个月的统计，除一般学习外，平时即有六百一十五人次（平均每天二十人次）来会看书、看报、聊天、谈问题、下棋等等活动。政协需要动员各界人士参加的工作，通过学习小组传达布置；政协每次全体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议的精神和决议，也是通过学习小组传达贯彻到各界人士中去；同时还通过学习小组来检查各项工作、决议的贯彻执行情况。这样不仅有利于政协工作的开展，在调动积极因素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 认识了劳动的光荣，改变了对劳动的观感和态度，在政治思想上缩短了与工农群众的距离，有利于今后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

各界人士几年来通过学习，转入实践，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这是改造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的根本方法。特别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实践，使他们在思想认识和对待劳动的观感态度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和提高。如一个对向劳动人民学习认为“农民没有文化，更不懂科学知识，没有学头”的成员，通过自己实际在劳动中薅菜把菜薅死了、施肥把菜淋死了，才很感动地说：“今天我才真正懂得，看来是简单的生产，确有很多的科学知识，农民真算是科学家。”

又有的通过劳动实践，初步认识到劳动的光荣伟大，逐步改变着好逸恶劳的观点。如一个工商界人士（政协委员）说：“过去农民进城，我嫌他们满身汗臭，通过亲身参加劳动锻炼，才体会到一粒粮食一滴汗的意义，真正认识到剥削阶级的可耻，劳动人民的伟大。”还有不少人，在劳动锻炼后，治愈了病，增加了体重，体会到劳动的好处，从而逐渐地改变着对劳动的鄙视、害怕的心理。

通过理论学习与劳动实践相结合，一方面各界人士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觉悟，还贡献了自己的才能，从而起到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作用；另一方面，各界人士由于密切了同社会实际生活的接触，在劳动人民汪洋大海中受到了启发和深刻的教育，认识了劳动真正光荣、剥削确实可耻，因而增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为今后加强学习、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打下了良好基础。

以上成绩的取得，主要是中共江津县委对政协工作的重视和领导。如县委书记和统战部长等负责同志都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学习成员作报告和解答问题及指示学习的方法等，有时他们还深入小组听取讨论。统战部长外出时亦常到所在地区的政协小组作报告及了解学习情况。在没有政协学习小组的地方，当地区、镇委都指定了一个委员或区长等负责干部领导小组的活动，区、镇委书记亦常参加小组会议或向学习成员作报告。这些都是学习工作取得成绩的根本原因。但由于我们在工作中的主观努力不够，因此缺点也是不少的。首先表现在缺乏一定的预见性，研究工作不够充分、细致；其次，学习中有时没有很好的树立对立面，因而在发挥自由思想、开展争辩上也是做得不够的。这些都有待于今后改进。

三

第三个时期的学习工作。由于各界人士经过十多年的教育和改造，多数人对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三面红旗，对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高了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多数人承认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提高了对于根本改造的必要性的认识；许多人感到社会实践和政治理论学习的统一，确是自我改造两个途径的重要性。因而多数人缩短了同党和劳动人民的距离，提高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工作能力，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显著的转变，虽是大有进步。可是在一部分人中间，对改造的自觉性还不高，对于学习的目的性还不够明确，有的怕联系思想实际，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的厌倦学习，口头上表示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内心则有怀疑、抵触。这些问题说明了各界人士还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因此帮助各界人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改造世界观，以便进一步树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意志，提高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能力，已成为我会今后进行学习的主要任务。

三年来由于学习政治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1960年初全国开展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的学习运动以来，我会掀起了一个新的学习高潮，因而我会学习工作亦随之出现了新的面貌，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在组织规模上：我们为了加强学习工作，提高实效，适应愈来愈多的人要求改造、要求学习、要求进步的需要，使之收到更大更好的作用。本会根据省政协和中共江津县委的指示，在全县十二个学习小组共三百九十三个学习成员（不包括七十一个自学成员）普遍进行定期业余学习外，并输送有条件的各界民主人士两批共六人到省政校学习。此外在1960年春天还组织骨干层六十三人参加专区各界人士学习会，脱产四十天学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刘少奇主席所作关于“顾一头，一边倒”的指示。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和扩大联系面，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1962年以来，我们在对象（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分布较多的学校、单位建立了四个政协学习小组（江津中学小组十二人，川剧院小组九人，城关医院小组十二人，县医院小组七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学习和活动。又根据城关地区退休、退职回家知识分子的逐步增多和原有闲散在社会上旧知识分子的情况，一般地他们都很关心国际国内事务，部分人还有要求学习的愿望，但又有怕约束不自由，部分人还有怕搞政治运动的心情和顾虑。我们同城关镇委配合，经过一段细致的工作，以街道管理委员会为基础，组成了三个街道学习小组共四十八人（其中退休、退职中小学教师十四人，民间艺人和乐师三人，旧文人十人，其他二十一人），在镇委和街道党支部领导下，每周集体学习一次。此外通过协商，还组织了在城常委和民主人士科、局长的家属，组成家属学习小组。这些小组在党的领导下，政协学委会的帮助指导下，一般均开展了正常的学习活动。不少小组学习活跃，内容丰富多采，颇受成员欢迎，要求参加的人日有增加。有的小组还受到组织的赞扬。通过这些学习组织的活动，政协扩大了联系面，密切了与成员的关系，在帮助他们认识形势、提高觉悟、调动服务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学习方式上，除照前一时期按照自愿的原则，由各界人士选择参加固定小组学习或参加原单位学习和个人自学等方式外，还根据这一时期的特点，采取了：

1. 以曾经参加省政校学习的人士为基础，在城关成立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中心小组，使他们有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以巩固和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2. 把政协布置的学习与本单位布置的业务学习结合起来，以帮助他们提高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如江津中学、川剧院、城关医院、县医院学习小组），以贯彻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为统帅，以实践和劳动为基础，以工作岗位为基地的方针。

3. 每月组织一至二次学术讲座或专题报告。如我会先后举办了关于“古巴问题”、“中西医合流问题”、“气象问题”等的学术讲座，和“台湾局势问题”、“商业供应政策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以及“十中全会的精神”等报告会，都有助于各界人士的学习深入一步。

4. 组织学习专栏，便利于一些年老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士以文章诗歌来表达他们的学习心得、体会。此唱彼和，亦是体现了争鸣的一种方式。

5. 采取“说书”的方式，组织听讲。如邀请曲艺界的政协成员讲“王若飞在狱中”、“红岩”等故事，这在帮助各界人士学习革命先进人物的优良传统方面有很大的好处。

在学习方法上，为了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神仙会”正面教育的学习方法，除着重运用了前一时期各种灵活多样的方法外，我们这一时期还抓住了以下几种方法进行了工作，收效很好：

1. 无论对自学或集体学习，我们都大力提倡认真读书、独立思考、领会文件精神。认真读书是搞好讨论的基础，搞好讨论又进一步推动读书。我们的作法是：首先同有关单位的党组织联系，解决许多同志平时在工作和学习时间分配上的矛盾，使他们能够坚持经常性的学习；然后把个人的努力同集体的推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个人一读再读、反复思考的基础上，通过漫谈和讨论，发挥集体力量，互相推动、互相启发，这样便容易使问题得到深入解决。

2. 对重要的文件，采取分段朗诵或摘要介绍的办法，以补助自学的不足，加深文件精神的体会。具体做法：一般是由小组长轮流先行准备，朗诵时介绍文章的重点，漫谈体会，以加深听的人的印象，启发思路；同时边读边议，介绍自己了解的历史情况，联系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提出问题等等。这样既可以互相启发，又可以互相补充，有助于深入体会文章的精神实质。

3. 驻会人员分工负责，参加其他小组学习，以利于帮助共同研究解决问题。我们的做法是：（1）先学一步，基本上要能领会和掌握有关文件的精神实质和重点，以利于必要时帮助小组长启发诱导。（2）要以谦逊诚恳的态度，共同参加学习。可以帮助小组长研究工作，但必须尊重小组长的意见，切不可包办代替。（3）生活上要打成一片（如江津中学小组的学习活动，我们去参加学习的驻会人员都同他们同学、同吃、同游），以利于熟悉每个学员的学习情绪和思想情况，在适当时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城关医院小组的个别成员产生相当严重的单干思想，由于平时我们了解了他一些具体情况，抓住矛盾之所在，及时分别进行了讲清道理的工作，问题很顺利地得到解决，收到了化阻力为助力的效果。

在学习内容上，是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关文章为主要学习文件，按照著作的时间顺序进行了第一阶段的初步学习以后，立即转入第二阶段以讨论问题为中心、重点深入的学习。与此同时，还结合学习了《列宁主义万岁》（红旗杂志社论）、《沿着列宁的道路前进》（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人民日报社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决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告世界人民书；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有关文件；《高举莫斯科宣言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人民日报社论）；《高举总路线的红旗继续前进》（李富春）；《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李维汉）；《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李维汉）；《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特点》（李维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十二条）》和《六十条》；刘少奇主席在中共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周恩来总理在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的传达报告；李大章省长在省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省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的工作报告；《知识分子改造的道路》（红旗杂志社论）；《缩短工业战线，压缩城镇人口》的报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扬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精神》（人民日报社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人民日报社论）以及有关中印边界问题和古巴问题的公报和社论。此外，还根据不同时期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和政府措施以及国内外有关时事政策进行学习，把政治理论学习与形势教育结合起来，以毛泽东思想的“矢”射自我改造之“的”。

三年来，对于帮助各界人士改造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二）

三年来，政协学习工作的开展较前活跃，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现了新的面貌。我们主要的作法是：

1. 加强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学习工作的领导，1962年初在四届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协商调整了政协学习委员会。在举行的第一次学习委员会会议上，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学委会的任务，先后通过了1962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年度学习计划，几次研究了学习小组的情况，作出了推动学习工作的具体决定。为了加强学委会日常工作，还成立了学委会办公室，搜集了解学习情况。办公室建立了定期会议制度（每周星期六），研究总结工作，指导学习开展。在讨论有关共同问题时，还吸收了部分学习骨干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共同研究讨论。最近一年来，对每个文件学习的要求、时间、方法和所达到的目的，办公会议都作充分研究，从而帮助了各小组组长在领导学习中事前心中有数，有的放矢地进行。此外学委会还研究了各学习小组的领导力量，对力量薄弱的小组进行了调整充实，因而对学习工作质量的提高、学习工作的开展活跃起了重大作用。

2. 从实际出发，确定学习内容和方法。

由于政协组织学习的面广（教育、艺术、医卫、工商……），成员的工作性质、文化水平、觉悟程度各有差别，因而在制订学习计划、确定学习内容时，既有总的要求，又须根据特点灵活机动地运用。如江津中学、川剧院小组，除国际国内重大政治生活中的问题、有关统一战线问题必须组织学习座谈外，一般是根据不同工作特点，围绕业务中心进行学习和活动。在街道的社会人士学习小组、家属小组，由于基础关系，一般水平较低，特别是家属小组，多属老年、中年家庭妇女，解放后多半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个别的甚至很少走出家门。在这些小组学习的内容，更应考虑适应其特点；在学习方法上，也要根据其不同特点去进行。如家属小组采用以讲解为主、结合讨论的方法。此外，学委会办公室在一个文件学习期中，视其需要组织参观、联组讨论、报告会、讲座等，帮助深入学习。如学习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时，曾组织到龙门公社参观访问学习九天；学习李大章省长在省工农业劳动模范会议上的报告时，邀请了出席省劳模会的刘国民模范作了报告；学习哈瓦那第二个宣言时，邀请了一位历史教师作了“讲座”。这些参观、报告对加深学习、理解文件精神、引导钻研问题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多数人反映：“方法好，收效大。”

3. 认真贯彻“三自”方针和“神仙会”的方法。

实践的经验证明，在组织各界人士学习中，必须贯彻“三自”方针和“神仙会”的方法，才能真正提高思想认识，收到学习的实际效果，学习组织也才能真正地巩固。如在扩大社会人士学习中，我们曾一度主观地试图纳入一个小组学习，但经较长时间的工作效果都不好。后来我们认真贯彻了“三自”方针，先通过骨干串联，广泛地征询了意见，在串联酝酿的基础上，政协召开了座谈会，会上讲了学习的意义，交代了“三自”方针和“神仙会”的学习方法。对是否参加学习、参加何种形式学习、学习的具体时间和小组的组长，都由他们自己选定，因而学习组织就迅速地建立起来了，加入学习的人数还超过了预期的数字。在学习方法上，我们首先注意了教育和帮助骨干，正确领会和贯彻“神仙会”的方法。在进行讨论、联系实际、开展争辩中，认真贯彻自觉（联系实际）和自由（开展辩论）的原则，不硬逼、硬压，坚持“三不一保”的精神。因而一般反映“学习舒畅，确有所获”。

4. 加强具体辅导工作，提高学习质量。

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认真贯彻方针政策的同时，政协还加强了学习中的具体工作，促使其加深效果、提高实效。如在学习《哈瓦那第二个宣言》和阿尔及利亚问题时，办公室收集整理了有关的基本知识和参考资料，绘制了地图，帮助学员学习；又举办了“学习园地”，组织交流学习意见和心得；同时还有目的地组织部分学习较好的、水平较高的学员作重点发言，以帮助深入学习。此外在讨论中还注意由扯现象引导到本质，从谈具体问题到领会党的政策原则，循序渐进，使学习逐步深入。通过学习反映说：“参加政协学习，问题扯得深，意见广泛，获益不少。”

5. 帮助小组长提高工作质量，是搞好学习的基础。

我们的作法主要是在一定时间举行小组长会议，交流学习工作经验。他们一致认为当好小组长的必要条件是：

（1）主动争取和依靠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是搞好学习的重要关键。如江津中学小组负责人学习前向党支部请示，研究好学习内容；学习后回报情况和存在问题，并研究好下次进行学习的有关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支部掌握了学习组的情况，在时间、内容、布置工作和一些物质上，支部都大力支持；另一方面由于与党联系密切，就更容易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为中心服务，更有利于发挥成员的作用。

（2）明确工作的目的和意义，加强责任感，自觉地热爱自己的工作。事前准备好学习内容、要点、预期可能达到的目的以及有关参考资料。如中心小组学习前组长、副组长定期进行研究：文件的精神实质是什么？中心议题应该抓那几点？应该准备那些参考资料等。这样对于提高学习质量起了好的作用。

（3）走好群众路线。除自己多主动考虑办法外，还要随时走访串联，征求学员意见，遇事与他们商量，做到大家的事情大家办。这样群策群力，主观努力与客观要求结合起来，就必然能把工作搞好。如城关医院小组用工余或茶叙联系学员，对增进了解、提高工作效率帮助很大。

（4）掌握火候，注意“挑、引”。明确组长既是学习者，又是领导者，除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学习外，在讨论中还要善于倾听群众意见，及时诱导启发，使学习逐步深入。因此平时要注意培养骨干，讨论中要使用骨干，使他们起到带头示范作用，这样就有助于自由争辩的开展。如江津中学小组以学习成员中的政协委员为骨干，效果很好。

在进行上述工作中，我们有以下体会：

1. 驻会人员认真学习，提高思想认识是做好工作的首要基础。

在总结过去工作中，我们深刻认识到，认真学习钻研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外地工作经验、及时总结工作的重要意义。因此，驻会人员加强了有关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中央和省各级党委负责同志的文章和讲话、以及人民政协章程的学习。此外每周还安排了二至四小时的业务学习（一般学习全国、省政协会刊）。实践证明，通过自学和集体研究讨论后，对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认识、明确工作方向、增强工作信心起了重要的作用。

2. 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走好群众路线。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注意改进了工作方法，加强了调查研究，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和群众商量，注意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充实、调整。如我会中心学习小组，原每周星期一学习一整天，但由于各方面都在注意贯彻劳逸结合，一般星期六都坚持休息，由于学员多半担任领导工作，因而星期一更需要安排研究本单位工作，从而工作与学习的矛盾也随之突出了，并曾影响到一段时间部分人的学习情绪。我们发现后，进行了调查研究，广泛征求了学员意见，经过几次协商，调整为每周星期三学习（机关干部劳动时间），大家感到满意，从而提高了学习热情。

3. 改进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做好工作。

通过学习、实践，使我们较深刻地认识到，在当前形势下，必须改进作风，深入扎实地进行工作，才能收到实效。如在组织学习工作上，其中一个时期到会学习人数总是参差不齐。调查分析原因：一部分人有思想问题，一部分人也有客观原因。通过研究，采取了“推、约、请、访、查”的措施：“推”——讲学习意义、政策方法，进行教育推动；“约”——互相邀约；“请”——学习前电话邀请；“访”——个别走访；“查”——检查会内工作，改进方法。并在学习一个阶段中进行群众性总结，达到互相教育。通过上述措施，参加学习的人多了，活跃了。

4. 依靠党的领导，是作好工作的根本保证。

中共江津县委对政协工作非常重视，凌书记（县委第一书记、政协主席）、张书记（政协常委）在工作百忙中也多次挤出时间到政协了解情况、指示工作，并亲自参加举行的常委会、座谈会。统战部韩部长（政协秘书长）还参加了政协办公会议，具体指导工作。在基层工作中，当地党委和党支部对政协工作也是重视和支持的。如在城关街道组织社会人士学习问题，中共城关镇委非常重视这一工作，指派一位委员参加研究具体指导，并向基层布置工作。江津中学党支部还经常同政协学习小组负责人研究工作开展，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支部书记亲自参加小组活动。因而该小组原有成员五人逐步扩大到二十多人，有的教师还主动要求参加。该小组活动经常，内容也较丰富活跃。

（三）

几年来，对各界人士世界观的全面改造，通过不断地进行工作，由于认真贯彻了“神仙会”的精神，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方法，大大地启发了他们的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克服了过去一部分人存在的强调“政治文化水平低，理论学不懂”、“业务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以及年老体衰学习有困难等消极情绪。在各界人士中，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和认真学习了，基本上消除了强调客观、厌倦改造的情绪。因而使整个学习出现了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

通过认真读书、听报告、小组讨论和大组交流，很多人做到了回忆对比，初步懂得学习毛主席观察和分析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对照自己当时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然后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观察分析当前形势，采取边学边用、活学活用的方法，以毛泽东思想的“矢”射自我改造之“的”。参加学习的人都得到很大的启发，从而使不少人通过学习，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危害性有了比较多的辨别能力，对我国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以及在胜利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暂时困难，必须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敢于胜利的革命意志，取得了较多的体会。因而进一步明确了必须依靠党，认真接受党的领导和教育，才能不断获取进步。

还有许多人通过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以及实际生活的观察后，深刻体会到毛主席的思想就是真理，共产党确是英明伟大，人民在想什么、要求什么，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每个时期提出的号召、所采取的每一项重大措施，都反映了人民的心意，充分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必须一心一意跟着党走，才能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如城关一工商联家属说：“几年来在企业工作实践中，深深认识到只有依靠党，跟党一条心，就有了办法，就有前途，就有进步。”不少人得出了“对党离不得、疑不得、假不得”的结论，经常向党汇报思想情况，进一步靠拢党。

由于通过学习、认识提高，进一步调动了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各界人士中不少人表示要“行动兑现”，愿意“放下架子”、“撕破面子”到农村人民公社或城市中去服务，党指向哪里，奔向哪里。现在已有更多的人参加了实际工作，提高了自我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自觉性。

以上说明各界人士的学习是有成绩的，同时也就表明了我们的工作学习也有成绩。成绩的取得，首先在于党的正确领导，同时也与参加的成员的自我努力，以及与各方面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们积极工作分不开的。今后当吸取经验，改正缺点，更加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帮助各界人士更好地进行学习和自我改造。

关于政治协商和政治活动工作方面

政治协商是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加强团结的最好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广泛开展政治活动的中心环节。十三年来，在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包括川东区各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指导下，中共江津县委的领导下，县各代会经五届开了十三次大会、二十九次常委会议、各种类型的报告座谈会议二百三十二次；县政协会历四届，共召开全体会议五次、常委会议二十八次、各种专业专题报告座谈会三百一十五次。通过这些会议，我县人民政协工作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是取得很大成绩的。兹就有关政治协商和政治活动的开展情况综述于后：

（一）

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我们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给各个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内容和任务。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地方组织之一的我会（包括各代会常委会）的整个工作，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逐步熟悉、明确、改进的过程，才逐渐充实和丰富起来的。各代会的前期（1952年以前），无论在政治协商政治活动方面，多半是就事论事；中后期（1952年—1954年），由于经过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运动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牢固树立起当家作主的思想，同时我会在推动日常会务方面日益熟悉而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和与代表的联系工作，因此，在政治协商和政治活动方面都有较大的改进。

尤其是一九五五年三月政协江津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召开，标志着我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逐步扩大、广泛和日益巩固发展。表现在政治协商方面，不仅召开的各种不同形式会议的次数逐年有所增加，而且参加协商的单位和阶层较前广泛，协商的内容也较前丰富。在政治活动方面，紧密地围绕党和政府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推动和帮助各界人士为中心工作服务，同时号召并促进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在服从中心的前提下，密切地配合本地、本岗位的中心积极服务和开展有关活动等工作方面，也比较及时和经常。

十三年来，举凡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本县各方面的重大措施和统一战线内部的各项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协商。前后共召开了不同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四百零七次（会议是主要的形式），有时也采用个别征求意见。以会议形式进行协商方面，有全体会议、常委会议、常委（扩大）会议、部分负责人座谈会议等。个别征求意见，除个别谈话外，有的用书面联系或者电话交换意见。召集的办法，有的由县人委与我会联合召集，有的由县委统战部出面召集，有的由县人委召集，有时也由我会召集。

兹就有关政治协商问题的性质进行分类，有下列几个方面：

1. 属于有关政府重要政策措施的一百二十四次，占协商总次数的29.18%。主要内容：计有征粮、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三反”、“五反”、民主建政、知识分子改造、三大改造、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普选、市政建设、“双百方针”、反右派斗争、全民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农业发展纲要、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建立农村城市人民公社、发展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等。

2. 属于有关推动全县人民和各界人士响应政府号召的八十八次，占20.7%。主要内容：计有劝募寒衣、武器捐款、抗美援朝、防旱抗旱、爱国增产运动、贯彻执行新婚姻法、拥军优属、完成国家公债、税收入库、修路、征集兵员、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贯彻执行国家大法——宪法、“三以”改造方针、大办钢铁、支援农业、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等。

3. 属于有关全县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七十三次，占17.18%。主要内容有：主食、副食品供应，节约度荒，市场管理，改善市场供应，特定商品供应，以及对生活困难成员的生活费补助问题等。

4. 属于统一战线内部有关各方面的问题的七十六次，占17.88%。主要内容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检查统一战线工作，成员参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参加对资改造，协商本会各届参加单位委员名额，调整有关合作共事关系，本会工作计划、年度总结等。

5. 属于国家机关征求意见的有关事项和各项有关提名的六十四次，占15.06%。主要内容有：战犯处理，宪法草案，公债分配，各届县人民代表和县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提名及其它提名，摘右派分子帽子等。

上述各类问题，绝大多数是只经过一次协商就解决的，但也有个别问题曾经反复几次协商才解决的。这主要是根据具体情况和问题的性质来进行的，不拘泥于哪一种形式和方法。此外，本会常委曾多次列席县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县人委各部门有关工作报告和推动与加强工作的意见。

在政治活动方面，除了围绕和配合党和政府各个时期的中心，根据本会全体会议和常委会议的决议，相应地开展政治活动，推动全县人民和各界人士积极参加外，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和重大节日，本会还组织座谈、集会、报告和开展其它有政治意义的活动。兹分别概述如下：

1. 反帝斗争，保卫世界和平方面：

由于抗美援朝运动的广泛开展和逐步深入，因而顺利地超额完成了1951年1月救济朝鲜难民的工作。同年“五一”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和单独对日媾和的示威大游行以后，全县人民70%以上签名拥护关于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60%以上的人民订立了爱国公约。1953年曾在白沙、城关两地分别组织听众，听取了赴朝慰问团代表的传达报告和前后两次志愿军归国代表及志愿军英雄、功臣关于志愿军的英勇作战和立功经过的报告。通过这些，大大地激发了包括各界人士在内的全县人民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基本上消除了一部分人们中的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

1954年为了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宣言，我会配合有关方面动员、组织各界人士开展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1955年以来，举凡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及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本会均及时组织各界人士中的代表人物举行座谈会。他们纷纷表示支持和声援，并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和侵略罪行予以严厉的斥责和声讨。

2. 国内阶级斗争方面：

除配合各个时期的革命运动，号召、推动各界人士向公开的阶级敌人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无情的斗争和检举揭发，并随时提高警惕，严防破坏活动外，还就各个时期的重大对敌斗争开展了活动。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表了“解放台湾”宣言后，即举行各界人士扩大座谈会，一致表示用实际行动来拥护这个宣言。美帝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并驱使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后，我会组织各界人士集会，大家一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我会曾集会声讨并予叛乱集团以严厉谴责。蒋介石在美帝指使下妄图窜犯我东南沿海大陆时，曾请有关负责同志作形势报告和解放军光荣传统的报告，增强了解放台湾我军必胜的信念。其它如检举、揭发偷税漏税的严重违法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3. 庆祝重大节日和其它政治活动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孙中山诞生九十周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等，都举行了隆重庆祝和纪念活动。在庆祝建国十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前，还分别号召、推动各界人士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成绩，向光荣伟大的节日献礼。每逢有关纪念节日，还征集各种体裁的稿件，编辑黑板报专刊以资庆祝。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本会曾一再邀请参加辛亥革命老人座谈，并征集有关本县辛亥革命史料，汇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参考。此外，我会还结合各个时期中心，组织各界人士进行街头宣传或组织形象化教育，如看《人民公敌蒋介石》电影、画展和其它有关影片，或请评书艺人讲说《红岩》、《王若飞在狱中》等革命英雄故事，以加深各界人士革命观念和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

（二）

十三年来，我县协商工作，在中共江津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鼓舞下，无论在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向有关部门反映意见、提供建议，反映各界人士在生产、工作、学习中的思想动态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或多或少地给政府提供了正确处理问题的有利条件，因而更加密切了各方面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1. 发挥了人民政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作用。

各界人士中不少的人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往往在看问题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片面或不符事实，甚至消极对抗的想法和态度。但通过协商和各种会议的反复宣传、启发教育，是能够变消极为积极、化阻力为助力的，这是为十三年来的许多事实所证明了的。如变革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前，工商界中确有不少人留恋私人所有制。本会曾运用各种形式深入地对工商界进行宣传教育，使政策精神家喻户晓。在改造高潮中，又通过常委会、各种座谈会协商了有关生产安排、清产核资、债权债务处理、定息、经济改组和人事安排等具体问题，从而促使对私改造迅速形成了高潮，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出现了全业合营。

为响应党的大办钢铁的号召，我会动员和组织各界人士投入为钢铁而战的洪流中，直接参加炼钢、炼铁、运输、后勤工作，并向党推荐了技术人员十人，其中五人为县钢铁指挥部调用；献计献策一百一十条，其中有的建设性的意见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国家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歉收的情况下，根据党和政府“瓜菜半年粮”、“粮食引路菜当家，细水长流渡荒年”的号召和指示，本会曾多次进行协商和讨论，使各界人士进一步认识了节约粮食的重大意义和党对人民生活的关心。不少的人带头响应并积极采取措施，同时向其所联系的群众进行宣传解释，使节约渡荒的政策在粮食歉收的年成里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 调整、密切了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增强了团结。

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我会为了全面、正确、深入地贯彻这一方针，在半年时间内共召开了八次常委会和近四十次座谈会，经过广泛邀请各界人士参加对这个方针精神实质的领会和讨论，使与会的各界人士进一步明确了这个方针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阶级斗争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必要措施，从而更加认识了党的领导的正确和伟大。通过检查统一战线工作，改进了机关、学校、事业、企业中的合作共事关系。

在反右斗争中，本会在中共江津县委的领导下，在各界民主人士中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斗争方法，彻底打垮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原则和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协商了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并对本会委员中的右派分子协商保留了一部分表示愿意悔改的为委员。几年来根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协商摘掉了一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对适当调整当时统一战线内部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起了显著的作用。

此外，在协商本会历届委员名单和其它提名方面，都充分发扬了民主，贯彻了民主集中制，从而增进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

3. 沟通了政策思想，统一了认识。

每当一项重大政策或重大措施提出之初，各界人士常有一些分歧的意见，或者思想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故有人表现怀疑、顾虑，甚至抵触。通过各种形式的协商以后，认识逐渐趋于一致。

如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施农业合作化时，不少人心存疑虑，有的还发出一些错误论调。但经本会组织各界人士进行了多次座谈讨论和辅以必要的参观访问，充分辩明了农业合作化是否有优越性、农民是否愿意走合作化道路等问题。再经过防旱抗旱、保苗、抢栽等工作发挥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的事实教育，特别是通过农业合作社的增产，普遍认识到走合作化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在“三面红旗”上，前一阶段也是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和错误的看法。经过对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协商和进一步的座谈讨论，以及有关的专题报告，逐渐纠正了错误看法，同时在不断涌现出的许多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信服了“三面红旗”的正确、伟大。

在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中，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难免会暂时地影响少数人的情绪。本会及时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了充分的协商讨论，使大家一致认识到这是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正确的措施，从而打通了思想，表示愿尽一切努力克服困难，拥护调整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和具体措施。

在协商工作进行中，有时各界人士还提出和反映一些正确的意见或建议，这就进一步密切了各方面的关系，更有利于团结，更有利于工作。

从以上看出，要提高政治协商的质量和效果，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并在协商的每一环节上都必须贯穿从团结出发这一主要精神，才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消除一切障碍，集中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

（三）

我县人民政协工作，由于党的重视和支持，经过不断的改进，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尤其是把政治协商作为本会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并将其它各项工作与政治协商工作密切地结合起来，就不会有“等事做”或“无事做”的感觉了。我们在进行政治协商工作中，主要的作法是：

1. 协商前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为充分发扬民主创造好条件。

首先是尽量争取提前将协商的主要内容、有关文件通知参加协商的人，以便他们有较充裕的时间征集和准备意见。其次应研究好会议进程，做到有的放矢。同时还必须考虑可能遇到的问题，掌握好有关材料和具体情况。必要时还应与有关部门联系研究好有关事宜，以便详尽地介绍情况，征询意见。这样几方面结合，既避免了造成严肃的形式和紧张的气氛，又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并且其中还有不少中肯的意见，同时也避免了“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从而使协商的议题易于导致一致的认识，使问题能够得以圆满解决。

2. 争取党、政负责同志的领导和支持，进行充分的协商。

凡由党政提出的议题，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均出（列）席作详细的说明，并在协商过程中作必要的解释，使参与协商的人能全面了解议题的情况，以便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事实证明，这样的结果收效良好。

3. 积极主动提出协商的议题，进行广泛的协商。

以往只依靠党和政府提出协商的议题，所以在工作上呈现被动情况。在改变工作作风后，经常主动地就有关统一战线内部各方面的问题和有关人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邀请各界人士进行协商讨论。如城关医院在进行调整时，部分老医生思想上产生了动摇，经本会邀请了大部份医生开座谈会和个别交换意见后，思想动摇的安定了情绪，同时也调整了该院各方面的关系。又如在整顿农村集市贸易中，经本会组织各界人士配合这一工作，除向有关部门反映群众许多正确意见外，并建议适当增设菜蔬供应点，供应口岸调整后群众很满意。因而协商的议题也就逐渐丰富起来。

4. 加强联系群众和征集意见的工作，以扩大政治协商的群众基础。

我会经常用定期学习和各种座谈会、报告会、讲座、文娱活动、个别走访等方式来联系本会委员和参加学习的成员，并通过他们联系社会上各阶层人士，以便广泛地征集人民群众对政府各项工作和重大问题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使政治协商能够充分反映出来自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更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此外，对协商达成的协议，应积极负责地促其实现，这不仅是对各方面意见的尊重，而且还起着鼓励大家更好地以主人翁姿态积极参与协商活动。

我县政治协商工作，虽然有很大的改进，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密切与有关部门的联系方面、扩大议题方面、促进决议的实现方面、对完成一项工作任务的检查总结方面等，存在着不够完善的地方，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以求更充分地发挥政治协商的作用，更完满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事实证明，无论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期，或在人民政协时期，本会工作是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断改进、不断提高的过程。在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包括川东区各界人士政治协商会议）的指导下，在中共江津县委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协助支持下，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共同努力、协同配合下，在十三年来的历史过程中，说明了祖国面貌起了巨大的变化，亦说明了本会工作作出了一定成绩。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三年，为了继续完成一部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任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五大运动。1953年，在恢复国民经济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一年党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广大人民的要求，宣布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紧接着掀起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同时开始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经过反右派和全民整风运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政治、思想三条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由于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1958年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在这一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意气风发，干劲冲天，掀起了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由于有了三面红旗的指引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人民又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暂时困难。1961年为继续大跃进准备条件，党中央又提出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根据这一方针，进一步全面地进行了调整工作，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新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以上各个时期形势的发展变化，统一战线政治面貌和内部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县人民政协工作，为了适应各个时期政治形势的需要，不断地进行了改进和提高。总的说来，发挥了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在加强政治协商、提供建议以帮助政府改进工作方面，起到了监督作用；

在开展各种政治活动以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方面，起到了协助作用；

在宣扬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及时反映人民意见以增进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方面，起到了桥梁作用；

在组织各方面人士进行学习、帮助他们自我改造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方面，起到了教育作用；

在沟通思想、加强合作以密切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关系方面，起到了团结作用；

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帮助他们提高警惕、划清界限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

以上这些作用，充分说明统一战线政策通过政协组织形式开展各项工作，在化阻力为助力、化消极为积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方面，是有一定成绩的。可是我们的思想还落后于实际，我们的工作也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总结本会十三年来的工作，在巩固成绩、纠正缺点的基础上，以利于今后更大更好地努力搞好工作。

1962年11月28日

政协江津县委员会第一至四届常委会常委名单

第一届

• 主席： 王自发、王淑芳、刘国华、李君、韩德顺、凌文远、苏武清、陈志言、罗昌一、侯颖恬

• 副主席： 高洪臣、徐中晟、秦有秋、黄家新、卞稚珊、张维明、张锡和、杨仕清、钟维媛、何策襄、廖德富、潘正文、聂荣贵、韩德顺

第二届

• 主席： 王淑芳、刘国华、刘崇儒、李绍文、韩德顺、凌文远、邱挺生、苏登瀛、官志君、罗昌一

• 副主席： 侯颖恬、孙怀骐、袁恭亮、徐中晟、黄家新、刘丹五、黄剑夫、张兰田、张锡和、张维明、韩德顺、杨仕清、钟维媛、聂荣贵、潘正文、何策襄

第三届

• 主席： 刘丹五、刘崇儒（女）、刘衷恺、韩德顺、凌文远、李绍文、杨士清、杨治乾、邱挺生、罗昌一

• 副主席： 苏登瀛、官志君、张兰田、黄家新、刘丹五、张维明、张锡和、侯颖恬、胡德润、韩德顺、凌文远、袁恭亮、郭益进、饶钦芝、潘正文、徐中晟、高键文、钟维媛（女）、胡德润、邱挺生、黄开俊、黄剑夫、黄家新、韩德顺、潘正文

第四届

• （注：原文该届内容与第三届高度重合，疑似笔误。此处按原文顺序整理，但逻辑上可能应为第四届名单或需根据实际史料核对。）

• 主席： 刘丹五、刘崇儒（女）、刘衷恺、韩德顺、凌文远、李绍文、杨士清、杨治乾、邱挺生、罗昌一

• 副主席： 苏登瀛、官志君、张兰田、黄家新、刘丹五、张维明、张锡和、侯颖恬、胡德润、韩德顺、凌文远、袁恭亮、郭益进、饶钦芝、潘正文、徐中晟、高键文、钟维媛（女）、胡德润、邱挺生、黄开俊、黄剑夫、黄家新、韩德顺、潘正文

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概况（续）

高键文、杜德位

（二）工商联

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自一九五一年起筹备，一九五四年成立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一、工商联的筹备经过

解放后，在中共江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一九五一年三至五月，城关、白沙两地在旧商会地址成立了“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接收了旧商会，领导工商业的有关工作，引起了全县工商业者的注意，都渴望有一个全县性的统一组织。

五月十九日，江津县人民政府召开工商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一百七十人。在会上，代表们一致要求组织“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通过充分酝酿，选举四十九人组成“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选举一十七人组成常务委员会，选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四人，负责工商联的筹备工作。

筹备委员会选举如下：

• 主任委员： 何策襄

• 副主任委员： 刘丹五、侯颖恬、杨卿云、朱振民

• 常务委员： 尹亚传、樊子洪、王佑文、王荣康、黎咸章、潘正文、卞孟英、杨子嘉、裴立勋、秦有秋、曹克非、兰庆云

• 委员： 谢长登、张凤华、曹志健、沈国玉、雷宗藩、叶宏开、吴光耀、罗玉如、傅荣华、龚焕祖、郭云璋、朱衡石、杨官廷、彭少云、钟席儒、邓乔松、陈安槐、赵敦品、周天德、王其福、李泽民、张文儒、王树钦、张云卿、李洪炳、姜仁兴、杨秉仁、周仲篪、刘致泰

于六月二十日假“白沙工商联筹委会”地址正式成立，会址设白沙中心路七十八号。

工商联筹委会成立后，草拟了组织章程、工作纲领，会内设各种委员会、秘书室办事细则和各区成立分会的意见，均得到县人民政府批准。根据简章规定，会内设土产指导委员会、地方工业研究委员会、工商辅导委员会和秘书室。

筹委会的基本任务：

1. 筹组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

2. 整顿和改造全县工商联组织；

3. 协助推行人民政府政策法令，完成政府指定任务；

4. 集中反映工商业实际情况和意见，提供政府作施政决策之参考；

5. 属于全县急需兴办之工商业，拟订具体计划，建议政府采择施行；

6. 在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未成立之前，本会为全县统一领导机构，协商各分会和小组间相互关系，以达到工商业之恢复与发展。

从六月起，在全县十四个区建立了分会，成立了六十六个工商小组，七十八个同业公会。将城关工商联筹委会改为第一区分会，十月又改为城关区分筹会。将白沙工商联筹委会改为第五区分筹会。区分会（分筹会）、工商小组、同业公会，在业务上受县会、区分会领导，在行政上属当地党政领导。工商联筹委会除正、副主任驻会外，配备工作人员八人，负责本会的日常工作。

一九五二年六月，“五反”结束，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于六月八日至十日，召开全县工商代表座谈会，出席座谈会代表一百二十七人。通过讨论，由于一部分筹委在“五反”中有“五毒”行为，筹委会进行改组，将原有筹委四十九人调整为三十五人，常委一十七人调整为一十三人。会内暂不设各种委员会，由常委直接领导。调整后的工商联筹委会是：

• 主任委员： 何策襄

• 副主任委员： 刘丹五、侯颖恬、杨卿云、上官希文、李绍文、秦有秋

• 常委： 潘正文、卞孟英、张云卿、汪庆云、袁驾唐、兰庆云

• 委员： 陈国太、胡国臣、罗昌义、罗北西、吴光耀、罗玉如、苏在林、王子超、杨仙田、郑绍江、葛福云、李顺清、赖凤翔、刘永香、彭昌德、葛國襄、张树森、雷相池、周天德、吴声扬

根据行政区划的划分，成立了二十个区分会，并以城关、白沙、朱沱、仁沱等重点区为调整行业中心。至十月为止，全县共有一十六个分会，七十五个工商小组，六十二个同业公会，二个专业工业同业公会。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召开城市工作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调整机构，裁减人员，节省开支。按照全联“组织通则”的精神，结合我县具体情况，白沙分会撤销并入县会办公。城关、油溪、朱沱、李市、仁沱设立分会，下设同业公会外，其余的区设立中心工商小组，乡场设立工商小组，不满五十户的，并入就近场内。在三合设立办事处，领导十五（蔡家）、十六（柏林）、十七（三合）三个区域。六月又在城关、白沙试点调整行业组织。至年底全县共有五个区分会，一个办事处，一十五个中心工商小组，四十八个工商小组，六十二个同业公会，二百六十六个同业小组，三个摊贩联合会。

通过调整组织，减轻了会员负担，改变过去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现象。同时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参加工商联筹委会，加强了对私营工商业的领导和联系，为工商业联合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二、工商联的成立和历届会员代表大会

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四日，在中共江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指导下，召开有国营企业、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参加的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二百三十二人。会议听取江津县工商联筹备工作的报告，进一步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选举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通过充分酝酿，选举四十九人组成执行委员会，选举常务委员一十三人，选举三人组成监察委员会。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选举结果如下：

执行委员会

• 主任委员： 何策襄

• 副主任委员： 李绍文、潘正文、侯颖恬、杨卿云

• 常务委员： 上官希文、胡绍荣、刘丹五、秦有秋、卞孟英、钟席儒、赖植修、张树森

• 执行委员： 王文钦、王福元、何茂盛、叶嵩柴、陈金有、雷宗藩、麻安仁、刘思亮、张慎修、李鸿策、邓九如、杨官廷、吴国贤、罗昌义、卢善之、高键文、刘均益、庞南洲、古德超、罗泰焕、杨仙田、郑绍江、万金台、龚继果、张国梁、汪庆云、赖凤翔、高国屏、彭昌德、刘子文、袁芳林、周天德、王焱辉、冯焕章、苏荣清、贺俊明

• 主任秘书： 贺俊明

监察委员会

• 监委会召集人： 钱生远

• 监察委员： 牟祥高、李德元

工商联的性质和任务

根据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施行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的性质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它的任务是：

1. 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政策法令；

2. 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

3. 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和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私营工商业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

4. 组织私营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活动；

5. 推动和健全本县各地区及行业的组织，并指导其会务进行；

6. 执行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办理上级组织交办事项。

四月四日，举行第一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在城关、油溪、朱沱、仁沱等四个重点城镇设立分会，在有税务所的八个区设立办事处。至五月底，全县共有同业公会和摊联会四十六个，工商小组四十二个。

一九五六年一月，县人民政府迁回城关，我会也随迁城关通泰门商会街一号内办公，白沙设立办事处。七月一日，我会通泰街办公室改作工商界讲习班，暂迁菜市街小学张院办公。八月二十日，迁小官山新建办公地址办公，从此工商联的办公地址长期固定下来。

至八月，全县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手工业和小商小贩实现合作化以后，同业公会委员、工商组长有缺额，影响工作的推动。经十月二日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决议，采取推选方式补足缺额，共补选工商组长一十五人，同业公会委员三人，完善并发挥了工商联的组织作用。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一九五七年二月，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工商联的工作有新的发展。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根据全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精神，常委会决定于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国营、合营、合作社和个体户的代表三百二十三人，列席会议的一百〇四人。重庆市工商联、江津专区各县工商联也派员列席了会议，省工商联领导亲临指导会议。

大会议程是：

1. 传达全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精神；

2. 听取和审议江津县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

3. 通过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简则；

4. 选举江津县工商联第二届执委会和常委会。

通过全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精神的传达，深入领会国家的“赎买”、“定息”政策的伟大意义，要求工商业者要进一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充分酝酿讨论，选举六十一人组成江津县工商联第二届执委会，选举一十九人的常委会。

新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是：

• 主任委员： 何策襄

• 副主任委员： 李绍文、潘正文、杨卿云、秦有秋、李鸿策

• 常务委员： 贺俊明、陈昆霖、陈茂甫、卞孟英、薛其柱、张荣海、麻安仁、刘思亮、苏荣清、高键文、赖植修、钟席儒、张树森

• 执行委员： 龚志平、李怀义、王明德、黄太然、陈丽泉、张慎修、陈华丰、牟祥高、黄承碧、游惠清、周德银、赵心良、邓九如、罗希云、苏学优、李德元、刁月如、游长惠、吴国贤、罗昌义、王焱辉、卢善之、刘均益、龚继果、古德超、苏在林、庞南洲、冯焕章、罗太焕、杨仙田、游汉卿、万金台、张国梁、汪庆云、赖凤翔、高国屏、曾宪文、李湘儒、刘子文、张梓芳、彭昌德、周天德

• 主任秘书： 贺俊明

• 聘请陈昆霖、张茂甫为副主任秘书

工商联的性质和任务

根据修改后的《工商业联合会简则》规定，它的性质仍然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它的任务是：

1. 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政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应尽义务和爱国守法的进步标志；

2. 协助政府继续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3. 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并发挥人民团体的监督作用；

4. 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

5. 鼓励和推动工商业者发挥技术专长和经营才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搞好生产经营和共事关系；

6. 组织工商业者参加爱国活动和社会活动。

为了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于三月一日，经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撤销城关分会，行业公会暂不动摇，由县会直接领导。白沙办事处改为分会。油溪、仁沱、朱沱三个区分会撤销，下属同业公会和同业小组也撤销，由当地办事处领导。至六月底，全县共有分会一个，办事处八个，工商小组四十五个。会内设秘书、组宣、业务三个股。

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

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工商业随着企业的调整改组，特别经过财贸体制改革以后，我会各地基层组织也发生了变化。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经第二届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于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在县府招待所召开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应出席代表三百四十人，实到会二百八十七人。

会议议程是：

1. 听取潘正文副主任关于江津县工商联第二届执委会五年来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2. 听取高键文常委关于修改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简则的说明；

3. 通过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简则；

4. 选举江津县工商联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

通过反复讨论、酝酿，选举五十九人的执行委员会和一十九人的常务委员会。

江津县工商联第三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如下：

• 主任委员： 潘正文

• 副主任委员： 李绍文、钟席儒、秦有秋、李鸿策、王光莲

• 常务委员： 贺俊明、陈昆霖、陈作贤、陈茂甫、古隆卿、刘思亮、江永文、汪庆云、张树森、高键文、郭万西、麻安仁、戴世芬

• 执行委员： 刁月如、万金台、刘光耀、刘崇华、刘均益、刘光荣、李安才、李德元、李湘儒、李应芳、余泽渊、牟祥高、苏学优、苏在林、吴国贤、卢善之、周德银、周天德、罗昌义、罗希云、罗太焕、庞南洲、张洪俊、张梓芳、张国梁、陈丽泉、陈华丰、赵心良、高国屏、徐先高、黄承碧、曹建明、游长惠、游惠卿、冯焕章、曾宪文、彭昌德、杨仙田、赖凤翔、龚继果

• 主任秘书： 贺俊明

• 聘请陈昆霖、陈作贤（同年十二月离去，程良荣继任）、陈茂甫为副主任秘书

根据修改后的《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简则》第四条规定，它的任务是：

1. 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政策、法令；

2. 团结教育工商业者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3. 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反映工商业者的意见和要求，并发挥人民团体的监督作用；

4. 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

5. 鼓励和推动工商业者向工人阶级学习，发挥技术专长和经营才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搞好生产经营和公私共事关系；

6. 组织工商业者参加爱国运动和社会活动。

全县设分会一个（白沙），办事处八个，工商小组四十六个。同年十一月，城关、白沙两镇分别成立“小商小贩筹备委员会”，加入工商联为集体会员，城关由县会直接领导，白沙受白沙分会领导。

三、干部的配备和变化

一九五一年六月，工商联相继成立各级组织，自行配备干部，干部待遇采取薪给制和津贴制两种办法。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全县共有干部一百八十一人，工商业负担极重。为了减轻工商业的负担，响应增产节约的号召，于一九五三年一月调整机构，统一人事调配，经过精简，留用干部七十七人，工人四人，共计职工八十一人。干部统一调配后，为了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确定每月十日，干部轮流来会学习，回报总结布置工作，从而把干部培养成一支做工商工作的队伍。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一月，中共江津县委组织部相继调来部分干部，增强了干部队伍的骨干力量。在常委会的直接领导下，机关设秘书、组宣、业务三个股，每股都配备了股长和副股长，其余干部分别安排到各股、分会和办事处工作。

一九五八年四月，整风反右结束，根据上级紧缩机构的精神，结合本会实际，对干部进行调整。在职工七十九人中，动员退职一十八人，下农村锻炼二十二人，待处理五人，留机关工作三十四人。

一九六二年春，中共中央发出精简机构的指示后，对干部进行了精简。在现有职工四十五人中，退职一十三人，自动离职一人，死亡一人，留会工作只有三十人。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政协、工商联全体干部会议上，统战部长宣布工商联纳入政协，工商联现有二十名干部，由政协统一使用。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共江津县委组织部通知，调潘正文、陈昆霖、程良荣等十二位同志去政协工作，其余干部于一九八〇年一月至一九八一年三月相继退休和调往其它单位工作。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江津县工商联合会挂牌恢复活动。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共江津县委以江委函发（1985）九十六号“关于同意恢复江津工商联的通知”，批准工商联恢复工作。县委组织部相继调陈昆霖、刘宗祥、陈汝栋、任廷锋、卞伯缓等同志来会工作。

四、中共江津县工商联支部的建立和变化

为了加强党在工商联的工作和干部队伍的骨干力量，自一九五四年起，中共江津县委组织部相继调来党员四人，他们的组织关系仍在县委机关支部，工商联未单独建立党的支部。

一九五七年八月，整风反右开始，为了便于工作和学习，由县委统战部、县政协和工商联联合组成“统战系统”临时支部，共有党员五人（其中预备党员2人），支部书记廖承烈。

一九五八年整风反右结束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的规定，中共江津县工商联支部正式成立，有党员四人，选举陈昆霖任支部书记。

一九六三年，支部进行改选，有党员六人，选举陈昆霖任支部书记，袁恭亮任副书记。

一九七三年五月，县级机关整党结束，支部进行改选，有党员六人，选举陈昆霖继任支部书记。

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共江津县政协机关支部成立，原工商联支部所有党员的组织关系转政协支部，从此，工商联支部停止工作。

五、工商联的主要工作

工商联在建国以来的各个时期，都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推动会务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 组织推动会员投入各种爱国活动

支前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津和平解放后，随即成立“江津县支前委员会”，熊白涛任主任，王仲昌、潘正文、幸天明、段可君为委员。商会在这一时期由王仲昌代理事长，与潘正文共同组织原护商队，将停泊河边的粮、糖、盐船，提载起放，作为军工民食，同时陆续组织船只，运粮二亿多斤到重庆，供应军民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 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为了粉碎美帝侵朝战争的罪恶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决定。我会在江津县抗美援朝分会指导下，成立了工商联抗美援朝分会，根据订立爱国公约、做好拥军优属、做好优抚工作三大号召进行工作。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二日，城关工商联筹委会在东门广场，召开工商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示威游行大会，参加群众5,500人。县党政首长在会上讲话，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号召工商界要拥护税收，协助减退、土改和镇反，并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改善经营的实际行动来支援抗美援朝。会议在高呼口号声中，举行游行。四月二十八日，组织工商界在新华舞台举行控诉美帝侵略大会，参加群众1,457人。五月一日，本会又动员5,000人，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大会，同时演出文娱节目，进一步加深抗美援朝的认识，使广大群众认识中朝是唇和齿的关系，援朝不仅是保家卫国，同时是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从而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

订立爱国公约，积极增产捐献。 六月，全县工商业户，以增产节约为目标，自觉订立爱国公约，踊跃捐献人民币一十六亿三千二百八十万元（旧币），黄金14两，银元1,239元，超额完成任务。本会和各基层组织，在当地党政领导下，认真做好优抚工作，如介绍职业、帮助生产、进行慰问、减价优待、实物馈赠等，使军属能得到安慰。

积极认购公债。 一九五〇年一月，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二万万份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规定推销对象为“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城乡殷实富户和富有的退职官吏”。商会成立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进行推销工作。通过宣传动员，采取自行认购、说服认购、民主评议等方式，四月份即完成了任务。一九五四年发行公债后，县会和各基层组织，都成立了公债推销委员会，以增产节约为中心，进行认购。全县认购工商户11,595户，认购金额一十七亿七千六百九十一万元（旧币）。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人民币改制，旧币一万元折合新币一元。本年认购公债工商户10,687户，金额一十二万一千四百九十元。一九五六年认购工商户9,337户，金额一十四万〇〇五十九元。一九五七年认购工商户9,770户，金额七万九千二百五十一元。一九五八年认购九万一千三百九十三元。

协助税收。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纳税是工商业者应尽的义务。一九五一年私营工商业者学习“工商业税暂行条例”后，遵照定期定额、民主评议、查帐计征三种课征办法，进行评议纳税，都能按期完成。如城关一至七月份应交税款74,000多万元，按期入库。“五反”中，政府部门均集中精力搞运动，对一九五一年的汇算清交、一九五二年一至十二月的营业所得税，均集中在下半年完成。同时，在评税中，偏重加高，形成完税后缺乏资金，业务难以完成，出现停业丢“包袱”的现象。十二月召开工商代表会议，调整公私关系，划分营业范围，调整了税收，使工商业趋于正常。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召开筹备委员会议，传达省联会议精神，传达省府、全联、省联领导关于工商界前途问题和今后努力方向的重要指示，强调税收的重要性，工商业者守法纳税是天经地义的光荣任务，是热爱祖国的表现。会后在全县传达，受教育达一万六千多人。因此，在评税纳税方面，一般都能报实，民评合理。城关、白沙两镇根据规定的十八种税，于十月份补报了前九月的营业额二百多亿元（旧币）。同时，简化纳税手续，建立预储税款和集体入库制度，对以前欠税，据城关、白沙、德感等地统计，八月份完成一亿四千七百余万元（旧币）。一九五四年，通过“宪法”的学习，工商业者更加拥护税收政策，全县基本达到月税月清，预储制度更加巩固，建帐逐渐增多。在第三季度评税中，除油溪、德感、仁沱等区评出漏报营业额（旧币）一十二亿五千多万元外，其余区均达到报实评实，按期入库。一九五五年为了加强建帐工作，对组织起来的和不能写帐的，各地工商联基层组织派人代为记帐，达到了查帐计征税款。

成立中苏友好分会。 一九五二年，在“中苏友好月”活动中，本会在江津县中苏友好协会指导下，成立了江津县工商联中苏友好协会分会。分会号召全县工商界在当地党政领导下，自觉参加当地中苏友好协会为会员，进行学习和宣传，从而提高对中苏友好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的认识。

2. 组织工商界人士投入各种社会改革运动

减租退押。 在减租退押中，本会召开工商界中的地主减租退押会议，到会167人。会上反复交待人民政府关于减退的政策，动员积极投入运动，赔赏农民血汗。

土地改革。 一九五一年六月，土地改革开始后，工商联筹委会号召工商业户学习土改有关文件，积极投入运动。六月十一日，本会召集出席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工商界代表座谈，由何策襄主任传达土地改革委员会决定在石门、金刚两乡展开土改工作，号召工商界同仁要站在反封建前列，协助土改，赔赏农民损失，割掉封建尾巴。并组织了两个参观团分别到石门、金刚两乡和德感区参观。同时还组织工商界人士一百人到农村，在当地土改指挥部领导下，协助土改工作。

支农工作。 一九六一年三月，本会在传达民建中央、全联“西安会议”期间，张兰田县长到会作形势报告，号召在困难时期“要低标准，瓜菜带，细水长流度荒年”，积极投入“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运动。会后在全县传达，通过传达，基本达到了“稳定情绪，提高认识，调动积极”的目的。七月，两会发出“关于推动两会成员和家属紧急动员起来，投入抗灾生产自救的通知”。工商联、民建、政协三会抽出干部八人，组成工作组，分赴城关、白沙、油溪、朱沱、仁沱等地协助基层工作，突击了五至七天。据十五个区、镇不完全统计，工商界参加运动的2,836人，栽红苕1,301亩，扯青草下田327亩，挖土873亩，支援了抗灾生产自救。

大办钢铁。 一九五八年九月，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办钢铁运动，全县工商界有八千多人参加战斗，投入实际锻炼，占工商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如城关工商界1,556人中，有1,167人参加；白沙工商界1,041人中，除商办工业抽调130人，下伸农村服务商店64人外，其余847人中有745人参加。两会支委、执委43人中，直接和间接投入战斗的37人。两会正副主任何策襄、高键文、李鸿策、秦有秋等四人深入钢铁第一线。同时工商联机关也办了一个炼钢炉。在大跃进和大办钢铁运动中，私营工商业者下放农村安家落户，全县下放工矿农村的643人，占私方人员总数7,231人的8.9%。下放人员的职务有经理（厂长）28人，门市部主任3人，会计12人，营业员573人，其它27人。下去定期劳动的380人，其中半年的185人，一年的195人。

3.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共同纲领》关于社会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稳步地、有计划地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对私人经济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逐步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走公私合营的道路。对个体经济，引导他们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

解放后，全县工商业在人民政府有关经济政策推动下，逐渐得到恢复。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工商户为19,851户，其中：工业6,363户，商业13,488户，经营业别38种，资金四百三十八亿一千九百八十七万元（旧币），营业额二千八百五十五亿八千五百九十八万元（旧币），从业人员30,009人。一九五三年对全县工商业进行全面调整，调整后，工商业户为16,453户，资金一百一十四亿六千八百四十万元（旧币），营业额二千八百三十四亿六千九百七十一万元（旧币），职工4,045人，经营业别94个。

工商界“五反”。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一九五二年二月，“五反”先后在全县开展。一月二十一日，本会召集出席四届二次各代会工商代表九十人，座谈增产节约奋斗目标，动员他们投入“三反”、“五反”运动，结合进行民主改革和思想改造。二月三日，通知各区分会，展开“五反”运动，在运动中，不能解雇工人、收买工人、降低工人生活，要依靠工人和店员，积极投入运动。运动开始后，群众纷纷揭发出不法奸商的“五毒”行为达11,792件。违法所得在一亿元（旧币）以上的45个，违法所得在一千万元（旧币）以上的148个，违法所得达二百八十二亿二千二百五十万元（旧币）。四月底转入处理阶段，根据“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进行分类，定性定类和退赔。通过“五反”运动，狠狠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加强了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一九五二年六月八日至十日，县人民政府召开工商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129人。会议重点主要解除工商界在“五反”后的思想顾虑，指出前途，号召私营工商业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搞好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以达到发展生产、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的目的。为了搞活城乡物资交流，繁荣经济，从七月到十二月，组织各区工商业户，前往西南区、赤水、合江、习水及本县白沙、李市、城关、仁沱、朱沱等地的物资交流会，贯彻实事求是、有买有卖、互助互利、薄利多销的原则。十二月工商工作会议以后，调整公私关系，划分经营范围，更加激起了工商业的经营信心，改善经营，巡回赶场推销。油溪组织了200多人巡回赶场，为搞活经济发挥了作用。

一化三改造和全行业公私合营。 一九五一年，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业、手工业采取扶持照顾的办法，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扩大社会主义因素。对私营商业，按照“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按税收、公积金、公益金及股金分红四方面的分配），组成联购分销的经营方式，具有组织起来的初级阶段。

随着社会的前进，私营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代购代销、公私合营等形式，逐步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截至一九五五年底，在工业和手工业的二十六个行业中，据不完全统计，加工的817户，订货的6户，统购的52户，包销的112户，互助合作的255户，占工业、手工业总户数的60%。在商业的十二个行业中，经销的1,562户，代销的373户，互助合作的413户，占这些行业总数的64.4%。

一九五六年一月，在县政府招待所召开工商联第一届第六次执监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主动掌握自己命运和前途”的指示，陈云、陈毅副总理关于“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经济改组、按业改造”，对工商业实行“赎买”，逐步推行“定息”的方针政策。在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参加庆祝城关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游行活动。从此，公私合营和合作化高潮迅速在全县兴起。从二月到八月，基本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在10,683户工商业中，除手工业1,875户、从业人员3,652人组织起来后参加手工业联社外，其余工商、饮食和服务业的8,805户中，公私合营的832户，从业人员1,406人；小商、小贩、小业主6,675户，组织为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从业人员9,029人都得到了安排，两者合计占总户数的85.24%。在私方人员中安排为正、副厂长、车间主任、经理、营业员、会计的共348人，直接过渡为国营、合作社干部的263人，他们都在行业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从合营、合作的户数和人数的改造面以及资本额看，标志着我县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商业代替了资本主义商业。

一九五七年二月，传达毛主席关于“定息”七年不变的指示，工商业者认为和平赎买、定息七年不变的政策，既符合国家的利益，又照顾到工商业者的利益，解决了定息少和没有定息的人的不安情绪。实行定息合营的户，按核定股金的五厘计算，拿定息时期七年，后延期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九月止。

4. 整风反右

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召开工商联常委、民建支部全体人员和各分会正副主任会议，到会43人。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就资产阶级两面性、定息、公私关系和统一战线工作进行讨论。通过学习讨论，提高思想，明辨是非，明确开展整风反右斗争的重大意义和方针政策，为开展整风反右作好思想准备。

为了领导整风反右，成立政协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由韩德顺、高洪臣、刘丹五、邱挺生、卞稚珊、何策襄、潘正文、秦有秋、高键文、袁恭亮、刘永田等十一人组成，韩德顺任组长，何策襄、卞稚珊任副组长。在整风反右小组领导下，自一九五七年八月五日至一九五八年二月二日，在我县工商界和民主人士中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分两批进行：第一批自八月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共七十九天，参加运动的工商业骨干31人，民建会员28人，社会民主人士20人，工商联干部41人，共120人。第二批自十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五八年二月二日，共七十六天，参加运动的工商业者143人，民建会员20人，社会民主人士8人，工商联干部17人，共188人。

经过学习文件，敞开思想，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共贴出大字报1,541张，黑板报12块，共提意见10,752条。然后揭发斗争，反击右派，最后定案处理，反出右派35人（其中工商业者33人），加上工商业者参加其它单位反右而划的右派13人，共计46人。对他们分别给予撤职、降级、降薪、留厂（店）使用或监督劳动生产等处分。

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共产党整风之机，向党、向国家、向人民发动猖狂进攻，对这些人坚决进行反右派的斗争是必要的。不幸的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了，把四十三名工商界人士、三名工商联干部错误的划成右派，伤害了这些同志，造成不良后果。之后，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自一九五九年九月起，每年都协商摘掉一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样就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直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党的政策才复查改正了错划的45个“右派分子”，恢复了他们的政治荣誉，有的恢复了工作和工资级别，对已死亡者，补发了抚恤金，并妥善地安排了其子女的工作。

5. 大闹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

通过整风反右和向党交心，制定个人改造计划，调动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鼓舞下，工商界积极开展人人献计、个个献策的技术革新运动。本会组织工作组下基层帮助，使技术革新迅速形成高潮。不少工商业者在企业中交流技术经验，提合理化建议，与职工一道从事技术革新，改进工具和操作过程，试制新产品，寻找代用品，节约原材料，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态度，对工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城关十七个合营企业、七十八个私方人员，从一九五八年七月底交心结束回企业后，两个月时间，献计献策417条，平均每人十条以上。其余的回企业后，依靠工人，在工人帮助下，试制和推广各种生产工具和新产品，改善服务态度。如仁沱碗厂副厂长钟席儒、钟祖尧，试制成功“脚踏球磨机”、“脚踏杠杆机”，推广“空中索道运输”，提高工效六至七倍。还试制成功耐火在1,600度以上的耐火砖，支援了钢铁生产。城关公私合营糖果店副经理陈丽泉，依靠工人改制了“滚刀开盆法”切米花糖、“滚筒滚压法”做百子糕，提高工效十四至二十倍。该店工商家属谭映霞，改变服务态度，八月份一个月得到顾客表扬意见90多条，支援了工农业生产。

三月二十八日，两会组织干部八人，到城关、仁沱、贾嗣、珞璜、油溪、石门等地的十一个工商行业对私方人员的技术专长作了全面调查。调查了三十七个企业，有私方人员215人，担任副厂长（经理）的54人，车间主任、分店经理和门市部主任的85人，供销26人，直接参加生产的18人，其它32人。他们的工作时间百分之八十都在十年以上，最长达三十多年。都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有技术专长的50人，其中工业38人，商业12人。他们是：煤矿的古宪章、吴声扬、刘崇远、刘崇华、张梓芳；土碗的洪五福、卢善之、钟祖尧、钟春煊、刘治江、谢心良、钟席儒、高健文、钟世琳、魏泽彬、曾治全；土陶的陈金洪、王金浩、张升平、蒋柏林、王玉成；石灰的彭绍荣、黄尊五、李方成、黄鉴才；砖瓦的谢明星、黄树成；酿酒的李定海、李永芳、江顺清、饶炳林、郑建中、刘炳发、吴焱林、曾元兴、高青程、胡从兰、赵君模；国药的周永庥、张汝辉、杨国智、张明清；棉布的陈华丰、陈才儒；百货的刘思亮；糖果的陈丽泉、肖缙臣；酱园的李鸿策、赵楚翘、张书跃。

八月二十六日，县政协召开第二届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工商界75人，民建会员17人参加会议。会议举办技术革新展览，展出各界（包括工商界）技术革新模型、实物、图片、说明等。有创造发明的制成样品69件，有改善经营管理、改进服务态度、参加劳动锻炼、勤俭办企业方面的先进事迹图片说明46件。内容有农药化肥、土制水泥、野生植物提炼的烤胶、猪鬃纤维、鹅卵石灰、手工制作的照相机、切苕机、打棕机、简易钟、日历钟、鸡公车、验方配制的中药合剂、特效丸药、用樟枝叶提炼的樟脑等实物。有私方人员下乡推销，做到边生产边营业，积极积肥送肥，架设空中索道运输碗泥，改制的脚踏水机等图片说明。通过展览和大会发言，与会者深受启发和鼓舞，参加会议的两会成员向县委提出保证，从此，全县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高潮即在全县掀起。

6. 私营工商业的思想改造

私营工商业者生长在旧社会，受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极深，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进行思想改造是必要的。解放后，自工商联筹备开始，就注意抓思想教育，根据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时事政策，认真组织他们学习，教育他们遵守政策法令，把思想改造和企业改造密切结合起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一九五一年六月以前，在旧商会领导下，城关、白沙由行业组织学习，城关有一十七个学习组，白沙有一十九个学习组。乡委会成立后，层层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学习会”，进行系统地有计划的学习。一九五二年十月，根据全联指示和县各代会“关于组织各界学习委员会”的精神，成立了“工商界学习分会”。一九六二年一月，在第二届第一次执委会上，决定成立“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学习委员会”。在学委会领导下，围绕党的中心，结合自己的业务，通过举办学习班、讲座、扫盲和组织工商家属学习等形式，不断提高工商业者及其家属的社会主义觉悟。

自我改造和向党交心。 一九五八年三月，在二届十次扩大常委会上，传达省两会联席会议精神，开展反浪费、反保守，加速自我改造，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会上向全省各市县工商界发出“加速自我改造大跃进挑战书”，组成以何策襄为组长，高键文、游世华为副组长的十一人的加速自我改造大跃进领导小组。四月二十六日，召集两会成员中的部分骨干会议，参加会议七十八人，会上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把解放后特别是合营以来，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言行都交出来，脱胎换骨，向社会主义转变。他们把交心比做“倒口袋、翻口袋、煮口袋”，提出“学天津，赶重庆，挖思想，交真心”、“向党交全心，迎接红五月”的口号。两期参加交心的189人，共交出76,473条，一人多的高达1,173条，少的58条。通过交心、辩论、思想总结，暴露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认识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加速自我改造的必要性，然后制定个人改造规划，献计献策，为即将开展的技术革新创造了条件。

三个主义教育。 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一届七次执监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省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精神，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前途教育，更好贯彻对私改造政策。提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号召，表达了工商业者的决心。通过传达，“听、跟、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了工商业者及其家属指导自己行动的指针，促使他们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加速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一九六〇年四月，传达两会中央“神仙会”精神，贯彻刘少奇副主席“顾一头，一边倒”的指示。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一日至十八日，传达民建中央、全联“西安会议”精神，传达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的讲话、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大会主席团上的讲话、徐冰副部长在大会上的报告。针对工商业者在美苏两霸和印度反动派掀起反华大合唱之机，对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怀疑、动摇的“顾两头”思想，提出“顾一头、一边倒”的口号，要工商业者坚持“听、跟、走”，努力为社会主义服务。会后，在全县普遍传达，至五月，基本达到了“稳定情绪，提高认识，调动积极”的目的。七月，针对工商业者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暂时困难面前，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产生怀疑动摇。根据省委、省人委文件和李传有副县长在县四届一次人代会讲话精神，两会发出“关于推动两会成员和家属紧急动员起来，投入抗灾生产自救的通知”，推动工商联骨干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克服了成员“新反复”思潮，纷纷表示要以全联陈叔通主委“一心记着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的指示精神，鼓足干劲，自力更生，战胜灾害，渡过荒年。

一九六二年，中国共产党针对我国实际，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引下，通过调整，形势迅速好转。随着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在相当一部分工商业者中动摇反复很大，在自我改造道路上，把“三不得”（即：共产党反不得；资本主义道路走不得；右派分子当不得）、“听、跟、走”（即：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淡忘了，消极的东西有所上升。对集市贸易开放以来，违法活动又有抬头，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危害。经过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学习后，虽有所收敛，但对资本主义仍然眼红、心动、手痒。为此，在工商界中必须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

自一九六三年六月起，组织城关镇合营企业大部分私方人员、合作商店部分私方人员骨干250人，采取业余学习的形式，进行以阶级、阶级斗争为纲的学习。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认识有很大的提高，为全面开展学习培训了骨干。十月十二日，在中共江津县委领导下，召开政协、民建、工商联三会常委、支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187人。省民建、工商联派徐崇林主委带工作组到会指导和帮助。会议传达省人代、政协会议的精神，两会中央和省宣教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二、三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会议还听了县委副书记张兰田“关于国际国内形势、民族资产阶级大反复、党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继续用“神仙会”的方法进行正面教育，对中苏关系、东风压倒西风、“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和解，对兄弟国家支援要少）、“三自一包”（即：发展自由市场，扩大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三面红旗、阶级斗争等问题，进行摆事实、讲道理，辨明是非，统一认识。通过学习讨论，进一步认识到阶级、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到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工商业者必须进行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在国际国内严重阶级斗争中，要站稳脚跟，辨明方向，克服动摇反复，掌握自己的命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新贡献。

一九六四年五月，在总结去年传达两会中央、省两会会议精神情况的基础上，针对成员不同程度地存在厌倦改造、干劲不足、安居中游、得过且过等思想，进一步对工商业者进行“三个主义”的教育，帮助他们认识要不要反帝、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将社会主义进行到底的问题。通过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和风细雨方法，使不少人在思想认识上有大的提高，进一步克服思想上的大反复，调动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十一月十日，两会召集常委、支委和白沙、油溪、仁沱办事处主任会议，号召会员认清当前阶级斗争的特点是搞“和平演变”，要坚持“听、跟、走”，围绕各项中心，踏踏实实地工作，把“三个主义”教育继续深入开展下去。

7. 工商业的调整

一九五六年，城关、白沙两镇小商小贩进入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两镇2,418户私营商业、饮食服务业中，直接进入国营的26户，实行公私合营的402户，挂牌合营的84户，组成合作商店的581户，组成合作小组的1,181户。至一九五七年底，两镇已建立合作商店58个，合作小组62个。至此，在两镇商业人员3,496人中，参加公私合营的544人，参加合作商店的1,321人，参加合作小组的1,611人。

一九五八年，为了提高公有化程度，对全县城镇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以及未合作化的小商小贩，分别“扩建、提级、合并、改组、淘汰”，大部合并升级为公私合营和合作商店。一九六〇年，城关镇在城市公有化运动中，对尚未过渡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小商小贩再次升级，随即在全县展开。至一九六一年底，全县有合作商店100个，职工1,618人；合作小组75个，职工444人。同时，撤并大量商业网点，抽调大批职工支援工农业生产，又将714名职工下放工矿农村安家落户。

为了发挥小商小贩经营灵活、有利于城乡物资交流的作用，调动小商小贩的经营积极性，遵照省财委指示，于一九六二年，工商联根据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工商业的精简调整，恢复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工作。在县委精简小组的领导下，八月九日成立了“江津县工商界精简小组”，组长韩德顺（统战部长），组员刘礼其（工商局副局长）、高键文（民建支部副主任）、李鸿策（工商联副主任）、贺俊明（工商联主任秘书）、戴世芬（工商联家属委员会副主任），进行恢复调整合作商店（小组）的工作。调整工作先在油溪试点，然后在白沙、仁沱、朱沱、石蟆四个区、镇进行，七月在全县展开，十月底基本结束。这次调整，将一九五八年以来并入或吸收到国营商业、公私合营和供销社的小商小贩，百分之八十以上调出，另组成合作商店334个，职工4,098人；合作小组501个，职工1,250人。在整个调整工作中，除建立组织加强领导外，为了尽量减少阻力，在具体工作中，领导小组分工深入重点集镇协助基层工作，县会还抽调干部到重点城区参加调整工作组。工作中采取请上来、走下去的方法，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串门走访，个别谈心等形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各类工商业者反映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向当地精简小组提出建议，所提的建议都得到适当解决，调整工作是顺利的。在调整恢复的基础上，集镇商业得到相对稳定发展，小商小贩的经营特点得到发挥，经营品种增加，营业时间延长，出现了市场活跃的新气象。

8. 公私共事关系

协调好公私共事关系，是搞好企业的保证。一九六一年十月，两会组织工作组，协助城关镇调整公私共事关系。全镇有国营、合营厂店22个，其中工业3个，商业13个，饮食业3个，服务业3个。在这些企业中，公私共事关系好的6个，基本正常的13个，差的3个。公私共事关系差的3个企业（茶旅社、估衣店和陶瓷店），茶旅社有公方经理一人，估衣店和陶瓷店是一个党支部，只有公方经理一人。三个企业共有私方人员78人，其中行政管理人员11人（副经理5人，门市部主任5人，财会1人）。工作组在企业党支部领导下，运用“神仙会”的方法，深入了解企业存在的问题是：公方代表对私方代表的信任和支持不够，私方代表对公方代表“信而远之”，工作不主动，有自卑感，有“听鼓下桡”的不正常现象。通过学习文件，公私方代表交换意见，最后协商调整公私矛盾，建立健全组织和工作责任制。在这三个企业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由公私方代表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会议轮流主持，实行分工负责。公方代表管全盘，管思想政治工作；私方代表管行政、业务，在自己分管的范围内大胆负责，做到守职尽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公私关系融洽，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发挥，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貌。

9. 公益事业

工商联从筹备开始，在支援地方建设、劝募寒衣救灾、举办工商界生活互助金等方面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

一九五一年七月，修建“江津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礼堂，所需经费二亿元（旧币），由工商界负担。工商联筹委会根据各区工商业荣枯分配到区：城关八千三百万元，白沙五千六百万元，其余各区六千一百万元。

一九五四年，为了发展广播事业，城关、白沙两地安置广播器，所需经费由工商联负担。

一九五六年，开办江津专区工商讲习班，江津县工商联将仅有的城关镇通泰街五号办公地址和一号宿舍让作讲习班校址，自己另在小官山新建办公楼。修建费二万元，我会还负担6,500元。

工商界生活互助金。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为了帮助少数工商业者生活上的暂时困难，根据全联“工商界生活互助金暂行条例”规定，发扬互助团结精神。经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江津县工商界生活互助金管理委员会”（筹集和使用只限于城关镇），由何策襄、潘正文、李鸿策、秦有秋、刘思亮等十一人组成，具体办理工商界生活互助金的收、放、管理事宜。互助金筹集对象是：公私合营企业的在职人员、定息户、不在职的私股股东，按定息收入的10%和工资收入的1%收交互助金，认交后有自愿赠送者，也可接受。互助金用于补助有困难者，借贷临时有困难者。从互助金的举办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共收互助金4,522.81元，补助328户，金额3,794元，借贷554元，结余693.81元，解决了城关镇个别工商业者生活上的困难。

一九六二年九月，在三届五次常委扩大会上，一致认为有成立全县性的组织的必要。为此，决定成立“江津县工商界生活互助金管理委员会”，通过了“江津县工商界生活互助金暂行办法”，选举潘正文等一十九人组成管委会。从一九六二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共收互助金12,685.17元，补助支出5,229.68元，结余7,650.93元，加上届结余累计为8,688.21元。

10. 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五月，全国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月七日，召开工商联三届十七次常委、民建三届三十七次支委联席会议，工商联各办事处主任列席了会议，到会37人。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有关论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有关社论和文化大革命宣传教育要点，会议历时五天。八月，文化大革命在我县展开，工商联停止办公，成员投入运动。在这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疯狂破坏党的统一战线，对一些工商界的爱国人士进行打击迫害，实行所谓“全面专政”。在这种情况下，正是由于有了“听、跟、走”的坚定信念，我县工商业者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没有动摇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

11. 工商业者的区别和落实政策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这个伟大转变，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赎买政策的胜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在改造高潮中，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造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把相当一部分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带进公私合营，较长时期没有把他们从阶级队伍中区别出来，被当作资本家一样进行改造，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界限，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解决这一遗留问题。

一九八〇年六至七月，根据中共中央（1979）84号、95号文件精神，在县委区别小组领导下，政协工商组、民建会抽调干部参加区别工作组，对原有工商业者、纳入公私合营的国营企业的私方人员，进行区别工作，把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在工业、商业、食品工业、饮食服务、粮食、国药、林业、供销等系统85个单位中，列入区别范围的原工商业者共823人，经过认真核实，区别出来的劳动者656人，股金249,335元，未区别的原工商业者167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方针指引下，根据中共中央和四川省委关于落实民族资产阶级若干政策问题的精神，在县委统战部的领导下，我会配合民建，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从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五年，落实了有关问题916件，金额71,891元。其中补发定息629户，金额26,699元；补发工资62人，17,153元；清退查抄财物47户，18,228元；改正“一打三反”错案9户，2,453元；落实房屋19户，532平方米；改正错划右派45人；恢复干部身份90人；六十年代初精简下放原工商业者发给生活费11人；落实解放初期错案一件；落实“文革”初期下放收回退休一件。

（三）江津县工商联恢复活动

一、工商联的性质和任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宣布，国内（除台湾省外）的社会阶级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存在，原工商业者中间有劳动能力的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一九七九年十月，全联举行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为了适应国内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贯彻执行我国新时期的总任务。大会号召全国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以国家主人翁姿态，为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全联举行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大会进一步明确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工商界组织的人民团体，主要是过去经营工商业的人员组成。总之，工商联是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团体，是我国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

二、工商联恢复工作

一九八三年一月以来，全国各地一些市、县工商联相继恢复活动，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我县也进行恢复活动的准备工作。十二月召开原工商联执委会议，高键文同志传达全联“五大”精神，苏学优同志传达全联章程和修改章程的说明，对工商联恢复活动进行了反复讨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全联章程和全联五大中共中央致大会的贺词，通过了恢复工商联筹备领导小组名单，开展会员登记和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等问题。二十八日以津联（84）字第六号报告，呈报中共江津县委。

一九八五年一月，向重庆市工商联报送筹备小组名单，成员是：高键文、潘正文、李鸿策、苏学优、郭万西、刘思亮、王光莲、戴世芬、李安才、曾宪文、杨月初、雍正光（因工作需要，后增补陈昆霖同志为筹备组成员），组长高键文。五月，接中共江津县委江委函发（1985）九十六号“关于同意恢复江津县工商联的通知”，批准工商联恢复工作。

三、会员调查登记和发展新会员

一九八五年六月，召开工商联会员调查登记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原工商联副主任、常委，几江、白沙两镇工商联负责人和工商联骨干十三人。高键文同志传达市工商联组织工作座谈会议精神，学习市联《关于开展会员调查登记的工作方案》，研究我会开展会员调查登记的步骤和方法，确定十二位同志负责几江、白沙两地会员调查登记工作，待取得经验后，随即在全县进行会员调查登记工作。

会员登记以区别时的人员为基础，除去死亡357人，外迁和下落不明的80人外，应登记的350人，已填表登记308人，占应登记的88%。还有合作企业的厂长、经理和与工商界有联系、有历史关系的人士91人，新参加的19人，总计为418人。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完成了会员登记工作。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开始新会员的发展工作，至一九八七年三月，已发展新会员117户，其中企业会员97户，团体会员2户，个人会员13户，个体户会员5户，为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创造了条件。一九八八年十月。

附录

江津县最早用机器生产的一家工厂

万金福 整理

我县福寿场建馨工厂，是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为振兴实业，抵制外货，挽回权利，由县人冉国恩集资创建的。原厂长冉离轩，经理喻秉衡。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经理是喻权钧。

该厂生产罐头、香烟、石印图书等产品。设备有截铁机三架，卷筒机三架，蒸馏机二架，石印机三架，濡墨机一架。机器没有动力，用人工发动。雇用工人三十二人，其中男工二十四人，女工八人。男工最高日工资六角，最低（学工）日工资五分；女工最高日工资一角五分，最低一角。

产品优良，花样品种多，曾获前清成都劝业局和南洋劝业会发给优质奖牌，政府豁免产税五年，以资鼓励。

民国二年，年产品、产量、产值是：

• 罐头： 荔枝、龙眼、香桃、枇杷罐头300打，产值1260元；樱桃、葡萄、梨汁、香柑罐头300打，产值1080元；雪梨、桃泥、枣泥、冬笋罐头150打，产值540元；桃脂、瓠瓜、笋、鸡片罐头150打，产值450元；鸭片、苏鱼、鳝鱼、牛肉罐头150打，产值540元；鲍鱼、香菌罐头100打，产值360元。

• 香酒： 白葡萄酒、金钱酒、桂花酒500打，产值1800元；苏藿酒、玫瑰酒、红葡萄酒500打，产值1800元；荔枝酒、桂元酒、杭菊酒350打，产值1050元；冰橘酒、金钱橘酒、佛手酒350打，产值1050元；林檎酒、桑椹酒、加皮酒350打，产值1050元；蜜柑酒、酒精150打，产值540元。

• 石印： 五彩石印图书15万页，产值1000元。

以上产值合计12520元（银元）。此外，各类靴墨、靴油、各颜色粉亦曾试制。

（根据江津县档案馆档案28卷，民国二年五月、民国三年十一月两次报告整理）

舟渡驴溪印象

吴练青

余樱世患，不能自奋，岁月飘忽，百无一成。而为室经年，阴雨弥月，登楼有赋，埋忧无方。偶有会心，又不知人间何世矣。

江津盐业发展史略

程智铭

清光绪三年（公元一八七七年），川督丁宝桢在盐业问题上，实行官运商销的办法，并具体划分计、边、楚三岸的川盐销区进行管理。同年五月于泸州设立盐务官运总局，将贵州边岸及长江沿岸从叙永至黔江等县的计边盐，划归官运总局管理。又将入黔的边盐口岸划分为永、仁、綦、涪四岸，各岸设分局。九月六日，江津县在白沙镇设立盐务官运分局，并设盐务巡防哨官，驻清军四十名，负责管理綦岸，即由綦江河水运以及由白沙陆运入黔的川盐。

江津盐商在县内从事计盐和入黔边盐贩运的同时，触角还伸向产盐区的自流井，以及盐业运销集散地的重庆。在自贡的江津盐商，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起初从事营运岸盐，有的还发展成为制盐工业的产盐商，从而据有雄厚的资金和实力，形成了在自贡盐业中的“江津帮”，与“井帮”、“渝帮”成鼎立之势。其中刘瀛洲、诸子言、张玉炎等就是“江津帮”的代表人物。在重庆，于“太平天国”时期，就有白沙邓石泉所经营的“洪顺祥”盐号，从事湘楚岸盐的贩运。这家盐号延续至第二代邓蟾秋和第三代邓仲鸾的继承经营，更有发展。江津盐商有的还认运永、仁、綦、涪四岸入黔的边盐以及海盐的运销。

（一）

江津不产盐，全县的食盐主要来自产盐区的自流井。清光绪初年，实行官运商销后，从自贡官运至江津口岸，全年盐行计924张（内花盐864张，巴盐60张，每行配盐50包，每包100斤），由官运分局招商认销。白沙的邓家、石龙门的陈鼎臣，均曾先后承销过江津的计盐。仅陈鼎臣就在江津开设十大盐店，总店设白沙，其余九家分店设在沿江各场镇。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在川设盐运署，划泸县、合江、江津、巴县、长寿、南川、永川等七县为泸南岸，设立泸南运盐公司。次年五月，邑人姚弼宪等人发起承销该公司的食盐，在县城及各乡镇设信、义承销店十个。由于“洪宪”垮台，撤销了泸南公司及承销商，姚弼宪的承销店仅经营一年多的时间就随之终止。从此以后，允许盐商集资贩运指岸认销，于是促进了江津盐业的发展，承销店由原来的十家发展到百余家。白沙刘瀛洲等人集资合办“大同”盐号，资本总额达银元一万元，刘个人即投入五百元，并担任了这家盐号住自贡的庄客（即在自贡的经理人）。当时江津商会的主要成员如杨讚卿、周紫华、吴鲁瞻、施槐青、陈敦甫、樊少海、张子良等人，都参与营运盐业的购销活动。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秋，国民政府派两淮盐运使缪秋杰来川接任四川盐运使，将盐商划分为产、运、销三种商人，限制自由运销，采取“核价转售”的办法。这样，引起了官商之间的争吵不休，导致“川商”受排挤、“淮商”占优势的局面。江津盐商在被迫的情形下，不得不转向从事入黔的边盐运销，在重庆、贵阳等设号经营，并在江津成立“富荣引盐江津运销办事处”，由周紫华任主任干事、邓燮康任副主任干事。这时，“江津零售商盐业同业公会”所属的盐号，仅有二十六家，从业人员一百零四人。

迨至抗战开始，国民政府为了解决军需民食的食盐问题，采取限制两淮盐商贩运川盐。江津绅商夏仲实、王正平、张翰承、王秉炎、兰玉田、刘瀛洲等人于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合资经营“永丰”盐号，并在自贡设立分号。

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国民政府为防止官僚资本的囤积居奇，对盐业实行专卖政策，划分产、运、销，实行“官运委托运销商”的办法。江津盐商面对新的形势，随即在县成立“江津官盐委托运销商同业公会”的组织，同官僚资本和淮商进行竞争。据民国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的统计资料表明，竞争结果，运销商总计一十八户中江津商人占二分之一强。

抗战胜利后，由于物价高涨，盐业亏本，因而江津盐商逐渐减少。据“江津销盐商业同业公会”陈国良的报告，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八月份盐商为九十六家，九月份减为八十六家，十月份又减为三十六家。

（二）

江津盐商在永、仁、綦、涪四岸中，营运入黔的边盐是一支善于经营、竞争能力强的盐商集团。

永岸： 是川盐入黔的重要口岸之一，由叙永起到贵州的川盐销区。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川康盐务管理局认运时，由于永岸边盐运输全靠人力、畜力，道路崎岖，运输甚为困难。刘瀛洲在无人问津的情况下，毅然承运了永岸全部边盐。他承运之后，赓即组建了“新兴”盐号，并在叙永和贵州的安顺、黔西地区设庄安栈，派江津人龚宪思任总经理，具体负责管理永岸边盐入黔的营运任务。

仁岸： 此岸川盐入黔是由合江起，以水运到贵州的赤水、习水、茅台等销区。是白沙人张玉琰承运的，他在合江、茅台两处设立盐业分号，派其弟张民膏和亲戚邱瑞臻等人任经理。张玉琰以贩运岸盐为主，兼营其他商业。其办法是，从自贡运盐到岸后，又在贵州购买茅台酒、郎酒以及白沙乾酒、火炮等商品运回自贡，设立“和济”商号销售。这一办法的好处是运盐去，运货回，可以加速资金周转，降低费用，能获更高的利润。

綦岸： 江津县所属的江口，是川盐入黔转运的重要口岸。从江口起，水运经綦江县到贵州的遵义、贵阳等地。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九年），在江口设立稽查处，负责检查和办理到岸的盐船及运盐事宜。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岸盐可以承包运销后，江津盐商即进行贩运入黔准备。江津人陈敦甫、何策襄等人，为了筹集资金，集资开办“利和”商号，除由江津原来几家盐号集体投资合伙经营外，又加上私人入股，因此拥有巨额资金，当时有“利和财团”之称，向綦、涪两岸大量投资，开展营运岸盐。并由陈敦甫任涪岸总经理，张子良任綦岸总经理。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在江口成立了“綦岸盐业同业公会”。抗日战争期中，江津贩运盐商中，为争夺綦岸运销的权势，形成了两派，一派以何策襄为首，一派以施槐青为首，互争不休。民国三十年（公元一九四一年），施槐青排挤张子良接任了綦岸总经理。次年，施槐青与江津盐官同谋，借口“利和”商号在綦岸的职员营私舞弊，报请贵州盐务管理局撤销“利和”在綦岸的股权并撤查人员。“利和”总经理何策襄及涪岸总经理陈敦甫得知后，派人到贵州盐局，澄清事实，恳切洽谈，得到盐局同意，保留“利和”商号的股权，仅人员撤查。后来又经重庆盐务总局决定，划分为綦一、綦二两个盐店，并确定各自经营的地区范围，由施槐青经营綦一店，綦二店由何策襄经营。

涪岸： 是川盐入黔又一重要口岸，从涪陵水运至彭水县所辖的江口，再由江口陆运到贵州的婺川、思南等地区。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刘瀛洲认运涪岸的大部分边盐，并安庄设栈。后来涪岸又由六家合组承担，轮流担任经理。初由陈敦甫、邓仲鸾（占六家中的两家）轮流任总经理，嗣由“利和”商号何策襄推荐戴披星担任。因戴在穆银州部队避难，曾在乌江流域居停两年多，情况熟悉。戴到职后，探索出一条由涪陵到江口，再由江口陆运到贵州既经济又安全的运输新线，解决了婺川、思南等黔东地区的民用食盐成本问题。

（三）

楚岸： 是川盐运销湖北所辖的五府一州三十三县的广大地区。川盐运销楚岸的极盛时期，年运销量达一千六百余载。江津人营运楚盐，早在“太平天国”年间，就有白沙镇邓石泉经营的“洪顺祥”盐号，一直延续到民国二十年后，由其第三代邓仲鸾将“洪顺祥”改组为“复盛”、“同济”两家盐号，仍贩运楚盐。民国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刘瀛洲承运了大部分楚湘岸盐。在抗日战争中，他经营的“运湘”盐号，几乎承担了楚湘盐的全部任务。他在宜昌设庄，由白沙人邓伯年任经理。抗战胜利后，江津人经营的“协湘”盐号，兼营海盐贩运时，刘瀛洲曾亲到宜昌、洞庭湖等地了解销区情况，后在武汉、长沙两处设立海盐运销口岸。

（四）

江津人贩运海盐，以陈敦甫所经营的“利记”盐号，时间最早，运盐最多。抗战胜利后，刘瀛洲、诸子言和邓氏家族组成了“运湘”盐号，认运海盐。这家盐号实际是自贡的“江津帮”与重庆的江津运盐世家邓氏家族的合伙事业。“运湘”盐号（包括川、海两部分）在重庆、宜昌、上海等地设立分号，分号负责人几乎都是邓氏弟兄子侄，而且都是大学生和留学生。如重庆庄是复旦大学的邓燮康（董事长兼）、邓宅华（叔侄）；宜昌庄是精通英语的邓伯年；上海庄是留美生邓式曾、南京大学的邓燮逸和成都某大学的熊明春。后来在刘瀛洲的协调下，将“运湘”、“协成”两家盐号合并组成了“协湘”盐号，刘瀛洲担任总经理。先后在淮北局（板浦、济南）运盐四批；台湾局（台南、高雄）运盐三批；山东局（青岛）运盐两批；长芦局（天津）运盐两批。直到解放时停运为止，还存口岸海盐四万多吨。

综上所述，江津盐业的发展，在清光绪初年历民国直至解放为止，经过了由小到大，由个体到集体合资经营的发展过程。在省内外营运岸盐、海盐，对盐业产需之间，搞活流通，解决广大民众食用盐，颇有贡献。

驴溪月

吴练青

万事人间马面风，浮云冉冉散秋空；
驴溪水印驴溪月，夜半无言独自东。

驴溪汩汩几多秋，驴月团圞映几洲；
此夜溪边人独立，不知何处觅扁舟。

升沉驴月跃华辉，驴水东归人未归；
游子遥怜同此夜，离魂齐向梦中飞。

济世无方向玉京，江山犹昔莫伤情；
驴溪月色争夸好，四海何时一样清？

驴水堤东尽险滩，千秋驴月出林端；
万方今夕知何似？千百游鳞过急湍。

护国将军气贯虹，生为英杰死为雄；
丹心皎比驴溪月，夜夜寒光漱碧空。

浩劫同悲遇此时，家愁国恨乱如丝；
驴溪月庆升平夜，玉手回春知是谁？

新词宛转自天成，驴月垂垂影欲倾；
解语喃喃驴溪水，伴人吟作断肠声。

（选自《练青诗选》，1976年香港雪曼艺文院出版）

清末民国时期江津金融机构概貌

江津县工商银行 陈泽华

我县创办民营银行已有八十年的历史。若以货币兑换业、资金借贷业的出现作为金融前身，至少还可推早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清末，县内城关、白沙就有钱摊，“专事银两兑换制钱或铜元”，近乎后来钱庄的雏形。还有切割银锭、熔铸碎银、鉴别成色的职业。且名目繁多的“打会”组织、高利贷者，这类融资形式更为古老。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王梦庚《重修重庆府志》记载，清政府在江津收当课银五两，说明县里就有了典当行业。光绪十四年（1888年），陕西人在县城开设“裕隆当”，从事质押借贷。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县人周常昭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资本主义金融业引入四川，以省咨议局常驻议员的身份，力主各州府建立银行，并获得通过。宣统初年（1909年），号称县中万石租产的陈宝善，收束十大盐店，集资10万银两，在县城创办四川第一家私营银行——晋丰银行。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掌握四川省财政大权的龚农瞻返回桑梓，同开明士绅、重庆“大有恒”钱庄创办人邓蟾秋、复旦大学毕业回乡的邓燮康，共创江津县农工银行。嗣后该行扩大到省内各主要商埠，成为信誉卓著的四川商业银行。

抗战开始，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江津临近陪都，加之出产富庶，经商者甚多，此时县内金融业得到空前发展。当地商人为筹集资金、拓展商业，以其所代表的商帮为依托，纷纷建立自己的银行；同时，外地金融业也接踵来江津增设分支机构。当时县城通泰街、小什字和大什字一带银行林立，发展迅速。全县已有过各类金融机构（不含典当、银楼）34家，附属分支机构（不含省、县外设的分支机构）17个。由于银行过分集中，彼此争夺业务也十分激烈，为此，国民政府曾三令五申制止在江津境内增设银行。到抗战胜利后，全县曾设过中央行局（库）8家，省、县级地方行（库）3家，商业行庄12家，其他金融机构11家。其中属于县人自办的有31家，外地来县设立的21家（详见附表一、二）。以商业银行为主体，形成不同层次的金融结构，与设在省内外的分支机构纵横交错，对广泛吸收存款、融通资金、发展经济、繁荣市场起到了一定作用。国民政府在大陆崩溃前夕，由于物价飞涨、币值失信，金融业赖以生存的货币资金失去媒介作用，全县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或撤迁，或倒闭，或收束歇业。

民国时期，为什么江津金融业能在全川起步早、发展快、机构多，为省内外经济界人士所瞩目呢？江津素有川省粮仓之称，白酒、桐油、猪鬃……闻名遐迩。下游为西南金融中心重庆，南通贵州水陆大道，西上内江、自贡盐糖之都，溯江而上通叙、泸、合米粮山货之乡，历来经商的人就多。惟过去大多是跑边江的临时包袱客，少有行坐大商组织。随着经营盐糖业扩大，糖号、盐号行商组织出现，从辛亥革命前到民国二十年以后，一批江津大商巨贾与渝帮、井帮在经济实力上形成鼎立格局。为便于筹集资金，扩大经营规模和贸易收解，遂有创立银行之议。此时期，县城已开设了晋丰、川盐、农工三家银行。但因军阀混战，县中经济还处于封闭状态，银行规模较小，资金实力薄弱，资金来源、融资范围、资金调度都受到限制。

抗战爆发，物资奇缺，有钱才有货，有货赚大钱。银行这块牌子可以为大商巨贾合法地筹集商业资本，省外商人也从沦陷区纷纷来县寻找资金市场，创办银行成了商人看中的最理想的目标。一般来说，单纯经营银行效益不大，据民国时期12家私营银行、银号、钱庄的资料反映，经营较好、获利较多的仅只两三家。先后倒闭或亏损停业的有两家，经营受阻直至拍卖银行牌子的有四家。如惠通银号因业务频遭亏损，财政部令其停业；正太银行经营不力，银行牌子几易其主，最后卖给吉林人迁去北京。如上所述，追逐利润，有效赚钱，借用银行牌子合法筹集商业资本，是抗战时期江津银行业空前繁荣的关键。加之国民政府对金融政策管理较松，吸收的资金大量转入银行内部的商号，那时的银行几乎都有自己的商号，这叫“拖划子”。即使后来国民政府颁布了“非常时期银行管理法”，仍不能有效遏制商人渴望资本的强烈要求。他们暗中高利吸收存款，做两套账，逃避上缴存款准备金（注：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国民政府银行管理规定，普通存款按总额20%上缴当地中央银行或中国银行。民国三十七年一月的“管理法实施细则”中规定，商业、实业银行吸收活期存款按总数的15%、定期按10%上缴；省、县行活期按12%，定期按8%），应付官署检查。吸收的资金被私下商号挪用，成为银行界的公开秘密。其下属的经理、主任、营业、会计人员也借用银行牌子经商，挪用银行资金，败坏银行声誉者，屡有所闻。

江津人办的银行机构名称很多，按其经济后盾、势力范围、活动场所分为两派，即老派和新派。老派属袍哥仁字号，其代表人物多为军政界要人，如夏仲实、廖海涛、卞稚珊等。经济基础是何策襄的綦二店大盐商号，行址集中在通泰街一带，融通资金每日聚会于辅仁茶社。新派属袍哥义字号，多为地方上有权势的人物，代表主要有周开庆、李孔修等。其后盾为施槐青的綦一店大盐号。银行、商号多在大什字周围，资金调剂集中在大明茶社。两派各有其势力范围，若发生摩擦，彼此不能相让时，双方的袍哥大爷或头面人物就出来“拿言语”从中协调。若头寸短缺，无法调剂，便乞求其各自的派别或后盾支援。这是当时江津帮各家银行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

下面将民国时期江津的金融业分门别类逐一介绍，凡是所列机构已在政协《江津文史资料选辑》刊登过的，本文只列机构名称。为了方便关心金融业的同志阅读查找，略加注明。

一、私营银行、银号、钱庄

（一）晋丰银行

（注：参阅《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第128页《四川创办的第一家私营银行——江津晋丰银行》）

（二）川盐银行江津办事处

川盐银行，原名四川盐业银行。江津人陈焰光、王政平、李远行、李汉棋、邓仲鸾等巨商在川盐投有大量股金。自贡盐场的江津帮刘家洲、诸子言、张玉炎等又是川盐核心人物。

川盐银行江津办事处成立于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地址在通泰街城墙边，资本由总行划拨五万元，主任张梓梁。该处成立之初，主要是稽核总行在江津抵押的盐载，收集行情，出卖渝票，向总行提供现钞。嗣后正式经营存放汇兑及保险业务。因业务亏损，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停业，善后事宜委托美丰银行江津办事处代办。

（三）江津县农工银行

（民国三十二年更名四川农工银行，民国三十五年更名四川商业银行。）（注：参阅《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七期141页）

（四）四川美丰商业银行江津办事处

四川美丰银行于民国十一年开业。创建之初，县人邓蟾秋因有巨额投资，任过该行第一协理，其后龚农瞻作过该行经理。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江津筹设办事处，翌年二月十五日开业，资本由总行拨款贰万元，行址通泰街21号，主任石安民。美丰银行江津办事处内设银行部、储蓄部，办理商业银行一切业务。它因经营灵活，注重信誉，效益颇佳。民国三十二年度决算表反映，两部及汇票收益近140万元。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该处在江津因业务清淡，奉命裁撤。

（五）江津惠通银号

惠通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成立时为钱庄，翌年七月二十八日更名银号，资本40万元，地址通泰街18号。董事长为施槐青，经理周紫华，副经理为刁学鸿。该行经营存放汇兑业务。成立后不久，因资方人员施槐青与刁学鸿长期意见不合，刁忌施大权独揽、安插亲信，施忌刁傲气十足、不通商量，矛盾越积越深。施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权势，撤销刁学鸿的副理职务，并向县政府提起公诉，捉刁关监。刁原任过南川县稽征所所长，通过关系向财政部告状。财政部责成县政府协调解决，无效。民国三十三年四月，财政部以资方人员长期不和、业务频遭亏损为由，查封停业。

（六）民丰银行

民丰于民国三十年六月一日创立钱庄，是年八月十五日正式开业，资本60万元。遵财政部“非常时期管理银行暂行办法”，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增资改组为银号，翌年九月四日由财政部发给营业执照，行址在新街子59号，经理樊有辉。

民丰银号重在以米商、花纱、糖酒帮的存放汇兑作基石，头寸颇为宽裕。民国三十一年增设朱沱、鱼洞两办事处，因感资本薄弱，不敷应用，次年九月增资至150万元。民国三十三年一月设合川办事处。为了扩充业务，是年七月董事长施槐青召集股东会，提议：抗战期中，通货膨胀，资金益形短缺，要扩资至500万元，同时银号不适应业务需要，提议改为银行，获得通过。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和次年三月，又两次增资至1000万和4000万元。此时民丰银行已具备了一定规模。

民丰改组增资后，樊有辉将银行牌子卖给何雨霖，由廖海涛出任董事长，何任总经理。廖海涛曾任川军刘湘所部师长，抗战时任粮食部顾问。何雨霖做“土行”（鸦片）被捕出狱后投靠廖门，为粮食部代购粮食，大发抗战横财。何顶下银行后，填平呆账，改组银行，新任人选，将江津民丰银行升为总行，下设营业、会计、出纳、总务、文书。原银行改为银行部，由肖蓊树任该部经理，江善良任总行总会计。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四日撤鱼洞办事处，迁去重庆棉花街设分行，由协理张树华兼经理；棉花街遭火灾后，迁中正路98号。到重庆后，何雨霖借助社会上层，经营黄金、棉纱，赚了大钱，其家属携带5万元美金由沪返渝，途经汉口飞机失事。营业主任经营米、酒生意，进行投机，严重丧失该行信誉。民国三十八年，重庆“九二”火灾后，民丰倒闭。

（七）亚西实业银行江津分行

该分行于民国三十年八月十二日在江津成立，行址在小什字街76号，经理卞稚珊，副理熊仲鲁。分行下设营业、存款、放款、出纳等组。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设仓库，兼营货栈业务。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奉命裁撤。（注：有关亚西行的全貌，参阅《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133页）

（八）利群银行江津分行

利群创建于江津。民国三十年九月一日开业，初为钱庄，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改组为银号。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改为银行，资本60万元，行址在布市街52号，董事长李孔修，经理江之森。该行经营存放汇兑，兼营仓库、抵押、信托、保险等业务。先后在白沙、东溪设办事处，綦江、贵阳、遵义等地设分行。民国三十二年二月第一次增资至120万元，到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又先后进行四次增资，资本达到2亿元。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日，总行由江津迁往重庆第一模范市场3号，董事长潘昌猷，总经理李觐枫。渝行经理石安民。同时，江津改称分行，经理李佩瑶，副理王仲昌。民国三十八年上半年，分行迁入通泰街17号。同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周化成师师部设在利群银行内，分行被迫停业。

（九）正太银行

该行创建于民国三十年九月二十六日，初为银号，资本60万元，行址通泰街35号。董事长陈焰光，经理罗履诚，副理罗壁光。次年一月，在重庆余家巷17号设代理处，由江津籍商人陈希珍代理在渝业务。同年三月三日在白沙公园路设办事处。

该行因管理人员素质差，经营不善，加之资金不足，扩展业务开支过大，物价上涨。襄理兼会计主任罗昌伦大权独揽，放款不符合规定（经理对罗给予停职处分），到是年八月份以后，陈焰光等七名董监事坚持辞职。正太成立只一年，就进入困境。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召集临时股东会议，选出张海容为董事长，补充资本至100万元。是年五月二十二日经理罗履诚又辞职而去，将银行牌子拍卖给礼字号的袍哥大爷许克勤。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许改组正太银号为总号，并任总经理，聘周绍溪为协理，股东杂货商任银号经理。翌年五月九日增资为500万元，银号更名银行。民国三十四年五月，白沙掀起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该行白沙办事处会计潘焕章两次唆使行警马银五撕毁学生标语，被学生将办事处捣毁。民国三十五年、三十六年，正太银行两次增资达到一亿元，但终因资金周转失灵，到民国三十七年，只好将牌子卖给吉林人莫柳忱。同年三月二十日迁至北平前门外大栅栏58号，仍以正太银行牌子继续营业。

（十）创业银行江津分行

该行于民国三十年十月八日创办在我县通泰街29号，初为银号，资本50万元，董事长吴崇忠，经理张克让。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增资至500万元，银号升格为银行，何策襄出任董事长，吴崇忠改任总经理。先后在白沙、仁沱、朱沱、三合设有办事处。该行于抗战时期，注重信誉，经营灵活，资金来源较丰，每年纯益在八万元左右。抗战胜利后，县内市场不景气，存款来源多系个人，存额极少，虽经两次增资，资本达一亿元之巨，然大部资金仅存在“渝义丰”钱庄，业务十分清淡。民国三十五年度，亏损额高达四百余万元，遂将银行牌子顶与万县商帮李青伦、马槐安。同年八月一日总行迁到重庆，并裁撤原有办事处，仅在江津保留分行机构，另增设上海、南京两分行。民国三十七年更名为创业商业银行。同年九月一日总行迁往万县，董事长为县人张玉冠。

（十一）谦泰豫兴业银行江津分行

该行是县人陈焰辉于民国三十年从涪陵人缪茂修手中买下的一家钱庄。原名谦泰钱庄，后改名为谦泰豫银号，次年七月十二日呈准财政部增资改为谦泰豫兴业银行。总行在重庆民权路149号，董事长夏仲实，总经理陈焰辉。资本500万元，民国三十二年和三十五年先后增资至1000万元和1.2亿元。总行下设上海、武汉、成都、贵阳、昆明、泸州、江津等分行及白沙、重庆较场口办事处。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一日江津分行开业，行址在通泰街，经理赵继咸。县内主要以绸缎、花纱帮为依托，经营存款汇兑业务。民国三十八年，江津市面萧条，业务清淡，存放款萎缩，员工奉调重庆。1950年4月，由人民银行清理歇业。

（十二）豫立钱庄白沙办事处

豫立钱庄总庄设在重庆。民国三十二年在白沙设办事处，地址梁子上街（今白沙新华书店），主任卞再衡。办事处经营存放款汇兑业务，只是规模较小。民国三十四年撤销。

二、地方行、库

（一）四川省银行江津办事处

四川省银行原名四川地方银行，负有代理省金库及调整地方金融、补助发展地方经济的重任。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总行派张锦柏来津筹办江津办事处。翌年三月二十日先行通汇、收解省税，四月一日在五福街11号正式开业，资本由总行划拨2万元。该处除经营银行本身业务外，还设立支金库，代理省级财政处理金库事宜，支库主任由办事处主任张锦柏兼任。1949年12月27日由县人民政府财经接管小组清理接管。

（二）江津县银行

江津县银行于民国三十二年元月十七日开业，行址通泰街3号，资本40万元（公股占16万元），董事长廖海涛，经理熊卿云。

该行于当年七月增资至60万元，民国三十四年、三十六年又两次增资达500万元（公股占200万元），下设白沙、仁沱、朱沱、五福、油溪办事处。江津县银行以调剂县内地方金融、扶持经济建设、发展合作事业为宗旨。县银行代理县以下财政金库。建立之初，盈利尚丰，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营运资金总额增到2000余万元，为自有资金的35倍。惟因货币贬值，仍感资金不足，加上汇兑区域受限，汇出汇入款甚少，获利不多。1949年12月由县人民银行财经接管小组清理接管。

（三）江津县地方新制合作金库

江津县地方新制合作金库成立于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地址在小什字街，资本5000万元，经理廖海涛、马继成。新制合作金库是国民政府在民国三十二年推行新县制、实现抗战建国的社会经济组织。该库同年并入中央合作金库江津工作站（有关合作金库组织详见国家行局部分）。

三、国家行、局、库

（一）中央银行江津分行

该行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成立，初为办事处，次年春升格为分行，行址布市街66号，经理余浩如。分行内设文书系、会计系、营业系、国库系、出纳系，每系设系长一人，并配备办事员、助理员或练习生二三名。中央银行还在白沙设立办事处，地址在中兴路，主任徐芝征。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一日奉命裁撤，裁后其代理国库及收存各银行普通存款准备金、贷放的四联总处核准的国立院校透支款等业务，全部移交中国银行江津办事处代理。

（二）中国银行江津办事处

该处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开业，行址在新街子24号，主任李仲强，继任黎含章。主要业务为存放汇兑、信托、仓库、保险等。中央银行撤迁后代理央行在江津的业务。民国三十六年下半年，因货币贬值，放款停止。内设机构还有储蓄部。此外，还设有中国保险公司江津分经理处，代理保险业务。该处在民国三十六年前，业务十分活跃，盈利年年递增，其后境况愈下，亏损无法扭转。1949年12月，该处的财产和人员全部由县人民政府财经接管小组清理接管。

（三）中国农民银行江津办事处

该处于民国三十年七月开业，地址在通泰街51号，主任孔金庄，继任朱松龄。内部机构设会计、出纳、营业、农贷、文书等组。民国三十年下半年，白沙增设办事处，地址在公园路，主任陈毅。民国三十八年六月，两个办事处皆奉命停业。

（四）中央信托局江津支局

中央信托局创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总局在上海，各地有中央银行分行级的均设代理机构。主要经营信托、储蓄、购料、保险等业务。江津支局成立于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地址在布市街66号（中央银行院内），经理贾兰英。该局在县内主要经营信托、保险。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奉命裁撤。

（五）邮政储金汇业局江津支局

邮政储金汇业局创办于民国十九年三月，总局设在上海，主要办理储蓄存款，承做抵押、质押放款，汇兑、代理业务，简易人身保险等。我县开办储汇业务较早，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县邮局曾编制邮务佐一人，专办储金汇兑业务，然因存取款业务太少，翌年二月停办，其后八月又恢复营业，并在所辖机构增办储金汇业，揽收存款，代售储券等，起色也不大。民国三十四年，我县奉命设立邮政储汇业局江津办事处，六月十一日在天香街开幕营业，随后迁鞍子街邮局内办理储蓄业务，经理由邮政局局长李济民兼任。抗战胜利后裁撤。（注：江津储汇局属支局抑是办事处？在民国时期资料中两种称谓并存，都有根据，故笔者同时列出）

（六）中、中、交、农四联总处江津支处

四联总处即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联合办事处的总机构，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创建于上海，其任务是对四行联合承做的业务如贴现、放款等实施监督。四联总处江津支处，简称津支处，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经财政部函准，由我县中央、中国、农民三家银行为主成立，其成员还包括中央信托局江津支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江津支局，目的在于加强行局间的彼此联系，协调配合，维持本地区金融业务的发展。并会同本县银行商业公会组织放款委员会，促使严格各行庄放款的事先审核，以免造成本地区的信用膨胀。津支处的办公地点设在通泰街51号（农民银行院内），主任委员由央行经理余浩如兼任。

津支处由五家行局各派出一至二名代表组成委员会，并担任委员。委员会下设文书、业务、会计、调查四个组，正副组长均由委员兼任。文书组组长朱松龄（农民银行江津办事处主任），业务组长钱道康（中行江津办事处主任），副组长王克疆（中行会计）、朱保中（农行副主任），会计组长江泽棪（央行会计系长），调查组长李济民（储汇处经理），副组长张楚南（央行营业系长）。津支处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三十一日奉命裁撤，其职能移交中国银行江津办事处行使。

（七）国家农本局江津县合作金库

合作金库一词是借用日语，意为各种合作社共有的金融机关，是调剂合作社资金的平民银行。民国八年合作金库出现在上海，到民国二十年以后，各地农本局、农民银行等金融机关都奉令推行。我县合作金库组织由农本局负责办理，故称农本局江津县合作金库。始建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地址初设在黄荆街李家洋房（今华西电扇厂右侧），后迁布市街60号，经理李冠亚。采用集资入股，股本10万元，其中局股（农本局）59920元，库股（省合作金库）39940元，社股（合作社）140元。待日后社股扩大，如增资100元，局股与库股各按6与4之比例抽回资金。

县合作金库设理事会和监事会，由社、库、局股推选或委派的代表直接选举产生。县合作金库初建时，全县有合作社86家，3249人，另有预备社87家，5519人。民国二十七年度放款总额10.49万元，收回4.55万元。放款用于种子、肥料、农具、地租、食粮、工具、家畜及其他用途，农贷利率比一般利率低0.5至1分。该库于民国三十二年并入我县农民银行。

（八）中央合作金库江津工作站

中央合作金库江津工作站又名国库江津支库。该站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在江津通泰街35号办公，负责人易善兼，下设督导、辅导、会计、出纳。主要任务是发放、催收农贷，并把推进高牙乡、德感乡、双龙乡等地的合作事业作为重点，也扩展到其他乡村合作事业。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奉命停止办公，其未收农贷直接移交驻在重庆陕西街67号的省分库办理。

四、其他金融组织

（一）典当业

（参看《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08页《解放前江津的典当业》）

（二）银楼业

（参看《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142页《江津的银楼业》）

（三）江津县银钱业同业公会

该会又称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成立，同年四月二十四日经县政府社字52号立案，会址在大土地街35号。同业公会成立宗旨：遵照政府法令，维护同业利益，矫除弊害。参加会员最初为24人（后来扩大到30多人），均为七家银行、二家银号派出的经理、会计主管等。会员入会先缴纳会费200元，其后每月按薪资比例交纳常费，作为开展活动的经费，并筹备成立同业职工消费合作社。公会设委员会、执委会、监委会，均由会员选举产生。

首届主任委员邓燮康，常务委员卞稚珊、张锦柏，执委石安民、李仲强、严恒敬、刁学鸣，监委熊仲鲁、张廷藩、王克强。

（四）江津县银钱业放款委员会

该会于民国三十二年底建立，主任委员由中央银行江津分行经理余浩如兼任，副主任委员由银行公会代主任亚西银行经理兼，执委熊卿云（县银行经理）、赖崇高（农工行经理）、江之森（利群行经理）、吴崇忠（创业行董事长）、许克勤（正太行经理）。委员会下设稽核组、调查组、文书组，各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由各家银行的经理或主任分别充任。这对协调放款，避免本地区银行间矛盾激化有一定作用。

（五）中国保险公司江津分经理处

该处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成立，地址在中国银行江津办事处院内，负责人称业务主任，由办事处主任李仲强兼任。

（六）中央保险公司江津支公司

该公司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成立，地址在新街子，经理郭琴声。

（七）裕国保险公司江津办事处

该处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成立，地址在字圣街4号，负责人宋孔。

（八）中国保险公司江津特约代理处福中行

该行于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建立，地址在布市街58号，负责人沈乙夫。

（九）兆丰保险公司江津代理处

该处建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地址在新街子18号，负责人吴景仙。

附表一：清末民国时期江津金融机构表

附表二：江津各金融机构在县内的分支机构表

内江糖业的“江津帮”

周凤梧

内江县是四川省有名的产糖区，国内有“甜城”之誉。在这个甜城糖业的运销方面，江津一批从事糖业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故被人称为“江津帮”。它与重庆金融业的江津帮、自贡盐业的江津帮，被县外人合称为“江津经济界的三帮”。

一九三〇年，县人川军24军师长夏仲实驻防内江。当时是军阀割据时代，商人为避免军队滋扰，常托庇于拥有武力者。恰好夏为人忠厚，尤重乡谊，故江津人去内江经商者日益众多。又鉴于产、制糖需要农田（种蔗）、工艺（制糖），有一定的时间及技术，乃转而专事糖业的运销。

内江糖的运销（主要是红糖）原分上河与下河：由内江沿沱江而上，运销四川西坝（成都）和北路（川北）为上河；沿沱江而下出长江，运销川南与川东为下河。江津地邻重庆，上通叙泸，在地理和人事方面都具备一些有利条件，所以都加入下河运输公会。下河运输公会会员一下骤增至百余户，推举江津人漆建勋为下河糖业运输公会理事长。在漆建勋的带动下，由江津籍会员出资成立了一个打滩队，清除沱江从内江至长江口一带的暗礁隘口，经历一年多的时间峻工后撤销，从而使水路畅通，运输安全，促进了下河运输业务的发展。

一九四〇年，上河运输公会由于会员少（只七八十人）、资金短、业务下降等原因，要求与下河运输公会合并，遂成立“内江糖业运销公会”。扩大会员达三百余户，有的会员只设字号、挂招牌，专做运销业务，不设门市营业点。会员中以江津人为最多，约占三分之二，资金也较充足。如郭声亭的“远大”号、温建勋的“同声和”号、罗子兰的“怡丰荣”号，资金都在万元以上，加上漆建勋、郑兴成、王绍云、兰邻发、陈雅风、谢狱东、兰玉珊等几十户江津籍的糖业运销商，无形中形成了内江糖业上的江津帮。就在这种形势下，成立了糖业运销公会。不言而喻，江津帮在这个组织中占绝大优势。选举结果，温建勋、漆建勋、王绍云、谢狱东、陈雅风五人均为理事，并互选温建勋为理事长。

一九四一年，抗战进入第五年。川康糖业专卖局（局址设内江）局长曹仲植与内江经济检查支队长易孝思勾结，利用手中职权，故意歪曲国家总动员会议区分“老”（1940年前的暂时查封）、“新”（1940年后的不准停运）所生产的红糖的精神，一律加以查封禁运，致使成、渝两地缺民用食糖达三个月之久。经国家总动员会议决议，将四川的成都、宜宾、内江、万县等划为四个平抑物价区，设专员办事处，并派邹明初为成都区专员、张一宽为宜宾区专员、黄隐为万县区专员，我被任为内江区专员。

我的具体任务主要是督导糖业的生产、运销，以供应战时的民用食糖，平抑因糖价而引起波动的物价。我于春天到职后，除向川康食糖专卖局曹仲植、副局长张川、专卖局内江分局局长黄隐等了解食糖生产、运销情况外，特别是通过内江制糖公会主席李汉文、糖业运销公会温建勋了解到：糖价和物价波动的原因是由于官僚把持、上下勾结、特务横行、假公济私等原因所致。我一方面密电报告国家总动员会议，一方面召集曹仲植、张川、黄隐及内江县长易元明、内江经济检查支队长易孝思等开会，坚决按国家总动员会的决议，分清新、老糖，立即启封开禁，使全川民用食糖得以缓解。

在此期中，温建勋找我谈到同乡人廖如波的事情：他有两载食糖，各项手续均已办妥，但仍禁放行，停滞河边，天气已暖，两载食糖业已氧化，求我查明解禁。我找到黄局长，询问情由，黄支吾其词，称立即放行。但事后却控我释放廖如波糖船运往解放区销售，我乃称病辞职，到成都去了。

次年（1942），江津白沙人蒋济昌因熟习印刷业务，乃由江津糖商组成大公印刷厂，定资500多万元，除由江津糖商认股外，并吸收当地股东参加。温建勋任董事长，张炳富任经理，蒋洪儒任副经理，蒋济昌作总务。购置铸字机一台、铜模一套、圆盘机二号两台、三号三台、石印机两台，还有划线机、装订机。主要业务是印刷信封、信笺、请帖、名片、账簿、银行存折、表册等，并兼营字画裱褙，招收新学工四五十人，开设了门市营业部。这个印刷厂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后才改为内江印刷厂。

大公印刷厂开业后，重庆《大公报》委托蒋洪儒负责该报在内江的发行工作。不久，张炳富考入四川大学读书，蒋洪儒又去开辟《大公报》在自贡市的发行渠道，将《大公报》内江分销处交张建中（江津人）负责。印刷厂乃改由罗祥欣（江津沙埂人）任经理，蒋济昌作副经理，宋国成作会计。

在成立大公印刷厂的同时，为了扩大江津糖帮在内江的影响，由温建勋带领张炳富、陈雅风、夏作人、蒋济昌等筹办《内江日报》，聘胡隐任总编辑，由大公印刷厂印刷，内容也较进步。这家日报至一九四九年内江解放时停刊。

抗战胜利后，川糖也随着运销出川，江津糖商为了筹集资金，避免利权外流，遂插手金融业。在一九四五年初，先成立“裕国保险公司”，由陈雅风任经理，游国安作营业。秋季又成立“永川保险公司”，由温建勋任经理，但都无大起色，在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均先后停业。

一九四六年，由江津糖商集资开设“大通银号”，由胡俊明作总经理，傅子君作经理，胡廷白作营业。同时期，江津农工银行亦来内江设分行，由聂朋来（江津人）作经理。这时期是江津商人在内江最活跃的时候，于是发起了“江津县旅内同乡会”的组织。像这样在省内邻县设立同乡会，当时尚属罕见，可以想见江津人在内江的活动情况了。

“江津县旅内同乡会”创立于一九四六年，由温建勋作主任，胡俊明作副主任，张思作工作员，会员近二百人。设秘书、财务、交际三组。任务是联络乡谊，帮助发展业务，解决同乡困难。经费自筹，由会员捐助，将会款存息作为活动经费。到了此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内江糖业江津帮”了。

此文是根据我在内江任国家总动员会议专员时的回忆，并陆续从旅内同乡人中听到的口头资料写成。因事隔多年，记忆上恐有错误或遗漏之处，希望知情者予以指正和补充。

民国时期江津县的田赋加征

江津县税务局 刘达礼

民国初年（1912），沿清丁条粮改名正税，按原粮额6244石1斗1升9合，以每石粮征税银9钱6分零3毫计算，应征库平银5996两2钱2分7厘。四年起改收银元，每两折收1元6角，应征银元9593.96元，除去无著悬粮按6100石折算征收，每石应征银元1.573元。又沿清津贴、常捐、新捐三项合并改名付税，应征库平银57196两2钱2分7厘，四年起改收银元，应征银元91513.98元，按6100石折算征收，每石粮应征银元15.011元。此外，另收征解费，按正付税银每两加收1钱计算，应收征解费市平银6319两2钱4分5厘4毫，四年起改收银元10110.79元，按6100石折算征收，每石应征银元1.658元。另收票费，由每张收10文铜元一枚，改收每石征银元0.206元。以上正付税和征解费、票费合计每石粮应征银元18.448元，其中付税本是清代征收的苛捐杂税，每石加征15.011元，超过正税8.5倍。

但从民国元年起，在正付税和征解费、票费的基础上，又陆续加征各种苛捐杂税14项：

一、练团费： 民国元年至三年，经县知事公署行政会议决定，按6100石粮额，每石加征县练团费银3两2钱，每年加征19520两，折合银元31232元；又在十一年每石加征15元，征收银元91500元。以上四年共加征185196元，平均每年加征46299元，占应征正付税（包括征解费、票费，下同）112532.80元的41.14%，平均每石粮加征5.95元。

二、县地方附加： 民国四年至十一年，经县知事公署行政会议决定，按粮额6100石，每石加征县地方附加。根据各年收支差额多少，而定加征数额，加征率由3.782元至10.6元不等。前后八年共加征303883.70元，平均每年加征37985.46元，占应征正付税的33.75%，平均每石粮加征6.227元。

三、收回军票费： 民国四年省定按粮额6100石，每石加征收回军票费1.80元，作为川省在民初军政府发行的军票五折收回之用。结果五年护国军兴，加征之数皆为军费之用，至八年通令停征。每年计征10980元，四年至七年共征43920元，占应征正付税的9.7%。

四、正付税加征： 江津县田赋自民国十二年至二十一年的十年时间，已无资料可查。自二十二年至三十年九月由征收局移交县田赋管理处办理止，资料虽然零星分散，经整理后可以看出正付税加征的情况。

二十二年江津县是21军刘湘的防地，当年田赋三征，除正付税一征外，再按正付税加两征。一征每石粮正付税共为18.50元，包括正税1.573元、付税15.011元、征解费1.658元、票费0.258元。全县粮额按5929.946石计算征收（当时廒册载粮额比原减少，是无著悬粮原因），应征109704元，在此基础上再加两征，计收税款219408元。二十三年起由于滥粮原因，粮额减至5853.96石，其差额部分摊入，每石加征0.50元，按19元征收，一征正付税即为111225.24元，在此基础上再加三征，全年正付税为四征。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皆为四征；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皆为三征；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皆为二征；三十年上季为一征。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上季止共八年半时间，除正付税每年一征共八征半外，加征了十七征半，加征额1943339.22元，占一征合计943893.30元的2.05倍。

五、田赋公债： 民国二十二年八月，21军发行田赋公债，按粮额5929.946石减学粮后，按每石粮额18.50元借一征为105857.51元，名为有偿公债，实为无偿征收。

六、安川费： 民国二十二年起按粮额5929.946石减学粮后，每石以18.50元加征安川费，计收107352.89元；二十三年按粮额5853.96石，每石以19元计算加征安川费111225.24元。

七、剿赤费： 民国二十三年，21军规定按粮额5853.96石，每石以19元分上、下季各加一征剿赤费111225.24元，全年共计222450.48元。

八、田房契印花： 民国二十三年，21军开征田房契印花，按粮额5853.96石，每石以19元加征，计收111225.24元。

九、四川善后公债： 民国二十四年下季按粮额5853.96石，每石以19元加征四川善后公债，计收108447元（未收齐）。按照四川省规定从二十五年度起，田赋每征减税率5%，作为偿还二十四年度加征的善后公债，江津县实未执行。

十、田赋附加： 民国二十四年起国民党政府统一川省财政后，按粮额5853.96石，不固定征率加征田赋附加。二十四年每石以26.60元加征，计收155715.50元；二十五年每石以32.808元加征，计收192056.72元；二十六年每石以43.15元加征，计收252508.37元；二十七年至三十年上季（上季收一半，下同），每石以57.55元加征，各年计收336895.40元。以上共六年半时间，加征1779414.49元，每年每石平均加征46.72元，超过正付税19元的2.45倍。

十一、保安费： 民国二十四年起至三十年上季止，每年按粮额5853.96石，每石以19元加征保安费，计收111225.24元。以上六年半时间，共加收保安费722964.06元。

十二、保甲经费： 民国二十五年起按粮额5853.96石，每石以6.10元至14.96元不等加征保甲经费，至三十年上季，五年半时间共加征408834.71元，每年每石平均加征12.70元。

十三、国难费： 民国二十六年起，按粮额5853.96石，每石以正付税的三层加征国难费，上下季各加征一次，一次加征5.70元，两次合计加征11.40元，计收66735.14元；二十七年上季按5.70元计征，下季提高加征率为四层，按8.55元计征，合计当年加征率为14.25元，计收83418.93元；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上下季都各按8.55元计征，全年征率为17.10元，各年加征100102.72元；三十年上季提高加征率，每石以47.50元计征，收278063.10元。以上四年半时间，共加征628422.61元，每年每石平均加征23.85元，超过正付税19元的1.25倍。

十四、乡镇自治捐： 民国三十年八月查有乡镇自治捐收入3757.70元，具体如何征法，无资料可查。

以上在田赋上加征的14项苛杂，从时间上看：民国初年加征额不超过正付税的一倍；至军阀割据，加征逐步增多；到国民党政府统一川政后，加征额更增高。仅就民国元年至民国卅年逐年随田赋加征的苛捐杂税与田赋的比例：

民国六年（公元1912年）粮额为6100石，按粮征收练团费，征率为3.2两，全年金额19520两，为粮额的127%。民国二年、三年均同上未变。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粮额未变，练团费停征，改征县地方附加税及收回军票费。县地方附加征率3.782元，全年金额23131.20元；收回军票费征率1.80元，全年金额10980元；合计金额34111.20元，为粮额的143%。

民国五年同民国四年，粮额与收回军票费不变，惟县地方附加征率为5.581元，金额为34044.10元，合计为45024.10元。

民国六年粮额与收回军票费不变，地方附加征率5.782元，全年金额35270.20元，合计为46250.20元。

民国七年其他与民六不变，县地方附加征率为10元，金额为61000元，合计金额71980元。

民国八年（1919）粮额不变，收回军票费停征，仅县地方附加征率为3.282元，金额20200元。

民国九年粮额不变，县地方附加征率为5.05元，金额为32025元。

民国十年粮额不变，县地方附加征率10.60元，金额为64660元。这三年的平均数占粮额的134%。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粮额未变，恢复了练团费，征率为15元，金额91500元；县地方附加征率降为5.53元，金额33733元；合计125233元，为粮额的211%。

民国廿二年（公元1933年）粮额为5929.946石，练团费、地方附加、收回军票等费停征，改征正付税加征，征率18.50元，金额109704元，又重征一次；田赋公债征率18.50元，金额105837.51元；安川费征率18.50元，金额107352.89元；合计金额432598.40元，为粮额的500%。

民国廿三年，粮额5853.96石，正付税加征征率为19元，金额111225.24元，重征二次；安川费征率19元，金额111225.24元；剿赤费征额19元，重征一次，金额为222450.48元；田赋公债停征，改田房契印花征率19元，金额111225.24元；合计778576.68元，为粮额的800%。

民国廿四年粮额同上不变，正付税加征征率不变，仍三征；安川、剿赤、田契印花等费停征，改征四川善后公债及保安费，征率均为19元，金额各为111225.24元；又田赋附加征率26.60元，金额155715.50元；合计709063.46元，为粮额的740%。

民国廿五年粮额不变，正付税加征不变仍三征；善后公债停；田赋附加征率32.808元，金额192056.72元；保安费征率19元，金额111225.24元；增加保甲经费征率6.10元，金额35709.16元；合计672666.84元，为当年粮额的702%。

民国廿六年，粮额未变，正付税加征征率不变，为二征；保安费同上年；田赋附加征率43.15元，金额252508.37元；保甲经费征率13.882元，金额81264.67元；增加国难费征率11.40元，金额66735.14元；合计734183.90元，为当年粮额的760%。

民国廿七年粮额不变，正付税加征及保安费均同上年；田赋附加征率57.55元，金额336895.40元；保甲经费征率13.704元，金额80222.67元；国难费征率14.75元，金额83418.93元；合计834212.72元，为粮额的850%。

民国廿八年粮额不变，正付税加征征率不变，金额111225.24元；田赋附加、保安费均同上年；保甲经费征率13.833元，金额80977.82元；国难费征率17.16元，金额100102.72元；合计740426.42元，为粮额的765%。

民国廿九年粮额不变，正付税加征、田赋附加、保安费、国难费等均同上年；保甲经费征率14.96元，金额87575.24元；合计747023.84元，为粮额的770%。

民国卅年上半年，粮额不变，正付税加征、田赋附加均为上年之半数；保安费金额55612.62元；保甲经费43085.15元；国难费征率47.50元，金额278063.10元；另增乡镇自治费金额3757.70元；合计604578.89元，半年即为粮额的59%。

总计：练团费58560两（按1两折银元1.60元，折合为91500元），县地方附加303883.70元，收回军票费43920元，正付税加征一征943893.30元、二征665830.20元、三征333675.72元，田赋公债105837.51元，安川费218578.13元，剿赤费222450.48元，田房契印花111225.24元，四川善后公债108447元，田赋附加1779414.49元，保安费722964元，保甲经费408834.71元，国难费628422.61元，乡镇自治费3757.70元，以上总额为6786330.85元。

从上述资料来看，军阀割据时期，二十三年为8征最高；国民党政府时期，二十七年为8.5征，三十年上季为5.9征，全年为11.8征最高。二十二年至三十年上半年，八年半时间，江津县人民缴纳的田赋加征共计6235331.15元，比一征正付税943893.30元增加了6.62倍。按田赋每年一征计算，八年半只应征八征半田赋，实际征收了64.77征，即预征五十六年多的田赋。

民国二十四年，川政统一，国民党政府鉴于“四川田赋，借垫预征，寝成惯例”，省政府根据二月二十八日第六次省务会议决议，通令各县：“自二十四年三月一日起，一年一征，在军事未整理就绪前，暂照一年田赋数目，附征三年临时军费，以外不得再有预征借垫情事”，“从二十六年度预算起，附征之三倍临时军费，更改为二倍，连同正税一征，共为一年三征”。以上事实说明，国民党政府说的都是空话，每年加征田赋不是逐年减少，而是逐年增多。

除以上有资料可查的苛捐杂税外，尚有差役费、行政费、田赋救济附加、田赋教育附加、田赋建设附加等项目，但无资料可查，只有存其名目。上述在田赋上加征的各项苛捐杂税，可以看出军阀、国民党政府对江津县农民施行的深重的压榨和剥削。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日

江津的铁锅铸造业

王钦永

县境内的铁锅铸造工业起源于清代乾隆年间，至今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铸造的锅品种，有生产用的盐锅、烤酒锅、熬糖锅，有生活用的饭锅、鼎锅、平锅。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县人戴登宵在杜市里一都白溪场地方开办铸造厂，生产盐锅。厂的规模较大，资本银有三、四万两以上，年产盐锅千口左右。所产盐锅运自流井销售，经营时间有五十多年，至咸丰时期停办。

清道光三年（1823年）前后，又有袁姓在杜市里六都仁沱场河边开办万兴锅厂，炼铁铸造盐锅，产品运自流井牛市巷（原是和平医院，现为机关住宅）设店销售。之后，有陕西省的人来县开办锅厂（当时称为“陕西帮”）。光绪初年，“陕西帮”将部分锅厂出顶给当地的马、邓两姓经营。马姓顶的厂改名为“万全恒锅厂”，邓姓顶的厂更名为“大兴恒锅厂”。万全恒锅厂铸造的盐锅，在自流井三圣桥立号经营，经营人是马季良，驻井经理先后是杜鼎珊、马耕九。大兴恒生产的盐锅，在自流井老君庙内设店推销，驻井经营人先后有邓纨云、邓季胎、邓岳皋。这些厂的生产能力，每厂年生产盐锅四百至七百口。各厂的盐锅每年在自贡销售的价值获银二千多万两，是本县出境产品价值银的第二位。

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长江下游航运受阻，海盐不能运湘、楚，于是川盐大量运销湖北、湖南。由于川盐畅销，促进了江津盐锅生产的发展。江津开办盐锅厂的人，资金雄厚，在津和自流井一带都颇有势力，因而经营的时间较长。一都白溪场的戴登宵，是当地金沙寨的“寨主”，清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农民来川时，戴登宵报准雇人铸造牛儿大炮与“白莲教”开战，故当地有“白莲教的刀，专杀戴登宵；戴登宵的炮，要打白莲教”的传说，由此可见戴的实力。六都仁沱场经营万兴锅厂的袁姓，族中有袁方成，是清代的翰林，咸丰年间在清廷任职，官居都察院御史，他在北京与商部活动，为自贡的井盐争得了楚岸五府一州的销场。又因袁方成与四川总督丁葆桢同榜，请丁给自贡和万兴锅厂予以关照，因此万兴锅厂在自贡的信誉很高。袁氏先后经营三代人，时约百年之久。六都真武场经营万全恒锅厂的马季良，是当地的团总，驻自流井的经理杜鼎珊，亦与自贡官署李星桥有深厚的交往，故经营业务相当活跃。

清代和民国初年，江津生产盐锅四千至五千口，在自流井、五通桥等地盐场占有较大的销售市场。再加上李市坝的牛商，从贵州省边区和本县山区组织贩运了大批大个头水牛到自贡盐场拉卤水制盐，又从白沙等地运去大量的胡豆喂牛，因而江津与自贡在发展盐业生产上结成了互为依存的渊缘。这些经济活动，是后来江津人在自贡形成“江津帮”的先头力量。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津县乡土志》记载：江津有铸锅厂十三家，其中铸造盐锅的厂六家，厂址在六都綦河右岸的真武、仁沱、顺江场的河边；饭锅厂七家，分布在顺江场、县城东门外、中渡街、龙洞、飞龙庙五地的各一家，在油溪场的两家。

民国六至十四年期间，驻在四川的各军阀因筹集军费开支，在各自驻营的区段阻拦运盐木船，强行索取过境费，按每船所载的数量收买路银二百元至四百元。黔军汤子模驻江津时，拘禁盐商，勒索巨款，还在羊角碛、龚滩估提济边公司盐巴达万包左右，使济边遭受了巨大损失，导致公司倒闭。在这期中，由于各军阀混战，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自贡的盐业也受到了影响，造成了县境内盐锅业的衰落。大兴恒锅厂于民国十年前后停办，仁沱场万兴锅厂的袁荣禄、袁泽侯弟兄又因内部分歧，互争权利，也于同时期停止盐锅生产。

民国十二年（1923年）《江津县志·实业志》记载，江津有盐锅厂四家：真武场的万全恒、洪泰森，仁沱、顺江场一带的恒裕、福兴；饭锅厂有十多家，未记厂名和厂址。各厂经营人中，洪泰森盐锅厂是陕西省籍人。民国十六年前后，川盐滞销，因而盐锅的销量大量减少，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时，盐锅厂先后歇业。民国二十年以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各业萧条，饭锅厂也陆续停办。

盐锅的品名有“大刀”“浅水”，运自流井销售的名“井大刀”“井浅水”，运犍为、五通桥销售的名“桥大刀”“桥浅水”。盐锅的口径1.5公尺左右，底略平，每口重量500—650公斤。每年生产盐锅的时间一般是冬、春二季，热天温度高即停止生产。生产盐锅的设备有化铁炉、风箱、锅模。开炉铸造时，用木炭为燃料，人力拉木制风箱，每四人拉一班。锅模用铁质石英砂石镶成，缝隙用梭草加粘土泥填塞涂光滑。每化一炉铁铸盐锅一口，化铁炉容积小的需2—3座同时开炉，熔化的铁才够铸造一口盐锅。装铁水浇铸的工具称为“金盆”，浇铸的铁水用十二人至十六人抬，一次铸成，每天铸造盐锅二至三口。铸锅的生铁，万兴锅厂在观音峡背斜（龙门至曹山）梅子口老煤井中采铁矿至厂冶炼，不足之数购买生铁；其余的厂在江北、巴县、綦江等地采购。木炭燃料在本县山区和綦江县境内买入，由笋溪、綦江河运厂。

民国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1936—1943年）期间，在紫云场的中咀、蔡家场的游渡河和顺江场开办铸造厂，生产盐锅和饭锅。民国二十五年前后，东胜场灵仙河兴办的津南冶铁厂，从綦江县土台购铁矿由陆路运至灵仙河，人力搬运三十公里，冶炼的生铁由水路运紫云场中咀铸造饭锅。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津南冶铁厂顶给新华铁工厂经营，协记新华铁工厂由十四名股东组成，资金法币三百万元，吴亚东等三人股金三十万元，其余为十五至二十万元。吴亚东、王德生任正、副经理，陈德馨任厂长。在县城和綦江县东溪设办事处，办理产品销售和铁矿购运业务，张子良任江津办事处主任，金伟翔任东溪办事处主任。炼铁和化铁的木炭就地收购或筑炉烧成，年产生铁一百多吨，饭锅三至四万口，每年均有盈余，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前后停办。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二月，有从贵州省桐梓县麻垭场迁蔡家场辖游渡河地方兴办的群益锅厂，王克明任经理，设生产管理处分管炼铁、铸锅工场，炼铁炉设在贵州省鳛水县温水地方，炼的生铁由陆路、水路运游渡河铸锅。经营五年时间，至民国三十七年底前后停办。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綦江东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綦河入长江处的顺江场上场口兴办江口铁工厂，铸造盐锅和饭锅。生产资金由公司按购原材料需要拨给，先后有赵克明、吴湘甫、赵汝为任经理，王泳彦任副经理。厂的机构设置工务、会计、业务、总务四课，职工九十人。生产设备有化铁炉三座，木制风箱三个，泥料模型等。生产时人力拉风箱鼓风。民国三十年前后，年产盐锅一、二千口，饭锅五、六万口。铸锅的生铁从綦江县运来。盐锅在射洪、蓬莱、乐至等县销售，饭锅在附近县和重庆市销售。民国三十六年前后，市场各种物价暴涨，工人收入的工资难以维持家庭最低生活费用，以致工人怠工之事时有发生，盐锅年产量降至三、四百口，饭锅降至四万口左右。后来厂方把工资改为实物量来计算金额，产量才基本恢复到原有水平。江口铁工厂由于历来重视产品质量，故在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新中国成立后仍继续生产，至1951年底前停办。现在綦江县的锅厂，产品仍称“东原”铁锅。

民国三十年（1941年）以后，五福乡的“廖家铧厂”正式定名为“永兴隆农具铁工厂”。这个厂从清代起铸造过饭锅和鼎锅，民国期间铸造鼎锅。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上半年停止生产。在当地区、乡党政扶持下，于七月份集资组建为“益民农具厂”。独资经营的永兴隆农具厂将设备、工具折价为益民农具厂的股金。1956年益民农具厂公私合营后，以生产鼎锅为主。1958年调整企业布局时，于十二月从五福乡迁白沙镇并入地方国营白沙机械厂。以后曾易厂名为江津县农业机械厂、白沙铸造厂。1970年起，停止鼎锅生产，改为铸造饭锅后，为了便于与省、地的物资供应衔接等，1976年改厂名为白沙锅厂。

白沙锅厂房址在白沙镇民生街96号。厂区后靠去白沙糖厂的公路，厂区前是长江，货场至江边设有绞车道，对岸是成渝铁路白沙车站，水陆运输方便。生产所需的主要原燃料，历由计划部门下达计划，物资部门组织供应，现是主管部门和厂共同组织供给。生铁在县、市铁厂购入，焦炭在永川、江北县境内采购运厂。生产方式：1980年以前，机械通风，手工制、合锅模，人力浇铸；1984年，大、重型的烤酒、熬糖锅仍为手工制、合锅模，各型饭锅全改为机械生产。

1963—1969年，合计生产鼎锅34.72万口，年平均产4.96万口；1970—1986年，总计铸造各型饭锅和糖、酒锅303.75万口，年平均产17.87万口。现拥有空气压模铸锅机16台，年生产能力35万口。由于电力供应不足，1984年至1986年生产70.52万口，年平均产量为23.5万口。为了解决电力供应不足的矛盾，已购置安装了柴油发电机一组，预计1988年的产量将有大幅度的增长。

生产的品种，铁锅有0.3—1.4公尺的二十四种，其中0.3—0.6公尺是深桶加盖耳锅。还生产烙饼的平底锅和火炉、火盆等合计四十多种。饭锅的质量，1981年在省二轻工业局五通桥评比会上，七个指标的评比实得88.5分，占全省二十四个全民所有制锅厂的第四位。这次评比的锅不由本厂选送，各厂均由他厂派人抽样签记送评，较为逗硬。

1980年以前，产品由县供销社经营部门包销，以后为定量购销，按年签订购销合同，合同外的产品由厂自行销售。现有车床、刨床、钻床六台，对本厂生产设备能自行维修，部分设备能自行生产。全厂占地面积7242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5746平方米，建筑结构：生产、非生产用房是砖木瓦盖平房，部分职工住宅为土木瓦盖楼房。历年以来各项投资总额44.3万元。1986年末，固定资产净值12.9万元，职工123人。生产期中盈亏抵后净盈利金额66.44万元，向国家缴纳税金49.07万元。至1986年底，国家对厂的投资已从税金中全数收回外尚有积余。当年生产的铁锅除能满足本县需要外，可向县外销售二十多万口。

浣溪沙
胡小石

溜马岗西水接天，吴船信断已三年，何人今夕理巴弦。
传恨无声风剪剪，写愁有影月娟娟。阑干温彻不成眠。

卜算子
冀野和东坡韵，词殊危苦，亦意作一首。

风高水摇人，小立何曾定，蓬发观河更百年，改了波斯影。
楚客叹多艰，此恨今谁省？不上昆仑顶上来，不觉天心冷。

解放前江津的民间借贷形式——“请会”

张尊元

江津县内的民间借贷形式——“请会”起源甚早。到底何时，虽无从考证，但其流行时间长、范围广、种类多，已为人们所素知。对这些借贷活动，按其借贷目的及利率水平，可分为“高利”与“互助”两种；按其客体的不同，又可分为“现金”和“实物”两类。

一、高利性借贷

甲、现金类

堆金会。 清末民初时期，堆金会在江津流行很广。它一般由土豪或社会团体所掌握，其规矩是，不管借钱多少，必须要有担保人或提供担保品。具体形式有“六关钱”、“十关钱”等数种。“六关钱”即借贷后分六次偿还本息，如民国时期，白沙十一保人刘海清借入十吊钱，每月偿还二吊，六个月还清本息，共计十二吊。“十关钱”与此相似，只是偿还期为十个月，利率也稍有差异。堆金会虽然利息高，且手续繁琐，但在当时江津市场银根枯竭之情况下，尚感供不应求。

打打钱。 亦称打打利。通常以每十天或每三场期为还款期限。以十天限期者为例，借入十吊，每天还一次，十天还清本息，利息一般为三吊。

宰头钱。 亦称宰头利、砍头利。以这种方式借款时，由贷出者先扣回利息。如借款十元，因先被扣回利息二至三元，实际只借到七至八元，一月到期后归还十元。

敲敲钱。 一般是早上借贷，当天下午即归还，按一天计算利息，也有借几天的。其利率为月息大一分二至大二分。如借法币十万元，一天利息为四百元。这种借贷方式的借款者多为临时急需周转资金的小本商贩，放贷者则多为县城的殷实铺商。

比期钱。 即以半月为期的借贷形式。民国三十年以前，法币贬值程度不大，江津市场放比期月息为一分七八，私人比期利亦在二分左右。其后，随法币不断贬值，利率也迅速上升，白沙镇当时也升至三分。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曾宣布废除比期制度，但实际上是废而不止。抗战胜利后，江津市场的比期利率急剧猛涨到大一分、大二分、甚至大三分之高。在建国前夕，因货币完全失信于民，遂逐步转化为实物借贷。

除以上几种外，江津县内还有滚滚钱、场场钱、对本利等高利性的民间借贷形式，有的延续到建国以后仍在活动。一九五〇年，由于解放不久，城乡关系尚未沟通，物资交流还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国营贸易机构也无力正常吞吐物资、缓和供求矛盾，市场比较混乱，一些社会游资乘机进入市场牟取高利。如是年，运米商毛品洲借款一千万元给猪鬃商丁世昌，期限三个月，即获利九百万元。此外，因当时银行业务人员工作疏忽，使县内的一些私商表面以发展生产为名，实际骗取银行贷款转放短期高利贷，暗中经营地下钱庄，以操纵市场。如当年七月十七日，白沙私商曾某某等人采取提高抵押品成色等方式，骗取银行贷款七千五百万元。经查，该商将其中六千万元转放了场期三十分高利贷（即一百万元每场（三天）利息三万元）。由于受市场紊乱和黑市高利的影响，至一九五一年底止，江津的山货、土产业蚀本关门者占该业半数以上。其后银行迅速调整了贷款对象和结构，刹住了黑市高利的猖獗，及时恢复了江津市场的繁荣。

乙、实物类

陈借新还。 通常为农村青黄不接时，农民向豪绅借陈粮，至新谷登场时归还。谷利一般为借一石还一石五斗至两石。

卖青苗。 青黄不接之际，农民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将快成熟之稻谷或小麦，按六折或七折贱价预卖，秋收后付给实物。

抵当。 即以实物压低价格作为借款抵押品，到期不能还清者以实物抵赔。这种借贷形式实为变相当铺。

二、互助性借贷

江津民间互助性借贷活动中，以“请会”为最普遍。由需款人发起（称会首），邀请宗族、亲友等若干人（会脚）参加，定期每次各缴一定数目的会款，轮流交一人集中使用，借以解决急需的困难，达到互助之目的，实含有储蓄的意思，俗呼为“打会”。通常由发起人（会首）接首会，会脚接会有轮会（接会次序为先排定者）、摇会（在会期当场由未接会者摇骰点多者接会）、标会（通过投标竞争以利息多者接会）等形式。在建国以前，打会也有被地痞流氓用于敲诈勒索的。

我县打会的种类，主要有月月会、双月会、转转会、独脚会、八仙会、三椿田园会、老二四脱会、新二四脱会、改良二四脱会、加二至公会、六贤三月会、六贤四月会及九猴十八猪……等。有的会可拖延几代人。现将其中流行较广的几种分述如下：

月月会、双月会。 这两种打会形式的区别，仅在于接会期的长短不同。民国十九年，白沙镇朱海林为了筹集开绸缎铺的资金，请会脚十五人打双月会，每人每次交银元二十五元，历时两年半结束。朱海林是会首接首会四百银元，后在每会期退二十五元不加利息，必办会酒招待。会脚在接会后即应加利息退至末会，利息一般和银行存息相等甚至低于存息。朱海林以此会款为基础，逐步地进入了白沙绸缎帮的巨商行列。

独脚会。 即由会首邀会脚若干人起会，会脚一次性筹集银钱或实物，推举会首一人，并不继续打会，只确定会期，由会首每期无息退还一个会脚所上会款，其偿还次序多为起会时一次确定。这种打会形式就会首来说，系求助性的。

三椿田园会。 由三个桩首（会首）各邀会脚数人（如各邀四人，则共为十五人），同月月会一样，只不过前三会由三个桩首分别接会，从第四个会期起方由会脚按摇骰结果排定接会顺序。

加二至公会。 通常由会首设宴邀集会脚起会，假定共十人，请一百吊钱，则每人上十吊钱，一般半年或一年一会期，至期已接会者加上两吊（即十二吊），接会由摇骰决定，未接会则减少上数，以弥补利息损失。

九猴十八猪。 又称一象九猴十八猪。一般由发起人找九个桩首，每桩邀会脚二人，共二十八人组成。先由发起人接首会，以后每会期只办酒席不退会款，二至十会由桩首分别接会，十一会以后才是会脚用摇骰决定接会。由于桩首先接会，可用所接会款之利息来上以后应上的会款，实有剥削性质，故以“象”“猴”“猪”称之，其真名“廿八脚会”反被淹没。

六贤三月会。 由会首一人和会脚五人共六人组成，会期为三个月，故名。民国三十六年元月，江津的一个六贤三月会出现：首会为江津大明电灯公司，二会为邹亚卿，三会为江津县银行，四会为綦二店，五会为江津农工银行，六会为白沙水电公司。按惯例每三个月接会一次，该会起迄共十五个月。如有会友半途中止者，则由会内觅人另顶，会终收本无息。接会时，除尾会外其它各会均须觅殷实妥保，并经会众认可后始得承领会款，保证接后按期退还会款至会终。至民国三十七年四月止，各会脚均轮流承接了一千万元（国币）的会款。

江津民间打会的种类虽多，但其性质及作法上都大同小异，不再一一赘述。建国前，曾因货币贬值的影响，江津打会的内容也由现金转变为谷、盐、棉纱等实物，以求保本保值。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临时资金困难，故打会这一民间借贷形式也一直未中断，并延续到建国以后。

一九六三年五月，县人民银行对朱沱镇打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是：该镇有六个集体所有制工商企业共打会八个，参加人数九十五人，占这些企业总人数的40%。每个会九至十六人不等，打会金额共五百三十七元，有些会已打了七次之多。参加人员中，有经理、主任、队长、会计及工人。他们打会的目的，既有用于解决暂时生活困难的，也有用于筹集资金做生意的。

一九六五年七月，对县城打会情况的调查证明，城关镇打会比较盛行，特别是沿江一带居民多数都参加打会。据不完全统计，一至四居原有三百六十六人，参加三十个会，金额一千四百八十六元。由于当时受条件限制，至调查时除还有一个会尚未结束外，其他都不准备再延续下去，逐步转向参加互助储金会。

一九八八年元月三十一日

白沙镇商会沿革

刘子华

商会肇始于戊戌变法，由清政府提出兴办商会。戊戌变法失败，此项新政亦随之流产。迨至《辛丑条约》签订后，到一九〇三年清政府方设“商部”，后改为农工商部，制定了《商会简明章程》，承认资产阶级合法权益，允许工商业者成立商会。于是，全国各大商埠陆续建立了商会，逐步发展到全国各县、市及较大的乡镇，并有了全国性及省级的商会组织。

白沙镇商会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较江津县城为早。建会初期，由各行帮会推选出较有声望的正当工商业者担任商会领导人。兹将笔者所知白沙历届商会情况分述于后：

一、商会的概述

一九〇九年，白沙商会成立，由周宅三任会长。周系盐商，常往来于自流井和白沙之间。商会因系初创，组织尚不健全，仅有少数工作人员，所属帮会有15个。

至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改组，由周肇辅继任会长。周系经营酒业、油业的帮会负责人，仍有帮会15个。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商会由王举卿当选接任，王是经营盐业、糖业的商号负责人，所属帮会亦无变动。

以上三届因无资料可查，其组织情况仅具轮廓。

至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商会会长改称主席，由曹麟书担任。商会组织情况比较完善。主席下设常务委员二人、执行委员十五人、候补执委一人、监察委员三人、文牍一人、缮写一人、财政一人、收支一人、传事一人。除文牍、缮写、财政、收支、传事由商会主席聘请雇用外，各种委员均由所属各行业帮会选举产生。主席总揽会务，常务委员协助主席处理会务及调解会内外一切纠纷，执行委员在主席及常务领导下处理交办事项，监察委员监督商会之执行情况及核算账目。聘用人员按其职称办理日常工作，会内有条不紊。所属帮会已发展为三十二个。

一九三六年（民国廿五年）国民党江津县政府增设社会科，专管工商有关事宜，派人整理商会，令各帮造具会员名册，由县府审批，并直接派员监督选举各帮负责人，同时颁发《商会组织章程》，规定商会及各帮负责人任期为三年，连选可以连任。改各帮会为同业公会，调整为二十五个，负责人亦称主席。经过这次调整，于民国廿五年一月一日商会改选由孙海兰任主席。

一九三八年（民国廿七年）召开各同业公会联席会议，经投票选举王秉炎任商会主席。改各同业公会主席为理事长，并由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委派苏灿莹为白沙商会书记。苏到职后聘请祝永西、马治武任助理干事，由他们直接控制商会，下属三十个同业公会。

一九四七年（民国卅六年）商会负责人名称改为理事长。商会由各同业公会的三十二个理事组成，选举夏培德任理事长，张廷芳任财务理事，蒙海青任常务监事。各同业公会的理事长即为商会的常务理事。所属为三十六个同业公会。

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白沙镇解放。同年十二月白沙成立江津县第五区人民政府，经过一个时期，旧商会解散。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白沙镇成立工商联合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委员五十三人，互推常务委员十九人。由秦有秋任主任，尹亚传、侯颍恬任副主任。所属同业公会调整为二十个。在公私合营时，同业公会即告结束。工商联曾在“文化大革命”中无形停顿，至一九七八年打倒“四人帮”后，工商联始恢复至今。

二、帮会

商会之形成始于帮会，帮会制度有很久的历史。它是一种同行业间为了谋求本行业的利益与调解同行业纠纷如集资、统一价格等活动的组织形式。起初是团结友谊，以修建庙宇供奉神祇作为帮会的标识与活动场所。如清道光十二年烤酒帮的杜康庙，清道光十九年屠宰帮的张爷庙，清光绪元年绸布帮的机仙庙，清光绪末年厨师帮的詹王庙，五金帮（即铜铁器）的五显庙，药材帮的药王庙，米粮帮的王爷庙，服装业的轩辕会等。各帮每年借酬神祈福之期，帮会成员就聚会一次商讨有关事宜，因之在办公期间异常热闹。

自辛亥革命以后，白沙帮会有酒帮、米粮帮、绸布帮、花纱帮、糖帮、油帮、盐帮、山货帮等十余个。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至一九三五年（民国廿四年）按行业建成的帮会有米粮帮、糖油帮、绸缎帮、酒业帮、花纱帮、屠宰帮、煤炭帮、竹木帮、药材帮、盐业帮、力行帮、水食帮、饴糖帮、纸帮、棕行帮、山货帮、船业帮、缝纫帮、鞋业帮、丝烟、水果帮、典当帮、理发帮、姜胆帮、旅栈帮、鱼业帮、油坊帮、找扎帮、火纸帮、花生帮等共三十个帮。

最初，帮会的负责人称首事，每年推选一次，故又名值年首事或称合董。自商会成立后，首事又称帮董。凡外来经商者，按照行规，在未开张之前，必须按行业申请入帮，缴纳入会底金。民国初年，底金至少为一锭银子（十两），可视所营行号规模大小增加。到一九三二年（民国廿一年）银元普遍使用，则折缴银元十四元。除底金外，每年还须按经营业务大小交纳会费。各帮会费的支出，多为支付公益，如捐助唱神戏、玩龙灯、划龙船及办公与地方杂款摊派等。加入帮会后，即成为该帮会正式会员，并须遵守帮规，同行业间的各项纠纷及债权债务争端，都由帮董秉公处断。如外界有人侵犯会员的权益，帮会亦全力保护，是以商人均乐于参加帮会。这种帮会制度沿袭至一九三五年结束。

三、同业公会

一九三六年（民国廿五年）按政府所颁《商会组织章程》规定，凡商会所属的帮会一律改为同业公会。会内设理事会由五至七人组成，推选理事长一人，负责全会工作；常务理事二至三人，监督理事会工作。会内并有财务、调解、文书、传事等。商人申请入会，亦先交入会金五元，方可开张营业，每月亦照章缴纳会费。

一九三六年经调整后，计有同业公会二十五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同业公会发展为三十六个。计有：绸布苏货商业同业公会、烟业商业同业公会、药材商业同业公会、姜胆业同业公会、颜料纸张苏衣业同业公会、糖波商业同业公会、酱园业商业同业公会、水食业同业公会、面粉业商业同业公会、陶冶业同业公会、米粮业同业公会、花生水果业同业公会、鞋业同业公会、估衣业同业公会、木业同业公会、漂染业同业公会、民船业同业公会、竹木业同业公会、花纱布业同业公会、炭业同业公会、屠宰业同业公会、植物油业同业公会、山货业同业公会、盐业同业公会、棕丝业同业公会、猪鬃业同业公会、茶旅业同业公会、煤业同业公会、图书文化用品业同业公会、土布业同业公会、力行帮同业公会、五金业同业公会、中西服装业同业公会、制酒业商业同业公会等三十六个。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一年建立了白沙镇工商联合会，对原属三十六个同业公会实行行业归口，调整合并为二十个同业公会如下：

• 织布业同业公会： 包括土布自织业、纺织业、染织业

• 酿造制造工业同业公会： 包括酒业、酱园、榨油、肥皂厂

• 竹木商业同业公会： 包括竹木业、度量衡、雨伞、踩鼓业

• 五金工业同业公会： 包括铜、铁、锡、五金修理、钟表、眼镜

• 弹纺染织工商业同业公会： 包括漂染、棉弹纺、丝棉线、针织、洗整

• 粮食工商业同业公会： 包括打米、擂米、磨粉、面粉、面条、粮食杂粮

• 烟业工商业同业公会： 包括叶烟、丝烟、纸烟

• 土产工商业同业公会： 包括棕丝、猪鬃、棕片、棕绳、竹麻、硝房、山货、土货、抱房

• 旅食浴发业商业同业公会： 包括理发、浴室、茶馆、旅栈、餐馆、酒馆、粑粑馆

• 图书教育用品工商业同业公会： 包括图书、纸张、颜料、印刷、照像、苏裱、雕刻

• 帽鞋服装业工商业同业公会： 包括帽鞋、服装、皮鞋、制革厂

• 百货商店同业公会： 包括广布、土布、夏布、花纱、百货、电料、玻璃、专卖行

• 窑煤薪炭业商业同业公会： 包括陶冶、砖瓦、石灰、薪炭、煤业、姜胆

• 药店商业同业公会： 包括西药、中药、药酒铺、镶牙馆

• 屠宰商业同业公会： 包括屠宰房、肉商

• 船业同业公会： 包括渡船、运输木船、囤船、渔船及渔贩

• 糖杂油盐商业同业公会： 包括糖、油、盐、日杂、鞭炮、糖果、竹糖、火柴、草纸

• 蔬果商业同业公会： 包括蔬菜、水果、花生

• 制糖工业同业公会： 包括制糖业

• 摊贩业同业公会： 包括蔬菜、水果、粮食、鸡鸭蛋、五金摊、布鞋、百货摊、面摊、荒货摊、药摊等

四、商团

白沙商团的成立，是由于当时社会匪风甚炽，白沙来往朱沱、油溪的船只常遭抢劫，商旅货物损失严重。因而各业商人纷纷要求筹建护商武装。一九三〇年（民国十九年）成立白沙商团，由商会领导。计有一个排、三个班，共有士兵三十多人，排长一人，班长三人，事务长一人。所有薪饷由受护货主缴纳护送费用内开支。每逢场期，以一班人护送商船来往附近各乡，余则在河边执勤，名为护商队。商团武装只限于保护行商，维持市场，不作他用，除商会调遣外，任何团体及个人都不能调用。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闲步白沙镇上
——调寄中吕·满庭芳
叶广度

烟笼水乡，桥头日落，野浦云荒，停船待问高粱价，客话凄凉。户外灯明酒漾，帘前瘦影横窗。长街上，黄童小唱，俯仰梦羲皇。

一、江津首创柑桔修枝、看虫工具的专业厂家——“李凿子”

（江津县人民政府柑桔办公室 彭卫明）

（一）历史悠久

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年），由福建移民来川、在合江县定居的青年贫民李国X，他的儿子李正X一次偶来江津，见民风朴实，物产富庶，盛产柑桔，便留居县之夹滩场，以打铁为生。他常到柑桔产区售卖铁器，见果农用柴刀砍枝、宰树，所砍柑桔留下长桩巨疤、树皮翻起，对树体损伤极大，便试制一种专打枝条的工具——凿子。

初制成时，凿体粗糙，式样丑陋。经多次与果农商议，改进成“平凿”，甚受欢迎。但平凿甚短，只能打近处枝条，不能及远。他又从果农以“木钩”拉枝、采果得到启示，便在“平凿”一侧加上铁钩。果农根据需要，逗上不同长度的木柄，既可打远，又可打近，还可将枝条拉回身边，打细密小枝和针刺，甚为方便。平凿、钩凿均以轻便、锋利为尚，不能宰树上残桩和大枝，于是又研制出一种凿身坚实、钢火更好的“宰凿”。用上述工具修枝，树冠疏密有致，通风透光良好，伤疤平滑，易于愈合，柑桔产量和质量均大大提高，果农甚为满意。

在试制修枝工具的同时，他见柑桔“老木虫”（天牛幼虫）和“爆皮虫”（吉丁虫）为害甚烈，使树干流胶腐烂，树木或萎靡不振，或整株死亡，果农忧之。他又同果农商量，试制一种凿体较小的“直凿”，后改进成凿口起弧形的“圆凿”。此种“圆凿”打的树洞起“梭子形”（纺锤形），洞口容易愈合。接着又制成削除“爆皮虫”的“皮凿”（别名刁凿、坦圆）。还根据农家大田用锄的形状和原理，制成一种形体较小、携带方便的“柑子锄”（别名刮刮），以及引针、铁箍、锛等园艺工具。随着柑桔修枝、看虫工具的发明创造，促进了本县及外地柑桔事业的蓬勃发展。

（二）闻名遐迩

从清康熙（约1682年）至清光绪年间（1906年前后），李正X传至第七代孙李榜朝等人时，经过两百多年的探索锤炼，其制凿工艺已达炉火纯青地步。所制凿子以式样美观、小巧玲珑、口薄锋利、轻便耐用而闻名遐迩。产品畅销巴县、合川、金堂、顺庆（南充）、叙府（宜宾）、万县、涪陵等县以及湖北、贵州、云南等省。世称“李凿子”、“四川第一家”。

“李凿子”从来就讲求信誉，坚持质量第一，绝不粗制滥造。以凿“笼箍”为圆锥体形，由大到小，大小均匀为记（仿制者“笼箍”为上小中大，俗称“母狗形”）。如有质量不符者，包掉包换，不另收钱。但为了垄断市场，独家经营，始终保持竞争优势，其制凿工艺绝对保密，非李家子孙不传，故对外不招收徒弟。一盘红炉，每天三人操作，只能生产十七、八个凿子。加上优质钢材、优质土铁和优质煤炭，致生产成本较高，每个凿子的价值相当于三斤猪肉、十斤大米。尽管如此昂贵，仍然供不应求，各地客商为买“李凿子”，长住旅店等候交货。仁沱、先锋、贾嗣以及外县的铁业匠人，鉴于柑桔修枝、看虫工具十分畅销，有利可获，纷纷仿制。因“李凿子”的制作工艺并未外传，仿制之凿貌似质异，使用不便，且常有夹灰、卷口等现象，不受果农欢迎。

（三）工艺秘诀

建国后，人民政府对“李凿子”这种特种手工艺名牌产品，采取保护、鼓励和扶持政策。1954年，成立了以“李凿子”为主体的夹滩铁业生产合作组，共九人，其中“李凿子”占四人（李占书、李乾福、李乾阳、李乾富），人称“李半桌”。为继续保持凿子质量，国家专拨优质钢材、土铁和煤炭。缺乏资金，国家又低息贷款，用以扩建厂房，增添设备。组织职工学文化、学科学，解放思想，开拓前进。终于打开了三百多年“艺不外传”的禁锢传统，开始对外招收徒弟。先后招收刘三民、郭自强、况伦、陈之立等人，并帮助总结整理出“优、炼、火、煅、磨、冷”六字工艺秘诀。

• “优”：选用优质钢材，俗称苏钢，方形，棱不明显；土钢四棱明显。

• “炼”：所用土铁系灰口生铁，用“阴火”（铁在炉下，火在炉上）冶炼成毛铁，再用“阳火”（炭火在下，毛铁在上）冶炼成熟铁。

• “火”：掌握火候，即火要均匀，不起蚂蚁脚脚（火大了，凿口角易缺落）；安钢生火，钢要到凿口两角。

• “煅”：反复煅打，使凿体式样美观、厚薄均匀、口薄锋利。

• “磨”：打磨凿口，按不同钢质蘸火（淬火），使“火”老嫩恰当。

• “冷”：冷锤煅打，最后定型。

大体工艺流程虽然如此，但短时期难以学会。为了确保“李凿子”的声誉和质量，从一九五四年进铁业组起，“李凿子”的正面钻有“2”字，因“2”字连结成一四圈，形似“圆环”，便以此为记。现红炉的掌火师傅仍为李家的第九代孙李乾阳，众徒弟为助手。该厂现名江津县夹滩铁木制造厂。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吸取现代科学技术，使制凿工艺更富于生命力。在技术革新中，改笨重的手工操作为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操作。如煅打工序，原为手工锻打，现为弹簧锤或空气锤锻打；精加工，过去为手工锉，现在为砂轮砂。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和提高了生产效率。从前每盘红炉每月只能生产凿子五百来只，现能生产两千多只，比过去手工操作时提高工效三倍左右。

说明：左一：柑子锄（刮刮）；左二：钩凿；左三：手锤；左四：平凿；左五：圆凿；左六：皮凿。

二、刚正不阿，两袖清风的廉吏——程孔嘉

（古基祥）

程孔嘉，名积善，江津县阳岩乡两河口人，生于清光绪三年丁丑岁（公元1877年）。幼年就学于伯父农初，随其至甘肃省安定、隆德、灵台县暨静宁州任所，遍读经史，怀济世之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伯父农初自灵台致仕告归，孔嘉随侍还乡。

民国初年，土匪蜂起。孔嘉被推任白沙镇都正。他公正勤廉，夙兴夜寐，竭尽全力保卫乡里安宁。时团勇挨户抽练，但求户出一丁，人不固定；且各有身家，遇敌多怯阵，战斗力不强。孔嘉经常深入团勇中，嘘寒问暖，接济贫苦；并广为讲述古人忠勇卫国保家的故事，如弦高犒师救秦、鲁童子汪锜执干戈卫国捐躯，以激励丁壮。故此士气振奋，临阵勇猛。对居民则组织牌甲，挨户置备梆锣，入夜更棚，守望相助。如遇匪警，即敲梆鸣锣，瞬息传警四方，全境戒备，严阵以待，团队乘时出击。故匪众虽多次迫近场郊，均被击溃。全县场镇多被劫，独白沙与县城安然无虞。

孔嘉一面激励士气，抗击匪众；一面清查镇内潜匪，以绝乱源。有恶霸绰号杨猫子、名甫臣者，系哥老会礼字大爷，开饭旅馆于朝天嘴，公然通匪，坐地分赃，横行一方，居民恐惧。孔嘉深入调查，掌握罪证，顺应舆情，经公开审判，处决于王爷庙坝。一时人心称快，但亦招致匪众怀恨。一次，孔嘉与都副孙芝圃赴毗罗寺点团。匪首景林谱、程文屏意欲为杨猫子报仇，埋伏匪徒多人于古家堡丛林中。此地扼毗罗返永兴必经之路。匪徒探知二人点团后回永兴，孔嘉座轿在前，芝圃轿在后。殊中途孔嘉轿夫草鞋鼻索断，停轿换鞋，让芝圃轿前行。至古家堡林间，乱枪齐发，芝圃不幸牺牲。孔嘉在后闻枪声，弃轿逃避，幸免于难。

白沙因孔嘉整军经武，积极防治，匪势大减。县府亦饬令各乡效法白沙，并大力清乡，一时闾里安宁，士民感戴。孔嘉因怀远志，不甘久居乡里；又闻匪徒行刺报复之心未死，防不胜防。乃去北京就读国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曾任张家口、西洋河、居庸关等处税捐局长，京东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第十六路查帐委员，皆勤勤恳恳，廉洁奉公，有直声。

回川后，历任丰都县县长、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重庆各税收总稽查处处长、涪陵禁烟查缉处处长、合川税捐局局长等职。他整肃纲纪，大事兴革，严明赏罚，言出法随，以耿介无私，不畏强暴。例如，任各税收总稽查处长时，曾查获某师旅长拒不纳税、贩运走私事件若干起；在任涪陵禁烟查缉处长时，缉获某师长制造吗啡，运销上海。孔嘉均不畏强梁要挟，将走私货物和大量毒品送交督办公署处理，使一般仗恃势力、横行霸道的军官畏而敛迹，不敢肆行无忌。因此，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督办刘湘倚重之。

时甘某任督署财务处处长兼重庆税捐总局局长，私自形成财务体系，邀请孔嘉参加其集团，以便伙同控制财政。孔嘉谢云：“君子群而不党”，坚不入伙。甘某以此视孔嘉为眼中钉，遇事从中掣肘，意欲使孔嘉无所作为。刘湘任四川省主席，调孔嘉任省府视察。对南部、青神、乐山等县长贪污案，孔嘉严拒贿赂，反复详细调查，彻底揭露彼等贪赃枉法事实，人以“刚正”称之。

王缵绪继任四川省主席，曾以川北区税务处长或行政督察专员职位相邀请。孔嘉以政治形势愈益复杂，难于应付。即使独当一面，亦不容自作主张，必至违背民情，有愧良知。乃以年老昏聩为词，婉言辞谢。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辞视察职回乡。自贡盐商、江津人刘瀛洲邀聘其为所经营的盐场监督。

建国初，孔嘉移住于重庆刁泰乾家。孔嘉担任各处局职，主持税务及稽查工作，均能廉洁自持，以身作则，敦诫职佐贪污。1934年，苏维埃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假道川黔，红军徐向前部进入通、南、巴，人心不大稳定。孔嘉时任合川税捐局长，一次召集属员讲话云：“我辈均属聚敛之臣，负罪于人民。说不定税局所中，即有共产党人存在。如果他们起来造反，我们不必抵抗。我辈罪责如何，听其发落。”可见他关心民瘼、顺应革命的心志。

孔嘉生平廉洁自励，两袖清风，未置产业。虽薪俸有限，但仍慷慨助人，奖掖后学。外侄刁泰乾留学法国，全仗其资助；泰乾侄儿女七、八人在渝、沪上学，全由孔嘉负责全部或大部费用。南川丁秀君就读北师大，县人涂未诚升入四川大学，肖林早年在重庆求精中学肄业，均由孔嘉资助部分学杂费。计由孔嘉资助上学者前后达二十余人。他热心教育，支持办学，对聚奎学校赞助尤力。如聚奎举办中学，亟希外界赞助，即由孔嘉尽力说项，年拨盐载过道捐四千八百元，始得如愿实现。其他如建桥筑路、济灾救贫等公益事业，恒热情捐助，从无吝啬。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九月，白沙大火，全镇五分之四约数千家房舍化为灰烬。孔嘉时任合川税捐局长，闻讯悲痛异常，立即出面向局内外人士募捐救济，自己首捐巨款以倡。对江津在县外人士踊跃输解桑梓困难，起鼓舞作用。

孔嘉言行端庄，对人谦和，礼贤下士，有儒者风。中年丧偶，未再续弦。在官场中，不嫖不赌，生活俭朴，无不良嗜好。擅长诗词，工于韵律，时与知友相酬唱，惜诗作多散失无存。善楷书，一生写字，不管忙闲，不论对上对下，一律恭楷，不作行草。有人请书屏联，多录格言相勉。平素对人无戏谑，对诸子侄及后生，经常以发愤上进、勤慎工作、救国爱民、益助社会相勖勉。青少年一经与之接谈，无不感奋。多年以来，县中新老派对立，相持不下。孔嘉不偏不倚，秉公调停，劝说双方息争，着眼人民利益。孔嘉态度恳切，识者多所憬悟。

孔嘉于1959年病逝于重庆刁泰乾家，终年八十二岁。

三、何策襄事略

（李恩琪）

今年是何策襄先生诞辰100周年，我县有关方面曾撰写文章，以示追忆。先生生平，犹称道不已。先生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昔年宦游在外，著有治声；后回乡从事工商经济工作，贡献尤多。为述其行状，使传久远，爰采访知情人并搜集零星资料，缀成此文，其中难免有失实之处，竭忱欢迎读者补充订正。

（一）初露头角

何策襄先生之父名何立生，母何周氏。同治、光绪年间，在江津县城四牌坊开设中药铺，铺因人而名，号“立生堂”（今四牌坊城关医院门诊部）。1888年（光绪十四年），策襄先生降生于立生堂宅，排行第三。时值鸦片战争后国家多事之秋，父爱其聪颖，思培养成才，乃专诚赴泸州聘请前清秀才吴光翰为启蒙教习，循当时世风，习科举业，均有成焉。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七岁时，赴重庆就试，一举而中秀才，遂为时人所称许。

1909年，辛亥革命前夕，国家初办新学。他说服父母，负笈入成都矿业员养成所学习。1911年2月，又转入重庆川东法政学堂攻读，1914年卒业返乡。因父母年老多病，故在乡继承父业，于1915年协助经营立生堂业务。有暇则自修中医脉理，尤重中药药物之学，搜集方剂整理。据家人回忆，他整理秘方有五大厚册，计约千余方。后来策襄先生公务之暇，常为人免费诊治，多奏奇效，病者感之。惜所整理之药方，于“文革”中散失。

（二）进入军政界

策襄先生婚配夏氏，经夏氏祠族介绍，1920年到川军廿四军夏仲实师军需处当书记（类似文牍）。他勤奋工作，任劳任怨，深得夏之信赖，升任为军需处长。1922年，随夏师部转驻眉山，以军需处长兼任眉山县县长。1924年，夏部驻江油县，1926年驻内江县，策襄先生均以军需处长兼任各该县县长。

策襄先生在军政界工作期间，为政清廉，多有口碑流传：1923年任眉山县长时，正值川内军阀各自划地封疆，扩充地盘，拉丁派款，民甚苦之。策襄先生折衷调和于上下矛盾之间，力求轻征少派，以苏民困。在内江任县长时，从政经验已较成熟，惩治了当地劣迹昭著的一些豪强。1928年，椑木镇一带干旱，广大农村收不还种，一史姓大米商乘机高抬米价。他知情后，亲到米店严词呵责，促其立即降价出售，镇上其他粮店亦因此闻风降价，居民及入市农民知之，奔走相告。1929年夏，椑木镇郊一刘姓大恶霸，利用高利贷鱼肉乡人，强奸一贷户妻女，受害之家，告诉无门。策襄先生闻之，大为震怒，立予拘捕投狱，乡人感之。由于先生施政惠民，内江士庶在椑木镇郊一石壁上为之镌刻德政碑。

策襄先生历任眉山、江油、内江等县县长，对当时军阀混战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自无振拔之术，遂于1933年初申请离职返回江津，经营盐业。

（三）主持商会，支援抗战

1933年，策襄先生以盐业运销商的身份参加江津县商会工作，被选为商会常务委员；1938年1月，商会换届，当选为主席，直至1945年（主席一职，1944年5月后改称理事长）。他在商会工作期间，对抗日救国和发展工商业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1938年1月，策襄先生当选为商会主席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他在商会提出了支援抗日救亡的号召，掀起了江津工商界的抗日热潮：

1. 1938年3月17日，亲自组建了江津肃清仇货（日货）委员会，将各商店仓库日货进行登记造册，并限三个月内出售；隐匿不报者，进行没收。凡日货严禁盈利，已销售盈利者全部用作支援前方的“抗敌捐”。计当时在江津县内有日货700余种，通过清理，一律禁止再引进、销售，形成县境内抵制日货高潮，有效地配合了全国抵制日货运动。不仅教育了商界人士职工，也鼓舞了全县人民抗日救国的斗争意志。

2. 1938年1月，继抵制日货后，商会又发动了劝募支前款，江津工商界共捐献了滑翔机款、寒衣款、伤兵布鞋款等银元四万元。

3. 1939年，抗日战争局势紧张，商会对工商业户作出规定：资本一万元以上的，绅户收租百石以上的，捐其所得的百分之五；其下者，根据情况不同自由捐赠，但必须有所贡献。以后历年依此不变。

策襄先生在商会负责期间，正是举国艰苦抗战时期。据何先生的家属回忆，他在劝募捐款时常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商人何以为业？诸君当识大体，前方健儿流血，吾辈于后方自当踊跃捐输，共赴国难。”（先生尾语多加“的话”二字）。

（四）致力地方建设

先生在主持商会期间，除积极支援抗战外，并致力推动江津工商事业的发展。

一是成立护商队，保护工商运销。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江津被服厂中有少数人在江津城区肇事，殴打工商小贩，抢夺货物；入夜则于小巷拦截强奸民女。策襄先生闻之，遂亲自深入调查，并以县商会名义报军委会、行政院、军政部、四川省府，惩办了这些歹徒。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江津盗匪猖獗，江津商界各业纷纷请求成立护商团。策襄先生亲自主持了临时会员代表大会，研究了有关事宜，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2月1日正式组建了具有六十条枪的护商武装，分为二队，他自兼任大队长，有效地保护了各种货物运输的安全和维持县城的商业秩序。

二是控制食盐，稳定盐价。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盐源告缺，策襄先生在商会提出了“系统组织，限制售卖”的办法。在县城设立总店，区乡设支店，实行按人定量的供给方式，使全县人民的盐荒问题得到了解决。稍后，策襄先生即在当时运销贵州食盐的仁、綦、涪、永四岸的綦岸中担任綦二店总经理，协调綦岸内部各盐号间的各种关系，保证贵州遵义等地区的食盐供应，对支援贵州人民的生活必需品起了很大作用。

1945年，日本投降后，江津竞选“国大代表”时，策襄先生代表老派和新派的周开庆竞选。他虽拥有群众基础，但为避免无谓的地方派系之争，因而自动放弃竞选，识者更钦佩其姿态之高。同年，江津全县投票改选参议员，策襄先生以多数票进入参议会，并被选为江津县参议会议长。在这段期间，他一直反对旧势力，并致力于江津地方建设。如扩建津柏公路，倡议修建江津戏院，个人还投资四万元建江津大明电厂、白沙电厂和众煤矿。1948至1949年，还在重庆华康、亚西、工矿、谦泰裕、四川商业等银行任董事。又如他在参议会力排众议，将以前驻军拖欠很久的160余万元全部追回，拨归油糖、粮食、面粉、薪炭等行业公会，以恢复这些行业的元气。

（五）江津工商界的领导骨干

新中国成立后，策襄先生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和政策的熏陶下，加强自我思想改造，积极工作，对党和人民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1950年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发行公债，规定推销对象为：“大中小城市的工商业者，城乡殷实富户和富有的退职文武官吏”。3月，江津成立公债劝募委员会，策襄先生担任了委员会副主任。为说服群众，他经常早起晚睡，奔走商户家门，说服动员，召集会议，进行思想发动工作，从而胜利地完成了公债发行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

1951年6月，在江津县委、县府的直接关怀下，江津县成立工商业联合筹备委员会，策襄先生出任主任委员，肩负起全县十六个区镇、19851户工商业户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他坚决贯彻落实了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使刚解放时工商界出现的思想不安状态得以平静下来，扭转了工商经济停滞的局面，促进了江津县内工商生产的产购销平衡，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安定。

1954年3月，县工商联正式成立，县内国营企业、合作社、公私合营企业、私营企业等代表232人，一致选举何策襄先生为江津县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任主任委员。策襄先生以65岁的高龄奔走于全县各区乡，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县内各地工商户自觉拥护和支持人民政府的工作，并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据工商联老同志回忆，在油溪广场数千人的群众大会上他讲道：“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这些伟大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工商界同人要自觉地、不打折扣地站到行列里去……”策襄先生主持工商联工作期间，在发展各区工商分会、组织工商业者学习、改造思想、教育工商业者遵守政府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体经济计划下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显著贡献。

在这段时期内，策襄先生还不辞辛劳，参加了多方面的工作和活动：1950—1955年担任了江津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50—1952年担任了川东行署委员会委员；1951—1952年任江津县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1952年担任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江津县政协副主席、四川省工商联常委。

（六）创建民建江津支部

解放以后，通过不断的理论学习和革命实践，江津广大经济界人士都有着迫切的要求，希望在江津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基层组织。早在1953年，重庆召开西南物资交流大会时，工商界代表杨卿云即书面建议民建西南区办事处将民建组织扩展到江津。1956年，策襄先生在参加省政协会议时，又与民建四川省工委胡子昂主任面商，要求在江津发展民建组织。

为了更好地促进江津经济发展，民建省工委派赵景生秘书长来江津，对何策襄先生进行培养教育。1956年5月30日，策襄先生由胡子昂（今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高鍵文（现系江津县政协副主席，民建、工商联两会负责人）二同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江津首批民建会员之一。此后，通过何、高二人努力开拓，不断培养吸收新会员，9月在江津建立了第一个民建支部委员会，策襄先生出任主任委员，潘正文、高鍵文同志为副主任委员。

策襄先生自1956年加入民建会后至1961年逝世，一直身兼江津民建、工商联两会主任的重任。虽古稀之年，然以报国心切，仍勤奋不懈地工作，为提高工商界人士的政治思想水平，搞活物资产销，作出了贡献。这期间，他按照党的“一化三改造”的方针，具体协助党完成江津县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在执行“赎买”政策和推行“定息”办法中，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将全县10683户工商业人员组织起来，参加到手工业联社；公私合营中，推荐了私方人员担任厂长、副厂长、车间主任、会计等管理人员348人；顺利完成了江津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61年12月21日，何先生因积劳病逝于江津寓所，时年73岁。

1988年12月

四、驴溪夕照

（叶广度）

碧柳边，朱桃下，山环白雾，水映红霞。孤亭杜宇声，曲径葡萄架。树影波光明如画，打鱼儿放棹艮沙。桥头落日，村前吠犬，竹里人家。

五、钟惦棐（1919—1987年）

（龚灿仙）

钟惦棐，原名钟永发，重庆市江津县几江镇人。中国共产党员，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当代著名文艺评论家、电影美学理论家。

惦棐幼年家住镇西贫民窟天心凼。父亲操银匠业，收入微薄，靠母亲纺织及为人洗衣贴补家用。1933年秋，惦棐考入江津中学，半年后即因缴不起学杂书籍费停学。但他的求知欲非常迫切，随时向同学杨子波、蹇俊德借阅报刊，或在县图书馆研读古今中外的书籍。他曾回忆说：“午后从图书馆出来，肚子饿了，经过卖豆腐脑的小摊，闻到一股酸醋和葱花的香味，馋涎欲滴，可腰包里却掏不出四文铜钱。”

1937年3月，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重庆救国会，开始从事革命工作。同年11月，经党组织介绍，与杨子波、蹇俊德同赴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后转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过鲁迅艺术学院普通班班主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教员、晋察冀边区文联驻会理事、冀中新华书店编辑部主任等工作。全国解放后，任文化部艺术局办公室副主任，中宣部文艺处和电影处干部，新闻电影制片厂第二总编辑，《文艺报》编委兼艺术部主任。

1957年，因在《文艺报》发表了《电影的锣鼓》一文，竟被划为右派，遭到无情的批判、斗争，下放到柏各庄农场监督劳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但他从不灰心丧志，仍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研究文艺理论和电影美学。这时惦棐一家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妻子张子芳肩负着七口人的衣食重担，在无办法时只得忍痛卖书。她每选出一批书，就叫次子阿城去卖。阿城很难割爱，便躲在寝室里赶读。几天后把钱交给母亲，母亲只是苦苦一笑。

粉碎江青和林彪反党集团后，祖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1979年，钟惦棐恢复了工作，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他的工作是主持电影评论学会，主编《电影美学》，培养研究生。整天忙碌，写作只好移到晚间，有时竟通宵达旦。张子芳劝他休息，他回答说：“不！我要把失去的二十年时间抢回来！”他有一颗炽烈而善良的心。为着祖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电影质量的提高，经常往返于上海、广西、云南、四川各地，成为广大电影艺术工作者的知心和诤友。许多影评新秀出席国家的授奖大会，称赞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总谦逊地说：“这算个什么精神，一星独明，不如众星灿烂嘛！”

1985年5月，全国首届青年影评征文评奖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他是评委会的主任委员。当时正患肝硬化住在中日友好医院，竟瞒着医生跑出来参加大会。有人责备他不好好休息，他笑答道：“活着干，死了算，管他呢！”他还有一根挺劲的脊梁骨，经常对学生和子女们说：“没有脊梁骨的事是做不得的”，“要九分做人，一分做文。”

阿城第一篇小說《棋王》打响了，接着《树王》、《孩子王》又引起国内外的重视。惦棐告诉儿子说：“你只算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半点也骄傲不得。今后要贡献得多，索取得少，要知道你是穷人家出身的孩子啊！”有一次，某杂志邀阿城赴蜀中风景胜地九寨沟旅游，父亲阻拦道：“你不能一入作家之林，就去享受耗资数千元的游乐。虽人间仙景，内心能无愧怍吗？”有人劝阿城把《孩子王》改写成电影剧本，谓可得几千元稿费。阿城遵循父亲平日的教导，委婉地对来人说：“我改写不好自己的作品，你们去挣这份稿费吧。”尽管阿城由日本邀去交流写作经验，再应邀去美国，但他仍是一个待业青年。老一辈很多身居要职，而父子却从不向任何人请求给予照顾和安排。

惦棐出版了《陆沉集》、《起搏书》、《电影策》（正印刷中）三部著作，共百余万字。为文笔锋常带感情，深切处使人增加前进的信心和力量。他为筹备新时期十年电影创作学术讨论会付出极大的精力。在新中国文艺和电影发展史上，他是一位享有崇高声誉的带头人。

长期的身心摧残和恢复工作后的辛勤劳累，使惦棐患了肝硬化和肾癌。1987年3月20日，逝世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4月4日，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告别室举行，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达五百余人。各大报刊作了报导，还陆续登载了悼念文章。故乡江津县志编委会、电影发行公司和各单位联合编印了《钟惦棐纪念集》，以示对这位优秀共产党员的哀思和崇敬。

1988年6月10日

六、对江津文干校的回顾

（廖德富 口述 廖掀 整理）

新中国成立之初，干部普遍奇缺，尤其像江津这类新解放地区，各项工作都亟待开展，组织工作一时又跟不上去。一方面需人孔急；而另一方面，社会上又闲散着一大批旧中国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如何把这批人组织起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任务便落到当时负责统战工作的专署文教科的头上。

1951年春，土改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专署文教科以培训文教专业干部的名义，从社会上招收了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短期培训以充实土改工作队伍；另一方面也同时负起了对那些闲散在社会上的、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旧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的任务。这个培训干部的学校全称是“江津专区文教干部学校”，简称“江津文干校”。

学校第一期于1951年春先在壁山招生（因当时专署设在壁山），后在江津开学，学制一年，于1952年春结业。接着第二期招生，学制改为半年，于当年秋季结业。前后将近两年，仅办了两期。校址是接收原“旅宜四川中学”及“支那内学院”两校校舍（即现“几江中学”和制革厂一段地面）。学校校长由原江津专员公署专员韩明兼任，副校长由原专署文教科长危石顽兼任。我由原川东区青木关中学教导主任调来任教导主任，副主任何振声是原壁山中学教导主任。教员中有原在綦江师范任教的罗令娴，负责总务的是曾与朱德同志一起留学德国的黄静涵等。

第一期招收学员百余人，是来自地区所辖各县内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中、青年，侧重培训土改工作干部；第二期培训任务有所改变，是为改革旧教学制度，从各县抽调的专职文教干部及中心校教导主任，或实行“五分制”实验班的班主任，主要是培训推行“苏式教学模式”的专业文教干部。

学校教学重在政治理论学习，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第一期的主要教材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学员学习一段时间后，即分配到地区各土改工作队参加土改工作；第二期主要学习苏联的教学经验，强调课堂教学的“五大环节”和推行“五分制”的理论依据。教学的主要形式是大会报告，然后分班组讨论。学校学习当年延安抗大及当时西南革大的办学作风，提倡“大公无私，集体行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全校师生关系融洽，团结和睦，学员勤奋学习，积极上进。生活上也实行大集体主义，除伙食是供给制外，医药费也由伙食节余支付。学校没搞什么开学、结业典礼，也没有搞现在流行的摄影留念及同学录。这些，在现在看来似乎失之过左，但在办学两年中，确无吵骂、斗殴、谈恋爱等现象发生。

作为今天的回顾，在解放初期，革命的洪流冲击着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头脑，他们愿意背叛或已经背叛了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愿意走革命的道路。在整个土改运动中，大都表现积极。但在当时急风骤雨的运动中，对部分行动迟缓或有些温情主义的旧知识分子，都被认为是站不稳立场而被错划株连，甚至采取过左行动，造成当时社会上有些知识分子紧张自危的心情，这给以后的统战工作带来了不良影响。而江津文干校在这一关键时刻，给学员们创造了与旧家庭划清界限的环境条件，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之后又大胆使用，保护和挽救了一大批同志，将土改工作所带来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可以说，党在解放初期的统战政策，在这个学校里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在校内，除兼职的正副校长外，全校教职员工和学员（指第一期）都是非党群众。他们中有民主党派成员，有的曾是留德、留法的学生，多数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学校领导对教职工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几乎一切具体问题都由他们全权处理；对学员则除了从政治上关心帮助外，生活上也尽量细心照料。地委书记张庆霖常到学校了解培训情况，作形势报告；专员韩明亲自领导、负责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危石顽同志更是以身作则，长期带病坚持工作，关心学校的教学和生活。许多师生都深受鼓舞，因而积极上进，走上革命的道路。当年教职员中，任教导副主任的何振声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去世前曾任江津师范校校长；教员罗令娴现任江津县人大副主任，不久前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总务主任黄静涵后调四川省文史馆员；我系民盟成员，被推为县政协副主席。学员中很多人通过土改工作的培养锻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培养为各级领导干部：仅江津一县就有现任重庆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的金地富、江津中学教导主任韩志强、原江津二中党支部书记胡长鑫、原江津三中副校长陈永富等；而分配到其他各县、担任过县、团级以上职务的亦不在少数，可以说成绩显著。

转瞬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最小的学员当已年近花甲，而健在的教职员工则已年逾古稀。对这所仅办两期的学校，一般群众早已淡忘，而当时在这所学校工作和学习过的人们心中，却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七、渡头

（叶广度）

胡同沿溪接，石门一脉通。沙鸥浮水外，翠霭漾山中。客舍回前浦，征帆入远空。还将江上月，留待老渔翁。

八、独具一格的江津简易乡村师范学校

（朱泽芗）

江津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是与四川平教会同时诞生的。1933年，吴太仁由晏阳初在河北成立的中华平教会定县实验区回到四川，发起成立四川平教会，得到江津县长高显鉴的支持，并通过县行政讨论会决议开办江津实验区，同时开办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同年8月1日，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正式成立，吴太仁任干事长。8月初，乡村师范学校分别在白沙、江津两地招生，9月1日开学，吴太仁兼任校长。

开始时，实验区和乡师校的地址都设在白沙镇场头的东岳庙内。进庙门的戏台下面改为两间教室，两旁看戏的厢楼和戏台是学生的寝室，厢楼下面是老师的宿舍。1934年下期，迁移至白沙驴溪半岛上兴建的将要完工的校舍内，乡师和实验区才有一个幽美的教学环境。

我是1934年进入江津乡村师范校读书的，四年毕业后留在学校和江津实验区工作。对学校风貌及教学目的、目标、方法，都感到独具一格，深深印入脑海，历久难忘。

那时国内从事乡村教育运动的，除了晏阳初创办的河北定县实验区，著名的还有梁漱溟在山东创办的邹平实验区。他认为“乡村教育运动是中华民族自觉自救的文化运动”，在邹平办乡学、村学，乡村自治等，有一整套乡村建设理论和实施方案。另有陶行知在南京北郊晓庄师范创办乡村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运动，后来又创办“山海工学团”，提出“小先生制”。他原名陶知行，后改名陶行知，讲：“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工学团”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

江津乡村师范开办时的教师，除本地人外，还有上述三个方面的人。以定县来的较多，邹平来的有二人（喻林炎、杨厉坚），晓庄来的有一人（曹伟如）。这三方面的教育思想在早期的乡师校都有所反映，有人说它是“三派合流”，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因江津实验区以定县为模式，平教同志歌是乡师校师生在周会上必唱的歌，定县对乡师校的关系和影响也就较深些。国文教师杨厉坚虽然在课堂上讲述了不少梁漱溟的著作和理论，梁漱溟1935年上期也在乡师校讲演过“乡村建设”，但同学们理解不深，兴趣不大，邹平对乡师校的影响比较起来较微。晓庄的“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与定县的“导生制”、“传习用合一”基本原则是一致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通俗易懂，他主办的《生活教育》、《山海工学团》等刊物，在同学中也起了一定影响。

江津乡师校开办时提出的办学宗旨及实施方针是：“以严格之身心训练，养成乡村小学教育健全师资，以期改进乡村社会为宗旨。”明确地提出以改进乡村社会为目的，培养健全的乡村教师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与一般师范学校单纯地为培养师资而培养师资有所不同。对学生的训练目标是：“首要陶熔高尚人格，锻炼强健体魄，造就专业知识，养成勤劳习惯，训练规律生活，培养服务精神，启发创造能力，开发政治兴趣。”并向学生提出要有“科学的头脑，农夫的身手，慈母的态度，战士的精神”的具体奋斗目标。这是从晓庄提出要培养有“科学的头脑，农夫的身手，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和定县提出的乡村工作者要有“劳动者的体力，专门家的知能，教育者的态度，科学家的头脑，创造者的气魄，宗教家的精神”中演变出来的，也是一般的师范学校提不出来的。

制定了“办学的八项原则”：

1. 教学方法注重实际活动，提倡教、学、做，由做中施教，做中学习。

2. 自学，向学习、修养各方面下功夫。

3. 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认识社会，深入民间工作。

4. 师生共同生活。

5. 管教合一。

6. 严格管理，养成团体纪律生活。

7. 日常生活厉行刻苦，期能适应乡村环境。

8. 教授考试力求认真。

课程设置有基础课与专业课。教学的方法：讲授、实习、参观与日常服务。学校开办时提出的办学原则和方法基本上照着实行的。实现这些的基本条件，是乡师校拥有一批具有专门知识、教学经验丰富和富有献身精神的、素质好、数量多的教师。如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由燕京、清华、南开大学、协和医大与平教会组成）的教授、研究生多人也来学校讲学。

对实验区来说，乡师校是它训练乡村建设人才的场所，培养乡师教员的摇篮；对乡师校来说，实验区是它的广阔的社会实验室，活生生的大课堂。我们不仅能从课堂和图书馆获得丰富的书本知识，还能从实验区获得许多课堂上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到农场实习，操作泥水选种，温汤浸种；配制石硫合剂，波尔多液；搞约克夏猪和本地猪杂交繁殖。从实践中学习先进的栽培技术，防治病虫，繁殖良种。我们同老师一道爬山涉水，走遍三区（白沙解放前为第三区署）169个保，进行农户调查访问，采集民间传说、儿歌、谚语。我们冒着严寒酷暑，挑着巡回书库到茶馆、学校、私塾、市场，把知识送到民间。我们学会编写《平民壁报》（场报）、常识提示，赶场天在街头作巡回通俗讲演。我们参加办平民学校，办导生传习处，自己当导生和训练导生，开展导生传习活动。我们到实验小学、幼儿园实习教学。我们组织剧团、宣传队搞抗日救亡活动。

江津乡师校和当时的一般师范学校相比，跳出了旧教育的传统圈子，独具一格，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教学方法从教学与实践相脱节的注入式、填鸭式，转变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启发式、辅导式；教学内容从“读死书，死读书”，转变为“读活书，活读书”；教学过程从教育是生活的准备，转变为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教育；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且更是生活的辅导者；教育的成果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气的“教书匠”，而是生龙活虎、有技能有头脑的乡村建设人才。

我离开母校四十七年了，回忆起母校师生们的生活、学习，精神面貌是多么丰富多彩，感到十分亲切，令人神往眷念！

九、江津县城关民中始末

（刘遐新）

我曾在城关镇人民政府做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行政工作，对城关民中的情况，略有所知。在当前提倡社会办学的呼声中，很自然地唤起了我的回忆。这里，我想对民中的发展经过谈一谈，以供参考。

1957年，江津县城关镇有高小毕业生一千一百三十四名参加中学考试。根据国家计划，按现有学校的承受能力（校舍、教师、经费等）招生，录取了一百七十六名，尚余七百五十八名面临着失学之虞。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经镇人民委员会研究决定，采取“两条腿走路”办学原则，由江津师范校毕业生张国祥、廖祖宁、黄正林等人自愿要求分配去民办学校，及社会上办学积极分子熊国金、李武荣等人组成一个学校的领导班子。后又由江津中学派出林凤栖、古基祥等同志来支持教学工作，又吸收了社会知识分子唐秀珩充任教员，这样就组成了当时城关民中的一支教职员工队伍。初在布市街民办校内附设两个初中班，按公办中学招生条件和试题招收新生一百一十人。

1958年大跃进时期，城关镇民办初级中学发展到十四个班，校址在吊井坎，正式命名为“布市街民办初级中学校”，与原布市街民校分开。民校的小学部与西郊民办小学合并。1959年2月，江津县机械厂职业中学与布市街民办中学合并。1961年，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民中暂时停办，校址被城关玩具厂占用。1962年，民中复校，校址设在工人俱乐部，名曰“江津县城关民办初级中学校”。1963年，江津城关民办初级中学增设高中二班。1964年，城关镇委决定扩大民中，将校址迁至石狮子街（今县文化局、教育局地址），全校共有十一个班，学生六百四十余人。

1965年，江津专区蔡家双河劳教农场撤销，经县委决定，利用农场基地，将城关民中迁去，把城镇学校办到农村去，面向农业，为农业生产服务。当年4月中旬，动员初中三年级两个班、高中一个班，学生一百五十人，教师十四人上山，建立了“江津县城关民中屏山分校”，实行半工半读，开辟茶场一百余亩。1966年7月，城关民中与城关职中合并，名曰“江津县城关民办中学校”。当年秋季，全校共有初、高中三十六个班，学生二千一百多人，教职员工七十多人。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更名为“江津县城关红旗战校”。但不久，屏山分校学生“停课闹革命”进城，本部学生也以进行“革命串联”而外出，学校被迫停课。再加上学校经费无来源，城关镇革命委员会动用原“城关人民公社”款两万元，作为教师的工资，但仍不足以维持教职员工的生活。在1970年6月，经镇革命委员会决定，撤销城关民中，将全校教职员工分别安排在公办校代课、县属工厂当业余教师或镇属集体单位当职工，以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至此，民中结束。

城关民办中学先后十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解决了两千多名学生入学，对加强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培养一代新人，做出了一定成绩。这主要是依靠党和政府，采取了民办、公助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群策群力，才取得成功的。城关民中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它所培育出来的学生现正战斗在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十、和甫山居怀人次韵

想到津沙日，无忘风雨年。挑灯话宿业，煮酒谈逃禅。白眼看尘世，丹心照碧天。热肠还古道，叔季几人贤。

十一、解放前后我在江津白沙搞话剧活动的回忆

（江恕含）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严重关头下，江津简师校于1936年组织师生作抗日宣传时，由朱泽芗找剧本，师三班男生参加演出队，先后在白沙镇上、三口垭等地赶场期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等独幕话剧。参加演出的有朱泽芗、陈才学、王达海、张增楞、李正清、傅祖宾、朱万钧和我。

1937年，我根据文明戏《黄金与爱情》自编的同名剧在简师校的大操场演出，女演员由张增楞、朱万钧、傅祖宾等担任。后简师校成立农村剧团，由我负责，多次到三口乡（平教会实验乡）宣传演出。

1941年7月底，由我带领的四川省第三区师资训练班戏剧研究会组织的宣传队，同曹逐非、曾泽恩及学生三十二人，省建舞台装置，在江津县民教馆的协助下，到县城演出了宋之的四幕大型话剧《刑》和几个抗日独幕话剧。后又到先锋、贾嗣等乡场演出，最后在白沙演出后解散，历时十三天。这一年的5月间，《江津日报》登载了曹逐非编写的独幕话剧《赵先生》和几篇剧评，6月刊登了我编写的独幕哑剧《三个小朋友》。

1942年，江津民教馆馆长刁之鲜与刘沧浪（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李天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等在江津组织“民众剧社”。刘、李带来的都是国立剧专的同学，其中有吴籁静（江津人，现在昆明电影制片厂当导演）。演出的是什么剧，我不知道（因不在江津）。1944年我路过江津，在通泰门街上看到“江津民众剧场”的黄色铺面和招牌，才知道该剧社在县城活动的内容（编者按：江津“民众剧社”的始末可参看《江津文史资料》第六辑111页），何时关闭，我都不了解。

1943年10月间，我在白沙平教会实验小学教书，陈石夫在该校负责，曾把我在专署师训班戏剧研究会编印发行的拙著《儿童军》（三幕儿童话剧）翻印，并在实验小学排导演出。同年7月，四川平教会实验干事长吴太仁想在白沙开展戏剧教育活动，建立平民教育剧场，曾派我去壁山与教育部川康社会教育工作队联系，由该队第一支队（专搞戏剧）来白沙演出四幕话剧《朱门怨》，募集筹办剧场基金。该队由队长杜皋翰（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研究辅导员曹逐非带队，在白沙共演出了三场。因一些大户豪绅不愿资助，结果未筹得足够的资金，故未成功。与此同时，原中大教授、当时任国立编译馆编译的潘羽泽（现贵州大学教授）和夫人杨枫（原剧专教授，当时在国立女师学院）也准备在白沙筹建剧场。他们吸取在小城镇筹募基金困难的教训，决定自筹资金，在马项垭外干堰塘办纺织厂，以厂养剧场。由我介绍王泽三负责经营，刁孟愚任会计，但后因材料来源困难，物价飞涨而失败。这一年的年底，我离开白沙去教育部川康社会教育研究所任研究辅导员。

1948年，吴汉骥在白沙溜马岗创办白屋文学院，有法纯等参加教学工作。1950年，该校在白沙女中演出了歌剧《刘胡兰》等。1951年1月，陈石夫在江津师范当校长，组织我和杜少民、李彦聪、刘珍年等老师及孙开渝、吴贵克等三十多个同学，排练了《白毛女》、《赤叶河》、《王秀鸾》等大歌剧，在师范校礼堂演出，后又到稿子坝、石蟆、王场、合江三城、永兴乡、塘河乡、永川、松溉、江津县城等地演出。

1986年1月10日

十二、家乡划龙船

（何贵华）

幼学故事琼林《忠臣篇》有云：“龙舟竞渡，吊屈原之溺水”。根据传说，在战国时代，有位楚国政治家也是大诗人叫“屈原”。他一片忠心，忧愤国事，力主反秦，为了使当时醉生梦死的君臣们觉醒，就在五月五日那天投汨罗江（今湖南境内）悲壮殉国。以后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位爱国诗人的追思，都要在每年五月五日举行龙舟竞渡，一面还包了粽子丢入江中，希望这位忠臣不要挨饿了肚子。而龙舟竞渡起源的说法是：当时楚国部分住在汨罗江边的人，听到消息说屈原投江了，大家震惊之余，众乡人急忙各自登舟，拼命划船前往投江地点去拯救，当然看谁划得快先到把这位忠臣救起来；又一面在船上打锣打鼓以驱散鱼群，怕鱼儿咬了屈原的身体。这故事演变成为今天的龙舟竞渡，听起来相当有道理。

龙舟，俗话说就是划龙船。我们家乡江津各大水码头都是有龙船的，如城厢、中渡街、龙门滩、油溪、中白沙等处，每年端阳节一定划龙船。据我所知，江津城厢的龙船是分别属于做生意的各帮：如黄龙属米帮，白龙属盐帮，青龙属煤炭帮，太平龙属油糖帮，镇江龙属船帮。因为各个帮口财力都很雄厚，经费开支绝无问题，所以办起事来十分有劲，对于输赢看得很重，竞争起来有如拼命，故划龙船热闹非常。

我们龙门滩上面的油溪镇，地势像一条卧在地上的牛，伸出长江的三个半岛好似牛的三条腿，大家叫它上嘴、中嘴、下嘴。相传杨公点其为“卧牛穴”，且有诗云：“三杆两出头，日月照溪牛，有人葬此地，代代出王侯。”但谁都没有这个福气，原因是据说此穴后来修了禹王庙镇压，把风水破坏了。既然油溪镇分上中下三嘴，做生意的各行业分布稍有不同：比如上嘴油盐帮居多，下嘴以米帮云集，中嘴则为住家杂处，亦不属于那一帮口，所以划龙船出银两就没有上下嘴做生意的那么慷慨了。油溪镇既然分三个嘴，龙船就有三条，由各个嘴分别主事。每年划龙船的结果，传说是上嘴赢了，油盐便会便宜；如果下嘴赢了，米价就会便宜。只因中嘴什么也没有，故输赢都是空的。因而油溪人便编成一首歌谣说：“上管油盐下管米，中嘴赢了空欢喜。”所以上下嘴对输赢看得非常之重，办事的热闹与竞争之烈不下于城厢。凭良心说，真正赢了是不是确实会便宜，那只有天晓得了。

我们龙门滩的龙船是按街来分的，就是老街黄龙和新街青龙两条。虽然还有一条龙华街，因开辟官山新起不久，故没有龙船。黄龙、青龙由两条街商家出钱办理。龙船平时摆在离河岸约二十丈的官山旁“告花园”边。每年约在四月二十号左右，择吉日，吆喝大人小孩几十个人，七手八脚，又喊又叫，连推带拉地从山上慢慢顺着斜坡拖下河里去。此时就有年青人、小娃儿迫不及待地在船上搞划。我们那时读高小，每晚放学回家书包一丢就往河坝头跑。等到有二十几个人时，由大个子娃娃“扳梢”，因害怕危险不敢划得太快，就在“回水沱”里划来划去“过瘾”算了。

长江的水每年四月就开始涨，但此时尚不太大。我们的说法一定要等到四月二十七药王菩萨生日左右水才涨得大些，俗称叫涨“药王水”。说来亦奇怪，每年药王菩萨生日一到大河就硬是涨了许多，把我们灯杆庙与滩盘中间低凹地方淹了，这时候就刚好适合划龙船啦。

我们龙门滩的龙船一条约五丈多长，船上两排座位共三十二人划。站在船头上指挥的我们叫“喊招”的一人；打锣打鼓各一人；扳梢一人；放铁炮的一人；在划船时候，一定会把河水搞进船里，要马上不断把水舀出去的一人；还有两人平时站在船上手撑桡子帮腔喊叫，但万一有划船的临时因故受伤或突然害病，或发现有人划船像“挑酱”的话，就由他们两个来代替。船上总共有四十人。

龙船自下水后，在大河里已泡了约十天。到了五月初一，才把两条龙船从水里拉起来河边侧放，由修船工人来看哪些地方应塞麻筋、桐油石灰，哪块地方应用木板修补，最后还在里外涂上一层桐油。初三差不多就完工，再推下水，以备端阳节那天正式比赛了。

我记得有一位亲戚姓曾，是做庄稼的，家有父母妻儿，年纪三十多岁，身体健壮，住在本场新街场尾去约两里的曾家湾。他在有一年端阳节前两天的下午准备上街去“挑粪”。吃“少午”时，本来已经吃饱了，但是他大声说：“哎！再吃一碗，吃了去死！”他就再添了一碗饭，当时同桌吃饭家人亦未介意。我这位亲戚真的饭后挑了粪桶到了街上，因为回家时间还早嘛，不如先到河边去划个龙船再说。于是他就把粪桶放好到了河坝头。那天划龙船的人不少，他就站在船头喊招，左手抓龙冠子，右手挥舞又喊又叫。到了河中间，大概用力过猛和龙脑壳木料年久腐朽了，忽然冠子一断，人就栽进河里，连脑壳都没有冲起来一下就没有看见了。后来他老婆才说他中午吃饭说多吃一碗吃了去死，果然命丧黄泉，认为是命中注定，连尸首都未找到，家人痛哭不已。这事发生后，龙船当天不划了。场上两条街会首马上找铁匠打了粗如大手指般铁条，从龙脑壳中间横的安放一根，另一根弯起来直的扣在上面。未断冠子的多一根铁条更保险，断了冠子的这根铁条就等于换上一条铁冠子，手拉着喊招完全一样。还有，我们家乡龙船龙头不是随船身平形伸出，而是龙头直立高约三尺，抓着龙冠子喊招，这是我们家乡的特色。

我们龙门滩因河中间有宽约九十公尺、长约二百五十公尺、高约二十五公尺的大石头，从灯杆庙延伸出去，横亘到长江中间几乎三分之二的地方。不涨水时，大人小孩都喜欢跑上去玩，亦是二、三月放风筝的好去处，而本场王爷庙做什么法事时，是道士立“黄悟”的地方。长江涨大水时，整个大石淹得无影无踪。这块绵亘如山的大石头我们叫它“滩盘”。在滩盘下游约三里的长江南岸，又有一个长约两里、宽一里多、全是“鹅石宝”、高约二三尺的一大块地方，我们叫它“砌坝”。再加上本场江边的灯杆庙、阿弥陀佛，和三里多的长江对岸五个地方，都是我们斗龙船的好位置（如附图）。所以不像江津城厢和中渡街、中白沙等地划龙船斗输赢不是长江南岸就是北岸两边，因而好看得多。

到了端阳节那天才真是高兴了。大清早起来，家家户户两边大门门坊都挂上新鲜菖蒲和陈艾，有的人还在大门上贴了钟馗的画像。我和蒋易钦同学向来就很好，在一条街上，家亦住在附近，上学放学及平时玩耍都在一起，个子高矮肥瘦亦差不多。学校里高年级有一位又胖又高大的同学叫黄登榜的戏称：“他们两个像是城隍庙的鼓捶——一对。”这天上午，我们两个都把两支很长的菖蒲插在帽子上左右两边各一支。我的肩膀上还披一块三尺见方、蓝白色印花布的“蛙单包包”，自己认为就是戏里的武小生姬叔带头上的野鸡翎子和身穿盔甲一样好开心。嘴里不住打锣打鼓，还有马锣、大钹样样俱全，一面手舞足蹈配合着锣鼓和“指爪”，高声地学着武小生的声音唱道：“头戴金冠双翅晃，脑后斜插凤尾毛，本御未曾登大宝，咱本金校龙一条。（白）姬叔带也——”而同学蒋易钦帽上插着两支菖蒲，肩上披了一块红布，认为自己就是戏里穿着戏袍的花脸侯成。他的嘴里亦是锣鼓喧天，比手划脚的快慢恰好配合锣鼓和唢呐，学着戏中人走台步和理胡子唱道：“头戴金盔赛铁塔，凤尾雉毛脑后插，点就倾国人和马，一心要想坐中华……（白）侯成是也——”两个娃娃就在街中间和街檐坎上一面比一面唱，各人嘴里锣鼓打得十分起劲，唱亦唱得不停，有时又嘻嘻哈哈，半天都好像疯了一样，“格老子”真是玩得“好安逸”哟。

这天除了门上挂菖蒲、陈艾外，小孩又把前几天家人做好的香包吊在胸前，五彩丝线扎的非常好看，大大小小各色各样都有。有的家庭还把雄黄涂在小孩鼻梁、耳根、颈子各处，说是可以消灾避邪。中午才正式过节，吃粽子粑。家家都是糯米包的白粽子，沾“芝麻面”和白糖吃，硬是香甜可口啊！还吃盐蛋，蒜泥醋沾苋菜，猪肉凉拌嫩黄瓜，浇上辣油、麻油、花椒、蒜泥、酱油、醋作料，真好吃。再就是人人必须吃的雄黄酒，以除百毒。我们小孩子不会吃酒的，一定都要“抿一口”才行。这天小孩子除了吃粽子，有的手里还提几个，恐怕没有了。我们场上魏么爷开的粑粑铺，平时不做的东西而今天特别用麦粉做出发糕，五颜六色，形状有兔儿、小狗、乌龟、金鱼等，十分可爱。小孩到了这天，见到都买来吃。

吃了“少午”，来自街头、乡下，远至夹滩场、刁家场、罗坝、鹤山坪、麻柳场、金紫寺各处来看龙船的男男女女，兴高采烈地不绝于途。男的大都头戴草帽，拿把扇子；年轻女人个个搽胭抹粉，打把洋伞，穿着漂亮的夏天衣服，手中都拿着一把彩色丝线缠边的苏蒲扇，好漂亮。三三两两，前呼后应地而来。不久就把龙门滩约一里长的河边挤满了。再加上各种做小生意的，如卖瓜子、花生、甘蔗、枇杷、桃子、李子、杏子、凉粉、凉面、凉虾、冰粉、凉糕、藕粉、炒面、纸烟、糖果、薄荷水、麻糖杆、面马、面官刀、橙子糖、乌梅丁等，生意十分兴隆。扇子摊上有老蒲扇、篾巴扇、蒲草扇、苏蒲扇、黑纸扇、花纸扇、圆扇子……大大小小几十种。我记得花纸扇大都用彩色油墨印上花鸟虫鱼，亦有关公斩蔡阳、张飞在城墙上擂鼓的扇面，小孩子都很喜欢，大家围着摊子选购。人潮如水，这时连官山、龙华街山坡上，和每家面临长江的晒楼窗口上都是人，山坡的大树上都爬满了，有的只有坐船到滩盘上去看。真可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常。

河边两条龙船上，这时已经坐满了年轻力壮、各行各业来划船的人。划龙船一定要“吼号子”的，江津县所属各水码头名法，“调子”可能都不大一样。我们龙门滩的调子我还记得是这样的：喊招的站在船头上，左手抓着龙冠子，右手朝全船一挥，大吼“啊……合”！这时锣鼓齐鸣，紧密不分的“哐嚓哐嚓……”打着，全体划船的随着大吼“啊——合”！锣鼓又打“哐嚓”、“哐嚓”、“哐嚓”！喊招的又叫“桡子一齐下水哟，嗬”！划船的齐叫“嘿嘿嗨哟嗬”！喊招的再叫“哟嗬呀合”！划船的再叫“嘿……嗨哟嗬”！锣鼓哐嚓哐嚓地打起来，配合着划船的桡子十分整齐。有时锣鼓在哐嚓哐嚓之间还打出“哐嚓哐哐哐嚓”的花样出来。全船在喊招口令下，将士用命，船行如飞。两条船在河中转了两趟，大家默契要往河边那里斗了。两船的“梢公”都朝着一个方向和地点，划船的人更是把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拼命地划。目标后面远处上方有家人自窗口伸出来五六尺长的一根红布在晃动，表示可以去抢。在船尾板梢处有个专门放铁炮的人，这时为了增加船行速度能够抢先，就早把火药筑好的铁炮在船尾用火一点，忽见白烟一冲，“砰——”的一声，响震九霄，龙船忽然前冲七八尺。在此输赢紧要关头，划船的号子与动作越来越快，锣鼓亦打得越来越急，本来“哐嚓”之声现在变成“划”！“划”！“划”！“划”的了。喊招的人此时紧抓龙冠，右手用力更大，向着划船的左右挥舞，口中大叫“划倒！划倒！划倒！……”，众划船的亦跟着大叫“划倒！划倒！……”。此时不特是划船的人紧张万分，河岸上几万观众亦在替他们着急不已。而老街的居民希望黄龙能赢，新街的民众则望青龙不要输，所以人人都在担心。船刚到岸，只见划船前排的一人把桡子一丢，“一标”下船拔脚飞跑，岸上观众亦很知趣地连忙自动让开一条路，好让划船的人跑向刚才挑红布的地方去抢红。有时要跑一百多两百公尺，抢到了红布马上包在头上，得意洋洋地回到船上。不过有时船虽先到，但因脚力不够跑不快，给后面登岸划船的人把红布抢去亦是常事。抢到红布的人大都坐到后面去，把抢红的机会让给人家，但亦有一个人硬是跑得快而抢到两三根红的亦有，不过到后来大半船的人都抢到红布就是了。两条龙船在河中斗输赢，有时虽向同一目标，但划到一半发现人家已经超前半个船了，看来没有可能会赢的样子时，那梢公把舵一扳转弯不来了，“赖”亦是时常免不了的。我们的两条龙船就在滩盘、灯杆庙、阿弥陀佛、砌坝、河对岸五个地方来回斗输赢，看起来非常过瘾，最后看那条船赢得最多的才算赢。

河中间除了龙船之外，有些人全家包了船，扎些五彩缤纷的花朵，一面在船上还打锣打鼓的，我们叫它花船。还把鸭子抛入江中任人去抢。去抢鸭子的人一定要相当“会水”才行，鸭子在水里乱游乱钻的，要想抓住谈何容易，所以十分好玩。还有一些年青人伙起十几个弄一条“过河船”，亦仿效龙船在河中大喊大叫“嗬合嗨哟嗬……”划来划去过瘾的，我们叫它“格格宝”。

端阳节这天下午就在龙船争斗中度过。到黄昏前，又要众人帮忙把它拉回官山旁的告花园边才行。在往山上拉的二十多丈斜坡中，因今天的人特别多，大人小孩都来帮忙，把一条龙船围得满满的，真好像一条蜈蚣虫。大家同心合力，在“嗨哟！嗨哟！嗨哟！”的声中，“一嗬吼”就把两条龙船都拉上去了。一年一度的划龙船就此“杀搁”。归途中，大家对刚才划龙船斗输赢的事仍议论纷纷，耳朵里亦好像还听到“嗬合嗨哟嗬……”似的。

话虽说端阳节龙船划过了，但小娃儿们前几天的兴致未减，于是放学回家，拿了家中小板凳翻过来，在大石板铺成的街上推来推去比快，我们叫它“干龙船”。我当小孩时曾听见有人说过，说是没有河的地方到了端阳节，为了纪念屈原，就只有划干龙船了。到底干龙船什么样子、怎么划，语焉不详，亦未看见过。

我的邻居曾××同学，他的父亲租了我旁边汤北平汤师爷又高又大的房子，开了龙门滩最大的一家酒馆卖“单碗”。下酒菜就只有花生、豌豆饼、熏过的咸豆腐干、胡豆和豌豆花几样。店内方桌子约有二十张，平时关起的，要在三、七、十赶场天他们才做生意，就高朋满座了。里面人多话多闹哄哄的，花生壳剥得“七七嚓嚓”，豌豆饼嚼起“喀啦喀啦”。一位叫“五魁首”呀，一个喊“四季发财”；那边一位叫“七个巧”呀，另一个叫“宝一对”。划拳声彼落此起，而劝酒之声不绝，路过附近都会闻到酒香四溢。当然店里长板凳有的是，而且同方桌子一样，张张都是黑漆面，四只脚是红漆的，非常光亮。曾同学在放学后偷偷端了一张漂亮的长板凳，还拿了一根长约丈多的索索，就约了我们邻居几个同学到场尾的晒坝去划干龙船。大家看见漂亮的板凳都说这条干龙船“硬是要得”哟！这块晒坝是新街几家槽房和油房合建的，专供他们平时晒高粱、菜子、芝麻用的。我们小孩亦喜欢在晒热了的高粱、菜子里玩，那看守的人亦不会骂我们，因为有时他要翻动，用足踢成一条一条的沟时，我们小孩帮倒他踢，我们动作比老年人快，一会就帮他翻了。这块晒坝是本场最大的一块，方圆约五十多丈。早年虽是三合土修成的，但年久已经较粗糙了。有时乡公所士兵四十多人从老街天后宫背着枪和子弹带，喊操的肩上斜披一根红带子，带着精神抖擞的队伍，前面号兵吹着号：“答答答答爹，答答爹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爹，答答答答答爹答，答答爹……”到晒坝来下操。这时我们刚好放学，小孩们都会跟着队伍后面，来到晒坝四周看士兵操练。有时在操练中还唱军歌《苏武牧羊》，我们小孩不知歌词就唱为“土匪拉去砍脑壳，砍又砍不脱，就拿刺刀夺……”

我们几个小孩到了晒坝，先把长板凳翻过来放在地上，坐一个人在上面，两足伸直抵倒前面板凳脚。因为板凳是曾同学的，所以由他先坐。蒋易钦同学力气大，声音又好，由他先来当梢公并兼喊招。我和聂鸿仁同学抓着前面板凳脚往前拉，绳子套在前板凳脚中间，由张家玉、刘万林两同学拉着往前跑。大家在蒋同学领头之下，齐声吼叫“嗬合嗨哟嗬！哟嗬哟合啊！嘿嘿嗨哟嗬！划倒！划倒！……”几个娃娃把板凳从晒坝这头推到那头，又从那头拉到这头，大家嘻嘻哈哈好安逸。板凳在平坦的晒坝中间磨得霍霍的响。划一会，坐在板凳上的人换一个，这样才“齐家有盐，锅粑有吃”。划来划去，汗流浃背，仍然好开心。划了好一阵，已慢慢的黑了下来，街上铺子里的灯已亮了，有的已上檐灯了。是该回家去“宵夜”的时候了，几个小孩才依依不舍地再来最后一个“一盘”，就不来了。这时，曾同学把板凳立起翻开一看，我的天！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本来好漂亮的黑漆板凳面子，现在变成白木头，手一摸粗糙不堪。“唉呀！啷个办”？大家相顾失色，都拿不出好主意。曾同学更是面如土色，六神无主了，急出一身冷汗。有的说：“你悄悄偷端回去好了嘛。”有的说：“找你爹要钱，请曲木匠（同学曲定清的爸爸）推一推平，再跟老子漆一下不就行了嘛。”有的甚至说：“你干脆丢在菜园子不要算啦，你们家里板凳跟老子有的是，少一张你家里不会晓得的嘛。”曾同学确是无可奈何，只有“哭兮兮”地把板凳扛在肩膀上，没精打彩地往家里走。这真是“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一面走一面想，希望他“老子”不在家就好了。曾同学轻脚轻爪地快要进门，他“老汉”刚刚出来碰见啦。一见板凳变成那个样子，当时气得七窍生烟，不问青红皂白，抓住儿子就是一顿乱打。我们几个小孩早就作鸟兽散了。可怜的曾同学痛得受不了，钻在桌子脚下面去，仍被他老子拉了出来，打得喊娘喊老子，拼命叫下次不敢啦！他的哭声与惨叫差不多半条街都听到。当夜连饭都不给他吃，他爹真气得想把他饿死算了。我们几个娃娃好久都吓得不敢走过他家大门口，因为磨坏板凳我们都有份，恐怕挨曾伯伯的骂。

我客居香港三年多，他们到了端午节亦划龙船。一种是中国传统式的，和我们家乡的差不多。最大的龙船身比家乡的长些，划船的就有四十二人。龙头虽有，不过伸在前面好看，没有站人和喊招的，以打锣打鼓来代替，连扳梢的约五十人。龙船上有各色区旗与花纹不同的大旗子几面，迎风飘飘。而看划龙船的人大都在海边船上，船上更插满了五色缤纷的旗子，完全一片旗海似的。划龙船在维多利亚海峡的油麻地避风塘海域举行，观众人山人海，香港总督夫妇亦是上宾，最后胜利者还由总督颁奖。

香港另一种是国际性的龙船比赛，参加的来自世界各地，计有：日本、新加坡、印尼、泰国、美国、英国、槟城、丹麦、澳洲、澳门及大陆各队。当然香港是地主，派有队伍参加。名虽说是龙船，其实已经不是中国传统式的又长又大的了，目的是在比快，所以船的构造是越轻越好，只用几块薄薄木板钉成。船前亦有个小龙头，船身还画有龙甲片片。船头后面立着高二尺、宽约八寸的木板，打鼓的人就背靠木板坐着。划船的共两行二十人，扳梢的一人，共二十二人而已。划的时候听鼓声，打鼓的人“咚”一下，划的人叫“嗨”一声，所以只听见“咚！咚！咚！”和划船的人叫“嗨！嗨！嗨！”的单调声音。香港的国际龙船赛在尖沙咀东部海岸举行，且搭有看台於海滨公园，共五座，约可容一千五百人，门票每张港币五十元，连香港总督亦光临参观与颁奖。我的办公室在尖沙咀中心大楼十楼，面对海边居高临下，一目了然。比赛前一日，以长三十余公尺的躉船十八条，自红磡火车站海边到新世界中心，围成一个长约五百公尺、宽约一百二十公尺的半圆形海域。在新世界这边安放八个编了号的浮筒作为起划点。每次比赛八条船，先在起划点摆齐，枪声一响，八条船急划向目标红磡车站那边。有时划船的用力不平衡，船身又轻，一下就翻覆了，只听喇叭“嘟——”的一声表示停止，其他各船马上放弃前进，就不再划。救生船急忙过去先把落海的人一一拉起来，再把桡子都捡回来，又派水手入海把船翻转来，把水舀干净，划船的人再上去，原来的八条船再划回起划点。因为海水在不断晃动，要搞好久才摆得齐，这时枪声又响，各船再划。假使第二次比赛中又有船翻了，还得再来。所以比赛一次要翻几次船的。说真的，假使看过家乡的龙船，你再去看那种国际龙船的话，简直就没有一点看头啦。

大陆每年都派队参加，其他参加的各国或地区根本视为业余体育活动之一种，参加队伍到了香港，在比赛前两三天大家才操舟练习几次。而大陆则把划船亦看成统战工具，每年在比赛前几个月就专选壮男，平均年龄二十七八岁，百事不做，每天吃了饭就专门在珠江河里拼命练习划船，完全形成职业队伍。所以每年差不多都是广东顺德县派来的队得冠军。还听说前几年如果没有拿到冠军的话，所有到香港参加划船的全体人员，要送到新疆或青海冰天雪地的劳动改造营去劳改。

——转自台北市江津县同乡会编印的《江津》第三十六期

江津袍哥刘晓甦

哥老会，俗名袍哥，其范围遍及西南诸省，其渊源各说不一：有来自台湾郑成功说；有来自明末大儒王船山、顾炎武说；还有来自清初吴三桂反清失败后潜伏下来之说，莫衷一是，但都与清末袍哥所揭示的宗旨“反清复明”有关。

势力遍及川、云、贵诸省的穷乡僻境，参加人员良莠不齐，官绅豪门，富商巨贾，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除优伶、皂隶及所谓身家不清（妻娼子盗、父母不正或曾为清廷鹰犬）与己事不明（曾为男旦、盗窃）者外，几乎所有成年男子全部加入，所以在四川“有地皆公口（袍哥组织），无人不袍哥”之说。

在辛亥革命前，哥老会因受同盟会的影响，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以争路权相号召，公开与清廷斗争，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哥老会组织也由秘密而转入公开，其最初建立时的宗旨，并没有随着时代而前进，反而逐步退到以讲“纯义气”（名为互相帮助，实则以为小团体及个人谋私利）为主，逐渐背离了原来的宗旨，成为一种影响社会进步的势力。其间，也曾作过一些好事，如在抗战初期，曾开展献金、募捐等活动，协助征兵、征粮，在一定程度上为支援抗战有所贡献。但是，随着抗战的持久，人民生活的日趋困苦，加上国民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存在很多问题，使得哥老会这一拥有广大成员的组织，就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争取的对象而加以利用，于是，哥老会最初成立时的革命性就随之逐渐消失了。

江津是四川的一个大县，地邻西南商业重镇——重庆，因之，江津的哥老会与全川各县的哥老会有相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其相同处是哥老会的组织，都是按仁、义、礼、智、信分五个堂口（或称五杆旗），每一堂口仍然有很多公口（即袍哥组织的单位，又名公社），每一堂口仍合组有一个总社。各公社内部成员仍按大、二、三、五、六、八、九、十、幺大的弟兄顺序排列（无四、七排），这是全川各县哥老会一致的组织情况。

江津袍哥与各县哥老会组织不同之处，是其组成的实质。江津哥老会受地方势力的影响而区分堂口。江津地方势力分为新老两派，老派人员均参加到“仁字”堂口，“义字”堂口则无形成为新派的聚集地。你想要知道某人是何派，只要知道他是那杆旗的袍哥就明了；反之，你如要想知他是哪个堂口的袍哥，只要了解他是何派就知道。这种泾渭分明的界限，是其他各县找不到的。并且，有由老派转入新派的人，袍哥堂口也随着由仁字转到了义字，黑话喊为“梭堂口”，一般外地不常见，袍哥本人也不敢干、不愿干。江津就有位王××大爷梭堂口。由此可见地方势力与袍哥组织互相渗透，互相结合之深。这种情况，不知道起初是由袍哥的堂口而分新老派呢，还是地方形成新老派而影响袍哥呢？这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现仅就我亲见亲闻所知，对江津袍哥的现象及其内幕作一简介，以供参考。

一、江津哥老会的组织

江津地域辽阔，有14个区、9镇、91乡，各区乡在旧社会都有哥老会的组织，是分散而独立的，究竟有多少公社，没有资料可考。现仅就县城而言，如下表：

堂口——公社名称——掌舵人——办公茶社名称——总社地点——备考

仁字旗

• 聚汉同社：廖海涛，聚和园

• 复汉社：李少庚，乐群

• 仁和社：何策襄，辅仁

• 清和社：毛润孚，仁江

• 清源社：李汉池，正元

• 一元社：刘子嘉，聚和（成立于1948年）

• 崇华社：胡灿辉，？

• 联总社：李孔修（全县仁字总公口）

义字旗

• 周化成（全县义字总公口）

• 大明社：大明，大什字（县城义字总社）

• 明远社：明远，紫贵廷

• 明德社：明德，衙门口，吴开文

• 明江社：明江，白裕廷，河坝

• 谢占云

• 文明社：文明，小什字，王相如

• 明义社：杨绍文，明义新街子

• 旗韩竹修

• 全义社：大西门，吴修文（成立于1948年，被服厂）

礼字旗

• 礼字总社：礼福社，许克勤，同福永，大什字

智字旗

• 智字总社：智汉社，汪炳林，志和

信字旗

• 信字总社：冯玉林，河坝

以上共18道公口。但江津旧有“十三厢水”（即十三面公社）的说法，是未将仁、义字总社与仁字重华社、义字全义社计入，因为这些社都是在1948年成立，时间较晚故未计入。信字旗仅冯玉林一人，并无会员，亦未列入。

值得一提的，是在1948年出现了两个“大流”组织（即将五个堂口集在一个公社内，既不属于新老派，又无法把它归在哪杆旗下，故未列入上表），即崇实社与正诚社（其实，文明社亦系五堂合流，全义社系仁义礼三堂合流，但掌舵人明显为新派，与崇实、正诚另有区别）。兹将其情况说明于后。

崇实社，是江津临解放前最活跃的一个哥老会大流组织，成立于1948年秋，社长是邱××，办公茶社设在大什字崇实茶社。这个社的前身是县人陈仲鲁所组织的“生期会”改组而成。陈原是县府书记，因染上阿芙蓉癖离职，为了维持生活，索性开上烟馆。为求得掩护，避免禁烟人员找麻烦，遂蓄意结交散兵游勇、特务、阿飞，组织生期会来作庇护。邱××在1946年宦游归来，想在地方上插一只脚，不料为新老派所排斥，乃利用生期会扩大改组为崇实社，成为地方第三派势力。这个社包含了仁、义、礼、智、信五个袍哥正规系统，还容纳了“洪”“亲”两帮（洪帮组织与袍哥相似，不同点为掌舵人称“寨主”，仅他一人能收兄弟伙；女性可参加为四、七排，称为“四姐七妹”，与袍哥结合无需变更称谓。惟“亲”（青）帮系师徒关系，情如父子。但在崇实社内一律以大哥通称）。所以崇实社成员非常复杂，人称为“飞机码头”，但其能量非常大，本县各区乡均有分社组织。在选举县中公职期间，更形活跃。解放前夕，邱××参加反共保民军作师参谋长，因之会员大半加入这个组织，解放时星散，邱于1950年春节病故。

正诚社，具有全国性质，实际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人民行动委员会所掌握，总负责人名金月波。在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均设有分社。上海沦陷后，总社迁来陪都（重庆），总社社长周迅予。江津正诚社是1948年成立的哥老会组织，是袍哥五个堂口（仁、义、礼、智、信）的社会团体，社长由军人谢××担任，办公茶社设在通泰街正诚招待所内。江津解放时，谢率部转移至郫县起义，这个社也随之结束。

除了上述袍哥正规组织之外，还有两个特殊的组织：一个是管事会，一个是幺大会。

管事会，顾名思义是由各公社的管事（五排）在1947年组织而成，办公地点在轿子口茶社。十三厢水的管事轮流值日，每天茶轮聚会商议，处理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纠纷及下几排弟兄有关违反纪律的问题。但均秉承各自公口掌舵大爷之意旨行事，亦不敢触犯掌舵大爷的利益，且不能对外走红书白帖。因之，除了互通消息、联络感情、资宾待客外，对袍哥份内之事亦未有明显效果。倒是它们自成立后，每晚在七贤街“拖大案”（家门摆设单双、红宝的赌场），吸引江津及外来赌客的赌兴。每晚头钱收入，为数惊人，除了开支及留少数作公债外（作为袍哥资宾待客之用），均为管事会分用。管事会因掌握了自己的经济权，也注意到社会上一些人的需要。如江津在1949年初因无剧团公演，乃由管事会的何绍康亲去来凤驿接来“三三剧团”，满足了一部分人的文化生活。

幺大会，又名耻德联谊会（按哥老会内部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配合排行称呼，幺大正配耻字，故名耻德）。它的成立时间稍后于管事会。发起原因，是因管事会拖大案后，幺大行进去吃不到“福喜”（袍哥话，意即沾不到光，分不到利益），想去帮忙服务“站二拐”都不行。于是由幺大行的杨××、周××、皮××等发起，以老米市茶社办公，推选杨××为社长，周××、皮××为副社长，也在卞家厅摆骰子赌场。由于幺大行在袍哥中排次最低，所以各种场合几乎都有他们的足迹，如戏园、影院的收代票工作，差不多被幺大会全部包干。凡来津演出的男女艺人，除了拜会袍哥大爷和管事会乞求照顾外，同样要对幺大会拿上言语请求支持。因为有这些势力，有的人也就插足其间，暗中掌握。如仁字旗的“刘三奇”，就在幺大会“掌阴教”（幕后指挥者），策划与袍哥上几排对抗。如上几排即使是大爷到戏园看戏未买票，幺大会就故意为难；相反，下几排则可在戏园出入无阻。又如有廖××大爷挟妓出游，在大什字被幺大会员故意调笑，使这位大爷丢了面子灰溜溜地走了。像这一类的事情，就引起了袍哥上几排的不满。乃在1949年初由义联总社社长周××在大什字大明社摆香堂，与幺大行评理，但无甚结果。于是由他与廖××等密商，采取分化手段，在这年的单刀会（五月十三日）由各公社把幺大会的负责人分别办了提升为五排，成了管事行，从此再不能管幺大会的事了。各公社上几排拜兄也各自约束自己引进的幺大，于是幺大会名存实亡。至下半年江津解放前夕，大都到国民党部队当兵去了。

二、哥老会在江津的活动

如前所述，哥老会在辛亥革命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1911年5月11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时，江津的同盟会员冉君谷、王雅莪等都早已加入了袍哥，而且积极发展哥老会组织，借以积聚革命力量。当江津白沙首义时，乡耆程德音到白沙会同江津保路同志会分会会长、聚奎学堂堂长邓鹤翔，策动驻白沙的盐防安定营营长夏寿廷起义。夏亦是袍哥成员，当即决定次日（九月廿八日）白沙首义并传檄四方。全县袍哥纷纷响应，各区乡哥老会如二溪袍哥聂庆云及何焱卿等率领袍哥队伍来津听候编验。江津县令吴良桐受冉君谷的劝告，亦自称袍哥，宣告反正，江津遂于1911年10月1日成立蜀军分府。袍哥王雅莪任分府协统，率领聂庆云这支袍哥队伍赴重庆支援反正。当到达时，重庆已于10月4日起义，并派王雅莪为南路司令，率领原部队赴合江支援起义，围攻十多日，协助合江同志军反正成功。江津反正后，另一协统马最良率领广兴、五福等乡哥老会大爷郭云程、彭鸿钧、郑辉先、邓老偏等率当地袍哥队伍赴綦江支援起义。

由于哥老会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以及县令吴良桐因自称袍哥，人们称呼他“吴哥”，他亦欣然答应。因此，江津哥老会尊他为全县袍哥首领，一时袍哥声望日隆，参加哥老会者亦日益众多。哥老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由秘密转向公开。

民国成立后，哥老会原来“反清复明”的宗旨已失去意义，再加上参加的人多，成员也愈复杂，哥老会也就转到谋求自己利益及照顾弟兄伙的生活方面，提出“效法桃园、义气当先”为宗旨了。如为兄弟伙邀会集资，助人小贸；代谋职业，打抱不平，举办慈善事业及调解纠纷，迎送往来袍哥等。在1936年为蒋介石五十寿辰献机祝嘏，江津袍哥当即捐献“忠义号”飞机一架，以支援国防。1944年抗战期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来江津募捐抗日，袍哥界立即表示拥护，并由大明社掌舵人李××参加接待，组织各界在新华大舞台开会，由冯将军讲述前线将士艰苦抗日的动人事迹，声泪俱下，全场为之唏嘘。次日在公园献金大会上，哥老会代表江津袍哥献金达七十万元之巨。

正因为哥老会有不少开支，经济上也必然会加重负担。于是袍哥就设法开辟财源，所以各个公社都经营有茶馆，这种茶馆不在谋利，而在便于交际，谋利则在茶馆的后面开设赌场。这种赌场系哥老会赖以供给开支的主要财源之一，官府亦不禁止。后来泛滥到管事会“拖大案”，幺大会摆设场。哥老会除招赌外，其中有的人还干起违法活动来。主要有下述一些情况：

一是通匪：哥老会禁偷不禁抢，偷儿被称为“墨脑壳”，不能嗨袍哥。对于抢，哥老会则认为是“梁山”本色，因而有“清水袍哥”“浑水袍哥”的区别，浑水就是指的这一类袍哥。既属同一组织，又是“义气”所在，对浑水袍哥自然加以包庇、掩护。浑水袍哥对各公社的照顾，就产生了“受恩不报，枉在梁山”的思想，日子一久，当地袍哥有些自然成了坐地分赃，甚至上山伙同为匪。如袍哥陈××等初时参加团练剿匪，后来就直接去当土匪。

二是贩毒：在旧社会，政府虽三令五申查禁烟毒，其结果却是愈禁愈烈，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袍哥的从中操纵，也是为厉之阶。江津在1941年仅在城关就有六七十家烟馆。如南安街的陈××，四牌坊的汤××，衙门口的赖××，北固门的“小霸王”，通泰门的杨××、杨××，大土地的刘××，嘉惠门的陈××，张爷庙的柯××，班竹巷的敬××，三倒拐的左××，大西门的何参谋等，无一不是袍哥，而且是哥老会公社的执事人，得到公社大爷的默许，甚至代替这些人“拿言语”、行贿赂。双河场的何北平大爷就是典型，所有从宜宾专运烟土的夜航小艇子，都以此地作为登岸后的基地，一时烟客云集，双河场因此有“小昆明”之称。

除了卖烟和通匪是袍哥中比较常见的事外，诸如行贿、包揽词讼、越边走私、诈骗勒索等社会黑暗现象有时也牵涉袍哥在内，正如袍哥有一句话：“外吃空子（不是袍哥）内吃象（虽是袍哥，但是一毛不拔的悭吝者）。”在江津，有几件事是特殊的，故述之以窥江津袍哥的一斑。

（一）干预政事

谈到江津袍哥，就需要先介绍一下李××这一哥老会中的传奇人物。李××于1920年左右，由清平乡的袍哥舵把子夏宪臣与郑辉先、许××三家拜兄引进加入哥老会作小老幺。夏系刀客，交游甚广，李××在随侍拜兄这一段时间，谙熟礼仪，深受各方赞赏。1930年，李家迁江津城内，时已晋升行一，与当时任江津征收局长的重庆袍哥义字总社社长冯什竹友善，遂组织江津哥老会大明社，李任社长。1931年，李从防区驻军提卖官公营庙产中购得田产一百余石，有了经济基础后，被任为江津县救济院长。

至抗战初起时，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之母来川避难，即租住李之院内。李因卫母年老，又系外省人，虽有佣人，但语言有些不通，遂多方照顾，初尚不知其为司令长官之母。卫母心常感之。后卫司令长官来渝述职，接母至渝相聚时，母便告之卫，并嘱其相机报之。1942年卫立煌因事过江津，县长卿科及在乡之军长夏仲实与地方绅士设宴款待。席间，卫问：“李××大爷可好，能否请来相见？”大人一语，满座皆惊，急忙派人请来李××。卫热情接待，亲奉酒菜，盛赞袍哥之义气，临别告李曰：“来渝可至我的公馆盘桓。”这样一来，李之身价骤增十倍，众人亦不知李与卫是何关系。随后卿县长常至李家看望。李靠卫为背景，常为兄弟伙谋求乡镇长职位。一时江津乡镇长多出李之门下，李亦被推为全县义字旗袍哥总舵把子，为江津袍哥干预政事之始，遂开后来新老两派凭借袍哥势力左右江津县长、平分江津公教职位的先例。

解放前十多年，江津经历了刘仁庵、肖烈、罗宗文、翁化圃四位县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新老两派仁义字袍哥的影响，直至解放为止。李××因袍哥关系，煊赫一时，在沿长江上下游码头，均有声望，曾举办慈善事业，修建庙宇龙华寺等。生平喜交游，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李运启、国立九中校长邹华，均曾住其家。李死时年四十七岁，其死因亦系袍哥关系所造成。1943年李挟川剧演员小丽娥在重庆街头漫游，有嫉李者，暗嘱重庆袍哥任卫戍部稽查处的特务张××在章华戏院借争风之名，打李××一耳光。李觉受辱丢了面子，归家忧气而死。死时江津哥老会为其治丧，仪式甚为隆重，全城扯上“瞒天过海”，孝狮、孝龙、祭幛无数，卫立煌特赠铭旌，卫之兄卫朗亲临致奠，显示了袍哥在社会上的力量。

（二）包揽选举

江津袍哥既与新老派结合，地方势力又必须获得公职，才有实力；袍哥亦欲挤入公职以求受到庇护。因而历年江津公职选举，皆十分激烈。袍哥人多票多，各方注意拉拢利用，初则以酒色徵逐进行拉票，继则威胁监视，既防对方舞弊，又怕所拉之票变卦。选举场上互相谩骂起哄，选举场外挥拳斗殴，闹得乌烟瘴气，意在压倒对方。结果，在参议员及各级代表中，两派亦即仁义两堂平分秋色。但在“国大”选举中，名额只有一个，仁字旗的何××与义字旗的周××势均力敌，两堂袍哥各为其主，形成紧张局面。最后，还是周××占了上风。

（三）抢米风潮

1946年抗战已经胜利，有义字旗袍哥王××在河坝开碾米坊，遇仁字旗袍哥与之开玩笑，说他“天穿地漏”（父母有问题），不够嗨袍哥资格，引起互相打架。双方各自纠集多人参加，把米囤打烂。贫苦居民以为抢米，多携带容器前往，人多势众，形成风潮，被抢范围由河坝沿河街上麻纱市的几家米铺。因有袍哥介入，政府不了了之。

（四）聚众斗殴

在江津有两次，第一次系军队之间的冲突。1948年这一次是因看戏引起幺大会与江津被服厂工人之间冲突。在看戏场中争吵打架后，被服厂工人觉得吃了亏，第二天纠集多人，身带铁器，行至大什字三吉斋茶社，发现茶馆中有昨日打他之人在内，即蜂拥而至，抓扯殴打，一时茶碗纷飞，桌几横抛，路为之塞，竟至殃及行人，有一孕妇乱中被踩死。后来袍哥大兴问罪之师，被服厂因此也成立了三个堂口的哥老会全义社。双方均系哥老组织，本着大事化小精神，共同料理死者后事，言归于好。

（五）内部伙拼

当1947年邱××正准备组织崇实社来与仁义两个堂口抗衡之前，已有消息透露，新老两派均不愿有第三派产生，于是谋求抵制。老派仁字旗的王××大爷，取得老派的谅解，梭堂口到新派的义字旗，另组文明社，仍以五个堂口为基础，使崇实社没有市场，把它扼杀于未成立之前。这一布置，不意被周××之妻周××泄露了出来，为免被邱知而有准备，乃唆周打死其妻，另以何××之侄女妻之。而崇实社仍照样成立，义字旗上也多了一个文明社。

结束语

哥老会这一历史产物，从辛亥革命时公开起，至解放时消亡，前后几十年，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在新社会中其组织已不存在，但其幽灵还在某些角落隐约可见，有待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研究。

对陈独秀在聚奎中学讲学时间的商榷

彭兴

《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上，发表了黄永胜、王亚非两同志所撰《陈独秀在聚奎中学讲学》一文，内称：“一九三八年陈独秀来住江津，在未去鹤山坪石墙院之前，曾应邓蟾秋和聚奎中学董事主任邓缡仙（又名邓鹤丹）的邀请，在白沙下松林邓氏旧居及黑石山两处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曾应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之约，在鹤年堂（即校礼堂）给全体学生作过一次精采的讲演。”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该文称陈去聚奎中学讲学时，“时值聚奎中学六十周年校庆，又逢邓蟾秋七十大寿”。据程智铭同志《善于疏财的实业家——邓蟾秋》（见《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78页）载，邓氏生于一八七一年，七十大寿应在一九四一年，而非一九三八年，可见黄、王之所载时间彼此不符。查聚奎中学前身聚奎书院创于一八八〇年，故聚奎中学六十周年校庆应为一八八〇加六十年，即一九四〇年，亦非一九三八年。

罗昌一同志一九八五年在聚奎校庆大会致词中说：“四十五年前，聚奎书院六十周年纪念时，国立编译馆台静农教授曾撰文说：‘聚奎能屹然一隅，延续至六十年之久者，诚我国近代教育史所罕见。’”他的话表明，在一九四〇年（即一九八五年前的四十五年）确曾在白沙搞过一次聚奎中学六十周年纪念。因此，可以肯定陈独秀到聚奎中学讲学时间应是一九四〇年，而非一九三八年。

前面说，陈去聚奎时适逢邓蟾秋七十大寿，这又该如何解释呢？前引程文说：“民国二十九年（公元一九四〇年）十月二日是邓蟾秋的七十寿辰”，并提到陈独秀曾去祝寿，还和台静农、欧阳渐、邓仲纯、方孝远等共五人撰写了一篇《校董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这进一步肯定一九四〇年为邓的七十大寿及陈于是时去过白沙，这为我前面的说法提出了又一证据。前面我已说过，邓氏生于一八七一年，其真正的七十大寿应在一九四一年，而非一九四〇年。但我们中国乡下，另有一种习惯的计年法，刚生下来就算一岁，满一岁时就成了两岁了，所以邓蟾秋在一九四〇年庆七十大寿，是说得过去的。鄙见如此，不知高明以为何如？

【北双调·清江引】黑石山九首

卢前

化江上游多画稿，黑石寻春早。人间别有天，脚到心先到，由中果然风物好。（饮虹乐府）

吾闻聚奎成乙巳，合是同年子。新人送旧人，后事师前事，元忘此山开辟史。（同上）

驴溪水清康嘴硬，随处明心性。山奇石亦奇，更有奇人邓，稀年老翁风骨挺。（同上）

油溪海沱连锁钥，锁住松林堡。书堂叠百梯，洞坳悬飞瀑，南山北山啼翠鸟。（饮虹乐府）

篱边小亭芳草路，下拜诗人墓。今朝旧友来，赞遍梅千树，黄泉有知心应许。（饮虹乐府）

修身力行须不舍，岂在多言说。能为本分人，自守寻常拙，吾於圣贤何让也。（同上）

侵晨读书朝气满，近午亲炊爨。昏来运动场，夜入图书馆，山居岁月嫌日短。（同上）

谁来打锣谁击鼓，要个兰陵舞？高歌破阵还，更祝奎光聚，中华少年杯共举。（同上）

雷门鼓音难中听，略助诸生兴，吟他白屋诗，笑我卢参政，留些北词添话柄。（饮虹乐府）

套数【北大石调·青杏子】吴（子我）盛（静赮）二女士招游柑林

卢前

〔北大石调·青杏子〕 红豆有柑林，六里外策杖相寻，畅好的土黄石白秋如锦。共荆妻娇女（之慧携女倞从），板舆奉母，乞借初阴。

〔么篇〕 度水渐山深，驴西去涛声噤。更一登马项（名垭）清心沁。望垂垂风里，锦球耀眼，的铄黄金。

〔好观音〕 好一座衡庐江为枕，出园门没听鹂声，便做南郊隐戴吟，双柑饮，恨整纳干园禁。

〔么篇〕 笑我匆忙贪痴甚，野人家习礼知饮。果然米试拐扬钩摘下来，争先任，一颗颗带叶连枝恁。

〔尾声〕 不是你百巧千灵的吴和盛，更谁能慰我宗心（吾母已数年无此欢乐矣！），算七千树柑儿都归我赁。（饮虹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