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目录

在党的统战政策指引下——江津和平解放纪实／谢直（1）

在川东特委江津财经小组工作情况／熊伯涛（9）

江津的接管／刘表兴（15）

江津被服厂解放前夕的斗争片断／吴鹏里（22）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汇集南京请愿情况纪实／卞唯珊（29）

冯玉祥将军在白沙二三事／程智铭（51）

江津县聂帅文物——聂荣臻同志在江津中学／县征集办公室整理（57）

漆鲁鱼同志的一生／邹绪良（73）

一位坚强的女战士——记刘钦瑜（李往）同志／邢象超（77）

程德音事略／马骞（86）

刘季刚生平简介／刘子华（88）

油溪镇志·聂庆云传略／编写小组（？）

黑石山与白屋诗人／周开庆（96）

国际生物学家李先闻博士／龚灿滨（104）

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曾桂良（107）

江津财政史略／郭建中（112）

浅谈清中叶后江津人民的繁重税负／古基祥（117）

白沙“五六”抢米事件见闻／罗树乾（125）

四川创建的第一家私营银行——江津晋丰银行／陈泽华（128）

牛市／仲书李（？）（131）

红苕传入江津初考／田廷枢（137）

江津师范学校的历史回顾／龚孟坚（139）

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在江津／邓云烟（145）

江津时化中学创办经过／赵铭彝（150）

江津县城街道沿革／涂贻谋（154）

江津团防局琐谈／刘晓甦（158）

军阀混战时期江津的土匪和赌博／杨锡龄（165）

江津县气象测候工作今昔／江防（171）

江津县棋艺史话／李恩琪（174）

简介白沙镇的三副古联／杨眉（181）

龙门乡志·龙门险滩记／编写小组（183）

补白

戊午元旦试笔／吴芳吉（14）

白沙大瀑布／胡小石（28）

忆昔驴溪水／吴练青（50）

登峨眉绝顶诗／（清）王家驹（91）

晚出西射堂／（清）赖汝弼（95）

为白沙黑石山风景区大门撰联二付

其一：王利器撰 周浩然书（103）

其二：邓少琴撰并书（103）

将自永宁月家先此寄内／吴芳吉（106）

江津县气象之最（之一）／范征文（144）

江津县气象之最（之二）／范征文（164）

江津县气象之最（之三）／范征文（170）

江津县气象之最（之四）／范征文（180）

春日即事／（清）王家驹（185）

江津气象之最（之五）／范征文（185）

在党的统战政策指引下——江津和平解放纪实

谢直

一、写在前面

我出生在江津县金刚沱乡，七岁时就离开老家和父母，随伯父（原川军将领）一起，在军营里过生活。童年时代，受到“黄花岗上草青青，赤血洗尽中华魂。民族、民权与民生，三民主义革命军”歌声的感染，树立了长大后要从戎报国的思想。因此，在十五岁那年，我就投入川军的“军官教育团”学习。毕业后，又迷信正统，先后进入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和工兵专门学校学习。以后长期在国民党的工兵部队、军事机关和陈诚系统的军队工作。

解放前夕，我任国民党军366师师长，驻防江津。照常理推断，以我的家庭出身，以我所受的教育和我年轻时候就风云际会的经历来看，当解放军进军江津、威胁重庆时，不成问题我会坚决抵抗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当解放军一来，我即行撤退。这不仅使江津免除了一场战祸，而且还为解放全川让出了一条通道。我采取了这一对人民有利的正确的行动，不是偶然的，是在党的统战工作长期指引下的结果。

二、在不同历史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对我的教育和影响

一九三四年，我到南京投考中央军校，住在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家里，认识了吕超的弟弟吕一峰，他当时是左派人物。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他经常讲一些苏联的情况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给我听。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可以救中国的；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的说法，使我视听一新，对事物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抗战初期，我在成都一四九师当参谋，激于民族义愤，不愿在后方过安定的生活，抱着“纵令身膏草野，可以无恨黄墟”的决心，请缨杀敌，经历了淞沪、南京战役。一九三八年在西安任独立工兵第三团少校连长，常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接触，受到很大影响。在担任架设泾、渭、洛三河的载重桥梁工程时，更常和从延安来的同志一道乘车去西安，大家都具有战友般的热情。特别是在泾河架桥时，曾幸福地受到朱总司令亲切的接见和嘉勉，使我内心里排除了当时有些人对共产党的恶意宣传。

一九三九年，我调回重庆，在军政部军务司要塞科工作。我有一个堂兄谢微进，壁山人，地下党员；他的爱人是匈牙利人，妇产科医生，也是共产党人。他们在我伯父住宅（临江门大井巷八号）附近韦家院坝开设一所妇产科诊所，掩护革命工作。这时，我正住在伯父家，和他们夫妇经常接触。他们向我灌输了不少革命的道理，在我思想上种下了寻找真理的根苗，我也有时为他们开展革命工作起了一些掩护作用。

抗战胜利时，我在兵役部任职。复员回南京后，我意识到时局将日趋复杂，便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初和兵役部国民兵司司长肖作霖同时申请停役，在南京办《大道报》。这时，重庆《新华日报》准备迁到南京出刊，我的另一个堂兄谢重开（是谢微进的胞弟）负责将该报印刷所迁到南京。但由于反动派的阻挠，报未办成，而印刷设备有被反动派“吃掉”的危险。谢乃将印刷设备和一部分工作人员转给《大道报》，组成《大道报》印刷所，由谢重开任主任。这不仅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党的财产和工作人员的作用，还在谢重开和其他同志的熏陶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他和国民党之争，决不是权利之争。

《大道报》因受排挤而停刊，我不得已重新回到军界，到重庆第七编练司令部（司令罗广文）任第一处少将处长兼各军、师驻渝联合办事处处长。这时，内战帷幕已经正式拉开。我内心本来是反对内战的，但我在彷徨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回到为国民党编练二线军队的行列。因此，我的思想常在矛盾、斗争、苦闷和不安之中。

一九四八年夏，刘伯承司令员派罗广文的同乡、日本士官同学刘永庆同志到重庆向罗广文策反，由我引见。罗不敢接受，又不便拒绝，嘱咐我好好接待。我把刘接到办事处热情招待，后又护送他离渝。他告诉我很多党的政策，特别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政策，使我产生了在必要时也参加起义的念头。但我又考虑到，党的政策是允许民族资本家存在的，与其作为一个官僚随军起义，不如还是从事商业，向经济方面发展为好。于是，我和友人接办了重庆安康银行，自任董事长，打算在解放以后经商算了。

直到我任366师师长后，在解放军强大威力和党的统战政策影响下，我又认识到：如果我以这一部分军事力量俟机投向人民，这就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党和政府无论在什么时候一定不会忘记我的，这才是自己最好的出路。于是我放弃了经商的打算，逐步结束了安康银行的业务，准备在关键时刻率部起义。

三、江津和平解放

南京、武汉、上海等地相继解放后，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蒋介石梦想凭借四川险要的地形和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负隅顽抗，等待所谓国际形势的变化，以便卷土重来。便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偕同蒋经国、黄少谷、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曹圣芬和特务头子毛人凤等，由广州飞到重庆。下机后，发表谈话，大意是：四川要重新担负起反侵略、反共产的任务，望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云云。一时人心浮动，惶惶不安。

当解放大军向西南进军，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又由台湾飞抵重庆坐镇，为其残兵败将加油打气，吹嘘现在国军还有胡宗南的五十多万人，宋希濂的三十多万人，罗广文的二十多万人，总共有一百多万人，战斗力是十分强大的，西南万无一失，希望全体军民消除悲观情绪，树立必胜信心，为保卫大西南而战斗到底。于是西南地区战云密布，到处都是刀光剑影，弄得鸡犬不宁，闾里骚然。

同时，蒋介石为了扩充兵力，保卫西南，命令西南长官公署迅速成立了三个独立师，番号为364师、366师、367师，分别以陈宏谟、胡国泽、谢直、艾绍珩充任师长。并以366师驻防江津。江津地居重庆上游，为其右臂，属于重要战略地区。

同月十六日，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临时官邸召见新成立的三个独立师师长陈宏谟、艾绍珩和我（见重庆《商务日报》报导）。这次一反常态，用的是个别接见的方式。在接见我时，要我坐在他的左侧，假惺惺地做出很关怀的样子，问我的家庭情况，生活有无困难。我答：我是江津人，有老家可以依靠，生活上没有困难；只是新编的部队，武器被服装备尚缺，请校长饬令联勤总部早日发下。蒋生气地叫侍从秘书打电话给联勤总司令陈良迅即拨发。最后勉励我说：你驻防家乡江津，是适当的。江津地处重庆侧翼，一定要严密防守，认真执行长官公署的命令，确保重庆安全。召见后，由顾祝同、蒋经国陪同我们共进晚餐。

第二天，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钱大钧、副长官兼参谋长肖毅肃、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孙伯权又召见我，具体布置任务。大意是：共军进军大西南，战况紧急，你们虽是新编尚未经过训练的部队，但也要列入预备队，就地备战。同时还强调：江津地处重庆侧翼，是确保白市驿机场和成渝公路不受威胁的重要地区，要我立即返防，在胡宗南第一师未到达江津北岸布防以前，务必阻敌于南岸，但不是死守孤城、背水一战，而是要尽量拖住敌人，确保重庆不受威胁。并布置三项具体任务：①拆除江津民房，构筑野战防御工事，必要时将第七编练司令部拨给我师做基干部队的学兵团使用上去；②待胡宗南的部队到达北岸布防完毕后，366师即可随长官公署行动，在撤离江津时，务将江津南岸上下一带所有木船全部驱往北岸烧毁，以阻止解放军由江津渡江，截断我军后路；③转移时，将西门外联勤总部的被服厂烧毁。

我当时虚与委蛇，表面上接受，思想上却另有打算，认为蒋家王朝坏事做绝，民心丧尽，彻底覆灭的日子已经不远，我何必逆天行事，为其殉葬？自己应当机立断，投向革命，才是唯一的光明前途。所以，第二天我并没有遵照命令返回江津，而是一面积极利用蒋介石的许诺，向西南补给区司令部洽领武器、装备；一面请叔父谢公权向党联系，请求党迅即派人去江津指导我师起义。同时，命令由第七编练司令部拨给我师作为基干的学兵团急行军由壁山移驻成渝公路上的要冲丁家坳，集结待命，准备在必要时截断成渝公路；又将我师所辖的1096团唐卓然团调驻白市驿镇，与拜把兄弟367师师长艾绍珩约定，在必要时同其驻守在白市驿机场的一个团（艾师由空军警备旅改编，故仍担任守机场的任务）共同封锁机场，截断航空线。

一切布置妥当后，我向后勤部门要了一条专轮，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装上补充的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带着全家老小，回到了江津366师师部。我原想以驻军的地位、县人的名义，促进地方机关法团一道起义，以尽我保家乡、保亲人的义务。

不料二十六日，二野三兵团联络部的朱炳辉同志化装成老百姓，由我叔父谢公权陪同起旱（步行）由重庆经白市驿到达江津。我立即安排他住在我借住的杨赞卿家的客房里，和我父亲谢衡浦同房，以掩人耳目。直到夜深人静才和他秘密接谈。他取出我在青年时代就敬佩的吕一峰同志的亲笔信，传达党对我决心起义表示欢迎。但为了更好争取罗广文兵团同时起义，以彻底瓦解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尽快解放全川，要求我366师不必在江津起义，可撤到长江北岸，掩护解放军渡江，然后跟在国民党军的殿后部队撤退，而在解放大军的先头前进。这样可以避免其他部队与解放军接触发生战斗，然后我逐步靠拢罗广文兵团，策动罗广文起义。

于是，我放弃了在江津策动各机关法团共同起义的计划，按照党的指示，重新作出如下安排：

①召见江津县长翁话圃、公安局长姚某，向他们传达了西南长官公署要我们固守江津的命令，要他们服从军事指挥，认真维护地方治安，搞好军糈民食的供应工作。

②会晤了联勤总部所属江津被服厂厂长赵松涛，转告了长官公署的决定。赵告知我，已接到联勤总部下达的必要时配合驻军将被服厂彻底破坏的命令，他流露出非常惋惜的心情。我和赵曾在工兵学校共过事，所以也坦率地对他讲：你惋惜的是你主管的厂房和设备的毁坏，我是江津人，我不能不考虑家乡父老的生命财产。表示非万不得已时，不执行这一命令。最后，请他严格掌握他的警卫部队，一切听从驻军命令。

③向和我私谊较深的本师参谋长李天侠、团长唐卓然和学兵团副团长李复初（团长由我自兼）、军械科长刘静涵等透露我和党已经取得联系，规定与解放军遭遇时，不准开火。

④在江津南门外虚张声势，布置少数兵力，设立前敌指挥所，架设电话专线，并用此专线不断和长官公署参谋处长孙伯权联系，以应付上级。

⑤商请朱炳辉同志化装成我师情报参谋，携带军用证书和我师电台密码呼号，沿着解放军进军路线前去，与解放军接头，随时用密码向我联系。约定解放军到达江津后，不要攻城，待胡宗南第一师到达北岸布防后，我师即撤到北岸，暗中将所有渡船放回，运解放军渡江，我师进行掩护，然后即向罗广文兵团靠拢，执行党的下一步计划。

⑥为了向党表示我起义的决心，将和我一起生活的妻子儿女交由父亲带回金刚沱老家，不与我随军同行，争取早期解放。

这时，解放大军已突破宋希濂部。罗广文兵团在南川东的白马设防，由于所属崔伯川团阵前起义，两军措手不及，怆惶逃遁到重庆南温泉一带。我意识到解放大军即将经綦江到达江津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胡宗南所部第一师已抵江津北岸，并通知我师已布防完毕。重庆警备总司令杨森和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孙伯权均先后电话通知我师立即炸毁被服厂，撤到北岸，烧毁所有能供解放军渡江的船只，然后沿成渝公路随长官公署警卫团之后，向川西方向集结。

这时，江津县长翁话圃、公安局长姚某均已弃职逃走。我为确保江津县城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命令我师警卫营在各街道设置岗哨，以防宵小之徒乘机抢劫和捣乱；同时，命令驻在城内的师属部队迅速撤到北岸的双龙乡待命，并将所征用的船只一律放回南岸，不得毁损。

当解放军尖刀排已到江津东郊时，我一面亲率部分警卫部队在大街小巷徒步巡视，安定民心；一面饬令戒严部队立即撤离，迅速渡江向驻在双龙乡的师直属部队靠拢。一直到天黑，在没有人发觉的情况下，我才和随身警卫及有关人员坐上仅为我留下的两只小木船，渡江去双龙乡师部。解放军即时和平进入江津县城。在渡过长江时，曾遭到胡宗南部小股溃军的抵抗，敌军终不能支，遂向成都方向逃窜。我才按原定计划，率领全师，沿着成渝公路缓缓前进，去执行党交给我的后一部分任务。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江津和平解放的真实情况。

江津的和平解放，使江津父老避免了一场战祸，少受很多损失，也为解放重庆、奠定四川起了积极的作用，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这是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我们应当衷心感激党和政府。事情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但我每一想到，心情还是激动不已。现在，社会主义祖国正如日方升，光芒万丈，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认真搞好各项统战工作，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在川东特委江津财经小组工作情况

熊伯涛

我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到江津的，当时川东地下党组织决定在江津建立川东特委财经小组。在社会关系上，主要是通过阮曙曦，他是谢石钧的亲戚，当时任江津田粮处科长。财经小组组长由谢石钧担任，成员有我和李雪波（后来任彭水县革委会副主任）。由阮曙曦出资黄谷壹百市石搞棉布花纱生意，门面上搞的烟店，叫裕民商店，以阮曙曦作经理，我当营业，谢石钧作会计，位置在小什字老银行旁边（今新街子工业局门市右角）。

我们开烟店做生意，一方面是为了挣活动经费，另一方面也作为川东特委领导人的联络点。川东特委邓兆铭、肖泽宽、李培根、李治平都到江津来开过会，住在阮曙曦家，有时也到裕民商店来。我们财经小组由川东特委直接领导，对地方党组织的活动起初没有介入。后来，我们也搞了些工作，如统战工作，对社会上层活动进行调查了解，同时在城内也发展了党组织。

江津地下党组织，那时有南岸工委和北岸工委，是肖泽宽搞起来的。后来，张岚星从铜梁撤下来，肖泽宽叫他们到江津来，与南岸、北岸工委联系。到了四、五月份，战局发展很快，我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形势很好。当时，上级党委指示：解放西南主要靠解放军部队，地方上搞武装暴动打击敌人已不是主要的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迎接解放，准备怎样接管好。同时决定，财经工作不再发展，确定我参加县里党组织活动，作南岸工委组织委员，书记是刁光明，宣传委员是黄国平。

在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空运三个师布置在重庆至朱沱长江北岸沿线，阻止我军渡江。同时在各县组织反共保民军，江津由青年党的廖海涛任军长，他在当地拥有实力。国民党反动派的中统特务组织，以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县府特委会为活动中心。特委会名义上属伪县府领导，其实是独立的，开支要地方拿，县长是挂名的主任，实际由秘书负责，秘书叫丁灿麒。一个乡还有个党网通讯员，除由乡长挂名外，还有搞具体工作的。另外有个民社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旗帜下，也积极活动，幸天民是民社党的重要成员之一。

我们按照党的指示，那一段时间，一方面了解敌人的活动情况，一方面开展宣传。宣传解放全中国的大好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腐朽、堕落及其必然垮台的命运，号召人民保护国家财产和重要文件资料，使国民党的机关、学校、工厂能完好地保存下来，以便接管。

我们还抓紧做统战工作。通过阮曙曦对一些在当地有影响的人士做思想工作。他先对各区田粮专职主任作了思想安定工作，并在田粮处工作人员中讲：“解放军来了，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使那些人都各安其位。在社会上，我党的《约法八章》传开了，刁学鸿就在茶馆里说：“《约法八章》胜过雄师百万。”影响是很大的。幸天民也转变了态度替我们作宣传。我们也给任应秋、王仲昌他们作了工作，争取他们为迎接解放作贡献。

从整个的情况看，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县城的秩序基本上稳定下来，没有出现混乱的局面。

江津被服厂是国民党军队在西南最大的被服厂，厂长是赵松涛。原来，厂里没有我们的人。后来，重庆方面介绍了一个进步群众，叫吴鹏里，是安徽人。吴从小就在厂里做童工，后在厂里消费合作社当小职员，与重庆的党组织有联系。我们财经小组就去与他接头，他很热情，我们也把他当党员同志一样对待。后来通过审查，把他吸收入党。我们给他的任务是：弄清厂里情况，密切联系群众，稳定情绪，注意保护厂里的财物，不要让敌人破坏和弄走。他表面上像不问政治的一样，在群众中说：“我们这些小职员，解放军来了，反正也是那么回事。”厂长准备炸厂，又运黄金、白银，我们都弄得一清二楚。与我们有联系的，还有厂会计主任陈秉宏（广东人），还有卢慧英（女，原来是党员，掉了关系）。由于我们预先有安排，解放时，党员一出来，群众拥护，把敌人也孤立了。

江津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解放的。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李培根同志来布置工作，迎接解放。他说：“解放军部队已到彭水，按路程计算，大约还要三、五天才能到江津。地下党与解放军接头的口号是‘红英’。”二十六日，我便出发到南岸去传达，当天到了刁光明处。二十七日，原准备到柏林、蔡家去传达，我还没有走到蔡家，就见到宋希濂的部队溃退下来了。我看不容易通过，就从龙吟折回，到了夹滩，就看见好多部队，有的拄着棍子。到了城里，已是七点，刚回到家正准备吃饭，一会儿阮曙曦来了，说他院子背后的部队戴着五角金星的帽子，可能是解放军来了。我以为没那么快，正在怀疑，就听见武城那边响了几声枪声。同时，店里的人也来说解放军进城了。我饭都没有吃，就与谢石钧、李培根、阮曙曦一路进城。

阮曙曦到小什字和王仲昌联系慰劳解放军；李培根到东门与一〇八团接头；我与谢石钧、李雪波连夜去接管田粮处、银行、工厂（主要是被服厂）、国民党县府（那里跑得一个人都没有了）。我们把机关贴了封条，并封存了银行金库。我与谢石钧到了被服厂，工人也来了。我们把几百两黄金、几百块银元，连同原料，都贴上了封条，一直干到次晨三点钟。

李培根又主持开会，商讨成立什么组织，以便于接管及对外事宜。最后决定成立“江津县行政委员会”，李培根作主任，谢石钧与我作副主任，阮曙曦、王仲昌、周化成为委员，杨近愚管民政，幸天民管总务，阮曙曦管财政，曹泽芝管公安。阮曙曦叫蔡科去刻了一颗“江津县人民政府”的方印，以便开展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行政委员会成立，各阶层人士都来了，有的来献计，有的来表态，有的来交枪枝子弹。市场第二天就恢复正常秩序，登记了反动党团骨干。我们叫阮曙曦家的几个长工背着枪来警卫县政府。

解放军进入江津后，休息了两天，未住民房，在街檐下住着。战士们一天跑两百多里路，疲倦极了。当时胡宗南的部队摆在北岸一线，反动派溃逃时，把大船小船全部都弄到北岸去了。我们问部队怎样渡江，部队同志答复，他们自有安排。二十九日晚上渡江之前，给我们打了招呼，说要打仗了。船是怎样来的呢？原来，我们的先头部队在两天前就化装成宋希濂的部队，找伪政府领了钱粮，过了江，然后再把船弄过来。当天晚上，前锋部队已过去了。我们看见打了照明弹，整个部队过去了。我军被打沉了一只船。第二天，过江部队在两路口一带与胡宗南部展开战斗，打得相当激烈，打了一天，才停止了枪声。

十二月九日，我同李培根、谢石钧到重庆把西南服务团接来。在十三日（或十五日）正式成立了江津县人民政府。第一任县委书记卢云亭，县长赵一川。

解放初期，我们还狠抓支前工作。那时刘伯承司令员对江津很重视，他说江津城关有三万多人，可以建立市。西南军政委员会派来了粮食工作组，调粮食支援重庆。曹泽芝那时在油溪发现停有国民党五只运粮的船，装有几千石米，她派人把船扣下，进城来请示怎么处理，我们就把那五只船交到重庆，解决了重庆粮食暂时的困难。接着在征粮中，阮曙曦叫田粮处第二科科长聂鸣福代处长职务，召回各区征收主任，弄清原征收数字，冻存征存粮谷，废止伪拨单，把田粮处整个机构原封接管下来。他熟悉情况，哪里有粮哪里无粮他都清楚。全县交了两亿多斤粮食支前，他出了很大的力。

解放后不久，反动势力不甘心灭亡，组织土匪暴动。朱沱的暴动发生在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是全川最早的。那时，四区（石蟆）区长李成文带领工作队到朱沱的大河、九层等四个乡征粮，正逢场天，同志们都分散下乡征粮去了，恰值土匪暴动，就有八位同志光荣牺牲，其中有县委派下去的张洪宝、粮食局的李相廷股长，还有军大梁伟柱等六位同志。第二天我带了县大队一个连的兵力到朱沱剿匪。土匪有三、四百人，伪乡长樊建德就是通匪的。我们在那里住了七、八天，土匪多达千人以上来围住我们。可是，大部分是被胁迫的群众，我们把机枪一打，都吓跑了。

在白沙那边，因我军进展神速，宋希濂有一个军官队未能逃往北岸，留在永兴山上，拒不缴枪，提出要见到解放军才缴。我们派了一个班，会同白沙镇有关人员去与他们谈判。他们要点钱，我们就根据不同情况每人发了十七、八元钱，遣散了。

成都解放了，解放军一〇四团才正式开回江津，举行了入城式。

戊午元旦试笔

吴芳吉

煮得甘薯胜肉糜，陶然一饱百无思。
贫妻笑著新棉袄，要索郎君竹马骑。

兵戈未定盗披猖，惟有病家乐事长。
除却惜阴无所恋，一年人比一年忙。

权丫债丰影如浚，避债难于蜀道过。
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

悔教幼年胆气粗，新从圣贤致工夫。
平生不为兴亡感，奇恨儿时少读书。

【注释】 〇戊午元旦，指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②竹马骑，李白《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后常以形容小儿女天真无邪、亲昵嬉笑之状。③权丫，树木歧枝错出，这里引申谓来往交织。

江津的接管

刘表兴

解放战争凯歌行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南京、上海后，向大西南进军。蒋介石最后盘踞的山城——重庆，处在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津城头飘扬起了红旗，国民党政权在江津的统治从根本上被摧毁了。

接管的开始及其历史背景

江津解放，江津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李培根、谢石钧、熊伯涛等地下党负责人组织过渡性质的政权机构——江津县行政委员会，李培根作主任，谢石钧、熊伯涛任副主任，阮曙曦、李雪波、曹泽芝等为委员。以李培根的署名出了安民告示，行政委员会执行着它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职能。

接管是同组织行政委员会一起开始的。历史背景是这样：

第一，人民革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还不是最后的胜利。国民党军队被打垮了，但还没有最后歼灭，战争在继续，支援前线作战还是一个紧急的任务。

第二，人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统治机器被打碎。但是，新生政权还不够巩固，剥削阶级势力还没有彻底灭亡。江津距重庆一百八十华里，国民党对江津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军事上，由重庆卫戍总部直接指挥，驻防部队是国民党的361师和366师；政治上，杨森颁布了“勘乱剿匪”的政治纲领，在机关、学校、保甲设特务通讯员，进行反共活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掌握了粮食管理机构和江津被服厂。

革命的铁拳击碎了腐朽的制度，但它的尸体还在散发着臭气。表现在：其一，残余的反动势力在暗中纠集，它还有相当的破坏性的能量；其二，谣言四起，什么“共产共妻哪”之类的谰言有所流传，它瓦解人心，涣散斗志，制造混乱。因此，必须团结教育人民，保护新生政权。

一定的历史条件规定着接管的一定的特点，接管不能孤立进行，必须和支援前线、开展宣传、进行工作、抓紧统战工作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不仅是接管，而且是宣传。宣传工作很重要，能粉碎谣言，安定民心。宣传《约法八章》（它规定得很具体，有重要作用），宣传《共同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党的性质，在工商界中宣传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这就是说，接管时要同时进行其他方面的工作，比如稳定社会秩序，保证市场供应，正常进行生产等等，都必须做好。

这就是说，接管中要贯彻统战政策。没有逃跑的旧政人员可以使用，麻柳乡就让没有逃跑的旧乡长杨天林当人民政府的乡长，对旧政人员采取使用、改造的政策。

初步的接管

接管依据“原封不动，系统接管”的方针和“不打乱”的原则，即旧机关单位属县的，由县改造使用；原属省和中央的，由县统一代管，不加变动。

接管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到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完成，历时五十二天。这中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六日；第二阶段从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

第一阶段，初步的接管。 行政委员会组成后，在这个机构下设置了财经委员会和文教委员会，分别对国民党机关单位进行接管。由于行政委员会的工作中心是支援前线作战，因而对接管缺乏统一领导和布置。

财经委员会封存了财经机关的物资器材，宣传政策，要旧人员安心工作，使工作秩序恢复正常。先后接收了被服厂、三十五陆军医院、成渝铁路局第三分段、中国银行、省银行、县银行、农改所实验场、华西实验区江津第一辅导区、县农推所、盐务局、国税局、邮政局、电报局、救济院、卫生院、西南补给区四十七补给支部江津派驻所、江津田赋粮食管理处、江津捐税稽征所、农田水利第二工程队等机关。其中，江津被服厂、三十五陆军医院在十二月六日、十日分别由重庆军管会正式接管。

文教委员会接收了各公立中小学，恢复秩序，开展教学。在接收过程中，对有些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进行了改动，才符合“不打乱”的原则。

由于地下党在江津被服厂进行了护厂工作，团结工人保护机器，稳住上层不逃走不破坏，因此全部资产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中国银行与农改所试验场的上层人物和川东临委江津财经小组在业务上有联系，财经小组的同志用不公开的说服方式，劝他们不逃走，保护资产，结果这两个单位的财产没有一点损失。县田赋粮食管理处和税捐稽征所，地下党通过统战朋友去开展工作，调查了一部分情况。在紧急关头，田赋粮食管理处的帐册送到阮曙曦家保存了下来，职员十分之八没逃走，解放后投入征粮工作，保证了粮食供给。处长赵阴浏经劝说无效逃跑。

正式的接管。 从十二月十六日起，开始了正式的接管。江津县人民政府成立，先后建立了财经接管小组、文教接管小组、政务接管小组和公安接管小组。为了加强领导，在各接管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接管委员会，赵一川为主任委员，谢石钧为副主任委员，各接管小组长为委员。

步骤是这样的：派出政府代表（或联络员）召集被接管的机关单位的人员开大会，宣布接管通令和政策，封存帐册和财物，选出移交接管小组，限期送报移交清册，最后是清点、整顿、复查。

财经接管小组：程衡为组长，熊伯涛、谢石钧、阮曙曦、何泽普等为成员，共十二人。下分四个部门：金融财贸部门，由程衡代表专署接管中国银行、省银行、县银行、合作金库、盐务局、中和盐务公司；粮食部门，由粮食科长上官希文代表县政府接管田粮处和四十七补给支部；税务部门，由财政科长郭华代表县政府接管税务处和国税局；农业部门，由谢石钧与何泽普代表县政府接管农改所实验场、中农示范场、县农推所、水利工程队。政府各部门代表两天汇报一次。农场等生产单位不得停工。三个银行改组为人民银行与贸易公司。盐务局立即供应人民的食盐。动员十二个机关单位的职工对本机关单位进行一天的清点，田粮处和捐税所因历年帐项不清未完成。

政务接管小组：唐建纲为组长，吴广太、阎兴帮等为成员，共五人。接管了电信局、邮电所、电话管理所、无线电台（接管以上机关单位，政府代表吴广太），以及参议会、卫生院、救济院、地方法院、户籍股、国民义务劳动服务团等十个单位。先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召集旧机关单位负责人在县府开会，交待政策，然后宣布正式接管，进行移交、清点。吴广太长住邮电局，实行政府代表制度。

文教接管小组：文教科的陈石夫、李晓民为组长，梁家惠、朱近云、李远林一同参加。首先是复课，各学校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前复课。江津中学校长挪用伙食帐款出走，窑专校长逃走，复课稍受影响。江津中学、江津女中由师生、工友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整顿。接管了城区的学校、文教机关十四个，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组进行。在乡下的学校由区政府接管。

公安接管小组：公安局长于子正为组长，李中远为副局长，曹泽芝、李启明、韩德顺、吴冠生、张灿印、伊叔功参加。国民党反动机关负责人大部分逃走，国民党县政府和警察局的人员全部逃走。解放后第三天，地下党员和农民群众组成人民警察，建立公安局的临时机构，保卫新生政权。参加的地下党员有杨镇乾、刁成元、刁树章、苏武炎。在公安局未正式组建以前，公安局临时机构由曹泽芝负责。公安局正式成立后，首先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查封了九个反动机关：国民党县党部、民社党县党部、青年党县党部、津巴綦联防指挥部、警察局、县政府军事科、正诚社、在乡军官会。对警察局所属的消防大队没有解散，只是进行登记。同时登记特务及国民党的高级人员，在武庙收容遣送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设立检查站，检查鸦片；办国民党区分部以上、旧政权乡长以上、正诚和崇实社社长以上等人员的学习班。

在接管中，各接管小组注意发动下层人员揭发问题。县税捐处拉用公款，私拨粮谷，与商人勾结进行贪污，全部帐目不清。田粮处也是帐目不清，公私挪欠达四万多石黄谷，每一个征收主任均挪欠谷千余石。四十七支部江津派驻所，是国民党军队的后勤机关，除了剩下四千多条旧麻袋和十七支破枪外，物资毫无，被负责人于解放前勾结商人盗卖一空。县农业推广所，公私不分，帐目不清，公共山林大部分被人砍伐。卫生院为县立医院，院长贪污，爱赌博，解放后在崇实社输二千余元，写有欠黄金二两多的债条，药品于解放前任意处理，被人挪用一部分。合作金库，这是设在重庆的一个机关，在江津进行农贷，放出粮食于各乡，无帐册又无人移交。地方法院，没收人民财物太多，历年积存，大部损坏，或被换掉。县立中学，器物损失一部分，有十余名学生被军训教官葛云亭煽动参加反动军队。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人员大半逃亡，档案文卷大多失散。

接管委员会共接管国民党机关单位五百三十四个，其中财经机关单位十五个，公安机关单位十个，政务机关单位十个，文教机关单位四百九十九个（包括教育局、民众图书馆、民众教育馆、《江津日报》社、县立中级学校八所、县立中心学校七十七所、县立保国民学校四百零九所、县立幼稚园一所）。全县的留用人员三千余人。城区有二十七个政府机关单位的人员没有逃走，计有公务员三百六十五人，工友一百三十七人。财经机关单位的业务技术人员均参加了工作，有职员二百五十八人，工友一百人。

对于被接管的各机关单位，成立学习委员会，编排学习小组，组织该机关单位的人员学习，促进其思想改造。

接管的意义

接管是一项繁重而迫切的工作，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接管是改造旧机关、建立新政府的中心环节。革命人员用暴力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后，对其留下的机关单位，必须加以接管。就旧机关单位的性质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第一种是让其继续活动，并逐步对之进行改造，这是基于业务发展的需要而不可能停止。这种机关单位有川农所、农改场、江津园艺示范场、电信局、县立中小学等。第二种是并裁、停闭。并裁的机关，如中国银行、四川省银行合并而成立人民银行，江津县银行改为专署贸易公司，江津县警察局消防大队裁撤，另组江津县公安局消防大队；地方法院裁并，户籍股裁并，田粮处合并入人民政府粮食科等。停闭的机关，如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第一辅导区。查封的机关有江津国民党党部、江津青年党党部、江津民社党党部、津巴綦联防指挥部、江津警察局、江津县政府、正诚社江津分社、在乡军官会、《江津日报》社。

其次，接管是保护财产档案的必经步骤。政府代表到各机关单位宣读接管通令，宣布政策后，对该机关单位的财产档案进行清点，限期送报移交清册，然后复查。损失了的查明原因，没有损失的则使之完整保存。

再次，接管是巩固革命胜利的重要方法。经过接管，一来宣传政策，安定人心；二来安插了旧人员，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三来整顿秩序，严格纪律，保证工作正常进行。

江津被服厂解放前夕的斗争片断

吴鹏里

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我人民解放军转入了战略反攻，国民党反动派处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国统区人民的斗争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越是接近胜利，斗争也越是尖锐。江津被服厂的工人为迎接黎明，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一、工人阶级显威风，痛打渝江师管区驻津部队

江津被服厂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后勤军需工厂，工人二千多人，在江津县是最大的一个工厂。人数集中，力量雄厚，有革命斗争传统。厂里的工人与江津县的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在黑暗的旧社会，每当地痞、流氓、军人欺压人民群众的时候，被服厂的工人总是同群众一起，对他们进行不懈斗争。因为被服厂的工人是有一定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的，他们在厂内饱受欺凌，这种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反抗性。再加上进步青年谭明俊、张宪铣在职工中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谭、张一九四七年被列上“黑名单”，一九四八年被迫离厂进入解放区），因而更向往共产党，仇恨反动派。

被服厂工人对反动统治的不满，在痛打伪渝江师管区官兵等事件上就充分表现出来。

一九四七年秋的一个星期天，被服厂的“长伕”（清洁工人）因不满渝江师管区某部官兵估吃霸赊，看电影不拿钱，在旁说了几句谴责的话，而遭受该部士兵毒打，激起了愤怒。在又一个星期天，近千名工人身穿长袍，内藏剪刀、铁器、木棒，从西门进城，分三路向小十字进发。在小十字茶馆与国民党士兵相遇，工人们立即冲上前去，将该部士兵和部分警察一阵痛打，津城人民皆拍手称快。不一会，对方从东门外组织武力反扑，甚至动用了步枪、机枪。工人们化整为零，对方追至西门，因怕工人有准备不敢前进。事后，他们在城内搜查，工人被抓者数十人，被毒打致死以及下落不明者十一、二人。这场斗争，大大鼓舞了江津人民的斗志，为解放江津的斗争作了重要准备。

二、党组织在斗争中建立、壮大

由于江津被服厂的重要地位，由于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群众运动需要加强领导，更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川东地下党终于打进了工厂，在工人中扎根，开花结果。

一九四八年春，在谭明俊同志被迫离厂后，侯世琼同志受党的委派，以江津被服厂子弟校教员身份到了厂内，着手与工人群众取得联系。以教文化、外语为名，对工人戴勤英、刘惠民等人进行培养教育。我因与谭明俊相识，故亦受到党的教育，也看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侯世琼同志进厂后，即对我进一步培养，我为她的革命活动作些掩护工作。

由于江津被服厂工人的斗争，特别是上次痛打渝江师管区士兵之后，重庆方面加强了对江津被服厂的控制。侯世琼同志被列上“黑名单”，我也被认为嫌疑分子。一天晚上，厂长、上校军官赵松涛秘密审讯侯世琼，对她进行讹诈，硬说她有共产党嫌疑，但又没有什么证据，而且深怕他原来曾自诩“本厂绝无共产党活动”，如果现在查出了共产党，也不好向上面交代。因而，虽想加以逮捕，心里也有些踌躇。同天夜里，福利课中校课长季紫剑对我进行秘密审讯，问我与侯世琼是什么关系，有些什么活动，有人控告你是共党分子等等。由于我有思想准备，对他们的审讯已早有对策，当即回答他：“我向侯世琼先生学英语，除学英语外，没有其他活动。我每晚都在‘中山堂’看报、下棋（实际也是如此，为了掩人耳目，每天晚上活动之前，我都先到‘中山堂’走一趟，以便有人证明我在场）。”季紫剑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地对我训斥、警告一通也就作罢。

面对着这些情况，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侯世琼同志说：“敌人审讯是一个预兆，要抓我们的时机不会很远。估计在今年寒假先将我解聘，然后抓人。这时赵松涛会说异党分子不是厂里的人，也好开脱自己。所以，我一定要在假期之前秘密离开，行李等暂不动，以后有机会你给我送重庆。”由于我自幼进厂当童工，在厂里长大，当时厂里还没有把我当作重点注意对象，同时，我的群众关系、社会关系也有一定的基础。因此，侯世琼同志决定我留在厂里，等候党组织的通知，再作下一步的安排。

侯世琼同志于一九四八年冬秘密离开江津去重庆。一九四九年五月，我接到侯世琼同志秘密来信，说有亲戚要见我，要我到重庆去。我借故请假到了重庆，在朝天门一所小学里见到了侯世琼和刘一民二位同志。刘一民同志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他肯定了我们前一段在江津被服厂的斗争和群众工作，对我早已提出的入党要求作了答复。因当时还不好具体解决，要我先回江津，然后党派人与我联系，并要我回江津后，进一步团结工人，组织群众，保护好工厂，准备迎接解放。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党组织派谢石钧同志到厂与我接上了头，说是川东地下党有关领导同志已研究同意我入党，要他来具体办手续。我在四周之内写了自传，一九四九年八月底，在江津东门外武城附近树林中宣誓入党。谢石钧同志讲了“入党须知”，以此作为入党的仪式。介绍人是谢石钧和熊伯涛二位同志。

根据党的指示，我在入党后，立即对原已进行培养联系的肖鸣珂、周宇文两同志作发展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们二人都先后入党。这样，江津被服厂就有了三个党员，党组织指定我为负责人，在厂内开展了保护工厂的斗争。

三、开展护厂斗争，迎接解放

党组织通过谢石钧同志向我讲述当时的形势，并布置了任务。他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军在突破长江天险、解放南京后，正向西南进军。江津、重庆很快要解放了，估计在春节前后。”又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已有布告，主要内容党内已秘密传达。因此，当前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护厂斗争，保护工厂、机器等资产不受破坏；掌握厂里的警卫武器弹药数量和部署情况；防止厂长赵松涛等人转移资产逃跑。为完成这些任务，就要进一步发动工人积极分子。”

听了传达，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是我们的部队不久就要入川，紧张的是我一个工人怎么了解资产数目、武器情况？何况时间又紧迫。经仔细考虑，决心搞到固定资产帐册，那不是全都有了吗？但帐册锁在财务课办公室的柜子里，如何进办公室的门？如何开柜子？而且这个课就在厂长办公室旁边，很难下手。

我的思路逐渐集中在一位青年会计员身上，他当时正在谈恋爱，每天晚上要与情人外出幽会。于是，我决定以此作为突破口。一个星期六晚上，那个会计把军服挂在床头（经我再三观察确实如此）出去了。天黑时，我从窗口跳进他的宿舍，果然在他单衣口袋里找到了一把钥匙，就立即去财务课，但门上的锁打不开。我环绕房子周围，发现一个窗户，就从这个窗子跳进去，打开了柜子，找到了“固定资产帐”，拿到我宿舍将门关上（同宿舍四个人都出去了）摘抄了一些。怕人回来，又送回原处。星期天晚上再次取来摘抄，基本上抄齐了。

一个星期天，我应约去谢石钧同志处汇报，并将抄好的固定资产帐交给他。老谢很高兴，认为这任务完成得果断迅速。他说：“我们地下党就是要掌握一份确实无误的资产帐，以备解放后接管时用。国民党如何分散财产、盗卖机器，我们手里有了证据，他们就不能得逞了！”又说：“了解厂里的武器弹药，对粉碎他们的顽抗，顺利解放江津被服厂都有帮助。”他便布置我进一步加以核实。

于是，我同肖鸣珂商量，分工到车间去核对缝纫机数量。我还到厂警卫队找到上尉队长章从林，利用与他是“老乡”关系，在言谈中掌握了厂警卫队的动向、武器和配备情况。经过紧张的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完成了任务，上报给党组织。

同时，我还发动、组织工人保护工厂，防止破坏。厂长赵松涛暗作逃跑准备，在工厂后营门江边停泊了几艘大木船，堆积了大量粮食、黄豆，还想把厂内近五百两黄金拿去。这些黄金大部分是他将江津被服厂仓库积存并已报销的大批棉布、棉花等物资运至重庆变卖所得，计约三百余两；另有一百几十两黄金及部分白银是厂内财务课的。赵松涛拿去的三百多两黄金，江津解放时通过统战工作，向他交代政策，安定情绪，并发动工人积极分子监视他，赵才被迫交出，由军代表阎温如数上交。库里那另外的一百两黄金及部分白银，由于卢慧英同志（原是方方同志介绍入党的党员，后来失掉了关系）和她的丈夫陈秉宏（财务课课长）为防止赵松涛侵吞及避免国民党散兵游勇抢夺，因而转移到厂内东岳庙埋藏，解放后也由他二人交我军代表转交国库。

四、枪声打破寂静，曙光照亮几水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我刘、邓大军开始进军西南，进展神速。十一月二十八日傍晚即解放了江津县城，而江津被服厂却一片沉寂。电路被破坏了，我们与工人积极分子一道严密地注视着厂里的动静。

突然，后营大门枪声大作，我解放军发起了攻击。厂警卫队一个班长顽抗阻击，解放军隔墙扔了几颗手榴弹，把他压了下去。此时，厂值日官马威在喊我的名字。这个家伙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群众，此时忽然喊我，谅非好意。我在暗中注意，听他说：“前营门解放军要进厂了，地下党组织派人来找吴鹏里……”

我惊喜万分，立即走去前营门，原来是熊伯涛、谢石钧同志和解放军一个营长带了部队来了。我们大开营门，欢迎解放军进厂。

摆在面前的任务就是把厂长赵松涛找到。我们和熊、谢及营长同志一道去他的办公室。我进屋就喊他，他穿一身美军夹克在内屋装着睡觉。听见我喊他的名字，一惊，全身打抖。我们首先缴了他的枪，向他交待了政策，要他保护好工厂，等待接管。

随后，我军一个班将百多名荷枪实弹的厂警卫队集中在操场上，向他们交待政策，命令他们徒手向前三步走，全部缴了枪。夜已经深了，我们劝部队同志休息，但是战士们均不进厂房、宿舍和办公室，就在厂会议室前睡下，很快就熟睡了。

紧接着，熊伯涛同志代表江津县人民政府同我和肖鸣珂同志一道检查整个工厂，将每一库房、车间都贴上“江津县人民政府”字样的封条。我拿蜡烛，熊伯涛同志张贴。当时虽然没有公章，但“人民政府”这四个字却有很大的权威，没有任何人敢动一下。工厂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并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受到了西南军区后勤部的表扬。

白沙大瀑布

胡小石

江上声峰逐雾开，柴关负杖首频回。
南山飞练三千尺，认取吴门白马来。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汇集南京请愿情况纪实

卞稚珊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侵略军在东北一声炮响，全国震惊。各地人民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一切对内军事活动，转到坚决抗日的道路上来。

当时我在南京首都警察厅任保安警察总队总队长。九月三十日上午，我突接首都警察厅厅长吴思豫传达蒋介石手令（要旨）：“为了巩固首都城防，确保首都治安：（一）派陆军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兼任首都北区城防指挥，首都警察厅保安警察总队总队长卞稚珊兼任首都南区城防指挥，由首都卫戍总司令谷正伦统一指挥。（二）各就划定的城防区域，充分利用城墙构筑城防工事，限‘双十节’前完成，由首都卫戍副总司令贺国光监督执行。”

紧接着谷正伦又来命令：“（一）城防工事划分：草场门、定淮门、挹江门、兴中门、小东门、金川门、小北门、和平门、玄武门、中山门以及狮子山、紫金山属于北区范围；汉西门、水西门、中华门、定武门、通济门、光华门属于南区范围。（二）除城防工事应在‘委员长’限期以内完成外，在首都卫戍总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由宪兵、保安警察协同工作，执行对各城门检查和街道巡逻，严防奸人造谣破坏，取缔一切集会和游行示威等。”

我于当日下午往见谷正伦，就保安警察的具体情况请示两点：“第一，城防工事如要能抵抗飞机大炮的威力，就需要筑成永久或半永久性的堡垒，技术上请派工兵负责，保安警察只能协助。”谷答：“可根据保安警察的装备构成临时性的工事，就地取材，每中队补助经费五十元。”“第二，现在并未宣布戒严，如有集会或示威情事发生，如何应付？”谷答：“以事前防范为主，如有事故发生必须尽力劝阻，但非有命令不得开枪。”

根据谷的指示，保安警察就利用城墙砖石，在城垛后面每隔十米筑成一个立射散兵坑，在城墙腰部每隔百米挖穿一个机枪阵地，在城墙脚内侧每班构筑一个掩蔽部。所有机枪阵地、掩蔽部都没有坚固材料支撑，如果真有敌人的飞机大炮轰击，可以肯定即使不命中也会震垮。后来不到两个月时间，这些工事都变成了水泥坑了。在构筑工事进程中，贺国光也曾来巡视过，但在工事完成后，始终没有派人来验收，也没有人来看过。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正在仓惶失措中，急忙构筑这样一座形同儿戏的首都城防工事，作用何在？明眼人一见便知。

“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局势一天天恶化，全国人民意志日益激愤。在十月二十九日夜十时左右，吴思豫突来电话，要我立刻到他的公馆去。到时有督察处处长李进德、主任秘书楼文钊、总务科长金在冶、司法科长盛某（忘其名）、特务室主任方超、警察训练所所长俞济时、大行宫第二警察局局长金斌及下关警察局局长乔乃迁等在座。

吴宣布：奉“委座”面谕（大意）：“（一）近日平（北平）、津（天津）、沪（上海）、汉（武汉）等地谣言四起，大肆攻击政府，恐有奸人从中挑拨。青年学生意志薄弱，易受蛊惑。日来各地学生活动频繁，显系以联合来京请愿为名，行阴谋破坏政府威信之实。（二）已密令各地党政军警宪密切配合监视学生活动，坚决阻止来京制造混乱。所有通往首都火车轮船，一概不准载运学生来京，违者论处。（三）首都为中外观瞻所系，维持秩序是宪警首要责任。除令教育部门和学校当局对学生严加管教外，宪警部门应作好事前防范，及时妥善处理意外事件发生，不使学生发生罢课和游行示威情事。（四）对于部属亟应勤加管束和教育，使人人明白当前局势只有服从领袖，尽忠党国，上下一心，精诚团结，才是救亡图存的道理。”

根据蒋介石上述意图，经过大家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在当前局势紧张、人心动荡的情况下，如何完成使命，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概括起来，统一了如下几点意见：

（一）“委座”意旨是以预防为主，采取和平手段，缓和各方面激愤情绪，以利于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因此，在警厅职权范围内，应力图避免武装冲突，更不能酿成流血事件，以免奸人有所借口，增加政府困难。

（二）对待学生不比对待一般老百姓。学生有组织，易于集体行动；有理智，善于辨别是非；但血气方刚，容易感情冲动。现在既有奸人从中挑拨，平时又对警察不满，即使软硬兼施，亦难保证不生事故。因此，必须层层负责，各级主管亲自动手，掌握火候。

（三）就警察本身质量来说，一方面良莠不齐，步调难于一致；另一方面惯于盛气凌人，积习难返，易生事端；再一方面对国策有不同看法，内部意见分歧，信仰不一。因此，要做到精诚团结、行动一致，必须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工作。

（四）宪警双方下层平时隔阂很深，有利互相争夺（指查缉违禁物品），有事则互相推诿（指如发生事故互相推卸责任）。为了同舟共济，完成使命，必须做好教育、宣传和解释工作，自上而下地化除成见，重新制订共同执行任务的守则。

鉴于存在以上问题，吴思豫最后决定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一）由厅、总队（局）、大队（分驻所）三级分别对所属员警进行精神讲话，每次抽调三分之一人员轮训三次，在不影响勤务的前提下，使每个人都能受到教育。主要灌输：服从领袖（蒋委员长）；拥护国策（攘外必先安内）；忍辱负重（不抵抗主义）。

“（二）自明（三十）日起，一律停止事假。各重要地点如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教育部、挹江门、兴中门等应增加值岗值勤人员；对各岗所应加强官长巡视；各单位办公室必须昼夜派员值班，并派专人驻守电话室；各单位主官应在本单位住宿，遇有必要情况，随时电话报厅；骑巡队、车巡队随时整装待命。

“（三）对学生方面进行工作（指调查、分化、破坏等），中央（国民党中央党部）已有全盘布置，警厅方面应密切配合行动，由秘书室、特务室分别派员与有关方面联系，了解情况，由楼文钊总其成。以中央大学、政治学校、金陵大学为重点；其余中等以下学校由各所在地警察局监视动态，并在三个大学附近加派岗警和巡逻；对各旅馆来往旅客应认真盘查；对居民普遍进行一次户口检查；对各城门行人的盘查，对各中央机关的警卫，对各重要街道和娱乐场所的巡查，由保安警察总队负责，从新全面规划布置，报厅备查。

“（四）警宪密切配合，共同执行任务问题，由督察处处长李进德与宪兵司令部直接联系。着重由双方各自严格告诫和约束部下，精诚团结，通力合作，遇事商量处理；如有争执，应请示本管主官听候解决，不得擅自行动。并规定一些在执行任务中共同遵守的守则。此外，督察处应派干员长期驻在卫戍总部，负责沟通情况。”

基于以上决定，再就我的职责范围作了一番考虑，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保证本身安全。于是，我作了以下几项预防工作：

第一，对全总队官兵勤加精神训话，强调“忍辱负重”必须具备充分的克制精神。办法是遇事必须逐级请示，不准擅自行动，谁出事谁负责。

第二，重新调整防务。按保安警察总队担任首都各处警卫共有八十三处，每处兵力多则一个中队，少则一个分队以至一个班。为了把比较可靠的——主官能力强、军风纪比较好的力量，调防到预计容易出事的机关或地区。如调第三大队（大队长曾晴初，四川人，黄埔三期生）驻防珠宝廊总队部内，作为机动部队；调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刘志寰，四川人，黄埔六期生）警卫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是蒋介石每周必到一、二次的地方）；其他如国民政府、教育部、内政部等的警卫都增强为一个分队；挹江门、兴中门都选出得力分队会同宪兵一排，共同驻守；三个大学附近的巡逻，都与宪兵共同担任，各派分队长、排长领队。

第三，加强总队、大队、中队三级主管轮回视察责任制。分别于一、四、七日，二、五、八日，三、六、九日到所辖分防驻地轮流视察一遍。这样，分防地点虽多，每天都有中队以上队长亲临一次，一方面有利于考查勤务，防止不假外出；另一方面官兵有较多机会接触，容易掌握思想动态。

第四，严格控制枪弹的使用。除了值勤必需的枪枝每枪配备子弹五发外，其余枪枝、子弹、手榴弹等一概集中保管（平时系由警兵分散保管）。每一岗位备置移交手册一本，在上下班交接时，都把值勤情况和枪弹数字填注手册，交代清楚。

以上这些临时措施，经过一星期的仓促布置并加强教育，在当时大体上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苟安一时了。同时，报刊上虽然登载了一些呼吁政府采取坚决态度、要求积极抗日的函电文章，但张学良确已认真地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节节退让，没有与日本侵略军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宁（指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粤（指胡汉民、汪精卫为首的西南政治分会）双方又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外交方面又传来美、英各国对日本行动表示不满的消息。这些气氛都增加了当时当权者的太平麻痹思想，认为可以松一口气了。

二、怒潮澎湃震金陵

就在十一月六日午后一时，吴思豫召开了有各局、队、所长参加的紧急会议，当即宣布：“确悉北平学生已组成赴京请愿团，准备来京请愿。虽经北平党、政、军劝阻，仍然无效。学生纷纷在车站卧轨不起，表示决心，致使列车不能开驶，交通阻断。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最后竟强占车厢，强迫司机开车南下。中央现又密令沿途车站尽力设法截阻，如再无效，首都秩序不用军队出面维持，应由警宪完全负责”等语。

与会人员将日来各自布署情况分别汇报，最后决定仍照原订应变计划分别执行。

到七日上午，得悉南下学生已到浦口，但已转车前往上海。大家以为这是中央截阻命令生效的结果。后来始悉学生去沪是向宁、粤和平会议请愿，但无结果，乃又把矛头指向南京。

从十日起，所有平（北平）、津（天津）、沪（上海）、汉（武汉）以及济南、青岛等地学生请愿代表，都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陆续涌到南京。他们与南京学生早有密切联系。因此，各地学生到时，中大、政大、金陵三校学生即让出寝室、课堂、饭厅、礼堂给外地同学住宿，没有人在外寄宿，也没有人外出自由活动。

直到十一日晨八时许，我接到预先派到这三所学校附近的便衣侦察人员的报告：大约有二三千学生正整队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行进，秩序还好。我当即坐摩托车抢先赶到中央党部巡视。这天，正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例会日期，照例蒋介石要来参加。我为了避免发生冲突，缓和紧张气氛，一方面将学生前来的消息和警卫准备的情况向叶楚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汇报；另一方面交代驻防该地的中队长刘志寰：岗警分布要完全照平时一样布置，值勤岗警概不携带子弹，并将原来在大门侧临街寝室内休息的两个分队警兵，隐蔽在二门后偏僻地方，不许露面，以免刺激学生。我又再三叮咛：“今天‘委员长’和各位‘中委’都在，我们责任诚然很重，但学生有所要求，‘中央’自会解决，即使发生争执，我们也绝不能动武。若稍有不当，就很容易惹出事来。一出事，祸事就会落在我们头上，谁也保不了险。希望所有官长不要离开一步，必须亲自督率，凡事请示秘书长，不要擅作主张。”

我加强了这一番临时应急的布署，预计是不会发生重大问题的，遂即驱车转向其他地区巡视。

我正由国民政府到挹江门哨所询问各地学生陆续进城情况，忽接下关警察局乔局长专人转告总队部电话：“在中央党部的请愿学生现已开枪，蔡部长（教育部长蔡元培）被打伤，秩序混乱。吴厅长（思豫）命令总队长率一个大队前往弹压。”

我当时对此意外消息十分惊讶，感到非常棘手。随即镇静下来，作了如下的考虑：如果带队去，来不及，时间不许可；且既已开枪，就难理喻，大队人马开去，只会扩大事态。如不带去，事情闹大了，违抗命令的责任就会落在我头上。此事真叫人两难。我不明白谁在开枪，开了多少枪，是否还在继续开枪，有无伤亡。况且，学生来时是徒手，中央的“大人先生”们还不能应付而一定要开枪吗？疑云阵阵，决定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以免火烧到自己头上。遂一面电话命令驻在珠宝廊的第三大队紧急集合待命；一面驱车驰赴中央党部临机应变。

不料赶到时又出意外，中央党部平静得如止水一样，不仅不见一个学生，连那些开会的“大人先生”们的汽车、卫士已走得干干净净。我急往见叶秘书长，正见刘志寰、王世和（蒋介石的侍卫长）在向叶汇报情况。

叶说：“学生代表临去时声言有五名学生失踪，警察方面应迅即查明回报，以凭处理。”

刘志寰说：“警兵已有五名不知下落，并失掉三支步枪，显系混乱中学生人多被他们抢去。请秘书长向学生交涉索还人枪。另外我队拾得驳壳手枪一支，膛内还有子弹四粒，并非本队所有。”

王世和接着说：“枪声一响，我在会客室中听得很清楚，是从学生方面飞来，定有共产党从中捣乱，否则学生没有这样大胆，应严加追究！”

最后叶说：“蔡部长的伤势如何，还得鉴定，但已有损中央威信。今天的情况很复杂，俟请示‘委员长’后再作处理。就目前情况来看，学生此次行动无疑是有政治背景，不会就此罢休，可能还要继续制造混乱。保安警察今后需要加强警卫工作，不仅对中央党部如此，就是对其他各处也要注意。今天闹出乱子，就已经说明我们工作做得不够，今后不得重演。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应共同负起责任来才对得住领袖托付之重。”

我从上述三人对话中，听出都是在打官腔——“有利则争，有过则推”。我本想插嘴进去问明真象，但又想到只用简单粗糙的办法也会问不出眉目来。因此，等他们汇报完毕，我即约刘志寰同到总队部谈话，我想从他口中摸清今日事变的底细，以便应付今后的局势。

刘志寰是我同乡，又是我一手提拔的人，今天的真实内容，必不会对我隐瞒。在总队部，刘志寰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今天请愿学生从上午九时起陆续齐集中央党部，大约有两三千人。先是排列在大门外，后来人多，才挤进大门内，警卫劝阻无效，只好听之。这时，‘中政会议’已在楼上开会，学生要求要见‘委员长’。一再催促，始由叶秘书长出来答复，要学生选出代表到里边讲话。当时学生即推出八人作代表进入楼下会客室等候。但从楼上下来接见代表的不是‘委员长’，而是张继、吴铁城两位委员。张继首先用告诫的口吻对学生代表说：‘当前国事，政府已有既定国策，同学们也不能例外，应当竭诚拥护，安心读书，不要听信谣言。’学生代表听到谣言二字，不由愤懑填膺，提出质问：‘现在东北大块土地已被日寇占领，东北三千万同胞正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道还是谣言吗？国难当前，人人有责，我们不辞一切艰险来到首都请愿，是为一片爱国热情所驱使，是为三千万东北受难同胞请命。唯一目的是请政府对日采取坚决态度，全国学生愿为后盾。舍此别无他图。’至此，吴铁城要学生代表用书面报告，以供政府研究。但学生代表提出：‘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只是要求政府坚决抗日，蒋委员长是政府最高决策人，只请他当面向学生讲明这一问题就行了。’张、吴两人随即上楼向‘委员长’回报。当代传贤院长在旁，见‘委员长’怒形于色，才提出事关学生教育问题，应由教育部处理。这样才由蔡部长代表‘委员长’出来向学生训话。

“学生一见不对头，有人高呼口号：‘我们要见蒋委员长！’‘我们要抗战！’蔡部长站在二门的台阶上，等群众的情绪稍微平静后，即说：‘委员长事忙，要我代表向学生们讲几句话。现在国难诚然严重，但是政府必须统筹全局。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要不要抗战，而是该不该统一的问题。没有统一的先决条件，就没有抗战胜利的把握。蒋委员长勤劳国事，高瞻远瞩，大家必须体念时艰，人人信赖政府，个个服从领袖，自有办法。’此时人群早已听得不耐烦了，有人挺身而出，举拳高呼：‘办法在哪里？强盗已经打进门了，中央按兵不动，任强盗打抢，这就是办法吗？’群众已经克制下去的情绪又一下子激动起来，‘抗战是统一的先决条件！’‘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的口号又喊了起来。蔡部长也提起精神，大声继续说他那套救国不忘读书的道理，要大家回校读书，不要听人挑拨等语。这更让学生抓住话柄，一个领队提出：‘现在全国人民都在要求抗日，难道都在受人挑拨吗？今天挑起我们愤怒的，不是别人，正是政府自己！’此时全场情绪沸腾到了顶点，责问转为怒骂了。有两三个学生指手划脚地挤上台阶，逼近蔡部长责难。当时在台阶上的警兵只有八人，见秩序已不像样子，急得蔡部长已喘不过气来，遂上前欲阻挡学生。由于人多拥挤，警兵就往后推，学生误认为是武力压制，后面学生更加奋勇地向前冲挤，警兵反被倒挤后退。学生一拥而上，在混乱中蔡部长倒在地下——也不知是被挤还是被打，眼镜烂了，脸部流血。正在这危急时，突然一声枪响，子弹呼啸而过，空气顿时紧张。我向四处一看，见没人受伤，也未听见第二枪响。而学生们已在哨声、哭泣声、叫骂声交织中涌出大门去了。

“当我指挥警兵把蔡部长抬进里面会客室出来时，有学生代表向叶秘书长提出口头抗议，并说有五名学生被警察拘捕，要求释放并追究责任。叶秘书长答应尽快查清依法办理。学生走后，警兵在台阶旁拾得德制驳壳手枪一支，膛内还有子弹四粒。”

刘志寰一口气回报至此，我当即问他：“从我走后你离开过没有？岗警有无变动？携带子弹没有？”

刘答：“从未离开这一范围，岗警都选老练士兵担任，都照指示没带子弹。一直到出事时，隐蔽在后面的两个分队都未出来。”

我又问：“王世和及他的卫队在出事前后在哪里？”

刘说：“王世和亲率卫队约四十余人控制二门内会客室一带及通往会议室的楼梯口，以警卫‘委员长’的安全。他经常在会客室从窗口向外窥探，注视着外面的行动。”

我又问：“蔡部长怎样挨打？你们如何救护？”

刘说：“在学生与警兵互相推搡时，秩序已乱，大部学生冲过来，蔡部长被推倒在地，眼镜坠地，脸上冒血。我当时在他身旁尽力掩护，亦被挤倒。正挣扎中，忽听枪声一响，跟着王世和率领卫士冲了出来，一面大声惊呼：‘蔡部长被学生打伤了！’并指挥卫士急忙把蔡部长抬进里面去了。”

我问：“枪声是谁放的？”

刘说：“我听子弹飞行方向是向大门上空飞去，而且枪声很响，肯定是从室内放出。学生既没带枪，这还不清楚是谁放的吗？”

我问：“那支手枪从何处怎样拾得的？”

“当学生一哄而散后，一警士在台阶右侧拾得。我一看是德式最新手枪，只有侍卫大队才配备得有。我从拾得手枪中检查出有刚才射击过的痕迹，膛内还有四粒子弹。这时，王世和走来要我把枪交给他，说是学生怕留罪证故意丢掉的，把枪拿走了。”

我问：“警兵五人失踪，丢枪三支你怎么办？”

刘答：“请总队长放心，实际人枪都未丢失。因为我看王世和鬼鬼祟祟，我怕学生万一硬要追究学生失踪事件，王世和会把责任推在我们头上。我们说一百句，顶不住他在‘委员长’面前说一句，所以我不能不作准备，只好用丢失人枪来作挡箭牌。”

我又问：“你们没有捉学生吧？”

刘说：“赶都赶不走，哪里还敢捉！我看如果不是学生耍花招，就是当时吓跑分散了。”

我最后问他：“‘委员长’临走时问过什么没有？追问放枪事没有？”

刘答：“什么也没问，连秘书长都没有问。我看他们心中都是有数的。”

“蔡部长的伤势如何？”我又补问一句。他说：“我看不严重。”

经过以上的了解，感到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更多了，不仅要对付学生，还要对付内部，必须更加小心谨慎，认真吸取教训，否则最后牺牲的必然是自己。

三、玩花招心劳日拙

在十二日晨，住在三所学校的各地来京学生把目标指向国民政府，齐集在国民政府大门外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要求“蒋委员长”接见。一直等到十一时许，才由贺耀祖（国民政府参军长）出面站在大门口向大家答话。学生一见不是蒋介石，仍然坐着不理。贺耀祖仍用麻痹人心的花言巧语对学生说：“委员长开会忙，要我代表他讲几句。”一面提高了他的声音说：“同学们：你们这次来京的意愿，是为了救国，这完全与政府是一致的，委员长深为嘉许！但是……”他紧接着一个转弯，“必须估计我们的力量。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如果我们没有把握只图一时泄愤，就轻举妄动……”

至此，一个学生代表突然打断贺的话头，愤愤地提出质问：“照你的逻辑——那就只有让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才是出路吗？过去那些丧权辱国的历史，已将中国弄到万劫不复的境地，今天我们坚决反对历史重演。你说要有把握才抗战，究竟哪一天才是有把握？”

另一个学生代表又站起来责问：“你既懂外国人讥诮我们是散沙，你可知道这应该谁负责？为什么国难当头，政府还要坚持内战，制造分裂呢！”

霎时间一片“反对内战！”“收复失地！”“团结抗日！”的呼喊声震动全场。贺耀祖这时已被问得张口结舌，顿时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说：“昨天你们开枪打伤蔡部长，已属严重犯法行为，定有奸人从中捣乱，必须追究！只有扫除这些障碍，才能谈得上团结。”

群众一听到昨天中央党部的事，真如火上浇油，立即掀起一片怒吼：“奸人是哪个？捣乱是谁？你与我们交出来！”问得贺耀祖非常狼狈，答不出话来，因急于脱身，只是说：“好，好，我把你们的意见向中央转述！”就此下台。

此时已是午后一点钟，学生回去吃饭。但到三、四点时，又纷纷返回广场，人数增加到五、六千人，坚决要见“蒋委员长”，一天不见，一天不走，哪天见到哪天走。而且大多数人还带上被盖、毯子等御寒物品，表示决心。入夜，竟露宿在广场不散，其中有不少女生在这寒冷的夜里，一堆一堆地背靠背挤在一起取暖。面对这一情景，连值勤的警士都为之感动。

我为防止发生事故，命令岗警全部徒手，守卫二门以内的带枪不带子弹，换班巡逻，只限在大门内活动，不许进入学生露宿范围。只要学生不涌进国府，如果需要点什么，可尽量给予方便。这一夜，他们并不来要什么，总算平安无事度过第二天。

十三日，学生请愿人数又有增加，看样子不是一下子就会走的。这使我感到肩上的担子越发沉重，只想如何能缓和一下局势，松松我的担子。因而想出一个欺骗的手段：我马上找曾晴初选派五十名便衣警察伪装成学生模样，我亲自交代他们编成二至三人一组，先后零星地潜往国府广场。先看清队与队之间的空隙及各校间的界限，看准时机，伪装成学生购买食物或大小便返回的模样混进去，坐在介于两校之间的地方，使学生互以为是邻校的同学。并有意无意地顺着他们的意思说几句，切不可引起学生们的怀疑。然后在适当时机，如久坐疲乏或者反对中央某人讲话时，反要积极一点取得好感，注意不能过火。趁他们厌倦或饥饿、精神不集中时，就假装成愤怒的样子由小而大声地喊出：“走哟，走哟，回去吃饭，谁耐烦听他那一套！”只要一处喊，分散在其他角落的便衣也随声附和，一面喊，一面走。全场有几十个人从各方面喊，从各方面走，就容易形成声势，把全场带动起来跟着走。

经过这一布置后，刚好这天出来答话的仍然不是蒋介石，而是考试院长戴传贤。所答的内容仍是重弹前几人的老调。正当学生们听得不耐烦，而且时已过午，有的学生还没吃早餐，因而广场上已呈现出嘈乱紊乱现象。潜伏在四面八方的便衣警察就按预定计划，一面喊，一面走。最初只有小部分人跟着走，接着大部分也不知不觉跟着移动。等到有人发觉想制止已阻挡不住了。不到半个小时，广场上的人全走空了。

我当时自以为得计，但群众是不能欺骗的，他能去，也能重来。广场上平静了三个小时，将近黄昏，学生们又蜂拥而来，带着憎恨和警惕的眼光，连同新到的学生共约有七、八千人，态度严肃，队伍整齐，望之既有决心，又有戒备。我才知道枉费心机，玩弄欺骗手段终会招致相反的结果。

入夜，细雨霏霏，广场渐渐不能露宿，群众亦渐渐向大门边挤来。我原来想坚决执行参军处的指示，不让学生进大门，原先计划的用手挽手、人挡人的办法已经失去了作用。当然在挡人时挤来挤去中，有个别警士因态度生硬挨了耳光或被吐口沫的，所幸他们先有思想准备，本着我的“忍辱负重”告诫，极力抑制情绪，未敢还手。但时间一长，亦易出乱子。同时看到学生们已经两天两夜的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其中已有人带病坚持，也使人非常感动，产生同情。我即将这个意见向参军长陈述，才得允许把警卫撤退至二门，将大门内所有两廊和左右会客室、休息室都让给学生躲雨，形势才缓和下来。但警士们怕再受学生侮辱，纷纷向我要求带枪。我考虑再三，乃令副官到附近一个小学借来童子军棍三十条，发给警卫二门的徒手警士，可用作防御工具（严禁以此打人），并可将棍横着阻挡学生冲击。幸好，这一晚太平无事。

晨二时许，吴思豫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委座’（指蒋介石）今天准备亲自向学生训话，时间未定。为了保证安全，必须立刻选派可靠便衣警士百名，暗带手枪，前往国民政府，听参军长指挥。”

我问：“大门内都住满了学生，半夜三更，这多人进去，容易引起误会。”

吴说：“可以不经过大门，从参谋本部这边悄悄进去（国民政府与参谋本部仅一墙之隔，有侧门相通），我这里同林主任（参谋本部办公厅主任林蔚）联系，马上行动，不要等到天明。”

一百名带枪便衣就这样进入国府。我即往见参军长，经过一番研究，为了保证蒋介石与学生见面时的安全，决定采取外似松弛、内实紧张、步步为营、层层设防的措施：二门仍照原来布置的徒手警卫；三门警卫带枪，人数与原来一样；而在门内大厅里潜伏手枪队百人；且深入内院的两廊安置机枪两挺。由此上楼是蒋介石的办公室，楼梯以上专由王世和率侍卫队负责，没有许可证任何人不许上楼。

按照贺耀祖的意见，要叫学生退出大门，以便蒋介石讲话形式好看点。但后来考虑到大门外讲话，学生人多，不易控制，改为用武装士兵伪装便衣侍从，跟着蒋介石出来，紧紧守住大门，不让里面的学生出去，也不让外面的学生进来。另外准备用三十名便衣分散在讲台四周，面向群众，暗藏手枪，一个便衣要监视十个学生。

原来我准备采用昨天欺骗学生的办法，再度派便衣混进学生队伍中去，以备蒋介石出来万一下不了台时好解危。殊不知我们的便衣刚混进去，马上就被学生的纠察队发觉，指着他们叫起来：“昨天喊走的就是他！”这一来，我的欺骗手段被揭穿，这些便衣只好乘机窜去，闹成笑话。

蒋介石在下午三时，始由国民政府侧门进入楼上休息室。贺耀祖回报了情况，再等王世和把警戒布置妥当，才带着冷冷的神色，向斗争了四天的学生见面。一上台照例是端立正中，把视线向左右来回扫视一周，再举手行军礼，然后喊了一声“同学们！”停了一下才接着说：

“你们这次来京请愿，我已经知道——是很好的。现在中日两国纠纷，看来——这是关系党国存亡问题，——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既然大家都知道——是重大问题，就必须慎重——考虑，不能轻举妄动的。首先，不能忘记——日本是个强国，这个是——不能忽视的现实。英、美等列强在华有既得利益，决不会坐视。而且‘国联’——是主张公道的国际组织，‘九国公约’——是保证我国主权的有效条约。因此，牺牲未到最后关头，我们——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时刻，——我们决不放弃和平。这个是我们的外交政策。

“其次，要能抵御外侮，必须举国一致，这是——团结救亡的必要前提。这个——就是要救亡必先团结，要团结必先‘剿匪’，这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既定国策。如果离开这个——对外对内政策，来谈救国，无异于反对政府，这种言论，政府是一定要严厉制裁的。”

蒋介石讲到此，声色俱厉。突然人群中有人高喊：“请蒋委员长也让我们说几句好吗？”警卫人员全都紧张起来。只听蒋介石哼了一声“你说！”全场几千双眼睛都注视着一位站在大门口的学生代表，听他那慷慨激昂的呼吁：

“东北沦陷，已经成了可耻的屈辱。日寇侵略野心，有加无已，还在继续深入侵略我国领土，蹂躏我国同胞，究竟要到怎样地步，才算‘最后关头’？请委员长明白解释！”这时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对”的声音。那位代表又继续说：“举国一致，是我们的愿望；团结御侮，是我们的要求。所谓‘国联’，历史已经证明它是保护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根本不会为我们说句公道话；‘九国公约’名义上是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实际上是要中国殖民地合法化。日本就是‘九国公约’缔约者之一，今天敢于毫无顾忌地进行侵略，难道这公约还有一点价值吗？我们现在深深感到国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最后关头’，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因此，我们请求一致对外，坚决反对内战！‘委员长’是党和国家最高的决策者，我们希望在这危急关头，统率大军北上，收复失地，全国人民愿作有力后盾。如果那一个人在敌人面前屈服妥协，必定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我们这次来京等了四天，不辞任何艰苦，为的是能够亲眼看到‘蒋委员长’表达我们这点心愿。”

这一篇词严义正的讲话，激起了全场学生的共鸣，沸腾的热血迸发出震撼大地的口号：“团结抗日！”“反对内战！”“打倒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举起了右臂，表示要大家安静下来。他先点头说了两声“好！”“好！”停了一下又继续说：“既然大家愿意共赴国难，我也要尽我军人的天职，愿同大家一道拼！”这时全场如雷鸣般的欢呼：“好啊！”“我们拥护‘委员长’抗战！”“我们希望‘委员长’说到做到！”

蒋介石转过头去叫一声贺参军长：“明天把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让同学们先在那里受军训，以便参加抗战，一律照军校学生待遇，并提前每人发支枪。”再回过头来向学生高声说：“大家既是愿意一同参加抗战，明天就到孝陵卫、马牧集报到。”

四、中圈套学生离境

天真无邪的学生，听了蒋介石的承诺“抗战”，似乎看到了国家振兴的曙光，怀着请愿胜利的心情，从广场散队，回到“中大”住地。途中，又往当时的政府喉舌——《中央日报》社，提出质问：“为什么这几天对于震撼全国的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不作正面报导？反而含沙射影，歪曲事实，企图抹杀甚至诬蔑这一运动的深远意义？要求该社必须在明（十五）日将今天‘蒋委员长’对上万同学亲口宣布的——愿与同学们共赴国难、坚决抗战的情况如实登载出来，这是你们应尽的神圣职责！”

报社人员不仅不接受这一正义要求，反而说成是干涉他们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因此发生冲突。守卫在报社的宪兵竟然用武力弹压，一时秩序大乱。一位上海文生氏英文专修学校四川籍女学生（忘其姓名）被挤下秦淮河内淹死。

蒋介石这几天正苦于对学生问题无法解决，得到这一情况报告，大为高兴，便可借此大作文章，作为采取武力制服学生的口实。

十五日零时三十分，吴思豫突然驱车到珠宝廊保安警察总队部。当时我已就寝，见吴深夜到来，使我深为诧异，料必有紧急事故发生。他很紧张地告诉说：

“刚才‘委座’召集谷总司令（军）、张镇（宪）和我（警）面谕：‘各地来京请愿学生于昨（十四）日午后五时许，纠集多人，打进《中央日报》社，干涉出版自由不遂，另有阴谋地捣毁了经理、编辑、印刷等各部门；并抢走机要文件，形同匪盗，有忤法纪，目无政府，显有共产党从中指使。影响首都治安，殊堪痛恨！姑念学生青年无知，一时受人愚弄，除由卫戍总部派员查明肇事主犯依法究办外，所有各地来京请愿学生统交由八十七师二六一旅及保安警察总队与宪兵团会同妥密布置，限于十五日晨押解出境，不许留一人在京，以免再生事端’等语。

“遵照‘委座’意旨，我已会同军、宪两方研究共同执行任务的具体分配办法。除‘政大’、‘金大’等处的押解任务由军、宪两方分别担任外，我保安警察总队只担任押解住在中央大学的外地学生到下关，搭乘交通部门已经准备好的专车专船离京。车船上的押解任务由宪兵负责。必须注意的是，既要坚决完成任务，又不许发生流血事件。”

吴思豫说完后，我向他提出：“请厅长给我一张书面命令好办些。”吴知道我对这一任务感到有些辣手，他想了一想又低声对我说：“‘委座’都是用的口头命令，难道我们还要对‘领袖’签个字才敢行动吗？问题是要看‘领袖’下决心没有？刚才‘领袖’态度很坚决、严肃。只要完成了任务，即使出点小问题，自然有人负责，用不着担心。

“刚才‘领袖’还嘉奖我们警察这几天执行任务有成绩，主要是把学生与外界隔绝得好，消息封锁得严，没有引起外界连锁反应。但能否保证外界长此不产生影响尚难预揣。学生不走，总是问题。此，昨天死去一个学生的问题，‘领袖’不但没有责怪宪兵，反认为引起学生捣毁《中央日报》社是赶学生的好题材，任何人都无法反对，就可见‘领袖’对这事的态度和决心了。现在时间很紧，不能犹豫，马上行动。到拂晓以前，必须把中大包围起来。我们不能落在军、宪（指同时受命押解‘金大’、‘政大’学生出境之军队、宪兵）之后，如因徘徊而影响全部计划，那时责任更重了。”

吴思豫走后，我立即把刘德华、曾晴初两个大队长找来，依样画葫芦，将蒋介石的命令、吴思豫的指示用口头转述。经过一番研究，决定照下列办法执行：

（一）命刘德华大队长率领第二大队全部人员担任“中大”外围包围任务，断绝与外界交通。非持有卫戍总部临时通行证，任何人不准通过。“中大”电话总机，由该大队派员控制。

（二）命曾晴初大队长率领第三大队全部警员加上第一大队一个中队，担任内层包围责任。即对住在“中大”的学生寝室约二十处，分别派兵包围，每处使用一个分队或一个班，视情况自行决定。断绝学生住地与主地之间的来往。

（三）两个大队的布署，统限于拂晓前完成。

（四）拂晓后一听“前进”号音，包围各寝室的部队应立即行动，由各分队长或班长进入寝室，唤醒学生，宣布“委员长”的命令后，立即督饬学生集合，以一个寝室为单位，押送下关。

（五）第二大队俟全部学生离“中大”后，即撤回警戒，乘卡车赶赴下关，担任车站或码头警戒；另以一个中队开卡车三辆控制挹江门作为机动部队。

（六）命车巡队担任“中大”至下关之间的巡逻和联络任务，俟学生全部上车、上船后归还建制。

（七）命骑巡队担任“中大”附近周围马路的巡逻，俟学生全部离开“中大”后到挹江门待命。

（八）在车站、码头要同宪兵办好交接手续，由汪总队副负责联系。

（九）临时指挥所，上午六时在“中大”传达室，十时以后移至下关车站候车室。

注意事项：

（一）部队携枪，每一手提机枪配子弹五十发，步枪配子弹五发，子弹一律不上枪膛，非有命令不准开枪。

（二）勒令学生离开“中大”，统限于午前七时三十分以前完成，于中午前全部到达下关。

（三）在向学生宣布“委员长”命令后，不必多作解释，以免耽搁时间（实际是怕学生提出问题，没有理由可解释）。

就这样，由军警宪联合行动，凭借高压手段，不到半天时间，就把平、津、沪、汉等地将近万人的请愿学生驱出境外。一场轰动全国的学生爱国运动被暂时压了下去。但是，它更加激怒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

忆昔驴溪水

吴练青（女）

忆昔驴溪水，似嗔又带颦。
开颜山作伴，纵目天为邻。
九折客心断，三危国运新。
碧窗挹卷处，谁不最相亲。

作者简介：吴练青，历任师大附中辅导主任，勷勤大学讲师，国立东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战中任教女师学院，住白沙，与书画家余雪曼相恋结婚，著有诗文多篇。现居香港，现主讲中文大学外语进修部，著有《唐诗评解》、《诸子概论》等书。

冯玉祥将军在白沙二三事

程智铭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冯玉祥将军由重庆乘“民裕轮”溯江而上，来到江津。为了动员群众献金抗日，在江津县城只停留了几天，作了一些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节约献金的宣传和准备工作。于四月二日成立了江津县献金分会，推选县长肖烈为会长。分会拟定把白沙镇作为全县献金抗日工作的试点先走一步，乃于四月七日在县长肖烈的陪同下来到了川东三大文化区之一的白沙镇，寓居靠近夏公馆背后的白沙幼稚园。

冯将军到白沙后，立即深入机关、学校、工厂和各界人士中去宣传抗日，动员群众献金救国，还在百忙中做了几件令人难忘的事情。

一、维护国家声誉，解决美军被盗问题

正当中国人民抗战进入四年半的时候，日本海军为了摆脱其陆军陷在中国的困境，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并轰炸了威克岛、关岛、马尼拉、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从而迫使美国参加对日作战，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中国政府于十二月九日向德、意、日宣战，美国总统罗斯福特向中国致敬，并呼吁共同对日，因而中国和美国结成了同盟。美国除派飞机大炮支援中国外，还派出军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日寇。

派驻在四川泸州的美军，一九四四年四月份派了一名军士罗斯先生到重庆领取薪金，当乘船返泸途经白沙时，发现携带三万元钱在船上被盗走了。罗斯先生十分焦急，慌忙上岸，意欲求援，由于语言不通，困在白沙。

这时正当冯玉祥将军住在白沙宣传抗战，得此消息后，立即对随身的秘书说：“小偷偷了盟友的钱，会使盟友觉得我国社会秩序不好，如政府不管，那就更会损害国家声誉。你去告诉美军，我给他三万元钱。”

罗斯先生听了秘书的话以后，立即去见冯将军，一再表示感谢。冯将军安慰他说：“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次来帮助中国打仗，替中国流血，中国人民真是感谢你们，现在被盗，我们当然应该赔偿。”并邀请他参加了白沙镇二万多人的献金大会。罗斯先生目睹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事后，冯将军欣然吟诗一首：

罗斯先生，到了重庆。领了饷项，三万元正。
坐在船上，睡着不醒。被人拿去，偷个干净。
不会华语，处在困境。遇大学生，方才说明。
青年告他，可找老冯。见我说话，详叙事情。
我的回答，极其节省。我赔三万，快回军营。
钱交到手，他很高兴。喜出望外，佩我通情。
我一说到，美国出兵。帮我独立，助我复兴。
窃君款项，抱歉赔情。有何困难，均能办通。
不可客气，盟国弟兄。大会献金，他也同情。
同去会餐，夏军长请。男女合座，恰如家庭。
欢喜快乐，亦如弟兄。

后来冯玉祥将军于同年去泸州开展献金救国工作时，五月五日美军罗斯先生设宴热情款待，表示感谢。

二、诗赞白屋诗人

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冯玉祥将军来到白沙镇南四公里的风景名胜地黑石山，向聚奎和新本两所中学的师生员工作献金抗日的演讲，同时视察了辛亥革命中白沙首揭义旗的聚奎学校，参观了清代建筑的聚奎书院，并到白屋诗人吴芳吉墓前悼念。将军追怀往事，沉吟良久，口占《黑石山》诗一首，高度赞扬了白屋诗人吴芳吉的爱国热忱。诗曰：

白沙镇，黑石山。吴芳吉，有坟园。
吴先生，是铁汉。求真理，能苦干。
在清华，不回还。中外人人把头点。
被围八个月，那是在西安。有米送给人，自己饿死亦安然。
志士仁人心，既是英雄又好汉。
我走到坟前，诚恳来祭奠。
好朋友，未见面，彼此永远记心间。
谁想到，今日经过黑石山，男女学校两大片，永远桃李无边绿。

这首诗由广元书法家侯正荣书写，已刻于吴芳吉坟右侧的黑石上，永远纪念，启迪后人。

三、赠给爱国青少年诗画

冯玉祥在白沙镇宣传献金抗日时，川东师范学校有两个工友，在他的感召下，积极献金救国：小司号员涂泽金，当年十五岁，将积累的八百元捐献国家；另一个小工友李治邦，当年十三岁，将自己储蓄的五百元支援抗战。冯玉祥将军为了嘉奖这两个少年的爱国热情，给他们作画又赠诗：

小号兵，涂泽金。十五岁，有精神。一年积蓄八百元，诚恳跑来要献金。我画红萝葡，送给纪念存。并且提了款，走时满脸笑盈盈。

一位小工友，名叫李治邦。年方十三岁，爱国有志向。节省二三年，存有五百块大洋。全数献国家，真算是高尚。我画一节藕，题诗赠治邦。抿嘴只是笑，可说喜洋洋。穷孩能爱国，幼年好榜样。

四、破除陈规陋习

冯玉祥在白沙镇动员节约献金结束后，于四月十二日赶回江津县城参加献金大会。他为了避免群众迎送，当日天还未亮就起床动身，五点钟赶到了白沙码头，以免白沙同学整队欢送。乘轮顺江而下，当船快到江津码头时，就看到国立第九中学的师生们集合在长江北岸，正待渡江迎接。冯玉祥将军摇手示意阻止，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破除这种迎送的旧风气，也吟诗一首志怀：

排队接和送，工夫都白用。
白沙我早走，为改此恶风。
青年在北岸，那就是九中。
隔江互摇手，大呼当欢迎。
这回来白沙，欢喜又高兴。
青年是柱石，青年是栋梁。
教育真努力，国耻定雪净。

五、关心人民疾苦

冯将军结束了江津县献金救国工作以后，即前往合江县开展节约献金工作。于四月十七日下午由江津县城出发，路过白沙时，已是日落西山了，就夜宿白沙。这时正遇到“民惠轮”在小南海失事的消息传来，遇难者的亲友们聚集在白沙朝天嘴屯船码头，呼天抢地，悲痛万分。冯玉祥目睹这一悲惨的情景，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并写下了《船又到白沙》为题的诗，以示哀悼和对执政者的抗议：

船到白沙时，许多人在岸。
哭的哭，喊的喊。半边围了那条船。
说是往重庆，一去不回还。
叫了地，又叫天。两把急急抓胸前。
谁人害了我？政府不管闲。
嚷得很热闹，看去实在是可怜。
喝人血，吃人饭，为何不去除危险！
四条重要事，民行是一件。
不可推出去，一概全不管。
这是主人事，万莫等闲看。

冯玉祥将军两次到白沙，时间虽短，却给白沙镇人民留下难忘的印象。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聂荣臻同志在江津中学

江津县聂帅文物征集办公室整理（胡昭整执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年时期。生活在不同时代的青年，有着不同的生活内容和经历，有着不同的向往和追求。聂荣臻元帅的青年时期，十八九岁那几年，比他的前辈们多了一个新的内容——中学阶段的经历。

聂荣臻，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生在风景秀丽的川东农村，那里是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他八岁启蒙，在乡下读了九年私塾和新式小学，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夏，从江津县九如镇高等小学堂（校址在油溪镇上）第一班毕业，八月，考进了江津中学。

他在《回忆录》中说道：“小学毕业后，我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即现在的江津中学）读书。这所中学设在江津县城，是本世纪初创办的。那时的学制为四年，规模比较大，学生都是住宿生。我进校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班（即第八届）的学生了。”

江津中学是当时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她创办于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是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学习日本近代教育制度而办起来的一所四年制中学。首任监督（即校长）是个前清进士，继任是个留日学生。前几任都是当时县内有识之士，力求从教育入手，使中国逐渐跻于富强之境。在课程设置上有七八种学科，改革了尊孔读经的教学内容，开始注意灌输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基础科学知识。在首次开学典礼上，就先做一项“制取氢气”的实验，然后才进行其它仪式。实验，使参加会的人耳目一新。实验唤起了青年学生努力钻研科学知识的兴趣。

一九一七年秋，第六任校长是邓褵仙（字鹤丹），他也是个留日学生。当时学校的设备和教师，在四川可算是第一流的。能够进入这样学校读书的人，心里当然感到高兴。聂荣臻同志十分珍惜这个学习良机，勤学苦研，孜孜不懈。可是，在他读了两年之后，面对着国家的黑暗、动乱和贫穷、落后的社会现象，思想再也平静不下来。一九一九年七月初，便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离开学校，以勇于献身的精神，以开拓者的姿态，踏上他要走的人生道路。

（一）

学校保存下来的中八班第一学年学生操行考查簿上，清楚地记载着聂荣臻同志的操行评语：容仪——衣服朴素；动作——活泼，上课专心；言语——不欺，温和；气质——天性温和；智力——记忆力强；感情——进取；意志——坚固。另一本学业成绩册上记载着聂荣臻同志的修身、国文、数学、体操等八科成绩，合计五百九十五分，平均七十四点四分。

八班入学时有七十二人（正取生六十、备取生十人、留级生二人），第一学年结束时为五十二人，毕业仅三十二人。中途离去的人，原因不尽相同：有成绩不佳，不能继续学习的；有参加工作，就业去了的；也有如聂荣臻、刁泰升等赴法勤工俭学，去寻求“科学救国”之道的。这里特别提一下聂帅一向对之颇有交谊的吴平地同志，他在班上各科成绩总分是第一名，也于一九二〇年离校北上，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给李大钊同志当助手，不幸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同李大钊同志一起被捕牺牲。

据曹钟庆（名善群，八班，现重庆市政协委员）、陈显铭（名著常，九班，泸州化工学院院长，已离休）等老人回忆，聂荣臻同志在江津中学的两年平凡生活中，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六十多年前的往事，至今犹深深地刻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他们的回忆是：

八班教室在小礼堂右侧（进去的方向）的那间房子，聂荣臻同志与刘在汉同过桌。寝室在西壁村，曾与樊朝经同室。他入学时，十八岁，身材魁梧，比曹钟庆高出一头。常穿蓝布长衫，青缎马褂，有时穿草鞋，走路矫健有力。平时言语不多，温文尔雅，当阐明问题时，则又侃侃而谈，切中肯綮。

他们都说：聂荣臻学习非常用功，对各科知识都认真钻研，不和同学们争分数高低，对待各科作业（包括卫生、植物等科）一丝不苟，作图清晰，字迹工整，解答问题简明精当，多有独到之处。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大楷小楷俱善。他读书有良好的习惯：早上读英文，下午自修时做数学等科作业，晚上读国文。下晚自修时，常是班上走出自修室最后的一人。

他们还说：聂荣臻记忆力虽然很强，但他不死记硬背，听课专心，肯开动脑筋，能于闹中取静，深思熟虑；有时面墙而立，集中精力看书；有时则排除外界干扰，独立静思。他对疑难问题不畏难，不轻易问人，必尽量反复思考，直至彻底弄清楚为止。

当时，担任八九两班国文科的教员名杜文运（字天开），是个前清秀才，思想开朗，教学认真，能文善诗，曾以《咏菊》“黄种岂殊白种强，金风篱落斗斜阳。枝头朵朵傲霜菊，各领芳馨共短长”激励同学们自强不息，对同学影响颇大。杜老师对学生的作文，喜欢当面批改。聂荣臻的国文基础很好，老师非常器重他，尤其对他擅长写政治性的文章，常下笔千言，思想内容深刻新颖，说理精辟，文笔流畅，字迹遒劲等优点，经常予以赞扬。一九一八年下学期，他的《评内忧外患》一文，先被评为九十九分，老师犹以为未足，终定为满分一百分。杜老师特别在“一百分”三个字上盖上私章，以示郑重。同期，还有《评楚霸王》等两篇作文，均获一百分。杜老师还常将荣臻同志的作文在八九两班作文课上朗读、传观，或者在他的作文本上批注“抄录张贴”四个字，抄好后张贴在中堂的“作文专栏”处，让同学们观摩学习。

江津中学曾于一九六四年将原八班教室辟为“荣誉室”，将从聂荣臻同志亲属处征集得来他在这里所用过的书籍、作业本、作文本和少年时的玩具、文具等陈列其中，供人们参观学习。为了设置荣誉室，特别将这间教室的门窗墙壁整饰一新。事情真巧，就在去掉墙壁上的多层石灰老垢时，露出一幅当年八班的“学生座次表”，在三排四行的“坐标点”上，就是三个显目的大字——聂荣臻。这给学校的荣誉室又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物。荣誉室内，还陈列有谭祖尧、吴平地、傅汝霖、戴坤忠、钟汝梅、漆南薰等烈士的遗像遗物。十年动乱中，这间荣誉室也遭受灾难，陈列物品荡然无存，令人十分惋惜。

聂荣臻同志天资聪颖，思考问题，善于抓住关键。一次上数学课，有同学在课堂内临时提出一个问题：“一室中男女杂坐，男子目中所见，男女人数相等，女子目中所见，男倍于女，男女各若干？”教数学的黄纪纲老师，是邻近几县都闻名的好老师，他学识广博，能教中学里的好几门学科，还善于运用良好的教学方法。当问题提出后，他没有急于解答，让同学们展开讨论。顿时议论纷纭，良久不得其解。聂荣臻随即站起，毫不迟疑地说道：“应从‘目中’二字着眼推敲，目中能够看见别人，是不能够看见自己的。”话音刚落，即勾起了同学们的思绪，找到了解题的门径，旋即列出方程，解得答案：男四、女三。

聂荣臻同志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还喜好阅读介绍新知识的书籍和刊物，如像《新青年》杂志、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都是他经常涉猎的。他在中学的时候，家境贫困，平时省吃俭用，但从不吝惜金钱买书。一九一九年上期，就花了一石谷子的钱，向上海商务书局预订《百科全书》一套（上下册两本）。他出国以后，书才寄到，至今还保存完好。

聂荣臻同志在学校时，还注意锻炼身体。体操课所开设的秋千、浪桥、平台、杆子、踢球等项，他都喜爱，打网球、踢球尤有兴趣。每课余，则打网球或踢球，踢球时常守球门。

一九一七年前后，江津也是川、黔军阀争夺的区域之一，战祸频仍，学校上课时断时续。校方曾设法补救。据记载：“民国六年十月，军事发生，校中驻扎兵队，辍学日期，约积三月，非补习不能将应授之课教毕，故于寒暑两假期内，补习八十余日，将课授完。”

江津中学那时的管理制度极严：上课在教室，自修时在六至八人一间的自修室，两人同桌，共用一盏桐油灯，对出缺席清查很严格，考试和升留级也很严格，学生全部住校，平时不准走出校门，更不准上街。晚上归寝时，每室发小蜡烛一支，烛完即须就寝，不许再说话或有其它声响。如有违犯，动辄记过，直至开除。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固然收获不小，但对一批爱好《新青年》等杂志、接受新思想的青年，又不能不引起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怀疑，不能不使他们孕育着对新事物的追求和向往！

（二）

聂荣臻同志在校期间，善于交友，关心同学，爱护同学。陈显铭等人都说：荣臻与同学相处，和蔼可亲。他做事光明正大，凡认识他的同学，都肯亲近他，从来没有和同学发生过争吵。但对同学提出的疑难问题，总是耐心解答。很快，他在班上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都喊他“老大哥”。

荣臻同志对曹钟庆的帮助，就是一例。曹钟庆来自白沙高等小学，聂荣臻毕业于九如镇高等学堂，过去并不相识。到江津中学后不久，一天休息时，在教室外面坝子里，荣臻拿着一本书，翻开指着一篇文章（书名和篇名，曹已记不起了）对曹说：“小曹（曹比荣臻小三岁），你把这篇文章看了以后，能否背给我听？”钟庆登时有些惊讶，只笑着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荣臻说：“听说你小学时能够过目成诵。”钟庆只得将在小学时的一些情况对他实说：“由于我的记忆力强，同学们就用了一种夸大的词语称赞我，其实并不能够过目成诵。我虽然每次考试成绩都好，小学毕业时是第一名，但是我的国文底子薄，作文差。”此后，他们二人接触就多了。荣臻同志常劝曹钟庆对《古文观止》、《古文辞汇纂》等书要有目的地选读一些。钟庆也常将国文中的一些疑难词句请教于荣臻同志。用钟庆的话说：“他对我像带小弟弟一样，总是循循善诱，不怕麻烦。因此，我的国文水平有显著提高，作文也有进步，特别是在写文章的组织结构方面进步更大。”

一九一八年端午节，为了凭吊屈原，聂荣臻同志约原小学时的好友骆德富、周继宇等七八人，在油溪租船一只，漫游大江，观赏龙舟竞渡。吟诵着《离骚》中的词句：“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乎先路？”缅怀着屈原的政治理想和爱国热忱，小饮舟中，伴以箫笛弦琴，极尽一日之乐。夕阳西下，乃徒步返回荣臻同志家中，再度畅叙豪情。一九七八年，骆德富等人闻我地区的人大代表在京开会看望老帅时，荣臻同志曾问及乡情及诸旧友近况。这些老人闻讯之后，回忆游江一事，仍觉兴味盎然，并由骆德富、肖开基、余凤翔等三人，共同赋诗一首，以记其事：

烛剪西窗兴志高，游江一别羡扶摇。
参商相晤非容易，车笠不忘贫贱交。

聂荣臻同志在中学时期，慨然解救同学于痛苦之时，尽力扶助朋友于危难之际，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至今犹为人所称道。

同班同学聂鸿明在体操活动中踩浪桥，不料吊浪桥的铁钩突然折断，鸿明右脚被砸伤。一时间，在旁的同学反应不一。聂荣臻同志则好似感到自己身受痛苦一样，喉头里涌起许多说不出的话语，内心深处涌出诚挚的感情，立即组织同学把鸿明送去城内神仙口“人道医院”周宇文（周兼任学校卫生课）院长处治疗。他还时常抽空去医院护理，直到鸿明能够下地走路、回校上课为止。

又一日，有九班曾庆余同学，与聂鸿明一样遇到相同的不幸，走浪桥失足跌下，虽然没受重伤，但是顿时晕倒在地。在旁的人多不知所措。聂荣臻同志当即跑上前去把他扶起，送回东壁村寝室休息。什么意外事情发生的时候，只要有他在，仿佛他早就有了准备一样，处理起来总有一定的步骤、一定的方法，使你信任他。

八班桂万年同学（不是同道赴法勤工俭学那个桂万年）得了肺病，在校和住院治疗时，荣臻同志护理殷勤。一面从思想上鼓励他，使他坚强起来，战胜病魔；一方面从生活上关怀照料，常为之熬汤煎药，体贴入微。那时间，市面上还没有抗痨特效药，所以流传着“十痨九死”的说法，害病的人往往难以活命，凡接触他的人也容易受到传染。这个道理，当时的聂荣臻同志自然是知道的，但是他为了一个同学的生命，勇于舍己助人，这是多么高尚的品格啊！

二年级时，聂荣臻同志在全校同学中威信愈来愈高，屡次被推选为代表向学校当局进行交涉，为同学争取福利。一九一八年秋，有两件事情深得同学们的拥护。

一件是争取改善学生伙食问题。当时的学生伙食由商人承包办理，他们为了赚钱，不顾质量，有时竟将稗子掺入米中，难以下咽，同学们意见很大。曾采取过“刳甑子”的办法，让其重做一餐，以示抵制，但仍得不到大的改善。于是推选代表，与其他班代表一道向学校提出意见，要求改善伙食。学校在学生代表们的压力下，被迫出面与承包商交涉，膳食因此有了改善。

另一件，就在那年深秋的一个休息日——十月十三日，正是重阳节，有十多个同学出西门游艾青坪。金秋季节的艾青坪，是个郊游的好地方。到坪上，俯瞰大江如带，望山麓，橙黄橘绿无尽头。那十多个同学游得正高兴的时候，其中有几个竟乐得忘乎其形，顺手摘了果园的一些甜橘来解渴。事情被发觉，告到学校，校方准备要开除他们。事为聂荣臻同志所知，觉得处分过重，深为同学的学业担忧，遂与各班中有代表性的同学五六人向校方要求从轻处分。他们首先承认，在校外私摘果园柑橘是错误的，应受处罚，但因系初次，处罚宜宽，不宜开除；对所摘柑橘，自应照果园规定罚款赔偿；对犯错误的同学，由代表们去做工作，帮助他们认真改悔，并分别担保他们以后不再犯类似错误。聂映光说：“我担保两人，荣臻担保四人……”由于他们据理力争，学校当局终于同意撤销开除学生的决定。

（三）

聂荣臻同志上中学那年的冬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他在学校里得读《新青年》等杂志，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文化，受到了启发，使他思考了许多问题。早在陈食小学的时候，他即怀大志，在自己书桌旁边的墙壁上贴着用毛笔工整书写的两句格言：“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但是，对“志”的内容和含义，有待于探索和充实。两年中学生活，他的志向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升华。何国辅（十班）说道：“聂荣臻在中学时，与同学交谈，常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鼓励同学们要有雄心壮志，应该有远大的理想。”

《老战士诗文集》中的《聂荣臻将军》一文中说道：他在中学时代，受了《新青年》杂志所介绍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很深，把他从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中所受的思想影响向前推进了一步。

《聂荣臻回忆录》有这样的记述：发生在我中学时期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恼，痛恨军阀……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穷落后，更增强了我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我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多少有这样的影响：这个革命是进步的，成立了劳农政府，感到新鲜……要说有些影响，那就是我深信中国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

由于聂荣臻同志深信中国社会要变，遂下定探寻中国出路的决心，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去争取、去迎接黎明前的曙光。他不顾个人安危，不计较自己得失，不畏惧强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行列，带领着一批进步同学，开始了初期的革命活动。

一九一八年冬天，为帝国主义操纵的巴黎和会，竟然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江津中学的同学至为愤怒。聂荣臻同志和同学们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组织起来在校园里集会游行，高呼口号，以示抗议。聂荣臻同志当时在“江津学生联合会”里负责宣传工作。他认为要挽救国家，就必须唤醒群众，由他倡议，“学联”出面，通知各校学生，要求利用寒假期间到各地讲演，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唤起同胞团结战斗，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

这年寒假，回到家乡，荣臻同志与唐家修、叶楚才等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到了吴滩、金龙庙、石门、永安、油溪等地宣传。他讲演时非常激动，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浅出，结合实际，娓娓动听，使人感奋，听众常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五四”运动爆发后，革命的浪潮迅猛地冲击到了江津。傅汝霖（中六班）与聂荣臻等同志一起，立即组织同学在学校和县城集会游行，撒传单，贴标语，并带头高呼口号：

“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还我山东！坚决抵制日货！不买仇货！不用仇货！”

积极推动抵制日货的斗争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实际行动，掀起了愈来愈烈的反帝反封建潮流。同时，由“学联”出面，通知江津甲种农业学校学生派出代表，与江津中学的学生代表一起，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当代表们向商家宣传时，“乾坤泰”等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睬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这样一来，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于是，学联代表编成小组，分别对那几家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搜出来的日货逐一登记，封存于“文昌宫”内，由同学轮流看守，准备焚烧。学联还派出学生沿江巡逻，凡装有日货的船只，都不准靠岸。

听说学生们准备焚烧日货，那几家大商号老板着了慌，以“血本所买”为由，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反抗烧货，还唆使暴徒扭闹滋事，阻扰清查。被搜查过日货的商号还勾结当时江津的军政首脑，妄图凭借武力压服学生。县长聂述文假惺惺地出面调停，驻军黔军团长王天培召开学商两界代表会。学联代表中，江津中学有傅汝霖、聂荣臻、刘廷钰（中九班）等，农业学校有刘思均、肖怀辅、周希芳等。

开会那天，王天培在会场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企图威胁压制学生。当代表们进入会场时，王天培请大家入座，刘廷钰代表用幽默讽刺的口吻说：“团长虎威在此，焉有学生座位！”王天培假笑着说道：“请不要客气！”大家坐定以后，商人们提出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代表们则义正词严，坚决要求焚烧日货。双方相持不下，几经谈判，都没有解决问题。

六月末，《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了，消息传来，江津中学同学们怒不可遏，立即集合，要上街游行。校长邓褵仙、学监李跃群、罗中林百般阻挠，先是劝说威胁，后来干脆关上校门，不准学生上街。傅汝霖和聂荣臻同志大声疾呼，鼓励同学：“不要怕，冲出去！”学生们打开了校门，两百多名同学一气之下冲了出来，编成四路纵队，和农业学校的同学一起汇成了声势浩大的洪流。由学联派出学生，手执小旗，沿街维持秩序。在游行途中，参加的群众也越来越多，轰动了整个江津城。

游行的队伍到达“文昌宫”，将封存的日货全部搬出，经小什字而大什字，直抵东门河坝。坝中搭有高台，学生和群众围立四周，两校学生代表登台主持大会，并分别讲话。聂荣臻同志发表了情词激愤的讲演，听众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人人怒火中烧，愤而将日货全部烧毁。

对焚烧日货，聂荣臻同志在《回忆录》中历史地、客观地作了分析，评述道：“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这种焚烧日货的行动，做得有些过火。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拿钱买的，烧掉不是可惜了吗？而对日本人毫无损失。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而造成商人对我们的不满甚至仇视。宣传抵制日货无疑是正确的，但爱国运动的目标应该自始至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把商人作为争取说服的对象，动员他们一起参加抵制日货的行动。”

从此以后，学生们相约都不再买日货，并回到各地继续深入宣传抵制日货。聂荣臻同志回到家里，看见一口日本制的面盆，叫家里人以后不要再买日货了。大多数商人听了宣传讲演，都受到了教育，组织起“商民爱国团”，制订了《江津商民爱国团简章》。这一史实，曾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重庆市博物馆现代革命史展览中陈列过。

但是，少数大商家老板对焚烧日货始终不甘心，竟至仇视。他们贿赂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就在焚烧日货第二天，王天培带领武装士兵来到江津中学，对学生代表们开始新的罪恶活动。学校在反动军警的授意下，立即着手开除学生，首先开除了傅汝霖同学，对其余代表则准备在学期结束时再分别予以开除、默退。以故，江津中学又掀起了反对开除爱国青年同学的学潮。聂荣臻积极组织同学参加这一斗争，支持被开除的同学为革命而出走。

这个时期，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在迅猛地向前发展，许多有志青年踊跃地参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正是由于当时的形势和聂荣臻同志等的组织与支持，江津中学去留法勤工俭学的人彼此相邀，形成热潮。先后去的有他和傅汝霖、戴坤忠、钟汝梅等十多人。江津县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这时也有了很快的发展。从“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底，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数为四百九十二人，为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一省。在四川，又以江津人数为最多的县之一，共去了四十二人。

受聂荣臻之邀未能成行的还有几人。他约原小学时的骆德富同行，骆因祖母、母亲两世孀居，后继无人，三人相依为命，不能远游，含泪婉谢。也曾动员过九班肖向荣共同赴欧，向荣未能冲破家庭阻力，继续留下学习。还曾与同班穆德成约定同道，穆是学联的总负责人，遭人怨恨，在重庆被人迎面冲来，用药水把一只眼睛弄坏了，待治好后已经时隔一年，又未能去成。

聂荣臻与钟汝霖等一批同学，一面积极鼓励同学们出国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一面毅然拒绝参加学年考试，抛弃学籍，先到重庆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手续、路费等具体问题，然后返回家中，各自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回乡时，他先到满舅（即幺舅）家，争取支持。舅爷唐富华深明大义，愿意从精神上、物质上尽量予以协助，荣臻心里踏实多了。哪知回到家里，父母不同意。因为他在家是独生子，母亲又多病，父母舍不得儿子远离家乡，担心儿子飘洋过海会不会出什么意外问题。由于聂荣臻要求改变现状的意志坚决，寻求真理的愿望强烈，再由于焚烧日货可能有被捕的危险，他以这些理由反复向父母陈述清楚，诚恳地希望父母理解他的人生追求，并坚定地说：“我生死都要去！”在满舅等的协助说服下，父母亲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这时，年轻的聂荣臻久久地仰望着父母，两眼噙着泪水，会心地露出了笑容。

很快得到了外祖父、舅父的帮助，筹足了三百银元的路费，准备启程了。中秋节后，桂花梧影之中，家人团聚，亲友道贺，煮酒壮行。三十日（农历）清晨，荣臻同志拜别父母和外祖父，再辞谢满舅，并恳请其代为照顾父母，说道：“你的家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家中事情，烦你多多照应……”然后由陈老师爷（桂发）弟兄二人抬着行李，护送起程。

回眸寻母影，举步又稍停。拂面晨风爽，朝阳伴远行。带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怀着依恋的心情，告别了家乡。经江津，和十来位同学一道，去到重庆，忙碌办理赴法手续。重阳日，有江津同学江泽民等四人为他们送行，留下“民国八年重九日，聂、桂、唐、周留法临别摄影”一幅珍贵照片。十一月下旬，乘舟东下赴法勤工俭学。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页，它给祖国和人民带来了希望。《聂荣臻回忆录》中这样说道：“中学时代，我已经十八九岁。在这里，我一面读书吸收文化科学知识，一面从当时国内国外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地思考，寻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这就是他的两年中学生活的精辟概括。

聂帅在江津中学的两年，是他怀着崇高的理想认真攻读的两年，艰苦磨砺的两年，锐意探索的两年，更是他热烈追求真理的两年。现在，我们来重温他的这段不平凡的经历，使人无比兴奋、激动，令人由衷地崇敬、深思。

（本文有删节）

漆鲁鱼同志的一生

邹绪良

“少习歧黄业，长为马列徒。活人兼活国，无忮亦无虞。抗日能从众，持躬若守愚。鸣琴事已治，刻石信相孚。”

这是一九六一年董必武同志《赠漆鲁鱼》的五律诗，是对漆鲁鱼勤于学习、忠于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的赞誉。

漆鲁鱼，原名漆宗羲，一九二〇年出生在我县李市镇街上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他一岁时死父，十五岁时丧母，继后便依靠伯父过活。由于伯父偏爱自己的子女，使鲁鱼小学毕业后未能升学，每天帮助伯母做一些家务琐事。他的叔父漆树棻思想很进步，鲁鱼从小受叔父思想的影响，一心盼望升学，有空则自学古书。二十岁时，在树棻叔的支持下，他才有机会去重庆一个私立医学专科学校读书，以后便去日本留学。

由于鲁鱼刻苦学习，两年多的时间就补习了日语、英语、物理、化学等必修课程，一九二五年春终于考入了他梦寐以求的日本东京医学专门学校。在日本，鲁鱼不但潜心钻研医学，还喜读文艺作品，并经常关心国家大事。眼看国内大革命失败，树棻叔在反动政府的屠刀下惨遭杀害，日本已掀起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浪潮等等，使他逐渐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一九二七年，他先后参加了中国党东京支部的外围组织“中国留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的“青年艺术家联盟”和“社会科学研究小组”。由于鲁鱼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早已引起党对他的重视。一九二八年春，鲁鱼回国返乡，一九二九年十月，由当地地下党的陈群生介绍，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〇年一月，经县党组织的曾庆云介绍，由省委派他到重庆，继后又去到上海。从此，他尽心竭力地在敌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上海，鲁鱼先担任闸北区街道第三支部委员，继后任书记。一九三〇年调区委任秘书长，后又调闸北区组织部任秘书。同年八月，在一次因书写革命标语被日本暗探逮捕。由于鲁鱼沉着机智，使租界无法获得证据，最后以嫌疑犯判刑一年，关进了提篮桥西牢。狱中，他担任牢内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同地下党的彭康等同志一起，向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按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把监狱作为提高马列主义理论、进行自我教育和蓄聚力量的地方。

鲁鱼出狱后，按上级党的指示，利用中法药房汕头分行名称，在汕头设立中央与江西中央苏区的联络站。一九三二年四月至一九三四年三月的两年期间，他担任办事员，一方面供给或转运苏区所需要的种种物资，一方面又转送干部到苏区。继后，鲁鱼被调往中央苏区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一九三四年九月，红军北上，由于陈毅同志不幸负伤，党组织决定留下鲁鱼照顾，并兼管中央苏区整个卫生部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五月，国民党军队加紧向苏区围剿，步步逼近，鲁鱼随部队数次突围未遂，最后被冲散，只身向农家乞食求宿而被捉送官。由于鲁鱼查阅过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医的档案，便伪称是这个军医，国民党瑞金政府信以为实，才发证把他释放，鲁鱼得以脱险。

鲁鱼逃出虎口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寻找党组织。他去到上海，但未如愿。由于鲁鱼对党忠贞不渝，他露宿街头，讨饭度日。经过八个月的艰苦奋斗，又来到重庆。虽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在山城为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三六年六月，鲁鱼和一些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组织“重庆各界救国会”，他任总务干事。同时，他以《新蜀报》记者的条件，把《新蜀报》作为宣传抗日的讲坛，并把领到的薪水大部分用在“救国会”所需要的开支上。由于鲁鱼把整个精力都集中到抗日救亡的大事，使“救国会”很快就成为了领导重庆各抗日救亡组织的核心。先后输送百余名青年到延安，曾领导全市性的悼念鲁迅先生的追悼会、救灾运动、援绥运动、抗议国民党逮捕“七君子”运动等，还从物资上和生活上支援过途经重庆附近的红军。救国会还定期组织会员学习进步书刊，对一些骨干分子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为后来重建党的组织奠下了基础。

一九三七年底，通过刘传茀与省工委联系，鲁鱼的党籍得以恢复，并按省工委要求在重庆重新建立党组织，组成重庆市工委，鲁鱼担任书记。加入党组织的“救国会”员就有数百人。一九三八年七月，鲁鱼调任川东特委宣传部长。“皖南事变”发生后，按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策略，他奉命转移到雅安工作，改名漆颂平。

一九四三年夏，鲁鱼去康定任《西康经济社》和《西康日报》总编辑。一九四五年四月，为争取刘文辉共同抗敌，鲁鱼去成都担任刘文辉主办的《民众时报》主笔。一九四六年九月，他奉命回到重庆又任《新华日报》主笔。一九四七年二月，因报社被国民党查封，鲁鱼随吴玉章等于三月乘飞机撤退到延安。在老根据地，他先后参加土地改革和新华总社的工作。

中原战场开始稳定，一九四八年十月，鲁鱼被调任郑州市委宣传部长。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二月，鲁鱼调西南新闻出版局任副局长。一九五三年春，任西南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年底调任中央卫生部办公厅主任，继后担任部长助理。一九五八年整风运动中，鲁鱼遭受委屈，加之工作紧张劳累，突患脑溢血，幸住院脱险。中央照顾他，为便于边工作边疗养，安排他回到四川，担任成都市副市长，旋担任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在此期间，董必武同志曾写诗表示怀念。

“文化大革命”中，鲁鱼因病残免受批斗，但家属遭难，使他失去照顾，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不幸逝世。漆鲁鱼的死，使党失去了一个忠贞的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成都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一位坚强的女战士——记刘钦瑜（李往）同志

邢象超

刘钦瑜（李往）同志一九二一年十月出生于四川江津秦家乡。一九四二年进入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九四五年四月，响应中共中央南方局号召前往中原解放区，先后担任《襄河报》编辑、《七七报》记者、农村工作队成员。以后，又在民主建国大学学习，分配到一纵队三旅文工队工作。

一九四六年六月底，国民党的军队以数倍于我们的兵力围攻中原我军，从而开始了全面内战。刘钦瑜同志随一纵三旅七团向鄂西突围。一九四六年十月，部队转战于鄂西房县、竹山、均县一带时，她因患病无法随军活动，经均（县）竹（山）房（县）的秦山区委负责人周志华和大队长王中原决定，隐蔽于基本群众家中养病。从此，她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前后约两年半之久，其中近一年时间情况特别紧急，形势险恶，是在深山老林的洞穴中度过的。

据一九四九年均县解放初期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刘瞻同志回忆说：刘钦瑜同志当时生活苦不堪言，长年吃不到食盐，粮食极少，一年中有半年得靠糠菜、野菜充饥。因之人们称她为“均县的白毛女”。“总之，她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工作积极、认真热忱。她在鄂西几年的苦难经历，不是一般吃苦耐劳的同志所能忍受得了的。”

在北碚复旦大学的时候，同刘钦瑜来往较多的进步同学，都会感到她身上有着一股宝贵的“牛”劲，这就是对革命真理的追求，一旦认识到真理、正义所在，即一往直前，奋力进取。她为人厚道，朴实无华。平时不多说话，但在议论一些问题时，却常常一语中的。因此，她进复旦不久，便同进步同学建立了较为广泛的联系，思想认识得到迅速提高。她是新闻系进步同学所领导“新闻晚会”的经常参加者，而且几乎每次都要带来几位别系的女同学。她也是《新华日报》和地下党所发行的小册子的热诚而认真的读者。

一九四四年春，国民党军队在前线一溃千里，后方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其困苦，而反动政府对进步民主力量的镇压和迫害却更加猖狂。三月中，我与几个同学研究，在“五四”这天，应在《新华日报》上有所表示。于是由我执笔，起草了一篇告各界青年的公开信，要求全国青年，在抗日、民主的旗帜下，不分政治信仰，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民族大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这封信刊登在五月四日《新华日报》第四版的头条，被国民党新闻检查部门铲去了约三分之一。签名者（当然都是化名）约有四十人，包括复旦、中大、重大学生和一些职业青年，其中也有刘钦瑜同志。

这一年夏秋之交，党所领导的由复旦进步同学主办的《中国学生导报》筹备出版，刘钦瑜同志从一开始便是《中导报》社的成员。总之，在复旦的两年多期间，刘钦瑜同志在政治上逐渐成熟了起来，虽然还有着几分稚气。

一九四四年底，中共中央南方局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解放区去。《新华日报》记者狄晞同志找我商议一起前往中原解放区工作。刘钦瑜同志知道此事后，立即找到了我们，要求同去。她说：“我是四川人，按理应下农村。可是，与战区来的同学比，我的经历要单纯得多，特别缺少与各色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去解放区，可以受到更多的锻炼，工作上所起的作用也许会更大些。”就这样，我们三人一起在三月中旬由重庆东下，经三斗坪、津市和沦陷的藕池口，到达三不管的小镇古丈堤。第二天就在镇外不远处见了中共天（门）荆（江）潜（江）中心县委书记尚丁同志。他说：“早就接到通知准备接待东下的同志了。你们还是第一批呢！”热情的气氛感染了我们。刘钦瑜同志兴奋地说：“总算到家了！”

由古丈堤到熊口附近的中共襄南地委机关虽然有一天多路程，但已全部是解放区的天地了。经过长途跋涉，刘钦瑜同志的腿脚都已发肿，然而心情显得十分舒畅。平坦的江汉平原和幽美的洪湖景象，使长期生活在四川山区的我们耳目一新。她说，想不到还有这么宽的平坝子，这么美的湖泊。

在襄南地委机关报到后不久，刘钦瑜同志即和我一起分配到地委机关报《襄河报》。她负责通联工作。虽然一个多月后便调往平汉路东的《七七报》，但给《襄河报》报社同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多数干部的文化水平不高，通讯员来稿能把事情头尾写得条理清楚的很少。为了处理好一篇来稿，她往往得到处了解情况，进行补充直至全部改写。当时担任报社党支部书记的编辑齐抗同志，在看了她处理的一些稿件后曾说，南方局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的确培养出一批干部。

刘钦瑜同志调到《七七报》社和进入人民大学学习后，曾从路东写过一封信给我。收到信时，日本已经投降，地委机关和分区主力即将转移襄河以北，因之复信的事就搁下了。等到在襄北准备给她写信时，听说民主建国大学已经结束，学员全部分配工作，因而我竟一直未能给她回信。她在来信中说到了学习情况，说来解放区几个月，经过学习，才感到过去虽然读过一些马列著作，但到底还是纸面上的东西，把这些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还得不断下苦功夫才行。

一九五〇年，我在上海又收到她从四川发来的一封信。在谈到中原突围后的情况时，只是说，在鄂西的深山老林中过了几年“白毛女”的生活，在一九四九年初才又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当然，实际情况绝非如此轻松简单。

一九四六年夏，她随同中原一纵队三旅七团向西突围。十月间，部队在房县扁担沟、黄龙山一带活动时，刘钦瑜同志患了疟疾和妇女病，无法随部队行动。组织决定把她留在一个叫汪德常的老乡家养病，并托付曾经当过红军战士的伪保长汪和金照顾。一个月后，在她身体基本复原的时候，中原部队已经远去了。从此，她在这个陌生的地区，依靠自己的劳动和工作以及其它几位掉队的中原部队战士的协同互助，同群众建立了联系，坚持了近两年半的时间，最后终于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

刘钦瑜同志流落鄂西期间，先后在扁担沟、黄龙山一带的约十位农民家中隐蔽过。山乡农民的厚道朴质和对革命的同情与支持，甘冒反动政权迫害的危险，收留了这位处境艰难困苦的年轻“新四军婆娘”。刘钦瑜同志的朴质作风，对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对革命前途的乐观情绪，很快得到了农民们的信任与帮助。她每到一家，就主动下田干活，帮助农民推磨、带孩子、缝补衣服。她一套编织毛衣的手艺尤其受到老乡的称赞。她利用当地手工纺的棉线，为老乡织成袜子，供过冬穿用，受到大家欢迎。许多农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手工编织的厚实暖和的线袜，心情非常激动。不仅如此，她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同刘钦瑜同志有过接触的当地农民回忆说，她在扁担沟、黄龙山一带时，“革命态度始终是坚定的”。她经常对群众说：“老乡，莫看现在革命艰难困苦，不管国民党反动派怎样凶恶，只要我们穷人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听共产党的话，总有一天会把它打倒，总有一天会把全国老百姓解放出来，自己当家作主。”“革命者不能只看眼皮下的一点困难，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生活下去，也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不管有天大的困难，我都要坚持下去！”

她曾经几次打算返回四川，通过在重庆的复旦进步同学如王朴等人，寻找党的领导。当地的四川籍农民也都愿意向她提供资助。然而，山高路远，沿途国民党岗哨和土匪骚扰，一个单身青年妇女，是难以通过数千里崇山峻岭的。因此，她只能横下一条心，在当地苦苦挣扎下去。

更严重的是，刘钦瑜同志还得时时应付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匪的追查和迫害。一九四七年四月，她正在一个老乡家干活时，来了两个獐头鼠目的人，自称是驻竹山的国民党军的旅部侦察，要她跟着去一趟旅部。走了几里路之后，他们在一位姓向的老乡家住了下来，这家老乡悄悄告诉她，这两个人是在外面犯了案躲进山里的土匪。夜里，她暗暗地破窗而出，逃进了大山，以后又回到了黄龙山一带。

刘钦瑜同志在扁担沟、黄龙山一带呆的时间长了，许多老乡都知道她是一位“新四军婆娘”，有些老乡不知从哪里知道了她是在复旦读过书的大学生。这不可避免地传到了国民党乡公所。一九四七年秋天，刘钦瑜同志正在一个姓贺的老乡家中替另一位掉队的我军男同志补衣服，这时来了几个国民党太湖乡乡公所的乡丁，把她押到了乡公所。这时，房县国民党县政府的一位科长正在太湖乡一带搞所谓“选举”，他亲自讯问了刘钦瑜同志：

“听说你是重庆复旦大学的学生？”

“是老乡们传讹了。我哥哥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我自己只念过初中二年级。”

“我说嘛，要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那还得了。”

就这样，这位科长和乡公所真的以为她是一位普通的女兵，也就不很注意。他们安排她在乡公所吃饭，在一个女甲长家睡觉。他们对刘钦瑜同志说：等几天把你送到县政府，安排你回四川。刘钦瑜同志当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她一直盘算着怎样逃出他们的控制。一天，在女甲长家中，趁着看守她的一个女人睡午觉时，她从后门溜了出去，迅速地越过荆棘丛生的山坡，涉过小河，进入了大山林，到达另一个乡管的杨云沟隐蔽起来。

这次逃脱，使那位科长和乡长极为恼怒。他们扬言，以后再发现这个新四军女人，可以就地格杀！他们派人到扁担沟、黄龙山一带搜查，但都被当地老乡巧妙地消了回去。他们说，你们不是早就把人带走了吗？

险恶的处境，使她在这个大山区里更难以安身了。为了不连累群众，她不能再在老乡家隐蔽了。从此，她住进了山洞，开始了近一年的“白毛女”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像鬼一样的苦熬着”。但是苦难没有压倒她，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和党的怀抱、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支持着她去战胜一切。

一九四七年底，就在杨云沟的一个山洞里，她与一个常常资助她的农民叫贺长运的结了婚。没有鲜花美酒，没有糖果糕点，没有仪式，也没有一个宾客。洞外寒风怒号，横扫荒凉贫困的武当山，横扫苦难深重的中国！

一九四八年，刘钦瑜同志和贺长运同志一起决定穿过大巴山，回到四川。俩人刚走了一天，在巨宝乡一个姓王的老乡家住了下来。这时来了三个乡丁，对他们进行了盘问。贺长运见事不妙，悄悄溜了，刘钦瑜同志则被看住，无法脱身。夜间，她好容易才说服同住的房东大嫂，让她逃了出来。在大雨滂沱中，她又逃回了黄龙山，在另一个山洞中安顿下来。靠贺长运同志的帮助和附近老乡的照顾，她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四八年秋天。

这时老乡纷纷传说，解放军已经到了三百多里外的均县。而国民党乡公所也知道了这位“新四军婆娘”仍然住在山里。眼看再在这里住下去是不行了。因此，她与贺长运同志商议前往均县。贺是均县人，而且在那里谁也不知道刘钦瑜同志的底细，自然很容易隐蔽下来。更重要的是，到了均县，就可以早日重新归队。

一九四八年中秋节前，她离开了隐蔽两年多的扁担沟、黄龙山一带，与贺长运同志一起，躲过了沿途盘查，到了贺的老家——均县六区沙沟河。这里离县城七十里，虽然还有国民党政权，但已成为我军常常活动的游击区了。这时，刘钦瑜同志经过几年困苦生活的折磨，再加之几百里路的跋涉，身体已十分虚弱，而且又患了疟疾，实在难以再去找部队了。

一九四八年底前后，均县六区的中共区委成立。她心情激动地写信给区委，汇报了几年的经历，要求分配工作。区委很快同她谈了话，并介绍她前去中共均县县委报到。

一九四九年三月，她精神振奋地到了均县，找到了县委书记刘瞻同志和县长刘康同志，被分配到县民教科工作，并兼搞妇女工作和通讯工作。不久，刘瞻同志去郧阳地委开会，见到了在《陕南日报》工作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校友曾岛（德镇）同志，谈起了这位“均县白毛女”。曾岛同志才知道失去联系四年多的老战友的经历和下落。经陕南区党委宣传部决定，刘钦瑜同志立即被调到《陕南日报》，回到了新闻工作岗位。贺长运同志也被安排到书店工作。

这时，解放大军正积极准备向四川进发，大批干部将随军去四川工作。刘钦瑜同志也同贺长运同志一起调到入川干部大队。但是，刚刚行军到襄阳时，一直生活在武当山区的贺长运同志就因故土难舍而离了队。这在当时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两位在患难中曾经生活在一起的夫妻只好就这样分手了。

此后，刘钦瑜同志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参加了她毕生热爱的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四川从事妇运工作。

一九四五年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和安排前往中原解放区的在学、在业的知识青年共约四百三十多人，已知有十四人血洒中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年轻的生命。一九四六年中原突围前后，这四百多人中的绝大部分或随军突出重围，或化装经蒋管区前往别的解放区，也有不少人留在蒋管区继续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但是，像刘钦瑜同志那样，一个人流落在大山区，坚持两年多之久又重新归队的同志，可能是不多的。

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十年动乱中，刘钦瑜同志和其他千万个忠贞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样，他们艰苦光荣的战斗经历，反而成了自己的“罪状”。大概是一九六九年前后，来了两位“外调”的人向我了解刘钦瑜同志在中原解放区以后的情况。我当然只能就我所知据实告诉他们。我默默祝愿刘钦瑜同志能平安地度过险滩。然而，这一次她没有能熬过来，终于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文革”之后，刘钦瑜同志艰苦奋斗的一生，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一九七九年八月，四川省妇联党组在“关于李往同志死亡的复查结论”中写道：“李往同志参加革命后，工作一贯积极热情，认真负责，学习努力，刻苦钻研，革命意志坚定，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生活艰苦朴素，作风正派，并能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表现是好的。”给予彻底平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程德音事略

马骞

程德音，字农初（1841—1920年），江津县白沙镇人。幼聪颖好学，其父程倬云恐其沉于章句，尝思磨砺其志，使成大器。年甫十四，即令其辍学而耕，习农事者六年。年二十，始复学，故自号农初，以示不忘父教。

德音二十五岁中举，继赴京与朝考，签发甘肃，历任安定、隆德等县知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丁外艰回籍守制，长聚奎书院，以身示教，邑人尊之曰“农先生”。服满赴京引见，仍补甘肃隆德，旋委署静宁州知州，继改署灵台等县知县，有治绩。

甘军董福祥为左宗棠重将、慈禧太后宠臣，其部属恃势骄纵，民多怨之。一日，静宁州民因反对董部营勇侵扰被殴，来州衙诉屈，德音忿，即拘肇事营勇杖责示儆，致触福祥之怒，将纠弹之。藩司曾和素重德音，力为调护，同时亦致书责德音：“试问十八行省中有责营勇者乎？”德音复书道：“远事不及具举，近者如黄淳熙责罚曾文正公（国藩）水勇，即使古今皆无，则自卑职始。”卒记过三次寝事。清例，记过官应罚俸缴银，后德音赴省禀藩司曾和：“董帅事卑职有功无过，记过三次，应缴银一百八十两，卑职在任未取百姓钱，无银可缴。”曾和笑道：“谁要你钱，不过顾董帅颜面耳！”

遇回汉纷争，德音尤能持平明断，无不悦服。甘肃人称之为“程青天”，静宁人为之立生祠，以示爱戴。

时清廷政治窳败，国势阽危，德音以为非教育不足以救国，乃毅然投冠回籍，任江津中学堂监督。1911年保路风潮起，德音亲率学生散发宣传品，并分头讲演，因邮电均断，乃密制木牌数十投之江中，以川情告之长江中下游诸省。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与邑彦夏风薰、孙承先等赴白沙镇观察动静，是夜同聚奎学堂堂长邓鹤翔密商，策动盐防安定营营长夏寿廷率全营赶造旗帜，以备起事。次日，遍插全镇，盐兵、乡兵及学生、居民并齐集五显庙听邓鹤翔演说，演说毕，由夏寿廷等率领游行。当日午后，德音与夏、孙、邓诸人同赴县城计事。

适同盟会员冉君谷亦于二十九日自重庆归来。先是君谷已劝说县令吴良桐与各地同时起义，自己则赴重庆探察同盟会准备情况，知措置停妥，乃归告良桐。良桐见大势所趋，遂将县印交出。次日（十月一日），成立蜀军分府，由吴良桐任正统，王雅莪、马维良任协统。江津反正后，重庆亦于十月初四日宣布独立，初七而成都始归附民军。

德音在中学卸职后，旋又回白沙任镇立小学校长。1915年（民国四年），袁世凯悍然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举国哗然。德音怒不可遏，即召集全校师生讲话，痛斥民贼卖国，反对日本侵略，情词愤激，声泪俱下，闻者无不抚膺痛哭。遂相约拟订行动纲领五条，共同实行：一曰要求政府坚决拒绝；一曰抵制日货；一曰广为宣传，唤起民众；一曰努力学习，以为时用；一曰在各人书本上写“毋忘民国四年五月七日”数字，永志不谖。不但使学生深受爱国主义教育，即校外闻者亦莫不感奋异常。

1918年续修《江津县志》，德音任总纂。1920年阴历九月六日以积劳病逝于县志局所，年八十。

（根据民国十二年《江津县志》、朱近之的《我的政治生活历程》及江津县政协、县志办有关资料整理）

刘季刚生平简介

刘子华

刘季刚原名刘汝琼，辛亥革命后改名刘真，字季刚（1874—1962），江津县石蟆乡人。

季刚幼年就读于其兄伯襄的私塾，后又随伯襄往湖南辰溪县入署共学，并延名师张小皋先生主教。季刚在湖南求学三年，博览群书，学识大增。年二十三岁由湖南回四川家中设馆授徒。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赴合江应试，名列前茅，经吴庆坻学使考入合江县学秀才。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学使吴郁生岁考优等补廪膳生。

时值甲午中日战争和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益趋腐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时局艰危。季刚时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旋即游学成都，得到徐霁园、胡雨岚、赵季宋诸先生之启示，遂绝意科举。当时清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成都开办东文学堂，到各地招收青年学生。季刚于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考入成都东文学堂。

在校期间，季刚与同学董修武相好。季刚等十余人以董修武为首，秘密组织革命小团体，时常阅读有关中国革命书刊，对孙中山先生的言论与革命活动尤感敬佩。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季刚与同学董修武等东渡日本留学，以官费资送日本早稻田大学。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中韩留学生，实行罢课，二百余人愤而归国。季刚亦因“反对取缔留学生”风潮退学，改入警监学校毕业。

季刚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抗议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的罢课活动，中国留日学生八千余人都卷入了反日爱国浪潮。当时日本政府派出巡察队员一百余人，到处巡查，弹压学生，并散布谣言，谓北京政府有电托日本政府拘捕暴徒，以图恐吓学生。季刚闻之至为愤怒，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并提出了在国内兴办教育、振兴民气的主张。在日本一切经过，他给国内亲友和人民的信中写道：“内见嫉于政府，外见侮于日人，而同党之中，忽又有此层层魔障，正气之不伸矣，利国之覆邦矣，中国之亡，危乎其危哉！东亚风云，今已动矣。内地学生对此数事，其感情如何？惟有内地赶紧开办学堂，振兴民气，为一线生路，出门留学大不可靠也。”

季刚在日本留学时，适孙中山自欧抵日，一九〇五年在东京组织中国同盟会，倡导革命。一九〇六年季刚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自日本归国，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宣传民族革命思想。季刚在南京舟中寄给友人何仁斋（留日学生、同盟会员）的一首诗中写道：“国人梦梦尚未醒，坐视主权归异族。何时手抉天汉水，一洗大地天河辱。”奉命回川后，以办学为掩护，而致力于革命活动。

一九〇七年底，季刚在自流井王氏树人学堂任教务长，极力鼓吹革命。该堂主事王作甘曾留学日本，直接受到进步思想之熏陶，倾向革命。是时树人学堂成为培养和积蓄革命力量的重地。当时富顺知县王棪是一个敌视革命的清朝官吏，当他在省候补时，曾对赵尔巽说：“革命党以四川为多，四川又以川南一带为甚，这些人就藏在树人学堂。”赵因委任王棪为富顺知县，严饬破获革命党组织。同时，熊克武在江安起义失败，因与同盟会员刘季刚关系密切，潜逃至树人学堂躲避。当时学生中有人看见一个身穿毛蓝布长衫、足登革履的陌生人出现，十分惊异。以后为王棪侦知，便亲自率领秘密派遣队伍赶至树人学堂，搜捕革命党人。在季刚与校长王作甘等人的保护隐蔽下，熊得以脱险。

季刚在树人学堂，常秘密宣传孙中山之革命理论，教育学生，培养人才，成绩卓著。曾在该学堂受过教育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有：赵铁桥在校毕业后，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工作；夏之时辛亥革命时，重庆成立蜀军政府，被推为副都督。

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季刚在成都四川优级师范学校任学监。十月成都反正，成立军政府。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任上川南宣慰副使。一九一三年任宁远关监督，翌年任川西道尹公署实业科长、教育科长。其后历任罗江、荣经、蒲江、邛崃、井研、中江、雅安、松潘、懋功等县县长。他在边区任内，常率领秘书下乡，访查民情，登山涉水足穿草鞋，人称“刘草鞋”或“草鞋县长”。

季刚从政任职十余年，关心民瘼，排难解忧。为反对军阀与地方封建势力的横征暴敛，致遭其忌，卒以筹款不力撤职，又因与军阀龃龉弃官者三，最后自劾而归。民国元年以来，四川军阀割据，民生凋敝，季刚知政无可为，乃退而从事教育，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他在雅安、懋功任职时，重视兴办教育，创办了雅安上川南高级中学、懋功中学。一九二二年受吴玉章之聘任成都高等师范训育主任。

自一九二八年以后，历任成都锦江公学、大成中学、蜀华中学、志成商高等学校国文、历史教员，继任江津中学、合江中学、合江女中、志成商高、江津新民农业职业中学、江津新化中学等校校长。一九三二年回家乡兴办教育，在石蟆乡创办新民农业职业初级中学，筹集资金，报请立案，苦心经营。建校后由季刚担任校长四年之久，并兼任国文教员。十余年间，培养了大批人才。建国后石蟆地区在外地工作的一些专家和干部，都出自新民中学。

一九五二年季刚随其子迁住成都，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参与杜甫草堂文物整理及杜诗注释工作，直至一九六二年逝世。

季刚喜作诗，最近搜集《桴山诗选》一百六十余首，其中多忧国感时之作。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日

（根据四川辛亥革命史资料、四川文史资料等有关资料整理）

梦登峨眉绝顶诗（外一章）

（清）王家驹

不识峨眉路，梦据峨眉巅。
临风发长啸，两手弄青天。
俯视浮云驰，莽莽若苍烟。
寤起门前看，明月正高悬。

聂庆云传略

《油溪镇志》编写小组

聂庆云，江津油溪镇人，生于清同治十年（一八七二年）。家下咀聂家院子，聂家院子系其祖辈修建，至庆云时，家道已中落。邻居有陈书田者，系清代武举，设武棚于下咀正觉寺以授徒。庆云少时，从陈习武，陈爱其聪颖，练功不畏艰苦，于是悉心传授，庆云亦得其功，以此庆云得入学为武秀才。

庆云为人正直，有胆略，识大体，遇事果断，镇人多所敬服，因举为甲长（团正）。当时，哥老会盛行，讲究“结仁”“结义”。庆云被推为油溪“仁字”堂口当家大爷。附近各甲如吴滩、现龙、长冲、碑槽、龙门、罗坝、金刚等地哥老会亦慕庆云名，俱有联系。庆云素有反清复明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对哥老会更为专注，乃在上咀设“南北通”茶社以广招徕。

清末，警厅仗势横行沿江乡里。一日，水警厅的“白船船”（水警厅专用船）停靠油溪码头，警丁上岸赌博，恃势胡行非为。庆云激于义愤，率众把“白船船”打烂，赶走警丁。镇人大骇，认为这一次惹动朝廷，闯下弥天大祸，地方必遭大难，于是纷纷外避，即都正（团总）钟仿涛亦外走。有劝庆云者，而庆云慷慨陈词曰：“我走，乡人受祸必矣。不若我一人承担，以救乡人。”

不久，水警厅道台余济堂来油溪查办，随行大小船只一百余号，齐集大观楼码头，旗帜翻飞，鸣锣放炮，声势显赫，镇人莫不战栗。官船上，中堂在船头按刀大叫：“油溪首人，大人传！”庆云穿戴整齐，从容不迫，按封建礼节，在大观楼岸上高声报进：“报！江津油溪生员聂庆云进参大人辕门，参，参，参！”声若洪钟，气氛肃穆。鹄立河岸的数千人众，都为庆云的胆略所感，也为庆云此行担忧。于是，油溪码头、油溪街镇均鸦雀无声。只见庆云不卑不亢，不急不徐，一步一参，登上官船。人们的心情，也随着庆云一步一紧，紧张万分。半小时后，官船上中堂又高呼：“升炮，大人送客！”三声炮响之后，道台大人亲送庆云至船头。岸上人们紧张的心情一下解除，不禁欢呼。从此，庆云的声威大振，人们益加敬服。

李北京，圣钟坪大坟坝人，家有租石上千，是江津县油溪地区首富之一。他在油溪上咀建造堂皇富丽的“风波亭”，开设“大吉亭”（现供销社生资门市部）号，大量经营边江生意，远走重庆、武汉各地，在成都也有资金雄厚的大盐号。但李北京没有参加哥老会，还是个“白朋”。其时，“白朋”外出经商就“吃不开”，于是他自愿送白银六百两给聂庆云，另有一千两作哥老会基金，要求参加。聂庆云认为李北京是蛮子蛮孙（据说李北京的先人，是一大富家的婢女，俗称蛮蛮，偷了主人的一只金盆及许多财物，逃来圣钟坪与李姓结婚，买田置业，积年累月，锐意经营，因而大富，为当时人所不齿），根骨不正，不准参加，并当众侮辱了他。因此李北京深恨聂庆云。

辛亥革命前夕，李北京去成都，见省督府悬牌，令在省候缺两三年的云南人吴良桐补江津县令。但吴苦缺川资，李北京即送白银二百两。吴良桐到江津就任县令后，感恩图报，委李北京为九都（九如镇）都正。庆云竭力反对，并在甲长会议上揭李之短，因而聂、李间的仇恨亦随之加深。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震惊了全国各地，震撼了清朝的统治地位。十一月二十日，江津县上空高竖大书“汉”字旗，并成立“蜀军分府”，在川东地区首先吹响了“反正”的号角。聂庆云闻风积极响应，利用哥老会的号召力，几天内，油溪附近各地堂口、各地武棚的人们纷纷集中油溪，组织了近二千人的同志军，到江津东门外大沙坝接受江津县“蜀军分府”点阅。全县同志军共编为十五营。江津蜀军分府委派王雅莪为支援合江的同志军南路统领，率领城防营长聂庆云和第二安定营营长何焱卿前往合江，援助合江同志军围攻县城。合江县令黄炳燮负隅顽抗，庆云主攻南关，三月不下，乃将毛盖山守寨大炮运去，将合江城头轰垮一角，同志蜂拥而入，合江县遂得“反正”。

围攻合江胜利后，聂庆云奉命撤回油溪防守。这时，贵州有股流匪，匪首叫“喳口巴”的窜来油溪，已由五台山过河到达麻纱桥。庆云率同志军往捕，经金刚沱直追上圣钟坪。匪徒经大坟坝进李北京家仓皇洗劫，旋又逃去。聂庆云认为李通匪，乃将李北京绳索捆绑来油溪，随即送县“蜀军分府”。正统（县令）吴良桐予以释放。于是李与聂结下生死仇，扬言“愿罄家财”，必置聂于死地！

不久，同志军经江津县“蜀军分府”改编撤销。李北京也不敢再留油溪，乃赴重庆，结识了重庆大商号“天顺祥”的老板李耀廷。经李耀廷活动，在重庆安抚处罗织聂庆云“明为同志军营长，实系惯匪害民”的罪名，予以通缉。聂庆云被迫跑成都，经油溪前清举人张泰阶向省督府申诉，批示：“回县当堂对质，辩明是非。”李北京又通过李耀廷的活动，贿赂永川县驻军旅长龙立三，派兵一连人来油溪，将刚从成都回家候质的聂庆云逮捕，诬以匪名，于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农历八月在永川县遇害，时年四十许。

油溪人至今犹传说李北京早年修建“风波亭”，就是为聂庆云准备演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风波亭”（秦桧害岳飞）大冤案。

（张树福、谢玉林、郭时钊整理）

一九八三年元月十五日

出西射堂

（清）赖汝弼

曳杖送落景，逍遥步西城。
基萃薄天半，叠嶂何峥嵘。
秋高碧空净，饱霜红叶明。
四野敛暝色，岚气郁且清。
平林归鸟喧，古刹晚钟鸣。
对此独徘徊，兴尽悲忽生。
赏心何几时，白发头已盈。
抚今追往昔，虚愿伤中情。

注：清同治癸酉选拔，以内阁中书致仕归。精歧黄，诊治不索值，贫困者并助之药饵费，数十年如一日。工吟咏，著有《宛在山庄》诗草。

黑石山与白屋诗人

周开庆

【编者按】 作者周开庆先生，江津人，1949年去台湾，其经历在本会《江津文史资料》第三辑内曾有介绍。本文乡土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特为刊载。

一、黑石山的故事

黑石山，是四川省江津县境内的一座名山。据民国十年修成的江津县志载：“黑石山：县西九十里，黑石星布，上有宝峰寺，今废作聚奎高小学校。”白屋诗人吴芳吉，是聚奎小学第一班的学生。这儿山水清奇，给予这位诗人在灵性上以莫大的启发。此后他年长学成，曾经发愿要在这儿创办一所大学，并决定在四十岁以后归住黑石山，完成他所计划要写的十万八千字的国史诗。不幸年仅三十六岁，在江津县立中学校长任内逝世，遗骸照其生前的遗嘱，葬于黑石山麓的梅林。所以黑石山对于白屋诗人的一生，是一个关系密切的地方。在诗人的遗著中如《还黑石山作》三十一首，如聚奎学校校歌，如聚奎学校食堂歌等，都是以黑石山的风物为其吟咏的中心。

黑石山的确切地点，在白沙镇南八里。山高自山脚至山顶，约有三百多步石级。全山布满黑石，大者高三四丈，上面可以坐到一百多人。有的峭然独立，有的则三五成群，作各种各样的形态。全山黑石，共计五百四十多颗。本山以外，周围诸山，便很少看见这种石头。几百颗黑石集中在这一座山，这在地质变迁上是值得研究的。但这儿却有一个传说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一段神话，就是这些石头集中在一地，原来是二郎神从远处驱来准备去填平东海沱的。

二郎是秦朝益州太守李冰的儿子。李冰善于治水，载在正史，但在四川各县，敬奉二郎神的就更多，到处都有二郎庙的建立。传说二郎治水到了白沙，见到白沙下游的东海沱，水深浪险，下面伏有蛟龙，行船时遭覆溺。二郎大生悲悯，决定要把东海沱的江底填平，使江水能够永远浪静波平。他便向山王神借了一条赶山鞭，要从贵州境内的娄山把大批石头赶到白沙的江边。最初山王神不愿出借，经二郎的恳求，并说定只借用一晚，在第二天晨鸡报晓前送还，才把赶山鞭借了来。

二郎得到了鞭，从娄山赶石急行，天未亮时已赶到白沙附近，就是如今黑石山所在地。看看大功将成，二郎正在高兴，这时却激怒了附近的山神，于是令人高山上的石人伪作鸡鸣，提前报晓。这么一来，赶山鞭失了灵，二郎所赶的几百个石头也就地僵伏不动了。二郎这一气，便顺手给人高山的石人一鞭打去，自己则颓然坐在一颗大石头上。人高山隔黑石山约有五里，山上有石如人，中间有一条划然的裂缝，据说这便是二郎的鞭痕。黑石山上有一大石曰二郎石，上面显出有人坐过的形状，据说这是二郎一坐的遗迹。这是黑石山的神话，也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在白屋诗人的《还黑石山作》里，有三首诗就是写这个故事的。诗云：

“登临又到二郎石，千载秦人留胜迹。
传说二郎坐此间，遗痕至今犹历历。
江上名滩东海沱，夏水涨时蛟龙集。
大漩浺瀜百丈宽，舟人欲渡空垂泣。
益州太守故李冰，有子人英神禹匹。
矜此行人复溺多，思塞横流安衽席。”

“修炼复修炼，炼成白玉鞭。
驱石复驱石，驱石娄山颠。
垒垒五百座，蠢蠢行如豣。
子夜发黔境，四鼓僰溪前。
五鼓宝峰上，望望近江边。
江神惧兮山神怒，伪作鸡鸣报晓天。”

“好月云常遮，好花风偏妒。
好事总多磨，好人昔难做。
天晓石僵难再行，陷入林中似活附。
隈磊遍原隰，森然熊罴顾。
二千年后讲坛开，天与吾侪读书处。
嗟嗟四海又横流，无复二郎思砥柱。”

芳吉诗中所述，和我上面所说的故事似乎略有出入。但我亦是聚奎的学生，他住第一班，我住第九班，我们都是得自当地的传闻。好在这是神话，不必加以深究。而这一段神话，在每一个聚奎学校学生的心灵里，却都是美丽的，情味隽永的。

二、黑石山的风物

黑石山遍山黑石，石畔则挺生古樟乔松，风景原极幽胜。山上旧有一座庙宇叫宝峰寺，前清同治九年（公历一八七〇年），县人就寺改建为聚奎书院，至光绪六年始行完工。光绪三十二年改办为四川省立聚奎高等小学校，民国二年经四川省政府奖评，成绩列为全川第一。民国六年改为县立，以后续办初中高中，规模日益宏大。芳吉所撰“聚奎学校校歌”里说：“聚奎山水清辉，聚奎草木芬菲。聚奎历史荣巍，聚奎人物琼瑰。”这虽是几句激励的话，但所说亦非过夸。因为黑石山全部都是聚奎学校的校产，所以在当地人的心目中，聚奎学校与黑石山是二而一的名词。黑石山的风物，真是说得上山水清晖，草木芬菲的。

由白沙镇到黑石山，上山的第一境是“文翁石”，石上镌有“今之文翁”四个大字。文翁是汉时人，奉命守蜀郡，崇教化，兴学校，西蜀文风因以大振。石上所题四字，就是用的这个典故。由文翁石沿石级上山，约三百多级，始达山顶，即聚奎学校所在地。沿途怪石屏立，愈上则进入松林，而校舍则参差隐约于怪石丛林间。芳吉于民国十七年仲春率妻儿上山小住，且看他形容这一段的风景说：

“平桥水满桐花开，文翁石古长莓苔。
叠叠云梯三百步，莺声迎我上天来。
雨余山色净如揩，松林隐约见堂阶。
小池亭子谁人建？三径垂杨去后栽。
闻儿指点羡儿乖，人生如戏偶安排。
今日与君为父子，总角当年那得猜？”

聚奎校舍一部分是宝峰寺旧址，一部分是聚奎书院所增建，又一部分则是改办为高等小学校后所逐渐加添的，中式西式建筑都有。校舍四周除怪石纵横外，到处都是参天古木，其中以松树为最多。各种花草，则遍植于石傍树隙。因为林木幽深，所以栖息了种种鸟类。每当晨兴夜息，林中百鸟争鸣；若遇天末风来，则又是松涛荡漾，构成一种天然合奏的音乐。芳吉有两首诗，把这种情景写得最亲切：

“我爱聚奎好，山水殊灵怪。
晨夕欣往还，中藏两世界。
上界鸟翱翔，下界石叆叇。
何以联两欢？花木娇百态。
枕石荫花间，听鸟鸣林外。
石意浑多姿，鸟迹旋无碍。
地幽松子乐，坐久白云在。
何须栩栩成地仙，且于叶叶含天籁。”

“夜半啼驹鹅，月落噪八哥。
云开响阳雀，天明啭金梭。
谁家姑恶儿警睡，谁家割麦待插禾？
直到曈昽旭日上，齐声同唱迎日歌。
群儿欣早起，诵习散林柯。
书声与鸟语，洋溢遍岩阿。
邂逅长相昵，人鸟意无佗。
未知法曲与仙乐，孰能似此更谐和？”

出校门左侧数十步，有两石东西对峙如门，各高数丈，中通一径，这是函谷石，上面题有“一夫当关”四字，是邓褵仙先生的手笔。课余之暇，学生多攀登石上游览。芳吉诗所谓“函谷石下挺松楸，函谷绝顶看云浮”，就是指的这里。由函谷石往左百余步，便到了九曲池。池由大石九座绕成，池形九曲，故名。上有鉴止亭，取鉴于止水之意。池中盛种荷花，并养有各种鱼类。因为严禁钓捉，所以鱼在池中也游泳自如，从不避人。芳吉诗有“九曲池中鱼跃，圆荷叶底泼泼，静观不用钓丝，开怀与尔偕乐”，正是池景的写真。

黑石山下有小川名驴溪，环山北流到白沙镇而与长江相汇。近山有瀑布三处：一名高洞，一名蟾鱼洞，一名狗跳洞。高洞距学校最近，在校南二里。沿岸夹种幽篁，由高洞到白沙，可通小船。溪水清澈，江津县志载：“溪泉清冽，酿酒极佳。”闻名远近的“白沙高粱酒”，大部分就是用驴溪溪水酿出来的。三重瀑布里，以高洞瀑布最为壮观，高达十余丈。县志载：“每遇天雨将晴，或久晴将雨，水必沸腾，声闻数十里，乡人因以占晴雨，与他处之高洞异。”芳吉诗：

“径入松林堡，水喧高洞坳。
临岩一俯视，幽篁百万梢。
攀藤下谷口，乱石比人高。
两山劈面起，翠微入九霄。
一水破空来，满谷闻长号。
奔窜各寻路，狞龙一条条。
观此悟文境，半因身世遭。
人生庸福如停水，宁及湍流意气骄。”

就是写的高洞瀑布的景色。

以上所述黑石山的风物，不过略举一二。芳吉曾说道：“黑石山风物佳丽，全蜀学校不及。”并非夸大之词。这样的名山胜水，对于一个伟大诗人的培育，自然是有其重大的影响的。

三、黑石山与白屋诗人

芳吉上黑石山聚奎学校读书，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他的《壮岁》诗里，曾有“垂髫犹记十龄时，白沙江上远从师”两句。所谓“远从”，是从那时他家的寄寓地重庆回到江津转白沙镇的。他出生于前清光绪二十二年，十岁时是光绪三十二年，正是聚奎书院改为四川省立聚奎高等小学校那一年，他入读第一班。聚奎学校经费充足，又是省立，开办时的主持人多半是当时留学日本的留学生，一切设施极富朝气。芳吉天赋聪明，入校后即为师友所契重。那时教他国文课的，就是名重一时的荣县萧绮笙先生。萧先生于民国七年死在江津，葬于黑石山。逝世前曾寄诗芳吉，诗云：

“劫火横烧已上眉，笔花舌剑尚纷驰。
狂涛万派无南北，朽骨千年有是非。
名士望尘先膜拜，老夫余泪向谁挥。
每当感慨悲歌日，一念英才一解怀。”

这虽是芳吉离开聚奎学校以后将近十年的事，但亦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当时的老师对他的期许。

清宣统二年即民国前二年，他赴成都参加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考试获得录取，由四川入京，这时他在聚奎学校第一班已经毕业，先后住了三年。我考入聚奎学校第九班是民国五年，芳吉离开学校则已有七年了。但他那种聪明好学的故事，仍然为全校师友所赞称。

聚奎小学从开办起，在奖励学生习作上就订有一种办法，即凡哪一位学生的作文做得好，便批上“抄存”二字，不但要由作文者抄过送请教师圈点批注后公布，让全校学生观摩，并且分年汇印成册，寄送各方参考。芳吉当年的作品，是当时“抄存”得最多的。及到民国八年他先后发表《护国岩词》、《婉容词》，我是在聚奎学校里读到的。他凡有新作，都要先寄聚奎学校。那时他已经是名满全国的诗人了。

芳吉自离开聚奎后，每次回到江津，都要到黑石山小住，而以民国十七年的仲春留在山上为较长。那时他已到成都大学任教，乘寒假返家，两次入山，流连经月，为聚奎学校编修自书院以来七十年的校史。《聚奎学校校歌》、《聚奎学校食堂歌》及《还黑石山作》三十一首，都成于此时。《聚奎学校校歌》计五节，其中二节是：

“谁当振此人心之灰颓，聚奎！
谁当救此风俗之摧萎，聚奎！
谁当奠此国步之颠危，聚奎！
谁当慰此世界之凄悲，聚奎！
谁当正此学术文章道德政治之是非，聚奎，聚奎！”

可见他对于聚奎学校期望之崇高和殷切。

天才命短，芳吉享年仅得三十六岁，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逝世于江津中学校长任内。遗骸遵照他的遗愿，归葬于黑石山。由江津县城到白沙镇，水路九十里。移灵之日，江津中学全体师生随船一直送到白沙镇，而聚奎学校的同学数百人则齐集白沙镇江边来迎接上山。安葬的地点叫梅林，临近九曲池，植有梅花几百株，亦即芳吉《还黑石山作》诗中所谓“双茔”所在地。双茔者，一为芳吉业师萧绮笙先生，一为其同班邓君。他在凭吊双茔的诗里曾有如下几句：

“美子地下穆以宁，嗟我艰危独伶仃。
敢将苏哲语，重译为君铭。
我今之死所，君自乐所生。
生死谁为美，上帝知其情。”

“I go to die, you go to live, which way is better? God only knows.”不意未及数年，芳吉亦归葬名山，使无数仰慕他的人来此低徊感悼。不过他虽然早逝，而其伟大的诗歌，则已永留人寰，这真是“生死谁为美，上帝知其情”了。

为白沙黑石山风景区大门撰联二副

其一

江声远送白沙外
诗种长留黑石中

王利器撰 周浩然书

其二

驴溪三叠天飞瀑
马鞍长峙地流杯

邓少琴撰并书

国际生物学家李先闻博士

龚灿滨

李先闻（1902—1976），江津县长冲乡人，国际闻名的生物学家。美国出版的《世界科学名人录》、英国出版的《世界放射生物学名人录》，对他都有介绍。

李先闻在读小学时，勤奋用功，成绩优异，即有“神童”之誉。其后考进清华学校，升到高等科时，对农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3年由清华公费留学美国，先入普渡大学攻读园艺学，后入康乃尔大学专攻生物遗传学。他刻苦钻研，1928年获得博士学位。

二十年代末，他返回祖国，最初在中央大学任教，曾一度赴日本研究蚕桑业。后任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教授；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粮食作物组主任、稻麦改良场场长、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对小麦、水稻、高粱等农作物的育种改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该院系国民党政府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获选者都是学有专长的科技界出类拔萃人物。1949年春，当人民解放军进迫上海时，他在各方面的影响下，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枫林桥农业试验所，转赴台湾。

到了台湾，李先闻继续致力于农作物的研究工作。对台湾甘蔗品种的改进，是他的重大贡献之一，享有“甘蔗之神”的美称。五十年代，他任糖业公司的顾问，深入二百多个农场，观察、分析、研究不同甘蔗品种的优劣，有时皮肤被蔗叶划破，马蜂叮咬，疼痛难当，他都置之不顾，一心扑在良种的精选上。经多年努力，终于发现从南非引入的甘蔗N:Co310是一个很好的品种，秧苗壮，糖分高，能抗风抗盐，在土地条件差的地方更能显示出适应能力强的优良特性。李先闻排除习惯势力的阻挠，大力栽培推广。台湾糖产量因此大增，当局每年获得大批外汇，农民也增加了收入。

他不仅和甘蔗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热心水稻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使非洲的野生稻种和台中六十五号稻种杂交，他反复试验，终于获得了水稻的新品种。新品种防虫、抗病、生长期短、产量高，李先闻把它命名为“百万元植株”。他在育种方面不断取得成就，写出论文一百余篇，多次出席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从此在世界生物学界享有盛名。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植物研究所，是李先闻一手创办的。该所既乏人才，又缺设备，最初只有一个细胞研究室，从事有关水稻细胞遗传和辐射育种的研究。他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到他去世时，研究范围涉及到分子生物学、细胞遗传学、生态学、族群遗传学、植物生理学和植物病理学等方面。为了使研究工作后继有人，他培养了不少有发展前途的年轻科学工作者。他思才若渴，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到各农学院校物色有志青年，推荐出国深造。他还在台湾大学设奖学金，鼓励青年一代从事生物研究工作。在他去世前三年，主动提出退休，以便后起之秀接班，使植物研究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李先闻在台湾工作二十多年，尽管为世界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生活却是十分艰苦的。身体虚弱，病魔不断折磨，他患有高血压、风湿病，最后是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昂贵的药费，使他妻子郑为玲不得不瞒着他，卖掉了一百多枚银元和保存的金戒指。去世那年，生活十分拮据，他向台湾“教育部”申请了一笔文艺奖金才度过了难关。郑为玲照顾病中的丈夫十分周到，操持家务，教育子女，使李先闻无后顾之忧。应该说，李先闻一生的成就，是与郑为玲分不开的。

（根据王绪圻《闻名国际的台湾生物学家李先闻博士》一文整理）

将自永宁归家先此寄内

吴芳吉

万树梅花月正圆，蓑衣滩畔系归船。
行囊羞涩都无恨，难得夫妻是少年。

（注释） 此诗作于一九一八年任教永宁中学，当年寒假前。蓑衣滩在四川江津，其岳父家居此。“行囊羞涩”取晋阮孚故事，彼曾曰“但有一钱看囊，恐其羞涩”，后人因自称匮乏为“阮囊羞涩”。这里即取此意。

佛学大师欧阳竟无

普桂良

欧阳竟无大师是支那内学院的创始人、第一任院长。生于1871年，1943年2月23日在四川省江津县城东门外支那内学院逝世，终年72岁。葬于江津县城大西门外铜锣乡西关村螺丝沟坪上。

支那内学院于1922年7月17日在南京市半边街成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沦陷，支那内学院随即迁来四川省江津县城东门外，重建校舍。

自1911年杨仁山居士逝世后，欧阳竟无大师绍继其业，负责编校、管理南京金陵刻经处全部工作，并着手设立佛学经典研究部。他为了在学术上作出贡献，致力于佛教文化研究，阐发真实之义和“为人”之学，改变过去纯宗教的性质。为此，他和吕秋一先生经过十一年艰苦努力，创建了支那内学院。

我国的佛教是从印度传入的，我国佛教经典主要的也是从印度翻译而来的。由于文字上的不同和理解上的差异等种种因素，或多或少失去了佛陀应世说法的原样。为了得其真实，保持佛学的本来面目，他阐述了大乘佛学的实践意义。大乘佛教本来就是积极为世间谋利益的，但传来我国后，却走上了超然自了的途径，出现脱离世间、脱离众生的现象，产生了很多非宗教的迷信东西。

欧阳竟无大师和吕秋一先生勤学苦研，攻读了几国文字和我国多种民族文字，认真整理了佛教的有关资料。以玄奘大师的译本为准，重新编译，并且还在玄奘所译的《瑜伽师地论》最后二十卷里，发现《摄事分》的大分，即第八十五至九十八卷，是引用全部《杂阿含经本母》，这是连玄奘大师本人也未曾知道的，却被欧阳竟无大师和吕秋一先生发现了。他还从国外找回许多经典著作，并在国内收集少数民族中的佛教经典，来对勘汉文藏经，以鉴别真伪，考订异同，纠正讹误。欧阳先生用提要的体裁写成序文，解译了重要的义理，以帮助人们领会，写成了二十多篇著作。《藏要》共成三辑（现已出版）。他从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间共收集书籍七十种、四百余卷来对照汉文《藏经》，写成《藏要》。这部书被日本、印度等国的大学用作研究资料。

欧阳竟无大师之学：“为人”人有体、用，“立志办道其体也，多才多艺其用也……体用赅备乃称完人。”他主张“志不离道而游不废艺”。书学和书法艺术正是他“为人”之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一生中除著书讲学弘扬佛法而外，并喜校碑作书。大师对于书法艺术有很深的造诣，在书法理论方面亦多创见。大师因不欲以书法名于世，而世人却甚重其书。他的行书，结构有疏有密，有纵有敛，笔画有方有圆，有肥有瘦，变化万千，多姿多态。不但字相同而结构不同，即各字之间的点、横、竖、撇、捺也不一样，但又能在每一个字中起到顾盼生姿、互相呼应的协调作用。可惜大师在江津书写的笔迹，散失无遗，连在1953年陈列在支那内学院大师纪念堂的语录、诗词、对联等著作和书法，亦下落不明。据了解在国内还有笔迹可资鉴赏，如重庆市北碚区大师书写的“玄奘法师像赞”，南京市鸡鸣寺的“大悲楼阁”及“肝胆一古剑，风雪万梅花”等联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北平沦陷，大师极为愤怒，除继续从事佛学研究工作之外，并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他把支那内学院迁入内地四川省江津县东门外，重建学院校舍继续讲学，使佛学研究事业免遭毁损。在这段时期中，大师的朋友、诗人陈散原忧愤绝食以身殉国。大师挥笔作挽联云：

“浩气已无前，何不忍死须臾，看猃狁于襄，匈奴就灭；
危邦宁可入，久矣安心解脱，便维摩示病，彭泽停杯。”

欧阳大师自来江津后，经常与刘咏冰、陈独秀、龚秉仁、夏同文、杨子光、刘祥瑞、邓蟾秋、周庶棋、夏仲实等人士交往。他们亦常到支那内学院与大师讨论佛学、文学、哲学。刘咏冰先生常请大师到民众图书馆开设佛学讲座，每次听众数百人，听讲后无不赞叹大师佛学渊博，文学哲理都很高深。

大师平日很佩服太虚法师，认为法师有学问，持戒修持真实，有爱国心，喜欢研究探讨佛学真理，创办了佛学院培育新人。因之，大师和太虚法师往来密切，并应太虚法师邀请，赴重庆长安寺和北碚缙云山汉藏佛学院讲经、讲学。太虚法师也来支那内学院和大师商讨研究。

欧阳大师经常到江津县佛学社，指导佛学社的教务工作和佛学研究工作，亲在佛学社内讲经讲学。在讲授中教导全体居士：“要把学佛与迷信区别开来，要把佛陀的教义贯彻到自己实际行动中去；不能只是口诵佛陀教义——经典而言行不一，必遭堕落。”在讲经中常提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抗敌到底，保家卫国”，“杀鬼子不犯杀戒，是对众生的慈悲心的体现，也是对五戒中的杀戒，杀一救群，不犯杀戒的具体行为。”当时我虽年幼，但对大师的这点讲解，一直未忘。

大师在每次讲经中都结合抗日救国的道理，如对佛家的布施，他强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供给前方抗日救国，就是功德无量。”还在每次讲说中，对蒋介石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态度，非常痛心和不满。使我最难忘的是欧阳大师在佛堂里讲到蒋介石把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称为“共匪”要剿灭，他大骂起来，大声吼道：“什么是匪？匪是抢劫别人财产、杀害良民者才是匪，既不是匪而剿之，则他（指蒋介石）自己就是匪！”满堂听众都痛哭流涕，特别是我的祖母曾饶宽印哭得特别厉害，还是大师亲自扶起送回我的家中。那时我年幼还不十分懂事，只觉得大师敢骂当权的“委员长”，真是胆大。现在我才完全明白大师大骂和祖母痛哭的原因，是因我父亲曾庆云、三叔曾德江参加地下党组织，被逼离家出走。

由于大师的经常宣传抗日运动，我也参加了抗日募捐运动，拿着一些东西——扫把、本子，到各家商号和有钱人家去劝募。

欧阳大师在津时，对佛学无知的人很少往来，对一般僧人也很少接近。他对当时江津县的佛教会也不感兴趣，认为“打着佛教招牌，干的不是佛教事业，违背佛陀教义和宗旨，只知打官司，做佛事挣钱，收刮诸山寺庙血汗，不知因果报应，真是造孽重罪，不问国家存亡，只知吃喝安逸，犹如畜牲，怎能跳出轮回。”所以大师在江津几年，从不到佛教会去看一眼。

大师对佛教中的一些不真实、形而上学及虚伪的繁文缛节，主张切实改革。例如：出家人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受戒，要在头顶上艾烧戒疤（三个疤为居士戒，六个疤为沙弥戒，九个疤为比丘戒，十二个疤为菩萨戒）的作法，应该彻底废除。理由是佛陀应世说法，收弟子时根本没有这种传授，传入中国时也没有这种传授。这种燃香于顶的始作俑者，是在“元朝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释志德主持天禧寺，每与七众授戒，燃香于顶，指为终身誓”（《中国佛教》第二册341页），因袭相传下来的。如果只是头顶烧戒，而不守佛陀戒律则等于零。所以大师极端反对。大师的这一正确主张，在新中国终于成为现实。

大师在年轻时，娶了一个熊氏夫人，生育一子。到南京金陵刻经处后，长期吃素。熊夫人照顾他的生活。她在大师逝世后，不久亦病殁，夫妻合棺埋葬。

大师逝世已四十三年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我地、市、县党政领导的关怀重视及中国佛教协会的大力支持，由赵朴初会长亲笔书写碑文，江津佛学社决定修葺大师墓园，以供国内外人士瞻仰。

江津财政史略

郭建中

江津县财政始于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江津县治的建立，经历了封建制财政、半殖民地半封建制财政，到社会主义财政。

明清时期，财政采取中央集权，统隶于中枢。户部掌管全国财政，县财政由县官总理一切，县署设有户房、粮房，至清末设县经征分局。明清时期县主要收入是田赋。明万历元年，实行一条鞭法，赋税合一，按亩计税，以银交纳，年征银为三万八千八百三十八两八钱。

清沿明制，丁、条、粮（丁指丁赋，条指杂税，粮指地粮）合并按亩计征。全县统计有上、中、下田地共一万二千三百一十五顷四十九亩四分九厘，共载丁条粮六千四百四十四石一斗一升九合，折征银五千九百九十六两二钱三分，较明末赋税大为减轻。

嘉庆以后，政治腐败，战争四起，割地赔款，连年不断，费用遽增。因此，在正赋之外先后加征津贴、常捐、新捐，至宣统年间，县田赋包括正税、津贴、常捐、新捐及随粮附加，年征额达十二万三千四百余两。另外契税、肉税年收一万九千二百四十三两，酒税年收八万五千贯，人民苦于赋外之赋。

县地方财政支出主要是地方官吏俸禄支出和地方治安、教育等项支出。官吏俸禄支出在田赋内留支，地方治安、教育等项支出在征收各税时以附加形式征收，归地方专款支用。清末，按田赋留支粮银为一千二百余两，随各税附加数额均有定额。

民国建元，将县经征分局改为县征收课，财政收支仍照前清原额，县另设收支所。民国二年五月，划分国、地两税，以田赋附加及杂捐二十目为地方税；以田赋、契税、关税等十七目为国税。当年十月，将县征收课改为县征收局。民国三年一月，将县收支所改为地方公款收支所。民国四年，各税改征银元，每银一两折合银元一元六角。民国十一年一月，将地方公款收支所改为地方税收支所。自民国四年至民国十一年，县田赋、各税及附加收入每年约在十七万至二十万银元之间。

民国十一年以后，军阀混战，各自为政，地方财政收支混乱。民国二十年，县知事公署改组，成立县政府，始设财务局。民国二十一年下半年，裁减财务局，在县政府内设财政科（又名第二科），主管地方财政。民国二十四年，川政统一，七月颁布整理县地方财政章程，成立江津县地方财务委员会，凡地方一切收入支出与审核事宜，全部由县财务委员会统筹办理。县财务委员会、县政府财政科、县金库、经收处实行收、支、存、稽四权分立。在此前后，隶属于中央财政部的各国税机构先后成立，尔后逐步形成货物税、直接税两大系统，各税收入纳入正轨。

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二十九年，江津县范围内，中央、地方财税机构年征田赋、各税及附加等项收入，约在一百二十万元至一百九十万元之间，其中田赋收入平均约占百分之五十三点五。地方财政支出每年约在三十万到六十万元之间。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积极反共，军需民食供不应求，物价暴涨。民国三十年下半年，国民政府迫于形势，颁布了《战时各省改征实物暂行条例》，与此同时，撤销县征收局及财务委员会，分别成立江津县田赋管理处及县政府经收处。田赋管理处专司田赋征实管理，直属中央财政部；有关地方税收，如契税、房捐、屠宰税交由县政府经收处办理。田赋在民国三十一年征二十二万四千一百七十七市石，至民国三十八年征二十六万二千七百六十七市石。货物税、直接税、地方税、契税等几项主要税目的税入，民国三十年为六百多万元，由于货币贬值，至民国三十六年猛增为五十一亿多元，增加了七百七十四倍。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县直接税、货物税两机构合并，统称为国税局。八月十九日，各税征收金元券，金元券一元合法币三百万元。民国三十七年上半年，江津县国税和地方各税收至一十六万零九亿元（金元券），物价飞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谓金元券仍然和法币一样，只是一张废纸换成了另一张废纸而已。民国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又下令改征银元，银元一元合金元券五亿元。至此，财政面临全面总崩溃。

在此期间，县地方财政收支随着物价飞涨而增加。民国三十一年，县级财政年度决算收支为七百五十七万元，至民国三十四年上升为八千七百四十二万元。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不仅中央财政赤字增加，同时也造成地方财政收不敷出。民国三十五年，县地方财政收支相抵亏空一亿六千七百万元，民国三十六年亏空增至一十五亿二千五百万元。县地方政权只好从人民身上打主意，增加税收及附加，以达到地方财政的平衡。如针对民国三十六年不敷之数，一是屠宰税改用投标竞包办法多收；二是随粮增大附加比例；三是新开征自治定额捐；四是屠宰税再增加百分之五；五是将公学产重新照市价加租或改为铁板租。民国三十七年初，县地方财政预算为一百六十五亿元，相当于民国三十一年县地方财政实收数的二千一百七十八倍。继后，随着改金元券、银元券，县地方财政预决算也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一纸空文。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津县解放。年底，江津县人民政府成立，财政科、县税务局相继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县财政从此诞生。由于当时面临着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支离破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烂摊子，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根据中央关于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财政管理、整顿乡镇财政的指示，大力组织征粮和税收。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平均每年收入约为九百万元，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税和工商税收，其中农业税平均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工商税平均占百分之三十六。县地方支出主要是人员供给和行政开支，平均每年约为四十三万元左右。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一九五三年进入了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即“一五”时期）。从这一年起，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县成立了县级财政总预算。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收入来源有了明显的变化，一九五七年工商税收入的比重上升到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六，农业税收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八。县级地方财政支出，除行政支出外，大多用于发展文教卫生事业，文教卫生事业支出约占总支出的百分之五十。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为“二五”时期。由于发生了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等严重错误，将一些集体所有制企业转为全民所有制，银行的业务结算收入和各项费用开支也列入县财政管理，从而带来了财政收支的虚假。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力压缩基本建设，关闭部分企业，精简下放一万多职工；将原合作单位转回为集体所有制；对一平二调的资财进行了清理退赔；对国营企业挪用流动资金及“三差”损失进行了清理和处理；调整了虚收入库数字。一九六二年的财政收入急剧下降，支出也随之下降。在此期间，财政税收机构经过一九五八年七月合并、一九六一年九月又分开的两次变动。由于“左”的错误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一九六〇年县级地方财政收不敷出，出现赤字。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为调整时期，继续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在这三年中得到了恢复，财政收入好转。一九六六年，正当全县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胜利发展、财政收入好转的时候，五月份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持续了十年之久，到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始告结束。在十年动乱中，经过了“三五”、“四五”两个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左”的错误，许多企业生产停顿，各项财政规章制度遭到破坏，加之县财政、税收机构经过了两次合并、两次分开的变动，地方财政有三年出现赤字。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财政收入突破了十年徘徊不前的局面，县级地方财政亦相应上升。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四年，地方财政收支除四年出现赤字外，其余各年均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资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浅谈清中叶后江津人民的繁重税负

古基祥

清初，江津人民税负较前代为轻，仅征田赋。康熙、乾隆时曾两次特旨：续生人丁，永不加赋。从嘉庆年间起，因镇压迭次农民起义运动，先后开始征收所谓的“津贴”、“捐输”、“常捐”、“新捐”等，一步步地加重了江津人民的税负。到辛亥革命前夕，田赋附加税的征收几达正粮的二十倍。除附加税外的杂税，则有契税、盐税、肉税、酒税、油税、糖税、邮件包裹税、茶课、鱼课、牙课、当课、官硝公费、官磺公费、烟灯捐、钱局捐等新税，大多从光绪二十年代起相继创设，伸延到人民生活各个方面，征敛之繁苛，实为历代所未有。

当征收税金时，并用“火耗”、“羡余”（以赋税盈余名义进贡皇室）等名目征收补贴金，施行不合理的银钱换算率。再加上征收胥吏的浮冒侵蚀，收支内容不公开，因此实际负担远比簿籍所载的面额为重，人民不堪其苛酷。加以一八九五年重庆开放为商埠后，外洋货物充斥四川内地，国内农村手工业日益濒于破产，工徒失业，生活艰难，节衣缩食，卖儿鬻女，亦难以谋生活、完税负，以至怨声载道，时有农民群众揭竿而起，终于汇成辛亥革命洪流，推翻了清王朝统治。赋税繁重，实为激发人民革命主要导因之一。

下文对清中叶后江津人民负担的田赋、津捐、杂税等，依据《江津县志·食货志》所载资料，叙述其梗概。入民国后税负的演变，则未述及。

一、田赋

清初，江津田赋较前代为轻。明代原额人丁11727，粮额35169.76石。每粮一石，征银0.96两，共征条粮银33772.86两，火耗银5065.93两，比较清初征银数几乎超过八倍。

清代丁条粮合并结算，依上中下田地按亩稽征，共计载丁条粮6244.119石，以0.9603折扣，共应征银5996.23两。遇闰照康熙九年例，每两加征银0.023两。江津田赋征银较之明代及本省其他县份均不算重。人民所苦者，是以正粮额为依据而频繁加征的种种附加税，主要是津捐等附加项目。

二、津捐

津捐是包括津贴、捐输、常捐、新捐等项名目的正粮附加税。清廷前后迭令征收，是用来作为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运动的军费，以及鸦片战争开始后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所勒索的赔款、清廷旨在强化统治体制推行新政的实施费、宫廷的宴游玩乐等费用。

津贴的征收开始于嘉庆年间，当时因镇压四川农民起义运动缺乏军饷，清廷饬令按照粮额征丁条粮银数，每银一两加征库平色银一两，称为津贴，共应征银5996.23两，和正粮同额，遇闰照加。从此以后，历年照征。

捐输也从嘉庆年间开始。将军勒保征剿四川农民起义军，诳奏人民情愿按粮加征，输助军费，称为捐输。江津派征银14000两，按照粮额以一斗以上起捐。设立津捐局，由官督绅办。光绪十四年（1888年），向粮额四升以上者按粮征收，年额为25000两。以后逐年加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向粮户一律按粮征收，年额为34500两。到宣统三年（1911年），年额增达35500两，称为常捐。这项附加税为正粮额的5.9倍。

新捐是由八国联军“辛丑和约”赔款产生的。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一律按粮征收，年额15000两。宣统三年年额15200两，为正粮的2.5倍。

因此到宣统三年，津贴、常捐、新捐合计为56696两，这三项附加税已达正粮的9.5倍。

此外，随粮附加的款目，除光绪元年（1875年）捐建省城尊经书院银956两，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因办昭信，按粮三升起征收银23500两、已解银14000两、余银存县中公用（因未经常征收不计）外，主要有川汉铁路租股和练团筹费二项。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饬筹集川汉铁路股本。江津县规定向收租十石以上者，每收租十石征收谷三斗。粮额一斗的粮户视作相当于收租十石，也适用此项规定。全县粮额一斗以上的粮户的粮额总数是4638.117石，因此他们的收租总额就应该是463811石。如每收租十石征收谷三斗，就为13914.357石。每一石折算银三两，铁路租股应征收的年额为41743.53两，已为全县正粮的7倍，租股负担者为正粮额的8.8倍。从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开始征收，到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这五年零八个月期间，送缴铁路公司233249.574两，又共解购股银55130两。如此巨额负担，即使分派到最低额粮户的肩上，也是极其沉重的。如按正粮额分年完纳，又将需若干年辰！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铁路租股”事实上是一种税金。

宣统元年（1909年），官绅协议筹费练团。团练费一律按粮征收。粮额一石作为收租百石，抽银三两二钱，粮额升合一律摊派，附入津捐局代收，岁应抽银19000两，拨交团练保甲局储存备用，按年照收。团练费19000两为正粮的3.2倍。

由此，江津县人民的税负，在辛亥革命前夕，附加税的征收几达正粮的二十倍。清廷竭泽而渔，民人税负繁重，已无喘息余地！

三、杂税

除前述正粮附加税外，江津人民的税负还有种种杂税。主要有契税、肉税、酒税、油税、糖税、盐税、邮件包裹税、茶课、鱼课、牙课、当课、官硝公费、官磺公费、烟灯捐、钱局捐等等，名目繁多，敲骨吸髓，实际负担者不限于有田地的粮户，已遍及工农商群众和各阶层劳动人民。

契税：清代田房契税设有定额。江津县原额征银214.44两。嘉庆十六年（1811年）续增盈余银1201.8两。咸丰四年（1854年）新增契税银2000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新加契税银6828.88两。总计原额、续增、新增、新加四项契税，按照规定章程，四季摊解，共应解银10245.12两。除此之外，收有盈余即为县令所得。咸丰时每契价银一两，征收正税四分，中税（对中人收入课税）四厘。光绪二十七年起，每契价银一两，照前正税四分增加二分，中税四厘增加二厘。但库平、房平、补水银、格纸、契尾、粮拨册等项杂派，极为苛细。此外，契税附加款目繁多，有义卷、三费、育婴、保甲、贫民养疴费、学款、重庆府学经费、省城学务所经费、巡警教练所、自治研究所经费等项。投税人负担极为繁重。

肉税：江津县征收肉税，实际起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县令朱锡蕃为维持县境治安，组织保津营，招募水陆勇丁，设置炮舰巡船，经呈准屠猪一只，抽钱二百文，作为饷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奉文筹集庚子赔款，令宰猪一只征钱二百文。对地方上征收的称做旧厘，上解的称做新厘。光绪二十八年奉文额解肉税银8000两，次年又加额解银1000两。宣统元年（1909年），每只猪再加钱二百，称做续加肉税。这时，每只猪肉税增加到六百文。

酒税：光绪三十年（1904年）通令征收酒税，规定漕房每酢出酒133.5斤，每斤征钱四文，每酢征钱534文。江津年应额征钱135000贯。当时邑令蔡承云因查估不确，征收达不到年额，被罚俸。光绪三十一年委员到县会同后任龚宝琅确实估计，改定全县年额为85000贯。三十四年划归经征局征收，报解省经征总局。

油税：清光绪三十年起征收油税，油房每酢定出油70斤，每斤征钱四文，由官督绅办。

糖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川总督赵尔丰因筹济边藏军饷，奏请在资州设立糖捐正局，产糖州县设立局所，征收糖税，由省经征总局委员办理。江津县因产糖不多，由资州局派遣司事，在县城设卡经收，称为委驻江津稽征糖捐分卡。规定每家糖房熬昼夜一班，以320斤计算，每斤抽钱四文。

盐税：江津原不产盐，招商领引，在富顺产盐处按引配运数量，经纳税后出关，到江津投引截角盘验后，运永川、璧山两县销售。雍正八年（1730年）实行计口授盐，这是计岸名称的起始。当时江津认销富顺水引160张（每引一张配盐50包，每包重100斤），每引一张共银9.6两（计征税银3.45两，羡余银5.55两，截角银0.6两）。县城设总商一名，散商八名，按数领引买运盐斤，在县属各场镇销售。从雍正十年（1732年）起到光绪二年（1876年）约一百五十年间，多次陆续援请增引，到此计每年额行花盐引864张，每引抽税银25两；巴盐引60张，每引抽税银19.5两。花、巴盐水引总计924张，共应征税银22770两。

光绪三年（1877年），盐务改为官运商销。省设盐务局，泸州设官运总局，县属白沙设分局。江津仍按前额年配富顺花盐水引864张，每引抽银18.15两；巴盐水引60张，每引抽银19.65两。共应抽正税、羡余、截验银16860.6两。泸州总局照数加入核算成本，配运到岸，由分局发商承领，照缴盐本。花盐引一张准许加商息银22两，巴盐引一张准许加商息银20两。所有行商市价皆由白沙分局核示。

光绪十一年（1885年），法国入侵越南发生战事，筹集军饷，通令边计各盐，水引一张加征厘银5两。按江津额行花巴盐水引924张计算，应加征银4620两。连前原征银16860.6两，合计年共征银21480.6两，直至清末。

茶课：清初县境不产茶，无茶课可言。康熙四十八、九年（1709—1710年）间，距县城百八十里的羊景、洪洞、漩水三处的居民，从毗邻的仁怀、合江县引进茶种，开始栽培。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起，认销茶边引百张。每张正茶一百斤，耗茶14斤，每引征银0.761两，共征银76.1两。乾隆三十年（1748年）请增腹地茶引44张，就在本县采配，运往永川、璧山行销。每引征课税银、羡余银、截验银0.593两，共征银26.092两。道光三十年（1850年），合计前后增添腹地茶引200张，随行照票20张，就在本地采配、销售。每引照乾隆例征课税银、羡余银、截验银0.593两，共征银118.6两。随行照票每票征银1.08两，共征票银21.6两。统计共行边引、腹引300张，随行照票20张，共征银212.3两。

鱼课：清代征收上解银1.86两，每年造册上报。

牙课：县属中白沙有米牙行，清代征收上解银4.5两，每年造册上报。

当课：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县城开设裕隆当一家，始征当课，定额预征课银若干两。二十三年（1897年）因偿还外债之需，颁布新章，规定各当从本年起每年纳课税银50两，准将十四年预缴扣除。三十二年（1906年）新开宝川当，共有两家，皆按照新章规定缴纳课银。宣统时两家相继歇业，当课无征。

邮件包裹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始，税率按照寄送货物价值抽百分之二点五，值银一元征银二分五厘；不及一元的免征。但贵重物品不在此例。每年约征解四五百元。

官硝公费：清宣统二年（1910年），劝业道制定官硝章程。江津县列为中等硝岸，规定押岸银300两，每年公费银120两。这年李华城呈报认岸，在县城设立官硝店。次年辛亥革命爆发，停业。但仍然在押岸银内坐扣公费，余数发还。

官磺公费：县境素不产磺，主要由贵州省仁怀、新县、二郎滩、亭子坝等地贩运而来，集散于白沙。据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查报：白沙有磺商二十六家，年约销磺28万余斤，每斤趸售价钱二百四五十文，零售价钱三百三四十文。同年，川督鹿传霖创设白沙磺分局，以盐务委员兼办，每斤抽钱十文。

烟灯捐：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开办。城乡烟馆961家，每家每月捐钱800文，作迁善所及劝工局经费。是年十二月奉文饬加抽一倍，解交铁路公司。三十三年通饬三月停征，改办官膏店。前后共收捐款148000余贯。

钱局捐：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劝学所呈县详请提学批准，城乡26家钱局捐款，每年以此拨助各区男女初小学费。到宣统二年（1910年）共得钱局捐2520贯。是年被劝业员牵制废止。

杂税搜刮苛细有如梳篦，深入城乡人民生活各个方面。如肉、酒、油、糖、盐、茶等生活必需品课税，无人能豁免负担，人民痛苦不堪。除烟灯捐、钱局捐等有统计资料外，其余多数杂税均无统计数据可稽。江津人民当时对杂税的负担究竟有多少，很难估计。

白沙“五·六”抢米事件见闻

罗树乾

白沙镇，东望县城，西接合江，南靠贵州，北邻永川，长江顺流而过，塘河上达合江、贵州，多年以来，就是江津西部重要物资集散地，是物产丰富、市场繁荣的水陆大码头。解放前，这里大米业十分发达，镇内粮商有百余家，其中大商号就有二十三家。平时，大米日销售量二百担以上，逢场天，水陆交易多达七八百担。这里的粮食除运到县境各地外，还远销重庆、汉口、上海等地。

然而，解放前，劳动人民却过着“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的苦难生活。由于不堪忍受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白沙镇曾多次发生过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抢米事件。其中，尤以一九四三年“五·六”抢米事件声势最大，影响面最宽。当时，我正在白沙读书，曾亲眼看到人民群众这一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涨价斗争，至今记忆犹新，特将它追记出来，以存其事。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奉行“对外求和，对内反共”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持其庞大的经费开支，加强了对大后方人民的搜刮，在国统区大量发行“关金券”，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白沙虽为产粮之地，由于地近陪都重庆，粮食大批调渝，米价上涨之势尤甚。一九四二年，白沙熟米每市石689元，县府虽明令平抑物价，限每市石熟米售价490元，实际则从未办到，市场粮价却越限越高，一涨再涨。到一九四三年七月，每市石熟米已涨至2230元，人民生活十分痛苦。

一九四三年，白沙遭遇春旱，几个月未下透雨，禾苗枯槁，田尽坼裂，又值青黄不接之际，农民为了换得一点口粮，不得不出卖青苗，以延残喘。就在这种情况下，米商与官府相互勾结，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致使粮价陡涨，40元关金券早上能买一石米，到了中午就只能买一斗米了，劳苦群众都为买米发愁。特别是靠下苦力求生的力行工人、码头工人，正如民谣所说：“肩挑背磨，挣得几何？”“薪水到，心头跳，籴米寥寥，怎养老小？”都是吃了上顿买下顿，度日十分艰难。

一九四三年农历五月初五，整整一天，白沙镇二十三家大米商，囤米数千石，竟无一家开仓售米。于是民心不稳，群情激愤，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五月初六，正逢场期，白沙周围乡镇群众数千人上街赶场，粮商仍无一家售米。上午九时许，码头工人、力行工人、赶场群众上千人群集王爷庙广场，派出代表到南华庙口“锡丰米厂”找米商张廷芳交涉售米。张为白沙大粮商之一，当时任白沙商会财务理事、粮食同业公会理事长。其为人悭吝刻薄，对码头工人尤甚。替别人挑一担米，付工米五合；替张廷芳挑米，却只付工米一合。平时，大家对他就有气。这天交涉，张廷芳又蛮不讲理，不仅不同意售米，还出言不逊，由是激起群众公愤。

时近晌午，各米店仍无开门迹象，有人就喊：“他们不开门，就抢啊！”“打进去，打进去！”人群一阵骚动，齐声喊“抢”。约十一点左右，由码头工人、力行工人打头，人群冲向“锡丰米厂”大门，扁担、石头、肉肩膀一齐撞去，大门、板壁轰然倒地，人群蜂拥而入，用的用箩篼，拿的拿背篼，一样东西都没带的，就脱下衣服裤子当口袋。顷刻，几围包约两百担大米就被一抢而空。

愤怒的群众如开闸的洪流，由南华庙口，沿羊叉街、朝天咀、东海沱一路冲去，势不可挡，连抢了陈九安、陈安国、刘炳成、阙海林、李廷弼、谭笃洲、潘海银、胡炳书、王彬如等九家米商，共抢米约四千余石。当时，白沙镇镇长陈孔棣亦开有米厂，为避免损失，遂下令警察和乡丁鸣枪示警，可警察与乡丁并不敢出来，只好在警察局和镇公所的院子里朝天鸣枪，结果无济于事。

米商唐克义、任海林见群众即将拥来，慌了手脚，忙找大家商量，承认按上场市价减半售米。于是，两店各开了一扇小窗，从窗口收钱进去，米则从楼上用篼篼吊下来，关门售米九石多，缓和了群众的情绪。这时，已是下午四点过钟，得米者多负米回家，事态才未继续发展。

白沙“五·六”抢米事件的发生，有力地打击了奸商，震动了江津全县，并迅速波及到巴县、璧山、重庆、永川、合江、赤水、泸州、宜宾等地。国民党江津县政府为防止再次发生米潮，事后亦布告全境：“不准阻挠粮运，抢米者枪毙。不准囤积粮食，大户存粮，即行卖出，否则按律治罪。”同时派出警察巡查镇压，县境内抢米风潮始告平息。

四川创建的第一家私营银行——江津晋丰银行

陈泽华

晋丰银行创办于宣统二至三年（1910年—1911年），为我省所创建的私营银行最早的一家。该行行址设在江津县城迎恩门口，是县中首富、家有万石租产的塘河乡石龙门人陈鼎臣、陈兴臣弟兄俩筹办起来的。当时陈氏弟兄又是盐业巨商。光绪末年，四川总督对边盐实行招商承运，陈氏弟兄集中了十大盐店的资金，并邀集亲友集资入股，筹集白银十万两左右，呈请农工商部立案，开办晋丰银行。

其主要股东有县城人陈理辉、陈绍尧、陈东林，时任重庆电报局局长的白沙人孙性廉，吴市大地主杨玉辉等。陈氏家族资金占晋丰股的70%，此外还有些小股东。

江津晋丰银行由陈理辉（学名陈廷萃，秀才）任经理。民国二年（1913年）扩大到重庆，在下陕西街租赁楼房一幢，委任陈绍尧任重庆晋丰银行经理。津、渝两行门前分别挂有“晋丰银行”招牌（招牌是90厘米长、25厘米宽的铜铸正楷凹字匾）。总行设在江津，津、渝两地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都大致相同。

江津晋丰银行的业务（当时称“赶场先生”）由陈鼎臣的管事朱炳成负责；会计张敬业；还有出纳、文书各一人；会计、出纳都各有两名帮办；此外还有学徒三至五人。总务由出纳帮办兼职，有伙房一名。重庆晋丰的业务是杨敬斋（山西人，票帮先生）；会计马梦高（重庆商人），帮办蒋幼荣、刘德芳；出纳肖炳章，帮办吴清涛（乐至人）；文书曾海潮（江津双河人，法政学校毕业）；学徒有张楚南、张锦柏、吴修文、杨鉴根。

当时一般人的薪资每月二十元。学徒期三年，进校第一年每月四元，以后每年月薪增加二元。伙房月薪二元。所有银行职工吃、住概由行方包干。每年旧历正月初五，由银行宴请全体职工聚一次餐，宴席丰盛。席间由经理按当年利润预提一定比例的红利，论职务、资历、表现确定并宣布每人本年的奖额（一般职工的奖额都可以上百元），由会计造表，出纳分发到人。然后，经理宣布下年的去留人员名单，凡是经理认为表现不好的，便停止留用。未受聘者往往当天就卷上行李离开银行。

晋丰银行的业务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没有汇兑。当时存贷业务不多，主要搞票号交易，买卖申票、汉票、沙（沙市）票。每天由“赶场先生”看行情、观银风，根据银风的松紧，买进卖出，从中牟利。存款主要来源于商号、殷实户，按月付息，月息为10%—12%。贷款对象主要是花纱、皮绸、药材、银号，利率按银根松紧而定，一般月息为20%—30%，临时贷款利率再高出2%—4%。对信得过的贷款人不需要担保；信誉稍差者则需有人担保或实物抵押。

津、渝两地票号核对、解付办法：每逢二、五、八号由邮政信卒子（根据当时邮局与银行协议，邮局派专人替银行传递汇票存根的邮递员的俗称）到银行取出封好的票号底根，三、六、九号步行送去重庆。客户持当地票号来取款，银行核对骑缝章等手续没有差误，即可付给，按票号金额大小收取一定手续费。两地的帐户核对和结算工作每年不定期在江津进行一次。三年召开一次股东会，会上向股东们报告帐务和盈余情况，征求扩股，分取红利，会期三天。

晋丰银行从成立到倒闭历时十三年，为四川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津、渝两地集聚资金，为当时工商业的生产、流通做出过重大贡献。民国本《江津县志》曾记载：“清宣统初，邑人陈廷萃邀集巨资，就县城内组织晋丰兼殖业银行，于成、渝、申、汉设分行（笔者注：实际只是津、渝；而成、申、汉未设分行），经农工商部立案，颇著成效。”

造成晋丰倒闭的原因是“同泰丰盐号”遭受军阀吴佩孚致命打击所致。同泰丰是晋丰的私下代号，表面上是银企主客关系，帐上作贷款，按月转本转息。当时同泰丰从自流井进盐，一条渠道销江津、重庆、涪州、万县、宜昌、沙市，又由宜昌转湘江边岸，及由涪州转彭水、龚滩等地；另一条由綦河转贵州边岸。开初确实赚了大钱。后来吴佩孚作两湖巡阅使时，禁止川盐入楚，以控制川军盐税收入，吴在平山设卡收捐。1923年，淮盐帮与川盐帮打官司，淮商势力大，资金雄厚，吴的军饷靠淮商，淮商凭借吴之势力不准川盐上楚岸。那年同泰丰运去花盐十二载（450包为一载，约十万市斤），打官司一年多，堆存的盐渐渐化成水，加之船运中被船主盗卖，损失银元十多万元。又因彭水、龚滩一带匪徒抢劫，也造成一些损失。民国十三年（1924年），晋丰银行宣告倒闭。

（本文根据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并请当年晋丰银行职工吴修文老师回忆、核实整理成稿）

李市场的牛市

陈仲书 陈石夫

一、古老的场镇

江津县李市场位于全县中心，北达大江，南通云贵，落会龙、白云两山之间，成为开阔的浅丘地带。其间，鹤溪穿流，宽约十里，长约二十里，因此称李市坝（西北部分名街荫坝）。俗话说有“九牛下山”、“万马归槽”之势。

根据前《县志》记载：“今古场街邻近的复古寺，建于唐代。”可见远溯千年，这儿已是颇具规模的聚居地了。又据世居李市的李、周、漆、袁诸姓族谱，都说他们的远祖在元、明时候就来此落户。如《李氏族谱》说：“远祖李德辅，原籍江西，官贵州屈靖知府，洪武二年，辞职归籍，过此见地旷人稀，民风淳古，遂落籍定居，子孙繁衍。”又载当时地名李塘。乾隆三十三年（买鲁班庙街房文契碑）始称李市。他如袁姓《族谱》记载：“祖产中有街房，老屋瓦上有‘洪武’二字。”显见元、明之际，李市已成为引人留恋不离的场镇。

二、兴旺的牛市

李市的兴起，固由于它地当云、贵、川土特产交流的通道，而牛市的兴旺，相应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李市的牛市，明代即已形成。特别是明末清初战乱后移民垦荒，川中需要大批耕牛。李市背靠川、黔、滇产牛山区，云贵的水牛、黄牛，涪陵、南川、綦江一带的大水牛和津南山区的水牛，大都到此转售。川中各地牛贩子也就不断来此买牛。如川西和沱江流域各州县的人来此买耕牛，内江的人来买拉榨糖石滚的水牛，自流井（今自贡市）的人来买拉“天车”（即抽取卤水用的车子）的水牛，重庆的人来买菜牛，也有来买加工牛（粉房、面房、油房拉磨子）或驮牛的。逢场期牛只上市，一般二三百头，最多达到五百多头。牛商一次买多少不等。加工牛、驮牛零星买的多，耕牛有多买至几十头的，自流井、内江的常常一次买牛百多头。每场成交白银一千至一千五百多锭。清代先用小钱，一头值二三十串；继用银子，一头大架牛要二三锭（每锭换银元十四元）；后有银元了，一头大架牛最多卖到一封银元（等于五锭）。民国后期用黄谷论价，一头牛价大约黄谷十多石。

三、牛帮、牛贩子、牛太医

随着牛市的繁荣，出现一大批围绕牛市为生的人：牛行户、牛贩子、牛代表、牛太医、管牛票的司爷，还有开牛棚、割牛草、打牛草鞋、牵牛索子、送牛趟子的，总计不下千多人。

牛行户，就是牛经纪，一般叫“牛偏耳”，是左右牛市的重要人物。共约百多人，结成帮会叫“牛王会”。推选行头二十人，行头中又推代表二人，上对衙门协办征费，下对排解牛市纠纷。每个行头可以承保行户，由行头承保的行户方准上市作经纪人。据八十二岁的老头刘克勤说：“他在抗日战争时起作行头十多年，先后承保过行户七十多人。”又说：“行头和行户对牛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他们分别掌握各路牛的买卖，彼此‘无挨靠’（不准分别路的钱）。”至于中间行户，可以“白搭分钱”。外来行户要先到牛市庙敬香，礼请行头承保，方得上市分钱。行户成交一头牛可得小钱四百文，或银子一两至一两五钱，银元一元至一元五角，用黄谷时可得三五斗（这笔钱由买家付给），少数缴作牛王会费，余下全归行户。卖家要扯学票（作办学经费），卖一头牛缴小钱二百文或五角钱。

牛成交后，卖方包三天水草，如生病或死亡了，三天内损失归卖方，四至六天的各负担一半。牛的买卖过程，全由行户掌握，他们不明白讲价，用“了、干、抓、查、拐、捞、条、敲、烧、海”十个字作一至十的代号。常常出现行户们串通一气，搞“穿尖戴帽”、“倒手买卖”等诈骗行为。

牛贩子，就是贩牛谋利的人，本地约五十多人，外来的来去不断。他们远到云贵去买牛来李市转售。据说袁坦在贵州湄潭当知县，李市就有人去找他“打乡谈”（说家乡话）买牛。也有买牛到外地出售的，一般一头牛可赚得黄谷一石左右。

牛太医是牛集中地少不得的人物。涌集在李市的牛经常四五百头，最多时达到一千头，倘若有牛生病，每易传染成灾。民国十二年（1923年），有人从贵州绥阳买牛百多头到李市，发生了烂肠瘟，互相传染，很快死去水牛二百多头。本来牛王会有个规矩：死了牛去牛王会敬香上油点神灯，可以剥皮卖牛肉。这次死多了，为避免继续传染，叫人抬去黄桷庙埋掉几十坑死牛。

一般牛贩子就懂得牛医，往来牛商也常常有牛医，本地也有一批牛医。著名的赖友志、赖品三、赖海田是祖传的牛医；赵银安、袁吉三、黄春三、周泽轩等，是拜师学的牛医。周泽轩曾说：他的医术是向成都的大牛贩子学来的。他医术高明，针功、短打验方很有一套，治好病牛多，群众称他“周菩萨”。

四、围绕牛市的街区

李市街区建筑，多与牛市有关，或为牛市服务的。

牛王庙（现区公所地址）是“牛王会”牵头修建的，向来是人们活动的中心，建成已一百多年了。民国七年（1918年）曾重建。重建时梁短了三尺，会众不依，老掌墨师看后说：“牛王是主神，神龛应伸前三尺。”使大家满意地解决了问题，所以牛王神龛比其他神龛靠前些，显得很突出。每年十月初一是牛王生日，要办牛王会，请道士做正三朝（道场），邀请上下公事人、远近客商和会众，办酒席百多桌。还请戏班子唱会戏，本会唱三本（每早、午、晚三场戏为一本），其他行帮、街民、农民，还有“龙爪会”（搞赌博的）各唱若干本。曾“搬目莲”接连唱戏四十八本。春节灯会、春播会、雨水会、秋报会等唱戏酬神也总是在这儿进行。庙内又是常设的大米市，每场总有百多石白米在此交易。

牛市坝：背靠川祖、牛王两庙，前临鹤溪，长约一百五十公尺，宽约六七十公尺，是专门买牛卖牛的大坝子。坝中有大黄桷树十三根，每根用条石砌成一人多高的圆圈，上凿“拴牛孔”，上市出售的牛就拴在那儿，共可拴牛二三百头。开市时，牛鸣不已，人流不息，形成一派喧闹景象。

牛行街：紧靠牛市坝，开设有旅馆、餐馆、茶社、烟馆、赌场等店铺，票房也设在这条街上。主要是供给牛行户、牛贩子落脚或进行交易的街区。说到吃，另有街段叫沱湾，吃食摊铺，毗连成市，整天熙熙攘攘，入夜灯火辉煌，直到打二更关栅子门才收场。全场有二十多家栈房，有名的大栈房有六七家。更有一种牛栈房（供牛住宿的），场头场尾都有，著名的有天益栈、仁和栈、利延栈等。远处如贵州边界金银石、东胜场一带、长江北岸通资、内大道上也有这种栈房。牛栈房设有供牛住宿的牛棚，还供应水草，这就出现了一大批割牛草卖的人。

华兴街、新街、牛棚街（也叫老场街）：从牛行街南走，过拱拱桥，便是华兴街，再往前就是牛棚街，紧靠着的是老场街。这几条街同牛市坝隔鹤溪相望，有石桥相通。街上除餐旅店外，牛医馆就在这条街上。满街的草鞋摊铺，更是它的一大特色。草鞋有两种：一是牛草鞋（牛要外行百里、千里，不穿草鞋不行），有句俏皮话：“李市坝的草鞋，买一双送一双”（寓意你是牛）；另一种是人穿的，大都稻草织成，较高级的是线耳子竹麻底，结实起脚，又不打脚，很适合走长路的牛贩子和赶牛匠（即赶牛趟子的人）的需要。

五、牛市的兴衰

李市场牛市的兴衰，固有其同生产发展相关连的原因。在旧中国，农耕和一些加工运输业大量用牛，自然带来牛的繁殖和交易。四十年代，自贡、内江开始用机电抽卤、榨糖，牛的需要减少，李市的牛市也随之开始衰落了。一九四九年上市数至多不到二百头。

建国后曾先后三次开放，但总是一次不如一次。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上市百多头；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上市不及百头；一九七九年上市不过三十左右头了。主要原因：自贡、内江抽卤、榨糖全机电化，川西不少地方耕田用铁牛，机动运输车到处跑（驮牛只有偏僻地方偶然看到），各地粮油加工也普遍使用机电。总之，过去需要牛作生产动力（所谓畜力）的项目，全部或大部为机电所代替了。另一原因是：一些年来，向来养牛的山区，片面强调种粮，忽视畜牧和牛的繁殖，以致牛源少了。兼之社队间直接协商买卖耕牛，无人远途贩卖，自然无牛上市了。

在今天，应特别看到的，是牛的发展仍有和过去大不相同的前景。很多地区仍需要大量耕牛，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物质建设的需要，奶牛、肉用牛对提高人民生活和发展外贸，都是应该努力繁殖的。当然，面对这一新的历史情况，如何组织好牛的繁殖及其再制品的加工销售，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着眼于现代化的方向来研究。当前，党和政府已制定了发展畜牧和耕牛的政策，恢复山区养牛的草坡牧场，完善社队养牛责任制，提倡私人养牛，推广良种，发展奶牛和肉用牛，从而努力扩大牛源。牛源扩大了，同时组织好新的交易、管理等环节，牛和牛市的大好前景是指日可待的。

红苕传入江津初考

田廷枢

红苕的地位和作用

红苕的名字很多，各地叫法也不一致，学名叫甘薯，有的叫红薯或白薯，也有的叫地瓜、蕃薯，江津习惯叫红苕，农民一般叫蕃苕。

红苕是江津县的主要旱粮作物，它适应性强，不论浅丘平坝或深丘槽谷、中低山区都能生产；可以夏栽，也可以秋植；既可以单种，又可以间套种。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居全县粮食作物重要地位。

红苕一身都是宝，用途很广。据《江津县志》（民国本）记载：“富于淀粉与糖份，赤者尤优，可代米食，又可为造酒醋及酱油之原料，藤与叶可饲豚。”又据《江津乡土志》（光绪本）记载：“性同粳米，最能养人，过荒年民无菜色。”正如江津人所说的“红苕半年粮”。特别在荒年，“没有红苕就活不了”。由此说明红苕的地位了。

红苕的来历

红苕原产于美洲中部的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一带。公元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才将红苕传到欧亚一些国家。明朝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福建长乐华侨陈振龙到菲律宾吕宋岛经商，以重价买得几尺苕藤，带回福州城外试种，开始引进到我国。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福建大旱，陈振龙的儿子陈经伦向福建巡抚金学曾推荐在福建省推广，因此，红苕才传遍福建全省和邻省广东。

到清朝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广东省东安县进士曾受一调任江津知县，适遇江津连续三年天旱。《江津县志》（民国本）记载：“公来篆吾津，值骄阳三载，民苦流离。公捐俸，购谷千石，立义仓，倡救命令，以贷不足，民赖以存。”在捐俸救灾的同时，派人去广东买回苕种，并亲偕夫人到农村教农民种红苕，这样红苕才由广东传到江津。之后又由江津传到四川及西南各省，所以说，江津是四川省红苕的发源地。《江津县志》（民国本）的记载清楚地证明了这个史实：“是时番域之苕，川中无种，公遣人市诸蕃舶，导民种法，由津延及外省，利赖至今。”

清朝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清王朝正式颁布诏令，在全国推广红苕。

红苕的发展

红苕自引进江津至今（一九八五年），已有二二〇年的历史。由于江津自然条件适合红苕生长发育，加之江津农民的精心培育，故发展很快，产量不断增多。到清光绪年间（公元1875年至1909年），除供本县食用外，还向外销售。《江津乡土志》（光绪本）记载：“蕃苕除自食外，还向重庆、长寿、涪州等地输出，每岁约计千万斤。”

到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据《江津县农产经济调查表》列出：全县红苕种植面积二十六万五千亩，亩产四百斤，总产一亿零六百万斤。到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江津县人民政府统计报表》数字表明：全县红苕种植面积一十七万八千亩，亩产二二八斤（五折一），总产四千零六十二万斤。

建国后，全县历年红苕种植面积均在三十万亩左右，亩产五、六百斤（五折一），总产一亿五千万至一亿八千多万斤。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江津师范学校的历史回顾

龚孟坚

江津师范学校始建于一九三三年，原名江津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系由县政会议决定，委托四川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白沙实验区代办，在江津白沙镇西驴溪河对岸一个荆棘丛生、荒冢垒垒的半岛上选址建校。

一九三三年只招收男生，一九三四年开始招收女生，一九三八年始由政府负担学生伙食费用。建校之初，招收高小毕业生，学制为四年，学校规模很小，学生仅六十余人，连同教职工，人数不逾百。一九四〇年以后，学校规模才逐渐扩大，改断续招生为每年招生。一九四六年开办三年制中师，招收初中毕业生，学校名称改为江津县立师范学校。解放后更名为川东区江津师范学校，一九五三年改为四川省江津师范学校至今。

三十年代，津师创立，就受到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影响，特别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影响。当时，学校援引晓庄师范提出的教育目标，要求学生成为有科学的头脑、农夫的身手、战士的精神、慈母的态度的乡村学校教师。组织学生修路、开荒、种菜、植树，建设校园，还设有学编竹器的劳动课。旧社会的学校，许多人都厌恶劳动，津师这种重视劳动的风尚是难能可贵的。在平民教育促进会指导下，师生推行平民教育，提出“除文盲，作新民”，帮助农民学文化，培养了学生对社会服务的实际工作能力。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老师向学生进行爱国救亡的教育，悲歌慷慨，义愤填膺。师生一边教学，一边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在白沙的赶场天到街上作宣传、讲演，教群众唱抗战歌曲，为群众演抗战戏剧，募集经费去支援抗日。当时，津师的师生积极参加白沙抗日救亡宣传团的活动，除了逢场在白沙街头宣传以外，还到附近的永兴、李市、几子、塘河、三口等乡宣传抗日。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有一些同学决定以身许国，用奔赴抗日前线延安的实际行动，唤起民众团结对外。他们徒步启程，不避艰险，走到成都后，因八路军办事处已撤走，失去同延安的联系，又受到国民党政府及旧势力的阻挠，未能成功。但他们报效祖国，追求光明的精神是可贵的。

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推动下，津师同学也举起“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旗帜，同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方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许多同学在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受到教育，有的同学被国民党政府抓进监狱，受到严峻考验；不少的同学在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走上了革命征途。

津师从建校初起，便有中共党员教师来校任教。先后在津师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有赵其文、曹逐非、金琴羽、夏嘉玉、章文伦、陈石夫等。在学生中发展的党员有杜高升、杜高志、苏武维、罗希玖、吴家元、杨洪芬等。这些党员团结广大师生，向反动势力展开斗争，教育了广大群众，在全国解放的大好形势下，迎来了驴溪半岛的黎明。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白沙解放了。津师的师生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教唱革命歌曲、扭秧歌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宣传解放军进城布告，受到群众欢迎。一九五〇年元旦，白沙人民在津师广场举行庆祝大会。会后，师生同全镇人民，手执小旗，欢呼歌唱，进行了盛大的游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高呼“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欢迎解放军！”等口号。师生迎着胜利的曙光，积极投入社会改革，参加了清匪反霸、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表现了很高的革命热忱。女同学吴家元参军赴朝，英勇牺牲，成为光荣的国际主义战士。

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间，江津县学生联合会设在津师，学联在党的领导下，以津师学生为主力，在全县城乡开展宣传活动，为动员人民群众完成社会改革作出了贡献。

一九五〇年，津师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一九五七年，津师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在津师这所培养人民教师的摇篮里，新一代的小学教师在社会主义阳光照耀下健康成长。从一九五三年起，津师遵照全国部署，减少了社会活动，建立了正常教学秩序。青年学生努力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全面发展德、智、体，毕业后一批又一批地奔赴小学教育岗位。有的毕业生申请去民办学校任教，用实际行动支持群众办学；有的毕业生主动争取去凉山、甘孜、阿坝等地区，时值叛匪猖獗，有的被围数昼夜，后得解放军解围，他们至今仍坚持在边远山区为少数民族服务。

一九五三年届毕业生蒋家彬同志，在数十年的小学教育实践中做出了优异成绩，荣获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荣膺省劳动模范称号的还有一九六二年届毕业生李福萱同志。一九五六年届毕业生邓若曾同志，在校时酷爱体育，受到党和国家的器重与培养，成为国家女排教练，指导女排转战国内外，经历多次奋力拼搏，连续四次夺得世界冠军，为祖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届毕业的校友中，在重庆市属各县中、小学任教的占绝大多数，有的已担任教研组长、函授辅导员、工会干部、共青团干部、教导主任、校长、党支部书记等，成为办学的骨干力量。还有许多人在各级党委、政府、高等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担任了那些部门、单位的领导职务。

十年动乱期间，津师蒙受重大损失。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便停了课，以后竟停办了几年，到一九七〇年才恢复招生复了课。由于“文革”的冲击，津师的一些好传统、好校风、好经验都受到践踏，不仅在复课以后增加了办学的困难，而且为一代新教师的成长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直到“文革”以后才逐渐辨明是非，恢复传统，建树校风，使津师逐步复苏过来。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津师在党的领导下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革命传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九七九年，津师被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授予普通话教学成绩奖，以后多次获省、市、地、县的教育领导机关授予的推广普通话先进单位称号。一九八〇年，中共江津地委和江津专员公署授予津师教育战线先进单位称号，以后又多次被评为市、地和县的教育战线先进单位、文明礼貌先进单位、基层工会先进单位、教学仪器管理和实验室建设先进单位、后勤财务和伙食管理先进单位。一九八二年在永川地区中学生音乐会演中获第一名。一九八三年在重庆市中师学生三好杯赛中男队获冠军，女队获第三名。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在四川省中师学生体育达标通讯赛中连续四次获得较前的名次（第五至第二名），一九八五年在重庆市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检查评比中获先进单位称号。

一九八一年，津师校长出席全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时，受到李先念、万里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一九八二年以后，津师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逐步活跃起来，有一批同志的学术著作出版发行，学术论文在省、市、县评比获奖。一九八五年，四川省教育厅将津师近几年的教育实习改革实验的成果——《教育实习暂行办法》正式颁发到全省中等师范学校试行。一九八五年，津师对小学教师素质的专题研究成果，被重庆市教育学会推荐出席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教育学术讨论会。一九八五年，津师接受重庆市教育局委托，与重庆一师共同承担国家教育委员会下达的教育科研课题，对中师培养目标和课程标准进行科学研究，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完成科研任务后上报国家教委，受到重庆市教育局嘉奖。

津师在新中国的三十七年里，已毕业学生八千二百人，解放前毕业五百九十七人，连同现在在校生六百九十二人，共培养了九千四百八十九人。现在有教职工一百一十一人，十六个教学班。有党的支部，党员四十七人（其中学生党员十七人）。有一个附属小学，教师十八人，学生近三百人。有一个附属工厂，能进行金属加工、塑料成型、金属电镀、电子器件等生产。学校占地约一百六十亩，校办农场种菜、植树的面积约三十余亩。运动场四千五百平方米。有一些专用教室、实验仪器和艺体设施，教学设备日渐充实，办学条件日渐改善。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津师正在建设成为培养人民教师的摇篮、普及和提高小学教育的工作母机。

祖国在前进！教育在前进！津师在前进！

江津师范学校经历了风雨苍黄的旧时代，经历了翻身解放的大革命，走过了艰难的十年动乱，正迈着坚实的步伐前进在新长征的道路上。津师的成长，证明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学校成长进步的保证。津师在五十多年办学实践中所形成的“热爱教育，勤奋学习，团结友爱，俭朴求实”的光荣传统，足以激励后生珍惜过去，奋起去迎接那辉煌的未来。驴溪半岛上的儿女正迎着灿烂的朝阳，献身人民教育事业，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奔向共产主义光辉前程。

一九八六年四月

江津气象之最（之一）

（1955—1983年）

江津县气象站 范文

气温

极端最高气温：41.3℃（1972年8月26日）

极端最低气温：-2.3℃（1975年12月15—16日）

地温

地面极端最高温度：73.4℃（1964年7月16日）

地面极端最低温度：-4.5℃（1963年1月5日）

（未完下接164页）

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在江津

邓云烟

一、民族危难，学校内迁

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蒋兰圃先生和唐义精、徐子衍、张梦生等先生于一九二〇年创办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后又有闻一多、张敦谷、张肇铭、王霞宙先生等参加办学，始改名“私立湖北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唐义精。

学校设置艺术教育科——图工组、图音组，绘图科——图画组、西画组，学制为三年，并附设中师科和初中普通科，学生最多时约有八百余人。学校先后聘请了关良、倪贻德、庄子曼、陈影梅、贺绿汀、刘雪庵、陈田鹤、姜希、肖依好特（白俄）、罗平茂（白俄）、贺殷之、龚梦贤、李实、秦纵仙、李志佛等名家和进步人士任教。艺专是湖北省最早的一所高等美术学校，也是我国艺术教育史上最早的艺术学校之一。校址在武昌水陆街，紧靠歌笛湖边，校舍建筑在当时全国艺术院校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南京沦陷，初中部被迫停办。艺专师生在此民族危亡之际，出自爱国热情，绘制数十幅巨型抗日宣传画，如《还我河山》、《正义的战争》、《铲除汉奸》等作品，在武昌流动展览，并竖立在闹市街头，鼓舞人民抗日的勇气和决心。

日寇文化特务、汉口同仁医院院长藤田，视学校为眼中钉，多方利诱收买唐义精校长，邀请他赴日本参观，并许以重金收买所收藏的贺良朴先生墨迹和唐一禾教授的油画《武汉警备者》，却遭校长严词拒绝，使藤田恼羞成怒。一九三八年，武昌艺专校舍成为日机轰炸目标之一，巍峨校舍变成一片废墟。

校舍被毁，校长忿怒地说：“可毁者物质，不可毁者精神，我决不灰心丧气。”校长喊出了“宁愿受苦，不当顺民”的决心，毅然率领师生向西转进。始迁宜都古老背，又辗转流徙，历尽艰辛，于同年夏天迁到江津德感坝五十三梯李家祠堂。

迁江津后，中师科被四川省教育厅命令停办，改办五年制专科，全校学生最多时约三百人左右。教师除唐校长、唐一禾、张肇铭、蒋治民、林葆菁等先生外，姜希、秦纵仙、马丝白、冯法祀、王道平、秦宣夫、沙梅、史岩、崔功良等先生曾先后在校任教。从此在这幽静的山间，可听到清脆的钢琴声、悦耳的歌声，看到三三五五的青年男女在林间、田野、茅舍或长江之滨描绘大自然的美景，唤起人们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保家卫国的决心。从沦陷区来校的学生，也常登上“望乡台”，眺望滚滚东去的长江，遥寄对家乡无比怀念的情思。

二、坚持进步，艰苦办学

来到当时称为抗日后方的四川，学校经过流徙，暂时的宁静是难得的，但国家安危、民族存亡，在炎黄子孙的心中，却不断燃烧起抗日的怒火。艺专师生经常画出很多抗日宣传画，有的在江津展出宣传，有的送到重庆等处流动展览。学校还经常组织学生到江津县城和德感街上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每次演出的话剧更是轰动整个县城。一九四〇年艺专校庆，师生的化装游行队伍到德感坝，正逢赶集，学生往台上一站，宣传抗日，反对投降。当时镇上的男女老幼，象潮水似的涌来，台上高呼抗日口号，台下也同仇敌忾地举手高呼，情绪十分激烈。

一九四四年春，冯玉祥将军到四川各地为抗日的前方将士募捐，艺专发动全校师生作了一百多幅画在江津义卖，作为捐献。在学校经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校长将学校仅存的两万元也献给冯玉祥将军转前方浴血抗日的战士。艺专师生的爱国热情，他们开展的抗日宣传活动，在人们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象。

早在大革命时期，艺专就曾组办富有时代色彩的文艺刊物《歌笛潮》，并邀请当时较为进步的业余话剧团“北辰剧团”来校演出田汉同志的《苏州夜话》、《咖啡店之一夜》、《南归》等话剧。在这时期，学校还掩护了不少革命同志进行革命活动，可算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张执一同志当时就在学校读书，是学生中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之一。

艺专迁到江津后，也有党的地下组织进行革命活动，有一些进步的学术团体如“五一三木刻研究会”、“八一五剧团”、“新音乐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等学生组织。“五一三木刻研究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抗日，举办延安木刻和苏联版画艺术展览，还成立专门研究书画的“几江书画会”，曾先后在江津、重庆、武汉展出。会员中如康师尧（后为长安画派六人之一）、金维诺（现为中央美术学院绘画史系主任，最近几年几次到欧美参观讲学）等全国有名的艺坛人物，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

国民党对艺专的进步活动分外惊恐，前后三次派反动军官驻校担任军训课，监视进步学生，引起学生反对，先后三次将军训教官轰走。在这段时期，艺专的办学经费极为困难，有时连教职员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给，甚至整个学校的伙食团也停了炊。教师平时生活常以白水煮南瓜佐餐，有的教师身体也被拖垮了，真是贫病交集，但仍坚持勤俭办学。在经费如此拮据的情况下，从沦陷区来的经济困难的学生和四川籍家庭贫苦的学生，艺专都给以免费入学，有的还设法给予解决伙食问题，为穷困学生敞开入学的大门，被称为穷学生的学校。

一九四四年，艺专为解决办学经费困难，拟通过美术界并向文化界发动筹集办学经费。唐义精校长、唐一禾教授于三月二十四日乘民生公司民惠轮去重庆，船经小南海时，因载客过多，行驶过速，覆船遇难。两位先生不幸牺牲的消息，从学校师生到整个教育界、文化界、艺术界都为之悲恸万分！

两位唐先生遇难之后，曾由蒋兰圃、唐化灵、张肇铭等先生先后担任艺专校长。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艺专即开始筹备复员东迁的工作，经过多方努力，克服种种困难，于一九四六年下半年租船东下，迁汉口府东西路，租宁波同乡会的会馆暂作校舍。当时物价飞涨，教师待遇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一九四九年湖北解放，艺专由人民政府接办，艺术教育才出现了美好的前景。

三、桃李芬芳，硕果累累

武昌艺专从一九二〇年建校到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接办，历时二十九年，她为我们国家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这些学生中——有的同志为祖国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如：已经去世的原中央统战部长张执一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光荣牺牲的李必超同志，现已离休的唐平铸同志，现仍领导着我国报告文学活动的黄钢同志……；有的同志现仍活跃于我国画坛，负有盛名，如：西安专业国画家康师尧同志，四川专业版画家傅文淑同志，武汉专业国画家邓少峰同志，湖北专业油画家程白舟同志，水彩画家魏正起同志，国画家汤文选同志……；有的同志正为我国艺术教育事业努力工作，成为那些学校的领导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金维诺同志，浙江美术学院顾问李家桢同志，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刘国枢同志，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刘一层同志，广州美术学院素描教研室主任周大集同志，中央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主任邓尔敬同志，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陆华柏同志，江西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刘天浪同志，江西陶瓷学院美术系教授林宁同志，贵州师范学院孟光涛同志，湖北艺术学院原院长林路同志、杨立光同志，声乐系主任蒋箴予同志，美术系主任刘依闻同志、副主任刘正德同志，工艺美术系主任张朗同志，中国美术史教授阮璞同志……

还有更多的同志分散全国各地长期从事文化和艺术教育工作，他们担任报社、出版社美术编辑工作，艺术馆、文化馆的美术、音乐干部，中学美术、音乐教师。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培养艺术人才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在以上提到的一些同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艺专迁江津八年这段时期所培养出来的，现已在许多地方的文化界产生影响。

江津时化中学创办经过

赵铭彝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成都大肆逮捕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我主编的《华西晚报》也被搜查、捣毁，并捕去编辑采访数人。特务不认识我，他们一走，我就转移潜藏了两个多月，到重庆民盟主办的适存高级商业学校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和重庆的民盟及地下党的许多同志继续活动。这个学校，名义上是民盟主办，实际上里面的教职员中，民盟与共产党几乎各占一半，是当时一个重要的从事民主运动的战斗部队。刘国志烈士、刘兆丰同志等经常到这个学校来联系。

一九四八年，地下党川东区被破坏，牵连到这个学校，于是一些党员开始疏散。我因得知成都的特务仍在追查，就打算布置较为妥善的隐蔽方法。正巧当时广兴场一个商人叫张克尊，和我有点亲戚关系，他到重庆购货，谈起广兴场不少青年失学，如我愿意回去，他可以在经济上支持我。

我们商谈了几次后，决定由他出面，先在一些士绅中作宣传：广兴场应该办一个中学。有人建议可利用广佛寺作校舍，戏台两侧楼厢上下可作教室。他果然游说一些当时有力有势的人士，并约请他们作董事，聘请我担任校长。对这件事情，我曾和适存学校的同志谈了，又和进步音乐家郑沙梅商量，他们都很赞同。郑沙梅还推荐他的爱人季峰同志担任数理教员。季峰同志曾经是江津共产党支部的成员，由于党遭到破坏，她转移到重庆，因此失去了联系。同时经过医生张遹俊的介绍，约请陈发明担任语文教员，又由赵并和推荐周宗善担任数学教员。我的妻子屈南松可以任外语教员。基本教师有了，我才回广兴场，正式露面举行一次董事会。学校按原来的想法在广佛寺开办。学校名称由老教育家赵润初建议，说明以前曾经办过一个时化小学，对广兴场的儿童教育起过作用，继续用“时化”二字来办中学很好，大家都赞成，就这样定名叫时化中学。学校看起来是由我来办，我就成为校长了。

事情的经过并不是顺利的。广兴场有一批袍哥和国民党分子的青年，其中还有受军统特务陈君泮的影响的人。他们一方面对大地主、袍哥上层不满，一方面带有流氓气息惹事生非。他们知道我过去搞革命及前年从成都逃出来的情况，所以对这个学校采取骚扰的态度。刚把招生广告贴出去不久，突然在一天夜晚满街贴了一百多张标语，中间有“打倒成都漏网的共产党分子赵××”、“反动异党分子赵××”，还有“反对强占庙宇开学店”等等词句。

我在重庆和同志们商量的时候，是考虑过这一批家伙是会有所动作的。因此我通过张克尊先就对广兴场的几位袍哥大爷作过工作，希望他们对本乡教育给予支持。这些人在当地是很有力量的，他们一致表示，这是好事，一定支持。当然这和本人本来在社会上有一定威望也有关系。我请他们作名誉董事，他们也感到光彩，没有取得这批人的支持，我知道是不能立足的。

贴标语的事件发生了，这些上层人士一律斥责此种下流的流氓行为，而且指名道姓地骂某一些家伙无耻。可是，我不能不提防，因为广兴场离綦江县城只有四十里，那里有特务机关。我立刻离开广兴场去重庆，又由重庆转泸州我爱人家里，暂观动静。后来经过克尊和那些坏家伙的头目牟能铸打招呼，拿一点钱给他去抽鸦片烟，又请他吃饭，事情才算了结。张克尊就通知我回来开学。

广兴场的社会反动势力，分属于崇实社和正诚社两派。本来他们都是袍哥组织，自从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在江津建立了组织，袍哥也化作两派，以中统为主的是崇实社，以军统为主的是正诚社，各乡镇也照这样分化了。广兴场的崇实社是属于大地主和乡镇当权派；正诚社名义推荐赵介凡作社长，其成员则多半属于中小地主及国民党、三青团和流痞等，在乡镇不是当权派。

我绝不介入他们的派系斗争，但我在广兴场属于比较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两派对我都比较尊敬。我长期不在家乡，对他们也无利害冲突，所以比较超然。关于董事，我把两派的重要成员都拉进去，不过给他们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写标语的人是正诚社的人，正诚社的头子也觉得不成话，所以事情就无形中了结了。

我所提防的是那个陈君泮，他是重庆稽查处的特务，他曾向正诚社的几个成员发展所谓“通讯员”，也就是作地方情报工作，被我用各种间接的方法给阻止了。通讯员没有搞成功，幸而此人也很少回家，所以场上所发生的标语事件，他完全不知道。

我从泸州回来，开学上课之前，经过重庆时，适存学校的地下同志告诉我还有两位同志要设法隐蔽，我当即答应要他们到广兴场来。一个是党员王町丁，一个是共青团员高声。这样时化中学的教师班子大致齐全，而且都是我们所了解的，我们疏散隐蔽的计划就初步完成了。

其时，有董事提出要到江津县城教育局去立案，我知道这样会暴露了我，但我表面并不拒绝，只推说立案手续麻烦，我们先用“时化中学补习班”的名义对外公开，不挂招牌。江津县离广兴一百三十里，谁还来过问呢？

时化中学经费，大部分是学生缴的学费，一部分是张克尊的捐助。教师供给伙食，几块零用；用一个职员赵显和，一个厨工刘明林，一切都是自己动手。教学情况按正规初中进行，课程要求严格，注重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家长反映良好。广兴场上几个带流氓气的学生，在学校里都有所转变。后来如李品和参加解放初期的一些工作有良好的表现，说明时化中学还是有一些成绩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广兴场解放。时化中学师生全体参加庆祝活动和宣传解放军的政策，大部分人参加征粮工作，并远到五福乡进行宣传，扩大了人民政府的影响。这一时期，时化中学师生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维持地方治安，保护国家财产和粮食，一直到县里派了正式的副区长代德衡来广兴，学校的工作才告结束。除原来隐蔽的同志回重庆外，教师都转移到五福中学工作。我因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化工作需要去重庆了，我们隐蔽力量的计划顺利完成了。

听说我们走后，时化中学又复学，由黄百东主持。以后情况我就不太了解，这里就不述及了。

江津县城街道沿革

涂贻谋

江津县治所在地解放前称为城厢，解放初期叫做城关镇，一九八〇年改称几江镇。关于城区街道的变化，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一九二九年以前，当时城墙还全部存在，呈椭圆形布局，城外基本有濠，与城墙平行，显露出古老城镇的面貌。全城有九道城门，城门顶上有城楼，有的城楼上还有几门“牛儿铁炮”存在。上述九道城门是：东门、北固门、迎恩门、通泰门、嘉惠门、临江门、小西门、大西门、南安门等。

当时城外街道，只有通泰门外的短短一条热闹街道，为糖油商、盐商及饮食行业集结区域，附近有一条老新街，横穿王爷庙，比较冷静，多为“字号商”或居民住宅；靠近长江岸上，还有一条好吃街，以卖小吃为主，也有部分竹器店夹杂其中。这条街在江水大涨期间全部拆去，水退后又重新构建。至于嘉惠、临江二门外面，仅各有一条短短的小街，多系居民住宅。其他城门外面，只有几家零星房屋，不成街道。

城内所谓正街，仅限于从通泰门起到小什字左折至衙门口为止。另有小官山、叫化园、川主庙等几片小区域，尚属“不毛之地”。正街的宽度，虽然没有实地量过，但从春节办灯会的情况来看，街面上空（大约与屋檐齐），只要用五幅土白布拼凑，沿街拉走，便可以基本上覆盖街面，可见正街宽度至多不过6—7尺，其余背街的宽度，当然是等而下之了。当时城内各街道都是石板路，比较平坦，其中惟有板桥街两处各有七级石梯坎，猪槽街有两处石梯坎，挨近南安门也有几步石梯坎。

四川军阀随时发生内战，江津驻军常有变动，而且互相敌视。老百姓进城出城，携有行李或坐轿者，都要经过城门岗哨检查，才准通过。既然江津城门较多，驻军不愿派出较多的士兵昼夜防守，他们的办法是选几处交通要道的城门白天开启，薄暮关闭，只留通泰门在天黑后约二小时才关闭。至于小西、临江、嘉惠、迎恩、南安等城门，则终年不开放。城内居民的饮水问题，是用人力从长江边挑进城内。在经常不开城门的附近居民，则需用特制的镔铁尖咀撮箕，尖端从城门缝隙伸入城内，另一端留在城外，水挑到城门时，注在撮箕外端，城门内预先有人用桶接水，终年如是。此种“传统”办法，一直与防区制相终始。

一九二八年，四川军阀发生混战，江津驻军赖心辉部被刘文辉部赶走，江津由刘文辉部旅长张清平驻防，是江津街道改革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中，张清平大力推行街道改造，规定正街从通泰门起（不包括城外），经过小什字、大什字、板桥到衙门口一段正街，一律翻修成马路，两边铺店一律退后五尺，并改建成西式铺面。由衙门口延伸到东门外，至今日的东门广场（当时称为公共体育场）这一段未规定改建西式铺面。广场的基地原系熟土，把它征收加以平整，每天命令一大批犯人从河边担沙填充，建成以后，远比今天见到的广场为大，当时划了一个足球场，周围还剩了大量空地（目前这块体育场已被民工纪念堂、几江中学、讲话台占了很多面积，余下的已不够一个足球场的面积）。体育场的对面，开辟成为公园，虽然规模不大，动植物都很少，却常有人游玩。

从小什字反向延伸至新街子一段，仍规定改建成西式铺面。不过当时所谓的“西式铺面”，只有布市街的“荣发长”、“三品金”、“丰盛”，五福街的“鸣盛和”等四家商店才修的是砖木结构，至多只有两楼一底。其余的“西式铺面”，由于受了“砖”的来源的限制，特别是很多商家经济上负担不起，只好使用“假砖柱”，门面用竹片编成，表面涂上石灰，这种建筑至今还可看到。

至于背街小巷，也略为加宽，翻修马路。板桥凹地基本填平，经过这场改造，城内的大街小巷，黄包车、自行车可以畅通了。计划中还准备在通泰门外新修菜市、轮船码头，但菜市因地点不适中，并未实现；轮船码头也没有动工。只有在桂花厅附近建成了一个“幼稚园”，有一定数量的幼儿入了学，为现在几江镇幼儿园的前身。由石狮子街通向幼稚园的小巷，命名清平巷。“文化大革命”中更名和平巷，其后仍恢复旧名。

总的说来，张清平在江津驻防时期，对江津街道建设有一定贡献。

第三阶段——建国以来到现在。建国以后，城内各大小街道逐年加宽，街面由过去大坑小凼的三合土路面逐步改成沙石混凝土路面，以前的假西式铺面先后改成真西式铺面，四五层楼的高房子随处都有。解放初期，拆去全部城墙，遗址改修环城马路，沿马路两侧，小型工厂林立。以前城内的荒地，如小官山、叫化园等处，已经是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面貌大变。

由石狮子街到大西门一段干线，辟有许多小巷与环城马路相通。原大西门外只有几家零星小铺店，没有街名，而今已延伸到木材厂（约一华里），铺店衔接，定名为康衢街。原东门外也只有少数商店，解放后逐年兴建，已延伸一里之遥，定名为青年路。原三倒拐街拐来拐去，基本上是一条“半边街”，今天已看不出原来面貌。沿江津中学侧面操场，新辟一条干线径通十字路口，街名仍旧，面目已非，而且出现了高楼大厦，大江机器厂也在这一范围。空地很多的黄荆街，现在已无空地，也有很多高层建筑。黄荆街尽头处，解放初期开辟成三叉马路，为城内最热闹的菜市场，当中有一幢房屋，一般人称为“四不挨”。

在“文革”中，将城内街名大量更换：从小什字起，经过布市街、大什字、板桥、五福街、衙门口直到东门，改称解放路；老米市街改称反修路；吉仁巷改称建设巷；南安街改称上游路；红壁头街改称反帝路；黄荆街改称东风路；通泰街改称跃进路；张爷庙街改称向阳路；神仙口至迎恩门一线改称人民路；小西门内通向三倒拐的得胜街改称劳动街；麻纱市改称新华路；小西门外的西人巷改称河坝街。至于始终未改变名称的街，则有班竹巷、北固街、鞍子街、三通街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河坝街外，把所有更改过名称的街道一律恢复旧名。

在城墙被拆去以后，至今还有北固门至东门之间的一小段，约五十米左右，环城马路至此就不通了。还有猪槽街的街面，依然如故。

随着城镇建设事业的发展，旧貌必将换成新颜。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江津团防局琐谈

刘晓甦

早在清朝的曾国藩，即以办团务起家，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清廷即令饬各省创办团务，协助驻军维护当地封建统治，各州府即设有团练使等官员。虽各县随粮附征有团练费（仅江津在宣统三年时，团练费年为一万九千两白银），而地方上除由政府直辖的靖安营、保安营外，尚无地方武装之组织。有之，则自辛亥革命后开始。

江津在1911年农历十月一日宣布反正，成立军政府，脱离清廷，拥护民国。即在城内卞家所举行会议，成立团防局，以加强县的治安力量。但由于辛亥革命不彻底性，川中形成军阀混战，地方政权随着割据势力而为军阀所操纵。团防局既系地方武力，更为军阀们所觊觎，改公议团防局长为驻军委派。于是团防局的防治盗匪任务，也变成替军阀筹饷输丁的工具。

军阀为了充实私囊和应付军费开支，因此就授其爪牙以生杀予夺之大权，遂令成为军阀伥鬼的团防局长这一宝座，既可横行乡里、鱼肉乡民，并可依附军阀高升，有兵有权，有势有利。遂为县中绅士垂涎的位置，一旦获委，唯军阀之命是听。于是上下其手，致当时各县田赋就预征到四五十年后的粮款。地主也就把这种压榨剥削的田赋转嫁到地租上，使一些贫苦农民无地可种，或种了又不能得食，即半年糠菜亦不可得，处于无法生存的地步。

如再遇荒年，被亡命之徒（如惯匪、地痞、兵痞、无赖赌棍，或因事逃亡的哥老会员等）的引诱、煽动和裹胁，部分不甘束手待毙的农民被迫铤而走险，偶尔参加一二次抢劫，这就成了团防局的猎获物——土匪。这种土匪是当时社会必然出现的产物，也是因有团防局而就大量产生土匪。军阀们知道这种“土匪”是无力与军队抗争，也不可能动摇他的地盘。即使惯匪，也因匪众多系上述人员组成，既无政治要求，也未经过训练，只知抢劫财物，毫无战斗能力。同时，军阀为了保持自己势力，必需对付邻近军阀的侵犯，也无暇对土匪进行征剿，甚至对较大的土匪集伙，还采用招安成军的办法来扩充自己的队伍。因而成了“明则为兵，暗则为匪”，是以匪患更加猖獗。

甚至有的大股土匪活动在两个军阀争夺的空间地带，自立旗帜，委派官吏征收赋税。且土匪无固定据点，来去飘忽，被劫之家多系殷富绅商，抢劫时有的还因宿怨而危及豪绅地主的生命。于是县中豪绅地主纷纷赞助团务，招募武装，征剿土匪，以图自保。而土匪亦因此愈剿愈炽。

江津团防局第一任局长是夏风薰，不愿受薪，仅一月即辞职。接任的是杨西况。民国八年（1919年），省公署通令颁发“各县团练局章程”，分练、壮两丁：练丁常年操演；壮丁则斟酌匪情，临时按户抽集。民国十年（1921年），改练丁为团防营，由杨家翰任营长，受四川安抚使黄金鳌行营二十四团节制。后杨家翰辞职，由李子实接替。旋四川安抚使撤销，练丁亦随归团防局。

民国十七年（1928年），二十四军驻防江津，即开驻军加委、干预团务之始。杨西况之后，接任者是申芝圃、夏馥林、王竹生等。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刘湘统一全川后，团防局改名团务委员会，局长改称委员长，由县长兼任，另设副委员长负专责，由施怀青担任，后任是李君平。至1935年，全川分区设署，废团甲设保甲制，实行新县制，团防局遂告结束。

江津团防局按县属乡镇设十五个团务办事处，主其事者为团总（相当于现在的区级），其下设保团（一团总辖四五个或七八个保团不等），保团称团正（即后来的大保长、乡长、联保主任）。

江津团防局各团总辖区分布如下表：

• 仁、义、礼、知团务办事处设龙门滩，后改城厢五坊设附城东岳庙。

• 一都团务办事处设双龙场。

• 二都团务办事处设杜市场，辖三、四、五、六、八、九等保团。

• 三四都团务办事处设贾嗣场，辖原三四五六七八九都一、二、七、十等保团。

• 五六都团务办事处设金紫场。

• 七八都团务办事处设朱沱场。

• 九都团务办事处设仁沱场。

• 十都团务办事处设石门场。

• 十一都团务办事处设李市场。

• 十二都团务办事处设油溪场。

• 十三都团务办事处设稿子场。

• 十四都团务办事处设白沙镇。

• 十五都团务办事处设三合乡。

• 十六都团务办事处设柏林乡。

• 十七都团务办事处设龙门滩。

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县团防局将所有练丁改为三个常备中队（相当于三个连），由县拨给经费，分驻县内各主要场镇。各团务办事处也因壮丁系户征集，其费用由户主摊派，乃自行招募常备丁，叫团务分队。每一团务办事处大约拥有武装三十多人至五十人。

常备中队的军械原来由当地地主按田亩购买凑集，种类既不划一，性能亦不良。继改由团防局统一购发。后来团务副委员长施怀青雇来造枪工匠数人，自建兵工厂，其所产之手枪、机枪，性能较为精良。除供给团防系统购买外，还向外出售，每支手枪大洋二十元以上。这些外售的武器，不少辗转流入土匪手中，名为防匪，实则济匪，徒然增加老百姓痛苦而已。施怀青为了取得县中有权有势者的支持，就暗中将手枪分别赠送给他们，亦达百支以上。

当时团防由于以军阀为靠山，有权（可以任意杀人、派款）、有势（军阀支持）、有力（拥有武装）、有钱（任意征收），恣意横行，民不堪虐。

一、榨取：团务经费任意派征，名目繁多，平时既有团练费、租押捐等不下五六种，冬季还附加灯油费、门户捐等。另外尚有特别临时筹款，如枪枝费，本来系由地主按田亩多少摊购，随着武器的逐年更新，乃由团防局统一筹买，差不多每年都在买枪，每次都要筹款。又如子弹费，每次下乡清乡，不管有无匪徒，团丁总要鸣枪示威，乡丁亦借此虚报而藏数粒子弹以变卖肥己，团总更可借此扩大虚报消耗而再借筹款中饱。若真与土匪接战一次，其摊派枪枝、子弹消耗等费用更为惊人。本来每一团务处包括团丁费在内，月支不过大洋一百五十元左右，而每月筹款则不下大洋四五百元，既不公开筹款帐目，也不作任何报帐核销，大多进入私囊，供其挥霍，而百姓则罗掘俱穷，奄奄待毙了。

二、枉杀：团防局长既为军阀所委派，因而掌握了杀人权。只要他们认为是土匪或者有匪嫌的，都可以自由处决，不需任何罪证，甚至连审问都嫌麻烦，只要团总决定，就能处死。如罪证不足不能明正典刑而又必欲置之死地的，则随地枪杀，只需用“格毙”二字即可销案。于是只要团总吆喝一声，活人顿成冤鬼。据不完全统计，仅王竹村一人在团总任内，就杀人二百多；另一团阀周化成竟杀人八百多。在这肆意轻率的杀人狂下，当然有不少含冤枉死者，如一贫苦农民在夜间摘人家一个南瓜，即被王竹村以匪案处死。

三、通匪：根据事实证明，三合镇团总余伯遐（拥有六百多石租的大地主）、七星镇团总赵继咸（拥有一千多石租的大地主）、三乡团练队长陈占云等，都曾在任期内通匪。余、赵都是大地主，局外人都难相信，而事实确又存在。但仔细分析，也并不矛盾，他们与匪勾结之目的，并不在分取财物，而是企图借匪保家，还可博得“境无匪患、办团有方”的美名，同时还可凭借匪力以确保其团总职位的稳定，用尽心思，一举数得。后来某某竟在贵州拖棚聚匪，真相大白时，已事过境迁了。

四、团阀互战：1929年，江津县内势力已形成新老两派，互相争权夺利。当时由二十四军委派的团防局长夏馥林系老派，夏所委派的九如镇团总邱子元亦为老派（管辖吴滩、现龙、长冲、金刚、三圣、油溪）。而新派见权势旁落，乃由高成大（二十一军王方舟师军法处长）通过活动，由二十一军控制下的川康团务委员会委任王敬之为九如镇团总，罗远光为副团总，前往接事。夏馥林为了保住老派的势力，竭力支持邱子元拒不移交。王接事不成，便到吴滩（王系吴滩人）另设团务办事处。夏馥林就以县团防局长的名义，调动一德镇团总钱岳韬、七星镇团总杜崇周等和周化成的“化商”部队约一千余人向王进攻。王不支，逃往璧山求救于二十一军兰文彬部，兰调军队一营参加作战。适逢场期，枪声一响，市民惊惶奔逃。邱子元联防团丁亦随众溃逃，军旗都被王军夺去。邱子元从马上跌落水田，周化成坐的滑杆也在慌忙急跑中折断，退回油溪固守。双方各守疆界，一镇两个团务办事处依然存在。这次团阀互战，打死团丁四人，伤数十人。之后，团防局长夏馥林报请二十四军通缉王敬之、罗远光，而王、罗亦急电川康团务委员会通缉邱子元。双方互相通缉，仍然只是形式，被通缉者毫发未动，随时进城大摇大摆，有时双方还同一茶馆进出，仅隔席而坐，互不招呼而已，只苦了冤死者及老百姓。

总上四端，仅其大者，其他如团丁倒卖子弹、估吃霸赊、包庇烟赌、践踏作物等已属常事。团务之害，实超过其它二祸（军阀、土匪）之上。因军队只驻城中，土匪只劫钱财，而团防则遍及四乡，敲骨吸髓，有利就钻，不择贫富。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匪如梳，兵如篦，团练犹如刀刀剃。”

团务从1911年兴起，直到1934年新县制改革结束，短短二十余年而老百姓如经历一个世纪。且其余毒还遗留于后来的乡镇保甲身上，直到解放。新中国成立，才把这一历史特定时期的祸害根除。

一九八五年六月

军阀混战时期江津的土匪和赌博

杨锡龄

自袁世凯政权崩溃起，至国共两党合作开展北伐战争止，这一时期可称为军阀混战割据时期，时间大致是1916—1926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匪盗如毛，军阀横行，团练搜刮，乞丐成群，烟赌成风，娼妓如林。当时人民的最大祸害是匪、兵、团，这三者的为害又不一样，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这样几句话：“匪如梳，兵如篦，团练犹如刀刀剃。”

民国初年，土匪逐渐猖獗，当时社会上称土匪为“刀客”，后又叫“棒客”，后来普遍称“棒老二”。刀和棒是土匪的武器，“老二”是土匪的黑话，土匪不互叫姓名，以免暴露被捕。当时清剿土匪也十分严厉，不管案子大小、情节轻重，一律处死。有一位名龙铸人的来作江津知事，剿杀土匪最多，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杀人，少则几个，多则二三十个，杀场多在北固门河坝。当时江津杀人一律砍头，城内有两个职业刽子手名钟兴顺、彭海山，技艺超群，连砍十数个，眼不花，手不软，干净利落，一刀一个。如有人情还可“带把”（刀从后颈砍下，头不落地，留点皮肉连着，死者家属设法或高价雇人将头与尸身缝合为一整体，以便安葬）。职业刽子手每砍一个头得铜钱一吊（约合银元一元）。县城天天杀人，各镇乡也是如此，真是杀人如麻。后来没有这样多的职业刽子手来行刑，才改用枪决。以后又有用刺刀从后背剁死的，真是越来越残酷。

屠杀不能根本解决土匪问题，越杀越多，胆量也越来越大。不少匪首在杀场上用“袍哥”语言演讲，演讲后从容地坐在红毡子上，回头对刽子手说：“做好点！”这些绿林英雄们一面表示毫不畏死，一面对官府尽情蔑视。当时有这样一首歌谣流行：“见官犹如见老丈（即老丈人，就是岳父），打板子犹如放火炮，坐笼子（一种刑具，用一些木棒做成，罪犯在囚笼中，恰能容身，站不直腰，也不能蹲下）犹如穿马褂，砍头犹如揭毡帽。”

有一次，土匪竟敢来攻打江津县城。人们在睡梦中忽然枪声四起，大家仓皇失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天亮前又逐渐平静下来，后来才知道土匪来攻城。当时城内好像没有驻军或者驻军临时开走了，但从各乡镇调来一些民团守城，土匪终于攻不进来而撤走了。

在我的记忆中，江津最有名的土匪头子名“矮子老沙”。土匪黑话凡姓周的都称老沙，此人身材矮小，故有此名。他有时在城内出现，身穿长袍马褂，却是很斯文的样子。土匪之为害，不管是明火执仗地抢劫财物、捉“肥猪”，或者“翻路板”（拦路抢劫），受害者多为殷实之家，很少听见土匪有调戏或强奸妇女的。

至于军阀之为害就大得多。军阀是土皇帝，一个师或一个军霸占几县，在这个地区之内，一切军、政、民、财等大权都操在这个军阀之手，这就叫“防区制”。全川有多少军阀就形成多少防区，这种封建割据破坏了国家的统一，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对人民的生活以至生命造成极大危害。军阀们在防区内任意巧立名目，增加税收，预征田赋（我恍惚记得，民国十年时已预征到民国二十几年的田赋了）。到处设卡（有一个时期，江津各城门守军对进城卖菜卖柴的甚至挑葱蒜的都要见十抽一），包庇烟赌（农民种鸦片烟的就抽烟捐，不种的就抽“懒捐”）。当时捐税名目之多，范围之广，有一句民谣可以概括：“现今只有屁无税。”

如果军阀之间发生战争，军阀便勒令县财政当局（最早名地方收支所）限期筹集军饷若干万，县财政当局趁机浮收渔利。我恍惚记得，我读中学时，有一个军阀外号人称“汤大王”，他的部队一到江津便派兵去捉拿一位财主，这位财主翻墙逃跑了。大约在1932年，重庆的刘湘出动海陆空三军向江津的刘文辉进攻，仅有的两架飞机在城外小塔附近投一弹，又在城内投一弹，炸死某一家男女老幼六七人之多。刘湘身边有一人外号刘神仙，组织神兵替刘湘出力，所以刘湘有海、陆、空、神四军。徐向前率领红军部队进入川北，刘湘派神兵随同地面部队向红军进攻，红军果然退了。当时有一首歌曲在各地广泛流传着：“你在打，我在退，你打的是游击队，红军还在后面睡瞌睡。”后来，红军一个反击，刘湘部队全部崩溃，刘神仙也从此销声匿迹。

这些军阀是毫无军纪可言的。我亲眼看见过有的滥兵在大街上伸手动脚地调戏妇女，有些军官强住民家，拐逃青年妇女。江津县城有一李姓少女，年才十四五岁，被一军官拐逃而去。

军队多驻在城内，而乡区则是团阀的势力。从前各乡镇都设团总，组织民团，民团的武器是破败不堪的，他们剿灭土匪则不足，而蹂躏乡民则有余。民团用各种名目对乡民进行搜刮，如冬防费、枪枝捐、子弹捐等。搜刮的对象自然是农民和一些“土老肥”，有权势的大地主和恶霸豪强，有的身任团总，有的或为团正，他们狼狈为奸，把搜刮来的捐款，除一部分购置破旧枪弹外，大部分装入私囊。有一些团丁，白天是团，夜间是匪，此等事虽不多，但也有所闻。

办团剿匪也有个别人认真的，最早有王竹村，后来有周化成。所谓认真，就是他们大量捕杀，其杀人之多，不下于民国初年的江津县知事龙铸人。他们不懂得土匪产生的社会根源，土匪并没有杀尽，有的巨匪惯匪并未被捕获，匪患也未消除。有的势力较强的团阀，趁两个军阀交战一方败退之际，将其掉队的少数士兵或伤病员截获，将人秘密处死，而提取其枪弹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溃败的散兵和失业的团丁常流而为匪，大股土匪有时受招安又成为军，军阀出身于土匪的不乏其人。

过去旧社会广泛流传着这样两句话：“人命出于奸情，盗匪出于赌赙。”匪盗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旧的社会制度，而赌赙则助长其发展。旧中国赌风之盛，虽然还不像摩纳哥那样成为世界赌国，然而赌博形式和参加人数之多，在世界上恐怕也将名列前茅。我幼年时，“麻将”还未出现，家庭中偶尔打“骨牌”，输赢不大，近娱乐性质。“字牌”和“花牌”（都是纸牌）在家庭亲友间则近似娱乐，在赌场上则是赌博。至于“牌九”、“骰子”、“四门滩”、“摇单双”等纯粹是赌博。后来“麻将”兴起，一时风靡全国，无论机关、商场、家庭以至学校，都乐此不倦，甚至鏖战通宵。

最风行的赌博，“麻将”数第一，其次要算骰子。骰子赌具简单，而名堂却多，参加的人数可多可少，赌注也可大可小，或在街头巷尾，或在道旁路边，不择场地，到处都在聚赌掷骰。小商贩中，有两种一面作买卖，一面赌博。一种是卖糖罗汉的，摊上摆满了大小不等的糖罗汉，中间摆一个骰碗，买方用钱作赌注，卖方以糖罗汉作赌注（钱与糖罗汉的价格有一定比例，小孩子自然可买糖罗汉吃而不用掷骰）。另一种是提篼篼卖鸭蛋的，也可掷骰来进行买卖。骰子简单易行而名堂变化多，所以流行于下层社会。

据说骰子有七十二道“巧快”，有的“巧快”的名称还是非常高雅的，如“铁索练孤舟”（五个“三”一个“六”）、“燕落红尘”（五个“三”一个“四”）、“弹打五凤楼”（一个“幺”五个“五”）、“上天梯”（五个“二”一个“六”）、“燕衔珠”（五个“三”一个“幺”）、“龙虎斗”（三个“五”三个“六”）、“白骨献天”（五个“幺”一个“六”）等。川戏“九变化”中的丘元顺，由于好掷骰赌博，输光了家财，还诱劝妻子为娼，可算是骰子赌博中的典型，颇有教育意义。这出戏中有一段颇为神妙：丘元顺与十个赌徒掷骰聚赌，丘元顺当庄，掷个十六点（最高点，只有“巧快”才能胜过），偏偏那十个赌徒每人都掷个“巧快”。丘元顺有一段唱词更为神妙：“头家掷道顺”（六颗骰子的点子是“幺、二、三、四、五、六”），二家掷个“天地分”（三个“幺”三个“六”），三家掷个“燕衔混”（五个“三”一个“二”），四家掷个“乌龙眨眼”（五个“六”一个“二”），五家掷个“武二把嫂问”（五个“二”一个“五”），六家掷个“六合来同春”（六个“幺”），七家掷个“天上七星剑”（五个“幺”一个“二”），八家掷个“八郎看母亲”（五个“幺”一个“三”），九家掷个“九幺十八洞”（三个“三”三个“六”），十家掷个“十月小阳春”（五个“幺”一个“五”）。唱词编得巧妙，在戏剧文艺上别具一格。“巧快”的名目繁多，引人入胜。我过去曾花费不少时间，将所有“巧诀”的名称搜集齐全，编入《江津歌谣选》内，现已全部损失了。

还有一些小赌具如“人人宝”、“红黑宝”、“签签宝”等，农民和孩子多受其骗。

江津县棋艺史话

江津县棋艺协会秘书长 李思琪

棋类活动，既是体育文娱活动，又是一项开发智力的活动。古代棋手们在实践中总结了不少关于棋类技艺的经验，成了今日的可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是应该加以发掘和继承的。

以东亚风行的围棋而论，便是起源于我国。据晋朝人张华写的《博物志》记载：“尧造围棋以教子朱丹。”“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把围棋的起源追溯到极为渺远的尧舜时期。《孟子》一书中也有关于围棋活动盛行于春秋时期的记载：“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奕秋通国之善奕者也。”可见当时下围棋成风，形成了在诸侯国之间交流棋艺的情况。

象棋也产生很早，殷纣王时期便有这一活动，称为象戏，以后历代相承，演变为今日的三十二子的格局。

我县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县，在历史上是文化、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棋艺活动也开展得较早。民国年间，民间棋艺活动就开展得很频繁。解放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党的体育方针指引下更是频添异彩，棋艺活动有了新的发展，棋手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县棋艺协会。本文拟就古代和民国时期的棋艺活动试作概述，解放后部分已见诸《江津县体育志》，兹不再赘。

一、古代江津棋话

现在可见存世最早的是乾隆三十年（公元1766年）所修的《江津县志》，距今已有二百余年。而这部县志又多取材于明朝时一个知识分子私家撰写的有关江津县的材料。因之，乾隆本《县志》中的有些记载似亦可将其时间向前推移到明末。

《县志》中记：“龙登山，县南一百里。省志：宋太祖登此，故名。双峰有绝顶，有井泉、龙塘、巨蟹泉、飞泉棋枰石。”江津县内龙登山，确切地点尚无定论，有待有关部门进一步考证。此地因宋太祖赵匡胤登临而得名，在封建社会里自然会流传一时。山上有几处名胜，其中一处是棋枰石。这个石刻棋盘自然是增添游人雅兴，它刻于宋太祖时或是刻于其后，乾隆本县志未加记载，但既然写入志内，其事自可追溯到明代去。可见明朝时江津即已盛行棋类活动。

乾隆本《江津县志·地理志·石笋》条又载：“石笋，县东南二百里，平地作一石，突起二十余丈，至顶方平，可容数十人，上有石刻棋枰坐榻。”此石笋应是指今县境内柏林场至东胜场公路中段一山壑中的石山。笔者以往路过该处，见孤石挺拔，亭亭矗立于群山之中，流泉潺缓过其下，乃注视良久。当地人多劝我沿石级而上，并言上有古刻棋盘如桌面大小，因见石级断裂数处且多苔藓，是以离去，惜未问属柏林乡何村地界。柏林区是我县山区，数百年前，不知那位隐逸之士刻棋枰于孤石之上，为我们留下了江津古代棋类活动的遗迹。

二、民国年间江津棋话

民国年间，江津县境内城乡都盛行象棋竞赛。当时的政府不重视开展棋类的群众活动，以致在民间出现自生自灭的状态。群众性的棋艺活动，多以茶肆作棋邸。又因当时社会风气败坏，公开赌博之风很盛，于是有人用一个簸箕摆上棋盘，放着赌彩，在街头巷尾待人前来对局，俗称“棋簸簸”或“簸簸棋”；也有人在茶座包坐，摆上“残棋”，待赌棋者前来较量，以此谋生，称为“吃棋饭”。使棋艺活动也变成了赌博形式。但棋类作为文体活动毕竟是主流，多数人是以此消闲和娱乐的。

在民国的几十年中，江津有几次传奇性的棋赛，兹一一录记以存史。

民国二十年间，江津县城进行了一次历史空前的棋圣、棋王对抗赛。前两局棋各下一天，各胜一局；第三局棋下了整整四天。现将棋圣、棋王的情况进行简介。

棋圣：吴松庭，湖南人。吴系弈棋世家，清末随父到日本钻研围棋，后又于国内外授艺，有棋艺专著行世。吴松庭不仅精于围棋，于中国象棋也有很高造诣，驰誉海内，被人誉为棋圣。其于中国象棋尤精于古梅花谱局，并能刻意创新。

棋王：吴丙衡，江津县仁沱区真武乡人。因社会黑暗，吴虽多才艺，但遭落魄。为生活计，被迫流浪街头以摆残棋为生。于开局、中盘着子稳健劲锐，变幻莫测，鲜有其匹。

这次比赛的来由是：前清武榜眼杜天麟之后杜浮久（见《旧典备征》），嗜棋如命，广交海内棋友，适值吴松庭到重庆探亲访故，遂邀请来江津与吴丙衡对局。吴松庭知名海内，来江津后震动全县棋界，争相以先睹为快，区乡间不少人专程前往观看。

棋圣与棋王对赛之前，县内棋手推举石建贵同志与之预赛表演。据石建贵前辈回忆（石系江津县印刷厂退休职工，现年七十六岁，江津县棋协成员，今尚健在，本文多是根据石老回忆写成），该局棋在五福斋茶社举行，观者簇拥，但秩序良好，因棋圣吴松庭勉励后进，此局棋竟达二小时之久始胜。

棋王与棋圣对赛随后正式开始，共三局。第一局在天上宫举行（今县川剧团址）。着子前，彼此谦恭有礼。一上战局，二人相对正襟危坐。下了半日进入中局，中午封棋休息，棋迷纷纷猜测议论，期望江津棋王获胜，为桑梓争光。晚上结束，是强宾不让主，吴松庭胜了第一局。

第二天为使更多人饱享眼福，将赛棋地点由天上宫改到万寿亭（今为县印刷厂地址），此地较为空阔，观者更多。这局棋从早上八时开始，一直战到傍晚，棋王获胜。

双方各胜一局之后，第三局决胜棋更为紧张，双方落子都很慎重，足足下了四天，终以残局言和。这次棋赛在民国时期江津棋坛上成为佳话。

民国年间另一次象棋大赛是1945年，地点是江津新华舞台（现江津县人民电影院址），比赛人是朱剑秋和湖北的杨治平。

朱剑秋，现在是国家专业棋手，来江津赛棋时已蜚声沿江一带。杨治平，身世不详，湖北人，因到成都打棋擂后将归湖北，逗留于江津，住李丙千的栈房。因境遇不佳，遂在江津摆残棋谋生。朱剑秋听说江津有人在摆残棋，技艺很高，遂专程来江津与杨治平研究棋艺。为给杨治平筹集回湖北路费，遂采取售票办法接纳观众，法币一万元一张棋票，虽则昂贵，观者甚众。一天内两人鏖战两局后，各胜一局。第三局改在“三七”斋馆进行。据观棋者回忆，第三局系朱剑秋胜，因杨治平已买好船票，仓促应战即刻上船，返回湖北去了。

这次棋赛，在江津棋界传为佳话，形成了江津棋迷的“象棋热”，许多人将记录的谱式演了又演，力求从中找出秘奥。

三、江湖棋侠高徒陈顺才

解放前，江津县油溪镇上一个做油饼的老头姓喻，经常一根旱烟杆不离口，所以外号叫“喻烟杆”。下得一手好象棋，棋名远布成渝两地，并以下棋获得的酬劳施舍济贫，赢得大家的尊敬，故外号又称“江湖棋侠”。他收了一个棋徒叫陈顺才，是一个贫苦铁匠的儿子。

解放后，陈顺才在白沙师范读书，分配当教师后和校长因事发生争执，教书一期即辞去教师职务，回家打铁营生，直到去世。笔者亲自接触过陈顺才，他在打铁谋生之余，即钻研古典棋著理论，在棋艺实践中亦颇有声名，为人不好交游，大有清远飘逸的棋隐之风。

陈顺才不仅棋艺精湛，其美好的棋品尤为人所敬佩。他的棋规是：一、不侵凌弱者，不畏惧强者，不因胜负患得失；二、不流露胜喜败躁的情绪，伤棋友的感情；三、走子和吃子轻拿轻放，不拿棋子在棋桌上敲打，不以棋赛为赌博。这些守则是他写在室内作为座右铭的。

1961年，贵州省一个专区棋赛冠军到油溪找他比赛棋技。因态度高傲，陈即婉言谢绝。其人在油溪镇上和一知名棋手交锋，连胜三局之后，大言不惭说：“区区一镇，如此而已，岂是藏龙卧虎之地！”陈顺才见其如此狂妄，遂与之于油溪镇上对赛三局，皆胜。这个冠军气急败坏，出门后遂将自带的棋子掷去。陈顺才以后提起此事，深感内疚，说不该胜第三局损人自尊，从此闭门封棋，不与世争。

1966年笔者路过油溪镇，陈已作古，友人为之作挽联云：“才高志远，一缕清风添静泊；艺精德旷，古今谱局留棋芳。”

简介白沙镇的三副古联

杨眉

楹联中有一类是门联。门联也称“堂联”、“门帖”、“门对”，用以美化门庭，表白主人胸臆。门联中不少佳作，有的立意高雅，有的情趣佳妙，有的哲理深邃，有的文采风流。加之书法多出自高手，所以在“文”与“字”方面堪称双绝。

白沙地属川东重镇，自古联风颇盛。笔者于“十年浩劫”之后，四出搜求，终于在镇上发现了几副楹联佳品。劫后之珍，倍加怜爱。试作简介，以飨同好。

旗山脚下的映眉坡，地势高旷，正对长江。因解放前周氏“映眉山庄”而得名，山主旧址即现在双槐树小学的教师院。大门上有石刻一联：

新月映眉眉映月；
大江临面面临江。

上联写情怀，使人看到佳人望月，新月映眉，女主人风姿绰约；下联言志向，使人想到志士开怀，大江临面，男主人神采飘逸。全联抒情言志，既表幽情，又抒豪气。读上联后不由人不忆及待月西厢的崔莺莺，读下联后不由人不缅怀雄姿英发的周公瑾。字属颜本，笔风古朴，惜撰书者未曾留下尊姓大名。

镇郊约半里，有高屋乡中学，地名学堂嘴，解放前为唐姓别墅，校内有石刻门联两副。

其一：

能为醉客，方为吟客；
兼爱今人，且爱古人。
横额：君子居之。

上联写主人爱好，与诗酒结下不解之缘；下联写主人见解，熔古今于一炉之中。

其二：

陋室之中，尽堪寡过；
衡门之下，亦可谈心。
横额：何陋之有。

上联言主人甘居陋室，清心而少过；下联言主人乐开衡门（横木为门，指简陋之居），洁志以延宾。

两联的中心思想是不慕名利，澹泊明志。读后使人联想到“室雅何需大，花香不在多”，联想到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联想到刘禹锡《陋室铭》中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特别是两联的横额，恰好是引孔子的原话：“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就足以证明主人主张“安贫乐道”。这在追名逐利的旧社会，确也算得高尚情操，难能可贵。两联的赵体书法都是出自一人之手，笔势挺拔秀劲。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于白沙

龙门险滩记

——摘自《龙门乡志》

长江滚滚东流，经龙门场，直逼右岸石岩。若干年来，形成二十米高陡峭绝壁。岩下石梁起伏，奇形怪状，人们分别起名为棺材巷、内龙口、大滩磐、外龙口、外滩嘴五段。全长一一〇米，宽约三十米，凸起江心，大有横断长江之势。

江水受石梁阻截，转而向北，逼入外滩嘴河道，于是湍急巨流回漩成三个大漩涡，涌起泡喷水、回塘水、簸箕水，常覆舟楫。夏季水涨，江涛奔越石梁，如巨龙破浪奔腾，水雾迷蒙中洪峰高出丈许，十里外亦闻吼声，故常停船封渡。“龙门滩”向为县境著名险滩。

清乾隆本《县志》载：因滩水凶险，蜀王命凿口为门。乡人以江水如巨龙穿门而过，因称“龙门滩”。民国本《县志》载：“夏涨，船自上来，必先在里许傍北岸顺下，若逼近滩上，则无幸矣。”

明代江渊曾有《龙门春浪诗》云：

蜀天春暖雪山消，岷江千里飞洪涛。
夜深忽看神鱼化，狂风鼓浪龙门高。
舟人渔子奔回顾，倚棹怆惶恐滩渡。
不知变化在须臾，人间别有青云路。

又云：

蜀江春涨涌波澜，泛滥龙门两岸宽。
羊角风生滩正险，峨眉雪化水偏寒。
鱼龙泼剌飞腾远，舟楫沿流济渡难。
谁解扬鳍三汲去，早乘雷雨拜金銮。

清道光年间，文生郑飏铸铁桅立滩上，高挂“龙门险滩”四个大字，以警行船。后因被行船撞断，继由张友顺、潘致版、李丰泰等募捐，于夏季水涨前立木桅于滩上，并购置救生船，又买鹅卵坪作遇难者的葬地——“官山”。

民国初年，由财政中拨出专款，设置“洪船”，洪水时在江中警戒。乡人并组织“救生会”（会址：南华宫）。民国十九年（1930年），川军某部驻防江津，拍卖官公营庙会产，乡人多设法息瞒，尽量保留以作“救生会”固定经费。每当洪水季节，“救生会”即派人于上游郑家梁上鸣锣叫喊：“下有险滩，往北岸推，谨防滚滩！”并使救生船常年在江中救护失事船上乘客和负责掩埋江尸。

洪水季节，上行船难以上滩，即出现了“拉滩”，并设“滩头”。据了解最早的“滩头”叫钟明轩，其后叫阙海章。入帮的约五十人，均系托人说情，每人缴银币二至三元作“头钱”。拉滩人每天可各收入二元左右。“滩头”、“说滩的”（接洽人员）、收款的均不拉船，照例各分一股外，还要抽每个拉滩人收入的百分之十作“外收”。这本是便利交通的好事，但在旧社会也形成一种勒索过往行船的霸道行为。凡经过内龙口过滩的船，必须由“滩头”叫人拉上去，并任意要钱。即使过船由自己船夫拉滩，但危难时牵索拴在“拉滩队”的石鼻眼，也要照例付钱。

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健全水上交通管理制度，治理大石梁，加深加宽内龙口，分散直冲石梁的江流，降低外滩水势；并设置航标船，指引往来船只安然昼夜通航，从而大大减少了沉船事故。

春日即事

（清）王家驹

春色来山径，池塘碧草生。
雨晴花影重，风暖鸟声轻。
觅句随流水，飞觞醉落英。
韶光无限好，一往正多情。

注：王家驹，字子昂，江津人。十二补弟子员，乾隆庚子举于乡，庚辰成进士，归班选广西平乐知县。归以教育英才为乐，遗作有诗文集多种，学者奉为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