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藎誠傳略

文守仁

辛亥革鼎之际，蜀人在省外推戴为都督者，有二人焉：一为江苏都督程德全，一则为贵州都督杨藎诚。德全时任江苏巡抚，爵高位尊，其得推戴也，势有固然。且地处东南风气开通之区，入民国后，曾任内务总长，轶事流传，固人皆耳熟能详矣。至藎诚推任贵州都督时，原有职位，与德全较，殊不可同日而语。且地僻西南，任职日短，其人其事，积久寝忘，不有纪述，何以彰焉。

藎诚字伯洲，四川秀山人。以占籍贵州松桃县，前清光绪季年，由黔省资送东渡日本，入士官学校。深感国政日非，志切改革，时同盟会已在东京成立，遂隶籍焉。毕业后回黔，任贵州陆军小学教练官。宣统三年，代理陆军小学总办。与革命组织，密谋往还。是年夏历九月，鄂滇各省，相继首义，传至贵阳，贵州革命党人，奋然思举，众未集而谋已泄。是月十三日午夜，陆军小学诸生，以事机迫切，举事推藎诚为临时都督。黎明，藎诚率部入城，止于谘议局。谘议局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藎诚为都督，赵德全副之。宣布独立，匕鬯不惊，旦夕之间，事已大定，黔人盛称为不流血革命者也。

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遣冯国璋等进规武汉。革命军与战于汉阳，不利，退保武昌。十月初，鄂督黎元洪急电各省都督，以武汉关系全局，武汉危即全局难保，乞星夜来援。藎诚即于十月下旬通电各省曰：武昌首难，竭一省之力，与北虏支拄。今虏负恃徒众，凭陵江汉，义师寡弱，天下寒心。黔虽不武，万不忍兴义区域，横遭蹂躏。用简精锐，躬自统率，兼程赴急，肃清鄂渚，泛扫燕云，请从诸公之后。遂以副都督赵德全摄行都督，亲率部兼程赴鄂。是月二十二日，次于镇远，旋进次湘省，电鄂询近况。

民国元年二月，元洪以南北媾和，清室退位，电止点军，暂驻常德。藎诚因至南京，觐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总统以黔军不远数千里，急国家之难，甚嘉慰之。又以藎诚俭素诚朴，一洗疆吏侈汰之习，即正式任命为贵州都督，令率军凯旋。藎诚复诉贵州军实窳劣。总统令财政部拨款，俾派员采购。

先是，黔省在前清光宣之际，党派组织，一时并起，其著者有自治学社及宪政会，前者主张革命，其领导者为张百麟等，后者主张君主立宪，领导者为任可澄、刘显世等，显世任防军管带，当时贵抚沈珍庆恃为爪牙以剪削革命势力者也。两派积不相能。及辛亥独立前，宪政会鉴于大势所趋，转而附和革命，以求在独立后插足**，逞其所欲。故在军**成立之初，张百麟任枢密院院长，即以任可澄副之，虽表面缓和，而竞争之烈，实有增无已。宪政会无时不阴谋攘夺。

藎诚未出师北伐前，已应蜀军**邀常派叶占标等率兵援蜀。及藎诚既率部东下，防务空虚。任可澄、刘显世等密遣戴戡迎滇军。元年二月，滇省都督蔡锷派其参谋次长唐继尧为北伐司令，率部游弋黔边，藉口假道北伐，代都督赵德全不疑其诈，竟允之。继尧军既进薄贵阳，德全仍牛酒劳之。及与显世军合屯，阴谋已著，德全始调占标军星夜驰归，疲不能战。三月初，继尧军突掩袭都督府，德全跳走，余众悉降。继尧绐降众诣螺狮山给资遣散，至则射杀而坑之，遂自立为贵州都督。

藎诚自南京谒大总统归，道经武汉，元洪出示贵州来电，始知根本之地，已生重大变化。元洪叩方略；藎诚曰：吾奉中央威灵；客军焉敢抗命。如其顽梗，仗大顺以讨逆，何忧不济。初藎诚之北伐，原急鄂省之难；洎滇军乘虚攘夺，元洪念被发撄冠之义，本可赴救，藎诚未悟元洪遂静观以待其所为。

藎诚至常德，以电抵继尧，继尧不答。而由拥立继尧之任可澄、刘显世、戴戡等覆电，拒勿前，且称北伐军应在湘缴械。藎诚大怒。其部将席正铭、蔡尔骏、徐焜等亦相与谋曰：自滇军入黔，守者遭杀戮，行者复被遣散，二三小人，欲固其位，藉滇兵势力，朘黔人脂膏，为滇人奴隶。我等随杨都督以出，今日我军亦必奉杨都督以入。乃遣正铭进次辰州，唐继尧亦派部将刘法坤等扼铜仁，竭民财以资守御。藎诚以所购械弹不时至，乃缓师。

是时黔省旅京、津、沪、汉同乡，组全黔维持会，诉于元洪，责以大义，湖南与黔省毗邻，避难者踵至，见闻尤切。于是湘都督谭延闿仗义执言，劝继尧退师，免为民国史上开邻省兼并恶例。时世凯已继任总统，继尧既窃都督位后，赂黔人在其左右者媒孽其间，世凯惑之，其年四月，召藎诚丙用，任命继尧贵州都督，命下而延闿电至，世凯知处置谬误，然护前失，冀元洪弥缝斡旋之。于是元洪建议两军各派同数代表进行商讨，由中央派员监督。五月集议于湖南洪江县。决议滇军回滇，黔军回黔，黔军承认唐继尧为贵州都督，仍请中央另简大员为贵州宣慰使监视执行。由是藎诚入京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余闻之商文立氏曰：辛亥革命之际，正负笈贵阳，曾见当时首义之都督杨氏者，其人魁梧奇伟，奕奕有神，任事真诚。既贵矣，仍御布衣，寄居萧寺，其刻约自励者如此。惜不克竟其施为，固不幸也，是尤黔人之不幸也。记黔事者每未及焉。故著商氏之言于此。

(注)本文在民国以前者，沿用夏历月日入民国以后者，改用阳历月日。

潘大道事略

周开庆

潘大道，字力山，四川开县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七岁入小学，即知砥砺学业，不好嬉游如成人。十五岁入泮，文名鹊起，有神童之目。由县资送成都留东预备学校肄业，旋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政治经济，三年毕业，得学士学位。时留东志士多应孙中山先生之号召，参加革命运动，力山遂亦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冬季回国，道经北京，应试得上选。四川当轴闻其名，电聘担任法政专门学校教员。行至万县，武昌革命军起，即与同志熊晔等谋响应。

既而全省相继独立，力山赴成都，任军**法制局局长，旋辞去。党人董特生创办共和大学，力山任教务长。会癸丑二次革命起，力山与特生亡命出川，特生于途次被捕遇害，力山则以计得脱，至沪任中国公学教授。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力山由川督罗佩金电邀回川，充督署秘书。第一次国会复会，补选识员，力山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未赴北京就职，在川改任政务厅长，一度代行省长，旋辞去，到北京任北京大学教授。八年冬赴美游学，专心考察政治。十一年二次国会恢复，返国任国会议员，并被推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十二年反对曹锟贿选，策动部份让员，奋袂南下，在沪主张正义，著论最多，声闻益起。曹氏倾覆，复返北京，任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教务长，课余发为政论，刊载京内外报纸杂志，辞义畅达，读者低徊赞誉。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拟约任司法总长，旋见忌于段下安福系人物，多方破坏，力山亦一笑置之。十五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力山激于义愤，受民众委托，控告主使犯段祺瑞、贾德耀等，其不畏强御，主持正义每如此。

是年秋，北方局势混淆，避地南下，适上海法科大学成立，应聘任副校长。校务之外，兼任宪法，社会思想，伦理学各课程。其训勉学生，谓当努力于学问上之研究，而尤宜注意政治道德之修养，持论精审，多发前人所未发。该校校长董绶经旋以事走东瀛，校内外事悉由力山代为主持，日臻上理。十六年夏，国民**奠都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开办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力山应聘为教官，任政治概论、社会思想史等课目。秋季法科大学开学，力山返沪，与沪上同志创设《谠论旬刊》，刊发宣言，订立社章，期有建白于三民主义新中国之政治建设。不意正论方始，壮志未酬，遽于十月十四日上午九时遭暴徒暗杀，伤重逝世，得年仅四十岁，遗子一，女二。原配某氏，与力山早离异。次配吴辟畺女士，吴虞之女，亦于一年前因意见不合分居。暴徒则传为法科大学中之共党份子，以其时上海清共甚严，力山将予检举，故先发以死之也。

力山为人风仪爽朗，博学多才，使假之以年，其成就未可量，抑可伤已。(载《四川文献月刊》第三十六期)

楊維傳

叙永县志

杨维，字莘野，别号丹岩僧，先世以武功起家，因籍叙永。少孤，其母尹氏守节抚孤。维生而歧嶷，六岁虏于贼，能默识贼之姓氏居所以归。成年后慷慨有大志，喜谈兵，不拘小节，尝欲出外游学，乡人多尼之。阴买舟将趣日本，家人赴河干阻益力，有老婢挽税不释，则取斧断续放舟竟去。抵东京，习警察，旁及军事，因得识孙中山先生于横滨，先生器之，谈甚洽，由是一志革命，著籍同盟会。回国与萍乡之役，败走汉口，遂入芜湖，道香港，至宛平，伺清廷虚实，复绕洞庭而归，志益励，结交熊锦帆、黄复生等谋起义。出巨资造炸弹、号召同志。尝欲规取江安，扼下重庆，由重庆取成都。事克则西出潼关，摇动中原，而于东三省施反间。如是则广东豪杰必出，云贵闽浙乘时响应，天下事大可为也。乃以谋泄致败走成都，欲炸官僚于会府，不成，遂与黄鹿生、张致祥六人同被捕下狱，赖巡警道周孝怀调护之，得不死。

即于狱中读书筹策，每贿狱吏与同志通音问，促熊锦帆等起义，出资以济，阴为布署，密布白话文字，鼓吹川民。及辛亥武昌军起，各省响应，川督赵尔丰知天下瓦解，乃释党人。维既出狱，与蒲殿俊、尹硕权、罗梓青谋平定川事，尹、罗为都督，维任军事巡警总监。当是时，兵盗不分，城中焚掠过半，而公口罗列，簪花帕首，皆自诩有功，颇难治。维仓皇受任，兵不满百，库无一钱。乃招散兵，持废械，身荷一铳，出入乱军中，手刃豪酋数人及因乱肆刼者，乱稍定。时合城官署皆破坏，人民之讼狱者送盗者求保释者，皆麕集于总监之门。维画夜奔驰，左右应付，意气自若。大书揭于市，以《不要钱不怕死不徇私》九字誓众，人人感奋。有盗结囚犯放火越狱者，则捕首要斩之，择一头于灭光中，民心始定。

会雅州兵变，省门大震。加以滇军逼境，欲据成渝，又于泸合间擒杀黄鹿生，谋覆川南**。一时声势汹汹，四野动摇。都督尹硕权就维谋策，维笑曰：此一纸笔之劳耳，乃草谕一通，分投各地。既而雅州军降，滇军亦晓然而归，事乃大定。惟郊外盗犹复披猖，将劫众攻城纳外盗，维以计擒之，声色不动。有欲乘机骚扰者，皆相戒各守纪律，无犯杨总监；用法虽严，人无敢怨。其为政特重民生，扩张教养工厂三所，创办中医学校，苦力疯魔老弱废疾各院，育婴普济各堂，医药所、迷失所，又于济良所开办女工厂、嘉惠平民，遗迹至今犹有存者，而维亦积劳成疾矣。屡乞休，不许。

适袁氏专政，予以陆军上将衔，调京用。维至京，知袁必叛国，乃急走天津上海与同志密谋，事觉被捕幽禁之，经四川京官营救乃出。方欲返蜀，又为川都督某衔前怨复构于袁，追索道中，再禁于宜昌数月，始递解回籍安置。既而袁氏果称帝，护国军起，维阴结旧部，归附者众，川督遂任为第一师师长兼成都兵工厂厂长，权力繁重。周骏忌之，以重兵相迫，退保灌县，复被任为川南巡阅使。未几罗、戴交讧，成都又大乱。罗去后，戴戡复与刘积之军在省城巷战十余日。时商业场火起，无人敢救者，维出而镇摄之，督众灭火，市民感德。旋受任全川营务处长，全川警备司令，省会警察处长，皆能尽其职，消患未形。至民国九年，始得解任参禅养病。无何川乱复兴，熊锦帆奉命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任维为剿匪司令旋兼招讨司令，随锦帆由黔入湘抵粤境。锦帆困于虎门，维见事不可为，委其众于湖南省**，只身旋蜀，以三民主义游说各军。寻因事至宜昌，为人构陷，幽之囹圄，以同志营救，仅得免死，而意气索然矣。至上海皈依佛法，不问世事，遍游西湖蓬莱诸胜迹以归。居成都，杜门谢客，日维讽经端坐，戊辰夏以微疾卒。

维生平赋性磊落，为国忘家，屡陷凶危，卒得保其天年而终，亦云幸矣。(戴叙永县志卷三《人物棉》)

盧師諦傳

徐堪

卢师谛，字锡卿。原籍江西，清同治间，其父以知县分发四川，家成都，遂为川人。锡卿生而奇嶷，博闻强记，光绪三十一年考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肄业。与同学刘公潜、张夷白、黄圣祥、李培甫、魏奉之等交谊最笃；通省师范学堂之王茂兰、潘子敏、徐可亭、刘季徽等，以及陆军小学堂之张少阳、易复初、潘壮达、张镇夷等，亦密相过从。时中国同盟会派员返川，在成都发展组织，均相率加入。共议于成都北门东珠市巷四号成立第二小学堂，以为各学堂同志联络会聚之所。每星期日，恒约同志作郊游，纵谈天下大势，研讨革命方略，锡卿议论风发，识解特高，群相推重。光绪三十三年十月成都起义之役失败，革命同志谢持等被迫离蓉，不及函报其家。锡卿走数百里至富顺，省持父母起居，献金为寿，并以持行动面陈，时持尚与锡卿不相识也。人以此益重锡卿之风义。

旋毕业高等学堂，应四川劝业道周善培邀，参加川藏矿务考察，观览其山川形势，风俗民情，沿途险阻，经年始返，纪行诗有《迢遥西上折多山，满地雪封进步难》之句，盖写实也。辛亥武昌起义，锡卿在宜昌募兵千人响应，旋西上返川，谋下东独立，奉节、云阳、万县同日举义，被推为云阳军**参谋长。民国元年，任川军第五师团长。二年八月，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与杨庶堪在重庆举兵讨袁，期月而溃。时锡卿驻军万县，阳受黔军黄毓成招抚，阴与吕超等图再举，败于援川秦军，遂间道赴日，谒国父于东京。锡卿面陈川中革命形势及此后策划，极蒙嘉许。中华革命党成立，锡卿率先加入，潜返京津一带活动。

民国四年春，袁世凯帝制自为日亟，国父特召锡卿赴东京，授以四川革命军司令长官名义，嘱由滇绕道回川，纠合同志讨袁。十二月底至昆明，参与云南起义，随蔡锷入川，以五年一月返抵川境之永宁。一绿林豪杰慕义求谒，锡卿与倾谈革命大义，临行并解所着狐皮袍加其身，某大为感动，率部十余人来归，锡卿以之任门卫，讨贼军司令部遂以成立。此后发展至万人，讨袁之役，建功殊多。蔡锷于是年八月入成都，就任四川督军，任锡卿为川军第四师师长。蔡旋以治病离川，继任者嫉锡卿能，以举行师长就任布达式伪计解除锡卿职务，所部亦被改编。锡卿东走下东，收编民军，重组部队。民国六年护法军兴，奉国父命任为四川靖国联军副总司令，七年改任川滇黔联军援鄂第一路副总司令，于中央唯国父之命是从，于四川则秉承四川省长杨庶堪之意旨，与石（青阳）、颜（德基）、黄（复生）步调一致，当时《石颜黄卢》并称以此。

民国九年夏，熊克武对护法阳奉阴违，石、颜、黄、卢等联合滇黔军宣布讨熊。十月，锡卿离川赴沪，杨庶堪亦引去。至是来往粤沪间，奉国父命策划军事。十一年陈炯明之叛，国父至沪，党令讨陈。锡卿与庶堪熟习西南情形，知滇军唐（继尧）、顾（品珍）之争，顾部败退桂边无所依，其中不乏忠义之士，乃密陈国父，请为招抚，并攻桂军。滇桂联军应命进攻，三战皆捷，烱明溃逃，广州底定，锡卿以功出任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十三年冬，随国父北上，十四年国父逝世北平，锡卿参与治丧事宜，悲痛逾恒，返沪卧病。十六年国民**奠都南京，军事参议院成立，任为参议。十七年二月派充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同年十月，国民**发表为四川省**委员。十八年八月，四川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改组，又续派为委员，均未到职。

民国十九年十二月，病逝上海寓所。同月十五日，国民**明令褒扬，原令如次：《军事参议院参议，四川省**委员，前中央第三军军长卢师谛，性行忠良，器识弘远。满清之季，献身革命，追随总理，十有余年，国事驰驱，备尝艰险。陈逆烱明之变，纠合劲旅，规复广州，厥功尤伟。综其生平志事，洵属尽忠主义，始终不渝。迺以积劳，致成痼疾，遽闻溘逝，痛悼殊深。卢师谛着追赠陆军上将，由行政院转饬军政部从优议恤。并令财政部招给治丧费五千元，派上海市长张羣，本府参军杨虎，前往料理丧事用示国家笃念忠勋之至意，此令。》遗体附葬南京陵园。

锡卿聪颖绝伦，每有策划，精审独到，以是为国父所爱重。为人豪侠好义，人有急难，虽自身艰困，亦必设法相济。长军事，并富文才，民国四年在天津所作《感时》诗，为世传诵。诗云：《天津桥上鹧鸪啼，云变波翻又一时；我念苍生真下泪，虎狼天地欲何之！》时袁世凯正将帝制自为，锡卿匿迹平津，秘谋倒袁工作，感时抚事，言之遂不觉其沉哀深痛。字习颜柳之间，苍劲有神。锡卿于民国五年在成都与妻钟氏结婚，七年病逝，无子。弟师譔，字爕卿，留学日本习警察，妹适巴县张夷白。(载《四川文献月刊》第三十七期)

趙鐵橋傳

周开庆

赵铁桥，原名式金，字铁桥，后以字行。世居叙永县金鹅乡。父宅安，治团练有声。铁桥幼沉毅有大志，自成都叙泸中学转自流井树人学堂读书，务远大不屑为章句。时清政窳败，孙中山先生倡革命，组中国革命同盟会，铁桥与同里黄方、杨维均加入，因识熊克武、黄复生诸人，谋在永举事。皆潜集于永，就黄方家制炸弹。不慎弹猝发，谋泄，走泸州，与党人自江安攻泸城不果。又西走成都期再举，事败，黄方、杨维及同志张致祥等六人击狱，即世所谓丁未成都六君子之役。铁桥幸走脱，则往来成华两县狱，阴营护六人，并传达消息。以过去川中党人有行动而无宣传，未能普遍唤起民众之同情，乃创设《游艺报》，由黄方、杨维潜就狱中属文，而自任奔走发行。既见六人免重典，川中举义又屡败，乃北走京津。

辛亥武昌起义后，汪兆铭、黄复生等自北京狱中释出，铁桥与汪、黄等联络京津同盟会员，组成京津同盟会，以为领导北方革命之中心。铁桥创办《民意报》于天津，鼓吹革命最力。民国元年十二月该报创刊周年，黄兴特致祝词，谓《民意报出版，日櫫共和之标帜，号召幽燕间豪俊，今日一论，明日一文，默化潜移，卒扫共和之障碍而得大多数之赞同，民国成立，岂非民意报之功哉。》盖纪实也。

袁世凯执政，仇视革命党人，或以名利相钩饵，屡欲收买《民意报》，铁桥力与抗。逮癸丑二次革命，世凯公然捕党人，封报馆，铁桥乃亡命走日本。民国三年，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再举革命。铁桥率先加入，受任为四川支部部长。护国护法两次军兴，川中北洋系军阀与党军争持颇烈，铁桥回川赞军务。旋任靖国军财政处长，及濬川源银行总理，数绾财务，颇多建树。国民**奠都南京，以商办招商局亟待整理，派铁桥为该局总办。该局为我国唯一航务机构，顾自满清以来，即为三数私党所把持，业务不振，信誉失坠，铁桥受命后，不辞劳怨，力加整顿。十八年六月，中央决议将该局改隶国民**，特派专员负责整理，即以铁桥任专员之职。铁桥严正不阿，更日与部属剔除积弊，规划久远，无在不与私人权利相冲突，明攻暗袭靡不至，竟于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披暴徒狙击殒命。

是日上午，铁桥按时到该局上海总局办公，甫入门，枪声自外发，铁桥中枪，犹奋力至办公室，大声呼捉贼，伤重一日而逝。八月四日，国民**明令褒恤，令曰：《建设委员会委员，特派招商局专员赵铁桥，宣勤党国，久著勋劳。自接办招商局以来，苦心经营，不辞劳怨，而整理航务，便利输将，裨益军行，尤征忠荩。兹被凶徒狙击，遂致殒命，轸惜良深。赵铁桥着交行政院从优议恤，呈候核定。并由该院分饬地方军警长官，严缉凶犯究办，以彰劳勋，而惩凶暴，此令。》其后**缉凶，获为从者数人，而首谋迄未得主名。铁桥遗体，由**给治丧费五千元，公葬于西湖之滨。生平事略，叙永县志卷三《人物篇》载有传记。(载《四川文献月刊》第三十六期)

陳子立傳

周善培

呜呼，辛亥去今二十二年，与四川士大夫谈，但及辛亥争路事，无不太息而念其时某也尝以语言争，某也尝以文字争；凡名字一襮于其时者，至今为人咏思叹仰！独至十月初七日总督赵公尔丰授受之际，乃无人考其所以授受之由，一若赵公宜授，四川人宜受者，是则大竹陈子立不自伐可敬；惟其不伐，录辛亥四川授受之事，乃莫得其实。

路之争，始四月；争耳，未乱也。自七月十五日赵公不胜端方之怵迫逮士绅九人，而乱始作。乱七十日，至于九月二十五日，赵公始释所逮九人者；至于十月初七日，赵公竟举四川兵财之柄，授之四川人。逮而释，诚赵公之悔祸；奔走之劳，则子立之劳也。其所以授，则赵公之仁；敢为请，则子立之义也。故论辛亥事，凡督抚不能守土者，皆为不忠于朝廷；若赵公之授，则纯乎止争以补朝廷之过，过成于朝廷，诗所谓《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也。凡标识汤武者，皆取于人以自受；若子立，则惟展转以希赵公之授，拯乡里之死，初未念夫受之者为谁也。

或乃有谓赵公不得不授，而子立可以不劳者。争之极，赵公或终不竞；然当授受时，犹有兵二万余，金六百余万，赵公操之，岂能不流血？即夺而有，四川人之骨，不将因夺而积如丘山乎？赵公坚强人也，无切情中理委曲悱恻之说以徐转移之，岂易以力转移者乎？其时官绅隐若敌国，此谅则彼疑，朝听而暮及；即释九人者，亦经百波澜十数日而后决，况于授受非常之事，非任其事者有排万难之诚，四川人其能幸减其死之数耶？当万难时，我独与子立闭门下帷而计，计不得，则各起绕室而思。我之身，时为上下疑谤所集，子立独谨厚，协于速近。微子立，我先无可与计，虽计而亦莫之行，行之亦未有能忍而受百疑忤而不沮者。授受之难百于争路，孰则料为谨厚如子立者所始终？子立复默，宜乎四川人之相忘，徒以争路激昂者为可念也。

子立，讳崇基，壬寅举人，大竹人无不敬而称文甫先生者，君考也。先考乙酉宰大竹，试其县士，以君考文行第一而罗之门。庚寅宰营山，遂延君考课余弟及两妹，而子立侍侧，年齐余，十五耳。余时从荣县赵先生学，营山官所后有池，方志所谓朗池也。每日下午，辄与子立步池一二周，各举所得于父师者交切互磨，笃若家人。故至万难时，余敢于子立无所隐，子立亦信余无所疑惮。子立既举于乡，乃厌科举，走日本，习法政三年。热河都统廷杰约其为兴学，筹自治，期年列其绩，保以知县留热河。非子立所乐，又念亲，谢而归，主成都绅班法政讲。总督署立政务会议，制议绅六人，子立任其一，三年而值辛亥之变。

子立既拨乱而恫正之未易至于反也，力远政局，以所学教人；群商敬之，再推长成都总商会。军数兴，费一责诸商，子立痛商之不可堪，流涕吁于统军者，幸而免，顾不乐。以为思孝国之大防，溃之将不人，何有于国？复日孳孳，聒人人以所不乐闻，至不乐，则极饮尽醉，遂病、癸酉正月初十日卒，年五十有八。病子立者半为酒，子立诚知而必饮以至病且死者，果何意耶？子立出万力，岂不欲拨四川之乱；然自辛亥至今，四川人之所遭，果治于辛亥耶？惜子立者，方以其功隐而不彰，宁知子立之心，不引为好事，而大疚于无穷耶？子立且不乐，若余者一日不死，其能一日忘辛亥事，而于赵公于四川，敢不承为两负耶？当授命时，与其事者，于官则有永嘉吴璧华，于绅则有青神邵明叔。璧华死十年矣，川士大夫苟欲知辛亥授受之实，即明叔而问之，子立所不伐，明叔必能言其略。若其详，则惟余知之，而未易尽言也。

子立二子，长德瑜，次德莹。既葬，德莹以书乞记辛亥事，因之为传，非敢彰子立以不欲彰，然亦不敢不存其略。更数十年后，设若记授受事，因不得实而遂乱其是非，则余尤负子立，且负赵公矣。(载《四川文献月刊》第二十五期)

谢持传

谢持，字慧生，又字会生，四川富顺县人。生于清光绪元年。幼年聪敏绝伦，弱冠入富顺县树人学堂。时谢先生的父亲在成都劝业道周善培那里办事，谢先生和富顺同学曹叔实先生等，往成都就读于东文学堂，又转入日本陆军学堂。时周先生任四川劝业道，谢先生毕业后，为周先生的机要秘书，也是他很好的革命伙伴。

光绪二十八年出校，随周善培赴成都，担任警察学堂的体操教官，并服务于四川劝学所。二十九年夏，又随周善培到广西，七月由广东绕道上海，中秋后返川。这一次虽然是匆匆去来，但使他对于华南华中各地的风土民情，获得了不少的了解。三十年回富顺，任树人学堂教师。三十一年，开办富顺县第二小学堂。因为办事认真，不喜与人周旋，遂为县中的土劣所嫉视。

这一年春天，县中三费局照例宴请士绅，名曰《看帐》，系拿出一年来公家的帐目，听县人的稽核。他看见满座的人，只相对谈些风花雪月，并无一人翻阅帐据，他便起来发言，主张推人分别审查，以资核实。不料因此引起局董的不满，后来曾想出种种方法要陷害他。同年下期，他又开办先志学堂，仅一学期，因经费不足而罢。三十二年，应荣县小学及蚕桑学校之聘，三十三年，又回到富顺第二小学。就在三十三年的二月，他正式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任富顺县分部长。

不久周善培以候补道入川，任商务总办，电约他到成都，委为商务总局文案。他以此项职务，便于掩护革命工作，欣然前往。九月，周善培因公赴渝，他便会同留省党人张培爵、余切、黄方等，积极进行，准备于十月初藉西太后寿辰，在成都起义，将同城满清官吏一举而歼之。至十月初一日，党人暨各路会党密集成都者已达四千余人，不幸事泄，杨维、黄方等六人被捕，即革命史上所称《丁未成都六君子之役》。谢先生幸得脱险，由成都逃匿泸州，旋到重庆，于三十四年偕党人黄复生、宋绍增东至上海，与在沪四川同志集议于蜀商公所，策划加强四川起义工作的办法。

宣统元年回到重庆，拟返家省亲，但遇其师赵熙阻其行，遂复至上海，任新中国公学学监。同年暑假，应友人约西游河南陕西，结识西北党人焦子静、井勿幕等。并与同志潘子敏、邹汗青等在凤翔购得牧地数百亩，经营牧畜业，实则欲藉此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宣统二年冬，因母亲去世返家奔丧。宣统三年（辛亥）二月，他应朱叔痴等约，到重庆任巴县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当时重庆的革命党人，以各学校为根据：杨庶堪主持重庆府中学，张培爵任学监；杨霖主持川东师范；朱叔痴主持巴县女子师范；朱必谦主持巴县中学；皆隶党籍。各校教职员半属党人，学生加入的亦很多。谢先生到重庆，实际上是共同策划川东南的革命运动。

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之役，重庆党人准备响应，不幸广州起义旋告失败。四月，满清**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五月，四川保路风潮发生。重庆与成都党人集识于成都，决定激扬民气，乘时转化保路运动为排满革命运动。七月一日，成都罢市罢课；十五日，赵尔丰屠杀请 愿民众数十人，川西北数十县民军围攻成都。重庆方面，在杨庶堪、张培爵、朱叔痴和谢先生等的主持之下，进行益趋积极。十月二日，重庆遂宣告独立，成立蜀军**，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谢先生则任总务处长。总务处为都督府之中心，一切策划皆出之，所以他总揽政务，倍极勤劳。同月七日成都独立，成立四川军**。

民国元年三月，成都重庆两军**合并，尹昌衡任四川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谢先生改任总务处副处长。七月，文武分职，张培爵改任民政长，下设四参赞，谢先生是参赞之一。十月，培爵去职，他亦卸任返家。在辛亥革命四川独立的过程中，重庆蜀军**的成立，兵不血刃，市廛无惊，川东南七十余县，望风响应；事后一切设施，井井有条；与成都方面的情形完全两样。这中间的策划和部署，谢先生的贡献极大。

民国二年三月，他由四川省议会选举为参议院议员。同月，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案发生，帝制自为的野心益露。他欲为民国除此元凶，遂与黄复生由上海挟炸弹北上入京。同行者尚有宋教仁的秘书周予觉。先是北京有组织者十一人，为黄复生、黄斗寅、赵铁桥、郑毓秀、周予觉等，谢先生是最后加入的。但刺袁的事，只有他和黄复生两人商量进行，其余的人都不知道。不意周予觉竟向袁自首，他亦因此被逮，诬称为血光团，这是五月十七日的事。搜查既无所获，议院又提出质讯，幸得释出。以袁世凯迭次派人谋暗杀，遂避往日本。不久讨袁战事发生，他曾返上海策划回川；但赣皖闽粤等省既相继失败，重庆独立亦告无功，他只得仍回到日本。

民国三年，国父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本部分设总务，党务、财务、军事及政治等五部，而以总务部为各部的领袖，各部事务，受其考成。总务部长为陈英士，谢先生则任副部长，并担任四川省主盟人。陈英士还国策动讨袁，总务部的责任，实际上由谢先生主持。从此时起，他在国父直接领导下，成为最亲近的干部，十年如一日。

民国五年，袁世凯暴毙，国会恢复，他由日返国，仍任参议院议员。六年六月，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复辟，国父率海军南下护法，国会在广州开非常会议，成立军**，举国父为海陆军大元帅。谢先生除参加国会非常会议外，并任元帅府参议，旋代理秘书长。七年，国父辞职离粤，国会仍推为总裁；代表徐谦请假，谢先生乃以司法部次长代理部务，兼代总裁，担任国父与军**间联系之责。八年十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他奉命为党务部长。九年秋，国会准备西迁重庆，返川策划，而川局忽发生变化，遂又东赴上海。

民国九年十一月，国父再返广州，兼任内政部长，委谢先生为内政部次长。十年五月五日，国父就任非常大总统，派马君武为秘书长。八月，马改任广西省长，秘书长一职，由谢先生继任，直至十一年六月陈烱明叛变，围攻总统府，他都担任这个职务。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国父决心改进中国国民党党务，召开改进会议，颁布总章。总章规定设参议若干人，辅助总理，由总理任命之。总章又规定设总务、党务、财务、宣传等部，谢先生被任为参议及党务部长。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更奉派为全权代表，执行中国国民党党务事宜。因为那时国父已于二月十五日离沪赴粤，成立大本营，就任大元帅，国民党上海本部需人主持。国父派令的全文是：《委任谢慧生为全权代表，执行中国国民党党务事宜，总理孙文，寝。》这个全权代表的职务，一直到同年十月十一日才奉命裁撤。

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谢先生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大会闭幕后，派上海执行部服务。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许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原期其能在三民主义的领导下，共同致力国民革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当时在大会上曾作恳切声明，说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系诚心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不意大会闭幕不久，即发现共产党党员阳奉阴违的事实，谢先生遂于同年六月十八日，和邓泽如、张继等三位中央监察委员，联 名弹劾共产党。在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里说：该共产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各种刊物，《经本会审查，认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于本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碍。本党改组以来，首重纪律，今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本党之诸党员，如上述认定其违反纪律之处，尤为严重，关系重大，不可忽视。特列举事实，加具意见，提出贵会，希即从速严重处分，俾本党根本不致动摇。》这是共产党阴谋的第一次被揭发，也是国民党后来清共的张本。从此时起，谢先生即为反共而坚决奋斗。

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在北京西山有清党会议的召集，十五年在上海有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举行，谢先生都是其中的重心人物。直到民国十六年九月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国民党内各方，对清党意见完全一致，党内重获统一。在中央特委会时期，谢先生被推担任特委会常务委员及国民**委员，同年底特委会结束，他便回到上海。十八年赴北平，十九年移居天津。二十年九月《九一八》事变发生，他第二天即赶往北平，访张继等谋御寇之策。二十一年一月，响应中央号召，由平南下，共赴国难。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又被举为国民**委员。不幸到上海后，旧病复发，手足均瘫软不仁。经年屡月，毫无起色。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发生，他以海隅不可久居，遂由上海返川，初住重庆，后徙成都，于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在成都寓所逝世。

五月六日，国民**追念勋德，明令国葬。原令云：《国民**委员谢持，器识宏毅，志虑忠纯。早岁加入同盟，夙为先总理所倚重。辛亥光复川东，厥功甚伟。嗣任国会议员，及党政重要职务，中经多故，为党为国之精诚，始终无间，忧勤自矢，积瘁忘身。比年入赞中枢，方冀藉重老成，共纾国难。迺以宿疾遽逝，追维勋德，震悼良深。应给治丧费五千元，派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前往致祭，并举行国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崇报耆勋之至意。此令！》同年七月二十九日，安葬于成都外东岷江林场谢氏墓园。

谢先生生平的为人，信仰坚定而任事负责，自奉刻苦而热诚助人，是一位革命典型的人物。平素于国学外，尤喜研读政治经济书籍。能文能诗，字秀劲略似其师赵尧生。四川沦陷后，共匪对于这位反共先觉，怨毒最深。谢先生的夫人谢钟慧龄女士，原住岷江林场谢氏墓园之侧，民国四十年初，共匪不但将谢夫人逐出墓园，连谢先生的坟墓亦被铲平。谢先生的独子名家田，字德堪，亦被清算惨杀于富顺城丙西湖《谢持故里》牌坊之下。《谢持故里》四字，是于右任先生手笔，牌坊则富顺县人所共建以纪念谢先生者。共匪对于谢先生一家的暴行，自然不过是其千万罪恶中之一例；而其绝灭人道，残酷成性，正足以充分证明谢先生生前之坚决反共，实有其先知先觉之明的。

今年是谢先生的九秩诞辰，我们怀念这位革命先进，特引用戴季陶先生于谢先生国葬时所撰的颂词，作为我们今天纪念冥诞之词：《蜀水清兮，蜀山巍兮，毓秀钟灵，为民师兮。经纶草昧，树嘉猷兮，亦劳亦劝，事业千秋兮。国有令典，用崇德兮，惟我众士，永以为则兮。》(载民国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央星期杂志》)

(注)其他有关谢持传记如次：《天风澥涛馆六十自述》（谢持著，载《四川文献月刊》第二十八期）、《谢慧生先生行述》（谢家田著，载《四川文献月刊》第二十八期）、《反共先觉谢持》（周开庆著，载《天声集》）、《谢持传》（王宇高著，载《国史馆馆刊》第一卷第四期《国史拟传》|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余心如、余培初先生行述

先兄余切，字培初，以标帜革命避清吏侦察，屡更姓名。初称余大同，最后则为公孙长子。公孙长子者，自明轩辕氏之后也。既以此闻于当世，遂终身用之，非亲故，无有识其真姓名者矣。家世居四川内江，先考明斋府君，服膺儒素，授徒自给，配先妣雷，生子七人，长即先兄。兄生而熲异，顾赋性崛强。读书，辄自了了，惟解悟异趣，时作非尧舜薄周孔语。先考督责綦严，仍无以夺其踯躅之气；久之，且爱怜之。稍长，渐闻清政窳败与外患日迫之状，愈踔厉奋发，潜蓄大志。

清末，废科举，创学校，兄自请入川南经纬学堂肄业。赴成都，与彭县杨钧等密谋，结合会党，集彭县石洞堰，遽发难，称天汉大同军。事败，知县事某阴庇之，得不死，此民国纪元前六年事也。适留东同盟会川人返国者麕集成都，先兄皆与往还，益明析革命大义，忻然加盟。纪元前五年与党人谢持等有所部署，期以清太后寿辰聚歼诸大吏，谋泄，杨维等六人下狱，谢走陕西，先兄走甘肃。当时川督电奏谓匪首在逃，请饬各省督抚将军一体查缉，候归案鞠办；所谓成都革命六君子之狱是也。先兄去，六人得不死。

先兄既违难兰州，立同盟分会，声气日广。适清太后及光绪帝先后死，省吏临哭，先兄于其行礼之所，集唐人诗书其门，曰：《胡人落泪沾边草，壮士长歌入汉关。》总督升允詗知所为，将捕治之。先兄遂行，经鄂尔多斯，辗转穷荒，历归化雁门，达于太原。居太原，意气行事如兰州时。辛亥秋，武昌革命军起，九月初七日太原响应，推阎锡山为山西都督，杨彭龄为协统，先兄则任协司令部参谋长。清军骤攻，晋阳陷，义师四散。先兄邀彭龄往娘子关，招徕拊辑，归者渐众，合所募新兵五千，分置国民军各路指挥，先兄任第五路，首规晋阳，迎阎返镇。清廷归政，南北停战议和，先兄受命为山西代表，至南京预闻大计。迨和约成，先兄复北上，为民命报社长。

袁氏据有政柄，阴植势力，叛谋日滋。先兄察其隐微，先期归蜀。民国二年，方任重庆强国报社长，讨袁军兴，即佐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等起兵于重庆。民五年袁氏称帝，先兄则奋迹于韶关龙潭之间。民六护法军兴，则与颜德基等响应于绥定，为靖国军司令部参谋长。民九年改任护法后援军司令。十四年，克武奉总理命组建国联军于湖南之常德，先兄则任联军第一路司令。十七年，中央第四独立师成立，寻易号第十一军第二十六师，先兄均任副师长。其事迹具载党史，今未能详也。

先兄虽常在军旅，而不忘党务；遇物傲举，而接党中同志则极肫诚。平生不营私产，生计常窘迫，鬻文字以自瞻，未尝累人。而人或有急，必量力倾助。以此党人多归之，称公孙大哥不以名，闻者皆识为先兄也。民国三年居南洋群岛时，中华革命党党纲自东京本部颁至，侨民莫敢应。先兄愤激刺臂出血，于是巴当华侨咸感愧，并以血巾多幅持往群岛宣传，中华革命党，乃次第得建立于英荷各属。先兄对党及党人之忠诚愤悱，可见一斑矣。

先兄尝于二十六年勘得犍为清水溪附近之地，蕴藏甚富，爰集资经营，名大同垦殖公司，自任董事长。未及观成，适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先兄被选以去。初，先兄间关西北草原沙碛之间，跋涉冰雪，又往往不得寝食，忍饥倚马而卧，动或逾旬，寒湿留筋骨间，浸久不治。抗日军兴积数载，寇以飞机凌藉后方城市，成都亦不免。某年月日，方出席省参议会，因避空袭出城，众挤而踬，遂中风。返息家园，偃卧逾年，始由内江赴陪都就医。长途劳顿，病势增剧，遽以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晨殁于仁爱堂医院，享年六十岁，濒危惟以《何处死在何处埋》，及《不作道场佛事》为属，语不及他，是可哀已。

先兄委身革命，不遑恤家，而孝友之怀，根于天性。常以早离父母，未能尽养祭之礼，终身憾之。以是待心如兄弟等爱护尤笃，凡获次第成立，效用乡邦，胥先兄是赖，今亡者亦泰半矣。配钟，继配陈，并前卒。钟夫人无出，陈夫人遗子女三，及簉室陈氏所生，皆姓公孙氏。继配鲍夫人，所生则承余氏。子女凡十二：曰桂丛，曰桂池，曰桂林，陈夫人出。曰桂灵，曰桂存，曰桂宫，曰桂栖，曰桂巢，曰桂溟，曰桂宾，鲍夫人出；而桂宫为心如后。曰桂武，曰桂偶，陈氏出。先兄奔走四方，其行事有非心如兄弟等所得详者，掇述锁细，诚知不及万一。幸党国先进与先兄交好者众，率能列举其大。倘荷奋如椽之笔，锡以鸿文，俾得信今传后，增耀族乘，是尤心如兄弟子姓所哀感弗諼者也。(载《四川文献月刊》第二十五期)

杨庶堪傳

向楚

杨庶堪，字沧白，晚号邠斋，四川巴县人。弱冠为诸生，读书不沾沾事章句，喜广览为闳通，兼习英吉利文。清末废书院，立学校，庶堪以少年为英文教师。尝从吕翼文游，治许、郑书，肆力于诗古文辞，抗心八代。每读明季诸老遗著，于种族大义，恻恻然。或与密交深谭，时一吐露。时清吏防民之口，小不谨，辄构怨贾祸。于学校讲席，每及民族兴亡，诡以非常激论，杂于言谈中。学者闻其语，辄大感动思奋。

逊清辛丑壬寅间，里人邹容年少倜傥，同舍生易之，独与庶堪亲近，乃厚佽予之，俾赴日本学。庶堪则与同县梅际郇、童宪章、陈崇功、朱之洪等密组公强会，树立革命思想。乙已，宪章、崇功归自日本，奉总理命徵集革命党员，公强会推庶堪与之洪首应盟约，于是乃设同盟会重庆支部。庶堪既入同盟会，教于川东成都永宁各中学，朋辈往还多俊流，阴识拔优秀为党员，蜀东南老成学人入同盟会，盖多自庶堪。皆曰彼谨愿者亦为之，不复轻谋于他人也。

黄复生至永宁，与县人黄方等，密制炸弹药，不戒，皆大创几死。盖是时庶堪主中学，以化学药剂阴助之。辛亥，蜀军光复，庶堪监督重庆府中学堂，组革命机关部，与其学监张培爵及谢持、朱之洪等，密为号召。其决疑定议，谋财政，操运筹，周旋官吏，延揽党员主盟，则庶堪尸之。事成而退然不挂一职。

癸丑，讨袁义师起。党人熊克武提四川第五师为讨袁军总司令，众推庶堪为四川民政总厅长。南军既败，庶堪与克武皆亡命日本。胡汉民一见即投契，于文字尤相推许，贻诗曰：《言语妙天下，文章到古人》。及读其表谕培伦黄花岗墓文，谓三百年无此作也。谭人凤语人曰：《四川若革命，杨某可独当一面》。两人皆交重君文学材智。

袁世凯将盗国，党人集东京谋再举，持缓急或异趣。总理孙公，乃重组中华革命党，庶堪与其门人石青阳等，首签署受盟。旋奉令偕汉民走南洋马尼拉岛集侨款，道出上海，陈其美留共谋讨袁氏。乃约党人向楚、朱蕴章等，参其美机要。于时有肇和之役，袁氏败殂。

六年，膺选国会参议院议员。是年冬，受密令与向楚及卢师谛等谒大元帅孙公于广州，拜命为四川宣抚使。入蜀水程，为北军遮梗，庶堪与楚、师谛冒险阻，间关返蜀。时唐继尧为川滇黔联军总司令，来会重庆，熊克武及川军将领皆与议。时克武以川军总司令，兼操军民两政，川省议会诸议员电军府，力主军民分治。庶堪被任为四川省长，就职重庆，以七年冬入省视事。川境各军防地，始归政权，行政用人，浸就理矣。

九年夏，川军有救国出兵之役。时北方安福系国会举徐世昌为总统，阳言和平，总裁岑春煊、陆荣廷欲背弃国会，与北缔和，总理与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四总裁持不可。乃宣告移国会军**于重庆，以川滇黔为根据地。继尧前上书总理，谓真正和平，当保障法律，不轻迁就，总理报书韪之，密令川中党人促成西迁大计。终以领军多，局势未安，不获顺意。当时以调解战事下至重庆，遂去职。复之上海，请命总理，遂留沪。今国府主席蒋公推所赁贝勒路宅，并举遗其器用馆之。维时党军方有粤桂之役，总理赴粤，任庶堪本部财政部长，筹计军需，执掌机要。南北军民代表来输诚者，皆命庶堪与之接洽。段祺瑞、张作霖并遣使联合，而浙江督军卢永祥，尤勤款愿效命。庶堪尝被命两入浙，与永祥约议。后之三角同盟，以除曹锟贿选事，由此始。

十一年，陈炯明叛。总理至沪，党令讨陈。庶堪以滇军唐、顾之争，顾部败退桂边，无所依，乃与卢师谛密陈总理，请为招抚。并攻桂军，三战皆捷。烱明溃走，庶堪奉命宣慰，广州底定。十二年，总理还广州，执行大元帅职权，任庶堪元帅府秘书长。滇军以功多集省会，干涉民政，粤人颇不平。烱明更造作言论，谓客军将亡省。廖仲恺主粤政，滇部队有驻省公署者，负固不肯迁粤人尤责望。总理乃任命杨庶堪为广东省长，用泯省界嫌怨，庶堪持正义以为裁制，滇军听服，仅两月，措置就绪，即以粤政还之粤人。

十四年，南北分立既久，国人属望统一，段祺瑞促庶堪北上，任司法部长。值金佛郎案起持法衡断，门杜私谒。顾国是久无定，意殊不乐在司法任，三月即自解官，僦居北平。庶堪虽历处要职，无积蓄，不时或空乏。然性嗜鉴藏，先后得古瓷，摩挲一室殊自喜。既徙家上海，以所亲验者著为瓷学考古篇。读书有恒程，虽当官不辄辍，常补以夜分。标识尤精审，于四库丛书研丹下笔者几什八九。每感时抒怀，特富吟咏。居东京时，著英文译雅若干卷，以说文本字当英文，一扫时俗之陋。

二十一年，被举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委员。倭寇内侵，陪都播迁在重庆，仓卒不及西行。庶堪致蜀友书，有海上孤松之喻。汪兆铭降寇，窃据首都，组伪**。遣人言于庶堪曰：公家贫累重，年力已衰，何苦困处危地而不自悟，且躬诣庶堪所商说，庶堪严峻拒之。二十八年冬，乃与家人诀，只身由上海潜之香港，飞航陪都赴难。庶堪平生尚风义，淡于名位，性情奇厚，尤得两亲驴，锐身党国，而父母皆客死异乡，引为终身遗憾。居陪都逾年，其配詹夫人又卒于上海，甫及期忌日，庶堪竟以暴疾卒，年六十有一。国府颁治丧费十万元，予国葬。子一人，洵，孙四。遗著诗文稿若干卷。其癸丑违难诗，纪当时亡命，尤沉痛。盖庶堪中岁服劳党国，南北播迁，于诗致力为独称。尝笑语友人，其以诗人老此生耶。因叹四川革命党人多艰苦卓绝者，而雄秀盛文采，则推庶堪云。(载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国史馆馆刊》第一卷第一号《国史拟传》)

(附录)国民**褒扬令(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国民**委员杨庶堪，志行忠毅，学识渊通，辛亥首义东川，促成光复。嗣从国父致力国事，辗转东南，弗辞艰险。受任四川省政，措施咸宜。民国十二年大本营在粤成立，赞襄大计，懋著勋勤。近年辅翊中枢，老成宿望，倚畀方殷。兹闻以微疾逝世，良深轸惜。应予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派参军长吕超前往代表致祭，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示**笃念勋耆之至意。此令。(注)其他有关杨庶堪传记如次：《记杨沧白先生》（周开庆著：载《天声集》）、《杨沧白先生事略》（文守仁著：载《杨沧白先生八旬诞辰纪念特刊》）、《国民**委员巴县杨公行状》（载《四川文献月刊》第二十七期）

罗世勋傳

邹鲁

先生讳世勋，号伟章，四川内江人。幼有志略，事亲孝，年十四丧父，哀毁骨立，逾于常人。及长，好读书，留心时务，卓然以国事自任。居恒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语以自励。时同邑喻培伦、公孙长子二君，皆倜傥有大志，盛负时誉，先生与之订生死交，时人称“丙江三杰”。旋游京师，肄业某学堂，目击清政窳败，外侮日亟，知非覆清无以救亡，革命思想，油然而生。

丁未戊申之交，革命军屡起于滇粤桂数省，叠挫于清兵，党人大愤，决暗杀清政要，以寒敌胆。适汪兆铭、黄复生、喻培伦等相继潜至北京，以先生谙悉京中情形，邀共谋，遂设守真照相馆于宣武门大街，以为机关，由先生主之。初拟炸庆亲王奕劻，以奕劻出入戒备严，未得间。适清贝勒载洵、载涛赴欧考察海陆军归，兆铭、复生以铁壶盛炸药谋炸之于车站，又未果。因议擒贼先擒王，遂决定炸清摄政王载澧。又以铁壶炸药不多，炸力不大，乃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一可盛五十磅重之铁西瓜，以盛炸药。北京什刹海西有甘水桥，地甚僻静，为载澧早朝必经之道。培伦、复生等辄乘夜深人静，潜至桥下掘洞，以安置炸弹，事将毕，为巡警发觉。清吏严究，知弹壳为鸿太永铸造；询以何人定制，则以守真照相馆对。于是军警奄至，而先生与兆铭、复生遂于纪元前二年三月初先后被逮。

按当时清律，罪应论斩。清廷因慑于党人之威，不敢按法论罪，仅判兆铭、复生永远监禁，先生则监禁十年。越一载，革命军起于武昌，清廷震恐，乃出先生等于狱。先生于是与京津各同志，组织京津同盟会，谋发动首都革命，以攻清廷腹心。众推先生任交通事，专司运输武器之责。未几，遂相继有泺州起义之役，杨禹昌、黄之萌炸袁世凯之役，彭家珍炸良弼之役，皆京津同盟会所主持，先生至有力焉。

民国肇兴，先生仍居北京，目睹袁世凯倒行逆施，将不利于民国，乃阴结同志，预为之备。迨本党二次革命既败，帝制之议，嚣嚣然起，先生独持正论，力辟帝制之非。并密函川滇黔各省同志，急谋声讨。袁探蹑之急，得黄兴与先生书，遂置先生于狱，时民国三年七月某日也。袁氏搜杀党人，穷极惨酷，先生在狱两年，无日不可以死，而终日吟读，言笑德容，泰然当之。迨五年夏袁氏败亡，共和再造，先生始得重复自由。当先生之被捕也，其母梅太夫人以先生迭遭不测，积忧成疾。先生既出狱，急驰归慰母曰：《摧毁帝制，建立共和，为儿一生志愿。今清社已屋，袁氏继死，千古帝王淫威，从此永绝，儿志已达，他无所望。今后有生之日，皆侍母之年，庶几稍尽子职，无忝所生。》自是家居养母，从事实业。

先生待人以信，接物以诚；家有余财，辄周恤家族乡党，办理地方公益，无稍吝惜，闾里翕然。及抗战军兴，其妹婿唐式遵总司令统制前方，先生毅然以闲散之身，任其后方事务。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以病逝于渝寓。国民**追念耆勋，明令褒扬。子远棻，毕业军官学校，抗战后即督其至前方服务。嗣子远蒙，毕业重庆大学。

邹鲁曰：自先生等谋炸清摄政入狱，同志推鲁入京营救及谋续炸。虽因事未能达成任务，然已与先生为神交。及民元入京，得晤先生，昕夕往还。二年讨袁军兴，遂与先生隔别，直至二十六年抗战。其冬，鲁随中央迁至重庆，先生码头相迓，见面喜甚。曰：《二十年来未在此接人矣。》即约居其家，鲁谢之。一日谓鲁曰：《我知君素性不治生产，我自回蜀，经营实业，颇有盈余；君有所需，我能尽供给之。》鲁又谢之。二十八九年间，重庆遭敌惨炸，鲁寓被毁，先生乃以枣子岚垭彝园让居。及三十一年先生卧病，假戚家居，仍不肯迁回，恐鲁他迁也。及病笃，鲁强之回，越日而逝矣。先生之大节固足垂不朽，即此小节亦令人永铭肺腑焉。(录自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党史稿》)

记曹叔实先生

周开庆

民国二十三年底，共匪由江西突围西窜，今总统蒋公于二十四年的三月二日，飞抵重庆，督剿残匪。这是国民**北伐完成全国统一后蒋公第一次入川，重庆各界举行盛大的欢迎。座机于广阳坝机场降落后，改乘汽艇于朝天门登陆。这时朝天门码头还未改修，是一个几百级的坡道。千千万万的欢迎人员，排成夹道，由朝天门一直排到南纪门镇守使衙门。参加欢迎的军政人员及地方绅士，则排列在接近江岸坡道的两边。因为欢迎人员太多，蒋公上岸后只能一一点头为礼。但走到坡道二三十级地方，突然走近旁边，和在那里排立着的一位老先生亲切地握手，并问他的左腕到如今是否还感到什么痛苦。这位老先生的殊荣，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这位老先生是谁？原来也是四川人大家都认识的曹叔实先生。

蒋公问他的左腕是否还感痛苦，这是要追溯到民国五年的事。民国四五年间，曹先生在上海，追随陈英士先生，策动讨袁运动。是年五月十八日，陈先生在上海萨坡赛路十四号遇刺。那时曹先生在陈先生遇害的隔室，听着枪声，即奋勇前往救护，结果凶手继续开枪，曹先生的左腕也中弹受伤。事后上海报纸曾把曹先生形容成了一位大力士，有一家报纸的标题是：《陈其美昨日被刺，曹大力士生擒刺客》云云。实则曹先生不过中等身材，平生亦未习过武技，当时为了救护同志，遂发挥了他那种无比的英勇，这正是革命党人的本色。蒋公当时正在上海，与陈先生的情谊亦最切。在陈先生遇难后，并将其遗体搬到自己家里去，亲为办理丧事。这件事给蒋公的印象当时非常之深刻，所以在二十年后看见曹先生，还记得起他受伤的情形，亲加慰问。

曹先生名笃，字叔实，是四川富顺县人。中年以后蓄起八字胡，大家又给他取了一个别号，叫曹胡子。他是满清末年泸州经纬学堂毕业的学生，这个学堂是当时川中革命洪炉之一，在国民革命史中颇有功绩的谢慧生（持）先生，也是该校毕业的。曹先生自入中国同盟会后，即献身革命，不辞艰险，几十年如一日。先后曾任川军旅长，川南道尹，四川省议员，国民参政员，而以担任四川省党部委员的时间为多。抗战军兴，于民国二十八年率领慰劳团到前线劳军，返川后身体渐感衰弱，至三十三年逝世，享年七十岁。

曹先生一生并未做过什么高官显爵，但他的为人处世，真不愧是革命的典型，感人至深。他的英勇事迹，除上述陈英士先生遇刺时所表现的以外，早在辛亥年四川保路风潮发生时，即表现出他那种超人的智慧和勇敢。保路事起，川中革命党人，决定乘此机会，扩大风潮，遂号召各县民众起义，围攻成都。那时的邮电交通。远不及现在便利，还受到官方的控制。曹先生灵机一动，约了三数同志，秘购木料，锯成大小不等的木板数百条，上面写着《围攻成都，各速起义》八个大字，在晚间秘密投入成都东门的大河里，曹先生说这是他发的《水电报》。这些《水电报》顺水而下，数日之间，流遍全川，沿江各地革命志士起而仿效，这一个别开生面的宣传，在当时发生了莫大的效果。在水电报发了之后，曹先生又赶速跑到自流井，策动攻击驻防军队。在双方相持的时候，他亲率百余革命健儿，实际上是一批临时凑集的乌合之众，手持大刀，站立先头，气壮山河地向驻军招降：《成都已被占领了，你们还不缴械投诚，更待何时？》当时该地驻军为曹先生的神勇所震慑，竟尔缴械投诚了！后来有人问曹先生，这岂不是太危险么？他的答复很简单：《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危险，只是觉得应该这样做，便这样做了！》

他平常对人谦恭和易，于同志于朋辈一片至诚。精于国医，遇到同志朋友生病时，他不但细心替你诊视，并亲自为你检药煮药，一直服侍你吃下了他才放心。对于青年尤为爱护，有所请益，必善为譬解，务使了解。如有甚么事求他帮助，他必尽力而为。他是如此的一位谦谦君子，但遇到大经大节，他却会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和凛然的正气。他一生敬仰国父，忠党爱国，对于那些有损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行，他必奋起与人抗争。抗战中期，战局日益艰难，那时后方有所谓《民主人士》或《社会贤达》，受共匪《统战》的利用，作共匪的应声虫，时时发出不利抗战攻击**的言论。四川省参议会某次开会，来宾中有一位《名流》邵某，在四川士绅里颇负虚誉，他登台演，不幸也作了共匪谬论的应声虫。当时在座的各界人士，虽然都不满邵某的一片胡言，但亦慑于邵某的所谓《声望》，只有面面相觑。这时曹先生却接着登台，就邵某所说，一一加以纠正，说到慷慨激昂处，每每指着邵某说：《邵先生，你这一点又错了》！在全场不断的鼓掌声中，曹先生足足讲了一点多钟的话，弄得那位邵某垂头丧气，回家去还大病了一场。那时在成都活动的一些反动份子，亦因此而受了不小的打击。曹先生的坚持正义，不屈不挠的精神每每如此。

他自奉极为节俭，常时穿着一件蓝布长衫，戴的帽子总是破旧不堪，有的朋友看不过去，劝他另买一顶，他便说还可以戴一会，弃之可惜！他既不讲享受，亦不事蓄积，他说以财富贻子孙是害子孙而不是爱子孙，所以他对于子女的教育，绝不愿其有升官发财的思想，而要使其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抗战中期，四川各县成立县田粮管理处，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肥缺，那时他的儿子已在大学毕业，他的老朋友要他的儿子出任一县的处长。但他认为他的儿子学的是化工，用非所学，婉然辞谢。却向亲友们邀集了数百元的会，交给了他的儿子开了一个小型的肥皂厂，自谋生活。

综观曹先生的一生，他对人诚恳、热情，处事负责，英勇，而自处则俭朴，廉洁，尤其是那一股忠党爱国，正气凛然的精神，令人闻风兴起。这真是一个革命党人的典型，值得我们怀念，值得我们效法！(载四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畅流半月刊》)

黄复生先生行述

先生初名位堂，字明玉，考学堂时，易名树中，字理君，辛亥出狱后，始自号复生，遂行之不改。四川隆昌县人，家素贫，幼有大志，能刻苦自力于学。逊清光绪甲辰，毕业泸州川南经纬学堂。由组新书社资遣赴日，学工业，次年遂与熊克武诸人加入同盟会，任川分会会长，兼经理《民报》，由是献身革命终始不渝矣。

共和未造，辄奔走蓉、渝、上海、香港、东京等地联络，组织团体，以图大举。先生在学堂喜读剑客传，留学时尤留心制炸药术，在永宁初试受重伤，而志不移，与喻君云纪精密研究成功后，欲狙击虏廷要人如端方、载涛、载洵、奕劻辈皆未得间，后遂有谋炸摄政王载澧之举。机泄，与汪精卫同禁刑部狱，先生慷慨自承，仍指斥无所讳，故事乃独著。迨得释，而武昌义军遂大起，先生思将西南各省联为一气，乃与彭家珍、杨禹昌于京津同盟分会成立后赴沪，晤陈其美，相得甚欢。时以汉阳南京未下，黄克强军复新挫，武器亟待补充，先生因与陈谋，利用江南制造厂药料大制炸弹，以济军需。复于其间介吕超、向传义、张威诸入伍生于黄肃方、熊克武，同组蜀军回川。

民国成立，先生被举为驻京代表，旋任参议院议员，兼印铸局长。未几，孙公让大总统与袁世凯，先生随议院北迁，察知世凯渐蓄异志，遍布爪牙，乃还上海，炸毙徐宝山，其事尤脍炙人口。二年讨袁军败，公大病，遭马太夫人之丧，欲归不能，乃转至日本就医，辗转游星州、檀香山各地。旋偕曾醒、黎仲实赴法考察最新炸药术，值欧战方酣，无所获而还。

五年五月抵沪，陈其美遇害，先生尝与陈谋炸郑汝成，被日人告密，同张威陷虹口捕房，赖陈营救得出，至是遽往哭之甚恸。是年冬，偕四川检查使王芝祥返川，被川督罗佩金聘为顾问。明年复赴京转沪，入冬始还。时袁世凯虽死，而余孽继承，且有复辟之事，蜀中又多故，刘、罗、刘、戴叠起内讧，督军周道刚不能制，致召吴光新入川之兵，而南北之争愈烈。熊克武初以讨袁之役，任重庆镇守使，后复由四川靖国军总司令改任川督军，杨庶堪任四川省长，杨未到任前由先生代理，凡此大元帅孙公之所任命者也，盖非常**早已在粤成立矣。

七年，先生任川东道尹，时滇督唐继尧方任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故先生亦任靖国军援鄂第一路总司令。九年，熊、杨相失，川战复起，先生不忍同志内讧，乃应杨森约与卢师谛往泸州，助杨组织北伐军。未几曹锟贿选总统。熊克武奉命讨贼，先生出任重庆关监督兼交涉员。十三年熊军败走粤，先生以父丧留蓉城。十五年当选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十九年一度北行，旋返成都，专办本省党务。二十年赴粤，当选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二十一年任立法委员，二十二年任国民**委员兼政务官惩戒委员。二十五年以中风左身偏瘫，不良于言，辞惩戒委员职。三十二年任国民**顾问，三十四年以勋蒙颁胜利勋章。三十七年蒋公膺选总统，特聘先生为总统府国策顾问。

先生既患风痹，历一星纪，精神早亏，入秋病疟甫愈，旋后病胃，经中西医诊治无效，遂于八月二十九日溘逝，得年六十有六。李夫人先卒，子一首新，女一首英，孙男六，孙女三。事闻，总统震悼，追赠先生为陆军上将，特予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派重庆市市长杨森代表致祭。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中央党部复推委员十四人成立治丧委员会，在京公祭。先生原籍隆昌，亦开会追悼，而重庆市追悼大会之举行尤为隆重。生荣死哀，惟先生之毕身不忘救国，而国人亦永不能忘先生也。(录自《重庆市公祭黄复生先生大会特刊》)

附录一)总统褒扬令|民国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公布 总统府国策顾问前国民**委员黄复生，器识沉毅，志节忠纯，早岁服膺革命主义，力摧专制，名震一时。身陷狴牢，备尝艰苦。光复后驰驱国事，夙志不渝，靖国护法诸役，联络义师，匡维正义，热忱为国，勋绩弥彰，入赞中枢，允符物望。迺因积劳致病，撄心国难，绵历未愈。兹闻在籍逝世，追念旧勋，良深轸悼，应予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派重庆市市长杨森前往代表致祭，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用示笃念勋耆之至意。此令。

附录二)谋炸清摄政王案始末 黄复生 己酉年秋九月，余偕但懋辛同志赴北京，经营暗杀机关。冬十二月，汪精卫始偕陈璧君、黎仲实来京，喻云纪亦于同时购置照像器具来京，设照像馆于琉璃厂，名曰守真，以为避人耳目计，择期庚戍元旦开张，此固在东京预定计划也。

先是清庭派载洵、载涛两贝勒赴欧洲考察海陆军，于己酉岁暮归国，精卫偕余携皮包，内置铁茶壶，满贮炸药，赴东车站相候，拟于下车时炸之。讵因系时过晚，见满站皆戴红顶者，恐误中他人，遂怏怏返。时庆亲王最专横，余等复欲炸之，因不得间，嗣乃决计擒贼先擒王，始以摄政王载澧为目的物。以其出入扈从太多，恐铁茶壶的力量太少，乃由余向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匠铺交涉，定制大铁坛罐，圆径约尺一二寸，高可尺许，能贮炸药四五十磅。时摄政王上朝由鼓楼大街，鼓楼前有短墙，伺其通过时，将铁坛罐由短墙投下，彼可悉数炸毙。讵计甫定，而鼓楼大街改筑马路矣。又调查其路线必取道烟袋斜街，复以租屋不得作罢。余复多方调查，最后择定十刹海旁之一小桥，名甘水桥，距摄政王府最近，为出入必由之道。桥之北有阴沟一道，可将铁坛罐埋于桥下，人则藏于阴沟内，用电气发火。伺其过桥时，则按机关，电流一通，电气雷管遂起作用，而使炸药爆发。

庚戍年二月二十一日，余与喻君往桥下工作，不知何来多犬狂吠。幸次夜往埋，异常清静。埋毕，敷设电线，不图线太短，所差甚多。次日复添购，至晚间十二钟后，余与喻君复往工作，电线固已足，喻君于桥下举首上望，讵见一人蹲于桥上。(既入狱后，始知其人系一赶大车者。因其妻三日未归，彼见桥下有两人，方以为系其妻与奸夫也。) 喻君以日语私谓余曰：桥上有人，吾等之秘密恐已被其窥破矣。余闻之骇然，乃嘱其速往告精卫避归，余将看一水落石出。先是余等之住所为东北园，距十刹海太远，乃于其旁觅得一破庙，名清虚观，与道士分租一室，以为腾挪地。是时精卫正待于此，一俟安置妥后，彼将任按电机者。

喻君去后，余择一巨树匿而窥之，初见一人持小灯笼下桥，且照且寻，移时始去。余伺其去后，乃疾驰至桥下，将电线收回，拟将螺旋盖取转，以坛罐太重，一人不能携也。讵正退螺旋之际，突闻桥上步履声甚急，因螺旋太深，仓卒不能退去，无已，始将电线结为一束，随以沙土覆之，仍潜匿树后，窥其究竟。时见有三人，一为警察，一为宪兵，一即普通人也。持灯笼二，下桥寻觅，良久乃出。余见事已败露，乃仓皇走还东北园，即夜开紧急会议，与会者喻云纪、黎仲实、陈璧君、汪精卫与余也。当经议决云纪赴东京重购炸药，仲实、璧君赴南洋筹款，余与精卫则留守，待炸药至乃继续进行，以所余之药无几也。次晨璧君妙想天开，坚谓所埋之铁服罐必未经发现，果尔，则今夜重往施放也。

嬲余与云纪到当地探视，无已，遂前往。云纪由西而东，余则自东而西。余方行至十刹海附近，远望甘水桥上鹄立持枪警察三，余遂未前进。少焉见一人乘人力车，似睡熟者，偏偏倒倒通过，而三警察皆极注意其人，盖即云纪也。余恐有侦者尾其行，遂未与语，而迳遄还东北园云纪已早归矣。归白璧君，始释然；又明日，三人遂首途矣。呜呼，云纪，不图即此而长别耶！

二十四日，有吴友石君来相馆访余，吴君即白逾桓，亦旧同志也，时在《帝国日报》主笔政。盖余抵北京，彼初未尝至此，相见即询余曰：日来报纸登载十刹海旁之炸弹案，君知之乎！余曰：因相馆事忙，连报都无暇阅；余复问其报纸如何登载。彼曰：前夜当地警察发现地雷后，即报当局，无敢动者。后乃请日使馆某技正前往启视，据云，幸未爆发，否则北京城将陷大半矣。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谓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字样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而各机关凡有侦探者，悉出全队以侦之，举凡茶馆酒肆妓寮戏园莫不密布侦探，我劝同志可暂避腥风，勿当此大难。余谓我开此照相馆，炸弹案胡与我事。彼曰：年来留学生孰不来考小京官，岂肯营照相业者，幸勿欺人以自欺也。余复力辩之，彼乃谓有程永生同志拟与君晤谈，可否见允？余问在何处，曰姚蓉初家。余曰：姚何人？曰名妓也。余曰：请迟至九钟，或当奉命，过时请勿待，遂握别。余急归商精卫，告以吴之言论，及程君之约是否可赴。汪曰：程家檉固老同志，第其人粗豪，恐窑子里一言不慎，反生波折，不如不去之为愈。

约逾一星期，吴君又至，谓余曰：炸弹案闻昨日在芦沟桥捕获一人，已枪决矣，君知之否？余曰：未也。前此私心窃谓报纸所载纯属清廷自相残杀，今复悯无辜之人为余等替死，然对吴君前仍未敢形诸辞色也。余等自信力太坚，以为余等所为，毫无破绽，岂彼无识侦探警察所能破获者。不图三月初七日午前十一钟顷，余正在东北园宅中与精卫谈话，而余等所雇之小厮名达子者，突来谓汪曰：四老爷！四老爷！照像馆内有人请黄老爷去。余问何事？彼曰：为甚么执照的事咧。余谓汪曰：想该无甚事罢。汪亦曰：该无甚事罢！余于是遂去。讵甫行至琉璃厂大街，突一人挝着余胸，谓余曰：汝使得好假钞票呢！是盖所谓当头闷棒之术。余曰：我的票我明白，汝等不得无礼。旋来多人拥余至厂店，二人执余左右手，城余衣检查之。随即招一骡车前来，拥余登车。车去，至大栅栏，始见军警林立，如临大敌，其初盖皆匿于肆中也。车既风驰电掣，俄顷间，即抵内城之总布胡同左一区署。两人各教左右手，令余面墙立，略问姓名籍贯后，少息于一斗室。两人仍各执左右手而坐，少焉一人来叱此二人去且以亲善之词谓余曰：黄先生今日受惊矣；我等为职务所迫，万祈原谅。余曰唯唯。未几，一人坐公案，二人挟左右臂而立。其人初以惊堂木一拍曰：汝是黄复生。余曰是。又曰汝干得好事，可速画供来。余曰：究犯何罪？所画何供？余犯罪之证据何在？其时彼无所谓证物也。彼闻余言，乃曰：请休息一下罢。

约午後二钟许，即见大车将余等东北园宅中所有一切器具咸运来矣。更见一骡车，所载者即精卫也。时余知事全败，自分万无生理，心反坦然，精神转觉疲怠。余谓守警曰：余倦思睡。彼辈以门板令余就寝。余寝正酣，忽有人呼起，时方半夜，忽见灯烛辉煌，余意以为必至刑场也。乃导余至午间审讯处，而巍然高坐者仍系此人，后乃知为左一区区长陆听秋也。第其时忽变为最亲善的态度，以极亲切的口吻呼余曰：复生！汝之精卫先生，我已请至此，且已录供词矣。余曰：精卫何在，余将晤之。彼曰：不可。然则供词又何在耶？曷以示余。彼曰：是乌乎可。旋将余所余之炸药及电线手枪等悉陈于案而言曰：昼间汝谓无证据，此诸物者，宁非汝之证据耶！俄而鸿泰永之主人亦至，指余而言曰：畴昔来我家交涉造铁坛罐者，非子也耶？余曰：汝今已至，夫复何言，可将纸笔来余书供词。讵书至《此次之事，纯余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余处》；余之作是书者，非为掠美，实欲救之也；乃彼人务令余易之。余曰：事实如斯，余胡能诬我良友。彼闻之动容曰：异哉，精卫亦如是供也。必不可易，亦已矣！

一星期后，移拘内城总厅。次日，由厅丞章宗祥召集全厅职员作第二次之审讯，即所谓清供也。佥事顾鳌亦在座。阅二日，有萧君者：前来安慰余曰：为黄先生报一喜信。略谓昨因汪先生曾为一文，洋洋数千言，堂官阅之（指肃王）甚为感动，对于两公力图营救，此案大致可无生命之危矣。余曰：感君盛意。不过吾等此次之所为，即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为国家人民谋幸福不成，死亦分也。次日，余正翻阅残书，忽闻室外有人耳语声。少焉，即见一人启帘入。询余曰：贵姓是黄？余曰是。向余一揖，余亦报以一揖而退。时余之外室有持枪警察四人，昼夜监守。余叩以斯人为谁？曰伦贝子也。余忖其必以震惊革命党三字而来，在彼之意，必以为系三头六臂，不图乃一白面书生也。又明日午前，警察来告，谓肃王将晤谈。俄见一人入，见余翻阅残书，彼谓余曰：此时正好读书也。犹忆从前令先祖，不知是黄汉昇，还是那一位，曾在狱中与夏侯胜学易。夏侯曰：此时还学甚么易经？黄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余当告以是黄霸，字次公，非汉昇也。彼乃笑谓余曰：汝看得很熟，很好很好！旋谓我尚将晤精卫谈谈，遂去。

至三月二十日午前八钟，巡官来谓肃王传汝等询话，导余至一客厅，精卫亦至。肃王以滑稽态度谓余两人曰：汝二人亦久违矣，今特为汝介绍，有甚么话，尽管随便谈谈。时室中尚有厅丞章宗祥及佥事顾鳌。肃王谓余曰：此次之事，王爷（指摄政王）甚震怒，我与之力争。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革命党岂止汪、黄两人乎？即使来一个捕一个，但是冤冤相报，何时是已。如今已争到徒刑，但是在有期无期间，我还要为汝争也。不过此次有一人很费得力呀，其人为谁，即程永生也。旋又谈及：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天讨》（民报增刊）所插的画，（为苏曼殊所画翼王夜啸图及射狐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不过《民报》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时余未及答言，精卫曰：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彼闻此言，当即坚一拇指曰：到此生死关头，尚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

直谈至午後三钟，刑部方面屡催起解，彼犹依依不舍，谓为相见恨晚。且谓余曰：我这面惜无房舍安顿二位，刑部监系未改良的，恐待遇有不周之处，都向我这面看看。如须阅何书报，尽管写信来，我当然办。旋即用骡车派军队护送至刑部，狱官问姓名毕，即入狱。余居第三监，精卫居第四监，罗伟章居第二监，罗乃十年监禁也。所幸者，顾巨六为余等交涉作官犯办，得享小屋，用自己铺被衣服等优待。其他如全副刑具以及饮食等，皆与常犯无异。至次年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冈一役消息传来，知云纪及诸好友皆被难，余与精卫痛不欲生。迨至八月十九武昌起义，北京震恐。余等平时尚能阅报，至此亦禁止矣。泊九月初六，宣统下罪己诏大赦党人后，资政院议员刘鸿岷、易宗夔等具书质问刑部曰：朝廷既大赦党人，何以汪、黄两人犹禁在狱？刑部推诿此案系民政部送来的，不关我部事。又问民政部，讵该部亦推此案已经交过刑部，不关我事。后乃两部一齐质问，两部无法，乃奏请释放。当下上谕，略谓《政治嫌疑犯某某等，着发往广东交张鸣歧差委。》时九月十六日也。余等在狱计十七阅月，中间有御史请开党禁者，惟赵尧生先生一人耳。而请治罪者，亦有胡思敬御史。犹忆其文中有《汪、黄二逆，东西法律在所必诛》二语。当在狱中时愤极，拟出狱后前往请教胡御史之东西法律。

既出狱后，未几精卫即偕赵铁桥赴石家庄，后与杨度组织共进会，以谋和议。而余亦赴天津，与杜、黄等组织京津同盟会，旋即偕黄禹昌、彭家珍等赴沪分头工作矣。此其经过之大略也。(录自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戴传贤墓表

贾景德

公讳传贤，字季陶，吴兴戴氏，迁自休宁，高祖入蜀，寄籍广汉，四世生公。少而英跱，初入成都客籍学堂，志锐才肆，同辈秀孝，或长以倍，逡巡倾折，为不可及。主者对学科意有偏重，力争不获，去而东渡，肄业日本大学，习法律，年始十五，一时诧为终贾。十九归国，教授江苏，抨弹君宪，侃侃触时忌。纪元前二年，主笔政于上海《中外日报》，嗣主《天铎报》；又走槟榔屿，主《光华报》。民国既建，历主《民权报》、《民国杂志》、《星期评论》，华年精力，十九殚于笔舌间，犀利警僻，竦动耳目。天仇之作，常在名捕中，世人亦啧啧称许，不必相识知；天仇者，当时论著自署也。

遁居南洋时，鼓吹革命，加盟为同盟会员，国父督办全国铁路，任机要秘书，夙受知遇，至是益亲，朝夕左右，经综密勿，南朔内外，靡役不从。于党则任中华革命党浙江支部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于政则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外交次长，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长。随扈旧京，逮闻末命，盖未尝顷刻离。亲炙既久，认识至真，以为国父撰述，规抚弘远，皆本于国情，而达于世用。植根经术，旁采众论，前有所绍，乃后有所施。浅见者或震于理琦，或昧于统绪，倘不善学，几疑玉卮之无当；邪说异端，甚且乘之以窃入。乃探其为学之途径，写其方略之次第，以有《三民主义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二者之作，取遗教精理要义，始终条理，金声而玉振之，明为坦途大道之确可循守，国是以立，群疑渐定，其关系有至巨者。

国民**肇建，被选为国民**委员。十七年实施五院制，首以委员兼考试院长，至三十七年宪法施行，始力辞以去。久于职任，垂二十年，民元以来，所未有也。一切考选铨叙制度，无不首自订定，准古酌今，蕲宜适以得至当。官联之义，尤所究心。考铨之制，有涉其他院部者，皆就其全体，通筹并进，无使杆格。渐而不激，人和事举，试士审官，皆有法式，以弘国家树人之计。首届高等考试，躬主其事，用昭郑重。属僚计分有误，自请严议，罚俸三月，官常肃焉。嗣是登进髦彦，盖以万数，舆论推其明允，翕服无异词。

轸念虚耗，爱惜帑藏，一钱之微，必于有用。试院廨宇，指受营度，庄严闳阔，称其为人。顾兹所费，乃出节余，巨工以成，而司农无扰。乐育之心，随地流露，于吴兴故里，创后林小学，嘉惠邻里；于洛阳设行都慈幼院，覆庇孤寒；与于右任、张溥泉诸先生，创农林专科学校于武功，储为开发西北之用。先后任中央政治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以中山大学委员长校长为最著。而主持中国童子军为最久，裁成規制也，亦慎且详。于党事则连任中央执行委员，终其身无稍间，宣传训练各部之成立，皆首任部长。于军事则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主任，调护淬砺，众以大和，骏其奔走，允洽于民情，北伐统一，实茂厥功。

经略之怀，致意边徼，辛亥癸丑，两走东北，交结贤豪，有所规画，当时或未尽遂，后乃往往得其用。筹边之方，以启迪知识，尊重信仰，保持地位，开发利益为先务。边人晋接者，推情衡理以应，各如获所愿，不稍觖望，风声远被，莫不爱慕。创新亚细亚学会，征会员，出书报，研究贯串，瓯脱斗绝者，了然指掌衽席之上，咸敦辑睦，以无隐情。二十九年，访问印度缅甸，周知四国，博涉三藏，言论风采，见者耸异。出以恳恻，不事支离，尤善甘地，与论缟紵之交，用能尽得诚款，倚为辅车。抗战既棘，海外转输路绝，终赖印缅，以为储胥回旋之地，实造因于是役也。

少学日本，娴习语俗，继随国父，往返再三，遍游朝野间，益洞烛其情伪。十六年奉命使日，睹彼邦武人叫嚣凌厉，不可约束，知乱机已成，我且先受其祸，引为至忧。二十年辽变作，以晓畅东事，任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坛坫周旋，时有以折其牙角。顾旰衡世局，逆料祸患，不止于是。二十八年后，寇侵愈烈，人或惴惧，昌言不义自毙，日本必败！惟幸胜乃尤不可狃，战后凋敝，经纬万端，元气恢复，匪由蹴致，安危之机，操之在我，非人所能挠，亦非人所能助，日诏国人，加以警惕。暴敌就降，欢声雷动，闻之衋然，若有大戚，谓苟非有以自立，则危难可跂足而待。还都以来，时事日非，忧心日甚，独居深念，未或稍展眉头。

三十七年秋，受国史馆馆长之命，迟迟未视事；固以体瘁，亦由张前馆长没于任，停柩尚未归葬，素交至笃，有所不忍于中也。岁暮移疾，暂驻广州，欲返蜀中，扫墓养疴，兼恤亲故。行期既戒，乃以忧劳骈集，遽谢宾客，时维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春秋六十。

鸣呼！自昔草昧经纶之际，必有启辅茂宰，陈谟矢训，弼成开运，翊赞鸿猷，以光伊皋一德之盛。降及晚进，学术事功，遂至不易兼具。公则早雄于文，风发澜翻，若子瞻、同甫，人惊其才。继居政地，久赞机衡，纲纪四方，论思治道，典章制作，诸大手笔，多由草创，或加润色，弘深凝重，乃若敬舆载之，人钦其度。晚以元老，桢干邦家，即其余事，亦足掩映群流。乃不自满假，进德益猛，向学益勤，操沁亦益苦，抗希古人，慨然引世道为己任。以淑身莫先于孝，经国莫大于礼，孝以立身，礼且范围一世。三十二年，主持议订礼制，成《学礼录》三卷，虽为引伸未竟之作，然谓国父制作，无不本于《周礼》，其特示人以《礼运》、《大学》、《中庸》、《孝经》之义，实皆孔门习礼之书。而以近四十年，破坏礼教，集矢周孔之谬说，遍于学林，视为大患。造端立极，学已直达本原。居常讽及曾西讥管仲之语，即怃然无复怡颜；孤怀至虑，更邈乎不可攀跻矣。

景掌铨七年，兼从议礼之役，亲接谈燕，不独职司，论政言学，滔滔穷日夕。间有开陈，每蒙采纳，窃不自谅，思致力于所事，小瘁微疴，辄承临榻慰问，勖以俟机缓进，俾毋过劳，谆语蔼容，感心存目。综其生平，服膺国父，能见其大。与今总统蒋公，深鍼芥之契，耿耿著直节，献替谋猷，不以表襮于世。责躬则忠以为国，推恩则仁以爱人，斯诚所谓巨人长德，举古大臣风度，儒者襟抱，而兼有之者。薨之次日，适**南迁，景自沪飞粤，敬临其丧。公子安国，奉柩返蜀，将以四月三日，葬于成都外西枣子巷先茔。于其行也，请为表墓之文。公有大名于海内，勋德隆重，元首明令褒扬，宣付史馆立传。行事本末，福州陈君天锡，相从最久，为年谱以记之。今所述及，则在志事，弘济多难，无忘德音，斯有待于来者。

周晞颜先生传略

刘泗英

周晞颜先生字伯扃，四川资中县某乡人，因其地有溪，清流映带，竹木修洁，号曰逸溪。从南溪县包郁字弼臣先生游，为逊清秀才。文宗六朝，书法北魏，一洗时俗之敝。初任教重庆府中学堂，常以周濂溪先生《说易》为国文教材，授课时语多幽默，引人发噱，学生咸呼曰《老君》。

当辛亥革命，先生早隶同盟会，重庆酝酿独立，府中学堂监督杨沧白先生秘密推动甚力。初选学生之优秀笃实者加入同盟，宣誓时，辄以拳铳实弹窃发，以验其胆识。所居近校，常于午夜与张培爵、朱之洪及先生密议，一夕为逻者所侦悉，照以百步灯，踪迹毕露。官府疑有异动，立令提去府中学堂兵操所用之九子枪百挺，学生几骚动。沧白先生力持镇静，若无事然。

伯扃先生工篆刻，独立前夕，阴购矿石大数寸，就暗室密刊《蜀军都督印》及《蜀军总司令印》各一方，不意为人瞥见，因挟两石于两腋间，嘱校工雇肩舆帘下垂，伪为女眷，以是人皆不察，而直舁入凤凰台某妓院内寝，由妓启帘，一笑而入，此印即为蜀军**成立时所启用。同盟会员朱必谦先生，亦府中学堂教习，尝和先生诗云：《相携同上凤凰台》，盖指此也。蜀军**成立，先生任秘书，掌理机密。其次年，任江北县县长，清廉自持，士众悦服。嗣归隐田里，杜门不出，号逸叟。

抗日战起，先生关心时局，时与旧友门人通函札。民国二十八年，杨沧白先生自沪还蜀，先生颇欲来渝话旧，未果行，而沧白先生遽归道山。故旧门人乃就东川书院重庆府中学堂旧址，改建沧白纪念堂，先生为书楹联，因录民元双十国庆联云：《革命胚胎之地，中原元气所存》；擘窝榜书，气魄雄，为陪都人士所称仰。先生有诗云：《沧白堂为旧讲堂》，意即指此。

先生喜作骈体文，于诗则一任自然，兹录其谢门人某赠金佛新茶及宜兴壶大小各一诗云：《又送新茶至，故人情更多，白毫盛紫碗，红焰沸清波；泛泛鱼翻百，国飕风动柯；清香浮四座，对此乐如何？》《内人欢不浅，壶又玩宜兴，仿古真堪羡，高情喜得朋；以诗谢越石，长啸学孙登；自此对明月，花畦槛共凭。》此诗成于民国三十五年清明。是年端午，先生复寄书与余，附四绝句，其末首云：《死别生离念泗英，他生难卜作师生；碑文墓志需君笔，又惧中原久被兵！》时共匪扩大叛乱，先生忧心如焚，未几易箦。其原函首尾略云：《今年多病，日惟食粥一小碗，但思饮茶。》《惟闻共产党种种苛虐，无法应付，众人纷纷议论，无报可阅，得暇来书为望！》其忧世悯人，至死不已。中原一日不复，先生其能瞑目乎？

吴鼎昌传略

文守仁

鼎昌，字达铨，别号前汉，其先世由浙之吴兴游于蜀，定居华阳，故为华阳人。前清光绪季年，以四川官费资往日本留学，毕业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归国后应学部试，授内阁中书，教授北京法政学堂，先后任奉天本溪湖铁矿局总办，江西省大清银行分行经理，及上海大清银行监督。

民国初，改大清银行_为中国银行_，氏任北京中国银行筹备员。三年，任天津造币厂监督。其后历任政事堂参议，国务院参议，造币总厂监督，财政部次长。八年，南北**议和于上海，充任北方议和代表，嗣任天津造币厂厂长。九年以后，任盐业银行总理，兼金城、大陆、中国、盐业四银行联合会主席，北方金融界，资其领导。十五年接办天津《大公报》，兼任社长。二十五年，任国民**实业部长。二十七年，改任贵州省**主席，历时六载，殆与抗战相终始。三十四年，任文官长。三十七年，改任总统府秘书长，历仕南北，回翔中外者三十余年。

氏为人从容有大度，尤富谋略。其在黔政绩，尝闻诸黔人云，为治持重，不之名，尤于网罗人才，不分界域，以是事举俗靖，人无间言。天津《大公报》在氏接办前，原无销路，已濒破产。及氏任社长后，力加整顿，又得华阳胡政之、关中张季蛮主持笔政，协力同心，不数年间，风行海内，抗战期间，曾得友邦之重视。惟其后分社日增，氏既从政，未遑兼顾，而季蛮早以劳瘁卒，遂为异党分子觊觎篡夺以去，亦氏所深扼腕者也。氏以三十八年卒于香港，年六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