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1988年）

前言

我国人民在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漫长岁月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史料。特别是戊戌政变以来，我们国家经历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于剧烈的斗争和变化之中，史料也随之愈益浩繁。这些史料反映了我国人民在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苦难情境，加深了我们对今昔对比的感性认识；也反映了我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进行艰苦斗争的光辉历程。它鼓舞着我们奋发努力，不断前进，自觉地投身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江津毗邻重庆，历史悠久，人多物阜，素称“蜀中巨邑”。从古昔到现代，从物质资源到物质精神生产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蕴藏着丰富的史料。近百年来，在一些重大的斗争、重要的转折和重大的事变中，有的人作过不同程度的贡献，有的经过各个时期的变革，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对一些历史老人的“活资料”，更需及时“抢救”，以免湮没失传。这些史料“可以补史之阙，参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能够从各个侧面反映出时代的面貌和步伐。对我们加深认识近现代史的发展规律，增强爱国主义感情，以及为四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都是有帮助的。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深入贯彻、两个文明建设的迅速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空前广泛，对文史资料工作不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们根据人民政协的性质和特点，从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并为建设两个文明服务出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实事求是原则，通过广征精选，编出这个具有本县特色的选辑。其中不少稿件系作者亲身经历或亲见亲闻的第一手材料，可供历史研究参考。由于一个人的经历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或因年久记忆不清，叙述中难免有失准失实之处。这些都留待历史学者的研究和鉴别，同时欢迎读者给予补充和订正，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

在编辑过程中，承中央军委聂荣臻同志惠赐近照、中共四川省委聂荣贵同志为《选辑》题词，给予我们以极大的鼓舞，我们在此致以崇高的敬意！

罗树乾 1988年2月15日

目录

• 我的青少年时期 —— 聂荣臻（1）

• 聂荣臻同志中学生活片断 —— 林凤栖（10）

• 辛亥革命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布告全川父老文 —— 肖湘（14）

• 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的前前后后 —— 卞稚珊（20）

• 回忆二十年代前后的江津 —— 王利器（46）

• 江津文物考古及岩墓之探索 —— 邓少琴（55）

• 指点江山入画屏——谈江津县清溪沟水库的建设成就 —— 邹泽鑫（62）

• 在“重庆谈判”中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 —— 张醴泉（65）

• 辛亥江津保路运动琐忆 —— 周绍贤（70）

• “五四”运动在江津 —— 古基祥（73）

• 一次重要的使命——回忆为红二军团护送重要文件的经过 —— 冉哲威（79）

• 江津“九·三”起义 —— 刘表兴（86）

• 罗世文、车耀先二烈士遇害见闻 —— 刘静涵（99）

• 江津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对国家的贡献 —— 肖烈（101）

• 冯玉祥将军在白沙动员献金救国纪实 —— 程智铭（113）

• 黑石山风景文物 —— 罗昌一（118）

• 长联巨匠钟云舫（附对联三副） —— 龚灿滨（128）

• 文苑奇葩——试谈钟云舫《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长联 —— 马骞（140）

• 阎松父艺坛春秋 —— 漆宇声（143）

• 江津广柑 —— 彭卫明（152）

• 江津枳壳的沿革 —— 傅荣（164）

• 谈江津广柑酒 —— 罗元臣、王志君（172）

• “天府花生”的创始和发展情况 —— 张振弟、漆瑞贤（175）

• 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实验区概况 —— 杨锡龄（178）

• 国民党政权下江津粮政的种种弊端 —— 何志涵（183）

• 江津的盐业概况 —— 戴披星（187）

• 民国时期重庆盐业、金融业的“江津帮” —— 马绍周（192）

我的青少年时期

聂荣臻

故乡与家庭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江津是个丘陵起伏的地方，紧靠着长江，离重庆也近，自然风光很秀丽。吴滩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川东小镇。在江津，聂姓是个大家族，到我这一辈，按家谱排是“荣”字辈，所以给我起名荣臻。

我出生的时候，家庭已经破落了。从我记事时候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乡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我的父亲聂仕先，因度日艰难，每日除了干活的辛劳，就是为家庭生计发愁，留给我的印象是老诚持重，沉默寡言。母亲唐氏，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于操持家务、抚养我和妹妹上。年幼的妹妹，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从小呆在家里。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一些，但一家人感情融洽，相处得很好。

辛亥革命与政治启蒙

我到上学年龄的时候，正处于辛亥革命酝酿时期。国家政治上的激烈动荡，各种社会思潮的日益活跃，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新学与旧学的交替和斗争，所有这些，都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封建社会正在瓦解，民主主义正在兴起。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动，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堂政治课。

由于家庭困难，父母把我送到外祖父家读私塾。外祖父家距我家不远，是当地比较富有的一个地主家庭。教私塾的，是一位前清秀才，整日里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沉闷得很。

但在外祖父家，也有难得的乐趣。那时，我三舅在重庆政法学校读书，政法学校是当时重庆的最高学府。他经常回家，一回来，就带来许多社会消息。舅父的亲戚朋友，有的是共和党，思想倾向保守；有的是国民党，当时比较激进。他们碰在一起，常常争论各种问题。我虽年纪很小，不懂政治，但觉得他们的争论很有趣，对城里来的消息也感到新奇。尽管搞不清共和党是怎么一回事儿，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无所谓，但已模模糊糊地觉得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就这样，政治需要变革的想法，不知不觉地闯进我年幼的心灵之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不时向四川卷来。清王朝政府对四川的统治摇摇欲坠，整个四川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由于四川富饶，清政府不甘心放过这块肥肉，加上四川又是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它要统治西南，必须控制四川。但是，清政府又深感鞭长莫及，因为四川交通不便，它与外界的主要通道是靠长江，运兵进川和运物资出川，全凭着长江。除长江之外，就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了。同时，四川人民富有反抗精神，对清王朝的统治并不买账，不断掀起各种斗争。因此，清政府对四川人民又气又恨，统治手段特别残酷。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谈，清朝的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可见对四川人厌恨之深。可是，四川人还是争了一口气，有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这个人辛亥革命前就在成都办高等学堂，热心教育事业。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人出了气、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话”，说什么“骆”字拆开是“马”字和“各”字，“角”和“各”字在我们四川是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

以后，我听到的就是“保路”运动，这个运动在四川闹得最为轰轰烈烈。清王朝为了侵吞四川民间为办铁路而筹集的巨款，竟然宣布四川的铁路由民办收归国有。这样一来，四川人民对清王朝的愤恨，就象火山一样迸发了，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那阵子，一天几个消息，一会儿听说捉了赵尔丰，一会儿又听说捉了端芳，以后又听到把这两个家伙先后处决的消息。当我们听到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心里真痛快极了！

在这伟大的变革的日子里，我们大家再也无心读那些“之乎者也”了，整天在一起议论这些激动人心的大事，老师也不怎么管。在当地，我们最关心的是“同志军”围攻合江。合江知县黄炳燮，凭借合江城三面濒江，城墙坚固，只有西门是陆路出入口，而这里又是高岗，在当时条件下，确实易守难攻。他坚守合江，拒不投降。同志军汇集各路民军几万人，围攻合江几十天，从九月下旬一直打到十二月初，黄炳燮才觉得大势已去，出城投降。但到后来，合江又落到云南军阀手里。

走进新式学堂与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式的私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逐渐被新式学校所代替。我也进入新式学校读书，知识面逐渐开阔起来。虽然还学文言文，但白话文越来越多，此外还增加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使我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即现在的江津第一中学）读书。这所中学设在江津县城，是本世纪初创办的。那时的学制为四年，规模比较大，有好几百人，学生都是住宿生。我进校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班（即第八届）的学生了。

中学时代，我已十八九岁。在这里，我一面读书，吸收文化科学知识，一面从当时国内国外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地思考，寻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道路。

辛亥革命带着先天的软弱性。革命胜利不久，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复辟称帝，接着就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和反对军阀混战，对我的思想触动最大。

江津中学订有各种各样的报纸刊物，包括《新青年》这样的进步刊物。另外，四川虽然交通闭塞，但电报还是通的，各种消息通过电讯传到四川，这些消息又在报刊上广泛传播。我们这些青年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弊，抒发爱国热忱。

签订二十一条以后，大量日本货流入中国，也源源不断地流进四川。处在长江边上的江津县城，商业比较发达，所有百货商店摆的几乎都是日本货。这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反感。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正值寒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

寒假中，由我们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我在寒假中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这是我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寒假结束，回到学校。不久，北京发生“五四”运动。我们也在学校和江津县城街头集会游行。同学们撒传单，贴标语，进行演说，号召以抵制日货来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实际行动。我们与江津甲种农业学校等学生联合在一起，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

这样一来，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了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我们还沿江巡逻，凡装有日货的船只不准靠岸。

这时，江津县长聂述文出面调停。说是调停，实际上是想压服。谈判的时期，江津县驻军团长王天培参加，会场外面站满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聂述文唱白脸，王天培唱红脸，企图迫使学生屈服。青年学生血气方刚，根本不理他们这一套，坚持要焚烧日货。商人们则在聂述文、王天培支持下，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双方相持不下，几经谈判，都没有解决问题。

当我们得知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同学们的愤怒情绪到达顶点，立即集合，要上街游行。津中校长邓缡仙（此人是国民党员）、学监李耀群、罗中林百般阻垄，先是劝说威胁，后来干脆关上校门不准上街。我们一二百名学生，一气之下冲出校门，串连其他学校的同学，游行到“文昌宫”将日货搬到河边，全部烧毁。这样一来，引起商人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我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我们就离开学校。

很显然，我们几个学生代表在学校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也是促成我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这种焚烧日货的行动，做得有些过火。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拿钱买的，烧掉不是可惜了吗？而对日本人毫无损失。相反，烧了日货，侵犯商人的利益，反而造成商人对我们的不满甚至仇视。宣传抵制日货无疑是正确的，但爱国运动的目标应该自始至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把商人作为说服争取的对象，动员他们一起参加抵制日货的行动。那个时期，我们这些学生少年气盛，一怒之下，就不考虑后果如何了。

痛感军阀混战与工业救国

在中学时期，另一件对我影响很深的事情，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它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落后不堪。在四川，也是大小军阀混战不已。有个军阀叫刘存厚，长期盘踞川北，一直到我们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到川北建立根据地时，才把他消灭。

四川军阀有个特点，因为交通不便，经常是关起门来打。需要的时候，联合“客军”打对手，客军就是云南、贵州的军阀。而四川军阀自己则从来不打到外省去，这主要是因为四川富有的缘故。在兵荒马乱之中，各地成立许多民防团，大多用以自卫。在我们江津，也成立了民防团。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回研究四川武斗问题，我对毛泽东同志说：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要解决四川问题，可不简单，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同志听后笑了起来。

军阀们打来打去，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弄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中学时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们感到苦恼，痛恨军阀，尤其对外来的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但是，那时我很年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总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出路何在？我当时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家富强了，也许能改变这种局面。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困落后，更增强了我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这是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多少有这种印象：这个革命是进步的，成立了劳农政府，感到新鲜，但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又众说纷纭，各有各的主张，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即改良主义）也夹杂其间。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比较大，但我认为他们的办法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许多道理我还弄不太懂，所以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没有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要说有些影响，那就是我深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变才有出路。至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看到的结果是到处碰壁，不能解决问题。

进步思想界提倡反对封建、反对禁锢妇女、反对八股文，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向西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等，这些我都是赞成拥护的。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怀着变革现状的热情，一九一九年暑假期间，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了。

远涉重洋与缅怀先烈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去法国人数最多的，一个是四川，一个是湖南。在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据最近不完全统计，江津一县就去了三十多人。

我约了几个同学先到了重庆，是想打听一下，究竟是经过预备学校好，还是直接去法国好，再就是了解一下去法国的手续、费用等具体问题。在重庆得知留法手续很简单，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只要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在预备学校又主要是学法文，大家商量说，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到法国学法文，比在国内学效果好，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哪知回到家里，父母不同意。我在家里是独生子，父母舍不得我远离家乡，担心我飘洋过海，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听了，也觉得有道理。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去法国。

自己去法国，要一大笔钱。家里穷，就靠我几个亲戚帮助，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这样，我和十来位同志怀着富国强兵的理想，先到重庆，通过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到法国领事那里办了护照。从此，我一别故乡，就是三十六年。

一九五五年我到西南调查军事工业的情况，才重新回到时常思念的故乡。回到家乡，真是思绪万千。我的父母和许多亲朋故交已经去世，我默默地思念他们。但最使我思念的，是那几位为革命而牺牲了的同乡同学。那次回家，我到了江津中学，一到学校，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吴平地等烈士形象，立时浮现到我的眼前。他们在学校时就追求进步，关心时政，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切磋琢磨。

吴平地同志牺牲得最早，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中文基础很好，一九二〇年北上考进北平师范大学后，经常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加入了共产党，给李大钊同志当助手。不幸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同李大钊一起被捕牺牲。

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同志也于一九二〇年前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其中钟汝梅是与我一路走的，一九二一年还一起在法国克鲁邹钢铁厂做工。他在法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我们在莫斯科学习回国，他也到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江苏省军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

戴坤忠、傅汝霖同志回国后，被派往洪湖地区贺龙同志的部队中。一九三二年我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听到这两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先后英勇牺牲的消息。

我站在校园里，默默地缅怀着几位先烈，为战友的牺牲而悲痛，为我的母校哺育了这样几位先烈而感到自豪。现在江津第一中学已经为他们建立了“革命烈士纪念碑”，以纪念先烈，教育后人。

（本文摘自《聂荣臻回忆录》，标题为编者所拟）

聂荣臻同志中学生活片断

林凤栖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同志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功勋卓著，举世共知。笔者有幸，能在聂荣臻同志的母校四川省江津中学（现为江津第一中学）读书，并于解放后在校一直从事工作。耳闻目见（主要是资料），深感中学时代的聂荣臻同志，不管在学习上、作风上，还是工作上都非常值得学习，令人钦佩。

刻苦严谨的学习作风

聂荣臻同志从江津县九如镇（现为油溪镇）高等小学毕业后，于一九一七年八月考入江津中学学习，直到一九一九年底离开。

那时聂荣臻同志学习刻苦，作风严谨，生活简朴，善于思考。上课听讲专心，课后复习认真，下晚自习还在油灯下读书，并常常独自在僻静的过道上面墙而立，集中精力看书。学习中遇到难题，他从不轻易放过，也不轻易去问别人，总是查阅资料，反复思考，直到弄清楚为止。他特别爱好文学，很会讲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的作文曾几次在全校张贴展出，保存下来七十多篇作文（可惜在“文革”中遗失）中，就有三篇得了一百分。

学校现在仅存的有关当年他的操行考查簿，装帧虽然简朴，但字迹清晰可辨。它记载着：

“容仪——衣服朴素；动作——活泼，上课专心；语言——不欺、温和；气质——天性温和；智力——记忆力强；感情——进取；意志——坚固”。

投身“五四”与反抗强权

聂荣臻同志不仅刻苦学习，而且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和傅汝霖等同志一起，冲破学校的阻拦，组成“江津学生联合会”。他们经常上街游行，宣传讲演，高呼“惩办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并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

他们先宣传劝告不用日货、不卖日货，后对不听劝告的“乾坤泰”、“鸣盛和”大商店，将搜出的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还派人到河边查看，一发现装有日货的船只，就不准靠岸。唯利是图的少数商人，勾结驻军团长王天培、县长聂述文干涉镇压。在召开学商两界代表会议时，王天培等在会场四周布置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可是，同学威武不屈，据理陈辞，申明如再不听劝告，即将收存的日货焚毁。少数商人以为有驻军支持，哪里会听劝告呢，会议当然没有结果。

学生们便采取了焚毁日货的行动。一九一九年六月的一天，江津中学的同学行动起来了，校长邓缡仙（鹤丹）、学监李耀群等百般阻拦，并令关上校门。学生愈来愈多了，计有一百多名（当时全校约二百名学生）。聂荣臻、傅汝霖等在群众中鼓动大家：“不要怕，冲出去！团结就是力量！”一百多名同学终于冲出大门。事先，他们就与甲种农校联系过，此时农校一百多名学生正在街头。

在那个时代，有几百人上街游行，可真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聂荣臻同志有胆有识，他在队伍中昂首挺胸，每到稠人广众处就侃侃而谈、讲明利害，不少人受到鼓舞。大队伍到达“文昌宫”，群情激愤，游行队伍涌进去，抬的抬，抱的抱，将日货一古脑儿送到河边烧毁，火焰漫天，显示出革命学生的斗争精神。

反动派的面目更加狰狞。就在烧日货的第二天，王天培等带着武装士兵，气势汹汹地赶到学校，妄图下毒手。校长在反动派的授意下，立即开除了一些同学，并准备在学期结束时默退学生。傅汝霖同学被开除了。学生们又掀起了反对开除爱国青年学生的学潮。聂荣臻同志积极组织同学参加这一斗争，支持被开除的同学为了革命而出走。聂荣臻同志也毅然抛弃学籍，离校到重庆，并决定到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

聂荣臻同志是独子，又是长孙、大外孙，要到外国去，家庭的劝阻那是可以想象的。经过努力，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聂荣臻同志终于和百余名勤工俭学的学生，英姿勃勃，远涉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去了。

革命情深 寄语后昆

一九七八年五月，聂荣臻同志曾为母校题词，并且附了一封情意深厚的长信。从信中，可以看出老一辈革命家英勇斗争的情况。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江津一中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夙富革命传统，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学校就有不少青年投身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记得和我们一起的就有傅汝霖、戴坤忠、钟汝梅和吴平地等同志。傅、戴、钟三位同志先后去法勤工俭学，回国后英勇斗争。但不幸，傅、戴两同志牺牲于洪湖之役，钟汝梅同志也在上海地下斗争中光荣牺牲。去北京的吴平地同志，后来与李大钊同志一道遇难……”。

老一辈革命家就是这样度过他们中学时代的。他们刻苦学习，关心政治，寻求真理，这种精神值得我们青少年一代好好学习和发扬。聂荣臻同志曾亲临母校视察，又两度题词勖勉师生，并多次向我县到京的同志询问母校的情况，这给我们全体教职员工留下了难忘的幸福的记忆。他的关怀，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关心和对青少年一代寄托的殷切期望。我们为有这样的老校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辛亥革命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布告全川父老文

肖湘

编者按： 肖湘，字绮笙，荣县人。早年愤清廷腐败，向往革命。曾与我县邓鹤丹同去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在荣县从事教育，宣传革命。县令捕杀革命党人，先生藏艾叶滩避难。旋即应邓鹤丹之约，来我县白沙黑石山聚奎学校隐居教学。辛亥（1911年）六月，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各地相继成立分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爱国运动。先生同聚奎堂长邓鹤翔等人首义于白沙。接着，江津城宣布独立，建立蜀军分府，召集各乡同志军在城郊大沙坝整编为十五营，支援合江。白沙首义时，先生草此檄文。民国建立，先生任嘉定中学校长。民国七年，邓鹤丹校长江津中学，肖湘来此任教，期中病故，终年四十三岁，葬于黑石山。

盖闻普天公义，在明顺逆；英雄首选，在识时务。

满洲女真遗丑（1），乘机入关，盗窃神鼎（2），二百有六十年。子女玉帛，肆行屠扰；典章文献，恣意颠秽。腥膻淫德，昭播寰瀛（3），天人共愤久矣。迩来外海岳沓（4），危迫朝露。人怀奋拔，思图生存，而彼騤瞿奔触（5），旸腅酣嬉（6）。鼯鼠技穷（7），狼猇性犷（8）。尸居大宝（9），索断焦梨（10）。四布周阹（11），狙我秀桀（12）。百计欺骗，塞我聪明；皮傅立宪（13），瞀乱新政。假途仁义，实行括搜。疮痍遍野，彼则培园陵、崇宫寝，竭脂膏于髑髅（14）。灾异频年，彼则掷金钱，恤邻封（15），倾珠玉于沧海。老弱罢于转饷，盗贼满于山林。彼则赔款割地，售矿贡路，沥汉族之血液，续狐尾之羁魂。更或举吾人汗血筹办之路，涓滴凑集之款，私行抵押，网罗入宫。塞口防川（16），强力压制。如今日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之甚者。

嗟我同胞，生命几何？财产几何？日割月烹，谁堪兹痛！而谐臣媚子（17），社鼠城狐（18），犹且盲不知天，孽同捣鬼，各出狡狯（19），争相维娄（20）。剔肉剜心，鬼魔互媚。若盛贼之为汉奸（21），其罪诚不足数；若赵贼之作虎伥（22），其肉真不足食哉！

吾蜀以保路故，联合同志为极和平之要求。盛、赵二贼，狼狈为奸，代虏弹压。禁锢蒲、罗诸英（23）。钧沈宝印（24），装绘盟书。诱夺戈矛，乾没首级（25）。饰词诬陷，诡计调兵。为一网打尽之契机，置同胞生命于沸釜。吾民意图保路，不忍为激烈手段，破坏秩序团体。犹复扶老携幼，涕血辕门。请诉呼抢，蒲伏衢市。而赵贼悍然不顾，始则背理伤天、开炮轰击，继则惊魂裂魄，设守闭城。假图谋不轨之澜言，藉巡防伪军为鹰犬。淫威所逞，妇孺不留；妖氛所加，鸡犬无类。纵兵四掠，城市丘墟。新温一带（26），尸山血海。兵燹之场，尽是赵贼弹雨马泥蹂躏之地。此真扬州十日未有之奇灾（27），嘉定屠戮未尽之遗毒也（28）。

本会迫于公愤，大起义师。远近闻风，争先投效。旗幡遗孽（29），只用棰笞；绝塞旋风（30），不待鞭打。义旗既畅（31），天日为开。不一月间，滇、湘、赣、粤，同挥反日之戈（32）；苏、皖、豫、陕，共舞降魔之杵（33）。黔、晋并兴，浙、陇遥应。而武汉光复，尤在一昼夜间。全鄂旧用之钤印，尽颁新换之关防。父老扶杖，重睹汉旌（34）。动色欢呼，飞跨霄汉。天心人事，概可推知。

而本会原为各省之先驱，今反濡滞其骏步。不特有惭于汉关秦月（35），亦且贻羞于锦水巴山（36）。用是（37）再接再厉，大声疾呼。气勇如山，风云变色。誓扫奸丑，不共天日；戮力同心，分途并进。直捣成都，以为根据之雄镇；分领夔渝，以联川汉之声威。

勖哉同胞（38），共兹义愤。成败之机，决于一朝。披发叫天（39），齐拼死战。沉舟破釜（40），誓无还心。纷草木以皆兵（41），挟风雷而并起。东南半壁，指顾肃清；大集义府（42），直指燕云。喋血伪都（43），扬旌寰海。倾渤海以灌萤（44），捧昆仑而压卵（45）。无坚不破，有札皆穿。日月重光，山川再秀。推荐勋汉祖，告类帝天（46）。然后隆四千年之汉胤于九天，跻四百兆之同胞于平等。

呜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凡我神胄（47），不乏人豪。丁此时艰，当同义愤。胡弗乘机早出，共建洪勋？即或已入仕途，苟能翻然悔悟，弃暗投明，或任原官，或与超擢。亦无不量才授事，置腹推心。唐太宗削平胡虏，明太祖重建汉族。炮尽雷轰，人皆虎贲（48）。蛟龙乘春而起蛰，虎豹傅翼以生威（49）。

诸父老共处川中，深明大义。投袂而起，杖策来归。踊跃用兵，同仇敌徾。本会当立马以待（50）。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八年九月二十七日（51）。

〔注释〕

1. 满洲女真遗丑：指清朝统治者系满洲女真族后代。

2. 神鼎：引申指国家政权。

3. 昭播寰瀛：指恶迹传播很广。

4. 外海岳沓：指帝国主义者纷纷侵略。

5. 騤瞿奔触：马行威仪也。騤瞿，急遽奔走貌。

6. 旸腅酣嬉：旸腅（yáng tǎn），疾视貌，犹闪烁。指清统治者穷奢极欲，嬉戏不休。

7. 鼯鼠技穷：谓一切阴谋手段都用尽了。鼯鼠，亦称“大飞鼠”，前后肢之间有飞膜，在树间滑翔，尾长，有夜行性。

8. 狼猇性犷：猇（xiāo），狼类。犷，谓犬猛恶不可近，引申为凶悍蛮横。

9. 尸居大宝：大宝，即帝位。指居其位而不尽其职，如死人然。

10. 索断焦梨：意指搜刮尽干枯草芥，竭泽而渔。

11. 四布周阹：阹（qū），围猎之圈。意谓四周布满警卫。

12. 狙我秀桀：意即暗算、杀害我优秀人士。

13. 皮傅立宪：谓凭着一知半解，附会其说，搞假立宪。

14. 竭脂膏于髑髅：髑髅，人死腐烂后的骨头架子。比喻将百姓血汗挥霍于死物或死去的统治者。

15. 恤邻封：指讨好接邻的帝国主义。

16. 塞口防川：堵塞老百姓之口不让说话，比防川更难。

17. 谐臣媚子：专事附和和谄媚的小人。

18. 社鼠城狐：比喻依势为奸的人。亦作“城狐社鼠”。社鼠，社庙中的鼠；城狐，城垣中的狐。

19. 各出狡狯：狡狯，谓人狡诈奸滑。

20. 争相维娄：即争相拉拢勾结。维，连结。娄，牵拉。

21. 盛贼：盛宣怀（1844—1916），近代买办官僚。1911年任清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用“铁路国有”名义，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干线铁路权作抵押，大借外债，激起铁路风潮。武昌起义爆发后被撤职，逃亡日本。

22. 赵贼：赵尔丰（？—1911），清末汉军正蓝旗人。1911年署四川总督，镇压保路运动，屠杀请愿民众，激起四川人民的武装反抗，后被民军杀死。

23. 蒲、罗：蒲，指蒲殿俊（1875—1935），1911年铁路风潮起时任四川保路同志会会长。罗，指罗纶，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

24. 钧沈宝印：探索幽渺。这里是精心仿造、伪造的意思。

25. 乾没首级：谋害、吞没的意思。乾没，牟取，侵吞。

26. 新温一带：新津、温江一带。

27. 扬州十日：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南下，明史可法坚守扬州。阴历四月二十五日城破后，清兵曾大肆屠杀十天。

28. 嘉定屠戮：顺治二年，清军下江南，在嘉定（今属上海市）进行三次屠杀，称“嘉定三屠”。

29. 旗幡遗孽：指满清统治阶级人物。

30. 绝塞：要塞。

31. 义旗既畅：畅，此处意为顺畅展开、盛大。原字“鬯”为盛弓之器。

32. 同挥反日之戈：此处“反日”或为“反清”或“逐日”之笔误，借喻努力奋战。

33. 降魔之杵：借喻为打妖怪的武器。

34. 汉旌：汉族的旗子。

35. 汉关秦月：喻指汉族江山。

36. 锦水巴山：代指四川。

37. 用是：因此。

38. 勖哉同胞：意为勉励啊，同胞们。

39. 披发叫天：怒发冲天、向天呼喊的意思。

40. 沉舟破釜：即“破釜沉舟”。比喻下定决心，拚一死战。

41. 草木皆兵：前秦苻坚兵败，惊慌逃走，感到草木都是晋兵。这里是说大家奋然起义，使敌人惊慌丧胆。

42. 大集义府：意思是声张正义，集聚义师。义府，正义集中的地方。

43. 喋血伪都：意思是夺取京城，推翻它的统治。

44. 倾渤海以灌萤：倾倒渤海的水来灌杀萤火虫。比喻以强大的人民力量打击腐朽的反动力量，极易消灭之。

45. 捧昆仑而压卵：比喻人民力量强大，一击反动派，它就成粉末了。

46. 荐勋汉祖告类帝天：意思是祭祀汉族祖先和上天，告以大功告成。

47. 神胄：即炎黄子孙。胄（zhòu），后代人。

48. 虎贲：指勇士。

49. 虎豹傅翼：即如虎生翼。

50. 立马以待：意思是准备即刻起义，期待迅速响应。

51. 黄帝纪元：辛亥革命党人所办《民报》多用“黄帝纪元”，以示拒用清朝的年号。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四六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黄埔军校的前前后后

卞稚珊

黄埔军校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简称。以校址设在广州市黄埔港对面的黄埔岛上（原广东陆军学校与海军学校的旧址），故通称黄埔军校。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军事学校，是孙中山亲自创建的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的军事政治人才的新型学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由于在事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亲身参与其事的历史见证人已经不多，它的创建由来、发展经过和消亡情况，特别是“清党”的来龙去脉、在“广州起义”中的光辉业绩，多为人们淡忘。谨将我亲历、亲闻、亲见中之可能记忆者叙述出来，提供历史研究的参考。

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经过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英明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代表的建议，决心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政策，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它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为此，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原误为十四日）在广州召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以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等都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团由李大钊、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五人组成。大会的章程、宣言、宣传三个审查委员会都有共产党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决议。

但是，这个决议在通过之前，两党内部都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

在共产党方面，早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跨党问题经过激烈的讨论，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民主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领导，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同时批判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否认无产阶级需要同盟军，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通过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然后通过了以下决议：

“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中国国民革命的需要。” “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我们的组织，并须从各个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自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后，接二连三地遭受挫折。到一九二二年八月，更因陈炯明叛变而避居上海。当他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由于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启示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他重新振奋起来，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孙中山联合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的态度虽非常诚恳和坚决，但是国民党内部不同的主张却是尖锐的。当时积极拥护和赞助孙中山的，只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等极少数左派，而反对这一主张的却为数甚多，有冯自由、邹鲁、张继、邓泽如、胡汉民等。

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孙中山在廖仲恺的帮助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囚禁了在代表大会上无理取闹的张继，将破坏联共政策的代表人物冯自由等开除出党。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在回答宋庆龄提出的“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明确地指出：“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共同努力，排除了障碍，国共两党终于走上了第一次合作，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从此，中国大革命的帷幕拉开了。可惜的是，孙中山虽然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他却没有对右派分子的反动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也没有坚决地把他们从国民党的组织中清除出去。这就为后来发生“四·一二”政变，最后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破裂种下了祸根。

二、黄埔军校的创办及其组织沿革

国共两党合作后，为了革命成功，单是组成一个革命的联盟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革命的武装。正如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第一期开学典礼时在训词中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这个原因简单的说是由于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成功。”又说：“我们今天要办这个学校是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开始把革命的事业重新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成功。”这就说明了当时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和意义。

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开始筹办黄埔军校。任命蒋中正为筹备委员长，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等为筹备委员，设处办事。先甄录官长，训练下级干部，然后分省招生，并择黄埔岛为校址，以其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当枢要，便于兴学讲武。

五月五日，孙中山特任蒋中正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正式开学，于六月十六日举行隆重的成立典礼。该校设立了由国共两党参加的特别党部。孙中山自兼黄埔军校总理，聘请苏联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后又聘苏联加宁将军为军事顾问。效法苏联红军建军原则，培植一批革命武装骨干，以备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用以实现国民革命。

军校建立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这是黄埔军校的特点，因而与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等有着本质的不同。例如，保定军校、士官学校由于社会制度不同，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宗旨不同，因而强调绝对服从；黄埔军校则重视民主，主张相对服从。规定每星期六学生举行生活会，由学生主持，队长参加，听取意见。我的前任——第五期步兵第二学生大队第六中队中校队长郭唐彪，在一次生活会上，学生指责他不尽职守，提议罚他在总理（孙中山）像前立正三分钟，使他感到有失威信，第二天便自行离职。后来又把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推行到国民革命军各级部队中去，成为国民革命军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北伐战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黄埔军校在组织上是逐步完善健全的。开始时，以总理、校长、党代表各一人组成校本部，下设校长办公厅、政治、训练、教授、入伍生、管理、军需、军医各部及总教官室。校长办公厅设主任一人，每部设正副主任各一人，总教官室设战术总教官一人，各部之外设特别官佐若干人。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又相继成立两个教导团。因学校教育与军事训练日益繁复，故于十一月增设教育长一职，以胡谦任之，秉承校长之命，处理校务。当时为了平定叛乱、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于十二月增设参谋处长一职，以钱大钧代总教官任之，以襄赞军务。

一九二五年一月，曾一度将教授、训练合并为教育部，政治部保留不动，其他各部均改为处，后又增设编译处，以孔韦虎任处长。

到一九二六年，广东军政逐渐统一，局势基本稳定，国民革命军已有六军之众。惟各军均各设有军官学校，各自为政，不利于革命军事的发展。为统一军事计，乃将各军军官学校合并于黄埔军校，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期集中人才，统一管理。改组后，于校长、党代表之下，增设副校长一职，以李济深任之。复任第一军军长兼潮州分校教育长何应钦兼本校教育长（前教育长胡谦因病，由王柏龄代理，嗣由邓演达继任，至是邓调潮州分校教育长）。后因何应钦以军务紧迫，不能视事，乃由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兼代。一九二七年十月，因方已调任新编第十三军军长，所遗教育长职以李扬敬继任。十一月初发生张发奎、黄琪翔事变，同时派兵强提黄埔军校鱼雷局库存武器，李扬敬被迫离职，由第四军教导团团长杨树松（前任叶剑英）继任教育长。与起义军撤离广州的同时，在黄埔军校任职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亦随之撤离，李扬敬卷土重来，恢复了教育长职务。

是年冬，蒋介石自日本回国，先派刘光前来代理校务，复于一九二八年五月间派何遂主持校务。嗣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命令，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翌年何遂辞职，由李扬敬教育长维持校务。五月间奉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命撤销本校副校长，七月任林振雄为教育长，九月本校更名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军官学校”。一九三〇年九月，本校第七期毕业离校，奉校长命停办黄埔本校，林教育长遵命结束。尔后即以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本校，黄埔军校这个名称遂成为历史。

三、教学内容与学生来源

黄埔军校的教学内容：

• 军事课程：基本上是采取日本式的，以学习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为主，与术科典、范、令（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的课堂讲解与野外演习相结合。

• 政治课程：规定学习内容为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十月革命、帝国主义侵略、太平天国等。此外，本校学生可以购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有关书籍。

政治部除对全校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外，在黄埔岛上还做了很多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军校内外的勤杂人员多系岛上居民担任，而且多是青年女工。她们的政治觉悟很高，搬运工、勤杂工无不忠诚老实，以主人翁姿态对待本职工作，搬运军火、大米没有任何损失和差错。这说明政治部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深刻、细致，从一个侧面教育全校教职员生树立正确对待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态度。

政治部系周恩来同志任主任，到北伐战争开始，调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政治教官基本上由著名的共产党人担任，先后有恽代英、叶剑英、肖楚女、韩麟符、聂荣臻、高语罕等。同时还请毛泽东、刘少奇、鲁迅、邓中夏、苏兆征、吴玉章、何香凝等以及苏联顾问作报告。政治部为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还办了《军事政治月刊》、《革命军》、《黄埔丛刊》、《黄埔潮》，成立了“血花剧社”。政治教官除在课堂授课外，还利用每周六由“血花剧社”为学生演剧布景的间隙，针对学生思想，灌输革命精神，博得学生热烈欢迎。

教授部负责安排军事课程。军事教官大部是保定军校出身，一部是日本士官、陆军大学出身，法、英、德、意、比国的军事留学生为数甚少。训练部负责各兵种学生大队、中队（每大队辖四个以上的中队，每中队辖四个区队，每区队管五十名学生）的军事训练。入伍生部负责各期入伍生团、营、连的军事政治常识训练。

学生来源主要是招收中学毕业生，也有大学生、外国留学生、海外华侨。中国共产党则由各地党组织选派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进校学习。此外，为了适应军事形势的需要，前几期有由各省归孙中山所属的部队保送入学的。如第一期的李杲（号岳阳）就是原讨贼川军石青阳部汤子模师的骑兵团长保送入学的。还有为仰慕黄埔军校的革命名声，望风而来的有朝鲜、安南（越南）、新加坡、缅甸等邻近国家的有志青年，把到黄埔去视作最好的出路。如朝鲜人民共和国已故的崔庸健委员长，即曾任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第一学生大队第一中队上尉区队长。

录取的学生先进入伍生团接受一般军士具备的军事政治训练，然后升入本校分科学习。每期规定学制半年，毕业后见习二个月。

黄埔军校是以孙中山手订的“亲爱精诚”为校训，以“怒潮澎湃，红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为校歌。在军校大门曾贴有“革命者来”的横额，两旁贴着“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对联，并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军歌。从精神到物质，从思想到行动，黄埔军校都显示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深感与我住过的保定军校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确是为创建新型的革命军队、改造旧式部队、培养革命中坚、训练军事政治人才的大本营，实现了孙中山说的“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训练一支革命劲旅”、“创立革命军，挽救中国危亡”的目的。

四、国共合作时期的前七期概述

黄埔军校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总共办了六期（第七期由国民党包办）。各期招生名额不等，毕业时期亦多不能如期完成学业。为了适应当时局势的需要，大都是提前结业，或在训练中途即投入使用。

• 第一期：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进校，同年十一月就毕业，共六百四十五人。

• 第二期：于一九二四年八月相继由各地考取进校，分步、炮、工、辎重、宪兵等科。修学时期本定六个月，而以随征之故，延至一九二五年八月始正式毕业，共四百四十九人。

• 第三期：于一九二四年冬在广州、上海等地招考，陆续进校，分步骑两科。曾担任黄埔、虎门警戒，阻遏沙基惨案等，延至一九二六年一月肄业期满，毕业人数共一千二百三十三人。

• 第四期：于一九二六年一月进校，三月间开学，分步、炮、工、政治、经理学科，十月期满毕业，共二千六百五十四人。（从入伍到本校改组，因勤务多，得到安静上课的时间少，如担任广州的卫戍、黄埔虎门的警戒、对各兵舰的监视和看守廖案要犯、第二次东征时在惠州驻防等）。

• 第五期：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开学，分步、炮、工、政治、经理五科。至一九二七年八月，在黄埔军校的步兵、经理两科和在武汉分校的炮、工、政治三科学生都齐集南京举行毕业典礼。除“清党”被清除的学生以外，共毕业二千四百一十八人。（本期学生系一九二六年三月将第四期未升学的入伍生编为第五期入伍生第一团，至七月成立第二团。适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因而本期入伍生炮兵、工兵、政治队奉命随军北伐，参与湖北、江西各役，十月十日完全占领武汉三镇后，即并入武汉分校肄业）。

• 第六期：有黄埔本校、南京本校、南昌分校之分。黄埔六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间招生，先后录取入伍生四千余人，至一九二七年十月升学，分步、炮、工、经理各科，至一九二八年二月毕业。因广州起义之故，中途离校北上者甚众，在黄埔毕业的只七百十八人，其余都到南京本校毕业。

• 第七期：已非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而是国民党一党包办。这期亦有黄埔军校、南京本校、武汉分校之分。仅就黄埔七期而言，学生来源比较复杂，有预科与入伍生之别。预科是第六期学生升学后，招收的学生军和军士教导队组成，其后因广州起义影响，潜赴南京者甚多，仅余二百余人。入伍生是将一九二七年秋第八路总指挥部（总指挥陈济棠）在燕塘组织的干部学校，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改为入伍生部招收的入伍生八百余名。入伍生与预科生均于一九二八年冬升学，到翌年九月只有六百六十六人毕业。

以上说明黄埔军校在国共合作和国民党一手包办时期的七期中，总共毕业学生八千七百八十三名。其所以不能按期毕业，毕业人数有差距，完全是为了顺利进行北伐，必先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因而需要黄埔军校更多更快地输送革命骨干，以适应北伐形势发展的需要。

如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一期还未毕业，即组织黄埔学生军和一部革命军平定广州商团叛变。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开始的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即是以黄埔军校的两团学生军为主力军。六月间又将这支学生军撤回，讨伐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的叛乱。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紧接着又于八月下旬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将粤、桂、湘等小军阀军队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各军中多由共产党人担任党代表或做政治工作，从根本上改造了这些旧式军队的雇佣性质。

特别要一提的是，这年十月三日，蒋介石、汪精卫合谋，竟将孙中山生前任命的建国联军前敌各军总司令熊克武、军长余际唐、师长喻培棣等设宴诱禁于虎门要塞。致使这支秉承孙中山之命假道湘西、出师北伐未成的队伍（又适孙中山逝世，乃回师广东革命根据地，经过湘黔桂粤四省交界的崇山峻岭、地瘠民贫的地区，历时一百三十多天，行程万里，久经锻炼的三万多人的革命劲旅，其中包括刘伯承同志曾经指挥过的百战百胜的第二混成旅在内），竟因群龙无首，不幸瓦解。

由蒋介石派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二军谭道源师长率部来粤北进行强制收编，未能得逞。随又派黄埔一期学生李杲为教导团团长、曾扩情为党代表到连县收容队伍，当将我率领的建国联军随营干部学校的部分学员和全军的伤病官兵八百余人交该团护理。其中随营干校的分队长吴刚、钟百城，学员王侃予、程子仁等则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及第五期的高级班肄业。总部秘书吴礼仓（留日同盟会员，曾任刘伯承同志在川军中的秘书）任朱培德的秘书，并邀我任第三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科长，后并入黄埔军校。蒋介石诱禁熊克武后，接连又进行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南征邓本殷，直至一九二六年二月占领海南岛为止，广东全省才完全统一和巩固了。

为了继承孙中山遗志，结束北洋军阀分裂割据局面，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国共两党同心协力举行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北伐战争。一九二六年五月，广州革命政府先遣由共产党人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向湖南进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七月一日，广州革命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随即派出国民革命军北伐。由于国共合作，军民一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于十月十日打到长江流域，完全占领了武汉三镇。

与此同时，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继续升学。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军校规模随之扩大，任务更加繁重。这时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因北伐离校，由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李济深以副校长代校长名义主持校务。党代表因廖仲恺遇害，遗缺以汪精卫继任。教育长随军北伐后，以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兼任并代校长职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调第一军后，曾一度由邵力子继任，鲁易任副主任，后由总政治教官熊雄代理主任。教授部、训练部由张华辅、吴思豫分任主任。

关于第五期学生升学后的编制情况是：

• 步兵第一学生大队：大队长帅崇兴，辖第一至第四中队（队长方即平、周抟风、惠济等），驻校本部。

• 步兵第二学生大队：大队长肖钟钰，辖第五至第八中队（队长李进德、卞稚珊、申自鑫、郑锡庚），驻蝴蝶岗。

• 炮兵、工兵、政治三科学生：随军北伐，完成任务后编入武汉分校（教育长张治中）受训。

第六期学生入伍时编为两团：第一团团长郭大庸、第二团团长李亚芬，同驻燕塘。

此外，还创设了高级班。班址设在广州市天字码头附近，以周斌任主任，黄慕松任副主任，白兆琮任队长。内分军用化学科、无线电科、军事科三科，以军事科为主。所收学员限于黄埔军校一、二期毕业生或其他正规军校毕业后服役两年以上的军官为合格。著名的共产党员黄公略曾在军事科肄业，当时名黄石。还有军事教导总队，专为训练军士以备前方调用的。另有学员队则是收容前方俘虏的官佐，先后三批，每批八九千人，共计二万四五千人。

此时的黄埔军校生气勃勃，可谓极一时之盛。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对黄埔军校的评价，清楚地说明黄埔军校之所以是革命的、进步的，正是因为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而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基本条件，就是革命的民主主义和革命的三大政策结合起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三民主义的革命灵魂和革命力量。恽代英同志在《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文中说得好：“共产党人为了要促国民革命的早期完成而加入国民党。”这正是孙中山所需要的“新血液”来救活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所以黄埔军校之所以成为当时的革命红炉、民族的希望，不仅因为有了大批杰出的共产党人做教员和学生，而且国共两党党员还可以交叉入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是为加速促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

实践证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到半年时间解放了半个中国，占据了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按照当时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未尝不可长驱直入，乘胜挺进，一鼓作气扫除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势力。

五、黄埔军校“清党”纪实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又日益尖锐起来。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发生，接着蒋介石当上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15日，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等规定。这些都是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领导地位，使蒋介石得以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进一步取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为他以后发动“四·一二”事件准备了条件。

在“四·一二”发动的前一日，即四月十一日，蒋介石就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致进行“清党”。

当时我在黄埔军校担任第五期步兵第二学生大队第六中队中校队长，全大队驻在离校本部几里路的蝴蝶岗。全校教职员生正在为北伐胜利、把统治中国十多年的北洋军阀迅速地给以决定性的打击而欢欣若狂。不料无端传来了令人不快、使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谁都明白无风是不会起浪的，不能不叫人忐忑不安。对此，大家只有强作镇静，不谈国事，以免惹火烧身。但是负有维持军风纪责任的队上官长，却不能放松警惕，不能让军校秩序有所紊乱。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加强训练，多作精神讲话，勤于夜间巡逻。

但无法掩盖的事实是：黄埔军校海军码头到广州市天字码头军校办事处维持交通的班航突然停止了，这就更加引起教职员生的猜疑和不安。同时，每星期六晚上照例在大礼堂由“血花剧社”紫罗兰主演的文娱活动虽未停止，但每次演出利用布景间隙出来演讲的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韩麟符等突然不来了，大家都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每次讲话虽只三几分钟，却能抓住学生心理，引人深思，是使人喜爱的政治思想工作。虽事隔五十多年的今天，仍使我记忆犹新。

这时校外墙壁上又出现了“打倒新式军阀蒋介石”的标语，问题之严重真是出人意外，但谁也没有公开出面澄清问题。军校中平时就已争论不休的两个政治派系——代表左派学生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代表右派学生的“孙文主义学会”，到这时反而双方严肃起来，不多言、不苟笑。而我们带队的军官则以为军校是国共两党重视的教育机关，唯一的职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做好教育工作。因此，军校一直照常上课。

四月十五日凌晨四时左右，突闻紧急集合号音，我从梦中惊醒，尚以为是夜间演习。奇怪的是，大队部为何不照往常那样先打个招呼，使我有所准备。不到五分钟，全大队官生徒手齐集操场。正调整为训话队形时，天边渐见曙光，才隐约发现营房对面小山上埋伏有队伍（军校编制有一营特务营），枪口正对准我们，我才知有异——我们被武装监视了。

正当大家感到惊讶和极度紧张之际，遥望大队长肖钟钰从校本部方向急步走来。等到各队清点人数后，他立即严肃地宣布：奉校长蒋中正电令，黄埔军校着即进行“清党”，并将划清国共两党界限情况迅即上报等语。随即以命令式的口吻命学生中的共产党员自动站出来。仅我第六中队就有二十五人毫无惧色地应声而出，全大队站出来的有百多人。

至此，肖钟钰又宣布：隐瞒身份不站出来的可以互相检举，凡一人检举有二人附议的即应站出来。这是沿用每周六学生举行生活会处理问题采取的表决方式。当时我感到不能把这个办法运用于严肃的政治问题。因为当时共产党员的身份基本上是公开的，而且国共两党党员有的是交叉入党，还有“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之间平日的争论，代表哪一方是很清楚的。双方各自的立场、观点距离很大，很容易出现感情用事，挟嫌诬陷。我作为队长，理所当然地不愿此类事件发生。因此，建议采取一人提议、须有九人附议的办法，才能避免“清党”扩大化。这样一来，就再没有因被诬陷而站出来的了。

相反，入伍生部主任胡靖安是一个极端右倾分子，在他把持的“清党委员会”下，以“嫌疑”二字先后被关在烂石头（南石头）与珠江船上的近千人。这些因“清党”而站出来的学生，随即由四周担任警戒的士兵押送到预设在烂石头炮台和珠江船上拘禁起来。当时我面临我亲手培训的学生的不幸遭遇，爱莫能助，心实难安，只能在我力之所及的条件下给予生活上的照顾。为此，翌日即派本队司务长黄鋆将被拘学生的伙食津贴及所需的衣物送去。好在这些被清洗的学生是由第六期入伍生看守，出于同学、同志情谊，有的明知故放，有的乘隙逃走，最后交给广州市公安局关押的，到广州起义时释放出来的还有一百多人。

与黄埔军校“清党”的同时，再联系到广州发生的事变，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留守广州掌握党政军大权的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等，都是蒋的亲信。当军校“清党”的时候，广州即宣布戒严，派遣大批军警分头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的苏联顾问住宅，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所有的革命工会、农民协会、革命学生、妇女组织都被查封。由此而惨遭杀害和被捕的达两千多人，包括军校政治部代主任熊雄、政治教官肖楚女在内亦惨烈牺牲。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遂因此破裂而告终。

六、黄埔军校在广州起义中的光辉业绩

现在有必要借此机会再谈一谈，作为国共两党合作产物的黄埔军校，从“四·一五”以后是否还有光荣的一页，到什么时候才从历史上消除这个名称。

由于“清党”后的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全被清洗。这时的黄埔军校，除了少数的孙文主义分子外，其余的都是劫后余生，沉默寡言。虽仍照常上课，心情则是十分沉重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惊魂甫定，突又传来汪精卫集团于七月十五日在武汉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和共产党决裂而背叛革命，大规模地封闭工会、农会，压迫工农运动，大量地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他们丧心病狂地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的反革命口号，其残暴不亚于“四·一二”惨案。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了。

汪精卫在叛变革命之后，还急急忙忙潜回军校，以党代表名义召集全校师生训话，妄图收买人心。大家对他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感到十分惊讶。在大礼堂内，含着怀疑和鄙视的千万只眼睛注视着汪精卫在孙中山总理像前，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汪竟一反过去拥护三大政策的口吻，暴露出一个十足的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说什么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主张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不妥协是破坏国民党，放手组织工农、武装工农其计划是消灭国民党。因此，需要坚决地把他们赶走等等。这些一反其常的腔调，遭到了绝大多数师生的鄙薄而嗤之以鼻。

之后不久，蒋介石就来电调第五期学生（包括武汉分校部分）到南京举行毕业典礼，我们率学生由海道乘轮前往。这时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蒋介石正率何应钦第一军、王天培第十军、陈调元第二十七军、柏文蔚第三十三军、贺耀祖第四十军沿津浦路北上，意图收复徐州，反被孙传芳迎头击败。蒋介石于八月六日退回南京，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乃枪毙王天培作替罪羊。孙军正准备大举渡江，在龙潭大战之前，形势十分紧张，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遂于八月十一日仓卒间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举行毕业典礼。翌日蒋介石引咎辞职，旋即经上海转奉化到日本与宋美龄结婚去了。

第五期学生毕业后，蒋介石下令，军事委员会则以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负责指挥。这时孙传芳指挥的李宝章、殷承泽等七万之众的主力，正沿津浦铁路向浦口逼近，南京形势紧张，遂将刚毕业的第五期学生重点分配到据守南京附近及沿江的龙潭、栖霞、乌龙山一带的白崇禧所率第一军、何应钦所率夏威的第七军、胡宗铎所率第十九军等，而龙潭成为八月三十日双方决战、互相争夺的目标。经过一周的战斗，双方伤亡各以万计，其中包括刚毕业就上阵的第五期学生。

我将第五期毕业生分发后，即奉命回黄埔军校接收第六期入伍生升学。第六期入伍生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升入本校分科学习。校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仍由蒋介石、汪精卫、邓文仪挂名。这时广东的实力掌握在第八路总指挥兼黄埔军校副校长代理校长李济深手里，他派第三军军长李扬敬（号钦甫，人称文胆）兼教育长主持一切。何彤任办公厅主任，罗植椿任训练部主任，肖钟钰调步兵第一学生大队长，邓挥任炮兵队长，郑彬任工兵队长，皆驻校本部。卞稚珊升任步兵第二学生大队长，下辖吴纲、白肇学、陈明仁、陈长捷等中队，驻离本校约二华里的平岗。陶春霖任经理队长，驻校本部附近。学生来源：除郭大庸、李亚芬两团入伍生外，还有第八路总指挥部所办的农业训练班五六百人，其中有的只有高小程度亦并入第六期肄业，引起中央与地方派系的隔阂，闹不团结。与此同时，还将原招的预科生（学生军和军士教导队合组而成）与新招的入伍生合编为第七期入伍生，驻燕塘。

经过一番调整后，开始分科上课。学校的秩序、学生的情绪刚刚安定下来，不料十一月初，突然张发奎的第四军派兵一营，由原叶剑英同志领导的教导团中在“清党”时被清洗的第五期共产党学生打先锋（因为他们熟悉黄埔岛上的地形），目的是以突袭方式提取储存（位于校本部与平岗之间）鱼雷局的武器。最使人难忘的是这批虎口余生的第五期共产党学生一登陆，即同住在校本部的步兵第一学生大队发生冲突。由于刚升学还未发枪，每大队千多人只发给供警卫用的五十支步枪。这些打先锋的学生因愤恨肖钟钰在“清党”时不通情理，因而一登陆就找他算账。结果，李扬敬、何彤、罗植椿、肖钟钰、邓挥、郑彬等高级负责人都在紊乱中弃职潜逃。

当时我驻平岗，仍照常上课，突闻校本部方向发生密集枪声，初闻似鞭炮声，旋有岛上居民来报，说成是土匪来抢鱼雷局的枪。这时电话也断，与校本部失去联系，枪声越来越近。我深感护校有责，遂紧急集合全大队教职员生近二千人，就内操场坐下，说明情况，要求准备战斗。我立即同中队长吴纲、白肇学（后在长春、四平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一八二师师长）各率两班精干学生，分道警戒通鱼雷局的桥梁、右翼例吊葫芦和正面的小山上。由于学生初临实战，一进入阵地就打响了，互相射击十多分钟，白肇学手部和一朝鲜学生腿部负伤。我才发现后续部队很整齐，全戴钢盔帽，是正规军不是土匪，乃吹停战号，开始双方对话。

对方来人自我介绍是张营长，黄埔三期生，要我们照常上课，三天之内不得通过设在桥上的警戒线。我说：双方都是黄埔同学，都有维护学校荣誉责任，刚才是误会，双方伤亡各自料理（对方阵亡排长一人）。事后，对方跑来十多名学生向我敬礼问好，才认出是第五期被清洗的学生，来向我说明他们前次如何脱险，又去武汉分校编入教导团的经过。此次来，专为提取军械库所存万多支步枪、二三百挺机枪、几十门大炮，与军校教育无关等语。这样，我们才放心继续上课。三天之后，他们运完枪炮，撤离军校。

但又立即派员接管整个黄埔军校：派教导团团长杨树松（前任叶剑英）接替原教育长李扬敬职务；派教导团指导员王侃予（原建国联军川军随营干部学校学员，黄埔四期生，共产党员）接替原办公厅主何彤的职务；派教导团教官宋香春（保定军校八期生，共产党员）接替步兵第一学生大队大队长肖钟钰的职务。

因军校高级负责人都已擅离职守，独我一人坚守岗位，也就仍留我担任步兵第二学生大队长职务。在各中队重新派有共产党员担任指导员，恢复了比国共合作时期更加浓厚的革命的黄埔新气象。但是属于孙文主义学会尚未离校的官生们却感到军校整个领导权已经转移到共产党手里，形势对他们不利，就纷纷擅离职守。带头的是中队长陈明仁（后来在四平街战役任国民党七十一军长，解放时在湖南起义），首先潜往南京告密，蒋介石即升任他为大队长，在杭州收容北上的第六期学生。

可是留校的绝大多数教职员生却感到黄埔精神得到了恢复。黄埔军校的这一变化，改变了它的性质和历史地位。毛泽东同志在所作《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指出：“今日之抗大比昔日之黄埔更革命、更进步”。主要是“黄埔军校的主要领导者是国民党人”，而“抗大的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这样，我们可以从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来衡量黄埔军校的性质。

从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开学起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清党”以前，黄埔军校是革命的、进步的，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成果。“清党”以后，由国民党一手包办，背离了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但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中国共产党派杨树松等同志全面接管黄埔军校，整个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这是广州起义的组成部分，是黄埔军校在广州起义中的光辉业绩，也应载入史册。

可是，从粉碎“四人帮”后几年来，我留心报章杂志所发表的有关文章，都没有涉及黄埔军校在广州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史学双周刊社编印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史事论》中李兰天写的《广州起义纪实》、一九五九年一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第二一六页记述的《震动一时的广州起义》、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载军史资料《广州起义》、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载刘弄潮（原误为刘弄湖）写的《广州苏维埃政权的光辉》。上述文章详实地记载了广州市内起义军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成立苏维埃民主政权的光辉史绩，而没有涉及仅离广州市郊数十里远的黄埔军校发生的风云变化。但是事实终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时间的转移而被抹灭。

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光明日报》载金应照写的《广州起义中的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同志》一文的注释：“接任团长是杨树松同志，后来杨被调去黄埔军校。”又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九辑中，载有刘袒靖写的《广州起义中的教导团》一文中记有：“在十一日晨，黄埔军校的特务营已在黄埔起义，把学校的反动军官关了起来。十二日黄昏前，他们乘船到达广州市郊，进抵黄花岗与教导团第二营会师后，立即参加与敌李汉魂部的战斗。以后他们接到了撤退命令，向白云山方向转移到农村去了。”再有《星火燎原》选编之一，载有陈同生写的《珠江风暴》一文中记有：王侃予和缪分子（或为缪云人）同志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冲破敌人的包围，到达龙眼洞与撤退出来的教导团、警卫团、工人赤卫队会合后，继续撤到广州以北的花县，将在战斗中经受考验和锻炼而保存下来的一部分革命武装一千多人进行整编。于十六日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简称红四师），通过民主选举叶镛为师长，王侃予为师党代表。

这支包括有黄埔军校共产党人掌握的特务营在内的红四师，经过三天时间完成整编后，又继续向从化、紫金挺进，沿途被敌人多次阻击，终于到达由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工农兵政府所在地的海丰城。此后，即在彭湃、徐向前同志的领导下，在普宁、揭阳、潮州、梅县、惠来一带与农民起义武装会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同十倍于我之敌继续顽强战斗，把革命种子传播到广大农村，为尔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从上述史实中，我才知道王侃予同志于一九二八年被捕，在广州被国民党枪杀。遗憾的是杨树松、宋香春等同志至今不知下落。

以上说明黄埔军校在广州起义中是有建树的。但是，当时的黄埔军校虽然整个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为什么几千学生没有同特务营一致行动呢？现将我亲身经历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说明如下：

在广州起义的前一天，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广州市宣布了特别戒严令，日夜不停地检查户口、拘留了很多人的消息传到黄埔岛上，引起了全校教职员生的窃窃私议。到十一日凌晨，距离广州约四十华里的黄埔，突然听到广州方向传来的密集枪炮声，同时看到火焰冲天，交通通讯顿时断绝。我打电话与校本部联系，答复是：“维持好秩序，照常上课。”为了稳定师生情绪，乃召集全大队师生讲话，目的在用最近发生的事件来消除大家的疑虑。

也就是回顾最近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广州发动兵变，以反对“清党”、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为口号，对留守在广州的桂系黄绍雄部队进行突然袭击，缴了他的枪。这是粤桂之间的权力之争，粤系夺回了在广州的政权，这与作为教育机关的黄埔军校是不受影响的。而且在此之前，军校库存枪炮早被提走。奉命执行“清党”运动的代校长李济深这时已去上海，军校已没有什么东西使人觊觎的了等等。

但是广州起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冲突。作为革命策源地的黄埔军校岂能看成单纯的教育机关而置之局外。当时的事实是，十二日午后黄昏时候，王侃予、宋香春、缪云人等同志率领特务营全副武装，以急行军的态势在海军码头乘轮，向瘦狗岭方向开去，广州发生了重大事变可以肯定，但究竟为的是啥，则无从知悉。

幸得王侃予同志临行前邀我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到校本部紧急会议，决定：

1. 责成步兵第二学生大队大队长卞稚珊行使校总值星官职权，监督全校师生员工照常上课上班；

2. 特务营另有任务，所遗警卫工作由各大队各选学生五十名，听候校总值星官统一指挥接替；

3. 经理处负责支十天伙食经费给各单位；

4. 待部队到达广州后，再派人回校联系等。

不料他们从此一去不复返。虽已事隔五十多年，但一回忆起这一段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情景，总使人不能忘怀。这是因为我与宋香春是保定军校八期同学，有历史渊源；与王侃予同志在建国联军随营干部学校则是师生关系，他与吴纲又是资阳同乡同学。更由于我们三人对当年蒋介石、汪精卫无端诱禁熊克武等、瓦解建国联军一事，我们怀有共同义愤。今天又旧雨重逢，自然感到倍加亲切。因而他们要了解多方面的情况，无论公谊私情，我们都是推心置腹、毫无保留的，从而彼此有了深厚的认识。临行以校务重托，不是偶然的。

至于全校几千学生为什么没有同特务营一致行动呢？说确切点，是没有来得及，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 自从“四·一五”“清党”之后，师生中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已经绝迹。仅凭少数初来不久的政治指导员摸清底细、做好转化工作，需要相当时间，这是起义条件还不成熟之一。

• 由于陈明仁一走，他在杭州公开收容师生北上，已使师生忐忑不安；再加李扬敬对待学生有中央与地方之别，闹不团结，这是起义条件还不成熟之二。

• 存在军械库作学生操练之用的枪炮早被提走，不象教导团那样缴了枪又重新武装起来，这是起义条件还不成熟之三。

以上客观存在事实，正是军校学生在广州起义中没有来得及同特务营一道路起义的原因。但绝不能因此抹灭广州起义中及其以前，黄埔军校的整个领导权却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这一光辉业绩。所幸当年领导广州起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一些人健在，对党派杨树松等同志接管黄埔军校这一事实是历史见证人。

七. 黄埔军校结束后的尾声

随着广州起义的失败，黄埔军校又恢复了由国民党一党掌权、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济深乘机急调陈铭枢、钱大钧、蔡廷锴的军队从东江打回广州，徐景唐又从江西打来，把张发奎、黄琪翔赶走。夺回广州政权后，李扬敬又卷土重来，恢复了教育长职务。他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积极培植自己的党羽，把拥蒋（介石）变成拥李（济琛），导致属于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学生继续大量逃跑。李扬敬对此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外流，实际上他在松包袱。他地方色彩浓厚，重用广东人，正如蒋介石重用浙江帮一样。

先后逃跑的第六期学生和第七期入伍生分成两股：一股是到杭州陈明仁那里，收编为三个大队，约一千数百人；一股则到湖南沿粤汉路投奔前教育长、当时任新编第十三军军长的方鼎英，约有二千多人，编成学生队，派何浩若送往南京中央军校。以上两股逃跑学生加上当时长沙、武汉分校的学生，成为南京中央军校的第六期、第七期，分别修学毕业。因此，第六、第七期学生，没有黄埔本校与南京中央军校之分。

以后的变化是：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冬自日本回国后，随即特派刘光（号君实）前去黄埔军校代理校务。由于时局混乱，仍难安定人心。不久又派何遂（号叙甫）前往主持校务。经过整编，原有四千余人的第六期学生只缩编成步兵科三个中队、炮兵科一个中队、工兵科一个中队（不包括合并的第八路总指挥部所办的农业训练班在内）。直至一九二九年二月第六期毕业，一九二九年九月第七期毕业后，所有教职员工全部调到南京中央军校，只少数人调燕塘军事教导队，轰动一时的黄埔军校至此结束。

燕塘军事教导队，是李济深任第八路总指挥时所办的培训军士的训练班，委该部副参谋长杜益谦兼主任。班址设在市郊沙河的燕塘。一九二九年春，蒋介石实行杨永泰的“削藩论”，因李济深反对蒋讨伐武汉政治分会的李宗仁，被蒋介石扣留于南京汤山。这时胡汉民由苏联回国，蒋、胡重新合作。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胡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通过胡汉民关系，委陈济棠接替李济琛的第八路总指挥，又任陈铭枢为广东省主席。

到一九三一年二月（原误为三十二年），胡汉民反对蒋介石强迫他制订一个现役军人可以当选总统的约法，遭到胡的拒绝。蒋一怒将胡扣留于总司令官邸转送汤山，旋即软禁胡于南京双龙巷孔祥熙公馆。因而激怒了国民党元老派，于是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广州召开中央执行委员非常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推唐绍仪、汪精卫、李宗仁、林森、孙科、李烈钧、熊克武、唐生智、陈济棠、陈友仁、肖佛成、邓泽如、邹鲁、许崇智、古应芬、蒋尊簋等十六人为国民党政府委员，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由是宁粤分裂。

于是将第八路总指挥部改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包括第十九路军在内），由陈济棠任总司令。燕塘军事教导队改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其规模之大不亚于过去的黄埔军校。由陈济棠兼任校长，林时清任副校长，何彤任办公厅主任，李扬敬兼教育长。

从一九三四年春到一九三六年陈济棠被蒋介石收买余汉谋倒戈而垮台时止，三年时间我又担任该校步兵科长（下辖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机枪中队）兼预科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程子仁、第二大队长方即平、第三大队长曾匪石）。此外，该校还设有军事政治深造班，由民政厅长林翼中兼班主任。又设高级班，招收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以县长、行政专员任用。再有中级班，招收中学毕业生，毕业后以公安局长、教育局长、财政局长任用。

陈济棠垮台后，燕塘军事政治学校改为中央军官学校广州分校，陈诚兼主任，陈芝馨（原张发奎的第四军副军长）任主任，实际上是余汉谋主持校务。到一九三七年因时局急转直下，该校先迁江西德庆，至十月二十一日广州陷落，再迁广西宜山，改为中央军官学校第四分校，一直办到第十三期才结束。

岁月如流，我离开广东至今已五十多年。回首往事，感慨万千。特别对于黄埔军校的创办、发展以至消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犹历历在目。但以事隔多年，总难免没有遗漏甚至错误之处。为了把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评价过的黄埔军校的本来面目如实反应出来，将尽我可能回忆的记载下来，以备曾经亲历其境、亲与其事的老同学、老同事们予以补充、纠正，共同努力来写成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黄埔军校史，以利于继续发扬黄埔精神，促进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尽到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

1984年5月

一、回忆二十年代前后的江津

王利器

江津杜里西南，有山横亘于其间，曰骆睐，以其形似骆驼得名。綦江自东南来，经山麓北流，两岸盛产黄柑，就是驰名中外的江津广柑出产地。每当开花季节，浓香扑鼻，人行其间，不出百步，就熏熏欲醉了。笋溪自贵州桐梓来，经骆睐山西麓，迤逦向北流去，两岸则盛产慈竹、水竹、苦竹、斑竹，一簇簇地望不到尽头，溪因以得名。綦江与笋溪合流于羊满嘴，北流至江口入大江。骆睐山余脉，自南而北，走向与笋溪相同，至福来山截然而止。

登福来山远眺，四围山色，若隐若现。东望浮图关，其下则邑人彭大雅所筑之重庆城也；南望虎脑山，其下则虞允文题“刚直御史”杜莘老之墓也；西望黑石山，则白屋吴生葬诗魂之处也；北望圣泉寺，则明刑部侍郎江渊读书之地也。山川炳灵，往哲挺生，每一登临，令人油然而生向往之心。

福来山脚，笋溪河边，老屋数椽，那就是我的老家之所在。盖自始祖于清初移民入川之际，从湖北麻城孝感乡来，卜居于此。到我这一代，已经十世了。我生于辛亥革命那一年的农历腊月初十日，派名利器。后来巴县向宗鲁先生赠字曰藏用，并为之说曰：“善藏其器，所以善待其用也。”当我知读书的时候，我就取杨雄“书为晓者传”（实出《荀子》）语，颜寒斋曰晓传书斋。悬车之后，则又用毛泽东同志语，易名为争朝夕斋。

由于我的祖父是前清廪生，于乡里有点名望，得孙较晚，我又是嫡长孙，于是六亲见骄，爱护备至。到了七岁，才在家里开办的庭训学校上学。老师是前清秀才，为了让老师多收点修金，也接纳四郊的农民商人前来入学读书。但是这些家庭只要学生读几本《百家姓》、《三字经》、《四言杂字》、《随身宝》、《增广贤文》之类的“当家书”，三年两载就谢师了。而我则发蒙就上《学而》，先读《四书》，后读《五经》。《四书》用的是《四书备旨》，《五经》是“钦定汇纂”的本子。

老师要求很严，每天上生书，第二天就要背诵。背不得，打回来，重读重背；还背不出来，就要加以体罚。轻则打手心，重则跪土地。老师在讲授时，不管学生懂不懂，都一古脑儿强调要背，事先也不打招呼。比如说“《告子》一本，板子一捆”啰，如此等等。大家为了免遭皮肉之苦，只好死啃书本，我当然也不例外。但我也由此养成锲而不舍的习惯，至今对于《四书》、《五经》，我还能滚瓜烂熟地背诵出来，未始非这种读死书方式之赐也。

读完《四书》之后，加授《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赋学正鹄》之类。老师认为上了路了，这才开笔作文，每十天两次，一次作文，一次做对子。后来又改为一次作文，一次做诗或赋。作文题什么都出，老师有时也表示出自己是识时务的俊杰，也出些如《项羽拿破仑》之类的题目。有一次出的诗题是《春归》，我做的诗现在记不全了，只记得末两句是“满地落花红不扫，尚留春色在人间”。老师看了，圈了又圈，还批道：“一结有俞荫甫‘花落春犹在’之意。”从此，我于高头讲章之外，还知道有俞荫甫其人。

做赋是做律赋。律赋的起码要求是押官韵，就是出题时，限定以什么几个字为韵，也就是说有几个字为韵就要做几段文章，每段要把限定的字押在首联或末联，这就叫做官韵。记得有一次，老师出了《浔阳琵琶赋》，以“同是天涯沦落人”为韵，我在头两句写道：“江心月白，人面花红。”老师看了很高兴，把全篇文章密密麻麻地圈下去，这八个字还圈了夹圈，加眉批道：“一起全神在握。”象这样的“庭训”教育，一直消磨我十二三年的时光。

这十二三年中，在我身边，先后发生了一些令人深省的变化。首先是我的八叔父，在我的祖父逝世那年，他在北大预科还没有毕业，就以私费去德国留学。留德十三年，后来取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每年用了不少白花花的银子，家人称之为“读大学”。其次，我的一个同窗表兄许锡钧考上了黄埔军校，后来参加北伐，在汀泗桥之役牺牲了（我在咸宁住牛棚时，还特别到汀泗桥凭吊一番）。同时，我也发现家中藏书有《天演论》、《饮冰室文集》、《白芙草堂算学丛书》这一类的书。于是在好奇心驱使之下，取来阅读。当然，严复、梁启超的文章，一看就懂，也觉得比“子曰”、“诗云”之类新颖一些，颇能引人入胜。至于《算学丛书》，除了勾股弦之类的名词在旧书中碰到过而外，其它象一些苏州码子、甲乙丙丁、天元一术、鸡兔同笼等，还是摸门不入，一窍不通。此时，也只有在此时，我才知道庭训学校之外还有别的天地，《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别的学问，我于是静极思动了。

旧江津的风俗习惯，一般封建家庭为了要子弟保护家当、维持门风，当家长的都祭起三件法宝来降服子弟的野心。第一招，当子弟还是七八岁的嫩娃娃时，就海袍哥，加入仁字号堂口。我有一宗兄王海霖，是青泊滩义字号二杆旗的舵把子。他长的一副满天星斗的尊容，人称之为王二麻子，我则亲切地称之为麻哥。麻哥有一次很郑重其事地跟我说：“老弟，你该海了，我抬举你，海一个一步登天的老爷。”我说：“我是天生的大爷，还要你抬举。”从此以后，他就不再提及此事了。还有两招，一是让子弟抽大烟，一是早婚接个媳妇。这两招，幸而我这个家还没有加之于我。

又经过自己的奋斗，和远在柏林的那个叔父的敦促，终于在我年满二十之时，才让我去考江津中学了。家庭提出了严峻的条件：去考不起，以后就甭想读书了。今天回想起来，真玄。三场考试，只有头场作文轻而易举地交了头卷，其余算术和常识两场，简直一点也莫名其妙，瞠目不知所答，结果都抓了卷才出场的。

隔了三天去看榜，收了两班学生，正取一百名，备取二十名。李市坝一个姓周的考了第一名，榜下就有人给他披红放火炮，把他前呼后拥地接走了。这时，我心里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目不转睛地在榜上去找我的名字。一百名正取生都找遍了，没有发现，我心已经冷了大半截，还是打起精神在备取生中去找。快找完了，在第十六名上才发现，真危险，还有四名就名落孙山了。虽然是倒数第五名，不能象名列前茅的那样可以光宗耀祖，总还可以厚起脸皮回家去报信，说我考上了。

从县城回永丰场我的老家，足足有五十里地。我前脚刚刚进大门，学校的工友就后脚接着进来送大红捷报了。经过一番准备，开学的日子到了。我的父亲在头天晚上把我叫去，在烟盘子面前吩咐我道：“明天进城去上学，要好好用功。学期考试要是不及格，就甭想念书了。”我喏喏连声，退了下来。第二天还给我雇了一乘滑竿，辞别了双亲和叔父叔母们，就坐上了滑竿，“踩左”“踩右”地直奔江津中学去了。

在开学注册报到那三天，新旧生从四面八方陆续前来。那时学校的旧风气，三年级的“老爷”们三五成群地坐在出入必经之地中堂的两边栏杆上，对从这里经过的新生品头论足地加以嘲弄，或者送上个外号。他们看我搬脚夹爪地走过中堂，有些客气点的叫我“老夫子”，有的则直呼之为“宝气”。我去注册处，才知道把考上前六十名编为第二十九班，后六十名编为第三十班。注册主任是教生物的涂继成先生，他很关心地对我说：“你要努力呀，你的入学考试成绩才三十几分。”我喏喏连声，心里在想：这一百多个同学好歪哟，一定要努力，不要在学期考试时又得个三十几分了。

开学不久，三年级一个同学死了，学校照例要开个追悼会，县城各界都来送了挽联，挂满了礼堂和两边厢的走廊。我代表第三十班作了一副挽联，写道：“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相见真如不见，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参加追悼会的人说：“这副挽联是追悼会的首屈一指之作。”

当时学校空气比较自由，同学们办会社、出刊物，只要向学校和教育局登记就行了。我们一二年级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一个朝暾社，每周举行一次讨论会，定期出版一次油印刊物《朝暾》。我们贪婪地读着邑人漆树棻的《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和郭沫若、蒋光慈的作品，以及《石炭王》等。差不多我们每人都订有《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那时，驻防江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的张清平旅长，他在文庙开办一个志和图书馆，当时的进步书刊那里应有尽有。我们经常去阅读《向导》和《新青年》。

当时四川军阀为争夺地盘混战，残酷地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拿江津来说，在民国二十几年就已经预征民国五十几年的粮税了。我们的《朝暾》也在这方面揭露了一些所见所闻，比如有一期，我们就围绕着当时流行的民谣“一日挪百文（叶征收局长罗伯文），留以度终身（叶县长刘中生）”作了一些报道。与此同时，由于我勤奋一年的结果，我的成绩不仅及了格，而且还是三十班的第一名，家里得到通知也是很高兴的。

第二学年开始了。同学们纷纷回到学校，我们一进校门就被一个惊人的消息震呆了：我们的一个朝暾社的同班同学刁天佑（即刁福初），在暑假中被刘中生逮捕，并在监狱中把他枪毙了，同时还解散了朝暾社。从此，我们这些幸存的社友，学校都把我们视为洪水猛兽了。校长为了克尽厥职起见，还通知我的一个堂伯父王竹村（那时他担任公安局长），把我叫去训导一番，叫我以后要好好读书，不要乱搞了。

当时江津中学的设备和教师，在四川来说都是第一流的。我们的代数、几何、三角的教本都是采用的温德华氏的。这个本子的特点就是习题多，不仅多，而且还难。比如几何，他就把“九点圆”列为习题了。好家伙，结果还是被我做出来了。教几何的老师龚琢章先生在堂上发练习本时，备加赏誉，他说：“真了不起，等于重新发现一个尤拉因。”

在我们的二年级时，江津发生一次兵变。那是一个星期日的傍晚，驻在东门外的机关枪连哗变了。他们把队伍扯进城，攻打驻扎在考棚的旅部。那时张清平到成都去了，一个姓张的副官出来打招呼，被击毙在营门前，但结果也没有攻进去。他们又去攻火神庙的营部，也没有攻进去。他们于是去打监，把大监、二监都打开了，把关押的人全部放走了。兵变之后，张清平急急忙忙从成都赶回来，立刻派军队来江津中学清校，如临大敌一般，把全体同学集中到大礼堂前的网球场，一个个点名排队。同时，在自修室里翻箱倒柜，清查我们的书籍，把所有的“共和国教科书”以及红皮精装的温德华氏《代数》、《几何》、《三角》都统统搜去了，害得学校好几天数学课都上不成。

转眼又是暑假快到了。这时江津县长已换成谷武乡——即谷醒华同志，解放后，吴老请他来人民大学任教，那时我住在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与铁狮子胡同是毗邻，我们过从甚密。——由他出面，举行了一次甄别考试。同年级的学生，升级的并为一班，留级的并为一班。于是我由三十班升为二十九班，是三年级的学生了。

这一年，学校有比较大的变化，校长换成了白屋诗人吴芳吉先生。他来了，正当“九一八”之后。首先他把认为象衙门的校门拆了，改建成一座黄河铁桥式的照墙，墙头四个桥墩上都安置一尊牛儿炮，炮对准东方，表示抗日之意。他每周给全体学生讲刘蕺山《人谱》，由他亲手楷书，上石蓝印，发给大家。他在这一时期写下不少爱国诗篇，每一脱稿，亦由他自己楷写上石蓝印，发到大家手里，并在大礼堂为全体学生讲诵。

吴先生很勤学，每天早晨三点钟就起床读书，也要全体学生同时起床上自习。那时吴先生正读《淮南子》，我受他的影响，也买一部《淮南鸿烈集解》来读，发现书中引有“家大人”之说，我把这样的荒谬说与吴先生，颇引起他的重视。吴先生的寝室在我们三年级学生寝室的对面，每天早晨，灯光相映，书声相答。书声朗朗，灯光堂堂，吴先生称之为有朝气。我从此养成早起的习惯，四十年来如一日，真个是名副其实的一成不变了。

这时候，吴先生邀请了吕子方、穆济波、刘柏荣等教授来给我们开讲座，一时学术空气颇为浓厚。又请来了加拿大的文幼章先生给我们讲直接英语教学法。文幼章先生出身在四川嘉定，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从小就给他请了一位秀才来教中国古书。他能把《离骚》背出来，他说的一口漂亮的四川话，还能讪谭子、展言子，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人。不过他的中国字却写得十分别扭，比如他写“中”字，就是先画横的两条平行线，然后画竖的两条平行线，最后才画中间竖的一条直线，而且还是从下向上画的。

在课余或星期天，他就带我们出城去玩，逛西门坝，爬艾青坪，转五举沱柑子林。到达目的地，大家就坐在草地上摆龙门阵，他跟我们讲他参加欧战的故事。原来他在中国读完高中后，就回加拿大去上大学，碰上欧战爆发，他被征入伍，参加西线，等他们开赴战场时，西线已无战事了。欧战结束后，他没有继续上大学，就回到重庆来办青年会了。他讲得眉飞色舞的，大家也听得喜笑颜开的，有时还教我们唱加拿大民歌，大家都喜欢他。有一次，我问他：“务司脱文，你叫文幼章，是不是你的爹爹叫文老章？”他笑嘻嘻地说：“你说得对，也不对。我们西洋的习惯，我叫文幼章，我的爹爹就应该叫老文幼章，不能叫文老章。”我也笑嘻嘻地答道：“OK！”

1932年4月下旬，吴先生应文幼章先生之约，去重庆青年会讲演《儒家思想与耶教精神》。回津时，在临江门轮船码头上岸，手头提了一大包新印的诗篇和其它东西，沉甸甸的。头顶着正午的大太阳，火辣辣的，双脚艰难地蹬着一级一级的石梯坎，慢吞吞的。由轮船码头到学校，约莫七八里地。那时学校正在培修校舍，后门大开着，以便施工。假如吴先生从后门进校，可少走三二里地，然而吴先生不肯行不由径，硬要绕一个大圈子从大门进校。一到寝室就支持不住病倒了，经诊断是急性肺炎。那时江津全城就找不到一支盘尼西林。吴先生要回德感坝他的“白屋”去休息，学校派人把他护送过江。到了他的家，不两天，噩耗就传来了。

学校敲起了丧钟，全体师生聚集在大礼堂前恸哭。吴先生死得太早了，享年才三十六岁，时1932年5月9日也。后经学校和有关方面商定，于开追悼会之后，由江津中学全校师生护丧至白沙黑石山安葬，以《白屋吴生诗稿》一部为殉。黑石山者，即聚奎学校所在地，为吴先生少年读书之所，而吴先生又为聚奎诩称三杰之一故也。

（本文摘自《王利器自传》）

二、江津文物考古及岩墓之探索

邓少琴

一九八一年冬，应江津县志编辑委员会之招，以琴为县白沙镇几子坎人，自幼外出，于巴蜀事迹曾事探索，已五十余年未曾回县。特邀还县，将于地方志乘能予补充。以是约同我馆熟悉川黔边区古生物古人类遗址之专业者李宣民同志联袂前往，盖欲有所发现也。

回县之后，参观地方近代建设，访问公路及河道交通，成绩斐然。由于乡村干道已有定期班车，不比过去步行之多费时日。又为抓紧时间，便于沿途下车来访和拍照，乃由曾任县文教局长、现主持县志总纂任务的陈石夫同志、责任编辑钟永毅同志同车出发，沿途指引和洽办。以是查访工作，时间非常紧凑，情况极为具体。在公路可通，即调查所到之地，可说遍历县之南境，于时间人事之节约，出于想象之外。能有一点收获，全出于县志编委会事前作了充分准备，在短期内涉及多数地区。

（一）江津古城及新石器遗址之探索

发现江津县治下游江口镇，即古之僰溪，旧名僰溪口。发源于贵州桐梓县北之夜郎坝，即唐代之夜郎。其地在松坎之南，而为唐诗人李白放逐之地。该溪由松坎北流入四川省綦江县之赶水，是为宋代南平军所在之地。北流经三溪场右纳蒲河之水，曲屈而北经綦江县（右），折而西北流经广兴场（右）、贾嗣桥（右）而至洋满咀，左纳江津县属笋溪河之水。过仁沱场（右）至江口，即僰溪口，流注长江。

宋《太平寰宇记》云：渝州江津县，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江州县自郡城移治僰溪口，即今治也。后周闵帝元年（公元557年）于县治置七门郡，领江州一县，寻以江州为江阳县。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江阳县为江津县，是为江津得名之始。僰溪口今称江口，上距今江津县城四十里。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移县治于马骏镇。马骏镇者，即今江津长江北岸中渡街处高峙之马骏岭，盖以山名其镇，而为今江津县治所在之地。自宋至今约有一千年历史，故有其繁荣。

江津新石器时代遗址亦于僰溪口有所发现，并于去年试行发掘。溪左王爷庙，旧为綦江河行舟船户所奉之神祀，唐宋以来即有造船记述，其庙地亦甚久远。出土石器53件，采集91件。陶器采集和出土共计200余件碎片。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标志之一。根据出土的陶器质量，火候较低，器形中的大件圜底釜、绳纹罐、灰陶杯、四纽器盖，石器中的亚腰形石耜、鹤嘴锄等，不仅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下游晚期原始文化有共同之处，而且当时是以耜耕农业为主，种植作物而为水稻，但渔猎经济仍占一定的地位。它的时代可能距今四五千年左右，比之冬笋坝巴人船棺葬时代更为悠久，而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遗址之发现约计二十二处可以相互辉映。其详可参阅《几江》1981年3期《江津考古新发现》及《重庆简史和沿革》的《重庆考古纪要》两篇文章。

（二）江津县南境笋溪驴溪之古迹

江津县南部与贵州习水县北境密相接邻。《水经注·江水》：“又东过符县（今合江）北，邪东南习部水，从符关东北注之。”此于黔北地区，早有习水之记载，而为川黔自古有其通道也。

由江津南境通达贵州习水之路，计有由南向北：一为僰溪之支流笋溪，于洋满咀注于僰溪（即綦江河）；一为源于江津永兴区（即梁董庙）、鹅公公社之驴溪，北流至白沙镇（右）注于长江。两溪均属江津南部溪流，而在昔为川黔货运通道。笋溪河之中咀，在清初吴三桂孙吴世璠弘化三年（公元1681年，即清康熙二十年）曾设清溪县于此地。传闻津城北岸之马骏岭所建高塔亦有弘化字样，可能经吴世璠所补修。

驴溪之水，上源曰盐井河，旧有“盐泉封闭，开了南方井，饿死北方人”之传说。北流的千担崖，有东汉后期之崖墓，具有题字刻画在焉。在永兴公社与塘河公社间所称尽头沟者，清咸丰二年正月白莲教民罗五于今永川县之朱沱啸聚百余人起义，由二溪渡江，将欲进据燕头山川为根据，为官军所截击，而被擒于尽头沟，是其处也。

有刘万者，为白岩之左侧五里沟农家牧童，自言常于白岩洞口（可以东通五里之风门垭，亦有洞焉）打牧草，登白岩山洞以玩。于洞门遇异人授以道术，可为病家除魔治疾，其所治病往往有验，而以端公巫师信之尤笃。由是神童之名四播。而刘万常以驱鬼治病为业，往来于长江南岸乡镇，收门徒二三千众，而为官吏所侧目，将予究办。遂于咸丰十年十月三十日夜于罗湾子（石门南岸）聚集徒众，扬言劫运临头，从我免难。遂焚烧茅屋一向为号，火光冲天，沿途信徒争赴者竟有二千人，直奔燕头山以作根据。

燕头山上平坦宽阔，早于嘉庆年间白莲教之变，建有石砌寨门，极为险要。江津邑宰闻变，派兵围剿，约经三月之久。寨上教民常乘夜下山劫粮，以为持久之计，官兵莫可如何。乃改行招抚，于寨外树立大旗，大书“顺从者田产归还，一切免究”。山寨终以仓猝聚集大批徒众，口粮缺乏，以是听点就抚，各回老家，而事遂平息。所称刘万者，官方记载民间传说均不知其下落。是刘万者，亦出于白莲教民之余波，由于清政府官吏之苛虐，人民因之激变。

几子坎，旧为白沙镇山间小场，相距三十里，居民约五六十家。现已将几子公社移置风门垭山下平地的金盘穴，去白沙镇十五里，有公路可通。附近高洞有悬瀑，约高二三十米，其下为圆潭，盛产鱼鳖。四十年代白沙水电厂于此发电一百二十千瓦，可供白沙镇全镇照明与轻工业用电之需。高洞至柳滩子一段溪流，碧水如带，围绕黑石山下，又以袁家溪称之，为县属重点风景保护区之一。山上黑石大小数百，星罗棋布于楠树樟树林中。古木参天，浓荫密聚，自远望之，如天际一朵青云。有《婉容词》作者白屋诗人吴芳吉之墓在焉。辛亥革命白沙起义草拟讨清檄文同盟会员荣县萧相（绮笙）及热心办聚奎学校的邓鹤丹（缮仙）之墓亦在其间。

驴溪之水多历浅滩深谷，至为清冽，宜于酿造，故白沙堆花烧酒（即白烧）闻名长江上下口岸。当其盛时，有三百余家槽房，亦云盛矣。

（三）江津汉代崖墓之考释

江津僰溪口，后周闵帝元年（公元557年）于此置七门郡，盖因江岸崖壁凿七孔如门，故以名之。《县志》则谓：“七门滩，县西七里，大石横江，望之如门，凡七处。”误解门在江中。此七门滩之七孔子，应即汉代“崖墓”。墓有门，以砖石封固，但历经岁月，为盗墓者毁门而取墓中随葬品，遂成空洞无门，故有“七孔子”之称，或误认为“蛮洞”或“僚洞”。七门郡之名见于北周，已去今一千三百年前，足以说明其为崖墓。

重庆大学工学院嘉陵江上石崖亦有崖墓数处，同样早被盗发，但于墓口刻有永寿、熹平等东汉年号。又《巴县志》于龙王洞崖墓有“阳嘉四年三月造作延年石室”十二字铭文，是今称之崖墓，汉代曾称之“石室”，且有称之为“冢”者，盖有题铭故也。其被盗仅存空洞，多无汉字题记，则均称之为蛮洞或僚洞云。

江津县境长江两岸多有崖墓之遗存，如白沙大旗山、机仙庙之崖墓早经破坏，并作他用。油溪对岸之五指山以及江津对岸两路口场均有之，亦遭破坏而为当地所利用。欲于此种处所而求其完整者，殊不易得。《江津县志》载，鲁家桥（今紫云）亦有“七孔子”之称，而在笋溪河流域，于是前往探索。竟于紫云公社（62公里）之跃进桥（63公里）林家咀对面山上及狮子桥（67公里）等处，自远望之，均有崖墓之遗存。林家咀对面山上崖墓有上下三层，跃进桥山上有十三个洞穴排列成为横行，离表土不高。遂登山前往入洞视察，洞中亦空无一物。掘出洞中农民积土，得灰色夹沙残破陶片二只，一为圆形陶柄，一为瓦棺方角，此足以说明其为汉代崖墓也。

其于驴溪上游千担崖之崖墓则更具特色。墓凡三重，紧相密接而各不相通，凡十余洞，多为人所破坏和利用。其下层人易进入，有两处均于洞口之左右石崖上题有“资□字少□”。此一资字应为姓氏，可于宋淳熙间（公元1174-1189年）鄱阳洪适（字景伯）所辑《隶续》第十六卷所载“繁长张禅等题名”见之。题名残损分四行：（首行）长蜀郡繁张君讳禅字仲闻，（次行）有夷侯资伟山，（三行）有夷民李伯仁、夷民度山、夷民爰□州，（末行）有白虎夷王资伟、白虎夷王谢节。

资之为氏，除《隶续》所述外，亦见于汉王符《潜夫论》：“詹、资、鄢、翟，黄帝后”。《陈留风俗传》：“资氏，黄帝之后。”《玉篇》：“资，故国，黄帝后。”《姓纂》：“益州资中”。罗泌《路史》云：“古资阳城在简之阳安。”郑樵《通志略》：“资氏，黄帝之后，食采益州资中，因以为氏。”迄于明清之世，张澍《蜀典》载：“清朝合江县贡生资善喻，垫江县岁贡资孔福”。《中国人名大辞典》载：“资金，明朝云南人，初为维摩州（在云南邱北县西，今废）土官，后归流。金与其族资高相继作乱，州治为墟。后金为家奴所杀，其嗣遂绝。”是资为氏，见称汉世，为黄帝之裔者，犹如汉族皆谓为黄帝之子孙也。

然就《张禅题名》，叶奕苞《金石录补》称：“此盖蜀郡太守有惠政，夷汉人等颂德之碑阴。”计称为夷侯、夷氏计有十九目，皆有姓而无号。惟于二行“夷浅□例掾赵陵字进德”则名号兼备，而为汉之掾曹。此外有三汉人而作掾者，皆有名有号，如“县掾（船）例掾艮子字汤”、“丞蜀郡司马达字子通”、“左尉武都孙真字子民”者是。《后汉书·西南夷传》：“安帝时（公元107-125年），青衣道（四川芦山县境）夷邑长令田举内属，帝增令田爵号为奉通邑君。”是则邑君、邑长皆夷侯之称，而仍为夷酋也。其称白虎夷王，是乃其部落之大酋长，而出于南郡蛮白虎廪君之裔。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是也。白虎之区在春秋之世，由清江流域迁巴郡江州（今重庆市）为其都邑，其后发展及于蜀郡南部，下至明代，白虎夷资氏一支乃在云南维摩州世为土官。历时既久，犹如汉代之邑君。下至清代合江县（汉之符县，即《水经注》所称“巴夷之地”），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前135年）以唐蒙为中郎将，从万人出巴符关是也。合江与江津接邻，鹅公公社千担崖而有东汉资氏名号兼具之崖墓，反映其已经汉化而为汉族。合江有资氏善喻者为县贡生，垫江有资孔福者为县岁贡，是均为重庆（江州）属境而早汉化也。

资氏崖墓之题铭为东汉季世隶字之书体，墓前石刻所画之“马”大小凡二，虽粗糙而形象奔放。洞顶且刻有群鱼，似以其在溪边而以川马为题材。于驴溪下游有马滩桥、马项垭等地均以“马”称。其于黔驴、黔马，均为川黔孔道，山路崎岖，最能负重行，足以代替人力，有似北方骆驼，有沙漠船之称。江津南境笋溪多竹，驴溪多马，均为古代通黔北要道，常以物而见称也。

三、指点江山入画屏——谈江津县清溪沟水库的建设成就

邹泽鑫

在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东部，有一个以出产粮食、特别是盛产柑桔而名闻中外的江津县。在它的东南方向，与贵州省交界，海拔600米左右的一个山沟里，目前正在加紧修建一座蓄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它的名字叫“清溪沟水库”。

当人们前来这里参观时，只见大坝巍峨，长渠飞舞，穿山而过。它可以灌溉近五万亩农田，抗御春夏期间的干旱。在大坝工地上，各种机器轰鸣，声震峡谷；各种车辆运载着建筑物资，在四十余米高的坝顶上来回奔走。特别是一到夜晚，工地上灯火通明，象天上群星在闪耀，人声鼎沸，象农村集市般喧腾。可是谁又想得到，在六年前的今天，这里还是荒沟一片呢？

早在二十年前，县里就曾在这里作过规划，准备修建一座综合利用水利资源的中型水库，利用那来自贵州方向的自然水源，然后筑坝拦洪，修渠凿洞，灌溉农田，养鱼发电。省、地、县的水利、电力专家们曾多次来实地调查、勘测过，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专家们都为清溪沟的优越自然条件而兴奋不已，他们说：“这里真是得天独厚啊！”可是，要把理想的蓝图变成现实的成果，毕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年代，人们要想安安心心搞建设，更是谈何容易啊！因此，在1976年以前，除了修建一条通往水库工地的十二公里半长的公路外，就是一截半截的土堰沟，而且里面还长满了蒌草，堆满了乱石，如此而已！

“蔽日乌云终散尽，碧空重又洒阳光。”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正逐步恢复和发扬，各项农村经济政策正得到贯彻和落实。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了。广大人民群众渴望早日建成四化的热情，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

就在“四人帮”垮台的第二年秋天，中共江津县委立即作出决定：清溪沟水库全面动工！不多久，来自七个区、五十三个人民公社的几千民工来到水库安营扎寨了；来自全县的上百名干部被抽调上山了；县里还专门委派一名县级干部，和从有关单位抽调来的领导同志以及工程技术员，共同组成了水库工程指挥部，进行就地指挥。1977年11月上旬，水库正式全面动工，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在大坝动工的同时，渠道和电站也先后陆续上马修建。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一条一百华里长的石渠，象奇迹一般地终于修好了。这条渠道全部以清条石并用水泥沙浆安砌，最宽处达3.8米，最高处达2.1米，一辆载重4吨的解放牌卡车可以在里面通行无阻。在水渠经过的地方，共打通隧洞五座，总长近八百米；修建各种水闸25座，各种桥梁42座。它象一条百里长龙，蜿蜒于丛山峻岭之间。极目远望，真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与此同时，还利用渠水走向的自然落差，已修成两座水利发电站，另一座即将动工修建，计划在1985年建成发电。

六个年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从江津县清溪沟水库的建设来看，确实是鼓舞人心的。几年前，我县的各界爱国人士、社会名流，其中也包括有历经几个朝代的七、八十岁的老人，相约来到水库参观游览。他们个个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不少人在参观后还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词。其中一首写道：

大坝凌空渐接云，长渠飞舞喜盈盈。
英雄汗洒清溪畔，指点江山入画屏。

这确实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清溪沟水库大坝在1983年底可望基本完工，计划在大坝两侧建亭立碑，以志纪念。落成纪念碑碑文的最后两句是：“永难忘，多少英雄创业，山河改貌；须谨记，继续激扬斗志，奋发图强！”愿清溪沟水库永远为我县人民造福！为修清溪沟水库而光荣牺牲的同志们永垂不朽！

四、在“重庆谈判”中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

张醴泉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毛主席于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到达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当时我是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担任重庆市区军事警察和蒋介石的特别警卫任务。

在毛主席莅临重庆之前，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向我口头传达“校长”（黄埔学生对蒋介石通称“校长”）指示：“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要来重庆，他在重庆期间的安全责任由驻防重庆市区的宪兵第三团负责，要照‘校长’出来时的特别警卫那样采取保卫措施，以策安全。任务重大，你须特别注意，并准备少数官兵以备临时灵活使用。如果需要你亲自率领必要的官兵随从毛主席时，由‘校长’侍从室或宪兵司令部随时电话通知。”

我当时就想到两党不睦多年，鸿沟深、成见大，蒋介石对毛主席的安全问题，究竟存着什么真正的意图，只有他本人才知道，所以我对警卫毛主席这个艰巨的任务，一时感到很紧张。我问张镇：“毛主席每天去哪里开会，我怎能在事前知道，以便先派出警卫呢？”张镇说：“会有电话通知的。”我回团后，就安排了有关警卫毛主席安全的一些事项，并明确规定，要分配有任务的人员在营守候，准备随时待命。

但我又回想起张镇给我传达保卫毛主席这一任务，只是口头命令，没有书面东西，我怀疑有其他用意。张镇虽然向我说过毛主席去哪里开会，事前会打电话通知我，但我又考虑：如遇上事前没有接到电话通知布置警卫，万一发生了毛主席的安全问题时怎么办呢？倘若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必然是蒋介石对共产党交代责任的牺牲品。所以我在接受保卫毛主席安全的任务后，一直是提心吊胆，寝馈难安的。

所幸毛主席多次由化龙桥红岩村住所去曾家岩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去上清寺求精中学附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张治中部长住所，去山洞林园蒋介石的住所，去储奇门军事委员会等处，都在事前接到电话通知，布置了警卫，没有发生意外事件。一直到和平会谈快要结束，毛主席都安全无事，我思想上才轻松了一些。

一九四五年九月某日（日久忘了日子）下午，十八集团军驻重庆曾家岩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先生在沙坪坝访问柳亚子后，由沙坪坝乘办事处黑色小轿车回来。不知在归途中的什么地点中弹，汽车到达办事处才发觉。办事处即将李少石送往金汤街重庆市民医院抢救，不幸身死，司机将汽车开回办事处后即逃匿无踪。

当天晚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为毛主席举行盛大的文艺晚会。当时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办公厅主任贺国光的会客室休息的毛主席，闻之至为愤怒，义正词严地指责国民党在和平谈判时期还在杀害共产党人，并表示不参加晚会，要马上回延安去。在场的国民党文武官员都很尴尬，纷纷请求毛主席息怒，并表示一定要追查法办。毛主席还是拒绝参加晚会，坚决要走。当时张治中、贺国光、张镇和我都在那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治中和张镇命令我从军委会至化龙桥红岩村沿公路线布置警卫，还叫我亲自带领官兵护送毛主席回化龙桥红岩村住所。至于李少石中弹身死一案，要我彻夜破案，他们要在接到我破案的电话报告之后才休息。当时气氛十分紧张，我布置好警卫以后，就亲自带领人员护送毛主席回住所。当到达红岩村上坡距住所约有二十多公尺的地方，主席一再对我说：“你的任务已经完成，没有事了，回去办理别的事情。”我还要送主席进屋，主席说：“已到，不必，不必！”我就辞别了毛主席。

回到团部，立刻召集从上清寺到沙坪坝沿公路线的宪兵队长、区队长和分队长等有关人员来团部紧急汇报，研究破案办法。在各段宪兵队长汇报时，驻化龙桥队长汪云集报告了与此案有关的重要情报。他说该队在红岩村起步上石梯附近布置了日夜执勤的岗哨一个，今天据哨兵报告，下午接班不久，大约四点多钟，在小龙坎靠近嘉陵江岸方向，突然听到枪声一响。当时值勤宪兵不能离开岗哨，没有前去查问。六点下班，天气已晚，也没有去查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我抓住这点重要情况，认为是破案最有价值的线索，就责成各宪兵队沿公路线分组分段连夜侦查，另派警务团附组成专查小组，赶往发生枪声的地点调查，即是细微情况也要追查到底，不能放过。专查小组人员果然在嘉陵江岸化龙桥公路旁找到一家居民。他说今天下午四五点钟，有从城里开来的一排军队路过这里，在路边休息时，坐的、睡的、解便的都有，纪律很差。当时有一辆小汽车路过进城，撞伤了士兵，因汽车没有停下来，听到他们打了一枪，不久这些军队就向小龙坎方向开走了。调查人员问是什么部队，居民都说不知道。

我根据专查组电话汇报的情况，就叫他们迅速前往小龙坎去找到这个嫌疑重大的部队，这时已是晚上十一点钟。我在团部办公室静静地等待专查组的报告，心中暗暗地想：这件事情是国民党有心暗害共产党人，还是出于其他情况？现在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和谈，如果不能破案，我身负警卫重任，怎好作出交待？想来想去，令人十分焦虑。

十二点以后，专查组长盛先熙在小龙坎电话报告：“本案案情已经查明，原来是壁山炮兵团派到重庆请领冬服的一排人，因为没有领到，仍又开回壁山，今夜驻在小龙坎旅馆。据带队排长说：他们从城里回来，过了化龙桥在靠近嘉陵江的公路上休息，恰遇一辆开进城的黑色小轿车把一个士兵撞伤倒地，在旁的另一个士兵喝令停车，汽车不但不停，反而加快速度开去。那个士兵在一气之下，就朝天打了一枪。那个受伤的士兵已送到小龙坎传染病院医治。开枪的那个士兵和步枪一枝、步枪子弹壳一个，现在均已查获，请示如何处理。”

我立即吩咐他们：（一）快去传染病院了解那个受伤士兵的伤情；（二）由炮兵排长指定一个资深班长率领部队先回去；（三）由炮兵排长带领凶手并携带他使用的步枪和子弹壳来团部接受讯问，如排长没有责任，可以放回去。

夜半之后，专查小组即将查获的人和枪解到团部，连夜讯问，取具笔录，所供同带队排长说的完全相符。在我掌握了全部案情之后，立即电话向张治中和张镇口头报告。天明即将凶犯某（已三十多年忘了姓名）连同讯问笔录、枪支弹壳，一并解送宪兵司令部转送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讯办。后来听说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

当本案经审讯明确、正准备报请宪兵司令部法办时，忽然接到周总理（当时称周恩来先生）电话，叫我将杀害李少石的凶犯送到周总理处问话。当时我想我是国民党中层军官，如果将凶犯送交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问话，肯定要引起宪兵司令、重庆卫戍总司令、甚至蒋介石对我的怀疑和不满，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很难想象的。我只好撒谎说：“凶犯已解送走了。”在当时我是有难言之隐的。

一九六五年底，我给周总理写信要求工作，想起这一桩往事，就觉得自己太冒失，因而也不抱有多大希望。没有想到，在次年三月间，就接到周总理回信说：“已通知四川省江津县安排工作。”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总理这种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和伟大气量，真使人无限敬佩，没齿难忘。

五、辛亥江津保路运动琐忆

周绍贤

辛亥年（1911年）春，清朝“皇族内阁”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将各省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准备借“国有”之名，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主权。这一可耻的卖国行径，迅速引起了轰轰烈烈的铁路风潮。在成都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推蒲殿俊、罗纶为正副议长。接着各府、州、县、乡镇也普遍成立了分会。川督赵尔丰极为震恐，竟将蒲、罗等诱捕，又血腥屠杀请愿代表数十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血案发生后，一些同盟会员积极联络哥老会首领组织保路同志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又在成都城外锦江发送“水电报”。“水电报”为木板或竹筒制成，上面写着省城已经发难，望各地同志速起救援等字样，然后涂以桐油，投之江面，听其所止。在当时邮电尚不普遍的情况下，确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清朝统治者的罪行很快就传遍了川东南各地。江津的白沙在拾得水电报后，群情激愤，立即起事。一夜之间，全镇每家门上都插上一面小白旗，以示反正。接着二溪、石蟆、稿子、朱羊、朱沱等处亦相继竖起白旗，积极响应。有许多乡间妇孺以棍棒打鸡罩，边打边骂：“打死你赵尔丰！”（盖罩、赵谐音故也。）

与此同时，在江津、白沙一带，还流行着许多“流言”，发现了许多“飞黄”、“揭贴”，大多是手抄的，也有少数是木刻和印刷的。一张分为两部份，前一部份是叙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后一部份是说明发现的文字或诗词。如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处的石碑上刻有诸葛孔明（或刘伯温）的诗或歌，其中有一张写着“一一连一九，江山问老叟。若要享太平，再过四十九”。当时此类文字随处可见，大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如上述那首诗，有人把“叟”字拆为“申文”两字，与“孙文”同音。广大人民痛恨清朝统治者、拥护革命之心情，于此可见一般。

白沙以上之同志会，约有会员二千余人，推二溪正绅袍哥大爷萧鼎臣为首，编制成军队，当时我任军中文书工作。部队携带鸟枪、四板火、罐子炮、马刀、梭标等武器，准备进攻江津县城。城内居民闻之无不暗暗称庆，急谋从内接应。

在这种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江津知县吴良相（号梓伯，云南人）迫于形势，不得不作出姿态，说他早就有志革命，参加哥老会多年，虚占仁字第一，对各路同志军均竭诚欢迎。一方面又组织团练，维持治安，并于各城门设置岗哨，盘查奸细，进出群众，恣令其剪掉辫子，以示反清决心。并礼请交卸未走之前任知事宋荩臣出来专管民事诉讼，他自己则专力和同志军联系，并叫群众不叫他“大老爷”，一律叫“吴大哥”。

驻在二溪的萧鼎臣听到吴知县表示欢迎的消息后，遂于中秋前率部开抵江津县城。部队驻城外，只准军官进城探亲购物。军队纪律良好，秋毫无犯，居民安堵如故。部队在江津休整后，于中秋后即开拔东下，参加围攻重庆之战役。沿途各场镇先通过袍哥渠道联系，供应给养。故所到之处，河坝上预先摆设百余席，船一到便上岸就餐，军中交口称便。是夜宿渔洞溪，花红火炮通宵不绝。

旋接重庆消息，得知重庆已宣布独立，欢迎各路同志军到渝共商国事。第二日，部队即从渔洞溪浩浩荡荡地开赴重庆。部队到达重庆后，驻在通远门外神仙洞。最初只准军官进城，旋又全部迁进城内，驻江西会馆。每日加紧操练，准备北伐。九月末，由临时军政府派员前来点编，足足编了一个整营，老弱给资遣散，委萧鼎臣为营长。年底萧辞去，同志军则统由党人王雅俄率领攻打合江。合江反正后，成立临时政府，至此，同志军的任务告一段落，遂各回故里。

江津同志军编成正式军队者，只有萧鼎臣这支队伍。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一支突出的先锋力量，而江津的保路同志会又是这支先锋力量的一翼。它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六、五四运动在江津

古基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否决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解决山东问题的提案，并拒绝讨论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取消日本的“二十一条”等合理要求。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全国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强烈义愤，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了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浪潮迅猛地冲激到江津后，以江津县立中学、江津甲种农业学校和聚奎学校为中心，江津城关和白沙两地立即响应，并分别组成了学生联合会，推动了江津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五四运动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所引起的。因而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与日本通商，展开了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江津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广泛地掀起了抵制仇货的爱国运动。江津中学、甲种农校和育才小学等校的学生，由学生联合会发动，纷纷走上街头，展开抵制仇货的爱国宣传。

但是，学生们的爱国行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一九年六月的一天上午，江津中学的一百多名学生集合准备上街游行，便遭到思想保守的学校当局的阻挠，将校门关上，阻止学生出校。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立即上前和校长讲理。这时候，聂荣臻在队伍中进行鼓动，叫同学们“不要怕，冲出去”！学生们便打开校门，一冲而出，走上了街头。

当时，学生联合会代表江津中学的有聂荣臻、刘廷钰等，甲种农校有刘思均、肖怀辅、周希芳等。通过和县商会会长李春和的缜密协商，在县商会举行了同心爱国的学商界联合会议。会后，各校学生整队游行示威，参加的上千人。农校学生一律穿着向缝纫社租赁来的一色军服，声威更壮。游行队伍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二十一条约！”“坚决抵制日货！不买仇货！不用仇货！”“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等口号。游行队伍声势浩大，参加的群众越来越多，轰动城乡。

游行后，各校学生一面分组在街头举行抵制仇货的讲演，一面分组到各大商家“乾坤泰”、“鸣胜和”等处清查日货，并进行登记，准备烧毁。这几家商人着了慌，以“血本所买”为词，采用各种手段反对烧货。有的组织泼妇队出面阻止清查登记，破口谩骂，沿街扭闹；有的暗中指使暴徒搬运砖块卵石堆积城墙雉堞上，准备伺机投击，阻拦烧货；一面又勾结驻军黔军团长王天培、县长聂述文横加干涉。在举行处理仇货的各界代表会议的会场周围，布置了荷枪实弹的岗哨，威胁恫吓。

学生代表刘廷钰（江津中学九班学生）等从容步入会场，王天培请他们就座，刘廷钰以幽默讽刺的口吻答道：“团长虎威在此，焉有学生座位！”王天培说：“请不要客气。”刘廷钰等坐定之后，侃侃而谈，坚决主张焚烧日货，据理陈词，不稍退让。在爱国学生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将清理登记的一大批日货搬到东门河坝烧毁。当天，学生和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事后，各校学生回到各地，继续宣传抵制仇货。如江津中学八班学生聂荣臻回到家里，看到一口日本制的面盆，就叫家里不要使用，不要再买仇货。当时学生抵制仇货的运动不仅轰动城镇，也深入了农村，广泛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觉悟。商人中唯利是图、不分敌我的是少数，通过运动，大多数商人都受到了教育，自觉组织起“商民爱国团”，制订了《江津商民爱国团简章》（见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重庆市博物馆现代革命史展览资料）。

同时，白沙镇的聚奎、新本女子高小和镇立高小等校的学生，也在自己的组织——白沙镇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抵制仇货，积极响应。学生中的代表人物有白沙镇立高小的谭祖尧和聚奎高小的刘永怀、陈虚佛等。特别是一九一九年的暑期，在重庆上中学的朱理治（即朱近之）、辜国明、邹鸿翔、王德银、赵忠玉等人，深受“五四”运动的启发，在从重庆回白沙的上水木船三天航行途中，缜密商议了回白沙后开展革命运动的行动计划。

他们一回到白沙就广泛联系白沙在外地任教或求学的学友以壮大运动的声势。他们联系的人有成都高师的学生张仕佐、成都四川工专的学生邹沛然和在川南永宁县立中学任教暑假归家的吴芳吉先生等。他们还拜访了士绅前辈邓缮仙、陶鹿舟、王叔权等人。经过积极酝酿，组成了“白沙镇学界联合会”，作为领导这次革命运动的机构，以利于开展宣传活动。

开展宣传之初，他们在镇中心的酒帮公所杜康庙举行了群众大会（以戏台为主席台，戏坝作会场）。数以千计的学生和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大会上，吴芳吉、陶鹿舟、张仕佐、邱沛然等都热烈发言，淋漓尽致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大声疾呼抵制仇货，挽回利权。群情激愤，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会后游行示威，一般居民和赶场的农民都主动参加游行行列，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抵制仇货”等口号，游行了一个通场。

接着举办“场期讲演”和“场期白话报”以扩大宣传。每逢三、六、九日场期的时候，事先组成的场期讲演队便到达划定的地点向赶场的群众进行讲演，主要揭露日寇的侵略阴谋和行动，控诉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及封建社会的种种黑暗。“场期白话报”由各个成员自由撰稿，集中在镇中心五显庙后壁上张贴，主要内容和讲演宣传大体相同。

白屋诗人吴芳吉作过多次讲演。他很了解群众心理，熟悉群众语言，往往开口就慷慨激昂，甚至声泪俱下，以他炽烈的爱国热情感染群众。他在“白话报”上先后发表了三首诗：《明月楼述》是长短句叙事诗，记叙了朝鲜独立党领袖孙秉熙为日本总督长谷川逮捕，在明月楼审讯时所表现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护国岩词》也是长短句歌行，内容是咏颂蔡锷将军领导护国战役；《两妇女》是长短句白话诗歌，写一个穷苦农民和他的女儿深夜互相安慰的情境。他的作品写成壁报贴出后，还手指字句，当众讲解，反复吟咏，有时竟至涕泪纵横，听众也随之痛哭。

他们这样活动了一个多月，讲演举行了十几次，“白话报”也出了十几期，对白沙地区“五四”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暑假一满，他们各自回到成都、重庆等地学校，吴芳吉先生则去上海中国公学任教。

江津城区“五四”运动的发展，除突出表现于抵制日货、焚烧仇货的活动外，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方面，也有显著的表现。如甲种农业学校国文教师张鹿秋，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倡导新文学，对学生影响很深。他讲课不按照国文课本讲，多选《新青年》杂志文章和报纸社论作教材，还鼓励学生课外阅读报章杂志，接受新思想和了解时事，结合学习国文。学校风气一时大变，学生普遍受到了新思想的启发。张鹿秋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用文言写作，经常批判《古文观止》中的文章。上课时拿一支粉笔，一写就是几黑板，观点新颖，思路开阔，学生深受教益。如王文枢用白话文写作，一题不仅连写数页，有时甚至一个本子也不够写。其他类似的学生还不少。至于江津中学、聚奎学校等，也因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在教学上普遍有所革新。重视科学教育，宣扬民主思想，提倡写白话文，汇集成了新的潮流。

由于“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当时不少青年向往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力图用之以经国济民；又因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吴玉章、吴稚晖等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会，对先进青年汲汲于寻求新学的企望极为切合及时，因而到“五四”运动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便在全国掀起了高潮。四川在省内外的青年学生，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总数即达四百九十二人，其中江津县即有四十余人之多，在四川算是最多的一县。这反映了我县进步青年踊跃出国学习、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热情。

其中冉钧、傅汝霖、戴坤忠、熊经云、郭其书等十余人是由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去的。聂荣臻、钟汝海、刁泰乾、桂万年、刘宗华等二十一人是在一九一九年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课后，经重庆《商务日报》编辑刘颖滨（江津人）商得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同意签发护照直接赴法国的。还有不在这两批之内，如颜歆（实甫）、周振英等也是一九二〇年继续向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办理出国手续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这四十多位青年，大多数是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远渡重洋，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后来他们回国，有的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有的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或工农业生产，都各自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聂荣臻同志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者。

七、一次重要的使命——回忆为红二军团护送重要文件的经过

冉哲威

一九三〇年六月，邝继勋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第二军在湖北省公安县胜利会师。从此，两军合组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同志任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周逸群任军团政委，邝继勋同志仍任第六军军长。红二军辖第四师（师长姓王）和一个教导队，参谋长原系董朗同志，会师后他与六军参谋长孙德昌同志对调。红六军辖十六、十七两个师和一个警卫团，十六师师长是王一鸣同志，师政委是王鹤同志，十七师师长是周容光同志，师政委是许光达同志。第二军团组成后，军力扩大到二万余人、一万多枝枪。在贺龙、邝继勋等同志领导下，红军威震鄂西。军行所至，工农群众皆热烈欢迎，踊跃参军，军民结成鱼水般的亲密关系，故连战皆捷。

两军会师之前，我原任第六军十七师五团四营指导员（当时团长是俞国清同志，团政委是马三光同志，营长是曹亚农同志），继任师部政治干事，后任军部参谋。当时军部参谋有蔡蜀封、胡悌、陈中摩等同志。会师后，我由六军军部调总指挥部担任交通工作。

红军在第二次进攻监利县城之后，时间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初旬的一天，我在指挥部，贺龙、邝继勋两位领导同志当面指示我：“现在有一封秘密信需送至上海交党中央，你是从那里来的，自然你会知道怎样送给党中央。另一封系邝继勋同志的亲笔信，信封上书‘交玉洁姐’，并口头告诉送到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步高里。除两封密信外，并指示说：再从洪湖根据地办事处带上用药水书写的秘密文件，约有一尺厚六寸宽一捆，大小白银十五锭，灰色大绸三匹，送交汉口长江局。”

在交待了执行的任务以后，又严肃而亲切地叮嘱：“此行任务至关重大，军中尚无电报电话等通讯设备，一切文件、信息、情报，不论远近，全凭人力传送。为达到互通消息、彼此联系的目的，必须切实保证人和物的安全。在执行传送任务时，尤其是长途，更须胆大心细，灵活机警，遇到特殊情况尤应沉着镇定，随机应变，确保无失。千万、千万！”接着又指示说：“这点少数白银、大绸，是继续接济在白色恐怖中的汉口长江局工作同志的。请他们自行变卖，以维日常开支，也是又一次重要的物资支援，务须千方百计送到目的地！”

贺龙、邝继勋两位领导同志语重心长地指示后，我立即愉快地接受了他们亲自交下的这个艰巨任务，并郑重而坚定地表示：“请领导同志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受命后，我想我是江津人，又坐船出过川，对长江的航行情况并不陌生。于是身藏两信，由总指挥部急行，经洪湖根据地办事处，骑马带好文件和银绸等物，当天到达长江边上的白螺矶，与当地负责同志彭塌鼻子联系上了。我过去由上海至洪湖根据地时，就曾在此与他取得联系，故早已相识，当时同志们称呼他“彭塌鼻子”。当天晚上同至停在江边的一只两人驾驶的盖篷“岳州木船”，船上驾长约十来岁，船工二十来岁。在驾长同志的指示下，将所携带全部东西藏在船头底舱夹层内。彭同志对我和船上两位驾驶同志指示说：“船到汉口时，由驾长同志去通知长江局，派人一道来船上取东西，你（指我）在船里等候，他们来取时由你负责点交。”随即警告我们，一路要特别注意安全，不可有失，说毕彭即离去。

当晚，我和两位驾驶同志同宿船内，相处虽亲如兄弟，但因受纪律约束，均未互通姓名，更不谈这问那，仅从面部透露出同志间深厚的革命情谊。为了胜利完成任务，我特乔装成往湖南岳州舅父处去读书的学生模样。若遇敌人盘问，则借口舅父赴汉口经商，不在岳州，故至汉口寻访，汉口相晤地点是后城马路汉皋旅馆（此处是我由上海经汉口赴洪湖时，曾在此取得联系又转往根据地的）。

翌日黎明，船移江中，顺流而下。在白螺矶至嘉鱼县龙口镇的途中，曾发生一点异常情况。当时长江北岸系国民党夏斗寅部队辖区，木船正在行驶时，突然北岸出现夏部士兵多人，在岸上高声喧叫：“木船，快点划过来，靠岸检查！”这时驾长暗示：“小伙子，注意到！”我赶忙从舱内站在船头前，表现出泰然自若的神态，露出无所畏惧的样子，故意对船工说：“划过去，快点！反正我们是只空船，啥货没有装。”敌兵又问：“是空船吗？”我又大声答道：“有了一件货，连船一起充公！”敌兵见我们这只小船如一张树叶在水上轻快飘流，又听见我那么一说，就挥了挥手吼道：“既是空船，算了算了，不需靠岸，走你们的！”于是几个敌兵忙着去招呼吼叫江上航行的其他船只去了，我们得以解脱险境。三个人都默默地示意，露出一丝微笑。

傍晚船停在龙口镇，一夜平安度过。次日天明，我们的船又继续上了征途。再经一日航程，傍晚安抵汉阳。是时，因国民党夏斗寅部在汉口招兵，敌军无恶不作，市面秩序混乱。为安全计，船未停靠汉口而先泊汉阳度夜，观察动静。第四日晨，船移汉口木船码头，靠在同类型（即岳州船）卸载空舱群船之中。驾长同志对我细心叮嘱：“你睡在船里装病，待我去通知长江局。”说毕，他即离船而去。船工同志在船头佯装休息，其实他正警觉地细心观察岸上和江中的情况。

九时许，驾长同志引来一位三十多岁身材高大的同志。看他头戴博士草帽，身着白府绸长衫，态度端庄文雅，左手抱着几本帐簿，右手执一把六摺白纸扇，步履轻松而缓慢，俨然一个大公司或商号经理的气派。其背后跟着一个公司雇员模样的小伙子，一道先进舱来。示意后，驾长同志立即将藏在夹舱内的东西取出，我即一一点交给来人。交清后，他悄声询问：“此行还有其他任务没有？”我连忙应声道：“还要去上海！”他理解这答话的含意，又忙问：“你还需要什么不？”我连忙回答需要赴沪的用费、轮船票等。他连连点头，叫我在船上等候。上岸前，他用一张方形白布大帕将一捆文件和十五锭白银包好，由随来的小伙子左肩扛上三匹灰大绸，右手提着白布包，尾随来人上岸而去。等二人走了一段路之后，驾长同志装作上岸办事的样儿，在他们后面远远地跟着。

午饭后，驾长同志提着一捆东西回船来了，面上露出笑容，轻声地对我说：“又胜利完成一次任务了，总算平安无事！”他给我带来中式半新半旧的浅蓝色绸衫一件、绸长裤一条，叫我作换装之用。另外还准备了旧薄棉被一床、钱十元和当晚由汉口开往上海的轮船票一张。长江局的同志们为我想得十分周到，我接过钱物，内心无限激动。我随即把被盖打开，将两封密信平展地藏在棉絮里面，然后缝好，仔细端详抚摸，看不出什么破绽，又把它捆好，心里才轻松了下来。送上长江局的“东西”虽已送到，但耳边又响起了接受任务时贺、邝两位领导同志谆谆告诫的语言，这千斤重担的另一头呢，还重重地担在我的双肩上哩！尽管我躺卧在舱中休息，思绪仍不能平静下来，依然默默地思考着，计划着……

夕阳西斜，我在木船上和两位驾船同志一道吃过晚饭，换上新装，手提被盖，向两位同志告别。他们目送我上了岸，我迅速地步入岸上的行人丛中，直趋轮船码头。登上船票上注明的“民生”轮船，占好铺位，静待开航。深夜，汽笛长鸣，“民生”轮船徐徐起航驶向江心，顺着滚滚江流东下了。

这后一段的征途总算平安，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两天后，终于一帆风顺地抵达了曾在此读书并加入共青团的上海。这天正好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八日，距今五十年，然而记忆犹新，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啊！

轮船停好，我即带好行李走上外滩马路，到北四川路余庆坊三十七号谢希哲同志处暂住（谢系我在中国公学时同窗好友，又是我加入共青团的两个介绍人之一，另一介绍人是邓致久同志）。翌日，去法租界萨坡赛路找到了旧交、共青团员朱邦英同志，向他说明来意后，立即一道去找着也住在这条街的严镜余同志。严是四川铜梁县人，未到上海前曾任过铜梁县女中校长，他是共产党员，当时年龄约四十余岁。送交党中央的信，是我当面交给他，请他转呈党中央的。从严的住所出来后，我又持邝继勋同志的亲笔信送往亚尔培路步高里，亲自交给了“玉洁姐”（后悉她就是邝继勋同志的夫人邓白玉同志）。

隔了一日，严镜余同志亲自来找到我，说：“给党中央的信已交到了。”并指示我：“暂时参加中央直接小组”，使我极为兴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邝继勋两位领导同志交给我的重要任务，至此胜利完成了。

这时，我又亲口向严镜余同志汇报了红六军的有关重要情况——在邝军长初到六军时辖一、二两个纵队，兵力仅二千余人，后接党中央指示改编两个纵队为十六、十七两个师，继又增加一个警卫团，到与红二军合组成第二军团时，红六军兵力已扩大到一万余人、八千多条枪了。这项口头汇报，是邝继勋同志在我临行前这样指示的。

我遵照严镜余同志的指示，随即参加到英租界爱文义路爱文义里的一个中央直接小组。同组共五人，其他四人都是留学苏联刚回国的同志，他们是童庸生、童幼之、贺公杰、李云淑。

上面提到的两封秘密信和一捆重要文件，其内容无疑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与第六军胜利会师前后的辉煌战果和会师情况的详实汇报的重要材料。它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整个光辉革命史上重要篇章之一。它是贺龙同志和邝继勋同志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红军不怕死”（这是当时军中的口号）的精神鼓舞下，英勇战斗，用鲜血谱写的向党中央汇报的一曲凯歌。

我每当忆及这次重要使命时，贺龙、邝继勋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那种无限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的光辉形象就在我的脑际浮现，他们那种动人的话语在我的耳边萦绕……

八、江津“九三”起义

廖兴表

一九三〇年九月三日，几江河畔江津县城上空响起了枪声，火光在闪耀，兵士在呐喊，这是对冷酷如铁的统治的冲刺。五十年过去了，仿佛那枪声依然在耳边回响，那火光依然在眼前闪亮，那呐喊依然在胸中轰鸣，留给后人许多深沉的思索和珍贵的回忆。

在黑夜里燃烧的火焰

江津位于四川东部，长江从西到东穿过县境流过，宽阔的江流以“几”字形环绕着县城，人口多、地域广，是川东著名的大县。它富饶而又贫穷。它是富饶的，它的平坝丘陵生长着稻麦柑桔，它的江河溪涧繁殖着鲤鲫虾蟹，它的高山峻岭覆盖着松柏柳杨。新老军阀都想争夺它，割据一县，独霸一方。一九二五年以后，江津为赖心辉防区，一九三〇年为二十四军刘文辉驻地。它又是贫穷的，地主阶级的剥削，军阀政客的掠夺，使农村经济萧条萎缩，人民生活贫穷困苦。

革命的根源深藏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江津人民夙富革命传统，抗强暴不畏艰险，除腐恶不怕牺牲。近百年来，辛亥革命，他们高举义旗；为响应“五四”运动，他们焚烧了日货以声援。当北伐战争的风雷震荡着中国大地，团省委书记童庸生来江津中学任国文教员，宣传马克思主义，江津人民的精神境界被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芒照亮。一九二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派曾凡觉回江津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一九二七年，王芳舟制造了“三三一”惨案，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但是，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征服被杀绝。正是在这个时候，江津的地下党组织由支部发展而为县委，中共江津县委领导着江津人民反帝反封建。江津地下党组织虽经一九二八年三月春荒暴动泄密而导致破坏，在一九二九年又恢复起来，成立了江津特支，开办“明星书店”、创办《新江津日刊》以开展马列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一九三〇年，江津县委得到了重建。火种在，火焰是不会熄灭的，而且是会愈烧愈旺的。

风暴在酝酿

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进行的，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找到了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建立了农村根据地，进行了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一九三〇年六月，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的决议，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成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决定在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举行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命令红军进攻南昌、九江，然后攻取武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中央派袁乃文来川，任临时省委军委书记，传达了《决议》。八月，临时省委在重庆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发动士兵暴动、农民暴动，组织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四川省行动委员会。

四川党组织和党的干部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起就存在着“左”倾思想，认为四川已经具备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当中央“左”倾错误指示下达后，他们就接受并执行了它。省行委成立后，立即组织武装起义，决定在江津、合川、广汉发动士兵起义，在荣昌发动农民暴动。

省行委为什么要发动江津起义？为什么决定要在江津发动士兵起义？

第一，江津的驻军内秘密地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且较好地开展了工作。“六大”以后，党为了加强革命士兵运动，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驻江津的部队是国民党第二十四军刘文辉军的暂编第一师第二混成旅，四川省委在这个旅中建立了党的组织。省军委派杨云樵到江津负责全旅的党的组织、宣传、教育和训练工作。杨云樵的公开身份是师部军法处的军法官。派李崇实负责通讯联络工作，他的公开身份是师部录事。团营连建立了支部，发展了党员，党在部队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副师长兼旅长张志和（又名清平）是党员，是一九二七年二混成旅驻邛崃时由洪沛然介绍入党的。当时洪沛然在那里以当教官为名做党的工作。一九二八年二混成旅驻重庆，川东特委军委书记李鸣珂直接与张志和联系，张志和担任了军委委员。军委要办《新社会报》，宣传马列主义，办旅店，解决来往同志住宿，张志和都完成了任务。一九二九年二混成旅移驻江津后，张志和通过李崇实送去了李鸣珂需要的手枪多支。张志和作为副师长，掩护了党的活动的开展，这是省行委在江津发动士兵起义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江津的地理位置邻近重庆，是重庆的西南大门，是攻打重庆的战略要地，历来是两军必争之地。省行委要攻取重庆，必须从靠近重庆的地方开始。江津和合川邻近重庆，所以省行委决定在江津和合川（第二十八军第三师陈书农部）同时发动起义。成功后，分别从长江和嘉陵江上游夺取重庆，然后沿长江而下同鄂西特委联合进攻武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因此，在江津发动起义，不是一个偶然的选择，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心城市总罢工和武装暴动总计划的一部分。

第三，江津地方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江津县委在一九三〇年重建后，由龚秉仁（又名文骐）任书记，委员有陈叔唯、龚慰农。县委清理、整顿和发展了组织，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在李市、马宗、蔡家等地组织了农民协会，发动了农民斗争，在城镇把电话工人也都组织起来。江津地下党所领导的这些活动，准备在士兵起义发动时起来响应，而在配合士兵起义时发动工人起义、农民起义，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

第四，江津人民对反动统治充满了憎恨。党建立后，在江津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人民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工农要翻身”等等革命口号。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是江津人民并没有丧失信心，他们决心打倒反动统治。在江津发动士兵起义是能够得到人民支持的。

江津士兵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条件下发生的。

短兵相接的战斗

让我们来叙述一下江津“九三”起义的经过吧！

一九三〇年五月，省委书记刘愿庵等在重庆浩池街酱园铺被捕牺牲后，程子健、项鼎（苏爱吾）从成都调到重庆组织临时省委，为适应武装起义的需要，合并成省行委。八月二十六日，省行委在机关开会，全体委员都出席了，讨论如何贯彻中央指示，决定在江津、合川两处同时举行士兵起义，以便夺取重庆。派项鼎到江津领导士兵起义。江津士兵起义发动后，建立第七路红军游击队，项鼎（苏爱吾）任党代表兼苏维埃主席，于渊（于帮齐，第二十一军刘湘军第二师第六旅旅长）任军长。

为什么派项鼎领导江津士兵起义？因为一九二八年项鼎任川东特委书记时，领导过张志和，比较了解张志和与张志和师的情况。张志和求稳，不赞成士兵起义，他对杨云樵表示过，没有工农群众配合，士兵孤军起义是会失败的。在重庆时，张志和曾经提出过一个提案交李鸣珂转川东特委，其内容为：他在上面作掩护，同志们在下面抓紧教育士兵，然后把士兵派到四川各军阀部队当兵，发展组织，积蓄力量，不要急于举行暴动。省行委决定发动江津士兵起义时，张志和已于月初因事到成都，随行的有秘书谷醒华和张开杨（兼代理军法处长）。省行委认为张很不可靠，不愿意士兵起义，怕牺牲师长地位。

八月二十八日，罗世文领项鼎到通远门外一家小茶馆，与于渊介绍认识。会见后立即动身，同行有徐幼平（重庆高中学生，团员），他的职务任秘书。当晚宿白市驿，次日中午到江津，住在贺竟华（当时在中央地下党江巴县委工作）的家里。贺竟华的父亲外号贺乌棒，袍哥大爷，精通拳术，长于外科，在当地有名气，吃得开，和驻军有联系，家中开药酒馆，离县府不远。

项鼎他们到达江津后会见了李克俊（又名李德孚、李心田，他的爱人雷兴孝）。李克俊是暂编第一师第二混成旅党的负责人。原来负责第二混成旅党的工作的杨云樵春天就离开了。二十九日傍晚，在江津对岸德感坝的一位同志家中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参加的有省军委、旅党委和江津地下县委的同志。这次会议对起义作了部署，定于九月五日起义，成立了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成员有项鼎、于渊、李克俊、龚慰农和曹泽芝（女，江津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

会后，县委书记龚秉仁曾与军委同志发生过争论。龚秉仁认为起义冒险性大，纵然士兵起义成功，以少数兵力行几千里途程，会师武汉，前途难以预测。军委同志反复打通他的思想，最后说：“党中央的决议，你怎样对待？”龚秉仁只好表示服从，并准备调动力量以响应。当时江津地下党同志在津城的只有三四人，团员还要多一些。曹泽芝参加行动委员会后，组织上要她在起义中立功恢复党籍（她曾中断与党的联系）。

起义既已布置，准备正在进行，不慎致机密泄露。张志和离开江津时，将师旅长职务交与四团团长魏镛代行。魏镛最反动。第二混成旅兵力分布是这样：第五团驻德感坝，团长是黄仲华；第四团和第二十四团驻城内，第二十四团团长是魏鸿钧；旅参谋长刘中生兼江津县县长。师旅司令部设在县城内，离县府不远。敌人知道了将要发生士兵起义，采取了预防措施：其一，一到傍晚，就把士兵的枪收缴起来，锁在一间房子里，并派人看守；其二，晚上点名后，把士兵的衣服、裤子集中保管。同时派人在邮局检查来往信件。风云突变，空气紧张，干部和战士都有些恐慌，议论纷纷。

于渊得知起义计划泄露，敌人已有了准备，就提出：起义不能发动，硬发动不仅要失败，连部队的党组织也将遭到破坏。他的建议没有被接受。项鼎在小什字曹泽芝家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德感会议的人都参加了，决定提前到九月三日起义。

九月三日首先起义的是驻大西门外几江丝厂（今三五三九厂所在地）附近的直属机枪连。机枪连的党组织比较坚强，其他连的比较松散。那天，项鼎、于渊和徐幼平在贺家正忙着研究具体行动计划和各种布告（包括苏维埃政权和军队的）及各种政策的宣传稿件，约了地下党同志在下午电灯亮时，在天香街明星书店（秦志敦等人合伙经营的）开会。机枪连在城外操练，因为要示范，才发了两挺重机枪。傍晚将要收操的时候，李克俊带了几个精干的同志按照事先约定的口号，配合机枪连党组织的同志夺了机枪，几个人把它抬在肩上，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这才发现，其中一挺没有撞针，只有有撞针的一挺才能用。

机枪连士兵起义后没有从大西门打进城，而是从通泰门打进城的。因为大西门附近驻的是二十四团第三营，和起义队伍没有联系，而驻通泰门的四团二营的第一连和第三连，则是准备参加起义的。这样，机枪连起义士兵就绕道到通泰门，一连（连长彭树森）、三连（连长吴疏英）鸣枪响应。二营营长王文德赶来弹压，被起义士兵打死在通泰门口。

江津士兵起义了！子弹在呼啸，行人在飞奔，整个津城要爆炸。敌人被吓慌了手脚，马上采取了办法。驻七贤街的第五连的士兵原来打算参加起义，但武器库被军官把守了，营门也关闭了。一、三连的士兵来到五连营门口喊他们冲出去。

江津在长江之南，三面临水，象一个秀丽的半岛，一条从西到东的长街横贯全城。从大街到河滨有嘉惠门、通泰门和七贤街相通。起义打响后，时在七点，天色已经黑了。起义战士从通泰街冲向小什字然后向东直攻县府（今衙门口）。这时除了一挺机枪外，还有一些步枪，城内的同志也闻声前来参加。但有的连长（是党员的）有枪，有的没枪。敌人方面警卫县府的是四团一营，他们在县府门前设置沙袋做工事掩护，凭此顽抗起义部队。刘中生从后面侧门调来了援兵。

起义战士们怀着对反动统治的仇恨攻打县府，于渊因是川军老军人，认得的人多，未到战斗现场。项鼎来到县府门前指挥，起义士兵们不认识项鼎，谁也不听项指挥。战士们冲了几次，也攻不进去。有的起义士兵看见攻不进就回去睡觉了，装着没事，自以为可以置身事外。坚持在县府门前的起义士兵们打算用火攻，一把火把县府烧光，因怕烧毁老百姓住宅而没有实行。

守卫师旅部的是四团六连的一个排，他们是要参加起义的，听到枪声后立即响应，师部上校副官张伯翩出来镇压，被起义士兵打死。师旅部在考棚（今计划生育办公室所在地），驻考棚内左侧的四团一营二连没有参加起义，即刻占领了考棚后半段。起义的六连的一个排的战士企图拿下考棚，因人少、力量薄弱而不能实现。驻东门城门口下面的第四团第一营第四连，武装占领了东门城楼，居高临下，截断了起义士兵进出东门口的道路。驻县府右侧的四团三营没参加起义，派队伍支援了据守师旅部的一营二连，同时截断了县府门口东西大街的通道，阻止了攻打县府的起义士兵与师旅部门口的起义士兵的会合。攻打县府的起义士兵正是希望前去与师旅部门口的起义士兵相会的。

战斗在进行，敌人在聚集力量。驻城南部和西南部的第二十四团魏鸿钧团没有参加起义，驻城内、城北部和东部的四团其他连队没有参加起义。他们占据了东西大街的各个街口，在各条街和各街口安设了警戒线。二十四团团长魏鸿钧同一营营长兼城防司令陈子卿率队伍从三品金银缎铺（今县人民银行所在地）后面翻墙过去，袭击起义战士的背面。

起义战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局面，县府又攻不下，渐渐地、渐渐地被逼到通泰街和七贤街狭小的区域内。驻津城有二十七个连，起义的只有四个连。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下，起义战士仍然坚持战斗。

江津地下党的同志，事前并不清楚九月三日什么时间起义，正是赴会途中，枪声响起来了，接着敌人的火力封锁住街面，交通断绝。龚慰农被阻挡于大河沟。稍晚，曾庆云、曹泽芝自动跑出来了解情况并担负交通联络工作。曹泽芝左肚中弹受伤。

一点钟过去了，又一点钟过去了。到了深夜，枪声渐渐稀疏了。隔不了好久，天就亮了，起义战士撤出了城外。

血的时代

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要经历多少曲折，要越过多少险阻。

天还没有明，起义的士兵就撤到城外。他们怎样走呢？一部分由通泰门、北固门河边过对河上中渡街，朝永川、铜梁毗连的东西山方向或白市驿方向前进；一部分沿河东下；一部分从先锋、夹滩到四面山；一部分由仁沱、广兴到綦江、南川。队伍拉出去后，已经涣散了。没有撤出的起义战士，一部分隐藏在老百姓家中，如起义的一连连长彭树森等；一部分回到了营房。

天大亮了，项鼎和于渊回到贺家药铺，正遇着敌军在搜查。当查到贺家药铺时，问到了项鼎和于渊，贺乌棒说项鼎和于渊是他的亲戚。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人缘，敌军问也没有问就走了。九、十点钟戒严解除，于渊因他个子高、熟人多，先搭船回了重庆。项鼎留下来找到县委的同志和部队骨干，让他们集中起来走綦、南，经酉、秀、黔、彭，去湘鄂找贺龙的部队，同时托贺乌棒打听情况。

魏镛、刘中生和陈子卿率领敌军对全城机关法团、居民住宅的搜查，是九月四日清晨开始的。九月三日，魏镛因监修街道住东门外建设局内。起义枪声响，他赶到东门见到城门关闭，城墙上的士兵无任何变态，就没有进城。刘中生电告成都，说魏镛失踪，成都回电要他代行旅长职，并说张志和即速回江津。当魏镛四日早见到刘中生，商议后立即清点各团人数、武器，监视有嫌疑的人，进行戒严搜查。魏镛逢人便说，是张志和纵容共产党，以致发生此次事变。

搜查进行了好几天，逮捕了百多人。没有撤走的起义官兵（包括躲在老百姓家中和仍回营房的）被逮捕了，在师旅部门口起义的那一排士兵被逮捕了。被逮捕的还有江津地下党的龚秉仁、秦志敦、曹泽芝和其他人士刁茂维（书店老板）、杨克从（老师）、李德安（照相馆负责人）等。贺乌棒把从军中熟人那里听来关于一些人被捕和张志和正在从成都赶回江津来的情况告诉了项鼎，但要避嫌疑，也不能够多打听。于渊走后，项鼎在贺家连续住了两天，第三天赶回重庆向省行委报告请示。

省行委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办法：其一，派先回省里的李德孚等几个回去在白市驿及白沙镇等交通要道设立收容站，尽可能将党员和积极分子收容起来，予以安置，即分别介绍到各有关部队；其二，增派帅朝吟和项鼎去追赶散了而又结集起来的起义士兵，要他们向贺龙部队靠拢。帅朝吟和项鼎以重庆《新蜀报》记者的名义，重返江津，一直追到十二都（今柏林）附近，遇着敌人的队伍而不能前进了。

帅朝吟和项鼎为追赶失散了的起义士兵重返江津时，张志和已经回来了。江津起义一发生，刘中生就电告刘文辉。刘文辉把张志和叫到军部说：“你的部队造反了！打死师部副官长张伯卿和二营营长王文德，你回去要严肃处理以整军纪。”同时，刘文辉还斥责张志和纵容共产党。张志和日夜兼程，九月六日回到江津。一回到江津，团、营长就把张志和包围了，非要他处理参加起义的人不可。他们认为造反部队打死张伯卿、王文德，就应该报复，主张对抓起来的百多人一律枪毙，态度很强硬。

就在张志和同谷醒华、张开扬回到江津的那天晚上，魏镛搜查了师旅部，逮捕了师部实习员江国勋、录事李崇实。魏镛这样做是想推脱他代理旅长时发生了事变的责任，希望在师旅部获得证据，证明发生起义是由于张志和纵容共产党活动的关系。逮捕江国勋是因为搜查时有人看见他吞食了一个纸团；逮捕李崇实是因为他年轻。魏镛想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顺藤摸瓜。

隔了几天的一个夜晚，在师旅部进行活祭，把起义战士绑起来点“天灯”，为被打死的张伯卿、王文德报仇，残忍狠毒，令人发指。紧接着活祭的第二夜，起义战士遭到血腥镇压。县府外安置了警戒线，县府公堂上，各团营长推选刘中生来执行审问，张志和在后堂一旁监审。刘中生按照他们要杀害的人的名单，一批一批地把起义战士从监狱里提出来，在县府公堂旁边的坝子枪毙。共杀害了十批，前九批每批五人。殉难战士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着“共产党万岁！”这宏亮的声音震破夜空，使敌人丧胆。第十批只有四人，其中有江国勋和李崇实。当他们刚被带到大堂一旁等候枪决的时候，他们就呼喊起来：“师长，我是李崇实呵！”“师长，我是江国勋呵！”张志和一看是李崇实和江国勋二人，就叫人通知刘中生，说要把他们带到师旅部审问。

刘中生们杀害了四十七人后，还把其余未杀害的起义战士的头部和手部刺上了字，涂上了蓝靛。李崇实、江国勋被带回师旅部，由军法官张开扬在军法处审讯，同时被审讯的有彭树森等一共五人。张开扬严词讯问，但什么也没有问出。李崇实、江国勋据理驳斥，什么也不承认。李崇实、江国勋被释放了。释放后，他们曾三次到师旅部找张志和。第一次去时，师旅部周副官长给他们一条令，上面写着：“一、限立即出境，不准在此逗留；二、凡是亲友熟人不准往来通信；三、原有的组织不准恢复。”李崇实曾经得到张志和同意，在师旅部组织了一个组，参加者有李崇实、江国勋、黄正伦（非党员，津城人，家穷，由李崇实介绍到师部做过事）。第二次，他们在晚上十二点左右混进张志和公馆，张志和向他们谈到起义没有条件，反而损失了力量，批评了他们两个，同时责怪上级。第三次他们去，张志和给了李崇实三十块银元，给了江国勋五十块银元，作为他们离津的盘费。

敌人对曹泽芝也进行过一次军事会审，主审是张开扬，参加者有魏镛、黄仲华和魏鸿钧。曹泽芝是起义前几天才回到江津的，被魏镛认为是起义组织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曹泽芝未泄露任何秘密，未供出一个人。在经过几次审讯后，敌人对起义者和嫌疑者进行了判处：判四团一连连长彭树森徒刑十年，三连连附毛为麟、田书之徒刑各三年，兵士李绍云、李连廷、吴世昌徒刑各十年。江津地下党方面，曹泽芝被判徒刑十年，龚秉仁被判徒刑半年，秦志敦被判徒刑四年。

“九三”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震动了全川。江津“九三”起义使人民群众欢欣鼓舞，使地主军阀震惊混乱，在四川人民武装起义史上写下了重要而光辉的一页。

（本文参阅了苏爱吾同志的回忆录及其他有关材料）

九、罗世文、车耀先二烈士遇害见闻

刘静涵

抗日战争在广州、武汉陷落以后，日本侵略者改变了作战方针，用主要兵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用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办法对付国民党，提出所谓日中“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国民党当局为了扫除妥协投降道路上的障碍，集中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中共地下组织四川省委领导人罗世文、车耀先两烈士惨遭杀害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一九四〇年秋，我从安徽抗日前线调回重庆。一个月以后，军统局渝特区军事调查组（简称军事组）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太平门环球理发厅二楼。黄埔四期毕业生周迅予任组长，戴笠的亲信、临澧训练班学生杨志文（是周迅予的爱人）任书记，周铁生任副组长，我和胡定国、马心平、陈祝林等人任组员，共有十多个人（可视情况随时增减人员）。任务是专搞军事情报工作。因工作关系，故对罗、车两烈士之死，能直接间接知道一些。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还得先从当时的“平价米”谈起。军事组前面的窗口，正对着华文街正街。而华文街的半中腰，政府在那里设了一家供应附近居民的平价米店。每天午夜，米店前面就摆开了一字长蛇阵，喧叫声、争吵声、叹息声、哭泣声交织在一起，闹得四邻不安。一天的凌晨四时，一个中年人与一个青年人为了互争抢先排队，打起架来，把旁边一位七十岁的老人打倒在地，还踩了几脚。老人卧地两小时以后，才被她的亲属送到医院抢救，因急救无效死去。在此以前，朝天门平价米店也因争抢排队问题发生过踩死一个八岁小孩事件。这种非常混乱和凄惨的景象，每天要闹到上午八时才稍好一点。上午八时以后，米店的“官老爷”开始卖米了，站到前面的还能买到一点霉烂米，站在后面的就只有向隅兴叹了。全重庆市四十多家米店，情况都差不多。造成这个严重问题的根本原因，不外是那一群“粮官”只知贪污中饱，不顾人民死活，这就用不着多说了。

在这群情愤激的形势下，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妄图转移人民视线，并借此嫁祸于人，就抛出了一条毒计。他召集了渝特区长涂寿眉，各直属组长周迅予、刘匡民、方源、张德为等人开会，并煞有介事地说：“重庆售粮秩序大乱，是中共重庆地下组织在背后策划造成，企图在抗日后方捣乱。蒋委员长十分重视，并严令立即查办。上半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就是罗世文、车耀先指使成都市所有中共组织背后策划干的。我亲自去命令刘崇朴（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处长）逮捕了将近二十个共产党员，其中有几个是成都市的负责人，他们坚不承认，结果命令刘崇朴把他们处决了。罗、车两人是省级负责人，现在还关在望龙门看守所。对付共产党比对付日本难得多，你们回去以后，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严密监视中共组织和所有人员，并逮捕惩办。如有不力或有抗命情事，以通敌论处。”

周迅予回组后，即刻召集本组人员开紧急会议，详细地传达了戴笠的“指示”。知道四川产米情况和粮政情况的人，是明白他们的用心所在的。

周迅予有个黄埔军校同学叫王春晖，这时他是军委会特务团团长。有一天，他到军事组来玩，从目前米潮谈起，又扯到成都市抢米事件。他说：“上半年成都市发生抢米事件，‘戴老板’（戴笠）亲自坐飞机去处理，逮捕了十几个共产党员，处决了十几个，又把罗、车两人押到了重庆，关在望龙门看守所，命令我亲自看管，任何人不准接近。戴先生则在十天内最迟半个月就亲自审问一次，要他们供认成都抢米事件是延安中共领导指示的。但他们两人的回答是：‘延安中共以及成都党组织，对成都抢米事件毫无关系，你们应该问自己。’问来问去，始终得不到任何一点想要的东西。关了将近一年，只得将他两人改换姓名，押送贵州息烽长期监禁（他所谓的‘感化’）。并特别指示息烽监狱负责人周养浩，对罗、车二人的真实姓名不准其他的人知道，更不准接近他们。他们各方面的情况，要随时报告局本部。”

一九四七年春，我在川康绥靖主任公署稽查处供职。刘崇朴已调任成都市警察局局长，周迅予调任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长。这时，市内米粮奇缺，一日之内米价就涨几次，随处可以看到饿死的劳苦小民。学生和劳动人民聚集了数千人向川康绥署、四川省政府请愿示威，持续一周之久。川康绥署参谋长牛范九出面劝说也无结果，米潮大有扩大之势。稽查处、警察局即派出大批特务人员进行调查，一面又派出大批军警在市区内巡查镇压。调查结果，市区和郊区约有两百个仓库存有大量食米，每个仓存米粮约在千石左右，都是川省大军阀以及他们的亲族勾结米商所囤积的。

正在这时，警察局长刘崇朴召集了警察局各分局长范伯据、林德发、杨纯等人，并邀请稽查处长周迅予、副处长吕尚功和我在警察局内开紧急会议，研究成都市米潮问题。刘崇朴着重提到了四〇年春成都市那次抢米事件的严重可怕，他说：“那次虽然严重，好在是‘戴老板’亲自坐飞机来处理的，把成都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车耀先以及成都市中共负责人逮捕了将近二十个人，才把那次事件暂时镇压下去了。现在‘戴老板’死了，哪个肯负这个责任哟！那些共产党员被捕后，‘戴老板’使尽了各种手段，都没有得到什么。最后他命令我将那十几个共产党员用汽车押到龙泉驿半山上，挖了个大坑活埋掉。事前我还想搞点活材料，又拿出劝诱和威胁的老办法，但他们只说了一句话：‘要杀就杀，不要多说！’以后就闭目等死。最后‘戴老板’认为车、罗两人在中共的地位高、时间长，留下来能起到一些作用，才决定把他们两人带回重庆，关在望龙门看守所。”

一九四八年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反攻和全国人民掀起英勇斗争的形势下，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的统治已临土崩瓦解之境。重庆的一群军统特务惊惶万状，纷纷寻找出路。有一天，我和重庆刑警处督导长钟建予（钟恕）在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罗国熙家里玩。罗系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军统局的大特务。当大家谈到当时的战局时，罗说：“从目前形势看来，我们的命运自己已经很难掌握。只举不久前毛人凤亲自处理的一件事，便可以完全了解。在息烽监禁多年的罗世文、车耀先两人，已由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押来重庆，关在白公馆左面的松林坡。毛命令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亲自去做他们的工作，初则设宴劝诱，继又进行逼供，进而举刑毒打，如是者多次，结果毫无所获，还遭到他们痛斥。徐远举把这些情况回报了戴笠的继承者毛人凤。隔了一个月左右，毛人凤只得亲自出马，在原戴笠的住宅里设宴，并邀请军统局秘书郑修元、何思元等作陪，请罗、车两人入座，对他们说：‘只要承认叛变中共，登报声明，帮助我们做点事情，我向你们保证，国民党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如你们二位继续坚持下去，带来的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的。’毛等费尽了心机，得到的结果还是同过去一样。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他就命令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将罗、车两人杀害。徐远举奉命后，就转令白公馆看守所长张少云和重庆行营二处行动组长漆玉林、汽车大队长张秉午，于1946年8月的一天，将罗、车两人杀害于戴笠住宅附近的松林坡，并毁尸灭迹。”

可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不可能挽救他覆灭的命运。同他们的愿望相反，全国人民怀着愤怒的心情，踏着烈士们的血迹，前仆后继，英勇战斗，迅速地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

江津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对国家的贡献

肖烈

当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侵华战争时，我全国人民莫不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极愿牺牲一切，为抗战而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以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之中。四川处在大后方，成为抗战的根据地。四川人民自知责任重大，毅然担负起这个艰巨的历史使命。江津是四川的一个大县，文化发达，交通较便，地方人士深明大义，爱国从不后人，因而在抗战八年中，对国家的贡献相当大，亦可能是各县所不及的。这不是夸大其词，而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主要表现在：出钱、出力、出粮、出人四个方面。自然，四川各县人民对此都有贡献，但江津人民却特别突出。除了与各县同样负担外，还另有所表现，这是值得载诸史册的。现只说明我在江津担任四年县长期间所经历的几件事，其他的当然还多，就不赘述了。

一、捐款购飞机

江津人民对于爱国捐款，一直是踊跃输将的。一九四四年，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偕其夫人李德全同志莅津，宣传抗日，募集捐款，添制飞机，支援前方。江津人民不仅捐献较多，而且起了带头作用。冯先生来到江津之前，曾到过好几个县份，但所募捐款不多，每县只在几百万元而已，有的还不上三百万。他在江津所募捐款，就超过他们几倍乃至十倍，为他以后到内江、泸县、自贡等地募捐做出了榜样。

他到江津后，我同我爱人郑玉冰陪同他和他的夫人在县城和白沙镇，分别走访了各机关团体和地方士绅，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和群众大会。经过将近一月的时间，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冯先生每到一处，无论是私人谈话或集会上的讲话，都是非常动人的，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他在座谈会上说：“中华民国是四川人创造出来的。何以说呢？当辛亥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长驱北上的时候，满清专制王朝和战不决，主要是主战派的宗社党魁良弼在从中作梗。同盟会员彭家珍将军知道此种情况后，想到如果把良弼除掉，和议就可告成，他即为此而设法炸死了良弼，彭大将军亦同时英勇牺牲。良弼一死，主战派首要已去，无人统率，主和派的奏议就获得清廷批准，于是南北议和，宣统退位，民国得以成立。彭大将军是四川金堂县人，创造民国是四川人的功劳。俗话说：‘前人创业后人守’，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我们的国家，这个保国救亡的重任，就落在四川人民的肩上。如果不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就上无以对先烈，下无以对子孙。”

冯先生在白沙镇的群众大会上，历数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和我们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以及前方将士英勇杀敌的动人情景。他大声疾呼：“同胞们！弟兄姐妹们！前方将士在拼命杀敌，后方人士却大吃大喝，满口流油，毫不关心国家大事，这种现象能不令人痛心？我们要为国家民族争光，要为子孙后代造福，誓死不作亡国奴。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日本鬼子赶出去，确保我们的领土。现在前方急待我们的支援，特别是缺乏飞机，买飞机要钱，国家不足以应付，希望你们乐捐相助。”

话音一落，顿时掌声雷动。银行界、资本家、公司行号、地方士绅认捐之声不绝于耳，你捐一千，我捐一万，互相竞争，由几千、几万、几十万到一两百万。大会场上的学生和群众相当激动，都在高呼：“增加啊！”“还要增加啊！”冯先生就说：“你们不愿作亡国奴，就求在场的先生、伯伯、叔叔、娘娘、婶婶，娃娃们求求你们吧。请他们有钱的要尽量增加啊，保国才能保家，你们与他们跪下哀求吧。”一时全场跪下，痛哭呼号，声震云霄。大家都感动得热泪长流，捐款数由两百万一下子增加到两千多万。在场的太太小姐们，有的倾囊捐献，有的捐献膀圈，有的捐献戒指等金银首饰，各种贵重物品当时就装满了一大箩。还有赶场来卖菜的农民，都感动得纷纷捐献出他们刚到手的现钱。有个学校的女工亦捐出了她刚到手的一个月的工资。这些，都充分表现了江津人民的爱国精神。

二、出工修机场

江津人民捐款购机的爱国表现，已如上述。我再说一下出工修机场的情况。

在四川有好几个机场都是征集民工修筑的，很多县份都征过工，出过力。江津有所不同的是：

第一，人数比别县多。一九四四年上季，我接到四川省政府的电报，为了赶修泸县兰田坝机场，令江津县征集民工一万九千人，连同各级管理人员和其它职工就需两万多人。当时连同泸县是七个县，他们每县征工都是几千人，没有上万，江津征工的人数超过了他们一倍至数倍。

第二，路远问题不少。江津到泸县中间还要经过合江，从集中地到机场，近的两百多华里，远的有五百多华里，并不是机场所在的邻封县，朝发即可夕至，亦不是一个专区那么方便，而是遇事掣肘。他们六个县都是属于泸州专区，条件比我们优越。江津不仅路途远，而且问题多，这是不难想象的。

第三，任务比其它重。江津由于征工的数量大，劳动力比别县强，工程处和民工管理处就把我们当作主力部队来使用，比较艰巨的工作都是派我们担任，如跑道、飞机堡、停机坪、排水沟等工程，大多是由江津民工修筑的。

第四，困难比别县多。江津离机场较远，那时又没有公路可通，两万多民工所需的工具、用具和搭盖工棚的材料以及其他必需品，都要从本县或外县运到泸县，困难之多，实为其它县份所未有。

江津人民在上述情况下，为了抗日救亡，并未为困难所吓倒，而是历尽艰辛，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时采取了以下一些紧急措施：

一、派先遣人员到泸州接洽。兰田坝机场修筑计划完全不知，他们对我们的民工安排亦未得到通知。为了及时摸清情况，乃派县府军事科科长蒋亚樵先行前往接洽。当时是泸州行政督察专员刘幼甫兼任民工管理处处长，工程处处长是由航空委员会派任的。蒋亚樵回县以后，立即进行第二步工作。

二、召开紧急行政会议。各区、乡（镇）长和地方机关团体的负责人都全体参加。在会议上不仅作了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而且讨论和决定了周密的征工办法。这个办法包括了各乡镇应征民工数字和应携带的工具、用具以及编组计划等等。

三、组织管理机构。设立江津县民工总队部，部内设总务、财务、工务三科和一个医务所及一个政工室。总队以下编组十个大队，大队以下是中队，中队以下是分队，分队以下是班。总队长由县长兼任，副总队长由地方公推卞稚珊先生担任。大队长由县长遴选充任，中分队长由出工之乡镇推荐请县府委任。民工以不打破乡镇编组为原则，各大、中队的医务人员均由大、中队所在乡镇调任一至二人，随队工作。

四、派人赶搭工棚。我在县内布置就绪后，即带一部分人赴泸县与民工管理处和工程处洽商。他们的计划只定了江津县民工的位置区并催促我们的民工从速前往，其它一概不管。我认为首先应准备的是住房问题，不能使民工到达工地时露宿，立即计划赶搭工棚。泸县找材料有困难，派人赴江安买楠竹和稻草运至兰田坝机场备用。工棚搭好后，民工还携带一部分稻草作为他们铺床之用。我们的工棚搭盖得相当整齐，是营房式的。总队部和大队部与中队的位置和距离间隔都是先拟图案后施工，这也是其它各县所不及的。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好，在民工到达时，都是循序进入工棚，没有受露宿餐风之苦。

五、沿途无骚扰，整队过泸县。江津民工以大队为单位，先后由指定地方出发，近的经过三四天时间，远的经过六七天时间到达泸县，沿途无骚扰，纪律比有些正规部队还好。各级管理人员都身穿统一制发的灰布军服，民工成四路纵队，把锄头扁担一律扛在肩上，犹如武器一样，很整齐地通过泸县城到达兰田坝。当时博得了沿街群众的鼓掌欢迎，大家都赞不绝口。江津民工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对他们的抗日情绪来说，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六、大战三伏天，答谢慰问团。江津民工在泸县修筑蓝田坝机场约有半年之久，地方机关团体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组织了一个慰劳团去工地慰劳他们，带了很多慰问物品，单是肥猪就有几十条。民工们由于县中人士的支援，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舞，因而更加努力，喊出了“大战三伏天，答谢慰劳团”的豪迈口号。他们在实际行动中挥汗如雨，鼓足了冲天干劲，大有“天连五岭银锄落，遍地英雄下夕烟”之概。

江津民工在泸县修筑机场期间，自始至终，精神充沛，工作积极。我因县中政务繁忙，在工地时间不多，总队部全靠副总队长卞稚珊先生主持。他是我们黄埔军校的老教师，学识经验都极为丰富，有他在场负责，我同县人都极为放心。由于领导得人，各级干部和民工们的共同努力，加上县中人士的大力支持，使任务完成得很好，曾受到上级机关的嘉奖和各方面人士的赞扬。

三、购粮救急

抗日战争开始后，四川应征的钱粮改为征收实物。江津因系特大县份，每年应征数量已相当的大，还遇到过严重的雹灾。江津人民为了抗日救亡，宁愿节衣缩食，亦不请求减免，仍然照常缴纳。没有想到还有例外的负担，就在受灾的第二年，有一天我接到中央粮食部部长徐堪的电话，要我立即赴渝协商要事。我到渝见他后，他说：“现在军粮紧急，供应发生了问题，我们决定请你在江津代购碛米四万石，于一个月内运到，以救急需。此外则别无办法度过这个难关。”我是一再推诿，他是好话说了一大篇，既是不折不扣的命令，非办不可，又是恳切委婉的嘱托，望我帮这个大忙。

我想到江津远的乡镇距县城三百多华里，县城到重庆又是一百八十华里的水程，没有公路，运输困难，时间紧，任务重。既推不脱，又办不到，怎么好呢？真难坏了我这个七品芝麻官。“困难当前，军需岂能奇缺？”江津人民的英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似乎在说：“县长，你承认吧，我们是能够战胜困难的！”他们的爱国精神鼓舞了我，我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当即在粮食部打了一个长途电话与县政府秘书王昌霖，要他立即通知各区乡镇长到城开紧急会议，我即于第二天赶回县城参加。

由于各区乡镇长及地方人士深明大义，通力合作，讨论和决定了派购办法。到会人员一致表示全力以赴，当场认购了黄谷八万担。但粮食部要的是碛米，加工需要时间，照常规办恐怕两个月都完不成，怎么办呢？我又召集粮商开会，依样画葫芦，我也是既是命令又是嘱托，要他们把手中现有的碛米全部及时运重庆代交，然后将边远乡镇的黄谷拨给他们去加工归还。他们在长江上游各县都购进了不少碛米，在半个月中就交了近两万石（每石150斤），县城附近的乡镇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内加工运交了两万石。因此，提前五天超额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军粮奇缺的一大困难。粮食部长徐堪极为高兴，曾为此而报请中央政府颁发我一个勋章。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江津人民的爱国表现所致。

四、补充兵员

前方抗战，需要兵员补充。在抗战后期，征兵已成为各县办理最难的一件大事。拉丁成风，已是见惯不惊。前方需兵急如星火，催丁文电雪片飞来；后方办理困难极多，设法推拖，各地皆然。

当时实行的征兵法，毛病多，骚扰大，实有灵活运用之必要。我即斟酌地方情况，以我在中江县试行的一甲一兵制修改使用。全县有一万多甲，每甲只出一兵，该哪甲先出，由保内抽签或协商决定。出丁之家的家属，除由县优待委员会予以优待外，还由全甲就近经常照顾。从那次起，预计每甲要八年才能轮到第二次。经过广泛宣传和实施，效果比较良好。如果保甲人员不遵规定办理，一经发觉，即予依法制裁。因此，对国家应征的兵员，江津人民是照配额满足了的需要。

当时各县对征丁配额，大多拖欠不清，无法完成应征任务。江津配额大、又多，反而做到了兵无欠额，实非易事。如果没有江津人民的抗战救亡的爱国思想，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足见江津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对国家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无论是出钱、出力、出粮、出人，都表现出炎黄子孙的爱国热忱和中华儿女的英雄气概。他们有许多豪言壮语，有不少动人事迹。如在修筑机场中的民工就说：“为了打倒日本鬼，不怕三伏炎热天，不怕倾盆大雨淋，不作亡国奴，要做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又如在紧急购粮中，县中人士的日夜奔忙，学校教师的宣传鼓励，都是不遗余力的。在各乡农民的加紧运粮队伍中，有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有八九岁的小孩，与男女青壮年一起，或上坡下坎，肩挑背磨地走在烈日里，或披蓑衣、戴斗笠走在泥泞的道路上。到夜晚，当想到那由火把组成的长蛇阵里更有年幼的以及年老的人所举着的火把时，你会想到比这事实本身更多、更远的东西。没有爱国心情的驱使，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实的。

江津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对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应载诸史册，永志不忘！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冯玉祥将军在白沙动员献金救国纪实

程智铭

一九四四年，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冯玉祥将军由重庆出发，路过江津，来到白沙，宣传抗战，发动献金救国。在他的感召下，白沙一个小镇就捐献了七百多万元（实物不在内）。

冯玉祥将军在白沙动员献金救国的时候，我正在聚奎中学读书。由于耳闻目睹，我对当时的情况印象很深，虽时隔四十年之久，至今犹未能忘怀。

当时的白沙虽是一个乡镇，却是四川四大镇之一，又是川东三大文化区之一，以津沙文化区驰名省内外。白沙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抗战期中，由沦陷区和重庆迁到白沙地区的学校相当多，有一万多学生在十五所中等以上的学校受着教育。

冯玉祥先生到白沙后，首先是深入机关、学校、街道，动员群众，作好献金大会前的准备工作。他用了两天时间，分四片和学生们见面谈话。四月八日给来自沦陷区的大学先修班和国立十七中的同学们讲话。九日上午到驴溪半岛乡村师范学校给五个中学的学生演讲，当天下午又到黑石山向聚奎和新本两个中学的教职员工和同学演讲。十日给白沙镇高小学生讲话，还召开了各界人士的座谈会。他每到一处，总是声泪俱下地宣传抗战的形势和献金救国的意义，也讲了历史上很多爱国人物的英雄事迹。娓娓不倦，感人至深，一股爱国主义的热流冲击着每个学校、每个青年学生的心灵。

一马当先的大学先修班的“文一”球人，立即举行球赛，将卖票收入的一万多元全部捐献国家。

在冯玉祥先生同爱国人士对白沙的街道群众、青年学生和工商界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之后，紧接着在四月十一日召开白沙节约献金大会。那一天，到了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在人山人海的西河坝上，已经聚集了两万多人。主席台上有热爱教育事业年已八十的邓蟾秋老先生，他是由乡下赶来参加的。还有一位因事留在白沙的美军盟友，也赶来观光。

大会开幕时，先由国立女师学院院长谢循初主席致开幕词，接着是身材魁梧、穿着粗布长衫、满面笑容的冯玉祥将军致词。他说：“我对大家这几天来的努力，十分感动，我在此表示感谢。最使我感动的是学生，大学先修班的同学们在轮船码头当脚夫，在街头擦皮鞋，甚至把自己从战区带出来的仅有的一点东西也拿出来义卖，献给国家……”他那简短的数语使到会的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接着就开始献金。最先是学校组，每个学校都由两个学生代表抬着盛钱的盘子，献给站在台子中央的笑容可掠的冯玉祥将军，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响彻云霄。当主席台上报告大学先修班献金六十四万元时，全场都震动了。新本女中马上以六十五万元的最高额压倒全场。在热烈的掌声和高呼声中，忽然大学先修班的同学又大声呼喊增加十万元，仍然获得学校组的第一。一时“追加”、“追加”之声响彻每个角落。在这种热烈气氛的激动下，女师学院附中、聚奎中学都自动追加各十万元。从沦陷区迁到白沙的国立十七中全体同学也表示节食几天，追加一万元。

士绅组献金八十万元，妇女组三万七千元。当商会献金六十万元（内有工厂二十万元）由主席台上的司仪李屯石教授报告出来时，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商会还是不表态。这时候有的学生代表主张每校选出五名代表在台前向商会跪求。商会在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的激荡下，答应增加十万元。但学生们仍感到不满意，场内又响起了“二百万”的呼声。学生代表意识到要进一步感动商会，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于是发动全场一致跪求，一万多男女学生一齐跪下了。

冯玉祥先生擦着眼泪向大家说：“你们这种爱国热忱，就是铁石心肠都会感动的……可是我们献金是完全出于自愿啊！”又说：“出钱多少，是和知识有关系的……我们对这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要本着自己的良心。”

在冯玉祥先生激动人心的讲话和学生们“商会不增加，永不起来”的呼声中，商会代表受到了感动，答应献出二百万元；学生们又转嗔为喜地站了起来。

在个人自由献金中，也有很多动人的场面。十四个洗衣妇女组成了一个献金队，每人献金一百元。川东师范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小工友献出了他的全部积蓄八百元。甚至还有一个乞儿把乞讨得来的五元，也苦苦地要求大会收下。冯玉祥先生立即向大会说：“这五元钱要胜过富翁们的五十万。”还有几个儿童保育院的女孩子脱下了棉衣和皮鞋来捐，大会要他们收回穿上，她们放声大哭，怎么也不肯。有的女学生脱下了大衣或者里面的毛衣，也有不少男学生脱得只剩下了一件衬衫。在广大人群中，自来水笔、手表、金银首饰一件随着一件地送到献金柜里。

时过中午，会场上仍然继续不断在捐献，一直到下午一时左右，主席团才勉强宣布散会。

此次献金大会后，重庆《大公报》刊登了题为《我们都跪下了》的一篇报导，热情地赞扬了白沙节约献金大会的盛况。冯玉祥先生在《给爱国朋友的第七封信》中高度评价了白沙献金救国的盛举。在他写的题为《最爱国的镇市——白沙》一文里说：“这个令人永远不能忘却的伟大盛会”，“学校组的献金总额达三百二十余万元，单凭这个数字就赛过了自贡市，压倒了乐山县。”文章中又说：“在归途中，美国美军朋友罗斯先生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湿着眼圈对我说，他真是深深地受了感动。”

白沙献金的当天晚上，冯玉祥先生的心情非常激动，他在《川南游记》中写道：“十点钟上床，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起来写了五首丘八诗。”这组诗颂扬了白沙广大青年献金救国的爱国热情：

一、青年跪地哭，请君快救助。献金救国家，不作亡国奴。
二、青年跪商人，请快救沉沦。财富千千万，敌来化浮云。
三、青年捐衣服，为复我失土。不畏饥与寒，雪耻最为主。
四、青年血泪哭，赤诚复国土。泪血作警钟，同胞齐御侮。
五、白沙献金多，热烈如荼火。各地皆如是，一定能救国。

冯玉祥先生在白沙的时间虽短，但他那种坚持抗战的爱国精神，给白沙镇广大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至今不忘。

黑石山风景文物

罗昌

一、黑石山风景区概述

黑石山风景区位于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南五公里，是一个奇特秀丽的风景胜地（聚奎书院旧址）。它周围驴溪环绕，瀑布高挂，岩谷幽深。近代一些知名人士曾来此游览，因而在省内外享有盛名。白屋诗人吴芳吉于一九二八年回聚奎母校修纂校史期间，曾两次入黑石山，留连数月，写有歌诗共三十一首，统名《还黑石山作》，尽情赞美。

二、黑石山的神话

黑石山以黑石著名。山顶周围，原有盘石五百四十余座，大的体积有数百立方米，小的也有近十立方米，石形浑圆沉厚，碨磊突兀，参差错落，密布山头林间，显示出奇特的群体美。人们不禁惊异地寻问这群黑石的来历。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

古时，白沙东海沱有水蛟作怪，入夏兴风作浪，淹没舟船，行人深以为苦。有受害者千里迢迢去灌口向二郎神诉苦。二郎便采白玉炼成赶山鞭，亲自从贵州娄山驱巨石前来白沙，准备填平东海沱，制伏水蛟，为民除患。乃将巨石五百余座化为走兽飞禽，趁夜行走，五更时已走到宝峰山（黑石山旧名），不料被水蛟得知，立即勾结人高山土地神，命石人（今尚存）伪作鸡鸣。众石闻声，以为天明，便立刻化成原形，伏地不能再动。二郎见功亏一篑，一气之下，跳下座骑，坐在一块巨石上，盛怒不已！返身举起赶山鞭，将石人劈为两半，愤愤而去。留下所坐巨石，上有鞭痕臀迹，民间叫它“二郎石”（此石一九七〇年被开毁）。此外，尚有巨石化为飞禽走兽留下的遗迹，民间称这些石为“鹰嘴石”、“猪儿石”、“牛儿石”等。本地群众为了纪念二郎为民除害这一番苦心，在二郎座骑巨石（此石被称为“黑石之王”）上修了一座“川主庙”。

三、清奇的风景

黑石山开始成为引人入胜的佳地，约在明末清初。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年），县人袁志源即曾在双石上题“函谷”二字赞其奇丽。以后，经聚奎书院及聚奎中学六十余年的惨淡经营，遂成胜境。在抗日战争中，吸引了大量的省内外名人来此游览，写下许多诗文，对黑石山秀丽的风物，交口赞颂，称之为“峰岚劲秀，水木清奇”（前中央图书馆长浙江蒋复聪语），“黑石盘错，古木参天，松鸣禽噪，一绝境也”（前中大教授安徽程憬语），“山林辉映，黑石崖崖，川泽回缭，橘树猗猗”（福建彭绍龄语），“是山也，怪石盘错，古木参天，因风则松涛鸣空，剔藓则云根宜座，草色侵人，禽声盈耳，如画溪山，不假人为之助”（前聚奎中学校长湖南周光午语）。白屋诗人在《白屋吴生诗稿》编辑大意中写道：“山川之胜，甲于全蜀学校。某之诗趣，得此诱启最多。”

虽经“文革”十年动乱，黑石山风貌大体保存，现为我江津县交通便利的唯一文物风景胜地。一九七九年版《辞海》一七五九页载：“白沙，向为四川省著名大镇。名胜有黑石山。”

山上林木茂密，高大的松、柏、樟、楠，约有数千株，最大的原聚奎校门前双樟，树径达一点四米，树龄有三四百年。其余古树，多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间种植。环山桔林，有桔树数千株（植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每逢夏初花开，扑鼻清香，弥漫山际。此外，尚有生长半世纪以上的红山茶、白杜鹃、含笑梅、海栀子、四季桂、罗汉松等珍贵花木。解放初，拟砍作枕木，县长王昭闻信，立即赶来加以制止。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民工已集中到校准备砍伐，县委书记凌文远下令坚决保护，风景林木才得保全下来。

近年来，由于县人民政府多次下令保护，来林栖息的鸟类逐渐增多。数量最多的是鹤类（白鹤、蓑衣雀），入夏约数百只。杜鹃、布谷、猫头鹰、啄木鸟、喜鹊、画眉、斑鸠及梁山伯、祝英台（俗名）也常常可见。此外，各类小鸟也成群聚集于此。早晚，漫步林间，听枝头鸟雀争鸣，望树颠鹤群飞舞，真令人赏心悦目。

山上最古老的建筑物为“川主庙”（建于明末清初），位在黑石山巅最大最高的一座巨石（称为黑石之王）上，有宽大的石梯可拾级而上，造型崇高秀拔，周围有密集石群，状如匍伏叩拜。其次为宝峰寺三殿及钟鼓亭（建于乾隆年间），迄今三殿尚存。曾于道光十六年（一八三七年）培修，记载碑文现犹残存。钟亭只存一柱，上有乾隆庚戌（一七九〇年）石刻“一声晓彻云霄外”。鼓亭现存，有柱联：“渊渊大天振三界，沨沨高播扬四洲。”

聚奎书院旧址：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建成，位于山头正中，参天古木环绕四周，房屋完好，保存清末书院建筑的原貌。门前有石刻楹联：“德星长聚五百里，广厦颜开千万间。”大门外又有石刻一联：“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邓鹤丹题）门前远眺，可见马鞍双峰当前如文笔。

“鹤年堂”于一九三〇年建成，堂名为于右任所题，由邓鹤年捐资兴建。是一座有独特风格的日本仿法式大礼堂。舞台的上层为乐台，左右有两层看台，正中有三层看台，台下是地面倾斜适度的广阔堂座。造型美观适用，为省内所少见。

九曲池，在函谷石附近，现为黑石山风景中心。五十四年前白屋诗人对此曾有吟咏（见《白屋诗选》）。九曲池有大石九座绕池周，池形九曲，故名。其上有“鉴止亭”（取庄子“鉴于止水”之意），原建于一九一〇年。池边另有茅亭二座，建于一九二五年左右。今年，由县城建局拨款培修扩建，县计委副主任程智铭多次入山，亲自主持、规划、督促施工，池面扩大一倍，鉴止亭已培修一新。除原有江津三中高八一级六班学生捐建“仙鹤桥”一座外，新建小桥两座，一名“镜桥”，一名“蝠桥”。并于茅亭旧址上新建水泥柱瓦亭两座，一名“夜雨亭”，一名“问梅亭”。沿池新砌了石路。池侧白屋诗人墓，由宋正棋县长指示拨款，于一九八一年修复。邓缡仙（鹤丹）墓亦迁来池侧。函谷双石上，原刻“函谷”、“一夫当关”题词（邓鹤丹题），已由聚奎校友邓少琴补书重刻。

此外，山上还有“饮水思源”池、“奋乎百世”碑、“鲸鱼喷水”、“石璧听涛”、“夹谷通幽”等景物。山下名“长石塔”。山腰岩上有“鹰嘴石”，突出临驴溪，与马鞍山对峙，形如鹰嘴。陈独秀为邓鹤年祝寿，曾题“大德必寿”四字刻于石上。吴芳吉称之“为山石最佳处”，有“鹰嘴石，似鹰嘴，悬岩百丈驴溪水。独立苍茫势欲飞，思入风云叱神鬼”诗句咏赞。金陵词曲家卢前也有“驴溪水清鹰嘴硬，随处明心性”之句。

从黑石山游驴溪，溯流而上，风景都很美。吴芳吉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山多黑石，石畔挺生古樟乔松，校舍参差隐现其间。登楼四眺，苍苍莽莽朝拱于山下者，江山尽百里也。山麓有小川环之曰驴溪，北流汇大江。近山有瀑布三重，曰高洞、曰蟾鱼洞、曰狗跳洞。沿岸夹植幽篁，风物佳丽，全蜀学校不及。”并有“径入松林堡，水喧高洞坳。临岩一俯视，幽篁百万梢，攀藤下谷口，乱石比人高，两山劈面起，翠微入九霄。”“天上珠帘下垂地，蟾鱼洞瀑多娇意。未到潭心已化烟，飞沾襟袖迷蒙细。朝映松山青，暮著夕阳丽。神随岁节新，色共山容备”诗句吟唱。

四、悠久的学府

黑石山成为江津教育重要基地，历史比较悠久。从开始办教育至今，已一百一十二年。从建立书院至今，有一百零二年。从兴办新式学校至今已有七十七年。

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年），县人张元富、邓清涟等在宝峰寺址兴办了义塾，由张元富命名为“聚奎义塾”（旧说奎星主文昌，喻贤人蔚起，有如德星的相聚）。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张元富集资修建书院，陈宝善曾捐银千两。经一年多的努力，未建成，张元富即死去，邓清涟继续筹建。后得到当时县令国璋（满族）的支持，亲自出面劝募集资，于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建成，光绪六年二月上旬，正式成立“聚奎书院”。由程绥仁（前清举人）任斋长，随后由邓鹤翔继任。当时与几水书院、育才书院、华峰书院并称江津四大书院。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兴办学校，改书院为“聚奎学堂”。由原斋长邓鹤翔（邓清涟之子）任堂长。同年，邓鹤翔之妻朱树德在溜马岗创办邓氏私立新本女子学校，是为江津女子学校教育的开端（一九四〇年新本迁来黑石山，建国初与聚奎合并）。

清光绪末，邓鹤丹留日归来任教，并邀荣县肖湘来校执教，他们在校宣传革命思想，进行反清活动，并组织学生学军事、造炸药。辛亥旧历九月二十七日，由堂长邓鹤翔署名，肖湘起草了《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布告全川父老文》，率白沙市民起义（随后十月初一江津反正，初四重庆宣告独立，初七成都始归附民军），聚奎学生纷纷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活动。

聚奎开办以来，不但重视课业，而且倡导体育，数年间成绩显著。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即举行第一次运动会。民国三年受当时四川省巡按使公署的嘉奖，给以“管教合法，成绩昭著”的评语，名列全省第一，发给头等奖金（全省共发头等奖金二校，另一校为宜宾女师附小）。白眉初《四川地理志》称聚奎为川中模范小学。一九三〇年增办初中，一九四二年增办高中，一九五〇年与新本女中合并，改名聚奎新中学。一九五二年改为江津五初中，于一九五八年迁出后停办，留下班级校地、大量图书、仪器和校具，与江津三中（原为白沙女中，于一九一五年创办）合并。一九八四年秋经省批准恢复“江津县聚奎中学”名称。

一九四〇年，前国立编译馆编辑安徽台静农来此寓居，了解到聚奎的沿革，曾说：“聚奎能屹然一隅，延续至六十年之久者，诚我国近代教育史所罕见。”事隔四十四年，黑石山上，仍屹立学府，当尤为罕见了。

江津三中及其前身三校，自办学以来，百年间培育学生近两万人。聚奎早期学生中，留学英、美、法、比、日的有数十人。樊弘（原名樊升鹏，别号樊正平，聚奎四班学生，北大经济学教授）、陈绍迥（中国农科学院副院长，现年八十余）都仍在工作。新本第一班学生邓昭诚，现年九十，仍健在，寓居美国弗罗里达州。

在民国初年即以诗、书、画而闻名省内外的有三人，时称“聚奎三杰”：

一、吴芳吉，字碧柳，人称白屋诗人，聚奎第一班学生，一九一〇年毕业，为近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有自订《白屋吴生诗稿》及周光午所编《白屋吴先生遗书》行于世。其名篇为《婉容词》、《两父女》、《护国岩词》、《巴人歌》等，传诵海内外。一九三二年逝世后，葬于黑石山。

二、邓少琴，又名绍勤、立生，一九一〇年毕业于聚奎第一班。曾就学于公孙长子，以书法见长。现年八十七岁，任重庆博物馆副馆长，是著名书法家，又是巴蜀史、四川地理学专家。

三、张采芹，原名学荣，一九二〇年毕业于聚奎第十班，一九二九年即在上海出版过《采芹画集》、《采芹近墨》等，系蜀中著名画家。曾执教川大、南虹艺专等校。现年八十一岁，任成都画院画师、成都科技大学名誉教授。

聚奎早期教师中，最著名的是肖湘，字绮笙，荣县人，生于一八七五年，死于一九一八年冬，葬在黑石山上。肖湘于一九〇五年在日本与程潜、邓鹤丹等人加入同盟会，后归国鼓吹革命。一九一一年九月所写《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布告全川父老文》为我江津县重要历史文献。肖湘为吴芳吉最崇拜的老师，吴芳吉为肖湘最得意的弟子。

在创办聚奎以后一百多年间，邓氏父子昆季，备历艰辛，为发展江津的教育事业，造福乡邦，作了重要的贡献。其中邓鹤年、邓鹤丹二人，被省外流寓津沙的人士誉为奇人。邓鹤年，字蟾秋，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〇年间，先后为聚奎学校捐资十数万元，为学校修建了礼堂、教室，购买了大量图书，添置了花木，培修了园亭，设置了奖学金。江西欧阳渐、安徽陈独秀等五人曾为他写过七十寿序，称赞他善于散财的办学精神。冯玉祥曾赠给一联：“公益为怀，寿人寿世，智珠在握，有守有为。”邓鹤丹，字缡仙，毕业于日本宏文师范。归国后，执教聚奎，后任董事主任，主持校政，为学校筹集经费、培植风景、扩展校地、增办初高中、添设图书仪器、延请名师、扶植贫苦高材学生不遗余力。卢前有《中吕醉高歌》一曲描述他的形象：“鸠藤斗笠芒鞋，衬片和光霁霭。山中桃李盈盈在，笑指着东风翠柏。”吴芳吉报邓缡仙诗中，亦有“而况诸师友，望我心拳拳。昔常忧我病，今得壮成年。昔常摩我脸，今得诗成篇”之句，描述了邓鹤丹培育人才的情态。

五、珍贵的文物

从聚奎开办到今天，历一百多年的经营，学校藏书达十万册以上，可称丰富。“文革”开始后，“造反派”打入图书楼，将大量报纸、大本古籍杂志盗卖，又抢走大量的小说等文艺读物。一九六八年，武斗队进驻图书楼，所有图书，面临绝灭之灾。当时，在校教师廖德富、朱孝鸿、周振英三人，在工人的支持下，连夜将所余古籍，抢运到厨房粮仓内掩藏，才使大批珍贵古书得以保全下来。近年来初步清理，尚有线装古籍万卷、近四万册。其中聚奎书院传下古籍有两万册，民国以来至“文革”前出版的中外文精装、平装书籍两万余册。目前，江津聚奎学校收藏古籍虽然数量不很多，但大体成套，比较珍贵，在中学与县级图书馆中，全国也算罕有。

黑石山原有石刻题词近百处。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如欧阳渐的楹联“是英雄铸造之地，为山川灵秀所钟”，邓鹤鸣题的“今之文翁”，蔡悦岩写的“顽石点头”及“磨而不磷”、“惠我春风”等各体美书法，为山林增辉。可惜于一九六六年“文革”中，将其全部凿毁。现在僻静处发现的残碑余字尚有十三处，有文字可考或可回忆的有三十余处，其余尚待查寻。

黑石山自成为风景名胜以后，吸引众多的游人。民国初年，吴玉章曾到此游览，四十年代，其子吴震寰也几度来游。抗日战争中，流寓四川的名人来游的更是不少。陈独秀、梁漱溟、卢前等都曾来此间小住讲学。修建高洞水电站的工程师，也曾住校兼课。冯玉祥曾来此为抗战募捐。孩子剧团曾来此演出和赛球。前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前中央图书馆长蒋复聪、女师院长谢循初、曹刍、清华大学教授肖公权以及北大教授魏建功、金公亮、程希孟等许多名人都曾到此游览。

从聚奎到江津三中，已搜集到人们留下的诗文数百篇。早期的有县令国璋的《聚奎书院序》、肖湘的诗文、邓鹤翔的文章。抗日期中诗文尤多，如黄炎培有吊吴芳吉诗（存校）。余雪曼教授（现任香港雪漫艺文院院长）当年亦有谒白屋墓口占诗：

犹是黑山几度梅，怜君护国空挥泪。
诗人底事不归来，回首江南事事哀。

近半年来，江津三中向校友征集文物，共收到一百五十九件，数量不多，但珍品不少。余雪曼教授在京展艺返港后，寄来手书两件。校友邓少琴、张采芹、周浩然、陈作丁寄来书画近作共三十幅。校友朱安本去世前也给学校留下绝笔书画三幅。其余还有许多珍贵的彩照、旧照、复制件、回忆录和信件，足以丰富名山的文物。今后，再经收集，黑石山必将成为我江津县的一座文物宝库。

长联巨匠钟云舫

龚灿滨

按：钟云舫《拟题江津临江城楼》长联，国内外报刊多有揭载，但对作者一生史实，出入颇大。因参证省、县各志及《振振堂集》、《招隐居传奇》、并访问县内有关人士，成此文供参考。

钟云舫，名祖棻，原籍重庆府江津县高牙乡青草背人，生于一八四七年（清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八月初九日），清代秀才。家贫，补廪生后，迁县城南门居住，就附近阙氏祠设馆授徒，历二十余年。

云舫学识渊博，遍览经史百家之书，工诗文、词曲，尤擅对联。所为诗，苍凉悲壮，多忧时感世之作。其时烟毒弥漫国内，著《招隐居传奇》，将各种烟具赋以人物形象，亦庄亦谐，寓讽于戒。现行十三院校中文系合编大专教材《中国文学史》曾有记载。所书对联，即事构思，咄嗟立就，从不抄袭旧作。毕生撰对联一千八百余副。成都《锦城江楼》联，烟云满纸，悼古伤今，一时传诵两川。《拟题江津县临江楼》联，上下共一千六百一十二字，气势磅礴，离奇惨怛，托迹《离骚》。到目前止，推为国内第一长联。

云舫一生赋性刚正，嫉恶如仇，尤其对一些贪官污吏，谴责讽刺不遗余力。清光绪间，江津县令朱锡藩，颟顸贪婪，钟撰联嘲讽，阖邑传遍。朱痛恨入骨，欲加迫害，于是远走成都避祸，《锦城江楼》联即作于此时。联系楠木雕成，年久漶漫，今已重制，仍悬望江公园。

继任江津县令武文源，与朱锡藩一丘之貉，而阴狠尤甚。一九〇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四川总督岑春煊调两广，由水道过江津，邑举人张泰阶约钟云舫以诗及对联访岑于舟中。适武令因违反粮章案被摘顶戴，疑二人揭发其短，亟思构陷。先是江津违章征粮，弊端迭出，张泰阶曾联络士绅，提出纠弹，钟亦列名其上，已胜诉而案未结。督署派员来府、县复查。武令遂贿重庆府尹，借词解张、钟二人赴省质讯，拘禁臬署待质所。数月后，张泰阶获释，钟云舫仍被拘留，前后约三年，《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即狱中所作。

满人锡良继岑春煊任川督，幕僚中有读《锦城江楼》联者，怜其才，向锡良辩冤，始得恢复自由。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钟云舫返家，编校所为诗、文、对联成《振振堂集》八卷，门人郑壎（芥青）为之批注。又著箴世贬俗的《火坑莲》一卷，均由江津翕和成书店印行。《招隐居传奇》二卷，友人李则伍注，翕和成书店三版行于世。殁于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正月三十日，葬县属油溪镇灯油坪。

附录：钟云舫《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锦城江楼》联、《渝城楼外楼》联

（一）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光绪三十年甲辰春）

原序：飞来冤祸，理所不解。偶一触念，痛彻心肝。迟迟春日，借此搜索枯肠，欲其不以冤情撄念耳。以泪和墨，以血染纸，计得一千六百余字。明知抛滓取厌，而故曼其词，谬欲以长取胜，阅者笑我之无耻，当谅我之无聊也。噫！

上联

地当扼泸渝、控涪合之冲，接滇黔、通藏卫之隘。四顾葱葱郁郁，俱围入画江城。看南倚艾村，北搴莲盖，西撑鹤岭，东敞牛栏。焰纵横草木烟云，尽供给骚坛品料。欹斜栋桷，径枝梧魏、晋、隋、唐。仰睇骇穹墟，缠鬼宿间，矮堞颓堙，均仗着妖群祟伙。只金瓯巩固，须防劫火懵腾。范冶炉锤，偏妄逞盲锤瞎打。功名厄运数也，运数厄功名也。对兹浑浑茫茫，无岸无边，究沦溺衣冠几许？登斯楼也，羽者、齿者、嬴者、介者、脰臆鸣者、旁侧行者，忿翅抉抢，喜啮攫扐者，迎潮朅朅趋去，拂潮朅朅趋来，厘然坌集，而鸟兔撼胸，掷目空空，拍浪汹汹，拿橹噰噰，抓鼓冬冬，詟以霹雳，骤以丰隆。溯岷蟠蜿蝘根源，庶畅泻波澜壮阔襟怀耳。试想狂榛朴四，俄焉狂荡干戈，吴楚睢盱，俄焉汪洋黻冕，侏离腾踔，俄焉淼漾球图。谓元黄伎俩蹊跷，怎怯怯學努眼。环珮铿锵之日，盈廷济济伊周，忽喇喇掀转鸿沟，溪谷淋漓膏液。蚩氓则咆哮虓虎，公卿则谨视么豚。熊罴鹅鹳韬铃，件件恃苍兕定策。迨搀枪扫净，奎璧辉煌，复纱帽下瘫瞌睡虫，太仓里营狡猾鼠。毛锥子乏食肉相，岂堪甘脆肥脓？凭踹踏凤凰台，蹂躏鹦鹉洲，距踊麒麟阁。靴尖略踢，惨鸡肋虔奉尊拳。喑呜叱咤之音，焰闪胭脂舌矣。已矣，余祈蜕变巴蛇矣！斑斑俊物，孰抗逆舑舕凶麟？设怒煽支祁，例纠率魑魅魍魉。苟缺锯牙钩爪，虽宣尼亦慑桓魋。这世界非初世界矣！爰悄悄上排阊阖，沥诉牢愁，即叨和气氤氲，曰父曰母，巽股艮趾，举钦承易简知能。胡觇轴折枢摧，又嫉儿孙显赫。未容咳笑，先迫号啕。恪循板板规模，诸任雷霆粗莽。稽首、稽首、稽首，吁浓恩派归甲族。侣伴虾蝤，泡呴昙嘘，尚诩蜉蝣光彩。闷缘春藻，喧隍闹铁板铜琶，快聆蛑蛑峻岩，钟毓嶙峋傲骨。即肖形凹凸，早媷恼邑贵朝官。假饶赤仄紫标，虽盗跖犹贤柳惠。庶贫贱弗终贫贱哉！冀缓缓私赴泉官，缴还躯壳，诳说神州缥缈，宜佛宜仙，虹彩霓辉，都较胜幽冥黑暗。讵识铅腥锡臊，遍令震旦褦襶。甫卸翳胞，遽烦汤饼。愧悔昏昏曩昔，泣求包老轮回。菩提、菩提、菩提，愿今番褪脱皮囊，胚胎蝼蚁，堂砌殿穴，永教宗社锦延。虱脑虮肝，垂拱萃螟蜒蚡蚃。蚊眉蜗角，挤眉拥蛮触琛航。小旃檀，妻妾恣红尘萝梦。噫噫！牂牁僰道，乃羁留逐客夜郎，种杂僰摇，啧唢厌鸱啼鸱叫。丘索坟，埋不尽酸胔醋骼。猜完哑谜，毕竟属聪明误我，我误聪明。宇宙忒宽，瞳眶忒窄，精魂已所修炼，特辜负爹娘鞠抚，受他血肉，偿他髑髅。浮沉乐与浮沉，孽由酷滥九经，始堕向泥犁。趁此沙澄洗髓，渚澈湔肠。唏点月，哦点风，倩酒杯斟酌，就诗歌词赋，权谋站住千秋。瞧、瞧、瞧，蓼瘠砧敲，荷癯浆荡，却似仆凄凄恻恻，漂漂泊泊的情。勿慌、勿慌，量蓝蔚隐蓄慈悲，聊凭双阙梯崇，望银涛放声痛哭。哭到海枯石烂，激出丈鼻腻，妪煦麂卵，倏幻改绀发珠眸，近约十二万年后，跟踪蹑迹，视侬斫玲珑别式乾坤。

下联

蒙有倾淮溃、溢沪渎之泪，堆衡岳、压泰岱之愁。满腔怪怪奇奇，悉属戕心涕泗。念蚕凫启土，刘孟膺符，轼辙挥毫，马扬弄墨。泄涓滴文木烟霞，已销残益部精华。偪侧河山，怎孕育皋、夔、契、稷。俯吟欷剑栈，除拾遗外，郊寒岛瘦，总凄煞峡鸟巫猿。故卧龙驰驱，终让井蛙福泽。阴阳罗网，惯欺凌渴鲋饥鹏。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为问滔滔汩汩，匪朝匪夕，要飘零萍梗何乡？涉巨川耶？恍兮、惚兮、凛兮、冽兮、窔澒洞兮、突旋涡兮、迤逦欧亚兮、纷纭脍炙兮。帝国务壅民愚，阿国务牖民智。奋欲乘桴，而羿奡掣楫，履冰业业，褰裳惕惕，触礁虩虩，擎舵默默。动其进机，静其止屝。藐湔泜潢污行潦，谁拔尔抑塞礌砢才猷乎？叹区区铦凿崔巍，夸甚五丁手段？组织仁义，夸甚费蒋丝纶？抽玩爻占，夸甚谯程卜筮？在冈底峥嵘脉络，应多豪杰诞生。沱潜澎湃之余，依旧荒荒巢燧。硬苦苦追踪盘古，弹丸摭拓封疆。累赘了将军断头，凄怆了苌弘葬碧。礼乐兵农治谱，纷纷把尧舜效尤。及滟滪轰平，黎邛顺轨，第薜蕊代芙蓉增色，杜鹃伏丛棘呼冤。峨眉秀鲜桢干材，勉取宾毡钱布。反猢狲美面具，豺狼巧指臂，狮狻盛威仪。口沫微霏，统犍叙胥惊灭顶。锦纨绦之服，宁称穷措体哉？伤哉！予安获贡蜀产哉？巉岩虬豁，早嵫恶岷阜僝僽。苟钻营巧伺，博取些茹虀脔胾。借肥甘恣睢媚，假孔孟也弄侏离。予贫贱弗终贫贱也。冀缓缓飞升银阙，踢踏傀魁，佯狂遨游狡兔，若啼鹃血，饥鼯嘲哳，弗药饵噞喁篙痖。讵意侏儒獝狘，尽戕伐后稷胼胝。遽溷聩聩，弥莽卤莽。愍恻椎埋昔昔，莽聩庆都赝鼎。鼍耻、鼍耻、鼍耻，即罄九泉，何处埋忧？腥涎粗蓼，绝巘巘蝮虺婪酣。饕餮饾饤，迸湔伊周斗筲。惯吞腥膻，没齿易商彝周鼎。尚矜矜蝎工蠹伎，饱饫公羊羔麑。嗟嗟！校序党庠，直拘辱士林羑里，透参妙旨。处处睹鱼跃鸢飞，嗜欲阵，迷不着呆女痴男。撞破天关，遮莫使忧患撩人，人撩忧患。徜徉自得，肮脏孰埒？烟霞痼疾，整糟粕医药懵懂。乔装着丑末须髯，彼愈肮脏，俺愈邋遢。讪骂大家讪骂，某本吟僧一个，无端堕向泥犁。恰寻此高摘畀星，丽逾结绮。咬些霜，咽些雪，俾志趣晶莹，附舟楫帆樯，晃朗虑周八极。听、听、听，村晴莺啭，汀晚鸥哗，那是咱活活泼泼，悠悠扬扬的性。久坐、久坐，计浊骸允许抛弃，等候半池涨落，拣津汁秘诀揉抟。抟至乳洽胶融，缩成寸短灵苗，妪煦麂卵，倏幻改绀发珠眸，远从三百六度中，握斧施斤，与渠镌囫囵没窍混沌。

（二）锦城江楼（在东门外，薛涛井畔，时因避祸游此）

上联
几层楼，独撑东面峰。统近水遥山，供张画谱。聚葱岭雪，散白河烟，烘丹景霞，染青衣雾。时而诗人吊古，时而猛士筹边。只可怜花蕊飘零，早埋了春闺宝镜。枇杷寂寞，空留着绿野香坟。对此茫茫，百端交集。笑憨蝴蝶，总贪迷醉梦乡中。试从绝顶高呼：问问问，这半江月谁家之物？

下联
千年事，屡换西川局。尽鸿篇巨制，装演英雄。跃岗上龙，殒坡前凤，卧关下虎，鸣井底蛙。忽然铁马金戈，忽然银笙玉笛。倒不若长歌短赋，抛撒些闲恨闲愁。曲槛回栏，消受得好风好雨。嗟余蹙蹙，四海无归。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且向危梯俯首：看看看，哪一块云是我的天？

（三）渝城楼外楼（五福宫在城中，惟此最高，黎莼斋造）

上联
此巴蜀巨观，只一层楼，通八方气，撑半壁天。巫峡十二峰，嘉陵三百里，好山好水，都从眼底逢迎，洵可乐也，洵可乐也！

下联
当风日清美，携几壶酒，约数友人，论两间事。纵横廿四史，上下五千年，大嚼大啖，浇尽胸中垒块，岂不快哉，岂不快哉！

文苑奇葩——试谈钟云舫《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长联

马骞

江津钟云舫（一八四七——一九一一）工诗能文，尤擅属对。在其所著《振振堂集》一书中即有对联一千八百五十副，且有不少长联，而以《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为最。它不仅享誉当时，而且历久不衰，至今犹为国内外争相传诵，这绝不是偶然的。

孙髯（即孙髯翁）所作昆明滇池大观楼联，清梁又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曾推为“古今第一长联”。从其说者，亦不乏人。即近年出版书报也称之为“天下第一长联”（如一九八一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学趣题百例》）。这副长联仅一百八十字，而钟云舫的《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文长从略）则长达一千六百一十二字，近十倍于孙作。洋洋洒洒，蔚为大观，读之令人拍案叫绝。这种独具匠心的长篇巨制，远远超越了前人，把楹联创作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江津临江城楼虽早与城墙一并拆除，不可复睹，而实际上并未题于城楼的长联至今却为人所激赏和赞誉，从它这种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长”来看，无疑是因素之一。

作者在长联《小序》中说：“飞来冤祸，理所不解，偶一触念，痛彻心肝。迟迟春日，借此搜索枯肠，欲其不以冤情撄念耳。以泪和墨，以血染指，计得一千六百余字。明知抛滓取厌，而故曼其词，谬欲以长取胜，阅者笑我之无耻，当谅我之无聊也。噫！”联后又有《自记》云：“创稿一日，重字检七、八日，此中无一书一册撷拾”，说明此联系狱中所成。文中旁征博引，自蚕丛鱼凫列举蜀中人物，如数家珍，全凭记忆。信手拈来，无不字字精工，井然有序，真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足见作者学识渊博，文思敏捷，才气纵横有大过人者。从这点来说，钟氏不愧是我国近代文坛中的奇才。

此联系作者被清朝统治者构陷，身系囹圄，有感而作，故忿忿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长联一开始就勾画出临江城楼的位置和周围环境，次写登楼所见所感，接着慨叹城楼沧桑之变，然后抒写自己的不幸遭遇，最后则尽情宣泄其胸中的无限感慨。作者将看到、听到和想象到的，将神话传说及历史的和现实的融合在一起，通过锤炼的语言，淋漓沉痛地抨击了反动统治者，抒发了满腔的不平，也道出了人民的心声。他深恶那些“邑贵朝官”，痛恨那些“魑魅魍魉”，怒斥他们把“世界”推到“都较幽冥黑暗”的境地，对污浊的现实提出了有力的控诉，也反映了作者峻洁的品质和傲岸的性格，使我们看到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一个正直文人的形象。尤其可贵的，他身处逆境而不为逆境所屈服，感慨而不沮丧，他要“握斧施斤”，“斫玲珑别式乾坤”。综观全联，它是富有反映现实和敢于斗争的精神的。

这副长联思潮澎湃，气势恢宏。亦庄亦谐，有扬有抑。写景则意境浑融，场面开阔：有远景（如“南倚艾村，北搴莲盖，西撑鹤岭，东敞牛栏”），有近景（如“羽者、齿者、嬴者、介者、脰臆鸣者、旁侧行者，忿翅抉抢、喜啮攫扐者，迎潮朅朅趋去，拂潮朅朅趋来”），有静态（如“四顾葱葱郁郁”，“纵横草木烟云”），有动态（见上）。抒情炽烈而又富有变化：有缅怀（如“念蚕凫启土，刘孟膺符，轼辙挥毫，马扬弄墨”），有凭吊（如“第薜蕊代芙蓉增色，杜鹃伏丛棘呼冤”），有讽刺（如“复纱帽下瘫瞌睡虫，太仓里营狡猾鼠”），有不平（如“阴阳罗网，惯欺凌渴鲋饥鹏”），有惋惜（如“毕竟属聪明误我，我误聪明”），有愤恨（如“反猢狲美面具，豺狼巧指臂”），有叹息（如“这世界非初世界矣”），时而痛哭流涕（如“望银涛放声大哭”），时而嬉笑怒骂。想象则纵横驰骋，无所拘束：时而上天（如“爰悄悄上排阊阖”），时而下地（如“冀缓缓私赴泉宫”），时而追怀古人古事，时而联想名山大川。姿态横生而又浑然一体。

此外，对仗也很工稳，用典也很贴切，特别是句式参差错落，变化多姿：有长句、短句、叠句，有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句中又有不少双声词、叠韵词、叠音词，节奏起伏，语言和谐，更增加了作品的表现力。从艺术技巧来说，也值得我们学习和鉴赏，不失为我国文苑中的一枝奇花。

阎松父艺坛春秋

漆宇声

阎松父是一位著名的老国画家。他勤勤恳恳作画六十余年，创出了很多受人激赏的佳画，山水、花鸟、人物、翎毛等无所不精。他青壮年时期即以“花卉”风格独特闻名，老年时期尤以“虎”、“牛”、“鹰”画享有盛誉。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党和社会主义，挥着一支画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为人谦虚谨慎、纯挚笃厚、襟怀坦率、热情乐观、慷慨无私、平易近人。他有高洁的品德、渊博的知识，富有勇于创新的精神、自成一家的独特技艺，为发扬民族优良艺术传统和为国争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阎松父又名阎磊，今年八十一岁。一九〇二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邵伯水乡。那里曾是历史上著名的“扬州八怪”经常游玩之所，素为文化艺术荟萃之地，他从小即受艺术熏陶。因家境贫困，只读私塾数年，十五岁投孙汉文门下学画（先西画、后国画）。不数年，即能画扇面和写对联，并赖之营生。他常去裱画铺潜心观赏和学习石涛、郑板桥等大师的画作，深受启迪，从而奠定了他坚实的国画基础。

从二十一岁起，即受聘于安徽省镇江崇实中学任美术教师，继而在安庆培德女中连续任教十三年，经安徽省教育厅考核、审定为中学图画教师。他利用业余时间学画于“上海美专”（函授），继又参加镇江“三三美术社”学习绘画理论。在社长贾子彝老师具体指导下，认真钻研国画的传统技法和西画技法。他还广泛阅读中外画论及文学作品，力求汲取中外之长自成一家。

经过近二十年的刻苦研习，松父的画艺与日俱增。当时他的花鸟画已显露出独特风格，所画牡丹、芙蓉姿态摇曳、色彩鲜明，深得地方名流杨廉、凌铁庵、韩伯玮、方孝达等的称赞。稍后，又与中小学教师中的画友组成“丁丁画社”，研究学术，交流经验。由于他出生江南水乡农村，对农民群众的辛勤耕耘极为称羡，于是专习画牛，曾自命“半耕草堂”、“多牛翁”以自励。不久，《牧归图》、《浴牛》、《散牧图》等作品纷纷问世。其巨幅《群牛图》即被选入当时全国美展在南京展出，获得好评。

三十一岁时，由文艺界老前辈易君左、肖谦中诸人为他在安庆和庐山举办个人画展。庐山是游览胜地，游人往来不绝，于是驰誉中外。他的巨幅长卷《百牛图》，是他深居农村时曾对牛作过长期观察和研究，技法又大有提高之后所成，可谓代表之作，解放前后展出，观众无不交口赞誉。一九八二年六月六日《重庆日报》三版上，曾刊出了一部分。

正当松父画艺日趋成熟之际，日寇猖獗侵华，转瞬间，江南数省相继沦陷。松父乃率领全家逃难，历尽艰辛，乘船西上，经武汉、过三峡，辗转入川，卜居万县。不久掀起全民动员支援前线的热潮，松父毅然投身抗日宣传，从《抗日》、《群力》等抗日进步刊物中搜集木刻、漫画等，用牛皮纸绘制近百幅宣传画展出于万县街头，以激发民众抗战热情。适逢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路过得见，深为赞赏，他就绘画两幅赠送冯将军。冯将军则书“还我河山”四字回赠。

不久，松父在万县所赁民宅惨遭敌机轰炸，衣物荡然无存，乃携全家流亡于重庆，而敌机的轰炸比万县尤甚，不得不随所谓“大疏散”来江津县白沙住下。随即加入“教育部教师第三服务团”任艺术股长，奔走于白沙、重庆之间。后又在冯将军所主办的“基督教负伤将士服务协会”工作，担任秘书，负责宣传工作。他夜以继日地绘制宣传画百余幅（内容：动员轻伤好转即返前线、残废者能入生产自救），慰问伤残荣誉军人。任务完成后，即出发去川、鄂、豫、陕边区各地，继续绘制宣传画，巡回展出于第五战区，深得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赞扬和鼓励。

由于辗转前线，目睹敌寇凶残，更加激发了阎先生的义愤和爱国热情。于是除大量创作画幅《抗敌》、《难民图》、《大牛车》、《寒鸦图》、《鬻子图》等画组外，又致力于绘画虎、鹰、狮。他觉得这类作品威武雄壮，能激发民族精神，奋起对敌进行战斗。是月，邓县蝗灾严重，农业欠收，在当地各界人士的赞助下，松父举办个人国画义展，将所得“法币”二十多万元全部捐献给灾区人民和慰劳荣誉军人之用。这种与国家人民休戚相关、死生与共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得人民群众及各界人士的赞扬。

抗战胜利后，松父回到江津，旋即受聘于江津县几江女中教画，直至解放。在这期间，他又利用课余时间创作花鸟、走兽等画近百幅，先后在江津、内江、宜宾、泸州等地举办画展，颇受欢迎。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个创作盛期。展品除近作外，尚有他辗转战区宣传抗日的创作，是他半个世纪艺术生涯的自我检阅和总结汇报，颇具鲜明而浓郁的爱国主义思想，博得各界人士的敬重。

全国解放后，阎先生又执教于江津一中及师范学校美术班，历二十余年。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激励他勤奋学习政治和业务。在逐步改造世界观的同时，决心以自己所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总结了以往的教学经验和不足，刻苦钻研教材，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在他的教导下，成才甚多。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他努力从事业余创作。五十年代先后有国画《山鹧》、《海棠》、《葵花》、《回顾小于菟》、《猫头鹰》、《犁田》、《春耕》、《浴牛》、《劳动后》等先后在《新观察》、《红领巾》、《人民日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云南日报》以及《中国青年》、《西南文艺》、《红岩》、《星星》等报刊上发表，被分别选入“四川省第一届国画展”和“西南第二届国画展”。《劳动后的休息》在全国第二届美展后，为国家收藏。这一时期，为阎先生第二个创作盛期，作品也较前成熟。

他很热心社会服务，经常参加县文化馆的各种宣传画创作以配合中心展出，往往工作到深夜才返家。他在出席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南分会期间，受到巨大鼓舞。归来后即镌刻“百花齐放”、“古为今用”图章，以示响应积极创作和大胆创新，并激励自己及早攀登国画艺术高峰作不懈努力。接着，阎先生应聘于国家对外贸易部，为发展中国工艺美术品而精心创制四川特产“竹帘画”和“竹帘制品”的加工创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制作了“竹帘画”大小二百余幅、“竹簧盒”百套之多，历次在广交会上展销，争购一空。除为国家积累外汇外，还大大促进了我国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荣获四川省文化局二等奖。

阎先生于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辍笔一年。一九五九年摘帽后，重新振作精神，继续艺坛生涯。他将以往“虎”画资料翻出，一一仔细琢磨，反复推敲，从比例、结构、造型等方面下苦功夫，提笔放大、缩小，绘出近两百种迥然各异的姿态。还专门利用假期，身临省内外动物园，对虎作实物观察，如皮毛斑纹，一须一爪，都再三玩味，仔细揣摩，并采取虚实相生手法，自成一格，将虎画成“似而非似之间”。画家特别强调“神似”，或有意隐去一腿，或突现虎须数根，气韵生动，活灵活现。其“花斑雪虎”似在皑皑雪原迎风长啸，栩栩如生，给人以分外豪壮之感，已被选入年画大量出版发行。人们见到后，常称他“阎老虎”。

十年浩劫期间，阎先生被赶到“牛棚”劳动，备受凌辱、折磨之苦。其身边珍藏数十年来的大批画稿和近作，悉被搜去，指为“毒草”一火焚之，使画家痛彻心骨。然而画家却把这些当作体验生活，反而利用空余时间专心致志地观察奶牛的生活情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低劣纸张潜心练画。就这样，描呀描，竟绘出近百幅画稿。这对他提高后期牛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阎先生的所谓政治问题得到彻底澄清。他无限激动，精神焕发，第三个创作盛期迅即来到。他常对人说：“活着就是胜利，作画就是幸福！”因而奋起挥毫，每天一幅或数幅也不觉疲困（因他早已于七三年调县文化馆专职美工）。有人劝他休息养伤，他讲：“我要抓紧时间，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并拓印“惜秒阴”以励志。

他在六十年代创作的《双虎》、《牧牛图》、《牧归》、《饱视》等画幅，被分别选入“四川省美术作品展”、“四川省国画展”以及“四川省、天津市国画展”展出，获得各方人士称赞。一九七七年初，著名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在成都访问了阎先生，回国后，在国外出版的报告文学《中国艺术第二个春天》里，以英法两种文字介绍了阎先生的近况，刊登了由她请阎先生坐在画苑拍照的《虎跃图》。

一九七八年，阎先生带着老伴重返阔别多年的故乡，借此周游各地，欣赏祖国的壮丽河山。东下宁、沪、杭、苏、扬，北上京、津、西安，南去滇、黔各地。近年又遍游省内，深入工厂、矿山、农村、学校，广泛接触新人新事和祖国新貌，从而大开视野，大大地丰富了创作题材，扩大了画中场面。

时过不久，一丈二尺巨幅长卷山水画《洪海水库》（江津境内大水库）、一丈见方的《猛虎图》、六尺巨幅《雄鹰》、《春满园》、《国色天香》、《松鹤图》、《柳塘放牧图》、《孔雀开屏》等多幅颇具时代脉搏的佳画出来了！有的被带往外地，有的参加“四川省国画书法展览”和“四人联展”，有的送进各地馆、所、厅、堂。

阎先生晚年的虎、牛、鹰、鱼，最为国外友人喜爱。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二年，中国贸易促进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防书店曾组织阎先生的作品，送往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冰岛、荷兰、芬兰、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国展出，受到国际友人的赞誉。一九七九年间，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均刊出阎先生的作品并介绍了他的近况。随后，赵紫阳同志来成都期间，曾请阎先生作五幅画（虎三幅、牛、鹰各一幅），于出国访问西欧时送给外国友人。谭启龙同志出访日本前，也特请阎先生画了三幅（虎二幅、鹰一幅）去送日本朋友。同年，其作品在西德慕尼黑展出，获得高度赞誉。一九八〇年，他的新作又参加“江津、乐山、内江三地区联展”。一九八一年，省文联开会期间，四川美协邀请省内老画家（包括阎先生）辅导成都市儿童作画，四川电视台以“老画家和儿童在一起”为题拍摄放映。此后老画家们被邀请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作画期间，邓小平同志因事来川，特去招待所接见了老画家们。他首先进入阎先生的画室，对这位老画家慰勉备至。阎先生心情激动，热泪夺眶而出……会后邓小平同志又和老画家们合影留念。阎先生归家后，每谈及此，特别兴奋，禁不住手舞足蹈地说：“这是我一生中难得的荣幸啊！”

一九八一年，为纪念阎先生八十寿辰，江津县政协、文化局、文化馆等单位为他举办“阎松父创作六十五周年画展”，以表庆贺。展后，又为他出了《展览题咏集》。

阎先生于一九八〇年当选为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四川省第二届文学艺术联合会委员。一九八一年被中国美术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接着江津县美协、画苑成立，聘请他担任理事长和苑长。一九八二年，他当选为四川省第三、四两届政协委员、江津县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觉得这些荣誉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他的充分信任，也是给予他的巨大鼓舞，激励他更加努力创作。

一九八二年五月，阎先生的国画在重庆展出，被重庆电视台录像播放，题目是“阎松父国画展览在渝展出”。《重庆日报》、《四川日报》又刊登文章，对他的绘画作了好评。一九八三年十月，教育部托下属局对阎先生从事美术教学工作数十年的先进事迹进行搜集，决定刊入《教育界名人录》专辑出版。

近几月来，已是暮年的阎松父先生，仍在他自命的“啸风楼”中勤奋作画和教导学生。画室中挂有著名书法家李半黎题词“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以及书法家余兴公、杨超新近题词“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和“下笔如有神”等横、竖条幅，与诸画相映增辉。此外，他正打算挤出时间编写画虎专著留给后人，为国画艺术的繁荣和创新吐尽余丝。

（根据阎小松、卞稚珊、邱承业等同志提供资料以及参考有关报刊文章写成。）

一九八八年春

一、江津广柑

彭卫明

江津盛产广柑，素有“广柑之乡”的美称。它以果形美观、色泽鲜艳、细嫩化渣、甜酸适度而蜚声于世。每当初冬时节，长江沿岸、綦河之滨、笋河两旁的片片果林，千万个黄澄澄、金灿灿的果实，在绿叶丛中闪闪发光，散发出广柑所特有的浓郁清香。当火车、轮船路过江津，乘客都要随着广播员引人入胜的对特产的介绍而举目眺望，饱览这柑乡风光。那迷人的柑乡美景，正如宋代大诗人苏轼所写：“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桔绿时。”

（一）江津广柑的历史

据《县志》（清乾隆本，公元一九六六年修纂）记载：“《华阳国志》江州有柑桔……今邑颇出柑桔。”〔按：《华阳国志》，书名，记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三四七年）期间巴蜀史事。江州，地名，在今重庆市。今江津县汉代属江州县，距今二千多年了。〕又据《县志》民国十一年本载：“柑，一名木奴。邑中出产颇多，附城沿江蔚然成林皆是，亦出产大宗也。”《古代的巴蜀》一书也说：“巴蜀的林木，秦汉时已驰名全国。经济林木以柑桔栽培最为发达。为了管理柑桔的销售，西汉政府在江州（今江津、巴县等县）、朐忍（今云阳）和鱼腹（今奉节）设有桔官。”

由此可知，江津早在秦汉时代就有大面积柑桔栽培，东晋时期尚兴旺发达，到了明清仍“蔚然成林，出产大宗”。但是，文中所述之柑是否就是今日之广柑则无明确论述。经查阅《江津乡土志》（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编纂）载：“一曰柑，津产有四种，广柑形质圆大如杯，色黄味甘多汁，用石花、糠壳藏之，可经年不坏。”这是在我县文献资料上第一次查到关于广柑的记载，不仅说明当时广柑的形状、大小、色泽、味道，还说明当时民间贮藏方法之先进——“可经年不坏”。

广柑来源于何处，何时引入，则无记载。经反复查阅文献、资料和调查研究，有以下几点可资参考：

1. 起源于清康熙年间。 据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四川省江津园艺试验站（现四川省果树研究所）一九五三年作的《江津甜橙栽培情况调查报告》中说：“江津甜橙的来源，据云，清康熙年间（公元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由广东传入，因而称广柑。”

2. 起源于清乾隆年间。 据四川省建设厅杨定伦一九三七年在他所作的《四川柑桔调查》中说：“江津栽培甜橙之历史，据乡人云，苗木为本县知县曾某（广东人），由广东带来。”经查阅史料，在江津历史上确曾有过为人民办好事的县官，姓曾名受一，字正方，广东东安县人，进士出身，清乾隆三十年（公元一七六五年）从川南珙县调署江津知县。曾为江津人民从广东引进红苕，从浙江引进桑蚕。由此推之，有可能是他从广东引进广柑。

3. 起源于云南。 一九三八年金陵大学教授章文才、陈锡鑫二人到先锋场调查广柑生产、贮藏情况，当地知名人士张国良问章教授：“江津广柑来源于何处？”章答：“起源于云南红河地区（按：原产地之一），名黄果，后来传到广东。四川江津广兴场又从广东引进，更名广柑。”

4. 起源于江津广兴场。 据乡人云，广柑乃江津广兴场原产，最早叫“桐子柑”，后来叫“广柑”。后一种说法经调查和考证似乎不太可能，其理由是：（1）据果树专家们的多次调查，均未发现野生种。“本区柑桔品种均系栽培种，只是在海拔一〇二五公尺的太公山石缝中发现一株土柑子，但与栽培种没有多大差异。”（见西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四川省江津园艺试验站所作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从栽培历史来看，甜橙最晚。“柑桔类果树栽培中，以酸橙（枳壳，药用）为最早（按：指广兴场一带），次为红桔、香柑，而甜橙（俗名广柑）最晚。”（见《报告》）（3）据四川省果树研究所徐绍舜同志的研究：“江津的广柑与广东的叶橙系甜橙，在植物学上有近缘关系。不过，因时间久远，环境适应，人工驯化，已自成一系。”

江津栽培广柑以广兴场为最早。该乡三佛、樟木、高坪等村，尚有经四、五次更新后的四、五十年生的老树。据城关镇北固街李炯清（八十岁）回忆说：一九〇〇年以前，广兴场只有少数广柑。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广柑才逐渐栽培。除广兴外，仁沱、李市、贾嗣、德感等地和其他地区亦有零星种植。一九三七年抗战期间，外省人大量涌向重庆，广兴的木船运广柑到重庆打开了销路，广柑才迅速得到发展。

又据《报告》云：“柑桔果树自广兴开始栽培以来，逐渐沿綦江河向下发展，经五福、龙山、贾嗣、西湖、青泊、金紫、真武、仁沱而至顺江、支平等乡，越过长江南传入巴县。发展到贾嗣以后，又向右扩展至高歇、杜市、崇兴、和平、马宗、石桥、珞璜诸乡。笋溪河沿岸的永丰乡栽培历史仅次于广兴。永丰村虾蟆石万明舟园中有三株一百二十多年生的广柑老树，其中一株树高七七八公分，树周一七七公分，冠径七六〇公分，系他祖父从金紫乡老马岩王寿廷处引入。王寿廷家培育果苗至今已历十代，其育苗历史长达二百年以上。同期，金紫乡的白线子、永丰乡宝螺、屋基等村均出现了培育果苗的农民，育苗在五十年以上。所育苗通过苗商之手，传入巴县、江北、合川、永川、涪陵、万县、宜宾等县，甚至有传到湖北宜昌去的。”

我县栽培广柑历史较早的再次是先锋乡。据先锋场张国良（八十岁）回忆说：“先锋场的广柑，是从汤锡成开始栽植（一九二〇年前后）。因当时枳壳苗值钱，苗商就以广柑充当枳壳苗卖六百株给汤锡成，就是现在有名的汤家弯广柑园。”

综上所述，江津广柑来源于广东的可能性很大，引入时间约已二百年至三百年。在发展历史上，以广兴场为最早，次为永丰场，再次为先锋场。这三个广柑生产中心，每年均要培育大量果苗，经过果商之手传遍全县各地乃至省内外，成为长江中上游河谷地带甜橙来源之一。

（二）江津广柑的著名品种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经过果农的精心培育，已选育出著名的锦橙、先锋橙、五月红、青泊夏橙、冰糖柑、桐子柑、薄皮细叶柑、华丰72-1、长叶橙等品种品系。现将主要品种分述于后：

锦橙： 一九三七年四川省建设厅杨定伦在《四川柑桔调查》中曾有关于“江津蜜柑（鹅蛋柑），风味极浓”的报导。一九三九年金陵大学（因抗日战争由南京迁成都）教授章文才、胡昌炽，助教吴乾纪等在江津庙基乡林宪之实生甜橙园中选得，原编号为金大甜橙品系二十六号，后改为八二六号、中农一号。经过鉴定，一九四三年在真武园艺场用嫁接繁殖推广，但为数不多。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政府大力提倡，因而发展速度较快。据四川省农业厅一九七七年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已种鹅蛋柑一千八百万株以上，其中江津县八十万株。湖北、贵州、云南诸省亦有栽植。苏联、波兰、巴基斯坦、柬埔寨、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有引种。一九六三年四川、湖北外贸部门及重庆商检局唐文定等为了给它取一个好听的商品名字，便依据“锦绣美丽”之意，而定名锦橙。当年果品试销香港市场，因果形椭圆、色泽橙红、甜酸适度、种子较少，可溶性固形物百分之十一左右，深受消费者欢迎，排队购买，供不应求。每箱（十七公斤）售价三十港元，比普通广柑高三分之一左右。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换取了外汇，赢得了声誉。

先锋橙： 一九三九年四川农业科学改进所园艺试验场（现四川省果树研究所的前身）场长钟俊麟、郭益进在江津先锋乡水口村石院子何晏彬实生甜橙园中选得。原编号丙十一号、何十一号，后改为八二〇号。一九七三年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试验站在茂汶县召开的《四川果树良种图谱》审稿会上，与会同志同意章文才教授和周开隆等同志的提议，鉴于鹅蛋柑八二〇号是先锋乡劳动人民所培育，故命名为先锋橙。此橙果实短椭圆形、颜色橙黄或橙红，风味浓厚，富有香气。每一百毫升果汁含糖十克，含酸一克。耐贮性强，因贮后鲜食风味更佳，故有“贮后尤鲜”的美称。我国南方诸省有栽培，苏联、越南等国有引种。

五月红： 四川省江津园艺试验站一九五一年的江津笋溪河中部的永丰乡屋基村王家庄陈银生实生甜橙园中选得。此橙属晚熟甜橙品系，头年春季开花，次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成熟。因五月鲜食色香味均佳，故名“五月红”。果实近圆球形、橙红色。每一百毫升果汁含糖十一点八克，含酸十一点二克，可溶性固形物百分之十三左右。种子较少，较耐贮藏。不过，其丰产性表现之最适区域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并须成片栽植才便于管理。省内江津、重庆、荣县、蓬安等地有成片栽植。广东、广西、湖北等省有引种。

冰糖柑： 一九五三年在群众性柑桔选种中，发现了许多早熟味甜的优良单株。如仁沱乡袁泽凡、庙基乡郑清玉、廖光玉、和平乡朱炳清等人园中就有，尤以龙山乡曹焕如、庙基乡廖光玉的两株最佳。一九七二年在先锋乡华丰五队选得华丰72-1冰糖柑，品质亦佳。

（三）江津广柑的发展

江津广柑生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坎坷不平，几经沧桑。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因重视枳壳生产，广柑不值钱，约四十至五十枚才可换一斤食盐，不为人民所重视（引自《报告》）。从清康熙或乾隆到民国的二百几十年时间，尚“为数不多”，足见发展之缓慢。

直至抗日战争前夕的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四川经济日报》十二月三十一日载：“江津素以出产柑桔著名，其产量总额为五千七百万枚（合九百万斤），每万枚值四、五十元。”说明当时广柑甚少，红桔丰产。但这一时期广柑的发展已初露光芒。历来畅销的枳壳，却因抗日战争的影响，销路堵塞，日趋下落，逐步让位于广柑。《四川经济日报》载：“杜市、高歇以前盛产枳壳，后因价格低廉，当地人多将树砍伐栽培广柑矣！”

从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七年仅十一年时间，江津广柑就誉满全川了。其发展速度之快，实为惊人。据一九四七年《中农月刊》八卷七期，黄健在《四川江津柑桔产销前途之危机及其挽救之策》中说：“江津所出产之甜橙（俗称广柑），其产量之多，品质之佳，冠于全川。全县每年总产达八千万枚之多（约合二千二百万斤）。”这是江津广柑二三百年来所出现的第一次高峰。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广柑生产的蓬勃发展，为害广柑的害虫柑蛆（桔大实蝇）亦随之蔓延，猖獗成灾。到一九四七年黄健在撰文中说：“有十多万枚大果园所结之柑果因受此虫寄生，未熟先落，每年损失达百分之六十以上，数达千万枚，柑贱无人问，柑农不再热心经营。”柑蛆已成了影响广柑发展的严重危机。

到了一九四九年，全县共有结果柑桔一百零七万株，总产一千六百零七万斤，其中广柑七十万株仅六百零七万斤，比一九四七年下降百分之七；红桔结果树虽仅三十七万株（比广柑少一倍），但因红桔受柑蛆为害轻，所以产量仍有一千万斤，再居首位。旧社会由于政府不重视，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华西实验区江津甜橙果蝇防治队派八人到青泊等乡发动群众摘果杀蛆，但“因毗邻不治，终归无效”。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柑蛆的防治工作。一九五一年成立了江津、巴县、綦江联合防治柑蛆委员会，由江津县县长王昭同志任主任委员，组织防治柑蛆队（有关农业科技人员参加）深入产区广泛发动群众，逐园逐树摘果杀蛆，消灭虫源。一九五一年摘蛆果五百万个，一九五二年摘蛆果三百万个，一九五三年摘蛆果五十九万个，把柑蛆危害率由一九五一年的百分之二十五压到一九五三年的百分之零点二三，终于制止了柑蛆危害。一九五八年应用新农药敌百虫加糖液喷射树冠诱杀成虫，效果更佳，以致在主要产区消灭了虫源。

随着成渝铁路的通车和长江航运的开发利用，政府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组织内贸外销，在国内运销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在国外运到苏联、朝鲜等国家（一九五三年试销，一九五四年外销成功）。与此同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扶持和奖励奖售政策，以及合理的价格政策，一九五五年广柑中等每斤国家收购价六分，到一九七八年为一角七分，二十三年间，共调价六次。这些措施都为广柑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而又很快发展起来。

一九五四年全县柑桔总产三千一百七十五万斤，其中广柑二千二百八十五万斤，占总产的百分之七十，仅四年时间就恢复到一九四七年水平，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二点七七倍，成为江津广柑生产有史以来的第二次高峰。

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后，由于“一平二调”“吃大锅饭”，打乱了所有制，以至林权不清，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粮食减产，口粮紧张，群众无心种果，广柑产量再度下降。一九六一年柑桔总株数一百七十五万株，其中广柑一百一十八点五万株，柑桔总产浮报为一千八百二十三万斤，实际约为八百万斤。国家收购仅六百零四万斤。广柑浮报为五百二十五万斤，实际约为四百万斤。比一九四九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一，比一九四七年下降五分之四多。

中央工作会议后，初步纠正左倾思潮，认真贯彻了党的方针政策和农业“八字宪法”，又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一九六二年因头年小年，树体积累了大量养分，有利于着果等多种因素，致使总产达到五千六百零六万斤，成为有史以来产量的最高峰，也即第三次高峰。美中不足者，因当年估产不准，包装器材及运输计划准备不足，造成腐损三百万斤以上，成为建国以来较大的“烂果问题”，至今犹以为憾事。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党政领导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左”的一套严重，又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广柑生产再次受到重大损失。一九七六年全县柑桔总产再次下降至八百万斤，其中广柑约四百万斤，回到一九六一年水平。

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经济政策符合广大农民的心愿，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广柑生产又得到恢复和发展，总株数、总产量均有所增加。据县统计局的统计，一九八〇年全县十六个区镇、九十八个公社、九百二十七个大队中，有九十三个公社的六百一十二个大队栽植柑桔，总株数达五百七十一万株，其中广柑约八十万株，柑桔总产五千零一十四万斤，其中广柑约二千二百万斤。又恢复到一九四七年水平，成为广柑生产史上的第四高峰。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县广柑生产出现过“三起三落”，即三次高峰（一九五四、一九六二、一九八〇），三次低潮（一九五五、一九六一、一九七六）和二十四年间的徘徊。经验教训颇多，难以尽述。

（四）江津广柑的经济效益

广柑是多年生植物，一年栽树多年受益，生长期长达六十至七十年。永丰乡有一百二十多年生的老树，尚青枝绿叶，果实累累。故古人称之为“木奴”（意即树木式的奴隶）和“铁杆庄稼”。

广柑的用途十分广泛，可称得上“周身是宝”。它的花洁白如雪，浓郁清香，花圃下面有晶莹的蜜盘，是良好的植物蜜源，可促进养蜂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日本等均在试制“橙花茶”，以充分利用广柑花。广柑的果实属于浆果，鲜嫩多汁，营养丰富，尤以维生素丙含量很高，能治多种疾病。除鲜食外，极耐贮藏，可贮至翌年五、六月而不坏。又是酿酒的好原料，闻名全国的“江津广柑酒”，以果味浓厚、营养丰富、香甜爽口而十分畅销，供不应求。还可加工制罐头、果汁、果浆、果醋。广柑皮不仅是中药材，而且含芳香油量很高，经压缩或冷磨而得“橙香油”，是芳香精油之一，广泛用于食品和制造牙膏等轻工业。故古时罗愿在《尔雅翼·释木》中说：“橙之芳用在皮，柑之甘在瓤。”广柑叶也是提取高级芳香油的原料。树干质细致，纹理古雅，是制造家具的理想木材。

广柑的经济价值很高。据县《统计资料》一九八一年第四十九期述：“一亩地的广柑收入一般可达五百至一千元，多者可超过二千元，比种粮食至少高三四倍，比种一般经济作物也要高一两倍。一九八〇年县果品公司与社队联营经销一万斤广柑，国家征得所得税五十元，社员可分利润一百元。全县约产广柑二千二百万斤，生产队和社会得到的收入（包括出售价款、个人消费折款和果品公司利润分成）约五百万元。国家所得税和企业上交利润约四十五万元，企业得利润约十万元。此外，在商品流通过程中，社会工业加工收入和社员家庭副业还增加约一百一十二万元。”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发展广柑生产不仅增加了国家财富和农民收入，而且促进了工业、商业的兴旺发达，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所以群众说：“农民要得富，多栽广柑树。”

（五）江津广柑的发展前景

江津广柑之所以经久不衰，誉满中外，主要是因为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集中产区均分布在长江、綦河、笋溪河流域的河谷地带。这里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与广柑原产地的自然环境极为相似，故生长发育良好，风味独特。这就是古人说的“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加之境内有长江航道，成渝、川黔铁路大动脉以及川黔、津渝、津蓉等公路干线，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广柑多了也能运得出去。

江津广柑“风味独特”而脍炙人口，成为名牌货畅销国内外。随着加工制罐工业的兴起及贮藏方法的改良，产品多了也不愁销路。遗憾的是，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江津广柑的优势却未被充分发挥出来，犹如地下的宝藏，埋在深处多么可惜啊！

当前广柑生产上的主要问题是：1、总株数多，结果树少，适龄而不投产的“小老树”达一百多万株；2、总产量不多，单株产量很低，长期徘徊停滞在一九四七年水平；3、良种太少，管理粗疏，致使风味变劣，声誉下降，国际市场不再“排队购买”。省内外流行着“江津老大哥，年年往下梭，老是上不去，究竟为什么”的谚语，这是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和有力鞭策。

我们相信，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在县委和县府的正确领导下，广大群众一定会在管理现有广柑的基础上，再发展一批良种新果园，把县委的宏伟规划变成现实，到一九九〇年产果一亿斤，到二〇〇〇年更上一层楼。让广柑这棵“摇钱树”为我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作出新贡献。展望未来，江津广柑前程似锦，片片果林将橙黄桔绿相辉映，广柑之乡更迷人！

二、江津枳壳的沿革

傅荣

（一）江津——枳壳之乡

江津为四川省大县之一，也是四川省一个重要的中药材产区。本县具有悠久的中药材栽培历史，出产陈皮、半夏、栀子、黄连等多种药材。尤其是县内大量生长的枳壳、枳实，不仅外形美观、质地优良，而且经过群众三十年来的辛勤培育，枳壳已成为江津县中药材生产的当家品种。

从历史上看，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江津枳壳曾以其巨大的数量和优势在川药出口业和全国枳壳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受国内外医药界的欢迎。江津枳壳除运销本省各县、国内各地外，还曾为外商指名索购，远销日本、朝鲜、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目前，江津县枳壳生产虽然在省内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枳壳生产远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优势和潜力，急待恢复和发展。

（二）枳壳的药用价值

江津所产枳壳，为芸香科植物酸橙的未成熟干燥果实，又名川枳壳。其干燥幼果称为枳实。为了与柑桔等植物幼果相区别，又称之为药枳实。《本草纲目》说：“枳壳、枳实，气味功用俱同。上世亦无分别。”均入药使用。

枳壳性味苦微寒，能宽中行气、散积祛痰。其功能主治，历代医家多有记述：《神农本草经》说：“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热寒结、止痢、长肌肉、利五脏。”《名医别录》说：“除胸胁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心下急痞痛、逆气、胁风痛、安胃气。”《主治秘诀》说：“散败血、破积坚。”《药性论》以它“主肠风痔疾、心腹结气、两胁胀虚、关隔壅塞”。《药品化义》大为推崇，说它“入中脘以治血分，疗脐腹间实满，消痰痞，祛停水，逐宿食，破结胸，通便闭，非此不能也”，进而赞叹说：“为血分中之气药，惟此称最。”明代名医朱震亨更称枳壳有“冲墙倒壁之力”，是为治疗食积痰滞、胸腹痞满胀痛之要药。近代并用于胃下垂、子宫脱垂、脱肛等症，是一种常用的药材。

（三）江津枳壳的特点

江津县位于四川省东南，滔滔长江绕县城而过，呈“几”字东去，故又号“几江”。全县面积三千一百三十八平方公里，地形南高北低，缓缓倾斜，多为丘陵坝谷。南部山区为云贵高原余脉，有海拔一千米以上高山。江津多河流，有长江、綦河、笋溪河、塘河等大小河流三十八条，水流充足，利于灌溉。县境地处亚热带，全年气候温和，热量丰富，雨量充沛，无霜期为川省第一，宜于各种植物生长，农业生产比外地约提早一个季节。特别是綦河、笋河沿岸，土壤肥沃，水利便宜，运输通畅，十分适宜枳壳的生长。

江津县是我国枳壳的传统生产地之一，县内所产枳壳，皮色青绿、内瓤洁白、肉厚质坚、气味香浓，加工得法，药效显著。医药界早已流行“江津枳壳具有青皮白口、质坚肉厚”等特点，为国内各地枳壳所不及。并以其悠久的种植历史和优良的药用效能，获得国内外医药界的好评。

（四）枳和橙的源流

江津枳壳栽培历史较早。据科学出版社的《生物史》一书考证，我国云南高原为包括枳壳在内的柑桔类植物的原生地，其生长历史可追溯到千万年以前，其栽培历史亦可上溯到四、五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期。柑桔的进化顺序可能是：云南大翼橙→宜昌橙→酸橙→甜橙→脐橙。其中前三种，目前都作为商品枳壳在市场上出售和使用。

我国古籍对枳壳也早有记载，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中，有：“扬州……包桔柚锡贡”之语（当时所说的柚，是包括枳壳在内的橙类总称）。以桔柚向皇上进贡，说明夏禹时枳壳已被栽培为优良品种。《列子·汤问》则明确提出：“吴楚之国，有大木焉。其名为柚，碧树而冬生，实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愤厥之疾。齐州珍之，渡淮北而为枳焉。”《晏子春秋》也说：“桔生南则为桔，生于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就是说在三千多年以前的商代，人们已完全了解和大量栽培枳壳了。

自明代《本草纲目》载有“枳壳生商州川谷，今京西江湖州郡皆有之，以商州者为佳”一说之后，人们皆认为枳壳出自商州（今江西省清江县等地）。其实，四川早就有了质地优良的枳壳品种的栽培了，只是因交通不便，外运困难，名医又无介绍，直到清代才得以扬名于世。

川枳壳最早见于史书《战国策》：“楚得枳而国亡。”记载了楚成王灭“枳”的事迹。这个“枳”是指居住在四川省涪陵地区的一个部族，也是指“枳”这个地方。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部族以“枳”为族名和地名，充分证明枳壳在枳族群众心目中所占的地位，也说明枳壳很早就为四川人民所认识和栽培。

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巴蜀，在重庆置巴郡，下设包括江津在内的十五县，其中一县名“枳”，就是枳壳之枳。看来，这里既是三千多年前枳族的聚居地，也是江津枳壳的传入地。枳县县治设于今涪陵城西四十五公里的梓（枳）里公社，辖今涪陵、长寿等县境。枳县治几经迁徙，与江津县的距离也越来越近。到了公元三四七至四〇二年的东晋时期，枳县县治迁到今江北县洛碛镇，这表明枳壳早已沿江而上了。

所以，江津枳壳起源于云南，后由贵州、湖南两地入川，入川后从“枳”地沿长江而上，到重庆分为两路：一路沿嘉陵江北上，经江北、合川直到南充、苍溪，甚至出省到陕西、甘肃等地（现在这些地方都有枳壳的踪迹）；一路沿长江西行（据《生物史》考证），通过江津、合江、泸县，到达宜宾。而柑桔等品种还沿岷江上溯到金堂、成都等地。两千二百多年前“黄柑橙”、“卢桔”、“挺橙”等已作为优良的柑桔品种在成都地区出现，这在公元前二世纪司马相如《上林赋》和晚一百年西汉杨雄所著《蜀都赋》中都有记述。说明柑桔类植物在两千二百年以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就传入了成都，而这些品种由川东经江津等地传往成都又经过了漫长的年代。那就可以说，在两千三百年至三千多年以前枳壳就已传入江津。

枳壳到达江津后，即沿当时人口较多的綦河发展，并沿河而上深入綦江、贵州境内。由于綦河在江津境内的一段，两岸气候、土壤、地理等条件十分适宜其生长，枳壳就在此安家落户了。经过江津人民千百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培育出独具特色的江津枳壳。而川枳壳的原生地涪陵则因种种原因逐渐衰败，至今所产不多了。

（五）江津枳壳的今昔

清朝中叶，江津枳壳已从产量、质量诸方面都超过了江西的“商州枳壳”，成为全国著名的枳壳产地。到了同治年间，江津的枳壳生产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编写的《江津县志》所列入的六种中药材，就有枳壳这个品种。成书于清代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的《江津县乡土志》也介绍说：“枳壳，津产綦河一带居多，伏夏摘取，截破、晒干、捆包运售。在重庆府发转各省及外洋等处销行。”“枳壳，每岁计约万余包，枳实每岁约四、五千包，每包重约二百余斤。”每年所产达三百余万斤。

枳壳生产技术的研究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当时，福寿场有个实业家名叫冉隆泽，就曾在“之溪沿岸种枳百株”，进行研究。江津枳壳除了供应国内各地外，还远销南洋、日本、东南亚等地。每年出口的枳壳、枳实约占全年产量的百分之七十，成为四川省出口药材的主要品种之一。

据民国二十八年由中国国民经济研究会张肖梅编著的《四川省经济参考资料》一书统计，一九三一年出口川药中枳壳数量占第一位，枳实属第二位。其后两年，枳壳属第二位、枳实属第三位。三年平均每年枳壳出口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九斤，价值八万三千九百一十九元；枳实为一十一万四千三百四十六斤，价值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二元。

解放后枳壳亦非常畅销。由于江津枳壳深得外商喜爱，外商曾指名索购江津枳壳，但本省枳壳供应又十分紧缺，所以，在五三年至五六年这四年中，都以外地枳壳交换江津枳壳出口，每年出口量均在两万斤以上。六十年代，外贸部门也曾以三百担外地枳壳换二百担江津枳壳以供出口之用。文化大革命以前，江津枳壳平均每年出口两、三万斤。据外贸站不完全统计，由县外贸站直接经营出口的，六二年为一万零一百斤，六三年为一万六千余斤，六六年为三万余斤。六六年以后江津枳壳就因不能满足国内需要而完全停止了出口。在六九年到七一年的广交会上，外商指名要求供应江津枳壳，因无货只好挂白牌宣告脱销。

由于江津枳壳名气大，价格高（最高时药商曾以白银十三两购枳壳一百斤），县内农村争相种植，枳树遍布全县，津渝两地药商亦踊跃经营。曾任重庆市区长、储奇门袍哥义字舵把子，在重庆开有药材字号，垄断了枳壳、枳实、陈皮、木瓜、乌梅等药材收购和出口业务的单竹风，就在家乡广兴场经营枳壳二十余年，并因此而发家致富，远近闻名。

在三十年代，江津枳壳年产量已超过四百万斤（干货，包括枳实）。据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出版的《四川月报》第七卷第五期所载：“枳壳为江津土产业之一，县属各乡均有出产，而以江口、仁沱场、真武场、贾嗣场、广兴场为最多。……据各商家统计，每年枳实出产有三十四万余斤之谱，片枳出产约八十九万斤之谱，每百斤五元，约值洋四万四千五百元；炕枳有二百三十余万斤，价每百斤十二元，约值洋二十七万六千元；晒枳壳有一百二十余万斤，价每百斤十元，约值洋一十二万元。统计全年出产枳壳约值洋四十五万四千元。”说明一九三七年江津枳壳产量即达四百七十三万余斤，其中枳实一百二十三万斤，枳壳三百五十万斤。这一产量为现在已知的最高年产量。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四川省政府举办了一次农副土特产品竞赛展览会，江津县征送产品二十余个品种，其中就有枳壳。《征送产品说明书》介绍说，枳壳产地在綦河、笋河两岸，年产量为四百万斤（干货）。在销场项下还注明“原为外销产品，因抗战运销重庆及川中各县”。

又据四十年代搞过枳壳收购的王纪林、吴维本、刘绍文、陈重高等人回忆：抗战时，永丰、夹滩、百线子等地的枳壳在真武场集散，每年可收干货二十至三十万斤，最高年曾收过一百万余斤；西湖、龙山、崇兴等地枳壳在贾嗣集散，每年收六十至七十余万斤；五福场每年收二十至三十万斤；广兴场包括升平，每年收购四十余万斤；杜市、高歇等地每年收三十万斤以上。仅枳壳一项（不包括枳实）全县年总产量即在二百万斤以上，这还没有把县内其它地区所产的计算在内。

由于药材畅销，枳壳苗也跟着身价百倍，苗商曾以广柑苗伪称枳壳出售，据说先锋区陈家大队有一片广柑林就是卖枳壳苗买来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县名水果——江津广柑的发展。

五十年代初，中药材一度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枳壳的生产也受到极大的影响，一九五〇年全县只收购十万斤枳壳和三万斤枳实。连续几年的中药材供应出现紧缺，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一九五五年江津县政府召开了中药材种植及野生生产会议，计划规定由八、十、十一、十三、十四个区完成枳壳二千四百担、枳实八百担。一九五六年根据省里“把有用药材包下来”的指示精神，中共江津县委指示县供销社组织全县中药材资源普查，查清了包括枳壳、栀子等二百零三个品种在内的中药材的现状，专区商业局因此拨款六千元给江津发展枳壳三十万株。五九年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德感区兰家沱地带建立县药物农场，对包括枳壳在内的五十四个品种开展试验，并培育了枳壳苗十四万株，支援农村栽种。历年来，国家为了发展枳壳生产共发放扶持资金八万余元（无偿支援和为发展枳壳而使用的其它费用没有计算在内），并组织和协助农村栽种枳壳苗一百四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株。

自七四年以后，县中药材公司就在枳壳产区安排了专门的驻区工作员，并雇请了农村枳壳技术人员多人，协助和指导枳壳的生产、收购工作。仅七六年至七九年这四年里，就召集了专业技术会议三十九次，培训了技术人员三百四十九人次，帮助熬制农药二千五百一十斤，帮助治虫整枝、管理枳壳树一十七万三千九百三十五株。到七九年，枳壳树已遍布全县各区，产量也恢复到枳壳一十五万六千斤、枳实一万五千八百斤。

但比较四十年代特别是一九四五年以前的枳壳产量相差得很远，每年所产也极不稳定。据有关方面的资料表明，目前，枳壳全国正常年需用量为七百二十万斤，而八〇年产量仅为四百五十五万斤，短缺二百六十五万斤；川省年需要量为八十万斤，八〇年产量仅为九十八万斤，仅能满足本省需要。若以我县清末民初枳壳年产量来看，仅江津一县所产枳壳即相当于现在全国枳壳年产量，并能满足全国需要量的一半以上。至今则相差甚远。八〇年江津枳壳只生产了十余万斤，为省年产量的十分之一，占全国年产量的百分之二点二。

近几年，外贸部门又多次重新提出枳壳、枳实出口问题。据《四川日报》一九八二年六月载：香港市场枳壳畅销。加上江津枳壳质量优良，又有种植和经营枳壳的传统经验，由此看来，江津枳壳是有大发展前途的。

三、谈江津广柑酒

罗元臣 王志君

江津向为广柑、红桔著名产区。每当秋冬之交，在城郊，在山野，随处可以看到累累的柑桔挂满枝头，着实可爱。这些柑桔除供食用和皮核入药之外，还为酿制广柑酒提供了丰富的原料。

早在逊清之季，县人陈慧卿先生就用红桔试制桔柑酒成功。但因财力薄弱，未能成批生产。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杜海廷在城内开办“香花亭”酢房酿造果酒，生产柑桔酒、葡萄酒、香花酒、玫瑰酒、佛手酒等类果酒，均用土法酿造，规模既小，质量也平常，只能零销本地。

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县属商业重镇白沙石碗架街的“香花酒馆”，采用小型容器，将广柑皮和其它花果蒸成果味蒸馏水，再把它掺进烧酒中，就成为广柑酒和其它果酒。由于这种酒含有大量的果味蒸馏水，时间久了就会变质发酸，不宜大批生产，销量有限。

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江津人刘在光才用广柑酿造广柑酒。试制成功后，就集股开设“利民农产酿造股份有限公司”，并于翌年（一九四三年）开始生产。曾将所产广柑酒样品送请四川省建设厅召开的“物产竞赛会”评比，获得该厅发给的甲等产品奖状。

投产第一年生产五万瓶（每瓶一斤，售价法币六十元），又设门市部于七贤街（现在的建设旅馆处），生产作坊设在大西门外柑园村。以生产广柑酒为主，兼制沙杏酒、柠檬汁、广柑汁。其法是先将广柑去掉皮核，压榨取汁，装入缸内加酵母发酵，再加入适量水糖，密封缸贮存七八个月即成（并未经过蒸馏和其它科学处理）。在装瓶时，先用丝绸过滤沉淀物质，装好后贴上商标，商标上印有功用说明：“能止痢、润肺、生津、止渴。”在当时来说这种酒的质量是比较好的。因此销量日增，即大批生产，年产量达二十万瓶。畅销重庆、泸州、合江、宜宾等地，被视为宴客馈友之佳品。从此江津广柑酒之名大著，销路渐广，这也是“利农公司”的极盛时期。

不料好景不长，突然发生意外的不幸。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设宴招待以史迪威将军为首的美军代表团，购买了一批“利农”生产的广柑酒。经卫生署检查，发现酒内含有植物发酵菌和其它杆菌杂质，不符合卫生标准，不能饮用，于是这批酒全部作废。这一消息传开以后，利农公司所产广柑酒销路从此一落千丈，亏折甚巨，以倒闭告终。

利农公司制造广柑酒失败的原因不外：一、生产技术差，死守土法，没有采用科学酿造技术；二、设备不够，保管不善；三、卫生方面缺乏科学检验。没有适当使用防腐保质剂料，也是因素之一。

利农公司虽然倒闭，但江津生产广柑酒的业务并没有就此断绝。稍后又有县人吴善之在大什字开了一家花酒店，沿用利农公司土法生产小量瓶装广柑酒，在门市零售，但质量则逊于“利农”产品，销路不大，未能成批生产。

一九五二年，江津德感区成立了果酒厂。在党的重视和支持下，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广柑酒也和其它果酒一样投入了批量生产，日产量可达十几缸。

一九六三年，江津果酒厂为了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又组织老工人进行广柑酒生产工艺的研究工作，改传统的配制工艺为发酵工艺，成功地制出了“精制广柑酒”。它不仅具备了广柑果味更浓、香气馥郁、酸甜适度、柔和爽口的特点，而且通过发酵及科学方法处理，果汁也更为纯净，便于保存。通过这次技术革新，产品质量大大提高，深受群众欢迎，畅销省内外。一九七五年在四川省酒类评比中被评为优质产品。

可以预料：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江津广柑酒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附：江津精制广柑酒制作要求及工艺流程

一、产品特点： 醇香浓郁，酸甜适度，柔和爽口，具有广柑鲜果风味。

二、原料要求： 必须是充分成熟的甲、乙级果，无腐烂，无生果，以保证果汁质量。

三、感官指标： 色：橙黄色，清澈透明，无浮悬物，无浑浊。香：醇香。味：醇香浓郁，酸甜适度，柔和可口。

四、工艺流程： 先将广柑去掉油皮，切忌伤损果肉。再用竹刀刮去白皮，将广柑用木质破碎机压榨取汁。果汁通过消毒灭菌处理，温度在六十二至六十五度，及时加入人工培养的酵母菌进行发酵，适当降低温度，每日开缸搅拌两次。发酵终止后，即调整酒度。待果汁清澈，立即分离沉淀物质，密封陈酿，酯化生香。陈酿过一至二年后再调整糖酸及酒度，加蛋白澄清。杀菌过滤后，即可装瓶出厂。

四、“天府花生”的创始和发展情况

张振弟 漆瑞贤

“天府花生”是我县首创的名牌出口商品。其注册商标“长江大桥牌”迄今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它具有颗粒均匀、果仁饱满、酥脆化渣、咸香可口、营养丰富、风味独特等特点。主销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日本、英国、西德、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国际上享有声誉。

说到“天府花生”，从它的源流来看，还得先从油溪镇马兴发的“颗颗香花生”（即盐脆花生）谈起。

早在清朝末年，马兴发的祖辈即已经营花生加工业务。马兴发继承祖业，不断钻研技艺，提高产品质量。在选子、加味、上炕、封存等工序上都很讲究，加工出来的花生具有脱衣、散瓣、色白、香脆等特点。年产量约一千市担，销售江津、重庆、涪陵、壁山等地，颇受欢迎，声誉大著。

一九六一年，香港一位客商偶然谈到四川以往的“颗颗香花生”，品质颇佳，建议我们加工出口。一九六二年，江津县外贸站便聘请马兴发的徒弟叶白海、丁崇高、邱孝成、刘春银等老师傅来县作技术指导，加工“盐脆花生”。当初在城关镇麻纱市街县外贸站试行生产，由于房屋窄小，容纳不下，便分两处加工。淘洗烘炕的工序在糖果厂内进行，然后用板车运往县外贸站，在办公室巷道或空隙地方进行选择、包装。除分管生产的几个正式职工外，另雇请三十多个临时工。

一九六三年，“盐脆花生”首次出现在香港市场上，以独特的风味吸引着顾客，打破了泰国“万里望花生”在香港独霸的局面。

一九六四年，因管理和运输不便，将在糖果厂的加工场迁移到麻纱市外贸站加工生产。当时，在县外贸站后院内约二百平方米的露天坝搭临时架棚，建了两个水池，一个煮灶，几眼炕灶。选择和包装等工序都在办公室巷道进行，原料和成品临时安排场所堆放。工艺操作全部用手工。

一九六五年，将加工厂迁到东门河坝猪鬃社隔壁，建筑几间厂房，设置各个工序的车间，临时工增至一百人左右，年产量达几百吨。由于建厂时考虑不周到，工厂建在长江岸边，前面是河坝，后面是围墙，左右是民房，不仅无法扩建，而且因道路窄小，只能通板车，运输不方便，增加了原料和成品的载运时间，每年多花费用三万余元。

一九七四年，为了加速资金周转，节约费用，降低花生出口成本，在德感火车站右侧平头山粮站下面新建面积六千七百七十六平方米的厂房。一九七七年将花生加工厂搬迁至该处。同时建全了领导班子，实行单独核算。全厂共八十多人，其中大集体四十人，雇请临时工四十多人。下设淘洗、烘炕、选择、包装等车间。逐步改进设备，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如：原料到浸泡安有梭斗，淘洗安有电动机械，煮灶到炕房有轨道，炕房到选择处安有提升机和保温库，选择到包装安有马口铁剪板机等。对烘炕也曾作过一些改革，但没有成功。设备改进后，既加快了加工速度，提高了产品质量，又减轻了劳动强度。

“盐脆花生”在国际市场上需求量日益增大，省里决定在罗江、资阳、宜宾等地增设加工网点。为了区别产地，确保产品质量，对各地包装进行编号：罗江为一号、资阳为二号、江津为三号、宜宾为四号，各地一律将编号刷在纸箱或木箱盖面上。外贸站进一步扩大了加工量，雇请的临时工由二、三十人增加到一百多人（其中包括固定工八十人），加工量由几吨增加到几百吨，这就需要大量原料。经外贸站请示省、地领导机关批准，在江津、合川、壁山、永川、铜梁五个县布置了外贸花生生产基地，共计面积二万亩。我县选择了油溪、德感、龙门等区为种植花生基地，种植面积达一万零六十六亩，解决了出口花生的原料问题。

一九六七年，省里将“盐脆花生”改名为“天府花生”（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以此命名）。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自然灾害的影响，兼之新增加的加工网点技术不精，把关不严，连续几年质量下降，外国同类商品又乘机涌入国际市场，“天府花生”曾一度陷于滞销。

四川省外贸分公司针对这一情况，于一九七七年七月专门举行了“天府花生”出口质量座谈会，制定出改进和提高质量的具体方案，同时解决了多年由香港供给塑料包装的问题，从而提高了“天府花生”的质量，因此“天府花生”在国际市场上又重新畅销起来。

据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二日《市场报》及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文摘周报》报道：四川的“天府花生”每年出口约二千吨，每吨换回的外汇折合人民币一千五百元至一千八百元。因这种花生经过特殊的浸泡、煮熟、烘烤等工艺制成，终于以自己特殊的风味在香港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五、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江津实验区概要

杨锡龄

四川平教会江津实验区是1933年由吴太仁和当时江津县长高显鉴共同协议创立的。

当时的四川，军阀割据，互不相下。驻重庆的刘湘与刘文辉争夺防地，刘湘调兵攻取了江津，派高显鉴任江津县长。高显鉴是一个小官僚，他大概受了卢作孚的影响，也可能接受中华平教会和山东梁漱溟搞的乡村建设的影响，在江津县长任内也搞几样事业来装饰门面：一是平教会，二是江津简易乡村师范。

四川平教会江津实验区是完全仿照晏阳初创建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的那一套搞起来的。晏阳初是美国留学生，长于演说，他为平民教育事业曾几次去美国进行宣传，募得美金数十万作为基金。吴太仁是北京大学毕业生，曾在中华平教会定县实验区工作两年，1932年回到江津，鼓吹平民教育，投高显鉴之所好，所以几次会见，即行议妥。

晏阳初平民教育的理论根据是这样的：中华民族有四大病，一是“愚”，即是文化知识水平低；二是“穷”，即生产、生活水平低；三是“弱”，即身体素质和卫生条件差；四是“私”，即缺乏公德心。救治之道，以文艺教育治“愚”，生产教育治“穷”，卫生教育治“弱”，公民教育治“私”。四大病中，“愚”居首位（也有提“贫、愚、弱、私”而以“贫”放在首位的），所以救治之道以文艺教育为主。“除文盲、作新民”是平教会的口号，显然很重视文艺教育。

有一首《平教同志歌》也很重视“除文盲”工作。歌词大概是：“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人，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一齐见光明。”此歌借《苏武牧羊》歌谱配词，当时广泛流传，使平民教育深入人心。

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设董事会，高显鉴任董事长。实验区设干事长，主持平民教育的具体工作，吴太仁任干事长。实验区地址选在白沙驴溪（三面环水，宜学宜农，是个好地方）。定县实验区的经费是晏阳初募集得来，是私款。江津实验区的经费是由县长高显鉴决定在全县屠宰税项下，每头猪加税二角，共约一万数千元，拨给实验区专款专用，是公款。

实验区设文艺教育部、生产教育部、卫生教育部、社会调查部等（公民教育进行有困难，未设公民教育部）。

文艺教育部的负责人是叶庭槐，曾在河北定县实验区工作过，很有苦干精神。该部在白沙街上、马项垭、高峰庵、黎家祠堂、圣果寺、三口垭等地设立平民学校多所。平民学校分儿童班和成人班，儿童班招收失学儿童，白天上课；成人班招收文盲和半文盲，夜间上课。在特殊情况下，也开办失学青年补习班（如在黎家祠堂）、暑期补习班（在东岳庙）。平民学校所用教材，开始是用定县实验区的那一套略加修改。后来广泛搜集，唯延安寄来的那一套实为难得，便采作教材。平民学校学生除纸笔墨砚自备外，其他一律免费。

儿童班招生不难，成人班则困难很大。农民们白天劳动，困倦已极，晚饭后便都熄灯睡觉，哪还有精力和兴趣去上学？更兼农村住家分散，有离学校十数里的。如在冬季，寒风冷雨，道路泥泞，农民们来去就更苦了。平民学校的教师们在农村开办成人班同样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在平校四周方圆数十里内，走家串户，舌敝唇焦，劝说农民们来上学。就算成人班夜校开办起来了，农民们经常来得不整齐，时间早迟更不一致，教师们为了夜课能正常进行，常常提着马灯提前去邀请。教师与学生真是同甘共苦了。

生产教育部由张子维负责。他是乡村师范学校的农业和生物教师，又兼实验区农场主任。现在到处都是的洋槐和蕃茄，以及来杭鸡、波支猪，都是他当时从外地引进的新品种，经推广而流传下来的。

卫生教育部由廖应龙负责。他是白沙人，曾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负责办理马项垭诊所（他兼任乡村师范学校的生理卫生课）。诊所后来由马项垭迁至东岳庙，除一般门诊外，还免费为当地群众种牛痘，注射防疫针。

社会调查部由我负责，曾对白沙镇和三口乡分别进行过失学儿童、文盲、半文盲、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租佃关系等调查。此外对民歌的搜集、社会各方面的了解也作了一些工作。社会调查部总共三个人（我还兼任乡村师范校的史地课），我们不管严寒溽暑，经常早出晚归搞农村社会调查。

对代表农村封建势力的团总（后来改称乡长）、团正等，抱什么态度、采什么对策，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团总和团正等是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最直接、最厉害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较之土匪和军阀为尤甚。正如当时广泛流传的歌谣所说的：“匪如梳，兵如篦，团阀犹如刀刀剃。”农民的“愚”和“穷”是团阀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我们平民教育工作者要肩负起救治农民“愚”和“穷”的伟大使命，将如何对待这种农村封建势力呢？为了农村社会调查的顺利进行，也根据河北定县实验区的经验，同团总、团正、保甲长以及绅士们应酬来往，以获得他们的“谅解”和支持。更重要的是必须消除农民们对社会调查的疑虑。平民学校的教师们对农民、特别是对平民夜校成人班的宣传和解释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没有障碍呢？回忆起来，总共发生过两件事。一是某次两位同志下乡进行调查（我有课未去），调查了某家后，回来已经走了很远，那家农民追来把调查表撕了。另一件事发生在白沙街上某一宅院（即现县第二人民医院所在处），一老婆子出来对我们说，没有人在家。隔一天我们又去，那老婆子手拿一根“竹响篙”打将出来，我们只得狼狈逃走。

平民教育工作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愚、穷、弱、私四大病确还存在。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这与当时的政治状况和社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决非平民教育所能救治得了的。

吴太仁自从担任实验区干事长和乡村师范校长后，成了江津引人注目的新人物，江津新旧两大派都没法拉拢他。我们都采取超然态度，不主张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中，结果两派都不满，使我们反而处于两派夹攻中的不利地位。

当高显鉴调离江津后，他们认为吴太仁的后台已去，便采取手段，削减平教会经费，使平教工作人员除伙食开支外，每人每月只得三元的零用钱。但我们的工作照常进行，并未停顿。高显鉴离津到重庆，任刘湘军部政务处副处长，升了官，权也更大了（刘湘防区内的各县都在政务处管辖之下）。吴太仁找到了后台高显鉴出面干预，结果，除实验区的经费完全恢复外，还把三口乡划在实验区内，改为“驴溪自治实验乡”，由文艺教育部负责人叶庭槐兼任乡长。我们都很高兴，以为今后更好展开工作了！

哪知就在那年冬季，所谓“驴溪自治实验乡”突然匪情紧急，经常在半夜以后，团丁来报匪警，弄得新任叶乡长常常冒着寒风苦雨奔走在泥泞道上，往往来去数十里，但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后来叶庭槐劳累过度，吐血不止，一病不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实验区每年一万多元的经费终于一文不值，平教会也就名存实亡了。

六、国民党政权下江津粮政的种种弊端

何志涵

日寇侵华，国民党抱不抵抗主义，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新立陪都于重庆，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单位，源源迁到四川。人口骤然增加，粮食供应困难，军粮民食，无法筹措，国民党政府便在粮食政策上采取“强征”、“勒购”、“督运”、“限销”的紧急措施，雷厉风行。

江津是个大县，盛产粮食，位于重庆上游，水运方便，粮食容易集中，于是国民政府把江津视为陪都粮食仓库中的“粮柜”，随开随用，随取随提，使粮食供应朝运夕至。

国民政府设全国粮食管理委员会，继改为粮食部。县设粮食管理委员会（县长兼主任），继改为粮食科，设置科长。县征收局改为田赋粮食管理处，增设第三科专管粮食调运。县以下设粮食征购办事处、粮食管理员、征收员等等。另外成立粮食储运局、县储运处，还有陪都民食供应处、购粮专员。川南粮食公署（包括叙、泸、合、津）设有粮食部顾问、特派员、督察员等职，经济检查队、稽査所、宪兵队插手其间。一批批大小粮官粮长粮员粮丁，日夜奔波，分赴城镇乡村督促，弄得城乡风雨，鸡飞狗跳。千个雷公，万个雷公，归根到底还是打在老百姓身上。

而官场上感到头痛的，总是县粮政科长、田管处三科科长。当时一些人认为粮政科是热门、是肥缺、是掌握粮食的当权派，常眼睛发红。我算祖宗有德，当了三年的粮政科长兼田管处三科科长，真感到悲喜交集，啼笑皆非。根据我亲身经历，实事求是地谈谈国民党政权下江津粮政的各项弊端。

一、卖官。 征购粮食必须先有一批“粮食打手”，就是直接搞粮食征购的主任、征收员、粮食员。江津全县设三十九个征购办事处，田粮处下就有六七十个征购主任和粮食主任，还有百多个征收员、粮管员，百多个粮食“称手”。这一大批粮官、粮员、粮丁的职位，大都是出本钱买来的。到职后都要在征购粮食的具体业务上，本利全部收回，皆大欢喜。

二、设卡。 全县乡镇和沿河码头，凡有粮食集散的地方，都设立关卡，专管粮食的买卖运销。真做到“管而必死”、“活而必乱”。

三、查仓（查禁囤积居奇）。 老百姓或私人，无论存谷多少，常被贴上封条，不准私卖。但封条不一定准用，有的封上前门，开了后门，到后来却封的是“空仓”；有的假封仓之威，保障所封存谷安全、涨价。所得利益，当然有封仓员的一分。

四、征粮。 田赋征收实物，先由田管处串票，旧粮册上的石、斗、升、合或两、钱、分、厘，都要换算成新制（新斗、新秤）。改算时，经手人可以任意增加、减少数额，从中取得好处。收粮谷时，挑稗选莠，认为不合标准，故意刁难，又可勒索人民血汗。

五、拨粮（拨发军公民粮）。 先由主管部门填发拨粮凭单，用粮单位或个人需到指定仓库领粮，主管部门常常把甲地需粮户偏偏拨到边远地区乙地领取，到乙地取粮时，乙地仓库推诿无粮交付，又可转拨到丙地。为此东奔西跑，一推再推，一月口粮已耗去几天，还不能领到，不得已甘愿忍痛，把拨粮单打几个折扣，卖给经拨人收购，任其从中渔利。可怜一些职员、小学教师、退役军人吃亏不小，常常痛哭流涕，抱怨呼天。

六、督粮（督促征粮、购粮）。 督察员、特派员、稽査所、宪兵队，一批批大小粮官粮将满天飞，搞得鸡犬不宁。逼得老百姓行贿送礼，招待请客。中层败类则陪嫖聚赌以保官位（包赢不输），种种卑鄙行为，不一而足。如民社党的王泽金，专门搞这类事，用以争取人，争取选票。

七、运粮。 运粮是一件好差事。派的押运员手执官府封条一叠，打出“粮运第一”的大帽子，见船就封，声势赫赫。船老板若是不把押运员的话说好，封的船十天半月没有响动。有的押运员和船老板勾通，船老板先把装运的米偷偷偷运下船，再把鹅卵石装满底舱，行至汹滩激流处，故意把船底凿穿，让船沉入水（叫做“腾放空炮”）。然后找出事地点的乡镇保甲出个证明，一载粮食就如此报销！偷出之粮，私卖私分。有的把船上的米偷出一部，其余的掺杂发水，霉烂充数。还有运粮储粮可报百分之九的损耗，主管长官硬要估提“仓余”。种种弊端，花样百出。

八、购粮。 购粮方面的板眼更多。开头，粮食部门把购粮款迂回曲折旅行到县，县长抢先提用一部，粮款并不及时购粮。也有把粮款放利息（那时日折息百分之一至五），悄悄地鸡不叫、狗不咬的就先得到一笔意外之财，装入腰包。有的遇到购粮消息一到县，先与粮商通风报信，占虚股（不出本钱赚钱有分，折本不管），坐地分肥（我就干过）。有的甚至私提私卖，骗粮骗钱，故而拘押坐监、逃跑通缉之案，多之广也。

后几次购粮款，由大粮官指定存入农民银行生息，招商认售粮食，认商找亚西银行担保，取出款来投入别的非法活动，牟取暴利。有次经“经检队”察觉，大敲竹杠。行贿送礼尚不能满足无厌之求，大粮官就把米粮公会主席吴绍清、米商王子君等捉到重庆关起。被关押人费大力，花大财，经久才得脱手。这些事，粮食部顾问廖海涛身亲其事。

回忆三年的粮官生活，真是一言难尽！有时热得烫手，有时冷得寒心。同事间眼红心黑，互相倾轧。我的最后结果是“撤职查办”，赔粮赔款，丢官罢职了事。想升官，升不上去；想发财，发不起来！患得患失，徒自吁嗟。深知迷途已远，觉今是而昨全非。清夜扪心，实深内疚。毅然离开迷途，从头学起，加速改造，终我余年。

七、江津的盐业概况

戴披星

（一）川盐的种类和名称

四川凿井熬盐，创始于秦代蜀郡太守李冰（见《四川盐政史》）。川盐熬制为了适应古时的运输，有花盐、担子盐和锅粑盐（简称粑盐）。花盐由水路运销省内长江流域。担子盐由产地以人力运销四川境内。粑盐由仁（合江的仁怀河）、綦（綦江河）、涪（涪陵的乌江河）、永（叙永河）四路运销贵州全省。

贵州不产盐，完全靠川盐接济，原来由商人自由贩运，沿途转手买卖，到了黔南一带，盐价高而不可言。贵州人丁宝桢作四川省总督时（光绪末年），把销贵州边盐的仁、綦、涪、永四路分别招商承办运销，从入黔的起点直达黔南的终点，沿途设店核价售卖。辛亥革命后，统制商解体，贵州人又受高价盐之苦。中日战争开始后，盐务总局把川盐分为产、运、销三种商人。产商的盐，由官方定价收入官仓，再由运商承运到指定地点，交给销商再行运销各地。

（二）江津盐商

江津盐商在辛亥革命前，只有在江津本县的销商。据闻当时江津的盐店有十个，总店设在白沙，其余九个店分设在沿江各场镇，石龙门的陈家和白沙的邓家都前后当过盐老板。辛亥革命后，改为自由运销，取消了专商专卖。

抗日战争开始前，白沙人刘瀛洲、诸子言、张玉炎在自贡市经营井、灶商，而以刘瀛洲为最大的盐商。抗日战争开始后，经销边盐的仁、綦、涪三岸都是江津人作总经理（仁岸是白沙人张鸣皋，綦岸是江津城里人张子良，涪岸是江津城里人陈敦南）。抗战后期，刘瀛洲也兼营过计盐和永岸边盐，经理人是江津人龚宪思。

仁、綦、涪、永四岸每一岸虽只有一家盐店经销全岸，但这一家盐号的资金，是由几家商号投资组织的，每一家商号又是由多数股东投资组成的。张子良作綦岸总经理，陈敦甫作涪岸总经理，都是由江津人合资组成的，利和商号拨资分授綦、涪两岸而以张、陈二人出面负责。

綦岸的盐由江津起运，经綦江、盖石洞、羊蹄洞到达贵州的松坎是水运，由松坎到达贵阳是陆运，未有公路前，完全是人背马驮。公路修通后，是用人力车和汽车运输。江津的盐商只熟悉綦岸的水陆运道。

而涪岸的运道由涪陵起，水运经江口（彭水所属）、龚滩（酉阳属）、沿河、新滩、潮底（沿河属）到思南，滩多水险，是四川第一条险河。陈敦甫对乌江人地不熟，需要在江津找一个比较熟悉乌江情况的人前往作安庄设站的负责人。利和号股东何策襄知道我因避难曾去乌江一带穆银州招安部队奔走过两年，就推荐我去担任这项任务。思南、沿河两岸开业前，都发生过大的风波，是我处理平定的。

我又料到宜昌、沙市万一沦陷，济湘的川盐就不能从宜昌、沙市之间的清江运济湘西一带。盐务当局为了解决湘西军民不可缺少的食盐，势必假道乌江，经龚滩陆运至龙潭（酉阳属），再水运至湘西，这对涪岸的运输大有影响。因乌江是四川第一险河，滩多水险，乌江的木船头尾高撬并且尾歪，是为适应险滩，木船可以加速，而驾驶人员一时难于增加，涪岸每月的定额盐斤，就不能全部运济黔西，万一黔西盐荒，官商均难卸责。

我比较熟悉乌江情况，知道长江的舵船可以由涪陵走到彭水所属的江口，江口没有涪岸的盐店，贵州的婺川县一带就是向江口买盐。这证明江口和婺川的陆路运道不成问题，而婺川与思南之间必有人行道可通，只是人行道可能须加维修，方好人力背运，这笔开支可能不大，为了民食，只好投资。因此我就向贵州盐务局和涪津总店建议，早作准备，派人查看思南、婺川间的道路。当时的盐官和涪岸各店的经理人都说我是妙想天开。

不久宜、沙失陷了，盐务总局下令假道涪岸运盐济湘。于是官商两方负责人只好照我的建议执行了。思南盐号的文书郑雨施任婺川盐店的经理，负责转运思南的食盐，黔东人民的食盐因此未受影响。

綦岸盐号内部，由于江津地方势力有两派，所以盐商中也分两派。所谓老派是以何策襄为首，系利和股东；新派是以施槐青为首，也是另一商号的股东，参加盐号工作。一九四一年，施槐青排挤张子良，接替了总经理的职务。一九四二年他又买通住在江津的盐官，说陈敦甫的利和商号派在綦岸的职员都是违法乱纪的，具文报请贵州盐务管理局取消利和商号的股权，开除所派的职员。贵州盐务管理局照报批准。

本来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但当时的贵州盐务管理局长是过去孙传芳的师长，对盐务是外行，易受下级欺骗，非有其相信的人说话，不易挽回。陈敦甫同何策襄商议的结果，认为我在涪岸工作，很得盐务机关的信任，就写信出面向贵州盐务总局长据理说明。

当时我是涪岸驻贵阳的代表，本来涪岸的执事人员去谈綦岸的事，盐务当局是可以拒绝的。但当时的盐务总局长对我的确很信任，因涪岸不敢缺盐，对贵州盐局也得着好的声誉，所以倾听我提出的意见。我表示为了安定贵州的盐业，使运销不受影响，万一发生纠纷，恐对人民食需不利，所以冒昧建议：利和派在綦岸各站的人员就算都不好，可以取消，但利和股资无过，不能取消其股权；如此例一开，恐各岸都会波动，请局方考虑。局长说讲得对，征求我的办法。我当时提出：保留利和在綦岸的股权，所有利和人员一律离开綦岸，以维盐局的威信；惟利和投资不小，对业务不能完全不问，可由盐局规定，綦岸各站由利和各派一个监察人员，对每月账表必须盖章方能有效。局长同意，当面表示即行报请总局批示执行。

我即到盐务总局（重庆）接洽，催促解决。经盐务局研究的结果：分为一、二两店。一店经营由綦江到贵州镇安县所属的安场一带的边盐和保边计盐；二店经营由綦江的盖石洞、羊蹄洞到贵州的松坎直达贵阳的边盐。一店销区小，每月载额少，适合利和的股额，由利和经营一店。二店销区大，每月的盐载多，适合于施槐青代表的几家商号的总股额，由施槐青等经营二店。

盐务总局的指示下达后，施槐青向盐局反映，只愿经营一店，拒绝经营二店。因投资盐业的利息比市场的利息低，一店销区小周转快，较为合算。陈敦甫当然也看清这点，不愿放弃一店，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盐局既征求我们的意见，可见局方就没有坚持他的命令，对方就有人活动，我们不如慨然承认经营二店，以后如有亏折，可以请求调整；并且我们的销区大，销盐多，在名誉上总算我们胜利了。陈敦甫、何策襄赞同我的意见，因此就改营二店。一九四五年开业，由何策襄任总经理。

施槐青对住在江津的盐官善于接洽利诱，对綦江境内所销的保边计盐（花盐）核价较高，他以为利高而周转快，斗争算是胜利。殊不知，巴县与綦江的地方盐价低些，巴县的计盐就浸销綦江境内，綦一店的盐就大量减销。而在江津岸边每月负担的盐额，必须按时买够，綦一店的股东就须增加投资，施槐青无力增资，于是被挤出綦一店，而由重庆银行在綦一店的李鉴英出任总经理。

以上盐制，直到建国后才有改变。

八、民国时期重庆盐业、金融业的“江津帮”

马绍周原稿 钟永毅整理

民国时期，江津人在重庆对盐业、金融业都有一定的势力，被人们称为“江津帮”。

“江津帮”首先要数白沙的邓家。邓家思想开明，从戊戌政变起就接受了新思想。邓家是从邓洪顺开始发迹的。邓洪顺起先在白沙开“洪顺祥”的槽房，继后做盐业。邓洪顺之后，邓家的头面人物是邓蟾秋，继续在重庆做盐业，并开了“大有恒”钱庄。以后就是邓燮康，开办江津农工银行，后来发展为四川商业银行。他们还在重庆办火柴厂，在曾家岩办玻璃厂。还有邓燮逸，同我办过“利川会”。同邓家一起的，有龚农瞻。他是邓家的女婿，解放前作过四川省财政厅长，解放后作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其次是陈氏兄弟：陈焰光、陈敦甫、陈焰辉（当时被人们称为“陈氏三杰”），他们是布贩出身。陈焰光经营工矿银行，解放前夕到香港去了。陈焰辉经营谦泰豫银行，夏仲实任董事长。陈敦甫经营亚西银行，解放前夕先到香港，现在住在美国。

再次是陈绍尧。经营过晋丰银行、富川银行、西南银行，但都失败了。以后到四川省银行作职员，做过内江分行经理。此人喜欢招贤纳士。

王政平是白沙人，父亲王举卿，起初开油蜡铺，后来发展为凉菜铺。王政平曾给重庆的曾俊臣当过座庄，在川盐银行当过会计，发了财，开办胜利银行。

还有谢秉之，当过川盐银行董事长。他作过杨森的参谋长、副司令。

再有何策襄，作过夏仲实的军需处长，也经营盐业。

重印后记

本辑初版后，读者争相购阅，发行到国内十七个省、自治区、区辖市，数千册瞬即告罄，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读者的需要，至以为歉。现应读者要求，特为重印。重印时，我们又重新作了校对，对个别文字作了改动，并对钟云舫的《拟题江津临江城楼》等三副长联及肖湘的《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布告全川父老文》，分别补写了注音或注释，以便阅读。由于我们水平低，经验少，其中难免仍有错漏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