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文史资料选辑

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目录

在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的日子 ……… 江泽民（1）

我对江津中学母校的回忆 ……… 王祖涛（15）

蒋介石捉放胡汉民的经过 ……… 卞稚珊（27）

我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组 ……… 夏培肃（48）

绞架映长虹——李大钊及江津谭祖尧、吴平地二烈士殉难前后 ……… 龚灿滨（61）

风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谭祖尧、吴平地两烈士牺牲五十七周年纪念 ……… 林凤栖（68）

怀念白屋诗人吴芳吉 ……… 杨德光（71）

江津国画家张采芹 ……… 县志办（77）

我的艺术生涯（续）……… 程漫漫（79）

共产主义战士，人民的好大夫——刘永怀 ……… 周见非（95）

关于我父亲邓燮康的点点滴滴 ……… 邓敬苏（102）

先父刘丹五任成都市参议会议长始末 ……… 刘静（105）

医学博士李昌林 ……… 涂贻谋（109）

我所知道的周开庆 ……… 黄光时（113）

江津第一座水电厂——白沙水电厂筹建经过 ……… 程智铭（115）

白沙历史沿革简述 ……… 刘子华（122）

辛亥革命运动在江津 ……… 古基祥（129）

我对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回忆 ……… 吴汉骧（138）

江津卫生事业今昔谈 ……… 邹绪良（142）

古代江津史料拾零 ……… 李恩琪（150）

黄连引种记 ……… 罗树乾（155）

鹅蛋柑的由来 ……… 甘霖（160）

新生酿造厂的诞生与成长 ……… 雷宗藩（164）

周化成其人 ……… 刘晓苏（169）

津江驻军情况（民国十一年至廿一年）……… 陈天池（177）

补白

我在江津参加陈独秀葬礼的点滴回忆 ……… 邓敬苏（76）

忆黄州（明）江渊 ………（67）

几水歌 ……… 吴芳吉（108）

即事 ……… 钟云舫（112）

白沙山居 ……… 胡小石（60）

偕陈逸云女士、许劳君展夫人游黑石山遂至高洞观瀑留别光午 ……… 卢前（47）

在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的日子

江泽民（全国政协委员，一机部顾问）

出国前的准备

我（原名江克明）老家在四川省江津吴滩场，这也是聂荣臻同志的故乡。我们的童年都是在这个贫苦的农村度过的，并在同一个初小念过书。后来，由于家境贫寒，我进了重庆平儿院。一九一八年底，我在重庆平儿院毕业了，正在徘徊于今后的前程时，恰巧得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生的消息，便兴冲冲地去参加考试。由于它的招生对象是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而我却只是高小毕业，没有考上。但是，因为我在平儿院学习成绩不错，连续三年保持了同年级考试的第一名，受到院创办人杨希仲的器重，杨希仲曾募捐巨款资助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时，他便出面保送我进了这所学校。

预备学校设在重庆市内一座夫子祠里，教室简陋，设备很差。学校的组织比较松懈，学生们上课来，下课走，没有宿舍和体育场地。学生主要学习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等几门课程，目的是要粗通法语并掌握一定的工业技术常识，为去法国勤工俭学做准备。邓小平同志稍晚时间也进入这所预备学校，他显得非常精神，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话不多，学习非常刻苦认真。

入学不久，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重庆各学校立即响应，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浪潮。我们预备学校的同学，为了抵制日货，反对卖国贼，曾经集体到重庆卫戍司令部去示威请愿，在那儿坚持了两天一夜的斗争，得到初步结果。回到学校之后，我们又把带有日本商标的牙粉、脸盆等日用品，摔在地下焚烧，把洋布衣服也撕毁，表示再不用东洋劣货。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我们于一九二〇年夏天毕业了。随后，又经过考试，我和其他一百多位同学都被录取为公费生。这些同学中有邓希贤（邓小平）、邓绍圣（邓小平同志的叔父）、周维桢、冉钧、胡大智、阚时杰、王若愚、熊禹九、刘君才、张熙、李植、贾岱、熊正钧、熊正心、刘深山等。从中国到法国的经费，全部由开明士绅所募集的捐款中供给，这就给我们解决了留法勤工俭学中的一个大问题。

远涉重洋到法国

一九二〇年九月初，我们从重庆出发，乘船从长江东下，到了上海后，经华法教育会办理了手续，一个礼拜后，便乘坐法国邮船“昂得莱蓬”号，踏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征途。

旅途中的经历，条件十分艰苦。我记得，那条邮船上的一等舱是八百元一张票，二等舱是五百元一张票，三等舱是三百元一张票，我们花了一百元买了四等舱（即无等舱）船票，本来没有什么四等舱的，只是为了照顾我们这些穷学生而临时设的。所谓四等舱就是货舱，里边半明半暗堆放着各种货物，没有什么设备，我们就住在重叠的多层床铺上。舱内空气非常恶劣，臭虫又多，蚊子咬得很厉害，许多人只得买个躺椅到甲板上去消磨时间和睡觉。

有几天，在印度洋遇上了大风暴。风暴卷着海水，掀起山峰似的巨浪，四万吨的邮船，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落到浪谷当中，宏大的邮船犹如一叶扁舟，在茫茫的海水中漂泊，真是吓人得很。我们不但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就连黄胆都要吐出来了。

邮船到了各地大海港，都要停上两三天，装卸货物、煤炭和水等东西，有钱人便上岸去进餐厅、买东西；我们穷学生就上岸去看博物馆，参观名胜古迹。许多城市尽管是高楼大厦，不少人是西服革履，但也有许多人是破衣烂衫，沿街乞怜。有的客人将硬币抛入海水中，那些穷孩子们就潜入水里去把硬币摸上来，客人们以此取乐。目睹这种情形，真使人心酸。我深深感到，世界上人们同住在一个天空之下，却过着两种大相悬殊的生活，到处是这样的不平。

经过四十来天的航海生活，途经香港、新加坡、马六甲海峡、科伦坡，渡过印度洋，到达红海，又通过苏伊士运河，在埃及的塞得港稍停之后，进入地中海，最后终于到达了法国的马赛。第二天我们来到巴黎，受到了许多勤工俭学生的欢迎，其中有在一年前就到法国的聂荣臻同志，异国相逢，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和亲切之感。

在巴黎呆了不久，大部分同学分别到蒙达尼（或称蒙达时）、芳丹由露、圣得田、佛勒尔（或称阿恩）等地中学去学习或补习法文。大约在十月下旬，由华法教育会介绍，我与二十七位同学一起到佛勒尔中学去补习法文，同时也在那里等待工作。过了四个月之后，华法教育会即介绍我与胡大智、阚时杰三个同学，到法国沙农城由施乃德尔资本家办的一个公私合营的机械厂当了学徒工。

机械厂的厂主虽然为中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工人修建了宿舍，但只是非常简陋的木板棚。每个房间面积不过数十平方米，却要容纳二十多人，拥挤不堪，工人上下班又不一致，有人做饭，有人洗衣服，有人学习法文，所以根本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我与胡大智、阚时杰三人是一个伙食小组，每天下班回来就赶快用煤油炉子烧饭。那时，十天半月也吃不上一次荤菜，经常吃土豆、洋葱、萝卜等，加上用米粉煮的稀稀的粥作汤。工厂的劳动更是十分紧张艰苦，工头很凶，经常辱骂工人，甚至拳打脚踢。在这个工厂里，我才亲身体验到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我那时是下决心求学的，所以，不管再苦再累，都坚持晚上到工厂的职工夜校去学习两小时的技术课程，还抽时间（如星期天）自找老师补习法文。我拖着过度疲劳的身体工作、学习，在这里度过了近一年的徒工生活。

到比利时上工科大学

一九二二年五月，我接到了聂荣臻同志从比利时沙洛瓦（现译为沙勒尔瓦，当时聂荣臻同志从法国到了比利时）寄来的一封信。他告诉我，沙洛瓦劳动大学用费低廉，正在建筑中国学生宿舍，免收宿费，还为中国学生专门设有考大学的补习班。他建议我马上去那里补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我得了这消息，便立刻赶到比利时，找到了聂荣臻同志。我在他的建议下，暂时进入了这个大学附设的甲种职业学校。因为这里接触比国人多，学习法文方便。我们经过了一个时期的补习，在这年暑假，都考上了劳动大学。荣臻同志进了化学系，我进了机械系，从此开始了我们的大学生生涯。但荣臻同志在这里学习不久，于一九二三年夏又回到巴黎去了，我则一直学习了四年多，到一九二六年暑期毕业，获得了工程师文凭为止。

这所劳动大学是比利时社会党人创办的，教员中不少人是有名望的学者教授，或是工厂的高级工程师。学校的规模虽不是很宏大，但设备较齐全，试验台很多，很实用，房舍建筑也很讲究。学校坐落在沙洛瓦城的最高处，外面有宽阔的广场，树木成荫，环境是很好的。由于沙洛瓦是比国的煤矿、电机电气工业中心之一，又有铁路直通到法德两国，交通很发达，劳动大学又名气，所以布鲁塞尔一些工人家庭的子女每天早上坐一个小时的火车跑四、五十公里来上学。我们中国先后也有一百多名学生在这所学校学习过，其中有不少的勤工俭学生。

学校里设有三个系，即机械系，包括动力、建筑、桥梁等专业，还有化工系与电机电气系。学制为四年，前两年学基础课，例如三角、大代数、微积分、解析几何、化学、力学、物理等等。后两年学专业课，我记得曾学机械制造原理、材料力学、内燃机、外燃机（即蒸气机）等课程。

我与聂荣臻同志在这所大学里努力学习，精神上是丰富的，在物质上却是艰难的。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经济来源问题。我临出国的时候，亲友们这个送三元，那个赠五元，凑上了一百多元，经过勤工俭学生回国代表的奔走呼吁，得到当时中国政府，包括省、县政府的一些汇款救济，我也分得了一些。在考沙洛瓦劳动大学后，我还争取杨希仲先生接济了三百元（后来，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同他再没有联系了），还有在巴黎作工的好友的少许帮助，而主要收入则还是靠“勤工”劳动。

我在沙农机械厂当学徒工的时候，拼命干活，节省开销，积蓄了一些钱。在上大学期间，每年放暑假三个月，我都去巴黎当临时工（事前托友人交涉好），以资补助。我还记得，一九二三年暑假时，我到巴黎同聂荣臻以及范一、陈家齐、何嗣昌等七八人，租了一间较大房间，住在一起，白天分头去工厂做工。我当了三个月的临时工，因没有技术，干了一些搬运、锯铁条、锤铁板等杂活。一九二四年暑假，我到巴黎雷诺汽车厂去当了两个多月分发工具的临时工。一九二五年我又到巴黎雷诺汽车厂作了三个月描画图纸的临时工。我通过做临时工，不仅维持了假期的生活费用，还积存了一笔钱留作学费。就是这样，对付了四年多的学习需要。

当时，还有不少中国学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大学、布鲁塞尔工艺学院、蒙斯大学、列日大学、根特大学等处学习。例如在列日大学就有黄士嘉、陈崇宪、万监周等中国同学。

思想的转变

在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四年多，不仅奠定了我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我沿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前进的人生观。在这方面，聂荣臻、刘伯坚、黄士韬等同志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刚到沙洛瓦劳动大学时，聂荣臻同志和我同住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小屋。他在拼命攻读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还十分认真地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他经常给我讲学习体会，介绍苏俄劳农政府的政策，他认为我们中国也必须象苏联那样，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建立劳农专政，实行社会主义。我们还经常议论资本主义的弊病，这都给我的思想以很大的启发，使我开始认真思索自己应当选择的政治道路问题。

同时，我到法国和比利时参加勤工俭学的痛苦实践，也给了我思想以很大的触动。特别是一九二一年留法勤工俭学史上的“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使我对中法两国反动政府产生了无比的愤慨。当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实业救国”的思想是很流行的，我参加勤工俭学，就是想到西方学点科学技术，回国也搞实业，以便使祖国富强起来。但经过实践的检验，尤其是自己的亲身遭遇，已经说明，在这样的世道里，要靠“实业救国”，只能是纯粹的幻想！

于是，我在聂荣臻、刘伯坚同志的影响下，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思想逐步地转向了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那样，发动暴力革命，打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实行劳农专政，才能真正挽救祖国。

在我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一九二三年一月，经聂荣臻（别名向上）、刘伯坚（别名大冶）两同志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取别名红工），一九二五年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比利时的党团活动和留比学生总会

一九二二年冬，赵世炎、周恩来同志把在欧洲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由于它的工作范围是总支性质的，所以很多回忆录里都习惯称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当时，党的组织是秘密的，不公开出面，对外都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名义进行活动，党团机关是合在一起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这种组织机构的特点一直保持到中共旅欧支部的结束。旅欧支部下辖旅法、旅德、旅比三个支部。旅欧支部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所属的旅比支部，就设在沙洛瓦劳动大学。起初的负责人是刘伯坚和聂荣臻同志，一九二三年夏，聂荣臻同志到巴黎去了；一九二四年刘伯坚、熊味根等同志到莫斯科去学习。他们走后，旅比支部的工作，就交由我负责。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我做了两、三年团支部书记的工作（其间，别的同志也任过支书）。旅比团支部的成员，除了刘伯坚、聂荣臻之外，还先后有熊味根、黄士韬、甘瑞、张贵元、乔丕成、乔丕显、黄士嘉、万监周、张熙、马光官等二十多人。

起先，我们团支部的活动主要是组织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探讨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每两周开一次讨论会。后来，随着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党团生活的内容也就越加接近实际了。一九二三年夏天，在巴黎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我和乔丕成两人出席了大会。会议选举了周恩来（书记）、李富春（宣传委员）、尹宽（组织委员）、傅钟、邓小平等同志组成书记局。这次大会上还决定把《少年》杂志改为《赤光》（这个决定在一九二四年二月才付诸实施）。

一九二四年春天，在旅比团支部内部举行过追悼列宁逝世大会，借此机会还吸收了一些进步青年入团，扩大了我们的队伍。

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国共合作，成立统一战线。我们按照党中央给中共旅欧支部的指示，在法、德、比国都成立了国民党支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实际活动较少，到一九二五年间，就又分裂了。国民党在国内出了“西山会议派”，也影响到我们同国民党支部的团结。

劳动大学前后的一百多名中国同学，其中有勤工俭学生，有俭学生，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社会民主党员和国家主义党员（俗称青年党），也有不参加党派活动不问政治的人，还有个别人参加了天主教的活动。有个天主教神甫，叫雷鸣远，曾在中国呆过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以给勤工俭学生介绍工作或募捐救济的名义，来拉拢一些人去信仰天主教。他的政治目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灾难”，让“天主教”挽救中国，妄图把共产主义思想当作洪水猛兽加以扑灭。他在布鲁塞尔设有“中国学生公教家庭”，组织受他欺骗的青年进行活动。例如李杞和我们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同学贾岱等人，就陷入了他们的圈套。我们团支部曾派人同那些受骗的青年谈话、劝说，但实际成效不大。

那时，为扩大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影响和在留比中国学生中吸收左倾青年，我们团支部还与国民党支部合作，召集在布鲁塞尔、列日、根特等地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代表到沙洛瓦城举行会议，于一九二四年正式成立了留比学生总会，并选出了乔丕成同志为会长，我为书记。后来留比学生总会始终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虽然学生总会会长有时是我们的人，有时是国民党员，但学生总会书记一直是我担任，所以实际上的领导权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中。

一九二四年，留比学生总会曾请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来沙洛瓦劳动大学视察时，向同学们作国内形势报告和哲学问题演讲。一九二五年，在布鲁塞尔以留比学生总会名义举行了近百人的追悼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特别是一九二六年暑假以后，在开展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留比学生总会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对旅比支部的关怀

中共旅欧支部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以推动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从一九二三年春天起，曾陆续从留法、留德、留比的勤工俭学生中和华工中选派青年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深造。一九二三年三月中旬，周恩来同志为了送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等十余同志第一批到东方大学去学习，从巴黎出发，到柏林去办理赴莫斯科的手续，当他途经沙洛瓦城（沙洛瓦城是由巴黎去柏林的必经之地），刘伯坚、熊味根、黄士韬和我到车站去迎接他们。记得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说，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需要大批干部，现在到苏联进东方大学，这就开辟了一条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道路。我们那时都十分向往莫斯科，认为那是光明的所在，凡是信仰社会主义学说的人，无不想去身临其境。我当然羡慕他们，也想去，并表示了这個意思。恩来、世炎同志见我还年轻，便嘱咐说，在劳动大学学习科学技术也是革命事业所需要的，应当安心！但同时要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和注意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变化。

这次在车站接触时间虽然短暂，但恩来同志给我留下了英姿勃勃、待人亲切的深刻印象。从这次会见之后，恩来同志来往于巴黎和柏林之间途经沙洛瓦城时，有机会就到学校来看望我们，做报告，讲形势或检查布置党团工作。在一九二四年夏天，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派遣，将要回国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他从柏林回巴黎路经沙洛瓦城时，到我们所在的劳动大学停留了两天，检查旅比支部的工作。那时，他没有住在中国学生宿舍，而是住在乔丕成同志原住过的房东家一间小屋子里。我和团支部委员乔丕成等同志向他作了汇报。最后，他应我们的要求，向大家做了两次报告。

首先，恩来同志向在劳动大学学习的数十名中国同学做了时事报告，报告会是由留比学生总会名义召集的。当时的同学虽然大多数是勤工俭学生，但是派别也不少，有信仰社会主义的左派，有国民党员，有国家主义派，有无政府主义派，有改良的社会主义派，还有国民党右派。恩来同志在报告中揭发了北洋军阀政府一味屈从帝国主义，压迫人民，媚外辱国的事实。他说，我们在海外的同学要和全国同胞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封建军阀，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每个正直的有爱国心的中国青年的历史责任。当时同学中虽有不同的派别，各自的政见不一致，但却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恩来同志的极大敬佩。

另一次是请恩来同志向旅比支部的全体党团员作报告。他讲了关于国共合作、国共两党组织发展情况，讲了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发展趋势，向我们指示，要大力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扩大队伍，即“宣传主义，吸收同志”，这是我们的主要责任。恩来同志在分析了中国现状之后说，靠改良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实业救国”也只是幻想；革命势在必行，只有学习苏俄搞暴力革命，中国革命事业才能有光明的前景。恩来同志的讲话，就象一股奔腾的激流，冲击着我们的胸膛，震荡着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身上充满了革命的力量。

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夏天，中共旅欧支部领导旅欧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发动了一个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并指示我们旅比支部进行配合，发动群众，展开斗争。

为什么要发动这个运动呢？我记得，由于当时国内大革命的风暴正席卷着南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以及上海、武汉、九江等地工人运动，都在蓬勃发展，形势很好。恰在那年，中比之间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期满，但条约上规定，如要废约，必须两国政府双方批准同意。所以，为了配合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高潮的到来，中共旅欧支部便组织力量竭力促成废除不平等条约迅速实现。

我记得，这一运动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比利时政府的。为了使比同意废约，一方面我们向比国同情我们的有关单位和开明人士，进行广泛的阐明工作，还举行记者招待会以争取舆论的同情；另一方面，我们还直接向比利时外交部长汪尔德提出抗议，要求他的政府迅速批准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我们召集比国各大城市如列日、蒙斯、根特、安特卫普等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华工华侨，到比国首都布鲁塞尔向外交部、内务部等处进行示威，呼口号、散发传单。

我们组织的这些活动，因为人数不多，声势不大，搞了数次效果都不明显。因此，我们决定，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底，把侨居在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其他各国的中国人，尽可能多地集中在布鲁塞尔，搞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驻比公使馆暗中支持）。结果，中共旅法支部的熊禹九、温大同，中共旅德支部的潘芳、王德宣、朱建邦，中共旅比支部的毛克生和我等都参加了。我是以留比学生总部书记的名义同留比学生总会会长邓矩芳一起在暑假中去布鲁塞尔参加的。此外，经过联络动员，还有驻在荷兰的中国海员数十人，侨居英国伦敦、奥地利的中国人也派了代表。这样就发动了一次数百人参加的规模较大的游行示威。

在游行示威那天，我们举着标语牌，故意在大街中央前进，潘芳等人还带头在电车道上卧轨，使交通阻塞，行人聚集，扩大事态，以便我们好向国内外发通电，造成舆论，给比国政府施加压力。果然，当游行队伍到达布鲁塞尔闹市区的时候，比利时大批警察一齐出动干涉，与我们互相扭打起来，最后竟将我们三、四十名同学关进牢房，并于当天晚上把其中的小部分人驱逐出境。

事情既然闹大了，我们就通电全欧洲和国内，还要求中国驻比利时公使王京岐向比利时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申明要降旗回国等项条件。经过这次声势较大的斗争，终于使比利时政府被迫同意释放在押学生，并表示答应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从而使这一运动以我们最后胜利而结束。

这场斗争是有意义的。它的性质是反帝的，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所以，它也是中国大革命中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它并为年底在布鲁塞尔举行世界反帝反殖民地压迫、支援中国革命大会打下了基础。

到莫斯科去

一九二六年六月，我从沙洛瓦劳动大学毕业之后，就一边参加废约运动，一边等待党组织对我的工作安排。九月中，我得到了中共旅欧支部的通知，决定派我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这个消息给我带来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我拿着通知高兴地跳起来了。我赶快从布鲁塞尔回到沙洛瓦城，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与我同时派到中山大学去学习的有十个人，其中谢泽源同志和我是从比利时出发，其余的方志刚、胡大志、杨品荪、覃远猷、汤振坤、海荆州（工人）、张茂林等八人是从巴黎出发。我们于十月初便一起到了柏林，受到了廖焕星同志的热情接待，他给我们安排食宿，住了一个礼拜后，办理了各种赴苏手续，我们便怀着极为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向莫斯科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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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是我党早期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将这里斗争过程如实记载下来，是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者的应尽的义务。但由于年代久远，且随着岁月的增长，记忆力大为衰退，很多情况我已记不准确了，所述史料，挂一漏万，谬误难免，还请参加过旅欧支部工作的同志不吝赐教，给予斧正。

我对江津中学母校的回忆

王祖涛（中国科协现代管理知识讲师团团员、天津科学技术进修学院副院长、教授）

我是江津县先锋乡人，1936年至1939年在江津中学上学，当时只有初中部，还没有高中部。我入校的年龄是十二岁至十五岁。毕业后我考取了设在重庆沙坪坝的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从此就离开了江津故乡。以后又在南开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上学，毕业后留在南开大学任教三十年，目前在天津市科学技术进修学院工作和任教。

我离开故乡到北方以后，除1950年曾回乡探亲一次外，三十多年没有再归故里。1984年6月我应四川大学的邀请，前来成都讲学并主持一项科技成果的鉴定会，才得有机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江津看一看。

万里游子回乡，心情是异常兴奋和激动的。当我回到江津县城的那一天，大雨滂沱，首先想要看望的地方就是那教育我成长并使我初步获得科学基础知识的江津中学。我冒着倾盆大雨先到了高中部，向传达室的一位老工友同志打听三十年代我的老师的情况，得知龚琢章、刁迓衡等老师都已作古，目前在校任教的老师没有认识的。我还打听一些老同学的下落，是否还有在县城工作的，当然都没有结果。但是我想重睹母校丰采的愿望却是那样的强烈，不管有没有熟人，自我介绍一下，在校园内走走看看总是可能的。即使这样一点愿望得到满足，我这游子之心也就得到最大的慰藉了。

我信步来到黄荆街江津中学的旧址，见到一位老师模样的同志，走上前去打听，果然是老师。他一听我的介绍，便马上热情同我交谈起来。我急切地向他询问了一些老师和老同学的情况，他也给我介绍了学校的近况，最后带领我参观了校园。除了房舍整修一新，增建了烈士纪念碑外，一切如故。古典式的校门建筑装饰，典雅庄重，走进校门，一面白色墙垣顺直延伸向里，显得幽深宁静，有着悠久历史的学府风姿，立刻呈现在我的眼前。多少年来，它的特有的风姿，一直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

参观后我就赶回先锋老家了。回乡后我意外地见到了林凤栖老师的弟弟，才知道林老师现在江津中学任教，真是喜出望外。因为过去的老同学很多，我向那位陌生的老师打听情况的时候，一直没有想起林老师来，也就错过了拜访林老师的机会。我在先锋老家住了三天，就匆匆回到江津县城，直接拜访了林凤栖老师。他是我在先锋乡小学的同学，后来又是江津中学的同窗学友，他在四十六班学习，我在四十七班学习，他是我的学长。我们两人将近有半个世纪没有见面了，虽然都添了不少白发，但是音容笑貌依旧，大家见面很快就认出来了，自然都感到很激动。林夫人热情地下厨备酒小酌，林老师还邀请了校长、党支部书记和当年四十八班的一位老同学作陪，共席叙谈，倍感欢欣。饭后又在当年我上课的教室和自习室前的四合院里合影留念，这几张照片我一直把它当做珍贵的纪念品保存着。

江津中学领导和林老师还嘱我给母校题辞留念，我思考了一下，就把我这次回四川旅游峨眉山等名胜古迹后所作的一首诗当作题辞。我一直从事自然科学教学与研究，作诗是外行。我有一点旧体诗词的基本知识，还要感谢当年母校教我国文的朱近之先生。现在把这首诗抄录如下：

物华号天府，西岳兼地灵。
诗书醒人杰，世代传龙人。（注：喻龙的传人）

我在没有转入回忆母校的正题之前，先写了我重访母校的回忆，首先表达了我对母校的无限思念，及母校在我心中不可磨灭的形象；这就当作我这篇回忆的前言吧！

江津县治的历史悠久，可以上溯至秦汉。但在近代史上，我认为江津县最重要的历史性成就，就是兴办了两所闻名全川的中学：江津中学和聚奎中学。一个县竟然兴办了两所有名的中学，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今天我们都认识到教育是基础的重要意义，本世纪以来，江津县就是因为有了比较好的教育基础，所以文化绵延，文风鼎盛，培育了不少杰出优秀的人才。聂帅是最杰出的代表；吴芳吉先生是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文学家；解放前国内经济学界盛称有“江津三杰”，就是杨西孟、罗志如、樊弘三位著名教授。现在，在技术革命的新时代，为了适应我国城乡经济大变革形势的发展，我更希望我的故乡多渠道、多层次地再兴办一批学校，包括兴办大学教育在内。

我在这篇文章中要回忆的是江津中学优良的学风，首先是严谨的学风。当时考取江津中学是比较难的，入学考试水平高，考上了是很大的荣誉，在乡里亲友中青眼相看，称赞你学习好，有出息。江津中学的任课教师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许多人是国内著名的大学毕业生或留学生。在教学上要求很严格。作业必须按时完成，计成绩，迟交或不交作业，老师一点不客气，就在课堂上点名挨训斥。写作业的格式也严格要求，不合规格也要挨训斥。

当时的校长是傅成琼先生，亲自给我们班讲授代数课程。他常常叫同学上台演算习题，如果做不出来，“挂黑板”了，就当堂批评你不用功，或者加上几句带有讽刺意味的话。那时候同学们年纪都较大，懂得自尊，最怕的是当堂批评训斥，对功课一点也不敢懈怠。同学们既怕他，也尊敬他。

龚琢章老师在教学上也极严格，他当时还担任教导主任，是一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也是很有威望的老师。我们班的平面几何、三角、化学三门课程都由他一人担任。他在教几何、三角时，逻辑推理十分严格，特别是对定理和公式，句斟字酌，指出一字一句含义之差及在数学概念上的谬误与细微的辨别。但只要用心学习他的功课，就会觉得融会贯通，基础理论知识牢固扎实。龚老师教的化学课程，用元素周期律把全部化学知识贯串起来，概念清晰，知识系统全面，好象一杯清水，清清楚楚。他又善于把化学的一些规律性知识编成顺口溜，琅琅上口，很容易记忆，又不会忘记。我从事结构化学的教学和研究几十年，现在背诵元素周期表，还是龚先生教我的顺口溜哩！当时龚先生还亲自在课堂上做演示实验，我都很感兴趣。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是我后来学习化学的重要原因。中学阶段的学习兴趣，往往对一个人今后一生所走的道路起着重大的作用。

朱近之先生教我的国文，可能是朱先生爱好清代桐城派的文学，选学了不少桐城派学者的文章，学起来有些索然寡味，但是他给我打下了古典文学的基础，训练了我的写作能力。

当时学校各方面的要求均极严格，除在教学质量上严格要求，不讲情面，一丝不苟，在训导管理上，作业、考试、升留级、纪律等方面亦严格要求。不是读死书、死读书，学习负担并不重，同学们都有时间和精力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发展自己的兴趣。我在班上的年龄最小，思想单纯，课余时间喜好打珠子，或者在田径场上跑跑跳跳。还爱好养蚕，当时校园内有不少桑树，用纸盒子养着好玩。但在上课或上晚自习时，就规规矩矩地学习，精力集中，每堂课的作业很快就作完了，并把课本上未留的作业也都做了，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有些同学喜欢“摆龙门阵”，我和同班的一位年龄相近的同学，都比较喜欢数学，不爱去听那些瞎吹牛，我们两人就专门在一些参考书或考试指南上找数学难题来做，由第三者监督，互相比赛，看谁先做出来，并常常以此引为乐事。

考试舞弊更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学校可以说是严肃处理的，谁要作弊，查出来就记大过，全校公布。老师监考很严，铁面无私，当时几乎没有人敢于考试舞弊。

学校对学生阅读不健康的书报，采取从严取缔办法。当时一些青少年学生爱看武侠小说。江津城的书店不少，书籍可以出租，一周后归还，租费便宜。同学们经常租来奇奇怪怪的武侠小说，废寝忘食地看，对学习影响很大。老师经常突击搜查同学们的书桌或床铺，查出来就没收。搜查一次，往往没收一大堆武侠小说。

我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在教学上自始至终贯彻一个“严”字，是江津中学突出的优良学风。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当时学生的平均学习成绩在全县是最高的，到重庆、成都两地升高中学习的人很多，因为当时江津全县还没有高中。在江津中学内象公子哥儿式的不好好学习整天玩牌鬼混的学生是没有的。

其次再来谈一谈体育。体育是中等教育极为重要的基础教育，它是涉及民族体质强健与否的根本大计，它同德育、智育是同等重要的，不能把它看做是第二位或第三位的事情。当时的江津中学对体育的教育也是极为严格的。江津中学原有后院操场和大西门外操场两处体育场地，除有几个破旧篮球架子外，没有什么体育设施，体育没有重视起来。记得一年级时，傅成琼校长从江浙一带请来一位体育教师，是体育院校毕业的，江苏口音，现在只记得这位老师姓范。全校四、五百学生的体育课都由他一人担任。范老师到校后，立即添建了现代化的体育用具和设施，建立了一整套现代化体育教学和训练方法，田径运动和各种球类运动如足球、篮球、排球和乒乓球都蓬勃开展起来了。不少是过去我们还没有看见过的运动项目，如单杠、双杠、高低栏、撑竿跳高、爬竿、仰卧起坐、俯撑等。范老师在体育课中亲自示范，还讲解各种运动规则，直到每个同学的动作都达到要求为止。对各项运动都规定了及格标准，期末考试项目达到二十多种，达不到规定标准就不及格，体育课不及格同样不能毕业。

青少年总是喜欢体育运动的，同学们对这些新奇的运动项目非常有兴趣，课余时间大家都奔向体育场，自己爱好什么运动就做什么。甚至下了晚自习，也要运动一阵子才睡觉。我当时比较喜欢跳远、跳高、低栏、爬竿等几项运动。记得有一次，一个低栏框子坏了，临时用一根竹棍代替，我刚跨过，竹棍却戳在大腿上，鲜血直流。到校医室包扎后，一个星期才痊愈，至今大腿上还留了一个伤疤。青少年时期注重体育锻炼，为一生的健康打下了基础，我现在年届花甲，没有患什么慢性病，应该说同江津中学大力提倡体育运动有关。

当时同学们对体育比赛最热心。有三种比赛：一是班级比赛，二是全校体育运动大会，三是每年举行一次的江津全县体育运动大会。班级比赛是范老师有计划安排的，主要是球类。每逢比赛，“啦啦”之声此起彼落，情绪十分热烈。自己班级的球队赢了球或输了球，全班同学对球技得失可要议论好些日子。全校运动大会每人都要参加，层层选拔，优秀者参加全县比赛。江津县体育运动大会是大家最关心的，把校誉问题看得至高无上。当时主要竞争对手是聚奎中学，获得优胜第一最多的是江津中学，除了学生人数多的条件外，主要因素是体育运动开展得好。记得举行江津县体育大会的日子里，全校停课参加，每天早饭后，全校整队出发，从黄荆街到东门外体育场，横穿过江津城，人人精神抖擞，抱着必胜信心去迎接比赛。中午不回校，由学校食堂送去饭菜。一天的比赛结束后，又整队回校。学校领导非常重视校风，人人衣着整洁，队形整齐，迈着雄健的步伐，以“得胜回朝”的心情，穿过大街回到学校。街上行人伫立，投以羡慕的眼光，注视着这支大名鼎鼎的学府队伍的英姿。运动会得胜了，校长、老师们都很高兴，命令食堂天天“打牙祭”。平常是三天打一次牙祭。所谓“打牙祭”就是改善伙食，当时物价很便宜，打一次牙祭就如同一次宴会那样丰盛。

第三谈一谈抗日爱国教育和学校纪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抗日救亡的呼声遍及祖国的城乡大地。远处祖国西部腹地的江津县也同样激愤起来了。这时正是第二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刚开始放暑假的时候。在此以前，日本侵略者侵占东三省，又进而侵略华北，还进行过壮烈的淞沪抗战。日本军国主义者吞并中国的野心，人人皆知，中华民族已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江津中学全体师生具有高度的抗日爱国精神。我记得我一进中学，每周星期一第一节课是全校例行的周会，由校长、教导主任等讲话，主要是进行精神文明和纪律教育。抗战爆发后，每周周会由傅校长综述抗日前线的战况，分析抗战形势，形成了例行的时事报告会。同学们个个磨拳擦掌，准备报效祖国。

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执行反共政策，我们虽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了解，但在抗战初期，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了，江津县的书店里有不少进步书刊出售，同学们争相阅读，因而对陕北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向往的心情，后来也有同学去延安学习的。

二年级时曾进行过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由国民党驻军，主要是由川军派军官担任连、排长指导训练。由于抗日情绪高涨，同学们对军事训练还是很认真的，每个同学还都进行过实弹打靶练习，每人打三发子弹。当时全国闻名的“孩子剧团”还到江津来演出过。这是党领导下的进步剧团，演出短小精干的抗日戏剧，深受同学们欢迎。记得观看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剧时，同学们声泪俱下，悲愤异常。

当时学校的纪律是严格的。学生全部住校。执行作息制度一丝不苟。早晨六时起床，整队跑步至大西门外体育场做早操和队形操练。晚上七时上晚自习，十时熄灯就寝，生活很有规律。当时教室和自习室是分开的，上完课就回到自习室做功课。上晚自习的铃声一响，学校规定不准乱走乱跑，老师每天都要来自习室巡视检查，有学习疑难问题也可请老师解答。当时还没有完全废除体罚，老师巡视时手里都拿着一块竹板子，乱走乱跑不守纪律的学生被老师撞见了，立即就要挨板子。

学生宿舍要求被盖叠得整整齐齐，衣物用具等不得乱扔乱放，要按要求放好，每天都要查房评比，每周公布一次评比成绩。学生住校，平时不准外出，只有每周星期六下午下课后和星期天才准许外出，星期天晚七时前必须返校，老师按时到自习室来点名检查。

那时候同学们的年纪都小，从各个乡场来的同学在学校住宿时间久了，难免不想念家庭，总要找点理由请假回家看看。学校每学期准许请假回家一、二次，还必经教导主任龚老师批准才行。有一次我向龚老师请假回家探亲，龚老师说我上个月已经请假回家一次，不准假，我磨了半天，还是不准，我就大哭了起来。龚老师没有法子，说了一句：“你真是归心似箭啊！”当时我家里确有事，当然也不是一定需要我回家，可是我想家心切，大概龚老师原谅了我的心情，才准了假。

当时学校有一套完善的校规，特别是记过制度赏罚分明，同学们也都了解违犯哪条校规，该记小过或大过，三次小过算作一次大过，记三次大过就要被开除。学校严格执行，一点也不循私情。

最后谈一点学校的后勤总务工作。学校的工作效率高，一切管理井井有条。校园整洁，清幽宁静，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就以校园来说吧，不准随地吐痰，不准乱扔纸屑废物的标语，四处张贴，凡是生活的地方都设有痰盂。宿舍、自习室都由学生自己打扫，做到窗明几净。校园由清洁工打扫，显得树木成荫，纤尘不染。随地吐痰、乱扔纸屑废物是违犯校规，要受惩罚的。校园风貌好坏不是一件小事，它是校风的一面镜子，它可以起到振作精神、催人奋发向上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还应当提到学生食堂的伙食办得好。伙食费自费，每学期入学时一次交清，由学校庶务课统一办理。学生参加食堂管理，每天派两名学生轮值监厨，清早陪同炊事工人去菜市场买菜，开列清单到庶务科报帐。每顿饭用多少大米下锅都要监督过秤。当时物价便宜，伙食开得很好，顿顿有荤有素，三天打一次牙祭，更是丰盛如宴席。同学们体育运动好，又吃得好，个个满面红光，身体健康。病号很少，长期病号几乎没有。因此学习精力很充沛。

我这篇回忆录，想要尽力从遗忘的历史久远的回忆中，去捕捉那些关于江津中学优良校风和教学传统的鳞爪片段。仅就回忆所及，增加了对当时度过的金黄色的少年学习生活，真是令人十分怀念，感到甜蜜如醉。我觉得以上那些都可以说是江津中学的优良学风，也是社会上公开承认和一致称赞的，具有很高的荣誉。除本县人士都争相把自己的子女送来报考外，还有一些县外的学生来报考，以能入江津中学学习为荣。

傅成琼校长堪称是一位教育家，他见识广，吸取了国内外现代教育的经验，又可称是一位干练的教育行政管理家。有了这样一位好校长，领导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培育出优良的校风和学风，把江津中学办得很出色。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时候虽然爆发了抗日战争，但四川没有受到战火的直接威胁，而且沿海各地的大学和一些中学纷纷迁入四川，全国许多人才也流入四川，客观上也促进了四川教育的发展。

这里提到二、三十年代的近代教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问题，也想附带说几句。这是一个教育体制问题，或者说主要是学制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能够推动教育的顺利发展。江津中学是近代教育在四川发展的产物。以前曾有过书院，这是封建教育的历史遗留。书院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学习内容，当然不符合近代历史发展的潮流，注定是要被淘汰的。1903年是光绪二十九年，当时著名的维新运动虽已失败，但是废科举、办新学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这一年，清朝政府曾经颁布一个新学制，教育史上称为“癸卯学制”，因为1903年是癸卯年。这个新学制是仿照欧美的教育制度而建立的，它的诞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教育制度，是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在教育史上是一个转折点。癸卯学制当然不可避免地还有封建性的糟粕，如各级学校毕业生仍按科举制度授予相应的奖励出身和官阶品级，而且学制过长，小学九年，中学五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三至四年，通儒院（相当于研究生院）五年。从小学至研究院毕业长达二十五至二十六年。

江津中学成立于1906年，看来是在清朝政府颁布癸卯学制的影响下成立起来的。它的诞生在江津县也标志着结束了封建教育的历史，我想这可以说是江津中学成立的重大历史意义了。癸卯学制虽然有它的历史功绩的一面，但是仍然很不彻底。1917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发起的教育改制，发动全国教育界讨论修改学制。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又鲜明地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前后经过五、六年的酝酿讨论，终于在1922年11月颁行了新的教育制度，通常称为“六、三、三、四”新学制，即小学六年（分为四、二两段）、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取消了大学预科或高等学堂。这个学制规定中学为六年，提高了中学水平，减轻了大学的负担，使大学不再担负普通教育的任务。而中学又单设三年的初中，以便于普及中学教育。它的阶段划分基本上符合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年龄特征和成长状况，比较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教育宗旨和方针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比较彻底地清除了封建的糟粕，结束了近代以来教育方面的混乱状况。中国的近代教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稳定的发展时期。

看来我的母校江津中学也是紧跟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而前进的，并已作出了中学教育的模范榜样。

我这篇回忆文章已经写得够长了，在文章的末尾又加进了一些中国教育史的议论，无非是想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来观察江津中学在江津教育史上的重大历史意义，以及它对江津人民的历史贡献。

1986年将是江津中学成立八十周年的校庆纪念日子，我衷心祝愿我的母校发扬优良的校风和教学传统，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在新的技术革命的形势下，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建设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日

蒋介石捉放胡汉民的经过

卞稚珊

一九三一年，我在南京担负的主要职务是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院、部、会机关的警卫，以及首都各城门的治安工作。因此，对国民党特权阶层人物的安全负有保护之责，就不能不对他们的政治生活、社会关系、生活习惯做到心中有数。这时在国民党内部，一般对其党内特权阶层人物的印象是腐朽荒淫，然对于胡汉民自一九二八年蒋介石为了实现其反革命大联合，组成一个全党性的中枢，把胡汉民拉进五院院长行列（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担任立法院长以来的三年中，为国民党政府撑持门面，维护中枢，在政治上卖了不少气力，使得蒋介石能够在军事上打败阎锡山、冯玉祥等之后，放手向江西红军进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且洁身自爱，三年来足不出都门，因此享有较高声望。

蒋介石、胡汉民之间的分工合作，尽管是在政治上同流合污，相互依存。可是，由于旧社会制度形成的资产阶级名利欲，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从合作到分裂的局面。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旬的一日深夜，同我住在南京明瓦廊三道高井的吴礼苍（我的妹夫，曾任刘伯承元帅在川军时的秘书、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机要秘书）公毕回家，突然张惶地告诉我：“老兄，出事了！”我问：“什么事？”吴答：“展堂（胡汉民号）先生被扣留了！”我说：“哪里会？”吴说：“真的，就是刚才的事。”我问：“哪个扣留的？”吴答：“除了老蒋（蒋介石）还有哪个敢哟！”我问：“为啥子？”吴答：“不知道。”

当时我们都为这一突然的事变感到震惊。但总猜不透这两根所谓国民党的支柱为啥会闹到这个地步。由于这时军事上的噩耗（指蒋军十八军军长张辉瓒的首级在吉安赣江上游苏区漂流下来被拾获）不断传开，而在政治上又增添了这一层阴影，不能不使人担心会影响我们的未来。

我继续探问：“消息从哪儿来的？”吴悄悄对我说：“只能让我们两人明白，老蒋那股水发了，不知要株连好多人，就是老总（指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都在闷葫芦里。现在中央（国民党）各要人都为这一事变提心吊胆，不知祸事还要落到哪个头上来！刚才，老总匆匆从陵园官邸回来，叫我去，告诉我：马上通知办公厅人员，对于胡院长因病休养的事，不准对外说。并叮咛我特别要告诫我们的人（指随朱从江西省政府调到办公厅的亲信，吴亦其中之一）不要乱说，不要乱走等语。”

吴又说：“老总平时战时应付事变，都很沉着，这回神气特别显得紧张。而且历来各院、部、会长官因病休养，根本用不着办公厅打招呼，既要打招呼，又要不准谈，这中间明明有文章。我才悄悄去问黄副官（随朱到陵园赴宴的侍从），由于我们都是老总的贴心豆瓣，他才把今晚遇到的情况摆给我听。据黄副官说：

‘委员长（蒋介石）今晚在陵园官邸宴客，有两桌人，还是象往常一样，到了不过八点钟，客人差不多都到了。我记得有：戴传贤、于右任、居正、孔祥熙、宋子文、吴稚晖、朱家骅、张继、叶楚伧、邵元冲、陈布雷、陈果夫、张静江、张群、何应钦、吴铁城、谷正伦和老总等，都被一一引到官邸左边的餐厅里，谈笑风生，济济一堂。这时委员长还在楼上，没有下来。侍卫长王世和跑来招呼我们这些侍从人员到侍从室休息，马上很郑重地宣布：“等一会，有什么事发生，不关你们的事，千万要招呼好自己同来的卫士、司机不要乱动。”同时，我们已经发觉各处岗位值勤的情况不同寻常，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猜不出要出什么问题。我就借口送公文皮包给老总，溜进餐厅，把外面情况向他报告。同样有其他几个侍从也进去传递消息。这一下，弄得闹闹热热的餐厅，立刻鸦雀无声。有的惊惶失色，有的闭目凝神，各想各的心事。

隔了不久，胡院长最后到了，王世和赶忙亲自到车前，把胡院长引到官邸右边的会客室，让胡一人留在室内。紧接着来了两个卫兵，守住门口。胡院长一见情况有异，脸色骤变，但很镇静，不言亦不坐下，一直在室内背起手踱来踱去。

再说，当王世和引胡院长进入会客室的时候，另有几个侍卫队的官兵，以两人监视一人的办法，强制着将胡院长同来的侍从副官、司机、卫士兵五人带到警卫室要他们缴枪，不肯。初而言语冲突，继而摆出架势，准备动武，声言非有胡院长命令不行。这时王世和将胡院长安置好后，转来见此剑拔弩张的情况，吓得他急忙退到里面，他怕的是对方同他拼命。万一枪声一响，惊动主子，怪他草包，要受责备。王世和见硬的不行，才另派一个侍从出来，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宣称奉委员长命令，胡院长已被扣留。此言一出，更激起胡的侍从人员的义愤。大声质问：“胡院长犯了什么罪？”这位王世和的代言人根本不知道胡院长犯了什么罪，糊里糊涂地说：“这是他们（指蒋胡）两人在闹别扭，根本就不是你我的事，犯不着扯内皮，只要把枪交出，等他们把话说清楚，枪，还不是会交还你们。”停一停，他又带着威胁的口吻说：“请你们想一想，在这个地方要耍枪，还行吗！”胡的卫士终于悻悻地把枪扔出来。’

黄副官继续说：‘大约又隔半小时，委员长才从楼上下来，态度严肃，进入餐厅，随即招呼入座。接着，餐厅里只听委员长一人好似训话一样，中间有些话语音特别大，如：“展堂近来精神失常，已有病态，我要他休息一下。我考虑过，不这样办不行！——这几年来，我把中枢重任付托于他，不但没有减轻我的麻烦，反而一再反对我的主张。他忘了他这条命，不是我救他，哪会有今天？”只听见委员长讲了好一阵，会场静悄悄的。最后戴院长才代说了一句：“让展堂休息一段时间也好。”宴会就此不欢而散。’”

至于留在会客室的胡汉民那晚的情况，后来在胡恢复自由、离开南京前我问过他，他说：“那晚从会客室设置卫兵起，到餐厅宴会客散止，等到外面汽车开动响声都静了，还不见蒋介石进来，我才向卫兵要笔墨写了一张条子要卫兵交上去，我一定要同蒋介石面谈。大约又过了一个钟头，蒋介石才下来，走进会客室。彼此心中有数，他先开口说：‘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立刻激起了我的忿怒，狠狠教训了他一顿。

我问他：‘想要干什么？总理（孙中山）在世时，我是怎样替你说话，直到近几年，我又怎样苦心孤诣地把中央局面稳定下来。你以为冯阎就甘心失败吗？（指一九三〇年结束的蒋、冯、阎中原大混战，冯、阎佯称下野出洋，实际是企图保存实力，退守西北）张汉卿（张学良）真的拥护你吗？（指中原大混战中，蒋派吴铁城、张群等到东北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和平津地盘为条件，拉拢张学良派兵入关，冯、阎受威胁而失败）江西军事失利是小事吗？（指蒋低估红军力量，认为第一次“围剿”失败，仅仅是指挥不得其人）你总以为军事万能，可以解决一切，那么，江西军事就不应该失败。在政治上，共产党抓住我们一些弱点攻击，影响越来越大。你每次在国府或军校纪念周会上（每星期一上午集会纪念孙中山）宣读遗嘱，大讲特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提倡‘新生活’，改变社会风气，以抵制共产党的宣传，我不是说做得不对，而是说做得好。可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能够服人吗？今天，不管哪一个，要关要杀全凭一个人的高兴，究竟国家还有什么法纪？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这样做，将会带来怎样后果，你想到没有？’

可是，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他最后想出了一句无赖的话来搪塞：‘讲，我讲不赢你，总之，你对不住我。’接着，他就硬逼着我气势汹汹地问：‘究竟愿不愿起草约法？’当然这是违背总理建国大纲的。遭到我的严词拒绝后，他就拂袖而去。当晚把我送到汤山。”

从以上胡汉民对我所说的回忆，蒋、胡之争，关键在于制不制订约法（约法在宪法未制定前可代宪法行使权力，因未成立国民会议，故应由立法院制定），而制订约法之重心又在于要不要现役军人竞选总统。蒋既有心，胡亦并非无意，蒋怒胡之不作驯服工具；胡则愤蒋之日益跋扈专横。胡欲以法制蒋，以唯我独尊的蒋介石，则视胡为眼中钉。胡之被扣，渊源在此。胡被扣后，由蒋一手包办的国民会议草拟的约法，就不再提现役军人竞选的问题，从而为蒋后来于一九四八年窃据总统宝座扫清了道路。

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首都警察所长吴思豫电话约我立刻到厅里谈话。到达时警厅的核心人物楼文钊（主任秘书）、李进德（督察处长）已先在座。吴即出示蒋介石手令：“胡院长应移住双龙巷孔（孔祥熙部长）宅。着由首都警察厅派保安警察严密保护，具体部署和行动同王世和密切联系。中正三月七日。”

我看了手令后，给我思想上第一个反应是胡汉民还在，这足以证明了近来外面一般猜测已死或出国都不是事实。第二个反应是立法院长期以来，都是由保安警察警卫，为什么这回蒋介石要亲自下手令，不要胡汉民回立法院或回胡公馆，而指定要住孔宅？第三个反应是保护上层人物，部署警卫，保安队平时都是独立行动，为什么这回要王世和插手？而所谓“严密”保护，使我回忆起吴礼苍告诉我的消息，结合这些天来西南激烈反对的情况，未必不是蒋介石迫于形势，对胡汉民杀既不敢杀，放又放不得，只得把人交给我，名为保护，葫芦里又是另一包药。

就我的职责来说，当然不能不执行命令，但从我的真实感情来说，则又是抵触的（我与胡的关系，另文补叙）。正由于我对蒋介石、胡汉民之间抱着不同的看法，因而我一看到蒋介石的手令，就联想起蒋介石把居正（号觉生，原司法院院长。居同蒋百里策动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反蒋，被熊出卖，居遭禁锢）禁锢在南京周必由巷时所给我的手令，不也是明明白白写的“保护”字样吗？蒋介石一贯使用书面一套、实际一套的手法，我不能不把这次手令的真实意图弄清楚。

我就直截了当地问吴思豫：“委座（蒋介石）还有其他交代没有？”吴亦开门见山地回答：“胡汉民反对委员长，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不住汤山移住城内，不用侍卫队而用保安警察，名为保护，说穿了就是监视。但又要在有我们的人监视之下，允许他在南京到汤山这个范围内活动，这都是为了对付西南和外面一些人的责难。所以对外面要说成是保护。委座还交代除了戴院长（传贤）、邵副院长（元冲）、吴委员（稚晖）三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非有委座条子，一律不准与胡会晤。明天傍晚，即由王世和把人送到双龙巷，此后就是保安队的责任了。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好，要做到连胡本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来才对。”

根据蒋介石意图，经过大家仔细研究，吴思豫最后决定：由卞稚珊负责选派一个中队兵力部署双龙巷孔祥熙公馆警卫；由楼文钊负责会同该管警察局于明午将孔宅及其周围有关楼房让出备用；由李进德负责与王世和联系，商定交接时间和手续。

会毕，我即往双龙巷现场视察，拟订部署腹案如下：以一个班的兵力担任孔宅门警，形式上与一般要人住宅警卫同。孔宅西面、北面、东北角楼房，各派潜伏哨一组，暗中监视孔宅内部。加强双龙巷西口通黄泥岗、东口通丹凤街的交通岗，注意来往行人和车辆。将孔宅原有电话拆除。中队部位置于黄泥岗工商部兼任该部警卫，原派警卫归还建制。

以上腹案，我即交代第一大队长胡绍韩（吴思豫的亲信），选派一个浙江籍、黄埔军校出身的中队长担任。目的是为了预防发生意外事故，可以减轻我的责任。午后，我又召开有担负这一任务的有关队长会议，并向全体士兵讲话，主要是强调这次委员长亲自交代的任务，既不同于一般保护，又不同于一般监视，既要达到委员长的意图，又要做到胡院长无话可说。要求对外保密，严守纪律，遇事上报，不得擅自行动。

以上我这些安排的用意，与其说是防胡，勿宁说是防蒋。一方面防的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另一方面防的是这一批警察老爷们狐假虎威、嚣张成性，不能不用蒋介石这块令牌来镇一镇坛。

我将布置情况向吴思豫回报，同时楼文钊、李进德也交流了联系情况。诸事齐备，只是胡汉民提出要带他的女儿胡木兰和一女佣随伴，经请示，也得到蒋的同意。

到下午六时许，王世和将胡汉民从汤山押到，由木兰扶持下车，跟着踉踉跄跄地到孔宅楼上沙发上一躺。我问他：“需不需要什么？”他把眼一瞪，头一摆，大有天下乌鸦都是一般黑之感。此后，我隔三几天前去巡视一次。胡总是心事重重，抑郁寡言，我也只得对木兰三言两语即去。

胡汉民坚决拒绝蒋介石的非法要求，蒋介石恼羞成怒，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当时作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的胡汉民与外界隔绝，很快就激起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如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统一政府的胡汉民派、孙科的太子派、张继的西山会议派等首脑人物都明白蒋介石权迷心窍是不择手段的，为了避免株连，都纷纷潜去上海密谋对策。而在广州与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貌合神离的政治分会的元老派，如邹鲁、古应芬、肖佛成、邓泽如和两广实力派的李宗仁、黄绍雄、陈济棠、白崇禧、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等，对于他们作为政治支柱的胡汉民无端被扣，更是激烈反对。这时在香港的前北平扩大会议主席汪精卫，不甘心他在不久前同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失败，又利用西南反蒋机会，企图东山再起。是年五月间与西南合作，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西南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唱对台戏，借以迫使蒋介石释放胡汉民。西南这一行动，正打破了蒋介石原来的计划，使他扣留胡汉民的阴谋中途遭到挫折。

在此以前，正当西南酝酿军事反蒋之际，蒋介石也曾考虑到这将不利于共同制订约法，更不利于团结反共。因而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先后向我下达两次手令。除了原派戴传贤、邵元冲、吴稚晖三人对胡汉民进行劝说外，旋又增派陈布雷、张静江、于右任、叶楚伧、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吴铁城等前后共十一人对胡汉民进一步施加压力，要他放弃反对制订约法的主张；始终遭到胡的严词拒绝。另一方面，趁胡失去活动能力的机会，积极准备召开别有用心的国民会议，以图得到在胡汉民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因此，为了增强对这一会议的压力，他又拼凑了二十万大军向江西红军进行所谓第二次“围剿”，并下令前线必须于五月十五日前，即是国民会议开幕前，攻下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瑞金等地，消灭红军，以显示他的威力，借以消除对他“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怀疑和动摇。结果，仍然遭到比第一次“围剿”更加惨重的失败。

尽管蒋介石因西南造反而采取的两个对策都宣告破产。但是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并不因此就放下屠刀。在西南召开国民会议以后，蒋介石并不因此就不重视扣留胡汉民的作用，特别是西南正在造反，控制了胡，就可以发挥控制西南的作用。当他去江西“御驾亲征”的前夕，还一再询问胡汉民的生活情况，并交代我注意不要使胡受到刺激，胡的一言一行都要向侍从室回报。只要抓住胡不放，不愁西南不卖账，等到江西军事胜利后，无论采取软的一套或硬的一套，西南问题总容易解决。这可以从以后红军北上长征后，西南海军离粤，陆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投蒋，迫使盘据广东十多年的西南王陈济棠垮台。蒋介石仅仅花了几个钱，甩出几个官，又重新统治西南，可以得到证明。

西南国民政府的成立，是国民党内部权力之争的激化，是以原来半独立状态的国民党西南政治分会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这一局势，在政治上是以胡汉民派为核心，在军事上是以陈济棠部为柱石。蒋介石对此，尽管大不满意，但他不甘心于江西“围剿”红军的一再失败，无暇兼顾西南，致使陈自由发展，独霸一方。当胡汉民被扣，陈在政治上失去了靠山，不得不转而利用汪精卫，以资号召。汪历来就是随风倒的投机政客，领袖欲大，不甘心于一九三〇年北平“扩大会议”的失败。现在蒋、胡闹翻，正是捞取政治资本、东山再起的大好机会。他利用西南国民政府主席这块招牌，表面上是援胡反蒋，实际上恰恰相反，一切是为自己。他同胡汉民的政治主张，从来就是相互龃龉的。因而他援胡是假，为己是真。而对蒋介石是相互利用。蒋需要利用汪作他的政治傀儡，汪需要利用蒋对他的军事支持。因而与其说汪要反蒋，勿宁说汪的反蒋是为了投蒋。正如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七·一五”以汪精卫为首的集团举行所谓“分共会议”，公开背叛革命，投靠蒋介石一样。

至于陈济棠援胡反蒋的态度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援胡是真，反蒋亦不假，两者都是他能盘据西南不可缺少的条件。结果，他援胡援不了，反蒋也反不成。症结所在，是他本身腐朽无能，内心空虚，虽有援胡的愿望，但因力量不足，终难实现。而汪精卫则是别有用心，心不在胡。轰动一时的西南援胡反蒋活动，并没有迫使蒋介石放下屠刀，恢复胡汉民的自由。而在广州的国民党元老派，如邹鲁、古应芬、肖佛成、邓泽如等倒还是十分关心胡汉民的安危，没有袖手旁观，临危不救。他们深知汪、陈两人都不可靠，才派专人到沪，委托驻沪的曾经同胡一道参加过辛亥革命广州起义之役的老战友熊克武、但懋辛、余际塘、喻培棣等就近设法援救，终于找到援救胡汉民的另一途径。

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旬，喻培棣由上海专程到南京三道高井我的寓所访我，照例住在我家里。他恳切地对我说：“我奉锦公（熊克武号锦帆）和老二哥（我们一般对但懋辛的称呼）之命来营救胡先生（胡汉民）。为这件事，西南已采取各种办法，老蒋（蒋介石）仍顽固地拒绝释放。现在远水不能救近火，还要考虑到投鼠忌器的问题（指用军事行动营救有顾虑），所以才迭次商请在沪诸老同志就近设法，最低限度要暗中保护他的生命安全，最好是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出险。我们总不能忘记老蒋当年欠下虎门那笔账（一九二五年扣留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熊克武于虎门要塞），使成千上万的旧袍泽到现在都还流离失所（我系熊部一师一团团长，熊被扣后，群龙无首，官兵分散，各自谋生，情况很惨）。当时胡先生亦在老蒋监视之中，虽对我们很关心，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老蒋旧性不改，又以同样的手段来陷害胡先生，无论公谊私情，我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但如何下手，很费踌躇。锦公想到老蒋既把胡先生交你负责监视，可能从中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因系多年患难朋友，相信你也不会坐视，因此，要我亲自来走一趟，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

我当时被华辩（喻培棣号）这一股真挚热情所感动，我马上严肃地说：“去年我能同你们到武汉反蒋（一九二五年建国联军反蒋），今天当然义不容辞要设法救胡。不过需要仔细研究出行之有效的办法，不能草率，以免打草惊蛇。”我当即将胡的身体衰颓、蒋临行前的交代以及警卫布置情况一一告之。喻深感情况颇为复杂、严重，不能再拖，他向我提出设法先同胡一晤，把内外情况交换后，再作计议。我当即同意。考虑的是保安队上下对我虽无恶感，但也无特别好感。而蒋介石对人，惯用权术，今天用我，不一定信任我。各级都有他的耳目，不能保险没有人盯住我。因此，要喻准备好谈话内容，时间不能多耽搁，而且要见机行事。

翌日，我照平时一样前往孔宅巡视，喻化装随我前往，我以请胡书写为名（胡长于汉碑）叫喻把宣纸递上楼去，喻即趁机上楼谒胡。事后返家，喻对我说：“胡先生很惶急，正如我们那年被困虎门那样，满腔激愤。我扼要将粤沪情况和此来意图向他说明，最后征询他的意见。

‘根据胡先生说：“前后到来看我的人（指蒋选派的十一人）语调不同，用心则一，可以说都是蒋介石的传声筒。这也难怪，我尚且被如此，他们焉不为自身安全而如彼。他们的意图，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国民会议（指1931年5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会议）召开以前，要我放弃主张，不再反对，仍然可以恢复我的名誉地位为钩饵，当然我不能为他（指蒋介石）所动而开此先例。我以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法制根本问题。我们不能忘记总理（孙中山）‘建国大纲’精神。如他（指蒋介石）坚决要一意孤行，由他自己负责，这是前一阶段。在西南成立国民政府以后，这些人又不断来罗嗦，理由是顾全大局，一致对外（指共产党）。要我亲笔函劝西南，恢复统一。然后他们才有向蒋转圜余地。可恨这些人完全把我当成人质看待，亏得他们想得出来，说得出来。

‘自从蒋去前方后，最近他们也不来找没趣了。我想——蒋介石还不敢公开杀我，顾虑的却是暗害。特别是近来各方面形势紧张，这一手，蒋介石是做得出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所不甘心的是死得不明不白。你（喻）同锦帆、怒刚诸兄热情可感，不知此来有无妥善办法？’”

“我从胡先生的话里，情况确是迫切，近来沪上亦有此类消息，无怪胡先生有此忧虑。我当即告诉他：‘熊先生和但先生对于整个形势已经慎密考虑过。不管局势如何演变，一致认为目前救人第一，此来正为此事。由于熊但两先生想到有一人可托，所以要我亲来与先生联系。’胡先生马上追问：‘哪一个？’我答：‘就是卞稚珊。’胡先生一闻此言，反而失望地说：‘他？他把我看得这紧，哪里能够！’我说：‘今天与昨天不能同日而语，你知不知道他就是卞小吾烈士之后，与我们一军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关系，是一个能够一共患难的同志。去年他可以同我们到武汉反蒋，今天又能让我单独进来会你，这难道是一般朋友所能做得到的吗？’胡先生听后兴奋地说：‘你们既有这样的热情，我关在这里情况不明，也没有成熟的意见。最好是趁蒋忙于江西军事，出其不意，给他一个措手不及。你们商量怎样办，就怎样办。你们商量好，我希望你请他（指卞）明天能够来同我谈一谈。’”

我同喻培棣从当时的局势，熊、但的讨论、胡汉民的想法以及我们能够做到的客观条件进行分析。经过日夜的反复密商，决定以救人为主。而救人的办法，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西南局势的演变上，还必须同时考虑到别的途径。根据个人权力所能及的有利条件，初步拟订以下的营救计划：

计划之一：情况分析：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排斥、打击、残杀共产党人，破坏、践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大政策后，引起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特别是互争所谓国民党正统和各省地盘。使国民党本身分裂为南京的蒋介石国民党、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以及广东派等。各派又在以美、日、英为首的各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的支持下，发动了一系列内战，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几次战争：一九二七年十月至次年一月有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一九二八年二月间，为了争夺华北，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形成蒋、桂、冯、阎四派的联合，发动对张作霖的战争，后来张在皇姑屯东站被日本炸死。这时美国为了企图和日本争夺东北，又策动张的继承人张学良和蒋介石合作，于是东北又承认了蒋介石的统治。蒋、桂、冯、阎联盟刚刚结束，新的矛盾又不断产生。一九二九年三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为了争夺华中统治，又爆发了蒋桂战争。是年十二月到一九三〇年有唐生智和石友三联合反蒋的战争，紧接着是年四月到十一月有蒋和冯、阎的大规模的中原大战。这些战争之所以都是以蒋介石方面得到胜利，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派打着伪中央政府的名义和国民党中央的旗号，取得了美、英帝国主义大量的援助和上海江浙财阀的支持。

就这样，蒋介石在表面上统一全国，实际上，两广、四川、西北、东北各地方军阀都保持半独立状态，分裂割据一方。当然蒋介石对此很不满意，为了巩固他篡夺的党政军大权，实现他多年幻想的“总统”梦。因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迫胡汉民由立法院制定一个符合他意图的约法。胡不为利用，不怕威胁。蒋则权迷心窍，一怒而扣胡，为包办国民会议扫清障碍。在国民会议召开后，蒋得如愿以偿，扣胡已失去原有作用。但因此而激起西南成立国民政府以相对抗，使蒋在政治上暴露出了弱点，在军事上不能实现两广军队在南面包围江西红军的计划。在此以前，胡曾拒绝蒋要他函劝西南撤销国民政府组织的要求。现在江西红军一再胜利，蒋更需要西南合作。这并不意味着蒋放松了西南，而更重要的是解决江西红军这个心腹之患。而汪精卫念念不忘的是国民党中央的党权、政权。过去联合冯、阎策动反蒋中原大战，目的亦是为此。而今虽然当上了西南国民政府主席，但他并不满足于偏处西南一隅的局面，只要满足了他的欲望，那就什么也做得出来。至于胡汉民，此时自身难保，无暇他顾。对蒋的倒行逆施，只有希望脱险以后，再谈国事。

以上是我同喻培棣对当时情况的分析。基于以救胡出险为当务之急，决定以暂时妥协为上策，主动满足蒋、汪的需要。和平解决的办法就是建议西南由元老派出面，以恢复胡汉民自由为条件，撤销西南国民政府组织。

计划之二：目的是准备在计划之一不能实现时，运用个人权力，布置心腹，选择有利时机，离开孔宅。具体行动是：首先，由胡慎选精干可靠人员，秘密介绍给我，我即利用批准各队补充缺额的职权，把介绍来的人员安插到警卫孔宅的中队值勤。表面上是保安队警士，实际变成了胡的侍从人员，这就为胡汉民提供了随时可以化装溜走的条件。其次，决定出走之前，必须做好三项准备工作：一是在双龙巷东西口，越出监视线外的黄泥岗或丹凤街选定适当地点，准备好接运汽车或布置接应站，以保证胡汉民溜出孔宅后，能够安全驶往上海。二是严格要求冒充警士的同志，利用值勤机会，沉着地掩护胡汉民溜走后，留在原岗位，照常服务。必须在胡去一日后，始能自由行动。因胡从不下楼，警卫人员也从未上楼，门警不逃，可使胡汉民到上海有充分的行车时间。三是胡走后，木兰和女佣还需留下，照常在楼上活动，以麻痹孔宅周围潜伏哨的监视。事后，即使蒋介石迁怒木兰，究竟她们是眷属，也办不出个所以然来。

计划之三：这一计划是在计划之一、之二条件还不成熟时，预防蒋介石突然袭击，为确保胡之生命，迫不得已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具体行动是利用我有权准胡出游汤山这一有利条件，届时由我亲自出马，与胡同车表示亲自监视，选择中途预定接应地点，多备现钞，以备随行卫士在有变情况下进行收买。万一不听指挥，即先发制人，用武力强迫服从，同到上海。要钱给钱，要官给官。以我所知的保安队素质，在重奖之下而又有我负责，正好求之不得。蒋介石惯用金钱万能的手腕，收买异己。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称一大快事。不过这一计划，不能期其万全，而有冒险成分，非不得已不能采用。

我把以上计划同喻培棣商定后，次日我即以走取胡书写的单条为由，上楼直到胡的书房（此房不比会客室，这里可以避开周围视线）。胡闻声，立即由木兰扶出，趋前紧紧握住我的手。他明白，我此来会给他带来希望。这与过去对我的冷淡态度大有不同。他先开口说：“昨天华铧来，才晓得——令尊——”我不等他说完，马上截住说：“用不着再客气，他已经详细告诉我。为了党国前途，宁肯少一个我，不能少了胡先生。换句话说，可以牺牲我，不能牺牲胡先生。我来会胡先生，就是表明我的决心。”紧接着我把营救他的三个计划提出请他酌斟。他听后，很激动地说：“这几个计划，只有你才想得出，也只有你才做得到。第一个计划，虽然适应目前形势的要求，但有汪精卫，操之过急，恐难成事，还担心夜长梦多，发生意外变化。第三个计划，固然我们可以不惜用钱，但不能保证不牺牲人，现在还用不着。我看还是第二个计划稳妥可行。最难得的是你的决心。有了条件，没有决心和毅力，还是不行。现在我朝全部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你看怎样？”

我说：“单凭我的决心，还不行，还需要准备两个条件才好办。”我紧接着问：“有没有对你最忠实可靠的人介绍给我？”胡答：“此事请转托伯琅（芦仲琳之号，时任立法委员，与胡有深交）到上海一趟，必要时找陈融（系胡夫人陈淑子的哥哥，时任立法院秘书长）约李文范（广东人，胡任广东省长时的秘书长，与胡交厚，时任内政部长，为胡所荐）会同商量。为了我的事，现在又是紧要关头，他们一定能够物色几个可靠的人。我想，为了避人耳目，来的人可以用化名，就以伯琅名义介绍给你。至于接应的汽车等，都告诉他们妥为准备。最好你要怎样办，就叫他们怎样办。”

我继续又提出第二个应具备的附带条件。同时我把视线注视到木兰身上，我问：“照第二个计划执行，木兰女士有无顾虑？”在商计这个问题时，胡神色显得很难过。谁都知道他们父女是相依为命的。还好，木兰不等他的父亲开腔，就坚定地插话说：“为了家父事，卞先生都这样古道热肠，我们是父女关系，只要对家父的安全有保障，我是不辞任何艰险的！”我说：“既然木兰女士有这样好的孝思，外面一切我负责，问题就这样决定。不过从今以后，胡先生还有必要假装有病，连会客室都宜少去，对麻痹他们放松监视有好处。”同时我又将警卫分布情况指给他们看。胡才明白，四面八方都有监视他的人，不禁捏紧拳头愤怒地说：“蒋介石丧心病狂，已无人性，看他能够横行到几时！”我见他感情冲动甚剧，当即安慰数语，要他保重身体，准备应付未来事变。胡感慨地说：“老友难得，请为我谢谢华铧，并向锦帆、怒刚诸兄问候。”我即起身，拿着他写的单条辞去。

归来，即将会商情况和胡对三个计划的选择与委托之事，转告华铧和伯琅，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比较有效而安全。当晚即联袂去沪，分道进行。大约相隔一个星期后，伯琅用函先后介绍两人（化名）前来找我。当即按照预定计划先安排他们在总队部服务。到八月底，各队缺额表报上来时，我立即把这两个人补进一个中队充警士。旋即有意识地将这个中队调到双龙巷孔宅接防，待机行动。

在我按计划安排好人事不到一个星期，突然“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遵循蒋介石不抵抗的旨意，节节撤退。东北沦陷的消息不断传来。与此同时，蒋介石进行的所谓第三次“围剿”又遭到可耻的失败。而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响亮口号，正获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蒋介石在这样内外夹攻的情势下，仍然顽固地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依靠国联希望列强保持在中国的均势，进而迫使日本的侵略适可而止；对内把中国共产党当成心腹之患，是一场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为此，对付西南，又变换了一副面孔。对汪精卫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意图，他明白正是迎合自己团结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真实意义，因而乐得丢出几块臭骨头，换取西南撤销独立。这样，宁方派出居正、叶楚伧等为代表，粤方派出汪精卫、孙科等为代表在沪举行和平谈判。很快就达成了宁粤合作。胡汉民恢复了自由，汪精卫重新当上蒋政权的傀儡。两逆合流，加深了中国人民的灾难。

在这以前，宁粤两方派代表在沪进行和谈的前夕，蒋介石突然下令给我，派兵保护胡院长去沪。当我将这一消息转告胡汉民时，胡反怀疑说：“刚才季陶、铁城、元冲诸人都来转达蒋介石之意，要我到沪休养。我正为此事忐忑不安，你来正好，是不是蒋介石又在耍花头？”我说：“不错，刚才我同伯琅诸人对时局的急转直下交换了意见，也认为蒋介石还是在继续耍花头。不过这次花头不是在你头上耍，而是要在汪精卫头上去了。”

胡问：“此话怎讲？”我解释说：“这几天，侍从室的人传出消息有这样的话：‘老头子（指蒋介石）成天大发脾气，骂人，我们也怕接近他。’另一消息是汪精卫已经决定来上海，蒋介石正在派人去沪，准备和谈。再有一个情况是各方面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激烈，对蒋介石坐视不出兵非常激愤。侍从室认为是共产党在捣乱。综合这些情况看来，蒋介石这几天弄得确是手忙脚乱，对内对外都很难应付。所以说是花头要到汪精卫头上，还不是要他背死人过河吗？刚才我接到命令，还问过吴思豫：放就放，为什么还要派兵保护？他说：胡院长来的时候是由派兵保护，今天去，仍叫派兵保护，前后要一致，是有委员长（指蒋）的道理的。我又进一步问吴：‘外面谣言很多，究竟中央决策如何？’吴说：‘委员长这些天来，很伤脑筋，大致已经决定，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东北问题用外交解决，江西问题用军事解决，西南问题用政治合作解决。’”

我将这些情况告诉胡汉民后，胡高兴地说：“不料我们准备实行第二个计划竟备而无用，而认为远水不能救近火的第一个计划，反而提前实现。形势变化，殊难预料。不过这个所谓政治合作，主要不是为了我，而是便宜了汪精卫。情况既已摆得很明显，那就决定尽快走，先到上海再说。国难严重，蒋介石一意孤行，要负完全责任。”

又隔了两天的早晨，双龙巷气象一新，冷落已久的孔宅，又车如流水地载着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文武大员，除蒋介石外，几乎都到孔宅送行。当胡汉民由木兰扶持跨出大门时，排列在两旁、笑容可掬的大人先生们，争先恐后地向胡汉民问好。但是胡汉民一见，反勾起了一向蕴积在心头的怨忿，不瞅不睬，旁若无人地直趋座车，弄得大家腼颜相向，啼笑皆非。但最糟糕的是，他刚一上车，抬头见我站在远处，他情不自禁地又下车来，走过来同我这个小人物握手，连声“谢谢！”这本来算不得一回事，但是在当时那种尴尬场面下，就显得突出了。以致引起全场侧目，弄得我也忐忑不安。这为我此后不到两月就被蒋介石免职，乃去香港同熊克武奉胡先生之命奔走于天津、北平、包头之间，支援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是有前因后果的。

胡汉民从此以后，虽没有重登政治舞台，但他对蒋介石的仇恨，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减轻。他一直住在香港妙高台上，仍然不失为西南的政治核心人物，继续领导着西南坚决反蒋，积极抗日。到一九三二年五月间，在港寓因操劳过度，突患脑溢血病逝。由于胡汉民先生协助孙中山先生对辛亥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功垂历史。因而逝世后移葬广州近郊时，广州各界人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移葬那天，并推我指挥有十万人参加的送葬行列，可见是有由来的。

偕陈逸云女士、许劳君展夫人游黑石山遂至高洞观瀑留别光午

金陵 卢前

按：卢前，字冀野，南京人，现代著名词曲家，抗日战争时期在白沙任教时作此诗。

二百七十八层坡，叠叠重重上碧螺。
松树一溪争妩媚，楼台百丈足嵯峨。
鹃啼只恐春归早，风静微嫌画意多。
悬瀑亦能强不息，尚携钟鼓在崖阿。

我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组

夏培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编者按〕：夏培肃同志为我国著名的女电子计算专家，现年六十二岁，江津县高占乡人，曾就读南渝中学及国立第九中学。一九四五年在中央大学毕业后赴英国深造，一九五〇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一九五二年回国，与我国电子计算专家闵乃大、王传英组成我国最早的电子数字计算机三人研究小组，五十年代设计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107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并主持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第一届至第四届计算机专业班的教学工作。一九八二年曾担任《计算机学报》和《英汉计算机辞典》主编。荣获一九八三年全国“三八”红旗手的光荣称号。一九八五年英国赫里奥-瓦特大学特赠名誉科学博士学位。曾被选为第五、第六两届政协委员。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最近已被推荐选入《中国人名词典》科技部分。

本文为夏培肃同志为《中国科技史料》所写的资料（载该刊一九八五年第六卷第一期），叙述了我国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为科技界难得的史料，特转载于此，以供我县爱好科技的读者学习和参考。

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的诞生

一九四五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这一消息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宣布后，在国际科技界引起轰动。这不仅仅是因为ENIAC使用了一万八千多个电子管，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机器，更重要的是，ENIAC的研制成功，将一个崭新的、非常有希望的科技领域展现在人们面前。

在ENIAC的研制过程中，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它的不足之处。于是，以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在ENIAC的研制工作尚未完成时，就已着手设计新型的电子计算机——存储程序通用电子计算机了。

在四十年代后期，我国有不少科学家和留学生在国外工作和学习，其中一部分人对电子计算机已感兴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华罗庚那时在美国，和冯·诺依曼及哥尔德斯坦（H.H. Goldstine）等相识，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学术问题。华罗庚教授于一九五〇年回国，一九五一年组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一九五二年，数学研究所迁至清华大学南校门的一幢新建的两层楼房里。新筹建的数学研究所除了开展纯数学、应用数学、力学、理论物理等研究外，华罗庚所长还念念不忘要开展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一九五二年夏天，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清华大学电机系电讯网络研究室属于撤销之列。这个研究室当时由清华大学和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组成，属清华大学电机系领导，经费由邮电部电信科学研究所提供。这个研究室在一九五二年有六个人，其中科研人员三人，辅助人员三人，研究室主任是清华大学电机系闵乃大教授。他是电讯网络专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德国回来的。另外两个科技人员是王传英和我。王传英是清华大学电机系一九五〇年的毕业生，他当时是闵乃大的助手；我是一九五一年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

电讯网络研究室撤销后，我本来打算留在清华大学电机系讲课，可是闵乃大告诉我：华罗庚想物色一些人到数学研究所去研究电子计算机，并希望他去数学研究所。闵乃大在电讯网络方面的造诣相当深，正在着手写这方面的专著，他愿意去数学研究所继续研究电讯网络，但对于是否要改行去研究电子计算机，颇为犹豫。我当时比较年轻，一九五〇年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今后到底做哪方面的工作还未完全肯定。我在英国时已粗略看过一些电子计算机的资料，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学科。当我知道我们国家也将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时，十分高兴，我马上表示愿意去数学研究所从事电子计算机的工作。闵乃大经过认真的考虑，再加上我的劝说，同意去搞电子计算机了。王传英也表示愿意参加电子计算机的工作。

在我们商定以后，闵乃大给华罗庚回话，并约定和他见面。一九五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三人到他家去了。他的住宅座落在清华园内数学研究所附近，是专门为他修建的一所平房。当我们走进这所住宅的宽敞的客厅时，华罗庚所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大家坐定以后，他对我们谈了打算在数学研究所开展电子计算机研究的意图，又了解了王传英和我的学历和工作情况。这样，开展电子计算机工作的事情就算定下来了。

我们回去后，立即着手搜集和阅读电子计算机的资料。由于电讯网络室的经费可以维持到一九五二年年底，虽然我们的工作已经转向电子计算机，但我们没有马上到数学研究所去。一九五三年一月三日，我们三人到数学研究所上班。这就是我国最早从事电子计算机的三人小组，由闵乃大任组长。一九五八年闵乃大去德国定居，王传英于一九五五年去苏联学习时改行了，当年的三人小组，现在只剩我一人了。

初创阶段（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底）

一九五二年首先开始调查研究。当时有关电子计算机的资料不多，我们甚至找不到一本系统和完整地介绍电子计算机原理的书，只能就近从清华大学电机系图书馆的英文期刊中查找这方面的文章。那时，我们找到一些认为有参考价值的文章，需要人手一份的时候，由于没有复制设备不能复印，又没有英文打字员，只能靠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录。我们除了钻研电子计算机的资料外，还钻研电子管脉冲电路的资料。

到数学研究所以后，我们的办公室安排在数学研究所的二层楼上，还拨了两间平房给我们做实验室。我们三个人在工作上略有分工：闵乃大照顾全面，并重点钻研计算方法和布尔逻辑；我偏重计算机的逻辑设计方面，并搜集国内外有关计算机方面的书籍；王传英偏重在脉冲电路实验和实验室建设方面。

当时数学研究所是第一次建立实验室，所内没有专门的器材人员，我们所需的器材都靠自己想办法。因此，王传英经常背着小包到城里去购买无线电元件、电表、电线、工具等。有时，我也出去联系购买器材。

在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分析消化电子计算机的资料，还做一些简单的电路试验。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和工作，我们逐步形成了研制电子管计算机的技术路线。为了节省器材，准备设计串行的电子计算机，并使用示波管存储器。我们三人经过多次讨论，在一九五三年三月，由闵乃大执笔，写出了关于开展电子计算机研究的初步设想和规划，上交给数学研究所的领导。

一九五三年春，吴几康从丹麦回国。由于我们的工作很需要增加人，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和争取，一九五三年四月，吴几康到数学研究所报到。他有相当丰富的实际经验，动手能力强，这大大加速了我们的实验室筹建工作和实验工作。

一九五三年十月，王庭梁分配到我们组工作。他是武汉大学电讯系的应届毕业生，主要是参加实验室的工作，包括制作直流稳压电源等。

初获成果（一九五四年初到一九五六年八月）

计算机小组在数学研究所虽然受到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但是在数学研究所开展电子线路实验工作的条件实在太困难了。为了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中国科学院领导于一九五三年冬决定，将全院的电子学方面的人员暂时集中在近代物理研究所。我们小组除了闵乃大继续留在数学研究所研究计算数学外，其余四人全部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我们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三日到近代物理研究所上班。

当时，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所长是著名的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按专业内容分成五个大组，电子学是第五大组，由陈芳允担任大组长。电子计算机组是第五大组中的一个小组，代号为五三组。闵乃大虽然没有去近代物理研究所，我们还希望他兼任五三组组长，他勉强答应了，可是后来来小组的次数越来越少，就由我来主持这个组的工作。

我们在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时，安建勋调到小组工作。他是一九五三年湖南大学的毕业生，我们又多了一个成员。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一幢刚修建好的六层大楼内，它是中关村最早的一幢大楼。我们五三组在大楼的第四层分到了两个相邻的大房间，作为实验室兼办公室。

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实验工作条件比数学研究所好一些。研究所有专门的器材部门和实验工厂，电子学方面的图书资料也较多。我们去了不久，就领到了一些包括示波器在内的器材，因此实验工作开展比较顺利。后来，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民主德国进口了一批示波器，吴几康参加验收。这些示波器本来只能用来观测正弦波，吴几康把它们改进成为可以观测脉冲波，因而获得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技成果三等奖。

我们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工作是以前在数学研究所工作的继续和发展，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电子计算机的示波管存储器的研制，由吴几康负责；另一部分是进一步系统地分析消化电子计算机的文献资料，并开展运算器的研制，这一部分由我负责。我们打算在两部分的研制工作完成后，将它们连接起来，成为一个能够自动进行计算的计算机。

为了更好地开展电子管脉冲电路的工作，从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开始，吴几康、王传英、安建勋和我参加了苏联A.A.萨宁编著的《研究辐射的电子学方法》一书的翻译，该项翻译工作由忻贤杰主持，我们只翻译了其中的有关脉冲电路部分。该书的中译本于一九五八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五四年六月，近代物理研究所决定让王传英去苏联学习电子计算机。一九五五年王传英在俄专毕业准备出国时，国家决定那一年的一部分留苏生去学习原子能，王传英被选中，从此他就改行了。

一九五四年十月，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在北京西郊苏联展览馆（现北京展览馆）开幕。展览会展出了三种计算机：解线性常微分方程组的电子积分机、解偏微分方程的计算机和分析计算机。分析计算机是一个卡片计算机系统，包括打孔机、分类机、制表计算机、校验机等。在这三种计算机中，前两种是模拟计算机，后一种是数字计算机。

这三种计算机展出后，钱三强所长很重视，亲自对我们说：“一定要掌握它们。”因此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了解、熟悉和分析这三台计算机，并把王庭梁派到展览会担任这几台计算机的讲解员，后来近代物理研究所五一组的方澄也去担任过讲解员。在我们掌握了这三台计算机以后，完成了三份技术报告：两台模拟机的报告是我写的，卡片数字计算机的报告是王庭梁、方澄和安建勋合写的。后来，《光明日报》向我们约稿，希望在报纸上宣传这三台计算机，经过集体讨论，由郑筠执笔，写了一篇题为《漫谈计算机》的文章，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八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本来是以吴几康的名义发表，结果名字错了，成了“吴济康”。

一九五五年秋，为了发展我国的原子能技术，国家分配给近代物理研究所很多大学毕业生。钱三强所长在抓原子能技术的同时，对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也很重视，分了六名学电的大学毕业生给我们小组。同时，还为我们组增加了一间办公室，数学研究所的计算数学小组也分到了六名数学系毕业的大学生。近代物理研究所为了培训新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组织了一些人讲授电子线路，吴几康参加了讲课，王庭梁担任辅导员。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闵乃大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新的科学部门——自动快速电子计算机》。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一些新闻记者来采访，我们趁这个机会对电子计算机进行宣传。

一九五六年三月，苏联举行全苏计算机会议，我国派代表团参加，其成员为闵乃大、胡世华、吴几康、张效祥、徐献瑜和林建祥。他们到苏联去了两个星期，除了参加会议外，还参观了苏联当时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BECM，并会见了苏联科学院精密仪器及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列别杰夫（С.А.Лебедев）院士和计算中心主任朵罗德尼钦（А.А.Дородницын）院士等著名人士。

从一九五六年三月开始，我们借用数学研究所的教室，举办了计算机原理讲习班。参加讲习班的有二十余人，除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计算机组和数学研究所计算数学组的人员外，还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人前来参加。主要讲授电子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包括二进制、布尔代数、逻辑电路、四则运算的算法、计算机各个部件的工作原理等。讲习班由我主讲，周寿宪和曹履冰也参加了讲授。讲课内容有成文的材料。

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我们计算机小组已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由吴几康负责的示波管存储器经过三年的努力，已经试验成功，可以在一个示波管的屏幕上存储32×32个二进制位。在表演它的存储功能时，曾显示过“电子计算机”等汉字，当时拍下了一些所显示的汉字的照片。这项工作的技术总结报告由梁吟藻整理，并上交中国科学院。这是我国试验成功的第一个电子计算机部件。

由我负责的运算器，已试验成功所需的基本电路，并对运算器所执行的四则运算的算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还进行了运算器控制器的逻辑设计。这些设计后来用于我设计的107计算机中。107计算机于一九六〇年开始运行，是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

从一九五六年四月到六月，吴几康和我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发展我国科学的十二年规划中“计算技术的建立”的起草工作。关于这次规划的情况，将在下节中叙述。在制定规划期间，我们得到了苏联电子计算机BECM的六本资料和一本程序设计资料。我一边参加规划，一边组织人将这些资料翻译成中文。参加翻译的有几十人，除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数学研究所的有关人员以外，还有北京大学的胡祖炽等同志，清华大学的孙念增等同志，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吴忠明和李仲荣等同志。翻译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到半年就全部完成了。

根据十二年科学规划，将在中国科学院成立计算技术研究所。一九五六年八月，计算机组从近代物理研究所调到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组里的成员有的派往苏联学习，有的分配到不同的研究组中。我们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两年多时间里，人员从原来的四人增加到十三人，完成了电子计算机的基本逻辑电路的试验和示波管存储器的试验，进行了运算器控制器的设计，编写了电子计算机原理讲义，培训了计算机专业人员，翻译了苏联电子计算机的资料。这些都为即将建立的计算技术研究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计算技术研究所从开始筹备到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根据苏联提供的设计图纸完成了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03，接着在一九五九年，又根据苏联的设计图纸完成了大型电子计算机104。这些成就主要是由于党的英明领导和实施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结果，但是和华罗庚所长和钱三强所长领导下的我国第一个计算机小组的工作也是分不开的。

我国计算技术的建立

我们在近代物理研究所时，差不多每星期都有一次由所领导和高级科研人员参加的茶话会。在这个会上，大家无拘无束地随便交谈，钱三强所长总是利用这个场合向大家宣布一些重要的事情。在一九五六年三月的一次茶话会上，他告诉我们：国家要集中一批科学家来拟制发展我国科学的长期规划，他还特意告诉我：电子计算机已经引起中央的重视，这次也要加以规划。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

一九五六年四月，规划工作已经开始，吴几康和我带着近代物理研究所推荐我们参加计算技术规划的公函，到规划所在地——北京西郊宾馆去报到。计算技术的规划和数学规划在同一组内，这个规划组的组长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我报到以后，向规划组领导推荐了三位从美国回来不久的留学生参加规划。他们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范新弼，北京航空学院的蒋士騛和清华大学的周寿宪。

计算技术的规划组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即数学家、计算机专家和电子工业专家。除了华罗庚以外，规划组的成员有陈建功、苏步青、张钰哲、段学复、江泽涵、王湘浩、关肇直、吴新谋、郑曾同、李国平、曾远荣、孙克定、胡世华、徐献瑜、闵乃大、吴几康、范新弼、蒋士騛、周寿宪、张效祥、刘锡刚、严养田、黄纬禄、温启祥和我，总共为二十六人。另外，还有两位工作人员，她们是：黄启晋和罗佩珠。

在制定规划开始后不久，苏联派了潘诺夫（Ю.И.Панов）博士来我们计算技术规划组担任顾问。潘诺夫当时是苏联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所长兼精密仪器和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潘诺夫住在北京饭店，他带来了一些资料，其中包括BECM计算机的资料。他在北京做了多次报告，并了解了我国计算技术和电子工业的情况，他对我们的规划内容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包括我们应该开展的工作项目、向苏联购买电子计算机和派人去苏联学习等。有一次，我陪他去参观，在途中我向他谈起了正在举办的电子计算机培训班，他颇感兴趣，因此主动对我说：“希望你去苏联访问。”我们回到西郊宾馆后，他向华罗庚组长建议：在规划工作结束后，立即派一个代表团去苏联短期参观学习，以便回来后担任计算技术训练班的教师。

在制定规划期间，经过几个星期的紧张工作，逐步形成了一个建立我国计算技术的规划文件。在讨论过程中，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的计算技术，意见有分歧。有人主张同时在多个单位（特别是大学）都展开计算技术的工作。后来华罗庚组长提出“先集中，后分散”这六个字，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这个意见就成为拟定规划的原则。

定规划时，还有一个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我国在计算技术方面的基础太薄弱，最好先把主要的技术力量送到苏联去培养，以后和苏联的计算机一起回来。潘诺夫也有类似的意见。这个意见后来被否定了。大家认为我们要立足于国内，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我国的计算技术，送到苏联去的只能是少数人，而我们在国内可以比较快地培养大批专业人员。这个意见在我们的规划中也体现出来了。

规划中还建议在中国科学院成立计算技术研究所，除了曾在计算技术方面工作过的人员都集中到这个研究所来以外，将要开展计算技术工作的单位也把相应的人员集中到这个研究所。在比较多的骨干力量成长起来以后，再逐渐把力量铺开，建立新据点。

关于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的人选问题，领导部门征求我的意见，我找了吴几康、范新弼、蒋士騛和周寿宪商量，大家倾向于华罗庚，因为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数学家对计算技术的发展起了很主要的作用。我们的意见被采纳了，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是阎沛霖、何津和王正，委员有赵访熊、闵乃大、徐献瑜、吴几康、范新弼、蒋士騛、周寿宪、张效祥、张克明和我，共十四人。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参加拟制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们，并和我们合影留念。二十多年来，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

规划结束后，由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将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等列为紧急项目，立即筹建研究机构。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从北京西苑大旅社中拨出一幢楼给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处用，这样研究所的人员集中起来了。从此，我国的计算技术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曾与华罗庚、钱三强、王传英、吴几康、王庭梁、李春华、郑筠、刘锡刚、曹履冰、刘金铭、梁吟藻、史福全、王树林、黄启晋、胡世华、吴允曾、胡祖炽、吴忠明、范新弼等同志核对过有关情况，张伟、陈厚云、陈仁庆、杨宝琪、李根群等同志提供过一些材料，特此表示感谢。

白 沙 山 居

浙江嘉兴 胡小石

按：胡小石教授（1885—1962），历任北京女高师、武昌高师、西北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白沙女师学院、云南大学等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等职。解放后任南京大学兼文学院院长。曾寓白沙作此诗。

厌梦重重肺腑山，江流何日解迮环？
林花且伴潜夫住，溪月知经故国还。
触雾浇胸宜白堕，趁墟帕首学乌蛮。
羁栖未觉飘蓬远，喜见春田雉子斑。

绞 架 映 长 虹

——李大钊及江津谭祖尧、吴平地二烈士殉难前后

龚 灿 滨

时间逝去已经五十多年了，但李大钊同志和乡友谭祖尧、吴平地等烈士的崇高形象总随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如果让这些光芒万丈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史实淹没下去，作为后死者，难免会毕生感到内疚，因此写成这篇回忆。

谭祖尧烈士

谭祖尧烈士（1902—1927），字述尼，四川江津高占乡人，出身贫农。八岁入私塾，熟读了儒家许多经典著作和历代诗文，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十三岁肄业白沙镇高等小学，对中国画很感兴趣，三年的临摹和创造，乡里张挂的一些屏堂条幅，多出自他的手笔。1920年入江津中学，一年后转学到重庆联中，由于亲朋的资助，1922年初升学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

二十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压榨和剥削的苦难日子。北京的一些进步青年，受到李大钊同志在报刊上和各种讲演会上马列主义的熏陶，认清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九二四年，谭祖尧同志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同志是当时中共北方区的负责人，又是国民党左派在北京市党部的执行委员，谭祖尧同志兼任两处的秘书。这时，陈独秀创办的、由李大钊、鲁迅为主要撰稿人的《新青年》杂志早已停刊。谭祖尧同志为了团结进步青年，宣传马列主义，在北京建立“新军社”，并创办《新军杂志》，时人誉为《新青年》杂志的再现。

《新军杂志》经常撰稿的一位女同志李婉玉，原籍湖南桂阳，父亲在北京陆军部供职。她幼秉庭训，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当时在美专西画系学习，是谭的同学。一次，西画系举行班级展览，李婉玉画了一张条幅：左半面一丛芭蕉，旁边一个妙龄女郎，若有所思地遥望着天际，右半面题了一首七绝：

碧玉年华初上头，何妨顾影学风流。
闲来却傍芭蕉立，绿透春衫未解愁。

谭祖尧同志观赏了很久，对另一位同学道：“真是诗画双绝，如果画成扇面，该多好啊！”恰巧李婉玉也在旁边，不禁莞尔一笑。几天后，李来到谭的宿舍，拿出一柄杭州摺扇说：“送给你，请你也题上一首诗吧！”谭展开一看，与展览会上的条幅内容一般无二。他高兴极了，略一沉思，写道：

休教年华付白头，横刀跃马足风流。
春衫绿透增惆怅，不为家愁为国愁。

后来，李婉玉同志参加了共青团。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日子，她是中共北方区党委和国民党左派北京市党部的地下交通员，成为谭的亲密战友。

1924年前后是国内大动乱时期。江、浙、皖、闽、赣等省被孙传芳霸占，自称五省联帅。西南军阀各据一隅，关卡林立，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华北和东北被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分别盘踞。吴佩孚拥立曹锟，用金钱收买国会议员，当选为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为了统一祖国，挽救危亡，在广州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创立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准备定期北伐，扫平军阀的祸乱。

1924年秋，直奉两系军阀发生了第二次内战，战场延展在津奉、京汉铁路沿线。直系军人冯玉祥被吴佩孚调在左翼作后备。冯玉祥出身行伍，清末由一个列兵升任到标统，民国成立后任吴佩孚部的混成旅长，所部近万人。他尽管是一个旧军官，但思想却有进步的一面。他是赞成北伐、统一祖国的，与国共两党早有默契。同年十月，直奉两军鏖战正酣，冯玉祥率领全部，以一个急行军占据北京，拘囚了曹锟，把满清最末一个皇帝溥仪赶出宫廷，消灭了封建余孽。经商得张作霖同意，迎段祺瑞作临时总执政。

1927年春，广州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势如破竹，下长沙，取武汉，直捣南昌。日本军国主义者垂涎东北已久，便怂恿张作霖驱逐冯玉祥，占据北京，廓清华北，从而趁机吞并东北三省。这一阴谋激起了广大人民和北京学生的无比愤怒。3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群众大会，谭祖尧同志是这次大会的重要组织者。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高仁山先生担任大会的主席。会毕，八千多人由高先生率领，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请愿，要段祺瑞向日本提出抗议，不准干涉内政，并制止张作霖发动内战。

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嗾使下，执政府的卫队竟用大刀、刺刀向群众砍杀。群众毫不示弱，向铁门直冲。卫队开枪了，当场死者四十余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遭到全国舆论的谴责，被迫下台。张作霖在日本军舰的配合下，入据北京，冯玉祥退驻南口。

其时，北伐军的进展很快，两湖直系军阀被驱逐，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被击溃，即将挥戈北上。而日本和张作霖则认为，北京的国共两党的活动，对他们是心腹之患，非坚决铲除不可。

1927年4月3日，一位姓秦的海军部科长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由于偶然的机会，透露出张作霖不久将进行大逮捕、大屠杀的消息。当时，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参加过“三·一八”的游行示威，对段祺瑞、张作霖屠杀进步青年十分痛恨。谭祖尧同志是我的同乡，又是中、小学的同学。出于对革命的同情，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深夜赴东交民巷苏联使馆通知谭祖尧同志。他立即决定，必须转告李大钊同志。我们一同来到大钊同志住地苏联营房，祖尧同志劝他立刻离开北京。大钊同志在室里踱了几步，以坚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张作霖不敢冒此大不韪……”接着又说：“离开，北方的党组织会解体，至少党的工作会停顿。北京嘛，我无论如何不能离开！”

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民族的前途，李大钊置一身安危于不顾，这种精神是多么崇高和伟大啊！我和祖尧同志肃穆地在旁边站了一会儿，终于像一对即将远别慈母的孩子，怀着忧虑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去。在路上，我悄声对祖尧同志说：“你们住在苏联使馆，尽管按《辛丑条约》，中国军警不得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但必须提高警惕。”他答道：“没关系，我们白天从不外出，即使有重大任务，也化了装并且在夜间行动。”

1927年4月6日清晨，北京全城戒严，张作霖的一千名侦缉人员和军警配合，按名搜捕。在苏联营房捕去李大钊同志，使馆楼上捕去谭祖尧和另外两位同志，四川会馆捕去吴平地，其余在各大学学校宿舍搜捕的大约五、六百人。事后得悉，公使团（苏联除外）为了消灭“异党”，秘密向张作霖承认，允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作一次搜查。中国独立富强之日，即帝国主义者丧权失利之时，这道理他们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宁愿暂时牺牲既得的特权，使中华民族沦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沉痛啊，李大钊和祖尧同志的估计完全失算了！

吴平地烈士

吴平地烈士（1903—1927），别号吴雷，四川江津永安乡人。1917年入江津中学第八班肄业，1923年升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吴平地同志一生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对一个问题和别人发生争论，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绝不屈服，有时甚至争吵得面红耳赤，声震屋瓦。别人笑他像响雷似的，他说：“平地一声雷，我就别号吴雷吧。”

他被捕后和许多人一起关在京师第一监狱。一个狱卒是四川人，曾亲眼看见当时审讯吴平地同志的情况：茶几上放了两盏盖碗茶，左右各放一张旧式木椅。平地同志被带到审讯室，审判人用手一比：“请坐！”接着问：“你名吴平地吗？现年多少岁？哪里人？住哪个学校？”

“我名吴平地，现年二十三岁，四川江津县人，住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请你谈谈，三民主义有哪些好？”

“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地主和资本家再不能剥削工农大众，人人有衣穿有饭吃。”

“共产主义又有哪些好呢？”这家伙一本正经的，仿佛在向吴平地求教。

“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使中国独立富强。”

他狞笑了一下，摆摆手：“带下去！”

英勇就义

1927年4月28日上午，在京师第一监狱刑场绞杀了李大钊、谭祖尧、吴平地等二十人。各大报纸如北京《晨报》、《世界日报》都登载了二十位烈士的姓名，有的还刊出了部分烈士的照片。

这次屠杀，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学术界以及南方革命党人的无比愤怒。北京的进步青年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连同国民党员纷纷南下，参加了革命的行列，从而加速了北伐军胜利的步伐，也加速了北洋军阀的彻底灭亡。

除李大钊同志的遗体已由其家属领回外，我和乡人吴清汉向江津留京人士募款一百六十余元，买了两具棺木、两匹白绸，从京师第一监狱领出两位烈士的遗体，雇汽车送往北京南郊四川义地安葬。当薄薄的两具尸箱揭开时，两位烈士颈上各有一圈乌黑的血痕，祖尧烈士胸前还有碗大一团血块。

李婉玉同志和她妈妈是亲临义地的，目睹惨状，便奋身向尸箱扑去。我和吴清汉手疾眼快，趋前扶住，李婉玉同志立即晕倒了。我们叫汽车先送她母女回转家里。

坟墓垒成了，举目一望，衰草离离，凄风阵阵，我和吴清汉相对无言，不免流下泪来。遗憾的是：我俩也即将逃亡，无法为烈士们刊碑立石，供千秋万世凭吊。我们肃立在坟前，默默地祷祝：“两位同志安息吧！你们没有死，你们在绞架上映射出万丈长虹，你们的英名将与日月争光，与天地并存！”

几年后，从北京归来的一位同乡对我说，李婉玉回家不久即神经失常，整日圆睁着眼高呼：“打倒张作霖！”她带来一把锋利的匕首藏在腰间，要杀死张作霖报仇。一个深冬的夜晚，她守候在张宅胡同的阴暗处，彻夜未归，第二天发现，她已经冻死了。

李婉玉同志爽恨以殁，我以为不是家恨而是国仇。她和当时死难的二十人一样，应该尊称为烈士。回忆祖尧同志的题扇诗“不为家愁为国愁”，这也许是所谓诗谶吧。

忆 黄 州

（明）江 渊

按：江渊字时用，江津县人，明宣德间中进士，以太子少师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入阁参预机务，著有《观光》《锦荣》等集已佚。

齐安城上暮烟收，曾倚元龙百尺楼。
波浪怒吞三楚阔，辰星斜抱九江浮。
英雄漫数乌林渡，文彩还输赤壁游。
何日扁舟归故里，洞箫声泛月中流。

江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

——谭祖尧、吴平地两烈士牺牲五十七周年纪念

林凤翮

谭祖尧烈士和吴平地烈士牺牲已五十七周年了！江津中学校内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的碑文，镌刻着两位烈士的英名。碑前花开叶茂，台阶洒扫净洁，纪念碑更显出它的端重、庄严。

两位烈士是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与李大钊烈士一起遇难的，他们的英名早已和李大钊的名字联在一起，永远值得崇敬。1927年4月29日（星期五）北京《晨报》的大字标题：“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一律在看守所绞决”，文内还一一写下烈士的姓名。

来到碑前，细读他们的略介，更令人肃然起敬，涌出无限遐思。

“谭祖尧，江津高占乡人。我校中十一班学生。1922年下期考入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23年入党，任李大钊领导的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的秘书，整理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和言论。在‘三·一八’请愿斗争中，曾被段祺瑞卫队击伤。……”

“吴平地（1903—1927），江津永安乡人。我校中八班学生。192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23年入党。1927年4月6日在北京四川会馆被捕。审讯时，坚贞不屈。……”

人们还盛传着两位烈士的一些动人事迹。原来谭祖尧烈士是李大钊烈士的学生和亲密战友。自“三·一八”惨案过后，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为严重。我党转入地下，李大钊同志和谭祖尧住进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苏联大使馆所附属的中东铁路局驻京办事处的房屋内。他们日夜不停地紧张工作。交通员被捕了，做饭、打杂的同志被捕了，还得自己生炉子、烧开水、切菜、做饭。每到做饭的时候，大钊烈士提着水壶到水管子下面去接水，祖尧烈士端起小瓦盆淘米，其他的同志切菜。战斗，生活，生活，战斗，就这样度过了艰难的几百个日日夜夜。

当时祖尧烈士是可以躲开这场斗争的。他的未婚妻、艺专同学李婉玉的父亲就在军阀政府任职，知道张作霖要下毒手，要祖尧烈士马上到广州，并准备在广州为他代谋一事，作为安身之处。祖尧烈士坚决反对，回复说：“干革命就不能怕死。我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我坚决跟李先生干革命，决不回头。只要李先生不离开北京，我也不离开北京。”在“三·一八”惨案中同大钊同志并肩战斗、同受重伤的祖尧烈士，就是这样对党忠诚，对同志负责，丹心耿耿，铁骨铮铮！

4月7日，即拘捕的第二天，开庭讯问，军法处长宣布：“自己的事情自己明白，在党的站在左边，不在党的站在右边。”他们毫不犹豫地跨步站到了左边。不久，一律被移送军事法庭。

军法会审的时候，吴平地烈士昂首步入法庭，像白玉雕刻的塑像一样巍然挺立着，每句答话，斩钉截铁，掷地有声。

问：“共产主义好不好？”
答：“好！”
问：“三民主义好不好？”
答：“怎么不好！”
问：“你看过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书没有？”
答：“看过！”
问：“这回放你出去，你还宣传不？”
答：“我喜欢的，我就宣传！”
问：“你喜欢什么呢？”
答：“我喜欢共产主义！”

审判官吓得瞠目咋舌，只结结巴巴地讲：“吴平地，你……死到临头，还不……”

4月28日，凶恶的敌人下毒手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吴平地共二十位革命者，他们面不改色，从容走上绞刑台，慷慨就义！祖尧、平地两同志牺牲时只二十多岁，他们风华正茂，为党为人民贡献了宝贵的生命。

由邓小平同志书写题词的、以花岗石制成的李大钊烈士纪念碑，去年十月已高高挺立在北京香山。丰碑镌刻着祖尧烈士、平地烈士的英名，并和大钊烈士的英名紧紧相靠。

江津中学的老校友，你安息吧！“江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这原是当年大钊同志悼念牺牲了的同志的诗句。让我们用这一名句来表达我们最深沉的悼念，并以之作为对伟大的革命先烈的颂歌吧！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日

怀念白屋诗人——吴芳吉

杨德光

我是一九三一年春考上重庆大学文预科第二班的学生（插一年级第二学期），当时吴芳吉老师是文预科主任，他亲自上我们的语文课。他在重庆大学任教时间只有一年（他一九三〇年下期到校任教，一九三一年下期辞职到江津县中学担任校长去了）。我只受了他一个学期的教育，但我们受他的熏陶确实不浅。

在那一个学期，他选讲的课文多是中古时期（三国六朝时代）的文章和诗赋。他对曹氏三父子（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和陶渊明的诗文都很赞赏。诗人在《论诗答湘潭女儿》的诗里说到他在中国诗史上所取之数人为：屈原（上古）、陶渊明（中古）、杜甫（近古）和邱逢甲（近世）。据我们平时体察，他对曹植、苏轼的诗文也很爱好。他还在他的诗稿注内说明他所资取于屈、陶、杜、邱四人的，不仅其文，尤在其人。我觉得他所取的是：灵均（屈原）忠爱冠骚坛，曹植的“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陶渊明的恬淡寡欲、不慕荣利，杜甫的感时伤乱、忧国忧民，苏轼的勤政爱民以及邱逢甲的抗击日本、发扬民族精神。

从诗人的《白屋吴生诗稿》来看，也是表现他的爱祖国、爱人民。他痛恨列强欺凌中国，对军阀蹂躏人民进行口诛笔伐不遗余力，而对孙中山、黄兴和蔡锷则在诗中推崇备至，真可谓爱憎分明。“九·一八”事变后，“一·二八”淞沪战起，他义愤填膺，发生了从军抗日的思想，从《巴人歌》中就可以概见诗人的爱国精神了。

诗人感情丰富，和他接触的人只觉得他浑厚笃实，精诚动人。这不但引起我们内心的敬佩，而且他对我的一生也起着很大的影响。当时我只有十八岁，对诗人在诗歌方面的造诣和他个人的伟大胸怀，了解得还不够深刻，现在只就他当时所谈的和我所见到的谈一些琐事吧！

一、关于清华开除吴芳吉

一九一二年诗人在清华肄业时，因川籍同学何鲁被外籍教师所侮辱，各省籍学生选出代表和学校当局据理抗争，诗人是川籍同学的代表，因而被校方开除。后由教育部出面解决，被开除的学生只要写一个悔过书就可复学。诗人认为他无过可悔，拒不写悔过书，因而被迫离校，流落京津，艰苦备尝。

十三年后（一九二五年），他清华同学吴宓已担任清华研究院主任，邀他到清华去任教职，诗人回答要学校当局向他悔过，因此未去就职。不久他改应西北大学之聘而去。由此可见诗人坚持真理，决不向无理的学校当局屈服，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

二、关于《婉容词》的影响

此诗在我幼年时就已经到处传诵。全诗长达千字左右，它用委婉的笔调倾诉弃妇婉容的满腔悲痛，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读之令人心酸。诗人作此诗的本意是替弃妇鸣不平，对薄幸青年则有所劝戒。使人诵读之后能倾心同情于旧式妇女之遭遇，并使薄幸青年也能回心转意于旧式妇女，使其由前日之鄙视转而为今后之同情和亲近。

我当时年十八，在十五岁时即由父母和诸亲的压力下勉强接受姨母之长女许为婚姻，但又嫌其为农家女，缺少文化，因此思想不通，抑郁不解。这时我亲眼看到诗人和师母何树坤情好甚笃，亲密无间（吴师母也是来自农村，属于旧式妇女之列），心窃慕之。诗人又曾谈到：“旧式妇女思想纯净，一片真诚，有她可爱之处，反较新式妇女更为可亲。”我由此深受诗人的感动，对于未婚的表姐也转而觉得她果如诗人之言，诚朴可爱，愿与她结好。

又有同学成善楷（忠县人）在原籍也曾和李女士订婚，开初成也不很乐意，因受诗人的熏陶，对李也转而表示亲近，和她情好日笃。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与元九书》谈到诗人作诗的宗旨绝不是嘲风雪、弄花草，必须要用诗来补察时政、导泄人情。就是说诗的作用要做到成为改造社会、移风易俗的工具。吴师的诗也具备了此种风格，是感人很深的了。

三、关于《仇货买不得》

这首诗只有短短三十字，内容是：“仇货买不得，仇货买不得，买了仇货卖了中国。休将仇货侮人格，信誓毋逾越。”诗人鉴于日本侵凌中国太甚，心中十分愤恨。当时爱国人士提倡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这也是我国对待侵略者的一种经常采用的手段。诗人认为经济绝交是有效的、可行的，所以极力支持，并作歌以唤起国人共同行动，这对日本侵略者是一种有力的打击报复。

这首诗文辞通俗，着墨不多，但诚恳动人，琅琅读之觉得扣人心弦，真是仇货买不得也。或谓此诗作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其实此诗在“九·一八”之前即已广为传诵，脍炙人口。我想自中日甲午战后，日本处心积虑，志在并吞中国，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者之欺凌和压迫莫过于日本，抵制日货之举已不只一次。在一九〇八年广东、广西即已发生抵制日货运动，一九〇九年八月京津及东北地区人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一九一五年日本逼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时，袁世凯即已两次申令禁止排斥日货。既已屡次发生抵制日货的运动，诗人自当创作《仇货买不得》的歌词。此诗并非作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是很清楚的了。

四、其他

诗人曾经说过：“古今文人成名的卓越的作品，很多都是在中年作成的，但在成名后有的却又早逝。”诗人一九一九年在上海发表《婉容词》，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他当时只有二十三岁，即已成名。一九二八年（时年三十二岁）在成都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时，又将历年诗作一百三十篇辑成《白屋吴生诗稿》一书传世，可惜他竟在一九三二年死去，年仅三十六岁，实在是诗坛之一大不幸。

诗人一生遭际坎坷不平，流离奔走，艰苦备尝。在危急中常得吴宓、谷醒华、李谷凡等人的资助。后来在大学任教，收入较多，但他一向自奉微薄。在重大时，我见他身着蓝布长衫，他还同情穷苦，尽力周济。以致身死之日，家无积蓄。这是他早年饱受经济窘迫之苦，所以能够推己及人，在经济上毫不吝惜。

诗人曾说：“刘朴（柏荣）是他清华同学，也是他的挚友，但刘柏荣生活比较刻苦，在私人经济交往中有过分计较之处，这是一个缺点。”诗人本着决不与他计较的态度。他说：“仲尼（孔子号）不假盖（即借雨伞）于子路（孔子弟子），护其短也。”诗人正是坚守这一原则，绝不触犯刘柏荣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刘师在一九三二年也来到我校任语文教授，专讲韩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文章），我们看起来，刘师的气度不及吴师远矣。

诗人书写的字体，独具特色。形体方整，但又不像宋字。他在上课时，经常在黑板上书写如飞，又快又清晰。同学们对他这种字体都很欣赏。同学成善楷最擅模仿他的字体，得其神似。成也擅长诗文，对诗人极其崇敬，并以吴师的行为作为楷模，可以说得上是诗人具体而微的得意门生。在解放前成善楷已成为有名的语文教师。现在听说他在川大任教，因久不通讯，未知确否。

在《重庆文史资料》第十七辑里有聂云岚先生写的《诗人吴芳吉》一文，谈到诗人于一九三二年春应文幼章邀请去重庆青年会讲学。但在这篇文章的注释里又说，据邓少琴先生回忆：“诗人应文幼章之请到青年会讲学，不是一九三二年，而是一九三一年诗人在重庆大学任教时，他刚写成《巴人歌》，在重庆读者中颇有影响。文幼章特邀请诗人去青年会讲述《巴人歌》。”

根据我的回忆，诗人于一九三一年下期即已离开重大去任江津中学校长之职。并且《巴人歌》是赞颂“一·二八”驻沪十九路军英勇抗击日寇的诗篇。此篇作于壬申春暮（即一九三二年旧历的暮春三月）。如果说这次到青年会讲学是一九三一年的话，那么一九三一年九月才发生“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才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应由淞沪抗战才写出《巴人歌》。诗人哪里会在一九三一年在重大任教时就能够写成《巴人歌》去到青年会为听众讲述呢？显然诗人到青年会讲述的那年，应该是一九三二年，而不是一九三一年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

我在江津参加陈独秀葬仪的点滴回忆

邓敬亦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病逝鹤山坪。六月一日，陈独秀的灵柩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康庄门外的一块园地上。康庄是我父亲修的一个简易房屋，用来躲警报的。

我当时仅十二岁，二妹敬兰十一岁，我们均在德感坝国立九中读初中。六月一日那天，我们被何之瑜先生（九中历史教师）接到康庄，叫我们穿一样的蓝布长衫，臂戴黑纱、白花，参加陈独秀的葬仪和谒碑典礼。我和二妹站在墓碑两侧，在举行仪式时，缓缓将墓碑上的红绸取下，摄影留念。参加仪式者不下三、四十人，据说国民党教育部长段锡朋也在场。陈独秀的妻子潘仙珍（潘兰珍）扶着一棵桔树，啜泣不止，我母亲等人一直从旁劝慰她。

我记得陈独秀的坟是圆形的，墓碑上刻写着：“独秀陈老先生之墓（1879—1942）。”我问过父亲为什么有人姓“独”，父亲告诉我：“他姓陈，是尊敬他才这样写的。”

解放后，我和二妹敬兰均先后参加人民解放军。二妹入党后，将陈独秀谒碑典礼的合影交给了党组织，至今未能查询到。

据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出刊的《党史研究资料》第三期上介绍：“名绅富商邓蟾秋及其侄农工银行经理邓燮康对陈独秀江津的生活曾予照顾。”“陈独秀死后的衣衾棺木也由邓家所赠。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学者名流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

江津国画家——张采芹

县志办

张采芹，名学荣（1901—1984），重庆市江津县先锋乡人。早年肄业聚奎小学、江津中学，即热爱绘画。1925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国画系，先后在四川美专、南虹艺专、成都高师、成都师大、四川大学及各中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建国后，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美协四川分会会员、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成都画院画师、成都市政协常委、成都科技大学名誉教授。

采芹早期专攻花卉翎毛，深得近人吴昌硕的神理，逐步加以发展和创新。用墨润泽而浓淡分明，设色鲜丽而动人心目。在成都任教期间，踵门求画者日不暇给。三十年代，上海金城艺术工艺社曾先后影印《采芹画集》、《采芹近墨》行世，从此誉满艺林。

精进的艺术导致高尚的情操，采芹后期喜画墨竹，老干新枝，笔随意到，虚心劲节，潇洒出尘，正是采芹高尚情操的体现。艺术界认为技进于道，是深知采芹的。所画墨竹，多次参加过四川及全国美展。1954年中央文化部曾收购其杰作运日本展出。1979年赵紫阳总理访问英国，携带他的墨竹图赠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现陈列英国皇家博物馆。1981年瑞典国王及王后来华访问，通过外交部，请采芹作《朱藤双燕图》，至今视为珍品。

采芹从小学念书到大专院校任教，历时六十余年，作画四千余幅。他说：“如果我们的作品能在陶冶人们的情操和美化人们的生活中起到了作用，就是最大的满足。”由于他严谨的事业精神和锲而不舍地深入探讨中国绘画的传统成就，博得了欧美画坛与政界友人的赞赏，从而加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采芹对艺术界人士备极尊重和关怀。他和名画家张大千、徐悲鸿的友谊，数十年如一日，两人殁后犹分别撰文纪念。建国前主持四川美协期间，对一些来省举行画展的，为布置会场、推荐作品，总是满腔热情，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对来向他请教画艺的，耐心启迪，殷勤诱导，常以“学画先要学做人，爱画先要爱祖国和人民”相勖励。

有这样一件动人的事实：1984年夏天，四川诗书画院成立，几江书法学校写了一幅贺联托他转达。他三次往返，终于把贺联亲交负责人手里。因奔走受暑，患了一场大病。

采芹逝世于1984年8月23日。后五日，成都各界在殡仪馆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四川日报》、《成都晚报》登载了纪念的文章，对这位热爱祖国和人民、毕生勤求艺术的一代画师，备致景仰与怀念。张采芹是虽殁犹存的。

我的艺术生涯（续）

程漫漫

我从上海美专而新华艺专这两年专业的正规学习与离开学校后继续研究，以迄于今，在书法艺术上的研习经过和体会，已如前述。现在来对国画艺术方面的钻研作如下回顾。

在学校，我对国画艺术的专业学习，较书法上所倾注的心力与时间要多耗一倍以上，进入社会后亦然。之所以勤学苦练，自强不息，是矢志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名书画家，以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

在校内，首先我对许醉候师教授山水与题画诗词感到新鲜，喜欢听讲，注意观摩他用长短参差、浓淡有致的勾、皴、点、染作示范山水画。其次，是潘天寿师对名画欣赏的“分析并授”。可惜许、潘两师都讲的是上海话，起初几乎全听不明白。但观潘师为吴菊秋女同学作的一次墨猫示范，却使我异常兴奋！他展纸濡毫，欲挥又止，将墨洗掉，再三用笔管头在纸上划来划去，凝神静气者久之，始再饱蘸墨渖，向纸奋笔，给我以十分深刻的良好印象，迄今犹历历如在目前。师于国画艺术上，无论山水、花鸟以及书法题跋，与乎立论行文诸方面，都有独到的造诣与观点，一直为艺坛所推崇、师法，至今不衰。

富有西法技巧的聿光张师作画示范则不然。胸中满储花鸟形象，同学有求必应，信笔挥来，不论松枝只鹤、丛花双鸟，无不触手如真，皆大欢喜！1940年秋，我见到张师在成都个人画展中，一幅粗笔写实山水画，气魄雄强，宛然使我行经犍为的“丹山碧水”间，以赏其奇伟景色，令人神往！

高邮王甄陶民师，师法“扬州八怪”之一兴化李鱓复堂的粗笔写意花鸟，更上追宋、元人精工之笔，亦擅山水、书法与诗文。为最赏识我与钟山隐同学的恩师。曾见师颇能耐烦地为同学海盐陶晏如改一山水画，笔墨劲秀，几乎为师所足成者，陶和我都叹为难能可贵，敬仰异常！给我改画更不少。曾有一次对我作了关键性的教导，指出作山水，勾勒轮廓的笔墨，必须与皴擦点染的明暗线条相协调，使所描绘的景物，达到形式与内容的浑然一体，乃得谓之绘画艺术。而学画首应以古人为师，师古莫如法宋、元。学古要化，化古莫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要写好字，会作诗文，以便题画，方成完璧，不至沦为画匠。

这一席教导，为我一生致力于国画艺术所遵循的必由之路。其间虽颇多坎坷，饱受生活折磨，我还是一步步走了过来，坚持下去，老而弥笃。所惜“学海无涯”，造诣尚浅，殊有愧于王师的属望！

平时不止一次同钟道泉、钟山隐两好同学前往师家请教。师喜用狼毫，蘸适度的水和墨，侧锋粗作花叶，点鸟虫，而用中锋写枝干、勾筋络、作花须、草、石、竹、树，略挥即就，笔墨酣畅，韵态天然，而题上熟练的行书诗句，便成一幅妙画。虽经多年而展观之，墨气犹淋漓如可掬！现在还宝藏着师于1933年夏，我挈眷自浙江象山回川过沪拜辞之日，为爱人陈增华所作指甲花画扇，并给我八幅墨笔花卉册页，便可见一斑。同时，师还赠我“云峰绝壁怀千里，烟雨垂杨学大年”一联，以奖勉我的学习宋人工笔界画青绿山水，惜下联已被盗于十年动乱中！

在校外，1928年曾拜王震（一亭）白龙山人为师。师擅佛画与大写意花鸟，偶尔作粗笔山水，与吴昌硕齐名，颇受日本人崇敬。师不喜多言，但教我要学八大、石涛一路的写意山水，并往往在请教的画面上改上几笔树石，或补上一抹远山，深受教益！尤其在1929年的夏秋间，我在南京赈灾委员会作书记缮写工作时，不料师为监委，每遇师自沪到京开会之日，又得请教。师指出我用笔还不够放，并在画上或添个渔舟，或补个策杖老人，或作上一行沙鸟、几片征帆等等，然后说：“这样点缀一下，画才有生气。”乃至能应我请求，在师选出的画面上，题过诗句，跋过数语画法，使我感奋难忘！

1933年夏，自浙回川过沪，临行前，也曾谒师拜辞。在留饭之际，不意师竟写“预计行程一九回”的行脚僧一画见赠，并殷殷作临别赠言说：“我们上海的画家，粗笔头，忙煞人，细笔头，饿煞人。侬家贫，宜作粗笔大写意画！”这一席感人肺腑的教诲，使我铭感五中，永以为训。宝藏此手迹，一学至今，犹追念王师不置！

对当时画家之名作，我也有所欣赏，得到启发教育。如徐悲鸿、林风眠1926年秋在美专的展览中，参观到前者大作《相马九方皋》，后者巨幅《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实之桃》，其内容之伟异，气魄之雄劲，直令人神情并震！尤其是校长刘海粟大师的小写山水，在拟石涛的画中，点缀以头戴呢帽、脚着皮鞋、手持手杖的西装人物，看来不太习惯，而一种大胆革新精神，却溢于纸上，印入脑中，永难磨灭！当时有讥以“艺术叛徒”者，师竟取以自名，更可见其胆识！此乃给对立的顽固保守势力以当头棒喝！师老来无论大笔泼墨泼色，或中锋概括勾写的写实创作山水画，有极高评价，被认为不仅可与张大千并驾齐驱而已，实深有见地！1983年7月我游黄山之日，适师以八十九高龄九上黄山，已返南京，以未获聆教为憾！

现在来对我如何“法古人”与“师造化”这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分别作简要的回顾。

我在学国画艺术的启蒙时期，主要仅从《芥子园画传》上所集中介绍的古人山、石、木、屋等图式与画法诸方面开始学起的。虽曾得曹玉珊、曾凡觉两师的一些指点，究其实，大多是凭主观的努力摸索，严格说来，当时是未得其门而入的。只在单宣纸上对各种树的点法与石的皴法，先用淡墨临仿后，又用浓墨重临一张，仿练日久，不无会心。因为其为石印版本，自难于解决实际问题。

到1926年进入上海美专作正规学习，经老师相继教导，我也同时自学画论方面的书文，才由启蒙时期步入了“法古人”的初级阶段。首先得力于清金陵龚贤半千所著《画诀》五十七则及其影印墨迹，图文并茂。这才从结合阅读与临仿的实践过程中，初步打下了如何运用笔墨为山水树石造型的基础。然后，结合着自己的兴趣，据此以临仿他与明浙派蓝瑛田叔的影印山水，无论对他们的谋篇布局、用笔造型及其积墨与设色诸领域，方告得入其门，从而循序渐进，开始向古人如何对江南秀丽风光的描绘悉心研学。

无锡倪瓒云林兼擅诗、书、画，为元四大家之一。他善用异常洗练的侧锋与渴润兼施的墨彩，以写五湖三泖间平远的湖山，独创一种天真幽淡的意境和高尚优美的风格作风，最为我所服膺！同为元代四大家之一的湖州王蒙叔明，则喜用多种树法作出多至数十种的树木，多种皴法作出多至数十重的山水，形成画图的千岩万壑，纵逸多姿，表现出江南壮丽的气象，与倪云林的但用从实境中提炼而成的折带皴，创出高简淡逸的风格，适成鲜明的对照。所以，我极喜汲取黄鹤山樵的伟丽茂密之奇。前者的《六君子》、《狮子林》等图，后者的《林泉清集》图，我都曾熟读而细临不倦。

由是上追倪、王之所师，研习了宋人钟陵董源北苑和江宁僧巨然的如何积墨幽深地描写金陵等地的江南真山，特具一种“平淡天真”的趣高之美。前者如《江山高隐》、《潇湘》等图，后者如《秋山问道》、《烟江叠嶂》图卷等名迹，或从真山中概括而创出矶块、长披麻等皴，或从实景中提炼而创为米点、短披麻等皴，即以表现其江山所独具的真实面貌特征，而为后世法。

至于描绘北国壮丽河山的宋、元大名家，我是以湖州赵孟頫子昂的《鹊华秋色》图横轴开始研学的。赵为有元一代书画大家，画入逸品。我极喜欢他的青绿山水，“援书入画”，“有唐人之致去其纤，得宋人之雄去其犷”，故能独树巨帜，与书法均为一代宗师，同传于世。印一行的书画名迹，极为丰富多采！

更进一步到较高阶段，则喜深研力学宋华原范宽中立和五代梁河南荆浩洪谷子的画作与著作。范华原卜居终南、太华，“常危坐山林间，终日纵目四顾，以求其趣，发之毫端”，这种“对景造意，写山真骨”的创作方法，的是我们民族绘画优秀传统之一！他曾说：“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之物；与其师之物者，未若师之于心。”这种“法古人”与“师造化”的独到见解，发挥了唐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思想的真谛，我是受到了莫大的启发与教育的。

于是追本寻源，而探讨其所宗法的洪谷子。荆浩的山水画，格外雄横。曾向人说：“吴道子所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由于他“苦意陶冶”古人之所长，对自然现实美作真实反映，终能穷我国山水画之灵变，借古以开今，并总结其实践经验，著有《画说》、《笔法记》、《山水诀》三篇，垂为后世法，亦最为我所服膺和遵循。我还特取其“搜妙创真”这一名言，做压角章，以示其为我透过具体的写生而创作者。遗作惜只读临过一《山水图》，印象不深。对其“有出蓝之美”的弟子关同名作《待渡图》亦然。

从此，更上溯到隋唐之画。我借到“延光室”影印的吴道玄与太原王维摩诘的山水画，更作了悉心尽力的研习。唐张彦远尝论吴道玄、李思训、李昭道等人的画说：“吴道玄者，天付劲毫，幼抱神奥，往往于佛寺画壁，纵以怪石崩滩，若可扪酌……由是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这个影印中有吴画三帧，虽不一定是真迹，但其笔力豪劲，着墨精深，气象雄强，实难临写，但略得其意气而已！

于摩诘画则不然。王维虽无吴道子的“画圣”之称，却能“敛吴生之锋，洗李氏之习”，创为水墨山水画，又谓之破墨法，“云峰石色，迹绝天机！”他还提倡出“凡画山水，意在笔先”这一道理名言，实为后世法的不刊之论。他更创出“援诗入画”，要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将独立的文学与绘画结合起来，使二者相为表里，交互渗透，内容更见丰富而相得益彰。这与吴道子之观裴旻舞剑，见其出没神奇既毕，而挥毫益进，是同一契机。所以，王维的山水画，境界妙绝，被后人尊为“文人画”之祖，此我所极为服膺者。

这个影印中有摩诘画二（一为芝麻点，一为曲线皴），皆为他从观察描绘对象的实践过程中提炼创造而来。与《雪溪图》、《江山霁雪图》，我都曾熟读深研，会心受益处实非浅鲜。他归隐于陕西蓝田所作的《辋川图》影印本，亦曾再三熟读，却难以仿临。与王同时而兴水墨淡彩之风的卢鸿的《草堂图》也曾研仿数过。

独隋展子虔的《游春图》与唐李思训、李昭道笔格遒劲而细密，设色青绿兼金碧，创为繁茂富丽的所谓北宗山水，则仅仅是不止一次的观读而已。但对李昂的青绿没骨法，宋赵干的《江行初雪图卷》、赵令穰大年、赵伯驹千里的《帝京图》、《荷塘消夏图》等界面楼台青绿山水，及米芾元章与其子元晖友仁的米点云山，李唐晞古的《万壑松风》等图，马远钦山的《雪景》图卷，夏圭禹玉的《长江万里图卷》等，和元之高克恭房山的《雨景山水图》，方从义方壶的《呈仲穆图》，与夫清八大、石涛、石溪三家的画册与画幅等粗笔一路的山水，都无不精读熟临，有得于心而融会贯通之，化为自己的艺术营养，以为“搜妙创真”之借鉴。

至若唐吴道子、宋梁楷、明唐寅等人物，宋赵佶、明徐渭与清八大、石涛的花鸟，亦有所涉猎，可惜浅尝即止，体会极微。而且，同山水画一样，所读、临、研、学的古人名作，不外“有正书局”或“神州国光社”与《故宫周刊》等所影印发行者。就是这种下真迹一等的画册，也不少是向人借用的。因此之故，严格说来，在“师古人”方面，亦颇不足。哪怕我在上海读书时，最爱进“有正”等书局，让人任意参观、阅读，所印行汉、魏、晋、唐及其下各代的法书名画，不一而足，虽眼界大开，每览受益，究以画非手迹，所得亦颇为有限。

值得一提的，当时我当东西多次买门票才得以进《陶斋》去细读精研了端方所收藏若干宋、元、明、清人的手迹名画。在“神州国光社”所看到的则赝品为多。1929年冬，我与爱人陈增华在青岛结婚时，因得交识了收藏家邹心一先生珍藏的宋、元、明、清人的书画，而以石涛巨幅作品为多，亦得大饱眼福，又一次对古人手迹作了研探。

1933年秋，我在合川中学教书时，因程孔嘉四哥的关系而介识了贵州花效实篆刻、书法家，为我一生莫逆的良师益友。得花老一再偕访重庆孙念诚先生处，又得饫览其宋、元名迹，真是目不暇给，美不胜收！和邹先生一样，都不肯借临研学，哪怕他与花老还有乡戚情谊。即此却也不仅胜读八年影印之画的收获了！

到解放，我已从三十年代的以“法古人”为主，到四十年代的“法古人”与“师造化”并重，过渡到以“师造化”为主。“法古人”乃是为“师造化”，“法古人”不是目的，“师造化”也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反映祖国这块在党领导下改造一新的大好河山的现实，以搜其妙，通过“中得心源”而“创真”。

所以，我因远足写生之便，并没有忘记前往北京历史博物馆、兰州博物馆与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博物馆，参观我民族自新石器时期以来劳动创造的绘画艺术领域内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无数瑰宝，感到自豪，而流连不忍去。对重庆博物馆尤然。在南泉同处一地的名画家杨济川老友，还借给我以《宋人百画集》与《支那名画集》观玩究研，为时亦不短。至对我曾阅及的报刊上所发表的古、今人作品之观研，也是未尝忽视的。

观研越深，越是感到“学海无涯”，而愈觉自己造诣之有限，愈得深入下去，决不能踏步不前，更不可视同敝屣！这对在“法古人”的民族传统基础之上，进行“师造化”以“搜妙创真”，反映现实，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则是大为不利的。

现在来回顾我的“师造化”，是如何“搜尽奇峰打草稿”，借鉴古人，运用画笔艺术地反映祖国大自然现实之美以表达我真情实感的。

为了能够亲切地描绘现实，1927年春，我在新华曾选修过一期的水彩画课，随同学到野外试行写生，或者看看他们的写生活动。但感到这与采取散点透视的民族绘画传统的方式方法颇有差异。却又觉得运用焦点透视作团块造型，形象也生动而新鲜。西法亦自有其局限性和能动作用，可以视需要而汲取其长，弥补我传统运用点线造型之不足。这就是当日画坛有人主张的“中画为体，西画为用”，我是赞同的。事实上，对景写生，古亦不乏其人。所以，我主要就是采取这一传统兼溶西法以进行写生的。

1927、1928年春，我曾两游西湖与鸳湖，但只探阅湖山之胜作默记，怕对景写生不象，贻笑于人。1928年秋，陕西龙文铁岩师介绍我到南京工作之日，曾对燕子矶试作写生，却连对象的大轮廓也抓不准，有些灰心。次年秋往青岛工作时，路过泰山，鼓气而上，拟一写生，却为这庞然巨镇所慑，竟不知从何下手才是。

对青岛汇泉炮台与浮山，几经往返于青、沪、宁波、舟山回象山家时，对甬江口的珞璜岛、舟山的小岛渔村，以其内容都较简单，体积也不太大，孤绝秀峭，既多次探阅而写之，又少围观者的烦扰，始得略有可观。

1930年春夏间，因赴孝感工作之便，往返都经过长江绝岛大、小孤山与金、焦二山，所作速写也不成，却取得了一个从几次观察而来的大体印象。为1931年夏自南京经汉口回川时，又对绝岛作速写创造了有利条件，已较能得其大貌。虽然征轮迅转，对之仍如走马观花，形诸笔下，仍有不少是利用传统的程式勾皴，代替了对象本身的形体结构，气象因而也并不很新鲜。这才深深体念到西法难以用上，而利用传统的笔墨技巧去作“搜妙创真”的写生活动，也并不简单。

及1933年春夏，自重庆到象山接眷属回川时，又两次对之作面面观的速写，基本掌握了两岛及其周遭环境的形体结构特质特征，粗足以表现其桀峙中流的峭拔气概。虽不如1983年夏，因上黄山而又两经其地所写之能“中得心源”，更为具体生动而有情势。但比诸过去实不无进境。可惜我不曾见到唐李思训所作《长江绝岛图卷》以资借鉴，只从宋苏东坡为其所题的长诗中得以体味到若干如真的景色与有趣的意致，亦大有裨益于为绝岛写照传神。

1931年秋至1932年这段期间，在成都四川美专任教时，鉴于同事黄宾虹先生老一套国画教学不太受欢迎，我才鼓起勇气，加强对景写生的教学。曾到西郊画“芦溪茅舍”，又取巴茅到室内作大写生教学，果然能获得学生的好评，鼓舞了学生作野外写生的兴趣，自己也开始逐渐朝这个方向发展了。

所以，从1934年起，因为教书的关系，相继写了合川的钓鱼城，大足的北塔山，大竹的卷洞门，达县的戛云亭，宣汉的官渡和土皇坝以东的大巴山西侧的景物等等，艺亦较前熟练。在这七年中，我交识了宣汉王君异名画家、合川代璠瑨生物学者。1936年春，还和王化人同学同乡好友在渝联展了书画，售出者半为写实之作。所以，我在四十年代，写生与仿古并重。

不意我竟得在洪雅柳江工作，从1941年起，有许多机会上高庙，以写小峨眉，下炳灵，以写瓦屋山等。因柳江地处峨眉西北麓，平时对那里的深秀溪山，都提供我以不同寻常的画稿，更大大丰富了我胸中的丘壑。也不意一年半后，即告失业！为了糊一家八口，只得寄寓眉山，以到处展销书画谋生。老伴陈增华，也夜以继日地作工笔花鸟来联展。于是人物、山水、花鸟与书法都较齐全，形成场面富丽，颇能吸引观众踊跃订购，可说是“生意兴隆”。凡所到之处，我都作了“搜妙创真”的活动，以应下一次展出之需。

除了在眉山展出画了三苏读书处“蟆颐观”的风光而外，从1943年起，因举办书画展销的关系，曾将新津的观音寺，雅安的蒙山，邛崃的邛崃山与文君井，大邑的鹤鸣山，灌县的都江堰，彭县的天彭山，新都的桂湖，金堂的赵家渡与云顶山，青神的中岩，乐山的大佛岩与乌尤寺的中流砥柱，南至珙县的悬棺岩与芙蓉山等等，都搜入了画稿。直到抗战胜利之日，回到眉山，不幸庸医杀了我们所最痛爱而患白喉的应旭小儿，悲愤之至，于是收拾行李回家。

在此补一笔，1944年夏，在成都展销书画时，颇得乡人张锦泮等同学与学生杨石、曾君茂等的大力支持，曹宗梁等同学也都订购了一幅。上海同学如施孝长、刘既明、王希瑾等都得重聚畅话别情，谈书论画，并同观书法家谢无量先生为我作一幅“焦墨渴笔”山水的跋语，五老之一的刘豫波先生则为我的一幅“平远秋山图”题上一首七绝诗，大为这次展览增光生色，以致百多件展品被订购一空，还有许多重订的。所惜谢、刘两老所题跋之画俱丧失了！

我家住江津石门，1940年父母先后逝世，当时还遗有两个妹妹在家中。我们夫妇率同三个孩子自眉山南旋，到永川路费用尽，举目无亲，只得卖掉结婚戒指，才得回到石门，却开不起火。于是不得不将两张裱好的书画，席不暇暖，立即送到县城展销。因得乡亲们和孔嘉四哥等大力支持，朱近之先生又为我作评介文章发表，于是展件亦被订购一空，也有不少人重订的。因得重逢旧雨，握手叙离情或交换书画以留念，至为欢畅！当时所晤见的同学好友，有赖中台、杨觉之、夏同文等书画家。去年返县之日，只阎松父画家尚在，但已卧床不能起了，写至此不禁感慨系之！

接着，又相继持画到白沙、朱沱、合江、泸州、自贡、璧山、合川、重庆等地展销书画，也都大受欢迎，尤以自贡、重庆为然。在自贡，乃得力于孔嘉四哥的关系，乡人刘瀛洲、同学聂让能、刁太华等也都大力支持。在重庆，乡友张锦兰先生最能出力，致许多乡亲前来订画，更得柯璜定础先生带头订画，并与花效实老友当场跋画题诗，友人刘艺斯和同学罗心量、徐伯图等也大力赞助，因而也鼓起观众的订画热情。柯老为解放后渝美协主席。张、罗、徐迄今犹健在，偶得晤谈。

至1948年春，鉴于展画市场日趋冷落，川师校长聂荣藻同学邀任美术课，并为介绍到西南美专教国画与画史，到次年夏天。曾与谭学楷、尚莫宗、骆永正等共事。花老则教篆刻，更得时相往还，谈诗论画，切磋汉、魏、六朝、隋、唐人碑书、法帖，真是我的良师益友。而彼此生活都很困难，我到重庆，他每坚不让我住旅社，一个风雪之夜，硬留我说：“挤在一堆暖和，抵足而眠。”论艺谈心，虽夜分兴致犹浓，并不以寒气之袭入半边楼为意。其为人高洁，忍饥不上权贵之门，对艺术极重人品，富爱国热情。解放初期，曾责张大千之不回归祖国，反右时，则斥向他学治印的冯某之诬陷为叛徒，古道热肠，毕生难遇。十年浩劫中，他也不免受到惊动。痛哭他不幸于1972年瘫痪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这段时间展销书画的结果，积下润金，居然买上了石门大佛寺右的大土头瓦房一座，辟为橙园，日览长江帆影，夜听古寺钟声，并得成百木奴，伴我吟诗作画，以艺谋生。

解放后，大孩子为援朝抗美参军。土改时，政府还分给我良田熟土，都已全部归还村上，而偕二、三子到重庆清华、市二十七中学任教语文、美术。跟着，老伴得到政府照顾，也率小儿、女自津四中调到界石巴一中教书。七十年代，我俩先后退休，才同住南泉，以迄于今。

鉴于作山水不如画人物的需要大，曾利用国画线描，面对群众作写生锻炼。美协汪子美见而赞之为风格别具，望我闯出一条新路来。林军同志则劝我说：“不要半路出家。你的山水画很有造就，旧社会已经闻名，新社会仍然是很需要的，无需改行。”于是从1955年暑假开始，让我作远足写生，用费全由市美协支援。林军每临我出发之前，都表达了组织上对我的无比关怀，使我异常感奋。

这次我与第一、二次经过三峡不同，先自渝到宜昌，探选重点，然后溯江按点上岸小住。计在宜昌、秭归、青石、巫山、大宁河、上至大昌，又返巫山而至黛溪、白帝城，各住三五日或十天、八天不等。对所到之处的周围景色，如屈原庙、巫山十二峰、宁河小三峡（有文发表）、白盐、赤甲、滟滪、八阵图等名胜，都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体验生活。

1977年10月，得徐生师漫随行，又到奉节白帝庙住上一月有余，除给白帝庙作一“夔门大峡图”和为奉节作“夔门电影院”榜书而外，因得以从容登山泛水，可谓基本上尽揽了瞿塘大峡的雄险胜概。

1980年春，恐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流水涨，漫却三峡名胜，更同王生伟再到宜昌，然后返航选点登岸，住三五日不等。曾上南津关以写葛洲坝伟大水利工程，在莲沱、黄陵庙、银杏沱、新滩、香溪、巴东、青石、巫山、奉节、白帝庙等处，所在盘桓，都作了更为深广细致的写生活动。三峡景物，由是就更为熟悉，即使是倚舷探阅速写，也已较能得心应手地“远以取其势，近以取其质”，而掌握其形体结构的特质特征，大大提供了为“创真”“传神”、表我深情实感的丰富素材，颇为满意。

1983年夏东下城陵矶，轮船经三峡时，搜妙速写亦然。所惜每游都按所携带的《水经注》上描绘的景物注目辨认，已难尽识，问以“人滩”、“神灶”、“督邮争界”诸名胜，更无人了解了！及看了《三峡情思》电影以后，尤觉自己对大小三峡风光所见、所知和所得的素材，不免相形见绌。欲重游盖已年逾八十，但有遗憾而已！

1941、42年饱餐了峨眉后山的秀色而外，我还在1956年仲夏，从纯阳殿以上峨眉，小住卧云庵，踏遍了万佛顶、千佛顶与金顶以写三峰，并碰上七彩光环、光怪陆离的“佛光”，急命笔捕捉其变幻莫测的瑰丽景色，真是幸运！在绝顶，极目四顾，雪山、瓦屋、凌云、千佛岩等，或似银蛇，或如螺黛，或似眉翠，或若天坛……往往与环拱诸峰峦，星罗棋布于浩瀚无垠的云海中，令人游目骋怀，横绝于峨眉之巅。晴日，倚金顶铜殿前古铁栋柱，以观岷江、青衣江、大渡河，蜿蜒曲折地萦绕北、东、南三面，则细如绳线而已。满山杉、松、竹、树，如衣锦被罗，忽而雾起云流，则若披纱舞素，一派五彩缤纷，四山皆活，秀丽天成。自山麓至山巅，杉身直茂而高耸，及山半，则干曲而枝疏，其高度减半了。至顶，则枝摧干折，苔衣满身了。山容既不能见面，山身只于悬岩绝壁间偶得一睹其岩层石面之皱纹裂缝，可资着笔提炼勾、皴。曾睹所谓名画家者的“大作”，游住峨眉而画峨眉，不是大笔勾皴、满山岩石，就是窃用斧劈成山、植以虬曲古松，题之曰“金顶道中”，俨然一幅宋人马远、夏圭式的古山水，呈现在二十世纪的人们面前，还有人吹捧不已，岂非咄咄怪事！

1961年夏，又游经其东南麓，直出其西之龙池，以至峨边，而一路探阅搜奇以写之。至此，可谓“已窥全豹”了。

1978年夏，则与画家兰文林老友访问、瞻仰了陈毅元帅故居，对景写生之后（创作已发表）又游了峨眉。这次与第一次登山的路线不同，是从净水上万年寺而洗象池，而华严顶，而仙峰寺，而洪椿坪，而清音阁，而纯阳殿以回报国寺的。所到之处，住三五日不等。在华严顶阻雨，则滞留七日，始下遇仙寺至仙峰，以探九老洞之奇，上天皇台，以收夹江、乐山等处之远景。自华严顶，特别是自纯阳殿，以仰望金顶三峰，景尤雄秀，真如郭沫若所评价的“雄秀西南”。

我既又一次地沿途探阅写生，更详察了每一处周围的景色，作深入细致的“搜妙”写景活动，所感受、所收获，都较前二次为深刻、为丰富。尤其是这次也西至龙池，还回茅岗、高桥，小住三日。从茅岗仰面逼视三峰，“近以取其质”；从高桥极目遥察三峰，“远以取其势”。并在一个初晴的凌晨，朝曦将照正照之际，越来越鲜明的光辉，晃耀着三峰层岩，花岗石金紫相辉，山戴朵朵白云，一时五颜六色，荡人心目，正笔不停挥地加以捕捉，忽然形成了鲜艳的、从外到内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色光环，较淡的外环，则内为赤橙、外为紫色。不禁惊呼出“佛光啊！佛光！”立刻手忙脚乱，实在描绘不赢，只得熟视一下，又速写一下，或记上文字，或标上符号，满幅色线、色块，也难以表出它不断变化的光辉，顿使三峰幻成隐现不常的色光世界。这又是我们的奇遇！幸运！真幸运！

回报国寺后，除遵省文化局王局长之嘱，为写了“餐秀山房”等七块榜书寺招以外，即以“金顶佛光”为内容，作了一张大山水画，以酬文管所一月优厚的接待。

1985.2.

共产主义战士、人民的好大夫——刘永怀

周见非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江津人，无论男女老少，一提到刘永怀，无不异口同声地称道他是个好医生。正当江津缺医少药的年代，回来了专攻医学七年的华西大学毕业、又有在仁寿、广汉等地行医经验的刘永怀，必然会受到江津人民的欢迎。他废寝忘餐，竭尽心力为群众治病，一面劝人如何防病，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不仅是个好医生，更重要的是有远大理想的革命战士、坚贞不渝的共产党员。他用医业来掩护革命活动，在长期白色恐怖下，时刻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曾经两次入狱受刑，坚不吐实，对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

解放后，川东行署卫生厅调他任川东卫校副校长，1951年调涪陵地区医院院长，被选为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捏造罪名，打入牛棚，无情斗争，像许多老革命同志一样，被残酷折磨而致死。他之死不仅是人民的损失，也是党的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获得了平反昭雪，但人已作古，徒使人悼念而已。

青年时代

1898年刘永怀生于江津县真武乡回龙塆，弟兄姊妹六人，他年最长。自幼勤奋好学，考入中白沙聚奎学堂毕业。该校早期就孕育着民主思想，为全川著名学校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白沙镇聚奎和镇立小学成立学生联合会，刘永怀、谭祖尧、陈虚佛被推选为代表，联络前辈邓缡仙、王叔权和诗人吴芳吉等组成白沙学界联合会，宣传废除“二十一条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抵制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并提倡新文化运动，不遗余力。其后入江津中学十一、十二班（两班同年级）与谭祖尧、李葆禄、陈虚佛、龚炳仁等同班，我是十二班，同他们一起组织学生自治会，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

刘永怀提前考入华西大学医科，我毕业后入武汉军校，以后很少在一起，但每次回家时，都与他作一次长谈。他在成都1927年由程子健、李葆椽（即保鲁）介绍加入共产党。

被捕入狱

1927年成都“二·一六”大屠杀时，刘永怀正在四圣祠医院实习。共产党川康特委刘披云（化名方泽）被追捕潜来医院，刘永怀把他安置在僻静病房，伪装病人而脱险，并掩护李葆禄、吴子哲住宿，安排他们与刘披云见面商谈工作。他们在一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中，把枪支弹药存放在刘永怀宿舍里。为革命工作不惜冒险犯难。

刘永怀在华大毕业后，即在仁寿县教会医院任职。1930年赴广汉地方医院任院长，多次向党提供必需经费。广汉起义失败，刘永怀受到牵连，因医院总务陈虚佛是共产党员，就说他掩护共产党活动，其本人也大有嫌疑。他被迫辞去院长，回江津行医，不料又遭同行忌妒，向江津驻军密告，说刘永怀是广汉被追查回来的共产党员。

那时正当江津张治和师所部起义失败，官兵被枪杀百余人，白色恐怖十分猖獗之时。刘永怀回来才七天就被捕了。严讯之下，坚不吐实，受尽折磨，后为江津士绅张锦兰等联名保释。

出狱后，江津士绅集资兴办鼎山医院，刘永怀任医务主任，后任院长。他打破陈规，与中医李老先生合作，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病。有次我问永怀：“我在重庆感冒住院时，医生要我喝鸡汤，我说不忌油吗，医生说我们不来那一套，究竟该不该忌油咧？”刘永怀说：“伤寒感冒，先由肠内发热，油汤是加热，而且难以消化，喝油汤不是火上加油吗！”我才认识到永怀的医理贯通中西。

他有一个特点值得称颂：对有钱人求医，按规定收费；对贫苦人则少收药费或不收费。他憧憬社会主义公医制度，曾对一部分贫苦人试发免费医疗证。记得有一次他被请到棚户家为一难产妇接生，凭他高超的医疗技术，母子均得庆生。原来产妇的丈夫远出卖苦力未归，家中又已断炊，刘永怀不但免收手术药费，还把身上仅有的五元大洋倾囊相赠。

至于对革命同志治病则完全免费。如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饶楚常（女）和参加指挥士兵起义受伤的曹泽芝（武汉军校女生），先后坐牢出来后，他不但给她们治病，还负担她们的生活，长期住在他家，故得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33年，刘永怀与伍义华同志结婚，他俩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上的，从此得到有力的帮助。1936年掩护“创导社”作家赵其文同志，并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1933年周恩来同志派贾子群来江津，被特务跟踪，刘永怀把他收容住院，才摆脱了特务的眼睛。他夫妇俩经常从政治思想上帮助弟弟伍义析（现名启明）、伍义泽，他们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延安缺乏医书，刘永怀把他心爱的又是不容易买到的医书，交伍义析指送红岩村转运延安。

1946年党派赵其文来江津，刘永怀把他安排为家庭教师，掩护他的活动。

江津各个时期的地下党员在白色恐怖笼罩中活动，往往两年三年就因暴露而被捕或被迫转移。然而由广汉回江津一开始就挂了牌的刘永怀，却能长期蹲下去达一、二十年之久，会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原因是刘永怀有高明的医术和为人民热情服务的精神，同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即使是士绅家里的老弱妇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刘永怀是一个心地善良、积极热情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纵有一二反动分子对他有所怀疑，可又提不出什么证据，也不便贸然下手。

然而事情的变化往往出人意料之外。1948年，伍义析介绍侯蜀渝与永怀联系，共谋抵制江津伪国大选举，以致遭到土豪邱某、刘某（外号牛魔王）的仇视。刘永怀感到处境有些不妙了。

蒋介石发动内战，国民党统治岌岌可危，白色恐怖日益猖獗。这时有人匿名密告刘永怀，说他是共产党西南三省总指挥，新建的楼房有地下室，可容四十余人集体办公，藏有各种轻重武器可以成立一个战斗团；还说他设有地下电台，可与中共延安和邯郸电台联系，正在江津积极筹谋暴动等一派谰言。

原来他的学生丁子玉早前同刘永怀比较接近，丁的爱人病危时，还是刘永怀送医送药把她救活的。此人后来投身军统，任国民党江津县特委会主任，为了要邀功干宠，竟忘恩负义地把上述那些编造的材料报到重庆，因而刘被列入黑名单，下令捉拿，严饬一网打尽。

于是出动大批士兵，先布设机关枪阵地，包围全院，作战斗准备，然后冲进大门，把全部宾客驱入一室，进行搜查。查得电疗器一部，硬说是发报机；手杖枪一把（系曹泽芝之物），说是暴动武器。同时抓走刘永怀夫妇和朱近之夫妇。

刘永怀说：“你们搞这一行，连发报机都不认识，手杖枪的性能也不懂得，真是饭桶！”特务们羞愤之余把他踩了一杠子，妄图搞到一点线索。刘永怀高声大吼，伍义华闻声，又在隔壁大骂起来。特务们只得松了刑。两天后解到重庆，关入军统石灰市看守所，准备送到渣滓洞。

曹泽芝本来也是列入逮捕者之一，幸好当天下乡去了，没有抓着。她回城闻讯，不顾自身危险，立即赶到重庆进行营救，东奔西跑，到处碰壁。忽然想起前共青团员曾玲音（女）或可想点办法。走到她家，适逢曾才由上海飞回。曹向她说明来意后，曾玲音拍拍胸膛说：“我负责营救出来。”

十多天后，曾玲音同警备司令部一位副官手持文件到石灰市看守所提人，把刘永怀、伍义华、朱近之、陈知非等四人送到曾玲音家。

曾玲音为何能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呢？远在1928年，伍义华逃避江津县政府缉捕，跑到朱家沱，在朱沱女校作过一次讲演，因此认识曾玲音。曾体态端丽，反对家庭包办婚姻，组织上帮助她逃婚，设法把她安排在李市场教书。后来她又要求继续读书，朱近之又送她进重庆职业学校学习。曾毕业后认识胡万里，与胡结婚。胡是华侨资本家胡文虎“永安堂”重庆店经理。据胡说，他未到新加坡前，曾入广东农民讲习所，是毛泽东的学生。胡在重庆为业务需要和由南洋经缅甸进口万金油等药品顺利起见，交上了一些军政人员，家里经常宾客满门。军统西南主要头目徐远举少年时就在胡家原籍进出，与万里交好。曾玲音亦长于交际，自与胡结婚后，失去了组织关系，但思想还好，特别念旧情，以他夫妇之力，当然能顺利解决这一难度较大的问题了。

1948年冬，我回重庆就听说刘永怀被捕，正要打听，走在都邮街白玫瑰餐馆对面，忽然碰见刘永怀夫妇坐黄包车迎面而来。他停下车来，我问他情况，他说：“好人打救，才出牢房。”我向他们道贺，约他们吃饭去，他说还有人一路到曾家去，谢谢了，改日详谈。以后就没有机会见面了。

黎明前的战斗

刘永怀出狱后，不愿回江津，他说：“除非江津解放我才回去。”在重庆住在姑表弟吴汁垣家，由吴设法在聚兴诚银行侧民安保险公司找得一间门面，开业行医。经伍义析与地下组织谢若音联上关系，他夫妇俩通过曾玲音、胡万里安排了侯蜀渝的公开工作，又动员曾玲音救出关在渣滓洞的共产党员谢晓东、民主人士文艺陶。

那时地下组织急需经费，刘永怀托吴汁垣在银行界义卖地下党同志所作书画，集资接济进步青年，有一些同志现还健在，并担任了重要工作。朱一清为华蓥山游击队募医药，刘永怀不顾自己行医需要，毅然捐送了一批药品，其中以黄金计价买来的进口链霉素，还援救地下党员曾德江同志。

1949年秋，川康特委派熊扬和李葆禄来重庆，为党筹集经费。由熊介绍川东特委刘兆峰与永怀多次商议工作，从聚兴诚经理杨受伯处捐得黄金十条，吴汁垣捐出二两。永怀授意伍义华向曾玲音借黄金十一两，除五两交刘兆峰，连同上述款项一并交聚兴诚银行襄理李德恂汇交地下党川康负责人。此外，刘永怀自己也捐大洋五十元，曾玲音借出黄金三两，一并交伍义析作维持重庆一部分党员生活之用。

天亮以后

1949年十一月江津解放了，刘永怀夫妇回到江津。赵一川县长经常与刘永怀夫妇研究工作。为了肃清土匪，维持地方治安，刘永怀、伍义华冒险亲临剿匪前沿地带，促使朱家沱一带地主武装伍万成、王典勤等土匪头子放下武器自新，很快就恢复了社会秩序。

不久，川东行署卫生厅调刘永怀任川东卫校副校长。1951年调涪陵地区医院院长。1960年被选为四川省第三届人民代表。不幸在“文革”期间被诬陷打入牛棚，1969年5月间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五年九月（本文根据伍义华提供材料整理）

篇一：关于我父亲邓燮康的点点滴滴

文／邓敬苏

我的父亲邓燮康，江津白沙人，一九〇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诞生于家乡。由于祖父邓鹤翘（石泉公之三子）身体不好，在家务农，他把长子燮康过继给六叔祖邓鹤丹（即缡仙），望他成材。父亲先就读于重庆求精中学，后去上海，一九二九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市政系。经邓家兄弟及侄辈介绍，与我母亲胡道芬（四川荣昌人，复旦大学预科班学生）结婚。

父亲在大学时是个很活跃的学生，酷爱体育，是学生会的军事体育部长。一九二六年曾在学校参加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伐时，到火车站去游行，投身于反对军阀吴佩孚的洪流。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他的好朋友邵××（邵力子之子）、于××（于右任之子）都先后离校，据说有的人去了苏联，有的则被逮捕了，父亲也失去了组织联系。

回到江津后，由叔祖父鹤丹责成他去白沙黑石山担任聚奎学校校长（一九三〇年一月至一九三二年二月）。其后，姑父龚农瞻筹办江津县农工银行并出任董事长，他推荐父亲担任经理。从此，父亲步入金融界。江津农工银行逐步扩大，后成为拥有多处分行和办事处的四川商业银行，解放前在上海亦设有分行，父亲的声望也越发显赫。他办事以信誉为上，深得人们信赖、推崇。

据母亲胡道芬回忆：父亲自一九三〇年任聚奎校长后，一心扑在学校建设上，全然不顾家事。他把妈妈的陪嫁也捐赠给学校；其后，他担任过聚奎的校董及董事长，为学校的事竭尽全力。特别是在解放初期，有时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母亲劝他少管校事，但他仍一如既往，苦力支撑，常常从重庆到白沙亲自过问，并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

据重庆的校友韦西平、潘英旭回忆：邓燮康风度翩翩，颇有朝气，他讲话有感召力，音色洪亮，学生们最爱听他讲演。他喜欢体育，号召学生锻炼身体，常为学生们在赛球时开球。他主张学生吃份饭，讲求卫生。他倡议学校开设“课间餐”，上午十时左右加一顿豆浆，以利学生健康成长。有人曾讥讽这种提倡是“吃贵族饭”。他对抗战期间流亡到四川的穷苦学生，往往无私支援，解囊相助。

父亲对于抗战时来四川的知名人士很看重。如湖南的周光午、何之瑜，被聘请到聚奎学校任校长或任教。何之瑜是陈独秀的学生，曾被请到我家任寒暑假期的家庭教师，他治学严谨，激励我们姊妹上进，父亲极为尊敬他，嘱我们称他“何伯父”。陈独秀逝世时，由何之瑜主持葬仪。台湾名教授台静农及我国著名翻译文学家曹靖华，抗战时均居住我家（白沙溜马岗新房子），他们颠沛流离，到了白沙才算定居，父亲为了他们的写作方便创造了有利条件。北京大学教授魏建功也住在白沙砖房我姑父家，父亲同样给予关照。

父亲还极力支持他的侄辈们上进。他曾专门写信勉励堂兄邓佑曾、邓庆曾去上海深造。佑曾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庆曾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现在邓庆曾是美籍华人，是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的著名医学博士。邓小平同志访美时，曾亲自接见这位同乡又是同姓的医学专家，鼓励他为人类健康事业多作贡献。庆曾于一九八一年回国探亲时，曾专门询问父亲近况，可叹父亲已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病逝了，以未能相见引为憾事。

父亲思想开明，追求进步。为了抗日募捐，他力排众议，支持妈妈和邓家姑嫂们出演话剧，亲自联系剧场，组织票房。当年她们演过揭露汉奸可耻行径的《血债》，演过歌颂爱国军人的《血洒晴空》，母亲均是女扮男装，饰演汉奸和爱国军人阎海文。父亲夸母亲演得真实可信，鼓励她继续为抗战出力。

父亲在对待疾病和死亡的态度上，也是十分豁达的。他一九七八年初确诊为肺癌，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住院期间曾对我说：“对于病痛，应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要如同对待敌人，一是反对、二是不怕。”他在医院亲自对我交代：死后将他的骨灰分成十五份，撒向子女工作战斗的地方，希望我们为祖国献力，这就是对他最好的悼念。并建议了具体地点：成都——草堂寺，西安——大雁塔，长春——南湖，南京——长江，哈尔滨——松花江，峨眉——峨眉山，重庆——汪山，盐源——崇山峻岭之中。我们众多姊妹遵照他的遗嘱，妥善办理了此事，以告慰他在天之灵。现在我们姊妹都在各自岗位上较出色地工作着，父亲可以完全放心了。

篇二：先父刘丹五任成都市参议会议长始末

文／刘静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饱受战火摧残的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专制腐败、物价飞涨极端不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革命民主力量日益强大，世界舆论对国民党一党专制亦有抨击。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解放区；另一方面，装出一副愿意实现民主宪政、广纳各界意见的假面目，以欺骗国内外人民。在精心炮制下，国民党政府决定在国统区各省、市、县相继成立所谓民意机构——参议会，并且首先在成都举行“民主”选举参议员。

成都是四川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地方军政人员、官僚地主集中的地方，地方势力甚为浓厚，派系斗争极其复杂。当然，争夺参议会议长位置的斗争也很激烈。

我的父亲刘丹五能够担任参议长，其原因确是多方面的。父亲在遂宁起义失败后回到成都，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条件，为起义失败回到成都的中下级军官做了很多掩护安置工作，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和邝继勋同志的亲属。同时，由于对现实的不满及其本身世界观的局限，他弃军从商，兴办实业，先后办起了华光火柴厂、锦华染织厂、友谊伐木厂和互利信托公司，后均因资金短缺、伪币贬值等原因相继停业。

当时，他正在成都东门外闲居，以诗书自娱，无意卷入政治漩涡参加竞选。在成都东门外地段的哥老会，最初准备推举“舵把子”范大爷出来竞选。范大爷觉得自己文化不高，资历不深，便邀约了几位有“声望”的人多次到我家劝说父亲参加竞选。父亲一再推辞，范等则一再要求看在邻里情分，要他为地方说话，并保证一切竞选活动全由他们包办，不要父亲操一点心。父亲这才勉强同意，但对是否能选上则漠然置之。哥老会的号召力量真不小，到了选举之日，几乎一致投父亲的票。

一九四五年底，成都市各区都选出了参议员，接着便开会推选参议长。这个要职争夺的人很多。国民党企图控制参议会，推荐孙震（字德操）竞选议长。但地方实力派坚决反对孙震当选，双方相持不下，先后提出了十余人为候选人都通不过。最后各派势力采取折中调和办法，准备选出一名不偏向各方的“社会贤达”担任，大家便看中我父亲。于是，他便以多数票当选为参议长。这件事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因为父亲在成都并不是很出名的人物。当时四川省主席张群曾问过成都市长陈离（字静珊）：“刘丹五何许人也？”于此就可以说明。

从父亲本人来说，虽然对国民党有一些认识，但对他们关于参议员要代表群众、为群众说公道话之类的漂亮言辞亦有所幻想。加之在竞选参议长之前，当时的成都市长陈离曾到我家，极力主张父亲出任参议长。父亲与陈离是辛亥革命时的同志，平时关系密切，亦想与他合作搞一番事业。因此，父亲对参议会能为人民说话寄托了希望。他曾兴奋地对家人说：“我决心秉公办事，现在有为老百姓说公道话的机会了！”

他在任参议长期间，的确也说了一些公道话。当时《新华日报》驻成都记者曾多次访问过他，并在报上发表了他反对拉丁（抓壮丁）、加粮（征购粮）、反对内战的言论。在议会上，他也发表了自己主张实行“二五”减租的意见，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极大不满。此事在当时民主同盟的《民意时报》上登载过。

在担任参议长几个月后，父亲认识到，参议会提出的意见、通过的提案，如果真是为群众讲话的，便根本不起作用。参议会其实是派系斗争、争权夺利、搞政治交易的场所。也就在这段时间，国民党多次劝诱父亲填表参加国民党。大约是一九四六年冬的一个晚上，市党部来电话找他，当时他已睡了，是我接的电话。我告诉对方家父已休息了，一个混浊的男低音说：“请转告议长，他不填表我无法向张长官交待。”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他愤怒地说：“过去说我是共产党，现在又拉我加入国民党，我是无党派，手续我早让秘书退回去了！”我这才知道国民党一直在拉我父亲加入他们的组织，但都遭到父亲的拒绝，这当然会引起国民党的不满。

从此，父亲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借口身体有病，不到会主持会议。他多次提出辞职均未获准，干脆就在家不再去参议会了。当时的《新新新闻》日报曾以“群龙无首”来形容参议会。

一九四七年六月，父亲把全家从成都迁回江津，家人都不愿意。我问父亲：“为什么要回江津？”父亲说：“陈离曾对我讲，我们受到了军统特务的注意。我问他紧不紧急，陈离说很紧急，并约我次日下午在望江楼会面详谈。可我等了一下午，陈离也未到。后来打听，陈下落不明。不久报上登他辞职，问其家属，才知是国民党特务迫害得紧，躲了。直到这样，我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回江津。”（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篇三：几水歌（节选）

作／吴芳吉

**按：**吴芳吉（一八九六——一九三二），江津县德感乡人。曾任教于东北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工诗词，号“白屋诗人”，著诗甚多，遗作有《婉容词》《护国岩》等。

（一）

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娇。 相连千井屋，一湾遥。 云山四面起，联塔端如弦上箭，风帆密似鸟归巢。 清趣无尘嚣，来往杂渔樵。

（二）

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情。 大西门外路，长忆艾卿坪。 树树枝枝香桔子，村村舍舍涌滩声。 风光四季明，归兴一舟轻。

（三）

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宜。 国公遗爱祠（注），中有古莲池。 池上小亭留我住，波间花影映依衣。 隔岸啭黄鹂，明日是星期。

注：“国公遗爱祠”，据《江津县志·典礼下·附寺观》记载：“遗爱祠在县东二里，清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邑令国璋（满族）建，祀清代邑令之有德政者。”

（四）

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垆。 江团青玉盏，竹笋少娘厨。 酒贱无须知价饮，街平不必倩人扶。 猜拳故意输，爱客谁能如？

篇四：医学博士李昌林

文／涂贻谋

李昌林（1916—1984），四川省江津县德感乡人。三岁亡母，十六岁丧父，兄弟姐妹较多，由他的二哥李昌怀抚养成人。虽然他的二哥经济负担甚重、家计困难，但还是一个十分和睦的家庭。

昌林自幼聪慧，从读小学起，学习成绩即以优异著称。1930年秋，考入江津中学31班。当时吴芳吉任江津中学校长，吴是爱国诗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吴作了不少爱国诗歌，随时给学生讲授，慷慨激昂，动人心魄；他又倾向于儒家思想，经常给学生讲立身之道。这形成了李昌林后来对族戚关怀、对朋友诚挚和对帝国主义的痛恨，并为他身在美国而心怀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1933年，他考入重庆联中高三班。联中校长陈行可重视科学，昌林受其熏陶，便致力于生物学的钻研，对生物实验中的解剖部分非常重视，细心使用解剖工具，观察动植物的内部组织和结构，对照书本精心制图，与当时的同班同学沈际皋志同道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联中毕业后，他二人同时考进华西大学深造。昌林在华大期间与伍义泽友善，彼此研究医学上的问题。当时成都也充满了白色恐怖，伍义泽被视为活跃分子，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昌林巧妙地把他掩护脱险。反动的训育主任强迫昌林加入三青团，被他断然拒绝。昌林在学习上一贯刻苦自励，毕业时获1943年莫尔斯（Morse）最优毕业生奖章及博士学位。1943至1947年，任华西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内科主治医师、讲师等职务。

1949年，他赴英国留学，攻读热带病学。1950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热带病学和卫生学证书（DTM&H）。后赴美国，工作于芝加哥大学，由微生物学副研究员到助理教授、副教授。1957年改任迈阿密医学院内科和病理学教授。在任教的同时，昌林还从事临床病理学和血液学研究。1968年以后，一直任美国芝加哥迈蒙尼德（Maimonides）医学中心常任病理学家、查尔斯·海曼（Charles Hyman）血液学中心主任。1970年后，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血液学顾问、美国血液免疫学会理事，还担任这个学会理事会主席。

昌林还发明了“父权试验法”（亲子鉴定法），受到美国法律界和政府的重视，曾多次应邀在美国和外国讲演，获得好评。如1974年应美国律师协会檀香山年会的邀请，作了关于制定亲子关系试验的专题讲演。昌林是美国许多医学会的成员，他共发表论文77篇，还参与编写了很多医学论著，如《Todd临床病理学教科书》等即为其代表之作。昌林在四十年医学活动中，他的主要成就是血液免疫学和父权试验法两大发明，这是医学界前所未有的突破，填补了世界医学界的空白。昌林在美国获得过多次奖励，1965年和1968年两次获得莫里斯·帕克（Morris H. Parker）医学研究奖，1971年获美国血库协会科学展出一等奖。

昌林生活俭朴，严于律己，乐于助人。在美国期间，他酷爱电子计算机。由于他有良好的数学基础，又擅长自己设计实验装置，更藉电子计算机的帮助，经过精密计算，创造性地发明出震撼医学界的父权试验法和免疫血液学。昌林身在美国，但随时眷恋祖国，当中美未建交时，他无法回国，迟至1962年才加入美国国籍。

粉碎“四人帮”后，他始毅然返回祖国，力求以他的所学为四化作出贡献。1980至1983年，曾五次返华开办学习班，传授最新的血液免疫学和血库技术。讲授内容非常丰富，有最新研究成果，有基础理论，有独特见解，有切实可用的实践经验。如1983年五月，在成都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举办的一次学习班，就有美国Gamma国际生物制品公司派来的助手和提供的大量试剂和器材，供学员实习之用。昌林一面表演，一面辅导实习，务求学会以便实用，使来自全国许多省市的25名学员非常满意。

按昌林的理想，是要利用美国的基地、人力、物力所作出的成果全部带回祖国，在祖国建立起医学上最尖端的实验基地，为祖国培养出高水平的医学人才，然后回国定居，叶落归根；使世界医学最尖端的血液免疫学转移到中国来，让世界先进国家都派人来到中国学习、取经取宝，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扬眉吐气。

1984年五月，昌林利用在美国一年一度的休假（五周）回国，以三周时间在成都输血所办学习班，以两周时间去台湾讲学，以加强大陆和台湾学术界之间的了解和联系，希望能对祖国统一大业起到一些作用。由于过度疲劳，不幸患脑溢血在台湾逝世。

噩耗传来，他的亲戚、朋友和有关人士莫不悲痛异常。四川省科协、成都市科协、四川医学院、中华医学会成都分会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等联合举办了悼念会，台湾也举行了追悼会；在美国，迈蒙尼德医学中心、美国中部红十字会等有关方面举行了悼念活动，并筹集了李昌林奖学基金，并将以李昌林命名办一所学校。

昌林的夫人何春荣亦是医学博士，在医学界享有盛名，现还在美国工作。昌林的成就，深得夫人鼓励之力。遗子女三人，均在美国。

篇五：即事（诗八首·节选）

作／钟云舫

**按：**钟云舫（一八四七——一九一一），江津高牙乡人，清末廪生。工诗文、词曲，尤擅长联，有“长联巨匠”之称。遗作有《振振堂集》等。《即事》诗八首即钟云舫狱中诗。门人郑璧顶云：“八首作一气。字字是泪，字字是血，从古冤狱未有冤如此者，无怪言之沉痛也。”

（一）

夜析沉沉恨不消，丰城剑气直冲霄。 有何大故干天恼？未免洪炉触手焦。 冤海恨残精卫血，愁波涌上伍胥潮。 伤心我蜀文翁化，都被秦人却火烧。

（二）

自服南冠作楚囚，东川士气一时秋。 三年缧绁君恩重，百种机关法力通。 诗谳已罹苏子狱，煞星还结献宗仇。 夜阑搔首倾西望，井鬼昏昏贯索绸。

篇六：我所知道的周开庆

文／黄光时

周开庆，江津李市乡人，江津中学十三班学生。一九二四年，因领导择师运动、反对校长马若苏不成被斥退。其年秋，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一九二六预科毕业，到《武汉日报》社任编辑。“武汉政变”后，他回到四川，初在成都办一小报。

大约一九二九年前后到重庆，其时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在重庆。因师大同学彭纶的关系（彭任省党部宣传科长），他到该科作干事，创办《四川晨报》并兼任经理。一九三三年省党部扩大组织，他升任宣传科长。一九三五年彭纶离开省党部，他也同时离开。省派曹叔实为《四川晨报》社长，吴大猷作总编辑，周把《晨报》交出。

他曾到绥定四川五路“剿共”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时间甚短。曾扩情作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和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时，他在那里工作，职务不详。

抗日战争爆发，曾扩情在西安为胡宗南创办战干四团，周开庆为其助手。一九三八年，曾扩情调任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他作主任秘书，主管全部党政工作。虽另有副主任，皆挂名未到职，故实际由周代行正副主任职务。一九四二年，蒋介石以西安事变时曾扩情曾替张学良广播的旧怨，将曾扩情撤职。周代办好移交手续即回四川。

当时张群任四川省主席，任他作达县县长，后又调任永川县长。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回南京，于重庆设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辕，张群为主任，找曾扩情作行辕政务处处长。曾向来不坐办公室，乃约周开庆来作政务处秘书。他就辞去永川县长来行辕任职，全权代行政务处工作。

一九四七年，重庆行辕改名重庆绥靖公署。政务处改为民事处，有了副处长编制，周遂升为副处长。张群调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调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为重庆绥署主任。朱升曾扩情为秘书长，周升民事处处长。一九四八年，民事、政务合并入政工处，周调为办公室主任，同时被选为江津地区国大代表。

一九四九年，全国大部分地区解放，蒋介石想把西南作为最后的根据地，将重庆绥署改编制为西南军事长官公署，另设西南政务委员会，调张群兼军政两个机构的主官，调周到政务委员会作土地处长。一九四九年十月初，重庆临近解放，西南政务委员会撤销。重庆解放前夕，周往成都，后去台湾。多年阔别，怀念强深。

篇七：江津第一座水电厂——白沙水电厂筹建经过

文／程智铭

江津县第一座白沙水力发电厂，位于白沙镇驴溪上游六公里处黑石山附近的高洞。这座电厂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党七十八军军长夏仲实主持筹建的。一九四一年九月夏仲实辞职回到白沙后，为了建设家乡，恳切请求全国水利资源委员会长寿龙溪河水电工程处给予技术支援，得到该处慨然应允，承担了勘测设计、基建施工等工程项目。他又积极从四面八方募股集资，筹措建设资金。经过一年多艰巨而紧张的勘测设计和施工，终于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建成投产发电，从而解决了白沙镇和附近乡村的生活用电和工农业的生产用电问题，特别是使白沙镇工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大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

（一）

早在一九四三年以前，由白沙商会王秉炎等人合资经营的“白沙电灯公司”是用柴油机发电。由于电机动力小，出力率低，发电量少，因而居民夜间用电照明时，还是要在电灯下点蜡烛，更谈不上作生产动力用了。加之物价暴涨，电费昂贵，用电户数日趋下降，因而电灯公司的业务也日益萧条，最后卒致倒闭。

一九四四年初，夏仲实目睹白沙镇三万多居民还在依靠桐油灯、煤油灯照明过日子，要发展城镇的轻工业更无从谈起。他几经思虑，就设想利用白沙镇驴溪上游高洞瀑布的水力建设发电厂。他首先征得在长寿龙溪河水电工程处工作的外侄女周德静副工程师同意为建厂效力。周德静随即回到龙溪河水电工程处，邀请吴玉章的儿子吴震寰工程师同来白沙，与夏仲实共商工程设计和施工等问题。

吴震寰同志是在法国学水电工程、一九三〇年入党的共产党员，在法国和苏联作过多年的水电工程师，抗日战争回国后在长寿龙溪河水电工程处工作。他来到白沙后，受到夏仲实、白沙镇长陈孔棣、副镇长侯颖恬的热忱欢迎，并陪同吴、周二人前往高洞瀑布处观察地形、地貌和水力资源，认为这里完全具备了兴建发电厂的条件，并向夏仲实表示愿意尽力支持。

吴、周二人返回长寿龙溪河水电工程处向处长黄育贤作了汇报，黄处长也认为高洞建设小型水电厂的条件是具备的，赓即召开工程技术人员会议，研讨吴震寰同志的设想方案。到会人员一致认为：吴震寰工程师设想在高洞瀑布上面筑一拦河坝，旁边开一明渠引水到岩的右边，用麻柳木材制成水槽引水到岩下发电，安装两台发电机，装机容量一百五十瓩，使白沙全镇照明与小部分轻工业的用电是可行的，而且费用也不大，适于民营。但大家又考虑到，作长久之计，不如在岩上开隧洞、安装铸铁管道耐用，又可避免长江洪水汛期停止发电的损失。

经过反复探讨比较，最后确定为坝后式、开隧洞用铸铁管引水、深井机房的发电厂建设方案。将这一方案送到白沙后，得到了夏仲实的赞同，就这样把作为建设白沙水电厂的正式方案定了下来。这样的深井机房地下式水力发电厂，从机房到井的顶部像螺旋式逐级上升的梯步就有一百三十多步，在当时全国也是少有的水力发电厂。这也是我国早期自行设计施工、制造机电设备、费省效宏的水力发电厂。

（二）

在白沙水电厂的设计方案确定后，夏仲实就一面积极筹集资金，一面又商请长寿龙溪河水电工程处协助承担整个基建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并负责组织力量施工。一九四四年三月，由夏仲实、邓蟾秋、龚农瞻等人正式组成“白沙水力发电有限股份公司筹备处”，推选夏仲实为主任，邓蟾秋、龚农瞻、甘德明、刘在方、邓石士为副主任。夏仲实、甘德明等人为了筹集资金四出奔走，向江津城关、重庆、成都和白沙镇的各界人士发起募股集资，每股一万元。由于外地工作的家乡人关心桑梓建设和当地民众用电心切，都积极支持，投资入股的甚为踊跃，很快就发展到六百八十二户股东、金额达到一亿六千万元，夏仲实一人就首先入了三十几股。

夏仲实为了便于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在发起募股集资的同时，于四月二十五日召开股东大会，共同商议决定成立董事会，并推选董监事二十二人，夏仲实为董事长。在董事会下设驻渝办事处，由龚农瞻负责；工程师办公室由胡世乐任主任。公司设经理、协理，由朱启糯和杜岑分别担任。下设三课管理行政事务：总务课长侯颖恬，工务课长周德静，会计课由杜岑兼任。在成立了办事机构和安排了工作人员后，就大力开展募股集资和购置基建工程的机器设备及原材料的准备工作，保证了动工后基建工程的需要。

长寿龙溪河水电工程处承担了白沙电厂的勘测设计和基建施工的任务后，该工程处根据确定的设计方案，先派林世华工程师前往白沙高洞进行测量及收集资料，然后回长寿进行设计。后来工程处改组，设计工作改由副总工程师张光斗负责，并派出了以徐洽时为主的一十三名工程技术人员，来到白沙水电厂高洞工地现场。首先成立了“白沙水电公司主任工程师办公室”，办公地址设在黑石山上的鹤年堂。开初是徐洽时为总工程师兼办公室主任，不多时徐因另有任务被调走了，由林世华工程师接任工作；林不久又被调走，再派胡世乐接替工作。

其余的工程师分担的任务是：吴震寰负责勘测地形、绘制图表；蒋立中和周德静负责水工建筑物中的拦河坝、进水口、尾水渠等工程的施工；李荫余负责输水管道的隧道工程；杨家祥负责电气部分；区昌负责进水管道的安装；钟德成负责厂房设计施工；姬昌负责木作设计；还有汪晋洪负责工程处的计划和会计工作。由于工程技术人员职责明确，经过同年三至十月的八个月时间的积极努力，勘测设计就提供了基建上的主要施工图。长寿龙溪河水电工程处紧接着就派调来长寿的“协和”、“协昌”两个建筑公司，组织了炮工、石工和民工等四百余人承担施工任务。十一月份，对整个工程项目就开始了全面施工。

（三）

白沙水电厂基建工程动工后，由于抗日战争时期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从募股集资来的钱除了购置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之外已所剩无几，迫使基建工程于一九四五年四至五月停工两个月。夏仲实眼见工程就要被迫下马，十分焦急，正处于无计可施的时候，突然听到省里召开参议会，在议案中有一项要求国民党政府退还各县原来借去的谷款。夏仲实喜出望外，感到有了办法。他一面马上给正在省里开“第一届省参议会”的卞稚珊参议员拍了一封“加急”的电报，内容是请卞稚珊在省参议会上设法力争得到应还给江津县的这笔谷款；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江津县长肖烈协商，将这笔谷款借给白沙水电厂作为建设资金。

原来当时国民党政府以抗战为借口，用“借”和“征”的办法收集各省、县的粮食，仅四川省就借去黄谷一千一百七十多万石，其中江津县就被借去黄谷折价达二千万元的巨款。在省参议会上，当时的省主席张群、省建设厅长何伯衡、省参议长向育仁等人都想把这笔谷款抓到手中，他们以“省里集中使用，既有利于国，又有利于民”为借口，拒不还给各县。但大多数参议员都从各自县的利益着想，积极提议把谷款还给各县。因此，这个谷款问题就成为省参议会上集中使用和还给各县的争论焦点，彼此分歧，相持不下，以致成为悬案。这样就形成会内争吵、会外活动的局面。

但在每天散会前的几十分钟，多数参议员都感到疲乏难禁、心不在焉，对秘书长在主席台上宣读的议案根本无心去听，只要他喊一声“赞成的举手”，大家就稀里糊涂地举手，就这样通过了一件又一件的提案。卞稚珊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认为有机可乘，下决心趁浑水捞它一把。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一条妙计，就利用在散会前的几十分钟的机会来作文章。这时参议员们都等着想走，秘书长忙着把议案念完，主持会议的参议长向育仁似睡非睡地在那里打盹。卞稚珊赶紧写了一张提案，大意是“请求将应还给江津县的谷款，借给白沙水力发电公司，以利该公司工程建设早日建成投产”等语，随即把这张提案带上主席台，很敏捷地塞进了提案卷宗里。不一会儿，秘书长念到卞稚珊的提案时，卞稚珊立即大声呼喊“赞成”，于是参议员们也跟着应声喊“赞成”，不知不觉地就举手通过了这条议案。就这样，白沙水电公司就借到了二千万元的资金，六月份基建工程又全部复工。

（四）

白沙水电厂基建竣工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水轮机试车运行。当时负责水轮机的工程师余崇文以及办公室全体人员齐集机旁，以紧张的心情注视着试车情况。开闸放水运行的结果，完全符合设计要求。这一次试车成功后，一月二十八日由董事会和工程师办公室共同议定：一月三十日在高洞发电车间举行竣工验收和发电典礼。举行典礼的当天，江津县长肖烈、建设科马科长等参加了典礼仪式。

二月十日，又在白沙镇机仙庙举行供电典礼。前来参观典礼的有成都、重庆、江津及白沙各界人士代表五百多人，同时当地农民群众络绎不绝。特别是白沙镇居民欢庆白沙水电厂竣工投产发电，光明普放，喜上眉梢，到处呈现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一九四六年二月八日重庆《新华日报》为此报道了《江津县白沙镇建成水电厂》的消息，祝贺白沙从此大放光明。

（五）

建国三十五年来，白沙水电厂又有了新的发展。高洞发电车间进行了技术改造，将原来两台机组装机容量一百二十瓩改为二百瓩。一九七六十二月，在位于高洞发电车间二公里半的蟾鱼洞破土动工修建第二座发电车间。一九七八年二月十日建成投产运行，三台机组装机容量为六百瓩，增加了发电量。

白沙水电厂是一个由民营，经公私合营，到现为国营的过程，已有四十多年历史的电厂，为白沙镇和附近乡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使白沙镇成为江津上半县的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充分显示了小城镇的重要经济地位和作用。（一九八五年二月六日）

篇八：白沙历史沿革简述

文／刘子华

白沙位于长江上游，在江津县境内，离县城九十华里，上接叙泸，下通渝涪，南驰黔滇，北走永璧。白沙地处长江南岸，靠山面水，沿江而建，城镇区域长达15华里，总面积1.12平方公里。

白沙这个名称来历较久，同名者亦甚多。在合江境内有白沙场，居于我镇之上，名曰“上白沙”；在巴县境内，猫儿峡、小南海之间有白沙沱，居我镇之下，名曰“下白沙”；我镇地处两者之间，名曰“中白沙”。至于白沙地名的由来众说纷纭，缺乏可靠资料证实。据传江岸地势平坦，一片白色河沙，因地貌特征，故获白沙之名。

白沙是四川著名的大镇，在辞书上有简略记载。一九二八年出版的《古今地名大辞典》载：“白沙场在四川江津县西南八十余里，大江津渡处也。”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辞海》1759页载：“白沙在四川省江津县西部，长江南岸。附近农业发达。并产广柑、龙眼及烧酒。商业发达，向为四川著名大镇。名胜有黑石山。”

白沙是个交通方便、经济繁荣、农副产品集散的重要集镇，为四川四大重镇之一（四川四大重镇，即江油之中坝、江津之白沙、射洪之太和镇、金堂之赵家渡）。它经济发达，历史较久。近百年来，由于手工生产的进步及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使这个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清末民初手工业比较发达，利用农村的丰富资源，发展了棕丝、猪鬃、桐油、皮张等农副产品加工制造业。由于重视产品质量，创造了外贸出口的名牌产品，“双喜牌”棕丝、“群猪牌”猪鬃，远销国内外。三十年代末，纺织工业也有较快发展，建立了白沙新运纺织厂，采用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全镇有三百余家从事纺织手工业。四十年代初，电力工业逐步兴起，早期聚奎学校即已使用电灯照明，以后又在白沙镇上兴办了启明电灯公司、水力发电有限股份公司。

在商业方面，集市上交易的大宗产品是以米粮、盐巴、布匹、绸缎、糖油、竹木、家禽、蛋、水产、蔬菜、鲜肉、各类土产山货为主的集散市场，实为江津第一繁华集镇，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济中心。这个集镇，无论是过去和现在，均有各类物资向白沙集运。因水运之便利，上自朱沱、松溉、石门等处，下游至油溪以上之货；又因陆路之方便，在江津境内有柏林、蔡家、龙吟、李市坝、毗罗市、鹅公场、几子坎、梁董庙，合江的大、小漕，贵州的大坝、寨坡、土城、凉村、温水、仁怀厅等地之土特产，均各集中于白沙。尤以米谷杂粮为大宗，白沙、朱沱是著名的米产区，每年产量甚丰，除自给及源源供应县城需要外，大部分运往重庆及下川东一带销售。每逢赶场，四面八方有几万人来此贸易，交换工农业产品，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它充分发挥了联结城乡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由于白沙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成为水陆交通枢纽，江津县城西部的经济、交通中心，它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步形成了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

白沙的文化开发较早，在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乡人张元富、邓清涟在黑石山宝峰寺庙址兴建义塾，命名为聚奎义塾。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集资创办聚奎书院，于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建成。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兴办学校，改书院为聚奎学堂，以后继办聚奎两等小学、聚奎中学，迄今已有115年的历史。

到辛亥革命以后，创办的学校逐渐增多，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首都迁来重庆，白沙成为抗日的大后方、文化的重镇，被称为川东地区三大文化重镇之一（三大文化区：即北碚区、沙磁区、白沙区）。当时仅大专、中等以上学校即有十六所，中小学就更多了。1933年，还在白沙创办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白沙实验区。

白沙经过九百多年历史逐步发展为经济重镇、文化重镇。白沙的历史虽然悠久，但由于地处川东（重庆府）边缘，远离省城，仅为江津县辖场镇，前人有关白沙的历史记载不多，兼之十年浩劫期间，遗留下来的文物资料破坏殆尽，恐时间一久难以考查，故将收集的片段资料记叙于后：

• 东汉末年始有人和事的活动： 白沙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的边缘丘陵地带，居长江之滨，自然条件适于农作。早在东汉末年，就形成了村落，有人聚居。1958年10月，江津师范在原大学先修班校址地基挖出一批出土文物。这批文物分三大类：一是铜器，有铜碗、铜盆、铜釜、铜羽觞、龙纹首杖、压胜钱（即铜钱币）共有八件；二是陶器，有陶鸡、陶羽觞各一件；三是汉砖共有三百余块。以上文物据考证均为汉墓中之殉葬品。从这批出土文物来看，这就足以说明早在东汉末年，这里是长江流域农业比较发达的区域之一。据查考，现在江津师范直至马项垭、染织厂、红豆树等地均属义冢。过去是荒冢累累，荆棘丛生。1933年，江津县长高显鉴在此创办四川平教会白沙实验区，才在这里破土动工，划为学校基地至今。又据重庆市博物馆金石考古学家邓少琴先生对江津文物及崖墓所作考证：江津县境长江两岸多有崖墓之留存，如白沙的大旗山、机仙庙均为汉代之崖墓，驴溪上游千担崖之崖墓则更具特色，石崖上有石刻文字记载遗迹。

• 唐朝年间创建大圣寺： 据《江津县志》记载，“大圣寺距县城九十里，在白沙后街。”又《蜀中广记》卷十七已载：“唐大圣寺，在县西七十里。按《太平广记》：东蜀大圣寺一木像，制度环异。耆老云：像自荆湖溯流而上，历归峡等郡，所过多具舟楫取，千夫牵挽不抵岸。流至渝州，州人焚香祈请，应声而往，建此院安置焉。”

• 宋朝开始建镇： 白沙镇名早期见于北宋元丰年间。当时江津所辖区域有七乡十四镇，而白沙属十四镇之一。北宋《元丰九域志》卷八记载：渝州南平郡属江津县，雍熙四年南平县并入江津。江津州南一百二十里，有七乡（略），有汉东、伏市、白沙、长沙、圣钟、石羊、玉栏、灵感、石鼓、沙溪、仙池、平滩、石洞、三追十四镇，而白沙即见称于此。

• 元朝农民政权领导： 明玉珍据蜀，江津改为义甸邑，白沙归农民政权领导。元朝末年，徐寿辉红巾军在湖北随州发动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徐寿辉部下明玉珍在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率领红巾军入蜀，很快攻克了四川大部分州县，并于1362年在重庆建立了“大夏”农民政权。1366年明玉珍死，其子明升继之，直到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为朱元璋所灭。

• 明朝万历九年（1581年）设置水驿： 当时白沙已成为川南、川东的水运交通要道，川黔动道上的重要集镇。据《明会典》一四六卷记载：江津县有僰溪水驿、汉东水驿、白沙水驿（归系石门水驿，万历九年移改）、白渡马驿。又据《读史方舆纪要》六十九卷记载：江津县僰溪水驿，在县治西。又西六十里有石羊水驿，百二十里有石门水驿。万历九年改石门曰白沙驿。百八十里有汉东水驿。又白渡水驿，在县南百二十里。嘉靖中，石门、白渡二驿废，余仍旧。

• 清朝初年酿酒业兴起： 光绪初年，酿酒业为最兴盛时期。当时，白沙烧酒著名全国，有“江津豆腐油溪粑，要吃烧酒中白沙”之称。当其盛时，有三百余家作坊，到民国初年还有二百三十余家作坊，每日可产酒四万六千余斤，全年产一千万斤以上。现白沙镇上的槽房街即由此得名。那时白沙烧酒不仅畅销本地，而且远销省内外。其销场之广，上至成都、嘉定、叙府、泸州，下至重庆、涪陵、万县、宜昌、沙市、汉口、湖南、江苏等地，以及嘉陵江上游之合川、三汇，贵州省之贵阳、赤水、桐梓、遵义等地，均挂出白沙烧酒招牌，人争购之。白沙烧酒的特点是：清澈透明、香甜味醇、酒度高、质量佳，主要是取用驴溪河水烤酒之故。驴溪之水多历浅滩深谷，溪泉清冽，经科学化验为软水，所含矿质极微，最适宜酿造。

• 清朝中期工商业的繁荣： 从修建庙宇来考查，可以反映出当时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人口的增殖这几方面的情况。全镇计有寺庙二十座，会馆一座、乡谊祠一座。这些庙宇建筑华丽，惜于一九三四年白沙火灾中全被烧毁，虽有少数幸存，今已改作他用。关于寺庙可分两种类型：

  1. 属于商业行会的庙宇： 它是一种同业关系组织的行会。这种行会制度已有很长的历史，是手工业和商业最早的组织形式。每个帮会都推选若干会首，从中推选理事长一人。同行业之间发生的各种争论和经济纠纷，都由帮会理事长公断处理，以保护同行业商人的权益。这种纯属商业、手工业的行会庙宇形成的历史较长。如烤酒帮的杜康庙，大约创建于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屠宰帮的张爷庙，大约创建于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织布、服装业的机仙庙，大约创建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厨师帮的詹王庙，五金帮（即铜铁器）的五显庙等，都是商业、手工业早期的帮会组织，都有较久的历史。各个帮会组织成员每年聚会一次，张灯结彩，鸣放鞭炮，大办筵席，演戏庆祝。

  2. 属于会馆的庙宇： 它是一种同乡关系组织的行会，亦即外省人来白沙经商的聚会议事之所。有些地方志关于会馆的记载：“清初各省客户移来填蜀者及本省遗民，互以乡谊联名建庙，祀以故地名神，以资会合者，称为会馆。”白沙工商业繁盛，在清代兴建会馆特多。据黑石山《募建聚奎书院小引》石刻碑文记载：“白沙诸会馆，若粤、若楚、若闽、若豫章，业鳞次告落矣。”在清初康熙年间移民入川后，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江西等省来白沙经商的人增多而且殷富。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商人集资各建会馆，崇祀桑梓大仙。两湖曰禹王庙，两广曰南华庙，福建曰天后宫，江西曰万寿宫，贵州曰黑神庙。察各庙之大小，即知人民之盛衰。白沙镇高立的三楚会馆，即从湖北入川的刘、程、周、夏四姓人的同乡会，并修建禹王庙，设乡谊祠，每年集会一次。于1935年由商人夏福林、王恒生集资兴学，命名为三楚小学，1945年创办三楚中学。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川督丁宝桢将盐务改为官运商销。同年五月，在省设局筹办盐务，泸州设官运总局。九月初六日，江津县在白沙设官运盐务分局，管理川黔两省部分地区的盐务运销，并设盐务巡防哨官，驻清军四十人。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川督鹿传霖在白沙设磺务分局，以盐局派员监办，管理川黔两省邻近县的硫磺运销业务。据《江津县志》记载：“县属向不产磺，由贵州仁怀、新县、二郎滩、亭子坝贩运而来，多集于白沙。”当时白沙磺户二十六家，年约销磺二十八万余斤。每斤趸售价钱二百五十文，零售价钱三百四十文。

民国元年在重庆设磺务总局，江津设立分卡、采办磺斤，分运重庆、纳溪等局。后撤销磺务局，改由财政厅直管，乃设江巴磺局，派人驻白沙采办，兼设分销店。

自《中英烟台条约》开辟重庆商埠以后，外国商人便接踵而来，在重庆纷纷建立洋行。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日本商人在白沙三角坝开办兴利洋行，主要经营棕丝山货行业。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成立白沙镇商会。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江津划为十大镇，白沙正式建镇，直辖三口场、几子场、鹅公场、永兴场、毗罗场，团务办事处设白沙镇。

篇九：辛亥革命运动在江津

文／古基祥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使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民主革命的新篇章。辛亥革命的爆发，主要由于中国同盟会的积极领导，革命志士出生入死、前赴后继的英勇战斗，而四川保路斗争的激化却起了极有力的促进作用。

一、起义前的社会力量蓄积

江津人民自清中叶以后深受清廷的苛酷掠夺，陷于极端贫困的苦境，一经革命思想启发，故在四川人民保路运动中反抗意志如火炽烈，并随着武装革命的发展，激昂慷慨，走在斗争的前列。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江津民气激昂慷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根源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列强明目张胆用炮舰大肆入侵，清廷多次赔偿巨款，无不一一取之于人民，捐赋繁重，敲骨吸髓，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就江津县言，“正粮”年额为5,996两，但自咸丰年间起，为偿付巨额赔款，不断巧立名目，征收“津贴”、“捐输”、“常捐”、“新捐”，到宣统三年（1911年）年额为56,696两，已达正粮的九倍半。此外，川汉铁路租股按粮征收，年额达41,743两，再加“团练费”年额19,000两，在辛亥革命前夜，江津县附加税的征收几达“正粮”的二十倍。可见清朝统治者残酷榨取已达到何等程度！这些横征暴敛虽然直接取自粮民，但无一不转嫁于全县劳动人民和贫苦群众身上，痛苦深重。加以清廷日益昏庸腐恶，对内加紧镇压人民起义运动，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愈益激发反清思想。

江津自戊戌维新以后，不乏有志之士力图拯民救国。鉴于日本明治维新臻于富强的经验，县中先进青年汲汲于东渡日本钻研新学，络绎不绝。冉献琛、邓鹤丹、周常昭、聂祖辉等导于前，王雅莪、龚农瞻、丁慕韩等步其后，济济多士，不胜列举。其时中国同盟会已在东京建立，对留学生极力争取。江津留日学生富于革命热情，无不积极参加。他们归国回县后，倾全力于革命活动，倡导新学，革新社会，举办实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散播革命火种，利用哥老会“反清复明”宗旨扩大组织活动，激发青年学生爱国热情，为国家民族的兴亡开展斗争。他们积极热情地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为江津革命运动的发展蓄积了深厚的社会力量。

因而四川保路运动一经发动，江津各阶层人民情绪异常激昂，热烈响应。辛亥（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四川人民反对清廷“铁路国有”、实际出卖路权于外国的决定，在成都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各县相继成立分会或支会，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爱国运动。江津县保路同志支会于六月初六日开会成立，到会者约二千人。主持人根据四川保路同志会通告精神，演说夺路为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听众泣下。由到会群众选举邓鹤翔、杨锡藻为江津保路同志支会正副会长，决定以川汉铁路江津股东分会地址为事务所，并于六月初十日向成都四川保路同志会呈报成立，使江津人民保路运动和全省联成一气。

江津从七月间成都保路斗争日益激化后，县内同盟会员冉君谷（名献琛）、王雅莪（名培菁）、邓鹤翔等人根据“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在民间积极从事发动群众、推进哥老会的社会活动工作。因之，哥老组织在各镇乡蓬勃发展，群众“嗨”袍哥风靡一时。因接受同盟会的革命思想，被笼统称为“会党”，是日后革命同志军的中坚力量。当时白沙镇哥老会极为兴盛，它是白沙首义中有力的基本群众。

经会党的发动，当时的白沙、县城一带传播着许多“流言”，出现了不少的“飞簧”、“揭贴”，借发现“孔明碑”、“刘伯温碑”或“烧饼歌”之类的民间谶语形式，预言清代的覆灭和革命的胜利，借以鼓动人心。如盛传的一则孔明碑词：“一一连一九，江山问老叟，若要享太平，再过四十九。”那时一般人不知道公历纪年，自然难于了解“一一连一九”的意思，但对“老叟”却有大解释，就是孙文。因“叟”字上下拆开成两字便成“申文”，“申”与“孙”谐音，“申文”就是“孙文”。“江山问老叟”就是“江山问孙文”。借民间相传的孔明碑来预示同盟会领袖孙文必将推翻清廷、主宰江山，这是天意所归，不可逆阻，以达到坚定民心、鼓舞斗志的作用。仅从白沙一地民间向往革命的浓烈气氛，即可想见江津全县激荡欲动的民气。

同时，紧邻綦江县的江津广兴、五福一带乡镇的哥老会首领郭云程、彭鸿钧、邓老偏等，不仅广为吸纳哥老会员、壮大力量，还有意识地参加了綦江人池列五、池洪骞领导的共进会（同盟会的一支派）组织，和同盟会紧密联系，与革命运动同呼吸、共命运。

随着川西各县保路武装斗争的发展，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人心振奋。七月起，江津中学、聚奎学堂的师生便在各镇乡群众中公开演说宣传，指出革命形势剧变，亟须组织乡兵，扣留厘税进行抗争。这时留学日本归来的同盟会员王雅莪即在县内策划武装斗争，并和江津中学教师张鹿秋密切联系，草拟宣传大纲，动员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深入各场镇，唤起群众投入反清革命斗争。如第三班学生刘平先、一班学生刘仿侨被分派到家乡永安、旺龙两场展开宣传。因邱次元在油溪开办军事研究所，为武装斗争培训军事骨干，刘平先、刘仿侨同志参加学习。不久，白沙、江津相继起义，刘氏兄弟成为江津革命同志军的骨干。

在四川保路斗争急剧展开后，留日同盟会员肖湘（字绮笙）因回家乡荣县和同县盟员谢伟甫密谋革命，事泄，伟甫被县令王棪所杀，肖湘被通缉，便应江津留日同盟会员邓鹤丹的邀请到聚奎学堂任教。肖湘富于革命热情，并擅长辞章，经常以革命救国的义理畅谈、演说，激发师生，言辞慷慨，声泪俱下，感人至深，颇受爱戴。堂长邓鹤翔积极倡导，发动革命。因之师生热烈投入保路斗争，迅即组织学生军，谋应剧变。綦江人蓝敬夫担任军事教习，开展军事训练，动员学生各将自家所存有的毛瑟、九子、前膛各类枪支集中学校以备急用。留日高工云阳人胡襄伯在化学课中教导学生学制白药（炸药），除储备自用外，还供给镇乡团练作“四瓣火”引火之用。当听闻荣县发难独立消息，全校沸腾，师生无不摩拳擦掌，急欲一试。其时堂长邓鹤翔因任江津铁路股东分会和保路同志支会代表，先赴省城，目击保路运动已激化为武装革命斗争，立即迅速赶回学堂，积极筹划。

二、白沙江津相继起义

革命斗争瞬息剧变，成都及邻近各县用无数木牌书写各地同志军革命斗争动态和号召，投入江中，源源不断地沿江漂流而下，传知各地，称为“水电报”。江津人民收看后，又增加了所经历和见闻的斗争情况，续编为水电报顺流东下，传知川东和鄂西各县。

当江津人民迭闻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于八月在川西组织同志军、开展武装斗争进展胜利，同盟会员吴玉章领导荣县同志军于九月二十五日（公历十一月十五日）宣布荣县独立，首创革命政权的消息，无不欣然色喜，跃跃欲动，切望早见天日。

九月二十七日（公历十一月十七日），程德音、夏风薰、孙承先同巡官周国昌受江津县保路同志支会之遣，因聚奎学堂师生宣传革命激烈，决意行动，风声传播全县，同去白沙观看动静。九月二十七日夜，程德音、夏风薰等同邓鹤翔、周宅三等商议，策动盐防安定营营长云南人夏寿廷响应革命。全营一致赶造“汉”字大旗，次晨遍插铺家和住户，还在镇公所五显庙大殿前插上书有斗大“汉”字、周围密排十八个小圆圈（象征全国十八行省）的义旗。街市张贴肖湘事先奋笔疾书的《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布告全川父老文》，传檄全省。

当天，盐防安定营全营士兵和四乡团丁、聚奎学生军与各校学生和人民群众共约数千人齐集五显庙，邓鹤翔登台演说，痛斥清廷丧权祸国、阐发起义救亡图存宗旨，声泪俱下。演说后，在场军队和学生军都按毛瑟抬枪，分类编队，各校学生、人民群众跟后排列，由邓鹤翔和夏寿廷、吴汉臣等率领游行示威。人人手执白旗，高呼起义口号，游行全场，声势浩大，街市乡野震动。接连几次集市日期，还由有组织的团丁劝说赶场农民剪去发辫。最初农民还有些顾虑，但一经勇者带头，群起响应，很快蔚然成风，增强了广大农民建立民国的信心。当天午后，邓鹤翔随同程德音、夏风薰等赶赴县城，催促起义。

起初，县内同盟会员冉君谷为谋革命多次向县令吴良桐交谈，知其能识时务，乃进而秘密商议，决定等待时机，江津和各地一同起义；并由冉君谷先去重庆探察同盟会起义筹划情况，得知重庆计议周密，部署定妥。九月二十九日（公历十一月十九日），君谷返江津告知县令。吴良桐联系武昌起义、荣县独立、白沙首义和重庆起义部署等情况，深知民主革命是大势所趋、不可逆阻。次日，慨然将县印交出，并在城上高竖汉字义旗，在高小学校前壁大书“蜀军分府”四字。江津在十月初一日独立，传檄四方。重庆乃在十月初四日起义。

三、新政权的建立和江津同志军对外地的支援

吴良桐参加起义后，职位改称正统。县人王雅莪、马继良分任协统。其下分设司法、军谋、军需、财政、外交、庶务、交通等职，由冉君谷、杨鲁芹、赖彤舞、陈厥成、陈文涛等赞襄规划，刊制各职大小木印几十方，以利行使职权。

初时，各镇乡同志军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正统为整建统一组织，特在东门外大沙坝集合点阅，整编为十五个营。第一、二营由原清军靖安营、安定营改编，枪械齐全，都是原有的士兵；此外的各营枪械杂劣，由各阶层群众组成的同志军改编。分别编为城守、边防、巡缉、预备、侦探、炮队等营和缉捕、备拨、巡防、巡警等队。

同志军整编成军后，派遣第二安定营营长何焱卿、边防营营长聂庆云率领队伍驰赴合江支援；派遣协统马继良带领部队到綦江联络，使革命力量发展壮大，邻近县邑联成一气。重庆建立蜀军政府后，因合江同志军围城日久不下，即委派江津蜀军分府协统、同盟会员王雅莪（名培菁）为进攻合江的同志军南路司令，统一领导江津派遣援助合江的第二安定营和边防营。由王雅莪指挥的这支队伍中，黎建藩任攻城的炮手，每发一炮震天动地，围城同志军声威大振。

綦江方面，共进会会员池列五、池洪骞等密谋革命已久，积极吸纳綦江和紧邻的江津各乡镇的哥老首领入会，从而发展哥老组织，扩大群众基础，壮大革命力量。辛亥十一月，池洪骞、池列五等迭受白沙、江津、重庆各地纷纷起义的形势所鼓舞，认为在綦江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约集津綦两县的哥老首领在江津广兴场开会，商议起义的具体措施。江津广兴、五福等地哥老首领郭云程、彭鸿钧、邓老偏等因属共进委员，参与会议，积极行动。

到预定起义的十一月二十四日（农历十月初四日）的夜间，江津广兴、五福各乡的同志军和綦江北路的永新、升平、三合各乡一致行动，借“齐团”为名，携带武器整队出发，扬言到新渡去集中点团，实际是到预定的甑子场集合。当夜各乡镇实到的同志军约五百余人，公推池列五、彭鸿钧为攻城指挥，率队进攻綦江县城。拂晓时破城后，将县令顾浩成从睡梦中抓起。顾欲求生，乃双手捧交县印。赓即成立綦江县军政府，宣布綦江独立。江津广兴、五福各乡的同志军参加了綦江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共进会员彭鸿钧并为攻城指挥之一，这与协统马继良到綦江联络自然不无关系。

当时江津各镇乡同志军中，以二溪袍哥大爷肖鼎臣率领的一支较为壮大，有二千余人。现尚健在的九旬老人周绍贤便曾参加这支队伍。他们的武器有鸟枪、四瓣火、罐子炮、马刀、梭镖等。江津起义后，这支队伍入城休整，就乘船赴重庆支援。沿途所经各场镇因有袍哥组织事先联系，所到之处一上河岸就有丰盛的筵席可入座就餐。第一夜宿鱼洞溪，花红光炮通宵不绝。当夜接重庆方面来信说：重庆已经独立反正，欢迎各路同志军到渝共商国是。这支同志军到达重庆后，临时蜀军政府派员点编。老弱给资遣散，余则编成一个整营，由肖鼎臣任营长。这年年底，肖鼎臣解甲归田。民国元年二月四川军政府成立后，这营同志军也给资解散，返回江津各归田里。

当江津同志军起义时，外县革命志士秦以发（合江县安定营驻福宝场哨官）、牛富保也率领客军支援；同志军整编后，县内各镇乡也陆续有起义军赴县报到效力，由县分别发给路费，先后遣散。

十一月举行全县代表会议。其时，重庆已成立蜀军政府，江津县推选代表杨士钦、夏风薰、冉君谷、姚砺渠等十三人到重庆与都督张烈武、夏之时进行联系，仍按旧制统属，关系融洽。同年，全县代表在城内卞家厅开会。为加强各区治安保卫力量，商议设立团防局总管其事。会议考虑从程德音、杨士钦、夏风薰三人中遴选一人任局长，但都推辞不就。最后夏风薰勉为其难就第一任局长职，却不愿受薪，仅任职一个月便辞去。

清末人民普遍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民间广泛组织“汉流”（或“汉留”），俗称哥老会，以民族大义相号召，组织遍及社会各阶层。当时作为革命武装的同志军蓬勃兴起，“汉流”是它的中坚力量。江津同志军各营士兵大多是哥老会员。县令吴良桐起义任职正统后，众推他为哥老会长，有称他“吴哥”的，良桐也欣然应声。由于旧县令的参加，“汉流”在江津发展更盛。（一九八五年）

篇十：我对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回忆

文／吴汉骧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正在聚奎中学教书，出于爱国激情，动员了一部分师生七、八十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宣传队。一切经费均由我们参加工作的人员自行负担，不仅政府未给我们一分钱，就连学校当局也没有什么帮助。

一九三七年的寒假一开始，我们都自觉地留在学校进行排练，决心不回家过年。同时，我们还绘制了许多大幅标语、图片、漫画、日寇侵华地图等。排练的剧目除大型连台剧《回春之曲》（洪深著）外，还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当时聚奎中学不是男女合校，同学们的封建意识虽较浓厚，都不愿演女角，但因激于爱国热情，一经动员，就有几个男生主动要求演女角。我们选了一个相貌好的初二年级男学生周德华（重庆人）扮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香姑、吴薛卿（江津人）演老头，我主动承担《回春之曲》剧中的梅娘。节目排演及宣传材料全部准备好以后，我们宣传队便在接近年关时节出发了。先到江津城关演出，然后步行经李市、罗坝、高占回到白沙，在白沙镇上作最后一次宣传。沿途的老百姓凡是来看过我们演出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一些爱国主义的教育。

一九三八年上期，我在聚奎中学教学之余，组织了“青年救国军”，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还举行过一次假设的野战，以日寇为我们进攻的对象，那次因炸药爆炸致大腿受了一伤。由于这些活动打乱了一些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了一部分老教师的反对，但我们抗日救亡的热情并未稍减。

一九三八年暑期，我邀约了一部分学生，如现在的张伯坚，还有董维忠等十余人，到我家所在地德感坝办了一个平民夜校。校址就在至善图书馆内，该馆负责人吴光勋是我的叔父，他大力支持我的爱国行动。我们除了给穷孩子和一些文盲教识字外，同时向他们进行抗日宣传。每天晚上安排一些活动，如歌咏、演剧（如演短剧《天津的黑影》等）、还有舞蹈、演说等。参加这次宣传工作的还有陈显通（现任天津某中学校长）。另外还有三名从重庆到我家补习英语的学生，我还能记得的有王华宾（解放后是北京《大公报》记者），他们都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

一九四三年上期，我同弟弟吴汉骥都在江津女子中学教书，校长是袁玉良（女）。当时在江津城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非常沉闷，特别是话剧更少上演。为了活跃抗日剧运，吴汉骥通过谢重开（璧山广普人，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的介绍，认识了谢添、陶金等名演员。汉骥特邀了白杨、谢添、陶金、舒绣文、章曼苹、钱千里等人来江津演出三天。白杨因事未来，其余几人全都来了，轰动了江津城。他们只演了《软体动物》和《戏剧春秋》两剧，中国电影制片厂就来电催他们回去拍片去了，没有按合同演完三个戏。

当时我弟兄二人搞这些爱国抗日宣传活动，全凭一股热情，政府和我们工作的学校对我们没有一点支援。这些名演员来去的车船费、伙食费以及奉送的一点微薄的报酬，除门票收入外，我弟兄二人的工资也贴补了进去。最后一算账，亏了几百元，造成我们家庭经济上的极大困难。幸好有些亲友同情我们，给予了我们一些资资助。如地下党员柯先兆同志就把他订婚用的金戒指变卖了送给我弟弟作生活费用。

就在一九四三年的暑期中，我弟弟汉骥想在谢添等人演出后再排一个大剧上演，以活跃抗日宣传工作。我组织了国立九中、江津女中两校师生排演洪深同志的四川方言剧《包得行》。该剧内容是讽刺国民党征兵制度的，经过短期排演，准备在七贤街的一处空坝内的小舞台上演出。那天上午，我同汉骥率领男生数人装搭舞台，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中午吃饭时，接到重庆警备司令部江津稽查所的书面通知，禁止该剧上演。师生群情激怒，主张坚决如期演出。

不料下午又有人来口头通知我们弟兄二人：如果我们一定要演出，他们就要抓人。我们考虑到大多数演员都是学生，真的被抓了对不起他们的家长。我们一方面说服学生暂时停演，另一方面又找朱虎庄同志出面斡旋（伪县党部的书记是他的亲戚），最后同意我们选一个经过“重庆市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过的剧本来上演。于是我们选了巴金写的《金玉满堂》——一个以反对封建家庭为题材的剧本，在排了三天、准备了一天之后就上演了。

但好事多磨，那天气温仍在三十八度左右，舞台很小，天幕后面只有两尺宽、一丈五尺长这么一个狭小的地方供演员和工作人员休息，挤得汗水直淌。第二幕刚刚下幕，演彪二公的张伯坚同志（现江津师范语文教员）突然中暑倒在后台，不省人事。我立即跑到幕前向观众道歉并说明暂时停演的缘由。观众都是我们的学生，经动员买票来看戏的，所以二话没说，便井井有条地退场走了。我们马上将张伯坚抬进鼎山医院。刘永怀院长也很同情我们，他不仅免费治疗，而且保证第二天张伯坚一定能上台。果然第二天上午张伯坚痊愈了，晚间继续演完了后二幕，这恐怕是戏剧史上罕见的。参加这次工作的还有李大海（江津退休小学教师），他当时专门管舞台上的照明。

这次演出后不久，我同汉骥在一天晚饭后到东门外公园内长廊上喝茶，沈永忠突然走到我们面前，很惊诧地说：“你们两弟兄搞些啥子，要抓你们！”他是我们的亲戚，当时在重庆警备副司令李贤政那儿任秘书工作。就在他回江津前两天的一次午餐时，李贤政问他吴氏弟兄究竟是搞什么的，沈回答说：一个是教英文的，一个是念阿弥陀佛的（因为汉骥是南京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竟无大师的学生）。沈劝我们躲几天，我们就在第二天回德感坝老家住了一周左右，直到开学我们才回城内。这段时间沈永忠在内部做了一些工作。前年沈永忠博士（数学博士、物理博士）由美国回江津探亲时，还提起这件事，问我还记得否。（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

篇十一：江津卫生事业今昔谈

文／邹遂良

（一）

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里，我县人民一遇疾病，是端赖个体开业的中医中药防病治病。而不少中医是在县城及场镇上开铺坐店，他们大多有“出门坐轿，诊费乱要，迎请必恭，款待周到”的恶习，一般贫民很难请到医生。以致瘟疫流行，疾病丛生，寿命短促，死亡率高。

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连年割地赔款，强迫五口通商，洋货充斥，统治阶级大肆搜刮，人民因饥饿和疾病死亡者各占其半。清光绪年间（1883一1886年），有慈善家和社会仁人倡办“养疴所”、“乐善堂”，聘请医生为无力求医的贫民免费治病，由于经费有限，官方支持不力，不久即告夭折。

清末，西洋医学随外国传教士进入我县，给防病治病增添了新的技术和工具，但也存在着中西医药之间互不相容的矛盾。民国初期，军阀官僚皆汲汲于争权夺地、贪墨营私，经过长期混战，地方财政被搜刮无遗，对中西医药事业更无暇顾及，出现农辍耕、工失业、商裹足，劳苦民众贫病交加的景象。而中西医之间又互相指摘、互相排斥，巫医、神婆遂得乘机盛行，致使不少群众被诈骗而落得人财俱空。

民国五年（1916年），我县出现周宇文创办的首家西医院，名“仁道医院”。继后又有廖银成开办的“同仁医院”和祝咸先、郝俊卿夫妇举办的“仁济医院”。民国十七年，刘永怀开设“鼎山医院”，配有显微镜，主治内科，常免费为贫民诊病。民国二十二，平教会江津实验区在白沙举办“马项垭诊所”，能治一般疾病，收费低廉，工作也较认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外省流亡来我县的西医西药人员不下120人。其中大专毕业生25人，有5人曾留学美、英、德、法、日等国家。虽然他们都有较深的造诣，但和其他医药卫生人员一样，当时并未受到政府的关怀和重视。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张茂伯开办“宽仁医院”，能做阑尾和疝手术。同年，第一个公办的县卫生院在四川省政府“以济当时迫切需要”为词的多次督促下才勉强成立。民国政府规定，县卫生院应担负全县的医疗预防和卫生行政工作，但实乃虚名。所谓县卫生院，仅有房屋四间，总计不过100平方米，全部医疗器具除一般刀剪针镊外，只有一具血压计和数具听诊器。由于财政空虚，职工从建院时的24大裁减到解放时的19人。其中医护人员仅有10人，无中医中药设置。卫生院每日给官绅患者诊治10余人外，多数是给太太小姐们接生或医治妇科病。此后，又陆续拼凑了三个卫生分院和八个乡卫生所。每年虽有一、二次种痘或预防注射，但多半是走过场应付了事。群众称这些公办的卫生机构是“吃官饭、屙私屎，看病收入归自己”。

民国期间，有声望的医生和医院多数是集中在县城。山区人民有稍重的疾患只能到县城或毗邻的重庆就医，贫苦人家生活已难熬煎，更无力去远处治病，故只有坐以待毙。民国后期，人口集中的较大场镇虽有一些退伍军医或其他原因返津的西医开设诊所，但洋气十足，对一般伤病员常借物价波动、政府管理不善和病人迫切要求等机会任意勒索钱财。不少医药人员或医院由于政治腐败、苛捐杂税、生活陡涨等原因亦先后歇业。尤其是被政府轻视的中医中药人员，深感政治地位低贱、前途渺茫而改行。

地处偏僻的柏林、蔡家、朱沱、永兴等地方，能医治疾病的医生则寥寥无几。纵有一、二家药铺，也是设在场上，且药品不全，病家就医必须翻山越岭，来去二、三十里，往往是药未下而人已亡。

1949年11月我县获得解放，除卫生分院、乡卫生院自行解体外，剩下的仅有中医672人、西医406人，私立医院一个、工厂卫生所二个和一个破烂不堪的县卫生院。

解放后，根据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精神，将原有卫生院接收进行全面整顿和充实，使之成为当时全县的卫生行政和业务领导机构。为了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根据“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组织个体卫生人员成立卫协会、土改卫生工作组、巡回医疗组和联合诊所，担负起医疗预防、卫生防疫、妇幼卫生、卫生宣传等任务。这些集体组织几经变革，后来发展为全县的各乡卫生院。

1951年3月，县人民政府成立卫生科，负责全县卫生行政工作。根据中央关于“在最近几年内，在每个县和区建立卫生工作机构，以改进中国人民长期的健康不良情况”的指示，我县采取先普及后提高的方针：一方面开展农村防疫员、接生员培训，健全乡的基层卫生组织；另一方面根据人力、财力之所及，相继建立起8个区卫生所。这些政府举办的区卫生所，后来都发展为人民公社化后的农村中心卫生院。

随着国家建设形势和防病治病的需要，县卫生院经过组织整顿、加强培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充实力量，规模逐步扩大，几易其名，后来发展为现今的县人民医院，成为全县医疗、科研、培训的指导中心。

1960年，县卫生科改名卫生局，以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中心、公社卫生院为枢纽、生产大队卫生室为基础的四级医疗卫生网基本形成。经过三十五年的建设，至1984年，我县有县人民医院二个，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所、县卫生进修学校，县中医院、县药检所各一个，农村中心卫生院十五个，乡卫生院九十六个。其中省、市、县属工业及其他部门举办的医疗机构93个，平均每十二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医疗机构。另有生产大队和街道举办的医疗站976个，既方便了群众看病，又及时控制了疫病的传播。

全县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已发展到3680人，比解放时1078人增长2.41倍，平均每1000人就有2.671名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其中高级卫生技术人员由5人增至523人，增长104倍。此外，还有个体开业医生142人，乡村医生213人，农村卫生员799人，接生员305人。农村中缺医少药，人民群众看病难、吃药难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二）

解放前，公共卫生极差。民国十二年（1923年）《江津县志》记载，“公共卫生殊不注意，溺池厕所多在街衢，沟填秽淖，路积渣滓，死猫腐鼠，随地弃掷”，“旅馆尤甚，虱大而饥，虫臭而虐，屠门之肉，色变臭恶”，“偷溷之鼠，毛脱皮存，见者令人呕”。

民国二十二年，县府设立卫生委员会，旨在注重社会改进卫生，但收效甚微，多数是纸上谈兵。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重庆后，县府对市政管理、改进公共卫生等方面曾颁布过一些条例法规，大街市面虽有一些改变，但僻街小巷则依旧肮脏不堪。县城内的杨嗣桥长九百公尺、深一公尺、宽二公尺，终年污水横流，浊秽不堪入目。被定为卫生示范镇的白沙麻柳湾、朝天嘴、东华街一带，仍是游猪满街、腐物遍地、臭气熏天，行人无不掩鼻。由于国难民穷，农村卫生那就更不用说了。

民国二十二年，县府下令并在县城取消私厕，才在东西门城边、临江门、迎恩门城外和小官山处修建了六个公厕，这些厕所不仅简陋，且远远不能满足居民需要，民众叫这些公共厕所为“官茅厮”。民国时期，县城和白沙配备有搬运渣滓的民工，叫“清道夫”，但人员很少且多老弱，加之薪金少、地位低，以致街道清洁卫生工作并无多大改进。

解放后，为了改变城乡卫生落后面貌，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讲究环境卫生。从1950年开始，大的乡镇陆续设置了清洁卫生机构，组织了专业清洁队伍，负责公厕、街道清扫和搬运垃圾的工作。

1952年，遵照中央“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细菌战争”的指示，在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宣传讲究卫生、预防疾病的重要意义，使群众逐步养成讲卫生、爱清洁的习惯。

1953年，在城镇取缔了全部不符合卫生条件的厕所，改进了卫生设施。近百年未治理过的杨嗣桥污水沟有“龙须沟”之称，由于干部带头，人人动手，很快就全部疏通。

1958年，根据中央“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我县组织全县人民向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进行了五次围剿和八大战役（同年改消灭麻雀为消灭臭虫），还开展植物杀蛆活动。在农村提倡人有厕、畜有圈、禽有窝和“三勤”（勤洗澡、勤理发、勤剪指甲）、“五洁”（室内外洁、街道院坝洁、厨房厕所洁、饮食用具洁、衣服被褥洁），因而使蚊蝇孳生场所减少，传染病显著下降。至1960年，群众已深刻认识到搞好环境卫生的重要性，“以卫生为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的风气在全县基本形成。

（三）

解放前由于医药缺乏、公共卫生差，各种传染病流行几乎岁岁不绝。我县死亡最多的疫症，一是霍乱，二是天花，其他传染病如小儿患麻疹死亡的也为数不少。据史料记载，1646年（清顺治三年）疫病大流行，虎疫和兵灾之后，江津几无遗民。

民国期间，仅霍乱就有过四次大流行。民国七年（1918年），朱沱、石门沿江一带霍乱流行，死者累累。民国二十九年，仁沱、油溪等地发生霍乱，仁沱乡死者之多，几乎门连户接，无日无之。民国三十一年，白沙、县城先后霍乱流行，每日死亡十余人，历时一月。民国三十四年，霍乱更为剧烈，流行之广、时间之长、死亡之多均超过历史记录，全县有三分之一的人染病，轻者一日死，重者半日亡，甚至数口之家全无存者，或仅一人生存。疫症高峰期间，每日死亡八十余人，新坟遍野，满目凄凉。

天花、麻疹也十分猖獗，在全县各乡流行，此伏彼起。尤其儿童更难幸免，有“得了天花，十有九麻”的说法。民国三十六年天花流行，石蟆乡七保八甲何廷光一家七口全部染上天花，夫妇二人同一天病死，继后又死去八岁的女孩和三岁的儿子，剩下未死的三个子女都成为大麻脸。六甲有九户人家，患天花死的就有三十五人，以致这里处处关门闭户，人人惶惶不安。

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县内慈善家举办的“乐善堂”开始施种牛痘苗，比过去用传统方法制成的“水苗”、“旱苗”要优越很多，对人体副作用大为减少。1934年（民国二十三），我县首次注射“霍乱伤寒混合疫苗”。由于宣传不力，群众多不乐意接受。民国二十六年和民国三十六年，县府曾两次推行普种牛痘，但都由于药品供不应求，具体执行者常将经费挪作他用或贪污中饱、应付了事，贻误时机，遂致疾病蔓延。个别开业医生虽有药应种，但收费昂贵。于是不少慈善人士和团体施医捐药，而经费又很有限。当时的政府官员也不得不承认“每年因这些原因而枉死者不知凡几”！

解放后，我县根据预防为主的原则，县、区、乡都建立了卫生防疫组织。1956年成立了县卫生防疫站，加强全县卫生防疫和疫情报告制度，并经常到基层和疫区配合当地医务人员和群众，在当地党政支持下开展除害灭病工作，使疫区得以控制，避免了传染病的蔓延。

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免疫水平，我县认真开展了计划免疫工作，至今已接种牛痘苗及各种预防疫苗20种，建立健全了预防接种登记卡、簿，儿童建卡率已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三。

解放前危害我县人民最严重的霍乱、天花已早在1952年前陆续绝迹，鼠疫、回归热、黑热病、斑疹伤寒、炭疽等急性传染病至今无一病例发现。急性传染病的病死率由解放初期千分之0.72下降到一千分之0.017。其他慢性传染病如疟疾、钩虫病，由于采取卫生管理、个人防护、药物治疗等综合措施进行防治，传染源和传染途径已被控制，发病率已明显下降。

民国时期，我县人民平均寿命约为32岁。解放后，人平寿命已增至63岁，比解放前提高31岁。五十年代我县平均死亡率为1.4%，七十年代平均死亡率为0.76%。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由六十年代的百分之三点九增加到百分之七，健康长寿者已愈来愈多，这些都是旧中国不能实现的奇迹。

篇十二：古代江津史料拾零

文／李恩琪

江津县历史悠久，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中有着十分丰富的记载。把这些资料发掘出来，对研究江津古代沿革、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很大的作用。笔者在公务之余浏览了一些古籍，偶将其中介绍或涉及江津县的资料加以选摘，爰叙之如后，以飨同好，并向乡梓先贤请教。

一、江津县在三国时期叫乐城县

一千六百多年前，晋朝学者常璩撰写了一部很有历史价值的书叫《华阳国志》。该书第一卷《巴志》记载了现在川东大部分地区的情况，其中涉及江津县的写道：

“……献帝兴平元年……分巴为二郡……建安六年……分后，属县七、户二万……（江州县、垫江县、临江县、平都县、枳县、乐城县、常安县）。……乐城县，在江州西三百里，延熙十七年省。”

这段记载的意思是：东汉末期，巴郡曾经管辖过七个县，其中有个乐城县，在江州边约三百里。在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省去了乐城县。

据四川大学历史系教师刘琳考证，乐城县内有乐城溪，乐城溪即发源于璧山县南流入长江的璧南河，乐城县治在璧南河尾，即今天县境内油溪镇（见巴蜀书社八四年版《华阳国志校注》第六五至七一页）。刘琳同志的考证是有根据的，他引《方舆纪要》卷六十九说：江津县西三十里有乐城溪，流入大江。从地理形势看，似即今油溪河。油溪在三国时是乐城县治所在，而古代一个县管辖地域比现在宽得多，那么江津在当时亦应叫乐城县。《华阳国志》说乐城县在“延熙十七年省”，说明乐城县这个名称是公元254年废除的。

江津在隋朝才定名，隋以前六朝时称为江阳县，《江津县志》记载甚明。乐城县之名比江阳县早三百年左右，可知乐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江津县古县名，今之油溪镇也应该是至目前为止的江津最早古县城。

二、八百年前几江秋景

中国文学史上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于淳熙三年在成都任知府时因病请假回江苏休养。他在泸州上船顺江而下，路过江津城时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风景诗，原诗载《范成大集》卷十九《过江津县睡熟，不暇梢船》：

西风扶橹似乘槎，水阔滩沉浪不花。 梦里竹间喧急雪，觉来船底滚鸣沙。

诗中江津县实指县城。这首七绝描绘了几江河段水势奔涌、水天辽阔、飞舟直下的壮丽景色。这也许算是最早的一首写江津的诗吧！尤其可贵的是它出于大诗人范成大之手。

三、元朝时江津县是富庶地区

《元史·地理志》载：

“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八〇年）赐四川行省参政昝顺田民百八十户于江津”。

四川行省参政昝顺其人，是元朝中央统治者的忠实爪牙，在元皇室中异常得宠，一度手握军政大权，掌握川、藏两省军机要政，不断地为元皇室输去两省人民的血汗。为此，元中央统治者对这一奴才颁发重赏，赐给他民户一百八十家，实际上是赏给他几百男女奴隶。按当时“赐户”的习惯，必然会赐予昝顺以富庶地区。赐邑在江津县，可以想见当时的江津县是比较富饶的地方。

四、张献忠义军在江津未杀一人

明朝末年爆发了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清朝统治者对他们恨之入骨，把他们污蔑为“瘟疫、魔鬼”，说“张献忠反四川，杀得鸡犬不留”，以致在四川民间流传。现已有专著为张献忠义军辩白。

一六四四年六月八日，张献忠义军队伍到了江津县城，没有杀过一人。此事记载在清朝彭遵泗写的《蜀碧》一书卷二里：

“六月八日……分舟师泝流犯峡，而己则登山疾驰一百五十里，破江津，掠其船顺流而下……。”

《蜀碧》一书作者彭遵泗是乾隆时翰林院编修，属清朝统治者的御用文人，但其人比较尊重历史事实，张献忠到江津并未妄杀一人自属可信。

不过，张献忠起义烽火燃遍四川，曾经气死过一个江津的明朝遗老曹立卿。《蜀碧》卷四末附记中有此记载：

“江津曹立卿，府学生也，……煤山之变（崇祯上吊于煤山）公闻之，北向泣血，悲愤成疾。及贼据川……公誓死不从，疾剧……而逝”。

五、江津始建全国第一家枳壳公司

清朝末期，由于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影响，清政府允许筹办公司。这是我国第一批公司。当时在四川省建有白蜡、煤油、镪水、枳壳四个公司。据《清朝野史大观》卷八记载：“枳壳，唯四川江津一属产此，某绅禀请开办公司，商局核准，并招募局勇查偷漏……”这个枳壳公司寿命很短，只经营一季，便被江津商人联合起来挤垮了，某绅破产而去。

江津在当时既然可以被批准成立全省四个公司之一的枳壳公司，可见当时经济活动频繁，商业兴旺，说得上是省内著名商埠。

六、江津州判王迟士是大著作家

同治年间进士、翰林院国史编修平步青写了一本《霞外捃屑》的书，如实地记录了当时社会事实。在卷六中记载了乾隆时期在江津任州判（据《历代职官表》为从七品官阶，相当于副县长）的著作家王迟士的梗概。

王迟士别号栖清山人，生于乾隆乙卯年（公元1795年），卒年不可考。在江津任州判后，晚年在江津渡过。他的著作有十四部：《字通》、《冶官纪异》、《粤贼事略》、《和议七篇》、《绪余》、《拾得诗余》、《骈体韵选》、《老壮管韩精说》、《读书随录》、《妙喻集成》、《文章美备》、《历朝文论》、《峨眉山志》、《巴山七种》等。

《巴山七种》包括：《皇朝冠服志》二卷、《治平要术》一卷、《放言》二卷、《衡言》四卷、《江州笔谈》二卷、《白岩文存》六卷、《白岩诗存》五卷。《巴山七种》一书应为二十二卷。

笔者叙述此书，是因此书在圣泉寺曾有发现，惜已残缺。王迟士是否江津人，有待进一步查考。但这部作品基本上是在江津写的，征之《霞外捃屑》作者所述，殆无可疑。

七、江津仙池的宋代传说

《太平广记》是宋代编的一部大类书，其第三百九十九卷记载了一段江津县境内仙池神话的传说。《太平广记》成书已有一千零七年，因此，这个关于江津仙池的神话至少也在一千一百年以上，这是笔者所知的最早的江津地方神话。它在某种角度反映了当时江津境内的民情风俗、习惯好尚。原文短而文字浅俗，摘抄于下：

“渝州仙池，在州西南江津县界，岷江南岸（岷江系长江古称）。其池周围二里，水深八尺，流入岷江。古老传说，有仙人姓然名独角，以其头有角，故名。自扬州来居此，池边起楼，聚香草置楼下。独角忽登楼，命仆夫烧其楼，独角飞空而去。因名仙池。见有石崖一所，向岷江而见在。”

根据文中地理位置，结合仙池村有类似得道飞空的地方传说推测，此处仙池似为现江津县先锋区高牙乡仙池村。只因历史久远，已无独角道人飞仙台遗迹可寻而已。

黄连引种记

罗树乾

江津县现有三大药材生产：黄连、枳壳、黄栀子。而黄连在江津县最后落户，这中间确是经历过一番曲折过程的。

黄连为毛茛科植物黄连的干燥根茎，性寒味苦，功效燥湿、清热、泻火、解毒、杀虫。常用于治疗时行热疫、伤寒、热感心烦、痞满呕逆、菌痢、热泻腹痛、肺结核、时衄、下血、消渴、疳积、蛔虫、百日咳、咽喉肿痛、火眼、口疮、痈疽疮毒、湿疹、烫伤等症。主要提取物黄连素是一种广谱抗菌素，对溶血性链球菌、炭疽杆菌、痢疾杆菌等各类病菌均有较强的抑制或消灭作用。据现代科学研究证明，黄连还有一定的制癌作用。

黄连的药用价值很早就为我国医学家所认识和重视，在《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两部药学巨著中都被列为药中上品，是一种常用的名贵中药材。

过去我县医用黄连，系向石柱、巫山、洪雅、峨眉等地购进，常不能满足需要。县药材公司引以为苦，他们想到黄连是多年生长的草本植物，常见的有味连、雅连、野连、云连诸品种，全国生产以味连为主，野连则质量较优。根据《名医别录》记载：“黄连生巫阳川谷及蜀郡大山之阳，二月八月采根。”巫阳、蜀郡均指四川，说明四川早就是黄连的主要产区，产品销售国内外。四川既早已生产，江津地处巴蜀边缘，接邻云贵高原，日照雨露都适合黄连生长习性。黄连具有喜高寒冷凉、雨多潮湿的自然条件和怕光、怕旱、怕涝、怕虫的特点，我县更宜黄连生产。

根据历史考查和现实情况，有关部门乃下决心改变过去那种依靠调进的思想，自行引种。

1956年，自行引种黄连这一初步设想，得到中共江津县委的重视和支持。由中药材公司经理刁月高同蔡家区供销社主任晋焕章亲赴县属大山，遍查十二都，寻找野生黄连苗移作家种。餐风饮露，出没于荆棘丛中，终于在四面山望乡台发现了几十株野生苗，当即挖回在常乐乡试种。结果这些幼苗因移植技术等原因没有什么发展，计划遭到失败，也就失去了信心，认为黄连不适江津土壤气候，不能家种。

恰在这时，党中央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发展药业生产，注意保护野生药物，根据条件逐步进行人工栽培”的指示传来了，使已经冷下来的野生黄连变家种的念头又开始热起来。正在这个时候，中共江津县委组织县药材公司干部重上四面山等地调查野生资源及适宜生长黄连的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对黄连家种作了规划。

1957年，县药材公司经理刁月高、技术员周友厚、刘万寿和蔡家区供销社主任晋焕章等又带领药农七十余人上山寻找黄连苗。同上次一样，还是在四面山挖到黄连苗二万一千窝，随即在常乐乡的永和村开荒辟成黄连种植场，作为人工培育基地，栽种面积约数亩，并派周成科为技术指导，着手进行培育工作。

经过细心经营管理，幼苗逐渐成长起来。但黄连是多年生长药物，一般要八年方能采收，当年没有收益，且系“大兵团作战”方式。那种认为成活就是成功的情绪占了上风，放松了管理工作。后来“大兵团”下马，指导及管理人员相继离开种植场。由于没有经验，又缺乏管理，加上虫害、蛇咬等因素，结果黄连幼苗所存无几，试验又遭失败。根据实践，论定江津四面山土壤、气候适宜种连，能人工培植。

1965年，为了充分发挥山区的自然优势，中共江津县委又把种植黄连的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根据当地情况采取了专业药场、专业队和家庭自种相结合的形式，由县医药公司派廖敬平同凤仪乡白马二队社员梅明云、龚由高等前往石柱县黄水区学习栽培技术，并购回种子，试种二亩五分地。第二年黄连幼苗出土，第三年定植移栽。吸取了前次的教训，不撤散人员。

可是，农民喜欢吹糠见米，黄连种植时间要跨八个年头才能见到效益。头二年信心大，情绪也高；时间一长，到三年困难也就渐渐多起来。什么“黄连是镇山宝，种了蛇多”呀，什么“黄连只有野生，家种是搞空事”呀，有的埋怨时间长，担心到头来是无效劳动，甚至有的认为种连专业队在山上耍得好。这些闲言闲语，给种连专业队的工作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实际上，专业队在山上工作，生活都非常艰苦。建队之初，队员在黄连种地工作，往往离家十几里，山路崎岖难行。队员早出晚归，中午仅吃携带的干粮，冷吃硬吞，饱饥无定。后来才在山上依靠一棵思李树搭起一个勉强能住进两个人的简易窝棚，用三块石头顶个锅来煮饭烧水。这样才不再在两地来回奔跑，晚间也有人轮流住宿，防止了灾害。

但黄连娇气很重，生产技术复杂，需要搭棚、透风、防兽、看虫、治病、施肥等一系列经营管理环节，工作量大，又不好管理。因此连生产队长也减低了信心，工作又一度陷于停滞状态。

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中药材公司进行了多次调查研究，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首先是努力争取当地区、社党政领导的支持和协助。驻区工作人员经常向区、社领导汇报黄连生产情况，并在每年分区召开的黄连生产会议上，由当地领导同志出席讲为人民服务、讲经济效益、讲技术推广。蔡家区委书记陈炳生、柏林区委书记张绍科等都多次亲自过问黄连生产情况，关心队员生活，加强对队员的思想教育。

同时，医药公司依照国家政策，按规定由粮食供应部门发给药农每天每人补助粮食半斤，还补贴生产队种连地每亩五十斤粮食。反复向队员算细账，讲道理，从而提高了药农的积极性。在药农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国家还以贷款方式逐年增加扶持资金，解决了专业队资金不足的困难。

随着专业队的巩固和发展，也带动了其他药农。医药公司就因势利导，以赠送、贷款等方式帮助种连药农调剂黄连种苗。仅七年时间，就发放了生产扶持资金壹拾陆万多元。由于种连地区和专业队的不断增加，指导黄连生产的工作人员也由从前的二人逐渐增加到每个产连区二人，并雇请了有专业技术知识的合同工多人，对药农进行技术指导。

播种后的七年期间，在种连指导人员周承科等和药农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取得了成效。1973年10月，蔡家区凤仪公社白马二队开锄挖采，在九分八厘的种植地上，收获干货黄连伍百壹拾贰市斤，接近当时国内黄连生产最高亩产量。生产队收入现金伍千壹百贰拾元，获奖售粮食壹千贰百斤，布票壹百伍拾多公尺。首战告捷，人心振奋。专、县、区、社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并予嘉勉。蔡家和柏林等区，当年就新种了黄连陆拾肆亩，黄连从此在江津安家落户、繁衍子孙了。

到1984年，江津县黄连种植面积发展到三百七十六亩五分地，产区已由蔡家的两个生产队发展到蔡家、柏林、永兴三个区十三个公社一百四十多个生产队，专业队从原来的两个队、四名药农增加到一百四十八个队、六百七十二名药农。从1973年到1984年，江津县黄连生产队共为国家提供了黄连药材一十一万二千多斤，产连社队共增加收益一百七十四万二千元。事实证明，江津县已成为黄连生产的基地了。

（1985年10月）

附：几水歌（五）

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开。
世家多楚产（注），郡县自隋来。
山形百战雄奇甚，民性千年深厚栽。
春雪蛰已胎，勉矣出群才。

（注）世家指门第高，当时多是湖北籍，故曰楚产。

鹅蛋柑的由来

甘霖

鹅蛋柑系解放前从江津县实生甜橙中选出，为我国优良甜橙品种之一。果实呈椭圆形或卵圆状，形似鹅蛋，故群众称为“鹅蛋柑”。所谓鹅蛋柑实际是甜橙选种编号S26、S20、S10、S11、S19、S20、S22之通称。而其中S20、S26是杰出的代表者。所谓“锦橙”则是我省五十年代以来出口甜橙的商标名称，其主要者仍是S26和S20。

一九七三年，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试验站（即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在茂汶召开的《四川果树良种图谱》一书的审稿会议上（章文才教授也出席会议），将鹅蛋柑26号和20号（即S26、S20）加以区别。鹅蛋柑26号（即中农一号S26号）定名为“锦橙”，20号（S20）因在江津县先锋乡选出，故定名“先锋橙”。现在群众一般称的“鹅蛋柑”主要是指“锦橙”和“先锋橙”。

江津县是四川省甜橙主产区之一，栽培历史悠久。过去长期采用实生繁殖，因而产生了不少变异类型，为选择良种提供了较丰富的材料。

一九三七年，钟俊麟教授和郭一进先生首先来江津甜橙产区调查地方甜橙品种及其变异类型，并于同年在江津城关大西门外鲤鱼石建立了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园艺试验场（即现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前身），钟俊麟教授任首届场长。他们先后在先锋、仁沱、真武等地开展了甜橙选种工作，所选品系均编了号，但未正式命名。

据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在四川农业改进所园艺试验场任技术场长的张文湘教授回忆，他于一九四〇年接任场长时，该场品种试验区即栽植有鹅蛋柑若干株，系钟俊麟教授任场长时所栽，其选种编号即有鹅蛋柑丙9、丙10、丙11，后改为S11、S12、S16等等。由于当时该场设备条件差，商得重庆大学化学系傅肖鸿教授分析果实糖、酸、维生素丙。

与此同时，在金陵大学任教的章文才教授与其学生、助教吴乾纪先生在金堂、江津开展了柑桔选种工作。据张文湘教授回忆，当时金陵大学园艺系的负责人之一胡昌炽教授也是此项选种工作的领导者和参加者之一。

一九四二年，章文才教授、吴乾纪先生等通过农民银行投资，在江津綦江河畔真武场建立了“中国农民银行江津园艺推广示范场”（即现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真武实验场的前身），章文才教授任首届场长，继后吴乾纪先生任场长，直至一九五〇年不幸遇害。

据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中国农民银行园艺推广示范场三十一年度年报文献记载：“三十二年春，该场繁育了大批砧木苗，均采用本场选定之中农各号优良甜橙品系施行嫁接繁殖。”又曰：“本场为改进品种质量计，除由章场长曾于五年前在四川各地选得少核甜橙数种，用接木法大量繁殖外，复于三十一年秋在江津之青泊滩乡庙溪子、先锋场、永丰乡等处农家柑桔园中选出优良甜橙母本树二十四株，经鉴定其果形品质堪与美国品种相媲美，遂命名‘中农（甜橙）第一至二十四号’，均加以嫁接繁殖。”

又据中国农民银行江津园艺推广示范场《选种之优良果苗简录》（民国三十五年七月）文献记载：“中农一号，原为金大甜橙品系二十六（S26）系，吴乾纪君于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在江津庙基场林宪之园中选出（见于金陵大学《金陵学报》第十一卷第三期：《四川金堂、江津甜橙选种之研究第二次报告》——英文），后在江津真武场繁殖推广，经章文才先生改进推广乃扬名于国内外。中国农民银行园艺推广示范场甜橙品系第一号，简称‘中农一号’。”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真武实验场现存吴乾纪石刻碑文也记载道：“吴乾纪场长一九三八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园艺系，立志改良果树探讨试验，参加四川甜橙品种鉴定，跋涉逾越，不惮烦瘁，于綦江河流域选出了甜橙一种，定名为‘中农一号’，一九四五年在真武场繁殖遍及省内各地。”

上述两场均繁殖了“鹅蛋柑”后代，建立了品种园，不少地方亦有引种。解放后，于一九五〇年由人民政府将上述两场接管收编合并为川东人民行政公署农林厅江津园艺场（后来曾几次更名，现在名称是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继续对鹅蛋柑进行了营养系选择、区域适应性试验、砧木比较试验、苗木繁育技术研究、丰产栽培技术研究、果品贮藏试验等等，并先后通过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江津实验场、合川铜溪实验场（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四年）、真武实验场等提供大量鹅蛋柑接穗，大规模繁育苗木，广为推广。至此，今天鹅蛋柑已成为四川甜橙主栽品种。

鹅蛋柑生长健壮、丰产性能好，果形似鹅蛋，整齐度好，外形美观，果皮橙红，果实较大，风味甜酸适口，果肉柔软、细嫩化渣，种子较少，可溶性固形物11%左右。在江津十二月上中旬成熟，品质上等，用以鲜食或加工果汁均为佳品，因而果农爱种，群众喜食，推广发展较快。据一九七七年不完全统计，全省已种植鹅蛋柑1800万株以上。国内适宜甜橙栽培的南方各省（区）均有引种试栽，其中湖北、贵州、云南发展有相当数量。国外如美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均有引种。

它连同红桔一起，除先后在国内各省（市）销售过外，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八〇年曾先后出口到苏联、蒙古、朝鲜、港澳等市场。但总的看来出口数量还不多，尤因以后品种杂乱、经营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近来我省锦橙出口声誉大减。目前已引起各有关部门的关注。只要我们坚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有关部门都来注意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它将在“四化”建设前进的道路上更加光彩夺目。

新生酿造厂的诞生与成长

雷宗藩

新生酿造厂创办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厂址最初在安子街21号，一九四七年迁至东门口。开办时规模很小，是一个前店后厂、仅有职工七人的小作坊，由股东六人集资约一万元（估计数）组成。资金短少，厂房狭窄，地势偏僻，人地生疏，根据当时情况本来是没有建厂条件的。无怪同业都说：现有生产的产品都销不脱，新建一家厂能否维持下去一定会成问题。

然而同业的评议却成了我们办厂的动力。我们始终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办厂的原则，重视科学技术，选用新工艺酿造酱油，并把质量第一放在首要位置。因而生产的白酱油（未加酱色的本色酱油）物美价廉，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业务兴旺，生产也就逐步发展起来。在短短的七年中，从一个规模不大的小作坊发展成为江津县第一个大酱园厂。生产的白酱油驰名重庆、永川、巴县、綦江等附近各县，成为江津地方名特产品。为了满足群众需要，一九五二年在重庆厚慈街设立分厂，生产的白酱油质量居重庆市首位。一九五五年冠生园加工出口罐头需要酱油，从全市十五家产品中选用了“新生”白酱油。

现就个人回忆，对其发展历史作简要的叙述。

一、创办经过

一九四一年秋，应友人刘兴旸邀请，担任巴县鼎新酿造厂副经理职务，对酿造技术颇感兴趣。为了发展酿造事业，改变我国酿造业落后的面貌，乃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到江津了解酿造生产情况。当时城里有“福星昌”、“源康”、“泰丰”、“福成”、“新昌”和“天味”等六家酱园厂，皆设备简陋，生产工艺落后，都采用自然发霉制曲。这种工艺不但发酵周期长，产品质量差，而且还受季节限制，不能大量生产满足群众需要。因此便产生了在江津建厂的念头。

凑巧，就在这时打听到安子街有一座旧院房待售。据传说此房不吉利，经历几个业主都没有好下场。因此，现住业主要卖掉它，已兜售一年时间，尚无人问津。房屋虽然破烂，但面积宽达一亩，并有铺面一间，正适合我们办厂用，就办好产权转移手续。厂房解决后，紧接着召开股东会，当时股东只有张屏仲、姚鼎新及我三人，确定厂名及经营范围并推选我负责。

三月份，我带领职工邓清荣、周德章、吴秀忠、邓帮伯等来津开始建厂工作。为了抢时间、赶季节，造货建厂工作抓得较紧。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施工，整修工作基本完成。计有制曲室、蒸煮室、压榨室各一间，发酵室两大间，配置曲盘100个，蒸煮锅一套、木榨一套，石磨三层，晒缸、醋罐等八十余件设备。

四月份开始投入生产。当时限于资金短少，每项开支都精打细算，雇用的职工很少，全厂共七人。我除任经理职务外，还兼技师、会计职务，一身兼三职，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增加会计人员。我主要精力大部分摆在技术工作上，从选种、育种、制种曲到制大曲发酵等工序，都亲自参加实际操作，各道工序都严格把关，一丝不苟。经过全厂职工的努力，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生产了酱胚约27000斤，豆瓣醅4000斤，面酱2000斤，为对外营业奠定了基础。

建厂初期受到同业的非议，认为现有大厂生产的货都发生积压现象，你一个小厂生产的货能卖得出去吗？估计我们会短命。但我并不因此而悲观失望，我坚信依靠钻研科学技术、努力搞好产品质量，就一定能在江津打开局面。经过半年的精心操作、管理，酱胚发酵已基本成熟，十月份门市部开始营业。第一批产品——白酱油与群众见面了。由于选用优良菌种制曲的新工艺，生产的白酱油色褐质稠、滋味鲜美、酱香浓郁，深受群众喜爱。

二、业务经营及发展情况

门市部开始营业后，品种不多，只有酱油、豆瓣和面酱三种，麸醋还未自己生产。

一九四三年初，开股东会时，新增股东雷玉高、池永成、王光泽三人。经研究决定增加麸醋生产。可是生产麸醋需要晒坝，我们用较高的租金承租黄荆街李汉池菜地一亩，可晒醅约300坛，并聘请漆万荣师傅负责技术工作。因往返挑运很费劳力，直到一九四五年才改佃距厂只有100米的红壁头赖彤五菜地作晒坝。

一九四四年又增加黑豆豉、豆腐乳、腌菜、小磨麻油、芝麻酱等生产。至此，各项酱园产品生产基本齐全，年终结算获利颇厚。各股东见利润丰厚，大有发展前途，都不愿领取股红息，将息转为股本以扩大企业再生产。至一九四五年七月底，已存有醋醅二百余坛，酱胚四万余斤，豆瓣醅5000斤，各项成品约二万斤，生产已初具规模。

由于新生的业务迅速发展，销路不断增加，自然会影响到同业的业务。此时才引起他们的重视，认识到老式生产办法不行，只有改变生产工艺才有出路。于是先由“福星昌”聘请张洪源任技师改制新式酱油，继后“源康”、“福成”聘请陈林国任技师改制新式酱油。“新昌”、“天味”两厂因业务萧条，入不敷出，先后停业。从一九四五年起，新式酱油酿制法已在江津普遍推广开了。

事物的发展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正当新生的生产蓬勃发展、业务欣欣向荣的时候，却遭受一次意想不到的挫折。一九四五年八月间，因代姚鼎新买桐油，亏损达四百余万元，几乎造成停业关门状态。同业也说新生这下翻不了身了，很多人都为新生担心。最后姚承认退出新生股本偿还债务，这件事才算了结。由于这件事，厂里两个月未进原料，因而存货减少，经济拮据，资金周转失灵，企业一度呈现极端困难的局面。后来股东王光泽见企业拖不走，增加了投资，才解决当时资金不足的困难，使企业又重新发展起来。

我从这件事情中吸取了深刻教训，非生产上的事情一概不过问，集中精力钻研技术，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争取更多的销路。经过全厂职工的艰苦努力，在约半年的时间里，业务又开始活跃起来，白酱油的销路扩大到綦江、巴县、重庆等地，并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

随着销路的逐步扩大，产销矛盾已显露出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份在东门购买菜农袁正全菜地一块，面积约四亩，准备扩建新厂房。八月份开工，雇请石、木、泥、土等工人二十余人，由我设计施工主持基建工程，经半年时间基本建成。总面积约600平方米，计有制曲室二间、制醋醅室四间、蒸煮压榨室二间、保温发酵池四个及办公室、厨房等。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份起，新厂房投入生产。由于新厂房具有很多优点，因此我们不放松一切机会，尽量多找生产门路。除搞好原有品种外，还大力发展蔬菜加工生产。一九四七年加工盐白菜、大头菜、榨菜等，由我同蒋西平二人运往汉口销售。通过这次外销，了解到四川腌菜在省外很吃香，腌菜生产大有发展前途。于是在一九四八年又加工了数万斤腌菜，由李鸿基、蒋西平随船去汉口销售，颇受欢迎。从而增强了企业的实力，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至解放前夕已成为江津第一家大酱园厂。

解放后，人民生活逐步改善，销量成倍增长。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扶持下，新生担负着更加繁重的生产任务。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技术，扩充设备，增加花色品种，改善经营管理，建立经济核算制度，收到了高质量、低成本的好效益。一九五二年在重庆设立分厂投产后，也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对私改造中，首先进入包销，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直到一九五六年实行公私合营。

（1985年8月）

周化成其人

刘晓甦

在二十年代初，四川各县出现了一些团阀，而周化成则是其中较为典型者。

周化成，字守人，绰号“周阎王”、“周屠户”。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883年）生于江津广兴场东岳庙附近龙家大岚垭（现广兴乡东岳村单穴湾村民组）。有田土十余石。父周学权，母王氏，生二子，化成即其长，弟名达成。父早死，由王氏抚育成人，娶妻吴氏。

化成幼小即赋性乖戾，不务正业，稍长即放荡于茶坊烟馆之间，染上鸦片烟瘾，后又加入义字袍哥，投靠广兴场保正（即后来的团总）黄干清作爪牙。

一九〇九年，周化成伙同兄弟伙窜到八镇乡（今李市）境内抢劫民财，被当地团总漆在廷的团丁捉获，押解至林家咀周家祠堂（李市小学）关押受刑（背火背篼），以未招供得释。旋即应募到熊克武的学兵团当兵。熊虽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员，但那时刚推翻帝制，各省军阀为争夺地盘而混战，熊军亦被卷入，学兵团也要开赴前线。周化成伙同同乡学兵赵新阶、邹启模等开小差回老家。

乡中附近常有抢劫事件，地方上以他闲着无事又曾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就推他出来办团。先是在县团防局开办的讲习所作教官，继充任三才镇的副镇长，分管军事训练兼管壮丁，人称大队长。他招募四、五十人，脱离农业生产，编成团丁队，差不多按正规部队方式训练。一切枪弹、军需，均由地方摊派供应。

适有重庆军阀罗塌鼻子的一支散兵约三十余人路过，夜宿广兴，携有步枪、手枪三十八支。周化成趁其不备，即率兵前往包围，全部缴械，并将三十八人捉获以盗匪论处。除一名号兵因年幼幸免外，全部处死。既有枪械，遂扩大队伍达一百余人，穿一色灰布军服，仿正规编制，设置班排长及号兵等。

当时附近的乱民成群结伙，抢案迭出。周化成接到抢劫情报，常亲自率队出击，每次都能取得胜利。对抓来的犯人，亲自审问，常用笑颜温语诱使招供后，即予杀头，陈尸示众，即对良民被胁初犯亦忍为之。于是零星小股乱民不敢在广兴场附近活动，逐渐转移到十二都山区等地结成较大的“棚子”（匪黑话，聚众集结）。但本地仍不断出现个别抢案，周化成都一一抓来杀了。估计他在广兴一带杀掉的人约有八百多，其中当然有不少是冤死的。

周化成的名声逐渐传开，江津团练局曾督促各乡联防进剿十二都的大匪棚根据地，但都以各自保境而未敢出动。后来听说周化成的团练最强，就委派他作指挥，调动几个乡的力量会同进攻。周化成除拥有一个常备中队（约等于一个连）外，还组织了两个乡丁中队，以鸟枪、梭镖为武器，连同搬运民夫约数百人，浩浩荡荡地向十二都扑去。哪知扑了一个空，竟不放一枪而进占所有据点，胜利班师回广兴，受到县里的嘉奖。

不多久，十二都又闹起匪来。县里又下令附近各乡调遣兵丁分路清剿，仍叫周化成作指挥。周化成大概鉴于上次不战而胜，所以照样带着队伍摆成长蛇阵前进。哪知各乡团练迟迟不前，只有周化成一路队伍孤军深入。到达山区，前锋一中队乡丁突与乱民遭遇。枪声一响，乡丁未经过战斗训练，就四散奔逃，胡乱放枪，后续部队也慌忙散开，满山都是枪声。乱民仅有人枪百余，听见到处是枪声，以为被包围，于是到处逃窜。混战半日，敌方溃散，才开始收容队伍，无一死伤，又告“大捷”。据说对方的确心虚，且又毫无准备，因而使周化成侥幸得胜。乱民也就退出十二都，向贵州方面转移，参加浑名“矮子老沙”周燮清的大队伍去了。于是，周化成之名大震。

过了不久，“矮子老沙”受王陵基招安，约千余人，要从贵州边境经过广兴场到重庆。周化成得到王陵基的通知，要让这支队伍经过，他感到莫大的威胁。于是把所有的乡丁调集在津綦分界处的白渡口对岸，沿綦河岸山头布置了武装，一路旌旗招展，直到广兴场外十里的大塘。周燮清的队伍一进江津界，沿途锣鼓不绝，可以说几乎全乡的人马都出动了。周化成自己则在场上摆设盛筵，表示欢迎。果然，周燮清深怕队伍被包围扣留缴械，千余人像跑步一样赶着过境。周燮清本人和周化成见了面，喝了一杯酒，急急忙忙将步枪十支赠送周化成作谢礼，即慌忙走了。

这一次又替周化成长了威风，名声传到王陵基那里，王即委任周化成为（江）津、綦（江）、巴（县）、南（川）四县联防主任。这样，周化成就和巴县团阀曹燮阳、申文英、李荣廷，南川团阀张茂春等勾结一起，气焰越来越嚣张。

由于王陵基向巴县索饷不成，把巴县一个绅粮扣留起来，引起团阀们不满。曹燮阳等就联合周化成调集了几千乡丁在重庆南岸集中，逼着王陵基放人，否则开火打过河去。当时形势非常紧张。王陵基实力不强，又和重庆其他驻军有矛盾，他只好赔礼放人，团阀们获得了胜利。

这时周化成的地位日益高升，得到江津商界的支持，公然成立江防指挥部，明为防匪，实则监视驻军。名义上虽仍是津綦巴南四县联防主任，他公然在江津王爷庙、广兴、江口、叶碧沱等四处设卡，向过往船只征收“护商捐”，组成带着“护商”臂章的三个常备中队（即三个连队）。县征收局也受他牵制。这时的周化成俨然是县武装司令，连县太爷都要敬让他了。

一九二四年，在广兴修建的洋房落成后，遂纳黄灿仙为妾，大排筵宴，热闹非凡。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开展“清党”运动，江津亦成立“国民党江津县党员登记委员会”，周化成当上该会五人领导小组中的要职，并同陈廷诗、余泽宣等七人组成国民党（右派）江津县党部，周化成任监察委员。

周化成势力越来越大，队伍已扩充到一千多人。当时驻江津为二十四军张清平（副师长），企图吞并周的部队。周化成即午夜离津回广兴，派心腹郑信方为代表，去投靠驻重庆的二十一军刘湘，被任命为津綦巴南四县督察长。

一九三二年，刘湘统一了四川，成立十几个保安团，委任周化成当第十六保安团的团长。这时湘西、鄂西及四川酉、秀、黔、彭一带，贺龙部红军十分活跃，蒋介石命令刘湘进“剿”。刘湘调了周化成保安团去。周化成一到石柱县，就被王陵基留下，任命为石（柱）、忠（县）清乡司令，专门对付石柱县的“八德会”。

石柱县在一九二三年初，在县属第六区黎家乡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武装暴动，即八德会。它是由冉氏家族为主结合当地贫苦农民以宗教形式，反对当时的政府、军阀、团阀、土匪的抗捐、抗粮的革命武装，是由石柱地下党员余光泽所领导的。在极盛时期，武装力量人、枪都达到四千以上（一说仅二千余支枪，余为棱镖、长矛），管辖范围除石柱第六区外直抵鄂境和川境交界的双河乡以西，人口达三万多。历时八年，经过无数次军阀、团阀的围剿都巍然不动。在一九三一年深夜，被王陵基派周化成用分化、离间之计致被消灭。

周化成一到石柱接任石、忠清乡司令后，也知道主客易势，专靠军事力量不行。遂在用军事进攻前，整顿团练，调整干部，充实力量，组织石、忠联防清乡大队，将石、忠两县团练整编为十个中队，大造声势地进行围剿。一面又用怀柔政策，大张布告宣传：除八德会为首的冉正腾、李南宾、杨南槐、刘岱、贺文湘、刘金诚、冉隆刚等人格杀不赦外，其余会众多系好人被裹胁，只要缴枪投诚，悔过自新，当宽大为怀，决不加害。并编歌谣说王陵基是天上王灵官下凡，周化成是周仓夫子转世等妄诞之言，四方传播，蛊惑人心。

在这两手并施的同时，王陵基、周化成也深知八德会起义是官逼民反，乃宣布六条纪律以束兵丁：“一、临阵退缩者杀；二、泄漏军机者杀；三、奸淫妇女者杀；四、烧人房屋者杀；五、掠人财物者杀；六、牵人牛羊者杀。”又推行十家连坐法，规定如有窝藏冉正腾等首犯者，或与之通风报信者，均与同罪。

因此，八德会内部产生了分歧，主战与主和两派争论不休。主和派的杨义芳（有副军师之称）自愿充作代表与周化成谈判，周化成却当作拿获的匪人看待，先是坐堂威胁声言要枪毙，等杨义芳哀哀求免，即下堂动以利诱。终使杨义芳叛变，将《八德会情况报告》及《八德会会员花名册》呈交出来，并自动申请写出悔过书，填写自新登记。周化成委以石柱县黎家乡清乡委员，并赏大洋壹百元，回黎家坝办理乡民自新登记。乡民会员看到杨“师爷”都带头自新无罪，都纷纷前来登记自新。

再通过杨义芳对八德会的手枪队长谭安俊进行哄骗劝说，谭亦变节，假言以报机密求见会长冉正腾（原会长冉广儒一九二八年让位其侄后病死），乘其不意将冉正腾、冉瑞采父子击毙。于是八德会群龙无首，兼之自新者日众，而呈混乱状态。军师李南宾只得只身逃往鄂西藏匿，其余各带少数会兵离会避难。

周化成带兵占领八德会的根据地——黎家坝。叛徒谭安俊以为有功，方欲邀赏，即被周化成拿下，施以酷刑。谭安俊交出全部枪枝后，才得取保释放，但已奄奄待毙了。周化成乘胜进击，并大举搜捕八德会大小头目，一一处决。而李南宾又由叛徒出卖被俘，周下令将其杀害，枭首剖腹，挖心烹之，残忍至极。李南宾死年三十余岁，乡人多有哭者。周化成得知，虑百姓再变，乃伪装慈善，一面拨公田数亩作为其妻与子李永生耕种营生，一面当众训斥部属不该将李请来又杀，以推卸责任。这场轰动川东的农民革命就这样被周化成扑杀了。

周化成因此而受到刘湘、王陵基的传令嘉奖。

一九三四年，被刘调往黔江堵截贺龙元帅部下余泽红支队，被红军打得丢盔卸甲，狼狈逃到彭水县。经整编后，紧跟二十一军五师三十八团，继续围追红军，接着增援二十一军教导团，从贵州娄山关尾追至云、贵、川接壤界长官司，始奉命退守南六属（高县、珙县、长宁、兴文、筠连、江安等六县）。

“七七”事变后，周化成调任保安六团团长，不久改为保安三团，计辖三个大队十四个连，分驻江津、合江、永川、綦江、南川、璧山、重庆等地。至一九三九年由冯浩如接任后，周调任南川县征收局长。讨了一个姓陈的作三姨太，因怨官小，不久即回江津作寓公。

尽管周化成不带兵了，可是人家还是称他周团长。一回到江津，就成为江津县政治上有影响的人物，被推为义字袍哥总舵把子。当他满六十寿辰时，回广兴老家做寿，成为广兴场轰动一时的大事。全场所有茶房酒馆一律停业作为招待所，烟馆公开设置几十处，赌场更为热闹，几百桌酒宴从早到晚不停地开筵。周化成同三房妻妾先打扮一番，分别在红绸帐下太师椅上接受祝贺，吹吹打打，锣鼓喧天，鞭炮轰鸣，大闹了三天宾客方散。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重庆成为陪都。而四川的袍哥已成为当时社会上一种广泛性的群众组织，分子非常复杂。“军统”、“中统”的特务正好利用来作掩护他们进行活动的外衣，并进而控制这些群众团体为它服务。所以江津的袍哥如正诚社、大同社、崇实社，无一没有军统、中统的人参加。而军统、中统都各自成系统，互不相容，因而袍哥也受其影响演成派系。举凡县中的参议员、各乡镇长及镇民代表等选举，都存在着各为其主的派系斗争。周化成以义字号总舵把子的身份，更为选举上派系所必需笼络的人物，所以他的大烟盘子旁边，在茶坊酒肆座侧，总是簇拥着一大群人，从管事到老幺，一天到晚来客不断。周化成也自认为可以操纵整个江津社会而踌躇满志了。

当解放大军进军西南时，国民党恐慌万状，到处封官招兵，想当官的不惜欺上瞒下谎称招了多少人，充当起师长、团长来了。先有邱某率领先成立的部队开赴成渝路，这些乌合之众后来在资中附近被解放军包围解散了。后成立的一部分人，由周化成暗中指挥驻守江防。江津地下党人得知后，晓以大义，说明利害，要他出面起义。周化成当时接受了，下令各临时队伍响应解放。周化成也因起义有功，参加了江津县剿匪委员会，成为成员之一。

当我大军西进、江津空虚之际，国民党残余和地方恶霸勾结作乱，抢劫朱沱、石门、油溪各场镇，集结鹤山坪威胁江津。县领导要周化成出面对这些乱匪进行招抚，哪知他却和乱匪暗通消息，企图乘虚攻入县城。县人民政府即调军进剿，把乱匪消灭。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周化成亦以通匪罪被镇压在广兴场，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本文根据赵铭彝等同志写的资料整理）

江津驻军情况（民国十一年至二十一年）

陈天池

民国十一年（1922）：川军三军七师十三旅旅长段荣琮、团长王铭章驻津。是年六月，二军杨森在渝以裁军为名，强提一军驻渝江防军余际塘部枪枝，演成一、二两军之战。七月，七师师长陈国栋率其驻津部队集中永川，津地空虚。杨森原驻泸州适被他军占领，其参谋长谢国钧（江津人）统所部至江津布防。七月，省军东下，赖心辉、邓锡侯、蓝世征各师旅长与陈国栋部合兵，在江津北岸陡擂子、双河、双龙、福寿等地与杨军激战七昼夜。杨军不支退去，赖军入城。八月，索饷一万五千元以去。陈国栋派魏团长驻津，令筹款八万元，后经要求减缴四万元。

民国十二年（1923）一月，陈国栋为了扩充势力，进攻大足何金鏊部。川军总司令刘成勋应何请求，命蓝世征、张成孝两旅往救；驻渝之邓锡侯亦应陈国栋告急，驰援永川，引起川军内讧之战，津境空虚。二月，刘成勋命令川东边防军总司令石青阳由涪陵分兵驻重庆，并担任川东防务。石青阳到重庆后，即命汤子模师、贺龙混成旅驻江津，并沿合江以上布防。

三月，直系军阀曹锟控制北洋政府，意图囊括四川，以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总指挥，纠合附逆川军杨森、刘湘、刘存厚、陈国栋、邓锡侯各部，及甘军张广建、陕军张丹屏、黔军袁祖铭和吴佩孚直属北军四个师，大举侵川。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组织各友军分北、中、南三路讨之，演成南北政府军事混战。南路由新编川东边防讨贼军总司令石青阳担任。

四月，杨森、赵荣华（代理北军孙传芳长江上游总司令职）、袁祖铭率兵乘轮由下川东沿江击败涪陵讨贼军。石青阳以兵力悬殊，撤出重庆，守南岸待援。杨森、赵荣华、袁祖铭进占重庆后，五月率军援联军，攻永川、占隆昌，并命黔军周西成驻江津。周旋又投熊克武，升为讨贼军师长，由石青阳统属，合力攻杨森，直指泸州。

八月，汤子模、贺龙、周西成三部军队由泸州回师，配合北路但懋辛、中路赖心辉部，围攻重庆。北军、黔军、杨森等部不支，弃重庆逃万县。十一月，杨森等得吴佩孚给养，分五路反攻。石青阳、汤子模、贺龙、周西成又奉命由江津率军前往梁山抵御，后失败，重庆陷。石青阳奉命率汤子模回江津，贺龙、周西成随讨贼军一军但懋辛转战到成都。

民国十三年（1924）二月，随熊克武由成都退到泸州，沿北岸东下渡河到合江，与汤子模弃津驻合部队会师，退入贵州整编。从民国十二年三月到十三年三月，汤子模、贺龙、周西成驻津军款尚无正确数字可稽。在江津商会杨赞卿移交樊少海任内（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年）的银钱账据欠收项中，仅有“交贺龙印收欠洋五百元”未收的数目，总数不详。又据民建、工商联两会主委、政协副主席潘正文同志回忆，二十年代汤子模临走时，曾亲见将绅、商、团负责人关押，估筹贰拾万元始获释。

民国十三年（1924）三月，汤子模走后，由黔军一师师长王天锡部队驻津。

民国十四年（1925）七月，杨森发动“统一四川之战”，军队直指合江，进攻周西成所属穆永康部。袁祖铭又与刘湘合作，命王天锡同周西成合攻杨森军。师部命商会筹饷一万元，因天旱商业萧条，筹款无着，暂由盐帮借垫五千元。七月三十日，又由各局垫支八千元解赴前方。战事平，仍继续驻津。

民国十五年（1926）一月，黔军袁祖铭因两次协助刘湘攻熊克武军，约定应得利益落空，在成都善后会议未终即愤然离去，率部回川东驻防，并将刘湘驻渝部队逐出，独占重庆，袁、刘关系破裂。其时，杨森在汉口又得吴佩孚委为四川讨贼军（指奉系张作霖）第一路总司令职务，回万县招收旧部，与周、袁两方周旋，被刘湘拉拢，作为驱逐黔军的新生力量。

四月底，全川发动“驱袁之战”。刘文辉首先发动，由宜宾出师占领泸南一带，黔军由上、下川东全线撤退。驻津黔军逼筹军款五千元以去。由赖心辉所属“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李宏锟、一旅旅长赵锡之、二旅旅长马昆山驻防。六月，令筹四万元作伙饷，以预征民国十九年粮税作抵。十二月，筹开拨军费一千元。

民国十七年（1928）：赖军预征民国二十二年粮税。四月，向商会筹借一万元作军饷。七月，令筹临时军费十万元。同年冬，被刘湘、刘文辉合谋夹击，率永川、合江驻军共同退出江津。二十四军刘文辉张清平师驻江津。

民国十九年（1930）七月，二十四军成立官公营庙会产清理事务所，提去商会各帮基金约三万元。

民国二十年（1931）四月，令筹军费十万元，以预征民国三十年及三十一年粮税作抵。同年十二月，又令筹军饷十万元。

民国二十一年（1932）九月，令筹国防经费四万元。十月下旬，二刘之战爆发，二十四军张师退出江津，由二十一军刘湘部驻津。全川遂告统一。

（1983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