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的易学时世观管窥

王文清 赵宗来

《周易》流传数千载，对中国文化之影响几乎无所不及。刘鹗《老残游记》第十一回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从《周易》出发对时世政治的阐析，题为《疫鼠传殃成害马，痸犬流灾化毒龙》。本文拟以此回为主，对刘鹗的易学时世观试作评述。

书中大谈易学时世的人物是黄龙子。那么，黄龙子能否代表作者的思想观念呢？我们说能。众所周知，《老残》一书中的人名大多都有寓意，黄龙子也不例外。《史记索隐》云：“（黄帝）有土德之瑞，土色黄，犹神农火德而称炎帝然也。”黄为土，在易学术数中，土于方位居中；黄为黄帝，是华夏的祖先；黄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为八卦之震象，震为长男、为动，长男则承家立业，动则变革改良；龙为阳，阳则刚强健壮，故《周易·乾卦》之六阳爻以龙为喻。因此，顾名思义，“黄龙子”是指健进向上、关心国计民生的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亦即代表着中华民族之正宗。有鉴于此，作者借黄龙子之口而表明自己的思想观念，便是理所当然的。

黄龙子云：“各宗教家的书，总不及儒家的《易经》为最精妙。”这无疑是把《易经》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历来推崇《周易》者比比皆是。秦皇焚书坑儒，唯留《周易》；秦后未几，《易》却被儒家视为五经之首，位极显赫，其势蔓延两千年不衰。历代大学问家，不治《易》者不多，不视《易》为至上者不多。不但儒家崇《易》，道家亦然，连佛法无边的释家也视《易》如宝，以至于儒、道争《易》之正宗，成历史公案。（《大哉〈周易〉——〈易〉学与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见《山东画报》1988年第四期）

值得一提的是，刘鹗对《易》的推崇是站在儒家的立场。这恰好体现出他那种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世界观，因此，他对《易》的解释时时都未脱离对现实社会的分析。

黄龙子云：“《易经》一书专讲爻象。”爻象何以与现实社会相联系呢？六十四卦各有六爻，包容阴阳两仪，涵括天地人三才。《易经指南·义例篇》曰：“《易》之为书，纲纪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后成，卦一画不似便成他局。”故一卦有卦象和爻象之分。从卦与爻的特点来看，两者互相关联，而又各不相同：“卦以存时，爻以示变。”何以谓之爻？爻者，“言乎变者也”，“效天下之动也”（同上）。《东坡易传》云：“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者，性之动也”。因此，以卦爻言之，卦为性、为体、为正；而爻分阴阳，以爻言之，则阳为正，阴为变。

黄龙子从“爻”字的写法来讲解正变之义：“一撇一捺，这是一交；又一撇一捺，这又是一交。天上天下一切事理，尽于这两交也。初交为正，再交为变。一正一变，互相乘除，就没有纪极了。”在此，黄龙子把“爻”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为阳、为正，即所谓“初交”；下半部分为阴、为变，即所谓“再交”。一阴一阳便是两仪。八卦、六十四卦莫不由此一阴一阳所构成；阴阳的组合形式、变化规律，亦即“互相乘除”，便能涵括万事万物。因此，现实社会之中也有此正变之分。

《周易》之道偏重于变，“易”字本身便含有“变易”之义。刘鹗认识到了“变易”的必须与必然，他在《老残游记》续集第五回就引用了《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之句。但是，此与上述正变之“变”不同。《御纂周易折中·纲领二》云：“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刘鹗自然也有刘鹗之用。他是用《易经》的阴阳两仪和变通之道来分析解说时世政治，而不是泛泛谈经论道。

太极和两仪本来是抽象的，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系辞上传》），所谓“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而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周敦颐《太极图说》），都是从哲学范畴而言。刘鹗却以之分析解说社会政治，所以，书中的太极和两仪政治化、具体化了。

刘鹗以“上帝”和“阿修罗”来比附两仪之说。上帝为阳、为正，指正派势力。在现实社会当中，“上帝”及其“部下的圣贤仙佛”，所指的是“失权”的“玉帝”，是《老残游记》第一回所说“管帆的”、“驾驶的”、“掌舵的”，他们是“讲公利的”，只是现在“失权”了。很明显，实际上也就是指大清皇帝同治和光绪，以及效忠于他们的忠臣良将。阿修罗乃是佛教天龙八部中的恶神，刘鹗以之代表阴和变，指邪恶势力。在现实社会中，“阿修罗”及其“部下的鬼怪妖魔”，所指的是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及其同党，包括“北拳南革”，以及贪官污吏。很明显，这种划分不是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划分，而是以他们对国家的利益所持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的，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在“上帝”和“阿修罗”这一正一邪之上，刘鹗又设立了一个“势力尊者”以象征客观规律，以比附“太极”。“势力尊者”“势力之所至，虽上帝亦不能违拗他”，“阿修罗与上帝便为平等之国，而上帝与阿修罗又皆不能出这位尊者之范围。”所以，正邪两派势力的存在及其互相交替，是社会发展之必然。作者打了个比方说：“上天有好生之德，由冬而春，由春而夏，由夏而秋，上天好生的力量已用足了。你试想，若夏天之树木、百草、百虫，无不满足的时候，若由着他老人家性子再往下去好生，不要一年，这地球便容不得了，又到那里去找块空地容放这些物事呢？所以就让这霜雪寒风出世，拼命地一杀，杀得干干净净的，再让上天来好生。这霜雪寒风就算是阿修罗的部下了。又可知这一生一杀，都是‘势力尊者’的作用。”

显而易见，刘鹗此说合乎易学“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念。有正就有变，有生就有灭；有变就有正，有灭就有生。此是不可变易的自然规律。所以，“上帝”与“阿修罗”都必然受此规律的制约。作者将正邪势力的交替归之于客观规律，不仅可以令象征正派势力的“上帝”振作起精神来，不要因一时之失势而消极颓丧，而且也是在警告象征邪恶势力的“阿修罗”，不要因一时之得势而太过猖獗，总会有被消灭的一天。自然的规律谁也无法左右。

为了不让人们脱离现实，作者特别强调：“要知上帝同阿修罗乃实有其人，实有其事。”那么“其人”“其事”究竟何指呢？如何看待呢？

“上帝”的代表人物是皇帝。作者首先肯定了皇帝是有心于治国的。作品的第一回把当时的中国比作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一只帆船，以船主为首的掌舵管帆的人也就代表着皇帝及其忠臣良将。刘鹗认为，这些“驾驶的人，未曾有错”，“心里不是不想往好处去做”，只是因为“照着老法子走”，“只会过太平日子”，又“未曾预备方针”，所以把船弄到了这个危急的地步，而自己却“没了依倚”，“毛了手脚”。当此之际，作者认为，只要能有一个“最准”的外国罗盘，作为掌舵者的依傍，也就平安无事了。

其次，皇帝虽有心治国，却无奈“失权”了。何谓“失权”？作者解释道：“名为‘失权’，其实只是‘让权’。并‘让权’二字，还是假名；要论其实在，只可以叫做‘伏权’。譬如秋冬的肃杀，难道真是杀吗？只是将生气伏一起，蓄点力量，做来年的生长。”这是为大清皇帝辩解，更是劝慰和鼓励，还有为之出谋划策之意，即希望皇帝“蓄点力量”，扩大自己的势力，养精蓄锐，以求他日之振作，最终取代“阿修罗”。

我们都知道，同治、光绪年间，皇帝成了一个空架子，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所以作者说就像那《西游记》所写的“乌鸡国”，“现坐着的”是个“假王”，“真王”却在八角琉璃井内。怎么办呢？应该“借着南革的力量，把这个假王打死，然后慢慢地从八角琉璃井内把真王请出来”。

“阿修罗”的代表人物是慈禧太后，亦即上文的“假王”，是她把揽朝政，架空“真王”。作者没有用多少笔墨写慈禧，却用了许多篇幅反映“北拳南革”和贪官污吏。第一回里所写的“下等水手”代表着中下层官吏，他们“只管在那船面上坐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这当然是作者所批判的对象。更令人深恶痛绝的是那些“远近闻名”、“颇有政声”，粗看上去似乎都是“清廉的格登登”的所谓清官好官，他们为做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乌纱帽。国家的利益不是正在受到他们的破坏吗？

“阿修罗”的“部下的鬼怪妖魔”，还有所谓“北拳南革”。“北拳”是指义和团，又称义和拳。刘鹗认为：“北拳之乱，起于戊子，成于甲午，至庚子，子午一冲而爆发。其兴也勃然，其灭也忽然，北方之强也。其信从者，上自宫闱，下至将相而止，主义为压汉。”这是在运用天干地支的冲克理论解释义和团的产生发展过程。易学中有“六冲”之说，如寅申相冲、巳亥相冲、辰戌相冲、丑未相冲、卯酉相冲、子午相冲。因为子午相冲，所以义和团于庚子年而爆发。这表明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乃是应时而生，难以避免。

他把义和团比作拳头，说：“这拳譬如人的拳头，一拳打去，行就行，不行就罢了，没甚要紧。然一拳打得巧时，也会送了人的性命。倘若躲过去，也就没事。将来北拳的那一拳，也几乎送了国家的性命，煞是可怕！然究竟只是一拳，容易过的。”因为义和团“起于戊子，成于甲午”，在十二属相里，子肖鼠，午肖马，所以刘鹗称之为“疫鼠”、“害马”。刘鹗认为义和团虽然危及国家，但来得猛去得快，容易躲过去。

那么，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是“南革”。黄龙子说：“南革”的“革”字“上应卦象”。“革”是个皮，即如马革、牛革等，是从头到脚无处不包着的。莫说是皮肤小病，要知道浑身溃烂起来，也会致命的。所谓“南革”，是指民主革命党。所谓“上应卦象”，是因为《易经》中有个“革”卦，其卦象为䷰，上兑下离，黄龙子谓之“是个凶卦”；“既济”卦是个吉卦。何以然？

“革”卦上为兑卦，下为离卦。兑为泽，即沼泽、湿润多水之地，故亦可作水看。《易彖传》便解此卦为“水火相息”，以泽为水（八卦之中，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再者，兑为阴卦（乾、震、坎、艮为四阳卦，坤、巽、离、兑为四阴卦），兑为少女（乾为父，坤为母，震为长男，巽为长女，坎为中男，离为中女，艮为少男，兑为少女）。所以，黄龙子称“兑水阴德”，兑为阴水。离为中女，为火，为阴。可见，“革”卦上下皆阴，同性相斥；上为少女，下为中女。所以，黄龙子引《彖传》云：“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从而说明“南革”是“从愤懑嫉妒上起的”。

朱熹《周易正义》云：兑泽在上，离火在下，火燃则水干，水决则火灭；中少二女合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为革也。水火不相容，少女在中女之上，所以才会生出“愤懑嫉妒”，所以黄龙子谓之凶卦。

至于“既济”卦，上坎下离，坎为阳，离为阴，阴阳相得；坎为水，离为火，水制火不至于太炽，火制水不至于太大；坎为中男，离为中女，男女相配合序，所以黄龙子谓之吉。

刘鹗没有只就卦论卦，论卦的目的还是为了表达他对时世的看法。他把国家政权比作“丈夫”，把慈禧太后和“南革”党人比作“一妻一妾”。这“一妻一妾，互相嫉妒”，“因为所秉的是妇女阴水嫉妒性质，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初起总想独据一个丈夫，及至不行，则破败主义就出来了。因爱丈夫而争，既争之后，虽损伤丈夫也不顾了；再争，则破丈夫之家也不顾了；再争，则断送自己性命也不顾了。”

显而易见，刘鹗认识到，民主革命党就算是爱国，也只是为了反满夺权，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与那个“假王”针锋相对。争来争去，只能是断送国家的前途命运。在刘鹗看来，“南革”党人都是只顾自己、不顾国家、贪生怕死、卑鄙阴险的小人。在作品的第一回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只会“高谈阔论地演说”，鼓动人们造反，打“掌舵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作者认为，如果真按他们所说的去做，“胜负未分，船先覆了，万万没有这个办法”。所以，民主革命党只会使国家亡得更快，他们是“瘈犬”（即疯狗）、“毒龙”，应大加挞伐。

对“南革”产生的过程及其影响，黄龙子说：“南革之乱，起于戊戌，成于甲辰，至庚戌，辰戌一冲而爆发。然其兴也渐进，其灭也潜消，南方之强也。下自士大夫，上亦至将相而止，主义为逐满。”那些南革的首领，初起都是官商人物，并都是聪明出众的人才。他们一出来，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类相呼，水流湿，火就燥”，渐渐的越聚越多，钩连上些人家的败类子弟，一发做得如火如荼。其已得举人、进士、翰林、部曹等官的呢，就谈朝廷革命；其读书不成、无着子弟，就学两句爱皮西提衣或阿衣乌爱窝，便谈家庭革命。

既然“革”字“上应卦象”，应时而生，首领是聪明出众的人才，影响既深且广，所以，作者强调，此党虽然“发作的慢”，却“不可小觑了他”，当然应该大力镇压。

刘鹗把“北拳南革”都列入“阿修罗”邪派之中，统统视之为危害国家之大敌，而且大发议论：“北拳以有鬼神为作用，南革以无鬼神为作用。说有鬼神，就可以装妖作怪，鼓惑乡愚，其志不过如此而已。若说无鬼神，其作用就很多了：第一条，说无鬼可以不敬祖宗，为他家庭革命的根源；说无神则无阴谴，无天刑，一切违背天理的事都可以做得，又可以掀动破败子弟的兴头。他却必须住在租界或外国，以骋他反背国法的手段；必须痛诋人说有鬼神的，以骋他反背天理的手段；必须说叛臣贼子是豪杰，忠臣良吏为奴性，以骋他反背人情的手段。大都皆有辩才，以文其说。就如那妒妇破坏人家，他却也有一番堂堂正正的道理说出来，可知道家也却被他破了。南革诸君的议论，也有惊采绝艳的处所，可知道世道却被他搅坏了。”

在这一大段议论中，作者指出，“北拳”的“有鬼神论”虽危害不小，但与“南革”的“无鬼神论”相比较，其危害便轻得多了。同时，作者认为，“北拳南革”的“有鬼神”和“无鬼神”都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刘鹗站在改良派的立场，反对农民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这当然表现了他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政见固然保守一些，却绝非为了自己的名和利。在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意欲瓜分中国之时，他把清王朝作为国家的代表来加以维护，为的是使国家不致灭亡。所以，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人格，更不能否定他的爱国思想。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刘鹗认识到“北拳南革”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无法阻止的。他承认正邪势力的交替是自然的规律。“上天有好生之德，天既好生，又是世界之主宰，为什么又要生这些恶人做什么呢？”正是因为有生就有灭，有灭就有生。他能辩证地看问题，在议论了一番“北拳南革”的危害之后，刘鹗又指出：“此二乱党，皆所以酿劫运，亦皆所以开文明也。”进而预言，慈禧太后、“北拳南革”的劫运过后，再过“三五十年”，必然会“由欧洲新文明进而复我三皇五帝旧文明，骎骎进于大同之世矣”。此论颇有真知卓见。

在此，他将“酿劫运”与“开文明”联系起来，把“北拳南革”看作“劫运”的开端。但无此劫运，则“新文明”、“大同之世”也就难以实现。事实上，“三五十年”之后，劫运已过，融合“欧洲新文明”和“三皇五帝旧文明”为一体的“大同之世”，不是真的出现了吗？只是他没有料到，他当时认为代表正派势力的皇帝，在“劫运”中被赶下了台。即使这所谓的“王”真从“八角琉璃井”内救了出来，也再不能支起清帝国的空架子！

《易经》说：“穷则变，变则通。”刘鹗也说：“天下没有个不变会通的人。”因此，物不可以终正，而必有“变”，“变”是必然，而“变”正是“通”的前提。刘鹗正是以此看待问题的：“上帝”主政之时为正，“阿修罗”主政之时为变，所以有“北拳南革”之“劫运”；劫后，“新文明”的产生便是“通”。这是刘鹗时世观中乐观的一方面。但是，他并不真的如此乐观，还有悲观绝望的一方面。在作品第一回写得很清楚：当象征着祖国的大船处在惊涛骇浪中，掌舵者失去了“依倚”，代表作者意愿的“老残”送去一个“最准”的外国罗盘的时候，被“下等水手”们斥之为“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被“演说者”斥之为“卖船的汉奸”，把这位满腔爱“船”热情的“老残”赶下船去了。这不正体现出作者不被世人理解的迷惘、苦闷，乃至悲观绝望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刘鹗对《易经》推崇备至，他把这部书看作儒家的经典，看作中华文化之正统。这并非出于偶然，因为刘鹗是太谷学派的弟子。太谷学派的创始人周太谷，便对易学的河图、易象等方面有专门研究；太谷弟子张积中讲学时曾专讲《易经》，另一弟子李光炘更是“止谈性命，不及其他”（《张石琴与太谷学派》）。刘鹗二十四岁时正式师事李光炘，深得李氏器重，相传李氏生前曾说过“将来天下，二巳传道”的话。所谓“二巳”，即指生于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的黄葆年，和生于咸丰七年（丁巳）的刘鹗。因此，刘鹗对易学的造诣不浅，且渊源有自，不言而喻。他对易的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刘鹗的易学兼及义理与象数。易学研究渊远流长，派别众多，但传统易学可概括为义理与象数两大派。“义理派着重通过《周易》的文辞来阐明《周易》的哲学大义，象数派则着重于《易》象、《易》数的阐发”（《周易研究史绪论》，廖名春等著）。刘鹗引《周易》彖辞说明事理，此是义理派的体现；引用《革》与《既济》卦象分析“南革”的所谓危害，又以“上帝”和“阿修罗”比附两仪，以“势力尊者”比附“太极”，以“三元甲子”之说阐明时世变迁，此是象数派的体现。古来研易者，往往偏重义理、贬斥象数，或与此相反。刘鹗能对二者兼而采之，可谓正路。

第三，刘鹗在小说中借黄龙子之口谈《易》，并非就易谈易，而是引易谈史，从易学出发来分析说明时事政治，表现了务实致用的特点。可以说，谈《易》只是手段，分析时事政治才是他的目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刘鹗关心国家政治、积极入世的儒家世界观。在第十一回，他大谈“势力尊者”、“上帝”、“阿修罗”，唯恐人们误认作“寓言”而忽视了其真正目的，所以明确强调“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这一点体现了他“政本位”的文学观。

第四，刘鹗的时世观有积极乐观的一面，也有保守悲观的一面。他的《老残游记》和另外三大谴责小说一样，都是站在改良派的立场上，反对民主革命，维护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这不能不说是落后于时代的。但是，他对慈禧太后、贪官污吏祸国殃民的罪行表示深恶痛绝，对自己的祖国表达了赤诚之热爱，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