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荣事略

文守仁 刘咸荣，字豫波，四川双流人。前清拔贡生。氏家学渊源，才华早发。每有题咏，喷薄如泉，思若宿构。蜀中胜处，殆无不留下他的踪迹。笔走龙蛇，善画兰花，尤其洗脱凡俗。他相貌清瞿，性情洒逸，妙语如珠，听者心旷神怡。 民国以来，蜀中宿老，有“五老七贤”之号，身处官民间，沟通政令舆情，被誉为时望。他初与七贤，后位列五老之一。其为人所看重者如此。民国三十七年（1948）秋卒，享年九十二。以卒年推之，他大约生于前清咸丰五六年间（1855-1856）。 其祖父是清代大儒刘沅，号止唐先生。止唐先生的兄长刘芳果，也是名儒。双流县城南约七里有地名叫板桥子，是止唐先生兄弟年少时读书处。后人就在学堂原址的文昌宫内设置了纪念堂。川原映带，风景如画。芳果先生早年考中南宫，进入词林，以外放京官出任广西桂林知府。止唐先生由举人供职京城，因奉养父母而致仕还家。兄弟俩的诗合刻为《埙篪集》，取《诗经》“伯氏吹埙，仲氏吹篪”之意。 止唐先生尤其专注于心性之学，其学说以“存敬明诚”为主。著有《九经恒解》等书。从学者多达数千人，号曰“刘门”。其讲学之地，在成都南门纯化街。宅第广大，约占街的一半，高墙环绕。宿儒伍崧生先生曾为其门题匾：“儒林刘止唐先生之第”。崧生先生，以十八岁进入词林，主讲锦江书院数十年。听我先父说：在前清时，每逢科考年，刘氏门庭，“泥金”捷报，络绎不绝，张贴墙壁，几乎没有空隙之处，堪称极盛一时。宅旁有书屋曰“问经堂”，铅刻精良，皆为刘氏父子祖孙的著作。 我年幼时在锦城上学，每次路过其门，都深深向往。抗战期间，我重经此地，庭院馆舍依旧，只是伍先生题的匾额不见了，一问才知道已经更换了主人。感念旧事，心增伤怀，凄然写下绝句四首： 《此地师儒一代尊，故家乔木百年存。儿时频记吾亲语，贴遍泥金尚有痕。》 《问经堂傍宅边开，著述俱从父祖来。汲古岂能相比拟，任渠铅椠满楼台。》 《万井栽秧绿到堂，弟兄发轫在江乡。凭轩每过板桥子，长是心期一瓣香。》 《旧宅初闻新易主，犹思悬额出名贤。祇今重过城南路，不禁低徊一惘然。》 没过几个月再经过时，又重新悬挂上了旧匾额，原来是刘氏的门生故旧集资赎回，设置为止唐先生永久纪念处。可见君子之泽，绵延不绝。芳皋先生的孙子刘缙云，与我先父年轻时切磋学问，过从甚密；年老时仍殷勤问候。前辈风范，时常触动我心怀。故记下此篇，不觉言语之芜杂。 （载《四川文献月刊》第三期）

乔曾劬传

文守仁 乔曾劬，字大壮，三十岁前，自署壮夫，后署劳者，晚号戢翁，四川华阳人。其祖父乔树枬，前清学部左丞，以名宦文学显名于世。乔曾劬曾有文记叙此事。 他年少时随祖父侍奉于燕京，与四方名流硕彦长期交往，加之渊源家学，早早便声名鹊起。他毕业于译学馆，供职学部（后改为教育部）将近十年。民国十年（1921），他游历江南，后又北归。十七年（1928）后，或寓居金陵，或游历江汉。二十一年（1932），任职河北幕僚。同年南下，担任实业部秘书。闲暇时，他常与陈匪石、吴霜厓等词人对酌联吟。 抗战军兴，他返回四川，在中央大学教授。监察院长于公久闻其名，非常器重他。三十一年（1942）七月，他进入监察院，任参事。同时仍在中央大学教授。他潜居已久，素来擅长撰写公文，而晚辈后进者，多持气势，稍有龃龉，便萌生了去意。三十四年（1945）他病中作诗有句云：“去疑初见穆生机”，取《史记》中楚王不为穆生设醴的故事，似乎隐喻此心境。三十四年（1945）台湾光复，次年他渡海，在台湾大学教授。 三十七年（1948）七月三日，他自沉于苏州的梅村桥下，享年五十七岁。他体貌清瘦，恂恂儒者。对于辈分稍长者，终身礼敬不衰。曹鼹蘅仅长他四岁，但曹鼹蘅成名早，乔曾劬常以“丈”称呼他。他和蔼可亲，而内心有凛然不可侵犯的一面。曾听说他在某单位任职时，恰逢某位大人物寿辰，主事者派侍役让他写寿文，他勃然变色道：“我后悔读书，以至于要被佣人差遣吗？”此事被长官知道后，他便亲自带了两箱白兰地酒前往乔的寓所道歉，乔曾劬这才勉强撰写了寿文。他高洁的志行，流传下来的轶事多属此类。 他博览群书，对于深奥的道理和宏大的见识，常常有独到的创见。沈刚伯先生为其词作序时写道：“我能与他订交，时常相互拜访，颇知先生对于汉宋诸儒的学说，无一不探本溯源；而又旁涉佛老之经论与法国之艺文，所蕴藏的宏富，几乎无法探测其深浅，真是精骛八极而游心万仞。因此他写出的吟咏，总能穷尽其理，微达其意，袭用古人而又出新，并非仅仅以雕章丽句为精巧。”沈刚伯素来了解他，所折服之处就在于此。 他年仅十三四岁，便已开始学填词，词律严谨，而有一往沉郁、缠绵悱恻的意境，评论者认为他能追溯北宋风格。他先后在中央大学及台湾大学，专门教授词学。他的诗词藻华丽，而幽怨婉转，仿佛温庭筠、李商隐的遗音，是晚唐的嗣响。他的文章擅长骈文，又擅长治印，古朴浑劲，世人推崇为独步。他生性嗜酒，曾作《前后酒颂》，有时甚至卖掉所藏的印章来换取酒钱。有诗云：“贺公唱酒蠲金佩，白傅耽禅嫁玉颜。长物尽时身亦老，待将形影葬空山。”其雅人深致，如果让刘伶、阮籍之辈来品评，不知谁先谁后。每当酒酣耳热，他便放声高歌，意趣盎然。他生平不善于理财，全靠夫人贤惠，帮他操持家务。自从悼亡之后，他更加感到困顿难熬。他自沉或许与此有关。他在五十四岁时作《六九》一首有句云：“六九匆匆阅废兴，沉渊负石了无能。”或许可以看作是诗谶。 他的遗著有《波外乐章》四卷、《波外诗藁》二卷、续二卷。他曾客居江汉，有“波外楼偶题”，或许因此命名其文集。

任鸿隽传略

文守仁 任鸿隽，字叔永，四川巴县人。为人纯笃嗜学。毕业于重庆府中中学堂。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进入上海中国公学，那时他已经加入了同盟会。次年，他东渡日本，进入工业学校，学习化学，为起义时制造炸药做准备。蜀中革命党人如黄复生、喻培伦等都以精通此术而著称。 辛亥革命后，他返回国内。民国元年（1912），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成立，他与富顺雷昭性（字铁岩）都担任秘书，当时胡汉民任秘书长。当时要发布告北方将士的文告，胡汉民最初嘱咐铁岩起草。铁岩素来工于文辞，但用词艰深。胡汉民认为文字应如布帛菽粟，无需矜奇。于是又嘱咐任鸿隽，才得以改写。铁岩愤愤而去，仅任职三日。 南北和议既成，任鸿隽赴天津，主持《民意报》。这份报纸是京津同盟会创办的，是北方民党的宣传机构。旋即，他以论勋资被送往美国留学，于民国元年十二月抵达美国，进入康奈尔大学。三年（1914），他与赵元任、秉志、杨杏佛等人在绮色佳城发起成立科学社，出版《科学月刊》。此后他担任社长及主持发行者将近三十年，国内长期有系统地介绍西方科学，正是由此开始。 五年（1916），他赴波士顿；次年，又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再一年他返回国内，先后在国立东南大学及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他曾任东南大学教务长，声名显赫，多士景仰。其后东南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十九年（1930）校长更迭，继任人选未定，学生集 会，建议由他担任校长。虽然未能实现，但可见其教泽影响之深远。 国民革命军安定长江下游，川省响应。十七年（1928）十月，四川省**改组，他被简派为省**委员兼教育厅长，但他并未就任。二十二年（1933）他受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因原有校址狭窄，校舍简陋，他便申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拨款补助，在成都东门外开始兴建，从此高楼峻宇，遍布于平畴绿野之上，江流映带，风光灿烂。他又着力充实农学院和理学院，正是实践其提倡科学的夙愿。其夫人陈衡哲女士，早年留学美国，教授西洋史，不熟悉四川风俗，轻易讥评，甚至及于草木，最终招致怨言，他也因此无法安心任职而离去，未能竟其抱负，实在可惜。 二十五年（1936）以后，他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干事长。他虽然钻研科学，但对于诗文，素有很深的造诣。清末民初的诗人集 会“南社”在江左很有名，他也参与其中。 当初他在上海时，与绩溪胡适之（胡适）同住一宿舍，此后留美，又先后两次同校。他从波士顿迁校到纽约，胡适之作诗迎接，有句云：“真个三番同母校，况同第二故乡思。会当清夜临江阁，同话飞泉作雨时。”胡适之自己说：“我数年来在文学上的兴趣，如果没有叔永、杏佛（杨），一定没有《去国集》；如果没有叔永、覲庄（梅），一定没有《尝试集》。”这些人士，各有宏大成就，今人遥想他们友朋切磋的乐趣，难道不会作诗吟诵吗？ 胡适之倡导文学革命，任鸿隽最初并不完全认同，曾写信向他质疑，信中有云：“总之，无论诗文，都应当有质，有文无质，就会成为我国近世委靡腐朽的文学，我们正应当廓清它。然而如果以文学革命自命者，而言辞缺乏文采，又怎么能流传深远呢？近来我颇感我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就在于文人缺乏学问。拯救的办法，应当从治学入手。徒然在文字形式上讨论，是无益的。”他对于文学的见解，由此可见一斑。 他卒于五十年（1961）十月，享年七十六。遗著有《科学概论》。诗文均未搜集刊行。

向楚传略

文守仁 向楚，字仙樵，四川巴县人。荣县赵侍御尧生主讲川东书院，向楚从其学习，学业大进。他考中举人后，痛心时政日渐衰败，慨然有改革之志，于是加入了同盟会。 清光绪末年及宣统年间，他先后在泸州经纬学堂及叙永中学执教，目的是联络同志，秘密布局。宣统三年（1911）辛亥秋，四川保路运动日趋激烈。清廷派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入蜀查办，端方经过重庆时，恰逢李湛阳从广州到来。李湛阳在广东官任巡警道，督练新兵，端方随即委任他为重庆防军统领。 同年十月一日，党人在重庆集 会，商议推举李湛阳为都督。公推向楚前往说服他。李湛阳虽然推辞，但心里已经偏向了革命。翌日，张培爵率义师至朝天观城会合。当时川东道是朱有基，重庆府是钮传善，朱有基颇为怯懦，而钮传善狡诈莫测。党人邀请他们与会，朱有基提前逃遁，钮传善未到。于是推举向楚与朱之洪等人先到李湛阳处，一同前往敦促钮传善。钮传善到了之后，党人手持子弹和手枪对着他，钮传善气馁，表示愿意签署同盟誓约。于是，一天之内，大事已定，成立了蜀军**，推举张培爵为都督，向楚任秘书院长。 就在独立当晚，官办银行金库积蓄有数百万元。党人正在商议大计，向楚独自率领两名队员，赶往大清和濬川两家银行，取回其账簿归于军府，告诉张培爵道：“这关系到革命的饷源，稍不谨慎，就容易被奸人利用。”此后军政所需以及民国元年（1912）海军留川不走，由**出资遣送，都仰仗这些钱财来供给。向楚临事果决，深谋远虑，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元年三月，成渝两军**合并，重庆设立镇抚府，向楚改任秘书厅长。旋即辞职离去，从此潜心学术，曾私淑余杭章炳麟（章太炎）。四川士人中，研究音韵文字者，都推崇他为巨擘。此后他历任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大学等校教授。 十六年（1927）冬，他担任四川省**委员兼教育厅长，一年后卸任，又回到成都大学任职，直至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工于古文辞和诗，蜀军**草创之初，内外文告及《蜀中先烈传记》，多出自他的手笔。 十五年（1926）及二十二年（1933），他先后参与编修《巴县志》，均任总纂。民国以来，四川新修的各县志，可圈可点者，合川县志由著名史学家张森楷主纂，梁启超曾大力称赞，但难免在取舍上有失偏颇。唯有《华阳县志》和《巴县志》被誉为精审。《巴县志》尤其详于大事记述，《华阳县志》成于林思进之手，二者均在二十二年以后，是梁启超未能见到的。他的诗受到陈石遗的高度推崇，见于《石遗诗话》。世事变迁，他因年老困窘，留在成都，未能离开。隐忍待时，最终在五十年（1961）某月某日去世，也可谓可悲。

余又蓀先生事略

余锡嘏先生，字又蓀，后以字行世；四川涪陵县人，生于民国纪元前四年（1908）三月。他幼年颖悟好学，毕业于四川成都联合中学。民国十六年（1927）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二十年（1931）毕业。他在北平民国大学任哲学史讲师及教授两年。二十三年（1934）他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研究西洋哲学史。 二十六年（1937）中日战事爆发，他毅然返国。次年，他担任四川大学历史教授。二十九年（1940）他任中央研究院秘书及总务主任。三十年（1941）任重庆大学教授兼总务长。期间自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年，他兼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编纂。先生精力过人，治学不倦，尤其擅长处理事务。 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从重庆迁回南京，中央研究院的复员工作，他出力最多。共匪作乱，研究院疏散迁往台湾，他策划精勤，公而忘私。当时夫人萧氏卧病在南京中央医院，他无暇照料；后来夫人病逝，先生引为大恸，中央研究院同仁也同声哀悼。 三十八年（1949），他渡海来台，受聘为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兼总务长。台湾大学接收自日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光复不久，百废待兴，先生辅佐校长傅孟真（傅斯年）整理庶务，厘定规章，全校风气焕然一新。一年后，他专任历史学系讲席，主讲日本史。 四十七年（1958）八月，香港珠海书院得到教育部的许可，商得台大同意，借聘先生主持文史学系。先生在香港三年，著述颇丰。五十年（1961）七月，他重返台大历史学系任教。此时先生已年逾五十，阅世既深，感伤世俗之沉迷，领悟神性之妙谛，思虑超脱尘世以回归本源，于是五十一年（1962）夏，他皈依天主教，在台北伯达书院圣堂受洗。从此他绝意浮华，崇本务实，参拜弥撒，勤研教义，以忍辱习劳律己，以服务社会济世；其信道之诚，持身之谨，深受教友的崇敬。 五十二年（1963），先生兼任历史系及历史学研究所主任，视事以来，对于教学研究的促进，不遗余力。两年间，增购中西图书三万余册，印行《文史丛刊》十五种，辅导学生出版《史绎》两期，所需经费，大半皆从校外筹措所得。他又先后成立中国近代史及美国史研究中心：前者与美国哈佛大学交换论文，互通声气；后者得到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与密歇根州立大学合作，每年交换教授学生各二名。 经营伊始，先生正全力以赴，期望看到成果；不意竟于五十四年（1965）四月二十七日午后三时许，因车祸丧身，享年五十八岁。 先生元配肃廉智女士，继配曾蜀芳女士，育有子女各四人，长子承一，长女承智，都留学美国，次子承绪肄业于台湾大学医学院五年级，次女承慧就读于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化学系二年级，三子承光在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攻读，三女承荃将于今年夏天毕业于台湾省立台北第二女子中学。余夫人现任香港**医务署牙医官，携幼子承曾及稚女承文居住在香港。 先生尽瘁于文教事业三十余年，长才尚未完全施展，便遽然离世，这实在是学界的不幸，更是亲友所同悲！如今阴阳两隔，遗孀无依，身后凄凉，孤儿失怙；吟《柏舟》而饮恨，废《蓼莪》而增哀，天对善人的报应，为何如此不公？唉，痛哉！ （余又蓀先生治丧委员会撰） （附录） 余又蓀先生挽词 陶希圣 在一所大学中，文史学系往往是其思想与学风转移的枢纽。民国八年（1919）前后，北京大学的文学与历史学门是文学改革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民国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931-1937）之间，中国史学有飞跃的进步，其骨干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而两所大学的文学与历史系培养其史学研究与讲习的人才，显居重要地位。今日国际学术界，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蔚然成风。中国国内各大学及研究机构正努力向世界提供其历史资料及研究成果。台湾大学的文学院特别是历史系及史学研究所，其重要地位自不容置疑。余又蓀先生，名锡嘏。民国十八年（1929）间，又蓀在北京大学学生护校运动中，担任学生会主席。民国二十年（1931），我回到母校，仍然听到余锡嘏的名字。那时又蓀已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我每次去北海拜访傅孟真先生，常与又蓀在同一室相遇。抗战期间，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北平迁往四川。抗战胜利后，再迁往南京。民国三十七年（1948），淮海战役爆发，京沪震动。孟真先生督促同仁，整理图书资料，装箱东运台湾。当时鸡鸣寺新址建筑初成，厅室内外卷帙罗列，全所同仁辛勤劳碌于其中。而又蓀出力最多，是孟真的左膀右臂。 近年来，文史学界有书可读，有卷可查，中央图书馆与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宝藏，功不可没。我们怀念孟真先生，也当敬佩所中同仁，更不能忘记余又蓀。 最近又蓀受聘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对于史学研究所及历史系的充实与发展，有抱负、有计划，在沈刚伯院长以及姚从吾、吴相湘诸位教授合作努力之下，正逐步展开，却忽然遭遇车祸，溘然长逝。噩耗突传，我无比惊悼，因此作挽词一联，略表哀思。 “治学当鼎盛之时，早在士林负重望；遇难值龙蛇之岁，那堪贤者又咨嗟。”

刘湘传

周开庆 刘湘，字甫澄，四川大邑县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四年（清光绪十四年，1888）。家境贫寒，幼时在乡塾读书，国学基础粗具。正值满清末世，国事日非，刘湘报国心切，投笔从戎，于光绪三十年（1904）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参加部队，历经战役，到民国九年（1920），已晋升为川军第二师师长。 当时北洋**失轨，滇黔军在四川也多有骚扰。川中将领驱逐滇黔军，于十年（1921）一月宣布四川自治。同年七月，刘湘被推举为四川各军总司令兼省长，在重庆就职。十一年（1922）七月，川军第一、第二两军冲突，刘湘调处无效后解职。至十二年（1923）九月再次复职，被北洋**任命为四川善后督办，驻军重庆。 十五年（1926）七月，国民**誓师北伐，同年十一月，川军将领通电声讨北洋军阀，国民**明令发表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十六年（1927），他升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十七年（1928）北伐完成，全国统一，中央**整理四川军政，任刘湘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任四川省**委员。 十九年（1930），平津成立扩大会议，反抗中央，川中反动军人刘文辉、邓锡侯等也乘机响应。刘湘当时坐镇重庆，竭诚拥护国策，川局赖以安定。二十年（1931）二月，国民**派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各军，归其全权调遣。当时共匪徐向前等部窜扰川东北，势力渐趋猖獗，刘湘于二十二年（1933）七月奉命出任四川剿匪军总司令。二十三年（1934）十二月，中央**改组四川省**，又任刘湘为主席，赋予其整理四川军政的全部责任。二十四年（1935）二月，新省**在重庆成立。三月，蒋公入川巡视。从此以后至抗战发生的两三年间，凡是关于四川政治的改革、军队的整顿、交通的开发，以及币制的统一等，刘湘均秉承旨意，贯彻实施。 二十六年（1937）对日战争爆发，八月刘湘奉召入京，所部也陆续出川，共同参加抗战。旋即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于二十七年（1938）一月二十日病逝于汉口，享年五十岁。 他的遗嘱说：“我这次奉命出师抗日，志在亲赴前线，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的天职。……望我川中袍泽，秉持此志，始终不渝。即使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 国民**嘉奖其忠烈，追赠一级上将，明令褒扬，并予国葬，墓园建在成都市郊。遗子刘世哲，女刘蔚文。 刘湘为人节俭，律己谨严，一生不近女色。驭众有容人之量，有大将风度，故部下乐于为他效命。他喜欢结交文人，注意政治。在四川“防区制”时代，川中军人多视各防区县为搜刮之地，以县长为敛财之臣。刘湘独能选贤任能，重视民间疾苦和地方建设。自民国十六年（1927）受命于国民**后，他秉承命令唯谨，而能收统一全川、奠定抗战根据地之大功。临死之日，他仍以国事为念，其功绩不可磨灭。 （附录） 刘故主席湘功在国家 （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日发表《刘故主席湘逝世四周年纪念感言》） 刘故主席于二十六年（1937）率军出川，身当强敌，积劳致疾，于是去世。中央悼念忠臣，给予隆重国葬，川中各界人士追怀遗爱，更为他修葺墓园，铸立铜像，用以纪念不朽。今日恰逢故主席逝世四周年纪念之期，同时举行墓园落成及铜像揭幕典礼。我们回顾故主席的一生，感念其英勇壮烈之气犹新，而墓木已成荫，特此标举其功在国家特别显著的数端，以表达我们的景仰之意。 四川地大物博，古称“天府”；但自民国元年（1912）以后，政治混乱，民生凋敝，防区制度，尤其祸害。故主席以川中宿将，出主省政，特别对川局的统一、吏治的整顿，不遗余力。抗战军事既起，国民**西迁，我川便成为政治军事的枢纽，同时也是经济建设的重心。今后中国的复兴，实际上发源于此。假如没有故主席的鞠躬尽瘁，先为国家奠定此基础，那么抗战的局面，必定比现在更为艰难危急，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二十六年（1937）秋，敌人以雄厚的国力，倾其精锐之师，大举侵犯，气焰嚣张。故主席奉召赴京，商决大计，慷慨陈词，愿意率领四川五百万壮丁参加抗战，中央决定了此计策。这是故主席毕生最光荣之事，也是我川人最光荣之事，更是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旋即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率军出征，屡挫敌人的嚣张气焰；虽然大业未终，身先去世，但其树立的风气，令敌方胆寒，全国上下倾心，其影响足以扭转当时危疑的局面。 在他临终之际，仍亲笔写下遗嘱，自陈其“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的夙愿，以未能尽其所想为遗憾，以“继续抗战到底”期望全国军民；尤其以“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还乡，争取最后胜利”来策勉川中袍泽。四年以来，川军陆续出征，在国内各战场屡建奇功。川中壮丁应征补充前方各部队者，凡百余万。自将领至士卒，为国捐躯，可歌可泣的事迹，更是众所周知。所有这些固然是由于川中人士爱国之忠诚，实际上也是故主席的精神感召所致，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当战事发动之初，中国以孤军抗敌，虽然为各友邦同情所寄，但最初并未获得实力援助的承诺，处境至为艰苦。自此以后，因我国的英勇抗战，愈久愈强，不屈不挠，友邦遂由同情而进为援助。去年十二月（1941年12月）敌方在太平洋扩大战争以后，友邦更由援助而进为合作，中国遂由独立作战的孤军，一转而为民主阵线远东的一员，胜利的时期愈益迫近，而故主席遗嘱中所说“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人争光荣”，今天更进而为世界人类争正义。这难道是四年前故主席所能预料到的吗？九泉之下若有知，当无遗憾！ 我与故主席有旧日相知之谊，继其前行，来主省政，已过一年。感叹世局之变迁，悼念斯人之不再，唯有与同乡人士，共同努力，竭尽所知所能，整饬省政。并动员全省的人力物力，共济国难，以完成其未竟的事业，以不辜负其毕生耿耿之精诚。故在故主席逝世四年后的今日，略抒所感，用以告慰同胞。其嘉言善政、私德懿行，近有口耳相传，远有国史可纪，自不待我多言。

冉鸿翮 谢刚哲先生传略

谢刚哲先生，字稚洲，四川华阳人。依伯叔昆仲姐妹的排行，位列十三，乡人称他为“谢十三”。他生于前清光绪十一年（1885），即民国前二十七年。当时列强侵华野心日盛，清室弱点暴露无遗，国将不国，俊杰之士，都思奋发有为，以救亡图存，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先生的第八兄谢刚国，光绪甲午科（1894）举人，被选授福建仙游县知县，有政声。他深知弟弟辈的志趣所在，当时省城福州已设立武备学堂，于是发电报让刚哲买船东下，报名应试，被编入第三期学习；这便是先生以身许国、研习军事的开始。 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首次选派青年赴日学习海军，由各省选送沈鸿烈、姜鸿滋、宋式善、范腾霄等二十余人东渡。因人数尚未达到预定名额，又在留日学生中考选先生及刘华式、郑礼庆等八人。因先生已先期赴日留学，对日语有听读能力，得以与同考的八人列为第一班，从国内考取的二十余人列为第二班，两班毕业时间相差半年。 他最初进入东京商船学校，专门学习航海、轮机等课程，三年期满，先生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依日方规定，他升入横须贺海军枪炮及鱼雷学校，分别攻读半年，课程包含海军军制、战略、战术等。最后他被派上练习舰“津轻号”，实习航行一年。所到之地，大都是日本、朝鲜、琉球及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舰上的船员除了本国籍之外，还有若干日籍练习生，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接受同一训练，积累日久，体会日深。他常在入港停泊后，与同学一同前往游览，藉此考察当地风俗民情、港口状况，见识增长很快。其实习成绩，居于同辈之首。 他先后用了五年时间，完成了全部学业。当先生在此校学习期间，校方曾规定全体学生轮流值班管理教室，并负责冲洗厕所，我们留日学生，似乎不屑且不习惯于此。最初大家都感到愤怒，多次想要严词抗拒，绝不妥协。后来与同学相互商议，认为我们国家之所以考选学生，提供公费待遇，让其在国外留学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不辞辛劳，不计个人利害，完成专门高深的知识技能，以供国家所用。如果因为一时的细微小事而丧失了上进之气，或者竟因此中途退学，颓然而返，岂不是天大的憾事。经过这一番冷静思考，作出正确的抉择以后，不但照常上课作业，而且加倍检束努力，唯校方规定是从，博得了日本人的好评。此后几年，他顺利升学，修完全部学业，归国任职，各展所长，追根溯源，都归功于这一次会谈。先生在此次会谈中，主张最力，其器识宏通，权衡情势、分析事理能抓住要点，在求学时代，就已如此。 民国前二年（1910），先生回到北京，参加清末海军留学生考试，名列第一，授正军校，任参谋，当时主官是萨镇冰。 民国肇建，临时**在南京成立，内设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延聘先生为该部军机处处长，时为元年（1912）二月。同年**北迁，仿照日本体制，在北京增设参谋本部，先生奉调前往，任第六局局长，主管海军规划事宜，直至十四年（1925）离京为止，他先后主持该局业务约十三年。在此期间，他曾对海军编制、人事、造舰、设厂、教育、训练及江海防务等大事，制定了多种兴革计划，深受嘉许。其中付诸实施的，如海校招生普及全国，并按各省人口比例录取名额，以及我国继续派员出国学习海军和考察等。 民国十四年（1925），先生应东北海军司令沈成章（沈鸿烈）之邀，任司令部参谋长。他对于部内各单位人事之协调团结，业务之研究推进，多有建树。东北海军旋即扩大改组为东北海军联合舰队，下辖吉黑江防舰队、东北海防舰队及渤海舰队，总司令部设在青岛，他被擢升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常驻青岛市。 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前一日，沈氏因公由青岛赴沈阳，次日事变发生，从此电讯断绝，情况莫测。先生从容应对，稳定军心，策划攻防；直到沈氏十日后化装脱险抵达青岛，众人的忧虑才得以解除。各方对先生的临危不乱，尤其称赞。 民国二十三年（1934），先生出任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司令部设在刘公岛。他深知中日大战终难避免，而这支部队坐镇北疆海岸，实际上是御敌的前锋，因此他整训部队，不遗余力。 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爆发，日军进窥平津，八一三沪战继起。日本驻青岛特务机关，雇用浪人，在市内德县路，枪杀日本士兵三人，该国海军少壮军人，企图藉口出兵登岸，占领青岛市，制造所谓的“青岛八一四海军事变”，双方备战极为紧张。当时青岛警备总司令部正式成立，沈氏奉命担任警备总司令，电令先生派舰布防，一方面调集海军陆战队教导团，扼守市区要隘。日方知道我们有备，难以侥幸，此事得以平息。九月四日，日本官民被迫下旗回国。 沈总司令又指示先生，迅速拆卸我军舰大炮，建立港口炮台，中型以下的，合组为舰炮总队，协助陆上部队，防守重要据点，防御工具十分完备，敌方军舰飞机，在港口市区地区，不得活动，地方秩序井然。此后青岛市 **及所属机关撤到后方，先生也奉命将新建的炮台，全部予以摧毁。他将其所辖的镇海、定海、永翔、江利、同安等全部舰艇，以及港务局、胶海关的所有轮船，停泊于大小港和工务港口，装满石子和洋灰，就地凿沉，各港口完全堵塞，顺利完成了阻敌任务。 海军第三舰队官兵，于民国二十六年底，奉命转移集结于湖北的黄陂、祁家湾。第三舰队司令部改编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先生仍任司令，驻武昌徐家棚，直属军政部，下辖三个守备总队，一个陆战支队。海圻、海琛两舰人员为第一总队，总队长唐静海，驻防田家镇、葛店；海军教导队编为第二总队，总队长鲍长义，二十七年（1938）二、三月间，开抵马当驻防；镇海、定海、永翔、楚豫、江利、同安及其他小艇等舰人员，编为第三总队，总队长康肇祥，防守湖口诸要塞；陆战支队辖两个大队，一个大队留在山东省境内游击，一个大队参加马当要塞守备战。全体官兵约四千人，武器弹药，颇为充实。 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敌军进犯马当，九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进犯田家镇，均挟其优势的陆海空军，轮番轰炸，我军死伤累累，仍日夜紧守阵地，前仆后继，与敌搏斗，最终弹尽援绝，才忍痛遵命转移战场。 同年七月九日，日本《读卖新闻》刊载了马当作战斗况报道一则：“这一次激战，比起冲破南京中华门那时要猛烈多了。我们冲过香口西面一座小桥时，那是最激烈的一场血战。桥宽约五公尺，对面筑有敌军四座堡垒。我们组成一次、二次、三次，以至无数次的决死队，都完全没有效果，最终失败，一直苦战三日三夜，最后才算是冲过去了。” 此外，日方沪战发言人，于二十八年（1939）发表谈话，对田家镇我海军的作战经过，曾公开承认：“二十七年九月间所用炸弹总吨数，超过此前所有一切记录，即使是淞沪战役最酣的前一年九月，也不足以与此相比拟。”所有这些，是先生在我国抗战史上的功勋，灿然可见。 二十七年（1938）武汉会战后，国军向西南转进，鲍、康两总队及陆战支队官兵，并入唐静海总队，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奉命裁撤。先生奉调为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二十八年（1939）辞职，退隐成都。三十年（1941）十月，他由重庆搭飞机，至甘肃兰州市，因脑溢血逝世于兰州寓所，享年五十七岁。 先生的先辈是望族，尊翁谢家聪，经营盐业，擅长理财，家境日渐富裕，但他乐善好施，接济贫困，受惠者众多。太夫人王氏，慈慧恭谨，重视子女教育。昆仲多人，均有所建树，显名于世。长兄谢刚至，字幼洲，在江西为官；二兄谢刚国，字次洲，前清甲午举人，辛亥后任孙道仁督军署秘书长、政务厅长等职；十兄谢刚克，字继洲，留学日本商科毕业，曾任北京农商部商标局长；十一兄谢刚德，字述洲，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第三十六军旅长、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等职（主官刘存厚）；十二兄谢刚塞，字子洲，日本明治大学毕业，曾任重庆高等法院推事；十四弟谢刚杰，字慈洲，日本冈山医科大学毕业，历任青海省**委员、卫生处处长，现任立法委员。姐妹四人，侄辈均有所成，不一一详述。

尹昌衡

周开庆 尹昌衡先生，是辛亥革命时四川的首任都督，他是一位文武双全，有雄才大略的人。关于他的生平，他的好友刘存厚先生于民国四十二年（1953）曾有一首长诗，叙述得相当详细。这是一首有关民国史实的诗，现在先引述在下面： 《扶桑昔同游，韬铃共进修；论交长松下，谋国有远猷。学成归燕市，无意觅封侯；应试凭分发，向往不自由。我独赴昆明，君乃还故邱；敬恭在桑梓，才略重同俦。时逢辛亥岁，革命涌潮流；武汉起义师，一发不能收。滇军随响应，汉帜树高楼；乘机安六诏，顺水易行舟。遣军援巴蜀，任我长参谋；师行至中途，闻公督益州。十月十八日，兵变锦城陬；全城遭劫掠，吟号鬼神愁。公提三尺剑，直斩敌人头，持此徇都市，酷暑生凉秋。人民咸感戴，悦服无怨尤。驰驱归锦里，相见心悠悠；携手一道故，依依语不休。欢宴至公堂，把杯大白浮；礼遣滇军返，殷勤独我留。为言乱初定，整军应急筹；川西天府国，戍守良将求。指顾立谈间，兵柄假吾刘；（公以所部亲卫兵三团炮兵一团交存厚，改編成师，戍守西川）感此怀知遇，慷慨孰与侔。无端康夷叛，羽书雪片稠，为虺应早摧，挞伐莫优柔。上将亲督师，西征车马遒；目中无胡虏，剑气冲斗牛。号令肃秋霜，甲士皆貔貅；俨然同细柳，列阵森戈矛。誓师垂明训，敌忾矢同仇；叱驭驱邛坂，开路拥骅骝。大将临边疆，箪筒迎壶浆；乡城夷蠢动，排汉丧心狂。晓谕以威德，顽固势披猖；狡胡原无信，健儿多激昂。踊跃急挥兵，擎鼓声镗镗；运奇期制胜，首重断贼粮。五道师并进，合围困城厢，枕骸流血赤，挥旗映日黄。寒声警刁斗，努力扫棍枪；城围水难泄，粮尽人恐慌。渠魁赋除尽，胁从纵远飏，西夷咸宾服，威谋靡有亢。有如赵充国，一战克戎羌；杨雄为作颂，功绩真辉煌。捷电报燕京，元首为举觞；懋功膺懋赏，任公略藏康。专征荣兼圻，秉钺奋鹰扬；公请入觐见，伟抱冀推详。万事恶衰歇，尘世瞬沧桑；飞鸟已云尽，良弓自应藏。直言忤当道，祸患起萧墙；免职被逮问，縲絏情惨怆。邹阳狱中书，可以悟梁王；获释归田里，止园岁月长。我解甲旋归，相与过从忙；坐禅讲道德，把酒赋诗章。林下自优游，晚景觉清凉；绝谭天下事，相得固益彰。孰料城门火，偏及池鱼殃；仓卒遂分携，各自远逃亡。初闻赴邛雅，继传往西昌；昨日据川讯，使我生忧惶。言公在渝病，没葬公墓场；匈奴尚未灭，骠骑胡遽殇。老成凋谢尽，复国与谁商。钟期既已逝，牙琴碎何妨；我今客海外，后顾总茫茫。感念及生平，寝食俱废亡；长歌聊当哭，一字一心伤；临风奠樽酒，涕泪沾衣裳。》 此诗收录于刘存厚先生的遗著《椰庐诗稿》里。刘、尹二人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他们俩的关系，正如刘先生所说：“与存厚幼时同学，壮时同袍，授以师干，寄以心腹，情同手足。”所以这首诗是认识尹先生生平的一篇重要文献。尹昌衡先生，字硕权，别号正园，四川华阳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即民国前二十六年。幼年喜读经史，并及于时务论著。稍长，考入四川省武备学堂，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于该校第六期步兵科。回国后被分发到广西，历任至广西陆军小学总办。 他体貌魁梧，性情豪放，对学生训话，常以“好马、好酒、好美人”，儿女情长，英雄肝胆自况。他又多次在广西革命党人主办的《南风日报》上发表文章，畅论时事，读者动容，因此声誉鹊起。 这时四川督练新兵十七镇的督练公所需要人才，特地调他回川服务。有一次新兵秋操结束讲评时，他奉派担任评判官，远引孙吴兵书，近征四大教程及典范令，声音洪亮，侃侃而谈，悉中要害，全军皆惊；总督赵尔巽也叹他为奇才。但他自视甚高，遇事不肯屈就，赵尔巽则颇忌其意气飞扬，始终不派他到十七镇任职。 直到宣统三年（1911）成都保路运动发生，四川陆军小学的学生也大都倾向革命，气氛紧张，赵尔丰想借用昌衡的声望，来加以镇压，才派他出任陆小总办。但他到校不久，成都就宣布独立，赵尔丰便交出其军政大权于四川咨议局了。 成都宣布独立是在十月七日，公推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大汉军**四川都督，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官朱庆澜为副都督，昌衡则任都督府军政部长。当保路运动发展至高潮时，川西义军纷纷兴起，赵尔丰曾派巡防军及十七镇新军围剿，与义军在各县激战甚烈。自成都独立后，义军纷纷入城，成都各军云集，仇怨未泯，各不安宁。 蒲殿俊是书生，不了解军事，朱庆澜到十七镇不久，诚信也未孚众望，而且新军与巡防军之间，素来有隔阂。蒲、朱就职后，为求安定军心，允许各军休假十天，并给三个月饷银作为酬劳。十月十八日，在成都东较场集合军队训话，准备训话之后，先发放一个月的酬劳饷。集合时，新军在前列，巡防军在后列，蒲、朱登上阅兵台，刚说了几句话，后列便突然响起枪声。当时如果有人挺身而出，立即可镇压。但因为负责之人，都没有应变经验，一听到枪声，台上的人便首先四散逃走。于是全场秩序大乱，不肖士兵便散入市区，肆意抢劫，流氓土匪，也随之而起。他们抢藩库，打监狱，焚烧当铺票号，劫掠富裕的商家，酿成了十月十八日的成都浩劫。 昌衡这一天也参加了阅兵，眼见蒲、朱慌张逃走，局势混乱，便策马回陆军小学，命令该校四、五两期学生武装占领北门，并布防北门至北较场附近。昌衡则亲自前往凤凰山兵营，号召十七镇新军留营的几营兵，开入北门，先集合军官于陆小校内开会，商讨平乱办法。 此时军**已等于解体，成都各界及咨议局与同盟会在省城的各界人士，都闻讯陆续来到北较场参加集议。昌衡报告目睹兵变的情形，慷慨痛哭。旋即经大家公推昌衡继任都督，咨议局副议长罗纶继任副都督。 昌衡就职后，立即重组四川军**，编组军警，四处弹压，分头救火，枪毙抢劫匪徒，收缴散兵枪支，招抚已四散回乡的巡防军陆军回城，并命令已入城的同志军共同维护秩序。陆续入城的同志军，随即开赴凤凰山兵营整备。成都的秩序，至此才渐渐安定下来。 关于军队编组，则将原有陆军入城定乱的第十七镇，编为四川陆军第一镇，由宋学皋任统制官；以各县集中省城的同志军编为第二镇，彭光烈任统制官；以原巡防军编为第三镇，孙兆烤任统制官；另外以参加云南起义后回省的刘存厚任第四镇统制官，作为军**的骨干。于是军事方面，也渐渐步上正轨。 就在这时，又发现了赵尔丰的阴谋。赵于十月七日宣布四川地方自治，交出军政大权，那时因为消息隔绝，他以为清室已经垮台了。后来得知清室尚在，他颇为后悔。十月十八日成都事变后，他竟然仍用总督部堂的名义发布告示谕众，而且有说法称十八日东较场阅兵时后列巡防军的放枪，也是赵所唆使。赵又秘密召集其旧部凤山傅嵩炑率领边兵入省，企图有所举动。 此事被昌衡侦知，于是于冬月初三日详细部署，派兵围攻总督衙门，将赵尔丰逮捕至明远楼侧，宣布罪状，予以处决。昌衡并率同成都军事巡警总监杨维，押着赵的首级游街示众，以安定民心。游 行至走马街，被赵尔丰的卫士山东人张麻子所狙击，连发数枪，幸未命中。刺客被捕后，各方都主张将他正法，但昌衡认为他“为主报仇”，并非无可原谅，竟然赦免其罪？并派他到造币厂服务。大家因此更加佩服昌衡的雅量。 继此而来的，是四川南部的客军问题。滇黔独立后，滇黔军有志北伐，出兵川境。黔军派第一标标统叶占标为先遣司令先出川东，到重庆后与蜀军**合作无间。滇军以韩建铎为司令，率谢汝翼、李鸿祥两梯团及黄毓成支队出四川。谢等十月（1911年10月）即推进至川南叙州、泸州一线，并先后杀害四川革命党人刘礼谦（川南革命军司令长）、官联陞（川南革命军第三梯团长）、黄方（川南军**司令部长）及周鸿勋（川南革命军第四梯团长）等，擅自委任地方行政官吏，攫取自流井盐税。他们向鄂军**发电，指四川军**为“哥老**”，其主力直趋资州、自流井、犍为一带，声言将挥军成都“荡平匪乱”。 此时成都刚经历了十月十八日的变乱，消息传来，人心又不免惶惶。昌衡一面调集川军至前线设防，一面派人与滇军交涉。滇军的行动，也遭到各方的责难，其后最终由重庆蜀军**筹集现金三十万作为滇军的饷需，滇军才逐渐撤回云南境内，上下川南趋于安定。 此时成都、重庆两军**，以所辖各县的政治军事已逐渐步入正轨，应即共同谋求全川的统一。遂于民国元年（1912）一月中旬，由四川军**派张治祥，重庆蜀军**派朱之洪，为双方联合的全权大使，相会于隆昌烧酒坊，相约到重庆会商。一月二十七日，拟定了草案十一条，于二月二日双方批准成立。其要点为成渝两军**合并，以成都为政治中枢，都督府设在成都。以重庆为军事重镇，设立镇抚府。合并后的正副都督，由两军**合并而成的各处部院职员，就成渝两都督中投票决定。二月十二日，蜀军都督张培爵先生离开重庆西上，到隆昌，自发电报请让出正都督之位于昌衡。三月九日，张培爵抵达成都，十二日，昌衡、培爵就任正副都督之职，通电全国报告四川统一。 成渝两军**的顺利合并，大家固然佩服张培爵先生的谦让，但也是由于昌衡的德望受到各方的推重。那时昌衡的年龄，还不过二十七岁。 川局刚统一，藏兵又东犯川边。六月中旬，西藏达赖喇嘛受到英国人的唆使，派兵入侵，巴塘、里塘相继失陷，藏兵直逼打箭炉，川西震动。袁世凯特命昌衡兼任征藏总司令，率兵西征。昌衡举荐胡景伊代理都督职务，于七月十日离开成都奔赴前线。十二日，袁世凯正式任命昌衡为四川都督，胡景伊为护理都督，原任副都督张培爵则改任民政长。 昌衡到达前线后，立即激励三军，向西进攻，八月间便将里塘、巴塘等地收复，推进到澜沧江与怒江之间。他用兵的情形，在上面引用的刘存厚的诗里叙述得非常详细。他原本打算直趋拉萨，解除驻藏川军官兵的困境，但因英国人出面强硬反对，袁**担心引起重大交涉，于是改征讨为安抚。九月二十五日，袁世凯任命昌衡兼任川边镇抚使。十月十日，授昌衡为陆军中将，加授上将衔。 二年（1913）四月，昌衡回到成都，打算重返都督原职，兼筹加强川边防务。不料此时袁世凯称帝的迹象已现，对昌衡颇为忌惮，并利用胡景伊来对付昌衡；胡景伊也与袁世凯深相勾结，拒不交卸。六月十三日，袁世凯任命昌衡为川边经略使，胡景伊则真除为四川都督。 十七日，昌衡愤而通电，声称辞职。电报大意是：他曾“电请中央，想以全川的盛气，直捣西藏，即使以川督身份经略西方，也是为国深谋，并非有私心”。“边军破衣缺粮，日渐陷入困境，不迅速在成都整顿两师兵力，由昌衡亲自训练，如何防备不虞，作为后盾。如今此权丧失，是为兵穷。川边赤地千里，全靠四川接济，以前以川督身份指挥尚且困难，如今困顿不堪，欠饷甚多。现在既然受到掣肘，困难必然很大，是为财尽。蛮人相传尹都督已因罪被罢免，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轻视之心，更增加了反叛的举动，是为损威。我所率领的边军，多希望都督能让他们轮换，陆军本隶属于川督，多数听说昌衡被罢免，便愤而辞职；其中一部分听说昌衡被罢免，则灰心而惋惜，是为锐减。以前以全力鼓舞士气，尚且极其艰难；如今兵穷财尽，权力被夺，被逼迫得如此严重，只有失败。有此种种困难，所以我自请解职。” 昌衡此电措辞坦率，引起各方恳切挽留，他不得已于七月五日允诺就任川边经略使之职。七月十二日，袁世凯又命令昌衡兼领川边都督。十一月八日，袁世凯准许昌衡因病请假三个月，赴京就医。所遗经略使事宜，交由边东观察使颜镡暂行护理。至民国三年（1914）一月十三日，袁世凯更明令裁撤川边经略使兼都督一职，昌衡留在北京另候任用。以张毅为川边镇守使，归四川都督节制。袁、胡排斥昌衡的目的，至此便完全达到了。 昌衡入京后，最初仍受袁世凯礼遇，但后来因胡景伊多方构陷；昌衡对袁又直言不讳，袁颇怪他冒犯；遗老赵尔巽与袁关系甚深，以昌衡有杀其弟赵尔丰之仇，时时向袁控诉；于是昌衡便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袁世凯本性残忍，认为昌衡终不能为自己所用，打算立即将他杀害，后因段祺瑞力持不可，袁也稍有顾忌，昌衡才获释回蜀。 世道险恶如此，昌衡从此便淡于名利，优游林下，不再过问军政了。他退休时的年龄，还不过三十岁左右。成都本来就是一个风景明媚、适于居住的地方，他将其寓所命名为“止园”，取“知其所止”之意。止园花木繁茂。他读书其中，历年著述数十种，包括儒佛各家学说的研究及经国治边的言论，均以《止园丛书》的名义印行。春秋佳日，则约旧友文人，举行诗酒之会，林下生活，可谓自得其乐。 民国三十七年（1948）秋，我随重庆绥靖主任朱绍良先生赴蓉，在成都各界欢迎会上见到他，他谈笑风生，犹可想象其当年的豪情壮慨。三十八年（1949）成都沦陷，他首先逃到西昌，旋即西昌也告失陷，被迫移居重庆。据民国四十二年（1953）传来的消息，他便死在那里，葬于市郊公墓。这位四川的开国人物，就这样与世长辞。计算年龄，他去世时享年六十八岁。 尹昌衡的《止园丛书》，我曾到台湾各图书馆查阅，未见存有。但他所作的诗，我却记得两首，一首是《锦江》，一首是《思乡曲》，现在录在下面。 《锦江》云：“锦江流水寒，送君河之干；锦江流水暖，其时送君返；锦江流水急，望君空叹息；锦江流水迟，是妾断肠时。朝亦望锦江，暮亦望锦江，愿为锦江水，送君返故乡。” 《思乡曲》云：“我为蜀山客，少壮蜀山游。蜀山在何处，白水清江头。白水何源源，清江何悠悠；对山怀蜀山，驾言兮焉求？求为灧澦石，不逐清波流；求为岷山柏，故土抱千秋；求为锦江水，永结参天楼；求为原上草，岁岁发梁州。梁州何膴膴，思之令人苦。母为梁州人，愿作梁州土。” “西山石磷磷，其下水潺潺，水石相薄击，清风生我前。青城在其上，中有不死仙。胡为久羁迟，不得归西山？世有蓬莱岛；不如故乡好；世有琼瑶树，不如故乡草；禽有凤与凰，不如故乡鸟；人有圣与贤，不如故乡老。借问流离子，何如长枯藁！” “故乡在何处？日暮云封树。临风望不见，却忆来时路。路上有寒山，路头接古渡。路外有啼猿，路旁多古墓。秋风望树鸣，啼猿夜如诉。诉尽流离心，游子不敢顾。一曲断人肠，恐回西风渡。” （载《畅流半月刊》五十三年（1964）五月刊）

郭上将汝栋传略

刘雨卿 郭上将汝栋，字松云，四川省铜梁县人。他赋性聪颖，年少时胸怀大志，于前清宣统年间（1909-1911）入重庆府中中学堂学习。当时革命党人杨庶堪恰好担任府中监督，中国革命同盟会重庆机关部即设在此，教职员及学生，多属于同盟会。辛亥年（1911）十月二日重庆独立，成立蜀军**，将军加入敢死队，参与起义。 民国元年（1912）三月，成都、重庆两军**合并，蜀军都督张培爵西上成都，将军随行。他被保送至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校工兵科深造，以优异成绩毕业。三年（1914）他被派至四川陆军第二师工兵营任排长，军容整肃，为全营之首。公余时间他专注于自修，学业日进。 四年（1915）冬，袁世凯叛国称帝，蔡锷、唐继尧等人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起义，宣布讨袁。四川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于五年（1916）一月在叙永、泸州奋起响应，树立护国川军总司令旗帜。将军当时任第二师工兵营营长，率部协同友军与袁军转战于泸州、纳溪之间，屡建战绩。 袁氏暴毙，第二师移驻成都。六年（1917）秋，成都发生川滇军与川黔军两次战役。黔军固守皇城，川军屡攻不下。将军献策开掘地道，安装地雷，炸毁城基，并督部从缺口突击。黔军惊慌失措，自愿撤离省城。战祸因此避免，省城重归安定，众人皆佩服将军的智勇。 七年（1918）他移驻仁寿县，安抚地方，人民感戴，树碑纪述其功德。九年（1920）他任第九师第三十三团团长，调到富顺整训。将军不避寒暑，亲自督练，因此罹患重疾，损伤了声带。此后健康虽然恢复，但发音低微，颇以此为苦。 十二年（1923）他升任第二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十五年（1926）国民**誓师北伐，川军响应革命，将军奉派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九师师长，驻节万县、涪陵等县。十七年（1928）他兼任川东边防司令，十八年（1929）所部扩充为三师、一独立旅，并辖二清乡司令，及酉秀黔彭卫戍司令各部。 将军鉴于川中战祸连年，军民交困；决心遵奉国民**统一全国军令的昭示，率部出川，效命党国。十九年（1930）秋，他将所部缩编为三混成旅、一独立旅；所遗留的川东忠、酆、石、涪等十县防务，交由第二十一军刘湘部接收，开赴武汉。当时中原平乱战事正酣，反动派密派使者来军中蛊惑；将军明辨忠奸，毅然将来人和反动文件解送武汉行营法办。川军能放弃地盘思想，立志服从中央，将军实在树立了榜样。 二十年（1931）他升任陆军第四十三军军长，担任鄂东、鄂南剿匪任务，先后向徐向前、孔荷宠等匪部进剿，直捣孔匪的龙燕老巢，斩获极多，鄂南的匪患，于是得以肃清。 二十四年（1935）春，湘西萧克、贺龙匪部攻陷桃源，常德危急，将军由江西驰援，昼夜急进，在慈利棉花山痛击匪部。旋即跟踪追击，又在云南宣威附近，再次重创萧、贺残匪，一直追至西康边境。三四年来，他与匪军进行了大小数十场战斗，都能先敌制胜，出奇制胜。 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发生，中日全面战事继起。将军请缨杀敌，率部由贵州驰赴东部战场，参加淞沪会战，担任大场方面作战，正当敌军主力进攻。将军亲冒枪林弹雨，督励所部，与敌军激战，多次冲锋陷阵。愈战愈强。虽然官兵死亡过半，但阵地仍屹立不摇，完成了任务。 二十七年（1938）夏，他因多年辛劳，突患重病，唯恐耽误军机，多次恳请辞职，获准特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返川休养。 三十八年底（1949）四川沦陷，将军因贫病交加，并时常遭到共匪的迫害，终于四十七年（1958）逝世于成都。 将军孝心纯笃，侍奉继母如亲生母亲，为乡里所称颂。他读书能识大义，喜爱文学，军中重要的文告及函电，多出自他的手笔。其用兵之道：平时重视训练，战时与部下同甘共苦；临阵则谋定后动，履险如夷；故能先敌制胜，所向有功。军队所到之处，他对于地方政治、社会、文化，尽力协助。尤其善于选拔当地有为青年，或帮助其上进，或延揽为己用，许多人都卓然有所成就。而驻地的民众，也乐于为将军尽力，以达到军民配合的宏大效果。所谓的文武兼备，德术兼修者，将军正是这样的人。 （载《四川文献月刊》第二十九期）

刘上将积之小传

申丙 姓刘，名存厚，积之是他的字。他世代居住简阳，代代有清德。他少年时胸怀大志，弱冠之年便精通经史，亲笔写出的一篇文章，士林中争相传诵。他感叹清政不纲，列强环伺，割地辱国，势将瓜分。于是他感叹道：“国将不保，何用毛笔？男儿投笔从戎，正是时候。” 他从四川省武备学堂，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学成回国，得到军学督办段祺瑞的赏识，经滇督李经羲，调往昆明，训练新军，深得士心。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李督担心新军起而响应，打算命令收缴他们的武器，并解除营长唐继尧等人的军职，急调巡防军十五营驻扎监视。他侦知此事，便秘密邀请蔡锷、殷承垸、唐继尧、雷振、李鸿祥、谢汝翼、刘云峰、李凤楼等人在芭蕉巷的私宅，商议大计，并推举蔡锷为云南都督，于九月八日子夜起义。 他任前卫司令，与唐继尧的营队攻下督署，谢、李两营也同时占领军械库，死伤不多，云南省光复，他的功劳很大。当义旗进入城中，李督逃匿于英国领事馆，众人商议将他处死；他独自说：“革命的目的，重在除旧布新，造福人民，兴旺国家，李的部下巡防军八十营，遍布省中，而且大理、曲靖的态度不明，何不保护他出境，怀柔远方？”最终依他的提议，四方归顺，云南局势才得以安定。 他应川督尹昌衡的邀请，回川掌管陆军第二师，训练有方，最终成为精锐之师，多次平定大乱，都是有原因的。民国二年（1913）川东兵变发生，他奉命扫荡东下，进驻永川。黔军与川军的一部分争夺重庆城，黔军在千厮门外纵火，数千民居都化为灰烬。他应地方请求，率军入城平乱，黔军也奉命撤返。事平，中央授他勋四位，明令兼任重庆镇守使。他成功不居功，举荐周骏师长兼任重庆镇守使，以方便事权；他率军回成都，人们都赞美他有谦让之德。 恰逢袁世凯帝制自为，他联合蔡锷共同声讨，被推举为护国川军总司令、抚军院抚军，五年（1916）农历元旦誓师，传檄各省，消息传开，黔、桂、粤、湘、陕、浙先后响应，终于在三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取消帝制，停战议和。袁的代表陈宦，意在保存袁的总统地位，他坚持袁退位后才罢兵，并请陈宦改称四川都督，表示拥护。陈宦感于他国事无私，于是宣布四川独立，陈宦任命他兼任川军第二军军长。 袁于是命令周骏为益武将军，率其部三十余营，进攻成都。陈宦自知不敌，急电他兼程来省接任都督。他抵达红牌楼时，周骏已进入成都，宣布就任益武将军。此时袁世凯已死，国务总理段祺瑞，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周骏才派使者迎接他，任四川巡按使，他婉言谢绝，一时识者都佩服他能坚持正义。 于是滇军便向周军进攻，周骏仓皇北逃，留下三十营兵力在四川，省城无主，一夕数惊。当时滇军刚到简阳，蔡锷还在泸县，他应各界请求，单车抵达成都，暂摄军民政务，保全之功甚大。他一方面封存仓库，催促蔡锷接收，一方面发布告示豁免房捐，成都人民大悦。川军护国至此结束，中央特授他勋三位，崇威将军，会办四川军务。 不久，蔡锷赴日疗养，将都督印信交其参谋长罗佩金护理。罗佩金随即大肆裁减川军，挪用川饷来供给滇黔军用，导致川、滇、黔军冲突，滇黔军先后败走出川，川军占领叙府、泸州一带。 这时张勋复辟，自称摄政，将四川巡抚一职授予他，他严词拒绝，通电声讨。乱平，中央特任他为四川督军，军民和睦，年景丰收。 七年（1918）秋，鄂军王安澜部数万之众，侵占陕南安康、西乡一带，声势浩大。当时陕督因关中有事，不能兼顾，电请中央命令他讨平。在此之前，滇黔军以他督师汉中，便趁机向叙州、泸州大举进攻，川军熊克武的师队又响应他们，趁虚袭击成都。熊克武并派第五师和江防军围攻汉中，他凭城固守月余，急调往关中护送子弹的赖旅回援，开城出击，于是大破敌军。陕西平定，中央晋升他勋二位。 民国九年（1920）熊克武不胜滇黔军的压迫，于是率但懋辛、刘湘两军起而反抗，屡战皆败，退至保宁，请求他援救。他除了接济熊、刘大批子弹外，便将所部编成靖川军，回川协同熊、刘，将滇黔军驱逐出川境。熊克武旋即主张四川自治，派刘湘率大军进窥成都，他不忍心家乡再遭战乱，通电解除靖川军总司令职务，移驻宁羌，电报中央辞去川督但未被批准。 民国十一年（1922）吴佩孚当权，以统一中国为己任，除了派袁祖铭为援川军总司令，率黔军两师、国军三师，与川军长杨森，由宜昌到梁山、万县集中，向重庆进攻外；并命令陕南镇守使吴新田，派刘、王两旅归他指挥，回川主持军事。他回到广元驻扎，鉴于北道交通不便，补给困难，除了命令田颂尧、唐式遵、刘、王诸师旅，在北道向成都方面的敌人作战外，他亲自率邓锡侯、陈鼎勋两师及刘旅，转移到东道会师，连战皆捷，于是攻克成都、重庆，熊克武败逃到广东，川局安定。 他辞去川督，举荐杨森代替，并以田颂尧为帮办四川军务，邓锡侯为省长，都得到批准。他更将川陕边防督办兼四川陆军检察使的职务交给了他，晋升为陆军上将军，勋一位。他驻节达州，陈兵保境，简政息民将近十年，民生康乐，百姓歌颂。吴佩孚上将军退隐达州，考察他的治理成绩，感叹为诸葛武侯之后所仅见。 二十一年（1932）冬，赤匪徐向前窜入通江，他挥军痛击，斩获颇多。次年秋，他辞去本兼各职，回到成都，在榆园隐居，自得其乐，城市山林，别有幽胜。更在简阳绛水之滨，为其德配傅夫人建造墓地，起建丙舍，命名为桂里山庄，营奠营斋，终于了却夙愿。此地原有合抱粗的丹桂数百株，为明代之物，每到秋日开花，香气十里，波光岚影，不减桂湖。 一时幽客：方旭、尹昌衡、刘弼良等人，常在榆园、桂里间来往，举行文酒之会，他写出的诗笺，四方传抄。三十八年（1949）冬，赤色火焰燎原，烽烟逼近成都，他斋戒告别祖墓，挈家随**迁往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他愤世忧时，肝阳上亢，视力渐衰，每日只在静室中，隐几温经，饮食衣履，赖夫人杨镜寰精心照料，体贴入微，差可慰藉。他在台湾有感于曹操的“髀肉复生”之叹，同仇敌徾的悲愤，常常寄托于诗中。 他今年大约七十岁了，看上去像五十来岁，而体魄精神犹有过之。心田永远润泽，气海常盈，心情好能延年益寿，活到一百岁有何忧虑？他秉性谨慎宽厚，勤学明辨，摒弃浮华、脚踏实地，忠贞律己，仁恕待人。与朋友交往讲究诚信，遇事洞察明晰，赏罚分明，部下乐于为他效命。平日以吟诗挥毫为乐，诗宗杜甫，文法苏轼，字临赵孟頫。著有《云南光复记》、《护国川军战纪》、《蜀军志》、《应用战术要诀》、《榆园诗存》、《椰庐吟草》各卷。我与他相交，唱和的诗，也已盈满一集。恰逢他七十寿辰，因此综述其生平中显著的事迹，略作记述，以备后世采风者借鉴。 癸巳季冬（民国四十二年，1953）前史官浙东申丙敬撰。 （注）本文录自刘存厚遗著：《椰庐诗稿》。刘氏于民国四十九年（1960）六月卒于台北，享年七十六岁。

徐思平传略

文守仁 徐思平，字孝匡，四川荣县人。他生性至孝，文采斐然，善于言辞。他与赵侍御尧生同乡，曾向其求学。他年少贫困，母亲范氏，含辛茹苦抚养孤儿，多次受到**表扬；后来入祀节孝祠，当时他已身居高位，但神色哀戚，观者感动得落泪。 他于民国元年（1912）到成都求学，从荣县出发，步行七日才到达，考入四川测量学校。七年（1918），他升入北京高等测量学校。当时国内战乱，阻断航路，他取道陆行，经过川、秦、豫、燕的荒野，奔波于军营之间，几近危殆。他持志养气，其来有源。 九年（1920），他参加高等文官考试中榜。同年夏天，他游览泰山，拜谒孔陵，拜访颜子故居，有诗词记述此事。十年（1921）他返回四川，在四川测量学校及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等校执教，教授数学。当时的学者多以几何求证为苦。他讲解清晰明了，比喻通俗易懂，学生无不领悟。如果有人问他的老师是谁，他便得意地称是“徐几何”。 十四年（1925），他担任重庆联合中学校长，旋即离职，慨然投笔，东渡日本，留学士官学校，那时他已经三十岁了。士官学校的校歌，本是为其本国学生而作，极力夸耀战胜中国、击败俄国，野心勃勃，骄气十足。每逢集 会，日本学生引吭高歌，中国学生或随声附和，或缄默低头，各有其心中的隐痛。他偶然填了一首《满江红》，传遍了中国学生中，一唱百和，不期然成为中国学生的队歌。其词曰：“浮海东来，看大地风云正急。念祖国频年战乱，民生饥溺；万户伤心闻断火，满腔热泪垂将滴，好男儿投笔从戎轩，敢闲逸！御外侮，图安息。披荆棘，仗群力。嘉昆季一堂，切磋鞭辟。亿兆倒悬犹待解，他年苦乐期同历。忍蹉跎求学好时光，励晨夕。”这首词竟然遭到严禁，经抗议协调后，校方允许中国学生自编歌词，仍推他来撰写。这是士官学校中华学生有队歌的开始。 十九年（1930）他回到四川，先后任炮兵团长及炮兵司令等职。二十三年（1934）他任川康绥靖公署军务处长。同年冬天，共匪向西窜入贵州境内，四川震动。当时徐向前部进犯川北，川省兵力，大部集结在川西北一带。川境长江南岸，兵力薄弱。各将领集议，多主张集中兵力防守北岸。他奉川康绥靖主任刘湘的命令策划攻守，极力驳斥之前的提议。他认为匪军远窜，不如趁其疲惫在贵州境内截击他们。刘湘采纳了他的建议，责成他部署。土城一役，于是击溃了匪军主力，川东南才得以安宁。 二十五年（1936），他奉命赴欧洲考察，进入法国炮兵学校研究。抗战军兴，他应召回国。二十八年（1939）他奉调陆军大学受训，次年毕业，考试成绩名列第一。他出任夔绥师管区司令，次年调任隆富师管区司令。又过一年，升任四川省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 太平洋战事爆发，日军南进。攻陷泰缅各地，而且将南窥印度，北侵云南省，形势岌岌可危。**筹组远征军，美国愿意提供新式武器，但考虑到没有相当知识基础的人，不能利用，于是发动知识青年服役。四川省奉命征召三万人，最初应征者寥寥无几。 三十二年（1943）冬，他出巡绵阳、三台等地，在三台东北大学，以《我的人生观》为题演讲，历时三小时，词长数万言，听者感动。其大意是以思念亲人、追怀远祖之心，作为立身许国之本，没有一句话涉及服役，然而一时应征者有二千余人，从此风靡全川，不到三个月就超过了原定名额。如果不是他内在修养深厚，言语出于至诚，怎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张岳军（张群）先生为他所著《三台学生志愿从军实录》作序云：“立言如此，而策效如彼，其感人之深，有其自身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远征军中，四川籍的战士最多。后来有人告诉我：“在缅甸与友军并肩作战，每次战斗都冲在最前面。”据说日军互相传言：“英军畏惧我们，不见踪影；美军遇到我们，掉头就跑；华军与我们作战，势如猛虎。”因此日军士气大沮。这固然是由于我们最高当局的精诚感召，青年的同仇敌忾，而他当日所以激发的功劳也很大。 此后他历任军政部兵役署署长、兵役部次长、国防部兵役局局长，对于兵役建制，规划尤多。大陆沦陷，他随**播迁来台，最初任国防部中将参议，四十四年（1955）改任国防计划局副局长，于四十九年（1960）七月逝世于任上。他生于民国纪元前十六年，享年六十五岁。 我回忆起在十六七年间，在国立成都大学读书，那时他正留学日本，同学中来自重庆联中的，每每看到他得来信，都互相传阅说：“徐先生有信来了”，喜不自胜。这难道不是因为他平日积诚相待所致吗？ 他曾先后兼任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及台湾省立台北工业专科学校等校教授，生平著作甚丰，多遗留在大陆。他带到台湾及在台湾所著的，在他去世后，我的朋友周开庆兄辑录刊行了《徐思平先生文存》及《中国兵役行政概论》两种，流传于世。他以功业自许，诗文只是业余之事。 （载《四川文献月刊》第十一、十二期合刊） （附录） 徐思平先生文存 郑秀卿 《徐思平先生文存》，是徐思平先生遗著之一。徐先生于民国四十九年（1960）七月逝世后，我的丈夫周开庆因为与徐先生是至亲，特地整理其遗著，分编为两册，其中之一即《文存》，另一则是专著《中国兵役行政概论》，均于四十九年十月由大众时代出版社印行。 徐先生，字孝匡，荣县人。生于民国纪元前十六年（1896），六岁丧父，家境清苦，全赖母亲含辛茹苦，教养成人。他先后毕业于北京高等测量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及进入法国炮兵学校研究，精通数学及军事学。曾任重庆联合中学校长、与重庆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等校教授。军事方面，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炮兵司令、川康绥靖公署军务处长、四川军管区参谋长、兵役署长及兵役部次长等职，于四十九年（1960）七月逝世于国防计划局副局长任内。 《徐思平先生文存》内分四编，第一编《孤儿忆母录》，是关于徐母范太夫人一生守节的记载。第二编《三台学生志愿从军纪实》，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冬徐先生在三台发动学生志愿从军的经过及其讲词。三台学生志愿从军，开启了抗战后期青年从军的狂潮，徐先生对于中国兵役上的贡献，可从本编中窥见其梗概。第三编《论著》，是来台后对于国际局势、大陆匪情以及今后建国建军诸问题的研究分析。徐先生见识高远，爱国真诚，在各篇讲述中表露无遗。第四编《诗词》，各种文体均备，但收录不多，都是慷慨激昂，发人深省。 《中国兵役行政概论》，则是徐先生对于兵役方面的专著，出版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五月。本书正文及附录共达二十四万字，是研究中国兵役最有系统的著述。此后兵役法规虽然有修订，但本书在中国兵役发展史上，仍然极具参考研究价值。此次编印遗著，将原书附录略去，只保留正文约十万字。 徐夫人郑玺璸女士是我的堂妹，据我所知：徐先生不仅文武双全，也实在是才德兼备的人物；而竟然天不假年，逝世至今，转眼已过两年。展开遗著阅读，不禁无限感怀。 （载《四川文献月刊》第四期）

梅际郇 张树三传

张树三，以字行世，是巴县的拳勇家。乡里谚语称拳勇家为“教师”，光绪、宣统年间，提到重庆的“教师”，必定首先是张树三。 树三三十多岁时，才改变心意结交文人，喜欢谈论革命。当时广东革命大家孙先生正在联合中外豪杰长者组建兴中会，声势撼动清廷，树三是乡里的少年，只听长辈们谈论明末清初，愤而孤起，最初并不知道海内有孙先生。他又生性爱好工商业，自言在拳勇、革命、工业三者中，必有所建树，所以自字“树三”。 他的拳术不知师从何人，平时为人循循善诱，不谈武艺，体格也不超过一般人，但筋骨如铁，望之令人敬畏。曾有人上门请教武艺，树三不与他比试，只顾自将二十块砖叠放在地上，告诫他不要垫东西，然后自己覆掌作势击打。手掌落下后，砖块壁立如故，客人大笑。树三等他笑完，请客人取砖，结果只有最上面的一块是完整的，其余十九块都已裂成散块。请教者愕然，最终不敢比试而离去。 他又曾将砖块叠成同样的样子，用手掌侧面劈下，所有砖块都像被斧头斩过一样横向断裂。因此江南北都传颂张君的神力。 树三为人轻财重义，喜欢结交客人，勇名传开后，更是受到轻狂少年的归附，客人挤满门庭，如同集市。但他唯独不喜欢与那些吝啬的富人交往。有人遇到急事，他就向富人索取钱财借给他们。有一次，他在众人聚会中看着邻座的人说：“嘿，您大富大贵，囤积的谷物好几年没卖了。”被他看的人惊慌失措，紧皱眉头，张口欲言却说不出话，只好勉强挤出笑容来应付。 富人们都恨他入骨，但又不敢违背他的意思。有时会私下赠送金钱，作为张君招待客人的费用，所以树三虽然是个穷人，但招待客人却十分丰厚，挥霍饮食如纨绔子弟。 他又在城中设立旅馆，号称“天泰店”，店中有“公书社”，多藏有清廷所查禁的书籍，以及海外的报刊杂志，以供客人阅览。他的客人朱之洪、吴骏英、董鸿词、杨庶堪、江潘、梅际郇，都是当时以文雅闻名，被称为“党人”的人。 乙巳年（1905），童宪章从日本带来了中国同盟会的誓词。树三看到后，大喜道：“当今世上谈论革命，难道不应当到孙先生那里去吗？”随即东游，自称此行为“学实业”。他在日本待了一年，对孙先生的要旨了解甚深，此事秘密，外人不得而知。 丙午年（1906），树三挟带日本人江南波回国，说将要以起重机取代自流井运盐的车牛。过了一年，他集资，购买了起重机，在汉阳的船坏了，机器沉没于长江，树三非常愤怒，因此病发遽死。 树三死后，他的拳术没有传承，自流井才渐渐知道有起重机，并开始有人用机器来起落汲取盐泉。又过了几年，树三“公书社”里的客人，竟然在重庆起义成功。 有人说：桐城文家讥笑壮悔堂（冒辟疆）的文章很像小说，现在我看他所写的郭老仆等传记，确实不免受到讥讽。然而事迹留存，执笔者无法避而不谈。 树三为人重义任侠，世人所传颂的搏斗及收留亡命之徒的事迹很多，如果一一传述，恐怕会影响文体。有一位谢子温，是云南人，他用诈术从大商人那里骗取了千金，送到上海作为革命经费。事情败露后，官府紧急通缉，树三将他藏在天泰店中，巡逻的官兵无人敢过问。后来谢子温在其他地方被捕入狱，树三送饭、送衣物数年不倦，这件事是作者亲眼所见，所以附带写下，以概括其余。 （录自《蜀中先烈备征录》）

童家娴墓志

吴芳吉 童家娴，是我朋友童季龄君的妹妹。季龄君留学美国，惦念幼年丧父，便嘱咐妹妹在家侍奉太夫人。十余年后他归国，而家娴竟在他抵达家乡的前几天去世了。侍奉母亲却未能终老，等待兄长却竟未等到，唉，悲伤啊。 家娴自小未曾离开太夫人的身边，最初在重庆就读于外傅学校，太夫人思念她，便常派人送腊肉去。家娴担心太夫人思念女儿而劳累憔悴，便迎太夫人到重庆居住。后来她在上海求学，便侍奉母亲在上海，到南京求学，便侍奉母亲在南京。及至江浙战事爆发，避难到汉口，在重庆教书，也无不侍奉母亲随行。 在南京时，她率领外甥、侄儿辈同住，太夫人不习惯异乡口味，家娴便在上学前，先做好饭菜端给母亲。傍晚回家后，孩子们围着太夫人坐，家娴手作铁线，口讲古今史传来逗她开心。太夫人有不舒服，家娴总是能用一句话来开解。因此季龄才能无内顾之忧，顺利完成学业，家娴的帮助功不可没。 家娴半生的志向在于慰藉母亲的心灵，和帮助兄长学业有成，所以她觉得只要母亲心里长久感到慰藉，就如同自己长久感到慰藉一样；兄长学业有成，就如同自己学业有成一样。她身为弱女子，不能成为国家栋梁，也不愿做世间的侠士，只想着做母亲的孝子和兄长的贤妹，因此二十五岁了还未出嫁，因为母亲尚未颐养天年，而兄长也未能立即归来。 现在的女子，汲汲皇皇，整日以交际为事。高尚者呼喊着权利，低俗者追求声色华丽，然后以此为时尚，在家娴看来，都不值一提。 家娴性情恬淡和善，家中老少无不喜爱她。她又勤俭朴素，衣服鞋履都亲手缝制，以仰仗他人为耻。她曾考察家乡的道南学校，认为办得很好，临终时嘱咐将自己继承先人的遗产，作为学费和嫁妆的，全部捐赠给该校。然后她回头对太夫人说：“女儿恐怕不能终身侍奉母亲了。”当时季龄刚从美国回到国内，听说家娴病得很重，担心她会去世而加重母亲的忧愁，于是急忙赶到汉口，而家娴竟已去世，他回到家时，妹妹已经下葬了。他抱着母亲痛哭，悲哀不已，写信告诉我：“为家娴写一篇墓志，不要让我辜负了她的心。” 季龄与我是总角之交，他曾让家娴与我的妻子书信往来，我视家娴如同我的妹妹。我每次路过南京，必定前往探望太夫人和家娴。今年夏天回到四川，又在重庆与她相见。她穿着碧绿的衣服和素色的裙子，容貌美丽，黑发垂肩，端庄地从紫藤花下走出来相迎，殷勤地问候双亲是否安好，诗兴是否近来不错。此情此景，历历在目，岂料家娴不能长寿呢！然而季龄离开家娴很久了，容貌都已经大变，现在他所想象的，仍然是家娴十年前孩子时扎着发辫的样子，这才是人世间最可悲的事啊。 铭曰：“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彼灵均之美德，亦家娴之中情。唉，母亲的爱、兄长的敬、朋友的相亲，将如沧海之水盈盈，而不异于生死。” （载《南川县志》卷十一《列女谱》）

国史拟传

尹昌龄传

尹昌龄，字仲锡，晚号约堪。祖上自湖南武冈迁徙到四川，最初居住在郫县。家境贫寒，父亲在成都经商，于是便在华阳定居。昌龄以清同治八年（1869）出生，弱冠之年考中光绪戊子（1888）乡试，壬辰（1892）入选庶常，谒选得授陕西白河县知县，历任商州知州、咸宁知县。他所到之处多有建树，且为官清廉，百姓依赖他，受到巡抚岑春煊、藩司樊增祥的器重，晋升为凤翔、西安两府知府。 当时清廷倡导新政，凡是兴办学校、训练新军、劝导工农、饲养蚕业、修建铁路、派遣留学生等，昌龄一人身兼八局局长，核查名目、落实实务，次第完成。革命事起，昌龄离开陕西返回四川。 民国初年，他任四川审计院长、内务司长、贵州道尹。返回四川后，任政务厅长。当时四川多事，昌龄不愿阿谀逢迎，于是辞职离去，专心从事慈善事业。 成都旧有一处慈惠堂，约有田产一百余亩，民国十二年（1923），众人推举昌龄主持此事。不到两年，便卓有成效。其余慈善机构如普济堂、育婴堂、幼孩厂、济贫厂、恤寡局等，都因亏损残败而无法维持，昌龄便将它们合并为一，全部纳入慈惠堂，规模因此壮大，田产租税，也管理得井然有序。川督杨森，将惠昌火柴厂并入，最初只有资金两万元，昌龄借债来扩大其业务，积累资金至二十万元，于是更名为培根火柴厂。 他继而设立培根工厂、培根学校。又设立女婴教育所、民生厂、幼孩厂等，凡是织布、缝纫、石印、制鞋、制纸、苏裱、木器等工业，无不分科举办，用工商业的盈利，来作为慈善教育的补助。 四川的节制权多次易手，掌权者多干涉此事，但对昌龄都恭敬如一，他提出的善举，都响应支持，所以能持久而有所成就。世俗办善堂者，多用鬼神来号召，以扶乩求福为事，昌龄全部革除这些妖妄之事，以礼教为依归，使其走上正道。 晚近贪婪成风，大城市中，多有外托慈善之名，暗中谋取私利者，昌龄能知人，辨别善恶，汲引正直之士相助。他管理账目严谨，毫厘不苟，亲自核查，以清廉正直为准则。有他写的《谕俗诏事之文》，叮咛周密，为世人称赞。 正值日军空袭频繁时，昌龄在他所居住的地方建造了防空洞，门锁坚固，凡是慈惠堂的文契、账簿、钱币等，都收藏其中，他亲自上锁。临终之际，他将钥匙交给他的妻子，嘱咐她：“一定要找到继任者，以公开的方式将钥匙交给他，其他时候不要打开。” 昌龄去世百日后，他的妻子聚 集耆老故旧于堂内，奉上钥匙授予继任者徐孝刚。徐孝刚打开，得到房产管理证二十七张，共计房屋二百四十九间，又有独立院落二十四所，田产管理证计八千三百四十八亩有余，现金一百数十余万元，观者无不惊叹感服。 无锡人秦寄宇曾在四川做官，有田产二百余亩，他敬重昌龄的义行，将所有田产都捐献出来，请求设立养老院，隶属于慈惠堂，养老百人，而且他自己也寄居其中。慈惠堂有果园，紧邻昌龄的居所，他却不肯轻易摘一个果子，说：“我要将这些果实留下来资助孤儿和穷人，怎么敢自己享用呢？”每日公事完毕，他便回家吃饭，如果不能回家，他就带着饭盒前往。晚年他养了两只小狗，常常带着它们随行，有一天堂里的人偶然喂了它们饭，昌龄得知后，立即呵斥他的狗说：“不要增加堂里的负担。”他清介不私的品格如此。 昌龄年少时服膺宋明理学家的著作，毕生处事待人，都以经学为本。晚年与徐炯等人创办大成中学，以尊崇孔子之道。他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逝世。去世之日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享年七十四岁。 （载《国史馆馆刊》第二卷第一号《国史拟传》，民国三十八年（1949）一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