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

心想事成

落花纷,纷,纷,纷,纷,纷,..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寂,寂,寂,寂,寂,寂,..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忆春风之日暝,芬菲菲以争妍;既乘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春残,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递嬗兮,俯念迟暮.荣枯不须臾,盛衰有常数;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

心想事成

李叔同“由儒入释”的哲学意味李叔同一生著述甚多，但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所以一切研究家可以把他称为学人，诗人，僧人，艺术家，教育家，乃至法师，律师，大师。但没有人称他为哲人，思想家。这并不等于说李叔同的传世著述中不含哲理，其人其言不具备思想家的品格。恰恰相反，李叔同博大精深，他的一生行谊，就是一部没有写完因而也令人难以解读的哲学著作。他的各类作品充满了哲人的智慧、忧思和悲悯，充满了对生命的思索。最早把“李叔同现象”（主要指由儒入释）提高到哲学层面来思考的人，是他的弟子大画家丰子恺先生。丰先生1948年11月28日在厦门佛学会作《我与弘一法师》的讲演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层楼说”。他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在简述了第一二种生活之后强调说：“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知识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探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真是见道之言。子恺先生在五十多年前就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他提出的人生三种境界说，最深刻地诠释了李叔同作为那个时代清醒的知识分子，他所走的人生之路，正是一条不断探求，不断思索；不断寻觅，不断扬弃；不断认知，不断升华……最后达到大彻大悟皈于佛觉的哲人的道路。其结果未必带有普遍性，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郁达夫就曾说：“中年亦具逃禅意，两道何周割未能”）。李叔同的选择带有极大的特殊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可归为“另类”。但他那种在痛苦中不断煎熬的殉道者的精神，实在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一    李叔同由儒入释，彻悟禅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智慧。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中不乏先例。像刘勰、皎然、李贽以及与大师同时代的苏曼殊等都是有名的代表。我认为李叔同在生命追求和宇宙认知上有两次重大的转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5岁到26岁（1894?1905）的十年间，包括他在天津受学，到上海参加城南文社，考入南洋公学等求知历程。这是他较系统地接受儒学经典，吸纳“新学”，全方位开发智慧的十年。用丰先生的话说，也就是他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十年。这时期所作诗文大都忧国忧民，充满入世精神，有些甚至带有愤世嫉俗的激进色彩。如写于1901年的《辛丑北征泪墨》诸篇就是这类诗词的代表作。像五律《遇风愁不成寐》：      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岂因时事感，偏作怒号声。      烛烬难寻梦，春寒况五更。马嘶残月坠，笳鼓万军营。     这首诗写得悲壮沉郁，通体一气呵成，可以和历史上一切爱国者的诗篇踵武。李叔同写《北征泪墨》时年仅21岁，集中所收九篇诗词，泪墨交融，肝胆俱见。他在《自序》中说：“游子无家，朔南驰逐，值兹离乱，弥多哀感。思城郭人民，慨怆今昔耳。”二十岁的青年能有如此襟抱，洵不多见。     李叔同在智力发展上属于“早慧”型。据史料记载，他7岁（实为6岁）攻读《文选》，即能“琅琅成诵”，8岁从其乳母背诵《名贤集》格言：“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不但背诵如流，而且能通晓其义。足见其幼年时期便有超常的智慧。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天才的本质在于智慧的异常剩余”，“他们能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一面，这是因为天才的头脑比常人客观、纯粹和名皙的缘故。所以天才不但能洞察眼前的世界，进而能发现另一面世界”（《叔本华论文集》115??116页）。这正是李叔同作为哲人的悲剧性所在，因为在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能看到“另一面世界”。他从喜能看到悲，从生能看到死，从富贵看到贫穷，从繁华看到萎谢，甚至朋友刚刚聚首他便预感到离别，盛宴甫始他便见到了杯盘狼藉……他凭着超常的智慧总是发现着世界的“另一面”，所以他一生也便总是处在痛苦之中：     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这是《辛丑泪墨》中另一篇??《南浦月海上留别》。诗人面对依依惜别的杨柳，感到千般愁情，万般无奈，谁个说杨柳销魂？就让她化作离亭外的一帆风雨和离人一起归去吧！二十岁的李叔同面对家国离乱，其心境竟如此凄苦。最能代表他的爱国情怀却苦无救国之路的，是他去日本留学前填的那首《金缕曲》。      二    公元1905年，李叔同的生母王夫人在上海病逝，他认为自己“幸福时期已过”，于是年秋东渡日本留学，开始了他人生第二阶段的追求。这阶段包括他在日本东京留学六年，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七年，即从26岁到39岁（1905?1918）的13年间。这是他生命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艺术创造的巅峰时期。李叔同传世的许多艺术珍品，不论是诗歌、音乐、美术、书法、金石，大都创作于这个时期。由于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写实主义的绘画教育，他在审美思维和人生追求上也渐趋务实，一扫过去以“修治平”为奋斗目标“学以致仕”的儒学体系，逐渐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取向。在日本的六年间，除参加槐南先生所领导的随鸥吟社少量活动外，诗词写得很少。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美术（在上野美专主攻油画）、戏剧（与曾孝谷创办春柳社，并为国内徐淮水灾举行义演），以及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编辑成书邮寄到国内发行）等实践性活动中，务求每项活动都收到实效。他在《音乐小杂志序》中明确提出：“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音乐）效用之力，宁有极欤？”在《图画修得法》中，更进一步提出美育对智育和德育的影响，他写道：“     图画可以养成绵密之注意，敏锐之观察，确实之知识，强健之记忆，着实之想象，高尚之审美心。”“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行必高洁。”他本人的举止言行，更是实践这种精神的典范。我们从李叔同这一时期的学习实践和艺术认知上，不难看出他在观念上的微妙变化。     李叔同归国后，选择了艺术教育的职业。他在杭州一师任教的七年，是他实践自己教育理想意气风发的七年，也是他超前的美学思维遭到旧势力抵制不断迎接挑战的七年。这时期他除了大力推进新型的美术教育外，还结合教学写了许多“校园歌曲”，像著名的《送别》、《春游曲》、《忆儿时》都写于此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送别》。这首歌仅有十句唱词，八个乐句，而且是利用西方（美国奥德威）一首通俗歌曲的旋律填词而成。就是这样一首看似寻常的歌曲，自1914年问世以来，差不多将近一个世纪一直在人民（特别是青年）中流行、传唱，其间还被两部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用作插曲或主题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力量使它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我想这里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就是这首歌的主题。它写的是“送别”，生离死别是人生一件大事，“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杜甫《梦李白》）；“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这些极言离别之苦的名篇名句，千百年来被人们征引传诵，因为他们写出了离别者的一种通感。我们再看李叔同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歌词通篇用白描手法，而且第一段全部用来写景；第二段时空交错，以现在时“今宵别梦寒”总括全篇。它的高处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语），长亭、古道、芳草、晚风、夕阳……都是离人眼中所见，景物依旧，人在别时，听起来就倍感凄凉。全歌紧扣主题，充满了对人生的无奈。它的审美效应，就在“酒尽梦寒”的无言中回荡不已。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感怀和悟世的歌曲，最有代表性的是《落花》和《晚钟》两首。这两首曲用“骚”体写成，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曲中反映了诗人由儒入释的明显的转化。如《落花》：“纷，纷，纷，纷，纷，纷，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寂，寂，寂，寂，寂，寂，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入题便用了六个单音节的“纷”字，以声状物，来描绘落花之多和花落之速；跟着又用六个“寂”字陡然一转，把人们带入了寂然无声的境界。诗人在这里用两种境界的反差，营造了哲理性的氛围，所谓落尽繁华，归于岑寂。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人世间万事万物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他在曲的中段无限感慨地描述时序更迭、春秋递嬗之后，结尾这样写道：“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朱华易消歇兮，青春不再来。”这种对“时空无奈、生命无常”的慨叹，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诗歌的感情窠臼。但是，他所向往的世界却是“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月》）。这种超凡脱俗，清净无尘的境界，正是一种“禅”的境界。不妨说，李叔同借落花的感悟，已从一般诗家的“憬悟”进入到佛家的“禅悟”。在《落花》之后，他又写了《晚钟》，这首曲是李叔同出家前最后一首歌曲，也是《落花》的姊妹篇。按照林子青先生《新谱》系年在1918年（此曲发表于《人世间》月刊第九期）。大约作于1917年。是他谢绝尘世走向彼岸的一首重要歌曲，曲中写道：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钟声沉暮天，神恩永存在，／神之恩，大无外。     这首歌曲所表现的心态和境界，已不像《落花》那样矛盾和痛苦，相对比较平静。能大致感知诗人已经参破了世态炎凉，冲决了尘世羁绊，下决心走清静安养之路。《晚钟》的境界，正是李叔同用佛心佛眼回顾尘世的最后一瞥。      三    李叔同生当乱世，在他历尽百劫之后，终于在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当了和尚，时年三十九岁。从此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三阶段，就是丰子恺先生所说的“爬上三层楼”的阶段。他一出家即告别尘世的一切繁文缛节，并发誓：“非佛经不书，非佛事不做，非佛语不说”。受戒后持律极严，完全按照南山律宗的戒规：不作主持，不开大座，谢绝一切名闻利养，以戒为师，粗茶淡饭，过午不食，过起了孤云野鹤般的云水生涯。他在世人的眼中，完全成了一名苦行僧。或如好友夏?尊所形容的，从“翩翩浊世佳公子”，一变而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这种变化，在常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在心理上难以承受。而李叔同却以平常心澹定自然地完成了“由儒入释”的转化。我总认为，信仰是一个人的灵魂，主宰着人生的轨迹和事业的弃取。特别是在宗教信仰上的大彻大悟，往往意味着对俗世的大弃大毁。李叔同在佛界成了弘一法师，实际上也就是艺术家李叔同在精神上的寂灭。     李叔同出家以后，几乎天天都要面对自己的灵魂。中国的宗教虽然不像西方宗教那样需要天天向上帝忏悔，但为了开示徒众，总要先把自己的灵魂修持好，做到六根清净，一心向佛。有两件事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持戒”和“参悟”（入定）。持戒带有强制性，因为一切戒规都是规范行为的准则，违戒就是犯罪；而参悟则靠自律，面对佛经宝典必须敞开自己的灵魂。严格说，每一次参悟都是一次肉身与灵魂的对话。李叔同是一位人格感化论者，一向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观他一生行藏，无论是在俗时的交友，治学，育人，乃至他所从事的某一项专业，一经涉足便全身心投入，力求做得最好。事实上他也最大程度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出家当了和尚，自然也就想做一名最好的和尚。不但要拯救自己的灵魂，而且要普渡众生，解救世人出苦海。所以他选《南山律宗》作为化教制教的《圆教宗》，以“心法”为戒体。受戒后持律精严，护生戒杀，正行弘法，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入了高僧之林。     李叔同僧腊二十四年，随着他佛教典籍的问世和嘉言懿行的传播，在宗教界声誉日隆。越是到了晚年，他越感自己名不副实，常常“闭门思过，依教观心”，闭关三五个月是常有的事。许多俗世好友和知识界的闻人如夏?尊、叶圣陶、马一浮、经子渊，以及郁达夫、郭沫若、柳亚子、鲁迅等人，都曾和这位宗教大师或在寮房面晤，或有翰墨交往。     师之晚年，生命辉光，无比绚丽，如霞似火，烛照南天。这主要是靠他的人格魅力。他自己似乎就是一丛菊，一片霞，一轮月。一月当空，千潭齐印，澄淆定荡，各应其机。他的一生行谊，就是一部哲学大书，无字之经，不刊之典。仅从他留下的文字中探求其生命的奥秘，似只能望其庭泽，而不能窥其堂奥。大师圆寂已然60年了，他的精神和人格，确如吕碧城60年前哀悼他的《赞诔》中所写：“大哉一公，浊世来仪，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他给后世留下的诗文、艺术、思想和佛典，就如蓝田之玉和苎罗之纱，越是经过时间的磨砺越坚实，越是经过污水的冲刷越洁白。弘一大师“由儒入释”，他的人格结构是儒家的仁爱之心与佛门的慈悲之旨的结合。这些善念，特别是到了晚年，构成了他哲学思维的核心，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又是《律宗》“止持”和“作持”的根本教义，那么，他一生行谊的哲学意味，就在这个交汇点上自然契合，无限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