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琦原名昭琮，字锡璜。长大后，仰慕韩琦的为人，改名曾琦，字慕韩，别号愚公，四川隆昌人。父亲友三，母亲宋氏，都能作诗。友三先生以诸生身份在广东广西任职，曾琦跟随侍奉。没几年母亲去世，又过了八年父亲去世，兄弟姊嫂多人也在广西去世。曾琦与长兄昭瑱扶灵柩返回四川，贫困得无法自存，但志气却更加坚毅。

他最初在成都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堂肄业，后来进入官办的法政学堂成为免费生。闲暇时就为报纸撰写评论文章，由此逐渐出名，被《商报》聘为主笔，衣食住行得以自给。那时他刚满十八岁。

民国建立前后，他曾执笔于成都商会公报、四川公报，并在重庆创办了《民国新报》和《群报》。

民国三年，赴法留学，到上海后，暂时进入震旦学院学习法文，随后北上，向当时的硕儒章太炎、梁任公、王晋卿等请教，学问大有长进。

民国五年春天，赴日本，进入中央大学。民国八年赴法，创办巴黎通讯社。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在巴黎近郊发起组织青年党，在欧洲居住了五年。

回国后，任上海大夏、法政、学艺、同济等大学教授。民国二十六年春天，在奉化拜谒当时的总统蒋公。七七事变前夕，应邀出席庐山会议。民国二十七年，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国三十五年，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次年四月，**改组，被选任为国民**委员。

当年冬天，当选为四川隆昌县国民大会代表。行宪后，被聘任为总统府资政。民国三十八年，赴纽约。次年，游历欧洲法、比、西、葡等国，又过了一年，在美国华盛顿去世，享年五十九岁。

曾琦少年时服膺顾亭林、王船山、黄黎洲等学者的学说，激于民族大义，曾跟随杨庶堪、谢持、曹叔实等人，从事排满运动。等到留学日本时，正值欧洲战事正酣，日本寺内内阁，对我侵略之心甚急，与段祺瑞秘密签订中日军事协定，藉此促进二十一条的实施。曾琦与留日学生数千人毅然辍学回国，北上请 愿废约，并在上海组织留日学生救国团及《救国日报》，在北京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以图存自振。

北京学生随后痛殴当时所谓的亲日派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等，北洋**于是大肆逮捕学生。曾琦闻讯从上海北上，慰问被捕学生。当时军警密布，曾琦慷慨激昂地致词，毫无躲避，其爱国之情，被当时贤人推重。此后他领导一个党派，主张国是，总能应对国家之急难，**因此更加礼重他。

曾琦好学深思，对于中国学术，几乎无所不窥，尤其喜欢阅读各国历史。文采斐然，他在巴黎寄给妹妹的信，情词恳挚，脍炙人口，余杭章氏看到后大为激赏，说：“这人有习凿齿、鲍明远之风。”他喜欢杜少陵的诗，多能暗诵。性格喜爱山水，游览所到之处，总有吟咏。他的诗自序中有句话：“自立志求学直到不惑之年，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各地，所到之处触景生情，时常形诸篇章，尤以感事抒怀、纪游之作居多。”他出关所作的五律诗，余杭的新城（王晋卿）赞许他接近杜甫。大概是他经历多艰，身世几乎与杜少陵相同吧。他的诗也以五律最为可诵。（注）其他有关曾琦传记：《曾慕韩先生行状》（载**《曾慕韩先生遗著》**：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

曾省斋传略 周开庆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际，四川的革命党人纷纷响应。曾省斋在川东北奋起，于十月一日就任蜀北都督。邹鲁所撰的**《中国国民党史稿》称：“四川革命建号都督者，以省斋**为最先。”可以说壮哉！

省斋，筠连人，生于民国纪元前四十二年。幼时学习科举应试的文书，应试中了秀才；痛恨满清**歧视汉人，丧权辱国，不屑供其驱使，于是弃之而去。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以光复汉族为自己的职责。

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年开始，四川的革命党人先后发起叛乱。丁未年十月一日，革命党人佘英等谋划在江安、泸州两地同时起义，不幸事泄失败，这次起义省斋参与策划，奔走甚力。同年十二月，省斋与佘英、黄金鳌、谢奉琦等人在隆昌开会，决定以叙州、隆昌同时再次举事。省斋奔赴叙府，劝说府中带领家丁的刘绍华、县幕僚詹树堂，参加起义。詹、刘被秘密告发，知府某，正出巡到岳口，闻讯急忙返回，詹、刘殉难，叙州的起义也因此受挫失败。隆昌当时聚 集了会党百余人，准备迎接省斋返回隆昌起事。等到省斋赶回去，黄金鳌等人都已经出走，会党也散漫不能统御，于是隆昌的起义也因此中止。

泸州、叙州等地的起义相继失败后，革命党人于民国纪元前四年戊申年一月在富顺集 会，谋划再次举事，决议派人分赴四川各地，广泛联络，相机行动，省斋被推举前往川北一带活动。第二年二月，佘英、熊克武等又在广安州起义，省斋招募了川南志士六十余人跟随。到了约定日期，各方约定前来的人太少，众人主张解散等待下次时机。省斋等人则坚持最初的决议，与保安营的队伍在城内进行巷战，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溃散。

省斋虽然屡次受挫，但志气更加坚毅，在川东北各地经营更加努力。民国纪元前一年辛亥四月，四川保路风潮兴起，革命党人知道时机可为，分路准备。八月武昌起义，省斋于是以九月六日在垫江发动叛乱，从垫江小沙河召集民军数百人进攻县城，县吏逃遁。革命军整队进入城中，秋毫无犯。民众燃放鞭炮，欢呼相贺。广安有团练传习所，教习的学生数百人，多为革命党员，闻讯前来归附，声势更加壮大。于是悬挂旗帜招募士兵，留下年轻力壮的，淘汰年老体弱的，选出两千多人，用新军法式进行训练，编为一个团两个营，日夜训练。

当年二十一日誓师出发，连克大竹、渠县、邻水、广安、岳池；而蓬溪、射洪、营山等县，也传檄而定。十月一日，召开全民代表大会，省斋于是被推举为蜀北都督，张观风任副都督。

顺庆的豪强劣绅拥护清吏残杀革命党人，省斋出兵讨伐，与驻县防军千余人激战一整天，肉搏登城，省斋中了流弹，右臂被炸断，于是退回广安。当时重庆、成都已相继独立，成立了军**，省斋于是前往重庆养伤，并自请解除蜀北都督的职务，以促成全川统一。

民国成立，省斋完全断绝了仕途进取的念头，闭门读书。但对于地方公益，他总是仗义执言，对于青年后进，尤其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提携，因此声望日益隆盛。

抗战爆发，国民**西迁，四川成为抗战建国的根据地。省临时参议会成立，省**当局坚决邀请省斋出任参议员，省斋也欣然应命，说国难如此，正是国人效力之时，不能因为年老而推辞，当时省斋已经七十岁了。省议会中有关征兵、征粮等大事，虽然是充实抗战力量的必要措施，但仍然加重民众负担，争论集中时，常常能得到省斋的一两句话而化解。

省斋年老而更加健壮，记忆力不减，能口诵他起义时的各种文告。他喜欢在手指上写字，曾自己撰写一副对联：“有万夫不当之气，无一事自足于怀。”可见其胸襟。筠连县人敬重他的志向和气节，在县境内的名胜玉壶井建立了**《曾省斋先生钓游处纪念碑》，由李培甫**作序，戴季陶题字。

民国四十一年逝世，享年八十三岁。夫人隆昌彭氏，没有儿子，女儿道铨，嫁给了刘。（载**《四川文献月刊》**第二十五期）

易秋潭先生传略 周开庆

易秋潭先生，四川金堂县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九年九月。祖辈世代务农，到祖父时才开始兴办私塾，教导子弟。父亲滨臣公是长子，少年时经商，常往来于大城市之间。当时清**纲纪不振，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滨臣公关心国事，每次回家都津津乐道，先生虽然年幼，却总是心向往之。

不久滨臣公经商失败，家道中落；但对于子女的教育，即使困难至极，仍然努力筹措，先生因此得以安心向学。

先生最初住在私塾，民国四年，进入金堂县城初级小学，半年后，就升入了高等学堂。民国八年，考上成都联合中学。民国十一年离开四川赴上海，因为报考大学不如理想，于是每天到上海东方图书馆自修，如此一年多，学业猛进。随后进入上海大学。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于是他放弃学业返回四川，从事革命实际运动。

先生于民国九年在中学肄业时，一天，在叙属中学得以听到四川革命前辈曹叔实先生演讲三民主义，大受感奋，于是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等到他返回四川，到成都市党部工作，并主编**《民众日报》**。当时成都环境恶劣，四川的军人，对革命表面上服从，实际上则多方掣肘；而跨党分子，则对内操纵把持，阴谋破坏。先生与市党部同志日夜辛劳，艰苦奋斗，几个月之间，组成了民众团体和学生社团达到一百多个，成都的党务基础，因此得以确立。

民国十五年底，四川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民国十六年初，先生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政治训练处主任，兼任该军党务指导委员。在职两年，对官兵革命思想的灌输，驻区民众的组织训练，都卓有成效。先生以新闻事业为开启民智、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曾有以此作为终身事业的宏愿。

民国十八年再次赴上海，与友人合办**《实现旬刊》。民国十九年再次返回成都，先后创办了《两角新闻》、《成都一报》、《川报》、《新闻夜报》**。虽然因受制于经费，或被当地军人猜忌，屡遭失败，但志气不稍衰退。民国二十七年打算在汉口筹办一份日报，因武汉撤守而作罢。于是仍然返回成都，参加四川省党部工作，先后担任宣传科长、执行委员、秘书处长等职。

民国三十八年底成都撤守，只身来到台湾。民国四十二年革命实践研究院成立分院，他奉派担任秘书。随后分院合并入本院，仍然担任原职，于五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积劳成疾，病逝于台北市空军总医院，享年六十二岁。遗孀马琼英女士，儿子德俊、德修，女儿德容，都滞留大陆。

先生生前曾自我陈述，说：“赋性耿介，不能随俗，缺乏积极进取之精神，故于学无所成，于事业亦少表现。然在思想最混乱之时代，尚能坚定信仰；最腐化之环境中，尚未敢同流合污，此则差可自慰者。”先生信仰坚定，持身严谨，凡是与他相识的人，都因此而赞许他。总观其行事，可以说无愧于革命党人忠诚朴实的本色，确实足以激励世俗、影响当世。（载**《四川文献月刊》**第十五期）

包华国先生传略 文守仁

先生名讳华国，以字行，姓包氏。他的祖先有从广东游历到四川的，定居在成都，所以世代为成都人。幼时聪颖出众。民国九年，由成都县立中学参加四川省**甄别考试获得优等，被送往清华学校肄业，就是当年到了燕京。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全国学界，深感国势衰微，内政失序，都想奋起，开创新机。时势所趋，燕京各校，尤其活跃。先生擅长辩才，富有应对能力，入校不久，就联合同学，组织团体，投入这一运动的洪流，崭露头角。

后来国父北上，燕京学运，更加积极，时常向北洋军阀抗议请 愿，先生总能代表清华，领导其间，几乎无役不与。民国十四年五月三十日，英国人在上海，惨杀同胞，就是国人所说的五卅惨案。北方各校学生于是年六月初，组织五卅惨案后援会。先生代表清华参加，轮流主持会议，在外奔走，几乎废寝忘食，不以为苦。

最初燕京原有学生会组织，共产党员分子，把持操纵其间。后援会成立后，有人主张两者应该合并，因为先生坚持不可而作罢。当时后援会的成就，人所共见，共产党员最终无法将其作为宣传号召，先生的虑事周全、防患于未然，确实大有作用。

民国十五年，先生从清华毕业后，在返回四川的途中，曾去广州，考察革命策源地的施政情况，于是互通声气。等到返回四川，担任教职，并创办**《九五日报》，宣传革命，颇触犯当时的忌讳。以前四川各报，大多局限于地方新闻，等到《九五日报》**发行，先生经常撰写有关国内外问题的论文，风气大变。先生的声誉，因此日益广传，尤其受到在校青年的向往。

民国十六年，先生赴美国，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政治学。民国十八年，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获得硕士学位后，返回四川，任四川大学教授。各中学的学生，仰慕他的名声已久，纷纷请学校聘请他去主讲，先生也乐于接受，不辞辛劳。成就的学生众多，散布国内外，后来他车辙所经之处，常有自报姓名致敬的人。他当时说给别人听：“此中自有真乐也。”

民国二十一年，先生进入实业部，任劳工司科长，主管国际劳工事务。对于我国劳工在国际上的权益与地位尽力争取。民国二十三年，由**派赴日内瓦国际劳工局任**常驻代表，并出席历次国际劳工大会，时间超过三年。其间对于健全劳工组织，争取我国劳工福利，贡献至多。

民国二十六年抗战爆发，先生因国难当头，自动请求调回国服务。鉴于前线重要，于是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秘书，对于鼓舞士气，融洽军民以及改进战地政务等工作，都有显著的贡献。

民国二十八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先生奉调任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随后出任重庆市社会局局长，主管社会行政及教育行政。此后教育行政另行设局，于是他专心致志于抗战期间陪都的社会政务，历时五年。凡是物价的管制，社会服务事业的策划，社会福利事业的推行，都竭尽全力以赴，绩效显著。尤其当时劳工运动方面，因环境复杂，倘若有疏忽，影响非同小可。先生周旋其间，协调折冲，在隐患未显露时就预先防范，在纠纷未萌芽时就加以消除，他对于安定后方、支援前线，功劳至伟。

又先生担任社会局长期间，正当敌机肆虐，空袭频繁，在委员长蒋公的号召下，设立空袭服务总队，先生又兼任副总队长，冒着重重危险，出入灾区，救死扶伤，安抚善后，不分昼夜，他赴义的勇敢，任事的真诚，如今仍然为人所乐道。

民国三十三年夏天，辞去社会局长职务，改任重庆市参议员。次年抗战胜利，国民**还都，先生离开重庆赴南京，任社会部工矿检查处处长，兼任中央社会保险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赴英国及欧洲各地考察，对于全国社会福利事业的策划推行，各省社会服务处的筹设管理，社会安全制度的倡议等，都竭尽智虑，期望其实现。

民国三十六年，**宣布实行宪政，先生返回重庆，竞选立法委员，因其遗留的德爱所在，深得民众支持而当选。十多年来，在立法院中，每遇到重要议案，尤其是有关于国际政治及外交问题，总是发表正直言论，分析精辟，独具见地，各方都恒久推重。

民国四十三年夏天，亚洲人民反共联盟成立，先生自始就担任亚盟中国总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直到逝世。亚盟中国总会的创立，先生曾参与规划，以及后来的业务推广，致力尤多。先后九年，最初会员单位，只有亚洲八国，如今已扩展到亚澳非三洲，加盟者共有二十五国，这个民间反共组织，为国际所重视，有赖于先生的贡献，是人尽皆知的事情。尤其在历届亚盟会议期间，先生以中国代表身份，折冲樽俎，更显才华，誉满国际。

近年来，先生在东吴大学及政治大学兼授劳工法、政治学及政党政治等课程。在东吴大学授课时，心脏疾病突然发作，于民国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先生秉性淡泊，好学不倦。待人诚挚，所以人们乐于与他交游，对于后进尤其乐于爱护提携。持身廉洁，去世后家中没有积蓄，遗著有**《第一次欧洲大战政治外交史》、《中日纷争与国际政治》、《国际联盟新约》**等书。

民国五十一年冬天，他曾在我方代表参加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之余，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资料，打算从事新著，可惜未成书。正值人才难得之日，先生以学识渊博之士，有作为之年，骤然离世，无论是平时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为之哀悼惋惜。（载**《四川文献月刊》**第十八期）

记张森楷先生 方远尧

学术是人类进化的表征。它本身固然能促进人类的进化，但它的发展，却有赖于社会秩序的安定，以及人群生活的正常。因为在动乱时期，纵然有天资特别突出的人才，如果受到环境的影响，使他无法静心研究，也难以有超越的成就。我国自清末以来，外受列强侵略，内则暴乱相继，整个社会时常处在动荡不安中，所以在学术上的表现，还不如乾嘉时代。

就全国而言，在此时期真正有成就的人，已如寥落的晨星，何况我们四川一隅呢！然而合川的张森楷先生，在史籍的校勘上，却是极为杰出的一位。他治学的勤奋，著作的丰富，放眼近代，似乎还难有人可以与他相比。

前清咸丰八年，他出生在合川，民国十七年，逝世于北平，享年七十二岁。原名家楷，字元翰，后来改名森楷，字式卿，晚年号端叟，又号石亲。家境本就贫寒，十三岁时，得以读到**《日知录》，便立志于学。十九岁时，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取他为州学生，就是所谓的秀才。张之洞并赠送他所著的《輶轩语》及《书目答问》**，予以奖励。

二十一岁进入成都尊经书院肄业，为院长王闿运所赏识，更加勤奋努力。第二年，成都锦江书院院长伍肇龄就任他为院都讲，兼管图书。从这时起，他即从事于史籍校勘，连续十多年，工作从未间断。

光绪十七年，遵义黎庶昌来担任川东道，邀请他入幕，看到他对史籍校勘工作已有相当成绩，便不给他琐事杂务，让他专心写作，希望他完成**《二十四史》校勘工作，以与阮元的《校勘十三经注疏》**相媲美。他既然遇到知己，第二年又中了恩科举人，治学更加勤奋，这时他已三十六岁。

第二年他到北京，应部试，将他所作的**《校勘记》中存疑之处向盛昱**、缪荃荪、李慈铭、蒯光典、康有为等人请教，收获颇多。考试结束离开北京，经游江南，更拜访了苏州的俞樾，湖州的陆心源，杭州的丁丙，上海的王韬、汪康年、罗振玉等，见闻更加广博。陆氏是宋代藏书名家，藏有许多善本，曾留他住下，愿意借书供他校勘，可惜陆氏不久就去世了，他也不再久留江南。

在返回四川的途中，路过宜都时，曾拜访杨守敬，谈文论史，相谈甚欢。

光绪二十一年回到四川，正好赶上黎庶昌调往京城，于是辞去幕职。不久，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入京，他有感于国家的贫弱，便倡议组织蚕丝公社，并再次出川到江浙皖鄂等地考察丝业。光绪二十八年，公社组成，使川丝产量大增，这可算是他贡献桑梓最显著的事迹了。

直到宣统元年，因被人妒忌，引起诉讼，他才放弃丝业，到成都府中学堂任教，重新从事于治史工作。但是接着保路事件发生，他是股款代表，为了营救被捕的股东会会长颜楷、谘议局局长蒲殿俊等人而奔走呼号。

等到民国成立，他以众望所归，又被推举为川汉铁路总理。在处理事务之余，仍然不废弃他的治史工作。民国二年，他已五十六岁，因为他处理事务、待人接物，丝毫都不苟且，于是难免被奸人所忌。那时四川都督胡景伊，竟然诬陷他与杨庶堪以铁路款项接济熊克武作为军饷，假借交通部公文通缉他，于是他径直去北京投案。到京后才明白真相，只得反控胡景伊诬陷于总检察厅。

在京期间，他曾将他原先作的**《史记校勘记》改写为《史记新校注》，当时一起商榷的，有王闿运**、张骞、宋育仁、陈衍、刘师培等，整整经过十个月才完成。

民国四年，司法、陆军两部行文四川，取消了他的通缉令。他正准备回四川时，林万里得以看到他的**《二十四史校勘记》手稿，大为赞许，愿意介绍商务印书馆出版，于是请陈衍作序，他绕道上海接洽，最终没有成功，于是返回成都。过了两年，便回到合川修县志，一直在本县住了七年。县志修成，共有七十七卷，于民国十二年刊行，装订为三十册，很受梁启超**赞许，认为这是民国以来新修地方志的佳作。

在县里时，他曾为了争取地方自卫，抗拒军吏的横暴，而一度被监禁。民国十三年，应邀赴成都，为他的故人严雁峰的儿子谷孙作**《贲园书库目录》四卷，并完成《辑略》一卷。后来为宋育仁所主修的《四川通志》，作《四川历代地理沿革表》、《历代职官沿革表》。《目录》及《辑略》已刊行，而《通志稿》**则仍然保存在四川大学图书馆中。

民国十四年，成都大学成立，聘请他作史学系教授，当时他已六十八岁了，自觉岁月无多，而所从事的工作多未完成，于是勤劳更加倍于往昔。所以在校两年中，成就特别多。民国十六年，他因为所作的**《史记新校注》，尚有许多善本未竟校勘，便辞去教职，再次前往京津，利用傅增湘与罗振玉**所藏的书，补行校勘，赶写新稿，每日勤奋工作达十八小时，几乎到了忘寝废食的程度。

民国十七年六月手稿完成，但已积劳成疾，便死在北平了。他一生所著的书，共有四十五种，约一千三百卷。除了上面谈到的几种外，如**《通史人表》，将近三百卷，也是他花费了不少心血所写成的。可惜只有《合川县志》等少数几种刊行，而在学术上较有价值的《史记新校注》，以及《二十四史校勘记》**都没有付印。

我在大陆时，曾听说他的遗稿，已由其同乡卢作孚委托何北衡交给世界书局出版，当时颇感欣慰。等到来到台湾，得以读到杨家骆所写的**《张森楷史记新校注述略》，才知道其手稿已运来台湾，仍然存放在杨氏处。杨氏对他颇为尊重，曾撰成《张石亲先生遗稿检读记》，及《张石亲先生年谱》**二书，可惜也都没有刊行。他的遗稿，虽然没有付印，而在此次大变乱中，却仍然没有散失，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张氏一生从事史学，而遭遇我国社会动荡时期，竟然也有如此突出的成绩，确实难能可贵。陈衍的序中说：“余观其史记校勘，又称校注，校兼注，可以补正义、索隐、集解者不尠；两汉三国志，凡经四易稿者如之。”由此几句话，便可见其遗稿价值的一斑了。

在杨氏介绍其**《史记新校注》的文章中曾说：“尝通读其稿，试为理董，后以诸务所扰，不能毕力以竟其事，是骆于张氏责犹未完也。”杨氏似乎也有意将他的遗稿付印，可是将待何时呢？我认为他的遗稿，本是我国学术界的宝物，其刊行的责任，不但杨氏应该承担，**也应该承当的。而我们在台湾的四川同乡，如果能促成他的遗稿刊行，不但可以慰藉乡贤于地下，也可以算是对国家有所贡献了。尤其是在要谋求复兴国家民族的今天，对学术的尊重，比任何事都更为迫切。我想同乡诸君子，对于此事，必定会很有兴趣的，所以特别提出来，请求大家指教。（载《四川文献月刊》**第十三期）

（注）其他有关张森楷传记如次：《记史纂阁所藏张氏史记新校注稿二百六十五卷》（杨家骆著，载**《华冈学报》第二期）《张氏史记新校注稿》（江石江著，载《四川文献月刊》**第三十九期）

吴芳吉传 文守仁

芳吉，字碧柳，别号白屋吴生，四川江津县人。幼时聪慧，读书过目成诵。负有气节，孝顺之心超乎常人。父亲最初做贸易客居在外，后来家道中落，因为同县白沙镇的聚奎学校远近闻名，便让吴芳吉入学，为此将家迁至此地。

吴芳吉十岁时，父亲因事在重庆被关押，他孤身前往省城，白沙到重庆，超过二百里。到了监狱，坚决要求见父亲，官吏不准。他长跪在台阶前，濒临昏厥，官吏怜悯他而允许了。他因此申诉父亲的清白，竟然因此得以释放，人们都称赞他孝顺。

吴芳吉进入聚奎学校受业，以善于作文而著称，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学校时常张贴他的文章，作为示范，人们惊叹他为神童。

前清宣统二年庚戌，清华学校在成都招生，乡人一向看重他的名声，怂恿他父亲送他去。白沙到成都，将近千里。家境贫困，勉强筹措了一千多文制钱带着上路，每日徒步百里，脚肿溃烂流血。等到参加考试，发榜后获得优等，于是当年进入燕京就学。在校认识了泾阳吴宓，字雨僧。因为同姓的缘故，两人非常友善。雨僧长吴芳吉两岁，吴芳吉像对待兄长一样事奉他。此后以“二吴生”之名闻名国内。

第二年秋天，革命事起，京畿震动，由学校资助返回原籍。民国元年，再次到燕京复学。恰逢应考校内留美考试，已被录取。有广安人何鲁，字奎垣，正好因病未能应考，等到病愈，依照章程申请补考。奎垣擅长数学，当时担任数学教学的外籍人士，多是滥竽充数，往往不能解题，奎垣屡次讥笑他们，因此结下了仇恨不被允许补考。

奎垣于是拜见校长某。此人，曾是曾文正公担任两江总督时以幼童身份派遣到国外学习的，对于本国的语言文字大多不熟悉。当时年事已高，颇为畏事，竟然顺从外籍人士的意见。奎垣非常愤怒，言语侵犯了他，于是被除名。（曾听碧柳先生说，事后听说奎垣情急之下口不择言，脱口而出：“老而不死。”）

外籍人士大为高兴，强迫奎垣离校。一瞬间涌来若干人，丢弃他的衣物，左右提着他像抓牲畜一样。旁观者目眦尽裂，认为外籍人士无故凌辱中国学生，实在忍无可忍。事闻于吴芳吉，他极度不平，在会餐时慷慨陈述，众人于是向校方理论。学校当局立即向教育部请求予以制止。教育部最初没有查明，于是打算惩罚闹事者，群情哗然，相继离校，校舍为之一空。

当时教育总长范源濂害怕引起物议，于是采取调和妥协的策略，派员到各学生住处劝导，如果能写悔过书的，可以复学。到了吴芳吉那里，他以无过可悔，谢绝了，于是退学。

当初吴芳吉在辛亥年返回原籍时，家中有两位女性寄住，说是为了躲避城中兵乱因同宗缘故而来此。年长的是吴山的妻子，年幼的是她的妹妹。当时吴山仍然客居燕京。吴氏姑嫂于是询问燕京的风土人情，吴芳吉一一告知，两人都非常向往。

当吴芳吉再次赴燕京时，吴氏妇人愿意带着妹妹一同前往，与丈夫团聚。然而都窘于旅费没有来源。有位大侠某（某人碧柳先生曾说过他的名字，现在已经忘记了。为人豪爽崇尚正义。眇了一只眼睛，容貌很丑，但在江湖间很有名气。曾游万县，船停在江岸，聚 集前来迎接的有数千人。）听说吴芳吉将要远行，赠送了几十金。吴芳吉估算差不多够用，于是答应一同前往。

到了京城，吴山因为妻儿得以远道而至，都是吴芳吉的功劳，非常感激，并且称他为同宗的才俊。到了这时，吴芳吉于是前往投靠他。吴山知道他退学的原因，颇为轻视他。吴芳吉痛定思痛，在行的诗中有诗句写道：“壬子之秋，流落津沽。乞人一饭，佣我为奴。主人昔者，与我托孤。谓我英俊，富贵无虞。今我无依，藐如薪樗。谓我梦昧，终为蕘蒭。命我汲水，坚冰在途。命我炊爨，手痛不舒。再饭未已，厉色相觎。积薪为枕，宿我阶除。风挝户钥，雪断庭梧。”这正是记录了这段经历。

民国二年，得到朋友帮助返回四川，行至宜昌，盘缠已用尽，于是沿江乞讨行路。当时正值讨袁军兴起，出入战地匪巢，历时五个月，绕行三千多里才到家。写成诗七十首，寄给雨僧，雨僧赞许他类似陆放翁，于是立下决心要写诗。

民国三年任教嘉定中学。四年春天，到上海，经雨僧介绍，进入章氏丛书社，担任校对。月薪十二元，一半用来贴补家用，一半用来自己生活。那年秋天与社中人发生矛盾，于是弃职离去，每日只吃一碗粥，濒临饿死，雨僧察觉后，汇款救济他。

民国五年二月返回四川，当时北洋军肆虐，川东饱受荼毒。到了忠州，被他们俘虏，怀疑是间谍，差点被处死。民国七年，任教永宁中学。八年秋天，再次到上海，进入中国公学创办的**《新群杂志社》，也是雨僧介绍的。社长是宁乡人周君南。正好公学缺少国文教员，周君南让吴芳吉**代课，限定两周为限。最初有学生十四人，后来前来听课的达到八十人，于是就留下来任教了。

民国九年，长沙明德学校校长胡子靖在上海求师，邀请他前往。又因为胡子靖认识新宁人刘永济，字弘度。弘度是以诗词闻名国内的，后来与吴芳吉结成了湘君社。于是当年秋天两人一同前往湖南，迎接亲人赡养。从此在湖南居住了五年。其间曾创办**《湘君杂志》，寻访灵均**、濂溪、求阙、湘绮的遗风。

民国十四年夏天，在燕京探望雨僧的病。雨僧最初想留他在清华大学任教。吴芳吉因为当年被清华无理开除，不愿接受，于是改荐他教授西北大学。行至陕州，正值陕军与吴佩孚战后，数百里之间，兵匪纵横，行人断绝。他骑着驴子独行，冒着危险入关。在西安居住了两年。凡是西安近郊的古迹，他几乎游览遍了。心中涌起思古之幽情，都呈现在诗中。其间经历了民国十五年刘镇华围攻西安历时二百三十天。

他处在危城中，与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河北的学生组成了围城读书会，流弹纵横，房屋震撼，仍然每日带领大家读书不曾中断。当时城中粮食耗尽，死期将至，他与甘肃籍学生柳潜约定，临死时要到礼堂穿戴整齐坐着逝世。他这种临危不乱的精神，如果不是通达生死的人，怎么能达到呢？后来柳潜因病去世，吴芳吉哭得很伤心，为他写诗悼念，有诗句写道：“相邀垂死际，冠带坐堂堂。”就是指这件事。

这次战役，西安居民二十万，因战乱和饥饿而死去的达到三分之一，吴芳吉为祸乱痛心，尤其痛恨军阀残害百姓，曾作**《西安围城诗》，词长达数千言，揭露毫不假借。林损公，字铎**，看到后在后面题字，其大意是说：希望珍藏此诗，不要捋虎须以招来祸患。

民国十六年初教授东北大学。恰逢父亲病重归家探望，已无法诀别。那年秋天，应成都大学聘请。省城的学子，没有不想望他丰采的，各校都争相延请他主讲。民国十九年，转至重庆大学任教。

民国二十年谷醒华担任江津县长，恳请吴芳吉主持江津中学。朋友们都阻止他。吴芳吉想端正学风，就从家乡开始，再加上谷醒华是故交，于是就任了。谷醒华，荣县人，与吴芳吉曾一同在嘉定中学共事。当吴芳吉流落在上海时，谷醒华帮助他家中贫困，害怕他不受，假称是还债。到了这时吴芳吉认为“恩亦当解”。两人之间的风范情义为世人所崇尚。

没几个月，他突然得病去世，享年三十六岁。

综合吴芳吉一生，雨僧曾评价他说：“吾生平阅人不少，又读书所及，尝细绎中西古今人之性情行事，用为比较。窃谓若论其人之天真赤诚，深情至意，不知利害，不计苦乐，依德行志，自克自强，一往而不悔，未有如吾友碧柳者。”两人交情深厚，情同手足，肺腑之言，世人都没有异议。

吴芳吉的思想，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曾认为晚近世道衰落，是由于人心陷入沉沦，不再明白其本有的善良。挽救的方法，必须恢复其善性。所以他在诗自序中有句话：“余既生长江湖，饱经离乱，每感人之相与，至可惊骇：以万类至灵之物，有千古不复之冤；虽文教昌明之秋，有意想不到之惨。或目睹之，或身受之，要为泯没其善性。人之善性苟不可复，则人类痛苦永不可除，谈学言政，亦必终无是处。久抱幽忧，时多痴想：以天下滔滔，亦必如我之可挽救。我与他人之性，虽二而一；人性不复，则吾心为未能尽。妄欲以人力挽回天运，以天运启悟众生；使已泯之性，失而复归，无涯之悲，稍能宽慰。”

正因为他希望人我的善性都能恢复，尤其注重忠恕。所以他曾举出他朋友唐铁风的说法：“儒家于善善之心充量发达，恶恶之心务求减少。否则一身之外，皆可杀也。”认为这句话很有味道。又说：“宣布人的罪状，不是救罪人的根本方法。”推究此心，就是民胞物与的胸怀，也就是儒家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意思。

吴芳吉的教学也秉持此旨，诚于内而形诸外，听讲的人无不猛然深省，世人将他讲学比作陆九渊。

吴芳吉才华横溢，而力学不倦，他曾叙述英国诗人彭士（Robert Burns）的列传，说：“是知天才云者：可信而不可信，可用而不可用；世无不以之为圣贤之人，亦无不可以称天才之士。圣贤之不世见者，人之自暴弃耳；天才之不世出者，亦由人之自荒废耳。故曰：人力即天才也，求则得之，天安有厚薄于人而为之高下哉。”

吴芳吉论诗：主张文穷必变，他在**《还黑石山》**第十章中说：“礼异则从宜，文穷必变体，天行健不息，我诗胡能已。哀彼庸妄人，新旧拘疆理，未识真面目，徒矜创与拟。新者疏不亲，旧者沉不起。安行须正途，首除积习靡。我爱英人言，旧瓶盛新醴。”至于他所改变的途径，详见其诗自序中，这里就不赘述了。

吴芳吉时常自出古乐府，尤其得杜少陵的神髓，大概都是心怀济世，教化百姓，并非徒然抒发性情而已。又饱经忧患，他的取材宏大，他的积累深厚，他的抒发，奇特郁勃、绵远深邃而苍茫无际。所以陈铨评价他的诗说：“中国近代诗人，无论新旧，吾未见有能比拟吴君者；中国近代文人，吾亦未见有忠于艺术，历万苦千辛而不悔如吴君者也。”世人称之为确论。

遗著印刷本共有四种：一为民国十七年手写的**《白屋吴生诗稿》，石印于成都。一为聚奎学校刻本，在前者的基础上增加了民国十八年的作品。一为《白屋先生全集》，他去世后周光午**、刘朴所编纂的，刻于长沙。周光午，湖南人，曾跟随吴芳吉学习，吴芳吉去世后，周光午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到明德学校就学，帮助他们自立，士林中人认为他品行高尚。一为**《白屋诗稿》**，四川文献研究社在聚奎本的基础上增订，刊印于台北。

吴芳吉去世时，将骨灰装在瓷筒中附葬，刘朴在上面题字：“呕自君心，还于君椁；文栋倍雄，来世有作。”指的是成都版本。此外还有日记约六十万字，周、刘两氏编印全集后才发现，迄今未刊行，非常可惜。（注）其他有关吴芳吉传记如次：《记白屋诗人吴芳吉》（载周开庆著：《天声集》）《白屋诗人论诗》（同上）《黑石山与白屋诗人》（同上）《记两吴生》（同上）《吴芳吉与湘君社》（同上）《白屋诗人与湘潭女儿》（同上）

宋芸子先生传 萧月高

宋育仁，字芸子，一字芸岩，四川富顺人。幼年聪颖出众，读书能贯通大义，尤其精于经史。张文襄督学四川，非常赞叹他的才能。提调钱徐山看到后惊叹说：“杨雄、宋玉，再生蜀地了。”杨，指的是绵州杨叔峤。等到湘潭人王闿运来主讲尊经书院，尤其看重他。

他因为博通六艺，广泛阅读文学作品，所作文章能驾驭庾、徐，与扬、马并驾齐驱。他献上**《光绪三大礼赋》，冯煦认为其文辞典雅华丽，直接逼近汉代京师。诗则含蓄而绵长，华美与充实兼备，与湘潭**（王闿运）并驾齐驱，不曾逊色。与名山李芝英，字伯朅，井研廖登庭，字季平，并称高第弟子。

丙戌年考中进士，早年担任英法义比使馆参赞官。当时中日战争爆发，海军全军覆没，先生秘密谋划购买英国军舰以袭击长崎，等到和约已成，此议于是作罢。乙未年归国，上奏了理财四事。庚子年义和团作乱，先生又匍匐随驾，因此陈述了学务、财政两项征税的建议，但都未被采用。

第二年美国使节精琦来华，商谈代理中国财政事务，先生当面斥责了七十多条，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很难做到。戊申、乙酉之际，他因为进入杨士襄的幕府，先后挂职五部，名重一时。正当期望凭借经术以图治国，兴办新法以利民，恰逢辛亥革命爆发，未展其谋略。

于是隐居茅山，想兴办垦殖之利。而王闿运入京担任国史馆职务，写信招他。到了京城，他穿着端庄地向总统袁世凯讲述周公反政的事，因乱说话被关押在步军营房中。他的处境虽然危险，但起居仍然恪守其志向，不曾稍有屈服。

很久之后得以免罪回乡，更加精研经术。等到袁世凯谋划称帝之心甚急，想让他劝进，他佯装发疯逃脱。因此阐发了孔子三陈九卦的精微奥义，次序排列了易经豫卦的九篇文章，说：“元乎元乎，明夷之极，阳九之尽，则百世之期至。荀卿有言，日月之光，日以荒矣，圣人拱手，时几将矣，世无箕子，吾不得而让焉。”改号为道复。

从此主事国学院，开门授徒，传授孔子的六艺，推演史迹中的历代帝王，观察三统，鉴于四夷，切合近世，穷究人世的变化，写了**《经术政治述论》万言，而尤其精深于礼。所以他谈论《周礼》，认为以臣建侯均田为经，兴学起徒为纬，经纬互用以成政教，教化没有比礼更隆重的，祭祀没有比宗庙更重要的，所以他引用《孝经》来阐述其旨，作《后宏道篇》**。

他阐明了宣圣君子之义，设立教化、传授学问的宗旨，学习乡饮、乡射以开启礼乐的萌芽，主张通经致用作为济世救民、建立伦理教化的根本。引证繁多而广博，转折细致而有条理，发挥旁通，文理严密明察，自先汉诸儒士，以及晚近诸师臣经训说治术的人，都未曾听闻过这种论述。

晚年撰述**《四川通志》，保存了四川旧有的风貌，上至祭祀玄嚣**、昌意建国以来，到秦代废侯置守，下至于今，论述其世代次序，考证其建制疆域、因革治乱的痕迹，以及礼俗、地方文学、学术的盛衰。哀悼中国废郡县制始于四川，水土烦劳耗损，过失在于吏治，所以讽刺讥讽官府，吟咏感叹巴蜀风情。

他所作的诗，感旧的篇章，还都与史实相关，一言三叹，又并非徒然炫耀文采而已。辛未年**《通志》稿完成，力竭，当时他七十四岁，私谥为文康**。所著有**《问琴阁丛书》、《尼经》、《说政论》、《诗文词》等数十种。有个儿子叫琦**，能继承其学问。

序中说：四川自秦汉以来，人文蔚起，昌盛累代，贤士如云。如汉朝的赋，唐朝的诗，潜心学术、立言著书，经世济民的人，代有巨擘，如果不是井络的精气，岷巫的山灵，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像宋先生这样的人，又是晚近的魁杰。他的学术文章，名冠一时，而他先忧后乐的胸怀，世人却不曾知晓。

癸亥年春天，家父曾见过他一次，说他身材短小，相貌特别清瘦，高冠危髻，好像有道之士一样。有人向他请教诗文，他总是说：“人间何世，吾恐被王夷甫之诮也。”去世时正值清朝灭亡后二十年，岁在辛未。这一年，关中大旱，河南、河北决堤，江淮都泛滥。燕冀、南粤，有自称“红军”的攻陷江西；日酋本庄繁侵犯辽宁；藏兵侵犯甘孜，到了瞻巴；成都下大雨，十天不曾停止，米价一斗直达九万钱。天啊，天啊，我不知道天意何在。（载**《国史馆刊》第一卷第四号《碑传备采》**栏，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出版）

夏敬观廖平传

廖平，字季平，四川井研县人。家境贫寒，父亲曾为人放牛做佣工。稍微能自给后，于是设了磨坊在盐井湾，几个儿子都帮助他。廖平独自好学不倦，不接受差遣，寄居在僧舍。僧人给他黍饼，并附带糖，他正专心读书，误蘸了墨汁，吃了很久才发觉。

随后考上秀才，享受廪生待遇。南皮张之洞督学四川，提拔赏识他，选他入尊经书院。当时湘潭人王闿运主讲席，廖平拜他为师，被称为高第弟子，与绵竹杨锐，汉川张祥龄齐名。光绪五年考中举人。十五年，大挑二等，当年考中进士，被任用为知县。

廖平因父母年老不欲远行做官，请求就任教职，被选授龙安府学教授。历任射洪、安岳教谕，绥定府学教授，又曾为尊经书院襄校，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山长。任成都优级师范高等学堂，客籍学堂，府中学，存古学堂教员。民国二年，代表读音统一会赴北平，回后担任国学专门学校校长。十年，兼任高等师范、华西大学教授。十三年，廖平已七十三岁，于是返回井研，不再外出。

廖平治学，凡有六变。最初师从王闿运，学公羊家之言，然而仍然沿用东汉的方法，以**《王制》、《周礼》，一同治理中国，分周**、孔的同异之处，著**《今古学考》。随后以《周礼》与《王制》不能并存，归咎于刘歆**、王莽，著**《辟刘篇》、《知圣篇》，于是笃守今文家之法了。南海人康有为最初看到他的书，写信驳斥，廖平答复说这件事要当面讲清，不与他深入辩论。等到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就是根据廖平**的书引申发挥的。

大概治经的人，自常州学派发明西汉今文家学说，实际上是为革命作先导，张之洞尤其不喜欢它。戊戌年以后，廖平的学说又一变，谈论大同。于是认定**《周礼》是《皇帝书》，与《王制》大小不同，一内一外，两种说法都能自圆其说，著《地球新义》、《王制集说》、《皇帝疆域图》，这个学说一出，海内哗然，纷纷写信相互告诫，甚至有人诋毁他为离经叛道。即使张之洞**看到他的书，也责备他离正道越来越远。

廖平又说左丘明就是启予的商变文，没有左氏这个人，只是根据万氏、卜公、谷双声，商羊、梁叠韵的说法，断定左、公、谷都是子夏所传。由此世人或怀疑他又采取**《周左礼传》，这不啻于著书自相矛盾，是为了顺从张之洞**。

壬寅年以后，因受到佛教宗派的感悟，他的学说又一变，著**《孔经哲学发微》。以《尚书》为人学**，《诗》、《易》则遨游六合之外，于是据此改正《诗》、《易》旧稿，专门就天人之说进行演进。后来又改变他的学说，将大小融于天人之内。以**《六经》都是孔子所作，各有领域。并且因为《史记》八引孔氏古文，认为六书文字，都出自孔门**，如果这样，那么小大天人的学说，其系统就可以追寻了。

于是以**《礼》、《春秋》、《尚书》为人学三经，《王制》、《周礼》为它们的传。《诗》、《易》、《乐》为天学三经，《灵枢》、《素问》、《山经》、《列子》、《庄子》、《楚辞》为它们的传。各有皇帝、王、伯四等。王冰所增补的《素问》，详细阐述五运六气，旧时被认为是伪书。廖平认为这正是孔门****《诗》、《易》的师说，专门用来解说《诗》、《易》**。

廖平自述其学经六变，各有年限，废寝忘食，动辄数年。豁然开朗理解，好像有神灵谋划、上天诱导，千条溪流百条山谷，都得到了归宿。从前腐朽的，都变成了神奇，即使是道、释两家也被认为是经学博士的大宗。

然而世上知道他学说的人，都只停留在其一变二变，三变以后，言论日益诡异，道理日益玄妙，即使是他的弟子，也无法赞同他的观点。大概也如同扬雄的文，观看难以理解，学习难以成功吧。

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五日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所著书共有六十六种。兼及医术、堪舆。（载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国史馆馆刊》第一卷第一号《国史拟传》**）

附录）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 章炳麟

廖君，名平，井研廖氏，海内所知为廖季平先生者。我最初听南海人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言论多以廖君为宗，以为廖君必定是牢牢持守董仲舒**、何休之义的人。后来稍微得到他的书，颇不符我的猜想。

民国初年，廖君因事入京师，与我面对面交谈了两次，言辞非常平实，不曾提及那些怪异迂腐的说法。后来他的弟子们稍微传述廖君的学说，又与常人论调截然不同。廖君的学说凡有六变，其后三变，杂取梵文书籍以及医经、堪舆各家学说，往往超出儒家学说之外。他的第三变最值得一看，认为**《周礼》、《王制》，大小异治。而康有为从廖君**那里学到的，正是他的第三变。

**《职方氏》大表中国疆域，面相距为万里。廖君以清朝版图，外及蒙古、伊犁，南北才相距六千里，所以推断《周礼》是以治理地球为宗旨的书。难道他没有考证古今尺度有差异吗？有句话说：“圣人不考，时变是守。”自《周官》施行，到春秋末期，经历了五六百年，中间经历了霸权制度，朝廷法度不能没有变化。《春秋》**所记载的地方，南不到洞庭，西不及四川，即使是圣人又怎么能将其扩大呢？

认为**《春秋》没有太平制度，足以驳倒董仲舒**、何休，其大小何足挂齿。《王制》，只是后代儒生拾取残缺所作，更不足以作为典籍纲要。其言说范围不到东海，地域反而比**《春秋》更狭窄，海隅全部放弃，小也无法做到了，但廖君**或许未曾思考过这些。

廖君的言论中最恢弘怪异的，是以**《六经》都是孔子所作，即使文字也是孔子创造的，这与旧有的记载尤其相悖，人们也不敢相信。最初，廖君受学于湘潭王老先生，其后学说渐渐不同，王老先生颇为非议他。清朝大学士南皮张之洞尤其看重廖君**，等到廖君以大同说解说**《周礼》**，张之洞写信，认为他“风疾马良，去道愈远”。

而康有为的弟子，看到廖君前后言论不同，说廖君接受了张之洞的贿赂，著书自相矛盾，这难道足以玷污廖君吗？廖君治学有根柢，对于古代经学学说无所不窥，不像康有为那样抄袭剽窃。应事端庄平和，不曾有傲慢之容，又不像康有为自比玄圣而居之不疑。

但他的智虑过于锐利，流于谲奇，因此与朴学学派兴趣不同。康有为没有儒家的品行，他的后代传人，言论更加混乱世俗。而廖君的论点以教孝为立国的根本，侍奉母亲能做到顺承心意，像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一样，于是没有被那些末学狂妄之徒所利用，这也可以知道廖君平素的品行了。

廖君著书一百二十一种，八十二岁去世，是在民国二十一年六月。清朝时曾考中进士，以知县任用，改任教职，受五品封号，配偶是李夫人。有八个儿子，五个女儿。当年九月，葬于荣县陈家山之南。过了两年，他的孙子宗泽拿着他的事迹来找我，说：“先生的观点与我祖父不同，没有门户之私的嫌疑，希望能够为他作墓志铭。”

我听庄子有言，圣人之所以告诫世人，神人未曾过问，其次贤人君子也递相如此。我的学问不敢与君子相比，廖君的言论几乎超出了神人，我怎么能以片言只语褒扬叙述呢？因为廖君的学问不纯粹是儒家，而他的行为却符合儒家，解说经文又兼顾古文今文，世人粗浅地将廖君与康有为并论，所以特地为他辩驳其谬误。

铭曰：斯也燔经，不可以罪孙卿；虑也刼后，不可以诬高密之叟。廖君之言多扬诩，末流败俗君不与。（注）其他有关廖平传记如次：《廖平传》（杨家骆编：《民国名人图鉴》）《经学家廖季平的生平》（胥端甫著，载**《大陆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六期）

王光祈传略 文守仁

王光祈字润璵，四川温江人。祖父泽山，有文名，曾担任前清四川总督赵尔巽的幕僚。王光祈十九岁时，北游齐鲁，正逢赵尔巽客居青岛，他前往拜见。赵尔巽因为他年少辈晚，偶尔怠慢了他。王光祈大为愤怒，催促整理行装赴上海，赵尔巽派人追他，已经来不及了。王光祈曾有诗句写道：“万里依人计已非”，就是记录此事。

到上海后，进入中国公学肄业。此后到燕京，在清史馆供职，兼任上海**《申报》、《新闻报》的驻京记者。据曾慕韩氏《丙辰春将出都门留别曼公及诸友诗》，其第三首正是告别王光祈**之作，可见他任职史馆，当始于民国四年。

民国七年，与曾慕韩等人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其宗旨是“发挥科学精神，努力社会事业，不恃过去人物，不用已成势力，以满腔之热血，洗污浊之乾坤，愿青春之中华，永不老大”，见于他所著的**《少年中国歌》**。这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甚大。

民国九年，与友人魏时珍等先后赴德国。最初寄住在法兰克福，一同为**《申报》及《新闻报》撰写通讯稿，维持生活。魏时珍看德文报纸口述而王光祈**笔记。过了两年，迁居柏林，又过了四年，自柏林迁至波恩，改学音乐，考取博士学位，担任教职，仍然从事投稿及翻译写作。

民国二十五年，在德国去世。骨灰由他的友人运回成都，安葬在东门的牛市口。

王光祈生平好学深思，刻苦自励，他在燕京时，曾创办**《少年中国学报》及《少年世界》**。北地苦寒，隆冬时节室内没有炉火，他裹着被子撰写文章。虽然时常患有头痛，仍然一手支着下巴，一手执笔不辍。

他素来重视信守承诺，他在欧洲时，国内的稿费不能按时寄到，向人借贷时，到期必定设法清偿。他对音乐的见解，也不同于其他专门研究音乐的人：认为音乐有陶冶民族独立思想与团结民族精神的功用，大概也是有感于当时国家局势而有所激发吧。

他遗留下来的翻译著作有四十多种，已经难以全部列举其名。据所知有**《庚子联军统帅瓦德西拳乱笔记》、《辛亥革命与列强态势》、《李鸿章游俄纪事》、《库伦条约之始末》、《国防与潜艇》（以上为译本），以及《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德国人之婚姻问题》、《英德法文读音之比较》、《西洋乐器提要》、《西洋制谱学提要》、《对谱音乐》、《西洋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戏剧》、《西洋音乐与诗歌》、《东西乐制之研究》、《音学》、《中国音乐史》**等。

王光祈曾有经世济民的志向，他沉郁雄浑的气魄，时常在他的诗中流露。

爱国艺人张善子 胥端甫

张善子，名泽，籍贯四川内江。兄弟十四人：第三是经商的，第四是务农的，兼行医，在安徽郎溪办有农场。张善子排行老二，如今蜚声世界艺坛的张大千是他的八弟。

他的祖先居住在广东番禺，曾祖父在四川做官，于是定居下来。祖父任南溪教谕，父亲怀忠，是儒生，乐善好施，是乡里的长者。母亲曾太夫人，精研书画六法，所以张善子兄弟都得到了她的薪火相传，以书画名家，而张善子擅长写生养虎，有“虎痴”的别名，所以尤其以画虎著称于世。

清末，张善子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宣统年间，曾任四川谘议局议员。民国成立，又转入军事，任四川陆军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随后改任盐官，先后六年，在盐务方面多有兴革。张敬舆组阁，他又入京任国务院参议。吴子玉在直鲁豫巡阅使时代，曾聘他作顾问。因为喜爱塞北的风物，曾到察哈尔，在丰镇、兴和、凉城、商都各县，历任县官。

民国十四年厌倦游历南归，将家迁至上海，侍奉双亲的闲暇，从事绘画，在苏州、上海两地，创设了黄社、大风堂书画研究院，以教育青年后进，门下因他的启发教导而有所成就的人很多。

张善子既有家学渊源，又广泛学习外传，还跟随清道人李梅会、曾农髯熙游，既研究诗书画，又精通鉴赏，尤其收藏丰富，所收藏的都是石涛、八大山人的精品。与八弟张大千，不仅精通技艺，而且学问也极其精深，潜心研磨，不以书画自限，所以他的画书卷气极浓，达到了神韵超妙的境界。

因为性喜山水，凡是足迹所至，遍及五岳，曾两次登上华山，三次游览黄山，摄取自然的灵气景物，陶冶高逸的清雅芬芳，所以尺幅之上所表现的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

五十岁时，家庭分别居住在嘉善、苏州两地，后来因为吴门山水清秀，风景秀丽，于是将家迁至苏州网师园长住。曾作自寿诗两首，一首说：“五十飞腾过，艰难憩海滨；青山如可卖，白屋未妨贫；老去神犹王，诗成句渐醇；魏塘鱼茨足，卜筑奉慈亲。”第二首说：“匹马怜余壮，纵横关塞间；拂衣猺可学，入画虎能闲；东渡留残稿，西行忆故山；虚名愧相误，浪墨几时删。”他的人生观可以想见。

又自己刻了一颗“一钱不值，万钱不卖”的图章，盖在画稿上，更可见其志趣！

七七抗战爆发，张善子由庐山返回南京，慷慨悲愤，正义之情形于色。本着匹夫救亡的志向，以正义号召国人，共赴国难。八一三之后，到安徽郎溪，从事“四维八德”的绘画工作，文文山的**《正气歌图像》**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创作的，意在揭示民族正气，激发人心，发挥艺术上的抗战使命。

并且写信给他的宗弟张目寒说：“大丈夫值此时会，应亡身家而赴国难，此次我来郎溪，生平收藏存苏州网师园者皆弃之如土，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即蓄百城古今精品，又将何用？且适足以蒙羞辱。恨我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我将以我之画笔，写我忠愤，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导其先声。弟居首都，万勿消沉，当蹈厉奋发，济此难耳。”

仅以此短简言语，他忠于国家民族的爱与友情之深厚，是何等的程度啊？“以我之画笔，写我忠愤”，就是人境庐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意思吧，然而如今号称作家的人，又有几人能以自己的笔，写自己的忠愤，为民喉舌，引领时代的新风气呢？

等到张目寒回到安徽故乡，而张善子已先由郎溪赴武汉了。不久，张目寒到了武汉，在战乱中相见，悲喜交集，于是对张目寒说：“《正气歌图像》，曾一度展出，朝野人士，颇以为我的工作能与抗战相配合。总裁甚至取了它悬挂在中央政校，鼓励学生，我心中感到很欣慰。”

于是他每日在扇子上画虎，说要用来分赠给前方将领，勉励他们为国献身的精神。自南京失陷以后，日寇日益西进，张目寒又从安徽返回武汉，于是张善子嘱咐他携眷前往宜昌旧宅，与他的夫人浣青暂住。

当时武汉正在筹备八一三周年纪念，张善子预先创作了巨幅宣传画，取两匹大白绢并排，画雄狮怒目狂吼于日本富士山，这正是世人所称赞的“中国怒吼了”的名作。创作此画时，他奋笔挥毫，义愤之情显现在容貌之间，与在战场上挥戈杀敌，又有什么不同呢？

二十七年八月六日，张善子携同浣青、儿子比德，与张目寒夫妇，从宜昌出发，乘坐民生实业公司的民权轮西行入川，同船的有刘禺生、曾洪父等，他心中暗喜此行不会孤寂了。

八弟张大千在京沪时原已画有**《巫峡清秋图》，以张僧繇的没骨法，设色青绿，层层叠叠的烟岚山嶂，苍松白云，掩映在嵯峨的紫翠山间，落笔雄奇，出人意表。刘、曾等人，先前看到这幅图，又配上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写三峡的文字而想象着去探求，难免有海市蜃楼、空中楼阁的感觉。

到了由宜昌西入峡谷数里，就看到了奇峰秀出，江水回旋，回头东望大江，烟波万里；等到过了沈家坪以后，小石深黄，排列在山巅，形状像屏风，一改上下江水的奇特，刘禺生惊叹道：“今日始知张氏兄弟描写山川之可贵矣。吴越名家，无此眼福，故无此真奇。”众人都叹服。

因为船装货延迟，七日下午申时才起锚，经过三日到达重庆，已是山城灯火通明。三峡途中，张善子作画不曾中断，张目寒在**《蜀中纪游记》**中说：“民权轮经理郑君素倾仰兄，招待极周至，兄于大餐间犹摊纸作画不辍。船至三峡，舟主特命机师稍弛码力，缓缓而进，俾兄得对山灵写照，兄为之大喜，下笔落纸，如风雨纵横，须臾即成数幅，山灵有知，其欣幸又如何耶？”

张善子略微画了**《巫峡扬帆图》来壮大它的雄险，张目寒则作《川东纪游》来描摹其山川人物、古迹名胜的美好典范。尤其以三峡一段，写峡谷，则有西陵、崆岭、巫峡、以及兵书宝剑、牛肝马肺的险峻；写城郭，则有秭归、巴东、以及白帝城等历史沿革古迹；写人物，则有香溪的王昭君**，佳丽绝代，润色史书；巴东跳石的雷万春，中箭而不动，光辉唐室。其他记述杜少陵，记述寇莱公，记述诸葛武侯的八阵图，这些功业文章，天香国色，都炳然于千古，如今一个以文传，一个以画显，确实可以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山灵又何其有幸啊！

到了陪都重庆，张目寒立即为他筹备画展于大梁子青年会图书馆，十三日沪战周年纪念日正式开幕，当天前来参观的人有万人空巷的盛况。大概是因为他的**《正气歌图像》**等画在笔墨间所流露的民族精神与正气，正足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所以陪都人士，大加称赏，他艺术的高超，倒是次要的事情了。

一个多月后，应于野声主教的邀请，一同前往欧美，进行艺术宣传，也即是为国民外交而努力。未离开国门前，已遵从母亲的遗命，在重庆接受洗礼，信仰天主教，圣名安琪。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到达法国，在公钩惹得保莫举办画展，法国总统赖勃伦曾亲自前来观赏，赞誉他为近代东方艺术的代表。四月到达纽约，与于氏分头到各大学演讲，阐明东方艺术，发挥我国抗战的旨意，听众为之动容。同时举行画展募捐，以赈济难民，感动了当地人士。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废止美日商约，他特地画虎赠送，借此促进中美友谊，总统夫人曾在白宫招待他，美洲各报也一致赞扬他的艺术。纽约佛恩大学并授予他荣誉法律博士学位，纽约美术专门学校更请他担任名誉教授。

奔走了一年多，声名远扬。不幸于民国二十九年秋天，在即将回国之际，突然去世。夫人浣清，儿子比德，也擅长绘画，虎痴可以无憾了！

张善子为张目寒画**《三峡扬帆图》**，实际上是兴之所至随笔而作，十二座山峰、烟雾、炊烟，尽收眼底，水的形态、云的容貌，帆船渺远无际，看到的人无不赞叹其精妙绝伦，张目寒更是珍视它，认为云山苍古，尤其具有悲凉的意境。

于右任先生等人并且为之题诗，华阳人乔大壮也欣然喜悦地在上面题词，因为放置得久，不幸丢失了。题诗的人除了于院长外，还有汪东、冯飞、沈尹默、钱智修、谢稚卿、刘成禺、张庚由等七人。

于先生说：“少陵诗意不须写，自驶西南万里风；偶尔挥毫变今古，巫山巫峡气沉雄。”沈尹默说：“三峡长如许，江流涌不开；平生万里意，尽入卷中来。”钱智修一首说：“两岸猿声助客哀，此行不为看山来，多君兄弟工排遣，却向船头觅画材。”二首说：“马远残山未足奇，郑虔祁岳是吾师；他年职贡图重续，还仗君家笔一枝。”这些都是张善子在世时题写的，其余则是去世后的作品。

这些诗，都足以与这位爱国艺人的绘画相映生辉。当年九月底，他载誉归来，旅居香港时，叶遐庵曾作诗送他，一首说：“越海横担道义归，欧风美雨墨痕围，山君貌出形如许，神笔宁劳上将挥。”二首说：“顾影休惭画不成，高谈犹许气纵横：负嵎出柙却休问，同祝人间老复丁。”这些都足以与上述各诗，一同与爱国艺人的绘画相辉映。

他的著述有**《大风堂画絮》、《曾胡治兵评论》等书行世，颇多创新。（载《畅流半月刊》**）

龚向农先生传 潘慈光

龚道耕，字向农，一字君廸，别署蛛隐，晚年重听，又自号睟翁。他的祖先是浙江会稽人，七世祖受易，在四川长寿县任典史，八世祖湘浦，前往四川奉养双亲，客居在黔西李恭勤的幕府中，于是定居下来，因此登记为成都籍。

祖父玉彬，任广西平南、苍梧等县知县，以军功提拔为知府。父亲维翰，是附贡生，代理番厅教谕，创办了成都县小学堂及师范班。

龚道耕天生聪慧，三岁能背诵五言、七言诗，八岁上私塾，说出的话常常令长辈惊奇。十二岁时，考入县学，更加勤奋学习。十四岁，完成了群经诸子之业，兼通乙部。曾读甘泉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大为欣喜，因此颇为明白清代儒家学者的学术传承体系。自称一生治经学，根基在于此。

十七岁，考中光绪癸巳科副贡生，应庚子、辛丑并科乡试，中举人，以捐款获得内阁中书职位。他不愿久居官场，怕荒废了深思熟虑，又因为家中藏书甚多，有园林池塘之美，想以著书立说自得其乐。于是闭门校理，年未三十，成书数十种。父亲辈的宿儒，没有不登门请教疑难的，龚道耕都为他们剖析，由此四川学者，都知道成都有龚君了。

当时清廷改制，学校兴起，金坛人冯煦司理四川臬政，兼管学务，聘请龚道耕协助其事。此后他专心致力于学务，在乡里教学，达四十年之久，弟子中有成就的学者有上千人。正值四川兵祸接踵而至，学校经费屡屡不足，龚道耕巧妙地克扣自己的奉禄来供给，以身作则，勉励学生。他担任师范大学校长时，几乎因学校债务而破产，但并不因此介怀，而是更加勤奋，不曾停止。

民国四年，再次到北京参与教育会议。十七年赴南京，又参与新都会议，贡献颇多，更遍游中原，考察学务。返川后，在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经学，当时他已年近六十了。

龚道耕学问虽然广泛涉猎，但雅意深厚笃实，尤其在于诸经。他最看重郑玄，既为郑玄作了年谱，又将他的书房命名为希郑，这就是他的志向啊。当时井研的廖季平喜欢分别今文、古文，南海人康长素，有**《新学伪经》、《孔子改制》的学说，颇为世人看重。而龚道耕对廖平的学说不苟同，曾想作书申述郑玄**，以辩驳廖氏的诬蔑。起草未完备，恰逢他在治其他书而中止。

虽然他擅长今文，但不喜欢康有为的变法言论，认为哗众取宠，这大概不是君子之学。

他论汉代经学说：今文、古文学家，他们不同之处有五点。丁宽说**《易经》只举大义；申公传《诗经》，有疑问的就空缺；今文家大体如此。古文晚出，字多奇特，要想阐明义理，必须讲究训诂；所以杜林**、郑兴、谢曼卿、卫宏、贾逵、服虔说经的著作，都以训诂、解诂、解谊命名。郑玄对于杜林、郑兴，也以阐发疑问、停止不解来赞同。这是今文阐明大义，古文注重训诂，其不同之处一也。

《后汉书·儒林传》所记载的经生，只有任安兼通数经，景栾兼治**《齐诗》、《施易》，其余都以一经著称。古文则贾逵**、马融、许慎、荀爽，都兼通五经。其余通一两经的，尤其不胜枚举。这是今文多专精于一经，古文多兼通数经，其不同之处二也。

今文家严守师法，不崇尚著作，《范书》所载如牟长（作**《尚书牟氏章句》）伏恭（删减《尚书章句》二十万言）薛汉（《韩诗章句》）张匡（《韩诗章句》）仅订正章句，洼丹（作《易通论》七节）景浦（作《诗解易诂》）赵晔（作《诗细》）杜抚（作《诗题约义通》）略有著书。古文则郑玄**、贾逵、马融、荀爽，遍注群经；其余注一两经的尤其众多。这是今文固守章句，古文著作丰富，其不同之处三也。

今文如孙期（治**《京氏易古文尚书》）张驯（治《公羊春秋》兼《左氏》），兼治古文的学者甚少。古文则郑兴**（先治**《公羊春秋》）尹敏（先治《欧阳尚书》后治《古文尚书》及《左氏谷梁之学》）贾逵（最初以《大夏侯尚书》**教授）都先治今文，后治古文，明章年间以后，兼通今古文的人尤其众多。这是今文多固守传统，古文多兼通，其不同之处四也。

《范书》载古今文学家三十余人，大体上治经学之外，没有其他突出的表现。古文家则桓谭（桓谭作**《新论》十六篇）卫宏（卫宏作《汉旧仪古文官书》）卢植（作《续汉书》）许慎（许慎作《说文解字》、《淮南子注》**），撰写著作博通；张衡、马融、崔瑗、蔡邕，尤其擅长词赋。这是今文多是朴实的学者，古文多是渊博儒雅之士，其不同之处五也。

观察其相同与不同之处，那么东汉以后，今文学衰落、古文学兴盛的缘故就可以理解了。

到了他的晚年，尤其笃信大义，为**《礼记义疏》发凡，并自称打破汉宋门户之见，将义理考据融为一家，或许对于经义，有所得当。又认为自清朝经学鼎盛，诸经多有补作新疏，唯独《小戴礼记》四十篇所见的只有朱彬的《训纂》，孙希旦的《集解》不够精深广博，不足以与诸疏相配。曾想依照郑玄**的注，兼采诸儒的学说，汇成一家之言，义理、体例完备，刚起稿就去世了。

大体上他平生的著作，多是网罗众说，刊改疏漏之处，每次有所著述，都极其谨慎，以炫耀自己、博取名誉为耻，所以往往被其他家学派所先。他又喜欢做辑佚之学。他论文不甚喜欢桐城的义法，主张含华佩实。曾论述庾子山的**《哀江南赋》，不如颜黄门的《观我生赋》更接近古风。他自己作的骈体文，不失齐梁风格。少年时也偶作诗，典雅华美、高迈雄浑，有《研六廎堂诗文初稿》**，都是少年时的作品。

他又曾认为积学深厚，不难直追古人。他自二十七岁后，每日作日记，以记录所得，临死时仍然如此。成书数十卷，如**《丧服经传五家注》、《礼记旧疏考证》、《三礼述要》、《经学通论》、《说文逸文笺记》、《补宋宗室世系表》，这些都是他的著作。学者将他比作湘潭王壬父**，会稽李越漫，长洲叶鞠裳等人的所作。

龚道耕为人，孝顺友爱、和蔼可亲，侍奉继母能让其尽欢，与兄弟相处几十年没有隔阂。言语温和，即使是儿童仆婢，也唯恐伤害到他们。性喜饮酒，精通音律，时常聚 集朋友举办昆曲之会，而自己起身击鼓，戴着帽子衣冠不整，怡然自得。

晚年遭遇艰难困顿，钱财颇为缺乏，仍然饮酒读书如故，然而胡须头发已经花白。自倭寇兴起，学校迁徙，龚道耕与他的朋友华阳祝屺怀，巴县向宗鲁都客居峨眉山任教，于民国三十年辛巳年，祝、向二君相继去世。当年冬天，龚道耕因按例休假回家，伤时悼友，心中悲怆，夜间在朋友家中饮酒，突然感到不适，被抬回家中后骤然去世，当年十二月某日，享年六十六岁。

有四个儿子，与立、与权、与群、与彦。两个女儿，若宪、若雄。若宪、与群、若雄，早年去世。其余的儿子都学识渊博，喜好读书，彬彬有礼，有父亲的风范。

论述：自高密郑玄注经，综合今文古文，新安朱熹讲学，会通经文解义，而宋元诸子，妄自尊大、固陋无知，圣人的典籍未得明了。清初昆山顾炎武，光耀一时，力尊古训，将汉学宋学归于一（顾炎武有经学与理学之分，治学宗汉魏，治心法程朱之论）。番禺陈澧继承了，著书以郑玄、朱熹为宗（陈澧说郑玄之学有宗主，又有不同，最为中正，胜过许慎的异义、何休的墨守成规之学。而朱熹为近代考据学之所出，不可反过来诋毁朱熹。汉代儒生也擅长义理，宋代儒生也擅长考据，固然应当兼取两者）。经学于是大放异彩。

然而因为乾嘉年间的汉宋之争，道咸年间的今古之别，到了晚清，仍然没有结束。井研廖平的徒弟，尤其狂妄放肆，轻浮之士附和其上以求荣，后学之人因此怀疑而不敢尊崇。龚道耕独自高举汉学大旗，以确定其正统，网罗众家之说，改订疏漏之处，以窃取其源，并且又主张萃取汉宋今古各家之长，融为一家，大概是为了拯治时弊而端正大道。

近世先贤凋零，只有龚道耕以经师而被尊称为大师，等到他去世，海内都为之哀悼，而深痛圣人之道的泯灭，悲夫。（载**《国史馆馆刊》第一卷第三号《碑传备采》**栏，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出版）

周开庆记朱芾煌

在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籍的革命党人中，朱芾煌先生是一位在事功和学问上都很有成就的人。

朱芾煌，字绂华，四川省江津县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七年（清光绪十一年），最初跟随县中名儒夏咏南先生读书，十六岁考中秀才，就近在乡里设私塾教学生，并进行自修。当时西学东渐，风气大开，朱芾煌立志上进，于是于民国纪元前七年去了上海，第二年入住中国公学，和胡适之、任鸿隽、朱经农等同住甲班。

民国纪元前四年，中国公学发生学潮，大多数学生退学出校，组成了**《中国新公学》。因为经费困难，推派同学到各省募捐，朱芾煌被派到河南，到彰德得以认识袁克定**，一见如故。民国纪元前三年，中国新公学因为负债太多，不能维持，于是当年十月接受调停条件，宣布解散，愿意回旧校的人，可以自由回去。

朱芾煌没有返回旧校，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朱芾煌由东京回国，奔走于平津一带，一面会同革命党人，策划北方革命运动，一面利用与袁克定的私交关系，促成袁世凯强迫清室退位。其中经历了艰难险阻，几次濒临死亡。

关于这段经历，在胡适所著的**《胡适留学日记》**民国元年十二月五日，曾有如下的记载：“在永叔处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返国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兼说其子克定。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梁士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任刺良弼者彭君（家珍），功成而死。任刺载泽者三人，其一为税绍圣，亦旧日同学也。时汪兆铭已至南京，函电往来，协商统一之策，卒成统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报命，途中为北军所获，几死者数次。其所上袁项城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此事可资他日史料，不可不记。”

上引胡适日记，朱芾煌如何促成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语焉不详。民国四十八年三月胡适在**《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的“毅军函札”中的袁克定给冯国璋的手札》一文中，对此曾略有补充。但较为具体的叙述，则见于郭廷以编著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的记载。

日志于宣统三年阴历十月初九日记载：“袁克定密遣留学生朱芾煌（名绂华）携汪兆铭函到武昌，主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退位，举袁世凯为总统，军**表示同意。（朱于武昌起义后自东京归国，往来彰德北京天津间，上书世凯，并说其子克定，克定介绍之于唐绍仪、梁士诒、许世凯以总统。）”

十月初十日记载：“军**派李国镛、马伯援、夏维松，与朱芾煌在汉口俄领事馆商停战，约清军派员来会，不至。朱往见冯国璋，被拘。（袁克定得报，即电函国璋营救芾煌，获释，押送北京。临行致书俄领馆转李国镛，谓到京后，两日即有停战电函。）”

胡适所跋的**《袁克定致冯国璋手札》，就是袁克定营救朱芾煌时所写的。手札全文如下：“华甫大哥爵帅大人：朱君芾煌，系弟擅专派赴武昌，良以海军背叛，我军四面受敌，英人有意干涉，恐肇瓜分，是以不得不思权宜之计，以定大乱。今早有电，谅达记室。朱君生还，如弟之脱死也。此上，敬请勋安，弟定顿首。”华甫是冯国璋的字，手札原件现藏中央研究院，吴相湘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丛判》第一册载有影印本。此一手札，可作为朱芾煌**奔走南北联合的重要考据。

在**《黎副总统政书》里，民国二年一月黎元洪与袁世凯的往来函电中，也提到了朱芾煌在辛亥革命时的功绩。黎元洪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顷张民政长培爵电称：前同盟会蜀人朱芾煌，于南北统一之际，奔走调和，屡濒危难，其劳不减于精卫石曾，恬退自甘，不希勋赏。近欲游历欧美，藉增学识，可否资助游资，俾宏造就等语。查该员起义之初，曾经通款来鄂，坚苦卓绝，诚属不可多得之才。拟恳仍照前案，饬交稽勋局汇办游学，再由鄂省酌给装费，以慰前劳，而期后效，敬候鸿裁。”

随后得到袁世凯的回电，说“已给予川资学费，俾遂出洋游学之志，尊处能酌给装费尤善”云云。张培爵是辛亥重庆起义时的蜀军都督，民国元年七月，被任为四川民政长，与朱芾煌交情深厚。朱芾煌从汉口被押送北京后，立即获释。当时南京已告光复，国父随后归国，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朱芾煌南下晋谒国父，报告在北方的工作，颇受嘉许，并被发表为总统府的秘书员，嘱咐他仍然迅速返回北方继续策动。

朱芾煌所奉到的委任状，是国父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一号委任状，朱芾煌认为这是他毕生所获最大的荣誉，常常以此告诉别人。

民国二年，他到欧洲游历，曾到英法等国考察。三年回国，先后出任夔关监督、临清关监督以及张家口关监督等，直到民国十一年，即退休隐居北京，潜心学术研究，当时年仅三十八岁。

据胡适的回忆，他于民国六年回国后，在北京时常见到朱芾煌，曾劝他把这段很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故事写出来。但朱芾煌“那时正研究佛学经典，没有写个人传记的兴趣。又因袁世凯后来背叛了中华民国，背叛了民主政体，芾煌自己很懊悔他当年冒大险劝说袁家父子的一番苦心，竟成了一桩贻患于国家的罪状，所以始终没有印行他的日记，也没有写他的自传。”（见上引胡适跋毅军函札）

朱芾煌于民国三十年逝世，享年五十七岁。

朱芾煌生平急公好义，他资助彭家珍烈士等的情形，上引胡适日记已略有叙述。在杨沧白的**《癸丑违难纪事二百韵》一诗中，也提到了朱芾煌**在他患难中相助的事。这段时间是：“独作异方客，魂梦飞寝关。逾月得沪书，余家出巫夔，继已抵歇浦，候馆初旅羁，褛裂乏资装，闻之泪频揩。我时不得归为避弋者伺，迎养遂颇决，东京歌南陔。矫矫朱公叔（芾煌），慷慨赠我财，笺供年千金，吾贫可胜医。以此媚老亲，毛檄堪同嗤。悠悠薄俗间，岂复见此才。”

癸丑是民国二年，这年八月，杨沧白在重庆同熊克武宣布独立反袁，不幸失败，逃避到东京。上诗是记述在逃难中朱芾煌慷慨相助的经过。

朱芾煌一生的成就还不在事功，而在于他学问上的造诣。他对于国学原有很好的根基，并通晓日文、英文。民国十一年退休隐居后，精研佛学，并及诸子百家。

民国二十三年开始撰写**《法相辞典》，中经两年半，于二十六年四月完成，二十八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民国二十五年五月，又写成《老子述记》**一书，于同年十二月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撰述**《老子述记》的经过，他在该书自序《述老缘起》**中说：“民国二十五年春，余撰法相辞典既成，因诣商务印书馆商出版事，遂与内人漫游西湖。一日，至黄龙洞。洞中有道士孟某，山东邹县籍，圣裔也，殷勤接待，大有劝令入道之思。适见玉皇殿上有扁，题曰“玄之又玄”。因指问其义。道士率尔对曰：此高而又高也。玉皇高高在上，故云。余曰：玉皇，可尔，何为此语出自老子？曰：他经亦有。余曰：且置他经，请释老子中义。曰：此则深而又深也。余曰：何等名深？云何又深？何故深而又深？道士默然。因反问曰：君意云何？余谢曰：仆未尝学，焉足以知。道士固请不已，乃告之曰：观上文云：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则所云玄者，恐是上说常无常有两门。常无，即止，常有，即观。此玄之又玄，恐即止后修观，观后修止之义，非谓高深。遂如述中所释释之。罢游返沪，偶与王云五先生道及。先生喜曰：子释甚善，盍不述其全文，用遗来哲。余谢不敏。先生曰：否。学贵有传，道不私有。子之治学，亦有年矣；不以公世，其或人事无常，则绝学无传，于世奚益。先生我昔英文教师也，既以见责，其曷敢违。逮返北平，遂以一月之力述之。述竟，因纪此事以为缘起。”

朱芾煌这本书虽然成于一个月，但他研究的过程是很久长的，他说**《老子》**一书：“旨微辞奥，索解斯难。十八年前，余初读老，仅悟一二。复集古今诠释凡百余家，总汇观之，方了三四。熟诵深思，先后互证，而复参以阴符易象庄列韩非关尹淮南等义，始明五六。历时三载，更难胜进。自后研究释典，垂十五年，暇偶讽诵，则解七八。所余一二，仍未全明。良以先哲著书，本无标释次第；益以二千余年，写刻讹误，章句妄分，文献鲜征，毫厘千里，纵极研寻，无由偏解，凡今所述，聊备遗忘。”

至于**《老子》的要旨所在，他说“《老子》二篇，具述内圣外王之旨。上篇言道，多明内圣；下篇言德，偏显外王。通达无碍之谓圣，天下归往谓之王。能圣，则莫不为王；是故上篇虽明内圣，而终之以执大象，天下往。为王，则皆应学圣；是故下篇虽表外王，而结之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之阅世也深，斯其救世也切。欲救斯世，须世自救。欲世自救，当举其害世尤烈者，明以诏人，使皆知避而不敢为。民知避故，世则自救。如禹铸鼎，使知神奸；民入山林，不逢不若。故庄周曰：夫为天下者，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而已矣。世人不悟斯旨，辄以阴柔险诈，毁诋先哲。老氏而果阴险也者，尼父曷赞为犹龙，奘师宁译以酬印**耶？”

朱芾煌在本书中极力阐明世人对老子的一些误解，颇见卓识。全书连正文注释共约六万字。

朱芾煌最主要的著述自然是**《法相辞典》**，全书达到二百六十多万字，商务印书馆装订为四册出版。朱芾煌撰述本书，鉴于一般佛学辞典多有缺点。他说：“佛学辞典之属，世间编者众矣；奚为不惮烦劳，复有法相辞典之集耶？曰：辞典之集，为便释经；彼于释经，为用盖鲜，故须更作。彼诸辞典，何故不可据以释经耶？曰：彼有十失，是故不可据以释经。何等为十？曰：彼诸辞典，泛载俗名者多；唯取法名者少。其失一。于法名中，随自意解者多，依圣教释者少。其失二。所依教中，中土师说者多，佛菩萨说者少。其失三。佛菩萨说中，依不了义经者多，依了义经者少。其失四。依了义经中，译文讹误者多，译文正确者少。其失五。译文正确中，选材芜杂者多，选材精慎者少。其失六。选材精慎中，唯举一义者多，兼具众义者少。其失七。兼具众义中，略释概要者多，详陈本末者少。其失八。详陈本末，大小无分者多，大小可别者少，其失九。大小可别中，出处不明，难可查对者多；详志卷页，易可查对者少，其失十。诸佛菩萨所说经论，最极甚深。若大乘经，则不可以声闻义释。若小乘经，亦不可以菩萨义释。况可以随自意解，或以讹误之译，为作证明。虽以菩萨乘义，释大乘经，然或一义多名，或复一名多义，若非贯通前后，随应别释，则当于此者，未必当于彼。又况兼具十失，而可资以释经耶？”

一般佛学辞典，既然有以上这些缺陷，他“为欲上契诸佛之微言，下开来哲之觉路，集斯辞典，用研法相，正非得已。”或有人问：“彼具十失，则固不可据以释经；子以何道免斯十失，独谓法相辞典，可为释经之据？”朱芾煌说：“昔我先师玄奘三藏，以华夏之咨英，值典型之未泯，忘躯殉法，远学五天，精习穷探，历时念岁，言旋旧邦，殚精译事。所翻经论，大小共合七十余种，遗书一千二百余卷。其中阿毗达磨一分，允为释经无上资材。今于彼所译菩萨乘经论中，若解深密经，若缘起初胜法门经，若瑜伽师地论，若显扬圣教论，若辩中边论，若摄大乘论，及彼论世亲释无性释，若佛地经论，若成唯识论，若二十唯识论，若成业论，若集论及杂集论，若五蕴论及广五蕴论，若因明正理门论及因明入正理论，若瑜伽释等。声闻乘经论中，若大毗婆沙论，若俱舍论，若法蕴足论，若集异门论，若品类足论，若略身足论，若发智论，若五事毗婆沙论，若入阿毗达磨论等。取其释经必须之重要名句，显了易解者，集为法相辞典，共二百六十余万言，皆录原文，不加诠释，并标卷页，藉便寻检。设值诸义攸殊，即便逐条汇列，先大后小，由略及详。其或文繁，弗克备载，亦各标明出处，俾诸学者，得考原文。若夫西域人地诸名，有为释经所需要者，则姑取材西域记中前分，用佐不足。其非奘师所译经中不属阿毗达磨一分，与夫中土诸师所有著述，于释经义裨益无多者，兹皆不录，用避冗泛。”

朱芾煌认为本书“虽愧未能备摄一切；然诸欲学菩萨乘教者，欲习律者，欲修定者，欲求慧者，欲为现世宣说正法者，欲利后人诠释经论者，若诸利根自修法随法行者，若诸钝根恐忘教义教诫者，若诸始业希入法门者，若诸夙学抉择宗要者，取材于此，一切无不沛然有余。譬货于物，诸佛菩萨所遗法教，正是无量大珍宝藏。三藏法师西学东译，则为商主选货运华。我今采彼法名，集为辞典，是为开彼宝库之钥。亦如商品陈列所之择要陈列，用启世人简选之心也。”（**《法相辞典》**自序）

以上为朱芾煌撰编**《法相辞典》的立场与要旨。两本书在这里的商务印书馆已无法购得，台北各大图书馆也未见存有。我从朱芾煌先生的女婿林树恩兄处借得《老子述记》，又请香港新亚书院唐君毅教授兄抄来了《法相辞典》自序，特地撮述其要点如上。两书出版至今不过二十多年，而如此难觅。以上引述，不仅在于记述朱芾煌先生的生平，也希望能够为近代我国学术史保存一些史实，这是我要在此附带说明的。（载《畅流半月刊》**五十二年九月十六日）

诗人曹经沅 周开庆

谈到民国成立以来的诗家，曹经沅应该是大家不会忘记的一个人。关于曹经沅的一生，他的友人曾小鲁在**《哭缊精丈》**一诗里有扼要的叙述，原诗如下：“忆余年十八，随父游京师，抠衣初诣公，遂结文字知。横街借槐庐（公时居北京南横街，以借槐名其庐），榻影苍松枝；城南更城东，十载相追随。重三与重九，坛坫仗主持，一篇初脱手，耆旧交相推。申岁莅皖邦，本公旧所治（时任省府秘书长，曾任安徽政务厅长），莲幕扬清风，文采盛一时。载登匡庐峰，须眉五老齐，悠然集万松，重兴鹿洞祠（癸酉夏集庐山万松林，公偶议规复白鹿洞书院，推陈散原翁主其事。）扁舟下秣陵，胜地频攀跻；鸡鸣寺畔鸡，胜棋楼上棋。江湖廊庙忧，妥我西南陲；一官公入黔（二十四年任贵州民政厅长），三载遗去思。围城能坐定，岁暮拈哈髭（乙亥岁暮，贵阳城被围，公时兼摄省政，一面协助防守，一面不废吟咏，示以整暇，人心安定。）抗战军初兴，归卧巴江湄；村居适所适，吏隐能兼之（二十八年任禁烟委员会常务委员，居成渔公路之陈家桥）。万里骋壮心，匹马昆仑驰（二十八年吴委员长礼卿邀同入藏，明岁返渝。）兹游我未从，公意殊依依。雪岭恣雄探，别开诗境奇；中兴资鼓吹，兴夏事宁疑。凯奏庆收京，读公穿峡诗；青溪故无恙，鉴公双鬓丝。识公念四年，曾无一岁离，前岁客天山，揖别公弥凄。书问月屡屡，数数询归期；归来才两面，真悔归何迟！岂期遽失公，四海纷涕洟；天胡不慭遗，才未竟厥施。真为邦国惜，匪独恸其私！”

曾小鲁是四川人，曾任新疆省**和福建省**的秘书长，他和曹经沅的关系，可以说在师友之间。我们读了上诗，应该可以略知曹经沅一生的概况。

以下再就所知，记述其生平的事迹。他是四川省绵竹县人，名经沅，字代蘅，出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清光绪十六年），以宣统元年己酉年优贡，第二年到北京，参加拔贡朝考，考得七品小京官，分发财政部工作。此后官场沉浮，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曾任安徽省政务厅长等职。当时北方政局虽然极度混乱，而诗人文人雅士之会，仍然非常盛行。

代蘅正好主编天津**《国闻周报》的《采风录》，辑录海内名家诗词，收集得既丰富，选录也严格，多是第一流的作品。他为人又爽朗善于交游，对于陈石遗等诗界前辈既常相唱和，对后进又常不遗余力地奖掖提携。每年重阳、端午，则相约举行修禊之会，历年不衰，因此成为当时诗坛的重心。一首诗写成，各方响应唱和。例如他所作《题移居图诗》**，相和的人就达到一百多人，胡汉民先生和诗有“羡子头衔抛不得，已兼诗客与园翁”之句，可见各方推重他的程度。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吴忠信出任安徽省**主席，约代蘅担任省府秘书长，到二十二年五月吴忠信辞去主席职务，代蘅也辞职赴庐山小住，曾小鲁诗中所谓的“悠然集万松”，正是指此时，代蘅也作了**《癸酉夏庐山万松林雅集》**一诗，以纪念其事。

同年秋天到南京，任行政院简任秘书。二十四年四月，吴忠信出任贵州省**主席，又约代蘅担任民政厅长。二十五年九月吴忠信改调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贵州省主席由顾祝同继任，代蘅仍然继续担任民政厅长职务，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贵州省**再次改组，他才离职回到重庆。

他在贵州三年中，令人感念的是那种临危不乱的镇定精神。原来在二十五年的一月，共产党军队围攻贵阳，那时吴忠信主席因为到南京出席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未归，代蘅正代理主席职务。他一面努力战备，协助军队防守，一面仍然不废吟咏，借此安定人心。在他的这种镇定应对之下，匪部终究解围而去了。

又他在民政以外，同时注重文教事业。贵州遵义县在满清末年出了三位有名的学者，即郑珍（子尹）、莫友芝（子偲）和黎庶昌（莼斋），世称“遵义三先生”，代蘅特地发起刊行**《遵义三先生遗集》**，并重修他们的墓道，以示崇敬。

民国二十八年，任内政部禁烟委员会常务委员。这年十一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奉命入藏主持第十四世达赖坐床大典，约代蘅任顾问一同前往。他们经缅甸、印度，于二十九年一月中旬抵达西藏，二月二十二日，达赖举行坐床典礼，四月十四日离开拉萨取道印度东还。此行他绘制了**《云轺万里图》**，得到诗作甚多，诗中的意境也为之一变。曾小鲁诗中所谓的“雪岭恣雄探，别开诗境奇”，大概就是指这个。

三十四年，他出任立法委员，三十五年又当选为国民大会制宪代表，不幸于当年十月因中风逝世，遗骸安葬于栖霞山。这一代诗人，于是与名山长此终古了。

代蘅一生好学不倦，处事严谨，待人诚恳笃实。戴季陶赞誉他为“当代巨匠，而诚笃之德，举重若轻，履险若夷之才，颇令贤见而倾心”。（见二十二年八月戴季陶致曹经沅函）

代蘅的特长，自然是在其诗歌方面的成就。所以戴季陶希望他能发扬诗道以救国。戴季陶说：“今日救国之道多矣，任何一事，凡真有力者，皆足以摄众。”“由斯以观，则世人所视为闲事业闲日月之诗歌，实即所以为真有力之最者。”“先生优于学，通于政，而精于音律，何不引此一大事以为任哉，此贤之所特望于先生者。”（见同上引）

代蘅诗的造诣，我们可先看他的自我评价。他作诗是不喜欢苦苦吟诵的，在**《九月中原露台登高》**一诗里有两句是：“留得闲身甘蠖屈，更无苦语学虫号”，自注“余不喜苦吟”。

在流派上讲，他大体是宗西江诗派的。如在**《石遗枉诗并赐新作率成奉酬》中“健笔天南有几枝，冥心独许后山知；声名复社诸贤长，风格西江一派诗；”等句；又如在《南浔车中喜晤陈彦和因讯散原老人》**中：“当代多诗流，沾溉从西江；岿然散原翁，山林称大邦”等句；可以窥见其意向。但他喜爱宋诗，而不愿拘泥于一体，要“下笔任自为”。

在**《戊辰除夕》**诗里，他说：“华镫陈酒餔，循例祭我诗。我诗如饮水，冷暖惟自知。妥帖岂不尚，难为肆与奇。亦勿畏苦涩，饮蓼胜啜饴。好我有海藏，流美辱见规（述海藏评语）。何当谢腕鬼，下笔任自为。”

他不但主张“下笔任自为”，还赞成采撷外国诗的精华，以充实发扬我国的诗。他有一首赠给徐志摩的诗，其中有如下几句：“赠我新月刊婉妙抒天机，诗以道性情，中外宁两歧。西方有哲匠，厥秘吾未窥。君读百国书，一勺饮曹溪；才命苟相副，所得当倍兹。庶几张异军，溃此声律围！”

至于近人评价他的诗，李渔叔在其所著**《鱼千里斋随笔》中，说他“为诗英挺，尝接席海藏散原苍虬诸老辈，尽得同光诗派法度，冥心孤诣，风骨日遒。然其所作高华朗润，无钩章棘句之病，雅与东坡为近。”友人成惕轩兄，评价他“丰神隽爽，不让渔洋。”周昆田兄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二句，正可以为代蘅**的诗作写照。

就我个人读他的诗所得的印象，在写作技术上清新俊逸，神韵高远，无可置疑。而在抗战前后，尤其是在赴西藏前后，他的诗在意境上有相当大的转变。抗战以前的诗，多是游览应酬之作，抗战以后的诗，则正是所谓的“中兴资鼓吹，兴夏事宁疑！”已经有了更多激发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作品了。如果上天多给他几年，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将会更多。

代蘅遗留下来的诗甚多，曾小鲁为他整理编纂，名为**《借槐庐诗》，于三十八年十一月曾带到台湾来，曾有在台出版的打算。随后又带回重庆，打算再次进行整理，不久大陆沦陷，曾小鲁也未能及时逃出，遗稿至今不知下落。数年前《中华诗苑》**曾刊载其一部分，约一百多首，大概都是抗战以前的作品。

又曾小鲁在整理编纂**《借槐庐诗》时，曾请何振岱**，字梅生，撰写有序文，现也抄附于后，以供参考。**《借槐庐诗序》**如下：

“凡人有独挚之性情，斯有特出之举动，非稽古而得，亦非逐流而然；惟其所赋于天者，不与常人同，故其所以养志而遂其天亦与常人异，以余所识旧友曹君缊蘅是也。君性耽文学，尤爱名流往来书札，远自晋唐以至明清，凡有大家手笔，鳞毛鸿爪，必罗致之以遂其愿。故数十年以来，鉴古之精与集古之盛，无逾于君。因所乐在是，凡近贤之善书者，必与之周旋讨论，久而不厌。其于吾里前贤，尤有夙契。是时陈太傅，郑太夷皆旅居天津，太夷鬻书自资，君尤与之亲密。太夷每日五更起作书，君则按时前往观看，以助其兴致。余北居至津，君引为同道不相遗弃，余亦间或到君的住处，欣赏所收藏的古书家真迹，辩论源流，而玩味不尽。君今已去世了！屋梁落月，颜色依稀；追忆此后文酒之游，渺远而不可得，何其感叹！今吾闽省府秘书长曾君小鲁，先世与君有旧交，近来谋划出版君的诗，让余为它作序，余不揣固陋，就自己亲身经历而追忆，感叹从前数十年人士的志向，俊逸精妙竟然如此，现在哪里还能再遇到！君的诗卷有数册，多是精炼警策、可供诵读之作，风流儒雅，世人所共知，无需余来赞美。兹特地详述其美好的品行、嘉许的言论，为世上爱好古学的学者增添一个旧闻。遂序其事以回复曾君。”

“己丑暮春榕城何振岱谨撰。”（载**《畅流半月刊》**四十九年十月一日）

文守仁赵熙传

赵熙字尧生，别号香宋，四川荣县人。在读秀才时，在嘉定九峰书院学习，博通各种典籍。光绪十六年庚寅，考中进士，由庶常馆授编修。随后回四川，先后主讲川东书院及川南经纬学堂，成就的学生很多，谢持（慧生）、曹笃（叔实）、江庸（翊云）、周善培（孝怀）等都出自其门下，后来都在当时很有名望。尤其以谢慧生、曹叔实，参与缔造民国，功勋卓著。

谢慧生最初字铭三，想改字守愚。赵熙说：“不如愚守。”于是他以愚守为字。师生之间的雍容气度以及赵熙裁成、奖掖、提拔后进之情，由此可以想见。赵熙最初主讲川东书院时，正值春秋鼎盛之年，有位门生，已年近八十，前来拜访，坚决要下拜。赵熙因他年老，坚决推辞躲避。在揖让之间，这位门生竟然跪拜，赵熙急忙避开座位扶起他。这位门生恭敬地说：“师礼然也。”这固然是由于当时尊师重道的风气，也因为赵熙的盛名与文采，让众多学子倾心如此。

庚子年以后，赵熙再次入京，转授江西道监察御史。正值八国联军之役后，外侮频繁，而清廷正值亲贵弄权，国政日益败坏。赵熙严正地以贡献良策为己任，时常陈述治安之策，直言进谏，无所顾忌，能说出别人所不敢说的话，所以正直的名声震动朝野。但他的奏章大多被留中不发，世人不知道其详尽内容。

揭阳曾习经（刚甫）与赵香宋同年约好在法源寺看丁香，有诗句写道：“平生赵御史，补阙匡王度。暂敛风霆手，正要玉雪句。”新会梁启超（任公）赠交赵侍御诗也有诗句写道：“赵侯云中鹤，轩轩抗高志，名节树藩篱，艺林厚根柢。释褐及中年，奋笔作谏议。上策皆贾晁，陈义必牧贽。遥遥千圣心，落落天下计，昔昔勤论思，字字迸血泪。久知逆耳言，夙干道家忌。黎庶正倒悬，斧鑕安得避。回天精卫瘏，逐恶鹰鸇鸷。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据自注说：“君所上封事，什九留中。”曾刚甫、梁任公，都负一时盛名，可见他们所记，并非凭空互相吹捧。

宣统三年辛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议论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措施未能迎合舆论，赵熙起草奏章弹劾他，于是离开官职去了上海。

在此之前庚戌年，闽侯人陈衍，字叔伊，号石遗居士，有位乡人某，在广东为军将，因冤情将要被处死。广东总督奏请法部研拟定罪，竟然未加审问就判了斩监候。他的家人向石遗求救，石遗与赵熙关系甚密，请求赵熙尽力争辩，最终得以昭雪。他这种不畏惧权势、以风节自励的行为都是如此。

民国元年，曾由四川省人士公举与程德全等向交通部商订川汉铁路国有合约。此后与时政绝不相闻。寓居成都有几年，后来返回故里。

民国十三年，临时执政段祺瑞召集善后会议，以赵熙为国中名宿，发电报邀请他与会，他坚决推辞了。

他性情孝顺友爱，兄长云龙去世，赵熙向各方宣告其兄长特有的品行，当时有名望的人都赞述。他为人不摆架子，所以学子也以此从游的人很多，抗战期间，他曾到陪都重庆，四方的文士凡是滞留在重庆的，无不奔走相告，以能一睹其风采而欣然喜悦。

他居住在乡里时，遭遇四川战乱，盗匪不敢侵犯他的家门，人们将他比作郑公的乡里。

赵熙擅长古文、诗词。梁启超客居日本时，曾以古文辞向他请教，书信往复，梁启超自称之所以文有长进，实在得益于赵熙很多。有**《香宋文》一卷。诗则出入唐宋，沿袭旧风而又有所创新，风格冠绝一时，而描绘物象尤其工巧。吴芳吉氏路过龙泉山顶，俯看成都平原，几点苍烟，远入天外，因此忆起赵熙有诗句写道：“大野青浮一掌平”，而叹为赵熙**写生之神似。

陈衍说他兼有文与可、唐子西、韩子苍之长。这三位都是四川人。前清末年，赵熙与曾习经、胡瘦唐、杨昀谷、陈衍等人一同在京城吟诗，下笔即成。杨昀谷将要到西蜀做官，一晚上作诗三十首以壮其行。当时被称作诗才敏捷的，只有义宁陈三立（伯严）与赵熙不相上下而已。

他平生所作诗有三千多首，但他不爱惜，随手丢弃。去世后门人所编纂的**《香宋诗前集》**二卷，也不完整。

词是在民国以后才开始作的。寓居成都时，与胡薇元、宋育仁、邓休庵等结成词社。丙辰年到戊午年三年间（民国五年到七年）写成**《香宋词》三卷，在丁巳年开始雕版，按其中有戊午年九月以后的作品，雕版完成当在己未年初（民国八年）。此后还有续作，散见于《国闻周报·采风录》及《学衡杂志》等。（近年世界书局所刊《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在赵熙**小传内说刻于丁巳，此后就不再作词了，大概没有详细考证。）

夏敬观氏说他的词芬芳悱恻，有**《楚辞》**的遗风。

他也很擅长书法，最初临摹颜平原的字体，掺杂**《董美人墓志》**，后来又多有变化，达到了极妙的境界。四方求字的人，他从不吝惜，所以流传甚广。也擅长绘画，不常作，得到他画作的人都极其珍爱。

赵熙生于前清同治六年丁卯年九月十三日，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夏历八月二十五日）卒于故里，年八十一。（注）其他有关赵熙传记如次：《香宋老人赵熙》（载周开庆著：《天声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