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三辑内容整理

目錄

在国民党的四个监狱里……………………………………………………………田一平（1）
纪念田一平同志…………………………………………………………………楚图南（51）
自贡和平解放简述………………………………………………………………杨续云（54）
忆我父亲罗文谟的政治与艺术活动……………………………………………罗荣泉（67）
解放前我在四川水利工作中的片断回忆………………………………………熊达成（108）
历史的见证………………………………………………………………………邓汉祥（127）
我所知道的张群…………………………………………………………………官大中（149）
一鳞半爪忆张群…………………………………………………………………陈雁（161）
四川军阀混战与防区制…………………………………………………………陈书农（183）
我任中国驻日本占领军先遣官的经历记………………………………………廖季成（203）
川军白骨葬武陵…………………………………………………………………张登上（215）
泸州龙舟竞渡的回顾………………………………………………………毛子安 赵永康（218）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刊误………………………………………（236）

在国民党的四个监狱里

田一平

编者按： 田一平同志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的老成员。他长期利用自己的多重身份和联系面广的有利条件，兢兢业业地为革命工作，为发展、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事业无私奉献。即使身陷囹圄，他也未忘记自己的职责，团结难友，争取同情者，积极同反动派巧妙周旋、斗争。1993年1月30日他在成都逝世，享年86岁。在辞世前，即1992年12月14日完成了记录他铁窗生活的《四个监狱》，以教育后代。现将原文刊载，以飨读者。

《四个监狱》之一——将军衙门

1947年2月，蒋介石勒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办事机构撤回延安。5月9日，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又炮制了“戡乱动员令”，以加紧对爱国进步人士的血腥镇压。

6月2日，成都的特务导演了一幕闹剧，以便浑水摸鱼。这天，由特务装扮成老百姓裹胁一批人去新南门米店抢米。那里的秩序相当混乱。特务张网以待。米店对面相馆里有两个青年出于好奇，架起相机正待把这一情景拍摄下来，当即就被宪兵、特务抓住，诬指他们煽动风潮、推波助澜，后来又大做文章，竟然捏造出他们是“共产党，曾去河南洛阳与共产党联系过”的罪名而将他们枪杀。

我当时任《华西晚报》总经理（之前任《华西日报》的经理）。报馆里有几个青年人跑到米店附近去看热闹，我批评他们：“人家在搞圈套（这是1940年北门外抢米事件的翻版），你们还不晓得，还要自己送进去。”我立即召集全体人员开会，对他们讲：“现在形势险恶，各种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们愿意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作好一切准备，连供词都要考虑好。我是不走的，因为我是民盟的，我一走，好像我们民盟的人心虚。”

开完会，地下党员胡春浦来找我。他那时在东大街开了一个“大有”字号的五金商店作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在“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内有熟人能够探得一些内幕。他说：“我得到可靠消息，特务要捕人了，这次和前几次不同，逮捕的面宽，你要隐蔽一下，到乡下去。”我点了点头，匆匆而别。

我本已有到乡下去暂避一下的打算，转念间，出于党性，想到中共四川省委要我们成立文化小组的同志杨伯恺，放心不下。就到杨伯恺家里和他商量，对他说：“局势很紧，我们是不是避一下？”他坚决地说：“不走，不走，顶住。第一，张表老还在上海。如果我们出了事，张表老会讲话的。第二，1940年，特务要逮捕我，邓锡侯通过张雪岩给警备司令部写了个条子，特务未敢下手（邓锡侯、张雪岩、杨伯恺都是四川营山人）。这次如果要逮捕我，我想邓锡侯还会帮忙。”我说：“好嘛，那我们就不走。”1950年，我到北京向张表老汇报此事，表老笑着说：“那时候我自身难保，说话有什么用处。”

6月2日深夜，暑气未消，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使我警觉到：特务来了。我迅速起床，刚要跨出房门，特务已破门而入。一群特务，头上包着毛巾，手持短枪，个个如狼似虎地逼着我。有一个头目吼问：“你是哪一个？”“我是田一平。”他命令我站好，不准动。开始搜我的家，楼上楼下，寝室厨房，把家里的人集中起来，挨个询问。他们从未见过这样凶恶的阵仗，不知所措。五岁半的儿子站在床上嚎啕大哭。

有个特务问我：“你那个证明书在哪里？”我问：“什么证明书？”他说：“就是政府准你办报的那个通知书（即晚报的出版登记证）。”我说：“在柜子里。”特务找了一会儿没找着，又出房来问我：“究竟在哪里？”我趁机回房，顺手抓了一件棉袄披在身上，并把儿子田林熙抱起来。他失神地看着我，眼角挂着两行眼泪，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搜查完毕，那个小头目拿出一根布带子，叫我把孩子放下，把我的两手朝后死死捆起。我的爱人喻素萱看着这一切，悲伤地流着泪。

特务们把我推推搡搡地押了出来。走到华兴正街，只见满街都站着武装特务。他们把我推上吉普车。不一会儿，《华西晚报》的营业主任马天一、营业员何良臣也被抓上了车，还抓了一个工友杨祜山。车上，何良臣紧挨在我身旁，感觉他在发抖。我用手在他脚背上划了几个“不、不”，他才镇静下来。

车很快开进了宪兵第五团团部——人们熟悉的将军衙门。

将军衙门，这是四川特务机构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所在地，又兼作政治犯的看守所。走进大门，只见满院的警察宪兵，强烈的灯光照射着每个角落。从右边一道小门进去是个小院子，这里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特务把我带到办公室，办了登记，告知我是14号，并且交待在监狱只准说号数，不准说名字。特务随即把我的近视眼镜取下，然后把我带进这小院子的一间牢室。

此时，被捕的人不断地从小门进来，不愿进牢房的特务就用棍棒打。一时间，惨叫声、吼叫声、棍棒声混合在一起。

第二天一大早，见一青年睡在床上，显然也是才来的。我问他：“你是哪一个？”他说：“田先生，我认得你，我的情况过两天告诉你。”后来知道他是民盟办的荣利印刷厂的张大昌。

过了一会儿，又进来一人，是《华西晚报》记者车辐。他一进来就站在窗口旁，一边朝外看，一边说：“于邦齐（于渊）来了，手朝后捆着”，“杨伯恺也来了，眼睛被蒙着。”车辐还喊了一声“马副官”。我听到喊马副官时，心里紧张了一下。原来我家住的华兴街大亨里，是国民党六十军我族叔田冠五的驻蓉办事处。马副官是办事处的副官。办事处的事我不知道，但里面有军事文件、枪支。特务们一惯捕风捉影，栽赃陷害，我担心他们会通过马副官来套我，抓住一些事栽到民盟头上来治我的罪。在逮捕我时，从军部办事处搜到两支20响的手枪，据此可以诬我私藏军火、组织暴动，把个人的事扩大为民盟的事。幸亏特务从我家搜走之后就私自打来吃起，因而也就不提枪支的事了。

当晚被捕的大约有三十多人，《华西晚报》孙文石、刘慕宇、严士奇，民盟办的荣利印刷厂副经理、厂长罗启维、叶青东等都被捕了。其他人多已忘记。其中还有两个女的，一个叫兰继芬，另一个叫王克毅，是彭玉民的妻子。本来要抓彭玉民，他跑了，则抓了他的妻子，问不出什么，过两天就放了。兰继芬由刘文辉保释。

后来，我才知道，成都市这次大逮捕是由四川省特委会布置指挥的。省特委会主任邓锡侯圈定名单时，初不拟圈定张志和、范朴斋、田一平、杨伯恺、于邦齐。特务骨干竭力反对，说什么“这些人身份重要，已经呈报中央，若不逮捕，说不过去”。最后邓还是圈定了，但特别关照张志和、范朴斋二人（因与他相熟识）由他亲自处理，用小车送他们到东门外关在“厚生农场”。过了十多天就放了。这次被捕的全部关押在将军衙门里。

将军衙门是清政府留下的一所军营，国民党政府利用它来作特委会，关押政治犯。它已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我们住的小院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墙上有许多枪眼，大树上也架着机枪，从各个方向都可以扫射。小院外面有间大房，住着宪兵第五团的武装人员，一队全副武装的宪兵正在巡逻，监视着小院里的一切。小院被包围得严严实实，清风不入，阴森无光。只一道小门可以进出小院。正面是小小三间平房，砖木结构，分别是一、二、三号牢房；右侧也是平房，一排六间：四、五、六、七、八、九号牢房。

特务把我先投入了第四号牢室。室内很小，放了四张单床后，就只剩很少的一点空隙，还要放一个尿桶。与我同住一室的除了张大昌、车辐，还有司机陈中平和邛崃的王伯高。陈中平与王伯高挤在一床睡。

王伯高曾到过延安，后派回四川做策反工作。他利用自己的地主家庭身份，参加了袍哥，联络了一些开明人士。他以操袍哥、吃鸦片烟作掩护，装成一副十分颓唐的样子，但未能躲过特务们鹰一样的眼睛，竟被从成都很有名气的袍哥大爷冷开泰家中抓来了。来时鞋子都没穿，只穿了件汗褂，但仍显得倔强，有骨气。

特务们经过精心研究，把我、罗启维、孙文石、张大昌、陈中平、刘慕宇、颜士奇、张政弟八个人调到了第五号牢室。我们称之为土牢，专关死囚。这一间牢室与别的牢房不一样，不仅大一些，而且墙壁之外还加了一层土坯和石头，低矮而潮湿，伸手能摸到屋顶，灰尘和泥土亦随之掉下来。木质地板有很多洞，老鼠日夜光顾。墙上两个小小的窗口，远不足以让我们八个人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此外，还缺少用水。时值盛夏，我们这小小的陋室异常闷热。遇着下大雨，室内就灌满了水，景况就更恶劣了。

随后，我又被调到第三号牢室，与杨伯恺、于邦齐、叶青东四人住在一起，大概是“特殊”待遇吧！后来才发现叶是来监视我们的。

每天我们唯一盼望的是仅有一次的10分钟放风。大家先排队进厕所，一次进去两个人，时间很紧。上厕所之后，剩余的时间可以在天井里走动走动。至于我们的囚饭，一天两顿，每人一个钵钵，菜是清水煮白菜或咸水煮萝卜之类，没见一点油荤，经常处于饥饿的状态。

生活中重重的磨难与敌人精神上的压迫，不仅没有使我们屈服，反而使我们每个人的意志经受了严格的锻炼。虽然不能大声讲话，但我们总是借放风、打饭的机会悄悄地三言两语互通情况，交换意见，相互鼓励。我们还采取讲故事、谈工作、讲笑话等多种方式来转移视线，淡化思想上的压力，缓解目前的痛苦。我们互相激励要坚持，要有信心。比如：在室里，我们八个人，陈中平讲他开车的技术，罗启维讲他办荣利印刷厂时上当受骗的事，刘慕宇讲他在《新华日报》里的事。我讲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双十会谈里的一些情况，还讲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凡此种种，都帮助大家渡过了那监禁的苦涩困难的日子，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大家的情绪，鼓舞了士气。

在我被捕的当晚深夜，特务刚把我带进四号牢室，一会儿就又有人喊：“14号，跟我走。”出了小门，向左拐进一条巷子。我想，这一定是去审讯。抬头一看，果然是审讯室。高柜子后面的座位上坐了四个审讯的特务。此时天还未亮。他们首先问民盟的情况，那凶狠的吼叫、怒目金刚似的面孔，威威乎严如阎王殿——这就是敌人的过堂。

我早有思想准备，镇静地回答：“我在民盟的情况，邓锡侯同你们的负责人都知道。我同杨伯恺、范朴斋、张松涛四个人，曾经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前往川康绥靖公署会见过邓锡侯，你们不是不知道。”

随后，他们又问四川民盟基层组织的情况。我说：“我是民盟四川省委的秘书主任（盟省委委员有：李璜、宋连波、杨叔明，他们三人是青年党；还有张志和、杨伯恺、马哲民、李相符、沈志远、我，一共九个人）。基层由基层组织掌握，我不管。”

又问《华西日报》、《华西晚报》、民盟的西区、北区的组织都有哪些人。我一一推了：“这些基层情况我都不知道。”

特务很狡猾，在问我民盟情况的时候，突然插一句：“你是什么时候参加CP的？”我答：“没有呀。”特务说：“据我们调查，你是共产党。”我说：“你们的调查不确实。”特务也确实没有掌握到我的共产党关系的证据，对这一点也就无法深入。提了一些别的问题之后，这次审讯就结束了。

回去时，从另一道门出去，我看到隔壁那间屋里有高高的杠子、木架、绳子、火炉等刑具。我猜想，让我走这道门，全部刑具展现在我眼前，意在让我明白，如不老实坦白，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此时，我也在想：从审讯我的情况分析，敌人抓我们，重点是要打击民盟以打击共产党。民盟是公开的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进步组织，只要不牵涉到共产党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因此，我决定今后狱中的策略，就是以民盟为掩护，装成一个十足的中间派。

在第一次被审讯之后，又被提问过多次。讯问的方式时有变换，一般是不依形式、地点，特务想起什么问题，就喊去问一次。所提都是关于民盟的事。正如我所分析的，我始终以民盟的事作借口：凡是已公开的我就承认、就答复；凡问有关共产党的事一概答不知道。敌人还从杨伯恺、于邦齐口中打探我的情况，结果什么也没有捞到。

凡被抓进来的，每个人都是被审讯了的，内容方式各不相同，大多是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张大昌因他是民盟的联络员，特务就从联络员的角度追问他联络了哪些组织、哪些人，问不出什么就用绳子吊在梁上。

于邦齐（于渊），中共党员，川军少将，经张澜介绍加入民盟，积极从事民盟的活动，是民盟北区区分部主任委员。敌人以军事法庭的方式来审讯他，特务们身着军装。这位铮铮汉子在敌人残酷高压之下，只承认是盟员，凛然不可犯。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大屠杀之夜，他与王伯高、杨伯恺等众多的难友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即是今天的成都十二桥烈士）。与此同时，在北京召开的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因不知其已牺牲，他还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

在审讯中与案情无关的就被放出了。由于敌人在审讯中抓不到民盟的什么东西，于是他们就逼迫难友悔过退盟。我们则开展了不悔过、不退盟的斗争。

对我，他们就来软的，讲朋友、讲同事，或找人来试探。一天，一个姓陈的法官来劝说我：“我们两个曾经都是川康绥靖公署的，有话好说嘛。”我说：“我嘛，是民盟的，有话好说。”二次又来，说：“我们两个说点秘密的话：我要调职了，你要申请退盟，由我办，快得很。我走了，就难办啰。”我不理他。

转而又去游说杨伯恺。他们找了一位杨伯恺的好朋友来转达邓锡侯的话：“你只要在申请书（即退盟悔过书）上写上杨伯恺三个字，写好后秘密保藏，别人不知道。”杨伯恺对我说：“特务纠缠着我，怎么办？”我告诉他：“我抱着不理的态度。”他说：“好，我也这么办。”以后特务找他劝说时，他说：“我出去可以，要群众来欢迎我。”特务恨恨不已，说：“杨伯恺是顽固堡垒。”

难友中一些人对特务的高压、审讯，开始时有些凄凄惶惶、愁蹙不安，看到杨伯恺和我的态度，心始稍安。但是也有人动摇屈服。有一人耐不住监狱里的“寂寞”，竟然写了悔过申请书，履行了手续，登报退出了民盟。出狱后，他按照狱局的要求，还定期来汇报。他不仅自己动摇、屈服，还引诱、劝说了两人，拉他们下了水。

还有个共产党员也经不住考验，对我说：“我决定出去。”我说：“你想后果哟！”他说：“我想过，决定出去。”临到他要走的时候，我站在房门口，他说：“我要出去了，心里很难过，但我有说不出的苦衷，请你们原谅。”（解放后，此人给我写过信，并叫他爱人来找我谈，说他年轻，犯了错误，请组织原谅。来信我当即交予川西区党委组织部马识途同志了。）

还有罗启维。特务们以为他性格软弱，容易突破，采取许多办法拖他下水。先对他说：“你身体不好，你的妻子、两个儿子都很苦，他们希望你出去。出去后，他们的生活解决了，你的生活也解决了。”我就对罗启维说：“他们这些话都是骗你的，听不得啊！”以后特务又把罗启维的舅舅找来继续软化：“你爱人身体不好，在生病。”说了许多苦楚，都未能使他动摇。

这个时候，我们牢室里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幸而没被追究，未闹出大事来。原因是于邦齐跟叶青东吵架，几乎打起来。叶青东是个律师，曾与于邦齐在杨森下面共过事，有隔阂，现在往事重提，就闹开了。叶本来是特务利用来监视我们的，正好，他借此报复，去汇报说：“杨伯恺在狱中宣传共产主义，骂国民政府”如何如何，还上报到邓锡侯那里去了。我们就批评于邦齐太不应该，于也深感悔恨，连说：“好好好，以后坚决改。”

我们被关在牢室里，一段时间都没有得到外界的消息，心里颇为着急。于是就策划争取看守和分化特务的工作，希望通过他们与外面取得联系。当时，我们已经认得几个看守，管理上似乎也有松动。正好，我又与杨伯恺、于邦齐、叶青东调在一个牢室，这就便于我与杨伯恺商量工作了。

我和杨伯恺共事很久，相互比较了解。这次被捕前，我还特别去与他商量。我们于1940年相识。当时我任《华西晚报》经理，新任社长是罗忠信，李次平任总编辑，编辑唐尊九。罗、李、唐三人对我说：“既然社长、经理都换了，主笔照例也该换一换。有个老主笔杨伯恺，为避免特务迫害，住在西门外土桥，可以把他找来。”于是唐尊九、李次平和我三人拿起聘书，前去邀聘他作了主笔。他每天写好的稿子，先找人誊好送到报馆，以免因笔迹暴露他的行踪。这样我才知道他曾赴法国勤工俭学，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共产党人。根据党的指示，为了进一步搞好党的统战工作，他又以个人名义加入了民主同盟。

1946年，杨伯恺在《民众时报》任总经理兼主笔，聘请中共党员漆鲁鱼任总主笔（张澜任社长，经费由刘文辉提供）。有一天，漆鲁鱼把我、杨伯恺、李相符请到他的总编室，从眼镜盒中拿出一个普通的信笺，正面是几句家常话。只见他翻过来，用显药水把它显出来，原来是中共四川省委写的命令：“兹经四川省委决定，成立成都地区文化工作小组。李相符、田一平、杨伯恺为小组成员，漆鲁鱼任支书。”不久，漆鲁鱼、李相符相继离开，就剩杨伯恺我们两人坚持在成都。

现在狱中的斗争，当然是我们共同的斗争。非常遗憾的是，自我被转移到重庆之后，我就与杨伯恺分手，再也没有见面了！不幸，他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惨杀于十二桥，为人民革命事业英勇就义了。成都解放后，中共川西区党委在东胜街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贺龙同志特别向危淑元同志祝酒，说：“杨伯恺同志牺牲了，我们很难过。伯恺同志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是个好同志。”当时，马识途和我都在那里，听到这些话，心里也很难过！

首先，我们分析了看守我们的宪兵的情况，认为：他们还是青年，多是为了职业、生活，就是有的小特务也是被骗来的，并不都是顽固分子。于是，我们发动难友，分头试着与他们接近，以多种方式进行工作。

我和他们摆龙门阵、拉家常：“你们不是想进职业学校、考大学吗？”“我们多是教书的、报馆的，可以帮你复习文化嘛。”“我们的熟人多，在社会上还是有活动能力的，以后还可以多方面帮助你们。”“你们现在这个工作还不是出于不得已！”

杨伯恺就给看守们讲历史，教国文……

经过不断的工作，他们对我们的态度逐渐有了转变，甚至还向我们讲心里话。宪兵小郭说：“长官讲，你们这些人坏得很，实际接触以后，才觉得你们并不坏，心眼好！”

渐渐地，这个渠道通了，我们非常高兴。他们的态度变了，能帮我们与家里人联系，家里的衣物、吃食已能经常送到，甚至还悄悄夹带一些书报进来，使我们知道外面的许多情况。我们知道6月2日重庆也进行了大逮捕。邛崃县敬堂中学的一些进步教师被抓进来了。这个中学是张志和为了纪念他的父亲而办的。因而我们把这些教师的被捕通过看守告诉了张志和，他便把他们营救出去了。

我们还常常请看守帮我们买东西。我们关在那里，处境恶劣，伙食坏，而隔壁恰好有家饭馆。他们就去帮我们买来回锅肉、盐煎肉，吃得皆大欢喜。王伯高竟然忘乎所以地边吃边赞美地说：“吃，这是成都市炒得最好的！”

不幸，这些活动被主管的特务发现了，斥责这些看守被“赤化了”。一天还把宪兵、看守和一些特务集合在天井里，当众惩罚一个姓李的看守，以警告他们不要帮我们做事，并且把原来的看守调走了。我们正好利用这件事来向新看守说明特务的残酷、心狠、手辣、恶毒。我们仍一如以前，努力接近他们，争取他们的了解，帮他们提高认识。不久，这些新来的看守仍然不把我们当坏人，帮我们传递消息、买东西。

特别令我们感动的是八月中秋的一天。中秋那晚，看管人员过节，他们猜拳行令，喧器热闹。我们当然没有份，就各自呆在牢房里。夜深了，有人在门窗下轻声喊：“杨先生，杨先生。”起身一看，是看守小郭，他手里包着几个月饼递过来，说：“你们吃。”就走了。我们刚睡下，又听见门外有人小声地叫：“杨先生，杨先生。”借着月光一看，是挨打的那个小李，他包着一个鸭子递进来，并说：“你们吃，骨头丢在尿桶里。我和值班的商量好了，我代他值班。你们放心地吃，不要紧的。”听到这话语，看到这鸭子，我们一时热泪盈眶，心情万分激动。“我们的争取成功了，政治胜利了！”看到了我们前途的曙光，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10月18日，这是一个永远铭刻在心的日子。那天是星期六，管我们的鲁管理员，照例是这天下午要回家，而他却未走，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令人怀疑。晚上九至十点钟的时候，只听外面闹哄哄的，接着二三十个人冲进来，有人喊：“在3号，在3号！”3号就是我住的牢房。长电筒照着我，喊道：“14号，把行李收拾好。”

我心里一怔，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站在窗口喊：“鲁管理员，什么事嘛？”他说：“你收拾东西，不要管。”

我忙着收拾完毕，跟随他们来到了办公室。一个胖子，大家喊他漆组长，大约是个小头目。叫我走过去，他用皮带把我双手朝后捆起，然后又用布带把我双眼、口蒙起来。随后，喊了一声“走”，一群人齐声高喊：“抬起！”众人用手把我高高托起。有手软的，管理人员骂骂咧咧：“三天不吃饭就手生了？”这帮人“嗨哟……”地高呼着，这是旧政府衙门的规矩——杀人前的一种仪式——闹堂。

这群人把我推了出来，拥上一辆三轮车。我被蒙上眼睛，虽然看不见，凭我熟悉的路径，可以感觉到行走的方向。如果出大门朝右拐出通惠门，就是去刑场。我感觉是朝左拐，朝东走，又东拐西拐了一阵。大约走了一小时，下起了毛毛细雨。沿途静寂无声。车停，敲门，内有人问口号，一问一答。门开了，我被推进一间屋子，解开了蒙我眼睛、嘴巴的布。

我定睛一看，这是一间小室，一桌、一凳、一床。听到外面的人正在和重庆通电话——有电话机，自然是个机关。我想了解这是什么机关，因此就问看守：“我要小便，行不行？”他想了一下说：“可以。”把我手上的皮带解了。我走出房门，借机四面看了一下：前后两排房子，后排房内在打麻将，有女人的声音。我猜想这可能是个特务机关。回来后见看守已睡在床上，我就在地上背靠着墙坐到天亮。我想，他们打电话到重庆，有可能把我弄到重庆。

天快亮时，漆胖子来喊：“起来，起来。”他说：“田先生，你我两个往日无冤、今日无仇，请你到重庆去，把一件事说清楚，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你要规矩些，不准叫唤，不准说话。”这下我明白了，是到重庆，放心了。但是为什么？又模糊不清。给我吃了早饭，叫人理了发。从院子出来，回头看：哦，原来这地方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娘娘庙街22号特务蓉站。

在朝外面走的路上，漆胖子又打招呼：“田先生，不要乱说哟。”我说：“知道知道。”门口停了两辆吉普车，我和漆胖子上第一辆。抬脚上车，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只见胡春浦坐在车上！

这次坐牢以后，我的对敌策略是保持民盟的身份，且以盟事为搪塞，其它的事概不承认，共产党的事概不牵连。可是此时此地，你所不愿牵连的人恰恰就在身旁。莫不是因同案而向重庆发落？抑或他告发我而去重庆作证？种种疑窦，一时难解，心神不安。但不能不上车了。

漆胖子坐中，我和胡春浦坐两边，直视前方，不敢斜视，可心里一直在嘀咕。车子快到凤凰山机场了，胡春浦不慌不忙递给漆胖子一支烟说：“漆组长，请抽烟。”向我暗示——组长是个特务头子。接着又还说：“漆组长，我这几年身体不好，在害病，做了点小小生意，哪晓得李荫枫这个狗日的乱说我一些，事情的来由我不清楚。”胡春浦这个人确实机灵过人，几句话实际上在向我递点子：事情出在李荫枫身上，我们之间没有牵扯；暗意明传，我已心领神会。漆胖子立即阻止：“不说不说，到重庆去讲。”

车到了凤凰山机场，飞机还没有到，我们就在跑道旁边等。只听有人招呼：“徐处长在这里。”押送我们的一群小特务就跑过去了。剩下漆组长、胡春浦和我三人在那里。漆要去解手，借此机会胡悄悄对我说：“李荫枫把我们出卖了，他写了厚厚的一本。”这时，我已有点明白，更放心了，但脑子里还有两个问题：一是李荫枫的案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咬了我们一些什么；再是写的究竟是一些什么内容。

这次由徐处长——大名鼎鼎、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押送，说明对此案的重视。去重庆的飞机到了。刚下飞机的王肇炎看到我就打招呼：“田先生，你去重庆？”我向他摆摆手。周从化下来看到我就低着头过去了，后来他把我被转移的消息及时告诉了我家里。接着，我们上了飞机，徐远举和一群押送的人也一同上了飞机。

这真是：才离老虎口，又向地狱行，生死两异路，茫然向渝州。

《四个监狱》之二——白公馆

当天，飞机在重庆白市驿降落。七八个人把我和胡春浦押上了吉普车。在开到重庆行辕二处之后，另换了两个押送的人。司机问押送的人：“去哪里？”押送人答道：“老地方！”

胡春浦就想：“老地方？是刑场么？”心里很狐疑。直至被送进了重庆“特区”，即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附近划了一大片禁区名为特区）。经过警卫森严的门卫，到了一个山脚下。下车后，押送人员把我们带进一所平房。他们俩一个去办手续，另一个看守我们。

乘隙，胡春浦和我交换了情况。胡春浦说：“李荫枫在搞军事活动，被敌人破获了。”我说：“你们搞军事活动这一段时间我在监狱里，我没有参加。”胡春浦说：“小民革你是参加了的。我们这一案（搞军事活动）是五个人，倪子民跑了。”我们五个人是：胡春浦、李荫枫、我、倪子民，还有一个是谁，当时我还不清楚。

上面所指“小民革”，原来抗战时在重庆，是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一个秘密外围团体，其成员都是上层人士，有王昆仑、朱蕴山、许宝驹、屈武、余心清、王炳南等。与李济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人称“大民革”）不同。这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

是日午后，我们到了白公馆。公馆与山坡之间有条深沟，进沟走进一个小门，下面是一段长长的石梯。虽是白天，但觉雾霭低垂，灯光灰暗如萤，就像牢友所形容的，我们似乎掉进了魔窟。看守把我领进一间小屋，里面是木板铺成的连板床。一个姓王的管理员把我和胡春浦安排停当，对我们说：“你们是寄押的。”后来才知道：我们本来是要送往渣滓洞，此时此地是过渡。王管理员给我上了脚镣，这就开始了白公馆的囚禁生活。

第二天清早，我拖着脚镣到食堂去打饭，看见了肖宗鼎，他原是万县保安副司令。又看见了李荫枫的爱人葛雅波。我对胡春浦说：“你说我们搞军事活动这一案是五个人，我只知道四个人，如果把葛雅波算在内，就是五个人了。”胡春浦说：“是。”

下午，开始对我审讯。审讯者姓陆，旁边两个记录。此时，我已经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思考，决定了在审讯面前应该如何回答。

陆问：“你参加了哪些党派？”我说：“我在川康绥署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参加过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陆说：“这一堂审讯，专审‘小民革’问题，其它问题另外再说。”于是我就说了小民革的情况：我认识许宝驹，他是小民革的组织部长。关于小民革在重庆的活动，我没有参加，不知道，因为重庆我只去过两次。关于成都方面，我简单地说了一些，许多接触的人和事都没有承认。

姓陆的问我，成都有哪些“小民革”成员。我说有李荫枫、胡春浦、我和倪子民。本来，小民革的事，特务已掌握得比较清楚，这时的审讯不过是虚张声势、制造气氛而已。而我也就随其所知，谈了一些情况。比如倪子民，本来已经跑了。陆法官又问：“你说说还有谁呀，有葛雅波吗？”葛雅波本来是小民革的成员，领导了妇女委员会，还支持出版过刊物《女性》。如果我把她说出来，那就会牵连一大片，损失很大。所以我就赶紧说：“同到重庆的有李荫枫和他太太葛雅波。”陆问：“是太太吗？”我说：“是李荫枫的太太。”当时我思想很紧张，害怕牵连到没有暴露的人，幸而法官并未深追深究。这次审讯就结束了。

后来，就把我和胡春浦隔离开。

第二天下午又继续审讯。我走进审讯室，看到除了有看守和几个法官外，还有一个人拿张报纸把脸遮住在看报。我站立在那里很久，那人把报纸慢慢移开后问我：“你记得我吗？”我一时茫然。他说：“我叫徐远举呀！”我怔了一下，还是记不起。他又问：“你记得李毓樽吗？我们是朋友，一起吃过饭呀！”我这一下才想起：“你就是当年的徐秘书啊！”

关于李毓樽，他与我是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的同学，同班还有布秉祖、盘自和。1927年，我们几个人通过越南到香港，想到广州考黄埔军校。当时广州军阀混战，接着又爆发广州暴动，没去成。李毓樽、布秉祖就到南昌考入第三军军官学校。李后来考入中央军校第六期，与徐远举同班。我到上海进了劳动大学。这之间，李毓樽因病到上海就医，我送过他钱，过去我们在经济上是不分彼此的。

1938年，我们偶然于重庆街头相遇。他说他曾在马法五部作政治工作，现调重庆行辕二处。我知道二处是特务处。我们原来很要好，就问他是不是加入了军统。他盯住我看了许久：“你一定是共产党。”我说：“不是，我是刘甫澄的武德励进会，就是你们说的黑心社。”他又问：“武德励进会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我说：“武德社防范共产党比你们还要严。四川的军政人员认为，你们来了他们不过丢官而已，要是共产党来了，他们的军权、势力、财产、性命都保不住了。”李听着点了头。同时他又问：“共产党的人你认不认识？”我说：“公开的，会场上演讲的，我认识；秘密的我不知道。”

后来李毓樽在成都住了有一段时间，请我到他家去吃饭。在座两位客人，经李介绍，一个是徐秘书徐远举，另一个是刘某某。我就是这样认识徐远举的。

接着就开始审讯。

徐远举问我：“今晚上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李荫枫的问题，另一个是‘小民革’的问题。先谈李荫枫。他参加了民盟，安排了几个军事据点准备暴动。你把这些情况讲一讲。”

我早就想到特务会把李荫枫干的事硬说成民盟指使他干的，诬陷民盟。我所知道的李荫枫的情况是这样的：1947年三四月间，《新华日报》、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退以后，李对我说：“现在时局很紧张，如果我出了事，无人替我呼吁，我想加入民盟。出了事，民盟可以替我呼吁。”我说：“可以。”并将此事同杨伯恺谈过。

果然不出所料，十月底，国民党的报纸就放出了“民盟指令李荫枫搞军事暴动”的谣言。当徐远举问及这件事时，我心头想，只要不承认李荫枫是盟员，其它事情就不关民盟的事了。我就对徐远举说：“李荫枫不是盟员。盟员入盟有一套正式手续：先由自己写申请表，经组织委员会审查，通过后作个人谈话，再决定是否吸收入盟。李荫枫曾经告诉我他想入盟，但恰恰这个时候负责组织工作的张志和在上海，民航飞机出了事，张志和因此滞留在上海三个月不能回成都。待他回来时，时局已发生变化，不容讨论。所以李荫枫给我说想入盟，但并未完成入盟手续，不是正式盟员，更没有人给他交代搞军事活动。这些事情是他自作自为，与民盟组织无关。”这点，我和徐远举辩论很久，始终不承认李是正式盟员，他的行为自己负责。

第二，“小民革”。我对李荫枫搞了许多小组，不予承认。于是，徐远举打开一个卷宗，把后面几页取出来给我看。只见李荫枫写道：成立了军事小组，负责人陈希虞……后面写了一些人的名字我记不清了，还有工人小组、学生小组、教师小组、妇女小组。每个小组都有负责人，成员写得很具体。看完以后，徐远举问我：“如何？”

我说：“李荫枫这个人向来是夸夸其谈、说大话。我不相信他那一套。比如他告诉我他要成立什么组织，我听了就是。这些小组的组织、行动，我都不闻不问。”

徐说：“这样多的小组、人员，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我说：“有时候，我去他家耍，遇到一些人在那里像开会，我坐了一下就走了。什么成套的组织，像李荫枫这样写的，我确实不知道。”

其实李荫枫的这些事我是知道的，我在想办法否认。徐对我的供词不相信，虽不相信，但没有实据，所以一时也拿我没法，就说：“以后再问。”说毕又说：“你可以把今晚的记录看一看，不对的还可以改一改。”我看我的口供记录时，只觉得文字不通、词句不顺。我正慢慢地想借此拖延时间，徐远举又阻止我：“算了，算了，不改了。你下去写成书面口供送来。”

时间已是下半夜，他们还要审问胡春浦、李荫枫，就送我下去。

我记得，在审问我的过程中，听得徐远举似乎是自言自语，又似乎是对他的陪审人员说：“我问过老李（李毓樽），老李说他不是。”我联想起，可能是我告诉李毓樽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和李毓樽的对话可能对我的案情有所影响。

翌日黎明醒来，觉得房间好像空了一样。这时有位难友——新四军的文策，他悄悄告诉我：“昨晚提走了十三个，有的去南京报到（特务暗语：死了），有的去二处报到，有的去望龙门报到，这些是他们的监狱。”我想，可能有些人已经死了，死在哪里，不知道。

大约十天以后，徐远举又提审我，要我交代四川省民盟的问题，地点在会客室。我说：“民盟是公开的。四川省临时支部委员会的人选是登了报的。”他逼着我把委员又重说了一遍：“委员九人有杨伯恺、马哲民、沈志远、李相符、李璜、杨叔明、宋连波、张志和、我。其中青年党的三人：李璜、杨叔明、宋连波。”

他又问我组织和盟员的情况。我说：“我不了解，我管的是秘书处。”徐远举对我步步紧逼：“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是概要的情况，他们在会上汇报的时候总知道一些嘛。”

那时，我感到完全答复“什么都不知道”恐怕搪塞不过去，就编了一些情况来说：“我说，四川盟员有一半约5000人由重庆分管。川西管了四五千人，其中成都大约有1200人（实际上只有500多人），泸州250人，宜宾100人，崇庆200人，大邑200人，南充200人……等等。”

问了之后，他又来软的，假惺惺地问我一些生活情况和家庭问题，并提到李毓樽，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可不可以变动，如果可以的话，我要求把我的脚镣（6斤）取了，因为到了下半夜脚镣要发冷，不能入睡。徐说可以，就叫看守把我的脚镣取了。又问还有其它要求没有。我说我要些旧衣服、被盖、毯子。我还问他可不可以给家里写信，他说可以，写好后由二处转发。后来我给家里写了信，在渣滓洞时收到了一些衣物、报纸和钱。民盟总部也寄了一些钱进来，分给了渣滓洞里的盟员难友。

那夜听说胡春浦也被提去审讯。只见他下来后戴上了12斤重的脚镣。他告诉我说：徐远举审讯他很严厉，要他老实交代他们搞军事、卖军火的事。他不承认，就把老虎凳抬出来摆在他面前，威胁说：“再不老实交代，就不怪我对不起朋友了哟！”胡春浦则淡淡地回答：“我这几年病得身体不行了，随你们嘛！”（意思是逼死我也没有说的。）

于是，徐远举又把李荫枫叫来，在隔壁房里审问，让胡春浦听李荫枫的交代。这就是所说的“隔窗审案”。李荫枫交代后，徐远举回头又来审胡春浦。徐问胡：“李荫枫说了那么多，你意如何？”胡答：“他说了就算了嘛。”徐说：“不行，你自己要承认呢。”胡春浦说：“我不是承认了吗？我不是说是我要他去上海找小民革要钱的么？”徐反问：“那不是李荫枫把你骗了？”胡坚决地说：“不，是我把李荫枫骗了。”徐远举问不出什么，很生气，给他带上了12斤重的脚镣。这可见胡春浦的机智果敢！

我关在白公馆一个多月，难友们都是相互关心、互通情报的。一天下午，我带着脚镣坐在床上，不准出去，恰好房内没有别人。只见新四军的文策面向壁头，自言自语，实际是向我报信。他说，你们这一案共有六人，一个姓李住在楼上，他的老婆住在楼下。另有三人住在侧楼。

肖宗鼎我们本是早就认识的，他装做十分颓唐又傻头傻脑的姿态，常在走廊里散步。遇着我，不停地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不认识，不认识。”

我还从肖宗鼎和其他许多难友口中零零碎碎知道一些情况。他们告诉我：“车跃先、罗世文先在息烽大牢，后押在渣滓洞，死在渣滓洞。”又说：“叶挺、廖承志也曾关在我们附近。”“东北军的一个军长黄振声也关在我们楼上。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被抓来，儿子才五六岁，也被抓来了。他个子小，头上几根头发，几乎每天都要上楼去找黄振声读书认字，还是罗世文为他取的‘小萝卜头’的名字。一天小萝卜头告诉黄说：‘我们要走了，以后不回来了。’”

还有韩子栋，每天起来就扫地，不同任何人说话。后来叫他挑起担担跟特务去采购、买菜，一次到磁器口去买东西，乘敌人不防，他就跑了。

这里还关有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的爱人。特务在西安去抓王以哲，她去送行，也被抓了。

白公馆还关了五六个国立六中（在绵阳县）的学生。他们高中毕业要到重庆考大学，夜间路过，误入特区（中美合作所防地），特务认为他们是间谍，抓来关起不放。我在那里时，已死了五个。

另有两个青年教师模样，先被关在重庆市一中的防空洞里，后来移到白公馆。其中一个叫许敬宣，大家都认为他老成稳重。我以为，白公馆如有党的支部，他准是支部书记。

白公馆的“规矩”：被抓进去了就出不来，因为敌人害怕被外人知道这里是魔窟。

我初进白公馆时，有一个被囚禁的青年叫韦德福，天天锻炼身体。一天，他突然问我：“有没有钱？我要用，借我一点。”我好奇，想知道究竟，答应他：“我本人没有，但可借到。”我找胡春浦，胡在别人处借到了钱。我交给韦。晚饭后，韦在合作社买了花生米、豆腐干、酒，约我到食堂的角落里，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买这些东西么？因为今天是我们学校的校庆。我是社会大学的学生，你听过社大的校歌么？”接着他就轻声地唱给我听。我听了很感动：陶行知先生播下的种子，在特务的集中营里也会开花、结果！

他说，他是万县人。高中毕业后，想找个职业，看见重庆贴了许多招生广告，就去报考一个技术学校，准备入学。发下表来，才知道是军统系统的。还派他担任检查重要人物的信件工作，发了他一个专为拆信用的“螺丝刀”，用它把信切开，把里面信卷出来，看见信上有重要内容就抄录下来汇报，又把信还原回去。他不愿干这个事，就跑了。东躲西藏，曾在自贡躲了两年多，又回到重庆，进了社会大学。在社大就被抓了，关在白公馆地下室。

他在地下室，一天开两次门，送两次饭。没有事就摸墙壁，顺着墙壁走，发现有处石头有点松动，就随时去摇，终于摇开了一个口，就从那里爬了出来，朝外面跑。那时还是暑天，太阳很大。才走过两道防线就被抓住。特务集合全体牢犯，打他屁股以示众，打得皮开肉绽，快要死了，又丢回地下室。特务以为他活不成了，可是他却活了下来。像韦德福这样受尽折磨而又如此的坚强不屈，真使我激愤已极。

白公馆是一所极秘密的监狱，除了政治犯外，还关了一些因触犯特务的“家规”和戒律的特务，名曰“特务犯”。特务对他们的管理要恩厚一些，多少有些照顾，对他们称“同学”。因为今天他们犯了规，明天释放出去，可能又是同事。因此，他们在白公馆内可以吃饱饭，而其他政治犯也跟着“沾光”，吃得饱一些，所以过节也能吃到酒肉。

特务有三大节日：一是戴笠的生日，一是旧历年，一个是元旦。三个节日都要打牙祭。除值班特务外，全体看守特务、难友都参加。那年年节（1948年），我在白公馆沾了“福气”。事先一个特务头子来问我，他说每个人都要表演节目，问我出什么节目。我想一想说：“我唱《马赛曲》。”过一会又来问：“《马赛曲》是个什么歌？”我说是法国国歌。

当时李荫枫的女儿李晓红才十一二岁，和她妈妈一起被抓来，一家三口分住三处。特务要李晓红跳《桃花红》舞，李晓红就说要她爸来看她才跳。特务先是不同意，她就不表演。特务作了让步，李荫枫下楼来，她才表演的。这个小女孩很可爱，很有骨气。

我们坐在桌上吃年节饭时，也准李荫枫下楼同他家人一起吃饭。我在相邻的一桌，李用手在桌下向我比了一个八字，他说这个不能说——意思是八路军的事不能说。过了几天，葛雅波和她女儿一齐放出去了。因为我们的案子并未牵涉到葛雅波，加之她的亲兄弟葛一远就是军统特务，为释放她出了很多力。

不久，又轮到戴笠的生日，那天照样吃喝一顿。李荫枫没有下楼来，他爱人、女儿走了，就不要他下楼了。一个一个地被逼表演节目。轮到我，说：“不准唱外国歌。”我就吹口琴，歌曲是《太阳升起来了》。晚会的最后是军统局法律所所长（将近60岁）讲话，讲得很妙：“大家今晚在牢内过节，我是信佛的，佛家说：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他的话切中要害，说得难友们都会心地微笑了！

就在这个1948年春节后的一个多月，大约3月份，我们被移送到渣滓洞。移送之前，特务并未透露半点风声，事先都不知道。一天晚饭后，李管理员突然在食堂门口大声发问：“喂，哪些要到渣滓洞的？”大家莫名其妙，因为谁也没有得到通知。

翌日早饭后，李管理员拿着名单喊：“田一平、胡春浦、何雪松、李子白、肖宗鼎”几个人的名字，叫收拾行李跟着他走。狱中全体政治犯和特务犯不知道我们的吉凶祸福，都来送行。沿着正厅前面的走廊排成一行，我们走过时，室长喊“敬礼”，大家把手举起。室长又用口吹奏军队中三番号的号音（国民党军队中对少将吹一番号，中将为二番号，上将为三番号）。三番号的号音是：达达达，达达的，的达的达，的的达达达。这表示连特务都尊敬我们。这在白公馆是一件大事。我们怀着严肃而振奋的心情，走出了中美合作所的魔窟——白公馆。

《四个监狱》之三——渣滓洞

到了渣滓洞，一道小门进去，迎面是照壁，照壁上面住着武装看守人员。过了照壁就是天井，天井尽头一幢楼房，一楼一底共16间。我们一个一个地被叫进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我是44号。此时已是傍晚时分，重庆、成都被捕的也陆续来到，他们总共大约有20多人。重庆的居多，其中三联书店经理仲秋原、兰又耕、龙盛夫，《民主报》的张真民、李康、阳明，农工民主党的张明泛等；成都的有孙文石、张大昌、刘慕宇、罗启维，还有一个是《新民报》的工人，是夜间从将军衙门被移送到这里的，他们弄不清是什么地方。我在放风时从孙文石门口过，告诉他：“我们是在渣滓洞集中营。”

这时，关押的人比较少，管理上就比较松，一天放风两次，每次半小时到一小时。不像在白公馆那里，气氛阴森森的，就像死的幽灵围绕着你，一天都提心吊胆，不知马上要发生什么事，逼得你喘不过气来。

自从《挺进报》事件发生之后，这里的管理才越来越严，放风的时间缩短成十分钟，看守的态度也变凶了。我们的囚粮从军需处发到炊事班，要经过七层剥削，发下来的都是些霉黄陈米，每天要难友在石臼里舂。蔬菜只有一样水煮白菜。偶然有时吃黄豆，每人可分二三十颗；有时吃蚕豆，只能分七八颗。生活艰苦极了。但我们仍信心坚定，与敌人周旋和斗争。

初来这里，我们五个人（胡春浦、何雪松、李子白、肖宗鼎、田一平）编在同一牢室。狱官还常常到室内聊天。得知所长绰号叫猩猩，管我们的管理员徐桂林，绰号狗熊，夸耀他亲手枪毙了一百多人，是一个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大坏蛋。

一天，胡春浦对我们说：“我们五个人集中在一起很不容易，现在趁着管理比较松的时候，把我们每个人过去为革命作了什么工作，在监狱里说了些什么问题，给大家交谈一下，好作好下一步的思想准备和对策。”大家都很赞成他的意见。

首先是何雪松说。他是刘湘部队组成的“武德励进会”队员。刘湘死后，武德励进会也散了。他是在重庆街上被逮捕的，先是抓到白公馆，后来与我们一道转入渣滓洞。整个坐牢期间，他一直在写一个剧本，说得不多。他是川东的，我知道得也不多。

接着是李子白说。只记得他说他在重庆发展组织，被一个特务乘机混入，组织被暴露，他也遭逮捕。在狱中他交代得最彻底，把他那些事情差不多都说了，等于向组织交代一样，很幼稚。

胡春浦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他为革命做了很多事。他说，他原先是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彭县分公司煤站经理，在彭县组织了一个小游击队。我听后来李维嘉领导的川康边游击队的底子就是胡春浦这个游击队。胡春浦是渠县人，在渠县搞了一支队伍，筹到一些钱，买了军火送到川北游击队。这支由秦润奎、李代斌领导的游击队，在江油、北川之间被敌兵包围，秦被捕送往剑阁专署，审讯时只承认他是袍哥烟贩子，这支队伍是地方武装，完全没有透露与胡春浦的关系。把他押赴刑场时，他还大呼拥护共产党的口号，英勇无畏，壮烈牺牲。李代斌被送到阆中后，则由潘文华的师长彭焕章保释。

胡春浦并未因为这件事的挫折而灰心，又在成都东大街开办“大有”字号商店，暗中购买军火继续支援地下游击队，并准备发展据点伺机暴动。所谓据点，即是在国民党部队中物色可靠的人为我所用。李荫枫以刘树成的17师为落足点，开班上课，讲政治时事，又办了小书店、读书会，搞得比较活跃。胡春浦鉴于他的表现，就同他商量拟定发展据点搞军事武装的计划，叫李荫枫把计划带到上海交与“小民革”，希望得到经费上的资助，并嘱咐他直接到上海。李就带着妻子、女儿去了重庆，遇到肖宗鼎、李子白，泄漏了计划。因为李子白被捕，李荫枫一家亦随之被捕。徐远举亲自提审，一切问明白了，赶到成都，制定逮捕胡春浦的计划。因为李荫枫的供词写得很详细，甚至无中生有地写了一些。曾经有人说，徐远举与李荫枫之间有秘密协定，是否有此事，不得而知。徐一到成都，就派特务搜查胡春浦的家。当晚胡正在楼上，穿一件长衫，床边还挂了一件长衫。胡的爱人刘仲华想到衣袋内可能有地下党人的名单，抢先一步把衣服取下摸索一遍，便将摸出来的名单撕了，算是立了一功。

徐远举当夜把胡春浦带到娘娘庙街22号军统蓉站，行动很秘密，连成都警察分局局长熊倬云都不知道。熊倬云和胡春浦是毛根朋友，利用他的身份对胡春浦进行了掩护。他打听到胡已被捕，知道这是徐远举干的事，就去找徐远举说：“我保证胡春浦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以身家性命担保。”徐很生气，把拿着的李荫枫的口供向桌子一甩，“你看”。熊倬云拿到手中，十行纸写了厚厚一叠。

熊到娘娘庙街22号去探视胡春浦，将李荫枫供词的梗概告知了胡，还告诉他：“我要被提到蓉站。”所以，当10月18日，我从成都被送往重庆在去凤凰山机场的路上，胡乘隙将李荫枫叛变的事告诉了我。

胡春浦在白公馆时被徐远举提审了几次，只承认“小民革”活动，只承认经商、是商人，其它一概不知道。

轮到肖宗鼎说。他入党是罗世文、刘孟伉介绍的，有一段时间与党的关系断了。到重庆来找我，因我们之间早年于刘湘的武德励进会相识。我去找张友渔，张友渔把他的关系恢复了。他在雷马屏边区刘树成的部队当高级参谋，后来到万县当保安副司令，给一些青年发了去延安的通行证，又同李荫枫谋划搞军事据点。这一切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在重庆被捕，先关在白公馆，后到渣滓洞。在我们要求下办了小卖部，选他当了经理。

继而轮到我说。

1942年暑期，冯玉祥住在青城山。当时我主办《华西晚报》，以记者身份拜访了他，由此认识了他的秘书——中共党员赖亚力，与赖作了深谈。从以后的几次接触中，他向我逐渐透露出正在联络一批上层进步人士，在成、渝两地组成“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以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壮大和平民主力量。

1944年，冯玉祥以“献金救国”之名在自贡、乐山、彭山、成都等地向大商人和开明士绅募集资金支援抗战，我又见到了赖亚力，并约请杨伯恺、马哲民、李相符、张志和等在我家聚会。赖又大谈团结抗战、民主救国的主张。我理解，他的讲话也就是当时我党的主张。赖还向大家介绍了小民革和小民革中央组织部长许宝驹。从这以后我开始与许接触。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到重庆参加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间歇，许宝驹约我到小什字见面，对我作了一次原则性的谈话，并约我几天后待他向“小民革”中央报告了再见面。我亦同时向重庆工委的张友渔同志汇报了许要我参加“小民革”的情况。张友渔表示同意。

第二次见到许宝驹时，许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虽然是第二次见面，但从朋友的通信联系中了解到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他具体介绍了“小民革”的宗旨是要团结、民主，作革命工作，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表示愿意。他手拿一张小纸条念给我听，上面写着“小民革”的政治纲领、组织原则、机构设置等条款。“小民革”上设中央委员会，各地称地方委员会。每个成员都取有一个代号，我叫“衡”，见面时大家称我为“衡兄”。张东荪为“西兄”，称王炳南为“北兄”等等。许宝驹等人对我加入“小民革”表示欢迎，并商定以后再交待具体工作。

几天后，我见到了王昆仑和他的夫人曹孟君，他俩均为“小民革”负责人。他们向我说明，“小民革”的主要任务是作军队实权人物的工作，要求我们抓住主要人物进行工作。“小民革”还有个兄弟外围组织叫“民主实践社”，主要是吸收进步青年参加。曹孟君要我回成都后与李荫枫、葛雅波夫妻二人多联系，条件成熟了就建立成都地区的“小民革”组织。

我把这些情况都及时向张友渔同志作了汇报。开完民盟代表大会后，许宝驹约我第三次见面，向我交代了任务：回成都发展“小民革”的成员，要求是重“质”不重“量”，条件是思想进步、作风正派、有社会威望、有独立工作能力。物色到合适的人选后，要报告“小民革”中央，得到批准才算正式成员。成员达到一定数目后就成立地方委员会。许宝驹还明确告诉我，李荫枫、葛雅波均系“小民革”成员，要我与之共同商量工作。这些内容我都向张友渔作了汇报，并建议胡春浦也加入，张友渔表示同意。

从重庆回来后，我与李荫枫、葛雅波沟通了关系，确定了慎重发展的问题，分别作了工作。李荫枫发展了成都三联书店经理倪子民。胡春浦听说张友渔同意他参加，也加入了。胡又发展了王彦立。我发展了申止谷。曾庶凡原来在昆明加入了“小民革”，这时也来到成都。到1946年2月，正式成员有：李荫枫、葛雅波、田一平、胡春浦、王彦立、倪子民、申止谷、曾庶凡共8人。我们按规定向“小民革”中央作了书面报告，经同意，“小民革”成都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我作秘书（无主任委员，由秘书管理日常工作），李荫枫负责组织，申止谷负责宣传。

成都“小民革”建立后，召开过几次会议研究工作。另外还有几件事与“小民革”有关。一是西北地区的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曾持许宝驹的信来找我，应杜的要求，为刘文辉、潘文华和杜的见面作了联系，介绍杨伯恺与杜斌丞见面结识；二是民革朱蕴山持许的信来找我，应朱的要求与刘文辉、潘文华见面；三是民革屈武持许的信来成都传达“小民革”的工作情况，在团结民主力量、推动反蒋活动方面为他提供了一些线索；四是经许宝驹介绍，中共党员、也是小民革成员陶敬之路过成都去西康时，和我们交换了意见；五是国民参政会后，张东荪来成都，由许写信指示，约集成都“小民革”成员到我家聚会，请张介绍国民参政会会议情况，分析讲解形势的发展趋势。华西坝几个大学的进步学生团体如燕大的“昭明学社”等七八十人，还请张东荪讲演。

除了以上几件事情以外，我们着重做了两项工作：一是作了发展组织的工作；二是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利用过去的社会关系，同各方面人士接触，宣传形势及我党政策。

1946年3月，我接到许宝驹的信，通知我到重庆开会。我立即赶往重庆，参加了“小民革”的全体会议。我在会上报告了成都“小民革”的工作，谈了成都当时的局势和以后的工作打算。主要是针对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几个大学将迁走、一些进步团体的骨干力量要被削弱、一些人思想波动的情况，需要继续做好工作的意见。王昆仑要王炳南将会上各地区所反映出的情况向周恩来报告一下，可见“小民革”与周恩来同志的联络人是王炳南。会外，我见到了周恩来、张友渔、王若飞。

回成都后，召集了地方委员会议，传达了重庆会议情况，讨论了宣传和组织章程。

旧政协会后不久，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小民革”的主要负责人也都离川，我与“小民革”之间的联系减少，但仍以记者身份联系文化界人士，以刘湘旧部关系联系潘文华及部属进行民主活动。

1947年2月，中共重庆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中共四川省委也被反动派包围。我和杨伯恺认为出面伸张正义的时刻到了。从斗争策略出发，我和杨伯恺、范朴斋、张松涛分别以民盟中央、省委、市委的身份，去见当时任国民党西南行政公署副长官和省主席的邓锡侯，向他表明民盟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杨伯恺和邓锡侯是营山同乡，杨伯恺讲，最近国民党的作法使人感到遗憾，不是搞团结而是搞分裂，希望邓纠正这一局势的发展。邓说了一些“地方官只能奉命办事”一类的应酬话。这次谈话内容，我们在《华西晚报》上作了详尽的报道。此事之后，我和杨伯恺就暴露了。川康特委遭到破坏，特委负责人马识途到香港，郑伯克到昆明。

1947年2月底，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张友渔（省委设在重庆，书记是吴玉章）把罗髫渔喊去，告诉他：“今天接到恩来同志电话，说形势恶化，要采取紧急措施。现在省委决定，能疏散的就疏散开去，已经暴露了的就撤出四川。”他问罗髫渔作何打算，罗说：“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同我有些关系，我可以到那里去教书。”罗是学文学的，曾留学苏联。张说：“好，你就留在四川，到成都去联络田一平、胡春浦成立小组，独立工作，主要任务是搞策反工作。川康特委既遭破坏，你们这个小组与他们没有联系。你回去收拾收拾，该交代的交代，过两天再来找我，谈具体问题。”谁知两天后，特务就包围了《新华日报》、四川省委，消息就此断绝。

3月份，罗髫渔来成都，向我们传达省委关于成立独立小组的指示。省委既然有此指示，而在当时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请示报告这类的组织手续有一定困难。于是经我们三人商定，这个小组取名叫“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小组”，开了几次会，直到7月2日我被捕为止。

我被捕是以民盟的身份被捕的。后来到了白公馆，一个姓陆的法官审问我“小民革”的事，我才在李荫枫供词的范围内说了一些情况，主要讲了与许宝驹的接触，也说了倪子民为“小民革”成员。我知道倪子民早已转移，说了他也不会造成危害。

在白公馆，徐远举几次审问关于民盟的问题，要我把盟的组织、负责人、盟员通通交代出来。我说：“盟的机构是公开的，省支部委员的名字是见了报的，我在将军衙门已经交代过。”当时我已把名字向他重述一遍。他又逼我交代具体组织情况，我就编了一些那里哪里大约有多少人，他也就没再追问下去。

徐远举几次审问关于“小民革”问题，凡李荫枫交代了的我都知道，不能不承认一点，但很多事我都推了。由于我的同学李毓樽也是个大特务，与徐远举同班，相信我是刘湘的“武德励进会”的人，不是共产党，可能他的看法对徐远举有影响，徐对我也就有了一个初步印象。所以当他问及“小民革”问题，我就顺水推舟推下去了。而民盟的问题，我的前头还有个李荫枫，李在军政各界都有熟人，特务的注意力在李上面，认为他是民盟的“重要分子”，无形中也就减少了对我的注意力。

就这样，我们本着难友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斗争的需要，各自交换了案情，彼此的情况也就比较清楚了。我们每个人交谈的时候，并不是旁若无人一口气谈到底，那是不可能的。每个人时断时续，讲了几次才说完，还轮流由一个人向外放风窥视，谨防特务前来偷听。

自那以后，从各地送来的政治犯日益增多，有昆明的、华蓥山的。重庆《挺进报》遭破坏又抓了一批青年工人、教师。这批人意气昂扬，毫不畏缩，“我们要把牢底坐穿”的歌词就是一位青年工人作的。

广元送来了七八个人。最初听说其中有个年纪大的姓徐，是刘伯承派到川北游击队的参谋长，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想方设法要和“徐参谋长”尽快取得联系。我们和他说话，觉得很平庸，毫无政治头脑。后经多方打听，整个案情是：广元有批青年人自发组织了一个书店，出售进步书刊，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常到那里看书买书，遂为特务所注意，以为是共产党的据点，把他们加了送到渣滓洞来。其中有个姓史的，汉中人，被汉中国民党县党部抓去审讯，受了酷刑，特务用烙铁在他胸前烙起了黑白两条隆起的烙痕，真是惨不忍睹，狠毒之极。我们问他：“你是怎样熬过来的？”他说：“我本来就没有他们诬指的那些事，敌人用烙铁烙在我胸上，咬紧牙关，就昏死过去了。”所谓“徐参谋长”不过是个浑名。这七八个人后来移送到别处去了。这个汉中青年的形象久久地铭刻在我的脑子里，他的坚强意志也给了我斗争的勇气。

不久以后，狱中发生了一起特务无理殴打难友的事。我们毫不畏惧，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有一位难友在院坝里打扫清洁，一位姓张的管理员不知何故跑过去打了他几拳，被何雪松看见，立即大声呼喊：“不准打人！”这一喊声惊动各室，齐声呼喊。有两个狱室正在放风，他们商量绝食抗议，要求赔礼。各室一串通，大家都同意。中午开饭时，管理员把饭菜提到门口，无人去打饭，这和往常完全不一样。

所长知道出了事，跳出来叫嚣几句，大家仍然不理睬。所长当即向行辕二处请示。之后，所长出来说：“张管理员刚来不久，不了解我的意图，打人是不对的，希望大家去吃饭。”大家一看所长道了歉，那位打人的也被调走而另换一个来，认为应该适可而止，就吃饭了。

这次事件因我们的抗争而胜利。但事情并未就此而结束。特务暗中追查，又有人去告密：哪些人主其事，哪些人联络串通。特务最先从何雪松、小罗（丰都抓来的青年学生）两人头上开刀，把他两人关到第七室，不准带行李进去，不准吃饭、喝水。中午我们设法给他们送饭去，狗熊组长徐桂林不准许。到了下午，他们已经饿得精疲力竭，躺在楼板上喘气。直到夜间11点徐桂林下班，刘班长来接班，我们一面向刘班长说理，一面做管理员小黄的工作，才准我们把饭和茶水送去。他们关了三天，被徐桂林叫去臭骂一顿才放出来。

接着就把肖宗鼎、李子白也抓到二处去关起。这一次，李子白吸取了我们原先对他的“坦白得太多、幼稚”的批评，什么也没有说。不久他们二人被放回。又把孙文石抓到二处去关起。

又把我喊去审问：“你们绝食吗？”我说：“没有，大家都吃了饭的。”又问：“那为什么不去打饭？”我说：“不知道，是自发的。”他们知道我同徐远举、李毓樽像有点关系，也不深究，训了一顿：“你要安分点。”

又把李康喊去问，李康也说这是大家的自发行动，并没有绝食。

很显然，尽管我们的行动是自发的，但是，我们确是怀着一颗对革命的忠诚、对敌人的仇恨，把监狱当作斗争的特殊场所，以各种方式，有时沉默，有时呐喊，有时抗议，有时绝食……无所畏惧地与敌人抗争。

又如，一位难友叫文明义，重庆市工人组织的组织部长。特务把他的日记本和他所联系的人的名单都拿到了。先在行辕二处审讯，他知道活不成，在审讯面前什么都不承认。审讯完毕他决心一死，下楼趁敌人不防就去碰石壁，被特务抱住未死，送到渣滓洞来。我们只见用棉被包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又继续审问，审讯就在我楼上，我们在楼下故意高声谈话，说些“解放军哪里打胜仗”之类的谈话给他听，以鼓舞他的斗志。这位难友听说后来在大坪就义了。

为难友龙光章之死而进行的斗争，是我们与敌人斗争的一次高潮。它是那样激动人心，永远难忘。

事情是这样的：狱中有两位来自新四军的政治犯，一位姓杨，自称班长，我们喊他杨班长，一位叫龙光章。他二位由特务押送，从安徽到四川，一站一站地转送。龙光章途中颠簸折磨生了病，送到渣滓洞时病得很重。大家要求给点药，好好治疗，特务不答应。后来死了，丢在外面的山沟里。杨班长随时关注到他，看到这种情形非常难过，在院子里大声嚷嚷：“搞的什么嘛，这样对待一个人，弄死了衣服都不穿，随便丢在山沟里。”

消息传开，难友们义愤填膺。李子白找我说：“大家有个意见，要求绝食抗议。”我说：“事情要好好想想，绝食如果撑不下去怎么办？”李子白说：“找两个可靠的人撑起。已经传话出去了，以你的名义传出去的。”为什么要以我的名义呢？因为重庆、成都的难友都认识我，都叫我“田老大”。我说：“不忙，先要求开追悼会。不准，再作绝食的打算。”

怎么办呢？我就同胡春浦、仲秋原几个人商量，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照惯例，每天我们每室都有一个人值班打饭。今天，按照我们商量的步骤，先在16个狱室内各另挑选出一个政治上比较可靠的人去打饭。打完饭不走开，人到齐了，一下拥上去，异口同声地向值日官提出：“我们难友死了，心头很难过，要求开追悼会。”值日官分不出谁是头头。这个办法真好，运用集体力量，集体去交涉，既不暴露哪一个，也使狱方能够接受。值班长只好答应转达。

那晚上我们秘密开会决定：万一不答应，我们就绝食。

第二天，所长把我们几个人叫去，说：“我们同意举行公祭，四十分钟内布置好。”我们忙着布置：设灵堂，撰桌案，写标语、贴挽联。女室的每个人还做了一朵白花。全体难友站立两边。所长主祭，讲了一通敷衍塞责的话就宣布散会。杨班长立刻站出来说：“我是新四军的。我们新四军对国民党战俘，生者优待，死者安埋。而我们？从安徽送到四川，饭都吃不饱，生了病得不到治疗，一路死了好几个。今天，这位难友的死，就是因为受了这种折磨……”声泪俱下的控诉，全体难友一片唏嘘。这样的追悼会，是集中营里从来没有的。

在狱中，常常是欣喜与悲愤交织，胜利与挫折并存。

那时，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刘国定在重庆被捕，招供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蒲随之被捕。刘国定又招供了川东地下党组织。该地区作联络的姓沈，即《红岩》上的那个甫志高，他本姓沈，名字记不得了。姓沈的被捕后也叛变，特务带他在川东走了一转，逮捕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中就有江竹筠——江姐。

江姐中等身材，丈夫彭咏梧，又名彭涛。江的任务是交通员。特务把与她并肩战斗的同志都弄来会审，逼她承认。她知道说不脱了，顽强抵抗：“不知道”或根本不开腔。特务就用刑，用上几根圆竹棍夹在手指中间，一个土机器用力绞。十指连心，江竹筠就昏死过去了。用冷水泼，醒来时逼她招供，回答仍然是“不知道”。被抬出来后，她单独住一个房间。手指受刑过重，不能活动，打饭、吃饭都没法，狱方另派一政治犯去照顾她。

江姐的坚贞不屈，激发起了难友们的同情，我们借机发动慰问。有的送一块肥皂，有的一勺白糖，有的送草纸，上面还写上鼓励的话。总之，各尽其有。有个难友送了一大块白布，告诉她布撕成条，把脚镣缠起来，以免擦伤脚；再用布条把脚镣提起来系在腰间，减轻脚的负荷，行走就方便了。我们的慰问对她鼓舞很大。

第二天下午又被提去审问，用刑，又昏死过去。待她慢慢舒缓过来，徐远举软化她说：“江竹筠，你的问题是明白的，是共产党员，证据确凿，这是不容怀疑的。你的上级、同志，统统都在这里。我替你想个办法，我们两边都省事：只要你承认是共产党员，案子就定了，其他的人和事，通通不问了。这样，你也免得经常应付受苦，我们也省事。”小江寻思了一阵，坚定地说：“我承认我是共产党员，其他的人和事一概不知道。”

消息传下来，难友们对她的凛然大义，表示由衷的敬佩。大家唱歌，送食品，齐声赞颂她。何雪松写了一首散文诗《灵魂颂》：

灵魂颂
——献给小江

你又镣铐着回来了
毒刑没有屈服你的忠贞
同志因你的忠贞而安全
革命工作因你的忠贞而沸腾
你是索菲娅的精灵
你是丹娘的化身
……啊，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优秀儿女的典型
叛徒见你而战栗
敌人见你而震惊
你今天的事迹
将化成美的旋律
成为千万人颂赞的歌声
姑娘啊，你在那边呻吟
我们却十分痛心（田一平潸然泪下）
请将息你的创伤
我们将熬过这深沉的黑夜
迎接那霞光焕发的朝暾、朝暾

这首诗由难友古承铄谱成曲，狱中难友人人会唱。

像这样动人的事，我记得还有一位刘国志。他是因《挺进报》案而被捕。哥哥刘航琛，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国民党财政部副部长，政界要人。五哥，香港美丰银行经理，金融大亨。五哥专为他坐飞机到重庆筹划营救，知道徐远举有些私产存放在省建设厅长何北衡那里，就通过何北衡找到徐远举。五哥开门见山：“希望你放人，我愿出200条黄金。”徐远举说：“只要他承认退党，我就放他出来。”在二处三方（刘国志、刘的五哥、徐远举）会面。他哥哥就去给刘国志说这个条件：“你出狱后，环境很困难。只要你出来，我就送你到美国。”可是，刘国志却不答应这个条件而未能出去，后来被送到白公馆去了。

还有罗广斌，当时是个学生，因《挺进报》遭破坏而被捕，关在渣滓洞。他母亲要罗广文营救。罗当时是兵团司令，以杀害共产党而闻名，被称为“七十二将军”。罗广文向徐远举要求释放罗广斌，徐没有答应，只说：“决不加害于他。”几天后，就被送到白公馆去了。

1948年底，眼看胜利在望，我们担心黎明前的黑夜敌人会下毒手，便分头去做狱中管理人员的工作，以争取分化他们。这一招果然见效。仲秋原去联系管我们的大黄、小黄。那时所有难友都害疟疾，仲秋原从外面得到的“阿的平”就靠大黄、小黄传递，使难友们得到及时救治。我和胡春浦也做了他们的工作。胡问小黄：“你姓黄，认不认得国民党省党部主委黄季陆？”小黄说：“我不认识。”胡春浦说：“我同他沾了一点亲，熟得很。对我们这些人希望你高抬贵手。”

那时，形势已趋明朗，国民党崩溃已成定局。牢内管理比较松。大家讨论1949年元旦要好好过一下，要先约定：早上以警卫连的起床号为准，齐集院坝进行庆祝。而结果呢，这天除值日以外都放假，警卫连也不吹起床号。预定的以齐唱洞歌开始，而改由女室的出来带头唱。洞歌就是文天祥的《正气歌》的头一段，是我们每个人进去时都要学会的。

当天，蒋介石下野，大家兴奋异常，各室相互拜年。平常不准交谈、不准进别人的牢室，而这时我们却拜起年来了，互致问候。女室有一刚满月的女婴，我们都叫她“监狱之花”。女难友把“监狱之花”打扮起来抱到各室拜年，叔叔们给她的贺年礼是糖果、一小块肥皂、一块布等等。

继后是篮球赛。球赛时一群人站在台阶上围成人墙，难友们在人墙后会见交谈，交换情报，预留遗嘱。球赛以后是杂耍。剧作家屈楚睡在木板上，以石臼置于腹上表演气功。南林学院教授罗克汀唱起了霸王鞭，还编了舞，由一个难友挥“鞭”跳，兴之所至，随情发挥。这时，有人还唱起了秘密流行的《茶馆小调》、《古怪歌》。歌词是：

半夜三更里，老虎闯进门，
我们问它来做什么，它说保护小绵羊。
古怪多，古怪多，古怪呀多！
清早走进城，只见狗咬人，
只许它汪汪叫，不许大家来说话。
古怪多，古怪呀多。

难友们想起了郭沫若的诗句：“监狱中囚徒也要唱唱情歌”，以抒发对人间幸福温馨的憧憬。于是唱起了北方小曲：“三月桃花开，情郎带信来，传书代信要一个荷包袋。绣一支船，船上张着帆，此中的情意，情郎你去猜。二绣鸳鸯鸟，栖息在河边，你偎我依，永远不分开。”

突然难友中传出了革命歌曲：“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出了门。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一起，难友们更加振奋，齐声唱和。几个女难友扭起了秧歌舞，大家都跟着跳起来。唱呀，跳呀，简直把集中营的处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晚上，监狱内给我们准备了晚饭，每人二两肉、二两酒。各人举着酒杯，到别的牢室找自己的熟人敬酒，欢乐一团。

我们在狱中的斗争、活动，与外界党、盟组织有无联系呢？有的，但这种联系是个别的而不是有组织的。例如胡春浦，通过肖宗鼎用鸦片烟去收买了一个有鸦片瘾的刘管理员。胡写了一封信，请他到重庆城内一商号去取100万元，另给刘管理员50万元。结果姓刘的把100万元吃了，只给胡春浦50万元。但胡春浦问的暗号却得到了答复。后来我问过重庆的党员，他们是否有组织联系，也说没有。

鉴于当时消息来源不可靠，我们但心上当受骗，觉得有集中统一的必要。我们五个人：我、胡春浦、仲秋原、肖宗鼎、重庆一位音乐教师古承铄，常常在一起开会研究。我是狱中难友不公开的带头人，无名称，无党组织，与外界也没有接触联系，指挥了一些活动。如元旦活动，那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我们几个常常在一起研究分析外来的消息，研究以后再传下去，以免上当。

消息的来源：一是新来的难友；二是难友家中的信，其中往往有一些隐晦含蓄涉及政治时事的内容；三是狱中医官处的医生。他姓刘，为特务机构服务但未加入军统，与难友杨秉玺是山东老乡，他们常有接触。交谈中，刘医官要透露一些消息；四是带进来的包东西的旧报纸。一次从一个难友处得到的一张包腊肉的旧报纸上面有“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的大好消息，我们欣喜异常，立刻将此消息传达到各牢室，并布置各寝室于当晚以各种方式庆祝。

自庆祝元旦以后，难友仍余兴未尽，每日高谈阔论，似乎胜利就在眼前，指日可待了。特务们预感其前途末路，各种手法交替使用，有时又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我们的对策则是区分善恶，认清伎俩，巧妙应付，避其锋芒。

例如，李毓樽送钱给我的事，由特务、队长徐桂林来通知我，叫我理好发，穿好衣服，跟随他坐上一辆吉普车。司机问“到哪里？”他说：“到大队部。”所谓大队部的地方，我依稀记得是一排平房，约有十来间房子。所长李雷也同车来，喊我下车，说：“叫你来会一个老朋友。”我问：“谁呢？”他说：“老李，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在会客室坐定。一会儿进来一个人，哦，原来是李毓樽。这个李毓樽，我在白公馆那一段里已经详细谈过了。此时此地见到他，很感意外。他问：“这些年来你一直在搞民盟的工作？”他没有说我是共产党，我就放心了。于是我说：“是的，我就是搞民盟工作。”“你们民盟对时局有什么看法？”我说：“我们民盟是中间派，对时局是中立的眼光，希望国共两党不打仗，很好地合作。”沉默片刻，他在身上摸了一下，拿出三叠金元券，“送你拿去作零用。”我说：“牢里的规矩是犯人不准直接收钱。”我没有接钱，他就分手了。

过了两天，我想，这些钱可以为难友做些事，就写了一个条子取100元，买了肥皂、白糖之类东西分送有困难的难友，如伍时英、罗启维。又过一个星期，写了条子又取100元，这次的钱所买的东西多数由肖宗鼎转送。还剩100元，在我由渣滓洞转到杨家山之前，写了一张取钱的条子，委托肖宗鼎把钱取出来分送给女室，如女婴“监狱之花”的母亲左大姐。

在渣滓洞还有几件值得回忆的事。

一是明昭同志。陶敬之从宜昌被捕来了。我问他：“是‘小民革’的问题么？”他说：“不是。”“还有些什么人？”“还有明昭，可能他们要抓他。”难友小李冒冒失失地到房里大声说：“啊，还有姓明的呀！”我就注意了，是不是明昭被抓来了。果然，我看见了他。我就写了一个条子：“我是民主同盟，如问及，只说我们是一般的同事关系。”我伯他不留心暴露出我是党员，悄悄叫肖宗鼎去交给他。于是肖宗鼎把字条夹在草纸里，到明昭的牢房门外叫：“呃，要不要手纸啊？”明昭背着身，没听着。他又叫：“高个子，要不要手纸？”他回头看到肖宗鼎，明白了，说：“我要手纸。”这样，情况就沟通了。

明昭是一个好同志，是我发展的党员。他原来不叫明昭，曾经是毛主席在广州办的农民讲习所的学生，回到綦江搞农民暴动，失败后跑了，改名为明昭，籍贯也改成江津，一直混迹在川军里工作。1937年，他在刘湘的武德励进会、罗忠信下面工作，也是他那个团里的连长。我那时是武德励进会的组织股长，我发展了他入党，跟黄子万我们三人一个支部，我是支部书记。后来，他又到阆中“川陕鄂边绥靖主任公署”当中校参谋，随后又到黔江“川黔湘鄂边绥靖主任公署”暗中继续搞革命工作。公署主任是潘文华，他不在那里，参谋长是杨续云。当时一些地下党员刘兆丰、谢若英等在秀山中学教书，被特务逮捕了，要被押走。是明昭他们在下面活动，又说通了杨续云出面，不同意特务捕人，说这个地区的事都应由主任公署管，并派人把这些被捕的人劫来关在黔江的公署里。接着又把公署属下的干部子女弄来办补习班，请这些被关的老师当教员，使他们得到了初步的自由。后来释放这几个同志时，公署还出面办了酒席，欢送他们。这中间，明昭做了不少工作。以后他又到了宜昌，与陶敬之等一齐被捕了。

明昭在渣滓洞被审讯多次，只承认了自己是党员，但没有涉及任何其他的人。我批评他，不该承认。他说：“那些同案的人都在那里逼着抵硬了，我只好承认自己，不牵连别人。比如追问我的介绍人是谁，我只说了一个姓白的，是已经死了的，而没有说你。”

后来渣滓洞来了指导员叫白佑生，要办墙报《新生壁报》，企图欺骗难友上当“下水”，还来缠我要我写文章。我说：“我不会写，我虽办报是搞行政事务的。”推掉了。壁报办了两期，都是应付。胡启芬写过一篇文章《主啊，阿门》，是圣经上抄来的。兰又耕也写了，写他在学校如何组织球队打球的事。明昭不该写了一篇这样的题目《我找到了新生之路》，说的是他流离漂泊坎坷一生的故事，其中完全没谈到政治。他这个人很坚强，就是粗一些。解放初，凡参加《新生壁报》写过文章的都不被理解，尤其明昭因他写的题目不对，几乎被定成叛徒。幸而经他的子女多方申诉，才得到昭雪。

我们在里面，虽是共同对付特务，但难友之间也有内部矛盾。如胡春浦与肖宗鼎的误会。肖宗鼎是大家公推出来的小卖部的经理，他经常利用他的身份往来于各个牢室之间，传递消息，互通情报，帮大家办了许多好事。胡春浦表示看不惯他的那一副窝囊相，过份卑躬屈膝讨好大家，甚至特务，因此经常骂他。他俩吵了多次，甚至动起手来。是我劝阻了他们。我劝胡春浦，说：“肖宗鼎是同志，是难友，他的种种表现，是逼着装出来的嘛！”胡说：“装也装得太过份了。”我说：“要换他不当经理，容易。不过，另外推人，他能为我们传达消息，按我们的意见做工作么？”这样，他俩才没再闹了。

另一件是敌人内部的荒唐事。谣传川东要武装暴动，徐远举亲自到万县，会同万县专员集中了两团兵力，把忠县附近几县都围起来了，抓了一批人，关在渣滓洞。特务审问其中一青年叫小林的，问不出就上刑，逼他写了一个暴动的计划，说是忠县附近几县的军政要人、团总、警察局长、民团大队长等许多人，某月某日在某家楼上开会，商议了一个暴动的总计划等等。于是，特务根据供词又去抓了一批军政当局人员，关在渣滓洞。

我们房里送来一个民团大队长。他一进房来气焰很高，说他功劳很大，消灭了若干若干“匪徒”，抓他纯属诬陷。我们全房的人都恨他，想法整他。他本可同难友共同睡一床的，我们都要他睡地下。房里建立一条规则：不准谈案情、不准高声说话、不准吐痰等等。有一夜，他吐了一口痰，被房里小罗发现了就骂他，罚他值日一星期（我们原是每人值日一天）。后来又抓住他的错误，罚了几次。他向管理员诉苦，管理员说：“你犯了错误，受罚，我们也没法。”

不久，抓来的二十多人，会审几次，才发现是假案。法官大怒，问小林：“你为何如此制造假案，害我们四方奔跑？”小林说：“是你们重刑审我，我没办法，只好编假的呀！”

我们被关进渣滓洞后，将近一年时间里，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件。特别是在1949年11月，白公馆、渣滓洞的部分难友，在国民党的大屠杀中死里逃生，那是非常惊心动魄的。解放后听肖宗鼎说：

大屠杀之夜，解放军的炮声已近清晰可闻，前途末路的特务们决心下毒手了。计划先杀渣滓洞的，后杀白公馆的。白公馆的特务先集中到渣滓洞，参与屠杀。把楼上的难友通通集中到楼下，锁上房门。肖宗鼎眼看形势险恶，死神就要降临，就躲到屋角里估计射杀不到的地方。特务用机枪一阵扫射，难友们顷刻纷纷倒在血泊中，倒在他身上。特务们射杀之后又进门补射，却没有发现他。特务们还要焚尸灭迹，掩盖其血腥罪行，用汽油泼在房上。一时熊熊大火，特务们惊恐地跑向白公馆。肖宗鼎眼看大火临近，决心冲出火海。此时天色漆黑，万籁俱寂，他顺着围墙匍匐爬行，恰好围墙有一缺口，就这样逃出来了。

白公馆那边，特务们参与渣滓洞的屠杀去了，只剩下一个兵看守。这个兵是四川人。千钧一发，大家都做他的工作，动之以乡情，劝他把锁着的牢房打开，把人放出来。他不敢开。但是大家的劝说终于触动了他的感情，他把钥匙放在窗台上，跑了。难友们打开牢门，朝山谷丛林奔跑。特务们从渣滓洞屠杀之后回来准备下手，殊不知全部跑光，打起电筒四处追杀。被照到的就牺牲了，多数跑脱了，藏匿于山地丛林，几天不敢出来。罗广斌也是这样逃出来的。难友们后被农民发现，始知已获解放，遂得以重见天日。

《四个监狱》之四——杨家山

我们刚刚庆祝了1949年元旦，不断有淮海战役结束、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和谈的声明》、蒋介石被迫下野等好消息传来。李宗仁在和谈中求生存。我们全体难友心情十分激动，希望形势朝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同时也警惕着敌人会狗急跳墙，对我们这些人下毒手。因此我们作好了充分思想准备。

正在此时，管理员突然通知我们收拾行李。被通知的有我、阳明、李康、兰又耕四人。要分手了，大家不知道去哪儿，将要发生什么事。胡春浦叫难友们站起来唱洞歌，为我们送行。悲壮的气氛感染了我们，慷慨悲歌歌一曲，成仁取义何所惧。

我们四人由特务押着，同上一辆吉普车。车行弯弯曲曲，越过山岗，驶过丛林，来到一个山谷。两山对峙，中间地带狭长而平缓，但觉浓荫蔽空，隔离天日，又是一个魔窟。公路直入谷中，谷中三道铁丝网，蜿蜒于山巅之上。每道铁丝网有一木门，过了第三道门，就是一个小山岗了。山岗上有一排楼房，一楼一底，楼上七间。我们就住头一间。这间房的窗子用木板钉得严严实实，灰尘很厚，长久无人居住。

当晚，李荫枫也来了。室内共是五人。我和李康的铺紧挨着。半夜我问他这是什么地方，他说是“研究室”，但不知道是什么研究。隔壁有特务监守着，我们不敢多说。

第二天，徐远举带进一个人来，对我们说：“他是龚国彦主任，这里的事他负责。我不是要你们读些书、搞些研究么，这就听他的安排。”于是，龚就指定我们把楼上另一头的房子当学习室。当时也没有布置怎样学习、研究。就是让特务每天带我们上山砍柴，供煮饭用。

我们住的楼房下面一排房子，有一半堆了许多木料，说是此处还要扩建，后因时局变化就空起了。我们住的楼房后面又是一个小山岗，岗上有一排库房，有五六十个武装人员在看守。对面山岗上也有一排房子，那是美国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的旧址。办事处背后的山岗即松林坡，叶挺、廖承志、杨虎城都关在附近。就在这山岗与山岗之间，有一块坝子，靠公路边有几十间平房。重庆特务机关渝站就在这些平房里。我们这个山谷地原叫杨家山，而我们就把我们住的牢房楼叫杨家山。

一天去砍柴，远远看见一个老头模样的人向我们这边健步走来。我想等他走近时仔细看一看，谁知快要走近了，特务喊我们朝另一个方向走，没有看清那人的面孔。有时，草坝上出现一个青年，年纪不大而头发已花白。特务告诉我们，那老的是杨虎城，那青年是他儿子。不几天夜里，后面山上马达声、汽笛声响得很紧。李康爬近我的床沿问：“你听见了鸣？今晚恐怕要出事。”我说：“你把衣服穿好，躺在床上等候动静。”天亮后，小特务告诉我们，杨虎城一家被送到贵州息烽去了。

这时，徐远举又引一个人来到学习室，介绍说：“这是骆俊明主任，这里的事改由他负责。”原来管我们的主任龚国彦带队押送杨虎城到贵州去了。骆是军统局上校，密码专家。当时，他也没提出要我们读什么、研究什么，只是同意我们看报纸了，给我们送来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

后来，一天，一个管理人员鬼头鬼脑地冒了一句：“成都要送一个大东西（大人物）来！”我们听了就猜，但猜不出。过两天，徐远举带着一大批人从山岗下走过来了，气氛和往常不一样。我一看，糟了！走在前头的竟是蒲华辅（他本姓陈，以中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蒲任川康特委书记。省委委员刘国定叛变，供出了他，在成都被捕。他和我相识。我一时很紧张，是不是他知道我在这里，带起特务来找我？后来果真是这样，徐远举就会对我说：“好呀，田一平，你装得真像，把我们哄了这么久，原来是真正的共产党。”我想，如果蒲华辅真的认出了我，特务一定上楼把门堵死，终不免一死。与其受尽折磨而死，不如现在从窗子上跳出去，死个痛快。我作好了思想准备，就叫兰又耕看着这帮人的动静，看着是不是朝这楼房走来，快走近门口就喊我。当时我的神情紧张极了。

结果他们却走到后面去了。我才松了一口气。蒲华辅就住在后面小山岗上那一排房子里。后来他的妻子、两个小孩也都住在那里。我找李荫枫去给他打招呼：“田一平也关在这里的，希望你说话注意。”

有一天，我约蒲在厕所里见面。蒲说：“这一次损失很大。如果有人问你，你家中的人收到共产党的钱没有，你就说，这是共产党收买民主人士的阴谋。”我完全不懂这个话的意思，他也不解释，说完就走了。有次吃饭时，蒲和我们坐在一桌，我发现他吃饭拈菜手是抖的，看来是受了刑。后来听说，他交代不彻底被枪毙在监狱里了。

这以后不久，李荫枫迁走了，他被搬到原渝站那边去了。分手时，我们约了相互联络的暗号：在报纸上打点点。因为我们看的报纸，按规定可以在我们几人中传递。除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外，李康又得到一批过时的报纸。我们白天看新报，晚上看旧报纸。我们看过的报纸，骆主任叫管理人员给李荫枫送过去。我们就通过这个渠道、以这种方式传递信息，并未引起特务的注意。例如：我们突然被搬到杨家山公路对面的丛林后的平房住的原因，就是李荫枫告诉我们的。他说：特务渝站要开一个西南区特务大会，有一百多人参加，需要房子，才要我们搬走的。

终于，骆主任向我们提出要求了：“你们每天都在看报，你们把报纸上的事摘录下来，写成材料送给我。”我们几个紧急商议，如何办？特务的命令不能硬抗，还是得应付。于是我们就分工，把李荫枫也纳入进来：他负责政治部分，我负责军事部分，李康负责社会经济，兰又耕写教育，阳明写国际部分。每天分头看报，星期五综合研究，星期六分头写，星期天把各人写的合拢来作为集体材料送出去。

我们完全不清楚敌人要搞什么阴谋花招，只得小心谨慎地对付。既要提高警惕，谨防敌人下毒手，又要防备被敌人拉下水。因为特务对我们表面上放得松，实质上仍然是严密控制。表面上的松，不过是一种手法，我们千万大意不得。说话、写文章，很注意保持中间态度，严格站在民盟立场。国民党的书报上写的所谓“共匪”、“共军”，我们改写成“共党”、“共军”。稍不注意，就会被敌人篡改歪曲，为国民党作宣传，这样就被他们利用了。我们只得虚与委蛇，敷衍应付，大约只写了四五篇就中止了。

当时，徐远举拿了一份材料给我们看，要我们研究研究。一看题目是《四川袍哥问题》。我和李康认为，我们不是袍哥，对这一套完全不懂，就搁置起来，并未研究（解放后才知道这份材料是李荫枫写的）。

1949年3月31日上午，管我们伙食的特务早上进城，赓即就回来了。不象往常每次进城耍三四天才回来，我们觉得有点奇怪。这个人鬼鬼祟祟地向兰又耕说：“要放你们了。”我们对他们的话照例不相信，以为是骗人的，说不定还会有坏事发生。

过一会，骆俊明派人来叫我、李康、兰又耕三个人到图书室去，不说什么事，只叫坐着等。另派人去检查我们的行李，送到大门口去了，而他自己连话都不说就走进去了。使我们满腹猜疑、面面相觑。天快黑了，骆的妻子摆出三个杯筷、一壶酒、四碟菜，“请我们吃。”我们想：这是不是临刑前的“赏酒饭”？我们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看来气氛不像是受刑的样子，猜疑不定。管它的，吃了再说。

饭后日落黄昏，特务把我们三人押向图书馆后面一条荆棘丛生的小路。我们一边走，一边想：图书馆前面有条公路直通外面，为什么不走前面而走这条小路？莫不是前面山坡上已经挖好了土坑，枪毙后就掩埋在那里。我心想，死要死得壮烈，决不下跪求饶。

可是特务跟随前行，一直平平静静，没有特别动作。走了一段小路后走到公路上了。天已黑，看不清方向，只见有二三十人先在那里。有一青年悄悄告诉我：已经走了两批，我们是第三批了。特务叫各人检查各人的行李。又有特务在室内高喊：“进来签字！”我们鱼贯而入，在昏暗的油灯下一人发了一张纸条，上面印着：“蒙政府释放，今后遵守政府法令，如有违反，将受到严厉处罚。”我们签了字，无人例外，这是出狱人员的例行手续。接着小特务头子雷天元训话，意思和条子上所写的差不多。

门口停了一部大卡车。二三十人一齐上车，特务数人也上了车，然后向黑暗中开去。一会我们看到了磁器口，我们中有一个人下了车。后来到沙坪坝又一人下车。继续开向了重庆市内，停在特园路鲜英家的大门口。

这时，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确实被释放了！

当夜，家在重庆的就回去了，我们在鲜英家住宿。有唐弘仁以及《民主报》的朋友们。大家兴奋不已，热烈地交谈。民盟重庆市委负责人告诉我们，蒋介石下台前就作好了军事布置，妄图以“固守四川，确保大西南”的决策为依托，反共复辟，派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是四川人，来川前去上海会见张澜主席，很客气地向他请示有什么指示。表老说：“时局已经明朗，不可逆转。四川关了几十个盟员，现在应该释放了罢！”张群答应回川就放。

于是张群指令行辕二处负责清理，民盟方面由范朴斋出面交涉。范朴斋曾经当过甘肃民政厅副厅长，与国民党要人张群、朱绍良有旧。这时李宗仁上台，要同中共和谈，且已定于4月1日南京和谈代表团飞往北平。为了扩大和谈声势，表示和谈“诚意”，国民党在好几个地方同时释放了一批政治犯。我们这部分以盟员名义，连同第二天释放的王国龙、兰又耕、熊复嘉等共有23人。

第二天中午，由民盟重庆市委招待全体出狱盟员在鲜英家欢宴，合影留念。握手告别，互相激励。

我回想起一年零八个月的铁窗生活，在将军衙门、白公馆、渣滓洞、杨家山四个监狱里，几经险恶，准备牺牲，而今竟然得以走出这黑沉沉的大门、带刺的铁篱。在这最后胜利的紧要关头，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决心要为难友们报仇，完成他们的遗愿。

在特园作了短暂的休息之后，立即回到我曾经战斗过的蓉城继续战斗。

这个时候，获悉胡春浦同志于1949年5月出狱了。他的获释，其一是得了当时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的帮助。以前他也得到过他的多方帮助。当时任重庆绥靖公署参谋长肖毅肃是向传义的老部下，而肖对释放政治犯有审批大权，因此向传义发电报叫他释放胡春浦。其二，当时胡的妻兄刘仲武是国民党西南空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妻兄请西南空军司令晏玉琮向徐远举说情。二者皆说胡春浦是商人。他很快回到了成都。

我、胡春浦、罗髫渔、易以之等再次会合，联络一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为了适应当时复杂而繁重任务的需要，在1949年9月将我们原来的“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小组”改名为“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利用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经过艰苦努力，为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奔走。我们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密切接触，对他们的起义起了应有的促进作用；我们还策反了李振兵团、董长安兵团、成都市自卫队、警察部队，策反了成都空军，保卫了机场。

我们事后详细地向党中央汇报了我们的工作情况。经党中央审查后，于1984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文，正式承认“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小组”为党的组织，并且还肯定了它的工作和作用。这一光荣的结果，是我们对国民党残酷迫害、杀戮的广大难友们的献礼，广大的难友们从此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吧。

后记

一、在那推翻三座大山、天翻地覆、激烈动荡、极为紧张的时期，我在四个魔窟、监狱被关禁了十八个月。在这特殊的战场上，难友们的悲壮而伟大的事迹，随时都在我脑子里回绕、盘旋，我随时都在怀念他们。现在，我谨把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他们怎样在敌人的摧残下生活和与之周旋、搏斗的一些情况，向党向人民汇报，作为向难友们的纪念，并借此向他们致最崇高的敬意！

二、今年，我已八十有七了。双腿骨折，不能行动已八年，患有糖尿病、白内障等多种疾病，身体极为虚弱，记忆力衰退，往事忘记很多。手也发抖，不能书写，只能将过去的真实情况的梗概口述出来，请何伦俊先生、谢尊荣同志记录、整理。遗漏错误之处，一定不少，请知情的同志和难友加以修正或补充。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纪念田一平同志

楚图南

1992年12月14日，田一平同志托蒋阜南同志来京参加民盟“七大”之便，将他写的回忆录转我征求意见。当时我因患病住院，为照顾我的治疗和恢复，没有将稿件转我。待到1994年3月，我身体有所康复，才看到田一平的回忆稿本。田一平同志已于1993年2月作古，这篇稿件竟成了遗稿。今日看到田一平同志的遗稿，我的悲痛和感慨是很深的。

二十年代初，田一平同志在昆明省立第一中学求学，我当时在该校任教，知道田一平是一位追求进步的青年。此后他到广东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并受党的委派，长期在滇军及川军中从事统战及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后一直在成都从事民盟的工作，并受命对川军各部开展工作，以期他们在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的斗争中逐渐站到人民一边，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

应该说，由于周恩來同志的安排部署，田一平同志先是加入“小民革”，后来又在《华西晚报》，与胡春浦、罗髫渔同志一起做了很多工作。其间曾身陷囹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中美合作所（即臭名昭著的“渣滓洞”）等地，进行英勇机智的斗争，并经营救脱险，成为从“渣滓洞”中生还的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解放后，我奉命派到西南负责主持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同时受命对西南的盟务进行整理。一平同志由成都调到重庆，在民盟西南特派员办事处任职，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这样我和田一平同志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几乎是朝夕相处。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在极为繁忙、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共同工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西南面临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以及支持抗美援朝、恢复社会秩序等工作。此外接管各级学校、清理民盟的组织，任务是艰巨的，情况很复杂，困难很多。我们紧紧依靠中共西南局的领导，负责统战工作的程子健同志和负责文教工作的张际春同志，乃至在川北工作的胡耀邦同志都给我们许多帮助和支持，使我们得以较顺利地完成了对各种文化教育机构的接管，而且也在极为复杂的条件下清理了民盟的组织，团结了多数知识分子，使他们较为顺利地适应了解放初期的形势，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田一平同志在这期间的工作，无论从品格和作风上都是无可指责的，并应得到尊敬的。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好同志，在“文革”浩劫中，也没有逃脱厄运，遭到被捕关押的极不公正对待，关押及丧失自由、遭受迫害时间之长甚至超过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牢狱的经历。直到1975年，胡愈之同志及我随全国人大、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到四川时，我们向当时的四川省“革委会”提出要会见田一平同志，却遭到拒绝。这种情况，使胡愈之和我深为忧虑。胡愈之和我给当时四川省“革委会”主任李大章写了一封信，要求解决田一平同志的问题，让他早日出来重新负责民盟的工作。我至今仍记得胡愈之以激愤的心情，连夜在住地愤笔疾书的情景，这是胡愈之为保护同志“义见轻风浪”的又一例证。

在胡愈之和我写信后，听说田一平同志的处境稍有改善。但是直到“四人帮”垮台后，田一平同志的问题才得以平反，重新回到党组织的队伍中来，并继续负责民盟在四川恢复活动的工作。这一段工作也是相当艰难的，应该说田一平同志是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这才使四川的盟务工作逐渐有了更好的局面。在这期间，田一平同志和前几年去世的彭迪先、潘大逵等同志一样，是应该受到尊敬和怀念的。

今天我看到田一平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监牢中的记实回忆录，想起他耿直、热诚、朴实、正派的一生，想起他为人民事业所经受过的种种磨难和考验。希望今天的青年们能够理解象田一平这样老一辈的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事业，曾有过多么艰苦卓绝而又英勇机智的斗争。我谨以此文悼念田一平同志。

（1993年3月11日）

自贡和平解放简述

杨续云

关于自贡市和平解放的史料，我曾于1949年10月写《自贡市和平解放亲身经历》（注），此书比较翔实完整。现为节约篇幅，只略述一些重要事实，供修史参考。

一、回自贡工作的因由

1949年2月底，我从汉口返回重庆，潘文华对我说：“上月自乾（刘文辉）和晋康（邓锡侯）来重庆，我们秘密商订，分头准备，阻止破坏，互相配合，待机起义。你既回来，就在我身边直接帮助我工作。”于是，我就在重庆留了下来。

曾稚松也是自贡人，盐商、国大代表，同我是互相信任的总角交朋友。他在井、渝两地都有家，我常去他家里。1949年5月中旬，我把在潘文华处得到的中共中央《约法八章》带去给他看。他指着第二章说：“这是资本家渴望得到的定心丸！”并兴奋地说：“咱们一同回去，保护盐场，为地方作件大好事，同时也开辟自己的新出路。”

第二天，我去见潘文华，汇报我同曾稚松交谈的情况。潘听后沉思片刻，说：“我身体不好，事情又繁重，是离不开你的。但盐都的工作太重要，经过反复衡量，同意你回去，把自贡作为川康的一环抓起来。”潘既同意，我向他要了五份中共中央《约法八章》，于5月31日回到久别的家乡——自贡。曾稚松于6月2日回到自贡。

我幺姑有一儿子王杰先，是军统特务，一直在省外活动。我刚回重庆的第二天晚上他就找着我，说：“二哥（我在家庭排行第二），请你指教新的出路。”我回答说：“今后听我的话行动，到时带你一同进入起义大门。”为了避免引起其他特务的注意，我让他提前几天回老家，深入军统内部，了解动向，并约定在他堂兄王子巖家和我秘密联系。后来他及时向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情报。

二、在自贡初步开展的工作

我回家后第二天就去看望住在慧生公园的少年好友刘济周，在他家遇到了甘绩丕、吕尚功和市参议长李秉熙。甘和我是潘文华集团的老同事，我对他知之颇详。由于有吕、李两个军统头目在场，交谈不能不有所警惕。寒喧几句，我首先向甘道贺荣任市长。甘说：“方公（王陵基）对甫公（刘湘）旧人很重视，发表刘树成、穆瀛洲任雷马屏峨沐守备正、副司令，光汉（彭焕章）任宜宾专员，派我来接管斯职。”我敷衍了几句，就离开了。

为了表示地主之谊，6月6日柬请甘绩丕到我云村家里吃饭。席间我向甘说：“盐都凋敝，希望你来起死回生。”甘回答说：“盐都兴替，责在盐都王，旁人何能代劳？我来此是为方公看守斯土，其他非所问也。”这说明他是来替王陵基控制自贡市的。

我抵家第三天即同曾稚松在盐商中开始应酬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表明：我是感到时局动乱，厌倦了30年的军人生活，脱下军服，回家作老百姓，与家人和家乡父老相聚叙旧。我只对大盐商老友王绩良谈了回家的意图。后来王在盐商上层作了一些工作，也为我提供过交通工具和一定的活动经费。

大约在6月中旬，曾稚松带着郭剑虹（中统自贡组训股长、《川中日报》社长、当地袍哥组织实力最大的孝义会舵把子）来我家里，向我介绍说：“剑虹一向以父执事我，虽然走错了路，但脑筋不顽固。我把《约法八章》给他看了，他急切要求来见你，面聆你的指教。对他你尽可放心，不会出岔。”我向郭说：“我们虽不认识，曾二爷信得过，我一样寄以信任。走错了路，可以回头嘛！共产党的政策，只要改过自新，就既往不咎。今后立功的机会很多，即使有罪，立功可以赎罪，而且立大功还可以受奖。”从那以后，郭剑虹不断向我提供重要情报。到11月中旬，自贡市戒严指挥部成立时，我安排他任指挥部少校秘书，直到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都跟在我身边，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从5月底回家到8月中旬去成都之前的两个多月里，我还摸清了以下情况：

（一）特务的势力和动态。一是以市参议长李秉熙、市警察局长吕尚功、国民党市党部书记胥光禄、区长李敬恕、李吉林，青红帮袍哥舵把子黄永清等为首的是军统特务，其中有一部分还受国防部第二厅双重领导。二是以“清共委员会”负责人喻若文、郭剑虹、甘康平、辜崇皋、朱玉书为头目的中统特务。两系特务数百人，持有手枪二百多支，遍布自贡市各阶层。军统控制的另一特务组织——市警察局，共拥有旧式步枪二百余支的武装。这些恶势力，其中大部分仍以捣乱、破坏、明捕暗杀为手段，进行反共反人民；而小部分面临树倒猢狲散前夕，也在找门道寻出路。

（二）当地武装力量。当时有盐警、自卫常备大队和侦缉队三支地方武装。盐警武装由川康盐务管理局警务处长程正昱率领，共有十二个中队，装备比较新式，不带特务色彩。自卫常备大队由李任坚任队长，是纯地方性的，相当于三个连的营，拥有捷克式轻机枪九挺，约有三百支较好的步枪和驳壳枪。侦缉队由朱寿庭（孝义会袍哥舵把子）任队长，持有五十余支驳壳枪，其成员全是孝义会的兄弟，大部分与中统有关系。而曾稚松能完全控制住侦缉队，后来成了我可靠的警卫队。

（三）盐产状况和盐商动态。由于蒋管区急剧缩小，所产食盐运销无路，造成积压，生产瘫痪，发不起工资，每月只给少数生活费，职工生活极度困难，劳资关系紧张。加之特务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来了，要没收一切资本，消灭所有资本家。”一般盐业大小资本家，不明真相，极度恐慌，有的准备逃往缅甸，有的准备逃往新加坡，还有个别的打算逃往台湾。我把《约法八章》给王绩良和有亲谊关系的颜心畬看，再由曾稚松向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园、罗华陔、宋锡九、余远青等上层盐商传阅，并向他们宣传共产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劝告他们不可轻信谣言，抛弃自己辛勤缔造的产业，才把这些彷徨恐慌的资本家稳定下来。

三、赴成都找地下党

8月中旬，我向曾稚松说：“我在汉口住了两年，同地下党的联系早已中断。目前必须找到地下党，我们的工作才有依靠和根据。我打算到成都找郭勋祺介绍关系。但军统特务对我有疑忌，要打出一个幌子才好掩护。”曾说：“这容易，我去办。”即由盐商联合办事处推举我和曾作代表，备文向省政府呼吁，要求转请广州中央政府，贷给大笔现款，以救眉急。

于是我和曾打着盐商代表的招牌，坐着王绩良提供的小吉普车向成都进发。在出发前做了以下布置：委托孙尔嘉多与程正昱联系，继续了解盐管局和盐警动向；指示郭剑虹、王文缉（王绩良堂弟、中统分子）、曾揆一（曾稚松长子、中统分子）掌握中统动向，积极做转化和分化工作；安排王杰先了解军统的打算、动向和对我的态度。

抵达成都后，首先我们去省政府见王陵基。而王则飞往重庆，给他的秘书长孟广澎做了交待，说：“这两位是自贡来的请愿代表，杨代表是跟我多年的旧人，只要省府办得到的事就尽量支持。”孟对来文加上批语，电转广州中央政府，得到的回答是：“财政支绌，暂从缓议。”

我们到成都的主要目的是找郭勋祺，而郭被特务跟踪，转移乡间。在9月上旬，见到了陆大同学杨家祯，经他介绍找到李维嘉同志领导的地下党“川康边留蓉工作部”的唐星平同志（1959年病逝），同我在东胜街杨的家里，密谈了三个早晨。

前两次，唐听了我介绍自贡市的情况和临行前的几点布置后对我说：“正如你所知道的，自贡从抗战以来就被国民党特务盘踞，那里地下党又遭几次严重破坏。据我们掌握的确切情报，国民党准备最后破坏这个西南盐都。你来得正好。我们把你两次谈的情况进行研究，作出决定。我今天代表地下党组织授予你保护盐都的盐场、盐务档案、人民生命财产不遭破坏和损失，迎接自贡市和平解放的光荣任务。”

在9月10日前后，我同曾稚松一道返回自贡。从听取汇报获悉：川康盐管局长钮剑霞（浙江人、蒋介石的财政骨干之一）飞台湾把妻和两子接来自贡，看来他有不离开自贡的迹象。中统头目喻若文很恐慌，内部分化，有的消极，有的想逃走。军统几个头目很顽固，气焰极为嚣张，对我既疑惧，更仇恨，特别是李吉林主张对我进行暗杀。曾稚松对这一情况很重视，他约朱寿庭来我家见面，让朱多留心我的安全，并商定从当晚起，由曾揆一带领四名便衣队员，各携手枪一支，住进我家，加强警卫，以防意外。这几个队员，直到解放之日午后才撤走。

四、争取军事头衔、掌握武装，迎接自贡市和平解放

要完成地下党交给的任务，首先要有武装。掌握武装军事头衔是至关重要的。头衔到手，部队易得。

（一）依靠老友关系和盐商的支持，获取官职。

适逢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兼任叙泸警备司令，把所辖三十余县、市划为五个分区，内定七十二军副军长卿云灿任第一分区（辖荣县、威远、资中、内江、隆昌、富顺、自贡市，分区司令部设自贡）司令。恰好郭汝瑰、兵困教导师师长兼叙泸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肖烈和卿云灿数人来自贡。我和郭、卿是陆大同学。曾稚松和肖烈交情很深，他通过肖也认识了郭。

曾抓紧时间在盐商中活动，说：“杨续云是我们地方治安的理想保护人。”提议向郭司令打报告。正在为安全发愁的盐商们，群起响应。于是由侯策名牵头的六十名盐业资本家联合签署，公推杨续云负责地方治安，得到郭汝瑰批准。郭在正式发表卿云灿任叙泸警备第一分区司令的同时，任命我为副司令兼任自贡市戒严指挥，全权负责治安问题。

（二）着手掌握自卫常备大队，出现意外斗争。

自卫常备大队长李任坚与王绩良是儿女亲家，凡事唯王马首是瞻。从指挥系统看，上面又有自卫副总队长孙尔嘉掌握。大约在7月下旬，先大启奉王陵基的使命到自贡向甘绩丕和吕尚功传达，叫各反动势力作好准备，必要时撤向雷马屏山区。接着就出现甘绩丕以市长兼自卫总队长身份，压迫李任坚辞职。我通过王绩良、孙尔嘉，乃至当面向李任坚说：“有我给你撑腰，叫他坚决顶住。”可是甘绩丕的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在11月下旬逼李出走，计划未能实现。

（三）唐星平来自贡视察我的工作。

10月上旬，唐星平来自贡，在我家住了十多天，对我的工作进展表示满意。我向他说：“目前盐商是稳住了，同我的关系也增强了。军事头衔虽未正式发表，但快要到手了。我原认为最容易掌握的自卫常备大队武装，却同甘绩丕发生了明争暗夺。”唐说：“也出我意外。我明天去找徐至诚一同去会甘，说服他同你合作。”

第二天，唐去访甘，却遭拒绝。随后唐又带徐至诚到我家，嘱徐多同我联系，作我和甘绩丕之间的桥梁，但对甘压迫李任坚离开自卫常备大队，丝毫未起缓解作用。

唐星平住我家期间，有一天王绩良托我约唐到长生街“良记”王的盐号吃午饭，陪餐的有曾稚松、王文缉和我共五人。唐趁机宣传共产党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政策，鼓励盐商照顾当前工人的生活困难，保护自己产业的完整，迎接解放，为发挥即将到来的扩大和发展生产作好准备。这席话，对进一步稳定盐业资本家起到重要作用。席间还提到王文缉、曾揆一参加中统特务组织，是出于产业营运方便。唐说：“我党是与人为善的，即使职业特务，也号召他们弃暗投明，立功赎罪。”这些话对于那些急于寻找新出路的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0月中旬从孙尔嘉处得知，钮剑霞把盐管局所有职员眷属都集中住进南北院宿舍，他的家也从水涯居官邸迁住北院，并在两院墙上修简易工事。我同唐星平研究，从钮剑霞飞台接眷和迁居的新情况，认为他不会离开自贡市。唐说：“你去策动他。”我说：“只有我去作这项工作了。待我就职以后，作为本市治安问题去找他磋商，这样既便于措词，也进退有据了。”唐用结论式的口气说：“就这样决定了，到时你去执行。”

唐星平见卿云灿和我的军事头衔已正式发表，在第一分区司令部成立的前两天离开自贡返回成都。临行前嘱我准备粮食和汽车，供解放军到来使用。我即作了相应的准备。

五、掌握武装，加强自身警卫

约在10月20日左右，邀请机关、法团和特务头目，在自贡市八庙街裕商银行旧址，正式成立“叙泸警备区第一分区司令部”。卿云灿和我宣布就职。在简单仪式上，卿讲完话后，我发表了警告式的表态讲话，大意是：我是厌倦戎马生活才复故土、息影家园的。由于时局动荡，地方治安堪虞，应乡亲的请托，不得已又重新穿上军装，服务桑梓。我世居此土，绝对同乡邦人士休戚与共，不失众望。若发现有危害自贡市治安的行为，坚决予以制裁。不管出现任何变化，决不离开自贡。俟大局弥平，退居家园，遂我初服。

次晨，我打电话给钮剑霞，表示同他研究治安问题。钮约我一小时后在沙湾盐管局见面。我准时到达，钮已在二楼办公室外的小接待室等我，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一见面，我就说：“你是驻节此地的西南盐务最高当局。前方战事出乎意料逆转，自贡治安要赶快抓起来，我特来向你奉商，希望你支持配合。”

钮长叹一声说：“我跟蒋先生二十年，共过患难。眼见他快下岩了，这回不愿同他滚岩，所以从台湾把眷属接回来，尽我的典守之责，待新政权到来，退作太平之民。我是盐官，既要监管盐商的生产，又要征他们的税，同他们有矛盾，很难通气……甘绩丕这位地方官，每月要依靠我拨款吃饭，但提到治安问题，他就东支西捂，意见无法勾通……昨天听了阁下的就职演讲，使我找到了共同点。”

说至此，钮把办公室门推开，内有盐管局副局长陈宗博和警务处长程正昱。他郑重地对程正昱交代：“军事我是外行，为了保护自贡的安全，从今天起，完全听杨司令官指挥。”从那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支举足轻重的盐警武装（到自贡的盐警共十八个中队）交由我支配。

第三天午后，曾稚松领着朱寿庭来八店街司令部我的办公室接谈。朱向我说：“军统一般人认为你前天的讲话是他们搞破坏的最大障碍，准备先除了你乘机暴乱。我马上给他们拿了个上咐：杨司令官的安全是由我负全责，要求他们友好相处。”因此，特来请司令部发给两枚警卫员胸章，以便加强对你的保卫。你今后除有两个武装卫士外，我另派五、六个便衣手枪跟随在你周围，这样就不会出问题。我立即叫副官处填发胸章。我也随身带有比式驳壳枪一支。程正昱为了我家的安全，他派盐警一班驻进离我家只有三百米的峡子口南岭碉堡内，加强防卫，保护我家的安全。

曾稚松见基础已立，于10月下旬返回重庆。临行前把他的儿子曾揆一托给我，要求我予以教导和照顾。

六、成立自贡市戒严指挥部，加强市区警卫，防止破坏

卿云灿从任职起，就忙于收容、整编国民党过境的败退武装，成立自己新募集的部队。自贡的治安问题，一开始就由我负责。这时我感到自己肩上的负荷越来越沉重。鉴于国民党以枪杆指挥一切的习惯，照《戒严法》规定，在戒严区域内，凡属治安范围的问题，所有地方和军事机关都得接受戒严司令的指挥。为了集中权力，承担起责任，遂于11月13日在三圣桥街市银行二楼，正式成立“自贡市戒严指挥部”并布告全市。除安排郭剑虹为少校秘书、曾揆一为上尉副官兼侍卫长外，还调朱寿庭所部进驻指挥部，更名警卫队。队员分别兼任收发、传达和一切杂事勤务。就这样因陋就简地组成指挥部，推进工作。

戒严指挥部成立没两天，郭剑虹向我报告：王陵基派李天民到资中会同专员刘佑甫，召集在川中、川南的特务头目开会，布置破坏和潜伏工作。自贡市去参加会议的特务头目有吕尚功、李秉熙、胥光禄、喻若文。郭剑虹因接近我，既不让他去参加会议，还对他封锁消息，对会议的具体内容不详。但郭还是探得一鳞半爪情况。据悉：特务对自贡的井灶和街道有张破坏图，对工专及蜀光、旭川两个中学的教师及学生列了一长串的黑名单，准备进行屠杀。最后组成“武工队”，潜伏农村。

针对这一情况，经过反复研究，作了以下布署：在凉高山、大坟堡、高洞、郭家坳、黄石坎、饶家山各派住一个中队，保护盐井、盐灶、盐厂；在工专和蜀光中学之间，派住一个中队保护两校；在长腰滩派住一个中队，保护贡井大街和旭川中学；除两个中队分别担任自流井的街市保护和担任盐管局及所属南北院宿舍的保护外，其余的八个中队分别控制在自贡两井，作为机动使用。命令程正昱按照执行。钮剑霞为了配合护厂，亦于11月16日在盐工之家召开盐工代表大会，发动工人与资方切实合作，保护盐灶。同时还请我和甘绩丕参加了会议。

这时国民党新发表大批零乱不整的师、团长不断过境，向甘绩丕索取大米。甘绩丕一批就是几千斤，后经我收毁批条，封禁仓库，才堵住有限储粮的糟蹋。

七、黎明强留甘绩丕，迎接解放军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迂回，先解放贵州，后一面向云南挺进，一面向四川进军，乘赤水直捣上、下川南，自然地扑灭了王陵基妄想负隅雷马屏山区的梦想。盘踞自贡多年、为非作恶的大批特务，在我严密的防范之下，进行破坏已不可能，此时惶惶如丧家之犬，但仍妄图作垂死挣扎。

12月3日，郭剑虹、王杰先向我报告：“平时浮在面上的特务准备逃走，一向不大露面和不想走的特务，组织‘武工队’，潜伏四乡打游击。”我马上告诉程正昱，从市区驻在点上的盐警中，抽出两个中队，作为加强机动部队，实行昼夜轮流值班，对郊外扼要路口加强警戒岗哨，防止特务潜袭。

12月4日下午2时，我宣布“零星部队和散兵游勇一律出境，不许逗留”。当晚6时，卿云灿率部撤离，胥光禄带着一批特务也随卿撤走。所谓留下的“武工队”也先先后后潜伏四乡去了。我刚送走卿云灿时，就接到成都“国防部”次长肖毅肃的电话，要卿必须执行破坏计划才能撤走，否则不能交待。卿对破坏令软拖下来，没有实行，他做了一件大好事。

当晚9时，戒严指挥部宣布：“停止交通，加强武装巡逻。”我带着郭剑虹和两个卫士坐上吉普车，巡视一转，最后驰向盐管局。约在10时左右，孙尔嘉和徐至诚来盐管局向我说：“甘绩丕请托他两位作代表，要求我在常备大队拨给手枪兵一班作他的随身护卫，准备同李秉熙去乡下暂避。”我认为，常备大队集中驻在公园，孙尔嘉已暂时看管住了。如果他们下乡，假若李秉熙煽动该大队，并勾结吕尚功的警察武装与特务“武工队”结合起来，问题就麻烦了。于是我决心不让甘走，把他留下。

当时，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接近沿滩。我向徐至诚说：“留你在这里守着船闸电话，掌握解放军进展情况，以便派代表欢迎。我到公园挽留甘市长。”

我马上同程正昱、孙尔嘉、郭剑虹乘车驰赴慧生公园甘绩丕家。一见面，甘还是仓惶失措地乞求带一班手枪兵躲开。我安慰他说：“我们是来挽留你的。”甘说：“我与你不同，你是地方人士公举出来维持治安的，我是省府委派的地方官，恐怕不能见容，而且也不愿唱《江油关》！”

我说：“鉴水！你的想法全错了。我以真挚的友情，不让你离开。”说到这里，解放军的曳光信号弹划破东郊夜空。甘绩丕、李秉熙顿时脸色煞白，颤声嘘出“快走！”我抓住甘右臂强制地说：“沉着点，我绝不让你走。”同时釜溪桥右岸的排哨在电话上请示说：“解放军叫缴枪！”我答：“命令你排愉快地献出手中枪弹，并带路到盐管局。”

十几分钟后，徐至诚在电话上说：“解放军到了王爷庙。”我说：“你马上代表我和甘市长欢迎！带路到市府，我同甘市长立刻赶来欢迎。”

此时正是1949年12月5日凌晨一时稍过。正当全市人民已入静寂睡乡之际，解放军二十八师八十二团参谋长陈超同志率领前兵营，以高度战斗准备的冲锋态势进入市区。发现市内无抵抗设施，方平静下来，暂沿八店街阶缘坐下休息。徐至诚趁此同一位连长接上头。师宣传科长田海同志此时也随前卫本队到达。这位连长引徐向田介绍。徐代表甘绩丕和我致以诚挚欢迎，带路到市府。同来的还有团政委秦之光同志。

我率领程正昱、孙尔嘉、郭剑虹、甘绩丕、李秉熙和吕尚功一行七人，此外还有随同的警卫人员和住在市府的职员约二十人，在旧市府门前热烈鼓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二十八师和平解放自贡市。

在甘绩丕的办公室，解放军首长们向我们欢迎的人员道劳，呈现如一家人的融洽气氛。很快就解除了甘绩丕的恐惧心情。甘介绍了他的盟员身份和当市长是特为迎接解放军来的，并汇报市府编制、人员、所辖市、郊各区的概况。我代表桑梓对解放军致崇敬地欢迎，介绍了我是受地下党使命和地方父老的委托，负责治安问题，并汇报所指挥的盐警、自卫常备大队和警卫队，加上警察武装，共三千多人。

经我们介绍和汇报情况后，田海同志宣布：从即日起自贡实行军管，一切服从军代表指挥。同时提出租用汽车。我把事先控制起来的翁竹柏七辆卡车，即派郭剑虹把翁叫来，接受租用。

至此，多年来被特务盘踞蹂躏，最后免遭破坏的自贡市，得到和平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我的戒严指挥部，是应工作需要临时凑集的应急机构，已经解放，即无存在必要，在当天上午就自动解散了。所指挥武装各归原所属单位，朱寿庭警卫队回驻缪沟井孝义祠原地。

注：《自贡市和平解放亲身经历》于1991年10月15日脱稿，印刷成16开本专册，先后送中央、省、自贡市、区有关单位和个人。

忆我父亲罗文谟的政治与艺术活动

罗荣泉

我的父亲罗文谟，解放前是四川著名的书画家。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一直担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长、蜀艺社社长和四川美术协会主要负责人，民国后期在四川政治上和美术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他在1951年初不幸蒙冤去世，1985年才得到平反。40多年来，其事迹几近湮没无闻。他的一生，经历了民国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特别是他的后半生与四川省参议会和四川美术协会有密切关系，对了解和研究民国史和四川现代史有一定参考价值。为了保存史料，现就我的见闻所及，概述其生平及有关的事件和人物。

早年的经历

父亲1902年12月12日出生于四川荣县五宝镇涂家嘴。祖父罗敬臣以中医为业，同时是一个年收100石左右租谷的小地主。祖母汪氏，生有4子5女，父亲排行第三。

父亲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情况我从来没有听他谈过，几乎是一无所知。但这个时代正是辛亥革命前后，荣县是辛亥革命时代四川保路运动同志军起义首先发难的地方，涌现了诸如吴玉章、但懋辛等知名的老同盟会员。父亲在20年代前期，就是在吴玉章的指引下投身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去的，不久以后就由吴介绍参加了国民党。由此可见，他青少年时代在荣县受到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影响是很大的。

20年代前期，父亲在刘海粟创办和主持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求学，有志于献身美术事业。从他当时以《劳工之歌》为题写的新诗，所读的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和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等左翼作家的作品来看，他当时的政治思想倾向是激进的。这首诗的手稿和其他几本小说集、诗集30—40年代时仍然保存在家里，我年少时常常翻出来看。

父亲从上海美专毕业后直到20年代末为止，一直在成都四川第一师范和成都美术大学等校担任美术教员，曾和四川早期的共产党员张秀熟同校共事。80年代中期，对父亲的错案进行复查时，据张秀熟回忆，父亲在20年代和他共事时思想是很进步的。

我听母亲说过，她在这时和父亲结婚成家，开始生儿育女。父亲收入微薄，生活清苦，身体不好，曾患肺病。迫于生计，不能不多兼些课增加收入，以求供家养口。

这段时期国内政局处于急剧变化之中，蒋介石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血腥地镇压革命人民。吴玉章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于1926年离川。父亲从此失去了这位同乡前辈的指导。当时具体情况现已无从考察，只知道他在30年代初期离开了教育界，应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吴淡人之约，去重庆担任四川省党部的秘书工作。

北平军分会政训处与何梅协定

1932年，蒋介石派其亲信、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曾扩情到四川担任党务特派员。曾是四川威远县人，曾被蒋指定担任过黄埔同学会秘书，一度掌握着黄埔毕业生工作分配和调动的大权，在黄埔生中广有人缘，因年龄较长，一向被尊称为“扩大哥”。父亲从此时开始在工作上同曾有所接触。

1934年，曾扩情奉命由四川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担任政训处长，邀约吴淡人和父亲一同到北平襄助他的工作。父亲被任为政训处的秘书和中校处员。

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原名华北抗日宣传总队，总队长为复兴社核心人物之一的刘健群。本来是蒋介石为监控华北地区抗日部队而设立的一个独立的军队政治工作机构，长城抗战结束后才划归北平军分会管辖，改称北平军分会政训处。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所属的军队政训系统为黄埔系的复兴社所控制。但曾扩情继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时，由于复兴社核心人物中有人指责其“生活腐化、毫无斗志”，以致失宠于蒋介石，并在复兴社的领导核心内受到排挤，因而对复兴社的活动采取消极应付态度。

曾扩情虽负有秘密监控华北地区张学良所部东北军的任务，但他认为张学良是真诚拥护蒋介石的，视张为第二领袖，对张十分尊重，并和张部抗日将领融洽相处。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了我东北四省和长城一线之后，正迫不及待地阴谋鲸吞华北。面临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父亲在军分会政训处积极协助曾扩情开展工作，努力提高华北驻军的政治素质，激发民众的爱国精神和敬军的热情。曾扩情还代表政训处在公开场合发表过一次题为《民族建设纲领》的演说，宣传为复兴中华民族而奋斗。

华北日本驻军于是对政训处大为猜疑和敌视，认为政训处是华北地区抗日的思想领导机构。日本特务、浪人和散兵游勇常到政训处办公地址门前东张西望，窥伺侦察，监视人员进出。当时北平军分会驻在中南海内，日本人竟敢在守卫中南海的中国军人面前耀武扬威，当街动手打人，调戏妇女，随地小便，甚至在中国卫兵的刺刀上擦火柴点烟，极尽挑衅之能事。而中国卫兵奉有严令，不敢干涉招惹。

日本人横冲直闯，不断跑到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面前去，声称政训处是专门宣传抗日、对日本人进行破坏和危害的指挥部。义勇军孙永勤部在长城附近的抗日活动和天津汉奸记者白逾恒的被刺身死，都被说成是政训处暗中策动的。据此，日方坚决要求取缔政训处。父亲对此感到切齿痛恨。但何应钦却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签订了卖国丧权的《何梅协定》，其中就包括了同意撤销军分会政训处的条款。

何应钦不以为耻，反而在签订协定前在政训处说：“在日本人这样咄咄逼人、难以理喻的情势之下，如不隐忍屈从，势必兵临城下，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还鼓吹“攘外必先安内”，说什么“除了消灭共产党，完成国家统一外，是无法集中一切力量来反抗日本的，所以不得不委曲求全，求得暂时安宁。这不是我个人的独断专行，而是得到了蒋委员长许可的。”

父亲作为一名政训处的幕僚，在沉重的压力下，满腔愤怒无从表达。他回家对我们说：“日本人如此欺侮我们，这样的奇耻大辱，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当时，除华北外，在湖北也驻有张学良麾下东北军何柱国部。1935年，父亲曾被派往武汉担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驻汉办事处上校处长，以便联络驻湖北的东北军。直到40年代，父亲在家里都还保存有当年张学良、黎天才（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副处长）、何柱国等东北军将领亲笔题字送给他的半身放大照片。在国难当头之时，他在与张学良麾下的抗日将领的交往中，大家的感受、思想上时常发生共鸣。

父亲在武汉工作时我已6岁，当时我家住地附近就是名叫“东洋营盘”的日本租界。日本人身穿和服，脚踏木屐在大街上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的形象至今我还留有印象。父亲闲暇时在家里教过我们唱诸如《苏武牧羊》和岳飞《满江红》词谱写的歌曲。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正是他当时爱国思想的流露。

据曾扩情自述，在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工作时，由于他在复兴社受到排挤，只担任挂名的监事，“颇为失意，既未参加过干事会议，也未履行监察任务，只听命行事而已。”蒋介石批评他“处事对人，完全是一种官僚作风，与共产党人进行斗争是大成问题的”。因此，另派军统特务进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戴笠派去特务分子娄兆元、卢起勋两人在政训处担任挂名科员，自去自来，不受政训处约束，对政训处人员的一言一行，凡认为有必要者均直接向戴笠报告。曾扩情及政训处人员对他们无不存有戒心。父亲一直对这类人物极为忌惮，因而事事小心谨慎，轻易不愿表露真实思想。

西安事变

1936年初，国民党驻北平的军政机关都在日本人的压力下被迫撤离，张学良部东北军也由华北调往西北地区。曾扩情奉蒋介石之命率领原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全部人员去西安，仍以政训处建制，隶属于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东北军在东三省沦亡之后一直要求打回老家去，对蒋介石迫令他们到西北“剿共”采取消极应付、阳奉阴违态度。曾扩情对张学良的抗日要求是同情的，但由于负有监控东北军的任务，到西安后曾向蒋介石书面密报张部仇日亲共倾向正在滋长扩展的情况。蒋介石从戴笠的军统上报材料中早已获悉这方面的动态，自信有力量控制张学良并逼使其“剿共”。他为了笼络张学良，故意玩弄权术，在曾扩情密报张部动向的材料上加批“胡说”二字交给张学良处理。曾扩情不明蒋的真实意图，误认为蒋对张坚信不疑，因面对张更加表示尊重。

父亲在曾扩情手下工作，当然对张学良是很敬佩的。他曾告诉我母亲：“少帅很了不起。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他的老太爷被炸死后，他不顾日本人的阻扰威胁，毅然在东北和平地改换了旗帜，对促进国家统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出国戒掉了鸦片烟瘾，回来身体好了，精神焕发，更加显得年轻有为。”

父亲当时曾刻过两方小的石质印章赠送张学良，一方是阴文刻的“张氏”二字，另一方是阳文刻的“汉卿”二字（张的别名）。西安事变前，父亲在蒋介石嫡系势力和西北驻军抗日爱国势力相对峙的局势下，虽然对西北驻军的抗日要求深表同情，但不敢公开表示支持。

我依稀记得，由于政训处人员不受西北地方势力的欢迎，我们家里的住房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父亲的心情一直不得安宁，家里的生活也不安宁，只能住在旅馆里吃包饭。

事变发生的前夜，父亲参加了政训处举办的一个晚会，这是专为欢送来西安的蒋介石的随行人员而组织的演出。父亲当晚还看见张学良、杨虎城以主人的身份在戏院里应酬南京方面而来的文武大员。演出快要结束时，杨虎城先走了一步。父亲没有想到，第二天凌晨，睡在家里突然听见西安城内外枪声四起。起初还以为是西北军和东北军发生冲突。天亮以后，报纸和广播才报道了张、杨对蒋介石发动兵谏的消息，并公布了张、杨领衔的通电。

第二天，南京方面便不断派出大批飞机在西安上空作威胁性飞行。而另一方面，属于南京方面的人员，从蒋介石以下，包括曾扩情和政训处人员在内，都被西北军以特别保护的名义分别软禁起来。适逢我家那时正由包租的旅馆迁进新租的民房内，父亲由于刚改变了住处没有被找到而侥幸免于遭受软禁。从事变之日起，他就改换了服装，脱下短服，穿一身灰色长袍，围一条古铜色围巾，头戴黑羊羔皮的土耳其式船形帽，把自己隐蔽在小市民中，没有和两边官方人员接触。

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西安进行调解。曾扩情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了广播讲话，呼吁南京方面和平解决争端，并上书蒋介石申言张、杨别无它意，兵谏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而采取的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他们的要求，不仅无损于领袖的尊严，而且更能博得他们的拥戴。

在中共的调解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但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翻脸，除软禁张学良、撤销西北“剿总”及其政训处外，还痛斥曾扩情“无耻之极”，将他交军统关押，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允予保释。

在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得到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积极协助。邵力子的秘书吴念存是父亲的荣县同乡好友，与父亲在西安交往密切。事后吴向父亲详谈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经过。父亲对共产党人高瞻远瞩，从团结抗日的民族大局出发调解西安事变的态度私下表示非常钦佩。但由于蒋介石翻脸不愿兑现团结抗日的诺言，思想很受压抑。

印证父亲抗日爱国思想的诗篇

抗日战争爆发前父亲内心压抑着的抗日爱国思想，从他40年代写的一些旧诗中可以得到印证。

父亲的诗作大部分已散失，现在只能零星找到残存的几首。其中有一首1940年画梅题赠中央军校少将教官杨鹏升的诗。杨曾参加过长城抗战，抗日战争时期居住成都，是著名的金石篆刻家，与陈独秀有深厚的文字之交。他是父亲的好友。父亲在诗中回顾了30年代前期长城抗战的往事，抒写了当年郁积的胸怀：

将军指战古北口，雪压飞狐冰在手。
驿使难逢寄远人，岭峤春色竟何有？
胡骑凭陵八九年，冰霜历尽老风烟。
国魂何在人争问，焯约肌肤岁化仙。

诗的前四句隐约地透露了当年古北口的抗日战役中孤军奋战，得不到蒋介石的支持，后援不继，胜利无望，好似“雪压飞狐冰在手”。后面四句感叹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0年日本侵略我国已经八九年了，东北和华北的人民在敌人的铁蹄下长期受难，“冰霜历尽”，人们都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光我民族、壮我国魂，但是这种希望年年都只能像梅花那样化作一种美丽的幻象。

还有一首诗，题为《挽学友张公》：

忧国忘家不顾身，廿载书剑走风尘。
伍员憔悴逢渔父，张俭流亡少故人。
燕市悲歌闻击筑，洛阳慷慨复埋轮。
少年同学唯君苦，临别依依记暮春。

短衣健剑气如云，百战功成革命勋。
萧瑟寒风怀壮士，零星大树忆将军。
一棺侠骨埋边塞，六尺遗孤哭旅坟。
重过黄墟思痛饮，人亡国瘁泪纷纷。

张公是父亲的少年同学，名字不详。诗中所用典故显示：张公早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中累立战功而功成不居；国难当头时率部奋起卫国，身先士卒抗击强敌；又敢于坚持正义，犯颜直谏，抨击权贵，以致触怒当道，出走边塞；在抗战后期终殒志而殁。联系具体历史，其所处背景正是从长城抗战到西安事变之时。父亲对张公深表同情，在张公出走时曾依依送别。张公去世后，父亲追怀往事，伤人亡国瘁，痛失家国志士，因不能为还我河山而举杯痛饮，涕泪纷纷，不胜忧愁。

在这个时期，父亲还特别请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把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的绝句“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用草书写成堂幅，长期悬挂在家中客厅里。放翁洋溢着悲壮的爱国主义激情的诗句，和父亲自己的诗形成了精神上的共鸣，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

西安事变后，父亲携带我们全家于1937年初随原西北政训处人员撤往南京，在军事委员会等待重新分配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父亲奉派回成都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按当时体制，省党部书记长相当于一般行政机构的秘书长，受省党部主任委员领导，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父亲任此职前后仅一年左右时间。

当时，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即将在四川召开川康整军会议，企图通过整编减缩和控制川康实力派的地方武装。父亲回川时带有何应钦与他约定的密电码一本。但会议在7月6日开幕之后，芦沟桥事变突然爆发，会议草草收场，何应钦立即返回南京。

川康军人在各界人民的支援下请缨开赴前线抗击日寇，四川的抗敌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了。成都的中共人士发起组织了四川民众华北抗敌后援会。不久，父亲代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与该会协商，统一成立了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在全川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热潮。

父亲因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感到十分高兴，全力以赴地参加了抗敌后援会的工作，整天忙于出席有关的各种会议和宣传活动，组织募集送到抗日前线的慰劳品。年底，为了动员四川省的人力、物力支持抗战，又成立了四川省动员委员会，父亲也是其中的成员。

我当时只有八九岁，常常得到机会跟随父亲去观看抗日歌咏和话剧演出以及救亡漫画展览。我的大哥荣渠从小喜欢画画，当时他的漫画已画得相当不错，父亲就叫他参加复制大幅救亡漫画。父亲还常常把一些宣传抗战的书刊和画报带回家里，当时我虽然不能完全看懂，但也能看得津津有味。

随着抗战初期国共摩擦的增多，父亲很难贯彻蒋介石阴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图。蒋介石为了加强对四川的控制，于1938年改组了四川省党部，任命不久后即叛国投敌的亲日派要员陈公博为主任委员，属于黄埔系的黄仲翔为书记长。父亲虽因曾在军委会政训系统工作而与黄埔系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由于不是黄埔军校出身，在国民党的派系角逐中不时受到排挤。据母亲说，抗战前夕因为CC系和黄埔系都在争夺四川省党部书记长的职位，一时相持不下，所以才暂时让父亲出任作为缓冲。

1938年9月，国民党政府为了协调各党派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并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支援抗战，决定在各省筹建临时参议会。父亲于是被调任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着手筹建临时参议会。

四川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初期

1939年7月，四川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在正副议长和参议员由政府遴选就绪后正式成立。从这时起到1950年1月成都解放时军管会接管四川省参议会为止，前后11年中经过了临时参议会和正式参议会两个阶段，议长、副议长和参议员都不止一次地换过届，但父亲一直担任秘书长，始终没有变动。这11年中，四川省主席几次换人，省内各级官员调动频繁，像父亲这样长期固定在一个职位上的人几乎是绝无仅有的。1993年10月，在成都有关人士举行的纪念父亲诞辰91周年的座谈会上，父亲的老朋友、老画家屈义林还特别谈到这一点，认为这是父亲没有政治野心、不热衷于官场权位角逐的证明。

省参议会是国民党政权点缀“民主”的咨询机构，本身没有任何实权，会议和办公经费全靠政府按照核定的预算拨款。其秘书处在官场中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秘书长是坐冷板凳的职务，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但又需要有名誉和社会声望的人来担任，而父亲正好比较符合这个条件。

在当时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省参议会经费经常入不敷出，开会期间参议员的食宿也要自理，而且没有交通车接送。从临时参议会成立直到1948年6月买下东胜街沙利文饭店（今成都市政协所在地）迁入为止的9年中，参议会长期没有专用的会场和办公地址，起初只能借用纯化街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礼堂和办公用房，后来又迁到文庙后街借用四川省女子师范学校的校舍勉强应付。父亲对此安之若素，不以为意。

但是，在独裁统治不得人心的情况下，蒋介石的政权又很需要这样装饰民主的机构支持其统治。四川省的政治环境十分复杂。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当时以重庆市为陪都。就统治阶级内部而论，围绕蒋介石的中央政权与地方实力派争权夺利的斗争，在蒋介石的嫡系内部和地方实力派内部又分别存在不同的派别，彼此既勾心斗角又相互利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父亲在省参议会担任幕僚长，与各方面的关系一直能够基本上维持平衡并稳定地长期任职，是和他为人谦和、奉行儒家的中庸之道、周旋于各派势力之间保持不偏不倚、超然于争权夺利斗争之外的态度分不开的。

父亲与黄埔系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一直依靠这种关系在派系斗争中得到庇护，但又不愿陷入过深。他担任了以黄埔系为核心组建的三青团四川支团部的干事，同时又兼任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都只挂了一个名，并不负责任何实际工作。在对黄埔系与CC系的关系上，他维持了大体上的均衡。政学系首脑人物张群任四川省主席期间，他和张的关系很融洽，没有和政学系闹过什么矛盾。

在蒋介石嫡系下属的官员中，父亲没有鲜明突出的派别色彩。他为人忠厚清高，不拉帮结伙，更不愿介入军统和中统的特务活动，或参预任何暗中算计谋害别人的罪恶阴谋。除例行公事外，也不做有损四川地方利益的事情。因此，他和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也很少勾心斗角，和他们的关系处得比较好。他对地方实力派的首脑人物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向传义等人的态度都十分尊重谦恭，对地方实力派的高级幕僚人物邓汉祥、牛范九、余中英等也保持友好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矛盾高居于一切社会矛盾之上，省参议会在协助政府动员四川人力物力支援抗战方面虽然也遇到过一些矛盾，但经过疏通，基本上能按照政府的要求通过有关议案。父亲组织议事的工作因面比较顺利。

1939年省临时参议会成立之初正是四川省政局动荡不定之时。在原省主席刘湘病故之后，王缵绪就职不到一年。王本是川军将领，执掌省政后立即投靠蒋介石，他处处与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多数人作对，引起了川军众多将领的强烈反对。蒋介石不得不在当年9月改组四川省政府，自兼省主席，由贺国光任省府秘书长处理日常事务。

这时蒋介石从各方面控制四川的过程尚未全部完成，遴选的省临时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和绝大部分参议员都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但地方实力派正忙于抵制蒋介石对四川地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还没有有意识地利用民意机构这块阵地与蒋介石的势力进行斗争，而省政府也还没有注意利用参议会制造舆论解决施政中的实质性问题。

在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头两年的几次大会中，起初议题的重点不突出，决议案中比较重要的包括有关整饬吏治、筹备自治、厉行禁烟剿匪、实施新县制以及粮荒、物价等问题，但后来便逐渐集中在财政、粮政及役政方面的问题上。父亲安排大会议程十分注意给参议员们提供畅所欲言的条件，以便使不同的意见能有充分发表的机会。在一些情绪激动、措词刺耳的发言之后，他心平气和、从容不迫地协助议长李伯申安定会场秩序，综合归纳大家的意见，付诸表决，经多数通过后及时咨送政府有关部门并向新闻界发布。凡是议长、副议长及参议员要求秘书处办的事，他都尽可能予以满足。在临时参议会成立的最初一年多时间里，父亲就广泛得到了会内人员的好感，从而在工作上获得了他们的支持。

张群与四川省临时参议会

1940年年底，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四川的控制，特任张群为成都行辕主任，并将自己所兼的省主席职务交由张群兼任。接着，又决定从1941年起在四川实行田赋征实以解决财政粮政上的困难。

实行田赋征实后，省临时参议会每次大会的议题主要集中在粮食征购征借方面。参议员们的提案对政府扩大财政预算和增加征购征借粮食的定额不断提出异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各界对群众负担加重、粮价上涨、物价失控等问题的不安情绪。这虽然不足以制约国民党政府，但执政者却不能不有所顾忌。

新任省政府主席张群是四川华阳县人。1918年在四川督军熊克武手下任过全川警务处长兼省会军事警察厅长，后来长期追随蒋介石，成为蒋的得力心腹。抗战以来，蒋早已有意任命张为四川省主席，但一再遭到地方实力派的拒绝。这次他受到正式任命以后，竭力对地方实力派进行笼络。他刻意标榜民主作风，为了通过省参议会左右舆论以减少施政的阻力，对搞好省政府与省参议会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视。

就任之初，他立即延揽第一届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伯申出任省政府秘书长。李早年参加同盟会，在川籍绅耆中声望很高，资格很老，曾任国会议员和四川省议会议长，属于杨永泰的老政学系，性格温和，各方面都有人缘。李伯申出任省府秘书长后，张、李支持原任副议长向传义在改选时当选议长。

向原是川军中老资格的将领。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时他已任川军师长，而当时邓锡侯、田颂尧还在当团长，刘文辉还在当营长。经过10年的军阀混战和宦海沉浮，邓、田、刘都已成了川军的军长，地位超过了向。但因向资格老，年岁长，相互关系友好，一直对他表示尊重，称他为“向二哥”。所以，向在省参议会内是地方实力派名符其实的首要代表人物。

另外，张群和李伯申还支持唐昭明当选副议长。李伯申与向传义、唐昭明的关系一向很好，由李代表张群与向、唐联系，便于沟通省政府与省参议会之间的关系，在发生矛盾时易于转圜。

1945年省临时参议会再度换届改选议长、副议长，张、李又支持向、唐连选连任。这两次改选时，李伯申及省政府的一些厅、处长都曾出面在参议员中拉票。向传义与各方面的关系较好，当选问题不大。唐昭明缺乏活动能力，先后有余富庠、李铁夫等人出来同他竞选。张群只好发表余富庠为大竹专区专员、李铁夫为成都市长，以此来换得二人在两届改选中退出竞选，保证了唐昭明当选。

对于父亲，张群也有意拉拢。父亲从协助政府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抗战的愿望出发，在安排与组织省参议会的议事活动时，是乐意与省政府协调配合的。张群曾对父亲表示，由于省参议会工作条件清苦，可让父亲在适当时候出任行政督察专员以资调剂。但父亲宁愿以自己的书画作品开展览会出售以贴补家用，不愿当地方行政官吏捞钱肥己。所以，张群经常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父亲，不在他面前摆省主席的架子。

张曾向父亲征求改进省府工作的意见，父亲于是写了一份书面的建议。在父亲被美术界推举负责筹建四川省美术协会时，为了争取省府的支持解决美协会址问题，特请张群出任四川美协的会长，张欣然应允。1944年我的四叔罗文杰在通江县长任内病故，父亲在成都组织了一次追悼会，张群特意亲自出席致祭，并对父亲表示慰问。

张群曾先后两次报请粮食部和财政部分别以政府的粮政奖章和财政奖章授予父亲，以表彰他在抗战时期对政府粮政、财政工作的支持；抗战胜利时，又报请行政院以胜利勋章授予父亲。据当时报纸披露，有一次记者曾发现张群与父亲同往东御街百老汇回民餐馆品尝驰名的清炖牛肉，二人相处的融洽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张群善于搞好与四川各界上层人士的关系，他在主持四川省政府工作的7年中，基本上避免了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对施政计划的刁难，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在全省征粮征兵及其它支援抗战的任务。1945年9月，他在报纸上发表的《胜利日感言》中对此不无自豪地写道：“八年抗战中，四川应征赴敌之壮丁，达300万人以上；征购捐献粮食约7100万石（未包括1945年度征购粮）；建筑空军基地33处，征工90万人；其它建设、运输公役以及公债储蓄税捐等各项负担，无一不超过全国其它各省。”

父亲周围的四川美术界

抗战时期，父亲的公务活动不算很忙。他生性不喜欢与政界人士深交，更不热衷于应酬达官贵人。经常与他交游的朋友，都是艺林名士。

与他交往密切的书画家，张大千要算名气最大的一个。他30年代初在国内艺坛早已声名赫赫，徐悲鸿称誉他在中国美术界是“五百年来第一人”。抗战初期，他从北平回川后不久就上了青城山。第二年暑期，因日本飞机经常空袭成都，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到青城山躲警报。我们住在玉清宫，与老画家林君墨为邻，张大千则住在上清宫。父亲经常到上清宫去，和张大千在一起活动。

在张大千的住处，我看见他身穿黑色圆领袈裟式的长袍，大耳厚唇，天庭饱满，目光炯炯，长髯飘拂，声如洪钟，一团和气。他与父亲在大画案旁边一面握笔作画，一面有说有笑，神态自若，不拘形迹。他在身边养了一头小的金钱豹，室内墙上钉了不少他在山上亲自搜集的蝴蝶标本。父亲很推崇他的艺术造诣，但他对父亲却一直虚怀自谦。他对我们弟兄也很亲切，给我们讲过张天师在青城山降魔的故事，还送了我们一支他采集的虎纹蝴蝶，我们当时称之为“张老伯蝴蝶”。我们还吃过他亲自下厨作的菜肴。

他在山上画了大量的画，每次在成都开展览会，父亲都亲自去帮忙。他去敦煌回成都后，父亲代表四川美术协会出面，与国民党教育部联合在成都为他举办临摹的壁画展览，又以四川美术协会的名义出版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和《敦煌临摹白描画》两本画册，这是战时国内美术史上的盛事。

那一年春节，我的幺弟荣汉跟随父亲到大风堂（张大千画室名称）去拜年，张大千当场挥毫，很快地画出了一幅大的《迎喜图》堂幅送给荣汉。图中画着一个坐着的胖娃娃，手里拿的小树枝上站着一只栩栩如生的喜鹊。在长期的交往中，父亲和张大千曾多次在同一张纸上合作画画。1948年，张大千去香港转赴印度后，仍和父亲有书信联系。1951年在父亲遇难前不久，还曾收到张在印度举办画展后寄赠的画册。

徐悲鸿是当时父亲交往密切的另一位著名画家。他和父亲缔交于20年代。抗战时期，徐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同他原来的夫人蒋碧薇关系破裂。当时，刚与他订婚不久的廖静文一度在成都金陵女子大学读书。徐悲鸿经常往来于成渝两地，父亲也协助他在成都开过画展。他每次来成都都要同父亲见面，有时在一起作画，有时还带着廖静文和我的父母一同出游。父亲曾和徐结伴去江油窦圌山作过一次写生旅行。

事隔50年后，1992年徐的遗孀廖静文应成都市的邀请前去主持徐悲鸿的遗作展览时，曾和我的妹妹香谷通过一次信。信里说，她对徐悲鸿和罗文谟先生及夫人的交往，“记忆犹新”。

此外，当时在成都与父亲交往比较密切的国内和四川的书画名家还有谢稚柳、黄君璧、马万里、于右任、沈尹默、张书旂、李育灵、叶浅予以及易均室、冯灌父、吴一峰、周抡园、钟道泉、屈义林等人。

抗战前，成都的书画家和艺林名士曾经有一个名叫“蓉社”的团体。抗战开始后改名为“蜀艺社”，成员人数不多，没有正规的组织形式。社内年长者较多，包括尹仲锡、方鹤斋、刘豫波、林山腴、向仙乔、谢无量、林君墨等等，其中有的是旧时在四川号称“五老七贤”的人物。父亲返川后加入其中，算是少壮派之一，被众老公推为社长。

后来，由于战时返川或来川的美术界人士大增，迫切需要成立一个正式的社团来保护自身的利益、改善艺术创作条件，以促进美术事业的发展，父亲又当选为筹备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四川美术协会正式成立后，父亲请四川省主席张群出任挂名的会长，他退居常务理事，但仍然是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当选的常务理事我记得的还有张采芹、林君墨等人。

父亲主持四川美术协会会务，一直热心为众多旅川的美术家服务。这些来自沦陷区的书画雕刻家，除前面已提到的一些人外，还包括傅抱石、关山月（傅、关二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创作过有毛泽东亲笔题词“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幅国画）、赵望云、岑凤于、董寿平、陈树人、许士骐、梁又铭、都冰如、刘开渠等名家。他们经过颠沛流离辗转来到成都避难，大都没有固定收入，依靠出售自己的作品维持生活。由于人地生疏，困难不少。父亲积极为他们排难解忧，帮助他们举办书画展览，出席展览会的开幕式，组织新闻界广为宣传并介绍社会各方面人士前往参观选购。

在现在残存的父亲的诗稿中，有好几首是当年为在成都举办展览的旅川画家题画的诗。例如他有一首为岭南女画家游云珊的画展题画的诗，前四句是：“人与名山有素缘，不辞险阻到西川。丹青妙入王摩诘，诗句清于孟浩然……”

为了使书画家们展出的作品提高装裱质量，父亲重点扶植成都著名的“诗婢家”裱褙店提高装裱工艺水平，并指导“诗婢家”学习北平“荣宝斋”木刻水印国画的技术。同时组织四川美术协会的众多名书画家创作了成套的笺谱小品画，交由“诗婢家”木刻水印出版，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使其赢得了与北平“荣宝斋”媲美的名声。

当时书画用纸供应十分紧张，张大千、徐悲鸿决心自力更生，就地组织厂家使用四川夹江的原料仿制宣纸。父亲协助他们与夹江县政府联系，支持他们的创举。仿制成功后，又由四川美术协会组织厂家批量生产供应，满足了众多书画家的需要。

当时成都没有专用的美术展览馆，经父亲多方奔走，终于取得政府当局同意，在祠堂街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一侧划拨了一栋房屋作为四川美术协会会址，从此美术界才有了举办展览会的固定地点。

解放后以雕塑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驰名于世的雕刻家刘开渠，当时应国民党政府聘请在成都雕塑抗日无名英雄铜像和孙中山先生的纪念铜像。由于经费未能按计划及时全部拨付，难以如期完成。父亲几次出面一再代他向有关方面交涉，终于使他的困难得到了解决。

为了感谢父亲的帮助和支持，许多艺术家都纷纷向父亲赠送自己的书画作品。刘开渠向父亲赠送了他雕塑的石膏制品，李育灵、都冰如还分别为父亲画像和用石板刻像，工艺美术家沈福文则向父亲赠送了他制作的漆器。可惜这一大批艺术品在父亲遇难后已全部损失无遗。

父亲对培养美术人才和扶植艺林后进也很热心。他早年就献身于美术教育事业，从政后仍然一直关注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抗战时期成都南虹艺专校址问题的解决，父亲曾给了不少帮助。他自己还亲自带过几个要求向他学画的弟子。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叶正昌、现今成都著名画家祁博文都是他的学生。据成都画院院长朱佩君说，她年轻时学画，也得到过父亲的鼓励和指导。

父亲与文艺界、学术界的名流也有交往。音乐界的马思聪、蔡绍序，戏曲界的俞振飞、黄曼云，摄影界的郎静山、高岭梅，新闻界的陈铭德、易君左，学术界的朱自清、朱光潜、罗家伦、闻在宥、蒙文通、罗玉君等人，都和他交朋友。

俞振飞是我国的昆曲泰斗，精通音律词曲，又是表演艺术家。他和夫人黄曼云曾到成都客串演出昆剧。父亲对昆曲有业余爱好，向他们请教过昆曲艺术中一些问题，并曾赋诗相赠。其诗曰：

鸾凤锵锵曲听真，昆山良辅是前因。
曾扮太白颠狂态，几见飞琼现在身。
接翅双飞来锦水，和鸣歌吹逼梁尘。
吴丝奏彻人空巷，唐突花卿没学颦。

朱自清和朱光潜抗战时期到成都曾到我家作客。因我们弟兄读过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和朱光潜的美学名著《谈美》，久仰他们的盛名。他们到我家时，父亲特意把我们叫去和客人见了一面。两位学者都衣着朴素，对人和蔼可亲，朱自清显得更清瘦一些。他们写的字都很有书卷气，那天在我家为父亲合写了一张扇面。

父亲的书画篆刻和艺术情操

公余之暇，父亲总是潜心于书法绘画，寄情于翰墨之间。

在书法方面，从早年起他就非常重视观摩借鉴历代名家的作品，勤于临写。进入中年以后仍坚持经常读帖，家里购置了大量成套碑帖，应有尽有。经常见缝插针地挤出时间仔细揣摩，反复练笔。对二王、米芾的笔意领会尤深，尽得其精髓，行草均出入规矩，清劲遒媚。近年新出版的《民国时期书法》和《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都收录了他的墨迹。

当年成都热闹市区的商店，纷纷请他题写店名牌匾，以有他署名的字迹为荣。解放前在盐市口拐角处蜀山酿造厂门市部所在的那座大楼外，从四楼到二楼的外壁上塑有父亲书写的“蜀山酱油”四个楷书字，每个字的大小约两米见方，几百米以外都可以看清楚，蔚为壮观。这四个字并非写好后放大的，书写时纸铺在地上，使用了径粗近尺的特大号毛笔，耗费了大盆的墨汁，其气势可想而知。

每年元旦，成都市政府都要请父亲署名书写春联，大批印制供应沿街住户商店张贴。省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向传义、唐昭明，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等人署名的春联实际上也是请父亲代笔写的。每当这段时间，父亲的笔迹几乎是满街随处可见。

在绘画方面，父亲以早年受过的扎实的专业训练为基础，不断在实践中充实提高。一方面师法造化，从大自然汲取养料，由写生而写意，兼具工致细密与豪放潇洒的风格；另一方面，又注意继承我国古代绘画的优良传统，对宋代文同、马远、元代倪瓒、明代陈老莲等名家的技法深入奥堂，得其精妙，运用自如。擅长山水、花鸟画，尤精于图写梅竹。作品用笔洗练流畅，形神俱佳，为艺林所推崇。

他写生所画的窦圌山记游图和工笔临摹的陈老莲画册，都有徐悲鸿的长篇题跋。称誉他的素描山水“肇自然之性”，无愧水墨画上品；仿写的陈老莲画册形神兼备，堪称乱真之作。

父亲认为，绘画和书法在笔法上相通，他自己的绘画就是以书法的笔法为基础的。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写过一首论书画关系的绝句：“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还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父亲把这首诗题在一幅他画的竹石小品上，并加跋语说：“此赵吴兴题画诗也，颇能道出画法奥秘。文人画之异于匠俗者，其在斯乎？”这幅画他交给我们弟兄保存，带有传授心得的意思。

有一次我看他画竹时，他还曾告诉我：“画法和诗法也是相通的，贵在精神。诗歌不能繁琐地描写现实，绘画也必须执简御繁，以少概多。明代诗人李东阳有一首题墨竹的诗说：‘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把每片竹叶都堆到画面上，就根本不像一幅画了。”

父亲的书画作品，在每次举办展览会时都被争订一空。可惜由于错案的影响，他的大幅作品早已散失罄尽，现在只残存了一些小品的扇面、册页。

此外，他在金石篆刻方面也很有造诣，作品刀法劲健，布局谨严，但篆刻作品不如书画作品多。现在残存的印谱中，还有他早年为著名画家潘天寿（亦名天绶）篆刻的几方石印。潘天寿解放后曾任全国美协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早年就和父亲有很深的交情，对父亲的篆刻特别推崇，因而从20年代起就喜欢在他的画作上钤盖父亲为他刻的印章。

父亲把自己的书画工作室命名为“双清馆”，表示他对梅和竹的清高品质和清秀形象特点的爱好。他像陆放翁那样，写过不少咏梅诗。例如，有一首自题画梅诗是：

生来野逸本天真，香淡清操自有神。
耐得岁寒余傲骨，年年雪后又生春。

咏竹的诗也比较多，有一首自题画竹诗是：

亮节高风气凌雲，飘然洒落自超群。
东坡与可皆知赏，何可一日无此君。

他在住宅里特意僻出一角，命名为“梅竹簃”，专门栽种梅竹。他使用的手杖也是用梅树的枝干和短竹竿制成的。在他自制的一根梅木手杖上，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的耆老林山腴为他刻了一行字：“春在先生杖履中”。他不仅自己爱画梅竹，别人也画梅竹送他。张大千为他画过一幅梅花小品，梅兰芳为他画过一张墨竹扇面，齐白石还在他的折扇的扇骨面上刻过几片竹叶。

他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意思，自号“静盦”，明白地表达了超尘脱俗、无意于仕途进取的心迹。当时国民党官员中像他这样温文儒雅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四川早期的共产党员、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张秀熟在20年代就和父亲相知甚深。抗战时期被遴选为省参议员，他们在省参议会再度共事，倍感亲切。父亲特意画了一张梅花送他，并题以陆放翁的咏梅诗：“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著花迟。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诗画相配，寓意深长。

解放初，张秀熟曾出任树德中学校长，是我的三弟荣涛的老师。接着出任川西及四川省教育厅长、四川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副主任等职。事隔多年，他对父亲送他的这张画还念念不忘。1993年他已届99岁高龄，我的大哥荣渠去看望他时，他还谈到这张画，认为此画反映了作画人处混浊之世的矛盾心情。

抗战时间，父亲以梅竹为题材画的作品相当多，清誉远扬。徐悲鸿解放后在回忆战时国内艺坛的文章中，就提到了父亲的名字。当时的四川大学文学院长、蜀中名宿向仙乔曾以元代善画水墨山水的著名画家倪瓒（外号迂翁）和清代善画梅竹的著名画家罗聘比拟父亲。他有一首为父亲题画的诗这样写道：

迂翁写意墨如金，不教湿笔上枯林。
好向松台参画诀，个中罗聘是知音。

艺林耆老林山腴在为父亲的画像题诗时，还以“临风玉树枝”来比拟父亲的形象。

四川省参议会成立前后，蒋介石集团与地方实力派的冲突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父亲带来了暂时的欢乐。但是，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很快地在省参议会便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四川人民在抗战胜利后都渴望减轻负担，休养生息，要求政府实行民主，加强经济建设，改善群众生活。可是内战随即爆发，蒋介石政权对四川的征兵征粮有增无减，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日趋复杂化。由于蒋介石集团在内战中节节败退，变本加厉地对四川的人力物力进行搜刮以图反扑，致使蒋政权与四川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步升级。这种矛盾冲突在省参议会内有鲜明的反映。父亲在其中要继续维持与各方面关系的平衡，其为难之苦衷自是难以言表。

1945年12月，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结束，正式成立四川省参议会。参议员的人数增加一倍，由过去的70人增加为140人，而且不再由政府指定，改由各县市通过选举产生，然后由当选的参议员选举议长、副议长。这次选出的参议员中代表四川地方势力的人物仍然占了大多数。向传义、唐昭明依旧当选连任议长、副议长。父亲连任秘书长。

张群在省主席任内时，基本上还能勉强控制局面。邓锡侯在1946年接任省主席后，四川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集团双方都想争夺对省参议会多数票的控制。这时，适逢民社党和青年党投靠蒋介石后要求在省参议会占有席位。蒋介石于是顺水推舟，下令由政府直接指定28名民社党和青年党的代表出任省参议员。此事在省参议会引起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和反对。蒋只好拿出4个立法委员的名额给地方实力派作为交换条件，才勉强把民社党和青年党的代表塞进省参议会。

副议长唐昭明于是当选为立法委员。当选的立法委员中，还有向传义的夫人王宁庚。唐昭明离任后，需补选一名副议长。拥蒋派推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陈紫舆来接替这个位置，地方实力派则共同支持川北的何宗杰与之竞争。因拥蒋派仍然不能形成多数，陈紫舆落选，蒋介石集团控制省参议会的企图于是落空。

但在邓锡侯的四川省主席任内，由于地方实力派对国共间的斗争意存观望，对蒋介石仍抱有畏惧情绪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维护阶级利益的问题上与蒋有共同的立场，因而在面子上仍然尽可能敷衍蒋介石，在省参议会内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是比较有节制的。双方间的矛盾常能通过讨价还价、相互作出让步，找到折衷的解决办法。

例如，在1947年田赋征实征借的问题上，省参议会8月份召开临时大会讨论，认为中央应偿还四川1941年和1942年征借粮食库券本息黄谷216万石，须在本年征实中扣除。但蒋介石因扩大内战需要，坚决不允抵扣。经邓锡侯出面转圜，以按本年年底全省平均粮价全部收购并由中央在12月底以前拨款为条件，由邓锡侯以自己的去就为保证，最后省参议会还是通过了按原计划照征实物的议案。

在征兵的问题上，各县早有缓征的要求。但蒋介石为了弥补内战的兵员缺额，1947年除以青年从军的方式在四川提前征集下一年兵额2万人外，还要求进一步扩大征兵配额。省参议会地方势力的代表们为阻止解放军入川，对此没有提出否决案，而是要求蒋介石以加强大巴山的防务部署作为交换条件。蒋介石于是在派出中央军5个师入川配合地方保安团队驻防之外，决定由国防部协助四川修械造弹充实地方武力，并准许以省参议会为中心组建“四川省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由省参议会议长任主任委员，委员则由省参议会驻会委员及有关机关负责人和“社会贤达”等充任，负责策划组训民众，加强地方自卫武装力量。地方实力派实际上是以在征兵问题上的让步换得了扩充自身军事实力的一些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父亲在1947年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候补监察，不久之后因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建立统一组织而成为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与此同时，父亲在邓锡侯主持的国大代表选举中当选为荣县的国大代表。1948年6月，由四川地方实力派支持的川康渝国大代表联谊会成立5人干事会，由早年曾任四川督军的熊克武任召集人，父亲当选为干事会的干事。

父亲曾给我们讲过，三青团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他并无意角逐中央候补监察。但当时参加开会的代表中，他在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兼任教授时教过的学生很多，积极为他拉选票，居然使他意外当选。也是由于他在省参议会处于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明争暗斗的中介位置上，双方都必然指望他能为各自的一方出力，所以，他当选这些职务是这两种势力对他拉拢的结果。

当时，邓锡侯还有意延揽父亲出任省教育厅长。这个未成为事实的消息被《新民晚报》记者获悉，抢先在该报予以披露。但父亲无意于仕途进取，终于婉辞不就。

父亲这时的思想处于矛盾斗争之中。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正在日益受到节节胜利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影响。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洪流来势汹涌，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国民党的统治。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竭力图谋反扑的同时，一心想把四川和西康作为退守西南的主要反共基地。

这时在西安事变后曾经受到蒋介石罢黜的曾扩情又重新被起用为国民党川康渝区党务特派员。曾在30年代初期就出任过四川党务特派员。当时蒋介石正炙手可热，曾扩情在川军将领面前犹如蒋的钦差大臣，到处受到逢迎。他和许多川军将领在一起吃喝嫖赌，把关系打得火热，为蒋介石笼络收买了其中的某些人。此刻蒋介石企图把川康地方实力派的首脑人物都拖进内战，对起用曾扩情又寄予了希望，曾也渴望做出一些成绩以恢复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但整个蒋介石集团都已今非昔比，曾扩情早已不被地方实力派放在眼中，所以他一直徒劳无功。

当时川军将领郭勋祺在内战中被解放军俘虏后又获宽大释放，返回成都，在成都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父亲面对这样的形势，内心的苦闷和焦虑在逐步加深。虽然没有在家里明白表露，但可以看出，他这段时间公余之暇作书作画的兴致大减，只见他常常沉闷不语地翻看各种碑帖字画，但似乎漫无目的，显得心绪不宁。

他的老朋友向心堂、吴念存等人婉言建议他急流勇退，不要留恋仕途。向心堂30年代曾任懋功县长，红军长征经过懋功时，曾友好地帮助过红军，与红军将领彭德怀等有交往，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吴念存早年是刘伯承元帅的旧交，一向也是同情共产党的。他们这时早已脱离国民党仕途，所以才这样对父亲现身说法。

吴念存是父亲的荣县同乡，对荣县地方上的情况比较了解。他还劝父亲辞去荣县旅蓉同乡会理事长的职务，尽可能避免卷进荣县地方上的矛盾纠纷中去。但父亲身处蒋介石嫡系势力之中，直接受到黄埔系和军统的监控，感到自己已经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因而在较长时间内对退出仕途的问题迟疑不决。同时，他自20年代离开家乡，在将近30年中除因国大代表的选举去过一次荣县外，平常只与荣县来成都的亲友有一般性的交往，自认为与荣县地方上的矛盾纠纷不会发生牵连。

在张群离任四川省主席的前后

蒋介石因四川省参议会通过的议案有违他的意旨，开始亲自出面进行干预。1946年，省参议会一再呼吁减轻群众负担，反对田赋继续征实和增加征借数量。蒋介石于是两次直接致电省参议会，迫令通过征实征借议案。1948年春，由于地方实力派的反抗呼声增大，蒋特派粮食部长俞飞鹏到成都督征。同年10月，蒋又迳电省参议会，声称“戡乱”军事紧张，需粮万急，要求通过增加借谷配额议案，但仍遭到拒绝。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的一些蒋介石嫡系分子为此在省参议会内外频繁进行活动，形势紧张，给父亲带来了很大压力。最后，议案还是没有通过，蒋介石只好暂时作罢。

地方实力派与王陵基在省参议会内的斗争

蒋介石鉴于邓锡侯未能俯首贴耳为其效力，于1948年4月迫令他辞去四川省主席职务，代之以死心投靠于他的王陵基。当时，解放战争已在全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四川地方实力派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争取下已抛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开始酝酿起义。

王陵基早年曾任四川陆军学堂教官，在出自于该学堂的川军将领中辈份较老。他是反共老手，1927年就在重庆制造过屠杀共产党人的“三·三一惨案”。其人秉性乖戾，刚愎自用，自恃有蒋介石作为靠山。接任省主席的第一天又在成都制造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四·九血案”。他一味用高压手段强行实施蒋介石穷兵黩武、疯狂搜刮的政策，同时热衷于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排挤压制四川地方实力派，使双方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四川省参议会于是成了双方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场合。斗争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首先，在1949年田赋征实的问题上，王陵基提出的计划省参议会坚决不予通过。抗日战争胜利后，省参议会经过多次争取和反复讨价还价，四川省政府才勉强同意将每年全省的田赋征实额定为黄谷900万市石。其中，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取30%，即270万石。此外，中央另按征实额征借黄谷900万石，合计中央共收1170万石。每年均由省府提交省参议会通过后执行。

1949年，王陵基循例提出此案后，省参议会多次讨论均予否决，一直拖了大半年仍然不予通过。王陵基的省财政得不到粮食实物作为保证，仅靠不断急剧贬值的纸币势将无法维持下去，而蒋介石进行内战所需的军粮军费也十万火急地再三催索。王陵基气急败坏，只好向蒋介石求救。蒋见问题严重，不得不派出蒋经国到成都软硬兼施对四川省参议会多方威逼，令其再三召开临时大会进行复议。几经周折，延至9月，蒋介石亲自来到重庆，电召刘文辉、邓锡侯、向传义等人前往谈话，当面施加压力，才迫使省参议会在形式上勉强予以通过。但当时解放大军已迫近四川，蒋政权已处于全国崩溃前夕，各地纷纷拖延或抗拒征借，此项计划实际上已难以全部执行。

其次，王陵基企图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在大巴山设防阻止解放军入川为借口，计划新建20个保安团作为自己统治四川的本钱，以此压倒四川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力量。他向省参议会提案，要求将中央政府准备每年偿还四川人民的征借款美金200万元（折抵征借黄谷200万石）拨给他购买武器装备。此案一提交讨论，立即遭到坚决反对和否决。双方僵持，互不让步，一直拖到9月，才不得不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批准王陵基成立20个保安团以加强四川防务。

第三，地方实力派以四川省参议会为中心，组织川康渝民意代表联谊会，策划保境安民的民众自卫运动，进一步又成立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从而牵制蒋介石在西南的军事部署，阻碍他以四川为反共基地在军事上孤注一掷。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也是国大代表，当时没有察觉地方实力派此举真实意图，批准了民众自卫委员会的建立。老奸巨猾的王陵基却洞察了其中底细，慌忙向蒋介石告密，指称该自卫委员会连“戡乱”字眼都没有，显然有通共嫌疑。张群这才发觉自己上当，于是由蒋介石亲自出面指示行政院长阎锡山以“于法无据”为借口，迫令该会停止活动。

第四，在征兵问题上，国防部要求王陵基1949年在四川征兵42万名。地方实力派认为这会影响四川组织“自卫武装”的兵源，因而省参议会决议只能按上年度配额6.2万名征兵。双方反复争执，省参议会仍不同意增加，也不同意用募兵名义在四川招兵，特代电通知各县参议会监督本县征兵不得超过上年数额，并向行政院、立法院呼吁制止扩大征兵。王陵基乃置省参议会于不顾，命令各县强拉大批壮丁补充胡宗南部队。在押送途中，壮丁病亡者多达1万余人。

此外，地方实力派还通过省参议会就滥发金元券引起货币急剧贬值和物价飞涨的问题对王陵基奉行的蒋帮金融政策发起过挑战。

面对地方实力派在省参议会内反对王陵基的斗争，省参议会和省政府、省党部的一些蒋介石嫡系分子为支持王陵基所进行的活动都无济于事。他们当中有的人貌合神离，反过来还暗中同反王派配合，图谋搞垮王陵基以夺取权利。王陵基曾经指望父亲能在省参议会内助他化解矛盾，但父亲本来就不愿介入派系斗争，加上看不惯王陵基的倒行逆施和颐指气使，私下对他深表反感，不愿替他做工作，事实上也无从做工作。父亲对他口头上敷衍应付，实际上保持中立，有时把责任推到向传义身上，有时又强调持反对意见的参议员声势太大。除例行公事外，一直无所作为。

王陵基眼看每况愈下，气得暴跳如雷，不时亲自到省参议会大发脾气，谩骂有暗藏的“奸匪”在活动。色厉内荏，反而使自已更加陷于孤立。

1949年9月以后，退守西南的国民党政权面临解放军即将进川的强大攻势，仓惶失措，一片忙乱。从蒋介石到王陵基都彻底剥下假惺惺尊重民意的外衣，以“非常时期实施战斗体制”为借口，悍然下令强行征粮征兵，任意为所欲为。省参议会被一脚踢开，陷于形同解散的瘫痪状态。

在成都的国民党党政机构从8月份起就开始纷纷进行“应变”准备，但争夺权力的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川康渝黄埔系的头子曾扩情这时已出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他一面支持王陵基反对地方实力派组织民众自卫委员会酝酿局部和平，一面又联合军统和中统分子，策划建立反共游击武装。为了改变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人心涣散的状态，他以实行“战时体制”为名，提出在全省实施党政一体化，计划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改组为党员工作服务总队，由他担任总队长，把权力伸向各专区和各市县，由省党部委员分赴各专区指导工作，听从他的指挥。

王陵基认为该总队侵犯了省主席的权力，不同意党政一体化，双方发生争执。王陵基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曾扩情被迫让步，只好听任省党部名存实亡。作为对黄埔系的补偿，王陵基答应在他领导的反共救国军内设一别动总队，由黄埔系的军统分子徐中齐任总队长，以各县市特委会的特务分子为骨干建立别动支队，实施黄埔系的反共游击计划。后来，成都解放前夕，徐中齐仓皇逃往香港；徐在各县市部署的反共游击武装纷纷落入人民的法网，全部覆灭。

父亲的逐步转变

父亲在省参议会陷于瘫痪前的思想已开始有所转变。虽然他在公务活动中不露声色，但在家里我从以下一些事实察觉到他的变化。

首先，他对国民党的报纸和中央社发布的战事消息已经不再相信。1948年他参加蒋政权召开的国民大会后从南京带回了一台飞歌牌短波收音机。起初他只收听国统区的广播，但北平和平解放以后，他开始经常在晚上收听伦敦和新德里的华语新闻广播。从1949年6月开始，他又暗中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毛泽东主席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及新华社发布的有关时局的评论等重要文件在广播时他都听得很认真，从头到尾听完，有的还听了两遍。

其次，他把一些内容明显反动的书刊处理掉了。1949年春节前夕家里进行大扫除时，他叫我帮他把家里的书籍清理一下：属于学术性的书，包括经、史、子、集方面的古籍、近现代人的文史论著、有关美术、书法、医药卫生的书和碑帖、画册以及各种工具书全部保留；只把其中一些属于国民党编辑出版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书清理出来作为废纸处理。

有一套蒋政权国际部新闻局编印的《共匪反动文件汇编》，共10厚册，汇集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文件，是作为密件发给国大代表的。这些文件在当时白色恐怖统治下地下党的同志是很难全部看到的。我感到烧了可惜，便暗中留了下来，经过地下党员孙慈转送给中共成都市委特支，供他们参考。

第三，父亲不再禁阻我参加学生运动了。

抗战初期，我们弟兄年龄还小，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学生运动所知不多。进入40年代之初，荣渠大哥在成都县立中学读初中时，和同班同学吴兆民、吴介眉、张合宁、王贵远、钱寿钧、曾世安等人因爱好话剧，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黎明剧团”，演出以抗日为主题的剧本，还没有涉及反对蒋介石政权的问题。1945年10月，又以这批人为基础，成立了一个“四为学会”。命名取义于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刚进高中，也参加了进去。当时反内战的革命学生运动刚处于萌芽状态，我们暂时还没有参加。我们的学会只是以联络友谊、砥砺学业、追求真理为宗旨。成立会是我家开的，父亲对此本来是赞同的。

同年12月，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去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荣渠大哥寄回了一些联大学生编印的传单，内容都是揭露国民党特务血腥屠杀的暴行和呼吁制止内战、实行民主等方面的。经过我的手传到了四为学会成员和成都县中的一些同学中去，在大家的思想上引起了共鸣。

第二年暑假大哥从昆明回家又带回了一些学生运动中的进步歌曲教我唱，不久又在四为学会成员和一些同学中传唱起来。父亲对传单和歌曲的内容都不以为然，一再嘱咐大哥和我不要参加学生运动，谨防被共产党“利用”。但是在当时日益高涨的人民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先后参加四为学会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革命的学生运动，陆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也不例外。我在学校里参加学生运动只好暂时瞒着父亲。

1947年，四为学会成员孙慈去重庆大学读书，参加中共地下组织。他把地下党重庆市委编印的《挺进报》秘密寄到我家，借父亲的名义作掩护以免受到检查。因当时军统特务为了破坏重庆地下党的组织，对《挺进报》正在严格追查。我收到后就转发给成都县中的进步同学，没有出过问题。

1949年初，父亲叫我清理家中的书籍以后，对我参加学生运动的限制也放松了。当时，成都的学生运动日益蓬勃发展。中共的秘密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协会在各大中学以进步读书会的形式团结了大批青年学生，我也参加了这个工作。进步读书会在学校活动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一般活动都在校外以复习功课、开展文娱活动等形式进行。

因我家住房较宽，父亲的社会地位又可以作为保护伞，我家便被进步同学选作集会的一个据点。邻近的成都县中、树德中学、省女中以及石室中学、市女中等校的进步读书会都常轮番来我家开展活动，其中也有以四为学会名义开展的活动。父亲知道以后问过我，我告诉他同学们来我家开会，除了学习功课和搞点文娱活动，另外不过学习点进步知识、唱唱进步歌曲，并没有别的活动。父亲也就不管了。

后来，我征得他的同意，还用四为学会英语学习会的名义借用东胜街省参议会的会议室举行比较大型的集会，并使用省参议会的油印机和纸张、油墨印制进步歌曲、学习资料和油印小报《自由声报》。通过这些活动，中共的地下组织为解放后成都市和川西区培养了一批各方面工作的年轻骨干。一些地下党员和民主青年协会的成员解放后回忆到父亲的掩护作用时，都怀有感念之情。

第四，父亲支持我为中共地下组织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中共成都市委特支为了掌握省参议会的情况，曾布置我利用父亲的关系作了一些调查了解。当时作为舆论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成都各种报纸，其社会背景大都和地方实力派及省参议员有密切关系。随着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逐步加剧，新闻界特别敏感，相应也有渐趋尖锐的斗争。

1947年6月，蒋帮特务捣毁了以潘文华为后台、以省参议员赵星洲为社长的《华西晚报》，迫使该报停刊。1949年4月，王陵基下令查封了以刘文辉为后台的《西方日报》。7月又接管和改组了以民主同盟为背景、以省参议员邓季惺为经理的《新民报晚刊》。

为了了解与省参议会有关系的报纸的情况，中共成都市委特支布置我通过父亲的关系打入一些报纸去熟悉内部情况。我利用在四川大学读书的业余时间，经父亲介绍到由省参议员李白英任社长的《建设日报》作过特约记者；到曾任省参议会秘书、后来任市参议员的王希瑾所办《中流报》作过助理编辑，并在该报开辟了一个《学园生活》专栏，作为联系各大中学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的园地；该报停刊后，又通过该报总编辑骆长德介绍，为以民主同盟为背景的《工商导报》翻译英文电讯稿。这些报纸的内部情况，我都向党作了报告。

起初父亲把我的这些活动看成是个人的爱好，认为可以使我从实践中受到锻炼，因而没有加以阻拦。后来我才告诉他这是地下革命组织的安排，他对此表示了理解和支持，并为我买了一部脚踏车以便我往来奔走。

成都解放前夕，地下的中共成都市委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创办自己的党报《西川人民日报》以迎接成都解放。潘文华和赵星洲将原《华西晚报》印刷厂的设备捐赠出来支持中共报纸的出版。我奉调前去参加了编辑部工作。解放后，我之所以调到共青团领导机关所办的《川西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报》工作，与报刊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就是以这段经历为契机和起点的。

省参议会瘫痪后，蒋介石嫡系分子不再为省参议会是否通过议案的事纠缠父亲，父亲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但黄埔系头子曾扩情策划的省党部应变措施仍然把父亲包括在内。父亲听说他们准备建立反共游击武装，大为惊忧和反感，推托自己是完全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文职人员，根本不会打游击。后来，又请病假不去参加他们的会议。为此，黄埔系分子李放六、吴祖楠等人还到我家来看父亲。后来，省党部的应变计划因王陵基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父亲才暂时免于受到纠缠。

但是，父亲还是担心黄埔系不会随便放过他。正在为难的时候，忽然传来了蒋介石准备将全部国大代表随同国民党政权带往台湾的消息。父亲既然已列入去台湾的名单，不参加曾扩情策划的应变活动就有了充足理由。

成都解放前后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通过香港转信与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荣渠大哥取得联系。大哥不断来信劝说父亲认清形势，绝对不要逃往台湾。父亲经过反复考虑，10月里派人到四川大学把我找回家去谈话。他说，解放军即将入川，四川很可能也守不住。他不愿随蒋介石往台湾跑，去了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想留下来，以后靠书画吃饭，又不知解放军来了会不会谅解他。这个问题不好找外人商量，只好靠自家人想办法。

我说根据共产党的政策来看，他留下来不会有危险。我可以通过地下革命组织去找共产党帮他联系。这事经过孙慈汇报到中共成都市委特支后，特支分析了父亲的情况，认为应当抓紧打消他的顾虑，争取策反他。

于是，我给父亲带去了一份地下党翻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让他了解解放军对待自动投诚的国民党文武官员的政策。父亲看过以后，又索取有关新中国总的政策方针的规定。我又给他借到了全国政协的共同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件。父亲看了以后对我说：“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基本一致，这我是赞同的。”

这段时间，成都的国民党军政机关都纷纷在转移或烧毁档案，而父亲却布置省参议会秘书处对档案进行整理并加以封存，对公有财产也作了清理登记，要求有关人员尽忠职守，加强保管，严防丢损，听候处理通知。

11月底，市委特支要我转告父亲：大军即将打下重庆，很快要到成都来。国民党撤退时会对成都进行破坏，还会逮捕屠杀进步人士。希望父亲留下不走，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保护好省参议会的档案财产，在可能范围内为进步人士提供掩护。地下党目前急需经费为大军进城作准备，他是否可捐助一笔经费为迎接解放作贡献？

父亲考虑了一个晚上，和母亲作了仔细商量，第二天作出了答复：他决定不去台湾，自愿从蒋政权发给国大代表的安家费中拿出黄金二两资助地下党，保护省参议会档案财产不受破坏，掩护进步人士。父亲特别仔细地询问了与我联系的地下组织是否真正的CP，能否在解放后真正保证他的安全。当他听说我只是“民协”（MS）成员时，感到不放心，但他仍然拿出黄金让我转交，只是要求约定时间地点直接与地下党的负责人亲自见面谈话。

我在川大外文系的两位进步同学毛文成（地下党员）和易汝奇（“民协”成员）因在学生运动中已经暴露，正要找地方隐蔽，于是应邀到三道街我家暂住，直到成都解放时才离开我家。

12月初，父亲收到了去台湾的飞机票。黄埔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任觉五给父亲打来电话，通知他在起飞当天开车来接他一同上飞机。此时距起飞还有四五天时间。为了避免届时被任觉五挟持上飞机送往台湾，父亲答应他届时等他来接，以便将他稳住。不久后即离开了三道街寓所，临时在东城根中街一家铺面后租了一间民房隐居起来。

几天之后，果然任觉五乘吉普车来到三道街接父亲。若非他早已趋避，当时是很难推辞脱身的。

父亲在东城根中街隐居约一周左右。在这期间，应约与地下党市委特支书记王朴就地会晤了一次。王朴是由我带路引去的，但他们谈话时没有让我在场。后来，父亲告诉我，老王对他已有的实际行动表示欢迎，但还进一步要求他在留城的一些国民党官员中进行串连，动员大家共同遵守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同时，还要求向大军提供国民党的军政情报和军需的粮食、汽油等重要物资。他说，他已不能公开出外活动，只能就近秘密串连一些人；至于超出他职守权力范围之外的事，要办就力不从心了。我劝他尽力而为。

于是父亲串连了一些能够找到的熟人，例如四川省地政局长张德先、军校少将教官杨鹏升、新卸任的泸县县长李劲夫等人。在串连的同时，还找了四川省田粮处副处长孙少芝设法筹集军粮，找了四川省运输公司协理李雅髯设法筹集军用汽油。但由于物资未掌握在他们手中，都没有如愿以偿。

这时，成都由胡宗南所部盛文的部队驻防，城内一片白色恐怖。12月7日，军统特务在通惠门外十二桥杀害了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32人。12月中旬，地方实力派首脑人物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在彭县联名通电起义以后，解放大军日益向成都逼近。王陵基、曾扩情及一些蒋介石嫡系分子陆续分头逃离成都。接着，分布于成都周围地区的胡宗南部队开始向西康方向溃退。

父亲于是公开出面邀集留城未走的省参议员及各界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各界人民迎接解放委员会。该会旋即与城内120多个单位联合组成的四川省各界庆祝解放大会筹备会合并，准备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

这时候，突然有五六名便衣持枪人员闯进我家，自称是解放军二野战军入城的先遣组，要求父亲安排他们参加组织各单位群众庆祝解放军入城的筹备工作。当时我正在骆公祠街原《华西晚报》印刷厂内参加编辑地下中共成都市委出版的《西川人民日报》试刊号，没有在家。父亲招待来人暂时在我家休息，等我深夜回家时，就嘱我介绍这些人与中共成都市委取得联系。第二天早上，这些人东支西吾，不愿前往，不久即借故离开我家，去向不明。我立即将情况告诉市委特支的孙慈。他说即将入城的解放大军是一野战军的部队，已经有联络人员进城与地下党组织联系。这伙冒充二野先遣组的武装便衣人员一定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他们想混进迎接解放的筹备工作人员中，一定是阴谋伺机进行破坏。这伙特务后来是否已落入法网，我不知道，但他们的阴谋被事先识破，倒是提高了我方的警惕，为解放军的顺利入城消除了一些隐患。另一方面，就父亲刚一露面即有特务分子跟踪而至的情况来看，他当时的处境无疑是相当险恶的。

大军进城后，父亲立即与新成立的成都市军管会接洽，约定时间完整无损地移交了四川省参议会的全部档案和财产。为此，他受到了负责接管的军代表李捷的赞扬。当时，军管会把父亲与国民党部队起义人员基本上同等看待。一野战军首长贺龙、王维舟在入城之初接见和宴请起义人员时，父亲都应邀在座。军管会公安处由于解放初期侦察工作的需要，在提督街开设了一家商店，还特别请父亲署名题写了店名招牌，并支付了现金作润笔。

父亲颇以无官一身轻为幸，专心致力于自己喜爱的艺术创作。在解放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完成了《百梅集》上、下册的绘画，还临写了包括《王右军十七帖》、《孙过庭书谱》等行草篆楷字体的10多部字帖。当他知道他的老友徐悲鸿在北京出任全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还给荣渠大哥写信，希望代他与徐悲鸿联系，请徐帮助他争取获得去北京学习的机会。

错案及平反

1950年，四川省分为4个行署区，同时全面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四大运动，接着又雷厉风行地镇压反革命。当年12月，父亲原籍川南荣县突然来人到成都，不由分说地将父亲带回荣县。来人拒绝向家属说明原因，只说是有些问题要父亲前去交待清楚。

由于这时原地下党市委特支已不存在，我只能向我的工作所在单位青年团成都市工委的党组织反映，希望立即转告有关部门查明情况，按政策处理。但当时运动正以疾风暴雨式的斗争形式进行。团市工委党组织领导告诫我，此事只能听从当地处理，家属及任何其它单位都不能干预。我投诉无门，只好静候消息。

不料1个月后，即1951年1月下旬，突然传来噩耗：父亲已于1月19日在荣县蒙冤遇难，时年49岁。

当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母亲和兄弟姐妹及一些亲友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但是，千古之是非在于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形势有了根本改变，政策开始逐步落实。经过家属一再投书申诉，在四川省党的各级统战部的关注下，荣县人民法院对父亲的原案进行了复查，终于在1985年11月23日作出了复查判决，撤销了原判，宣布对父亲按起义人员的政策对待。

复查撤判书说：“案经复查，被告人罗文谟在国民党时期虽担任过要职，但思想倾向进步。解放前夕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资助过地下党组织活动，为成都市的解放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父亲在蒙垢34年之后得以昭雪沉冤，我们全家至此才卸下了沉重的精神包袱。

1993年10月6日，为纪念父亲诞辰91周年，经父亲生前友好和学生的倡议，在成都举行了一次纪念座谈会。会议由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前任副部长但汉然主持。民革省委副主任邓宇民、农工民主党省委副主委易明昭、省文史馆馆长隗瀛涛、成都画院院长朱佩君、著名书画家屈义林、祁博文及其他好友、亲属出席了座谈会。省政协委员、解放前曾任成都市市长的90高龄的乔诚也亲临会场，对已故老友缅怀志念。但汉然还为座谈会题词：“纪念党的老屈友，美术界前辈罗文谟先生”。

会上，与会者肯定了父亲一生在思想上的进步倾向和解放前夕毅然脱离蒋介石集团、支持人民解放事业的转变，赞扬了他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和为发展四川美术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对他清廉自持、勇于奉献的人品和努力弘扬祖国文化艺术的精神，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对我的父亲罗文谟的一生，历史终于有了公证的结论。

注：参见曾扩情著：《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华北的活动》，载中华书局1961年版《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转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1987年华夏出版社出版。

解放前我在四川水利工作中的片断回忆

熊达成

一、威远河、盐井河渠化工程

1937年7月，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来上海延聘我到重庆大学任教，担任河工学和上下水道等课题。激于爱国热情，我毅然放弃了去英国留学机会，欣然应聘。胡庶华校长为了适应抗战期中后方建设的需要，创办了“蜀华实业公司”，并任总经理，劝我参加该公司，承包土木工程。我在该公司工程部任助理工程师，先后在成都和重庆主办过四川大学、光华大学、新南门桥和重庆大渡口钢铁厂的修建工程。1940年我应聘到自贡市盐务管理局修建威远河、盐井河航道工程，这时才转回到水利工程岗位上。

威远河、盐井河（合称釜溪河）是自贡盐场从威远煤矿运煤到自流井、从自流井运盐到富顺邓津关的主要运输航道。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沿海盐场如天津塘沽和浙江、江苏的盐场都相继沦陷，全国军需民用的食盐供应任务主要靠川盐，而自贡盐场又是川盐的主要产地。自贡盐场的制盐工业，除一部分用当地天然气（火井）煎制外，大部分还是用威远和荣县的煤煎制。威远的煤主要由威远河运至自流井，而自贡的盐则由盐井河运至富顺的邓津关，经沱江运至泸县，再转载至长江沿岸分发。

但是威远河、盐井河中有十多道陡滩，船只不能连续通航。每一滩口均设有临时性的拦河堰壅水，分段通航。每过一滩，上游来船停在堰上游，用人力将煤或盐起载运到下游的船上去，叫作“盘滩过坳”。这样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运输能力不能满足当时运量日益增长的要求。

故川康盐务管理局成立了工程处，办理两河的渠化工程，以朱宝岑任处长兼总工程师。最初是搞一些陆运工程，如修建从威远黄荆沟和连界场一带至自流井的所谓“盐区公路”运输煤炭；又从自贡市修建窑轨轻便铁道，以人力推土斗车运盐。但是当时运输汽车是使用木炭作燃料，载重力有限；轻便铁道亦因器材补充困难，均不足解决煤炭和食盐的运量问题。因此我认为渠化河道增进水运是当务之急。

工程处设立了威远河和盐井河两个航道工程办事处，分别以鲁德俊、郑源主其事。我在威远河办事处任帮工程师。威远河上分段修建了雷家凼、罗家坝、破滩口、鸭子滩、河墩子、廖家堰、观音滩和高洞等船闸；盐井河上分段修建了金紫、沿滩和邓津关三处船闸。这样就使威远河和盐井河全部河段形成水流平缓的渠化河道，从威远煤矿区到富顺的沱江口就可以一水通航，免除了盘滩过坳之烦。单船载重量较以前增加了两倍，货运量则提高了十多倍。

威远河、盐井河渠化工程的初步设计由迁川的华北水利委员会所作，技施设计则由两河航道工程办事处办理。我先在威远河航道办事处搞设计和工程预算，后调到威远河的河墩子船闸工程工务所任主管，负责施工；后又调到盐井河的沿滩船闸工程事务所代理耿焕奎所长，主管船闸的运行和维修管理工作。

威远河的特点是枯水流量太小（枯水期最小流量仅0.5立方米/秒），对通航不利。为了节省水量，威远河上的船闸一律采用“双堰船闸”。即在河中修建两条平行的浆砌条石坝，上下两坝相距约40米，坝顶轴线长度约60米，坝高约5米（自河底算起）。两坝间的水域面积即是船闸闸室，其间可以同时停泊载重十吨以下的木船约二十支。在上、下游两道拦河坝的左右两端各设有手动螺旋杆起闭的涵洞木闸门两孔，以利闸室的充水和放水。坝体上设有净宽2米的缺口3处，以供船只进出闸室和汛期泄洪之用。

下行船开到上游坝前，即开启上坝左右端的4孔涵洞闸门，对闸室进行充水，至与上游河水相平时，即用人工开启上坝的三个缺口处的木叠梁，放船队入闸室。然后关闭上坝的充水涵洞和叠梁，再开启下坝的4孔放水涵洞，使闸室积水下泄，直至与下游水位相平时，即开启下坝三处叠梁闸门，放船队下行。上行船过闸按上述方式进行。

盐井河上的三个船闸，都是各修建一道拦河坝，而在右岸一侧设条形船闸（金紫凼船闸是利用河弯裁直段作闸室的）。闸室上下游设有用螺杆启动的充水和泄水涵洞闸门，而闸首和闸尾的整体闸门则用齿轮齿板开启。闸室内能同时停泊两只载重15吨的木船。通航方式按一般船闸启闭程序进行。盐井河上三座船闸在1942年即建成通航。威远河上的8座船闸也于1944年全部建成。

威远河、盐井河渠化以后，给沿河农田水利带来了新的矛盾。渠化以前，威远河上有竹筒水车三十余座，有的筒车高达12米以上，提水灌溉沿河一、二级台地田土数千亩。渠化以后，水流平缓，筒车失效，故不得不在威远河右岸修建了一条渠道，灌田7000亩，命名“庸公渠”（这是当时川康盐务管理局局长曾仰丰和副局长阿钦泽斯基为了讨好财政部长孔祥熙，用他的名号“庸之”而命名）。庸公渠高程灌溉不到的田亩，由川康盐务管理局每年付给赔偿费。

由于枯水期威远河流量太小，渠化后通航仍有困难，故在威远河上游的一支流山沟修建了一些拦水坝，如“小堰头”等拦蓄山水，增补枯水径流。

威远河、盐井河渠化工程完工后，自威远到邓津关实行一水通航，运煤、运盐的问题才算得到真正解决，对后方军需民用食盐的供应起了巨大的作用。

威远河、盐井河渠化工程中主要是浆砌条石拦河坝和船闸工程，工程量达三十余万立方米，基础工程土石方开挖约15万立方米。工程规模虽不大，但在抗战的艰苦年代里，水泥供应困难，故采用了磨细红砖粉掺和石灰浆，作成“代水泥”胶砌材料。其他各种闸门及其启闭机械均使用当地材料如木材、铸铁和少数钢材制作。如沿滩船闸工程中提河坝顶上的自动翻板泄洪闸门，就是充分利用了当地材料，其设计和构造是比较精巧有效的。

威远河、盐井河渠化工程对自贡盐场的增产和外运起到了重大作用。其不足之处是枯水流量太小，对自贡市区河段的水质带来了不利影响。在当时市区人口不多，制盐场地也分散在远郊，水质污染在短期内虽不严重，不过时间久了，这一问题最终会突出出来的。

渠化工程完成后，各船闸工务所均改成管理所，工程技术人员就分别遣散了。我于1944年回到成都参加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的筹备工作。

二、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与四川省水利工程建设

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的成立，主要是使用还川“征借公粮”。抗日战争中，为了保证军需民用的粮食供应，在田赋征收中包括“征收部分”和“征借部分”。后者由国民政府分期偿还。到1945年即应由粮食部归还四川省黄谷五百万市石，以后还要逐年拨还，直至偿清为止。

这笔还川借谷，理应按比例摊还四川各县，但四川省参议会认为应集中安排使用，以谋全川公益福利。四川经济建设委员会负责统一规划使用还川粮食的用途，并对用款单位进行技术和财务监督。

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由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兼主任委员，下设秘书处，处长是陈瑞林；设计处，处长是曹四勿；财务处，处长是曾宝森。我在设计处任技术专员兼总干事。我同技术专员詹国华分管土木水利工程方面清款单位交来的工程设计书的审查和现场视察工作。还有一些技术专员分管机械、矿冶等方面的相应工作。1945年春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即在成都督院街四川省政府内办公（当时四川省政府疏散到茶店子办公去了）。

对还川黄谷来说，四川各个县的地主都是“债权人”，他们并不赞成成立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但在抗战期间，以“谋全川公益福利”的口号下，他们无可奈何地承认了。但自该会成立后，四川省各界上层人物都把它看成一块肥肉，都想插手染指，从中渔利。如何安排使用这笔黄谷？办什么样的全川公益事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在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内部，也各怀异心，举棋不定。

在财务处杨鸣九委员等人提出以这笔黄谷为基金，开办四川经济建设银行。设计处技术委员兰田（子玉）提出兴办成都至乐山的铁路，我协助他编写了修建成乐铁路计划（草案），并印成了小册子。其余各县一些煤矿、化工、缫丝工厂等企业也纷纷申请贷款。本来有了财源，各方来贷款兴办事业，是一件好事。但提出申请各方都各存私心，也各有后台，矛盾重重，工作难办。

我在设计处和詹国华一起负责审查四川省水利局申请兴办的各地水利工程十余处，如新津射洪县太和镇九坝灌溉工程，续建三台县东山六坝、大围坝，巴县梁滩，内江大小清流，华阳县沙河堡高地灌溉，南充青居街水电站，扩建官宋堰、朱李水堰等工程。这些工程都有设计图纸、说明书和工程预算，审查比较容易。其他企业单位的申请虽多，但一般只停留在文字申叙上，没有具体的设计，不便审查。

我和四川省水利局第四科科长张缙（汉士）到川西、北一带的水利现场进行考察核实，詹国华去川东一带。当时拟投资以涪江流域的灌溉工程为第一批重点。我从江油出发，经过绵阳、三台、射洪、遂宁等地。在勘察后，对各项水利工程都作了详细的技术审查报告，并得到设计处办公室主任张汉良的支持。设计处一致同意把上述水利工程作为第一批投资开发对象，报请四川省经济委员会通过，再提交四川省政府委员会核定。

我被指派出席上述两个委员会，报告技术审查意见。事先张汉良主任告诉我说：“这些官僚委员们不耐烦听你的技术审查意见，你在每个文件上贴一张小条子，只说‘审查属实，工程可行，投资能在五年内偿还’等几句话，就算了。”

我去四川省政府委员会开会，在会议厅等候时听见有人高声说：“今天会上，要谨防扒手！”（“扒手”是指四川省政府建设厅长兼四川水利局局长何北衡。他们认为搞水利工程是肥缺。）我很气愤，在会上据实介绍了各项水利工程的作用和效益，并阐述了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希望能把水利工程作为第一期开发。最后总算多数委员同意贷款兴建上述工程。

上述水利工程经费，有一些是农民银行贷款。当时因物价不断上涨，尽管一再追加工程预算，总是赶不上物资上涨的速度，所以工程都中途停下来。这些工程费用有黄谷实物作后盾，理应顺利进行。为什么执行起来还是困难重重？

当时所谓还川借谷，毕竟是账本上的一个数字。如1945年应还黄谷数是在当年征借田赋数目内扣下一笔。换言之，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只掌握了一个数字或一笔账而已。黄谷实物还是在各县田赋管理处。当时因交通不便，很多县的田赋黄谷并未运走。每年由县政府、县参议会、县田粮管理处会同议价折款上交，从中压价得利。认购黄谷的买主又都是地方上的豪绅，以低价买进，待青黄不接的季节又以高价卖出，获得厚利。四川经济建设委员会拨给各水利工程处的黄谷，在当地是拿不到实物的，都是由县里折价付款。由于货币贬值太快，所以工程仍难顺利进行。

1946年初，由于各县反对将还川的征借黄谷集中使用，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就被撤销了。此后，何北衡又邀我到建设厅去工作。

三、在四川省政府建设厅工作

1946年春我到四川省建设厅任二级技正，分派到第四科工作。科长是冯天爵，科内设有三个股：第一股主管水利，股长李绍赓；第二股主管公路；第三股是新成立的，主管水权，股长是贺季恭。我的工作主要是审核有关水利方面的公文，验收安修工程，审批预算以及抗旱和防汛抢险。

我经常出差深入现场，例如通过安工和验收工程，我走遍了都江堰灌区内各个县的大小堰工。我参加过绵阳龙西渠渠首1945年水毁工程的修复，遂宁四联堰石溪壕倒虹管事故的抢修等。除日常工作外，由我经办值得记述的事情有以下几项：

1. 1946年川西平水工作。

1946年春，川西地区曾发生严重的春旱，群情惶惶，争水纠纷严重，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械斗，形势很紧张。1946年4—5月，都江堰流量偏小。内江流量如下表：

自上表可见，1946年春耕泡田插秧期间，内江流量比历年同期小，故出现用水紧张现象。解放前土地私有，争水到手就等于争财到手。当地县长不但不设法平水，为了自己私利，反有暗中支持争水。如金堂县就具文申请省政府执行平水，否则就将自行“起伕平水”（“起伕平水”是历史上官场惯用术语，意思是支使群众以武力争水）。

特别是尾水地区就更严重。如都江堰尾水区的通济堰（灌溉新津、彭山和眉山三县），争水纠纷在历史上不断发生，一般都是派外州县官吏前去平水。这次闹得最凶。于是决定由何北衡厅长召集各县长商定平水方案，由省政府出“告示”，派我到现场监督执行平水事宜。

所谓“平水”，实际上是轮灌，把水先放到下游去用，然后依次向上游支渠放水。这本来是公平合理的方案，因为按灌区农田实际的插秧先后顺序来说，也是下游要早一些，应当先用水。但是这个方案与川西平原“上游先用水”的传统习惯相反，所以群众抵触情绪很大。

通济堰平水工作是由有关灌区各县各派代表三人（县府、县参议会和县水利会各派一人），同我一起，沿河查勘。首先将干渠中的筒车一律取缔，其目的是减少拦河埂阻水，让河水迅速下流，争取插秧时间。其次，将沿干渠各支渠口封闭起来（在通济堰支渠口是放水条石涵洞，称为“筒口”，如眉山筒口即叫“眉州筒口”）。第三，按各支渠所在位置及实际灌面安排用水顺序、放水时间。第四，公布轮灌方案，订立乡约守则。

尽管这些作法道理清楚，方法也简单合理，但是在旱情发展期间，农民用水心切，又有土豪劣绅从中煽动，工作阻力很大。执行第一天，就有一些人聚众滋事，以拆卸筒车为由要求赔偿。我立即同意照价赔偿，他们找不到借口，随即散去。但晚间又包围代表住地闹事，扬言彭山水利会代表受贿，把堰水卖给下游眉山，要找他们算账。各县代表都翻墙逃走。次日又聚众拆毁彭山水利会代表在青龙场中的住宅，捣毁了彭山县政府大堂。

当时我还是坚持工作，每天沿渠道步行查看放水情况。最初因群众不理解情况，又受坏人的煽动，在我行经路线上聚众起哄，并且布置河泼尿水。我一面宣传轮灌道理，一面征询老农意见，想出一些节约用水的办法。经过耐心说服，得到了群众的理解，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使轮灌工作得以胜利完成。

这些得以实施的主要措施是：

（1）对拦截西河和南河水源的竹笼拦河坝上游加铺竹席，抛填黏土，以防止渗漏，争取多截河水入渠。

（2）取缔干渠全部筒车，去除拦渠筒车埂，使干渠输水畅通，用最短的时间将全部水量集中输送下游。这时执行轮灌十分有效。至于筒车所灌高田为数不多，另行拨款补偿损失。对于拆毁筒车工程，在冬季岁修时由堰管处统一修复。

（3）在各支渠口实行集中育秧。在一般正常年景，灌区育秧分散，而引用的秧母田水需通过支、子、斗、农、毛各级渠道，故漏水损耗较大。在支渠口采用集中育秧的办法，可以缩短引水距离、减少输水损失达50%以上。实践证明，这确实是节约用水简单易行的措施。

（4）禁止余水下河。在每条支渠轮灌过程中，虽然是按田亩数目配水，规定了放水时间。但由于各支渠土质不同，条件不一，许多支渠末端仍有余水流经退水渠入河。这样余水失去了高程，不再能自流灌田，形成了废水，故禁止余水下河，减少水源浪费。主要是在支渠末端扎临时土堰壅水。

以上技术措施简单易行，农民乐于接受，公布以后阻力很小。以前平水中，各筒口均由省保安队派兵驻守，按规定次序和时间开启筒口放水，容易引起兵民摩擦，酿成事端。这次群众不仅理解并自觉遵守规章顺序，因而平水工作顺利完成。当年新津、彭山、眉山均获丰收，我感到十分欣慰。

都江堰的渠首枢纽和渠系历代都不断地改善。但从水源来说，每年4—5月份春耕育秧和泡田用水时期的流量，仍然决定于上游融雪的早迟和输水的速度（与河道岁修有关），在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靠天吃饭”。上述平水工作的经验，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1947年成都地区的洪灾及其善后工程。

1947年7月上旬，成都地区发生一次特大洪灾。根据望江楼雨量站的记录统计：6月30日至7月6日共7天最大降雨量为366.1毫米；其中7月1日至5日最大降雨量为358.7毫米；7月3日至5日最大降雨量为318.5毫米。这次长时间持续大雨，使川西平原广大地面径流系数增大，故在7月4日发生特大暴雨后（当日24小时降雨量为233.0毫米），即出现了特大洪水。望江楼处洪峰达到1200立方米/秒，洪水位达到489.46米高程（吴淞零点算起），岸上水深0.8米。市区内大部分街道被淹，内江流域内一片汪洋，酿成了百年难遇的洪灾。

这次洪水主要是由成都地区的暴雨洪水而形成的，而岷江上游的洪峰并不大。如7月2日宝瓶口平均流量为573立方米/秒，水位为728.57米；7月4日宝瓶口水位仅727.74米，日平均流量仅487立方米/秒。

这次洪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河道多年失修，在洪水的冲击下，自郫县以下直达彭山口，沿河各处河堤、桥梁和灌溉渠堰头都普遍遭到破坏。如成都市内的新西门桥和东安桥就被冲垮；望江楼一带大柳树和河堤也全被冲毁；灌溉渠如洗瓦堰等地也冲坏了。一时群情惶惶，迫切需要恢复桥梁、河堤、堰头以保证交通的畅通和次年春耕用水。但政府却无视人民疾苦，拖延施工。

后来，省内外慈善团体（特别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发起募捐赈济川西水灾，先后募得赈款数百万元。由省参议会、省建设厅、省会计处和省社会处等组成导河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担任，副主任委员为《新新新闻》报社的董事长陈斯孝担任。

究竟如何去办理水灾的善后事宜，各方面意见则不一致：会计处认为应当把赈款分发给各个受灾县的县银行，无息借贷给灾民做小生意谋生；社会处则主张发救济粮。我代表建设厅发言，认为不修复桥梁，交通不便；不修复堰头，下年春耕用水成问题；不修河堤，下次汛期无保障；因此要求以大部分款修复水毁工程。此外我在一些报刊上也曾发表了《1947年成都洪灾的成因分析》的文章，造成了一些舆论。结果导河委员会通过了首先恢复水毁工程的决议。

开始准备把赈款拨给四川水利局主办。但该局认为须搞完测量再作设计和预算，要几个月以后才能动工。而广大群众则要求立即动手恢复，故导河委员会决定成立府、南两河导修工程处来主办，并聘请我为工程处处长，主持水毁工程的善后工作。原来范围只限于成都市区的府河和南河的水毁工程，沿河城镇要求迫切，后来把工作范围一直扩大到彭山青龙场。

工程处由建设厅陈茂芹技士、四川省水利局詹国华和叶嘉禾工程师、四川大学刘振华助教等8人以及四川省艺专建筑科学生30人组成，并按各个现场成立工务所。同时，又借调四川省水利局测量总队的杜队长代测了府河、南河1：2000的河道带状图，由府河、南河导修工程处支付全部测量费用。从成都到彭山江口河段内共安排了重要水毁工程四十六处。有些工程由工程处直接掌握，作出设计，然后发交包工公司施工，如望江楼河堤包给新川营造厂，古佛堰包给蜀华公司。大部分工程则由工程处作设计和技术指导并拨付工款，而由地方水利协会主办工程。

我在1947年冬到1948年春，沿河巡视水毁修复工程共七次，往返步行近二千华里。当时修复水毁工程，群众积极性高，参加工作的技术人员每月仅支车马费30元，修堰和淘河民工亦仅酌发叶子烟、草鞋钱。一些包工公司也千方百计降低造价。新华公司经理李骐（伯骦）就是同我洽谈承包东安桥时，脑溢血身亡的。

四十六处工程包括望江楼护岸工程、洗瓦堰泄洪闸和节制闸、古佛堰取水口工程、彭山青龙场护岸工程、成都新西门桥和东安桥、百花潭宝云庵护岸工程等，均在1948年夏全部完工。可以说是费省效宏。这使我认识到群众需要的事，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没有群众的积极性，专靠那一点赈款，肯定是无济于事的。

1947年水毁工程的修复，不仅解决了桥梁交通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次年春耕引水问题，还及时地保证了次年的防洪。1948年和1949年两年的汛期中又连续出现了洪水。如1948年9月9日至15日望江楼水位达489.04米高程，比1947年的洪水位仅低0.42米。洪水虽然溢出河槽，但因护岸工程坚固，未发生洪灾。其它工程也发挥了应有的效益。如洗瓦堰在渠首下游五桂桥处建成了泄洪闸和节制闸后，就保证了河心洲一带渠堤没有决口，使下游中和场、中兴场一带三万多亩农田受益。

1949年成都市洪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沙河出口的壅水问题。当时沙河在五桂桥处汇入府河。沙河流程短，涨水快。每值暴雨后，沙河先涨水，垫高了底水水位，使府河洪水位壅高。水毁工程修复中，我想将沙河口下移，因限于经费，力不从心。直到建国后扩建沙河工程，这一想法才得以实现。

3. 玉玺河水利工程的勘查。

1948年四川省建设厅和四川省水利局提出开发玉玺河水电工程。玉玺河是青衣江的一条支流，在天全县境内，其上源有黄水河和黑水河。原计划在玉玺河壅水，通过一条六至七公里长的隧洞，穿过青衣江和岷江的分水岭，引水至大邑县籍江支流花石溪上，可得到水头375米发电。

由建设厅调集有关地质、采矿、水利、公路等各方面技术人员组成玉玺河综合勘测队，派我任队长，进行了一次查勘，写了一份勘查报告。我认为隧洞工程太大，非当时施工能力所及，建议先开发大邑县的大区水电站，有水头250米，水源出自龙洞，有流量0.5立方米/秒。后来中国资源委员会又派蒋贵元工程师和美国人长门斯基来成都研究，我和李镇南又陪同他们去复勘了一次，认为开隧洞困难多，不如在下游区仙关建高坝壅水发电，这在当时也是不能实现的。

出我意料的是玉玺河综合勘测队返蓉后，本来没有什么成绩，但何北衡厅长却特别关心，在西大街他家里宴请了我和主要队员梁锡璜等。席上还让我们品尝了鱼和羊肉烩汤，他风趣地说：“这是‘鲜’汤呀。”我们横跨岷江、青衣江分水岭虽然吃了些苦，毕竟是劳而无功。我很奇怪何厅长为什么特别重视那里的开发。后来听人说当时雅安、邛崃、大邑地方上有些政客想借开发玉玺河为名，捞取竞选的政治资本，这不是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所能料到的事了。

四、四川水利工程师学会成立的经过

1946年夏，中国工程师学会在成都商业街励志社礼堂召开一次大会，提出要成立各种专业学会。会后我找四川省水利局总工程师李镇南（现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总工程师）商量，发起成立四川省水利工程师学会。会员来源以建设厅、水利局、成都水工试验室和四川大学以及各大堰管理处的技术人员。

成立这个学会，当时有一个特殊目的和动机：自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外省籍的技术人员多数想复员回老家，同时又有一些出川的机关拉拢技术人员去搞“接收工作”。当时的接收工作是颇有“油水”的工作。我们感到四川水利技术人员太少，如果大家都离开了，就无从谈水利建设了。故成立四川省水利工程师学会的目的，是想团结更多的水利技术人员为四川服务——一句话“为四川留才”。

1947年春，四川省水利工程师学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就在我家里（布后街2号）召开。我用了四百元作开支（刻印章，印会员登记表、会费收据等）。会上选举李镇南为会长，下设秘书、财务和事务三组。张英任秘书组干事，我任财务组干事，汤学云任事务组干事。

虽然我们是纯技术团体，但在四川省社会处登记也受到了刁难。成立大会那天，我们邀请了何北衡厅长和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但他们都没有到场。而社会处却派了一位科长到场监视。本来，约集近百人在我家里开会，我也不是没有顾虑的。但我二哥熊克武赞许我“为四川留才”，支持我在家里召开这次成立大会。

四川水利工程师学会成立以后，虽然干部很少，办起事来还是很有劲头的。我每月都到各机关向会员收取会费，使我有机会同各方水利界同仁交了朋友。学会确实起了为四川留才的目的。抗战胜利后，留下了一大批外省籍的技术人员，如：李镇南、吴应祺、吴际春、郭耀观、魏振华、巩坚壁、张先仕、贾书河、朱墉庄、李元亮、詹国华、包士坤、叶嘉禾等。

四川省水利工程师学会成立后做过许多好事，如1947年洪灾后，许多会员如叶嘉禾、詹国华、陈茂芹、刘振华等都义务参加了水毁工程的恢复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四川大学土木水利系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军事和民用的需要，四川省的土木工程事业一时甚为兴旺，如成渝铁路、各地区的飞机场、涪江沿岸灌溉工程、威远河盐井河及綦江船闸工程等。社会上对土木工程技术人员亦开始重视。当时各种工程的主办技术人员多是外省人，而四川本地人却寥寥无几。四川省参议会和社会有识之士认为应建立工科大学培养人才，故咨请中央教育部在四川大学内扩充理学院为理工学院，分设土木水利、机电、航空等系。任郑愈为院长，张有龄为土木水利系主任，于1944年秋开始招生。

在四川大学校园南面沿府河边新建“临江馆”教室一座约八百平米。当时师资缺乏，专任教师仅有周存国、艾忠家、张捷胜、刘振华等，其余均系兼任教师。我自1946年起讲水文学、工程材料及水工试验等课程。李镇南、魏振华主讲水工结构，张捷胜讲水力学，林启庸、周存国讲授结构力学，艾忠家讲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梁锡璜讲测量学。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迁到四川的工科院校纷纷复员出川，如乐山的武汉大学、重庆的中央大学、三台的东北大学等。在这些院校的学生中，川籍学生人数较多，理应随学校外迁就读，但经济负担有困难。当时在省外上学，每年要花费一百至二百元大洋（相当于黄谷三千至六千斤），非富户不能承担。所以社会上强烈要求省内开办一些大专学校接收无力出川的学生。

土木水利系刚开始招生30余名。后将灌县水工试验室迁到四川大学来，以解决水力学试验教学。水工实验室的三位助理研究员也协助教学辅导工作。

1946年张有龄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大会上介绍了四川大学土木水利系的成立情况，并号召学会会员协助解决教学和图书仪器问题。我很热心地毛遂自荐去讲水文学。因我在四川省建设厅任技正，故只在四川大学任兼任讲师（月薪三百二十元），每周讲课二小时，按钟点费发给。但当时我在灌县主办从灌县经蒲阳场至青龙咀（煤矿）的公路（主要为蒲阳场的一个火电厂——都江电厂服务），每周回成都讲课半天。当时四川大学给我的讲课钟点费不够我从灌县来回的汽车费，并且钟点费亦不是按月发放，我只得“自费教书”，算是为桑梓服务。我最大的安慰是1948年我说服了四川大学土木水利系第一届优秀毕业生周从政去生活艰苦的天全县建立玉玺河水文站。

1946年底，张有龄离职去上海，由五十兵工厂沈诚接任四川大学土木水利系主任。我推荐林启庸来系主讲结构力学。林和我在建设厅同事，他是秘书处一级技工。1947年沈诚辞职，由林启庸继任系主任。同时四川大学工学院也从原来的理工学院独立建院，从临江馆迁到对河老兵工厂教学。林启庸升任工学院长。

1948年李镇南推荐西北工学院水利系主任彭荣阁来川大任教，亦担任土木水利系主任。当时，我在川大任课门数最多，计有水文学、水力学试验、工程材料及工程材料试验、房屋建筑、城市计划等。还充实了水力学试验设备，向乐山嘉华水泥厂要来了水泥沙浆块拉力试验机等，供材料试验之用。这时张治澄为助教，我们协作得很好。

六、在成都水工试验室的工作

1942年中央水利试验处（处长为郑肇经）与四川水利局合作，在灌县成立高地灌溉试验场。该场工程师刘卧研究设计了一种新式的提水工具——利用渠道水流的落差转动主轴幅流式水轮机，并在同一轴上安装离心式水泵，进行提水灌溉。当时被命为“刘卧式抽水机”。这种提水设备与现在普遍使用的水轮泵，其原理和构造上基本相同。由于当时制造工艺的限制，效率仅达40%。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动力油料缺乏，这种利用水力抽水设备是值得提倡的。先后在江油、三台和华阳等县的一些灌溉工程中安装运行。其最大的工程要数成都东门外狮子山的华阳沙河堡高地灌溉工程，共安装刘卧式抽水机四台，扬程约二十米，提水量为0.4立方米/秒，可灌溉五千亩田。该工程由李镇南任工程处长开办，后由吴明远任管理站长。

1943年灌县高地试验场扩大为灌县水工实验室，由张有龄任研究员兼主任，郭暄任副研究员，张捷胜等任助理研究员。进行过一些水工模型试验，为当时的在建工程服务，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主要研究成果有四川都江鱼嘴及内外江冲刷试验、遂宁南北坝溢水工程试验、什邡朱李水堰模型试验等。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了照顾四川大学土木水利系教学试验，中央水利实验处与四川大学合作，将灌县水工试验室迁至四川大学临江馆后面新建的试验馆内，更名为“成都水工试验室”。张有龄任主任，郑愈任研究员。1946年底，张有龄离任后，由郑愈任主任，熊达成任研究员，李景诗任副研究员，吴明远、谢惠临、汤学云任助理研究员。

成都水工试验室建筑面积约六百平方米，办公室三间，试验厅一间，宿舍三间。试验设备仅有宽0.4米、长12米的木质玻璃水槽一座，以及孔流、堰流、管流等水力学基本试验的设备，以保证四川大学教学的正常进行。科研成果有《都江堰内江回水影响之研究》等论文，有参考价值。

194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中央水利试验处当时设在南京，每日只寄发职工薪金（有时还拖延不寄），而不发事业费，以致成都水工试验室的工作无法开展。因为成都水工试验室还没有水塔循环输水系统，试验水流用电动机带动水泵直接供水，影响试验中水流的稳定。我发动全体工作同仁捐出薪金，到三瓦窑一废纸厂拆回了一个钢板水池，直径3米，高2.5米，准备把它建成平水槽。但因经费有限，只完成了平水槽的支柱工程，就无力安装了。但当时各同仁能慷慨捐献薪金从事科学研究的精神，则是我所钦佩而永远不忘的。

1949年成都解放，郑愈主任去了乐山，我代表他将成都水工试验室移交四川大学军事代表曹振之和鲁光接收。改派彭叔常任主任，李国润为研究员，徐慕菊任副研究员。

七、四川水利局美援水利工程处

1948年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以晏阳初为首）打着以美国出钱援助四川省新建和续建十四处水利工程（灌面约14万亩）为名，企图笼络人心，为国民党政府撑腰打气。具体条件是按工程设计预算总额的一半由美援负担，其余一半由地方自筹。为此，四川水利局成立了四川省水利局美援水利工程处，以李镇南任工程处长。农复会亦在成都商业街设立工程办事机关，以美国工程师塔德主其事，另雇用了一些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从事审查工程设计和美援拨款等事宜。

我同李镇南不仅在业务工作和学会工作接触甚多，私谊尤笃，他邀请我去该工程处任视察工程师，但最后还是没有去成。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矛盾。

当时美援水利工程虽然由四川省水利局直接经办技术业务，但对下面各县下达指令、工程费的摊派、报销的审批等还是由建设厅经办。而建设厅对美援水利工程处的一些作法持有不同意见，主要分歧点是认为对美援工程的宣传不宜过分夸大美方的作用。当时各工程仓促上阵，一切设计和预算都没有落实，而美方所提供的按设计预算半数开支的美元是定数。万一发生超支，地方负担过重，完工就很成问题。地方负担部分分派下去可能出现浮派等弊端，实质上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需要妥筹一种控制方案。不能光图争取美元就好大喜功地干，结果会造成劳民伤财的局面。

建设厅第四科主办水利的第一股长李绍赓对此甚坚持，要我向何厅长去说明。我到何北衡家里去谈了。何北衡听了我的陈述后，冷冷地说：“让你们去搞吧，你知道时局发展情况吗？我看搞不出名堂。你们就不必管那么多！”这一席话使我很吃惊。何厅长虽然很器重我，但我同他毕竟没有私交，何以说出这“肺腑之言”？我回家告诉四哥熊哲帆，他说：“北衡的话有道理。”从此我对美援水利工程就没有再插手了。

八、结束语

在旧社会，作为一个水利技术人员，我的处境还是很艰难的。除经济上的困难外，最大的痛苦还在于不能施展抱负。我初到建设厅工作时，很想大搞一下川西的水利问题，但在那土地私有的剥削制度下，可以说是痴人说梦。

好在新中国成立后，能得以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的水利教育事业。而今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才辈出，水利事业的发展，前途无量。每忆往事，新旧社会的对比愈益强烈，深感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并以躬逢盛世为幸也。爰写成个人在四川水利工作中亲历诸事的片断回忆录，尚有片鳞只爪俾益于今后水利建设工作者，则固所愿也。

历史的见证

邓汉祥

（注：邓汉祥先生1949年12月随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起义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青岛市政协常委，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病故于北京。本稿选用他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所写资料。编者略有删节。）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内受军阀的压榨摧残，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在旧社会混了几十年，一直为军阀出谋划策，和我共过事的南北军阀无一不相信我。解放后我却得到党的宽大和培育，又推我担任省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深感新旧社会的差异，为了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每思感激图报，为此写出我一生的经历，作个历史见证。

一、求学

我名邓汉祥，号鸣阶，贵州盘县人，生于1888年3月。从5岁起至16岁都是在家里读私塾，这十一年所读的都是四书五经之类，受孔家店的毒害很深。老师经常教导的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扬”。家庭教育也是光宗耀祖这类话。思想受到束缚和鞭策，就自然产生往上爬的妄念。至于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有更深的习染，无可讳言。

科举停止后，我到昆明初级师范学校读了半年，不合意愿，又回到本县南台山书院读书。约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各省武备学堂一律停办，每省设陆军小学三年毕业，全国设四所陆军中学两年毕业，然后进保定军官学校一年半毕业。我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进贵州陆军小学，3年毕业后，于宣统元年（1909年）冬升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

二、湖北都督府参谋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我在陆军中学即将毕业之际，适武昌辛亥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起义。当时由云贵两省的同学约300余人组成学生军大队，公推我为大队长，立即率领学生军参加起义。20日成立湖北都督府，黎元洪为都督。我被任命为都督府一等参谋，每日接待新闻记者。关于汉口、汉阳作战的战报，每日由我拟稿，通知起义各省。贵州都督杨荩诚率师北伐到武昌，黎元洪派我接待。北伐第二军军长李烈钧驻扎孝感，黎派我同他接洽。

杨荩诚离开贵阳后，唐继尧借北伐为名，率滇军到贵阳，任贵州都督。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曾电黎元洪同湖南都督谭延闿派员劝说杨荩诚到北京，军队另派人带回贵州。这时候杨及所部驻常德，黎元洪派我去劝杨。我到长沙，谭又派他的参谋长危道丰和我同去。

三、北京参谋本部第一局襄办

1912年2月，袁世凯任大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任副总统兼参谋总长。5月，黎元洪派我到北京参谋本部任第一局襄办兼科长。黎元洪向袁世凯保荐陈宦任参谋次长，湖北向伪中央请求事件都由陈宦转袁世凯决定。袁世凯拨给湖北大洋前后达三百万元，陈宦都是派我送交黎元洪的。

1913年3月，国民党要人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死，国民党认为是袁世凯指使人暗杀的，攻击不遗余力。袁世凯命陆军总长段祺瑞和参谋次长陈宦派员到长江各省去调查真象。两部派我同谭师范前往。我们经过武昌、南昌、南京、上海回到北京，就由陈宦和唐载礼引见袁世凯。

我直言不讳地说：“国民党硬说宋教仁之死是‘中央’主谋，并说‘大总统’因为要做皇帝，顾虑宋教仁是劲敌，所以下此毒手。”当时袁世凯郑重其事地说：“国民党人污蔑我要做皇帝是别有阴谋”，“我要做皇帝，辛亥年就可以做，何必要等到今天”。他还说了做皇帝的种种害处。我当时很幼稚，被袁世凯这番话所欺骗，相信了他不会做皇帝。

我同江西都督李烈钧因在湖北时候经常接触，感情颇深。到南昌后曾问他：国民党借宋案反对袁世凯的后果，你看怎么样？李烈钧说：“一定会打仗。”我又问：“国民党是否可以战胜？”李说：“国民党一定失败。因国民党一盘散沙，南京、安徽、广东、湖南、江西尽管处于国民党的势力，并没有共同的打算，孙中山先生的话也无效；袁世凯掌握北洋派的武力，又凭借国家政权，在军事、财政、外交各方面都占优势，所以我认为其结果国民党必然失败。”我又问他：“既然如此，你何以自处？”李说：“明知失败，也非同袁世凯打不可。这关系到我的人格问题，不能只讲利害。”

我听了他这番话很同情他，认为他有骨气。我到武昌，曾劝说黎元洪在袁世凯同国民党之间应采取中立态度，如果完全倒在袁世凯的怀抱，国民党垮了台，湖北在政治上就失掉作用，袁必然会另派人来做湖北都督。黎的答复说：“同国民党不能共事。”这或是我人微言轻没有说服力的关系。

陈宦还指派我同第十师师长、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江苏都督李纯，湖北都督王占元等接头。我认识的军阀比较多，就是在参谋部种下的因。

1913年秋，袁世凯把国民党几个省区都打垮后，就强迫黎元洪到北京，住在中南海的瀛台，简直等于软禁。我每周必然去看他一次，或陪他吃饭。

云南都督蔡锷是湖南人，因云南将领李鸿翔、谢汝翼排外，蔡锷密电陈宦说，他非离开云南不可，请转“大总统”由“中央”调他入京，推贵州都督继任他的云南都督，另由叶荃、黄毓成、刘显世三人中择一人为贵州都督。我向陈宦说：“蔡锷所保三人，只有刘显世是贵州人，应以刘为贵州都督。”经陈同袁世凯商量后，调威字号将军蔡锷入京，调唐继尧接任云南都督，刘显世资望较浅为贵州护军使。

蔡锷到京，袁世凯甚为重视，指定陈宦接待，陈则让我和刘一清招待。蔡锷第一次见到袁世凯后很高兴说：“今晨总统招呼我为松坡先生，实出我意料之外。”陈宦向他开玩笑说：“喊你先生，就是要你先死。”足见陈蔡之间交非泛泛。我和刘一清同蔡锷相处一年多，关系还不错，这就为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造成了渊源。

1913年7月，袁世凯派李纯、王占元等率领北洋军进攻江西，接着又派兵进攻安徽、南京、广东、湖南等省（因为这些地区都属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约经过三几个月，这几个省完全被袁世凯夺去，袁便踌躇满志，自以为天下莫予毒也。于是又企图夺取川、滇、黔。

袁世凯打败国民党后，第一次发布补官命令，就实授我为陆军少将。

四、随陈宦入川任成武将军署副官长

1914年12月，袁世凯派陈宦为四川军务会办，率领北洋军冯玉祥、伍祥桢、李炳之三个混成旅入川。陈宦并调刘一清和我同去。陈宦及所部入川后，袁世凯就任命他为成武将军兼四川巡按使，并把原在四川负责军事的胡景伊调京。我任成武将军署副官长，次年4月升我为陆军中将。

当时财政厅长黄国瑄、中国银行经理唐世贤、浚川银行行长马汝翼、收回军票处总办邹怀西都是贵州人。我除担任规定的职务外，陈宦指定以上几个贵州人每周到副官处开一次会，由我主持。陈宦对财政金融有什么指示，由我转告他们。因之，我便为这些人所重视，我随时向他们介绍谋事的人，如盘县就有三十多人，无不欣然接受安排。

1915年秋，袁世凯积极进行帝制，特别注意蔡锷的言行。蔡锷逃出北京后，是年12月19日到达昆明，倡议反对袁世凯背叛民国，各级将领一致拥护蔡的主张，反帝声浪响彻云霄。唐继尧的态度原甚暧昧，但在各方的影响下，唐也不能不赞成。遂决定1916年1月1日设立云南都督府，仍以唐继尧为都督，定其名曰护国军。由蔡锷统率的第一军分两路向四川前进：一路向昭通经老鸦滩进攻叙府，一路经贵州毕节向永宁、泸州、纳溪方向进攻。

蔡锷到滇之初，曾致电陈宦，略谓：“自国体问题发生，远识之士曾多方进劝，而袁终不见听。锷不得浴足东瀛，周历南北，知日本之所以谋我者，蓄蕴已久，而国人之欲图倒袁者，更延更广。我公高瞻远瞩，若能登高一呼，将见众山立应，除此大憝，另建新邦，此间同人佩公甚至”等语。陈宦本是拥护帝制最坚决的一人，见电后，复电严加指责，遵照袁世凯的命令，派伍祥桢、冯玉祥两部由叙府向滇军进攻。

叙府被滇军攻下后，陈宦就耍两面手法：一面叫他的参谋长张联棻向袁世凯派来四川堵截蔡锷的所谓总司令曹锟、师长张敬尧进行联络，表示坚决拥护帝制；一面要刘一清和我同蔡锷通声气，誓与蔡共同倒袁，并随时由我和刘一清把曹锟的兵力及军队调动的情形电告蔡锷，使蔡明瞭敌情，对蔡帮助很大。

当滇军与曹锟所指挥的北洋军在泸纳一带进行拉锯战的过程中，贵州刘显世于1916年1月27日宣布独立，广西陆荣廷于3月15日宣布独立。袁世凯知道大势已去，于3月23日即明令撤销帝制，即致电陈宦向蔡锷疏通，仍妄图做大总统。蔡锷严词拒绝，并认为袁世凯一日不去，夜长梦多。一再电商陈宦，促其早日独立，逼袁下台。我同刘一清亦认为不应迟疑。

四川宣布独立后，蔡锷甚为高兴，曾有敬戌电略谓：“成都陈都督、刘顾问、邓、杨诸兄鉴：二兄致京两养电，已由滇黔分途递寄矣。四川独立，竟观厥成，二兄之苦心毅力，深为堪佩。仰诸兄翊赞之功，足垂不朽。如袁氏因川发动，翻然悔悟，退职去国，则二兄一举手投足之劳，甚于雄师百万矣。”因陈宦号二庵，故蔡电称他“二兄”。

陈宦在成都宣布四川独立后，袁世凯命曹锟援助重庆镇守使周骏、王陵基由重庆率兵西上，讨伐陈宦。陈命冯玉祥到东路布防，冯不赴命，并坚决逼陈退出成都。陈宦电请蔡锷派刘云峰、雷飚两部来援。蔡已同意，因扼于参谋长罗佩金而未成事实，陈不得已而退走。

四川独立后，湖南的汤芗铭和陕西的陈树藩亦相继独立（所谓“二陈汤”都是帝制派，而且是袁世凯提拔起来的）。川、湘、陕宣布独立，袁世凯受刺激很大而气病，于1916年6月6日暴卒。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

五、北京总统府参议，国务院谘议

1916年7月，我同陈宦到北京。我以为同黎元洪有患难相从的历史，现在他任大总统，而我又补授过陆军中将，必然会给我较高的位置。后来仅委我为总统府参议，月薪300元。而我任成武将军署副官长时的月薪即500元，还有500元办公费，不免大失所望。因黎元洪的左右所谓“四凶”认为陈宦在参谋部任次长时出卖黎元洪，投靠袁世凯，而反对陈宦最力，因而影响及我。从此我不服气，不再去见黎元洪。

1917年7月，张勋拥护溥仪复辟，黎元洪就垮了台。段祺瑞率领李长泰、冯玉祥等部把张勋击溃后，溥仪的皇帝也就结束了。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委我为国务院谘议。

1919年上半年，云南军阀唐继尧、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感于联合吞并四川的企图在川军大联合抵御的情况下无法达成，遂谋勾结段祺瑞吞并四川。于是唐继尧、王文华联合请我充当滇黔代表，并提出治川方案。方案内容是：由北京政府派员酌带北洋军队作四川督军，其人选以张绍曾为最适宜，因张在清末曾任二十镇统制，是唐继尧的日本士官同学；四川省长选川人担任，但必须征得滇黔同意；滇军驻川三师，黔军驻川两师，饷粮补给统由川省拨付。

我会段祺瑞，将唐王方案原件交段阅后，段立即表示不同意。我为完成任务起见，竭力向段陈述：“这方案照道理是说不过去的，但为国家统一设想，川滇黔问题能够解决，两广问题不难迎刃而解。”段仍不为所动。我想既受滇黔之托，不能不有所表现，乃向段祺瑞心腹王揖唐出主意说：“滇黔方面原系对立，现既来接洽，何能拒之于千里之外？”王问我怎么办？我说：“滇黔军最需要子弹，能送他们几百万发子弹，先维系好关系，具体办法徐图商量。”经王揖唐转段，允许拨给子弹三百万发，由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在宜昌接运，第一批运去五十万发。后因吴佩孚倒戈，发生直皖战争，段祺瑞失败而下台，此事也就中止了。

1920年冬，在川的滇黔军失败后，顾品珍军长率滇军回滇驱逐唐继尧，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亦命所部由卢焘率领回黔驱逐刘显世。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不便直接下手，避住上海，并约我移住上海。不久他被暗杀，死于上海。

六、浙江善后督署总参议

1921年秋，卢永祥任浙江善后督办，派人来约我去杭州商量事情。见面时他很诚恳地向我说，他是拥护段祺瑞的，但现在段被曹锟、吴佩孚打倒，段的所有军队已损失，只剩浙江、上海两部份。他又不愿投降曹吴，但反对力量不够，请教如何自处。我说：“应同东三省张作霖取得联络，并同孙中山及西南各省通声气，造成反曹吴大联合的局面，就不会孤立，在军事政治上亦不患无办法。”卢永祥立即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请我任督办署总参议，代表他先到沈阳接洽张作霖，关于孙中山及西南方面的联系也要我负责。

这时张作霖也被曹、吴打败，退回沈阳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我将卢永祥坚决反对曹吴之意转告张作霖，并要求同他合作。张的答复很干脆，表示以后同浙江在军事政治上必然一致行动，誓与曹吴不两立。后来经过穿插，就形成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同盟反对曹锟、吴佩孚的局面。

1922年下半年，孙、段、张派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古拔路组织各省代表联合办事处。孙中山的代表汪精卫，张作霖的代表姜登选、杨毓珣，段祺瑞及卢永祥的代表邓汉祥，云南唐继尧的代表王九龄、李雁宾，湖南赵恒惕的代表吕宓等，川军总司令的代表费行简，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的代表赵铁桥。各代表天天集会商讨倒曹、吴的办法。凡是指责北京政府的通电都由代表会商。我以卢永祥的名义拟的电稿送杭州拍发，并由各代表电达其主官，通电响应卢永祥的主张，以造成反曹吴的浩大声势。

当曹、吴积极进行利用旧国会选举曹锟作总统时，孙、段、张为破坏此项卑劣行为，商定运动旧国会迁移上海。由卢永祥拨款一百万元交我作为国会议员南下的经费。代表国会接头的是章士钊、杨永泰、汤漪、褚辅成四人。所谓“八百罗汉”，在我手里领过钱的就有七百人。后来曹锟以每人五千元运动贿选，这些到上海的议员又回北京去投曹锟的票，所以一般呼之为“猪仔议员”。

各代表反对曹锟贿选通电如下：

“曹锟怀篡窃之志久矣，数月以来，阴谋日亟，逆迹日彰。最近发觉其嗾使部曲，串通议员，毁法行贿，渎乱选举，种种事实，海内闻之，莫不愤疾。东北西南各省军民长官暨本联席会议，相继通电声明此等毁法之贿选，无论选出何人，概予否认。全国各法定机关暨各公团亦相继奋起，为一致之主张，义正词严、昭如天日。曹若稍知众怒之难犯，典刑之尚存，犹当有所顾忌，戢其凶谋。不意彼辈昏同昏聩，怙恶不悛。议长吴景濂竟悍然于10月5日举曹锟为大总统，曹锟亦悍然于10月10日就职。蔑弃中华之礼仪，毁丧民国之道德，侵犯法律之尊严，污辱国人之人格，一至于此。可胜发指。谨按此次毁法行贿之选举，于法律上绝对无效，于政治上则徒生乱。本联席会议用特代表东北、东南、西南诸省之公共意思，郑重声明，举凡曹锟所盗窃之元首名义，及其部曲所盗窃之政府名义，附逆议员所盗窃之国会名义，一切否认。除彼凶残，唯力是视。呜呼！国本飘摇，乱人鸱张，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凡我国民，共奋起毋馁，最后之胜利，终归于正义。请恳此言，以为佐券。各省联席会议代表汪兆铭、姜登选、杨毓珣、邓汉祥、王九龄、吕宓、李雁宾、赵铁桥、费行简同叩。”

情势至此，除打仗外没有别的办法。

1924年5月中旬，段祺瑞察得吴佩孚致曹锟的敬电，主张以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四省的兵力进攻浙江、上海，以江苏督军齐燮元、福建督军孙传芳主持其事。段将原电抄送卢永祥，卢立即派我到沈阳接洽张作霖，希望张在军事上一致行动。我晤张说明来意，张肯定地说：“曹锟、吴佩孚不会打浙江上海。”我说：“假使要打，奉天怎么样？”他还是支吾其词。经我反复说明利害，他始勉强敷衍，请我先同参谋长杨宇霆谈一谈再说。

而杨不愿打仗的意思比张更为坚决，我俩几乎争吵起来。最后杨劝我不必着急，兹事体大，应从长计议。当时奉天将领姜登选、李景林、韩麟春、张宗昌五个师长都是主战派，他们希望打起来才有发展机会。我把同张作霖、杨宇霆谈话的经过告诉他们，由他们再去催促张应表示同浙江一致行动。他们见张后，张便请我去，一见面就说：“曹吴要打我卢子嘉大哥（卢永祥号子嘉），我非同曹吴拼了不可。请你早点回去告诉子嘉不要顾虑。”次日把复信亲自交给我，词意较为空洞。

我经过天津，把在奉天接洽的情形详告段祺瑞，并请示回浙江应怎么说才好？段答：“你就说奉天态度很激昂，在军事上必能同浙沪一致行动，冯玉祥掉过来也不成问题，打的结果曹吴必定垮台。”我说：“照这样的话去告诉卢子嘉，打起来之后，张作霖按兵不动，我就成了欺骗卢子嘉的人。我意对卢应告知真象，对一般将领则说张的态度如何坚决、他的将领如何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冯玉祥已经运动好，必能同倒曹吴，以此鼓励士气。”段甚以为然，也就树立起对我的信任。

1924年9月3日，曹、吴命令江西齐燮元、福建孙传芳夹击浙江、上海。卢永祥以所部的两个师及上海何丰林所部组织浙沪联军，抵抗齐燮元；另派浙江本省军队张载阳、潘国纲两师防守江山一带，抵御孙传芳。后来因浙江军队投降孙传芳而失败。10月23日，卢永祥同我不得已而出走日本。

冯玉祥于10月23日回师北京，把曹锟禁闭起来，因之吴佩孚在山海关方面同张作霖打仗的军队不战而溃。曹、吴就此垮台。

七、北京国务院秘书长

1924年11月，张作霖、冯玉祥及各省军政当局公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凡立法行政海陆军权均集于执政一人之身。段祺瑞即到京组织政府，委我为执政府的机要秘书兼外交委员会委员。不久，执政府之下设立国务院，又委我为国务院秘书长。西南各省派到北京的代表，段指定先同我接洽，由我把各代表请求的意见转告他，然后才去接见代表。并规定我每一个星期接见一次新闻记者。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汉口又于6月10日发生惨案，段祺瑞派我前往调查处理。当时湖北督军肖耀南对群众运动仍采取“二七”惨案的高压手段来迎合英国方面，于是武汉三镇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内受军阀残酷地压迫，风潮因之日益扩大。

我到武昌首先劝肖耀南改变态度，应以人民为后盾向英国提出严重抗议，才是正当办法。肖为保全地位希望取得段的信任，对我甚为敷衍，完全接受我的主张。同时，我约领导群众运动的李汉俊及邓某（是否邓初民记不清楚）等商洽，要他们提供英国人惨杀群众的材料，即根据这些材料电告段祺瑞。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段政府虽根据事实严重交涉，终未得到英人的道歉惩凶赔偿的结果。

1926年3月18日，我正在接见新闻记者十五、六人时，忽然接到报告说学生游行业已分两路出动，一路到执政府，一路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我立即当记者的面打电话给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适章不在，我又找侍从武官长卫兴说：“学生就要到执政府请愿，你赶快派人去请章秘书长到执政府接见学生，并由你商量卫队长把卫兵的刺刀、子弹收检起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同学生发生冲突。”打完电话，接着同记者谈话。

约过一点钟，记者还没离开，就听见枪声响得很厉害。我便同记者一道跑去执政府，远远就见执政府门前打死一些学生。我与这件惨案虽没有直接关系，但我是段祺瑞政府重要成员之一，应负连带责任。

是年春，张作霖、冯玉祥因争夺地盘发生战争。打到5月，冯玉祥失败，张作霖自称大元帅，段祺瑞退到天津，我也随之到津。

1927年秋，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给我来信说：“此间有事借重，请南来一商。”我持函请示段祺瑞。段说：“去看看可以，但不必加入国民党。”我到上海，王伯群告诉说，他们向蒋介石建议，对川、滇、黔应派代表联络，并认为我与这三省的军政当局素有交往，入选以我为最适宜。蒋介石同意后，他才派人送信给我。

这时蒋介石在徐州，王约我同他一道去见蒋。殊在动身前一天上海各报登载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段祺瑞及其左右十人，当然没有我的名字。但我不愿直倒拐，遂坚决不去徐州，同时声明如果蒋派别人去当代表，我借回家省亲为名，可以同去从旁帮忙。后来蒋介石派李仲公到川、滇、黔当代表，我同李一同前往，就是这个关系。

到贵阳后，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周西成恳切挽留相助，并聘我为省政府高等顾问。我因在北方既无机会，也乐得在贵州盘桓一些时候，静观时局变化。当时正是蒋桂发生战争，周西成素来附和桂系，蒋介石命龙云亲自率兵到贵州讨伐周西成。周把省主席交我代理，他亲自率部队到西路迎敌。后来周西成阵亡。我于1928年7月离开贵阳，回到杭州（因我家眷在杭州）。

八、刘湘的高等顾问、秘书长

我同刘湘的关系，始于1925年我任国务院秘书长时期。那时刘湘请求的事件，由于我的支持，得到一些便利，刘湘随时同我通密电。1929年8月，我应刘湘之约到重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他要统一四川，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关于远交方面，要我替他负责。聘我为高等顾问，代表他去南京、上海同各方面接洽。因我同蒋介石、张群、杨永泰、何应钦都系旧交。刘湘委托我向当时的“中央”请求的事，由于张群、杨永泰、何应钦的帮助，从未碰壁。刘湘势力的扩张，我是帮了忙的。

以堵击红军为名，要刘湘担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并兼所谓“剿匪”总司令。蒋还派贺国光率领参谋团200余人到川，康泽的2000多别动队也随之来川。1935年2月10日，伪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刘湘任省主席，邓汉祥任秘书长，甘绩镛任民政厅长，刘航琛任财政厅长，郭昌明任建设厅长，杨全宇任教育厅长，费东明任保安处长。省府成立不久，就迁移成都。

当时刘湘的全部精力放在反对红军的军事方面，派廖海涛旅到贵州松坎、派郭勋祺旅长率一个旅及另外三个旅到贵州土城堵击红军，省政府的事责由我负责。是年3月底，蒋介石到成都，下令限7月15日以前川军缩编三分之一，由336个团缩编为270个团，每年军饷由5980万元减为4000万元。

缩编川军的事，是蒋介石叫他的参谋长杨永泰同我密谋搞出来的，对刘湘有利。因为刘的军队裁下来之后，可以改为省府的保安队，军力仍然保存；且当时各军的军饷都是由省府统筹交绥靖公署转发。缩编的结果，省府每年可减少开支1900万元，而各军力量则缩小，刘湘捡各军更有利。对此，刘湘表示赞成。

接着，又在峨眉山开办军事训练团，蒋介石亲临主持，而以刘湘副之，由陈诚负实际责任。川军营长以上、文职县长以上都必须参加受训，借此分化拉拢部分人员。蒋介石、陈诚、杨永泰每次向受训者讲话，其讲话精神都是尽量造谣，污蔑共产党，意欲激动受训军官，使其敌视工农红军。经过以上部署，蒋介石更进一步将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刘蒋间矛盾由此日益加深。

在此之前的刘湘有两个特点：一是拥蒋最力，二是反共最力。在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蒋阎冯战争中，刘湘都是站在蒋方面，俨然成为蒋的有力帮凶。因之关于购买重庆武器修理所的机器及炼钢机器，以及步枪机关枪等等，由于蒋的援助，就能逐步顺利完成。并使之能封锁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杨森、李家钰各部坐困。刘的实力很快超过四川各军，更为蒋介石所重视。这是刘湘因拥蒋而得好处的一面。

另一面，刘湘又是反共最突出的军阀，他对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采取杀、关、放三种办法。1927年震惊全国的重庆“三·三一”惨案，就是最显著的事实。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对刘湘特别赞许，就是由于反共意志相同之故。

自从蒋介石势力伸入四川，刘湘在蒋的严重威胁之下，就由拥蒋变为反蒋。刘湘从峨眉山回来，立即召集潘文华、傅真吾、钟体乾、张斯可和我密商对策。当时刘很愤慨地说：“蒋介石这条路走不通。”决定要耍两面手法，就是表面拥蒋，暗中派代表到两广、云南，以及山西阎锡山，陕西张学良、杨虎城等处切取联络，积极反蒋。后来还派王干青代表他到延安接洽。

1936年夏，广东陈济棠通电反蒋，桂系亦准备发动。蒋介石电刘湘促其通电讨伐陈济棠破坏国家统一，其用意就是逼刘湘表明态度。刘认为倒蒋机会已到，密令所部准备围攻重庆行营及成都中央军校来响应两广。殊陈济棠由于余汉谋倒戈，一枪未放就垮台了。刘的企图虽未暴露于众，但蒋已深知。

西安“双十二”事件，刘湘亦准备发动，正在调兵遣将之时，张学良又把蒋介石放走了。事后，刘湘派我去向蒋介石解释。我见蒋之初，他很生气，经我设词否认刘湘密谋响应陈济棠和张学良，那是有意挑拨离间中央与地方的谣言。蒋听后顺风使舵，写了一封亲笔信复刘湘，略事敷衍，实际对刘则恨之入骨，已成不解之仇。

蒋刘争夺四川行政干部也激烈。蒋把参谋团改为行营后，就叫他的秘书长杨永泰向刘湘说，行营要训练四川县政人员，训练后交省政府以县长、区长委用。刘湘则坚持此项训练应由省府主办，并加以力争。结果，改由行营和省府合办，由刘湘主持其事。行营派王义庸任训练所主任，省府秘书长及各厅处长、高等法院院长、国民党书记长等为教官；保甲法令由行营派陈懋阶专任，军事管理和军事训练由行营派复兴社分子担任。

开办后，我以秘书长的名义代表刘湘主持一切。刘湘谆嘱我要用全付精神注意此项训练，绝对不要受训人员走中央的路子。前后训练三期共毕业1017人，都是四川人。我以地方狭隘观念暗示他们一定要拥护刘湘，跟着省政府走，才有前途。并明白告诉他们，县长区长是由省政府委派，行营虽然可以管省府，但绝对不能委县长区长。一般受训人员因自身的利害关系，当然倒向省府方面。受训后的任命由我一手包办，做县长经常保持80至90人，500多个区长全是县训份子。其余非县训的县长，所用的秘书科长要在县训人员中挑选。这是蒋刘争取行政干部的一段事实，也是我在四川搞政治资本的一段经过。

1936年6月，南京外交部长张群电刘湘说，日本拟在成都设领事馆。我以刘湘的名义复电说：成都既非商埠，又无日侨，更无条约的依据，请外交部严词拒绝。8月20日前后，日本派来设领事馆人员深川径二、渡边洗三郎、田中武夫、濑户尚四人，住骡马市街大川饭店。省府毅然拒绝，并策动成都各界示威游行，压迫日本人出境。为避免蒋的人捣乱，并为应付“中央”先留地步，暗中策动抗日民众团体邀请特务份子参加指导游行，在游行时用手提照像机把特务活动的情形完全照下来。群众经过大川饭店，竟将渡边洗三郎、深川径二两人当场击毙，其余二人负伤未死。

蒋介石想借这个问题打击刘湘，曾电责刘湘事前既未防范，事后又不缉凶，对该事件应负完全责任。刘湘同我商量后复电说：“此次事件有中央人员的领导发动，又系爱国行为，事前未便阻止，事后无法缉凶。”并将运动中所拍各种照片函送南京。蒋介石无法嫁祸，始改由外交部交涉。

1937年6月中旬，蒋介石电刘湘速派全权代表到南京，有事商量。刘湘认为蒋一定要打他的主意，派我前往，并向我说：“无论蒋出什么题目，我们抱定一个‘拖’字来应付，总以避免打仗为上策。”我到南京机场被几十名记者包围，因特务散布谣言说四川要造反，经我负责声明很安静，记者始散去。

蒋派他的副官长姚琮到机场接我，要我立即见蒋。晤时，蒋直截了当地说：“四川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深恐他体力不逮。中央拟派能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政府主席，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我代刘答复说：“如果四川各军在一个标准之下同时进行，自无问题；至军民分治，请中央再加考虑。川政统一不久，军政民政截然划分，恐难收辅车相依之效。”蒋毫不为动。

后来我向何应钦说：“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何不分两步办理？如果同时进行，难免不逼得狗急跳墙。先编军队，过些时再提分治，同样可以达到中央的愿望，望同蒋速商之。”何应钦将这个意见转告蒋后，第二次见蒋就没有再提军民分治了，只说准备7月1日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派何应钦代表他到渝主持。

1937年7月1日，整军会议在重庆召开。何应钦代表蒋介石说明整军的意义后，刘湘、邓锡侯等均表示拥护。会议结果：一、各军缩编十分之二；二、团长以上军官由中央直接委派；三、川军的军饷每月由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这样一来，蒋介石把川军的用人权、经济权都拿走了。各军事长官尤其是刘湘当然不愿意，因不愿和蒋破裂，挨头一刀，不能不勉强接受。

在会议将要结束时，“七七”事变忽然发生，何应钦便匆忙回南京。大家以为整军会议必然无疾而终了。殊8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会议，全国各军政负责人都前往参加。我同刘湘8月3日到南京，夜晚参加国防会议。在主战情绪高昂的情况下，蒋介石也不能不勉强赞成抗日。

次日晨，何应钦约我到顾祝同家去谈话。见面时顾说，蒋要他们同刘湘商量：如何贯彻整军会议的决议案，以及四川出兵抗战共分几路，每路人数和指挥人员如何决定。他们要我先同刘湘商量。我说：“现在既要抗战，为什么还要贯彻执行整军会议案呢？刘甫澄个人对此不会有问题，但川军官兵必然会因此发生误会，认为中央不相信四川将领，减少他们抗战的热情和勇气。请向蒋陈明利害，打消此意。”何见蒋后，又对我说：“蒋对整军会议案，认为必须贯彻执行。”

我将何的话转告刘湘，刘说：“我们想办法溜回四川再说。”五日下午五时，蒋在孔祥熙家里打电话约我去谈话。一见面蒋就问：“你们这几天商量得怎么样？”我说：“出兵已商量好，分为两路：邓锡侯由川北开拔，取道陕西；刘主席所部则顺江东下。这样分开来，沿途的给养和交通工具都不感受困难。至执行整军会议案，刘主席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我替委员长设想，当此抗战用人之际，整军会议案可否暂缓执行？”

我的话未说完，蒋就发气了，说：“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军政不统一，那个国家有办法吗？”我又说：“云南、广西、山西军政都还没有统一，也不仅仅是四川特殊。”于是蒋更怒不可遏。我在急不择言的情况下，就大胆说：“如果因贯彻执行整军案，川军调不出来怎么办呢？”这一句话却打动了蒋介石，便顺风转舵说：“暂时则可，永久则不可。”

我回办事处把同蒋谈话经过详告刘湘，刘说：“蒋的话靠不住，我们当以溜走为妙。”这时蒋的侍从室忽然来电话说，委员长就到办事处来看刘主席。蒋见刘时说了一些肉麻的话，又说：“现在要抗战，四川对国家的关系更重要了，以后希望甫澄兄多负责任。”整军案俟抗战结束后再说。

1937年10月下旬，刘湘率五个师及两个混成旅出川抗日，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省政府主席交我代理，绥靖公署主任由总参议钟体乾代理。

是年11月中旬，我得报告说成都大中学校学生要联合游行，主要是为反饥饿。我约了三十几个校长来面商。我说：“现在正值抗战的时候，四川是后防重地，以安全为要。我不赞成游行，请你们转告学生，每校派三个代表来见我，我同他们当面研究。”我见学生时说：“反饥饿我同意，但现在抗战已进入剧烈阶段。成都情形相当复杂，学生的意志我相信是纯洁的，但坏人乘机捣乱，势必影响抗战。而且对饥饿问题不是游行就能解决的，希望你们回去转告同学，暂时忍耐，俟抗战结束后再提出这个问题来亦未为晚。”由于学生顾全大局，游行就因此打消了。

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病故，蒋介石立即任命张群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并裁撤川康绥靖公署。刘湘所部联合邓锡侯、刘文辉两部电蒋，反对张群入川，并请保留川康绥署。蒋不得已改派张群为重庆行辕主任。延至5月，又另以王缵绪代理省主席，我仍任秘书长。

这个时候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王缵绪和我共同联合，企图按刘湘的样板割据川康。五人以轮流请客的方式每日面商如何对付蒋介石、把持川康，可谓无话不说。有一天，龙云乘飞机去汉口路过成都，我们五人又同龙云秘谈防范蒋介石。殊王缵绪已被蒋介石收买，把我们每天所谈的话都交由特务头子骆德荣密电蒋。是年6月，蒋正式任命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调我任重庆行营第二厅长。我们才知道被王出卖。于是，邓、刘、潘甚为恐慌，要我到行营同张群切取联络，依靠张来掩护他们。

张群虽是蒋的亲信，而复兴、CC同他势不两立，张也想依靠邓、刘、潘的声势替他撑腰。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取得了两面见重、左右逢源的机会。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把四川拿上手，想利用张群这个四川人来掌握川省军民两派的念头一直未打消。

1939年由刘文辉、邓锡侯策动所谓“七师长”彭光汉、刘树成、周成虎、陈三亭、谢德堪、杨晒轩、刘元塘联名电蒋，请罢免王缵绪省主席，以谢川人。蒋介石想借刘湘之死又把张群抬出来继王缵绪。刘文辉、邓锡侯和我商量用软的方法来拒绝张群，由我告诉张群：“你现在主川的时机还未成熟。”张知道我这话是代表四川将领说的，也就知难而退。于是，蒋借出川抗战把王缵绪调走，由他自兼省政府主席，以贺国光为秘书长代行省政。

跟着成立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我任秘书长。把川康两省各方面稍有资望的人都聘为委员，共有90人之多。1941年9月，经济建设委员会在成都开会，蒋介石派贺耀祖、吴鼎昌代表他出席。会议一致主张结束经济建设委员会，另成立川康兴业公司，请中央投资4000万元，川康投资3000万元。公推张群为董事长，张向蒋推荐我为公司总经理。由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电告蒋介石。蒋认为张群联络川康人士业已成熟，除复电照办外，并另电贺耀祖说他不能再兼川省主席，决定任命张群继任，要贺耀祖转达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扶持张群治理四川。

这时，邓、刘、潘和我在刘文辉家密商对策，提出“欢迎”或“拒绝”两种办法来讨论。商量结果，认为拒绝势不可能，只好表示欢迎。这就是张群做四川省主席的由来。

兴业公司的成立，蒋介石虽然批了照办，但张群与当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有矛盾，投资成了问题。孔坚持兴业公司只能扶持民营事业，不能与民争利。因之兴业公司向成都自来水公司投资1000万元，向机械公司投资1000万元，农业公司投资300万元，雅安毛革公司投资1000万元。7000万元的资本还剩下3700万元，用借贷方式扶助民营事业。由于法币逐渐贬值，放出去的款又收不回来，本钱一天天缩小。

我在重庆担任川康兴业公司总经理时，有一天，国府委员王正廷、王伯群和交通银行钱新之来向我说：国民党在陈立夫、陈果夫操纵下弄得很糟糕，我们在抗战胜利后另组新党，在准备期间，以“道社”名义号召。但组党非有巨款不能成功，因之把孔祥熙也拉进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王正廷任青岛行政最高负责人，孔祥熙是他的部下，所以孔很尊重他。而我与二王和钱新之都有相当交情，便慨然答应他们加入。

事隔三天，我接到孔祥熙在他家里请客的帖子。我去时王正廷、王伯群、钱新之等已先我而至，还有云南卢汉。孔先向我和卢说：“你们两位在川滇都有相当威信，你们愿意加入道社，我们非常欢迎。”就宣布在总理像前行个仪式，我们六人向总理像三鞠躬。接着孔祥熙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卢汉推我致答词，我坚决拒绝，并要他说。卢即说：“以后我们就追随几位先生尽力国事。”

随后在交通银行聚过餐，由二王和钱三人招待，孔未来。参加者还有广东军长张发奎、四川盐运使缪秋杰和财政部次长鲁某。听说胡子昂也参加过道社。抗战胜利后，孔祥熙垮了台，王伯群死在重庆。及至解放，社员星散，所谓道社也就瓦解了。

九、张群主川政的财政厅长

1945年11月，我调任四川财政厅长，兴业公司总经理由胡子昂接替。在这以前孔祥熙向伪国民政府建议，国家财政只应分中央、地方两级。省是行省，是中央机关，不应该有省级财政。省府及其所有机关的开支，每年造预算呈报中央，除直接收入田赋二成及屠宰税、契税外，不敷之数由中央补助。这也是孔祥熙控制张群的一种办法。财政厅便等于领款机关。

1946年3月，我任财政厅长，照例兼省银行董事长。省银行原来属省政府，实行董事长制。被财政部抢走后，改为总经理制，业务人事都由总经理负责，重要事项照例提交董事会通过后执行。同年4月我暂兼省田粮处长七个月。当时四川田赋改为征收实物，每年四征折合黄谷九百万担。其分配是：县得50%，省得20%，中央得30%。连同应得的三成即270万担，蒋介石每年从四川拿走1170万担黄谷。张群任四川省主席五年半，在其任期内帮蒋介石从四川拉去壮丁共有500万之多。

十、邓锡侯主川政的秘书长

1946年5月1日，南京财粮两部召集各省主席及财政厅长开财粮会议，我去出席并代表张群。我回川前夕，蒋介石派吴鼎昌向我说：“中央决定以张群作行政院长，要我告诉张群，他走后四川省主席何人继任为宜，应早有安排。”我回成都向张转告蒋意。张说：“继任不外邓、刘二人。刘恐怕蒋通不过，邓不会有问题。但他是著名的‘水晶猴子’，以后联系不无顾虑。如果决定他任主席，那就必须你做秘书长。”张群离川后关于省府人事就是这样部署的。

1947年4月1日，邓锡侯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我调任省府秘书长。1948年2月，成华大学、四川大学学生两次游行请愿冲进省府，成大学生在省府内住了数日。蒋介石认为邓锡侯软弱无能，便调王陵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948年4月9日，王陵基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我就没有任秘书长了，只任省府委员。王陵基一接任，就演出了“四·九”惨案。

我同王陵基有矛盾，便和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熊克武联系，走张群的路子，专作反王陵基的事。而王陵基则一贯走蒋介石侍从官和宋美龄的路子，深得蒋的信任。倒王目的终未达到。但对于利用张群掩护四川力量是收到相当效果的，也可以说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能够拖到1949年12月到彭县起义，同这个关系是分不开的。

刘文辉、邓锡侯看到蒋家王朝非垮台不可，一面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联络，一面要我同张群联络掩护他们。我也想借他们的关系，依草附木，另谋新路。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十一、改造自己，参政议政

我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生活来源主要靠薪水。另外段祺瑞、卢永祥、王文华、刘湘、刘文辉、王缵绪等先后送我一些大洋。我在成都外西茶店子置田产十余亩，并建一院疏散房屋；另在成都市区贵州馆街和布后街购二所住宅。在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中，我把这些财产退赔给人民，还超额完成任务。

但是，中国过去几千年都是实行私有制，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都是产生自私自利的根子，要求得到根本改造也难。

1951年春，我为内侄女胡问蕖疏散黄金三十两到华阳后坝交黄君穆，中途被华阳县武工队检查出来，扣送至华阳县政府。因触犯国家现行法令，被人民法院判刑七年半。1956年8月3日提前宽大释放回家，由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发生活费给我。

1957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提名，经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有关人民团体协商，推荐我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会委员；1964年10月，又推荐我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从担任省政协委员起，不仅每月有固定工资，且获得为新中国参政议政的机会。凡通知我参加的各种会议，没有请过一次假。

我所知道的张群

官大中

一、张群的政治生活

张群字岳军，1889年5月9日（光绪15年4月初10日）诞生在四川郫县（其后寄居四川华阳）。其父张福字星亭，为人纯朴、敦厚；其母姚氏信仰佛教，吃斋虔诚。

张群幼年，天资聪颖，在邓家私塾附读，其后考入四川华阳中学校肄业。当时，由于清政府的练兵方法守旧落后，为了统一全国的军事教育所创办的保定军官学校在四川招生，张群遂瞒着家庭前去报考，经初试、复试被录取，入校后被编入步兵第二队学习。

1908年春（即光绪34年），张群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全国共取了136名，包括浙江的蒋志清（即蒋介石）和四川的张群、曾超等入。从此，张群与蒋介石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同入日本振武学校，直到1905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们都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建和领导的同盟会，积极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活动。

中国同盟会是在1905年8月20日由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张群他们利用星期天邀约要好的同学和同乡中的同盟会员，租了一间约20平米的房屋聚会，自己做饭菜，边吃边谈革命的形势和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并互相激励革命斗志。

1908年8月至10月，振武学校学生抗议学校当局取缔清韩留日学生，发生了学生集体退学事件，在要求退学的名单中就有张群。张群在振武学校学习了三年，毕业后与蒋介石同以士官后补生资格，被分配在43师团野炮19联队实习。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后，张群与蒋介石潜回上海，参加了9月13日陈其美在上海领导的起义。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黄郛任师长，张群任参谋，后改任第五团团长；蒋介石任第八十九团团长。从此，张群的政治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参加了讨伐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的活动。

1913年，张群任讨袁军副官长。讨袁失败后，他逃往日本，考入日本士官学校。1915年毕业回国任浙江督军署参谋。1917年，张群与蒋介石同在孙中山之元帅府分任参军，一任军政府副官长。随后张群又任四川警察厅厅长。当时熊克武任督军，局势蜩螗，人事纷杂，张群不愿在四川呆下去，便赴河南开封任警务处长。其后卸任赴上海，在赵铁樵办的双轮牙刷厂任经理。因他不感兴趣，时值北伐时期，便在北伐军总司令部任总参议。

其后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张群随蒋介石到日本，蒋介石去谒见日本天皇，承认日本在华利益。他们虽然人在日本，表面上过着悠闲的生活，实则以退为进，无时无刻不在窥测国内政局变化，伺机回国，重掌军政大权。

当孙中山先生任命蒋介石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后，张群一直追随在他的左右，为蒋出谋划策，多方奔走。1923年，蒋介石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张群任总参议、上海兵工厂厂长。1929年3月5日，“国民政府”任命张群为同济大学校长。1929年张群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上海市市长；1934年调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36年调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37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行政院副院长；1940年任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

1945年国共两党“双十谈判”，由张群和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组成“国民政府”谈判代表团。1947年张群任国民党的“行政院长”。1948年，由于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企图以川、滇、黔作为最后挣扎基地，任命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这是他在大陆的最后一个职务。

1938年刘湘率军出川抗日，病死武汉。蒋介石认为全面直接控制四川的时机已经成熟，遂调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然而，事与愿违。这项任命甫发表，便遭到四川各界人士的反对。于是，蒋介石便另行任命投靠他的原刘湘部师长王缵绪（字治易）为四川省主席，这样既可靠地掌握了四川政局，又可安定四川军政各方。

后因王缵绪全面投靠蒋介石，深为川康将领所不满，矛盾日趋恶化，终于发生了以彭焕章为首的七师长联名倒王事件。蒋介石既已决心控制全川，当然不能坐视，便亲自兼理四川省主席，由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字元靖）任秘书长代行主席职务。这样，四川全省就完全掌握在蒋介石手中。

1940年11月1日，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张群代表蒋介石主持会议。名义上为川康经济建设制订计划，实则是蒋介石为联络川康各方人士，也为张群融洽川康各方人士的关系，进而入川主政铺平道路。所以，仅过半月时间，即11月15日，蒋介石便任命张群为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主席，这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其实，事前就是蒋介石和张群商定好了的。

就在任命发表前，当时我在成都行辕任总务少将处长，突然接到张群电话说：“我不走了，你那处的人事是怎样安排的？”当时我报告他说：“总务处分为三个组。”他问道：“管理经济的人有没有？”我答：“就是没有人啊！”他说：“你知道现在我所知道的哪些人在成都？”我说：“贾宝三因事路过成都，听说他到西安去。”他立即说：“你叫他立即来见我。”就这样，贾宝三被留下来后，则委任为成都行辕参议兼总务处经理组组长。

此时正值抗战中期，四川是抗日大后方，也是兵源、粮源的主要供给基地。自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指挥抗日的中心，位于四川的重庆便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也成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由于四川大小军阀长期处于割据、混战状态，政治环境复杂，派系斗争激烈。蒋介石的中央政权虽已控制全川，然而地方势力尚存，明争暗斗，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川局混乱，影响抗日。因而，张群主川政时，正处于极其艰难时期，肩负着征集兵员、供应军粮、安定人心、建设后方的重大责任。

张群到职后，首先在省府人员组成上作了精心安排，各方照顾。尤其是对刘湘部队的潘文华和当时任西康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部及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部联络拉拢，以求得他们的安定团结，拥护中央；而邓、潘、刘也需要张群在中央方面缓和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免遭蒋介石的整治和宰割，把张群当作他们的保护伞。因此，张群主政期间，刘、邓、潘地方实力派不但未同他捣乱，还为征兵征粮工作出力不少。这对安定后方人心、稳定后方局势、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蒋介石牢固地控制四川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战八年，四川人民贡献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抗战为全国之冠。四川在抗战期间征集的兵源实际已达370万人，张群在《胜利感言》中所称300万人亦切近事实。至于调遣出川抗战的6个集团军部队和征兵役的人数约400万至500万人（不包括第88军和26师的人数），均在河南、湖南两省之上。

抗日期间，四川人民怀着满腔的热情支援前方，人民群众缴纳粮食始终是积极踊跃。共缴纳粮食的具体数量为：1941年为1382万石，1942年为1658万石，1943年为1605万石，1944年为1941万石，1945年为1822万石。这就充分证明了四川人民在人力、物力上对支援抗战确实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巨大的贡献。

张群在1945年9月3日发表的《胜利感言》中说：“自民国30年至33年（即1941年至1944年），四川供、购、借、捐献粮食总额在7,100万石以上。从1941年粮税开始征实起至1944年的总数，以抗战8年而论，四川贡献的粮食超过8,000万石，甚至10,000万石以上。”

抗战期间，为了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由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协商，决定由美国政府派出重型轰炸机对日作战。我方承担扩建空军基地的任务。1943年秋，张群奉命统筹办理扩建基地工程。经省政府研究决定，选择具备条件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四县扩建机场，作为美国空军使用，由省政府统一指挥、督促办理。这四大机场扩建任务相继完成后，由美国空军指挥官卡尔中校率领飞行人员，分批驾驶空中堡垒轰炸机安稳降落各机场。美国空军在执行任务时，统在夜间由四川机场配合，分批编队进行，使日本侵略者受到了严重的空中打击。这对促使日本侵略者投降、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起到了重大的军事作用。在扩建机场过程中，张群曾多方征询意见，部署、督促完成，是尽了力的。

张群主川政五年多的时间中，其操守与其他某些高级官吏所不同者，据我所知有以下四点：

一是不问舍求田。张群入主川政之前在成都没有私宅，其母一直随次子张澈居住。1940年张群调成都行辕和四川省府任职时，借住东城根街郭勋祺的住宅；后由省府购置华西坝公行道住宅一院作为官邸，张即迁入官邸，退还郭勋祺住宅；卸任以后，将官邸交还省府。

二是遵守作息时间，且经常早到迟退。他经常告诫下属说：“此值抗战时期，国难当头，必须以国事为重，力求做到当日之事当日毕，万不可稍有懈怠，贻误政事。”

三是比较注意倾听下属意见。张群规定每周星期二召开省务会议，从不无故拖延。省府委员、各厅（处）长均出席，商讨重大事务，均按会议程序自由发言。他最后作决定总以多数赞成为准。

四是严格管理经费的支出。国民党统治时期，像张群这类长官除薪俸外，都另拨活动经费，或称“特别办公费”、“机密费”。机关愈大此费愈多，如成都行辕每月就有机密费10万余元，编制外人员的薪金或特殊支出即在此款项下付给。张群对于支用这类款项严格控制，决不随意动用，所以每月都有节余。

1949年12月8日，张群从成都飞往昆明，代表蒋介石妄图给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打气，要卢汉反共到底。不料卢汉已下定决心走向光明，先将张群及其随从秘书周君亮、副官刘茂雄等一并扣留，然后以召集会议为名，将蒋介石派驻昆明的军、师长及保密局人员软禁。

被扣留软禁的有第8军军长兼第6编练司令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2处处长兼国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国防部云南区专员兼云南站站长沈醉，宪兵司令部代司令李楚藩、副司令兼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副司令沈延世等。

卢汉软禁他们后，随即发出起义通电。由于卢汉与张群私交甚笃，同时卢汉也顾及扣留张群必然引起蒋介石的震怒，影响起义和解放云南的进程，因而于12月11日准许张群及随行秘书周君亮、副官刘茂雄于午后1时10分乘环球航空公司飞机飞往香港。这架飞机原是直飞香港，因起飞时间延迟，不能赶在香港机场关闭前着陆，因而改飞海防。当飞机飞到海防时，天空阴云密布，飞机在上空盘旋很久，直到午后6时半，飞行员才从雾中发现探照灯而着陆。当时因无越南护照，越方人员多加为难，直到国民党政府驻越南领事赶到交涉后，才于1949年12月21日乘轮船抵达台湾。

张群到台湾后，先后任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国策顾问和“总统府”资政等职。蒋介石逝世后，仍为蒋王朝第二代贡献心力，直至蒋经国病故后才告一段落。

张群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自1902年春他们赴日留学起，就结成了不解之缘。蒋介石掌握军政大权后，他总是以蒋介石的政治目的为目的，以蒋介石的立场为立场，唯命是从，亦步亦趋，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忠实的谋臣。蒋介石交给他的大小事务，都是按步就班地负责完成。张群于1949年也曾向其友说：“我同蒋介石的关系太深了。”

深到什么程度，笔者略举数端：

其一，拢络政学系为蒋介石出力。 所谓“政学系”，是1916年由一部分进步党人和一部分国民党人所集结的极右翼的政治派系，在南北军阀中从事投机。其前身是同盟会中黄兴所领导的“欧事讨论会”，后称“政学会”。1926—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政学系的一部分人为亲日派黄郛、杨永泰之流，开始和蒋介石勾结，以他们的反动政治经验帮助蒋介石建立反革命政权。他们的特点是：没有组织形式，没有群众，没有纲领，利用权术以猎取官职。1946年政学系打算在上海组织“笃力社”，张群却不热心，主要是蒋介石未表态。张群见蒋介石的脸不对，便顺风转舵，让“笃力社”的组织计划流产。

其二，剿共。 蒋介石历次发动的剿共，张群不仅参与其谋，还亲自奔走运筹。1926年，张群奉命在上海暗中扶持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等帮会头目主持“共进会”反共，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逮捕中共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大批屠杀革命志士充当先锋队。1927年4月，在上海孔祥熙家里开会，张群说：“过去闹革命为工农，为无产阶级助长了不少威势。今后，凡我革命者，应当为资产阶级说话。”这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作了注脚。

1933年张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期间，坐席未稳，即率其建设厅长李范一、教育厅长程其保、秘书冯若飞等赴长沙，向湖南省主席何键密达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计划，并命令何按蒋的意旨作出具体的军事部署。张群扮演了一个助纣为虐的角色。

其三，逼张学良易帜拥蒋。 1928年，张群与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前往东北策动张学良易帜，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和领导，历时年余。张群和吴铁城几乎每天都同张学良形影不离，张学良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当时张学良的处境极其困难：外有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施加压力；内因其父张作霖被日本在皇姑屯炸死后的内心悲痛，东北人心惶惶，希望国家统一以御外侮。在诸多因素撮合下，终于迫使张学良决心南附，悬挂青天白日旗。张群和吴铁城完成了为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拥护蒋介石中央的任务。

其四，先亲日后亲美均以蒋介石的态度为尺度。 1925年1月张群到日本同戴传贤（字季陶）联系，并会晤日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大佐、松实、季良大佐，策划中日共同反共勾当。1937年夏，蒋介石在牯岭召开紧急会议时，张群发言说：“今天的基本国策在于消灭战祸，万万打不得仗，而且也不能备战。因为日本听说我们备战，战争会来得更快。只有长期备战。长期备战四字，对外使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对内可以安定民心，特别是可封住共产党的嘴巴。因为中国太弱，非要长期备战。万不可仓促言战。”蒋介石听后频频点头。这就迎合了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亲日外交路线，以达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目的。

由于他这些言论的影响，政学系的人一直都保持两个面孔，以期和也有出路，战也有出路。即使在“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也仍然是在沪、港言和，在汉、渝言战的两副面孔。张群在主川时期，每逢周末，都要邀请英、美教会人士到华西坝茶叙，而且礼为上宾。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向美国讨得更多的援助，张群对美国各方面人员都给最优惠待遇。

二、张群的遗闻轶事

其一，喜欢交友。 举凡军政、学术、教育、宗教、艺术界人士以及地方绅耆等，他都广为结交。在政学系中，张群与黄郛的关系最为亲密，可谓情同手足；他同杨永泰、吴铁城、熊式辉、张嘉璈、陈仪、黄绍竑、吴鼎昌等，以及旧政学系中的岑春煊、李根源、张耀曾、李肇甫等，均交往甚笃。

而在经济方面，他们是很计较的。如有次吴铁城有事赴香港，张群托其代购公文包一个，吴铁城却吝而不为其购；李根源闲居苏州多年，张群任上海市长时，李偶来上海看望他，来信向张群借钱二、三次。在最后一次，张群在复信中微露婉拒之意，李也再未提借钱之事，但却甘愿降格为其效力。1940年，张群调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主席时，李肇甫已任省参议长，而张群调李任省府秘书长，李欣然就职，足见他们关系之深。

在经济界，张群与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经理王恩东等关系密切。张偶到上海时，周作民不但迎送，还备酒席于亚尔培路张宅，专宴张群及其亲属；张夫人马育英有时因事赴广州、香港都住金城银行招待所，周作民派专人照料、招待一切。传闻王恩东还为张群保管私人经济事宜。

其二，张群的家风。 他对母亲总是先意承志，侍奉恭顺，事母至孝。每逢节日诞辰，他如在成都，总是在百忙中抽暇为之祝寿，共叙天伦之乐。为博老人欢心，每有馈赠的土特产品，必先送些至太夫人处，先行品尝。张群在四川任职期间，在周末或星期日，除有特殊公务外，都要同其夫人马育英及次子张继忠常常带些营养品赴金牛坝省视其母，并陪同进餐，畅叙家常，让其母精神愉快。

张群的伉俪生活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相处如友，相敬如宾，互谅则佳，互助则亲，风萧夜奏，鸾镜生春，同心永结，德业日升”的精神。约在1911年，由文俊介绍张群与马育英认识。马系江苏昆山县人，时在上海玛利亚女子教会学校读书。同年4月订婚，同年10月15日结婚，婚礼在上海怀恩堂举行。

婚后，他们生育了两男两女。长女亚兰，甚聪颖，12岁时因患伤寒死于上海，按基督教仪式埋葬；次女佩蓉，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刘毓棠结婚；长子张继正，曾留学德国习工科，因欧战爆发而转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获工程学博士，回国后任四川大学教授。抗日战争后期从军于青年军203师，并经当时四川教育厅长郭有守介绍与杜芬女士结婚，其婚礼在成都商业街励志社举行，张群仅用茶点招待来宾；次子张继忠，留学澳洲雪黎大学，学习电机工程，获学士学位，原在台湾电力公司任工程师，后改学神学，作浸礼会牧师。

张群的两儿一女、两媳、一婿共生育三个孙子、三个孙女、三个外孙，可说是儿孙满堂。

张群有两弟一妹。二弟张澈（字达泗），才能平平，曾担任成都营业税局局长；三妹与伍某结婚。二弟、三妹早已相继去世。四弟张骧（字云翮），曾学邮电通讯工程技术，历任江西九江电报局长、汉口电政管理局长、川康电讯监督兼重庆电报局局长。张群对他这个纨绔子弟四弟的作风不满。1929年张群住上海亚尔培路时，拒不见张骧。后张骧潜入认错，被张群拖至其父遗像前杖之。因此，张骧视兄为虎。抗战胜利前后，张骧与民盟张清平交往甚密。解放前夕，他将电报局内器材完好保存，解放后将这项器材无损地交人民政府，随即担任四川省政协委员，1959年脑溢血病逝，葬于成都北郊磨盘山其母墓侧。

1942年为防日机轰炸，四川省府迁成都外西茶店子办公。有次张群坐车出来，适逢其二弟张澈在省府前，意欲搭车，没想到张群说：“这是主席用车，你不能搭乘！”事后传扬张群“公私分明”。

其三，经济欲望不奢。 民国初年张群在上海，经济拮据，生活相当困难；讨袁失败后亡命海外，赴新加坡教书营生，返回上海时仅余一元在腰中。有一次对冯若飞说：“希望今后存五万元足矣。”1930年任上海市长时，殷汝骊对冯若飞说：“张群欲望五万元达到矣。”张群每调新机关任职，对前任会计、庶务人员多不更动，实行会计独立，要求公私用款不容混淆，他私人用款从自己薪金中扣除。

其四，养身之道。 张群好学习，1933年任湖北省主席时，每天都要挤出时间请外国人教他英语1—2小时，为办理外交作准备。闲暇则练习书法，其书形似铁画银钩，但不作应酬。对求书者均婉言相拒，却喜鉴赏和收藏别人的书画，以此为娱。

张群寿过期颐，享年人瑞，是他坚持锻炼身体、注意饮食起居、少疾言厉色的结果。他提倡和实践“养箴”养身之道的五养：一曰“养身”，即保持规律生活、愉快心情和勤劳习惯；二曰“养心”，即培养虔诚信仰、淡泊胸怀、坚毅意志和永恒热忱；三曰“养慧”，即冷静头脑、客观态度、求知精神和实践力行；四曰“养量”，即谦抑应世、宽恕待人、忍耐自制、协和容众；五曰“养望”，即忠诚负责、服务牺牲。这是他的养身之道，也是他长寿秘诀。

如他在湖北任省主席时，每年夏令都要利用午休时间游泳锻炼身体1—2小时。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沐浴1-2次。他的生活极其有规律，从不紊乱。每餐定时定量，闲时听听音乐，欣赏古玩字画。抗日战争前，他吸555牌纸烟，在任重庆行辕主任时，便下决心戒掉了。

张群在晚年综合前人言论和个人实践写了一首《不老歌》，通俗地表达了他的长寿之道：“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天天忙，永不老。”

后记

我于1931年由南昌行辕兵站监部结束后，在南京军政部工作期间，在时任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吕超的家里认识张群。从此，以同乡关系时有往还。1933年，由参谋本部、军令部、军政部各选派人员去武昌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我是由军政部选派10位人员中的一员，在总司令部任中校参谋。总司令为蒋中正，副总司令张学良，参谋长曹浩生、朱绍良，参谋处长钱卓伦、刘祖舜。

1934年，张群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后，呈准总司令部调我任湖北省政府保安处第一科上校科长兼湖北县政人员训练所总队长。抗战期间，张群任重庆行辕主任时，我任行辕办公厅上校课长；张群任成都行辕主任时，我任成都行辕少将处长；张群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时，我任该署少将参议。我认识、追随张群前后近20年。

本文依据亲见、亲闻、亲历的“三亲”原则，并承孟广澎、冯若飞、周君亮等同事期间闲谈时提供的一些张群史事写成。因限于时间太久，回忆起来难免遗漏，尚祈读者予以补充指正，至为感荷。

一鳞半爪忆张群

陈雁

张群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便同蒋介石结下深厚情谊，中间虽有暌隔，而关系迄未稍疏。自北伐时期两人重复聚合后，蒋对之即视同腹心，倚若股肱，从此便步步青云，权势显赫无比。他先后做过上海市长、湖北省主席、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重庆行营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四川省主席及行政院长等等要职。解放前夕担任西南军政长官。

1937年“七七事变”的前一年，即1936年8月24日，成都发生大川饭店（反日）事件，打死、打伤日本人各两名。这时正值中日关系极度紧张时刻，朝野上下以为寇祸将至。张群适在外交部长任内，经其折冲樽俎，得于是年之末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达成谅解，在南京互换照会，仅共赔付抚恤、损失、医药等费法币9000余元，此一事件即告解决。于国于川，皆算幸事。

抗战军兴，自1940年冬张群就任四川省主席到1945年日本投降，5年之中，张在四川省共为中央征、借粮谷8,300余万石，征送兵员300余万名，另为修建特种工程（空军基地33处）征调民工90万人。川民固不免感到负担较重，然于抗战大业则利赖实多，可谓于国家民族卓有贡献矣。至于安定川康，抚绥军民，中央纾后顾之忧，地方有安堵之庆，筹维鲜失，用心良苦，是可谓无负众望矣。

成都解放前夕，张群飞台湾，历时40年，在国民党内仍不失为是个受到高度尊重的元老重臣，可谓颇能善其终始矣。不幸1959年在台北病逝，终年一百又一，谓为人瑞，似亦足可当之。蜀中亲故闻耗之余，惟有临风遥祭，望东反复默念“魂兮归来”，聊以寄托哀思而已。

张群胸有谋略，行事持重。有人说他是个政治家，也有人说他不过是个纵横家。要之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3个年头中，他跻身庙堂，始终以蒋介石为依归，多番担当重任，不问是非功过如何，在中国近代史上都应占有篇页。惜本文所记，或属微末细节，或难穷究底里，于其生平大端，窥探未及什一。一鳞半爪，杂凑成篇，比诸史传则弗逮远甚，爰赘数言，幸垂察焉。

早年的反抗精神

张群，初以鹤军为字，后因奔走革命，始改称岳军。其先辈世居湖北，清初迁川，落户郫县。1887年，张群在郫县出生。这时张父供职长宁衙署，举家徙此而居。张群随父母回转成都时，已经是个年过十岁的少年了。

渐长，他看到外患沓至，清廷腐败透顶，同时读到了一些鼓吹革命的书报，思想日趋进步。为谋拯救中华民族，投笔从戎的念头便萌然而生。适逢清廷创建新军，开办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正在四川招生，因即前往报考，初试获中。继赴北京参加复试。复试由该堂总办段祺瑞（所谓北洋三杰之一）主持，对应考诸生，均须一一召见。监考官向大家特别叮嘱：见段时要行满族（旗人）的半跪式请安礼。张群认为此种礼节有失民族尊严，愤而表示宁肯弃考，不愿屈膝。经人劝阻，乃勉允进入考场，但心下决定不答试题，交个白卷便算完事。

考试科目仅有数学、理化和国文。对前两科，张群弃之不顾，独国文题颇感兴趣，不禁就借题发挥，做出一篇洋洋洒洒颇为自得的文章来了。张自念三科之中既有两科一字未答，名落孙山自是必然。做梦也意料不到的是放榜时竟然有名。及见段祺瑞时，张群上前向段鞠躬为礼。段的左右见状，同声高叫“请安！请安！”张答：“我从来没有请过安，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段及从人亦未再行相强。就这样张群便进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据张当日自揣，何以能得此种厚待，可能是清廷担心汉人反叛，对他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与其让之散处社会滋生事端，倒不如收进军校训练一番，或者较易使之就范。依时间推算，这已是80多年前（即1907年前后）的事了。

进入军校后，张群仍不大“安分”，常有越轨言论。校当局虑其滋蔓，1908年清廷保送一批青年去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就将张群列入，含有一点“放逐”意味。其时蒋介石亦正就读该校，蒋张两人一见如故。张群原拟攻习炮兵，因蒋习步兵，遂亦转入步兵科。于是蒋张结为莫逆之交。

辛亥（1911）武昌首义后，蒋、张联袂回国投奔革命。上海光复，张群获任沪军都督府军务处军械科科长。蒋介石当上沪军第五团团长。不久扩编成立二十三师，黄郛任师长，蒋仍作团长，张则改当参谋。癸丑（1913）二次革命失败，张群再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蒋介石则仍留上海。1915年，张群在士官学校期满毕业。因袁世凯正图称帝，国内政治空气异常恶劣，曾应友人之邀赴南洋爪哇中华学校教书，次年方始回国。

初露头角——出任四川省会警察厅长

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6年春，岑春煊受政学会拥护，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张群赶往投效，任副官长。就在此时，张群加入了政学会。

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委派刘光烈（亚休）为驻外代表，长年与南北各方接触周旋。因军务院于袁世凯死后宣告撤销，张群遂在上海闲居。一天张群与刘光烈碰了头，向刘光烈道出私衷，谓拟回川为桑梓略贡棉薄。刘光烈将张群意电转熊克武。张群曾参加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熊克武亦在南洋流亡，二人之间不免有些渊源，于是熊立即复电表示欢迎，说已经内定以四川全省警务处处长兼四川省会警察厅厅长两职相借重。张群启程之前，刘光烈还代熊克武致送旅资300元以供途中开销。张抵成都，已是1919年了。

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张群所要接替的前任是杨维（莘友），也是个老同盟会员。反正之前被清吏置狱中，光复后始获自由，初任巡警总监，治绩昭著，在群众中享誉殊高。熊克武督川时，杨维重掌警政权力。此番以张群相继，杨维颇反感，不仅拒不交代，且还命人在社会上散发匿名传单，揭发张群家世阴私，肆意进行人身攻击，使张群大感难堪。

在此情况下，张难免不移怨于熊，以为熊阳加延揽而阴设阻碍，致令颜面扫地。其实杨维所为，熊初实不知情。后乃挽请省议会出面向杨施加压力，迫使受代。议长李肇甫（伯申）表示愿尽力相助，资中议员李献文及川北某县议员同告奋勇，伴护张群赴厅视事。杨维见形势不妙，只好离职而去，僵局始解。

张群就任伊始，便欲革新警政，培育新人，曾开办警察训练所；关心干警寒温，为之制作夏冬服被，耗费较多。报销时遭挑剔，心殊不快，终与熊克武未能水乳交融，未几便解职他去。人言张群为“一军系”（即熊克武系）人物，以其曾见用于熊也。实则张群对“一军系”缺乏好感，只能说在当中客串过几天。然于李肇甫则深德之，当然也就有了情分。所以20年之后（1940年冬）张作四川省主席，即邀李担任省政府秘书长。

又有言孙中山先生派蒋介石来川做警察厅长，熊克武无接受意，蒋乃去，行时张群雪中送炭，曾馈金五百以当程仪。后来蒋介石得势，张群便富贵荣华。此种传说，绝不可信。征诸史册，蒋介石第一次入川之期是在1935年春末，即刘湘统一四川于是年2月10日在重庆组成新省政府以后。在此之前，蒋的足迹从未一履蜀土，则张群赠金之谣当就不攻自破了。

预闻川事

北伐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从此张群步步青云，先后充当要职，对川事亦渐渐开始过问。这时四川军阀一面把持关门闭户自守，一面又将南京中央奉为正朔。

1928年9月下旬，川军势力较强的四个军长（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在资中开会，商讨分割权力问题时，议定要裁编军队，要成立省政府（北洋政府时代叫省长公署）。南京中央据报，当于11月初发表刘湘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川中军政大权遂为二刘所分享。这就遭致其他各军的不满，于是有以杨森、罗泽洲为主力的同盟军的产生。

同盟军决定先向扼据重庆的刘湘进攻，然后再推倒刘文辉。杨、罗亦知欲图大事，莫若暗中先事取得南京中央的认可和支持。所以在用兵之前，特派邱翥双（罗泽洲的参谋长）为代表，命他秘去京沪进行款洽，在政治上预为地步。邱原是一军系人，作过汤子模部的参谋长。一到上海便与旅居在此的石青阳、卢师谛、吕超、黄复生等熊系要人一一相见，吁请他们关心川局，鼎力维助。这些人与刘湘本有宿怨（刘乃二军系首领，1924年春初，二军击败一军，熊克武率部退离川境），闻川事将有变化，怎能无动于衷。他们希望刘湘早日败覆。

这时张群已是上海市长，他们纷纷向张群进言，谓刘湘已见败征，望张转请中枢对同盟军奠安川局的行动默予认可。张允相机为助。当邱翥双向张请见时，张开门见山地对邱道：“战端一起，贵在速决。果能克日收功，则设词维护自较容易；若其旷日持久，格外生出枝节，那就将难于置喙了。当事诸公幸善图之。”这可算是张群插手川事的第一回合。

孰料是年12月至次年1月，杨森、罗泽洲两部在进攻重庆时未克同时行动，遂为刘湘各个击破。杨森尽失下川东20多县防地，几致一蹶不振。4月左右再发生上东之战，这场战争是同盟军在资中、内江地区与刘文辉角逐，同盟军仍以失败告终。结局如斯，张群自也可就置身事外，不再闻问。四川仍还是二刘的天下。

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与蒋中央关系破裂，中原大战爆发，自春到秋，历时7月左右。疆场之上互有得失，而胜负未分，皆感到精疲力竭矣。拥兵关外的张学良，此刻便成了与冯阎则冯阎胜、与蒋则蒋胜的时局中心人物。交战双方都派有代表前往争取张学良。四川刘湘亦嘱其常驻京沪代表邓汉祥赶赴沈阳探望风色。蒋介石派的是张群。

张学良对张群表示应该拥护中央，对冯阎的代表则说当然愿与咱们北方人站在一起，情词闪烁，令人殊费疑猜。及邓汉祥来，因与张学良早年有旧，故张对邓殷勤有加。张群同邓汉祥本属交好，料邓此来必已获悉底蕴，即一再向邓叩问究竟。张学良确曾以真意告邓：他决心拥蒋，但正待召集各地高级军政官吏来沈开会，以便作出最后决定，尚未公开之前，希邓务为守密。邓汉祥既不可背张学良的嘱咐，又不便峻拒张群，诿称毫无所知，终只好含含糊糊地对张群道：“我敢信你必能圆满完成此行任务。”邓词虽隐约不彰，张群当不难心领神会了。

就在此时，张群似有意要结交刘湘。他曾对邓汉祥谈及刘湘一向将他看作是“一军系”，这可能是误会。邓立将张意电告刘湘，盼刘同张趁机拉上交情。刘湘当即复电，言词恳切，张颇感欣慰。这时川中二刘合作，表面尚少裂痕。邓汉祥原视二刘为一体，故于获知张学良意之所在后，便即急电刘湘，谓大局将定，慎勿轻举妄动，望立将此情转告刘文辉。而刘湘秘之，由是刘文辉又贸然通电反蒋，以致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地位。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巧电，明白表示拥护蒋中央，同时下令东北军入关助蒋讨伐冯阎，蒋介石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然而刘文辉却不识时务，竟在9月6日还领衔会同邓锡侯、田颂尧发出反蒋鱼电，要蒋介石克日下野，息事宁人。这着棋自然输定了。

邓汉祥希望张群为刘文辉设法转圜，俾免出现僵局。张群答称回京后再从长计议。不久张邓先后返沪。一日张至邓处，说是将去奉化见蒋，对于刘文辉的问题，问邓究应如何为是。邓谓可由刘湘出面电蒋，请加宽容。张以为可，嘱告刘湘速来电，愿为代转。后要邓转告刘湘拟出解决川事的具体办法，以供中央采择。刘湘拖延未答。张群又再次催促。邓汉祥为此特返重庆与刘湘面商，刘湘仍主施军民分治。

蒋介石战胜冯、阎之余，正图集中精力对付工农红军，无暇西顾，再加张群从中缓解，蒋自己亦感到舍羁縻外别乏善策，因即于1931年2月27日明令改组四川军政机构：一是特派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撤销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所有四川各军归该督办全权编遣；二是改组四川省政府，仍以刘文辉任主席。

1934年冬，蒋介石为追堵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电召刘湘赴京商讨作战方略。就在此时刘湘因蒋之助统一了四川。次年2月，以刘湘兼任省主席的新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四川军阀闭关自守的局面结束。这次蒋、刘正面交手，蒋指定杨永泰、张群、吴鼎昌三人与刘方会商，可见有关四川的事是少不了张群的。

荐引杨永泰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人，早年作过广东省长，后任国会议员，在政学会中原是要角。南京政权建立后，张群日臻显达，而杨则默默无闻。张、杨早年同隶政学会，交情不薄，且知杨才气过人，堪为世用。约在中原大战前后，张荐杨于蒋。及见面时，杨议论时局，大中蒋意，当即端茶送客。

时过不久，一日蒋将某一重大问题交付张群，嘱为妥筹处理方略。张决事持重，必待衡虑周详方始报命。独此番交卷最先，所拟条款又颇切合蒋意，遂疑可能有人代为操刀。质之张群，问其为之代庖者究系何许人，张毫无隐讳地向蒋答道：“此人就是杨永泰。”至此蒋介石才算对杨永泰有所赏识。

接着杨向蒋献“万言书”，提出什么“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匪”战略以及“剿匪”区域行政制度，诸如省政府合署办公、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政府裁局改科、县以下分区设署、编组保甲、收缴民团枪支编成保安队、修筑碉堡、征工筑路、开办农村合作社等等反动措施，都是杨永泰的“杰作”。杨由此一跃而为南昌行营的秘书长。南昌行营管辖豫、赣、湘、鄂、皖、闽、川、滇、黔等省，权力凌驾行政院之上，而行营大权又完全由杨永泰操纵。这时的杨永泰可谓炙手可热、盛极一时。世人所称的“新政学系”，呼之欲出矣。

不少人把杨永泰、张群、熊式辉三人视作是这个系的首脑，可是杨的地位实已居于张群之上。后来张群转任外交部长。杨永泰因受复兴、CC两大派系攻讦诋毁，宠信见衰，遂出以替代张群。杨任湖北省主席时约一年，1936年冬在武昌遇刺身亡。之后，举世公认所谓新政学系的党魁当是非张莫属了。

膺命主川知难而退

“七七事变”后不久，南京中央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随即统率川军出川抗战，因胃溃疡旧疾复发不治，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万国医院逝世。越日，中央发表张群为四川省主席。

刘湘生前集川康绥靖主任、四川省主席两大官职于一身，中央、地方间向有隔阂，矛盾时消时长。而今刘湘刚死，中央就立派张群继主川政，川中军政人士感情一下转不过头，当然就群情愤激，对这一决定表示坚决反对。此中曲折，试举以下三事即可略窥梗概：

一、1月23日，留驻后方的刘湘属下六个师长、五个独立旅长由许绍宗（尧卿）领衔联名电蒋，请以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王缵绪分掌全川军民两政。他们佯若不知两日前已明令张群主川那一回事。这是一些握枪杆子的将领正式公开对张群不表欢迎。

二、1月28日，蒋介石电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代行主席）邓汉祥，说是张群正待结束中央诸务，未到以前，省府事务希邓继续负责。

三、2月19日，张群给邓汉祥来电称：“……十年以来，弟对川事之主张及态度，兄所深知。此次甫公（刘湘字甫澄）逝世，中央处理川事，原非本意。弟始终愿以超然态度从旁尽力，不料事与愿违，反滋谤议，殊出意外！近已一再向委座（即蒋介石委员长）力陈斯意，倘蒙俞诺，似不仅可减少目前纠纷之一部分，即弟此后亦得回复超然立场致其斡旋之力，或较于川事有裨也。”

张群能知难而退，不事强求，论者大多誉为明智。

终于当了四川省主席

1938年8月1日，蒋介石特派张群为重庆行营主任（在此之前，即4月26日，行政院开会议决，四川省主席由王缵绪代理），同时改组四川省政府，王缵绪获得真除，邓汉祥调任重庆行营第二厅厅长。邓汉祥在反张声中不仅未为张群助力，且还明显站在地方一边，出谋划策，不遗余力，要说张群于心毫无芥蒂，其谁肯信。

张群就任行营主任之后，在与刘文辉的闲谈中，曾向刘道及：“鸣阶（邓汉祥字）与甫澄和我同是朋友，何以竟厚于彼而薄于此？”刘以张言告邓。邓说：“这只能责怪他们自己手艺太瘟。刘湘尸骨未寒，猫儿哭死鼠也要假作一下慈悲。他们不思如何吊死慰生，便迫不及待地发布新命，行所欲为，以致群情惶急，不可终日，咎皆自取，于我何尤！”

然则张又何以并不弃邓，反而有所借重？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耳。原来张群此来任重庆行营主任，是想借此和川康实力人物拉好关系，化敌为友，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把地方权力猎取过手。而握有实力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王缵绪已向中央归顺）此际皆与邓汉祥交结深厚，遇有大事，三人无不与邓相商，关系极为亲密。张群要想消除前途阻碍，邓汉祥其人就大大具有可供利用的价值。邓能为用，事半功倍之效当可预期。

当时的地方形势：刘湘一死，群龙无首，要把局面维持下去，舍一致团结外别无生路。可是王缵绪背信弃义，中道离异。今后中央压制于上，王缵绪内应于下，地方力量毕竟有限，如何克渡难关？刘、邓、潘等皆惴惴自危。

适于此时，张群来电邀请刘等同赴重庆筹商川康军政大计。三人于8月11日自蓉飞渝，第一次与张群见面时，张首先说：“愿同大家合作，在中央、地方兼顾的原则下效力桑梓，希望相信此种诚意，消除疑虑。”经过几番周旋，双方关系很快好转。17日刘等转回成都，在他们发表的联合谈话中说：“张岳军先生到渝未久，对川康军事政治已极明了，然犹虚怀若谷，谆谆商讨，每日必见面，见面必谈数小时。……为推动军事政治，尤须拥护重庆行营，并请张先生切实领导我们。……”

自此以往，他们相互利用，诚如刘文辉所言：“我们对张群的态度前后有所不同，即在他未来之前是坚决拒绝，既来之后则是互相利用。在互相利用之中，彼此间的斗争也是极其尖锐和复杂的。”

再说一下邓汉祥。张群需要他，川康实力派也需要他，无邓则中间无人搭桥，双方难于沟通。而邓汉祥之于双方，亦不可须臾离背，设如失去一方，则其纵横之术当必莫由展布。不过邓汉祥的立场是始终偏向地方。

蒋介石后来退驻重庆，重庆行营即于1939年2月宣告撤销。张群改任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邓汉祥备员参事。尽管张群变易官职，其与刘文辉等人的交情是与日俱增。

刘、邓、潘怨王缵绪之卖己，尝思有以报之。是年8月，川康军队的七个师长受刘等策使，联名发出反王通电，王即垮台。张群认为机会已到，而邓汉祥默察川康军人感情一时尚未完全转变过来，劝张仍暂稍待。这时王不可留，张不能上，刘、邓、潘即欲觊觎，又难得到蒋介石的信赖。出于权宜，蒋只得自己出面来兼理四川省主席，10月7日亲临省政府视事。其实，蒋是来为张群作过渡的。

1940年7月，蒋中央在重庆成立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蒋兼委员长，实际由张群负责主持；邓汉祥作秘书长。它以经济建设为名，罗致川康各界头面人物如刘、邓、潘及张澜、邵从恩、李璜、卢作孚、刘航琛、何北衡、黄季陆等80余人为委员。11月1日在成都召开第一次大会，选出张群、徐堪、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邓汉祥、何廉、卢作孚、陈筑山、刘贻燕等为常务委员。张群借开会之机进行幕后活动，各方关系益见融洽。

此时蒋兼四川省主席已逾一年，他见张群已经打开局面，认定瓜熟蒂落，即电其亲信贺耀祖（奉派来蓉参加大会尚未离去），说“中枢要务殷繁，难于再兼省政，拟以张群前来接替”，叫贺转商于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并盼刘等对张多加协助。刘等早已料到有此一着，当下他们便和邓汉祥商量，大家认为势难再拒，只好一致表示欢迎。

11月15日，国民党中央发布任命令，不单是派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同时还要张群任成都行辕主任，这就可以军政、民政无所不管，所以后来张一直以兼理省主席自居。11月18日，张群宣誓就职。他任四川省主席共六年多，任期之长，在民国时代实属仅见。

我所看到的张群

张群身材不高，体质丰伟，仪容修整，不苟言笑，令人一眼便可看出是一位拥有权势的大员。也有人赞扬他立身行事，多是不为己甚，值得取法。

张群到四川后，先寓居东城根上街（即现成都广播电台所在地）。在他的家中开过两三次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驻在成都的常委包括张群和刘、邓、潘及邓汉祥、陈筑山（四川建设厅长）、刘贻燕（西康建设厅长）等均出席参加。当时我担任记录，亲见开会情况，既无何种正式提案，也未作出什么重要决议。陈筑山曾就四川建设问题作漫长发言，人多厌听。当此时也，张群或批阅文件，或与刘、邓、潘他们娓娓细语，陈所云云，全未入耳。一次张取出怀中精美烟盒，潘文华甚加赞赏，张即举以相赠。又有一次刘文辉乘间语张，谓其副军长陈光藻拟来谒见，请为预约时间。张道：“今天就好。”便邀陈于会终来此共进午餐。由此可见张和实力人物周旋，又不惜多假颜色。这有点像是在开联谊会。

1942年春，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宣告结束。同时又在重庆成立一个川康兴业公司，由中央拨款4000万元（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各认股1000万元）及川康两省府共拨1000万元，另募商股2000万元，共集资七千万元，用以开发川康地方的经济建设事业。张群初兼筹委会主任委员，在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董事长。邓汉祥任总经理。人们对此，各述己见。有的说，这是中央对地方的照顾扶持；亦有的说，这是张群向地方示惠图博好感。说到经济建设，张群、邓汉祥等都属外行，且皆志不在此，故公司虽拥有巨额资金，终因币制屡改屡贬，到头几尽化为乌有。

张群对乡邦硕彦，颇能礼重有加。如张澜、邵从恩、尹昌龄诸先生，就特别受到尊敬。一次张澜由重庆来成都（1941年春），约定在邓汉祥家里下榻。动身之日，邓汉祥嘱我乘其私车代往凤凰山机场迎接。入场后，见张群鹄立人群之中，从旁探询，方知张乃送客来此。客既去，张因闻张澜将至，故留此相候。当日客机极少，成渝航线似仅有一机运行，一往一复，耗时必需两个多钟头。张群百务羁身，为了不失礼于张澜，竟可与众闲聊良久。张澜一下机，张群立即上前迎候，相互握手言欢。我此时只好在旁稍待。熟料二人一面寒暄，一面挽臂向外走去，这就教我不得不急忙上前表达来意。张群略一迟顾，答道：“张先生就坐我的车子，我陪他一道去邓汉祥家。”张群之交张澜，可算至矣尽矣。无怪王缵绪被推倒前，张澜即曾说过：“四川的事，要张群来才有办法。”

张群主持省政之后，每周必开省务会议，施政大端，悉听公决，人事任免概行提会通过，不以私意行之，政务渐入正轨。另外，还有一项创举，即每年要分区召集一次行政会议，先后开过六次。参加者有专员、县长、县田管处长、县参议会议长、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及县三青团干事长等人员。

1940年12月23日张群在成都召开的第一次行政会议上，他说此一会议系依照交通情形，分期分地召集，其主旨有三：（一）说明今后贯彻施政要旨之步骤；（二）提示当前重要政令之立法意义，并征询具体办法，以利实施；（三）听取各项事实报告以资改进。会议本身是可取的。只是在成都区的几次会议上，张群每因细事而当场指责僚属，不稍留颜面，就有点未能“有容乃大”了。

如：1941年夏开第二次行政会议，张群发现华阳征收局长（其时尚未改称田管处）郭仲屏于开会场中口衔长烟竿吸食香烟，当在台上厉声发问：“那是谁在会上抽烟！”郭未省所指就是自己，反而东张西望。张见状更为恼怒，立即用手指着郭道：“就是你！”一面喝斥，一面叫郭站起来，全场为之肃然。

又如：1942年夏的第三次行政会议上，崇宁县长周希茂因患疟疾勉强参加，精力不支，在座位上微闭双目，被张群看见了。周不免遭受一顿教训，最后竟被指作是“朽木不可雕也”。

1943年夏的第四次行政会议，已届闭幕之日，未见张群生气骂人，与会人员以幸免风波为庆。哪知当民政厅长胡次威致闭幕词即将告毕时，资阳县长刘芳忽然离座走到主席台前向张群耳语，只见张群频频摇头，刘随即退归原位。迨胡次威词竟，例由张群再讲几句便即宣告会终。就在这时，张群适又获得骂人口实。他说：“刚才刘芳来向我请假，为的是要赶去参加资阳同乡会举行的宴会，这真太荒唐了！你是来开行政会议的，精神就该集中于此，今天你反舍此而他，本末倒置。像你这样糊涂、这样不识大体，还配作一县之长吗？”等等。

尝闻邓汉祥言，张群与他闲聊时，亦曾说他自已易动肝火，但怒气未平之前，对任何问题决不轻作处理，因感情用事而造成的失误幸少发生。足见张不仅自知其短，且补救有方。

张群深恶事权旁落。1944年在南充分区召开第四次行政会议，南充专员陈开泗以区属各县旱灾严重，签请省田管处准予在本年征粮额内扣减赈灾谷十万多石。随张同去的省田管处长陈志学，未向张群请示即按规定迳加批准。后来回转成都，报请省务会议追认。张群以陈越权擅专，虽一再提送议案，终未予以通过。而陈开泗则视为主管厅处既经认可，且有批示为凭，早即转令辖区受灾各县照扣不误矣。案悬莫决，事成僵局，弄得陈志学尴尬不堪。翌年田赋、粮食两机构合并，陈调他职，才算不了了之。

还有一桩较大事件。当张群任之初，鉴于四川地广人稠，省府施政不无鞭长莫及之虑，因而拟将全省划分四区（东南西北各为一区），区设行政公署，置行政长官以主之；署辖行政、保安两处。全省专区共有16个，即各得其四。所持理由是这将利于治理。闻人选多已预定，不识缘由为何，此一设想竟告夭折。

组阁前奏——赴美治癌

抗战后期，张群在四川呆了五年，长驻成都。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主席到了重庆，旧政协随即开幕，张群也就为国共两党进行会谈而忙了起来，他的精力多已不再放在四川了。

1946年春夏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为了政治需要，准备改组行政院，拟以张群出任阁揆。四川的事由谁来担当，蒋、张都颇踌躇审慎。终因邓锡侯为人比较和易，致被选中，遂决定先以邓代理省主席，然后依据客观情况再议真除。

谁都明白，国民党政权的后台是美国。张群过去曾蒙受亲日之嫌，今天要张“登台拜相”，如不取得美国朝野的支持，将会失去外援，局面必难维持。因此张在上台之前先去美国打通门路，是这局棋中必得投下的一子。

1946年9月9日，张群偕省卫生处长、外科医生董秉奇及其家属自成都飞抵上海。10日在上海江湾机场乘美军专机取道东京、夏威夷等地，16日抵纽约。张群此行，当日报章报导是：经医检验，项部患癌，急于赴美就医。张群离国的当天，国民政府发表明令，说是张群因病给假，四川省主席派邓锡侯代理。邓于9月16日到省府视事。

张群在美两月即行言旋，11月16日由沪到京。据谈此行先后开刀五次，情况良好，经医院详加研究，并非恶性毒瘤，故住院仅25天便恢复健康。那么还有30多天又在做什么呢？早已有人疑张以治病为托词，实系别有活动。邓汉祥就曾说过，是年夏间他去南京出席全国财政会议，蒋介石叫吴鼎昌对他说，将命张群组阁，要邓回川转告张群，对内对外皆宜预加布置。邓亦谓张非真病。

1947年1月31日，张群回到成都。经过重庆时曾发表谈话，他说：前月赴美治病，原拟多留时日，后以奉命回国；回国后即参加国民大会，大会闭幕后又参加和谈。又说，所兼理的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因无暇兼顾，现已呈请辞去兼职。

国民党六届中常会于同年4月17日召开第65次会议，会上推选五院院长，张群获任行政院长。同月23日，张群就行政院长职，当晚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未来8个月，将由训政时期过渡到宪政时期。5月13日，行政院提出改组四川省政府案，决议张郡无庸兼理川省主席，自然邓锡侯也就受命真除。

张群作行政院长为时一年多。因已开始“行宪”，当立法院于1948年2月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时，蒋介石向该院提议以张群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如果通过，张就得以蝉联。但因CC、复兴两系的立法委员不予支持，蒋亲出面关照亦未收效。终只好用翁文灏来替代张群。

谈谈新政学系

有人问过张群，是否果有新政学系，张回答：并无其事。据知情人士说，所谓新政学系的称谓，是好事者为之叫开的。从实际看，他们有一群人，或居高位，或任较高职务，平日声息相通，此呼彼应，形成一种政治优势。在争权夺利时，多能击败对手，由是为世所忌。但它无名称，无纲领，无办事机关，说它是没有组织的组织，似亦并无不当。

面临国民党江河日下、形势全非的1948年11月，张群忽然合同熊式辉、吴铁城、张嘉璈、吴鼎昌、陈仪等人集聚上海，准备组党。开了一次有40余人参加的筹备大会，名称、纲领、章程均经通过。它命名“笃力社”，取义在于笃信力行三民主义。因经费急待筹措，张群特别委托早年曾在刘文辉戎幕中供职的僚友胡某，专程来蓉请刘大力帮助。

胡抵成都，适刘正回老家大邑安仁镇，便打算邀同邓汉祥一道往访。胡还向邓透露，眼下一切工作皆由吴铁城主之，各地进行情况均须于每日晚间用电话向吴汇报。邓汉祥不欲沾染，遂婉谢之。不几天，刘文辉回到成都，同邓汉祥见面时便说：“胡某来已作详谈。想组什么党，张岳军有需要，我不需要；找我出钱，多出既无意义又不划算，少出不免还要开罪朋方。”直有国民党军队在津浦线上大败亏输，京沪震动，国民政府将准备迁都，此一组党计划也就一掠便过了。

垂危苦撑——出任西南军政长官

时局急转直下。1949年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表元旦文告，还在侈谈什么“戡乱”。未料到了当月21日，他便突然宣称“暂时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引退前三日即1月18日，张群奉命继朱绍良为重庆绥靖主任。旋于4月5日，又特派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重庆绥靖公署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同月25日，张群对所辖省市（川、康、滇、黔及重庆）发布通电，提出什么“……在动荡之环境中，誓当确保一安定完整之局面，成败利钝，系于下列三端：一、为确保社会共有之自由，个人自由必须受法律之限制，所有违反国家及人民利益、妨害社会秩序之言论行为，必须予以取缔；二、为保持人民之安定丰足，应努力增加生产，节省消费，一切妨害生产、浪费物资及垄断兼并，累一己之财富以增加大众贫困者，皆所不许，必须予以制裁；三、为保地方秩序之安定，必须充实民众组织，健全自卫力量，一切树植非法武力、扰害地方，或潜伏城市乡村之各种组织，企图造乱出卖国家人民利益之反动分子，皆不容存在，必须予以清除。”

张群平日颇为明智，际此大局败坏已无底止之时，何以明知其不可而竟为之？据知张者推断，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蒋介石视西南为最后根据，张来经营，蒋可放心，张亦可放手行事；二、张在中央无权无位，此来可以自立门面；三、张熟悉西南情况，同刘文辉、邓锡侯、卢汉等实力人物皆有交情，不难得心应手加以运用；四、张为川人，回来关心桑梓、保全地方，大可振振有词。

然而事情殊不称心。这时川省主席为王陵基，重庆市长为杨森，二人直接听命于蒋。而刘文辉、邓锡侯又别有怀抱，复与王陵基极不相容，常欲挟张以逐王陵基。另还成立川、康、渝民意机关联谊会及民众自卫委员会，后者推熊克武为主任委员。张群表示支持，王陵基则坚决反对。

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王缵绪、邓汉祥、向传义等人，曾暗同张交换意见，拟推张再兼川政。若张来，他们都愿作省府委员，以期合力共济。张未拒绝，仅谓“撤王而以我代，自己怎好出口”。并还公推吕超、向传义、胡恭先、杨永浚为代表，前往广州谒见代总统李宗仁，请求撤换王陵基。终因王有蒋庇护，始终巍然不动。

1949年11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蒋介石、张群等人无可奈何地被迫丢弃重庆，又一同飞往成都，企图作最后挣扎。蒋早已引退，何以这时又会露面？原来李宗仁虽然代行总统，却是事多掣肘，指使不灵，而国事日非，意态遂趋消极，后来竟干脆躲回桂林，不愿再承担责任。

至于蒋之复行走赴前台，他自己有过一番表白（见11月11日反省录中所记）：“李德邻（李宗仁字德邻）由滇直回桂林而不返重庆，在此贵阳危急、川东陷落、重庆垂危之际，政府岂能无主！党国存亡系此俄顷，不问李之心理如何，余为革命历史及民族人格计，实不得不顺从众意，决心飞渝，竭尽人事。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

12月7日，蒋在成都发布“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呈请辞职，张群准予免职，及特派顾祝同兼西南军政长官”的两道命令。本来已届“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可蒋介石还想最后进行一次川西决战。张群秉承蒋意，亟想驱使刘文辉、邓锡侯等川康军队为蒋中央效命卖力。又虑刘、邓等怀存二心，不愿为用，曾于12月3日晚间约请邓汉祥到励志社晤谈。

一见面张群开口便说：“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刘文辉、邓锡侯即日同胡宗南一起办公；二是刘、邓及熊克武、向传义和你先去台湾。将来国家有办法，个人就有办法；如果失败，我负责将刘、邓二人亦送到台湾。”然而此种拟议，自刘、邓、熊等视之，皆认为是设的陷阱，谁都不愿接受。

就在这天早上，张群还到邓锡侯家中去过。邓锡侯偶失检点，竟向张群道出：“我们组织自卫委员会，就是准备把它拿来作桥梁的”这样一句话来。为此张群寓有深意地对邓汉祥发问：“刘文辉、邓锡侯平日和你商谈事情有无保留？”邓汉祥答曰“无”。于是张再追问：“适才听邓锡侯说，你们组织自卫委员会是拿来作桥梁的，那么这个桥梁究竟要过渡到什么地方去？！”邓汉祥闻之不禁愕然，随即巧为辩解，说：“邓晋康是著名的‘水晶猴子’，他要造反，肯同你说吗！这分明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当然张群心下明白，岂肯相信。

这时云南局势亦呈不稳。7日张群衔命飞赴昆明探察卢汉动静，并加抚慰。去昆前夕，他问邓锡侯：“刘文辉将来怎么办？”邓说：“我听他说，第一步退守西康，若不得已，便到三大寺去当喇嘛。”张继又问邓作何打算。邓答：“我有两条路可走：一为参赞胡宗南作战，又一为退到茂县暂避一时。”张群料定他们不会离川去台，只得以老母安全相托。

在大陆的最后时刻

张群7日到了昆明。8日复偕驻昆中央军军长李弥、余程万重回成都，听蒋指示机宜。万没有料到刘文辉、邓锡侯7日上午接到电话通知，说下午蒋要召见，二人恐将被扣，是日中午已相偕出城潜往彭县避匿。事态演变至此，张群当以电话询问邓汉祥，欲于邓处探明究竟。而得到的回答是邓早离家出门，不知所往。

9日张群、李弥、余程万又飞昆明，下午3时到达。卢汉已于当天通电起义，故张到后即失自由。张一再函卢请与一见，卢未置答。过了两天，即11日下午1时，卢汉用飞机将张送走。临行，卢汉给张群送来一信，信中说道：

“两奉手书，迟报为歉。军事牵羁，亦未得面候训诲，中怀尤耿耿也。历年以还，明公对于滇省多所庇护，不第汉中心铭感，即滇人亦时颂德惠。此次明公来滇，任务至大，大势已去而望挟滇省作孤注一掷。谁无桑梓，稍有良心何忍出此，所以毅然而谋自救也。以是公情私谊，唯有送公赴港，亦以报德。临行未及恭送，并冀曲谅。”

张群就是在此种情况下与大陆告别的。

据说当年张群被卢汉扣留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周恩来总理正和毛泽东主席共进晚餐。毛主席当即说道：“张群如愿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应好好安排他；如果不愿留下，便拿他去和蒋介石换张学良，蒋一定会同意的。”但仅过了两天，卢汉便将张群送走，此一打算自然也就无从说起了。

四川军阀混战与防区制

陈书农

编者按： 本文作者陈书农名鼎勋（1889—1963年），在保定军官学校二期毕业后，历任川军连、营、团、旅、师、军长。1937年率部出川抗日，次年升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军长。1946年后，任过河南新乡绥靖公署主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8年脱离国民党政权，次年侨居瑞士。1956年回国定居上海，曾担任过四川省政协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他一生爱国，不断追求进步，做了不少有益于革命和人民的事。他在辛亥革命50周年前夕，披肝沥胆地写出了这篇近20000字的回忆文章，这次编者对原文作了适当的删节，刊载于此，以飨读者。

一、辛亥革命时的四川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不堪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剥削，群起反抗的怒潮此起彼伏。当时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延及全省汹涌澎湃的人民群众运动，是收回川汉铁路路权的斗争。这一斗争也是辛亥革命四川的燎原之火。

川汉铁路原来是由四川人民自己集资筹建与修建的。后来，清王朝企图据以借用外债，要把路权收归国有。四川人民怕外国势力伸展到四川来，坚决反对路权国有，群起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川西地区民愤尤烈。清王朝为了镇压人民，派驻川的反动陆军十七镇到四乡进行镇压。革命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所吓倒，与之开展激烈的武装斗争，用土炮、鸟枪、梭标、大刀等武器前仆后继，不顾一切牺牲，激战数月，致使反动的新军即使有一连武装部队，亦不敢在乡间行动。我的家乡简阳县，距成都百多华里，都能听到隆隆炮声，时起时息。

当时推翻满清的浪潮也日渐高涨。在成都市内，谘议局的议员们头顶光绪皇帝牌位，向总督衙门请愿，掀起行宪运动。全川鼎沸，不可终日。清王朝见情势紧张，为了巩固西南，复派端方为钦差大臣，率领湖北的反动新军由东路入川，协助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起义人民。这更激起四川广大人民极大的愤怒，群起展开抗粮抗捐运动。

这时武昌、西安已先后树起革命旗帜，全国各地推翻清王朝的声势越来越大，各省的总督、巡抚也在人民革命高压之下起而响应革命。四川总督赵尔丰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交出政权，退出政治舞台。几千年来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制度，在四川从此宣告永远崩溃了。我们今天到成都市人民公园，还可以看到公园西边雄壮矗立的保路同志会革命纪念碑。这是四川人民在这一历史斗争胜利的铁证，也说明了人民只有起来斗争，才能打碎反动统治的枷锁。

赵尔丰下台后，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任四川都督，陆军十七镇统制（等于师长）朱庆澜任副都督。谘议局议员们多为康、梁派改良主义的知识分子，害怕人民革命。他们的目的是以不动摇清王朝的统治，把它改成一个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便已满足，没有真正彻底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决心。而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是清王朝爪牙，也是直接镇压保路同志会起义的刽子手，为四川人民所痛恨。这些人仍是换汤不换药的封建统治者，是压在人民头上作恶多端的刽子手。因此，广大军民对当时主政的这班人都极为痛恨，有血海深仇。积愤之余，就爆发了十月十八日的官兵起义，反对当时的假革命政权。而统治阶级为了掩饰自己的丑恶面目，把当时的革命起义说成是十月十八日的兵变，这是对革命的诬蔑。

事起当日，赶走了假革命，由尹昌衡出头，成都秩序就很快恢复，并经群众大会公推尹昌衡为四川都督。成都人民原无组织基础，而表现为比较有组织形式的，是袍哥的力量，而非袍哥的力量则与袍哥混合在一起。袍哥自称是“汉流”，在每条街的组织叫“公口”。大刀、梭标、大红灯笼摆到门口，一改清王朝时的暮气，使人耳目一新，感到威武。其装束为红布包头，前额打个英雄结突出额前，背一柄大马刀，往来维持秩序，表现了当时人民的英雄气概。

赵尔丰掌握四川政权很久，历来对四川人民采用高压政策，动辄杀人，人民称他为“赵屠户”。当时赵尔丰虽然交出政权，但欠四川人民的血债还未清偿。尹昌衡应人民的请求，召集数万群众于皇城坝召开大会，宣布了赵尔丰祸川罪状，在旧皇城致公堂前杀掉赵尔丰。万众高呼“革命！革命！”这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积压很久的不平之气，为之一消。同时，由东路率兵入川的清王朝钦差大臣端方，亦被起义鄂军在重庆附近的永川县城当众杀掉。四川人民诛戮赵尔丰、端方，表现了人民无比的革命威力，鼓舞了人民革命的信心和决心。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史中，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二、四川军队派系的形成

辛亥革命，尹昌衡任四川都督时，把川军共编为五个师。第一师师长周骏，以原来的十七镇新军作基础，即后来的速成系，刘湘、杨森为其主要人物；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完全是新成立的，即是后来的保定系，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为其主要人物；第三师师长彭光烈，是改编起义的农民组成的；第四师师长孙兆鸾，是以原来的巡防军作基础组成的；第五师师长熊克武，是用川汉铁路股款购买日本枪械、在上海组织的新军开回四川的，其干部大都是准备入保定军官学校的入伍生，即后来的一军系。

这五个师中，第三、四两师不久即行分化，在四川内战中未起什么作用。四川内战十几年，完全由保定系、速成系、一军系在相互角逐中扮演主角。保定系原来以邓锡侯为首，但因刘文辉与刘湘有叔侄关系，得到畸形发展，很快就露出头角来；而田颂尧和邓锡侯始终一致，从未分离。在速成系中，刘湘与杨森始终处于对立状态中，不能合作。在一军系内，又形成但懋辛和吕超之对峙。情形愈复杂，就愈增加内战因素。今日之友，明日即可成敌；今日在战场作战，明日丢掉政权，聚集一堂，欢畅如初；丈夫在战场上厮杀，家属在后方，同住一城，相安无事。

他们的目的在争夺地盘、争夺政权、争夺兵工厂、造币厂与自流井的盐款收入。当甲掌握政权，分配饷械不均，乙与丙即联合打甲。三年一大战，一年一小战，就这样一直混战了十几年。四川政权完全操纵在军人手中。至于一般政客，则完全依附于各个军阀，纵横捭阖，东奔西驰，无非在促成四川内战，翻云覆雨，唯恐天下不乱，成了政客们的专业。因为内战可以变更防区，扩张辖境，政客们可以借论功行赏，有了讨价还价的机会，争取个厅长、专员、县长或税收官吏，横征暴敛，发财致富。这样就造成整个四川陷入长期混乱，人民灾难深重，形成了“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的凄惨景象。古语曰：“苛政猛于虎”，对四川人民来说，真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四川防区制的形成

辛亥革命时期，省政机构尚能统一。自从1918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后，除全省税收外，所有兵、造两厂和盐款，专供扩充一军系之用，而其他川军和住叙府、泸州一带的滇军，与住重庆的黔军的协饷，概置不问。于是川中各军开始第一步截留驻在地方的税款以自给；第二步撤换驻在地方的行政官吏，代之以自己的人。初则还报省政机构备案，后来连备案手续也取消了。从此，川中各军各霸一方，各自为政，专断横行，为所欲为。饷粮不继，即向地方预借下一年度粮税；后来干脆进行预征下一年度或者若干年度的粮税。四川防区制就这样形成了。

至1927年，北伐武装力量长驱北上，先后任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刘湘为第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第二十二军军长、刘成勋为第二十三军军长、刘文辉为第二十四军军长、邓锡侯为第二十八军军长、田颂尧为第二十九军军长。从那时起，四川的防区制更具体化了。同时，成都、重庆更形成必争的据点。谁的力量能控制重庆，谁即管制了四川门户，扼制各军运输；谁的力量能控制成都，谁就能把持四川政权、支配兵、造两厂。而军队控制区域，即是他们筹粮筹饷、扩充实力的根据地。防区越大，饷源越丰。防区与内战又互为因果，以致四川内战范围越来越大，而且内战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人民的疾苦，更是日深一日。

四、四川内战的原因

1. 客军入川的前因后果。

袁世凯要准备作皇帝，认为四川可以控制西南各省区。1915年先派陈宦（号二庵）率领冯玉祥、伍祥桢、李炳三等三个混成旅入川，驻在川西，陈宦任四川督军。继又派曹锟率领吴佩孚第三师、齐燮元第六师、张敬尧第七师由东路入川，驻重庆。

1916年讨袁护国之役，云南受广东政权影响，首先起义。蔡锷（号松坡）率领滇军北伐入川，配合川军刘存厚所部与曹锟所率北洋军战斗于川南的泸州、纳溪一带。与此同时，全国纷起讨袁。住在叙府的冯玉祥旅看到形势不妙，复暗通滇军蔡锷，对泸纳战争采取旁观态度，不肯立即参战。又因当时大势所逼，陈宦也不得不改变态度，通电反袁。袁世凯一死，陈宦和曹锟所率北洋军即放弃成都、重庆，由东路撤出四川。此时滇军乘胜直驱成都，取得四川政权，蔡锷自任四川督军。

当时滇军主力顾品珍盘踞叙府一带，黔军主力王文华盘踞重庆一带。蔡锷座席未暖，而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复起而逼走蔡锷，自任督军，以黔军戴戡任四川省长。北洋军入川，目的在于控制西南，以便袁世凯稳作皇帝。至滇、黔军入川，原在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而袁世凯死后，又赖在四川不走，实行割据。不管是北洋的控制，还是滇、黔军的割据，总之客军一经进入四川，他们首先在四川三军系军队中所用手法，均是纵横捭阖，连甲倒乙，或连乙倒丙，意图达到长期控制割据的目的。而四川各军系，也在争相联络客军来完成自己的统治，相互利用。

1918年熊克武联滇、黔军以倒刘存厚而登上舞台，就是这样作的。当时刘存厚的部队正同滇军在叙府、泸州一带作战，节节胜利，而熊克武即乘此机会由重庆出兵，经川北乘虚直捣成都，迫使刘存厚仅率田颂尧一部退守汉中，其余部队均为熊克武收编。这便是客军人川造成四川内战的一个实例。

2. 南北两政府均以四川为逐鹿之所。

有人曾说：四川是中国的缩影。各帝国主义要支配中国、控制中国，便在中国不同的派系中各找一派作为傀儡，俾受其支配。辛亥以后，中国军阀连年不休的内战，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受美、英、日、法帝国主义的操纵指使。四川的内战，也大同小异。当时的军阀们有依靠北洋政府的，也有依靠广东政府的。在历年内战中，似乎也有过革命与反革命性质的战争，但这只是微不足道，或瞬间即逝。而主要的战争性质，则是军阀混战与争夺地盘。

保定系和速成系多受北洋政府的操纵，而一军系又多受广东政府的支配。其相同之处，皆以督军、督办、省长之职为诱饵，以支持其所亲者争夺政权。十多年来，四川就在这内外勾结、狼狈为奸的厮杀中，千百万人民作了它们刀俎上的鱼肉，死于沟壑。

如1917年滇军任四川督军时，不满意川军刘存厚、陈洪范诸部，借整编会议对刘、陈等部力加抑制，扩充滇军。段祺瑞遂从中操纵，将罗佩金对刘不利情形转告于刘，并促刘相机应付。于同年4月18日，川滇两军在成都巷战，煤山一隅战争尤烈，民房被烧者千余家，人财损失，难以统计。滇军失利撤出成都后，由戴戡（原是省长）兼任四川督军，仍对川军采取压制手段，而扩充黔军。段祺瑞又密嘱刘存厚相机处理。于是川黔两军在成都再演巷战十余日，结果黔军失败，撤出成都，戴戡本人战死于仁寿县属的秦皇寺。前后两任督军，均在段祺瑞操纵下为刘存厚所击败。刘存厚就在这血流成河、白骨堆山的基础之上，做了四川督军，张澜做了四川省长。

我任师长时，西山会议派任我为二十五军军长，同时武汉政府又任我为五十二军军长。各方向四川争取实力派，无所不用其极，因而四川的内战也就愈来愈烈了。自北洋政府垮台以后，四川情形似渐安定，但由于蒋介石的阴谋夺取四川，而割据形式与尔虞我诈的暗流，依旧激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方告一个段落。

3. 均势的争夺。

1918年以前，四川各军虽有派系，但军政大权、粮饷划拨、地方行政，仍能统一行使。1918年以后，防区制逐渐形成，各军霸据一方。割据地方越大越富庶，兵源粮源也就越充足；于是力量小的、割据地方贫瘠的，为了势力均等，便互相结合，向地盘大的、地方富庶的，要求重新分配防区。双方坚持不下，最后则见于战场。

那些虽同属一方的，在战场上仍各怀鬼胎，互相猜忌，丑态毕露。如1929年住在川北的杨森、李家钰、罗泽洲、陈书农等八部，曾组织“国民革命军四川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公推杨森为主席，并担任前敌总指挥，陈书农、李家钰为副总指挥，设参谋团于合川。目的是打击刘湘，夺取重庆。相约杨森和罗泽洲从东部先攻邻水县。殊知杨森部队连战三日，而罗泽洲却未出兵。罗的参谋长催罗出兵，罗说：“你不知道我迟一点出兵是政治呀？杨森的气势那么大，如让他先到重庆，还有我罗泽洲的事吗？”罗至第四日才出兵。罗军与刘湘邻水部队相距100华里。当天夜里，罗在电话上迭次催促其旅长陈鸿文说：“陈鸿文，你快点跟老子打响嘛！”陈兼该师前敌指挥官，逼得没法，连一个师的展开工作也未作完，就用行军队形，使用先头一部分兵力去同对方交战。殊罗出兵之日，杨森也单独应战三日，不能支持，以致失败后退，而罗泽洲师亦很快溃退。罗的参谋长后来对人说：“我们师长的战法，是乌龟形。四只脚和首尾各算一个团，在头上给乌龟一棒，就缩回来了。”

又如1932年上东之战，是为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占据上下川南，几乎等于半个四川，尽属富庶之区。而住遂宁、广安一带的李家钰、罗泽洲、杨森等要求重新分配防区。三部同盟军分道向资中、内江进攻，与刘文辉部接战数日，终以众寡悬殊，仍然失败，向后引退。刘文辉乘胜进据安岳、遂宁，占了李家钰原来的防地。这样争夺地盘的内战，举不胜举。

4. 二刘之争。

刘湘、刘文辉本为叔侄。二刘之争堪称军阀争夺政权的典型。

刘文辉系保定军校出身。他统驭部队的手法是直接掌握旅团长，而不授权给师长。为了培养干部，大办军事政治学校；为了掌握干部思想，组织“学友互助社”，对收编的部队也采取同一做法去系统化。为了野战部队所需要的迫击炮、轻重机关枪的装备充实，就自办大规模的修械所，不但能自己造，而且效率很高。当时他的二十四军在四川军队中属精练的部队。他的防区占据上川南和下川南，等于半个四川，而且尽是富庶之区，因此兵源饷源都非常充足。当时他是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也是他的防区，在形势上，进战退守都非常有利。这样就使他野心勃勃，以铲除异己为急务，以实现他更大的统治。他的如意算盘是：先控制整个四川，再以四川、西康两省的力量作左右西南的霸主，并可进一步逐鹿中原。

四川当时的情形，他的二十四军本身就很强大。如果能把邓锡侯、田颂尧等保定系团结起来，是可以不用战争便促成刘湘俯首合作、实现统一四川的企图，是有可能的。而刘文辉却对邓、田两部采取了兼并吃掉的办法。邓、田为了图存，也千方百计地作了防御抗拒，终于分裂，给了刘湘以成长的机会。

刘湘是四川陆军速成学校毕业的，沉默寡言，人说他“大智若愚”。他当师长时大办军事学校，培养干部，后来部队扩充，就以这些干部作骨干。他的统驭作法是：本枝兼顾，既信任自己的高级干部，也信任依附将领，所以大家都乐为其所用。如唐式遵、潘文华诸部是他的基本部队，又用新武器成立模范师、机关枪司令和炮兵司令，都直接由他掌握。从别的部队来归的，如范绍增、陈兰廷等，都给以信任，不干预他们的中下层人事，使这些人去掉“挖墙脚”的疑惧。这是刘湘部不断壮大的一个因素。

刘湘在四川内战中，联甲倒乙、联乙倒丙，起着主导作用。每次内战结束，复纵横捭阖，不争三县五县防地，而是着眼全省政权的夺取。他的二十一军自来即盘踞川东，尤其是对重庆的控制。重庆位于川东，控制长江上游交通，是四川的门户，在形势上形成了四川对外的重心，对内管制各军运输管道。在经济上，滇、黔两省的鸦片烟大都集中重庆而后外销；四川的盐也要经重庆再向湖北、贵州运出。烟、盐两宗的过道捐税收入很大。加之重庆是个当时的国际商埠，银行集中于此，经济周转异常灵活，是四川经济的咽喉。刘湘是当时四川的“善后督办”，在地理上既有优越的形势，在经济上又具备垄断的条件，这就使他滋长了控制整个四川、独霸一方的阴谋。

东西二刘成了对立的两大势力，都想独霸四川，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日益尖锐。刘湘在重庆几次扣留刘文辉所买制造武器的大批钢材，刘文辉复以巨金收买刘湘部下范绍增、兰文彬倒戈。双方冲突已达到“刀出鞘，弓上弦”一触即发的地步。终于在1932年冬天，刘湘的二十一军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在荣威地区展开了规模庞大的战争，这也是四川最激烈的一次内战。

刘文辉住在眉山县指挥，刘湘住在自流井指挥。在战争相持不下时，两军谋臣们提请双方停战议和，不能再受别人利用，以免两败俱伤。二刘双方均表示赞成。于是刘文辉派杜少棠、冷寅东、田伯施三人为代表，持亲笔信赴自流井晤刘湘议和。商得停战协议：（一）二十一军、二十四军立即停战，划乐山、仁寿、井研为缓冲地带；（二）二十一军所占二十四军防地，二十四军不再过问；（三）二十四军攻击联军（暗指邓锡侯、田颂尧、杨森诸部）任何部份，二十一军不得过问；（四）二十四军今后不再向二十一军反攻。协议一成，双方立即停战。荣威一战，刘湘已占上风，为刘湘统一四川打下了基础。

在1932年荣威战争之前，刘文辉为争兵工厂与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在成都北门内外打了几天巷战，经邓锡侯从中调解，田军离开成都，向川北撤退。在荣威战斗中，刘文辉深恨田颂尧派税梯青师进占仁寿县的芡田铺，袭击其背；又恨邓锡侯玩弄手法，两面挑拨，致同刘湘于荣威，遭到很大损失。荣威战事一停，刘文辉认为东顾无忧，遂于眉山县召集将领会议，决定整军回蓉，巩固其省主席的政治地位，俟机图取邓锡侯、田颂尧，以泄荣威战败之愤。

刘文辉在从眉山返蓉途中，发出通电说：“此次战争，是为频受欺凌，忍无可忍，始自卫陈师。成都巷战，父老痛罗兵祸；荣威之战，疮痍满目。回忆往事，不免自痛自责。此次返蓉，是在商求自理。乃道路传闻，省会风鹤频惊，虑战报复，实际决无此意。如果人皆高兴如勇称兵，不惜贻害地方，以累我父老昆弟，文辉亦责无旁贷，不得不姑予周旋，以维大局。”

刘文辉回到成都后，表面上与邓锡侯仍随时晤面，而实际上早已貌合神离，怨懑之言日深，总想乘机兼并邓、田两部，再行独霸川西、川北，以“失之东隅者，求补于桑榆”。1933年2月间，刘文辉忽然派兵向邓锡侯的二十八军驻成都附近的部队进攻。邓锡侯派兵据守离成都约三十华里的毗河防守，隔河相对，僵持不决。4月下旬，邓锡侯与刘湘全权代表刘从云（即刘神仙）聚合于资阳县阳化场，田颂尧、杨森亦派代表参加。经过两天一夜的会商，取得协议，一致拥护刘湘统一四川。

会后，刘湘向乐山、井研、仁寿进军，杨森向资中、内江进军，邓锡侯向成都进军。刘文辉见大势已去，退守岷江南岸，未经战争而内部瓦解，只得率领残部退保西康。其余部队完全由刘湘改编。而刘文辉原来据有的上下川南地盘，亦全部起而接受刘湘的指挥。

刘湘的二十一军本来就很强大，自从收编二十四军精锐后，遂形成四川独一无二的力量。至于邓锡侯、田颂尧诸部，原来虽很弱小，但以刘湘较能“容物”，且少利害冲突，故亦乐于戴刘以自保。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刘湘已与蒋介石相勾结，蒋介石亦不得不利用他来主持四川政治。因此，更助长了他的发展。自此，四川军政大权落于刘湘之手，在形式上形成了四川统一的局面，四川的内战亦无形中停止下来了。

五、防区制带给人民的痛苦

1. 官吏的酬庸。

防区原来是指军队维持治安、清剿余匪而划定的范围。防区制是没有法律根据的。防区有制，即是割据，也就是地方上的民政、财政、教育、交通、建设等一切听命于驻军长官，一切都在军队控制之下。所有地方官吏，多由军队的顾问、咨议、参议等政客充任；税收官吏，多由军队的退休人员或者是军佐军属充任。无论做行政官吏和税收官吏，通称“调剂”。一年或半年更调一次。“调剂”即是明明白白地叫他们去贪污，而又规定时限，以便利益均沾，因此对于人民的压榨剥削，成为公开合法的秘密。各个防区里的大小军阀，以行政、财政官吏作为调剂私人、酬庸僚属的发财工具，并借以扩军备战，巩固其恶势力。而所派的人员，没有什么行政常识、财政经验，而是一个喂不饱的狼。他们压榨剥削，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广大人民处于地方军阀的积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至今思之，犹有余痛。

2. 军阀豪绅为害甚烈。

军队驻在地，首先是把恶势力较大的豪绅聘为顾问，其次任以参议、谘议。要用这些人的时候，表面上约集他们开会，商讨地方兴革事宜，实质上是为了预征田赋、摊派款项，叫他们作宣传、打先锋。他们也乐于助桀为虐，为虎作伥。逢年过节，军阀用大红帖子请这些人大吃大喝，以示尊重。这些人就更得意，把地方控制得更紧，使广大人民深受压迫，透不过气来。这些人又转而以军队为靠山，包揽讼词，承包税收，借以武断乡曲，渔利自肥；同时还用另一种形式，引附加税款，坐地分赃。

吾乡简阳县的土豪劣绅们，在成渝公路未修筑之前，组织了一个成简公司，修筑成都至简阳县的公路。每年春天，在简阳县的烟苗捐上附加十几万到二十万元的巨款，表面上说是添购汽车、修路养路，其实全被他们分赃一空。当时驻军李家钰部和他委派的县长，与地方土劣相互勾结，朋比为奸。军阀给土劣以附加烟苗捐的特权，土劣即协助军阀在地方上摊派烟苗捐。

3. 大防区套小防区。

从前征税归国库，附加税归地方，但附加税有一定限制，不能超过正税。四川自从防区形成之后，在军阀与土豪劣绅勾结之下，附加税的限制便无形中取消了，他们要加多少就加多少。而且大防区套小防区，层层剥削。军长是全防区的主持人，分驻各县的师长、旅长便成为小防区的主持人。除军长在全区筹拨款项外，师长、旅长又可以用一些花样翻新的题目，如以修马路、办市政等美名，在附加之上再附加，借以自肥。这种明目张胆的贪污，做军长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妨碍他的收入，只要死心塌地地拥护他，对人民的死活是无动于衷的。正如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所说：“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蛇者乎！”

4. 种烟抽税。

凡是播种鸦片烟的地方，一面在禁烟，一面又令人民普遍播种。烟苗在生长期间，要缴青苗捐；收割以后，要缴纳烟捐；经商贩运，要缴纳过道捐；吸食者，要缴纳灯捐。不同的苛捐，设有不同的专人管理。名称繁多，关卡林立，敲骨吸髓，莫此为甚。最惨的是当时脚力劳动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贫病无钱医疗，只有求灵于鸦片，久则成瘾，不吸即瘫。

我在成渝公路未通车以前，有次经过成都东边四十华里的龙泉驿，诧异场头场尾摆列无人挑运的一千多担货物。问其原因，才知道简阳县长那天要经过龙泉驿赴成都，沿途烟馆为了不使县长面子难堪，暂停售烟一至二日。这样一来，靠吸烟卖苦力的劳动人民烟瘾未过，不能挑重担翻越龙泉驿的山路前进。我虽极为惊痛，但亦无可如何。当时简阳、仁寿一带是四川产烟地区之一。防区长官既要人民种烟抽捐，但表面上却宣示“严历禁种禁吸”。事实是禁令越严，抽捐越重。更妙的是美其名曰“寓禁于征”。此外还对鸦片实行垄断，实行统购统销，“一包到底”的办法，烟价高低，任其操纵。甚至设厂制造吗啡，包销省外，获取更大的利润。“嘴里说的仁义礼智信，腰里别着连枷斧头棍”——这个民间谚语揭穿了这群披着羊皮的狼的本质，也表达了人民无比仇恨的心情。

5. 护商病民，关卡林立。

护商，原系保卫商运的办法：即通过土匪时常出没的地方，商人结队而行，由军队护送。最初，商人以军队本无报酬的规定，有的一钱不出，有的酬谢一点“打牙祭”的费用。后来有了防区制，即订出护商办法，作为正式税收。其实这又是一项巧立名目捞钱的手段。护商分陆路、水路两种，各定护送费。1923年以后，我驻防合川时，即设有护商事务所，抽收嘉陵江、涪江、渠河三条水路上下货物的护商费。卢作孚在北碚又以“峡防局”长名义，抽收过道行商的“峡防捐”。船到重庆，再向驻军纳护商费。合川至重庆不过八十公里，商人缴纳护商费三次，其病商虐民可以概见。

而使人民苛扰更甚的是关卡林立。不论商品或自用物品，每过一卡，即须抽收一次手续费。而且卡员常常提出种种理由来进行贪污，如说什么“货物与税单不符呀”、“要把全船货物重新清查呀”，或者以“品种不对头，需要向上级请示呀”等，为难阻挠，不肯放行。一只大木船的水手有一二十人，停留一天的人工伙食费甚大，商人被迫只好向卡员行贿。水路若此，陆路也不例外。传有某一乡人提藕篮入城，将较长的一节露出篮外，行至城门口，卡员戴着老光眼镜问：“提的什么？”乡人说：“是藕呀！”卡员说：“那白的，明明是鹅的脖子嘛！鹅是要上税的，你不能骗我。”乡下人带一些自用的东西也要受到为难，如鸡、鸭、鹅等又必须多出“零厘”（无规定的小费）。在这些分区小王国里，给人民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罄竹难书。

6. 历史奇迹式的预征粮赋。

四川粮赋，在清朝末年全省每年为800余万两白银，连同其它附征税款，人民每年的负担为1100余万两，折合现洋约为1500余万元。在各军割据形成防区制以后，有些防区一年有预征六、七次的，也有预征二、三次的。若以一年平均预征五次计算，每年人民对于粮赋一项的负担即高达8000万元；再加上护商、烟捐等苛杂项目，人民每年的负担当在一万万元以上。据说四川解放后整理旧档案查出，有些县份的粮赋在军阀时期已经预征到民国八十年了，真是骇人听闻。

在这样的超额压榨剥削下，人民终年劳苦，虽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亦不能填满军阀贪婪之壑。呼号转徙，颠沛流离，死于横征暴敛之下者，比比皆是。而当时军阀为了巩固地盘，保持势力，又招兵买马，扩编军队，农村壮丁十九被征，良田无人耕种，收获大减，苛捐杂税与日俱增。

1957年我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小组会上晤及四川合川县苏汉臣代表。我过去驻合川很久，对地方人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会间晤谈，他对我说：“你是在合川起家的呀！”他沉默了一下又继续说：“你一年征两年粮，总算要比他们好一些。”他这两句话使我回忆往事，无地自容。这正证实防区制带给人民的痛苦是多么深远啊！事隔二三十年，但在老者心中似乎还有余痛未了。

我的家乡简阳县安三镇，在防区时代每逢一、四、七赶场的日子，一到下午，地保即四街鸣锣，叫嚣缴款。锣打得越急，人心就越紧张。一般老百姓为了免于被捕扣押，只好拿着破衣破被上当铺。当地有两家当铺，挤得水泄不通。有时当铺缺款，无法应付，闭门不开。许多妇女便急得临街嚎啕大哭，仰天号呼“怎么得了呀！”闻者为之酸鼻。

7. 滥造银币，物价飞涨，民不堪命。

成都造币厂从前只制造五角银币，与当十、当二十的铜元作辅币。重庆铜元局只制造铜元，不造银币。有了防区制以后，成都造币厂所造的五角银币成色减低，影响市场，而物价逐渐上涨。四川市场流通的银币有“川板”和“滇板”之分。云南制造的银币成色较好，大量流入四川。一物两价，引起混乱。后来各防区为了加速剥削，纷纷制造川板的铜元，其面额从当十、当二十铸成当五十、当一百（俗称“小二百”或“小铜元”）、当二百文（俗称“大二百”或“大铜元”）。还有当一百文的铜元从中剪开，分成两半，在市场上以五十文行使。找零不足时，当二百文的铜元亦如法炮制，奇形怪状，充满市场。各防区为了便于滥造铜币，又尽力搜刮民间铜料。当时有人在成都少城公园陈列馆内一尊铜菩萨身上贴一张纸条：“请菩萨爷保重身体，谨防明天变铜元。”人民怨毒之深，也就足以概见了。

8. 土匪横行，民不聊生。

军阀、土豪劣绅构成的封建政治统治，尽力压榨剥削广大人民。比较软弱一点的老百姓，挣扎于死亡边缘；稍健壮些的即逃亡四方，或当兵；强悍者则挺而走险，聚众行劫。社会混乱，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比较富裕的农民，入夜即不敢家居，睡于山坡，避匪抢劫。最可怕的是“拉肥”、“勒赎”，如不出钱取赎，即遭杀戮，谓之“撕票”。

至若一般土豪劣绅，则修筑碉楼，购枪自卫。相传吾乡有个姓付的土豪劣绅，夜间睡在鸦片烟灯旁边“守夜”，一闻犬吠，即放下烟枪，拿起手枪，登梯外望，久成习惯。如要过瘾，就必须在吸烟时爬梯若干次，否则吸烟再多都是白费。

当时四川袍哥组织遍及全省。一般土豪劣绅都加入了袍哥组织，多数土匪更是清一色的袍哥。因此土豪劣绅和土匪大多互相勾结，互通声气。土豪劣绅头子即是袍哥“舵把子”。土匪所抢的对象通常是地方上的“二架架”粮户；真正有钱有势的，既不怕土匪，土匪也不敢去碰一碰，因为他们有枪自卫，有碉堡自固，不但抢不到手，也得罪不起。外县土匪入境，先要找“舵把子”，获得点头，才敢抢劫。有些舵把子以邻为壑，送给土匪一些旅费，叫做“礼请出境”。

我有一次派部队在合川东边的武胜县把一股小匪包围于一个寨子脚下，而土匪忽然不见。寨子上住了许多老百姓，并有民团守卫寨门。原来这些土匪都化装成为民团了，团匪不分。人民畏其荼毒报复，虽明知也不敢检举。

小股土匪多流窜乡间，打家劫舍；大股土匪则盘踞边远县，派款派粮，种烟抽税。军队为了扩编，对土匪的办法不是清剿，而是竞相招安成军。而几个防区接壤的地方，却各守边界，不肯协剿，或者此剿彼窜，越剿越多。1917年前后的孙泽沛、吴庄熙、丁原堂、张达三四股土匪横行川西，妇孺皆知。他们时而是军队，时而是叛匪。又如川东、川南的汤子模、杨春芳、魏辅臣、邓国璋之流，都是由招安的土匪头目而成师长的。当时军队流行这样一句话：“你是哪个军校毕业的？”“我是宝鼎的。”所谓“宝鼎”是重庆和广安之间华蓥山上的一座庙宇的名字。华蓥山纵横几百里，成为土匪盘踞多年的巢穴。自称“宝鼎”者，是说明由招安而成军的隐语。

另有一种影响社会人心的严重现象，即有不少青年人喜欢玩枪，企图成军。先约集若干人，各凑若干枪支，拖枪成匪，再受军队招安，师、旅、团长即垂手可得。许多人认为这样作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因而招匪成军，也是土匪滋生的原因之一。各防区自谋私利，互不协作，关系尤大。当时民间以“匪如梳，兵如篦，团防如刀剃”来形容他们对人民的危害程度。

9.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强拉民夫。

在防区制下，由于连年内战不休，因此军队的流动性特别大，随时都在移动。军队在开拔以前，必命令驻在地的县长或者地保派民夫搬运弹药和行李。当征派的民夫不足，即派团丁到四乡，无论是年老者还是儿童，只要是男子就不能幸免。被征后则用一条麻绳把他们一个连接一个地套成长串，走起路来要一步一趋，不能快，也不能慢，这比对待一般犯人还要凶恶。当到达县政府或乡镇公所时，便把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席地而坐，派兵守门，不准出入，不准交头接耳。未挑运东西的时候，一概吃稀饭。无论多么冷的天气，都睡在地下的一堆乱草堆中。到了夜间，有些看守民夫的人害怕逃走，则要民夫们缴存裤子，第二天早晨再行发还。

除了县、乡公所使用民夫外，部队也用民夫，而军队对待民夫同县里差不多。一到开差，不管年龄大小、身体强弱，每人都是一挑弹药或者一担行李。军队走八十里，民夫也得跟上走八十里，一兵押一夫。那些年老、体弱、有病者经常受到押送士兵的虐待，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枪底板成了他们打人的武器，号呼求饶之声沿途可闻。若丢掉担子逃跑的，一经发现，押运士兵立即提枪追赶，如追不上即开枪射击，格杀勿论。有些体力不济的民夫，肩负重担，一步一跛，虽呻吟不已，仍须继续前进。更有年老多病者，生命已到最后关头，一跌不起，尸横路旁，无人过问。

有时军队也自己出去拉夫，一入民房，即顺手牵羊，见什么拿什么。也有先在门外鸣枪，使居民四散逃亡，然后从容不迫地肆意抢劫。在拉夫的时候，见人就拉，那些小学教员也不能幸免。所以民间有句谚语：“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抬担架运伤兵的也是拉来的民夫。军队平时移防，除弹药行李外，还有军官的眷属、衣箱被盖以及一应什物，通通都要民夫运送。比较好一些的军队，在民夫把弹药、行李、家眷送到目的地后，还多少给一点钱，作为他们回家的路费。一般则是不支一钱，立即遣走。民夫们只求脱祸了事，也决不敢向军队要什么脚力工资。那些被拉了一次夫的人，原来身体强壮的，一变而为皮包骨头，至少一身大病；即使未在路上拖死，回到家乡的也是一身精光，因为所有衣服早被卖光吃尽了。还有些民夫回家行至中途，又被别的部队拉走，以致长期流离，有家难归，有的从此杳无音信，一去不返。因此，老百姓最怕拉夫。军队所过之处，只见妇孺，不见男丁，因为他们多数为了躲避拉夫，早已逃往山里。军队从东边来，他们往西边躲；从西边来，往东边躲，能逃脱一次是一次。故曰：“乱世民，不如太平犬。”这就是当时老百姓的写照。

我在做川军旅长时，有一次带了军队路过三台县，夜宿一乡民家。这家正娶媳妇，却只见新娘，未见新郎。当我们保证不拉夫后，新郎的母亲才把她儿子找回来完婚。家长喜出望外，特别烧了几壶茶，用乡下最好的点心招待我们，还把我们请到堂屋里坐，让新郎新娘向我们磕头道谢。由此可见，拉夫、防区制和内战给予人民的深重灾难，使许多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0. 革命发展的障碍。

当四川军阀割据之时，革命种子正在萌芽成长，革命理论亦为人所喜闻乐道。但防区制的军阀和土豪劣绅却认为它是“洪水猛兽”、“邪说异端”，必须铲除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对于革命力量的摧残不遗余力，残酷杀害。如1930年10月，二十八军的陈离所部在广汉起义，很快即遭溃散；1930年9月，二十四军的张清平所部在江津起义，很快就为反对势力所扼杀，牺牲了许多干部；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是历史上规模极大的反动屠杀，即为刘湘一手所造成；1928年2月成都军、警、团联合办事处之枪杀袁诗尧（向传义是刽子手）；1935年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经过四川西部，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四川各军分段设防，节节截击，尽毁大渡河的船只，破坏打箭炉的铁索桥，在雪山草地坚壁清野等等，都给北上红军增加了许多艰难困苦。至于1934年前后，刘湘统率川中各军主力编成六路，阻止工农红军策应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四川军阀的反动军事措施规模更大，战火绵延到川北的广元、南江、通江、巴中、万源、绥定各县，结果嘉陵江防线一被红军突破，全军立即崩溃。

四川防区制和内战扰攘近二十年，虽事隔多年，既无文献可考，其人其事其时往往记忆不清，有许多事实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仍已模糊不清。这篇稿子仅就防区制和内战产生的原因，以及防区制给人民的痛苦述其概略，借以窥见当时四川混乱之局面。

我任中国驻日本占领军先遣官的经历记

廖季成

受命赴日本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第一处任上校参谋。10月，看到美国政府致中国政府的一份公文，商请中国派出一个由五万人编成的一个军，协助盟国占领日本。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作了批示：由军令部一厅会二厅拟一个由五千人编成的支队派遣日本。方案呈核。

此件虽为极密，但这个不平凡的消息还是很快在部内很多人中间传开了。大家议论说，抗战八年，盼到胜利，正应该派遣大军去占领日本以扬眉吐气。别说一个军，就是三个军也应该派。为什么只派遣一个五千人的支队呢？很令人费解。

过了几天，一厅厅长郑介民向一处全体科长、参谋训话，关于国家派遣占领军的问题，最高当局是从全局考虑决定的，你们不要乱发议论。现在我们国家又出现第二个“九一八”时代，虎去狼来，军令、政令得不到统一，形势相当严重。经他一顿训斥后，就没人再敢议论了。

12月，国民政府计划还都南京，军令部准备分三批东下，我分在第一批。当时长江中下游多年未航行，水道变迁很大，又值枯水季节，轮船时常搁浅，行四十二天方到南京。而国民政府又推迟了还都计划，军令部亦缓迁南京。我携家眷到上海，暂住老同学第二方面军少将参谋处长龙佐良家待命。

1946年5月，军令部二厅处长李立柏从重庆来电话告诉我，国家决定派遣67师为驻日本占领军，师长是戴坚。军令部已令调你到占领军工作，5月下旬即随戴坚去日本。

5月24日，李立柏和中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中将同机到达上海，李亦住龙佐良家。当晚李告诉了我这次派遣驻日占领军的经过：最初美国希望中国派出一个五万人编制的军，并指望派孙立人的新一军去日本。而中国已决定新一军去东北担任接收任务，只答应派一个五千人的支队。后来美国又来函要求中国至少派一个师去参加占领日本。中国推脱不过去了，才决定派遣曾到河内担任受降任务的荣誉一师和荣誉二师合编的67师为驻日本占领军。指派我为占领军的先遣人员。

第二天早上，戴坚已到上海，我即随李立柏去戴处报到。他热情地说：“欢迎你参加我们的部队。”特别加重语气说：“你是我们部队的先遣官。你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我们驻军的营房，计划分配。将来我们部队在名古屋登陆，你就是登陆指挥官。待部队到齐了，才算你完成了任务。部队到达之前，和美军方面联系也要靠你承担。”

我提出我对部队的编制、装备及各单位人数不清楚，将来作计划有困难。他说：“师的编制装备表册，等我到日本把事办完就交给你。我这次去日本，预定一个星期就要赶回河内把部队运到上海集中，等候盟军船只运输赴日。”接着转向李立柏说：“朱团长已来过电话，决定赴日人员于5月27日早上在江湾机场乘坐上海空军第八大队派出的轰炸机飞赴日本。”

5月27日晨7时，赴日人员都到了江湾机场。属于占领军方面的有戴坚及其副官、名古屋港口司令卢东阁海军中校、后勤主任王者师上校、外事组常家铠，以及我和三个翻译官，共九人。属于代表团方面的有朱世明团长、李立柏顾问和四个文职人员。来送行的有汤恩伯、龙佐良、邹任之、杨津生等三十余人。

在候机室内有记者来采访，问朱世明：“你们为什么不乘客机而乘轰炸机呢？”朱世明回答说：“我们是以战胜国的姿态而去的。我们乘坐的B24轰炸机（即空中堡垒），除了不携带炸弹外，机关炮是不拆卸的，表示我们武装进出日本，以显示战胜国的威武。”

上了飞机，朱世明、李立柏、戴坚被招待坐进驾驶舱，其他人员坐在腹舱内。飞机在八千公尺以上的高空航行，寒风从左右炮眼灌进腹舱内。我们都穿的夏季衣服，高空气温在零度以下，寒气逼人，越坐越冷。航程8小时，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当到达日本厚木机场时，大都被冻得说不出话了。

爱知县的侦察

到达厚木机场已是日本时间下午5点过了。到机场来迎接我们的有中国驻日代表团唐启琨少将和副官，有美国第八军司令部一位上校和三、四位中校参谋，其中伍地（Woody）中校是负责经常与我们联系的。

厚木机场距横滨市约40公里，距东京80公里。朱世明和代表团人员经横滨直接回东京去了。我们占领军人员则由第八军参谋人员陪同住进横滨市第八军招待所。

第二天，戴坚带着翻译官去第八军司令部拜谒了军长艾克伯格中将。下午，伍地中校通知我们，今晚有一节专用火车送你们到名古屋。

当晚上火车前，戴坚召集全体先遣人员，传达了他会见艾克伯格的情况。艾对他说，我们部队到达后，暂驻爱知县，隶属第八军的第一军团指挥，适当时再扩展到三重和静冈两县，师部和部队大部要驻在名古屋市内。艾还说，我们部队有不少马匹，驻在名古屋市区内，马匹的粪便就是一个问题。戴趁机说，我们部队就是缺乏车辆，如果能给我们补充车辆，就可代替马匹。艾克伯格要戴提一个具体数字，戴提出要一千辆。

当晚10时上火车，次日天刚亮到达名古屋车站。早有第一军团的几个军官迎候在车站，把我们接到第五航空队招待所。餐后由四五个军官陪同我们去侦察防地营房。

当时，爱知县全县面积5121平方公里，人口三百多万。其首府名古屋，面积151平方公里，人口一百多万，属日本第三大城市，是主要生产飞机的军事工业基地。在美军反攻时期被作为重点轰炸目标，曾遭几次大规模的轰炸，投下好几千吨炸弹和燃烧弹，很多地方已成了一片瓦砾。幸存下来的高大洋楼被美军占用，都挂着美军旗帜。

我们几天来视察了二十多处房子。其中较满意的是名古市内原服部钟表公司那栋八层大楼，有电梯和空调设备，作为师司令部是很合适的。另有原日本第三师团的几个联队营房，每个营房可住二三千人，还有很大的练兵场和射击场，且不在闹市区，很适合我们部队使用。还看了一些三、四层楼的工厂厂房，没有什么设备，更缺集合场地，条件差多了。

视察后，在座谈会上我向陪同我们视察的美军军官提出：有几处无集合场地，不适合部队使用；有的房屋太破烂需要修缮；缺少有设备的医院、集会用的大会堂和有设备的招待所。美军的一位军官直率地回答说：“在这里能够征用的房子只有这些了。我们研究过，这些房子足够住下你们一个师的所有单位。房子破烂需要修缮粉刷，我们已通知日本政府限期修好，保证你们部队到达之前交付使用。如果还有其他需要修理的地方，可以通知我们，但只能修缮不能改建。按规定不能征用日本民间医院和招待所，但你们可以在现有房子中选择，如不合适再作研究。名古屋只有一个公会堂，可以和第五航空队商量共同使用。”戴坚听这样一说也就点头认可了。

戴坚的算盘

6月4日，戴坚由朱世明引他去谒见麦克阿瑟元帅。麦帅夫妇在公馆内招待他们午餐。次日，戴坚将67师的编制装备简表交给了我，同时布置给我两项任务：一是设法向美军方面要一份美军各级官兵的薪饷表，并参考美军官兵的薪饷拟出一个中国占领军的薪饷表（以美元为单位，但要比美军稍低一些）。戴解释说，他已经向盟军总部麦帅提出我们占领军的费用要由日本负担，但麦帅不同意，说是这与盟国对日管制政策精神不符。戴又解释说，我国外汇困难，要求盟军总部支付，麦帅答应可以考虑。戴还说，我们必须争取由盟军总部发薪饷，这样我们的官兵薪饷就能提高，生活才有保障。二是要我抓住机会继续联系解决汽车问题，好使部队全部机械化。并说艾克伯格和麦克阿瑟都表示同意了。他还要求我把联系的情况和取得的资料迅速交代表团寄送回国。他讲话时非常兴奋，似乎很有把握。

6月6日晨，戴坚同朱世明乘原机回国了。我仍住横滨。我向第八军参谋处要了一份美军各级官兵薪饷表，根据戴坚的指示拟了一份我占领军的薪饷表。考虑到国内的影响，不敢拟得太高：军官薪饷低于美军30%—10%，士兵则低于美军20%。这样算下来，最低级的二等兵每月为20美元，最高级少将师长每月为480美元（美军少将为800美元）。中国占领军的薪饷是将伙食费包括在内，美军则不包括伙食费用，两相比较，悬殊就更大了。但与国内军队相比，按当时美元和银元的比价计算，一个二等兵的一个月薪饷就相当于50个大洋，生活也算好得多了。

根据这个标准，全师14500多人的定额薪饷每月就要60多万美元，再加上出勤费、教育费、交通运输费、医疗卫生费、办公费以及其他杂支，一年就是1200多万美元。这么一统计，我不能不钦佩戴坚的算盘拔得很精明。尴尬的会谈：戴坚给我的67师编制装备表，说是15000人，实为14500人。有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运输团，战车、工兵、通讯兵各一个营，师部还有一个特务连及其他后勤单位。

炮兵团第一营是105毫米加农炮，由汽车牵引；第二营是40毫米榴弹炮，由马匹拖曳；第三营是重迫击炮，由骡马驮载。而运输团一营为汽车运输营；二营为兽力运输营；三营为人力运输营，号称“铁肩队”。这样一个畸形编制和大杂烩装备，使我同美军会谈时，遇到很多麻烦。

在戴坚回国后一个星期左右，盟军总部参谋处来电话邀请我到东京商谈中国占领军的有关问题。我带了三个翻译官同去参加。同我接谈的是总部参谋第三处上校科长柏奇（Page）和两个中校参谋。所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占领军的编制问题。

他们说，对戴坚给盟军总部的67师的编制表有几处不甚了解，指出“特务连”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因美军没有这种单位，被他们误认是担负特殊任务的单位。我连忙解释它是执行师部警卫和负有军纪整肃任务的单位，他们相信了。

他们又问，运输团内有一营是人力运输营，是不是“苦力”运输？问话显然带着嘲笑的口吻。我给他们解释说，我们的车辆不够，是暂时编制，还兼有装卸任务。他们说，如果是装卸的，可以征用日本苦力嘛！我只好照编制的原意向他们解释说，这是用扁担作工具的运输单位。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67师的装备。柏奇说：“你们师的炮兵用了三种运动速度不相同的部队，使用了三种射程不一致的火炮，你们这位团长怎么指挥呢？这和你们的运输团一样，汽车、马匹、人力又怎么能同时应用呢？”当时67师的装备，在国内可算是佼佼者，但在美军眼里却成了笑话。柏奇故意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提出这个问题，显然在讥笑我们的装备落后。我为了掩饰我们装备上的缺点，不得不强编理由解释说：“我们中国军队一般以营为作战单位，虽然三种火炮的射程、运动速度不同，但我们可以分割使用；运输方面也一样，我们的指挥官在这方面是很有经验的，不管情况怎么复杂，都能运用自如。”他笑了笑说：“这个问题不谈了。”

第三个是关于运输工具的问题。他说：“你们的运输工具，除有百十辆汽车外，还有骡马几百匹。总部规定，为了防止牲畜传染病带到日本，凡是骡马上岸必须进行检疫，而检疫过程所需要的时间，至少是三个月到六个月。这件事请你们考虑一下，预先作好准备。”因他提出马匹检疫很麻烦，我就趁机提出补充汽车的问题，说：“戴师长已向总部请求补充我们部队一批车辆，如果有车就不使用马匹了。”他说：“参谋处已经知道了。我们有的是剩余物资，补充你们是无问题的。戴师长只提出要大小车辆一千辆，究竟要些什么车，没有具体数字，我们不好办。”听他这么说，我很高兴，认为有眉目了，即说：“戴师长向国防部请示后，才能作出计划，可能很快就会给总部正式行文的。”

第四个是部队炊事使用的燃料问题。他说：“我们知道你们部队炊事使用的燃料是木柴，但按盟军总部占领日本的规定，木材和柴火都不能在日本征用或购买，必须全部从自己国内运来。你们每天需用多少，每月需用多少，得提出一个数字，列入运输计划。但木柴不得以重量计算，必须以体积吨位计算。”我随便估算一下，以每人每天平均一公斤计算，每天就要15吨，每月就要450吨，估计就要600吨位。我想，我们军队在国内使用行军锅灶，到处都可弄到柴火，今天作为占领军来到日本，实在太原始、落后、不雅观、受限制了，只好硬着头皮说：“我可以将此情况向国内报告，并建议将燃料改为煤炭。”他说：“煤炭也是不可能完全征用，因为日本是缺煤的。”

接着柏奇翻开一本文件，将与我们占领军有关的法规念了一遍。第一个文件是1915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对日委员会的决议，中国代表宋子文签了字的。记得有以下几点：

1. 关于占领日本，是由盟国成员国——美国、英国、中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菲律宾、印度等十一国委托美国全权统一办理有关事宜。美国总统任命麦克阿瑟元帅为盟军总司令，负责执行占领管制日本的任务。盟国对日的管制事宜形成决议后，交由盟军总部执行。

2. 凡盟国参加占领日本的军队，由盟军总部统一指挥，只负责地方警备，不得干预日本地方行政。即除盟军总部的军政府外，其他各国占领军无权直接对日本进行管理。

3. 各国占领军的一切军事费用，包括军饷等，由占领军本国负担。

4. 日本应赔偿各国在战争中的损失，不要日本现金或物资来付，而以日本战争期间所有的军需生产工厂的设备作为赔偿。

另外一个文件是关于驻日占领军的法规，条款很多，记得有以下几条：

1. 凡日本的庙宇、神社、学校、医院、名胜、古迹等建筑物，一律不得征用或占用。

2. 凡日本的粮食、食油、副食品、布匹、服装等一律不得征用或价购。

3. 凡日本境内的森林、树木一律不得征用、砍伐或价购。

4. 除盟军总部指定占领军使用的旅馆、食堂、俱乐部、影剧院、专用交通火车等外，凡日本民间的旅馆、饭店、酒吧、茶馆、咖啡店、跳舞厅、洗澡堂、妓院等，一律禁止占领军人员出入。

5. 占领军需用的营房和家属住宅、家具、电力、临时交通工具、劳力等可以征用，但必须事先向总部申请，按征用法规办理。

听他念了这些条文，使我大为吃惊。它都是由国民党政府同意并签了字的，我作为先遣官事前却一点也不知道。美国在日本的各部门、各级单位乃至一町一村都派有美军人员监督控制。他们虽不直接出面行使命令，实际上是日本的太上政府，麦克阿瑟就是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权力极大，又独断专行，不论谁出来组阁，都得麦帅点头，否则是坐不下来的。各级行政机关的一切工作，不经军政府人员同意，也是行不通的。看来我们占领军到日本后，如不通过美军把持的盟军总部，也是寸步难行的。

美军的供应可以由美国运来，他们有的是船只，而我们可就困难了。靠美国供应，他们会白给的吗？想到这里，我本来计划要提出我占领军每天必需的蔬菜水果等问题，也不能再提了。最后，他要求我三日以内提交一份占领军由上海到名古屋的运输计划，主要是67师整个部队所需物品的吨位。这个问题可把我难住了，因为留在日本的六个先遣人员，都不知道67师的具体情况。于是我说：“这个计划只能由67师参谋处才能正确制定，我可以去电要他们制定好后转给你们。”他一听就露出不高兴的样子，说：“现在飞机无定期航班，谁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寄来呢？我们急需要你们的运输量，目前运输繁忙，不先给我们运输计划，我们无法调配船只。希望下次会谈时能够得到你们计划。”他说得斩钉截铁，带有要挟性，不容我再作分辩。

会谈后，我赶紧将会谈情况整理一份材料交代表团寄回国内。同时，连忙根据在军令部曾作过研究的日本师团海上运输计划文件，参考1946年招商局客货轮载运青年军207师一个步兵团的运输情况，闭门造车地编造了一份总计为73000吨位的运输计划，特别附加说明：“以国内师部所制定的计划为准。”

五天后，我同李翻译官带着运输吨位统计表去见柏奇，他看了一下带笑说：“73000吨位就够了吗？”听得出来他的估计比我的估计要高得多。我没和他争辩，就又开始了会谈。他回答了前次会谈时我所提的问题。他说：“关于你们占领军所需的军费问题，我们总部已研究决定了，可以代垫支付，但要记账，将来由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结算；你们所需的各种汽车，我们可以调拨剩余物资给你们，原则上是有偿调拨。”听了他的回答，如迎头浇了一盆冷水，什么都得要钱，还为他们倾销剩余物资。他们的算盘比戴坚拨得更精明。

二、占领军不来了

我们在横滨一直等到七月中旬，占领军何时从上海起运，一点消息也没有。一天，东京中国驻日代表团来电话，要占领军全体先遣人员回代表团去。我们见到了代表团大使级副团长沈觐鼎，他说：“国内来电，我们占领军不来了！”并宣布我和三个翻译官调代表团第一组工作，常家铠调代表团任一等秘书，卢东阁调回海军总司令部（后任重庆号副舰长，1949年起义）。

我们占领军为什么不来了呢？沈说他也不知道。不过报纸已大量刊载国内各地国共双方发生冲突的情况，我们已意识到将有大规模的内战发生。装备较好的67师是蒋介石打内战的本钱之一，派往日本一年要花千多万元外汇，相当于国内五个师的军费，在蒋介石的算盘下是非常划不来的。这就是郑介民在军令部所说的，关于国家派占领军的问题，是“最高当局从全面考虑”的含义吧。

“占领军不来了”的消息传出后，使人无不气愤。在东京的代表团成员都叹息不已。尤其是正准备到名古屋港口去欢迎占领军登陆日本的华侨们，失望加气愤地骂道：“中国哪像战胜国，连胜利的气味都没有。”

而67师在河内整编就绪、受命为中国驻日占领军时，全师官兵顿时欢声雷动，士气高昂，抱定为国争光的决心接受这一光荣任务。戴坚治军有方，有儒将风度，特别重视军容仪表和国际礼节的训练。很多官兵自动地学习英语、日语，为将来更好地执行任务作准备。戴坚还谱写了一首占领军师歌：“国军堂堂入东瀛，止戈扬武德。奠亚洲安定之基础，为世界和平之干城。”教全师官兵歌唱，表达胜利者的尊荣。

可是，戴坚于1946年7月将部队由河内运输到上海后，蒋介石突然变了卦，要他们急速开赴苏鲁边区去参加内战。全师官兵一心一意去占领日本为国争光，孰料竟被迫去参加不光彩的内战，情绪消沉、士气低落。后被共产党华东野战军消灭于苏鲁边区。

（原载锦江文史第二辑，本文为省文化厅副厅长严福昌同志推荐）

川军白骨葬武宁

张登上

抗日战争时期，江西武宁县曾于1939年2月一度沦陷，直至1941年12月湘北第三次大会战胜利，才重新收复。当时曾经驻守过武宁地区的第九战区第三十集团军（川军部队）所属第七十二、第七十八两军，以及临时拨归第三十集团军指挥过的第八军，曾先后在此与日寇激战数次。由于武器、装备敌我悬殊甚大，尽管敌军几度遭受重创，但我军伤亡十分惨重。武宁城外，官柴山、火烧白高地一线遗尸遍野，无人掩埋。

1942年初，湘北第三次会战结束后，我从第七十八军新十三师调到第七十二军三十四师参谋处工作，旋于当年8月调下该师驻防武宁的第一百零一团。当时由于国际国内的战况变化，武宁前线之敌已大部转移，只剩下少数日寇和部分伪军（汪精卫的汉奸队伍）与我军对峙。武宁和整个赣西北地区，都趋于暂时的平静中。

大约在10月上旬的一天，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带着一大批随从人员来到了武宁。这一异乎寻常的事情使得第一百零一团团长骆湘浦感到惶恐。因为总部所在地——江西修水县南姑桥距武宁城尽管不到一百公里，但王陵基是很少亲临前线的。我在湘赣地区转战三年的时间里，除了第二次湘北会战在增援长沙的急行军途中，看到喝得醉醺醺地躺在藤轿上睡觉、由十几名大班（轿夫）轮番抬着、两旁有七八名卫士（护兵）和两名牵着战马的饲养兵跟在轿后一路飞跑前进的王陵基外，从未在前线看到过他。

王陵基的突然到来，使得第一百零一团的一些军官们惴惴不安。因为这位喜怒无常而又刚愎自用的上司，不知是何缘故，竟会完全出乎意料地来到武宁。原来王陵基是为了所谓整饬军纪而来的。在短短的几天内，他独行独断地搞了一些掩耳盗铃的活动，也就草草收场了。不过他这一趟来武宁到底还是做了一件符合人心的事情，那就是他命令当地驻军组织了一支庞大的掩埋队，把两三年来无人掩埋的川军抗日将士的尸骨收拾起来，集中到武宁城的公园里，突击修建了一座简陋的纪念塔。尽管是就地取材，建造拙劣，但却使人们了却了一桩日夜萦怀的心事，聊慰忠魂。

1942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武宁城公园内，一座用泥石堆砌的抗日阵亡将士白骨纪念塔落成了。驻守武宁的部队以及当地各界民众的代表齐集塔前，举行追悼大会。西风萧瑟，黄叶飘零，阴沉沉的天气衬托出凄怆的气氛，使人倍增哀伤。这座名存实亡的武宁公园，实际上是花木凋敝、亭台倾废、野草丛生、满目凄凉的荒园。因为修建了纪念塔而呈现出一派肃穆景象。

在静默致哀的时候，人们自觉肃立，悄然无声。虽然是短短的静默三分钟，但却使人思绪万千，悲从中来。从发自内心对死者的哀悼，而联系到自身的现在、将来，不由得心潮澎湃，感慨万端：为什么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官兵（特别是地方部队的士兵）无论平时、战时，都长期地遭受着极不合理的非人待遇，甚至在开赴前线浴血沙场时生活上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而达官贵人、豪绅巨贾，以及一些大发国难财的家伙，在民族存亡之秋，却过着花天酒地、穷奢极侈的生活？为什么粮饷欠缺、装备低劣、兵员又严重不足的地方部队在强敌压境时，总是被调去撄敌锋芒，首当其冲造成多次不应有的伤亡？难道这就是“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政策措施吗？为什么执干戈、卫社稷的壮士们为国捐躯，竟然会被视如敝屣，甚至长期骨暴沙场无人掩埋？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会场上起初是低沉的啜泣声，但由于真情的感染、内心的共鸣，一瞬间，哀声四起，参加追悼会的人们痛哭失声了。

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次追悼会。尽管时过境迁，但铭刻于内心的记忆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泸州龙舟竞渡的回顾

毛子安 赵永康

龙舟竞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老的战国时代。泸州地方，代代相传，每年定期于旧历五月初五日举行，已成习俗。这种风俗的起源问题，学术界有众多不同的说法。泸州民间则普遍认为是为了纪念旧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以自沉的爱国诗人屈原。这种说法始见晋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稍后的《隋书·地理志》更进一步记叙说：“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急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这与现在民间的说法已经非常接近。

闻一多先生曾经考证说，龙舟竞渡发源于吴、越（即今江苏、浙江一带）。这项活动何时传入四川，已不可考。从白居易在忠州（今忠县）任刺史时所赋：“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它。自经放逐来憔悴，能校灵均死几多。”由此诗看，至少是在唐代，四川的龙舟竞渡已很盛行，“不能止遏”了。

泸州地当长、沱两江汇合之口，终年可通吴楚巨舟，水运与全国相连。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4年），三国名将赵子龙就曾从重庆率领七军溯江攻占这里；后来，岑彭、桓温征剿四川地方割据政权，也都沿江路经泸州向成都进军。后唐同光元年（926年），割据四川的孟知祥政权，组建左、右飞棹兵6营，共6000人，分戍包括泸州在内的沿江州县，防备可能来自下游方向的进攻，习练水上攻战。这些征战和屯戍水军的训练、操演，推动了泸州水上体育活动的开展。

宋、元交替过程中，战争双方对泸州“屡易其手”的争夺，相当一些战役都是在江面上进行的。根据专门工作者的考证，泸州城下沱江口的余甘古渡，是南宋余玠帅蜀时（1241—1249年）集结战舰和训练水军的地方；其中30多年的蒙宋战争中，这里和泸州神臂城（即“老泸州”）下长江江心的大中坝水寨（即今合江县大桥乡中坝村）、石盘寨（今合江县城下赤水河口的石盘角），并为南宋方面的三个水军基地。泸州的水上运动，就这样与水军的训练和作战同步发展起来。

洪武四年（1371年）明王朝平定四川以后，随着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和经济发展，泸州龙舟竞渡作为传统的民间体育竞技活动，日臻鼎盛。

泸州的龙舟竞渡，有它自身的三大特点：

1. 源远流长：400多年前，就曾得到过明代第一才人杨慎（升庵）两次题咏——这是记述四川龙舟竞渡实况的最早、最完整之作，这样的诗作全国并不多见。

2. 规模盛大：龙舟盛会，观众人山人海。同盟会革命党人甚至曾经借观看龙舟竞渡为掩护，聚集各路革命志士来到泸州，准备举行推翻满清专制政府的武装暴动。

3. 女子龙舟队：1959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女子龙舟队。

杨升庵谪戍云南，晚年流寓四川泸州，是明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间（1552—1558年）的事。他在泸州，年复一年地同他的诗友们一起观赏龙舟竞渡。大约在嘉靖三十六年（1556年）左右，这位文章冠冕有名的学者，饱蘸深情的笔触，在这里赋就了两首关于泸州龙舟竞渡的瑰丽诗章，让我们得以从而大体了解400多年前泸州龙舟和龙舟竞渡的若干情况。

第一首《竞渡曲》，载《太史杨升庵遗集》卷之五，并见《总纂升庵合集》卷之五十九。诗的全文是：

江阳旧俗敬端阳，龙舟竞渡江之滂；
已欣永日恣游戏，况兼细雨生微凉。
五龙青红黄白黑，昂首竖鬐扬鷲翼；
奔电追风跃且鸣，击汰冲波横复直。
仿佛湖州张水嬉，想象习战昆明池；
长年三老夸好手，观者两岸忘其疲。
露晞文身凫雁浴，千桡百桨蚣蝣足；
蚁穴南柯檀伐槐，蜗庐左角蛮攻触。
君不见！争名争利在市朝，相倾相夺不相饶；
收旗罢鼓各归去，急流勇退同逍遥。

从这首诗，我们得以知道：四五百年前，泸州龙舟竞渡的规模已经很大。从日出到日落，恣情游戏。参赛的龙舟众多，至少有青、红、黄、白、黑五色，煞是壮观。参赛的运动员，有被称为“长年三老”的船工驾长和水手，还有露体纹身的各民族健儿。借助于杨状元的生花妙笔，我们仿佛听到了龙舟上的锣鼓声和号子声，看到了诸色龙船你追我赶，在两岸人山人海的观众震天动地的呐喊喝彩声中，击浪冲波，你追我抢，逐电追风般驶向目的地，有如亲临其境一样，看到了这场动人心弦的角逐和表演。诗的末尾，杨升庵盛赞竞渡秩序井然，人们高兴而来，尽欢而散，体育道德是颇高尚的。这一点，直到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二首《竞渡浪系三言》，见《总纂升庵合集》卷之二十五。用辞古雅，多有僻典，表现出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一望便知确是这位状元公之作。

天中届，午节戾。雨不雨，霁不霁。
凉飔飓，江头消暑气。江之水，水无际。
桥横霓，树如荠。玉瀣菖，锦林丽。
竞龙舟，荡犀枻。殷雷鼓，浮云吹。
汨齐云，五龙青红黄白黑……

数目众多，分别涂上青、红、黄（金）、白、黑的装饰色彩。这种木质龙舟的建造法式、规格和装饰色彩，沿袭至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泸州城下大江风高浪急，水流似箭。为避免飞速划进时龙舟船身湮没、酿成事故，船头船尾必须高高翘起，与静水中使用的那种船头船尾低而平的龙舟区别较大。

清代、民国年间，泸州多次举行龙舟竞渡。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所修《泸县志》记载：“泸州滨江。（端午）节前三四日，即有龙舟下水游江拜码头，准备竞渡。至端午午后，好事者悬赏鼓励，正式竞渡。各舟争先恐后，往往覆溺不悔。而岸上观者骈肩累迹，并多买舟游于江中，或箫鼓为乐，至日夕乃散。”

这项盛大的民间体育竞赛活动，清末民初称为“龙舟会”，40年代以后改称“水上运动会”。例由各码头（袍哥堂口或行业公会）联合主办，会首（筹办负责人）由各码头袍哥舵把子轮流充当。有时也由地方长官亲自主持，但更多的是聘请地方长官为挂名会长。临近解放前夕的几届水上运动会——龙舟竞渡，则由泸县水上警察局出面牵头，各码头联合筹办，并聘请地方长官为会长。当时进行这项活动的经费来源，除了私人捐助款项和出资在竞渡终点陈设实物奖品“摆兆”外，还由地方财政拨款资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龙舟竞渡由泸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直接组织，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主持。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中断外，基本上是年年举行，一年比一年热闹。费用由市政府体育事业经费项下列支，有时也接受个别企业、团体的捐助。

民国年间，泸州城下的龙舟主要有以下各艘（每年使用过后拖上岸放入屋内，涂刷桐油、彩色，整旧如新）：

1. 小青龙——小市回龙湾（篾帮公会）。船身一片青色，划手着青衣青裤。

2. 新白鹤龙——小市上码头。划手着白衣白裤，头戴白帽，划白桨，船身白鳞白甲，阳光之下特别耀眼。

3. 鸭口巴龙——小市王爷庙码头。又名九道箍。

4. 铁板龙——小市水淹土地码头。这条龙舟四十年代便未再参加比赛。

5. 小墨龙——小北门捻匹帮（造船业）。全身墨色，划手着墨衣墨裤。

6. 老墨龙——大北门码头，袍哥礼字堂口。

7. 靖江龙——会津门外沙湾。由泸州山货帮同业公会出资修建，延聘选手，其中主要是罗汉乡的渡船工人。实力雄厚，由于艺高人胆大，曾经几次发生翻没、死人事故。

8. 老龙——东门袍哥礼字堂口。船为鲜红色，划手红帽、红衣、红裤，划红桨，行驶时两面红旗交叉挥舞，阳光下特别触目。

9. 青龙——凝光门袍哥堂口，青色。

10. 烟竿斗斗——耳城（今泸州市新马路口下方）粪帮（肥料运输业），蓝色，又名“十二葫芦”。

11. 金龙——澄溪口条木帮（木材业公会）。金鳞金甲，金光耀眼，划手全身金黄色衫裤，船行如风，在江上宛如金光一道。

12. 老白鹤龙——沙湾码头。划手着半边红半边白的服装，划动白色龙舟，挥舞红、白旗各一面。

13. 苋菜龙——蓝田坝袍哥码头，淡红如苋菜色。

14. 金鸡老龙——蓝田下方金鸡渡码头。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从事轮船运输的实业人士出资打造建成一支“胜利龙”，于1947年起参加竞赛。

这些龙舟，形制大致相同，用上等杉木或楠木板建造，有32个桨手的舱位。龙舟横截面呈球面三角形，尖底。舟底是一条贯通首尾的圆木，直径约15厘米，叫做“龙筋”，也就是现代造船学上所说的“龙骨”。船头、船尾略呈流线型，滑动摩擦系数小，适应急流中快速行驶的需要。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龙舟先后朽坏废弃，或被视为“四旧”砸毁了。

龙舟的主要属具是梢和划桨，还有雕刻的龙头、龙尾，分别插在船头船尾上。梢——木质，长约5米，末端阔而扁平，架设在船尾，用以拨正、扭转航向。划桨——木质，由桡柄与桡叶两部分构成，柄长约0.6米，叶长0.7米，桡叶横截面呈高度很小的弓形（民间称为“背形”）。龙头、龙尾——上等硬木雕刻而成，高1米至1.3米，须鳞形象生动，下端分别插入船头船尾的榫头内。

解放以前，龙舟分属各码头所有，每年各自选拔健儿（大多是渔民、船工和码头搬运工人充当选手），尤其特别注意梢水、锣鼓手和踩龙头等主力队员的选拔。

踩龙头——要求精明强悍，头脑特别灵活、反应快，身手矫健，善于腾跃奔跑，能够迅速果断地应付上岸奔跑过程中意想不到的种种突发事件。例需袍哥大爷充任，称为“龙头大爷”。东门口有个姓林的青年富家子弟，不是哥老会中人，一年忽然想起要在老龙参赛竞渡时踩龙头，码头上袍哥堂口要他乐捐3000块大洋，“进步”入哥老会，才得如愿以偿。四十年代，泸州城最有名的踩龙头选手，首推北门的余海清，能在龙船距岸5米开外飞身腾越上岸，夺标摇旗获胜；还有一个外号叫“余滚襟襟”的，也很出色。

梢水——即掌梢。负责用梢操纵龙舟航向，选择最佳航线，避开它船的掩翳和干扰等，是整个龙舟队中最重要、技术性最强的选手。40年代，罗汉场的陈铁牛是好手中的好手，每年各码头争相用重金延聘。

锣鼓手——撞锣击鼓，摇旗呐喊以发号令，指挥满船桨手整齐动作，调整划桨快慢（单位时间内划桨次数），不停地为桨手们加油打气。

建国后，龙舟队由各系统各单位自行组建，再未发生用重金争聘运动员等种种弊端。

从龙舟竞渡的方式和比赛规则上看，清代以降，直到1985年国家体委正式颁布龙舟竞赛规则以前，泸州的龙舟运动，主要有划龙舟表演和抢兆（竞速）两种形式，同时伴有水中抢彩、飘江等水上体育活动。

划龙舟表演，也称游江、拜码头。旧时每年农历五月一日前后，各码头大小龙舟，分别伴随震天铁炮三响，下水游江，进行赛前练习。划遍城下长、沱两江埠头，参拜各码头袍哥堂口。桨手们喜气洋洋地伴随着悠扬的号子和锣鼓，以每分钟18桡左右的速度划桨行进。龙舟号子节奏明快，声调悠扬，特别动听。其中最常的是D调4/4拍的《龙舟游江曲》。这种号子由坐在龙舟腰部的桨手或者锣鼓手领唱，有时也由踩龙头的运动员领唱，全体桨手齐声相和，每声一桡，得心应手。

泸州城下的抢兆，就是指横渡长江竞速。以最先划到对岸并且夺得竿头上悬挂的“兆”（红旗、锦标或其它彩物）者为胜，叫做夺标。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四举行预赛，初五午后三时左右正式决赛。如有争执，则在农历五月十五日（俗称大端阳节）午后重新决赛。比赛采取单淘汰制，视参赛龙舟的多少，分两批或三批进行初赛，初赛优胜者参加决赛，最后定出优胜名次。

解放以后，正式比赛一般只抢兆一次，并且不再在划到终点以后跳跃上岸夺标抢彩，只按划行时间多少定名次。

竞赛开始前，所有参赛龙舟一字排到江边，船头指向对岸。但听岸上三声炮（信号枪）响，一齐箭也似的驶向江心。船上一人双手挥舞两面锦旗，呼喊号子指挥划桨。另有鼓手撞锣击鼓助威，并充划桨号令。踩龙头的运动员手执一面小锦旗，双足倒置船头。他既是旧时船到终点上岸夺标的人，又是龙舟行进的指挥者。桨手们以旗为眼，以鼓为令，一声一桡，齐声呼喊号子，划动龙舟飞速前进。船近终点，岸上鞭炮声、观众的加油声与龙舟上的锣鼓、号子声交织成一片，桨手们飞速划桨，拼死向前，务须夺标取胜，形成抢兆的最高潮。

船离岸之初，如发现龙舟犯规抢先、越位，或者损梢折桨、运动员落水等意外情况，岸上裁判人员得发号令龙舟返航，重新开始比赛。船到中流，则无论出现任何情况，该轮抢兆夺标均为有效。船到终点，踩龙头的运动员便自飞跃上岸奋力奔跑，以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最先触及锦标物者，即为该轮抢兆得胜。抢完一兆，各龙舟缓缓返航回起点重新集结，进行下轮抢兆。

泸州城下抢兆的航线和起、止点历年不尽相同，主要的有：

1. 澄溪口——沙湾头烙锅石（又名三漩子）。该终点波恶涡流，技艺不精或稍一不慎，即有覆舟之虞。

2. 宝来桥——二郎滩。

3. 宝来桥——茜草坝（二郎滩下方不远处，即今宝来桥渡轮南岸码头）。解放后历次竞渡，大多选择这条航线举行。

为了增加龙舟竞渡的欢乐气氛，还投掷若干活鹅、鸭和猪尿泡于江内，听人泅水逮捉，叫做“抢彩”。竞渡时租赁船舟，泛游波心，以观赏取乐，叫做“飘江”。飘江者旧时多为有产阶级，解放后渐次绝迹。

民国年间，只要泸州城不遭兵燹，龙舟竞渡年年举行，满城空巷出游，尽日狂欢。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端午节，更是特别热闹，端午节大划而特划，意犹未尽，至大端阳又续划一次。

泸州城端午龙舟竞渡，早成习俗，竞赛中间亦沉船死人，值得引为教训。1936年6月19日成都出版的《新新新闻》第六版所载《泸州特讯》有以下记载：

“吾县端阳龙舟竞渡，每年循例举行一次。今年6月13日，即旧历五月初五日，因气候不佳，细雨终日，改期今日（即五月初六）举行竞渡。昨日冒雨往观者，甚为踊跃。俟得顺延一日消息，莫不愤然而返。‘端阳搬家，竞渡改期’，此尚为第一次也。此间军政当局今年捐资提倡竞渡，藉以鼓励人民，视大江为第一大好天然游泳场，从事各项活动，以锻炼身体，增强健康。事前各龙船大加准备，务期夺得冠军。人民闻讯，亦莫名兴奋。今日天气果然放晴，午后四时正式开始竞渡。万人空巷，士女如云；两岸观者，人山人海。有闲阶级，咸不惜重金，争雇游艇，举家飘江，参与盛会。游江之船，上下江面，往来如织。红男绿女，各着新装，争奇斗艳……虽正月之初一（游青），其盛况亦难与此比拟也。乃大家高兴之际，忽惨剧发生。岂亦乐极生悲乎？参加龙舟竞渡共6双，第一次比赛胜利者为老龙、墨龙、靖江龙；第二次比赛则由该三龙参加，争取冠军。老龙好胜心切，掉转船头撞靖江龙，于是二龙沉江，同归于尽。墨龙出发时既已落后，难望争得第一，殊遇良机，不慌不忙，横过彼岸，稳拿第一把交椅矣。每龙40人，落水者80人，一去不返，作波臣者若干人。欢喜而死，死者其无遗恨矣。”

解放以后，各码头袍哥堂口和行业帮会虽然不复存在，但是龙舟竞渡并不稍衰，改由市人民政府、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持，市公安局和共青团市委等单位大力协办。分系统各自建造龙舟，届时报名参加比赛。文化大革命前曾举行多次。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停办，直至1985年才在纳溪县马庙水库（凤凰湖）恢复举行，并指派合江县组建龙舟队，代表泸州市参加了在乐山市五通桥举行的首届“川江杯”龙舟竞赛，荣获第三名。

其中有档案资料记载如下：

1、1954年泸州市龙舟竞渡。航线是横渡沱江江口。这届比赛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泸州市委员会书记李师侗主持，参加比赛的有泸州市搬运工会（今泸州市搬运装卸公司）、泸州市民船驳渡工会（今泸州市第二航运公司）、泸州市长航木船工会（今泸州市第一航运公司）等单位的四艘龙舟，共213名工人运动员和比赛裁判、工作人员。民船驳渡工会以2分21秒的成绩获得冠军。

2、1956年泸州市龙舟竞赛会。参加单位有泸州市短航运输合作社（今泸州市第二航运公司）、泸州市前锋木船运输合作社（今泸州市第一航运公司）、泸州市工业联社（今泸州市第二轻工业局系统）和泸州市搬运公司（今泸州市搬运装卸公司）4个单位。在宝来桥至二郎滩航线上横渡长江。泸州市短航运输合作社以3分3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3、1957年泸州市龙舟竞渡长江。泸州市短航运输合作社以2分57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4、1958年泸州市龙舟竞赛横渡长江。泸州市短航运输合作社以2分4秒3的成绩获得冠军；泸州市搬运公司以2分10秒的成绩获得亚军。参赛的共8支龙舟队。

5、1960年泸州市龙舟竞赛大会。大会会长：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马金章。参加单位及其名次、成绩如下：

注：表中备考栏带星号的，打破了1959年龙舟竞渡（横渡长江）的记录。1959年龙舟竞渡情况，已找不到档案资料。1959年最高记录：2分3秒到2分3秒4之间。

中国第一支女子龙舟队——泸州市水陆运输公司女子龙舟队于1959年组建，并进行了横渡长江的表演。表中泸州市水陆运输公司是1958年由短航社和搬运公司合并组成，后复分别为今泸州市第二航运公司和泸州搬运装卸公司；泸州专区木船运输公司，即今泸州市第一航运公司。

6、1961年泸州市龙舟竞赛。由中国共产党泸州市委员会副书记生述增主持，在凝光门至二郎滩航线上进行横渡长江比赛。参加比赛的有10个单位的11支男、女龙舟队和舢板队，运动员504人。泸州市水陆运输公司女子龙舟队进行了划龙舟横渡长江表演。男子龙舟竞渡前五名及其成绩如下：

1985年旧历五月初五日和初六日，省辖泸州市在纳溪县马庙水库（凤凰湖）举办小型龙舟竞赛。这是国家体委正式颁布龙舟竞赛规程后泸州市举行的第一次龙舟竞赛，也是1983年省辖泸州市成立以来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大型比赛。比赛由泸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由市府办公室、市体委、共青团泸州市委员会、纳溪县政府、中共纳溪县大渡区委、纳溪马岭乡政府组成领导组，市府副秘书长杨科松任组长。参加这次比赛的有市属和驻泸单位以及纳溪县来凤乡的17个单位，共20支龙舟队，300余名运动员。使用无线电步话机进行指挥，机动艇进行护航，随时准备抢救落水队员，组织完善，准备充分，确保了竞赛安全。这次龙舟竞渡恢复了龙舟划过终点后上岸夺标抢彩为胜的规定。纳溪县来凤乡队荣获冠军。

泸州竞赛场上，英雄辈出。清代末年的泸州同盟会党人、革命烈士佘英，当年就是小市上码头白鹤龙踩龙头的好手，曾经连续三届蝉联冠军。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为首号召各路革命志士，以观看龙舟竞渡为名，汇集泸州，计划举行推翻满清政府武装暴动，惜乎成都方向革命党人准备响应不及，未果。

1959年，泸州市水陆运输公司中共党委书记刘述钞又破天荒组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女子龙舟队。根据现有档案材料，这支女子龙舟队至少连续三年在大风大浪的万里长江上进行了划龙舟渡江表演。

1986年，泸州市人民政府在总结1985年纳溪县凤凰湖龙舟竞赛经验的基础上，正在筹办盛况空前的竞渡长江龙舟比赛。由泸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按照国家体委颁发的标准龙舟图纸，结合泸州实际江河情况修改设计建造的龙舟12艘，已经昂首下水。这次龙舟竞赛的阵容和盛况，必将作为泸州龙舟竞渡史上光辉的一页，载入地方史册。

（本文承泸县体育运动委员会《泸县体育志》编写组陈栋梁同志、泸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易润生先生和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杨学严同志提供一部分资料，谨此致谢）

更正和补充

凌华岱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宋大鲁、程世平撰写的《抗战时期迁川学校与四川文教事业》一文，有三处需要更正：

一、第51页第3行的“钮咸如”，似应改为“纽威如”。抗战时期直到1949年，他都在国立六中任教。

二、第58页第8行应改为：“山东联合中学迁湖北郧阳、均县后，改名为国立湖北中学。1939年3月迁到绵阳，又改名为国立第六中学，校长葛为棻（兰笙）。”文中误为“葛如藁”。

三、第58页第11行的“田修候”，应改为“田修溪（竹桥）”。

1937年冬，山东省教育厅通知各中等学校、师范等专科学校的师生往河南许昌集结，后转移到南阳赊旗镇（今社旗县）。1938年春，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到赊旗镇宣布将所有山东来的师生组成“山东联合中学”。夏初迁往湖北郧阳、均县，校名改为“国立湖北中学”。1938年11月，3000多名师生步行翻山越岭向四川转移。1939年3月到达川西北，又改名为“国立第六中学”。校本部设绵阳，为高中部；下设四个分校：一分校设梓潼，为师范（包括后期师范和简师两部分）；二、三、四分校为初中，分设德阳、绵阳新店子（永兴镇）、罗江。1942年一分校独立为国立梓潼师范，裁撤四分校。国立六中保留两个分校，德阳为一分校（1943年改为师范），新店子为二分校。国立六中一直延续到1949年12月绵阳、德阳解放。

抗战时期在四川的国立中学，不止国立六中一所（宋、程文中只提到这一所）。据我所知，还有在合川的国立二中，合江的国立女中，阆中的国立四中，荣昌的国立十五中，永川的国立十六中，三台的国立十八中等，都是沦陷区省份的学校师生迁川后组成的。在荣昌的国立十五中，是在保育院基础上创办的。此外，在河南、甘肃、陕西、安徽省也还有一些国立中学（当时在大后方一共有22所国立中学，抗战胜利后大部分复员回原籍了）。

第57页上的“国立女初中”，迁川前是江苏省立第五中山中学班，入川后在合江县流杯池设校，为国立女中。1939年校长龚慕兰（女），1940年并入国立十六中，为国立十六中女生部，不久又改为国立女中。

（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勘误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