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

封面题词

杨超

编辑委员会

罗树乾、卞稚珊、程智铭、马骞、刘晓甦

校对

刘晓甦、刘国林

封面设计

刁焕文

目录

让火车在天府之国奔驰——成渝铁路筑路经过纪实 ……… 王 昭（1）

名山多史迹，胜境富诗情——江津四面山轶闻 ……… 罗树乾（11）

廖仲恺先生被刺案内幕 ……… 卞稚珊（17）

李亚农事略 ……… 县志办（23）

杨锡蓉烈士记略 ……… 徐孝先（24）

忆吾师荣县肖湘先生 ……… 邓少琴（28）

江津保路同志分会会长邓鹤翔 ……… 马 骞（30）

王雅莪简介 ……… 刘晓甦（32）

冉君谷简介 ……… 江津县政协文史办（34）

江津保路同志军攻破綦江县城轶事 ……… 庞国翔（35）

陈独秀在聚奎中学讲学 ……… 黄永胜、王亚平（37）

胡宗南、戴笠来津访陈独秀 ……… 文 强（39）

龚琢璋事略 ……… 龚灿滨（42）

颜实甫生平 ……… 古基祥（45）

剑杖工艺创作能手聂岚远 ……… 王传心（49）

扫却灰埃换新姿——白沙大火后复兴经过 ……… 程智铭（51）

白沙的解放 ……… 刘子华（58）

白沙建制沿革 ……… 白沙镇志编辑小组（67）

在白沙教书的生活片断 ……… 碧 野（70）

参加戏剧巡回演出队的片断回忆 ……… 彭邦桢（72）

一次盛况空前的音乐月万人大合唱——忆抗日战争时期白沙音乐月万人大合唱 ……… 陈思平（78）

全川第一支学校乐队——江津聚奎中学管乐队 ……… 刘远年、古万全（81）

解放前江津县工人运动和工会史略 ……… 万金福（84）

江津陶瓷工业的变化 ……… 王钦永（93）

江津县白酒生产概况 ……… 刘达礼（99）

江津县民国时期财税机构考 ……… 郭建中（103）

解放前江津的典当业 ……… 陈泽华（108）

江津交通史上的四个第一 ……… 廖宗扬（116）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回顾 ……… 甘 霖（125）

江津五举沱的大红袍红桔 ……… 彭卫明（136）

解放前江津的烟毒 ……… 邹绪良（141）

江津县禁烟禁毒运动 ……… 廖全福（147）

江津的袍哥 ……… 谢宗国（153）

解放前的江津在乡军官会 ……… 李远刚（159）

江津古代文物侧记 ……… 李恩琪（164）

名山合有名联在——简介黑石山的几副楹联 ……… 杨 眉（172）

江津县近现代自然灾害 ……… 范征文（175）

补白

“红茅烧”（外一首） ……… 胡小石（10）

秋兴（八首之一） ……… 吴练青（27）

短歌寄蜀中友人 ……… 吴芳吉（33）

忆黑石山抒怀 ……… 周紫枫（38）

黑石山谒白屋诗人墓 ……… 欧阳翥（44）

自题驴溪憩影图 ……… 叶广度（48）

谒“白屋诗人”墓 ……… 成善楷（57）

答彭邦桢先生 ……… 凌文远（77）

吊吴芳吉 ……… 黄炎培（135）

再谒白屋诗人墓 ……… 曹 刍（135）

过江津怀独秀 ……… 章行严（140）

吊陈独秀 ……… 潘伯鹰（152）

四位先生 ……… 冯玉祥（163）

遗怀 ……… 叶广度（182）

怀碧柳 ……… 吴 宓（182）

让火车在天府之国奔驰

——成渝铁路筑路经过纪实

王 昭

四川人民想铁路、盼铁路，从清朝到国民党政府，四十多年来，成渝铁路没有修，其他铁路也没有修。人民出了不少血汗钱，到头来人民的愿望还是成了泡影。

第一、人民铁路人民修

解放后的西南，为了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恢复调整工商业，逐步繁荣经济，扩大政治影响，在党中央、西南局的领导下，决定修建成渝铁路。该路是西南重要建设，对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关系极大。修建成渝铁路是建设大西南中心，西南军政委员会于1950年11月召开了成渝铁路民工筑路会议，铁路沿线的专员、县长都参加。璧山专区韩明（专员）、杨道南（巴县县长）、钱文涛（永川县长）、何君辉（荣昌县长）、吴世英（大足县长）等同志参加。我当时是江津县长，也参加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修建成渝铁路决定性的一次会议。筑路从1950年开始，仅用了一年左右时间，在毛主席“生产建设”的伟大号召下，几万名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工地，执行光荣的筑路任务，协同全省八个专区十万以上民工，从1950年6月15日动工，到1951年6月建成。璧山专区共动用了民工44700人（比计划35300人超9400人，另有石工1000人）。巴县6600人，江津县4100人，璧山县5500人，铜梁县5500人，荣昌10500人，永川县12600人，大足县4400人（除已在工地的6800人外）。

一、加强组织领导

在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川东行署修筑铁路地方工作委员会领导下，本区成立了璧山专区民工筑路委员会，由韩明、窦尚初、沈兰芝（行署财政局长）、王子谦（行署粮食局长）、智瑞琛（行署税务局长）、张凤伍、王元荣、李文平、李焕章、刘星五（铁路局一人）共计十一人组成，由韩明同志任主任委员。

为了对民工加强经常性的组织教育和施工工作，在筑路委员会下设立璧山专区筑路指挥部，由王元荣（副专员）同志任指挥长，智瑞琛同志任副指挥长。为便于工作，办公地点设在永川县城。巴县、江津、永川、璧山、铜梁、大足、荣昌七县都成立筑路指挥部。巴县、江津、永川、大足等县指挥长由县长杨道南、钱文涛、吴世英、何君辉等同志和我担任，副指挥长由民政科长兼任，璧山、铜梁县指定专人负责。

全区共组成了37个大队，249个中队（巴县5个大队41个中队，江津县5个大队32个中队，永川县7个大队49个中队，璧山县4个大队24个中队，铜梁县5个大队23个中队，大足县3个大队22个中队，荣昌县8个大队58个中队）。还有石工1000人（其中合川200人，巴县100人，铜梁100人，璧山100人，江北100人，大足100人，荣昌200人，江津200人）。大队都有专职大队长、教导员、供给员、会计、粮食员，除巴县、江津两县外，其余各县工程技术人员兼副大队长。各大队、中队根据驻地集中和分散的不同，配有医生或卫生员，保证了生活和工伤的治疗。中队亦配有专职或兼职干部。

为了完成任务，培养干部，发动群众，加强思想工作，提高民工政治觉悟，贯彻人民铁路人民修的精神，各中队民主产生群众性组织，以联系群众，发扬民主，自己管理自己，都成立了民工代表委员会（永川县叫劳动委员会）来进行各项具体工作。在民工代表委员会领导下，建立了经济委员会（管生活、发工资）、记功评功委员会、技术研究指导组、纪律检查组、文娱卫生组、工具器材保管组、安全卫生组。这些组织，都是根据不同时期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而产生的，建立后立即给群众解决问题，发挥作用。如民工初来时生活上有些不方便，就抓住时机组织经济委员会，集中力量解决吃饭喝水等问题；又如一些民工出工不出力，说一样拿钱何必多干，有的甚至装病偷懒，我们就及时宣传按劳付酬，搞评功等活动，大大调动了民工的积极性；同时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如劳动纪律十四条、群众纪律八条，建立正常的劳动秩序与生活秩序，这些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加强安全措施，减少并避免了伤亡事故的发生，密切了干群关系及民工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防止了坏人的破坏，保证了施工的顺利进行。

二、八年哑巴说了话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施工的特点。成渝铁路全长530公里。璧山专区从巴县的九龙坡（当时属巴县）开始，经江津、永川、大足邮亭铺、荣昌县到隆昌县的李市镇共229公里。在物资缺乏、财经困难的情况下，遵照毛主席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我们要修这条铁路，是为了建设西南、保卫国防、繁荣经济”、“成渝铁路土石方工程由地方负责动员民工完成”的指示，不怕困难，军民团结，群策群力，全力以赴。1950年修建了125公里，从重庆到江津县的朱杨溪。1951年5月底前，经过六个月的积极努力，光荣地完成了全部工程，共计完成了450万个标准工（先后动员了民工44700人），提前一个月完成任务，超额70万个标准工，节余炸药一万斤，管理费29亿元，大米864700斤，工作比较顺利。存在的问题是死亡民工82人，个别中队干部贪污腐化，失业人员与民工发生打架情事。工程亦因经验不足走了一些弯路。但就整个筑路过程来说，工作还是抓得好的，可分为三个时期，主要抓了三件工作：

（一）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

四万多人在200多公里的工地上，农民自由散漫惯了，初上工地思想混乱，怕像在国民党时代修飞机场一样，吃不饱，睡不好，挨打受骂，有的死亡，有的病残；还有一部分人雇佣思想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所以一开始领导思想就认识到四万多人的筑路大军是一个群众运动，必须具有群众观点，和群众打成一片，遇事同群众商量，干部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同吃、同住，特别是同劳动，用共产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教育群众，带动群众，同时做群众的思想工作。通过“人民铁路人民修”的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加上行署、专署和铁路局领导同志看望民工，派电影队、文工团到工地演出，给予了很大鼓舞。农村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民工都得到了翻身果实，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共产党、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所以随着组织的建立，群众组织工作的展开，积极分子的涌现，情绪稳定，工作积极。通过工作锻炼，干部由不会领导到学会了能领导、会领导，而且领导得好的经验。比如过春节不放假、坚持上工这一关，民工是不习惯的，我们就用回忆对比方法加强阶级教育和时事教育：“旧社会富人过年，穷人过难”，“年年过年，年年难过”。现在农村在减租退押中分到了果实，抗美援朝的同志在战火中过年，我们为了完成筑路任务，在工地过年是光荣的。“过去在家团年亦过不好，今年几万几千几百人一起过年是大团年。”除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外，还从生活上加以改善，要求吃得好。更主要的是组织好文化娱乐活动，文工团、电影队、民工和县区乡文娱活动相结合，并组织慰问铁路沿线民工，各县区乡组织区长、乡长、村长亲自慰问本地民工，有的家属看望亲人，这对于安定情绪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立功创模活动

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旗帜下，开展了立功创模活动，通过民工代表会、职工会议，逐级发动，干部带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热潮，民工情绪普遍高涨，干劲倍增，争取出席“五一”劳动大会。经过评功委员会评定，全区共评出功臣10186人，其中特等145人，甲等647人，乙等3037人，丙等6316人（荣昌2816人，永川2274人，巴县1382人，璧山1239人，大足961人，铜梁县770人，江津729人，指挥部15人）。模范单位有璧山县大队8个，中队32个，分队32个，班17个共90个。荣昌县特等劳模廖先寿，三月一日天下雨停工，但因他带头冒雨出工，带动全县民工坚持出工。铜梁县特等劳模林丙宣（炊事员）为了使出工人数多，全队140余人，只有他和一个炊事员做饭，保证按时吃饭，饭菜味道又好，民工感到满意，他还早起晚睡，抽出时间去工地担土。八年哑巴说了话，立了特等功。大足县中教区赤贫刁健周，在家卖伞为生，解放前曾因被抓去当壮丁遭到毒打，成了哑巴。经过两年治好后，已能说话，但怕再遭迫害，一直装了八年哑巴。在筑路过程中受到了教育，体会到翻身作了主人，共产党、人民政府是穷人的大救星，工作一贯积极，被评为特等劳模，才开腔说了话，一时传为美谈。

一九五一年“五一”劳动节，召开了四百人的劳模会议，参加了永川县抗美援朝和平示威游行，韩明专员、智指挥长作了报告，行署文工团演出了《母亲的心》、《在战斗中成长》，各县代表发言。这次会议反应很好，永川县民工说：“立了功真光荣，又迎又送，又得奖状和奖品，专员局长还招待吃饭。”永川县每个民工大队都演出三个到五个小剧，如自己编演的《劝逃夫》、金钱板、划船等，扭秧歌，时事游戏，特别是歌咏比赛。巴县还成立了宣传队，为当地农民演出。大会发的奖品中计有筑路奖章、纪念手册、劳模衬衣、洋瓷碗、背心、劳模帽、领袖肖像章等，劳模单位发了奖旗，对民工鼓舞很大。同时也纠正了群众中出现的为立功而立功的错误认识。通过立功创模活动，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从而在爱国主义劳动竞赛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和国家观念，在宣传教育工作中，把筑路和抗美援朝结合起来，筑路是支援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把筑路和土改、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使民工们进一步认识到没有抗美援朝胜利，祖国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不完成土地改革，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通过群众总结研究工作，在政治上、阶级觉悟上、时事及文化学习上，都提高了一步，对完成筑路任务和复员回乡进行生产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全区共完成土石方4，429，070立方，其中石方为2，318，318立方，保证了在五月底前提前一个月完成任务。

（三）把工地变成学校

广泛开展群众学习运动，学习内容主要结合当前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改工作和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干部大力宣传，带头学习，以青年为主，团结中年和老年，组织学习小组。学习方法是提倡小先生制，互教互学，还结合实际采取作报告讲解、摆龙门阵、讲故事、座谈、讨论等方式进行。有些采取回忆对比，一边劳动，一边学习。通过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加强了团结，提高了工效。

（四）动员复员还乡生产

“五一”劳动节后，由于工程陆续验收，整个工程快要结束了，干部松了劲，放松了领导，有的县领导同志调走了，有的正准备走，民工们思想有些波动，不安心继续把工程最后完成。永川县二大队何志卿说：“快点完，完了好回去做庄稼。”领导一发现这苗头，立即进行教育。干部自始至终强调，民工未复员完，县区领导同志不离开岗位，坚持工作，切忌前紧后松。在复员时都进行了思想动员，开欢送会，有的还和驻村农会组织了联欢会，互相提意见，互相鼓励，交流经验，并交待了今后的护路工作，做到人民铁路人民修，人民铁路人民来保护。回到本乡村，都组织了欢迎会，做到了去时欢送，回时欢迎。

第二、在整个筑路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一、就地斫伐枕木问题

枕木改过去进口为就地采伐，组织供应，这样可收既及时又节约资金之效。全线共需枕木1，081，300根，璧山专区负担248，800根（其中1950年运交11万根，1951年6月前运交138，000根）。这些均按时按质量交到铜罐驿、邮亭铺和铁路沿线。另外还有交到邮亭铺、荣昌、安富镇1940根标准电线杆。在斫伐时因为要得急，不能到林区去砍，只有就近在铁路沿线地主的零星树林中去斫伐，于是有的不加分别地把学校的风景林、名胜古迹的稀有林也一并斫了。如江津县白沙镇黑石山是学校区，又是风景区，苍松翠柏，景色宜人，有人想借修铁路之名进行斫伐，幸县领导及时采取措施，严加制止，才保住了这片林木。

二、治安保卫工作

由于当时土改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所以在开始做发动工作时，亦有个别地区的坏分子混进来。经群众检举揭发，当过土匪的有373人，特务35人，恶霸58人，地主分子59人，其他64人，共591人，还有城市游民、烟民、自新人员，成分极为复杂，所以有时发生造谣破坏、行凶杀人、贪污偷盗、诱骗妇女等犯罪行为，亦有乱搞男女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大足县一大队副队长邓荣华、二大队长梁子先、大队副张以明，都和女民工发生了不正当关系。永川坏分子马万忠造谣说：“你们要积极修铁路，通了火车把你们送到朝鲜去。”也有当地的坏人勾结民工队的坏人用女色勾引民工开小差去当土匪，如宋天才即为一例。所以民工队里的治安保卫部门在大队、中队都建立了保安组织，对坏人进行公开教育，个别谈话，区别对待，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情节严重的则送交政府部门处理。如贫下中农受骗当过土匪没有罪恶的，通过诉苦会进行教育，使其认识到上当受骗，系国民党害了他，是共产党救了他。又如对二流子游民，一般则指出错误，教育他们好好劳动，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个别罪大恶极者，经群众检举查实后送政府法办，如永川二大队邹昌权检举了匪支队长周维德（已处决）。大足22中队检举出一贯道徒汪质影，璧山11中队农协会员检举恶棍赵南清、张宪二人，铜梁十八中队检举三青团书记长杨鸿。

三、修建江津民工纪念堂

成渝铁路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在全川人民的欢庆声中全线通车。为了纪念全区劳动人民修建成渝铁路的功绩，悼念因公牺牲的民工同志们，1953年由省拨专款在江津县城关镇东门外广场修建江津专区民工筑路纪念堂，并刻有碑文和牺牲的同志名字，永垂不朽。碑文是：

“修筑成渝铁路乃西南人民四十年之愿望。西南解放伊始，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为满足人民要求，即以军工为骨干，民工为主力，组成筑路大军。在‘人民铁路人民修’的号召下，我区江津、巴县、永川、荣昌、大足、璧山、铜梁等县三万八千民工由干部一千零七十六人带领，参加修筑重庆到荣昌二百二十九公里的路基。从一九五一年一月开工，历时六月，光荣完成任务。由于民工的情绪高涨，发扬艰苦勤劳作风，开展大规模立功创模运动，较计划提前一月完工，为国家节约三十六亿元。涌现出九十个模范单位，一万一千二百零九名模范。永川谢家全创造压引放炮法，已成全国铁路劳动模范，这些模范行动必将继续发扬推广到祖国各项建设事业中。至在修路中由于不避艰险，紧张工作，因公受伤成疾牺牲之民工，更将功绩长存。全县通车以来，沿线城乡物资交流、土特产空前活跃，怀想民工筑路成绩，特拨款建堂以资纪念，并将因公死亡者姓名刻石，永垂不朽。

周泽林、陈炳禄、舒明轩、周西南、罗传云、吴万全、徐光荣、汪兴富、罗炳禄、张文清、蒋明安、周贤春、谢道元、聂荣祥、张全山、廖木富、胡朝章、姜少文、凌泽元、杜培良、聂明建、张焕伧、朱德昭、杨世彬、颜敬光、龙必光、尹成章、汪云甫、何义祥、张国卿、吕文清、胡成富、李海全、刘述、陈泽骏、刘邦文、罗道伯、王祥富。”

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推动了沿线的城市建设、工厂建设和城乡物资交流，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为建设西南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以后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通过筑路，培训了大批干部，锻炼了职工，学会了经营管理，意义是很大的。现在天府之国，铁路四通八达，火车奔驰在平原、河谷、高山峻岭，人们都缅怀为筑路牺牲的同志们，他们那种不畏艰苦、勇于献身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红茅烧”（外一首）

胡小石

白沙镇出名酒，种秫酿之，号“红茅烧”，土人好饮，每出辄逢醉者。

江村地僻足人烟，一饮“红茅”斗万钱。
日日街头逢醉客，去年谁道是凶年。

山村

山村过雨净无尘，孤鸟翻空白是银。
明灭斜阳秋草绿，全家二载住江津。

名山多史迹，胜境富诗情

——江津四面山轶闻

罗树乾

从江津县城南行九十余公里，有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生物学家说它是亚热带动植物的基因库，生态学家说它是立体生态的典范，环保专家称赞它是川东的绿色屏障，气象学家说它是重庆地区气候的调节站；旅行家到此则莫不留连忘返，异口同声地誉为“人间仙境”、“川东宝地”。

这里，危峰戛云，峦壑竞秀；清流飞瀑，湖海渟泓。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春之时，绿野芳原，群山滴翠；夏之际，幽谷碧波，花香鸟语；秋来则天高气爽，枫丹果黄；冬至则冰雕玉树，山裹银装。那全国罕见的二十多处瀑布，点缀于苍山林海之间，更为它增添那绚丽而神秘的色彩。它，就是我们神往已久的四面山。

四面山在江津县蔡家区头道河乡境内，位于东经106°17′—106°30′，北纬28°31′—28°36′，南与贵州省习水县接壤，西与四川省合江县相邻，在云贵高原大娄山余脉北麓。林区幅员面积34万余亩，海拔900—1700米之间，年平均气温13.9℃，年降雨量1550毫米，岩石为紫色砂岩，土壤为微酸性砂质紫色土。林区以古老天然常绿阔叶林为主，同时，也有少数针阔叶混交林和四万多亩人工杉木林。林区内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据初步调查，林区植物种类达1500多种。其中，属国家保护的珍稀植物就有银杏、树蕨、中华双扇蕨、福建柏、红豆杉、三尖杉、海南五针松、鹅掌楸、杜仲、黄柏、香果树、青皮树等20余种；中药材有天麻、黄连、三七等160余种；而竹类有方竹、罗汉竹等30余种，蕨类有150余种，园林植物有60余种，其中千年以上的植物就有多种。动物种类分布在47科以上，其中属国家保护的珍贵动物就有14种，如云豹、林麝、毛冠鹿、猕猴、红腹锦鸡、红腹角雉、白鹤、弹琴蛙等被视为稀世之珍。这些动植物不但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也有较高的科研价值。

由于四面山有得天独厚的景物，已被重庆市开辟为旅游区，故游人如织，辄踌躇凝望不忍去。良辰美景，固可引人入胜，其中尤不乏逸史秘闻，可资发掘。兹仅就其一二述之。

一、头道湖的形成

头道湖位于四面山政治经济中心的头道河镇，原系一条小河，因为四面山风景区之入口而得名。在1926年5月17日，天降大雨，小河东北面的屏山，突然破裂两瓣分开，纵横达七百余米，事情已属离奇。接着，在二十三日晚，只听得天崩地裂似的一声巨响，河边一座大山倾倒下来，堵塞头道河口，于是形成长一百米、宽二百米、高20米的拦河大坝，将河水截住。河水上涨，顿成长约三千米、宽50米、深10米的天然湖泊。河边的龙王庙也淹在水中，成了名副其实的水晶宫。每当天气晴朗，湖水平静时，尚可隐约窥见湖底庙宇，供人凭吊。此天然湖之构成，显系地壳运动使然，但询之当地附近居民，因多系事后爱此天然风光而迁此，故不甚了了；成湖时县中人亦未有地震感觉，其成因有待地质学者研究。

二、朝阳观之由来

朝阳观，是距今约一千年以上的北宋建隆年间（约公元960年）建筑的，雄伟壮丽，金碧辉煌。观内所刻人物及摩岩壁像与各种图案，造型逼真，比例适度，刀法稳健有力，足以反映我国古代人民在建筑和艺术上的成就。虽经过多次劫难，至今尚保存完好，千年古刹，面目依旧，愈足显其珍贵。整个庙宇座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宛如五瓣梅花。观内供奉着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塑像，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寺观，属于北宋时代遗迹。

观有左右二门，其门联为石刻，上下均系一字重叠，不但使人不能断句，亦且不解其意。爰照录出原文，以供鉴赏。

右门门联为：“○○○○○○○，○○○○○○○”横额为：“者旮仙源”。

左门门联是：“○○○○○○○，○○○○○○○”横额为：“满满自清”。

（原注：以上两联之上下联第七个字，不是表示字的重叠，而是一种符号，这就更令人难读难解了。）

观内石壁上还刻有草书“昆仑在见”四个大字，铁画银钩，刚健有力，因未落款，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

距朝阳观不远处，即为朝阳观始建人杨来霖之墓，称为观主墓。其墓为长10米、宽20米、高8米之巨石。墓门两扇，门上有联云：“结三山之霞友同修道果；会四海之云朋共习长生。”墓分内外二室，外室高约4米，面积约9平方米，靠正壁一祭坛，上塑观主像，道冠道服，侧身而卧；一童执壶、一童捧书分立两旁。内室高8米，为杨来霖之棺室，石顶有石环、铁环，为铁链悬棺之用。室中一石缸，高约二尺，可装菜油1200斤。据云杨来霖于修建朝阳观后任观主，静修成仙，死时自谓三年可复苏，惟室内灯不能灭，故弥留时遗命弟子将缸灌满菜油，保持室内长明。但弟子等贫困不能自保，更无力大量买油，仅化缘得600斤油入缸，油量不足，杨来霖再也没有复活。这些话未必可信，但可从中了解北宋时人民的生活情况及古代修炼士的思想状态。

据口碑云：杨来霖五代时人，出生在江津（那时江津还称为清溪县）常乐乡陈家坝，幼时父母双亡，十二岁替人佣工，因被人诬告有偷盗情事，被清溪县衙拘捕重责四十大板。从此，杨来霖感到当时社会黑暗，人生乏趣，遂与上山采药者为伍，日以采药为生。因生长于此，熟谙地形，常至深山绝地采集名贵药材售与药商，也从药商处学到一些治病方剂。初时，给附近有病无力就医的村民义务诊治，并给以自己所采之草药服用。谁知着手成春，药到病除，于是杨草药之名逐渐传开，上门求医者日众。杨来霖有求必应，不取分文，病家辄以杨善人称之。日积月累，临床经验益臻丰富，医术也更加高明。但杨来霖并不以此为满足，决心外出采药，兼访名师指点。遂头戴道冠，自称杨道人，漂流数载，医道有成。

一日行至汴梁，正值赵匡胤代后周建立宋朝，改年号曰“建隆”元年，结束了五代混乱的局面。杨来霖悬壶其间，往往能为新朝贵幸治好疑难病症，一时声誉大噪。适宫中一妃患背疽，群医束手，病势垂危，有臣下荐杨来霖诊治，宋王姑允试之。经杨来霖精心治疗，一药见效，数剂即痊。宋皇心喜，拟授以御医之官，来霖固辞不受，自谓野鹤之身，愿得世外桃源，修仙证道，静养终身。宋皇允其请，为答其治病之功，许其自觅仙境，为其建庙一所。来霖遍访名胜，或已有庙坛，或徒有虚名。乃至峨眉，风景虽奇，寺观更多，僧道尤众，终不如故乡远绝尘境，幽静深邃、林壑天成，风景佳丽。于是毅然回到四面山老家，就现在地址，奏请建立朝阳观，并被敕封为观主。

杨来霖生前慕道、清心寡欲，朝阳观落成后，曾自撰一联寄怀：“始于有竹人人习我孤忠孝，今归无维个个来观好静居。”又遗有教导弟子一联：“时时规着保养灵胎，刻刻照守仙子坛台。”

三、文家寨歼灭残匪记

在周家湾的背后有一座险峻的山头，在那300米高的悬崖绝壁上有一座山寨，这就是文家寨。石寨墙上，凿有大大小小的枪眼和炮眼，主寨门由巨石筑成，高约3米。正面进寨只有独路一条，系依岩而筑的木质栈道梯步上下，险峻异常，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上之势。寨内地势平坦，还有楼层，历来是当地富绅储粮藏金的地方。

一九四九年，江津解放前夕，匪首何清云纠集匪众数百人，以文家寨为巢穴，四出骚扰群众，抢劫财物，攫取了大量粮食物资，妄图负隅顽抗。

一九五〇年五月，江津解放已近半年，为肃清县内土匪，我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在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十二师九十六团三营八连受命攻剿文家寨。五月二十五日深夜，剿匪部队和群众在双凤乡会龙庄召开了誓师大会。二十六日凌晨，从双凤出发，乘夜爬山涉水，以急行军高速前进，天还未晓，部队已全部隐蔽于文家寨山下。当时，文家寨周围是茂密的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土匪一点也未察觉。天明时，我军突然发起进攻，土匪惊惶万状，据险死守。我军战士奋力冲锋，但因地势险要，寨墙坚固，我军数次攻击，均未能攻下，战士亦有较大伤亡。因久攻不下，部队一面派人回县城请援，一面将文家寨包围困守，以待援兵。

二十七日，增援部队到达文家寨。二十八日上午，我军再次发动进攻，在八二炮火力连续猛轰下，文家寨陷入一片火海，土匪们惊惶失措，已成瓮中之鳖。然而终因地势险峻，急切间无法攻破。后来，我军发现了匪徒输水的水涧，于是集中火力破坏水涧，轰隆隆一声巨响，一发炮弹击中了寨顶石壁上的水槽，一举切断了土匪的水源。土匪没有水吃，人心大乱。接着又是一发炮弹从炮眼打入寨内，当场炸死一人，炸伤多人，匪众慌乱一团。我军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迅猛地攻至寨门，击毙哨匪多人，同时高声向寨内喊话，命令土匪投降。匪众在我强大兵力威慑和宣传政策的号召下，不得不打开寨门，纷纷投降。惟匪首何清云仍持双枪负隅顽抗，还开枪打死了表示愿意投降的杨槐（何的秘书），但以势孤力薄，终于被人民解放军生俘。

不久，四面山匪乱平息，人民政府在三合场公审了匪首何清云、何汉清。由于民愤极大，将他二人依法处决于三合场河滩。四面山匪患从此绝迹，为开发四面山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廖仲恺先生被刺案内幕

卞稚珊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孙中山先生去世才五个多月，当时国民党左派领袖、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就被人刺杀了。一时朝野震惊，中外关注。据传：指示凶手行刺的策划人朱卓文被捕，供出其后台为胡毅生，而胡毅生又是胡汉民的胞弟，因此，蒋介石就乘机把祸事往胡汉民身上推，并派人缉拿。胡闻风逃脱，最后被蒋逼走苏联，廖案不了了之。

围绕着廖案事件，究竟真正的幕后策划人是谁——即主谋是谁，始终是一个谜。在当时，情况扑朔迷离，形势错综复杂；在事后，真假莫辨，黑白难分。即使是廖先生的亲属，也长达五十余年不明其中真相。为了使史实免于失传，并供史学界进一步研究探讨，特将我的亲身经历及亲见亲闻的情况，如实公诸于世。近年来，我虽曾在国内有关刊物上发表过此案的专题资料，但多限于某一侧面，现特加以综合并使之系统化，其中错漏之处，尚希海内外知情者予以补充、指正。

一、获自由，胡汉民谈廖案内幕

一九二五年胡汉民被逼走苏联后，于一九二八年回国。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旬，胡汉民又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城外的汤山（详见《江津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我的专文《蒋介石捉放胡汉民的经过》）。那时，我任首都警察厅保安总队长，同宋希濂二人共同担任南京城防工作。宋兼北区指挥，我兼南区指挥。我除了负责城防治安工作外，其余主要任务是警卫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院、部、会等机关，并对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负有保护责任。胡被软禁后，蒋命我假保护之名，暗中行监视之实。由于我与西南反蒋集团——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政治分会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故与蒋唱了反调——采取名为监视、实则保护之策。又在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的示意下，设法对胡汉民进行营救。

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西南取消政治独立，胡汉民遂得恢复自由。蒋介石下令叫我护送胡去沪。抵沪后，胡汉民会见了熊克武、但懋辛、李文范、陈融、余际唐、喻华伟等人。胡这时既心情愉快，又感慨万端。在这种场合下，他道出了一些有关廖案的内幕：

“在那年（指一九二五年）总理（孙中山）逝世后的八月二十日，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突遭暗杀身亡，凶手未能查获。当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国府常务委员共七人，有汪精卫、古应芬、于右任、林森、伍朝枢、谭延闿和我）。汪同我在政治上常有争执，他不能任所欲为，对我大为不满。适遇廖案发生，汪继任军校党代表，而校长是蒋介石。那时蒋在党、政、军方面的资历都浅，但野心很大。他就利用军校作起家的本钱，采取利用一个、排斥一个的手段，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争夺大权，先利用廖案诬陷我以迎合汪精卫，后又制造有名的‘中山舰事件’，来赶走汪精卫。”

胡汉民愤慨地继续说：“蒋介石利用廖案诬陷我，这只是表面文章，更恶毒的是想转移目标，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为了掩盖真相，就必须制造假相，以搅乱人们的视线。蒋介石于是自告奋勇，秘密派了八个心腹——黄埔军校在校学生到大北直街我的住宅捉我。我事前虽微有所闻，但估计他们还不敢用‘莫须有’罪名来陷害我。当时，几个气势汹汹的学生闯进我住宅的大门时，我的内子（指胡妻陈淑子）在阳台上眼看有异，就一面向室内给我递脸色，一面有意识地把几百元港币撒在楼梯上。我在房内明白出了事，仅仅穿了一件白布衬衫，仓促从后门溜走。经过惠爱东路、西濠口，到沙面登上中山舰。而这些学生只顾捡钱，耽误了时间，到楼上扑了个空。后来，听说汪精卫还重办了带队学生，并怪蒋介石有意放了我。而蒋介石从此就利用这句话来说成是‘救了我的命’。他们捉不到我，而事情已闹穿，怎么办？才由谭祖庵（谭延闿）、鲍罗廷（苏联政治顾问）等人出面调解。我明知蒋汪唱的是双簧戏，目的是要我离开，以免对他们碍手碍脚。而我也乐得接受调解人的意见，到苏联去看一看。

“至于我同廖先生虽然有些主张不同，但我们是辛亥革命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我又何忍采取这种卑鄙手段下毒手？我一走，蒋汪都如愿以偿。但是，从此两人之间的矛盾反而逐渐尖锐起来。由于两人的领袖欲都很强烈，汪欲控制而独揽大权，蒋就来一个反控制而争夺大权。果然离我出国后才几个月时间，蒋介石终于在1926年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了和他有矛盾的假左派分子汪精卫，并逼他出了国。从此，党政军大权落入了蒋介石一人之手，横行霸道到今天。”

二、穷挖根，胡汉民足力释疑团

为了把问题真正弄个水落石出，我又进一步提出：“究竟廖案的真象如何？”

胡汉民继续说：“要了解廖案的真象，首先要明了朱卓文是何许人，以及他同廖先生的关系。朱卓文是中山县人，同盟会员，致公党仁丈堂主。在党人中，他年纪最大。当武昌起义成功，总理由美取道英伦回国时，朱是一路随侍的。后来，他一直在港澳方面发展弟兄，拥护总理，曾参加镇南关等战役。因此，同总理很好。尽管如此，他对总理晚年提出的三大政策则是抵触的。对邹鲁、谢持、林森、张继、邓泽如等人的主张则表示赞同。特别对廖先生的极端左倾心怀不满。如廖先生任广东省长时，把省府大部分经费拨给农民协会，甚至把职员薪水都挪给该会做制服，使得一些职员叫苦连天。这些都说明了朱在政治上、经济上反对廖先生做得太左。

“至于在私人关系上，朱卓文自恃是总理的老友，革命成功，应该有份，结果自己无事可做，坐了十多年冷板凳。朱怪廖任财政部长、广东省长时把持人事太紧。当总理出任非常大总统时，朱认为自己在本县有势力，出任中山县长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论功行赏也不为过。他找廖先生支持，结果，由于谢持（大元帅府秘书长）、居正（内政部长）支持吴铁城上台，自己落空。朱本性暴躁，易于冲动，至此，更迁怒于廖，甚至见诸形色。正当他不能抑制怨忿情绪，内心十分苦恼而又空虚的时候，别有用心的人抓住这个机会，乘隙而入，从中怂恿和利用，终于成为廖案的罪人。”

三、受利用，朱卓文袁虾九帮凶

胡汉民讲到此，我又进一步追问：“何以知道朱卓文是廖案的罪人？他又被何人怂恿和利用呢？”

胡说：“从廖案的发生到我出国之前，一切都由蒋汪主持，不容我过问。当时有朋友告诉我，只知道是朱卓文收买匪徒，下此毒手，凶手并未缉获。1928年，我由苏联回国，才知道朱卓文是受袁带（绰号袁虾九）的怂恿而干出来的。袁带是五邑（中山、顺德、新会、台山、新宁）著名匪首。袁带以朱卓文为靠山，朱卓文以袁带充其实力，彼此依存，相互利用。因此，袁极力怂恿朱爬上政治舞台，自己跟着得一官半职，好改邪归正。而朱当时正头脑发热，经过袁的怂恿，遂下决心除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刺廖案的刺客共有五人，都是袁虾九的兄弟伙。当他们行刺得手后，即跑回预约的长堤西濠酒店二楼二十四号房间内分赃，分后匆匆逃散。临行时，遗失一封朱卓文给他们的信，从信中才知道朱许给他们二千元港币收买他们行刺。

“以上是我回国后知道的有关廖案的情况。现在又事隔三年了，廖案又多为人遗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事的变迁，廖案的真象也就逐渐暴露出来。最近不少人同我谈及此事，回顾历史，从当年廖案发生的情况来看，是朱卓文为报私仇而出此下策。但是，从这些年政治上出现的反复来看，朱卓文、袁虾九之流在廖案中只不过是作了别人的工具。而利用这个工具，在幕后策划者，说到底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我们只要从这次蒋介石想当总统竟不惜以‘莫须有’罪名强加于我，联系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前后如出一辙。很明显与其说是朱卓文收买凶手，倒不如说是蒋介石乘机插手，暗中牵线，造成了廖先生这桩惨案。”

四、破迷雾，但懋辛在世留遗言

廖案距今已六十多年了，早已为一般人所遗忘。但此案的发生，对我国革命的进程却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倘若当时廖仲恺先生不被刺杀，则蒋介石就不可能为所欲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也许不至破裂。

解放后，我曾同但懋辛先生不止一次地就廖案问题交换过意见。特别是“文革”前，我曾写过有关蒋胡关系的文史资料去征求过他的意见。但先生在回信中有过这样一段话：“民国十七年（1928年）胡自俄回国，经上海去南京时，我因事不能去会他，熊某（克武）要去会，我托熊转达，劝胡不要助纣为虐。胡答云，不能把国民党看成是蒋介石的。熊以此告知我，我说是书生之见，不知流氓之毒狠，必无好下场。”（原件尚保存）

但先生曾告诉我：“廖家至今还不知廖案的策划者是谁。”后来又写信解释说：“蒋说救过胡的命，这是陈果夫主张借廖案杀胡而蒋不允，其实这是假慈悲。正如刺杨永泰而说是刘芦隐主持一样，蒋还假哭了一场。据我所知，那场公案是蒋的阴谋。蒋和胡极端反共，而廖是倾向共产党的代表人物，朱卓文、杜植勉等都是反共的。蒋派人伪装反共，打入朱卓文帮会，策划朱卓文搞的，而以罪名加之于胡。这是蒋一贯采取阴谋杀人而又嫁祸于人的手段。刘（芦隐）、胡（汉民）两桩事，都是利用刘、胡的心理，而派人打入刘、胡的亲近行列，以此迷人耳目。但蒋如无客观利用的条件，而杀人的办法就是支持特务杀人后又派人杀特务以灭口。最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1935年冬，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同与会者临时照相，刚就座，蒋何以突然以小解为名，退入客厅，汪即被刺重伤，当场拿住凶手，何以不留来问口供而被当场打死，这是蒋无利用者而直接杀人的手法。”

最后，但先生又无限感慨地写道：“我准备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时，一定将我们了解的情况向香凝老人讲清楚。”由于当时但先生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长期住院治病，终于未及到京会见香凝老人就病逝了。不久，香凝老人亦相继逝世。但先生的遗愿，直到后来我出席北京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时，才将所知内幕告诉廖承志同志而得以部分实现。

一九八六年

李亚农事略

县志办

李亚农，名旦丘（1906—1962年），江津县高占乡人。早年随其两兄赴日本，就读京都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留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1929年遭日本政府逮捕，关押三年，因病重保外就医。1932年逃回祖国。任中法大学教授、上海康德研究所研究员。1941年赴苏北抗日根据地，历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华东研究院院长。

上海解放后，奉令接管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华东办事处，后改名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亚农随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兼华东办事处主任和党委书记、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并负责筹建上海博物馆和图书馆。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并筹建上海历史研究所，任所长。

对甲骨文、金文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了重要贡献。早年著有《铁云藏龟拾零》、《殷契摭拾》、《殷契摭拾续篇》、《金文研究》等书，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其后积劳成疾，风湿性心脏病随时发作，但他仍以十分顽强的意志，坚持史学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封建制》、《西周与东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等五种专著，汇编成《李亚农史论集》。1962年，李亚农患癌症不治逝世。

杨锡蓉烈士记略

徐孝先

杨锡蓉同志，一九〇八年出生于江津县秦家乡（原永安乡）寨山村。一九二九年，她离开家乡，往重庆读高中。在校学习期间，她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教育，政治上不断进步，参加了共青团组织，后来转为中共党员。

杨锡蓉自参加组织后，即在学生中积极开展活动，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为了更广泛地开展群众运动，由学生会主持开办了平民学校，她任校长，免费接收城市附近的平民儿童入学。

一九三〇年七月下旬，在梁山（现梁平县）、达县地区爆发了虎南武装斗争，成立“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李光华同志任总指挥，王维舟同志任副总指挥。杨锡蓉同志参加了这次武装斗争，在指挥部政治部工作。当时因受立三错误路线的影响，武装斗争失败。

一九三〇年冬，四川省委决定在万县成立地下川东特委，杨锡蓉同志调特委机关工作，后又调去梁山县，以教学工作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活动。

一九三一年春，省委决定在梁山、达县边境成立梁、达中心县委，领导梁山、达县、开江、大竹、宣汉、万源等县党的工作。经过筹备，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正式成立，由曾莱同志（荣县人，杨锡蓉的爱人）任书记，曾庆云（江津人）、王希伯（梁山人）两同志分任正副组织部长，金方勋（达县南岳人）任宣传部副部长，杨锡蓉同志任妇女部长，易辛谷同志任军事委员，蔡奎同志任委员兼游击队长。

杨锡蓉在中心县委工作期间，兢兢业业地为革命事业工作。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县委委员王国瑞家中，杨锡蓉夫妇亦住于此，与党的地下交通站王国瑞同志经常联系，在虎城与南岳交界的旱田坝、施家河、金家塝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为了掩护自己，以便于更深入地工作，她与王国瑞同志的妻子伍泽菊结为姊妹，脱下长旗袍，穿上伍泽菊的衣服，剪短头发，包上伍泽菊的帕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农家妇女。白天背着背篼和农民一道搞生产、做家务事；晚上以开办农民夜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发动群众。她工作细致，常以生动活泼的大众语言，结合实际编写出一些热情洋溢的革命歌曲，在农民群众中教唱。

如她编写的《庄稼佬》的歌词是：

“红日东昇天未晓，庄稼老汉起来了，
出门去忙个不开交，出门去忙个不开交。

一年累得不得了，挣些银钱享不到，
都遭强盗抢去了，都遭强盗抢去了。

洋人就是大强盗，军阀就是第二号，
吸尽了人民脂膏，吸尽了人民脂膏。

贪官污吏帮到要，还有劣绅和土豪，
地主们一齐该打倒，地主们一齐该打倒。

这些东西不打倒，你的子孙难伸腰，
看你心焦不心焦，看你心焦不心焦。

这些东西打倒了，衣食住行样样好，
庄稼佬快乐又逍遥，庄稼佬快乐又逍遥。

土地革命实行了，耕牛农具样样好，
庄稼佬吃穿不少，庄稼佬吃穿不少。

土地革命实现了，苛捐杂税要取消，
当委员（当时指苏维埃委员）农民来了，当委员农民来了。”

她还仿照曾莱同志所作的《四季歌》，又为农民写了一首《十二月里来》的新歌曲，这首歌词是：

“正月里来是新春，土豪门上挂红灯。
穷人上前送大礼，怕的田土种不成。……”

杨锡蓉同志通过在农民中教唱这些革命歌曲，深刻地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罪恶本质，有力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发展农会、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对发展赤区的革命形势起到明显的作用。

但是，敌人也并未睡大觉。当地军阀川陕边防军刘存厚部，对这些革命活动也有所察觉，又怕又恨，于是采用对地下党威胁利诱、封官许愿的手段软硬兼施，再加上当时革命工作艰苦，环境之恶劣，使得金方勋等几人经不起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竟暗中变节投敌，对赤区的革命活动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先是金方勋及吴光辉、金大华三人密谋策划暗杀地下党领导人。他们先骗约王希伯到石关开会，途中休息时，用包头的帕子套在王的颈项上，将王勒死。然后又在施家河丛林中设下埋伏，俟中心县委书记曾莱从开江县广福场一带检查工作回来时，路经吴家背后垭口时，叛徒们伸出凶恶的黑手，射出罪恶的子弹，曾莱同志不幸牺牲了。叛徒金方勋也因此而公开被赏赐以南岳“清共”大队长的官职。

中心县委被破坏，丈夫被暗杀，使得杨锡蓉悲痛万分，也更激起了革命的勇气与对敌人的仇恨。她决心踏着丈夫的血迹，继续战斗。

梁达中心县委决定于一九三二年元月廿五日成立虎南地区农民协会，以给刘道静贺寿办酒席为饰词，召开成立大会。会后正吃饭时，叛徒金方勋带领南岳清共大队一百多人，将刘家院子团团围住。杨锡蓉同志看到目标暴露，时机紧迫，即令群众迅即隐蔽，自己则率已经公开了身份的干部数人从后门突围跑出，隐藏在一个农民家里。敌人追上进行包抄，杨锡蓉同志不幸被捕，囚于南岳场伪团局。

杨锡蓉在关押中，叛徒金方勋以种种卑劣手段诱降，继又施以恐吓，均遭到杨锡蓉同志的痛斥，当场打了金方勋两耳光。敌人恼羞成怒，便下毒手，对杨锡蓉同志施用惨无人道的酷刑。杨锡蓉同志经受了考验，至死不屈。敌人无可奈何，便把她押送达县边防军军部。在押解途中，军阀刘存厚密令就地正法。行至距达县县城二十里的雷音铺大碗坝地方，便遭到金方勋的枪杀，时年二十四岁。她继丈夫曾莱同志牺牲之后，为党、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献出了光荣的一生。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日

秋兴（八首之一）

吴练青（女）

六载投亡别帝京，重来旧地不胜情。
梦回无寐驴溪月，一枕寒光照泪清。

忆吾师荣县肖湘先生

邓少琴

吾师肖绮笙先生湘者，荣县艾叶滩人也。先生性倜傥，能文章，博概有大志，与谢卓甫为同乡。清光绪31年留日学师范，孙中山先生到日本宣传革命，成立中国同盟会于东京，先生是为同盟会会员。清廷取缔留学生，湖南陈天华蹈海死，先生与四川陈德元、程昌棋、邓缡仙、涂德等及湖南程潜、张学淇、洪翼升，直隶姜登选，云南罗佩金、殷承瓛等数十人，密谋于饭田町，或从事武装斗争，或服务教育，以谋复兴中华。

先生回荣县从事教育，鼓吹革命。县令王棪、谢伟甫将害先生，缡仙先生闻之，迎其全家来津避难，于白沙聚奎学堂分屋居之，并任教焉。予时年十岁，就读于白沙镇几子场初小，升入聚奎初小插班，与白沙吴碧柳（芳吉）及缡仙先生之长子燮友同班。翌年，先生适来教读国文及时务课程。先生教学，除词章外，多及时务，而于清政之腐朽、外交之失败，常痛哭淋漓，为之声泪俱下，同学无不受其感动。此即吴君碧柳成于两小时作文课之《外交失败书后》一文之所作也。振笔力书，洋洋洒洒三千言，传诵全县，是以反映当时施教之殷也。

翌年初小毕业，升入高小，是为聚奎之高小二班。开学七十余人同一教室，仍为先生讲授。每周均有作文课，卷七十余本，一一圈改之余，即景命题，有《黑石山记》、《柳阴待月记》等二十余篇，以资启迪，同学均抄录习之。受其诱掖，文思为之开拓。予与碧柳、燮友等年龄相若，在班中未敢落后。碧柳于文每多诗意，燮友于字力仿颜书，是为班中翘楚，先生乃就其所好而培养之。碧柳于英语本课外，勤习生字，日以五十字为度，强于记忆。是年初夏，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于北京清华园举办留美预备学校，由各省考送学生到清华肄业，先生力促碧柳赴成都应考及格，至为喜慰，望其有成也。

自是数年之间，仍教学聚奎，迄于辛亥。是年，保路风潮起，聚奎师生亦闻风而动，体操改为连排教军事操，理化实习改造白药炸药，由学生与父兄联系，加强四乡团练，给以白药之需。先生则草拟《讨满檄文》，预为刻板印制，以便即期张贴。由争路运动而大举革命之声遂洋溢于全川各县也。九月廿八日，江津中白沙首先发难，全市普插白旗，四乡鸡犬无惊。是盖久寓革命于教学之中，聚奎师生先事说服父兄，并及于白沙盐防驻军，大义所在，为人所乐闻，并于是日军民乘船东下，以徇江津，津城开门迎入，江津反正。

先生和其他同盟会员前往重庆，分任各司宣慰之职，奔驰各县。迄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孙中山于南京就大总统职，建立共和，合五族为一家。二月聚奎开学，先生等仍及时回校任教，以明素志也。

民国三年冬，先生被任为嘉定联合中学校校长，招碧柳前往任教，我亦往从学。四年春，嘉定有陈步三变乱之警，我与碧柳时留家未得转嘉，遂东出赴沪，自是与先生远隔云天。先生由嘉中调任省教育科编辑部。民国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缡仙先生任江津中学校长，延先生到津主讲文学。先生忽不乐，纵饮消愁，与言国事辄泪下，旋病不起，殁于校中，诸生哭之甚哀。次年葬黑石山函谷石左侧，与燮友墓近。先生长子世份，时任教育厅科员；次子世倩早死；次子世儒；女一；师母康氏，均不详。先生有《屠狗记》传奇，以聂政为本事，盖为革命而寄怀矣。

江津保路同志分会会长邓鹤翔

马 骞

邓鹤翔（1865？—1925），字岳皋，江津县白沙镇人。幼聪颖好学，塾师廖益三甚器之。年二十入泮，光绪戊子（1888）年补廪。光绪丁酉（1897）年拔贡，次年赴京应试列二等，授直隶州州判。以清廷失政，国事日非，遂致仕归里。

鹤翔以为救国之道莫先于得人才，得才之方莫先于教育。乃于光绪三十（1904）年就任聚奎书院斋长，以当时书院教学多空疏寡实，不切时用，遂致力于新教育之揣摩、实验，力求以实用为本。开设课程除“四书”“五经”等古籍外，并有物理、化学、外语等科，兼习农田技术，开展体育运动，生机活泼，风气一新。

1904年，荣县革命党人肖湘为邑令搜捕，由鹤翔之弟邓鹤丹推荐来聚奎任教，赖邓氏昆仲掩护，湘得以积极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当是时，国事蜩螗，时局将变，鹤翔即延聘綦江人兰敬敷教学生习武，又请理化教师胡铮教学生制造炸药，以待时机。

鹤翔于女子教育亦甚热心。1905年在白沙创办私立新本女子学堂，由其妻诸树德任堂长，为江津女子学校教育之始。继又附设师范班，开江津女子师范教育之先声。

辛亥（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起，七月一日（阴历6月6日），江津县保路同志支会成立，鹤翔被推为会长。闰六月，鹤翔代表分会赴省商议大计。越一月而“成都血案”发生，各地多起义兵，鹤翔乃潜返白沙。闻荣县、武昌相继起义，邻县合江同志会率众围攻合江县城，鹤翔深受鼓舞，斗志益坚。

会邑彦程德音、夏凤薰等于九月二十七日驰赴白沙，就商于鹤翔，决定立即起事。随即策动盐防安定营归附，赶造汉字大旗。次晨，满街遍插义旗，并纷纷散发由肖湘事先起草就之《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布告全川父老文》，此檄一出，群起响应。四乡团丁数百人皆青布缠头，荷毛瑟抬枪，与盐防安定营官兵均集中五显庙，各校学生和居民亦踊跃参加。鹤翔登台演说，声泪俱下，众皆感奋。继则依类编制，整队游行，声势甚壮。聚奎及各校学生数百人手执白旗，高呼口号，声震衢市。

白沙于二十八日首义后，鹤翔与程德音、夏凤薰诸人于当日下午同赴县城，积极经画部署。适同盟会员冉君谷亦于二十九日自重庆归来。先是君谷已劝说县令吴良桐与各地同时起义，自己则赴重庆探察同盟会准备情况，见措置停妥，乃归说良桐。良桐见大势所趋，遂将县印交出。次日（阴历十月初一，阳历11月21日），江津宣告反正，成立蜀军分府。

民国元（1912）年，鹤翔被选为江津县议事会第一任议长，继由蜀军政府委任主管盐政分司兼江巴盐局盐政，后又历任川西道、巡按使、盐运使署秘书及顾问等职。1921年，任富荣西盐场知事。1925年病逝于自流井。

（根据民国本《江津县志》及县政协、县志办、聚奎中学有关资料整理）

王雅莪简介

刘晓甦整理

王培菁，字雅莪（1884—1913年），江津县城守镇人。父湛沅，曾任荣昌县知事。清光绪27年（1902年）雅莪年甫18，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他身材魁梧，勇武有力，与熊克武友善，同时参加同盟会。1908年偕熊克武、但懋辛等回国。1910年回县后，他自己和家人率先割去发辫，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策划武装起义，并与江津教师张鹿秋密切联系，草拟宣传大纲，动员学生深入各场镇，广泛宣传，唤起群众投入反清斗争；派邱次元在油溪开办军事研究所，为武装斗争培训骨干。

辛亥（1911）年五月二十一日，江津响应省保路同志会号召，成立江津保路同志分会，雅莪积极参加。农历9月27日（公历11月7日），风闻白沙决定首义，即派程德音、夏凤薰等同往探察。28日白沙首揭义旗反正。当天下午，程、夏赶回县城，向保路同志汇报。时同盟会员冉君谷与县令吴良桐已有联系，他赴渝探视重庆起义筹备情况，于29日赶回。于是江津在农历十月初一宣告独立。

江津独立后，以县令吴良桐能识大体，参与起义，仍留原职改称正统，公推王雅莪、马继良为协统。十月四日重庆独立，组成蜀军政府。以合江负隅顽抗，城久未下，乃命王雅莪为南路统领，率江津第二边防营及安定营攻合江，不十日而克复。

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重庆蜀军政府与四川军政府合并后，重庆设镇守使，拟以熊克武接任。时袁世凯党羽周骏（师长）亦觊觎此职，以王雅莪为熊心腹，特邀王等到师部（原镇守使衙门）聚餐。至则阻止护兵进入，仅邀王一人入内，惨遭伏兵捆绑枪杀，年仅29岁。由家人收殓，左胸有一小枪眼，归葬于江津县城对面小塔，供人凭吊。

（根据熊克武《辛亥革命纪事》及江津政协有关资料整理）

短歌寄蜀中友人

吴芳吉

君从白沙还，应到白屋边，应到白屋边。
满壁诗文频入梦，沿街父老旧相欢。
燕子可曾迁，燕子可曾迁？

君从白沙还，应到蓑衣滩，应到蓑衣滩。
暖树千村争种稻，清江二月有啼鹃。
吾妻住此间，吾妻住此间。

冉君谷简介

江津县政协文史办整理

冉君谷，名献琛（1872—1949年），江津县福寿乡人。1904年留学日本，入宏文师范学校。经孙中山介绍，入同盟会。1907年归国，在重庆以创办同文石印局作掩护，秘密宣传孙文主义。

1911年，江津“保路同志会江津支会”成立，君谷积极参加，并根据“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在民间积极发动群众，推进哥老会的社会活动。同时，多次与县令吴良桐交谈，秘密商定与邻近各县同时起义，乃去渝探察重庆同盟会起义筹划情况，已知周密布署，待机举事。乃于九月二十九日返县，见白沙已先一日首揭义旗，当即就商于县令吴良桐，决定十月一日宣告江津反正，随即成立蜀军分府。

1913年，君谷在重庆协助熊克武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受通缉。1916年再度助熊讨袁，宣告脱离北洋政府，使袁世凯的亲信、四川将军陈宦迫于形势宣布独立。1917年石青阳主川政，君谷就任川北道尹。1927年回县任江津中学校长，并在巴县小南海创办谷士中学，提倡男女入学，风气一新。

君谷性豪爽，常为人排难解纷，人皆悦服。

（根据《江津县志》及江津县政协有关资料整理）

江津保路同志军攻破綦江县城轶事

庞国翔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人民反对清朝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铁路主权的斗争不断发生，四川的斗争尤为激烈。至1911年9月7日“成都血案”发生后，全省沸腾，各地保路同志军纷纷揭竿而起，同清朝统治者进行激烈的斗争。

当“成都血案”的消息传到江津县的广兴乡后，乡民们非常愤怒。这时候听说同盟会派人到荣县策动起义成功，江津亦已宣布反正，并派蜀军分府协统马继良来广兴联络反清力量支援攻打綦江，且邻乡兴新（属綦江）哥老会首领池列五（共进会员）也来联系。因之，本乡的武秀才彭龙钧（因排行第八，故有人称之彭八老爷，其他史册书为彭鸿钧，显系传讹之误）和文武双全的彭玉章及唐玉林等人也积极进行准备，组织了江津县广兴保路同志军。

1911年冬月初四日，广兴保路同志军与綦江保路同志军代表在广兴场团防局（今乡礼堂）集会，策划进攻綦江县城，并公推池列五、彭龙钧为攻城指挥。

广兴场距綦江有水路三十来里，并有陆路相通。当日深夜，起义军分两路进军：由彭龙钧率领一路，以手缠白帕子为记；另一路由唐玉林率领，以手臂缠白洋带为记。起义军扬言以到新渡集中点团为名，沿桥溪口、北渡场逆綦江河而上。到达綦江后，立即包围了县城，并发起进攻。

綦城东门滨临綦水，难于进攻，乃决定由彭龙钧攻西门，池列五攻北门；南门则安排石角、东溪等乡义军埋伏，以防清军突围。但因城坚未能即下，彭玉章当即献计：在离城八里的綦江上游桥河，用缸钵装菜油点灯，放在江面，飘流而下。这时城上清军望见河中繁灯密集，疑为遍地皆同志军，斗志大沮。

这时，同志军用箭射向城墙，用楠竹装火药，终于炸开了一缺口。彭龙钧见机不可失，手挥鬼头大刀，首先跃上城墙，杀入城内，并指挥同志军冲锋急进，直奔县衙，捉住了县令，搜出县印。彭龙钧随即换上官服，坐堂审讯县令，并令推出斩首示众。

不料，正在此时，因未扫清城内残留清军，他们伺隙挣扎，又加上起义军也存在纪律不严问题，于是残军乱民乘机反扑，攻进大堂。彭玉章见势不妙，即扯彭龙钧衣服，暗示他立即离开，迟则恐难脱身。彭龙钧慌忙离坐，彭玉章随即入座拖延时间，并重新宣布：“县令交印投降免斩，彭龙钧乱下杀人令应该法办，与我拿下。”复辟的清军就去捉拿彭龙钧，但彭武艺高超，已杀出血路向鸡公嘴方向逃走。而彭玉章亦趁清军追杀彭龙钧之机逃出。

县令复辟后，下令四处捉拿彭龙钧和同志军。幸得攻打北门的池列五率同志军赶到，重新捉拿了县令，挽救了起义的失败。而彭龙钧因消息不通，只好逃进江津柏林的四面山老林区藏身，随身的同志军则埋名隐姓。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王朝垮台后，彭龙钧才返回广兴，起义的同志军们才恢复原姓名，从事农商，安居乐业。

（根据《广兴乡志》、《綦江县志》及黄朝宦等同志提供的资料整理）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

陈独秀在聚奎中学讲学

黄永胜、王亚平

一九三八年陈独秀来住江津，在未去鹤山坪石墙院之前，曾应邓蟾秋和聚奎中学董事主任邓缡仙（又名邓鹤丹）的邀请，在白沙下松林邓氏旧居及黑石山两处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曾应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之约，在鹤年堂（即校礼堂）给全体学生作过一次精采的讲演。

据当时听过陈独秀讲演的学生回忆，那天陈独秀身穿蓝布长衫，外套马褂，脚登布鞋，衣着十分简朴。他中等偏高的个头，面目清癯，两眼却炯炯有神，下巴上留有几根山羊胡子，颧骨突出。陈独秀背微驼，倒背着双手，步履从容，显得十分慈祥。他说话带有浓厚的安徽口音，慢条斯理，引经据典，抑扬顿挫，很有学者风度，使人很难把他和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联系起来，很多学生还以为陈独秀是私塾老师。

陈独秀在给学生讲话时心平气和，没有慷慨激昂的语调，就像摆家常龙门阵一样平易近人。演讲大约四十分钟，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他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谈起，劝青年要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为民族作贡献；接着又谈东洋小日本想霸占中国，全国人民要一致对外，争取抗战胜利。讲演完毕后，学生分立两旁热烈鼓掌，陈独秀对每个学生都点头微笑，徐徐前行，显得非常高兴。

时值聚奎中学六十周年校庆，又逢邓蟾秋七十大寿。蟾秋是聚奎书院（聚奎中学前身）创办人邓石泉的第五个儿子，也是聚奎学堂第一任堂长邓鹤翔之弟。他先后捐资十五万作基金兴办聚奎中学。在祝寿晚宴上，陈独秀对高语罕、周光午等人赞叹道：“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秋六十万家财，就以十五万赠聚奎，五万元办图书馆，自己留下五万元度晚年，其余分赠亲友子侄留学费用，真不易矣！”

宴毕，他还挥毫写下两行篆字赠予邓蟾秋。一是“大德必寿”，刻在黑石山鹰嘴石上；一是“寿考作仁”，刻在黑石山团石包上，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同时陈独秀还和欧阳竟无、邓仲纯、方孝博、台静农等五人具名，由欧阳执笔，写了一篇《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以赞邓氏疏财办学之义举。

忆黑石山抒怀

周紫枫

一别银沙念九春，故园风物倍关情。
黑石苍松护文苑，白屋寒梅伴诗魂。
月照驴溪看竹影，风来蟾洞听琴音。
欣闻名山逢盛世，化水春风沐新人。

编者按：周紫枫，白沙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教绵阳农业专科学校，任大学语文课及德育课教研组长。

胡宗南、戴笠来江津访陈独秀

文 强

胡宗南与戴笠，两人关系极为密切，这由胡、戴相约同访陈独秀一事可以看出来。

一九四四年春节前后，戴笠自渝飞到西安，有一天他与我谈到深夜。所谈的中心问题，是张国焘对延安起不了什么重大的政治作用问题。他说：“校长（指蒋介石）对张来投靠，以为对延安是致命的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使我对校长难以交差。”他大骂张国焘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他派黄逸公做秘书监视张，黄过于老实，挤不出牙膏，逼得太狠，又怕他上吊。

戴告诉我，张曾向校长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将陈的有关抗战言论编辑成册，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就采取，扩大对付延安的宣传，是有力武器之一，比较叶青等人所写的反共理论文章，分量要重得多。

戴说：“此事我与宗南，并通过他智囊团中的周天僇、梁干乔等人的研究结果，认为张的建议是打脱身之计的一种手法，是黔驴技穷的表现。他可能估计到他的出走，再不能玩出什么花样，在老头子面前报不了账，只好把共产党的开山祖搬了出来，既以此自重，又可搪塞一下。智囊团的这些人分析是有道理的。他们主张将计就计，如果决定要去访问陈独秀的话，就将一九三八年三月，由傅汝霖、段锡朋、高一涵、陶希圣、王星拱、周佛海、梁寒操、张西曼、林庚等在《大公报》上为陈独秀辩护启事的剪报带去。这一启事是提供陈大骂延安的最好材料。”

戴笠还说：“这则启事的剪报，曾送给校长看过。校长批示，要特别慎重保密，只许宗南与我知道此事，以私人身份前往问计。如陈问道是不是奉命来的，则可说报告过就是了。我和宗南得到指示后，原打算要张国焘一同去，张却坚决拒绝，理由是会引起陈的怀疑，见了面反而不好说话。陈的身边有高语罕夫妇在，容易泄露，一旦被延安抓到了把柄，以后在宣传战线上就有顾虑。”

我与宗南最后商量的结果，准备了水果、茅台酒一类的礼物，微服到江津白沙镇去访问陈老头。原来想不用真名求见，又怕不被重视拒之门外；即令见了面也许会敷衍应付了事，只得用了真名。一见面果然不出张所料，高语罕夫妇确在陈的身边，寸步不离地为他招待客人。高是黄埔军校的著名政治教官，我们尊之为老师。这位近视眼的老师表示很高兴，也许是震于胡宗南的大名。陈老头一见，便问是不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当然，我们也就无可隐讳地答复是的。但我们对张国焘的建议，一字未提，我们事先商定，由胡出面，我则连边鼓都少打的为好。

接着，戴笠将他们会见陈独秀的情况向我叙述了。戴说：“陈对我们之去是出乎意外的。他慢吞吞地表示，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问来意如何？胡将一年前的那则启事剪报取出送给陈看，并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谈谈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

“陈默思久之，眼睛看看接在手中的剪报，又看看高语罕，慢吞吞地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有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也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决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戴与我谈完此事，掏出一个日记本，将胡与陈的谈话记录给我看，再三叮嘱：“此事校长只许我与胡知道，泄露了就要严厉处分。如与胡相晤，也切记不要谈到此事。陈老头所言，胡要我呈报校长。校长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内连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

我听了戴的叙述，又看了谈话记录，所以，到现在还记得一个大概。

（摘录自《戴笠其人》，标题是我们拟的。编者）

龚琢璋事略

龚灿滨

龚琢璋，名焕纹（1898—1969年），江津县李市乡人。数十年为社会敬仰、学生爱戴的人民教师。

琢璋七岁丧父，家贫，赖母亲姜氏耕作纺绩，始得就读下湾私塾。十一岁，得堂姑父刁淑章资助，入聚奎高等小学第二班。堂兄龚北居，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继任参议会议员。一次返乡，得知琢璋勤奋好学，遂挈其赴北京，补习中学课程。1914年，考入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习应用化学。1918年毕业，以成绩优异，申送农商部考试合格，分配汉阳钢铁厂作练习生，一年后升为办事员。

1920年，母老且病，思子情殷，琢璋返乡探视。适川黔战发，道路梗阻，无法东下，乃任教江津中学。越两年，北京工专改为工业大学，允许毕业生回校住研究班一年，琢璋前往专攻油漆工业。毕业返县，邑人以其老成持重，学有专长，醵资筹设华川油漆工厂，推琢璋任厂长，仍兼中学教员。粉制原料的钢磨，系向德国商人订购，逾年未至。有不明真相者，谓其久不开工，股款已被吞没。琢璋乃邀集政府人员及股东代表，临场核算。股款全部保存银行，所耗办公费用数百银元，系其私囊支付，于是流言顿息。股款退还，油漆工厂亦停办。琢璋自是一心从事教学。

他持身谨饬，规行矩步，对人有礼有节，和蔼可亲。尤其教学认真负责，讲课要言不烦，善于抓住重点，突破难点，诱导学生对化学一科发生浓厚的兴趣。现任泸县化工厂高级工程师龚炯照，南开大学教授、结构化学专家王祖陶，即系当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逐步走上成功道路的。至今忆及，他们犹念念不忘。

琢璋对学生的错误毫不迁就，及时提出恳切的批评，直至俯首认过。因此学生既敬其言传身教，又服其严格要求。

1941年，货币贬值，物价暴涨，琢璋一家八口，舌耕所入，无法维持，乃受聘綦盐一店任运输管理员、会计组长，继任协成银号、同丰银行副经理，直至1948年银行倒闭失业。1949年在育才中学，1951年返江津中学任教。

其时中学化学教师乏人，琢璋挺身而出，为县内培养出一名高中、十八名初中化学教师，逾年又培养出教师十余名。1953年，被选为县人民代表，次年出席四川省中学教师代表会。1955年被选为江津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被推选为四川省先进教育工作者，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会议，受到中央教育部的奖励。同时，又经江津地区行署以优秀教师推荐到西南师范学院任教。

在学院，琢璋任副教授，化学系系务委员会委员、化学教学法教研组主任，兼任重庆市化学工业学会专业组组长。这期间，他年老多病，但仍尽到最大的努力，与青年教师共同钻研教材，讨论教学方法。1963年夏，学生赴外地实习，行前体检，医生发现他肺病复发，建议不参加实习指导，他却未向院方透露病情，坚持同去检查实习情况，随时解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每天劳累不堪，但仍谈笑自若，强作无病之状。

1969年1月9日，病情急剧恶化，这位毕生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教师，竟溘然长逝。无论识与未识，莫不同声悲悼。

琢璋在教学中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写成《中学化学教学法》一书，凡十八万余字。这是他晚年心血的结晶，深获西师化学系师生的好评。

黑石山谒白屋诗人墓

欧阳翥

（一）
巍巍孤冢压山头，举目中原万里愁。
屈子离骚工部句，与君千载共悠悠。

（二）
平生牢落岂无因，重茧奔驰备苦辛。
犹有诗怀争日月，坎轲终古福才人。

编者按：欧阳翥博士字铁翘，长沙人，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

颜实甫生平

颜实甫，名荣，字歆，江津县二溪乡人，生于公元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幼时曾从外曾祖父、清末名进士邵涵学，遍读四书五经。实甫自谓生平学业之基，肇始于此。稍长，就读于白沙镇聚奎小学第五班，受同盟会员、国文教员肖湘之教，学业日进。后升入涪陵省立第四中学，十六岁卒业。旋赴上海，入大同学院肄业，习法文，攻读尤为刻苦。

时值世界大战。一九一五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氏竟于五月九日悍然接受，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激昂慷慨的反日爱国运动。实甫激于爱国热忱，写出了不少热情洋溢的文章，公诸于世。院长胡敦复见之，称道不已。

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和平。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青年们受到新思想的激励，在国内形成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实甫于一九一九年夏，邀约聚奎同学邓矩芳，并向邓借得旅费三百元，经重庆法国领事馆签证，乘船同去法国，写有《旅欧日记》。抵法后，先在蒙达尔做工，制作电器原件、配件；工余则潜心学习，有时到中学听课，学习法文，有时在住地自学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后入里昂中法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旋考入巴黎大学研究院，致力于柏格森哲学的研究。常往来于神经病院，探询病人的病因病情，由此取得变态心理的原始资料，以作科学验证。

他对柏格森哲学的研究，也如柏格森对斯宾塞哲学的研究，其初肯定之，继而又加以批判。柏格森以冲动与欲望为世界进化的活力，以纠正斯宾塞哲学进化主义的机械观。实甫则认为柏格森所谓冲动并不可贵，可贵在于控制；欲望并不可贵，可贵在于平衡。是又与柏格森之说相异。同时，用法文译述《中国庄子哲学》，阐述庄子思想为积极而非消极，积稿数十万言。另有哲学笔记《沉思偶录》，奇气横溢，有如庄子之文。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一九三六年夏，实甫在先回国的至友程维稷等人的敦促下，归国共谋救亡。先应青岛大学之聘，任哲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实甫回川，任国立编译馆编审，从事哲学辞典法文编译工作。一九三八年初，任四川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同年八月，调任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为我国师范教育体制改革全力以赴。首先是改科，设置教育、中外文史地、生物农艺、农业制造等四系，增设课程，使毕业生从事教育或教学工作，具备应有的基本教育理论和教学知识。同时延聘当时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如段调元、宋谋欧、赵廷为、单道直、胡小石、商承祚、陈国荣、秦含章、赖以庄等执教，均就其所长，开设科目。讲授内容要求重视基础知识，以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并加强基本技能训练，如水稻杂交、棉花烟草产量提高、桔橙品种改进、酱油科学酿造等试验，均分别聘请著名技师指导。同时充实实验设备，以提高科学研究能力。尽力充实各类图书，增加图书阅览室，以满足师生阅读需要。历时八载，培养毕业生近千人，为充实当时四川各县中学师资作出了贡献。

抗战期间，永川县松溉镇人士创办精诚中学，实甫受聘担任董事长，尽力擘划，选派教育学院优秀毕业生前往任教。一九四三年，应江津聚奎中学董事主任邓缡仙之邀，兼任聚奎中学校长。他不惮辛劳，往来于重庆白沙之间，到两校亲自督课不懈。

实甫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坚持正义，淡于名利。在留法攻读时，曾琦、李璜欲邀其参加国家主义青年党，出示名单把他列为第三领导人的地位以为诱饵，实甫当即严词拒绝，并将其名单撕毁。重庆解放前夕，学生组织反饥饿游行。市长张笃伦召集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意图阻止游行。实甫与川教院教务长段调元在会上仗义直言，要求政府给予青年学生一点民主权利、一线生机、一碗饭吃。张笃伦无言答对。

一九四四年，实甫任用颜某为图书管理员。颜某在学院中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宣言》，有人訾议其事，实甫则劝其不必大惊小怪，谓此正吾人提倡学术自由之表现，马列主义、《共产党宣言》，学之未尝不可。昔日蔡元培主持北大，容许李大钊、陈独秀等在讲坛上放言直讲，实开“五四”运动之先河。学术思想是社会客观规律的反映，任何压抑也是无效的。

实甫乐于育人，对所接触的大学生或中学生循循善诱，苦心指导。对年幼而学未入门的中学青少年更为关切，启发其积极向上。他每次到聚奎中学，不少学生围绕左右，纷纷请其教以治学为人之道，实甫均结合实际，详加指点，历久无倦容。在主持川教院时，平素对学生勤加教诲，毕业后常能视其所长，分别推荐出任教职，继续加以培养。

一九四六年，实甫辞卸川教院长职，受聘任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讲授文艺评论。在此期间，曾整理哲学笔记《自己的认识》（即《沉思偶录》），并将其爱好的古代陶瓷及魏齐造像编撰成《古陶图说》，寄往巴黎研究学院。一九五三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调四川大学中文系专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并翻译长达四千行的法国文学巨著《罗兰之歌》。一九五八年，曾翻译二机部有关国外的雷达资料和邮电部五研究所关于法国一种传信设备资料，对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病死于北京医院。

自题驴溪憩影图

叶广度

老树盘根错，百年气势雄。
烟云横岫北，风雨听江东。
水落长桥阔，人来短棹通。
孤亭天地大，陨上一声钟。

编者按： 叶广度，四川遂永（应为“遂宁”）人。八年抗战中，羁旅白沙，任江津师范生物教师并参与平教会工作。此诗作于当时。

剑杖工艺创作能手聂岚远

王传心

聂岚远，四川江津县人，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国画系，与四川美术学院钟道泉教授同学。擅长写意花鸟、走兽及金石。一九三九年到剑阁师范学校任美术劳作教师，并于课外组织了“玲珑书画社”，一时学生画国画之风弥漫全校。

他在课余之暇，收购农民所制手杖粗胚，剥皮修饰，利用其自然形态，发挥材料特点，适当取舍，精雕巧凿，又不见人工匠气，使之成为自然形态美与艺术形式美相结合的高级工艺品，从适用范围进入艺术品鉴赏收藏领域。如藤杖渠道蜿蜒曲折，绕过杖身凹凸节巴，略加凿刻，则成为象征性的“群山万壑”杖；如均匀密布的刺花杖，根据其刺团大小、疏密，则修成“梅花”杖、“芙蓉”杖等，寓以诗意，各命雅名。一年多内逐渐集成艺术手杖百余枚，自称为“百杖楼主”。

平时创作国画花鸟百十幅，动员“玲珑书画社”女学生为其手杖布套题字刺绣，男学生为其加工部分手杖并帮助精细包装上车，运往成都展出。大约在一九四〇年暑假，聂岚远先生在成都春熙路青年会大楼展出百杖及国画作品。记者采访报道，名人题词赞赏。有要求购买者，聂先生只售国画，不售手杖，并用红纸条标明“非卖品”，使人感到似乎成了稀世珍品，名噪一时。时值抗日时期，海内名流汇集成、渝，百杖楼主从此名声传播较广，在艺术界有所影响，至少是当时独树一帜的工艺品中特产艺术品。其工艺创作成就，已为时人赞美。

聂岚远先生艺术手杖的制作，展现了他的工艺手段、艺术技巧和艺术风格。不仅对剑阁当时所有从事手杖工艺职业的人影响很大，而且在剑阁党、政、军、学、商各界都掀起了“手杖热”。剑阁手杖持续年久，与聂先生的艺术手杖形象的强烈感染关系很大。记得那一时期制作手杖者迅猛增加，竟致席卷全域。这一点，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聂岚远一九四〇年暑假在蓉展出手杖后，又回到剑师校任教。四〇年底，蒋介石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发生了“皖南事变”。西安劳动营关押了数百走向延安的革命青年。剑阁师范校发生了大逮捕事件，中共剑师校地下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坏，有些爱国的进步教师被解聘。聂岚远平素不大过问政治，但他私下坦然地毫不顾忌地谈到他的家世说：“我的侄儿在八路军当军长，曾经同我去上海读过书……”说起来令人相信。同年十二月，在剑阁发生的反共大逮捕事件中，虽未波及到聂先生，次年仍被解聘离开剑阁，远到宜宾师范教书，使他失去了艺术生活基地，失掉了手杖材料来源。一九四三、四年，我在成都上学，暑、寒假常和聂老师会晤，他说：“我还是要回到剑阁，继续制作手杖。”果然，抗战后期他又回到了剑阁，仍在剑师任教，后来干脆不教书了，专门从事手杖工艺制作，正式以出售手杖艺术品为业。解放后任广元师范学校美术教师。因他在解放前对剑杖艺术发展有卓越贡献，一九五五年出席四川省工艺美术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被邀请列席省政协全委会，并历任广元县一至五届政协委员。

扫却灰埃换新姿——白沙大火后复兴经过

程智铭

白沙镇位于长江之滨，距县城九十里，为江津上半县农副土特产的重要集散地。在三十年代里遭受了一场罕见的特大火灾，使它变成一片焦土。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和热爱桑梓的各界人士组建了复兴委员会，着手筹划白沙灾后的复兴以及城镇的规划和建设等工作。像白沙这样的小城镇进行规划建设，在民国时期还是一种创举。

一、沉痛的教训

白沙的特大火灾，是在久晴不雨、旱情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下午四时许，麻柳湾有一家生产经营火炮生意的住户秦海廷，由于焙火药不慎而突然起火，很快就蔓延起来。当时镇上又没有消防设备，只有听其延烧。加之火警发生后，白沙镇长周任贤指挥灭火又有失误，在他所谓“防止趁火打劫”的思想指导下，错误地将乡丁、护商队调到白沙周围的各场口，实行戒严，封锁通道，把各乡农民拒于镇外，只靠镇上的居民进行扑火，杯水车薪，焉能济事。结果使火势趁着月色顺着沿江街道迅猛延伸，很快就隔绝了在长江取水的道路。又加之烤酒坊集中的糟房街着火后，更是火焰冲天，震耳欲聋的酒缸爆炸声响彻云霄，更使人难于接近。

这场火灾一直延续到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才被扑灭。全镇居民住房幸存的只有东岳庙附近的以及高家坳、黄泥嘴等处小街小巷的少数房屋。素称江津县第一繁华的白沙，变成了一片废墟。罕见的火灾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遭到巨大的损失。据平教会调查，在全镇二千六百六十三户居民中，受灾的就达二千五百多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四。还有二百三十二家商店、工厂等已被烧毁，财产损失达数百万元之多。

在灭火抢险中，火光就是命令，城镇居民和平教会的师生员工四五十人，从四面八方奔赴现场，冒着生命危险奋力救火的动人事迹，例不胜举。据白沙平教会调查，因救火而死亡者一人，受伤者达一百三十四人之多。在受灾群众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和平教会组织施粥施药，赈济灾民和伤病员。施粥每天午前十一二点钟在东岳庙、西河坝、陈家坡等三处进行，以敲梆为号，排队领粥，每人一瓢，每日有一千五百余人。在九月四日至七日的四天中，共施粥米三石三斗，其中有七斗米的钱就是平教会捐献的。平教会还为伤病员看病施药，每天上午在东岳庙和南华宫两处义诊施药。

二、灾后的复兴

火灾发生后，县长吴鸿仁立即奔赴白沙视察灾情，召开市民大会，成立了白沙镇市政筹备处，公推刘孔桢为主任，县政府派秘书李如松协助，负责白沙镇的复兴工作，制定了复兴方案。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铺房恢复了三分之一（多系茅草房），市场稍有生机。

几个月之后，县长吴鸿仁调职，接任县长罗玺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八日到白沙勘察，即日在白沙女子中学召开市民大会，成立了白沙复兴委员会，罗自兼委员长，由邓少琴、邓燮康、曹观澜、周自新等人为委员，负责灾后的复兴工作。复兴委员会下设常务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评价委员会和土地合作社等职能机构。邓少琴任常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复兴委员会以“不再恢复白沙旧观，而重于恢复工商业，使白沙建设合于现代化的城镇”为宗旨，并以发展经济为前提，制定了把白沙“建成工业城镇，以谋城乡经济的复兴，造成田园式的城镇，以济都市人口之集中”的规划方针，采取“以工代赈，富者输财，贫者出力，自建房屋，辅以低利贷款”等具体措施，使白沙镇在灾后的废墟上建成一个工商业繁荣的城镇。

复兴委员会根据白沙地形南高北低、起伏不平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定出了规划建设的蓝图是：

1. 在城镇道路规划方面，针对白沙旧有街道甚为曲折狭窄、每逢赶集之期拥挤异常的状况，以及将来适应工商发展的需要，复兴委员会根据白沙地形地貌的特点，沿着长江和顺着山势规划了横向大街三条：一条是由朝天嘴至东岳庙，一条是石碗架至禹王庙，一条是沿江的半边街。并规定街道扩宽为三丈，力求平坦，以便车辆行驶。

2. 为了吸取这场火灾的教训，除了规划横向的三条大街外，还规划了纵向街道十条，使上下街道沟通连结，成为整个城镇的骨架，又可成为很多方块形的房屋建筑，以利防火。这样既可避免一处起火延烧其他，整个城镇既美观又适用。每家房屋的修建为一楼一底，前面均为铺房，后面既可绿化、栽花种草，又是厨房、厕所，既可营业，又可住家。

3. 发展经济、繁荣商业，大力提倡生产合作，发展工业生产。因而复兴委员会规定了轮船码头、堆栈、银行、米市、高粱市、杂粮市、猪牛羊市、鸡鸭鱼兔市、肉市、菜市等农副特产品市场。

4. 市政设施方面，复兴委员会本着提倡社会教育、居民健康、公共娱乐、生活秩序等方面而进行规划的是：

   • 第一，关于文化方面：图书馆、博物馆、日报馆、书报室、问字处。

   • 第二，关于卫生方面：浴室、游泳池、公共饭店、厕所、医院、屠宰场。

   • 第三，关于运动方面：运动场、国术馆、射圃、驰道。

   • 第四，关于集会方面：礼堂、讲演厅、钟楼。

   • 第五，关于教育方面：平民习艺所、平民住宅、托婴所。

   • 第六，关于公共娱乐方面：公园、剧院、游艺场、儿童游乐场。

   • 第七，关于保安方面：碉堡、警察所、警岗、消防局。

   • 第八，关于办公方面：镇公所、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

5. 土地是实施规划方案中的突出问题，复兴委员会一开始就已预料到，因此下设了评价委员会和土地合作社等机构，专负土地问题的具体处理。为了大力宣传白沙复兴规划的实现，必须实行土地合作，所以印发了《白沙灾后土地合作敬告邦人父老书》，以及制定了《白沙灾后土地问题处理方案》和《白沙复兴委员会土地合作社简章》等文件，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依据。街道加宽和市政设施占用土地，往往要涉及地权人的利益，为了合理解决地权人的合法权益，拟定了具体办法：由评价委员会负责丈量面积和清理造册，合法评定价格后，交土地合作社按规划方案进行调剂使用，对地权人在调剂中被占土地有损失者进行合理补偿。

三、遇到了阻碍

白沙镇复兴委员会的组建，由于未延聘原市政筹备处主任刘孔桢等人，他们有些不满，就暗里从中挑拨，使白沙的复兴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以邓少琴、邓燮康、曹观澜、周自新和商会主席孙海澜等人为代表的多数派，主张积极复兴；以陈绍虞、刘嘉谟、夏任贤、周质文等人为代表的少数派，则联名向省政府控告复兴委员会是非法组织，说它俨同市府，违法乱搞，土地统制，拉用账款，不顾灾民，还有逼迫居民王万兴、邱万全之妻等自缢废命的事件等。

省政府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委派省政府民政厅科员韩遂仲前来江津，会同罗县长指派的秘书吴超然、团务副委员长李君平到白沙查办。于十五日召集双方征询意见。十六日，复传本案原被告，详询具控事实。当经查明原告所控多属不实。复兴委员会请求饬令刘嘉谟对于具控之“有人自缢废命”一事能否具结，原告情虚，坚不承认，旋即离镇出走。来津调处的韩科员，只好就在白沙和县城两处分别征询士绅意见，以为解决两派纠纷的依据。

韩遂仲调查后，于五月二十七日向省政府报告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是：“复兴委员会以恢复白沙为原则，其整个计划颇为可采。土地合作之主张，按土地法重划之规定，本无不合。惟少数人知识鄙陋，又经原告耸动，一味反对，殊为遗憾。为了顺利推行复兴，建议省政府划白沙为实验区，对于诬控之原告，予以相当处分。则将来白沙整个计划完成之后，可为川中各地建设之模范。”

四川省政府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民字第三五九号训令：同意韩遂仲的调查和处理意见，指令江津县长遵照办理，并随时监督策励进行，以观厥成。

这时，川东道尹公署已经撤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已经建立。省政府处理之后，仍有刘嘉谟等少数人的控告纠缠，连同原案指令第三专署（地址在永川）办理。专署于同年（一九三五年）九月七日的处理结果是：白沙镇原、被告各持己见，相持不下。就事实言，复兴委员会的整个计划颇为可采。就法理言，该会成立以来，纠纷迭起，复兴之效未收，实无存在的必要。现在，废除旧有镇乡、分区设署的政令正在施行。白沙是江津县政府规划设置第三区署的所在地。决定撤销白沙镇复兴委员会，遴选能干有为的人员充实区署，推行该镇的复兴事业，使复兴事业不致停顿，而息纷争。是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白沙镇成立了第三区署，复兴委员会结束。

四、好事终留好评

白沙火灾后的复兴，是有识之士邓少琴教授、邓燮康、曹观澜、周自新等人为了恢复工商业、使白沙成为繁荣的城镇而积极进行建设的，是全镇人民所欢迎的。但夏任贤、刘嘉谟等少数人为了私愤，不择手段地进行干扰，实为遗憾。

复兴白沙是正确的事业，深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进行中虽然受到阻扰，仍然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规划横向的三条大街和纵向街道十条中，短短的九个多月里，就修成了横向干路二条、纵横支路三条和一些符合规划要求的房屋。大官山的公园建设，虽因遭受干扰停建，但通向公园的四丈宽的公园路还是建成了。

在复兴委员会结束之后，由第三区署直接推进该镇的复兴事业，仍然按照复兴委员会的规划方案进行，建成了现在的横向干路和纵向十条支路的沟通连结，构成了二十多处方块形的建筑物，这样既可防火，又很美观。于一九六六年和“文革”期间的两次火灾，就只烧了起火在方块内的鱼市口的饭店和剧场，确实在防火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白沙灾后复兴工作，虽然仅有十个月之久，却给白沙镇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还念念不忘邓少琴等人造福桑梓的精神，至今犹为人所称道。

（根据县档案局的档案资料整理）

谒“白屋诗人”墓

忠县 成善楷

浮沉人海看循环，后死何心入此山。
世上纷拿谁及料，墓前默数十年间。

编者按： 作者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白沙的解放

刘子华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军解放南京，国民党政权从根本上被摧毁了。国民党政府由南京第二次迁来重庆，妄图以西南为反共基地作最后挣扎。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于十月一日开始了解放西南的伟大战役，经过一个月零二十七天的时间，战争胜利结束。除西藏外，西南全部解放。

白沙解放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白沙宣告解放。在解放前夕，国民党江津县第三区署作了一番布署，把各保壮丁、乡镇武装集中白沙，成立了两百余人的自卫队，编成三个中队，分别布置在城内的镇公所、城外的心字山、大旗山、永登坪一带。还有白沙的警察所、镇警中队一百余人的武装力量配合。

解放前夕，国民党宋希濂部扼守酉阳、秀山一带。我军乘胜追击，宋部节节败退，最后在武隆、南川之间的白马山一战，被我入川部队击溃。残部从南川逃出，经綦江步行到达白沙镇，准备从城里经过，渡长江去北岸，往成都方向逃走。我镇地方人士怕溃军进城骚扰、破坏，遂由夏仲实先生出面与国民党部队交涉，由地方组织船只，在东海沱、老河嘴运兵过河，不走城内通过，白沙人民才免遭一场灾难。

国民党宋希濂残部连续过了七天。到旧历十月初十日下午，国民党的军队刚刚过完，我中国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以惊人的速度跟踪追击，当天下午部队已抵达白沙境内的凤凰山、鸭子滩一带，分兵三路向白沙进军。一路走溜马岗，经三角坝进城；一路走石猪槽、长安寺，包围永登坪、大旗山，占领制高点，由高家坳进城；一路由东海沱进城。

解放军到达白沙时，大概是下午六点钟左右，天快黑了。当时有白沙居民张容初、农民李绍清二人，从城里回家，在三根树碰到了解放军。他们害怕，要逃跑，解放军便招呼，喊着“老乡老乡，不要跑，我们是解放军！”他们听说是解放军，就停步不走了。解放军便问：这里进城走哪条路？还有多远？你们愿不愿意带路？二人表示愿意。又问：国民党在白沙有兵没有？他们回答：国民党军队已过江逃走了，只有地方组织的联防队，他们驻扎在镇公所、大旗山。解放军分别由张、李二人带路进城。

在七点钟左右，有数十名解放军经过溜马岗，直抵城区，在三角坝场口上向河对岸发射了机枪六十响，因宋希濂部还在北岸撤退，听对方无还击枪声，解放军就由三角坝入城。另一路解放军由东海沱进城，经过石碗架，直抵松花村，到了镇公所附近。当时镇公所卫兵就问：“是什么人？”解放军立即向他宣传“缴枪不杀”。卫兵持枪反抗，解放军立即开枪打死卫兵。解放军立即包围了镇公所、警察所、第三区署等几处，鸣枪三十余响。国民党的军政机关都关了门，没有发生任何战斗。解放军进入机关搜查，空无一人，因国民党的军警、党政人员事先早已撤离城外躲避。解放军还到小官山、机仙庙等地搜查，均未发现武装反抗。另一路解放军由高家坳入城，陆续进入集镇中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四团的索成太同志带领一个营进城，宣布白沙解放。

欢迎解放军

解放前夕，各商店怕伪币贬值受损，又怕国民党乱兵强扰，有的关了门，有的半开半掩。解放军进城时，仍然关闭铺门，街上行人稀少。此时张容初在永兴茶馆拿了大锣沿街宣传解放军的政策，边敲边喊：“解放军来了，大家不要怕，开门来迎接。”又打锣呼喊：“白沙解放了，各家各户打开铺门，照常营业，解放军买卖公平。”有的铺家听到宣传是解放军来了，就陆续开了铺门，看见解放军在街上坐着，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各商号居民才纷纷出门和解放军接触，热情地欢迎和慰问，解放军也和群众亲切交谈。

当晚，有白沙女中的教师和部分学生、白屋文学院的全体师生走向街头，张贴标语口号，排列队伍，手执小旗，热烈欢迎解放军，并热情慰问。当时，有地下党员吴子哲等同志出面和解放军接头。第二天清晨，江津师范的学生上街张贴标语，欢迎解放军，欢乐之声，响遍全城。

解放的第二天，各商店都开门营业，人心安定，秩序正常，市面又是生意盎然了。当白沙解放的消息传出以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进城，打听解放的消息，像赶场一样热闹。解放军被人群团团围住，有的热情欢迎，有的问这问那。解放军借此机会向群众宣传政策，驳斥谣言。在解放的当天晚上，全城都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传保护工商业政策，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安定人心，稳定社会秩序。

追击国民党的残部

十一月三十日，即解放的第二天早饭后，解放军即兵分两路，继续前进。一路从白沙步行，经红豆树至石门过河，堵截宋希濂残部；另一路从白沙朝天嘴过河去北岸，追击宋希濂残部。以前堵后追之势，在石门地区俘获残部和家属共千余人，缴获枪枝、弹药千余件。被俘人员被带回白沙，在西河坝集中讲话，交代有关政策，一律遣返回家。

当天十二点左右，有一艘国民党兵船在江面出现，是从重庆开来的。船上满载官兵和武器弹药，向泸州方向开去。经过白沙时，解放军鸣枪喊话，不听，最后以机枪、大炮封锁江面，这只船被迫停泊江岸，全部缴械，由解放军将船、人一并送往重庆。

我军胜利地完成了解放白沙的使命后，第二天下午率领全营指战员离开白沙，奔赴前线。

新政权未建立之前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重庆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宪、特残酷镇压。在这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地下党指示迅速撤至偏僻乡镇，发展进步势力，组织社会调查，迎接全国解放。

解放前夕，有川东地下党、川西地下党先遣小组，有在重庆参加学运的地下党、地下团都先后来到白沙，以各种职业为掩护，建立了地下党团联络点。在三口乡半边山组织的读书会，这是以村为据点的川康地下党联络站；白沙中兴路德华医馆，是川东地下党的联络站；白沙中兴路新开一个“荣通”商号，经营盐、纸烟、花纱等日用商品，这就是新青年社江津分社地下联络点。

白沙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追击宋希濂残部溯江而上，政治上处于新旧交替尚未完成的状态。解放的第二天，在白沙地区的地下党团员约集在荣通商号楼上会师。会师时研究了工作如何开展。根据上级党的“初步接管，原封不动，继续利用旧政权，维护治安，保管物资档案，积极组织支前”的指示精神，江津地下党县委负责人凌照远同志布置吴子哲、丁维良、宋乃宁等同志成立临时支部，由吴子哲任临时支部书记，并调石蟆的地下党员卓绿波到白沙来协助搞接管和支前工作。

在这段时期，地下党做了几件重要工作：

一、成立白沙镇支前委员会。 由地下党员吴子哲、丁维良等同志出面组织，利用旧乡镇保甲人员以稳定局势，吸收地方人士、工商业人士参加。这支前委员会由夏仲实、陈孔棣、吴子哲、宋乃宁等人组成，公推夏仲实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以后卓绿波也参加了支前委员会的工作。夏离开白沙后，由吴子哲负责。支前委员会在镇公所办公，召集各方面人士共同研究布置工作，一般事务工作由镇公所有关人员担任。支前委员会成立以后，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积极筹备粮食、柴草、马料等支援前线，保证军需。支前工作一直到成立区人民政府、派来了大批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后，仍在继续进行。

二、利用旧政权，维护社会治安。 当时白沙镇有国民党江津县第三区署、白沙镇公所等机构，还有镇警中队、警察所约百余人。编制及装备齐全的镇警中队仍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统一管理，继续执行维持治安任务，并交待了几条规定：（一）废除过去苛杂乱收；（二）不许欺压人民；（三）服从命令，不许擅自行动。所以镇警中队像往常一样，白天夜晚都在街上站岗巡逻，维持社会秩序。到春节前后纷纷请假和逃走（未携带枪枝弹药），有少数人参加土匪暴乱去了。留下的一部分人员以后并入区中队。

在解放之际，得悉有一个排的国民党正规军（美式装备）逃往永兴、毗罗一带去了。县委派了解放军一班人会同白沙镇有关人员去作工作，劝说这一排人到白沙全部缴械，由商会出款发给路费，全部遣返回家，从而避免了携带枪械的溃兵扰乱地方。这段时间，白沙镇及附近地区的社会秩序都很安定，没有发生大的乱子。

区政府建立以后，绝大多数领导和工作人员下乡征粮、剿匪，区中队继续维持镇上的治安。以后土匪暴乱，几次攻打白沙，均未得逞。

三、成立“返沙同学会”，宣传我党政策。 白沙解放的第二天，由重庆参加学运后回到白沙建立地下党支部的黎宗权等同志，率领部分“新青年”社员一起到白沙“荣通”商号，和从重庆市省教院回白沙的新青年负责人熊相贤、民生公司廖希台等同志商议。为了安定民心，使群众了解党的政策，成立了“返沙同学会”，由黎宗权任主席。会上决定发动白沙各中学学生宣传解放军进城布告。会后立即行动，首先把城内白沙女中、江津师范、修平中学、至德中学等校学生发动起来，逐步扩大到城外的聚奎、新本，然后从中学到小学，分成了若干宣传小组，以扭秧歌、教唱革命歌曲等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宣传，很受群众欢迎。

当时有一个进步群众拿出一饼洋纱变价买了一令纸，油印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结合文中内容，进一步宣传广大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反动阶级进行专政的性质，消除了白沙工商业者、小资产阶级的顾虑。他们照常开门营业，各得其所。以后又深入到工厂、码头，组织白沙“新运纺织厂”和码头工人学习，向他们讲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在党的领导下，树立当家作主的思想。这就为后来组织一批青年学生参加征粮训练班和学校成立学生会、建团建队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参加宣传的学生，部分人后来成为第一批团员和学生会领导骨干。以后不少的白沙码头工人、织布工人成为后来的武装队员或民主建政时期的领导骨干。总之，当时的“返沙同学会”从解放的第二天起，到白沙区人民政府成立为止这段时间，对安定社会、稳定人心，并为政府成立后能顺利开展工作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创办《白沙新人民报》。 白沙刚一解放，为了及时了解解放军新闻及宣传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由白沙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利用一台收音机，办起了从油印到石印的小报。当时白沙《新人民报》发行人是董天元，总编辑是卓绿波、熊相贤，编印缮写卞伯中、何熙燎、吴贵克，采访有张正昌、刘坤载、程济昌、龚培艺、杨洪勋。

由于反动阶级长期造谣惑众，解放初期更是谣言四起，《新人民报》不仅起着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的作用，还成了辟谣的有力工具。当时米商、盐商乘机抬高市价，兴风作浪。区人民政府运用这张报纸作舆论工具，打击奸商，逼使违法商人在《新人民报》上公开登报检讨。在土匪暴动期间，区长赵继和亲自为报纸撰稿，并将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通过报纸广泛印发土匪出没地区。

《白沙新人民报》宣传内容，开始时主要是收听新华社广播，转载全国消息，偶尔载一点地方消息。后来地方新闻加大，还有评论之类的短文。地方消息来源主要是县、区会议精神。这张报纸起到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该报大约办了几百期，约两三个月后，因县府奉川东区党委关于县级一般不办报的指示，此报才停办。

白沙的接管与政权的建立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白沙解放。十二月上旬，西南服务团的部份同志由重庆分发到江津。十二月中旬，白沙镇派地下党员吴子哲去江津县委，迎接南下干部，当时还派了刘崇明参加，由他负责社会秩序和干部的安全工作。

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到达白沙后，同地下党举行第一次会师会议，依靠地下党的力量，首先抓了接管工作，委派南下干部赵继和、地下党吴子哲、卓绿波、万金富等同志，接管了国民党江津县第三区署、白沙镇中队、警察所等行政机关，接收了旧区署的办公室、文书档案、财产、物资、区署全部人员。接收的国民党区署人员，由政府作了妥善安置。除区长彭盛春和其他几人要求遣返外，愿留下的有区署指导员、电话员、炊事员等四人，按县委指示，继续留用。

接管区署以后，江津县长赵一川立即颁发成立区政府的布告，于十二月底在白沙镇成立江津县第五区人民政府，由赵继和担任首任区长，直辖白沙、三口、塘河、几子、永兴等五个乡镇。从此白沙人民政权诞生了。

当时区人民政府的工作，由卓绿波担任区政府文书，宋乃宁分管工商，吴子哲分管文教，丁维良分管医药卫生包括私人开业等工作。区政府成立后，立即开始征粮、剿匪，继续完成接管工作。其时江津已成立接管委员会，由区政府派龚培艺接管新运纺织厂，以后派李国田担任军代表；由何选能接管江津县田粮管理处白沙仓库，以后派侯玉堂担任军代表、粮仓主任；由董天元接管电信局，以后派谢治国担任军代表；由县直接派陈石夫接管江津师范。

白沙是一个经济文化重镇，为米粮、盐业和农副产品集散市场，又是工业品交换贸易中心。根据这些特点，在解放初期，川东行署、壁山地委十分重视白沙镇的工作，特设不同于一般区级的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以适应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

在政治设施方面，于一九五〇年春成立白沙公安分局，由丁风岚任局长。当时还吸收国民党警察所的两个班共二十余人，以扩充公安分局人员，并配备党团骨干，加强领导，担负维持地方治安的任务。于一九五一年成立白沙水上公安分局，由陶翠勋担任局长。

在经济设施方面，一九五〇年春，白沙成立粮食公司、百货公司、盐业公司、人民银行白沙支行，并派国家干部担任公司领导，加强企业的经营管理。粮食公司由严亚传担任经理，百货公司由王幼文担任经理，盐业公司由马荣康担任经理，人民银行由蒋蕴帆担任行长。

白沙人民庆祝解放

为了欢庆白沙的解放，迎接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于一九五〇年元旦在江津师范广场召开了数千人大会，庆祝解放。县委书记卢云亭同志亲临参加，并作了报告。区长赵继和同志也代表区人民政府讲了话。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重庆《新华日报》作了报道。

在江津师范广场集合后，各工厂、农民、学校、工商各界、城镇居民都纷纷走向街头，手执小旗，欢呼歌唱，游行庆祝。在游行队伍中人们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的歌声，“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欢迎解放军”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白沙人民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

一九八六年一月廿三日

白沙建置沿革

（白沙镇志编写小组）

北宋元丰年间，江津县所辖区域分为七乡十四镇。据《元丰九域志》载：“江津州南一百二十里，七乡。汉东、伏市、白沙、长沙、圣钟、石羊、玉栏、灵感、石鼓、沙溪、仙池、平滩、石洞、三追十四镇。”白沙属十四镇之一。自北宋元丰年间开始建镇。

明洪武四年，江津县境所辖区域分为八乡三十八里。白沙属思善乡，乡以下设思善、南锋、人高、白沙、碓溪五里。明代设置白沙里。

清初，县属地编为笋溪、杜市、思善三里，白沙属笋溪里。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年），每里分编四单，全县共编十二单，后改称十二都，白沙属置十一都，都的治所设白沙场。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沿袭清代都团制，白沙镇仍恢复十一都，下设十一个团，每团下设十个甲，甲以下设十个排。所辖范围：一团和十一团属白沙镇内，二团属几子场，三团属三口场，四团属鹅公场，五团属毗罗场，六团属永兴场，七团属阳岩庙，八团属老牌坊，九团属人高山，十团属高屋基。十一都办事处设在白沙镇内城防局。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撤销都团制，江津县改设十三个区。白沙镇属十一区，所辖范围即白沙镇所属场镇。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分区设署。江津全县设立五个区。在白沙设第三区署，辖八政乡、十全镇、白沙镇和驴溪实验乡。白沙镇仍辖三口场、几子场、鹅公场、永兴场、毗罗场。

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实行联保制度。白沙镇将原所辖三口、几子、鹅公、永兴、毗罗等处划归各地建立联保，仅有白沙场与永兴场、高屋基三处合并，建立白沙联保办事处，办公地址设在白沙镇南华庙。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白沙镇分设驴溪实验乡。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撤销联保改组乡镇。县以下设五个区，三十个乡。白沙仍属第三区署。联保办事处撤销后，建立白沙镇公所。

民国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全县调整乡镇，整编保甲。县以下设五个区，六十八个乡镇。白沙仍属第三区署。白沙镇将原所辖的三口、几子、鹅公、永兴、毗罗等地区划出，分别建立三口乡、几子乡、永兴乡。白沙单独设立城乡合一的建置镇，镇公所设在南华庙。直辖城乡二十三个保，二百八十五甲，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白沙解放。

一九五〇年，全县划分十个区。在白沙建立江津县第五区人民政府，直辖白沙镇、三口乡、永兴乡、几子乡、塘河乡。

一九五一年，白沙改为第五区公所，直辖白沙镇、高屋乡。

一九五一年，江津县人民政府移治白沙镇，本镇为县城驻地。

一九五五年，江津县治仍迁回几江镇。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设置江津县白沙区人民政府，直辖白沙镇二十二个段及高屋乡、黑石乡、三口乡。

一九五六年，设置白沙镇人民政府，将高屋乡、黑石乡、三口乡划归永兴区管辖，本镇下辖十个居民委员会。

一九五八年，设置白沙镇人民委员会，仍辖十个居民委员会。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高屋乡划归白沙镇管辖。

一九六七年为“文革”时期，成立江津县白沙镇生产办公室。

一九七〇年，建立江津县白沙镇革命委员会。

一九八〇年，设置江津县白沙镇人民政府，下辖九个居民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六月九日

附：

三君从白沙还，应到黑石山，应到黑石山。看瀑最宜春雨后，听松常倚讲坛前。读书过几年，读书过几年。

四君从白沙还，应到驴溪湾，应到驴溪湾。茅店酒香倾客座，野塘花发压人肩。回首意如颠，回首意如颠。

（注： 此诗是白屋诗人吴芳吉作于一九二二年。）

在白沙教书的生活片断

碧野

一九四四年，我从巴县冷水场回到了重庆。我那时只在报刊上发表一点文章糊口。终于，诗人王亚平介绍我去江津教书。吃粉笔灰是当时穷文人的独一无二的出路。

学校在江津白沙镇十里外的红豆树。其实那也是一座地主庄园，在长江边上，有香楠耸天，四季花开。其间有一株红豆，所以这个庄园就起名叫“红豆树”。这“红豆树”是女子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所在地，收容着几百个从沦陷区来的流亡女青年。

“红豆树”有雅致的楼房，但学校分配给我住的却是一间茅屋。好在环境清幽，茅屋傍着那棵诗意盎然的红豆树，门前有一个湖，水绕湖心亭，湖边遍植翠柏和鲜花。

这是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我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写长篇小说。眼前虽是鲜花盛开，满园春色，但我写的却是“没有花”的“春天”。我不是在描写大自然的风光，而是在控诉当时黑暗的社会，诉说人民的贫苦和疾苦，揭露人间的丑恶和不平。

在旧社会，青年处处受到虐待。白沙女子师范学院附中的学生，她们大都是被爱国心所驱使，从沦陷区投奔到祖国大后方来的，但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温暖和照顾，反而伙食被克扣，处于半饥饿状态。在国统区有亲友的还能得到微薄的接济，有的举目无亲，在困苦中求学，连买支铅笔的钱也没有，就更说不上穿戴了。不少姑娘就是穿着缝缝补补的衣服过日子的。

我被聘为语文首席教员，教毕业班。学生对我都很好。我眼看姑娘们就要走出校门，投入社会，前途莫测，她们随时都有被豺狼吞噬的可能。为了祝愿她们走向战斗的道路，临别，我写了一篇散文，题为《奔流》，描写在黎明鸟的声声催促下，山涧汇入小溪，小溪汇入江河，江河汇入大海。以含蓄的笔调鼓励她们勇敢地走向新的生活。

学期结束，为了写完《没有花的春天》，我迟迟没有离校。等到我完成长篇之后，才带着几颗红洁晶莹的红豆离开了“红豆树”。

（节录《作家在重庆》碧野先生的《回忆与祝愿》一段。）

参加“戏剧巡回演出队”的片断回忆

彭邦桢

我因为无路可走，就权去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戏剧队作队员。这在我的生活历程上，又更添新的一页。当我写了无数条的抗战标语，又写了两个剧本，仿佛我的文艺已真起了一点作用！其实，我还以自己为耻，从不敢说我是军校毕业的。初来队上，由于我不谙环境，又不曾干过舞台工作，是会被大多数人所看不起的。现在我已毕竟不同。只是自己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要待上了滇缅公路之后再说。

记得在我们未出发之前，曾在昆明首演《野玫瑰》一剧。此剧甚获成功，报纸已有好评，而我所写的剧情也被刊出。介绍我们的剧队即将上滇缅公路作全线慰劳演出，一时就引起社会的注意。在出发之时，我已赢得一部分人对我心生好感，而我也较愉快一些。

说起《野玫瑰》，距今已有四十余年，我现在已不复记得剧中的详情和细节了。但对扮演“野玫瑰”这一女主角郎惠仙，和扮演剧中刘云樵这一男主角李文伟，在我却有强烈的印象的。郎惠仙在平常看来，并不艳丽逼人，只是温柔娴雅的中姿，但当她一上舞台，耀眼的玫瑰色旗袍一穿，卷曲的头发一做，脸上敷霜，唇上点红，珠光宝气一戴，并穿上楚楚的三寸高跟鞋，腰细腿匀，就已与台下判若两人了。仿佛她像美国女影星桃乐丝黛，脸上本来有些雀斑，一经化妆就什么都不见了，惟只见她在剧中的神韵与丰采。此剧名《野玫瑰》，而她即“野玫瑰”，这就可见她在戏中令人骚动的亮相。说来她就是演这一戏中我方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的“天字第一号”，是个敌伪的警察所长夫人。因她岂仅是演技好、台风好，就是她的一颦一笑也都很婉约动人，尤其当她演到高潮——声泪俱下的时候，她晶莹的泪水也当真会在她的眼里盈盈夺眶而出，直赢得观众为之扣紧心弦，并大呼精彩。

此外，李文伟给我的印象也佳。人说他在台下已很潇洒，当他上台又更见风流，仿佛他就像美国男星罗勃泰勒一样，演个出色当行的小生，就非他莫属。是因他在戏中与郎惠仙都演得双璧生辉的，而他就是扮演“野玫瑰”的旧日情人，也是我方的情报人员“天字十三号”。是以此中的剧情突出，暗潮丛生，而又有许多优秀的配角演出，就是他们敌我之间的冲突都各有特色，直到最后枪杀大奸大恶的警察所长为止。

关于此剧，不知陈铨是否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所写，或是出于杜撰，倒是此剧曾因我们演出之后，一直影响到重庆继我们之后演出，而后又曾拍成电影《天字第一号》。虽说这已是后事，但也可见我们当时演出的成功。

自演出成功后，我们就跟着结队出发了。这天早晨是一个晴天，昆明十月里的天气，依然都像是在春天里的。记得我们都已全换成新装：男着卡其米黄制服，女着西式衣裙，这在抗战期间，是最好的束装。我们约莫有十七个成员：队长高小文、导演老缪、演员郎惠仙、李文伟、冯德福、沈挺、侯鸣乔、胖子（由于我对此人嫌恶，已早忘记其名）、邢剑琛、王兰戈；装置祝克、灯光陈艺、化妆张遵骧、艺术周仁俊、宣传就由我这个外行来滥竽充数了。其实，每人还另有兼职，像舞台监督、前后台主任、剧务、服装、道具、提词等等，也都由全队人员临时活用。此外，还另有一个司机兼工友。

记得我们所乘的是一部全新的道奇卡车，银灰颜色，车光都璀璨发亮。当时团部主任黄仁霖，他有一个极魁伟的高度身材，人说他是个美国留学生。他除任主任一职外，还兼有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励志社的总干事等职。为此，他为我们举行茶会饯行和授旗，并以他所主管的这三个单位命名为“戏剧巡回宣传队”的红漆二十九个大字印在车身之上。他说我们此行的任务以宣慰滇缅路上的司机为主，要他们为抗战抢运物资、节省汽油；相机也在路上劳军，并宣慰沿线的机关和民众。他又说我们都是时代的青年，中华民族的儿女，为抗战服务，这是不可旁贷的使命！

当时我们一部车辆，十七个成员，如果只是带着行李坐车，这是绰有余裕的。但我们还须演两部戏，就得携两部戏的布景和道具等等。可说当时抗战是无难不克，这批联大与其他大专的青年组成的队伍，也自都有别出心裁的设计。我们曾把布景都制成布条的软景，使在车上不占位置；同时还把沙发制成木箱——合起来就是装软景与服装的箱子，拆开来就是沙发——早先就已做好座垫，而后就用红丝绒布包了起来，看来就是一套很堂皇的家具。所以我们能把车装好，两旁还留出空位坐人。也就是说，我们都以自己的行李代座，仿佛如坐软椅。除了队长当时该坐在驾驶室里外，其他队员就都是坐在车上的。

我们这支轻装简从的队伍，可说行动都相当别致。每逢黎明出发，一到下午到站就开始演出。记得我们一路曾经禄丰、楚雄、下关、保山、龙陵、芒市、遮放等地，首先就是到站向各处去贴标语，又贴海报，说我们今天已到了此地，准备当晚就在某处演出，无论任何人等都可前来看戏。

说来戏要上演，首先就得搭台。要知道当时滇缅路上的乡镇几乎都是没有戏院的，我们就得择个空地好准备演出。说起搭台也是我们的一个很新鲜的经验，一方面是需要地方上的合作，一方面也得我们自己亲自扎台和布景。这时别看我在队上并无甚么演出的责任，而我却能帮他们搭台，弄四根柱子一架，搭上木板，由我来攀上爬下，布上软景，挂上戏幕，你看这不就是一个戏台又是什么？因我当时身手矫健，能翻铁杠，又会跳木马，在军校学得的那些爬竿与攀墙的本事都可用得上。而且我还被人说我是个文兼武备的材料，在队上最是一把好手呢！

在这条路上，我们系以宣慰司机为主，故我们每到一站，每站也就有类似招待司机的服务站，司机到此可住，自然我们到此也就可住了。因此每站不仅都有宿舍，而且还有食堂，仿佛就像今日美国高速公路上沿途的汽车旅馆一样，而且收费低廉。据说这些服务站也都是属于我们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的，其招待的对象，也不仅是当时行政院西南运输的司机，其他军政人员也可到此住宿。不过，在这条线上，还是以司机为多。

当时的司机，也可算是时代的骄子，像是他们比其他各阶层的人还高。只要他们能有一车在手，有求于他们的人都可呼他们为老爷。只缘滇缅公路已是抗战唯一通往缅甸仰光的海口，无论任何外援物资都得赖这条公路运了进来。所以当时有成千上万的车辆都跑在这条线上，就赖他们运进军品，运进汽油，自然其中也包括一般的商车在内。它们也就是来此大做生意，进口一些舶来洋货。因此，这条路上也都万商云集，仿佛走在这条路上就大有黄金可赚。

记得当时的西南运输处曾隶属有许多运输大队，这面是从昆明黑林铺开来，那面就是从缅甸畹町回去，整天就像在路上风驰电掣与灰飞土扬一样。而司机只要一掌方向盘，一踩油门，这个天下就整个像是他们的。就事论事，司机们也确极辛苦，每日朝夕奔驰，餐风宿露，也真为当时的抗战作出了紧急运输的贡献。但也自有他们的好处，比如节余点汽油，比如私带点洋货，比如夹带几条黄鱼，这个就是他们最肥的进帐。说来他们这并非贪污，也非舞弊，而是时势造成，因而他们就此抖了起来。不管是吃也好、穿也好、玩也好，也都比人高了一级。在抗战时有许多人养不起家，可是司机们却可在昆明成家，又在下关纳妾的。所以当时在滇缅路上，他们也确曾流行着这样的四句口号说：

马达一响，黄金万两，
毂轮一转，放个县长也不干。

按当时的司机，也确是人才难求，他们像空军飞行员一样吃香。记得他们当时作个司机，虽不是在天上飞的，但也是在地上跑的。因此，他们也穿得讲究一些，有的也身穿皮夹克，脚穿半统靴子，头上缠着白绸围巾，看来也真像个不可一世的人物！

答彭邦桢先生

凌文远

谁将此意乞蜗庐，睡损斜方百叶图。
阁底云烟惊入梦，池中鸿雁乐呼奴。
蓬尘料应羞青史，白首何堪悔少孤。
航道冰消同一醉，烦君健笔写鹅湖。

归来难得尽名流，料理当筵酒半瓯。
黄鹤为楼堪独步，青春作伴忽丁忧。
每传胜事添诗债，却喜长天续雁邮。
多谢家书频问讯，一篇聊共女儿喉。

偷传心史又岷峨，悔向灵岩着意磨。
谁分故人深惋惜，终看奇气失蹉跎。
槎通碧海原多路，梦续红楼竟此歌。
日觉峰前同拱手，清明载酒说东坡。

一支烧折殿堂东，倚酒偏从月下逢。
红叶诗焚犹馥郁，胡麻饭熟最从容。
才人高踞神仙路，沽酒同忧魏晋风。
本是龙人相爱戴，何劳艺苑说传龙。

一次盛况空前的音乐大合唱——忆抗日战争时期白沙音乐月万人大合唱

陈思平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猖狂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们伟大祖国的锦绣山河和人民惨遭蹂躏。南京沦陷，武汉失守，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沦陷区的机关学校纷纷内迁。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重庆的学校亦相继向县乡疏散。因而，自一九三九年起，人口不过两万的川东商业重镇——江津县白沙镇，在短短的时间内，人口骤增至三万几千人，聚集着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审计部、战区教师服务团以及从大学、师范、中学、小学到幼儿园二十几所学校、学生近万人的文化重镇。

为了适应青年学生歌唱的需求，由一批热心音乐教育和音乐爱好者发起，于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日）在江津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操场，举行了一次盛况空前的音乐月万人大合唱。

那次大合唱，是以“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白沙音乐教育推进委员会”的名义主办的。参加大合唱的有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育部附设大学先修班、国立十七中学校校本部分部、国立十七中女初分部、国立女师学校附中、四川省立川东师范学校、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江津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江津县立白沙女中、私立聚奎中学、私立新本女中、私立修平中学和私立至德初级中学等十三所院校。我当时在川东师范学校读书，也参加了大会。

大会司令台（当时叫司令台）正中，悬挂着古琴形的大会会标，会标上书写着“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白沙音乐教育推进委员会主办、音乐月万人大合唱”。司令台的两边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百鸟争鸣群山翠”，下联是“万人齐唱满江红”。大会场的进口处扎有高大的牌楼，场中向四方拉线悬挂着无数三角形的五色旗，宛如欢庆佳节。近五千名学生穿着整齐的服装，在场中排列着整齐的队伍，会场四周围集着约二三千群众。白沙私立三楚小学的童子军，手持军棍，负责维持秩序。在大会司令台上就座的，除筹备委员会谢循初、卢前、吴伯超、阮叔平、吴子我、李滨荪、吴太仁、周希儒和其他成员及各学校负责人外，还有应邀莅会的荣誉军人伤兵补充团、白沙区署、白沙商会和文化机关的代表。

风和日丽，春意沁人。大会司仪江津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的教务主任游世华先生宣布开会。全场肃立，唱国歌，向国父孙中山先生遗像行最敬礼。主席敬读国父遗嘱后，大会主席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先生致开会词。教育部音教会代表和来宾代表在大会上分别对大合唱的隆重举行表示祝贺。

大合唱的总指挥是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系主任、著名音乐家吴伯超先生。伴奏是私立聚奎中学的军乐队，乐队指挥是聚奎中学的音乐教师刘珍年先生。合唱的歌曲共九支。在吴伯超先生奔放有力的指挥下，万人齐唱了《总理纪念歌》《精神总动员歌》和古曲《天下为公》。休息片刻后，高唱了《我们是民族的歌手》（谢冰心作词、吴伯超作曲）、《苏州河北岸》。当唱起古曲刘雪庵先生改作的岳武穆原词《满江红》时，“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壮志饥餐倭奴肉，笑谈渴饮倭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报祖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场热血腾沸，义愤填膺，场上爆发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随后唱了《国旗歌》、《青天白日满地红》，最后唱了名教授卢前先生作词、阮叔平先生谱曲、专为万人大合唱创作以赞誉白沙的《白沙镇歌》：

“白沙、白沙，川东的名区，文化的重镇。登黑石山巅，听长江奔腾。缓缓驴溪水，中有无限的和平。亲爱精诚，尽巩卫陪都的责任。”

“白沙、白沙，蔚有人文，建教完成，毋忘此歌声。”

大合唱录了音，大会还拍摄了一些精彩的新闻镜头，还函请当时《白沙周报》刊行特刊，以广宣传。

为了使大合唱成功，大合唱前，各校进行了教唱练习和分区练唱。大会会场设有茶水供应站、医疗救护站。大会的筹备组织工作是比较周详的。

举行那样盛况空前的万人大合唱，在旧中国的音乐史上还是创举，也是唯一的一次，更是抗日战争期间白沙的一次盛大集会。它在参加大会的每个人和白沙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沙镇歌》一时在白沙大众中互相传唱，历久不忘。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卅一日于江津师范

全川第一支学校乐队——江津聚奎中学管乐队

刘远年 古万全

江津聚奎中学乐队始建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由邓蟾秋先生捐赠银元三百元从法国进口西式雅乐器一套开始建队。到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邓蟾秋先生又捐一千二百元（银元），再增购管乐器。一九三九年秋，在周光午任校长期内又添购了一点乐器。先后计有乐器：小号穿伯提（Trombone）三支，短号割艾（Corneta）二支，双簧管（Oboe）一支，短笛（Piccolo）二支，单簧管（Clarinetto）三支，阿尔朵（Alto）二支，长号费本（Trombone）二支，次中音号把李东三支，怀抱倍司（Contrabasso）一支，法兰西圆盘号二支，大鼓一个，小鼓两个……总计二十多件。这样，乐队的乐器就比较完备了。

聚奎学校乐队成立以后，专派学生周一堂自费去重庆大溪沟孤儿院学习军乐，接受德国乐师的训练，回校后再传授给队员。陈生三（又名方联）老师随着学吹，后来就任教练；继后由刘珍年老师任教练，以后由在校音乐老师作指导。现大足县侨联负责人吴仕礼，当年就曾作过指导。乐队的队员是自愿参加，先后参加乐队者有几十人。在抗日战争时是乐队的极盛时期。现仅回忆得起的队员有：周一堂（聚奎小学二十四班学生，是乐队的第一代号手，现任宜宾市政协副主席）、吴汉骧（吹小号，担任过乐队队长）、代世尧（吹大号倍司）、曹泽咸、张玉应（第二）、王维新（阿尔朵）、张永林、罗春孝（圆号法兰西）、刘受百（短号割艾）、冉才禄（小号穿百提）、陈自强（小鼓）、邱焕纯（大鼓），此外还有张明禄、黄遬泽（黄德毅校长的儿子）、付怀生、张应运、陈齐正（地理教师陈光鲁的儿子）等。

乐队队员学习的时间是每天早晨比一般同学早起床半小时，在校外松林中练习；每天晚饭后就在校门内的操场里边吹奏，边练习步伐，以便出外参加各种活动时能起到“壮军威”的作用。训练期间，每天早上每一个队员可领得生鸡蛋二枚，以资营养。一九四〇年暑假中，聚奎乐队的队员曾携带乐器到泸州杨森部队的乐队里去学习军乐理论技术，整整学习了一个夏天。

聚奎管乐队的成立，在四川的中学中乃至全国的中学中都是罕见的。在一所中学里有了乐队，校风、校纪、校容均会受到好的影响。例如每天升降旗时就要唱、奏国歌和校歌，它能增强同学爱国家爱集体的思想感情。在白沙参加各种活动、游行，乐队走在前面，指挥老师拿着一根指挥棍又走在乐队的最前面，队员必须看着他的指挥棍的信号才能吹奏。指挥棍上涂有各种颜色，他的手按在指挥棍上的那一节上就暗示队员要吹奏那一首曲调。游行的同学们能听其音而行动一致，闻其音而步伐整齐，很有节奏感、自豪感。

抗日期中，白沙的大小集会，乐队必定参加。在街上游行时，群众夹道观看，情绪激动；同学们走在队伍里自然精神焕发，显出威仪。乐队曾到江津县城去参加全县的运动大会。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三区运动会（即十县运动会）在永川召开，聚奎乐队也应邀参加助兴。这次运动会聚奎小学获得第一名。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吴汉骧老师在江津结婚，陈生三先生叫乐队去他家助兴。结婚那天，在江津公园礼堂举行婚礼，邓缡仙先生亲自参加并作证婚人。由于有乐队参加，吴汉骧老师的婚礼之热闹在江津也是空前的，起到了宣传新式结婚、转移坐花轿等旧式繁缛仪式的作用。

一九四一年，正值抗战高潮中，全国音乐家协会在白沙组织了一次“万人大合唱”，演唱抗战歌曲，激励抗战情绪。这次万人大合唱在江津师范学校大操场举行，有十三所大、中学校同学参加合唱。笔者二人也是参加者之一。据回忆，万人大合唱是聚奎乐队作伴奏，合唱的总指挥是留学专攻作曲理论和指挥的音乐家、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吴伯超教授，乐队的指挥是刘珍年老师。这次万人大合唱，演唱了十首歌曲，其中有《白沙镇镇歌》、《义勇军进行曲》（即今国歌）及抗日救亡等歌曲。当时，演唱几首歌曲后，随即播放当时所灌的录音唱片，在场的学生听后无不欣喜若狂。这次万人大合唱，增强了同学们的抗日爱国之情。

由于当时全川无任何一所大中小学成立有乐队，所以聚奎的乐队无论走到何处，均出尽风头，为聚奎学校增添了光彩。聚奎乐队在聚奎的音乐史上是值得歌颂的，它在江津乃至四川的学校历史上也是有影响的，它对培养祖国的音乐爱好者是有功绩的。到一九四七年乐队仍然存在。解放后因江津师范有音乐班，就将全部乐器移交给他们，到“文革”期间就全部散失和毁坏了。

（根据当时乐队指导刘珍年及队员刘受百、吴汉骧、邱焕纯等同志回忆写成。）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解放前江津县工人运动和工会史略

县总工会 万金富

江津县地处长江上游，靠近重庆市区。境内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交通运输便利，文化历史悠久，市场繁荣，手工业发达。棉、麻布、棕丝、猪鬃、土陶、烧酒、盐锅均享有盛名。麻布畅销国内外，远及朝鲜、暹罗、南洋各地；猪鬃和棕丝远销英国、日本。

近代工业始于清末。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县人冉国恩集资创办建膛工厂，次年投产，首用机器生产罐头二十一个品种、果酒十六个品种及石印图书。产品优良，曾获得四川劝业会等部门的优质奖牌，清政府豁免厘税五年，以资鼓励。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五月，县府首次统计，全县有工业（含手工业工场）三十个行业，六百九十一厂户，雇用工人七千六百一十九人；商业店号四百九十三家，雇用工人约一千余人；学校二百零三所，教职工七百五十余人；船工、苦力（搬运）约一千五百余人。全县有各业工人一万余人。

江津工人阶级形成于清末，成长于民国初期。在一九一一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五年反对袁世凯称帝和与日本订立“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中，都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职员工为代表积极参加，广大劳工群众处于从属地位。但因参加示威游行等活动，受到一些阶级觉悟启蒙教育。尤以“五四”爱国运动后，马列主义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影响，给江津工人阶级以极大的鼓舞。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四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一九二五年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左派）成立，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等。在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教育下，江津工人阶级才逐步成长起来，形成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掀起工人运动，成立革命工会。

“五四”爱国运动后

江津有觉悟的先进青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全县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有四十多人，不少人后来参加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骨干。县人曾凡觉（江津三口乡人）一九二一年去成都高师读书，参加了吴玉章、杨闇公、王右木等人组织的“马列主义讲座”，回县后积极传播革命思想。一九二五年参加了国民党江津党部（左派）的成立并任常委。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青年部长童庸生（巴县人，共产党员、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来江津中学任教员，和曾凡觉一起举办“星期讲座”，吸收学生参加，在社会青年和工人中举办“平民学社”和“励学读书会”等，宣传马列主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并发动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增强自身力量。不久，秘密发展了共青团员并成立了支部。

同年十一月，江津靴鞋工人在万寿亭（今江津印刷厂处）召开工人大会，成立江津县第一个工会——江津靴鞋职工会。杨巨川任主席，徐炳辉、罗宴清、陈仿周、邱世江为委员，发展会员四十多人。同年十二月，江津县共产党支部秘密成立，曾凡觉任书记（共产党支部未公开，以下称地下党，公开活动是国民党江津县“左派”党部），并在国民党江津县“左派”党部内设工人部，由李绍平等人负责。

一九二七年二月，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江津工人代表在万寿亭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江津县总工会。周复贤任主席，杨巨川、谢海洲、彭国治、许远秋等为委员。总工会积极开展活动，在城区码头工人、水木工人中组织学习，酝酿成立工会。

同年三月（农历二月初二日），白沙镇棕丝力工人，在地下党程明海的发动下，宣告成立工会并发表宣言：

“来，来，来，劳动的兄弟们，快快觉悟起来，提高我们的生活，尊崇我们的资格，大家结一个团体进行工作。想从前，做官的人，读书的人，才算贵重。若我辈工人，视为手艺，异常轻贱。那知一般人民的衣食住三项，全赖我们工人帮助。社会没得工人，就要缺衣食住三项了，人民就不能生活。象这样看来，我们工人，还不可轻视呢！现在国民政府成立，解放工人，已有一线生路。但是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力工等，全靠劳动生活，都被资本家压迫。象这棕丝一项，原为我国出口的大宗。我们工作，这工资非取之于资本家，实取之于帝国主义者。应提高我们的生活，尊崇我们的资格。既要提高我们的生活，尊重我们的资格，我们应团结起来，成立一个工会。成立什么工会？就是白沙镇棕丝力工会。会员约到一百余名，现在照章选举职务人员，随即开会讨论本会章程，呈报县党部备案，努力进行工作。用特宣言，俾众周知。

中华民国十六年农历二月初二日宣言”

（这份宣言书，现尚存四川省革命史博物馆内。）

工会成立时，推选金占彪任主席，朱银洲、张金山、张雨清、雍占彪、刘长江、邓合林、傅绍林、袁海州、朱肇昆、樊炳和等为委员，当即发展会员一百多人，并向国民党江津县（左派）党部备案。

初试锋芒，工会维护工人利益

江津县靴鞋工会成立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工会通过三条决议：一、规定工作时间（每天工作八小时）；二、规定工人月薪（即提高工人工资）；三、招雇和解雇工人，均需经过工会登记，保障工人工作权利。靴鞋职工会通过决议后，和资方老板交涉。在当时国共合作的形势下，达成了协议，双方共同遵守。行单如下：

靴鞋工会同鞋帮同业会公议行单：

针缝：每天上药皮底六双，工价二分八；各黄皮底六双，工价二分；药皮上一道圈六双，工价三分；各黄皮上一道圈三双，工价六分。

缝梁：每天花三梁雍鞋（全的）十六双，工价八分；各样双梁（全的）四双，工价八分；各样捶根子三十双，工价二分。

上刀：每天裁药皮（单皮）十双，工价一分五；水黄皮（单皮）十二双，工价一分二；二寸钉鞋、盖板，每天裁十双，工价一分八；修各样底工作五分。

排鞋：每天单夹药皮八双，工价二分；单夹水黄皮十二双，工价一分五。

剪帮：每天花纹直贡呢、各样毛呢操鞋十二双，工价二分；羽缎绒布雍鞋、各色细扎色十五双，工价一分六；其余官帽呢，照二分加对。如帮捆账者（即帮月工不计件）每月三元起码，主客二家面议，批簿立帐。

以上各照行单，不得私涨私跌。

其中月薪问题，当时实行计件工资。工会派出了三人代表，同鞋帮同业会谈判，除帮捆账的工人规定起码月薪外，普遍提高了工会的工价，维护了工人利益。后来资方说是被工会压迫提高的工价。

国民党右派反共，江津工人开展斗争

正当江津工人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国民党四川省（左派）党部在重庆打枪坝召开万人大会，反对英国炮轰南京、万县。事前蒋介石秘派代表与四川军阀勾结，在万人大会上，军阀王方舟（城防司令）派兵镇压，当场死伤四五百人，是为有名的“三·三一”惨案。消息传来，四月初，白沙棕丝力工会举行声援集会，并游行示威，反对军阀制造“三·三一”惨案的血腥罪行，声援被镇压的革命群众。

江津靴鞋职工会在四月初借资本家辞退工人陈树清、杨正邦、伍银通三人出厂一事，决定罢工并向全国发表宣言：

“各界同胞们：我们江津靴鞋工人，为增加自身力量，为求得自身利益，为解放自身的痛苦，所以在去年，我们同业工友，才把靴鞋职工会正式成立了。我们的同胞们，这是何等光荣啊！可是，我们组织这个会的动机和始意，只想怎样增加我们的力量，怎样求得我们的利益和怎样解除我们的痛苦的这方面进行罢了，决不代有其他色彩，更不能动辄说罢工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竟致罢工了，竟致毅然绝然地罢工了。同胞们呵！须知我们这次罢工，是迫不得已，而且是出于忍无可忍的事情的。因为他们店主，乘着此次重庆惨案，恐怖及于江津，以为江津暂时是没有人援助我们的，所以就无理地把我们开除了——不说明开除的理由。我们处在这生活程度薪桂米珠的现状之下，自不能不征求他们开除的原因。所以在这一点，还望大家一致声援和主张公道，则不胜感戴之致！

江津靴鞋职工会全体人员启。”

靴鞋工会罢工后，鞋商代表杨锡州等人于四月初九日分别向县商会和县署控告，请求说：“为纠众罢工，扰乱秩序，呈请作主讯究。去年工会成立以后，压迫增加工价，曾开会由工人选举代表三人，同民帮议价，议决后照章呈请商会转呈县署批准。今年照章加价，未满两月，工人又欲加价，说增加工价之权应由工人掌握，致未应允，遭受怀恨。现在工人首领杨巨川、余炳辉、罗晏清、陈仿周、邱世江等以陈树清、杨正帮、伍银通等借故出铺，向他们捏造称说商民等有重庆惨案、轻视工人之语，致纠合全体工人，印刷宣言罢工，并口斥说，正在勒迫工人出金（即出钱）集会，与商民等为难。工人在铺作工，即必拉罚主人，学徒作工，一概不准。似此举动，显有纠众阻遏民等谋生的路，恐惧万分，请传讯作主，以维秩序”等语。

四月十八日，县知事张瑶函知商会调查本案的原因和事实情况，以便处理。商会于四月二十五日召集劳资双方，邀请国民党（左派）党部工人部代表李绍平、总工会代表许秋远、彭国治、学联代表张廷熙、皮相贤等参加，讯明双方，得知出于误会（工人自愿辞退并非开除），作如下调解办法解决：一、店主同意各工人一体复工，以后开除工人及工人辞退，须得双方许可；二、此次停工，双方均受损失，两作罢论；三、以后参加游行耽搁，准照特别请假不扣伙食。经大众通过一致赞成。五月三日，商会函复销案，罢工调解结束。

右派叛变革命，工人运动遭到镇压

一九二七年继“三·三一”重庆惨案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惨案，大肆镇压革命运动，逮捕共产党人，叛变国民革命，与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分裂。七月，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叛变革命，与蒋介石实行合作，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江津国民党右派活动猖獗，以郑重为首，妄图接收中山中学（中山中学地址万寿亭，国民党左派所办，又是国民党左派党部所在地）未遂，学校停办，学生转学。十月间，国民党右派勾结军阀，大肆逮捕左派和共产党人，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地下党曾凡觉、喻林祥、马若书、杨进宇，总工会杨巨川、谢海州，学联张廷熙等人均被逮捕关押审讯。杨巨川、谢海州等被关押十余日保释出狱。革命工会被勒令解散，白色恐怖笼罩江津。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公开的工会遭到镇压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转入地下活动，建立秘密的工会组织。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李市秘密工人协会成立，负责人漆清书（共产党员），发展会员四十多人。一九二九年春，德感驼运工会秘密成立，主席陈宝霖，发展会员十多人。同年秋，地下县委派袁德培、刘典初、杨仲威三人秘密成立煤厂工运小组，通过驼运工会陈宝霖与各煤厂运煤的熟人关系，介绍袁培德化名李孝春去陆家山煤矿当址水工，刘典初化名刘祥去关门石煤厂当拖煤工，杨仲威化名陈三去秀林寺煤厂当打风工。在生意中，以交朋友、拜把子拉关系启发教育，发动培养工人。秘密成立了三个煤厂工会：陆家山煤厂有工人一百三十多人，工会主席李闯，发展会员一百零四人；关门石煤厂有工人一百余人，工会主席刘廉（又名刘大尧），发展会员五十多人；秀林寺煤矿有工人三百人左右，工会主席赵子龙，发展会员二百余人。

一九三〇年春，几江丝厂工会秘密成立，负责人蹇三群（女共产党员），发展会员五十多人，分三个工会小组。同年城内帽鞋工会秘密成立，负责人刘天裴（共产党员，又名刘树培），发展会员十多人。

秘密工会以群众自发的面目出现，继续进行着斗争。一九二九年冬，江津警察队进驻李市场，估吃霸赊，买菜不给钱或少给钱。李市场秘密工人工会为主，发动市民和菜农进行驱逐警察队的斗争，连乞丐都发动起来向警察索回被他们打烂的沙锅，把警察队驱逐出了李市场。

一九三〇年春，陆家山、关门石、秀林寺三个煤厂秘密工会发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向厂方交涉。厂方老板不答应，秘密工会在讨论后提出：一、增加工人工资；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度；三、改善工人生活，创办劳工福利；四、不打骂工人；五、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六、要求合法成立工会；七、不经工会同意不得开除工人；八、罢工是合法行为等八项要求。先个别厂举行罢工，后来三个厂举行联合大罢工，贴标语，喊口号，排队游行示威。煤厂不生产煤，资本家无煤付给买主，就没有经济收入；工人领不到工资，家中无米下锅。老板报请县府派兵镇压，每个厂驻进一个连队，勒令工人复工，曾发生过几次小冲突。工人坚持罢工，诉说工作上的艰苦辛劳、生活上的饥寒交迫。士兵们看了工人们的劳动现场，非常感动。又经过驻军内党的积极活动（当时军队正在酝酿起义），争取士兵们的同情和支持。罢工经过一个多月，迫使资方接受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在左倾路线指导下起义失败，工人运动再次遭到镇压

一九三〇年，在党的“左”倾路线指导下，上级派人来江津，配合地下党和驻军内部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准备起义成功，夺取重庆等大城市。在驻军主要领导人（张清平副师长兼旅长，共产党员）因事赴蓉，而敌人已有觉察、加强戒备的情况下，九月三日乃匆忙发动武装起义，浴血奋战一个晚上，起义失败，牺牲几十名革命士兵。地下共产党再次遭到镇压，地下县委大部分成员（包括领导工运的委员陈龙霖）被捕（陈龙霖后来叛变革命）。工人运动再次遭到镇压，有的地下党员转移，有的撤走，秘密工会失去了党的领导，自动停止了活动，有的干脆解散。

一九三一年，上级党派马绍援来江津，重组县委，清理群众组织，只有几江丝厂秘密工会还存在，会员已由五十多人减少到十多人，很少活动。李市秘密工人协会亦停止活动。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红军长征到贵州前夕，李市地下党组织武装起义，配合红军长征，不慎暴露，派去指挥起义的彭国清被捕枪杀，地下党撤离。秘密工会失去领导，江津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清共委员会到处捕人。因之，秘密工会组织完全停止了活动。

白色工会在国民党的操纵下变成了资本家的喇叭狗，更加残酷地压迫工人。经过无产阶级教育的原秘密工会工人，虽无组织领导，仍各自隻身与资本家及其走狗作不懈的斗争，直到一九四九年江津解放。

一、江津陶瓷工业的变化

王钦永

本县生产的陶瓷，从清代起，陶瓷品中的大酒缸运销长江、嘉陵江和沱江流域；瓷产品中的土碗、碟、盘和杂件，运销川西、川南并远至云南省昭通等地区（载清光绪三十二年《江津县乡土志》卷四）。民国时期在省内外都有较大市场（载民国十二年《江津县志·实业志》）。解放以后，销至省内三分之一的地区和贵州省边区，故被誉为“陶瓷之乡”。

县境内的陶瓷生产始于何时，史无可考。1980年12月，重庆市博物馆文物普查组在我县的支坪公社胜利大队五生产队王爷庙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土一座东汉初期的砖石墓中，有殉葬的陶猪、陶狗、陶罐、陶房、陶井等。这些陶制品如果是本县先民生产，陶器生产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瓷器的生产，据前人有关零星记载，真武乡的沙湾、碑槽乡的大岩等地，生产碗的历史有一百三十至一百八十年左右。按此推算，本县生产土碗当起于清代乾隆年间。

生产陶瓷产品的原料：制陶为粘土和褐色页岩，在各山脚的周围，储量比平坝地区为多；生产瓷器为软质石英砂石。石英砂石本县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长江以北的花果山（碑槽）、温塘峡（华盖槽）、长江以南的观音峡（龙门槽）和石龙峡等背斜的山上，均有极为丰富的储量。

清代和民国时期，县人先后在花果山南段东麓的黑炭沟、磨峡口（属秦家乡）、郭家沟、涧槽沟（属碑槽乡）一带；在温塘峡南段东、西麓的长冲、油溪、和爱、德感至双溪乡所辖境内；在观音峡南段东、西麓的青泊至珞璜等五个乡所属的山脚地方；在石龙峡蔡家、龙吟乡管的狭脑上、清水口等地设厂生产。

清代至今，陶器产品的釉料多用长江洪水后沉积的潮泥，潮泥釉表面光平，烧成后色泽优美。瓷器的釉料为植物釉，用谷壳灰加石灰等制成。绘画颜料为蓝色氧化钴，解放前主要靠进口，绘画图案为花草与鱼类。

生产粗陶粗瓷的设备，手工生产阶段较为简单：挖粘土和页岩用锄和钢钎，制粘土泥用人力踩，制页岩泥改为用机压成型和烧成，同于瓷器的工艺：采石英砂石用鹰嘴锄，粉碎用水冲石碓，白泥沉淀池挖地筑成，成型（制坯）用石制人力车盘，碗窑用粘土打成泥砖干后砌成。手工生产陶器的时间，各工种均长，特别是瓷的成型工人，每天的工时为十一小时左右才能完成当天的工作量，因当天生产的坯件需掌握好干湿度进行挖底清坯。过去成型工人的说法：“脸朝黄土背朝天，手执棍子搞车盘，天明起床把活干，睡眠要在三更间。”

解放前，陶瓷生产的品种：陶器产品分为工业、民用两类，工业陶主要为装酒用的大缸，民用陶为缸、钵、坛、壶、罐和灯烛台等杂品；瓷器产品主要为大、中饭碗，次为罐、碟、杯、盘、鱼钵和调羹等生活用具，有敬神祭祀用的香炉和灯、烛台等杂品。解放后，停止了香炉、烛灯台的生产。

本县生产的碗，民国时期在外地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油溪镇平板桥生产的“清水”碗，声音清脆、色泽有光，川西、川南的碗商愿增价购买。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七星镇地区生产的青花土瓷碗，曾送四川省劝业会展出。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恒盛碗厂生产的土碗也送成都市青羊宫参加四川省举办的物产竞赛会展览。

解放后，各碗厂在1956-1957年和1963-1965年生产的碗，质地优良，釉料和绘画的色彩均是历史上粗瓷产品的最好时期，受到了广大消费者欢迎，为省、县供销社经营部门包销。

本县的陶瓷工业，清代时期已初具规模，民国时期有两次起落，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中期和六十年代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有更大的发展，七十年代起，由粗瓷转为生产普瓷和细瓷。

清代的陶器，年产大酒缸一万口左右，瓷器产量无统计资料。据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江津县乡土志》记载的销售价值推算，年产土碗有一万四千至一万七千挑。

民国二至二十二年（公元1913-1933年）中，是军阀割据时期。在此期间，由于军阀混战，预征各种税捐，给工商业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陶瓷工业不可能有大的发展。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以后，土碗厂有了恢复。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四月，据江津县政府统计，土碗年产量为一万九千挑（每挑大碗二十付，二碗三十付，每付十个），按大、中碗综合计算，碗的产量为四百七十五万个，加碟、盘等杂品，合计为五百至五百五十万件。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十一月，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以后，城市人口大增，日机轰炸频繁，来我县的人也日益增多，由于人口的增长，促进了陶瓷工业的发展。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据江津县政府统计，年产土碗上升为三万挑，综合杂品计算，产量近一千万件。顺江乡青石尾的桑渝瓷厂，不仅生产优质粗瓷（改良瓷），还生产少量普瓷运重庆销售。

抗日战争胜利后，县境内的粗瓷厂由四十多家减为1949年的二十三家，产量也降为一百七十一万件，是清代晚期和民国以来的最少时期。

解放以后，1950年登记的碗厂有32家。经公私合营等调整，1955年，继续经营和恢复的土碗厂有15家。这15家私营碗厂于1955-1956年组建为公私合营油溪、翕和、五福、仁沱、建新、龙吟等六家碗厂和油溪、永胜、双龙、苗儿沱四家土陶厂。各公私合营碗厂和县属国营的珞璜瓷厂、德感碗厂，1956年的粗瓷产量达1,150万件，1957年上升为1,527万件，产量和质量都是历史上较高、较好的一年。

1958年下半年大办钢铁，交通方便的陶瓷厂从四季度起，为了服从钢铁生产需要，改为耐火砖和陶瓷管的生产，碗的生产大量减少，质量也大大降低，本县供应紧张，川西凭票购买。1959年下半年压缩耐火砖生产后，陶瓷产量又才逐步增加。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土陶厂恢复陶器产品的生产，土碗和杂品1963-1965年平均产量恢复为年产1,451万件，质量是历史上最好的几年。珞璜瓷厂生产的改良碗，釉料洁白、绘画认真、色彩鲜艳，在县内外均有好的销售市场。

“文化大革命”期间，增加了生产设备，但产量却大幅度减少。1974年，产量减少为704万件，是解放以后建立国营企业以来产量最少的一年。1967至1976年的十年中，平均年产量减少为1,170万件，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平均年产量减少24.01%。

在六十年代期间，对交通不便的陶瓷企业进行调整。大办钢铁后，凡山区烧窑用柴的企业，因燃料收购困难，于1964年底前先后撤并了翕和、永安、双河、龙吟等碗厂和双龙土陶厂及两个生产车间。为了增加陶瓷生产，在长江沿线的陶瓷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原为手工生产的工种部分改为机械和半机械生产，人力制泥、成型，结束了水冲碓和手搞车盘的工艺。生产效率有了提高，生产工人的生产时间有所减少，但生产费用也有增加，生产成本相应上升。

珞璜瓷厂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从1973年起，全部改为生产普瓷和细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普、细瓷的珞璜瓷厂系统地进行技术改造，生产厂房作了全面调整，调整后的厂房不仅厂容为之一新，且生产流程更为合理，减少了迂回运转，提高了余热利用。制泥车间由干式作业改为了湿式作业，保护工人的身体健康，现已拥有干、湿式轮碾机、球磨机、泥浆泵、压滤机、炼泥和真空炼泥机等主要设备29台；成型车间由单人单机改为链式干燥机生产，除特大的顶二碗用滚压机成型外，三大、戈汤（饭碗）、宫碗均由链干机生产；烧成车间的每座倒焰窑，容积平均扩大为70-80立方米；彩绘车间的烘花窑增为两条，原来的印花改为贴花，使单一的蓝色变成人物和五颜六色的花卉，增加了美观的色彩。各车间的配套生产能力已达年产普、细瓷一千万件。新建的隧道窑，设计能力为年产一千万件，1985年12月中旬已投入生产。

珞璜瓷厂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普瓷，次为细瓷。普瓷产品全为顶二大碗、三大碗和饭碗，细瓷为宫碗、茶、酒具和工艺美术品。美术品的品种，有人物、禽、兽、鱼类等六十多种，最受群众欢迎和批量生产的有：大小罗汉和五子罗汉、各型观音、寿星、母子鹿、七品芝麻官和人物衣钩等。1981-1982年，将罗汉等多种工艺美术品送广州交易会展出。1982年省主管厅赴日本考察时，带去了“七品芝麻官”作为礼品。由于这些产品造型逼真、千姿百态，曾受到省市的多次奖励。1979年，普瓷三大碗，在全省一轻工业系统中评比，名列前茅，评为第一；工艺美术品的造型，在全国商业订货会上，也被誉为佳品。

适应生产条件变化，再次对陶瓷工业进行调整。各粗陶、粗瓷厂，因生产时间较长，矿山采区延伸，运费增加，劳保福利费用大增，燃料费用价格调高，使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致使企业长期亏损。1984-1985年，除保留德感碗厂外，茨坝、顺江、油溪陶瓷厂和苗儿沱土陶车间予以关停。

陶瓷工业经两次调整的变化：粗陶的民用产品在国营企业调整后转为分散的乡办企业生产，更加方便群众就近、就地购买生活用陶。粗瓷厂调减后，大幅度增加了普、细瓷的生产，珞璜瓷厂改造后，在年产普细瓷一千万件的基础上还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调减厂所产的粗瓷量完全可由珞璜瓷厂增加的产量来弥补，且在质量上更加符合城乡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要求。

1956-1985年，总计生产粗陶2,086万件。1952-1985年总计生产碗和杂品40,791万件，其中粗瓷29,675万件，普细瓷11,116万件。“六五”期间，生产粗瓷2,795万件，普细瓷5,072万件。1985年生产粗瓷386万件，普细瓷1,089万件。粗瓷与普细瓷的比例，“六五”期间，粗瓷产量占普细瓷的37.47%。1985年，粗瓷只占普细瓷的28.21%。

现在，“陶瓷之乡”的生产量保持了历史上的较高水平，而且有了质的变化——由粗瓷转变为普细瓷。今后，珞璜瓷厂的产量还将继续增加，质量也将不断提高。县属国营的珞璜瓷厂和德感碗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将为“陶瓷之乡”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

二、江津县白酒生产概况

刘达礼

江津县盛产白酒，早有“酒乡”之誉。解放前全县七十多个乡镇，酿造白酒的就有五十多个乡镇。各乡镇开店卖酒的，大街小巷和农村到处可见。著名的江津诗人吴芳吉在《几水歌》中写道：“几水真真好，津城处处垆，江团青玉盏，竹笋少娘厨。酒贱无须知价饮，街平不必倩人扶。猜拳故意输，爱客谁能如。”一幅酒乡画面，跃然纸上。

白酒在解放前称烧酒或乾酒。由于酿造用的原料——高粱，在津邑种植，气候土质皆宜，并且有粒大如椒、色泽红黑、品质优良、出酒率高的特点。清代以来，槽房（中国土法制酒的作坊）已遍布城乡江河沿岸。清光绪三十一年查定酒税应征85,000贯，按一贯钱折银元一元计算，为85,000元，收入是较大的。

民国以来，据现有可查资料，1920年全县有槽房521户，1932年有377户，1935年有575户，1945年有371户。在通货膨胀、币制贬值的情况下，槽房纷纷停产歇业，至解放前夕，全县只有槽房70户了。

1935年7-12月，据征税资料记载，全县生产酒桶为5,574个，平均每月生产929个，每桶每月查定平均生产白酒800斤，月产酒743,000斤，年产酒8,918,400斤。1945年6-12月全县生产酒桶5,787个，平均月生产827个，每桶每月查定平均生产白酒1,648斤，月产酒1,361,242斤，年产酒16,334,900斤。

所产白酒，本县约销30%，外销70%。上至射洪、雅安、乐山；下至涪陵、丰都、忠县、万县和嘉陵江上游各县及贵州的贵阳、赤水、桐梓、遵义等地。当时尤以白沙烧酒驰名，因白沙镇在江津县城上游90华里，滨大江南岸，镇有小溪名驴溪，经化验，系软水，宜酿造，所产白酒清澈见底。各地酒商均标出“白沙烧酒”的招牌，人人争相购买。

民国时期酒税收入比重较大，以1945年为例，全县白酒收入353,719,844元（法币），占当年各税收入的一半。

解放后，白酒生产仍为我县的重要税源，每年酒税收入占全县税收比例，最高年份可达44%。1950年至1984年的35年中共收酒税118,132,180元，占总收入的25.53%，平均每年收入3,375,200元。

白酒产量，历年不一，最低年度1961年产酒1,476,908斤，最高年度1984年，产酒19,920,000斤。1950年至1984年共产酒380,150,830斤，平均每年产酒10,864,300斤。在酒桶数量上，解放后酒桶数量虽比解放前减少，但在出酒率上，由于烤酒技术提高，解放前100斤红粮出酒40多斤（以57度计算），解放后逐渐提高到59斤多。1950年至1984年平均出酒率为56.12%。

在征收方法上，解放前对白酒生产采取查定征收，即每个桶核定产量纳税，而实际产量却大大超过纳税产量，其超过部分均未纳税。其历年查定酒桶征税数如下：

民国时期江津县白酒历年查定征收产量及税率表

解放后，采取查实征收，每桶烤红粮600斤至800斤，与解放前每桶烤一石至一石四斗（每石600斤）数量近似。每排四个桶，轮流发酵，每天烤酒一桶，每桶每月出酒75次。如以每桶用粮700斤，以平均出酒率56.12%计算，每桶每月应产酒2,946斤，比解放前每桶每月最高查定纳税产量1,671斤高出76.3%。如以原出酒率48%计算，每桶每月亦应产酒2,520斤，比查定1,671斤高出50.8%。说明查定与查实出入是较大的。这是由于解放前税务人员贪污受贿，少定产量所致。

根据以上对解放前后白酒生产的调查，我们有以下几点看法：

1. 白酒是江津县的名产，无论是原料、技术、设备等条件都有相当基础。江津白酒远销全国各省，解放后的需要量远比过去增加，而江津的白酒产量，实际上还不及解放前的产量。因此发展这一传统优势，是完全必要的。

2. 要发展江津白酒生产，首先是要保证质量，不能把传统名牌丢掉了，也就是说要恢复和提高白酒的质量。要保证质量，就要保证白酒的原料——红粮有充足的供应。要大力发展本县的优质红粮生产。目前江津红粮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从外省购进红粮，不但出酒率低，成本高，也影响了酒的质量。其实红粮生长适应性很强，田边地角，屋前屋后都能生长，只要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就能增加红粮的产量。从经济上来算账，1000万斤红粮，农民可卖240万元，收入可观；生产590万斤白酒，可给国家增加税收1,150,500元；产酒后的下脚——酒糟、糟水，又是饲养生猪的好饲料。同时1000万斤红粮，需用40多排桶来烤酒，相应又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真是一举数得。像江津这样的县，增产一千万斤红粮，是不难达到的。

3. 在发展江津白酒的同时，也要恢复和发展江津传统名牌酒，如“红茅烧”酒。早在1930年我县石蟆区有槽房两家，专酿“红茅烧”酒应市。后白沙也相继酿造。其工艺是在酿造白酒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酒色泽红润，酒味香甜，醇不燥口，色香味均美，闻名遐迩。现在江津制造的“红茅烧”是一种兑制酒，不是原来的名牌“红茅烧”。因此恢复和发展原来的名牌“红茅烧”酒，是很有必要的。

一九八六年八月七日

三、江津县民国时期财税机构考

郭建中

民国时期，江津县财税机构分地方财政管理机构、地方收支机构、赋税征收和国税征收机构。

地方财政管理机构

江津县地方财政管理机构，民国元年至民国二十年一月为县知事公署，知事掌握全县财政。民国二十年二月，县知事公署改组，成立江津县政府，始设县财务局。民国二十年七月，裁撤县财务局，在县政府内设财政科，又称第二科。此后相沿无改，直至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解放。县政府财政科设科长一人，科员、办事员数人，执掌财务行政管理、地方金融机构之管理及监督、县公产管理及处分、寺庙财产管理和会同编造地方收支预算等工作。

地方财政收支机构

江津县地方财政收支机构，民国初年为江津县收支所，民国三年改称江津县地方公款收支所。当时地方各项附加收入，由江津县征收局代征，拨地方公款收支所备用，公款收支所为县筹办学务、实业、慈善、团警、司法等费用。民国十一年一月，县地方公款收支所改组，成立江津县地方税收支所，自此以后，凡地方一切附加税，统由县地方税收支所征收，不再与国家税收机关混合。在民国二十年后，县地方税收支所曾划归财务局或县政府财政科管辖。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省颁布《整理县地方财政章程》，成立江津县地方财务委员会。凡地方一切收入、支出与审核事宜全部由财务委员会统筹办理，原地方税收支所并入县财务委员会内更名为经征处。县地方财政实行收、支、存、稽四权分立，即县政府财务科负责办理会计，负责各机关法团学校支付命令之核拨、收支总预算之编造汇报、收支账目之登记及日月报表统计；县财务委员会负责审核动用县款之预计决算及各项收支、县公产之管理、请款单之核转、县经征主任及县金库之选任及委托；经征处由各附加机关、学校派员组成，负责征收地方各项附加；县金库由县财务委员会选定银行或殷实商号呈请县府办理，每日收入无论数目多少均逐日交金库存储备用。

民国三十年八月，裁撤县地方财务委员会，成立江津县政府经收处，设主任一人，内部机构分三个组，负责地方各税征收管理，并经办中央划拨给县各项国税收入。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因征收国税业务扩大，县政府经收处改组为江津县税捐征收处，设正副处长各一人，内设三个科及秘书、会计两个室。民国三十六年四月更名为江津税捐稽征处，将各科室改称课，全处共二十九人，该处至民国三十八年十月江津解放。

田赋征收机构

江津县田赋征收机构，民国元年撤销前清县经征分局，改设江津县征收课。民国二年五月，划分国地两税，十月将征收课改为江津县征收局，主管田赋、契税等十七目国税并兼办田赋附加及杂捐二十目地方税。县征收局内部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各个时期有所不同，民国二十四年县征收局按县的收入多寡分为一、二、三、四等，江津县列为一等，设局长一人，由省主席委任之（防区时期由驻军委派），内设文牍、一、二股主任，一等股员三人，二等股员四人，三等股员五人，雇员六人，杂役七人，共二十九人；下属各区设征收柜，称柜长。

民国三十年九月，田赋收归中央，改征实物，实行粮税分治。县征收局奉命撤销，成立江津县田赋管理处，专司征赋实物，兼管契税征收，其余各税分别移交地方及国税机构征收。县田赋管理处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处长由县长兼任。内设文牍、赋税经征、赋税经收、赋税催收四个科。下属各乡按三乡（镇）设一征收处，负责人称主任，由所在地的乡长兼任，非所在地的乡长任副主任。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县政府田粮科并入县田赋管理处，更名为江津县田赋粮食管理处，设立专职处长，不再由县长兼任，该处至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江津解放。

国税征收机构

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为了增加关税，筹备裁撤厘金，举办营业税。民国十八年将烟酒税单独成立机构征收。以后相继开征营业税、统税、货物税、利得税、遗产税、地价税等。由此货物税、直接税两大国税征收机构逐步形成。由于机构经过多次改组，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名称变动频繁，至民国三十七年九月，货物、直接两税机构合并，统称为国税管理局江津稽征局。

（一）货物税机构

民国十八年一月成立四川省烟酒税局江津烟酒事务局，主办烟税和酒税，后开征烟酒牌照税，内设文牍、会计、事务员等，下设九段八卡，其负责人段称酒首，卡称卡长。民国二十二年四月接办印花税，更名为四川印花烟酒税局江津烟酒局。民国二十三年九月改为四川印花烟酒税局第二十五区分局江津稽征所，改局长为所长，改酒首称税务员，后又改卡称佐理员。民国二十五年八月更名为财政部四川区税务局川东分区税务管理所江津征榷办事处，除主办烟酒印花税外，并开征矿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更名为财政部川康区川东分区税务管理所江津征榷办事处。民国三十年四月改组称财政部川康区税务局重庆分局办公处，除主办上述各税业务外，并开征统税及国货战时消费税，负责人称征榷员，县以下设驻场办事处，负责人称税务员。民国三十三年四月改称财政部川东税务管理局重庆分局江津办公处。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办公处升格为财政部货物税局江津分局，主办烟酒税、货物税、矿产税，除管辖江津五个区办事处、一个矿区办事处外，还管辖綦江县和南川县两个办公处以及綦江县的两个矿区办事处。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又增辖永川县、壁山县、荣昌县三个办公处。分局设局长，各县办公处负责人称主任税务员，矿区办事处负责人称驻矿税务员，各区办事处负责人称驻场办事员。民国三十七年三月机构缩编，改组称财政部重庆货物税局江津办事处，只辖江津县内五个区办事处和一个矿区办事处，是年九月与直接税机构合并，称财政部川康区国税管理局江津国税稽征局。

（二）直接税机构

民国二十二年六月，成立重庆税捐总局江津特等稽征所，接办邮件统捐。民国二十四年七月更名为四川地方税局江津稽征所。民国二十六年十月改组为四川省营业税局江津稽征所，除主办邮件统捐外，并开征营业税，负责人称所长。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升格为四川省营业税局江津分局，设局长、秘书、总务稽征及会计主任，下辖本县九个区征收处及綦江稽征所。民国二十九年七月成立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川康办事处江津查征所，开办所得税，负责人称所长。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改称财政部所得税事务处川康办事处泸县区分处江津查征所。民国三十年一月更名为财政部川康直接税局泸县分局江津查征所，主办所得税。民国三十年四月升格为财政部川康直接税局江津分局，除主办所得税外，并接办印花税、营业税，后又开征遗产税、过分利得税及土地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直接税江津分局和营业税江津分局合并，称财政部东川税务管理局江津直接税分局。民国三十四年元月改称财政部川康直接税局江津分局，主办各种所得税、印花税、营业税、土地税，在编九十六人，设局长、秘书、审核及四课三室，课设课长，室称主任。下辖本县白沙查征所，及永川、壁山、綦江（含南川）三县查征所，负责人称所长。

（三）国税局机构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货物税局江津办公处和直接税局江津分局合并，称财政部川康区国税管理局江津稽征局，主管直接税、货物税全部业务，设局长、秘书、稽核、查验及三课两室。下辖巴县、江北、长寿、壁山、永川、綦江、荣昌七县稽征所，另设十四处酒场、一处糖厂、十七处厂矿稽征员及助理员，在编二百一十三人。民国三十八年九月奉令改组，机构缩编，改组称财政部川康区国税管理局泸县稽征局江津稽征所，只管辖本县范围至解放。

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江津县政府财政科、江津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为江津县人民政府接管，成立江津县人民政府财粮科；江津县税捐稽征处、财政部川康区国税管理局泸县稽征局江津查征所由江津县人民政府接管，成立江津县人民政府税务局。

四、解放前江津的典当业

陈泽华

一、典当——农业社会的金融组织

典当是反映我国农业社会的金融组织。起于何时，我县又是何时才有典当业的，论者各说不一。一般学者认为起于宋之僧寺。宓公干氏根据《南史·甄法崇传》记载：法崇孙彬，以一束苎就长沙市库质金五两，则推定南北朝时代已有此业（注一）。

我县典当业起源也很早。据年逾古稀的老人邱焕生说，民国时期他在白沙当铺作学徒，老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天，柜台前来了一位和尚，索取纸笔，随手画一个大圆圈，要求典当一百纹银，当铺以为和尚无赖而拒受，和尚坚持质押，掌柜细酌后收下纸帖，付与银两。月末，和尚持银前来赎取，纸上圆圈成了半圆，和尚不依，掌柜要求月之十五取物，和尚悄然退银而去……。这个故事很离奇，具体年代无从考证，但从故事内容推测，典当在我县可能也是比较古老的行业。笔者见诸于文字记载，是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王梦庚先生《重修重庆府志》：清政府“收江津当课银五两”。其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王煌修编的《江津县志》，其中数处记载了清政府对江津当铺抽税情况。据此，可知我县有典当业至少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之前。县志记下了最早一家当铺名称是“裕隆当”，为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由陕西人来江津开设，店址在通泰街今糖业公司处。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又增加了“宝川当”。这两家当铺于宣统年间相继歇业。

据张肖梅先生编著的《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记载：川省之典当业，在前清时颇称发达。当时营此业者，大都是陕西帮，组织严密，办事认真，加以当时人民朴质，十当九赎，不愿死当，以故每年皆有盈余。迄自民初，时局混乱，多数典当业者于此时相继停业回陕。陕帮一去，川帮遂乘机兴起，源源开设，并按照实业司颁布章程立案注册，更名为公质店。

典当按其种类，可分为典、当、质、押。首先就资本而论，典最大，当次之，质更次之，押为最小。凡称典者，其质物金额并无限制，即如隋珠和璧，珍贵无比，典铺不能以所质金额高拒之；当铺则可不受，当铺对于质货之额可以限制。其二，在柜台设计上，典铺柜台为一字形，只设直柜，不设横柜；当铺为曲尺形，直柜、横柜并设。前清末叶，江津县只有当铺，而无典铺（注二）。据说可称为典者，全国只有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家，歇业后，典遂不存，于是当亦称典，沿用流传，混称典当。其三，在取息和期限上也有区别，典取息低，期限长；当取息稍重，期限则稍短。至于质与押，则规模较当尤小。政府纳税，地方公益慈善收捐，质押比典当为少，押又少于质。质期短、取息重，到期不赎，当物即由当铺吞蚀，实乃为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劳苦人民的另一种手段。

就原始之典当质押四者而言，则典资本最大，期限最长，取息最轻，押质较高，当次之，质又次之，押适与相反。自清末以后，各地并不一致。在资本与营业方面，质押未必逊于号称典当业者，质押的期限与利息也时有变动。故典当业虽有典当质押之分，但因时代之推移、地域之各异，已难于区分。

二、民国时期江津的典当机构

清朝政府时期，典当业原由政府出资兴办，采用官督商办形式，政府所拨资本称为“皇本”，每年所获利润按一定比例上交府库。当时开设典当，资本至少须在五万元以上（注三），从事典当业者，非殷实之家无力为之，故典当主有员外之称，老事押当业者有朝奉之号。

民国时期，当铺在江津有大当铺和小押当之分。大当铺多为合资，小押当皆为独资。其资本规模多大，史料记载很少。据政府民国二十九年公布、三十七年修成的《典押当业管理规则》规定，凡资本在三万元以上者称典当，三万元以下、五千元以上者称押当。参之当年从事此业的老人回忆，民国时期我县的五家当铺资本多达一万元以上，小押当也拥资上千元。据口碑资料，县城“富兴当”和白沙“富兴当”、“利济当”等都各邀十大绅商筹办，每股达二千银洋，其中白沙富兴当还在石门、油溪（河坝街）设立代当店，资本雄厚，机构下伸，可谓江津典当业之佼佼者。

申请开设典当业，应向官厅填报：1.名称（牌号），2.资本总额，3.投资人性名、年龄、籍贯、住所，4.经理人姓名、年龄、籍贯、住所等项，呈请立案，领取营业执照（俗称典帖）。抗战时期，改由县政府审批，报省政府备案，发给营业执照，并书写告示加盖县府印章帖于木牌上悬挂店门前。告示内容强调：开设典当原为接济贫民，不论其质押物品来源，纵系盗贼赃物，均与当铺无涉，如遭天灾人祸、虫咬鼠伤，当铺概无责任。这些内容也印在当票上，以防日后发生争议。小押当愿开则开，不需营业执照，自然不用申请审批。

现将民国时期江津县的大小典当店铺分别列表如下：

1. 大当铺有五家

2. 小押当

江津的小押当没有店牌名，以店主姓名代店名，经营业务狭窄，一般由店主人直接营业，最多请一名客师，带一二名徒弟作帮手。兹将各店主姓名、资金性质、营业地址列出：

典当业之内部组织可分为坐柜（营业）、保管（理包）、会计、出纳，统由经理管理如下：

• 坐柜：专司受当货物，议典质价格，呼号码，发还押品，贷出或收回款项。

• 保管：收藏检查抵押物品。

• 会计：各种账目。

• 出纳：一切银钱进出。

经理总揽店中一切事务及对外工作，由股东聘任，两年为期，可以连任，薪水最高。坐柜，又名朝奉，责任较重，全店盈亏多视坐柜之得人与否，人选多由经理礼聘。会计、出纳，俗称拿秤，为经理下之第二人，多为有密切关系者。保管，俗呼“理包”，要求心思机灵、业务熟习者充之，以免因手续不慎引起纠纷，故多用学徒出身者充之。此外，学徒在未出师前，人称小官，专司运取货物及打杂等事项，月有常贴数元，三年毕业，视其成绩升任理包或坐柜以至经理。

典当业的人事管理，是按其职务，明其责任，订为规约，书于木牌上，悬于店中，共同遵守。既使责有所归，又可相互督促。如职工进退、赝品赔偿、银钱透支，以及对某些不正当行为加以禁止，属于经理之权责。而鉴定抵押品之价格、好坏程度、值押若干，则为坐柜营业之责。各有所司，有条不紊。且自经理以下，各职工互相间职务较高者可管职务低者，同是学徒，师兄即可管教教师弟，以此类推，最小的师弟，人人均可管教之。

三、典当之业务管理及经营方法

（一）业务管理

典当每晨七八点钟即行开门营业，先由管钱者分发柜友每人银钱若干，以备受质支付之需，每人备草簿一本，专记各人经手的收付现款数目。如受押品，即将付出款登上，赎物时，将收入之本利记入，晚间结算总数，细分出本、取本、取利、手中现金，扎平勿误后缴入账房，由出纳集中登进流水簿。如有短少，自行照赔。

每当业务成交时，高唱号码、名目、当本等，写当账的随即录上，一面将当票与银钱交与质押人，一面用自备木牌或纸条写明号码与当本置于押品上，以便卷包或管首饰者在包藏时填明花色。若系首饰，批明于纸包上，衣物另挂竹木牌。至晚由理包对照日间写的当簿，由学徒清点报明无误后，即在当簿上盖明“入楼”“入饰”图记，搬入库房，存放于标明字号的架上，首饰则由管首饰者入首饰箱，手续方算完毕。

（二）物品赎取

赎取时，先收下质物者的当票，按照日期算出利息，批于当票上，以备晚间交理包复核，一面登入草簿，将当票交与学徒按票上字号及当本登入挂号簿，即持票按号索物，同时柜上收回本利，将原物验明无讹后，交还赎物者。当票即交与清票人，清票人将当日收下的赎物当票之字号、本利记入账册，与当值人的草簿核对无误后，盖一“相同”图记，表示一日间的“当”与“赎”手续均处理清楚。

（三）当物之期限与利息

江津当物之期限与利息分两种情况：大当铺为12个月，月息三分；小押当期限为六个月，月息一般为六分。时间之计算，重庆为月不过五，江津为月不过一，均按阴历计算，超过一日，即按全月计算。当物如满期限，即行死当不赎，如经当物者请求，可付清利息，另换新票“销利”。当票概不挂失。死当之物，凭当票处理或拍卖，收回本利。

（四）估价标准

原系值十当五，所谓“当半”。抗战后，因货币贬值，无利可图，当铺降低当值，值十元之衣物，仅能当二三元。衣物先辨别其质料，考虑样式；珠宝首饰，要先鉴定其真伪。

（五）当票书写

当店所发之当票，关系很大，营典当者特别重视。每日发出当票多少，多以“千字文”之字依次排列。如一月为天，二月为地，三月为玄，四月为黄，按月逐字类推，编出代号，并填存根，照票上字分别上架，以便清查核对索取。

当票上之字迹别具一格，非“个中人”莫能认识。考其字之形态，似脱胎于草书《十七帖》，兼参别字土语，几乎与速写符号相仿。“票头”“票尾”均有一定写法，如抵押金银首饰，“金”不称赤而贬为“淡”，“银”贬为“铜”，铜物冠以“废”，绸皮羔裘常以“破烂”“溃烂”“虫蛀”“光板”等字形容之。“票尾”如衣服则写若干件，其字均连续不断，衔接而下，不易分清。典当字体之所以特别，是恐赎物者借字制造事端。

（注一：参见《金融知识》“我国金融组织之演变”二卷二期、29页。
注二、注三：参见杨肇遇先生《中国典当业》1933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五、江津交通史上的四个第一

廖宗扬

江津第一艘轮船

江津县的第一艘轮船“江津号”，是由重庆市的江津帮所组筹的“江津轮船公司”的第一艘客货运输轮船。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左右，在重庆“同福公”盐号任经理、并兼任盐业公会会长的江津人杨占卿，因见民生轮船公司在川江兴起，遂与同乡人陈子清（原江津电灯公司经理）及盐号上的同乡刘占廷等人商议：我们江津人，地处江滨，也应办轮船公司。遂集股成立“江津轮船公司”，杨占卿自任总经理。在重庆珊瑚坝利智厂修造一艘载重58吨的木壳轮船，以家乡县名取名“江津号”，并物色了在江津女中教书的叶裁成先生上船任经理，准备行驶重庆至宜宾之间。

叶裁成家有个幺兄弟，名晓岚，当时已二十余岁了，未读过书，但人很聪明，长于社交，待业在家，一心要求其兄找一个工作做。一听哥哥要到“江津号”轮船上当经理，扭着要上船工作，即使当茶房都行。叶裁成怕他上船惹祸事，根本不同意。但叶晓岚求业心切，硬是扭着一起下重庆看刚修好的轮船。船修好了，江津轮船公司的股东们云集珊瑚坝，杨占卿也坐轿来了。他们正在议论开航之事时，叶晓岚趁机向其兄提出要工作干。叶裁成在公司经理股东们面前下不了台，只好向杨占卿说他兄弟为人鬼得很，所以未敢录用。竟引起杨占卿的注意，眼看叶晓岚确有点聪明劲，暗想“鬼得很”不正说明能办事吗？于是，当面同意让这不识字的鬼聪明上船打杂，而叶晓岚竟因此逐步走向商场，有所成就。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江津号下水后，航线是从重庆至叙府（宜宾），票价每人上水至江津1.5元（银元），下水五角。后来涨价上水两元，下水壹元。航线上沿江各码头以公里类推。既装人，又运货，主要货物上水是棉纱，下水为杂货。轮船公司除在重庆及江津两处自备趸船外，其他码头均向民生公司趸船借靠。

船上的技术船员：船长宪洪兴，领江贺兴（江津珞璜人，外号“老白龙”），轮机长李汤元（重庆人）。叶晓岚上船不到半年，即由打杂工提为管舱员，工作中交接货物清楚，从未发生差错，备受往来客商赞扬，也同时受到杨占卿的嘉许。而担任经理的叶裁成，由于教书出身，为人忠厚老实，与有江湖气质的船员性格不一，因此常相扯皮。杨占卿接受江津一些知名人士的建议，将叶裁成调回总公司，提升叶晓岚接任江津号轮船经理。

那时候经营航运也真不容易，仅在重庆市区内各种关卡就有十多处，如税务处、航务处、海关等，处处都要拿言语、塞包袱，而且还得对一些惹不起的歪人格外小心，如遇他们赶船，就需要更加小心侍候。由于叶晓岚在船上事事小心，并在社会上广交朋友，遇有赶船买票确有困难者，也优待处理。因此，江津号轮船在航运中尚未出现麻烦事。特别是替泸州的钱庄运现洋到重庆，一箱就是几千元，甚至上万者，当然是秘密装运，从没发生过事故，赢得了商誉，生意也日渐兴隆。

但不幸于1938年船停靠江津码头时，因轮机人员提马灯检查机舱不慎失火。为了不燃及他船，水手将钢丝绳斫断，“江津号”轮船漂流到石牛栏沉没。公司亦因此解体。

江津县第一条铁路

綦江铁路是江津的第一条铁路，而且还是四川的第一条铁路。民国时期从我县的猫儿沱通车到綦江。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三月，因抗战的需要，汉阳钢铁厂由武汉向重庆迁移。于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和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联合组成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由杨继增任主任委员，是年三月一日就职视事，派人勘测原料基地，选定厂址，迁到重庆大渡口，修建二十吨、一百吨的炼铁炉。其原料一用綦江县土台的铁矿，二用南桐的焦煤，故又同时建立綦江铁矿与南桐煤矿。运输仅靠木船根本不能保证钢铁厂所需之原料，深感不便。因此，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十一月，向国民政府提出修筑铁路，以解决运输问题。经国民政府研究决定，由交通部负责修筑猫儿沱至三江的标准轨距（1435毫米）铁路，用蒸汽机车牵引；由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负责修筑三江至赶水、三江至蒲河的轻便铁道（0.6米轨距），用人力推运斗车。从此，綦江铁路便开始修筑。

国民政府交通部接受修筑綦江铁路猫三段的任务后，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五月在江津仁沱乡袁家祠堂成立交通部綦江铁路工程处，何显华任处长兼总工程师，汪菊潜任副处长兼副总工程师。处机关设总务、工务、会计三课。处以下设三个工务总段，四个工务分段。全处共有职员三百〇四人，即开始筹备修筑猫五段。猫五段从县境猫儿沱、经江口、仁沱、庙基、真武、青泊、墨斗沱、西湖（今河坝）至五福（今五岔），长38公里。江津县府于1942年11月14日发出训令：“……为排除障碍，需砍伐树木，各乡公所知照。”工程处成立后，先就猫儿沱至三江全长八十五公里的线路进行勘测，然后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一月动工修筑。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修到五福场，并举行通车典礼，结果火车由猫儿沱开到仁沱时，因线路不良，不能继续前进而中途停止。

正值此时，因抗战胜利，交通部安排复员南京接管全国铁路，于十月撤销綦江铁路工程处，将猫儿沱至三江段铁路的修筑工程移交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接办。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交通部綦江铁路工程处原址成立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綦江铁路局，由申大礼任局长兼总工程师，郭则溉任副局长兼副总工程师。该局根据猫儿沱至五岔段铁路由于沿线塌方、枕木腐朽，火车不能运行的情况，为适应大渡口钢铁厂煤铁原料运输的需要，首先修整猫五段，采取投标招商承包的办法，对猫五段进行整修加固，清除塌方，抽换枕木，补充石渣，装置行车设备。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基本完成，六月一日从猫儿沱到五岔正式通车，开始运输煤焦和铁矿。这是我县也是四川省第一条标准轨铁路正式通车，是值得为之纪念的。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又继续修筑五綦段，该段从五岔经夏坝、广兴场、彭桥（兴隆）入綦江县境，到新湾子计29公里。綦江铁路局为加快速度，将土石方、桥涵等工程化整为零，分散项目，固定单价，承包给中华营造厂、中华、大丰、生记、建国、静记、全裕等工程公司（厂）。这些公司（厂）承包后，又转包给“开山铺”“棚子”70多个。工人由老板用廉价招雇农村中躲避抓壮丁的人和闲散劳动力组成，每“铺”或“棚子”的人数三十至一百不等。工程技术指导、收方计价由路方工务总段负责。这些“开山铺”“棚子”同样是钢钎二锤开山放炮，土箕担扛，肩抬人挑，人力施工。因互相竞争，工程进展较快。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八月基本完成。

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猫儿沱至綦江段举行正式通车典礼。当天中午一时，火车到达綦江车站，在綦江交通天津饭馆举行了典礼宴会。名为綦江铁路，其实际全程为67公里，在江津县境即有62公里。所以綦江铁路无非是以沿綦江河之綦江定名而已，实际这条四川省第一条铁路是江津县开始的。

新中国成立后，这条铁路于1953年通到赶水、三江至万盛，1965年与川黔铁路接轨。于是北接成渝、襄渝铁路，南通贵昆、黔桂铁路，为西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江津的第一条公路和第一辆汽车

江津县最早修筑的公路是川黔公路过境段29公里，1935年4月1日动工，5月19日竣工，6月20日举行通车典礼。县内修筑的第一条公路则是津柏公路津蔡段，于1943年12月3日动工，次年5月基本完工，6月16日举行通车典礼；参加通车典礼和进行客运的第一辆汽车是美式大道奇。

从1942年至1946年，江津县长是肖烈。他在任职期中，正值抗战时期。他现在回忆：“当时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支前，每日忙于征兵、征粮，把军事摆在首位，且仍须顾及交通运输，因它在军事上有关系，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其重大意义。”他在走遍全县各乡、镇后认为：急需修一条由南到北的公路，以减轻县民肩挑背磨之苦。柏林区士绅杨近愚发起，嘉平、嘉乐、嘉升三乡建议，乃拟定修建津柏公路计划。

遂于1943年秋召开行政会议议定，由县府组织一个“江津县公路建修委员会”，以肖烈任主任，参议会议长甘德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谢维平等为委员，以贾木椿、熊卿云等四人分别担任总务、财务、路量、工程等组组长，研究先修江津到柏林公路，次及津壁公路。津柏公路由工程师张季勤、潘德宏率队测量，经8至9月历时50天完工后，遂于1943年3月破土动工。津壁公路则于1944年7月在江津县长肖烈主持下的江津、壁山两县筑路联席会上决定：当年8月20日开始测设，由工程师饶尚丰、况慎修带队，至10月24日由况慎修写出《测量津壁公路总结报告》。

津柏公路动工后，历经艰辛，于次年5月基本完工。县府于5月15日电告省府：津柏段全长五十二公里已完工，决定试车及通车日期在5月25日进行。但因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要六月来江津，以故推迟。据肖烈回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第三分区在江津召开津、巴、綦、南四县运动会（或联防会议），刘峙是我在黄埔军校时的教官，特接他到江津出席讲话并参加我们的通车典礼。因争取那个时间，津柏公路只完成了一段，由蔡家乡至柏林那段的石方工程比较艰巨，没有来得及完成，通车时只通到蔡家乡，即第一区署所在地。”

在通车典礼前，县政府在重庆买了三台汽车，并派侦缉队前往重庆去装运汽车，雇用了郭子清船户的民船，船夫13名，于1944年4月15日从江津起程，当日宿渔洞溪，次日抵重庆，即将一辆美式大道奇装上船，“急于16日开船返程，不分星夜奔驰返江津”（这句话是侦缉队述职报告原话）。18日返回江津，在起卸汽车时不慎将船头压碎，前舱全被损坏，后呈报县府，赔偿郭子清一万元，侦缉队出差费用去12,000元，超支4,640元，呈请县府予以报销。

汽车到江津后，就准备燃料。时值抗日之时，能源缺乏，公路上跑的汽车除烧汽油外，有另设煤气发生炉烧木炭的，也有烧酒精的。县府于1944年5月11日两次向行政院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江津转运站致函，文曰：“江津县府已备汽车四辆，每月共需酒精四千加仑，请转运站呈行政院核准购买。”（汽车实提回一台，四台为要油的虚数）。同时建设科李技士持县府烈建字330号公函到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江津转运站暂借酒精四千加仑，以应通车典礼之需。5月17日行政院第09295号指令：江津县府向重庆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申请核配。

为了在通车典礼后进行营运，县府于1944年5月20日以县府秘120号训令：成立津柏公路管理处，肖烈任处长，委卞仲璠任副处长，下设总务股、车务股、工程股，分别由赖文明、陈模（以上均为国民党军校成都分校毕业生）、况慎修（江津人，在杨森部搞过工程）等人任职，并发布管理规定十七条。

1944年6月16日，举行津蔡段公路通车典礼，用运到的美式大道奇装饰成彩车。彩车车厢内设有四排座位，可乘坐16人。通车典礼这天，围观群众拥塞东门，刘峙参加了通车典礼并在会上讲了话，其后由肖烈和他的夫人以及建设科长马继成、杨近愚、卞仲璠等人坐上彩车，沿公路线视察。彩车于上午十时从东门出发，到李市吃午饭，饭后又继续行驶，每到之处都受到乡民的欢迎，直到下午五时才到蔡家，五十二公里路程足足走了七个小时。视察结果，认为江津至李市段公路质量良好，李市至蔡家较差，特别是彩车经过孔月桥和粽粑桥时，车上人要下车步行。原来两座桥乃是原来的古石板大桥，用杉条横搁桥面，下面用杂树支撑，桥面再铺宽五米的木板以应通车之急，草率而成。唯恐出事，当晚肖烈即责成蔡家区区长郑元吉调集民工搞好路面。

举行通车典礼以后，津柏公路管理处经营的客车于七月二日开出了第一趟客车，这也是江津县第一趟客车班车，由县城至蔡家。第一趟车由卞仲璠、况慎修、陈模随车看道。归来大家讨论认为：孔月、粽粑两桥险情太大，为安全计，管理处规定：今后不定期开津李段，并提出三条措施：1.危桥、险坡，乘客下车步行；2.雨天停开；3.大雨后防洪水冲垮桥梁也停开。以后照此线路和措施进行营运。

再回头谈江津县府还有两台小万国牌汽车，这两台车是贵州的，编号为国黔字第8041、8042号，于1944年6月中旬由管理处副处长卞仲璠与股长赖文明前往接车，但这两台汽车被公路总局征用，交涉无效；后县府又派陈栋梁、何明亭去公路总局交涉，何明亭还亲自赴云南追车，都没有结果；最后肖烈亲自出马到重庆，均以军事需要被拒。直到1944年10月，县里打听这两台车从贵州返渝，卞仲璠急往重庆，面陈公路总局：津柏公路通车后急需汽车情况，特别是经过贵阳“綦岸盐号”负责人代披星（江津县人）从中协助，始准放回。于1944年10月24日雇船装回江津。至此，江津县所置三辆汽车到齐。

津蔡段公路通车后，至1945年7月，因汽车经营亏本，县府准备关闭运输，于8月训令公路管理处：将收支账目于10日前造具表册呈府。管理处于8月9日将1944年欠债130万元向县府报请核销。1946年3月19日津柏公路管理处奉命结束，三部汽车后来出售与重庆大益公司，拨来本息共二亿余元，折合金元券6,749元。在出售汽车的过程中，还发生了扯皮，县府内部也有争议，因此还电渝阻止售车，电报费30万元，折合金元券一角。为了解决在重庆扯皮问题，特请了一位姓曾的律师前往重庆交涉，县府曾支出曾律师在渝费用300万元，折合金元券一元。

江津县第一条公路及其通车运输，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就结束了，但津柏公路津蔡段却是江津县第一条公路而应载入史册，它又为建国后改建津蔡公路打下了基础。汽车运输上虽然也是短暂的，但江津人在汽车运输业上作了一次尝试。

（本文是根据肖烈写的和卞仲璠、叶晓岚等老先生的回忆，及县档案馆建国前101卷与《綦江铁路史》等资料综合写成）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六、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回顾

甘霖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座落在四川省江津县几江镇大西门外鲤鱼石，为省属果树科学研究机构。

一、历史沿革

该所系一九五〇年由原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园艺改良场（地址：江津县几江镇大西门外鲤鱼石）与中国农民银行江津园艺推广示范场（地址：江津县真武乡）合并改组而成。

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园艺改良场创始人是钟俊麟先生，正式建立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为中国最早成立的两个园艺专业科研机构之一。成立时名为四川省园艺试验场，隶属四川省政府建设厅。一九三八年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正式建立，于同年七月园艺试验场划归该所管辖，改名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园艺试验场。一九四三年更名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园艺改良场，直至一九四九年底江津县解放。园艺改良场一九四二年前分设南充、峨眉、金堂工作站，主要从事果树、蔬菜、花卉等园艺作物的选种、引种、栽培等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先后在该场任场长的有钟俊麟、张文湘、章恢志、董时厚、李明良、余顺隆。

中国农民银行江津园艺推广示范场，创始人是章文才教授，正式建立时间为一九四二年四月。始建时名为中国农民银行江津柑桔产销示范场，一九四三年七月更名为中国农民银行江津园艺推广示范场，设江津、金堂、简阳、南充等分场，总场设在江津真武，后迁居简阳，从此江津实际上成了分场。该场一九四六年前由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管辖，一九四六年起改由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管辖，直至一九四九年底江津县解放。它主要从事柑桔地方良种选育、栽培及产销示范推广工作。先后在该场任场长的有章文才、吴乾纪。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江津解放后，两场暂由江津县人民政府接管。一九五〇年八月川东人民行政公署农林厅派钱智民同志作代表来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园艺改良场正式办理接收手续，并改名为川东行政公署农业厅园艺试验场。九月将当时江津县人民政府暂时接管由人民银行代管的中国农民银行江津园艺推广示范场划归川东行署农林厅园艺试验场作为分场，并筹建涪陵分场，接管祖辉农场（现江津油溪农场）、几江奶牛场、江北静观花卉场（现江北园艺场）、北碚长沟果园、井口果园、江津高牙徐家湾果园，以后又价购接收广安县白花山耐园农场。一九五一年一月，川东行署农业厅指示，更名为川东园艺试验场（实为总场），除下设真武、广安两个分场外，还代管涪陵分场、江北静观花卉场、江津几江奶牛场、祖辉农场、江津徐家湾果园。

一九五二年四川四行署合省后，于十月川东园艺场收归四川省农林厅领导，更名为四川省江津园艺试验场。同时，将代管的江北静观花卉场等分别移交给所在当地政府管辖。一九五三年一月随四川省农、林两厅分开建制，四川省江津园艺试验场划归农业厅领导。一九五四年三月四川省农业厅通知指示：该场业务由四川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管理，经费、行政、人事由四川省农业厅管理。一九五五年二月四川省农业厅又将该场更名为四川省江津园艺试验站。一九五七年七月又增设下属合川铜溪示范繁殖场。一九五九年七月更名四川省农业厅园艺试验站。一九六五年三月随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与四川省农业厅分开建制，该站划归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领导，于是更名为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试验站，同年十二月将合川铜溪示范繁殖场移交给西南农学院作教学实习基地。一九七七年八月更名为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至今。

“文革”期间，普遍实行在单位名称后冠以“革命委员会”字样。自一九六九年三月至一九七八年五月期间的名称曾分别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园艺试验站革命委员会和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革命委员会。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五年先后在该单位任场（站、所）长的有余顺隆、周行野、弓天祥、彭廷海。“文革”期间，取消站（所）长称呼，称为革命委员会主任，由驻军代表李有富任主任委员，李离任后，驻军代表贺修文同志任代主任委员，直到一九七四年三月后，弓天祥同志复职任主任委员。一九七八年五月撤销革委会，仍称所长。

二、建所宗旨及科研方向任务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自一九三七年成立以来，名称经过多次改变，下属单位和部门有合有分，但其设立宗旨和机构性质则始终如一。

早在三十年代就明确其宗旨是：在于彻底改革四川省园艺事业，促成适合气候、交通、环境之分域栽培，使川省园艺事业科学化，给予农村经济以极大的帮助。当时以经济上的关系，认定柑桔栽培试验为出发点，选育优良品种，生产标准化之“四川甜橙”，分域逐渐减少红桔栽培面积，增加甜橙及柚类栽培，以期将来甜橙及柚类果品可以大量输出。

为什么当时要把这个省属科研机构建立在江津县城大西门外鲤鱼石呢？据当时四川省政府建设厅派钟俊麟、郭一进两位先生从川西出发沿成渝线长江两岸一共考察了十三个县，经过综合论证研究认为：1.江津盛产广柑、红桔，在四川有代表性；2.气候条件比金堂县优越；3.交通方便，成渝铁路已在动工修建；4.江津是个大县，文化程度较高，民气开通，地方政府也欢迎。

中国农民银行江津园艺推广示范场建场宗旨是：在按企业经营的原则下谋柑桔产销技术改进示范。建场方针是使农贷资金配合联系技术指导，服务于农民，促进农业建设，发展农村经济。以柑桔果树品种改良及推广，采用现代方法经营，介绍现代产销、贮运、加工制造技术为中心，并以蔬菜种子及其他类果树苗木繁殖、推广、蔬菜产销、贮运加工制作为副。一九四六年改变领导，调整业务范围，目的为园艺生产、加工制造、贮藏运销之推广示范，促进我国园艺事业之现代化、企业化。初期工作重心偏重于优良甜橙品系选育、推广以及鲜果贮藏加工制造等。

一九五〇年两场合并后，江津县几江镇大西门外鲤鱼石一直是主体部分。建所宗旨和任务仍是园艺事业的研究和开发。五十年代初期为恢复时期，一九五三年以后逐步走上正轨，开展试验研究工作。研究对象以果树蔬菜为主，着重开展果蔬资源调查研究、地方良种选育引进、栽培及贮藏技术研究。一九六〇年将蔬菜部分的研究任务移交给四川省农科院园艺室，该所全部力量转入果树科学研究。研究对象以柑桔为主，梨、苹果次之，以良种选育引进和稳产高产栽培技术及有关理论为重点，同时开展品种资源、果树主要病虫防治及果品贮藏保鲜技术研究。

随着科研体制改革的要求，自一九八四年以后，研究任务和方向调整为：以实现四川果树蔬菜生产现代化不断提供新的科学技术成果为主要任务。在研究对象上，以柑桔、苹果、梨、早市蔬菜为主，逐步开展其他果、蔬的研究，以良种选育、引进和优质高产栽培技术为重点，同时开展品种资源、主要病害防治以及果蔬贮运保鲜与加工技术的研究。

三、科研成果和成绩

该所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三十年代末，该所（包括前身四川省园艺试验场和中国农民银行江津柑桔产销推广示范场）与金陵大学合作先后在江津县的先锋、仁沱、贾市、真武、广兴一带开展甜橙地方良种选育工作，培育出闻名于国内外的“江津鹅蛋柑”；四十年代先后进行过小型甜橙半地窖式改良土法贮藏柑桔果实，能降低腐烂率；并已加工橙汁、橙酒，运销重庆、成都等地；进行了果树无性繁殖的试验示范。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祖国园艺事业十分重视，对四川果树资源组织调查研究，基本摸清了四川果树资源的家底；开展了甜橙砧木比较试验；柑桔大实蝇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研究；柑桔丰产栽培经验总结；甜橙、红桔生物学特性观察；低产园改造技术研究；柑桔溃疡病防治技术研究；2,4-D在柑桔贮藏和栽培上应用的研究；柑桔外贸出口技术的研究；柑桔密植早结高产栽培技术研究；甜橙施肥与营养诊断技术的研究；以及其他品种资源、栽培技术、病虫防治等方面的研究等等。

建国后三十六年中共设置研究课题96个，取得科研成果75项。这些成果绝大部分均收编入四川省农业厅园艺试验站《十年研究成果汇编》（1949-1959）果树部分及蔬菜部分、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果树科技成果汇编》（1950-1979）。其中1978-1985年获国家级、部省级奖励的成果35项（包括协作研究成果10项）。

在这些科研成果和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的科学技术，该所先后编辑出版了十二本专著和小册子，其中主要的有《四川柑桔栽培学》、《四川果树良种图谱》、《四川柑桔》、《果树病虫防治》、《怎样培育柑桔嫁接苗》、《四川果树资源调查报告》。这些书籍中有的被日本柑桔专家筑波大学教授大垣智昭所收集。一九八三年大垣智昭博士来该所访问，在座谈中他说到：“我收集了你所编著的部分书籍，关键是要把这些科学技术推广应用于生产，如果你们书上写的技术都应用到生产中的话，你们四川柑桔的产量翻一番是没有问题的。”这段话是说到了问题的关键，揭露了我国存在的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问题。目前大批科研成果没有很好用于生产，仅我所的76项成果中，在生产中运用较好、经济效益较好的只有20多项，占30%左右。现选择其中部分成果简介于后：

1. 精选出柑桔佳品——锦橙

自三十年代末，该所即选得了鹅蛋柑的若干优良株系，其中以S26、S20最佳，遂于一九七五年正式命名为锦橙（又名S26、中农一号）、先锋橙（又名S20、丙9、何11）。（关于“鹅蛋柑的由来”另有专题材料见《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其中锦橙的选育鉴定与推广获一九八五年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注重质量，加速四川柑桔的外销

自建国以来，首先从江津开始，逐步扩大到全省柑桔各产区所生产的柑桔，在武汉、上海和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区各大中城市都有销售，且普遍评价较好，至今仍畅销“三北”地区。从一九五一年起，该所即开始柑桔外销的采收贮运技术研究，且每年抽出许多干部和技术人员会同江津柑桔站、西南农科所、重庆商检局等单位参加柑桔外销技术工作。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二年由于分工不够明确，配合不够密切，加之经营中对技术重视程度不够，各个过程中许多环节不符合技术规程，引起果实病变腐损而导致外销失败。一九五三年该所科技人员会同有关部门具体担任采收、包装、贮运各个环节的技术措施的制定、贯彻和现场操作指导，切实掌握各个技术环节，出口果实在国际交接口岸腐烂率不到1%，比国际规定的2%还低，使外贸获得成功，为四川柑桔打入国际市场清除了一道障碍。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该所又对出口柑桔的采收、分级、包装、贮藏、运输作进一步研究后加以改进，从而使四川柑桔出口质量进一步提高，打开了我省柑桔的销路，有力地促进了柑桔生产的发展。时至今日，四川红桔、甜橙年年均有一定数量远销国外。五十至六十年代，还外销柠檬，鲜果出口率曾由28%提高到60%左右。先后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苏联、蒙古、朝鲜和港澳等地。七十年代末，由于品种杂乱，生产过程中和产后的技术措施以及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我省外销柑桔质量下降，声誉低落，目前已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并已列入专题研究解决。

3. 发展了甜橙优良砧木——枳

四川解放前习用实生和压条繁殖，对砧木应用尚无经验。从一九五二年开始至今，该所进行了甜橙、柠檬砧木的比较试验，供试砧木23个品种类型，以先锋橙和尤力克柠檬枝条作接穗，进行试验研究。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四川中性和微酸性土壤上，枳为甜橙的优良乔化砧，糖橙为先锋橙的半矮化砧，宜昌橙为先锋橙的矮化砧。在试验区枳砧的先锋橙比对照（共砧）增产67%，大面积生产上增产15-20%。枳砧先锋橙树势乔化健壮，进入结果期早，果实整齐，色泽橙红，品质上等，树体抗旱耐寒，抗流胶病、脚腐病、天牛、吉丁虫的能力强，果实耐贮性好。此外，通过调查表明，枳作锦橙、伏令夏橙、华盛顿脐橙、血橙、红桔、桠柑和温州蜜柑等多数品系的砧木，生长结果表现良好。据初步统计四川省已推广枳砧柑桔20余万亩。此项研究在国内开始最早，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重视和好评。本研究报告曾作为一九八三年中美柑桔学术交流论文之一，以色列、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曾收集此论文。此项成果获农牧渔业部一九八三年科技改进奖一等奖。

4. 发现柑桔大实蝇发生规律及防治技术

柑桔大实蝇的危害果又称“蛆柑”，为国际、国内检疫性虫害。在四十至五十年代，江津、巴县、綦江柑桔生产受此虫危害相当严重，常年柑桔受害率达50%左右，少数地区受害率竟达100%，严重影响江津柑桔的产销和发展。四十年代陈方洁研究员在江津对该虫作过调查研究，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八年该所对此虫作了系统的研究，并取得成果，有效控制了这种虫害。此研究论文曾于一九五八年作为中苏科技情报交换资料。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云南、贵州、四川、湖北、陕西五省组织柑桔大实蝇联防，采用此方法亦收到良好效果，至今仍在生产上广泛应用。此成果荣获一九七八年四川省科学大会奖。

5. 总结了柑桔嫁接苗培育技术

从三十年代建所初期开始，即开展了柑桔无性繁殖的研究推广工作。苗木嫁接口开始用蜡封、壅土或用牛粪混土渗水后保护，但成活率不高。直到六十年代采用单芽腹接，塑料薄膜带包扎，配合良种砧木、接穗，掌握好嫁接时的气候，加强砧木苗的肥水管理，完善了柑桔嫁接苗的成套技术，并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高接、靠接和靠接换根等。根据对砧木研究，围绕培育良种壮苗，在砧木选择培育、接穗选择、多种嫁接方法及技术之比较、嫁接苗的管理、苗木出圃、病虫防治、大苗壮苗上山、带土秋植等方面形成成套技术资料。该所集这些研究成果和经验之总结，写成了《怎样培育柑桔嫁接苗》一书，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五年此书曾四次印刷再版，发行量近40万册，发行国内各柑桔主产区，对柑桔苗木繁育技术革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6. 落实了2,4-D在柑桔贮藏等技术上的应用研究

为适应四川柑桔生产发展和果品外贸出口的需要，柑桔贮运过程中的防腐保鲜问题急待解决。一九五五至一九六二年，该所与省供销社江津柑桔站合作，对2,4-D在柑桔果品贮藏上的应用技术首先进行了研究，并获得成果，使四川柑桔贮藏技术进入了新阶段。进入七十、八十年代，人们在2,4-D的基础上，采用2,4-D加托布津或多菌灵，直到近年的桔腐净、AB保鲜剂、二号剂、六号剂，都是在2,4-D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该所研究的2,4-D处理贮藏柑桔果实一直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该所将2,4-D用于处理晚熟甜橙防治越冬落果，春季用于保花保果，都取得了成果。

7. 总结出柑桔丰产经验

该所科技人员于五十年代在总结桔农丰产经验的基础上，即提出了柑桔丰产栽培的“四大关键”，其要点是加强土壤管理、合理修剪、加强肥培管理和病虫防治。以后又进一步发展充实，如土壤管理的爆破深耕、土壤改良、梯形修台、带状深耕压肥；修剪方面由江津特有的小歼修剪又充实了夏季修剪、小歼修剪加短缩的内容；病虫防治方面继大实蝇、瘤皮虱、吹绵蚧、红蜡蚧、花蕾蛆、柠檬流胶病、柑桔脚腐病等，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又研究了溃疡病的综合防治技术，及至近年的柑桔红蜘蛛、潜叶蛾的防治技术等等，都是丰产栽培“四大关键”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8. 优选苹果单系川苹76-23

此优良单系为该所科技人员与四川省苹果芽变选择与利用研究协作组，于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在茂汶县石鼓乡选得。川苹76-23外观内质优良，省内多次鉴评名列第一，具青香蕉树性、红星果型、金冠色泽，果大，五棱明显，金黄光亮，耐贮性能特别好，已得到国内同行专家的公认，目前正在完善区域适应性及有关技术的研究。

9. 晚熟甜橙五月红的选育利用研究

该品种是一九五一年在江津县永丰乡实生甜橙中选得，为我国自己选出的晚熟甜橙良种。其品质优于从美国引进的伏令夏橙。其特点是夏季成熟应市，对延长鲜橙供应期、调节淡季以及外贸出口有重要意义。该品种在省内夏橙生态适宜区均有引种栽培，江津、重庆、荣县、蓬安栽培数量较多，广东、广西、湖北、福建、贵州有引种。但目前从大面积看，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10. 引种试栽成功了一批柑桔品种

自三十年代开始，该所先后引进柑桔优良品种品系和砧木类型计59个，经过多年小区栽培鉴定，其中不少品种和类型生长结果良好，适合四川生态条件。对其中优良者已推广生产利用的有脐橙、血橙、温州蜜柑、尤力克柠檬等。个别品系如香橙的一些类型可以作砧木。

吊吴芳吉

黄炎培

碧柳诗人我最怜，善翻格调出天然。
平生志行惟忠爱，浩荡灵修不假年。

再谒白屋诗人墓

江都 曹刍

十年憬忆锦江春，偶坐同饮风骨峋。
世态焉能容傲仕，君才岂祗作诗人。

五举沱的大红袍红桔

彭卫明

五举沱位于长江南岸，江津城西五里。北纬29.19°，东经106.15°，海拔208.6米。年均气温18.5℃，年均降水量1003.6毫米，终年少见霜雪，江面水气蒸腾，属长江河谷地带气候，是柑桔生长发育的良好生态环境。五举沱红桔林为秦汉时期“江州有柑桔”古林遗迹之一。“大红袍”为“川桔”中之佼佼者，亦在此处选出。

五举沱是长江沿岸著名的红桔林，素有“上海有十里洋场，江津有十里桔林”的称誉。今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载：“赵紫阳总理指出，从四川江津以东到江西的长江沿岸正在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一条柑桔带。”八月二十二日中央长江柑桔带考察组的同志在实地考察之后说：“五举沱柑桔产区是长江沿岸目前最大的桔林。”由琅山乡柑园村和五举乡五举村六万多株红桔组成长十余里、宽二至四里的桔林，年产柑桔三、四百万斤，产品远销国内各大城市和苏联、蒙古等国家。

悠久的历史

五举沱栽培红桔之历史极为悠久，要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古代的巴蜀》一书中载：“巴蜀的林木，秦汉时代已驰名全国。经济林木以柑桔栽培最为发达。……为了管理柑桔的销售，西汉（公元前206年）政府在江州（今江津、巴县、江北、壁山、永川、綦江、南川之半）、朐忍（今云阳）和鱼腹（今奉节）设有桔官。”西汉时期江州所属各地以江津、巴县、江北距长江最近，都有古林迹的可能。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江津县志》转引《华阳国志》载：“江州有柑桔，……今邑颇出柑桔。”（按：《华阳国志》记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巴蜀史事）说明东晋时期已有柑桔。

明末，战乱频繁，瘟疫流行，人民死亡惨重，十室九空，但五举沱红桔古林依然尚存。据琅山乡柑园村谢家湾谢海儒（谢氏祖先进川已二十五代，三百多年）说：“听祖父讲，老祖宗由湖广来此，插占为业，以前就有红桔。”老果农曹明清亦有同样说法。

清光绪元年（1875年）《江津县志》：“津邑物产之利恰有三大宗，一曰红柑，一曰大菜，一曰麻布。”民国十一年《江津县志》：“桔，邑中产出颇丰，附城沿江蔚然成林者，亦出产大宗也。”说明清代红桔发展较快，已成为津邑之利三大物产之首，到民国初年已“蔚然成林”，“出产大宗”了。

大红袍的产生

长江支流金沙江、大渡河上游河谷地带是红桔的原产地之一。古时陆路交通不便，而水路却传播较快。原始红桔传到长江边上的五举沱后，由于环境适宜，便定居下来并繁育后代。红桔除种子有性繁殖之外，还有萌发根蘖苗的生物学特性，常以根蘖幼树代替老树，江津果农称为“替子”，如此便世代不绝。故明末民众遭受瘟疫和战乱，在较长时期无人管理的情况下仍能幸存下来。

从上游传来的红桔，开初仅是较古老的品种如土柑（狗屎柑）、酸桔之类。后来通过长期的自然驯化、人工选择，才逐步进化到果实较大、风味较好的普通红桔，再由普通红桔的自然变异（芽变、枝变）、自然杂交（种间和种内花粉传播）便产生了新的品种、品系。五举沱红桔林中既有土柑、酸桔、普通红桔，又有大红袍、江南柑、朱砂柑、红皮香柑、黄皮香柑、肿皮红桔、扁红桔等多种品种品系。

据果农云：“五举沱很早以前就有大红袍。起初，因果子放在果堆中又大又红，特别显眼，便叫‘泡子’（江津方言，大而好者之意），故叫大红泡。但‘泡’易与红桔容易发‘泡’、‘泡壳’等词相混，抗日战争期间有的专家教授就改为‘大红袍’，有喜庆吉祥之意。”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川省江津园艺试验场副技师郭益进在《江津之柑桔》一书中写道：“乳顶红桔，果基部有乳头状突起，此为与普通桔子特别不同之处。果面光滑，朱红色，种子基部卵圆形，尖端扁细突长（江津果农叫‘鱼尾’），味甜，品质尚佳。”民国二十九年《川农所简报》（四川农业改进所园艺试验场二十八年度事业概况）载：“江津五举沱一带所产大量红桔品质之佳，早为附近一带居民所知。”但在“品质检定表”中称大红袍为大红桔。1966年《四川柑桔栽培学》中始称大红袍。但果农早在三十年代就叫大红袍了，三十年代以前叫“大红泡”。

传播途径

大红袍红桔不仅传播四川各县（市），而且遍及南方诸省。传播途径为果实长途运销，食果后以种子播种，苗商到处推销苗木。

清光绪元年（1875年）《江津县志》称：“红柑俗名柑子。有红白两种，白者亦名土柑，可作糖饼。红者于秋末冬初，夔关内外客商到境贩运。本地亦有装运汉口、沙市、宜昌发卖者，颇获利也。”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津乡土志》中：“江津有红白广三种，由水路运出本境在重庆销行。惟红柑子有由水路运往涪州（今涪陵）、忠州（今忠县）、万县、湖北宜昌、沙市，又由陆路运至贵州桐梓、遵义等地。”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建设周讯》六卷十六期载：“合川栽培历史约七十余年。当时有渭沱粟慧生者，乡居绅士，闻江津有贡桔，故亲往采购，费时三年，购约四千幼苗，共费银四千两。满清末年，桔价高涨，粟慧生年生值七千吊钱。于是引起当地人民注意而动心，多从事经营桔园，致有现有之成绩。”“万县红桔栽培最早为五间桥、回龙庵，约八十年历史，苗木为江津来。”“长寿栽培红桔约五六十年，苗木由江津来。”

1955年5月四川省江津园艺试验站、合川县人民政府在《合川县柑桔果树生产情况调查汇报》中称：“合川栽培历史及发展，从栽培到现在已有一百三十余年，是渠嘉乡天人村现年七十岁的修枝看虫工人尹某（尹刀头）的祖父，在渠河嘴购置田产后，将江津实生柑桔苗带入栽培，先实生繁殖，后简靠。”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川月报》第十一卷第一期中：“江津因出产桔柑之故，于是专门培植桔柑苗木者亦不少。附县城有园十四家，苗木数量约六百万株。”金紫乡老马岩王树廷、王南廷其育苗历史长达一百余年，在本省及湖北、贵州等省销售。本县西湖乡、贾嗣乡、金紫乡、沙埂乡、两岔乡、蔡家乡、清平乡、白沙镇等地的红桔皆由五举沱传去。

经济性状

江津红桔以大红包为代表品种，其品质之佳，古人早有评议。如《夔州府志》《锡贡》一书：“夔州之柚，江津之桔，扬州不能过也。”《重庆府志》：“《华阳国志》又云，江州有柑桔，江津县产桔味胜它属。”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四川经济日报》载：“江津素以出产红柑著名，其产量总额为五千七百万枚（约合一千万斤），每万枚四、五十元。以五举沱、沙埂场、夹滩场、大河南岸为多。”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江津主要物产品调查》称：“五举沱红桔年产一千万枚（约合一百七十万斤）。”民国三十年四月《川农所简报》第三卷第四期中载：“五举沱红桔业经去年妥为采收贮藏，迨劝农大会开幕之际，趁此机会招祣出售，以资宣传，购者无不盛赞果实品质之优美。”

本品种树势强健，适应性强，产量较高。平均果重110-140克，皮厚0.21厘米。可食部分70.9%，果汁51.1%，100毫升果汁含糖9.8克，酸0.37克，糖酸比26:1。汁多味浓，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成熟，品质上等。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

过江津怀独秀

章行严

鹤山曾此住幽人，鹤去人空剩古津。
我是山阳江上客，怕嫌闻笛失邻寻。

解放前江津的烟毒

邹娄良

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头头。他们为了攫取高额利润，不顾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地大规模地向中国走私鸦片，其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强国亦相继效尤，接踵而至，以致烟毒泛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烟毒之为害，仅江津一隅，即可窥其全豹。

江津烟毒，可分三个时期：即鸦片盛行时期、禁政时期与复盛时期。

一、鸦片盛行时期（1917—1935年）

从民国六年（1917年）开始，城乡就陆续出现烟馆供人吸食。以后由于军阀割据，大量搜括军费，认为鸦片征税较为方便，于是巧立各样名目，在鸦片上做文章，征收各种捐税，计有窝捐、懒捐、红灯捐、印花税、过境税、落地税、内销税及各种附加税等等。而这些捐税，不但与所谓“寓禁于征”无补，恰恰相反，还起到扶持与推广的作用，使鸦片烟毒大肆泛滥。

最早是征收红灯捐。凡烟馆营业，以开灯多少按每盏为课税计算单位征收，私人在家开灯吸食者亦然，由县征收局（后改禁烟处）按月计征收款。如隐瞒少报、私设红灯，均在查禁之列。民十七年（1928年）以后曾按区乡招商承包收税，其名亦称委员，盈亏自负。其次为窝捐，是按种烟窝数征税；而“懒捐”则课不种烟者的税，为按亩计征，等于直接鼓励种烟。于是境内大种烟土之风益炽，而鸦片也由原来的“印度土”、“云南土”、“贵州土”之外，又增加一个品色“川土”了。

在这一时期内，烟馆公开开设，随处可见，即使山村路旁小店亦有烟馆。以县城城关而言，就不下五六十家，连河边临时棚户也有三五家烟馆供船夫、力脚吸吃。城内著名的烟馆如黄吉西烟馆（现公安局侧三八旅馆地址）、张瑞林烟馆（现打铜街），各有红灯十余盏，常吸者盈室。后来通太街出现了“天然”、“独逸”、“瘾逸”三家及板桥街“几水盆塘”等，居然冠以“雅座”的美名，以广招徕。室内陈设华丽，并雇有“枪手”（受雇打烟服侍），除备有熟土和红灯等烟具供人吸食外，还分切零售生土，供其他小烟馆与在家瘾民买去煮熟出售或吸食。特别是衙门口街的陶旦初烟馆，出售一种熟土名叫“陈年酸烟”，为邻县所无，成为江津烟业特色，相当出名。

这几十家大小烟馆如平均以三盏红灯计算，应有红灯二百盏以上，每盏每天供应二十名瘾客（只多不少）计算，即有四千名男女瘾民，加上在家吸食者，总计约五千人之多。造成瘾民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社会根源。真正属于因病而服食成瘾的不过少数。卒致富者中落，贫者益窘，被迫作奸犯科、悖伦败德者有增无已。如油溪乡的陈汝霖，每年收租三五十石（老斗），因吸烟卖完家产什物后，竟乘其妻夜半熟睡之机，将她仅有的一身衣裤盗去典当吸烟过瘾，致其妻睡醒后赤身不能起床，一气之下，自缢而死。另一个收百多石租谷的王光普，吃烟后家道日衰，为找烟钱竟盗去父亲墓中的殉葬物品及父尸手指上的戒指，最后用石块砸破父尸的口腔，敲走仅有的一枚金牙。又如石蟆乡的王润志，因吸烟由地主堕落成小偷，结果被人打死。白沙镇泥水工人周海云，因吸烟卖完劳动工具，沦为乞丐，卒至饿死。类此事例，不胜枚举。因而民间处处可听到“吃啥烟都呛人，惟吃鸦片烟不像人”、“鸦片毒，鸦片毒，一人上瘾全家哭”的哀怨声。

二、鸦片的禁政时期（1935—1940年）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高喊“鸦片烟要忌脱”，取缔供人吸食的红灯烟馆，废除所谓“寓禁于征”的各项捐税如红灯捐、窝捐、懒捐、印花税等，关闭了官膏店，撤销了禁烟查缉处，制定了一个两年禁毒、六年禁烟的规划（以后又宣称提前两年完成），宣布在民国二十九年以前种、运、销、吸鸦片一律禁绝。

县设戒烟宣传委员会，由县长兼任主任委员，办理瘾民登记，搞了一个垄断鸦片经营的办法，设立“公土”管理所，按甲、乙、丙三个等级划分烟民，强迫推销“公土”。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县成立戒烟所，收容瘾民戒烟。县卫生所设戒烟科，各中药店出售戒烟丸，但多内含烟灰，故不能真正脱瘾，有的瘾民说：“断了烟瘾，又上了丸药瘾。”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县又成立县戒烟委员会，各乡镇设戒烟委员，但都借戒烟之名而大发横财。仅这一年，江津全县摊销鸦片达七十担（每千两为一担），有五千七百余户计一万六千多瘾民承担。此尚为已登记之瘾民，而未登记者及购买私土者尚不在此数。当时县长赵竹君指令，凡烟民每日甲等领土四钱、乙等领土三钱、丙等领土二钱，必须按规定领取，凡脱瘾者须经检验后始准停领公土，并规定各区乡销售公土十分之五者始为合格，不到此数者则为推销不力，要给予处分。这种“额销公土”的渐禁政策，给不少贫民带来了新的灾难。尤其山区烟民，无现钱缴纳烟款，造成背井离乡、家破人亡。双凤场就有不少烟民被迫参加抢劫，鲁家桥一带烟民携家外逃或被迫自尽的达百分之十。有的保甲长为了完成推销任务，不分烟民是否脱瘾，采取一律分摊，使许多已经脱瘾的烟民又重新上瘾。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前是劝告戒烟，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后是强迫禁烟，限令瘾民于三个月内戒绝，但必须亲到戒烟所检查取得证明，如未脱瘾，可以延期，辗转拖延，敷衍塞责。旧瘾民尚未戒脱，而未登记之新瘾民又不断增加了。六年戒烟计划以后又改为四年禁烟计划，江津县申报省府烟毒已经肃清，而实地仍是乌烟瘴气弥漫，禁烟政策全部遭到失败。

如禁种方面，六年规划中，江津为禁种县，因此成立了以县长为首的铲烟队，发现烟苗，立即铲除，并科以罚款。同时，省府饬令县府具结保证全县无一株烟苗，县府则转令各乡保证，乡又责成保，保又责成居民联保，似此层层负责，想必有效。然而，这种具结保证仅是一纸空文。由于地方势力的抗拒以及铲烟队成员受贿包庇，除大路两旁看不见烟苗外，而边僻山坳地方仍是罂花烂熳。不仅永兴、蔡家等乡有零星种植，在四面山等深山老林中遍地皆是。有种就有运销，虽禁烟人员四出查缉，而军队武装护送烟贩夹带偷运，仍可通行自如。公开烟馆转入地下，深宅内院，依然吞云吐雾，只是隐蔽一些而已。

三、鸦片的复盛期（1940—1949年）

自一九四〇年起，由于抗战原因，军队调动频繁，川军出川，很多携带烟土，虽有禁烟督察处亦莫可奈何。因而形成大批烟土走私，私贩也乘机活跃起来，甚至组织夜航筏子满载烟土闯关，由宜宾经河偷渡，停靠江津对岸浒溪口，烟土起岸藏在双河场附近，重庆及邻县多来此大批购买，形成双河场畸形发展，一时有“小昆明”之称。

江津城内也出现大的烟贩，先后有段文光、陈锡珍、丘旦夫、丘选阳、施汉萍、丘丽生等。而最驰名的是以王××、陈××为首的大烟贩子，与重庆鑫记鸦片大王曾俊臣、成都烟帮周云章等合伙组成庞大的“庆泰”商行，同中央驻川大员贺国光勾结，垄断了全川鸦片，江津县就是该行四十多个鸦片经销站之一。

上行下效，不少地方官吏也勾结地痞、袍哥、流氓，依仗地方势力，借禁令之名，行贪污之实。如二溪场联保主任王国栋公开标价，只要每月向他交纳大洋二十五元，即可在该场辖区内私开烟馆。有个叫张震欧的，一人就在这个场开了三家私烟馆。仅这二十多户人家的小乡场，就有八家烟馆之多。

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由鸦片制成的毒品——唆唆、嘈达、白面、吗啡、金丹、红丸纷纷出笼，以其服用简便，深得瘾民喜爱。于是零售熟烟的烟贩如雨后春笋。城关较有名的是南安街的陈清全、四牌坊的汤子君、衙门口的赖南西、北固门的“小霸王”、通泰门的杨缉武、杨缉玉、大土地的刘可嘉、嘉惠门的陈佐君、张爷庙街的柯荣昌、班竹巷的敬锡全、三倒拐的左树章、大西门的何“参谋”等，共约六七十家。瘾民之中的富者多藏于高楼密室之中，贫者则隐于坑穴、墓侧吸食过瘾。

这一时期是鸦片的复盛时期，瘾民中不但平民增多，公务员及军队官兵吸烟的也不少。如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驻白沙陆军第二军医院就有很多住院士兵吸烟，连医院院长杨其尧、医官马泽安也是“瘾君子”。当他们吸烟被群众拿获后，竟嗾使士兵手持武器夺回烟膏、烟具，以消灭罪证，并打伤执行任务的公务员。又如县卫生院院长左之宜兼任戒烟所长，竟利用职权，勾结地方恶霸周化成进行烟毒舞弊勾当。

江津禁烟已经宣告禁绝几年了，其结果却是烟毒又复猖獗。这给了当时政府以莫大的讽刺。政府每年煞有介事地在六月三日举行“禁烟节”，也焚烧了一些鸦片，惩处了几个烟犯，甚至还枪毙了几个，仍然烟毒蔓延，不可遏止。其所烧毁的烟土，大部是被掉换了的假货；而所惩处的犯人，多系烟贩们内部矛盾、大鱼吃小鱼所抛出来的贫苦小贩，来作替罪羊，既可在表面上应付所勾结官吏的禁令，又保护了利润不让外人来染指。

鸦片在江津肆毒，却愈禁愈炽。据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江津日报》透露，当时官方密查情况报导说：“所查地区，以油溪、吴滩等地烟毒严重，瘾民以平民最多，凭籍势力服食又无所畏忌者亦不少。油溪、吴滩、吴市三乡镇烟民即有千人，仅烟馆就有三十余家。”至解放时，全县瘾民达一万余人，仅双河乡就有吸烟、贩毒者三千多人，占该乡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第二区蔡家乡也有瘾民一千八百七十六人。

鸦片在江津为害数十年，江津人民深受其苦。虽后十五年国民政府迭出禁令，由于禁政内弛外张，烟毒也愈演愈烈，不可遏止。直到新中国成立，人民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烟毒方告绝迹。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日

江津县禁烟禁毒运动

廖全福

禁烟禁毒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护人民健康、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禁种、禁运、禁售、禁制、禁吸鸦片及鸦片制品（如白面、金丹、唆唆、吗啡等）的群众运动。通过这一运动，结束了烟毒长期在我国泛滥成灾的局面，意义是深远的。

为民除害 首战告捷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恢复发展生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2月24日发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以下简称《通令》），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禁烟禁毒运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通令》的精神制订了具体的禁绝办法。

1950年9月7日，我县禁烟禁毒委员会（以下简称禁委会）成立，王昭（县长）任主任委员，于子正、卞孟英任副主任委员，其他委员有十三人。县禁委会成立后，研究了组织机构、禁烟禁毒实施办法，制订了江津县禁绝烟毒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县禁委会的组织情况是：县禁委会下设秘书、审检、宣传、劝导四个组，分别负责行政事务、施戒调验、宣传教育、劝导劝解工作；设戒烟所，负责吸食烟毒人员的施戒工作。

实施办法：各区成立禁分会，各乡成立禁支会领导禁烟禁毒运动。县卫生院、公安局负责聘请中西医师研究配制戒烟丸药，发给吸食烟毒的人戒烟。戒烟中的具体问题，《细则》作了明确的规定。

《细则》规定，戒烟任务分为宣传、登记、施戒三个时期进行。

宣传时期：《细则》公布的前一周定为宣传周，全县同时进行宣传。宣传的内容主要是宣传西南军政委员会禁绝鸦片烟毒实施办法，解释禁绝烟毒的原因和人民政府坚决禁烟、绝不姑息的态度；宣传自行登记、呈缴毒品毒具、既往不咎、否则查出严办的政策；宣传戒烟所计划周到、设备齐全、医药精良、戒烟没有痛苦等。

登记时期：宣传周结束以后，全县立即进行总登记。凡运毒、制毒、售毒、吸毒的群众应于限期（十日）内自动向乡镇公所登记，由乡镇公所逐级汇总转报县公安局。凡是贩运、制造、出售鸦片、白面、金丹、唆唆及其他类似毒品的商贩，开设烟馆的主人，遵照西南军政委员会禁绝烟毒实施办法第二、三、四、五条的规定处理。已登记缴清毒品毒具的运销制户列为特别户，由保户（烟贩登记时找出确保其以后不再贩烟的住户）和公安局派人明查暗访，看其是否改业，填表报县禁委会审查。

施戒期：吸食烟毒的群众总登记后，由公安局将登记册移交县禁委会审定自戒或住戒的人员，审定完毕后分别造册交公安局定期指名召集受戒。戒绝期限根据人员多少、戒烟所容纳人数、医药设备等情况来决定。至10月底，成立了城关（江津）、白沙两个戒烟所，在试验的基础上分期分批开展戒吸工作。11月，各区戒烟工作纷纷展开，以区公安人员为基础成立了禁分会。在开展戒吸工作的同时，对教育不改、继续贩毒的首要分子逮捕了二十八人。至年底，全县有三千二百四十人戒脱了烟瘾，其中住院戒九百二十五人。1951年3月至4月，戒烟所对住戒的人员又复验了三期，计四百八十人。至年底，全县大部吸食烟毒的人员已戒掉了烟瘾。

1950年8月至1951年12月，共搜缴鸦片八千零一十四两四钱，无水一百零二瓶又一罐，嘈哒一十一斤九两，毒具多件。

这次禁烟禁毒中存在的问题是对禁绝烟毒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运动过后没有注意总结经验、保存资料，给后来的肃毒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乘胜追击 再战全歼

1950年的禁烟禁毒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吸食烟毒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污毒，解放后一时难以扫除干净，加之1950年的禁烟禁毒运动不够彻底，因而一些烟毒分子由公开转入暗地继续进行贩毒吸毒活动。我县主要的烟毒集散地白沙，经过1950年禁烟禁毒运动后，贩卖烟毒的仍有八百二十人，其中五十两以上的四百〇二人，占贩毒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九。1951年1月至12月，全县因烟毒而被判处徒刑的犯罪分子就有八十六人。据江津县人民法院统计，1950年至1952年6月，在城关、白沙、十一区（仁沱）、三区（油溪）、六区（朱沱）等地域内因烟毒而犯罪的就有一百二十五人。其犯罪方式为：吸毒二十五人，贩运六十一人，制毒六人，藏毒三人，介绍九人，零售二十一人。贩毒品种有鸦片、嘈哒、无水、唆唆、吗啡。毒品来源：水路从叙永、宜宾、合江；陆路从云南的昭通、贵州的土城、赤水、温水、遵义、桐梓、茅台等地买来，在本地或重庆出售。

为了彻底禁绝烟毒，党领导人民群众同各种烟毒分子的贩毒活动展开斗争。减租退押运动中缴获鸦片三千六百两，在土改中又查出一部分。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又发现大量烟毒案件线索。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人民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肃毒的积极性进一步高涨，党及时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再次开展禁烟禁毒运动。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5月21日发布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根据这个通令和上级的指示精神，于1952年7月至10月在全县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以打击烟毒犯罪分子、肃清烟毒、教育戒吸为中心内容的群众性肃毒运动。此次运动以公安部门为主，民政、法院、工会密切配合。

7月8日，县公安局给二、三、五、六、七、八、十二、十四、十五等九个区和油溪、仁沱派出所下达肃毒工作指示，确定白沙区、城关区为重点区，双河、德感、油溪、龙门、石门、朱沱、李市、仁沱、广兴为重点乡镇。重点区乡镇由区抽调得力干部专门掌握。为使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县里于7月12日至15日召开了县机关有关部门领导、肃毒工作人员参加的肃毒工作会议。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根据我县地区辽阔、烟毒流行程度各异等情况研究了肃毒办法。成立了江津县肃清烟毒委员会（以下简称县肃委会），县肃委会下设办公室，于子正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下设文书组、研究组、调查组负责具体工作。

为了突破重点，打开局面，县肃委会于7月23日重新整顿组织，加强调查力量，抽调水上分局、五区公所、民政科、公安局干部二十四人集中住县，划为四个调查组突破白沙大贩毒集团。其他重点区也转入重点侦察。

8月27日，县委召集白沙、油溪、朱沱等地区委及公安部门同志参加的逮捕毒犯行动会议，根据报经上级批准的打击毒犯计划，决定29日首批逮捕毒犯四十六名。29日拂晓，白沙（捕三十二名）、油溪（捕九名）、朱沱（捕五名）同时行动。接着9月5日又逮捕毒犯一十八名。逮捕第一期毒犯后，进行了内审（审讯已捕毒犯）、外查（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查清毒犯犯罪事实），召开各种会议，收集核实材料，同时搜缴存毒。

在重点突破后，全县十八个区除个别区（因无公安员）未展开外，其余均开展了肃毒运动。运动中缴获烟毒六千三百一十三两，毒具四百七十三件，还有部分金银、子弹等物资。据白沙、油溪、朱沱、仁沱四个点统计，登记贩毒人数一千三百六十四人。肃毒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吊陈独秀

怀宁 潘伯鹰

鹤山名不著，地僻人罕寻。
独赖斯人传，埋骨长嵌嵚。
世变易反复，虑或还销沉。
志士贵孤往，宁以撄其心。
丈人舟行过，倚栏久哀吟。
平生向稽俦，咨叹意弥襟。
其人同鹤化，风雨瘗昭禽。
雾迷江波涌，低昂天色阴。

江津的袍哥

谢宗国

（一）

袍哥的正名叫哥老会，起源何时，殊难考证。从其最初揭示的宗旨为“反清复明”来看，可能系四川的明朝遗老所组织，范围从川内逐渐发展到西南各省。原系秘密组织，据说参加的人都有严格的规定：要三代清白，并具有为光复汉族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勇气与决心。在表面上，则崇奉关羽，效法桃园故事，以“义气”为重，是以参加者日众，遍及全川及云、贵两省。

辛亥前夕，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吸收哥老会参加。全川哥老会随着革命形势有很大发展。辛亥革命爆发，我县王雅莪、邓鹤翔等组织武装起义，全县各乡镇袍哥纷纷响应，以哥老会员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十余营，齐集县城。其中如二溪袍哥首领肖鼎臣率领两营同志军，在江津独立后即率队支援重庆；五福乡的袍哥舵把子郭云程、彭鸿钧、邓老偏等率领同志军参加綦江武装起义。江津县令吴良桐反正后任正统，被推为江津哥老会长，人多呼之为“吴哥”。

我于1935年在县参加哥老会（仁字旗），社长是李汉池。辛亥革命成功，袍哥组织也随之公开，哥老会的发展一度出现高潮。但由于已经推翻了清王朝，原来提出的那种“反清复明”的宗旨也随之逐渐淡薄，变成了以讲求江湖义气的组织，为地主、豪绅、恶霸、土匪所操纵和利用，哥老会的性质也就完全变了。

（二）

民国元年（1912年）以来，哥老会遍布江津各乡镇。城关镇发展较大，有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袍哥内部派别）。民初时堂口界限尚分等级，以“仁”字堂口袍哥为最高，“义”字袍哥呼“仁”字袍哥为叔，“礼”字呼“仁”字为公，呼“义”字为叔，余类推。以“信”字袍哥为最低，大半为下九流之属。（至民国十二、三年，方改为平辈称呼，不分堂口，一律称兄道弟。）

当抗战时，城关镇有“仁”字堂口公社（即会社的名称）六面（即六个）：计有“复汉社”，其掌旗大爷（俗称舵把子）李××；“仁和社”掌旗大爷何××；“清和社”掌旗大爷毛润孚；“清源社”掌旗大爷李××；“一元社”掌旗大爷刘××；1945年又成立了“崇华社”，掌旗大爷胡灿辉。仁字各公社又组织总公口名曰“聚汉同”，掌旗大爷为廖海涛。

“义字”堂口有七面公社，计有“明义社”掌旗大爷杨绍荣，“明远社”掌旗大爷李××、周××，“明德社”掌旗大爷柴××、吴××，“明江社”掌旗大爷阎××，“文明社”掌旗大爷谢××、王××；城关镇义字总社“大明社”掌旗大爷李××；江津全县义字总公口“义联社”，掌旗大爷是刘××、周××。惟“礼”“智”“信”三个堂口各仅有一个总公口，“礼”字总社掌旗大爷许××，“智”字总社掌旗大爷汪××，“信”字总社掌旗大爷冯××。

袍哥堂口各公社平时各自为政，各不相属。各个公社成立时，必须取得附近公社的赞成，并将这种赞成意见用书面传到可能达到的地方，没有反对的意见，始择期开成立大会，也才能收兄弟（纳新）、走言语（对外交际）。成立大会多系在山野秘密举行，仪式非常隆重，派出兄弟伙警戒十里之遥。公开后改在城镇举行，虽不设警戒线，但会场气氛仍肃穆庄严，由掌旗大爷主持，外管事司仪行令，多用切口语言，完全行跪拜礼，并议取山、水、堂、香来作为该社的内部信符。

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的区分，完全是当初为便于吸收成员而设立的，所以只分堂口不分家，故其内部组织完全一致。所有成员均按一、二、三、五、六、八、九、十及“么大”等排次。每个排次除二排外都有几人至几十人，完全以弟兄相称。无四、七排（据说从前有一个四排出卖组织投降清军，一个七排淫嫂戏妹，因此连排次都予剔除）。有些社未设置二排，因为二排是关羽的排次，关羽被清廷封为武圣，后人不敢擅称，必须出家人才能充任，然亦不过闲位。

每个社由掌旗大爷一人负全部责任，总管社内及对外一切工作，俨如家长。下设内管事一至二人，管理全社财政，以三排充任，称执法当家。外管事一人，邦办二人，解决内外纠纷、送往迎来及对外交涉等事务，以五排充任，称执法管事。当家及管事都听从掌旗大爷之命，权责很大。以上一、三、五排均属上五排，其不当职者亦按其排次称为大爷、当家、管事，只是闲位而已。其下排次兄弟均听从上几排哥老的吩咐。另有“么大”排次，多属新进会员，但有其特殊处，因系最低排次，又系新进，如犯小的错误或过失也会受到原谅。为了熟习袍哥礼节及后继有人，掌旗大爷常挑选一、二位么大跟随外管事学习，亦称执事么大。若有功绩，还可不次超升，从尾掉头升行一。

凡新参加哥老会都称为“新学”，必需有一位管事作“引进拜兄”，一位当家作“保荐拜兄”，一位大爷作“恩拜兄”。这三位拜兄就是这位新会员的负责人，其参加时的排次都由恩拜兄确定。如新会员在参加袍哥前已具有社会地位，可以一步登天“嗨”行一（大爷），称新一大爷（闲职），但从来没有一进会就“嗨”管事（五排）的。

（三）

哥老会各公口都有自己开设的茶馆，作为对外接洽的地方。外地的袍哥来此地寻亲访友或联系事情，就来公社的茶馆泡上一碗茶，招呼堂倌“拿言语”（即亮出袍哥身份及所要作的事情和要求）。堂倌（自然也是袍哥）会立即通知公社，立刻派人来与客人接谈，帮助你办理需要办的事情，接风应酬，奉送路资，一定使客人感到满意，回去以后还要称赞一番。

事实确是这样，哥老会在维护会员利益、本着“义气”二字也做了一些对兄弟伙有益的事，如替弟兄们排难解纷、扶危济困等都是比较普遍的。清和社的袍哥张金和被族人打死，旁人都噤若寒蝉，而哥老会就敢于站出来打抱不平，代打官司，杀人者终于受到法律制裁。他如邀会集资、介绍职业等也是常见的。因此在旧社会凡子弟成人，或出门经商、宦游，都愿参加哥老会。所以四川流行一句话：“有地皆公口，无人不袍哥。”

然而，袍哥既要顾及“江湖义气”，又需要大量的经济开支，于是就不惜进行各种非法活动，如聚赌抽头、贩卖烟土、包揽词讼、转手贿赂、暗通土匪、买卖枪枝、吃红掌黑、操纵选举等等，甚至袍哥内部也互相倾轧。凡社会上一切作奸犯科之事，大多有袍哥染指其间。如明远社大爷李××操纵了全县乡镇长的任免；双河乡大爷何××贩运烟土，官府不敢查禁，故双河乡有“小昆明”之称；文明社大爷王××以警察中队长身份暗中通匪；××社大爷周××与禁烟官员勾结索贿；崇实社大爷邱××强迫小学女教师为妾；伪国大选举时，袍哥四出控制选场，大打出手，致选举工作人员受伤；举凡来津演出之男旦坤角，必先拜见有势的袍哥，或拜作干儿干女供其玩弄，否则即被驱逐。类此事例，都是屡见不鲜的。

抗战末期，国民党特务分子亦有目的地渗透进去，左右袍哥势力。至解放时，有些袍哥组织徒有虚名，实际已成国民党特务的外围组织了。

（四）

抗战期中，国民党政府实行假民主，号召民众自选参议员及乡镇保甲长，哥老会也随之有了大的发展。其欲利用袍哥组织争取选票者，纷纷加入袍哥，并在原袍哥组织的基础上，把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统一在一个社内，称之曰“大流”。这样，不管哪一堂口的袍哥，都可归到一个社的旗下。在江津，就出了“崇实”与“正诚”两个公社。

崇实社于1946年由袍哥大爷邱××所组织，包括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故人数较多。全县各乡镇均成立有分社。由于邱本人是“上山插柳”（袍哥话，意为先在社会工作后再加入袍哥组织），且一贯在政客门下奔走，声名不大好，故参加者多为“浑水袍哥”（不务正业者和土匪之类的人）及特务分子，一时人称崇实社为“飞机堡垒”（“飞机”为二流子与扯客的代名词），在江津相当活跃。

正诚社于1948年成立，舵把子谢××，时任国民党某师师长，欲以“江津在乡军官会”作骨干，并组成哥老会“正诚社”招募新兵。在江津解放时，因受地下党的影响并取得了联系，遂将所部带至郫县起义，江津遂得和平解放。

除了上面两个联社外，还有两个团体也应附带说一说，那就是“管事会”同“么大会”。管事会是由哥老会的五排（外管事）横向联系所组成，不分堂口，不收新会员，是袍哥管事互相交流感情、经验及互通信息的一个组织。成立于1941年，是江津哥老会特有的组织。它不同于袍哥，又是以各公社的执法管事为基础。会长轮流充当，在轿子口茶社（今通太街运输公司对门）每日聚会，设有茶轮。除调解公社之间的纠纷外，凡袍哥下五排在社会上出了问题，差不多都先经管事会茶轮上讨论、研究后再由本堂管事转本堂舵把子处理。真正起到所谓“上与拜兄分忧解愁，下与兄弟铲高削平”的作用。1948年江津县城无剧团，该会何××亲去来凤驿接来“三三剧团”，活跃江津文化生活。至解放时，哥老会瓦解，管事会亦解散。

继管事会之后，袍哥的“么大会”亦同时兴起。除了与管事会具有相同的目的外，又因么大行在哥老会中排次为最末，只有追随拜兄以求分享一脔。正所谓“么大么大，满嘴油大，四方进财，不乱说话”（即只有乱吃不得乱说之意）。因为平时体贴拜兄，取得上几排的宠信，有部分儇薄之徒，往往凭借舵把子的淫威，狐假虎威，招摇撞骗，敲诈勒索，横行乡里，形成了一种特殊势力。凡跑江湖的及远来的戏剧演员，也要先行拜会么大会。甚至么大会还利用各公社袍哥大爷私人之间的矛盾来取得好处，如利用义字么大去捉拿仁字旗某大爷的奸情等等。这个会的会长是周××，副会长就比较多，办事地点在小什字刘表章茶社（今农资公司对门肉店外）设有茶轮。解放前夕解散。

解放前的“江津在乡军官会”

李远刚

一、“江津在乡军官会”成立的经过

民国以来，江津地方势力即分为新、老两派，长期争夺地方实权，左右地方官吏。举凡县属公职如各乡镇长、田赋仓储人员、税收稽征人员、各级学校校长等之任用，莫不由两派暗中荐举，否则无法开展工作。甚至新县长莅任，亦必同两派表示亲善，不然就会窒碍重重，难安于位。即驻军亦必与两派合作，互相利用，方可平安无事，足见其势力之大。

我于1944年1月份因奔父丧由军队回籍，得遇军校许多同学如县党部书记长谢维平（黄埔六期）、县三青团干事长陈曙光（军校军官训练班毕业）等，每谈及江津新、老两派把持乡里，横行无忌，辄感忿慨。尤其谈到军校有不少军校同学和在乡回籍军人，为糊口计，尝欲投靠两派，每遭白眼，言之无不切齿，然亦无可如何！当时我正血气方刚，不顾利害，提出将军校同学及在乡军人（无军校学籍者）组织起来，独树一帜，与新、老两派分庭抗礼，军校同学均表赞同，嘱我筹备其事。

我即走访派驻江津的重庆卫戍司令部渝南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李贤镇，渝江师管区第二团上校团长左宗常，江津稽查所长唐远鹏、督察刘维祯等诸学长，均苦于新、老派之间的矛盾难于应付，皆对我表示支持。我乃赴重庆与“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联系，会晤处长谢远浩（黄埔一期）、副处长邵奠伦（黄埔二期）。邵为江津人，与我素识，二人均同意我的意见，愿尽力赞助。当时的江津县长肖烈（黄埔五期）及在津的陈阵（黄埔四期）、曹泽芝（女，黄埔七期）、江芹笙（军校九期）等人愿大力支持。

乃将通太门原新津旅馆接顶过来，改修一新，仍照重庆办法，组成“新生活俱乐部”，作为谋求维持会务各项开支的来源。原拟集资四十万元，每股法币五千元，由县内的军校同学及在乡军官自愿入股，但恐招股延期，改由我与军校同期（十四期）一个姓卞的同学各先投资十万元开办。卞系白沙人，家系大地主，十万资金易于筹措。而我则无力负担，幸我族叔李天成在德感乡开设“五福煤厂”，正苦驻军骚扰，挑煤从不给钱，计有十四军炮兵部队、青年学生远征军、陆军第二补训处、渝江师管区后方医院及过境部队。其中除青年学生远征军系向学生招募而来军纪稍好而外，其余部队除自用烧煤外，还有转卖牟利事情，各煤厂皆敢怒而不敢言。族叔因我是军校学生，与各部队长官多有相识，叫我说情请求保护。当即向十四军炮兵少将指挥官姚盛斋（黄埔六期）、青年军二〇二师六〇六团少将团长张止戈（黄埔六期）、第二补训处中将处长刘晓五（保定军校）、渝江师管区少将司令王吉甫（黄埔生）等以师生或同学关系，取得各该部的联合布告：“严禁在五福煤厂强迫购煤，每次必须照价付款。”布告一出，军队即转向其他煤厂运煤，五福厂从此业务兴旺，利润大增，我即动用了五福厂法币十万元作为“新生活俱乐部”的投资。

1944年4月，“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江津分处”及“江津在乡军官会”同时成立，“新生活俱乐部”亦同时开张，贺客盈门。后几天来津募捐的冯玉祥将军亦补写“新生活俱乐部开幕纪念”单条相赠。成立大会由重庆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少将处长邵奠伦同江津县长肖烈共同主持（虽然在新生活俱乐部门口挂的两块牌子，但实际是一个组织，所以本文只用“在乡军官会”），邀请了驻津部队首长及在津同学参加，宾主纷纷致词，大意是：黄埔老大哥在北伐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是有历史功绩的，目前中国正在抗击日寇，这正是我们各军事学校毕业生及在乡军人报国之时，我们要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选举理监事时，一致投票由卞楚雄同我分别担任正副理事长，陈阵、肖以觉（特训班一期）、陈名（军校十四期）三人任理事，监事由江芹笙（军校九期）、赖文明（军官训练班）、丁疆（军校十七期）充任。另设总干事一人处理日常事务并负责经理“新生活俱乐部”，由我兼任。

俱乐部分旅馆和小食部，小食部系由江津有名的老厨师刘少武的儿子刘昌龄（军校十四期）和徒弟杜炳辉（现为一级厨师）二人负责。旅馆分内外中三层，共四十余间客房，陈设精致，注重清洁，严禁赌博及挟妓，获得来往客人的好评。对各军校学生一律八折优待，而新生活俱乐部实际成为各军校同学及在乡军官会的对外联络机构。

二、在乡军官会的活动

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江津分处暨江津在乡军官会自成立之后，积极开展会员登记工作，并将会员情况及有无困难问题，随时向重庆调查处报告，请求协助解决。同时，对江津地方上所发生的重大事故，进行参预，协助地方官吏抵制新、老两派的压力。由于我们可以利用驻军尤其是过境部队的武力去威胁他们，迫使他们作出一些让步，因而在县属乡镇长的任免及参议员的竞选中，在乡军官会都取得了一定的席位。

最使我记忆犹新的是调解在江津戏院军队打群架一事：1944年8月，军政部监护队第一总队官兵由重庆乘轮押送弹药至叙泸一带补充部队装备，路经江津夜宿于此。他们不购座票硬要进入新华舞台（今县电影院）看川戏。当时维持秩序的驻军九十三军特务营（营长袁鳄，军校十三期毕业）当即上前制止，监护队士兵自恃人多，不听劝阻，蜂拥入内，特务营士兵立即开枪弹压，对方亦开枪还击，顿时秩序大乱，观众惊骇四散。戏院门前一个摆水果摊的妇女（忘其姓名）竟被流弹击毙。等到九十三军大队赶至，监护队已全部逸去。而人命关天，城区轰动。特务营及监护队各自上告，互相推诿责任，最后由重庆卫戍总部饬令监护第一总队总队长王廷柱（黄埔一期）亲来江津处理。

王来津即住新生活俱乐部，得知有军校同学的组织，即委托我从中调解。我以双方均系先后同学，即建议先厚葬死者，安抚家属以平息民忿，然后双方各自约束士兵听候上级处理。王照此办理后，由我以调查处江津分处副理事长兼总干事名义将监护队来津处理情况写成书面证明上报。结果调走了袁鳄部队，处分了监护总队押运官兵，方才算了事。

三、在乡军官会的结束

我留在后方，并非我的夙愿。新生活俱乐部成立不到半年，我即将总干事一职交由肖以觉接替，仍返回原部。1949年11月随部在乐山起义，调歌乐山西南军区教导总队学习。1950年底申请回乡，始悉在临解放江津前夕，366师师长谢增勋部在江津招募兵员，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江津分处及在乡军官会所属人员大部分都参与其事。新生活俱乐部转让给了“正诚社”（地方袍哥组织），成为366师招兵办事处了。解放前夕谢增勋率部撤离江津，在乡军官会人员亦随366师离去，至成都附近郫县起义。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日

四位先生（注1）

冯玉祥

一位谢循初（注2），一位是曹刍（注3），
一位聂荣藻（注4），一位邓石士（注5），
四位先生来，谈到学生把国爱，
热烈和踊跃，可歌又可泣。
成都市如何，极点已达到。
不敢再激动，恐怕脑破了。
四位极诚恳，详细都说到。
我是为国极感谢，钦佩四位好领导。
决定明天开大会，献金数目知多少。

注1：此诗为冯将军来白沙募抗战救国捐时所作。
注2：谢循初，当时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
注3：曹刍，当时为国民党教育部特设大学先修班班主任。
注4：聂荣藻，江津白沙人，当时川东师范校长。
注5：邓石士，江津白沙人，当时新本女子中学校长。

江津县古代文物侧览纪略

李恩琪

江津县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县。在这块地域上，先民辛勤劳动，不断开拓，创造了五彩斑斓的古代文明。除史志对江津先民的各种活动有所反映外，江津县境内的文物遗存对江津先民的政治、生产、经济、文化、风俗、人情、时好、崇尚等各方面都有充分的反映。

在县境内的文物中，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个社会阶段的遗址和实物。这些文物，种类齐，项目多，具有四十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时间跨度，有的文物已属罕见，如莲花石，不仅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有直接为“四化”建设服务的科学价值。爰将县境内笔者所知古文物试作简介，以飨同好，并请读者指正。

一、县内现存时代年限最早的文物

1. 原始社会文物遗存

江津县境内已发现四千多年前原始社会时期江津先民活动遗迹两处。一处在县城几江镇东五华里的江巴岩（先锋区琅山乡顺江村与城关镇铜罗乡东南村接壤处）；一处在仁沱区栀平乡綦河流入长江口王爷庙处。先后在两处发掘并采集了原始人遗物多件：有生产工具如石锄、石耜、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石凿、石锛、石矛、石网坠、石镞等农耕、渔猎工具一百余件；还有供生活使用的陶器碎片如陶盆、陶盘、陶碗、陶钵、陶杯等两百余片。它反映了江津先民依山傍水，从事原始农耕和渔猎的生产、生活方式。（参见：重庆博物馆《历史考古文集》1950年—1984年）这两处原始社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以往江津史志记载的历史空白。

2. 奴隶制时代文物

在县内油溪镇西的店子乡石羊村四队小地名烟灯堡处，发现了巴人墓葬遗址。墓内为内外二石室，人直立有余，内室有石棺二，高一米，长约七市尺，棺上刻有古兽图案（似为龙形），古朴无华；内室壁有石桌，桌围四石磴；棺侧有石马一尊，高四十一公分，长八十一公分；棺侧有瓦俑一。此墓无秦汉墓葬特征，可能是巴人墓。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江津地域属巴国地，尚为奴隶制时代。油溪烟登堡巴人墓是我县唯一发现的奴隶社会文化遗址，距今当在二千三百年以上。

3. 封建社会现存最早文物

甲、宗教遗迹： 全县各区乡现存（多系残存）古寺庙、尼庵、道观、坛宫、经室等百余处。最古的宗教遗址是油溪区三圣乡仁和村（十四村）一队、石门区石门乡劳动村处的能仁寺。该寺依缓坡建成，砖石结构，寺为巧殿三，沿石级面上，左右廊庑为供佛处；寺前有拜台，有石幢呈中字形直立。笔者曾亲见此处有宋淳化年间残碑。据乾隆本《江津县志》记载：“能仁寺，县西六十里，圣钟坪山后，梁武帝时建。砖石原存者甚少，所有碑碣亦几经翻刻。”梁武帝即六朝时梁朝萧衍，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信徒，曾把佛教定为国教，在国内掀起佛教热。能仁寺的修建可能就是在这个浪潮里的产物，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

乙、最早古墓： 县境内封建社会时期最早的古墓是汉墓。已发现的汉墓在德感区津福乡的三百梯、享堂乡的高浒岩、和艾乡的骑龙穴、和艾乡的和尚寺；吴滩区吴滩乡的匡家坟坝、现龙乡的桥亭豹子沟；石门区的秦家乡的岩口、河口乡的新房子；永兴区鹅公乡的千担岩、三口乡的大河坝；柏林区四面山乡玄武岩、梓云乡的跃进桥、付家乡的林家堡、凤场乡的石坎；李市区洪海村的千子坝；仁沱区顺江乡的大沙一队；永兴区的卧佛寺等十七处汉墓葬。这些墓葬都在二千年左右，均属破坏后的残存，无法鉴别其具体年代。谨具体叙述汉墓中的一例：柏林区的凤场乡石坎小学后，有一古峭石壁，上有五岩墓，俗称为“蛮子洞”。洞内石壁残存有多种刻石图画残断面，或剥蚀模糊，或龟裂残缺；其可辨者类似著名的南阳汉画石，造型古朴典雅，写态肖妙逼真。有逐兽捕鸟图、杂技百戏图饰。

丙、最早古桥： 县境内确知的最早古桥系仁沱区马宗乡石桥村七队的石桥。该桥有十墩，每桥墩侧均有兽头伸出，下有拱洞圆孔出水。建造非常别致，枯水之期，圆洞滴水如琴声；盛水之期，圆洞喷水于桥下石滩，约高丈许，飞珠溅玉，水雾空蒙，蔚为奇观。据影印的明代《江津志书·桥梁志》卷的记载，马宗乡石桥为江津明代的九个古桥之一。其余八个桥均已湮没于清朝至民国时期的三百余年间，今仅存马宗石桥。据乡人传说，该桥朱元璋曾予赐封，可知在元末或明初已建成，距今约六百年左右。古桥中尚有石门区的板桥、蔡家区的飞龙庙桥、油溪镇的明月桥。

丁、摩岩造像： 县境内摩岩造像完整保存的较少。据笔者所知，蔡家区钟山乡观音岩穿洞处的岩石系水成岩，岩壁中依势凿为宽四尺、深六尺许的崖腔，中刻观音大士像。乡人传此像已享数百年香火，于清末民初募捐修葺，彩镀金身，并以屋荫蔽风雨，加之该处地僻人稀，交通不便，所以至今保存尚好。

戊、题刻： 县境内可见最早题刻在永兴区三口乡寨子村的邻母洞。该洞呈弧形天然洞门，口宽十米，高六米，深二十五米。洞口有清澈山泉一泓。沿石级上步洞口，有明代人题刻“天下无双福地，天下第一江山”对联一付。洞内造像荡然无存，有石碑九块，最早成于北宋宣和辛丑年（据万国鼎编《中国历史纪年表》当为公元1121年），距今已有八百余年。余系清雍、乾时题刻。

二、江津县境内重点古文物

县境内文物至少有三百处以上，其中颇多值得珍视的，姑举几处于下。

1. 大佛寺

石门区石门乡场侧，今石门粮站仓库岩脚有大石佛一尊，高十四米八，背倚危崖，面临大江，左右怪石嶙峋。横斜石壁上有明清年间题咏。大佛左手执净瓶，右手执法器，衣褶皱叠线条明晰，腰带、头冠装饰细致。佛脚下有香台香炉，半圆形拜台，石栏围拱。现存大佛已于明清时建寺遮蔽，寺为楼七叠，飞檐翘角，画栋雕梁。进寺门左右两侧有厢房，中有隙地，广植名卉。

大佛寺已于一九五六年八月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列为第一批省管文物，编入省重点保护名单第二十一号，近来修葺一新，配备专人管理，游人甚众。

大佛寺建于何时？佛侧有清代碑刻尚存，其铭文曰：“建自先朝，载诸邑志。”《江津县志》亦载：“大佛寺，距城百里近石门场大江边，古凿大佛于岩上，高十丈许，左有石如净瓶，右如鹦鹉，依岩石建筑，为楼七层。”可证大佛寺在明朝或更早一些时候已具今寺观规模。游人有撰文称其为“长江第一大佛”者，也有人谓为“长江第二大佛”者。

2. 莲花石

县城几江镇东门外长江北岸，有礁一群，明代称为挑灯石，清代讹为跳磴石，后又以其形似莲花，故又取名莲花石，相沿至今。莲花石长期沉没于长江水底，只有水枯季节、水位特别低落时始露全貌。每当莲花石露出时，游人云集，观者如堵。

江津各种史志对此均有记载。莲花石出现时，历代有不少文人题词刻于此石侧崖上，最早的是南宋乾道年间赵宜之、李希仲、王直夫三人于莲花石上作彻夜饮宴的纪事题刻，距今有八百余年。明代普邦化题诗道：“原是华山十丈花，何日移植几江涯。浮沉世态知多少，引得游人日泛槎。”清代女子谢芳秋游莲花石感怀题刻：“回首琵琶歌舞地，翠钿零落不成春。”

莲花石是江津境内一大风景名胜，明代江渊曾写过《几江八景》一组风景诗，第四首即“挑灯渔火”，描写莲花石夜景，诗云：“萧萧暮雨暗江天，灯影微茫识钓船。几缕断烟迷岸畔，数星残火聚沙边。新沽瓮底双投酒，旋煮竿头缩项鳊。却叹市朝名利客，五更鞭马过街前。”

由于莲花石题刻较多，反映了长江涨水落水的具体时间和情况，成为研究长江枯汛的重要资料，科学术语称为水文石。报章杂志对此多有介绍，1975年《文物》杂志一、二期、《重庆晚报》等均有人撰文介绍，今年《旅游天府》杂志四期有人撰文誉其为川内三大水文石之一。可与之相提并论者，仅奉节水碑、涪陵白鹤梁石鱼、云阳龙脊石、重庆丰年碑等。

3. 朝阳观

座落在蔡家区头道河乡洪洞村。该处古木参天，林海茫茫，人迹罕至，是以数百年间鲜为世人所知，各种版本的《江津县志》均未有记载，是近年来的新发现。此处风景优美，故有“川东九寨沟”之誉。

朝阳观属于儒、释、道三教合一寺庙。六朝时三个教派开始合流，以后时合时分，在明代嘉靖年间又出现过三教共体思潮，朝阳观便是这一浪潮中的产物。著名古刹少林寺山门左侧便有一块三教合一的碑刻，刻于一五六五年，而朝阳观的重建寺碑则记为“嘉靖四十年”，比少林寺三教合一碑早四年。两块碑刻图饰相近，可为当时三教合一潮流的历史见证。

朝阳观现存石室经堂完好，石砌筒拱式建筑，前有踏道三级。石室中有三清祖师像（太清、玉清、上清）。有三教祖师像：儒教的创始人孔子手持如意；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持《道德经》；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意态悠闲。还有五真人浮雕石像，各呈仪态。经堂中多忏语佛偈，如“朝王当，踢香芦，绘运帝景如斯观”、“游终南，上昆仑，得开圣域民瞻养”。柱刻有：“渺渺重霄之上，巍巍琼囗之囗”（疑为“中”字）、“三洞真格游斯境，八了劫传即此观”。经堂碑中有：“皇明嘉靖四十年岁次辛酉印文吉日，洪都新论县咸阳里修矣童子杨俊卷书，第三十代立祠杨来森录刊。”可以确知经堂造于明代嘉靖年间。

4. 江公享堂

系明代功臣江渊晚年归里住宅，座落在江津县城几江镇石狮子街。江公享堂是县内仅存的明代典型的院落式建筑，宅深四十一米，宽二十一米，木石土结构，有古代府第风格。大门上有石刻对联：“北极勋臣府，西川相国家。”

江渊是江津德感区享堂乡人，幼年读书于圣泉寺，后中进士，入翰林，历任刑部、工部、户部侍郎，加太子少保兼工部尚书。景泰帝间多次入阁参预中央军机要政（参见：《明史纪事本末》、《玉堂丛语》）。江渊曾和民族英雄于谦一起，组织和领导了明代土木堡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力挽狂澜，避免了一次民族的灾难，《明史》为之列传。

5. 黑石山

在白沙郊区，是县内古迹、藏书、风景三绝汇聚处。近代文物除吴芳吉墓、鹤年堂、陈独秀、于右任、卢前题刻外，古文物中主要有宝峰寺和川主庙，皆建于明代，巧亭细柱，飞檐鸱吻，古钟鼓亭寺尚有遗迹残留可寻。清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为培修钟鼓两亭，鼓亭尚存，石柱上有袁志源题联石刻：“渊渊大振闻三界，讽讽高扬播四洲。”

此外，聚奎中学前身系原聚奎书院，据县志记载，该书院建成于1823年，典雅幽深，大门石刻楹联：“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校内藏书丰富，尤多古籍，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该处存有光绪年间版本一部。

黑石山风景奇秀，历代吟咏亦多，山石呈圆形而黝黑，与周围山石迥别。山上环抱古木，蓊郁蔽日，鸟鸣争鸣，嘤嘤成韵，入斯境可享桃源之逸趣。

江津的文物很多，他如柏林乡华盖第一峰之题刻，石蟆场之清源宫，油溪镇下嘴阿弥陀佛寺侧大坟包疑冢，三圣乡苏东坡后裔坟茔，石门杜天灵将军的忠碑，珞璜场上的唐宰相坟，碑槽乡蹇家洞之奇秘，吴市乡涧槽沟的栈道等，尚待进一步稽考。

三、馆藏文物及民间文物

解放后由于各级政府的重视，设有专管文物的机构和人员，他们将搜集来的文物用科学的方法妥为保存。县内馆藏文物情况是：金银铜器二十余件，有先秦时期的罍、彝，有精工巧镂的铜鼓和明代的铜佛像。钱币数十枚，有春秋蚁鼻钱、战国刀币、汉五铢、唐宋通宝，其中有古农民政权铸造的货币，尤为珍贵。其他如水晶白鹤、牙雕笔筒、云龙纹端砚、古珍本字画屏条如康有为诗墨、王昭牡丹图真迹、钱鸿花卉等，堪称珍品。

民间也有众多的文物，据我所知，有宋代巨瓷缸，可盛水五百斤以上；蓝田名玉桌面四尺见方，系巧工雕琢，十分珍贵；唐开元年间素彩直颈龙虎抢宝瓶；宋代铜镜及茶盘；汉砖；古绝版书籍典册；有十余钤印志藏的唐伯虎真迹；明成化年间宫内五彩碎瓷高瓶；清代鹤守寒梅天然成彩石砚筒等。民间文物多系祖传或爱好古秘而珍藏起来的。

这些文物充分地说明了江津这块巴国古地，在先民的开拓和浇灌下，开出了五彩缤纷的古文明之花，给中华民族的文明宝库充实了内容。

名山合有名联在

——简介黑石山的几副对联

杨眉

名山孕育名联，名联辉映名山。事实确是如此，江津县黑石山乃蜀中名山，其问不乏名联。为飨读者，爰简介数则。

黑石山之所以享誉中外，不仅数百黑石奇形异状，更因地灵人杰。山上自清末创建书院以来，至今弦歌不辍，桃李遍天下。创建书院不久，外校门就石刻一联：

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此联大声疾呼，旨在宣传兴学育人，深情卓识，堪为联海精英。“文革”期中，不幸毁于“破四旧”之劫。拨乱反正之后，由当代书法家周浩然用黄体补书。

内校门今亦有一联，为书法家傅晏月在劫后用楷书补书刻石：

德星长聚五百里；广厦颜开千万间。

书院以“聚奎”命名。上联言奎星聚此，是办学育才圣地；下联言广厦万间，让天下寒士开颜。

抗日战争时期，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客居江津县城，尝来黑石山游赏，爱其山水清辉、人物琼瑰，特用独特书体撰书一联，石刻于孔子殿的两旁：

是英雄铸造之地；为山川灵秀所钟。

白屋诗人吴碧柳《还黑石山作》组诗中，有两句诗曾为后人刻竹悬挂于长廊柱上，诗笔清丽，点景入画：

看瀑最宜春水后；听松长倚讲坛前。

久有盛誉的聚奎中学，肇源于聚奎书院。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为建校一一五周年校庆，校长罗昌一同志和一些热爱母校的校友，为使黑石山成为当代书法集成中心，曾在校庆前后延请海内名流及校友撰书联，已收佳作不少。

著名文史专家兼书法家邓少琴，年近九十，为黑石山景区大门健笔走书：

驴溪三叠天飞瀑；马鞍高峙地流杯。

黑石山下有驴子溪，溪中清流缓淌，两岸竹影婆娑。溪上有飞瀑三处，名高洞、蟾鱼洞、狗跳洞，前二瀑现已利用发电。春雨之后，银河悬于青崖，溅玉飞珠，声闻数里。马鞍山形如骏马碧鞍，也在驴溪河畔，与黑石山东西相对。

知名作家王利器教授亦为故乡黑石山新修景区大门撰有一联：

江声远送白沙外；诗冢长留黑石中。

江声系指“登黑石山巅，听长江奔腾”（见《白沙镇歌》）；诗冢指白屋诗人长眠于黑石山上的梅林之中。一“远送”，一“长留”，诗情画意，使人怅然增兴。王老为白屋诗人学生，还在山上撰联赞誉诗人：

声名洋溢巴渝外；诗卷长留天地间。

学者兼书法家杨超，除来山上题下“黑石山”、“临风”、“听涛”等墨迹外，还豪书一联，以表逸兴：

树色窗前落；涛声枕上闻。

笔者为聚奎校友，情之所发，不计工拙，亦曾为黑石山撰书一联：

驴溪鹤影，鹰嘴松声，高洞瀑雨，慢评绿萼红茶，增添山川何许秀色；
白屋诗篇，采芹画谱，少琴文章，细数青灯黄卷，育就巴蜀几多英才。

上联意在指点江山特有景物，下联意在列举学校所育人才。

诗人墓畔，九曲池中，落花水面，游鱼戏藻。江津体校校友为撰一联：

绿波春涨群鱼乐；清露晨流蔓草香。

上联寓学子乐教，下联寓师泽流芳。

通过罗氏的努力及邑人的重视，黑石山上的楹联定将日益增多，与黑石山绮丽风光交相辉映。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于白沙镇教办

江津县近现代自然灾害

范征文

江津百多年来，曾发生过无数次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自一八四〇年至一九八五年一百四十五年间，先后发生较为严重之干旱四十次，洪涝（暴雨）九十九次，冰雹大风雷电七十一次，降雪（低温）四十一次等自然灾害共有三百八十五次。

（一）干旱

在江津的夏季里，因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以致久晴不雨，禾苗枯焦，是影响范围大、危害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名曰干旱。又分春旱、夏旱、伏旱等，而以伏旱为主。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干旱机率约占百分之二十，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干旱日趋严重，其机率达百分之九十六，有“十年九旱”之称。

一九三三年全县旱灾重，粮食仅收四成，次年又大旱，仅收五成。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伏旱、秋旱连冬旱，寒冬腊月找水吃。据当时省政府公报记载，我县先遭夏旱，又遭水灾，当时贫民口食：一酒糟，二草根树皮，三芭蕉头，四豆渣，五白鳝泥（观音土）。永兴场、几子场灾民多食土充饥，白沙发生了抢米事件。

一九三七年初，全县因连年受旱，溪流枯涸，每得一草根树皮或（观音）土块即以为天赐，至农历三月十一始得透雨。

一九五八年，春旱、夏旱、重伏旱和秋旱相继。该年总降雨量仅六百六十三毫米，比常年少四成，为三十年来之最少降雨年。小麦成灾四万二千八百余亩，占百分之二十四。自五月二十日起，四十五天不雨，百分之七十稻田无水，早稻不能扬花。秋旱严重，田土干裂，人畜饮水十分困难。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连续两年干旱：上年夏旱接重伏旱，年总降雨量八百五十一毫米，比常年少二成，自七月十六日起四十八天少雨，百分之五十五的迟中稻减产，百分之八十六的晚稻减产。下年（一九六一年）严重夏旱连伏旱，五月下旬至六月份雨水极少，七月二十七日起三十三天少雨。因此百分之九十以上稻田枯涸、龟裂，百分之二十的农作物干死，人畜饮水困难。如双溪乡四月三十日至八月九日未下过一次透雨，其中四十天滴雨未下，正沟田龟裂二三寸。

一九七一年严重伏旱，自六月二十六日起四十八天，八月十五日起二十八天，两段共干旱七十四天。骄阳似火，红薯、晚稻、竹木等干死无数，人畜吃水艰难。

一九七二年，又遭伏旱连秋旱之灾，自七月二十五日起，三十九天干旱，晚稻卷叶螟严重，干死农作物和竹木甚多，损失超过上年。

（二）冰雹（雪弹子）

冰雹，俗称雪弹子，乃积雨云中降落之小冰球或小冰块，小如黄豆，大如鸡蛋，最大的冰雹直径三十厘米，比篮球还大。冰雹多发生在四至九月的午后及傍晚，主要分布在山区、深丘和槽谷一带，其范围狭窄，常言“雹打一线”。时间短，少则几分钟，多则几十分钟，其势凶猛，常伴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使农作物遭受毁灭性的袭击，甚至损坏建筑物，造成人畜死亡，危害极大，是我县重大灾害之一。

近现代，冰雹发生机率占百分之八十四，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迄今，机率达百分之九十七，几乎每年都有一次较严重的雹灾。

一八〇四年（清嘉庆九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冰雹伴大风雨，县城瓦屋俱受损坏，人有被击死者，石牌坊倾折数座。

一八四六年（清道光二十四年）农历四月初八晚，雹大如卵，风亦异常，许多树木被折。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大风夹雹，城乡房屋损坏无数。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石盘遭冰雹伴大风袭击，冰雹最大者像鹅蛋。冰雹击草似锄铲，秧苗齐水断如刀割，小树枝皮被打光。还有塘河、鹅公、毗罗、蔡家、中山、清溪、嘉乐、月沱、龙吟、凤场、付家、紫云等乡亦受其灾。损失作物无数，损毁房屋一万七千多间，死一人，伤三十六人，死牛三头、猪二头，伤五头。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二日傍晚，德感、几江一带遭暴风、冰雹、暴雨袭击。据气象站观察，最大风速每秒三十二米，风力达十一级，冰雹最大直径四点五厘米（德感乡石稻村四组何兴国拾得一个冰块重五市斤），降雨六十三毫米。据记载，此为我县八十二年罕见之狂风冰雹灾害。县城内合抱大树吹断，钢架房屋掀翻，乡村作物、房屋遭受严重损失。县内受灾的有德感、油溪、吴滩、先锋、杜市、几江等六个区镇十四个乡一百一十六个村七百三十二个组，其中重灾区是德感、临峰、双龙、长冲、广兴五个乡。据县政府统计，受灾小麦一万五千亩，损失粮食四百一十三万斤；水稻四千二百亩，玉米二万七千亩，三苗（红薯、高粱、秧苗）一千九百多亩，蔬菜四千三百多亩；冲毁农田八百三十四亩；损坏房屋四千三百多间（其中倒塌八十六间）；折断果木五万株（其中柑桔一万三千多株）；死二人，伤二十四人；死畜一只，伤七只；鸡鸭兔二百只。

（三）洪涝（暴雨）

暴雨：在二十四小时内降雨量五十毫米以上，超过一百毫米称大暴雨，超过二百毫米称特大暴雨。暴雨倾盆，其势凶猛，尤其在山区易成山洪暴发并夹杂泥砂石块直泻而下，或江河涨水而洪涝，而酿成农作物及生命财产之损失。暴雨洪涝一般出现在六至九月，七、八月最多，占百分之七十五，六、九月占百分之二十五。分布在江河两岸及谷地一带。近现代之暴雨洪涝机率占百分之一百零九，特别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迄今，机率占百分之一百九十，平均每年出现一至二次，是我县严重的灾害之一。

一五二〇年（正德十五年），县城水溢，再入署，官民露宿南门外石子山，三日乃消。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江津水灾甚重。七月十八日，津城大水，河街成泽国。八月，刁家场、梁家场暴雨，田水满铺，冲走一条沟的挞斗。九月，江津苦雨，秋收大欠。《四川日报》十卷一期记载：“水灾情形，已呈报者达十七乡镇。本县淫雨为灾，灾情严重者为朱沱、珞璜、金刚、羊石、油溪、德感、三口、稿子、几子、大桥、真武、仁沱、黄泥、青泊、长冲、石门。受灾面积一万三千〇十二亩，损失九千六百二十三亿。”

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下半夜至凌晨降大暴雨，李市雨量一百四十点七毫米，永兴一百七十六毫米。洪水陡涨，水封李市八字桥韩林菩萨，河街淹没。倒房一百五十间，损失十六万元，死七人，伤七人，崩田、塘无数，损失粮食十三万二千二百斤，乃百年未见。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三、十四日，全县大暴雨，长江洪峰一百九十八点六米，几江码头停渡三天。

一九八三年七月九至十一日，全县大暴雨，几江镇十日雨量九十八点一毫米。县内六个区十四个乡二十五个村受灾，倒房四百七十七间，死九人，伤九人，垮水库一座、塘二十二口、公路桥六座。津柏公路化肥厂处公路冲垮中断行车一天，仁猫公路一公里处冲垮中断行车七天，损失七万元。成渝铁路江津至古家沱段间滑坡塌方，中断行车二百七十二小时，损失二百七十二万元。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日晚八至九点，头道河暴雨夹冰雹大风，山洪席卷泥砂碎石直泻溪河两岸，民心惶恐，喊声四起，整夜桌下藏身。冲走头道河木材四百多立方，凤场乡月垭四队六十亩小麦颗粒无收。

（四）大风

风，春风可吹绿大地，大风则成灾。大风（风力八级）可折毁树枝；烈风（九级）大树枝折断；狂风（十级）吹倒树木，破坏建筑；暴风（十一级）拔树倒屋；飓风（十二级）陆上少见。我县八级以上大风主要在春夏秋季节，四、五月占百分之二十七，七、八月占百分之五十三，其余占百分之二十。分布于全县，又以山上、河谷地带为最多，风力亦最大。近现代大风机率占百分之七十九，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迄今机率百分之一百四十，平均每三年出四次。此类大风并无冰雹，可伴大雨，是我县较重灾害之一。

一八九八年六月七日（光绪二十四年）起暴风，白沙江面船只吹翻很多，曹四之房屋吹倒，全家死完，六尺过心的黄桷树被吹翻。

一九六〇年八月下旬，东胜乡吹旋风，柳青村三组稻谷草一万余斤被旋风一次卷起吹到玄武山上。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蔡家区的西山、猫儿山和贾市区的青泊乡起狂风，最大风力十级。青泊一根三百多年的黄桷树吹翻，墙倒打死六人，死羊一只、猪二头，倒房五百间，农作物受灾一万八千亩，柑桔损失二百六十九万斤。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先锋、琅山、黄桷、洞塘、大桥、两岔、慈云、双石等乡起暴风，吹坏房屋九千四百八十六间，损失粮食六万二千九百斤，死猪一头、牛二头，翻船二只，其中一只载砖三十吨沉没。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九日，秦家乡大屋村起暴风，晒坝上几千斤谷子被风吹走几百斤达半华里。

一九八四年九月三至五日，四面、东胜、凤场等山区乡连吹三天大风，甚者木匠台二十四亩水稻谷粒被狂风一扫而光，共吹掉成熟谷粒三十万斤，倒房一百多间。

（五）降雪

雪乃是一种固态降水现象，常呈片状，多为六角形，白而不透明，若空中尘土较多，则略呈褐色或黄色。雪花缓缓飘落，积地不化者为积雪。我县降雪主要在冬季（十二月至二月），机率为百分之四十六，平均每两年一次，成灾者甚少，大部地区多降水雪，因此“瑞雪兆丰年”。

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二月十五日，高牙乡晚十一时始降雪，一夜积雪二寸厚，道路迷漫，房屋一片白，竹子压断十之七八，爆（断）竹声如放鞭炮，树木压断，积雪二日方化。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四面山降雪四十二天，平地积雪五六寸，山上更厚，房檐、树上吊冰棒，河沟、山岩流水处凝成冰柱。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四面山降雪，平地次日即化，山区积雪四十八天，屋檐冰棒长一尺，河水结冰可行人，竹木压断不少。

一九八五年三月，受北极第三股寒流影响，立春至谷雨八十天严重低温，为六十年罕见，致使春天姗姗迟到半月，严重影响水稻育苗和小麦扬花。大、小春作物分别减产百分之二十一点五和百分之六点一，柑桔减产百分之二十七点九。

（六）雷电

雷电，大气中的一种放电现象，产生于积雨云中。有雷声而又见闪电（亦可不见闪电）叫雷暴，见闪电无雷声则称远电。雷暴不仅大量放电，且常伴大风、雹、雨等天气，对农业和飞禽威胁很大，强烈的雷暴能破坏高大建筑物及输电、通讯设备，甚至威胁人身安全。我县雷暴主要发生在五至九月，分布全县。近现代机率百分之八十四，五十年代迄今机率百分之一百八十三，平均每年一至二次。

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金刚乡狮桥六队苟国章雇罗粉匠被雷电击死，并从屋内拉到院坝。

一九六〇年九月，刁家乡大路村沿路三华里长的树木竹子全被雷电击死。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先锋、仁沱、贾市区雷电烧房三十八间，死一人，伤六人，死牛三头、猪十四头。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九日，三口乡兴农二队张永辉夫妇晚上洗脚后，张去倒水，妻在床上被雷电击死，并烧房六间。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县电视台龙山调频台叉转机被雷电击坏；八月三十一日，嘉平乡变压器被雷电击坏，损失一千七百六十元。

总之，近百年来，江津的气候变化不大，只是灾害日趋频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特别显著。气候变迁之原因极为复杂，它受着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既有长期的因素（太阳辐射强弱的变化、地球运动的变化、地学因素），又有短期因素（宇宙地球物理力、海洋和大气的反馈、人类活动），还有地面植被的变化。前者无能，后者可治。

我县南部的四面山，地处云贵高原的边缘，海拔八百至一千七百米，面积二百九十平方公里，现有林地四十二万一千亩，是我省盆地南缘的一颗绿宝石，是我县的水源林区，对我县气候的变化起着重要的影响。可是近三十年来，乱砍乱伐，毁林开荒，使森林面积逐渐缩小，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期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五下降到目前的百分之十点二七，自然生态遭到破坏，因而气候恶化，灾害频繁。森林对于改良气候、净化空气、美化环境、造福人类的作用是很大的。因此有计划地伐林、育林、绿化荒山秃岭，变生态气候的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十分重要。

遗怀

叶广度

行役银沙里，蜗居又六年。
知音亲翠羽，养性喜流泉。
欲雨蜻蜓扑，含晴粉蝶穿。
还思风月好，独立看江天。

注：叶广度抗战时期来白沙，曾在江津师范任教。

怀碧柳

吴宓

何处寻碧柳，白沙谒墓来。
围城吟卷在，诗国霸图开。
天地英灵气，古今特异才。
人琴知己感，生死鹡鸰哀。

注：吴宓，曾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