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录

回国参加大革命 聂荣臻（1）
陈独秀生平事迹及病逝江津前后拾零 罗树乾（17）
江津县志沿革志资料补遗 邓少琴（42）
辛亥革命烈士——先父卞小吾遇难纪实 卞稚珊（49）
忆先君吴芳吉 吴汉骧（60）
黄农瞻事略 龚灿滨（67）
夏仲实生平简介 县志办文史资料（70）
回忆先父刘丹五在邝继勋起义前后 刘静（74）
我走过的生活道路 钟复光（81）
我的艺术生涯 程漫（93）
记中医医理学家任应秋先生二三事 刘晓甦（103）
江津留法勤工俭学生概况 古基祥（109）
白沙琐忆 隋树森（117）
黑石山诗画小记 余雪曼（128）
古镇新颜——白沙今昔谈 程智铭（130）
白沙镇革命史略 刘子华（139）
驻江津战干一团惨案见闻纪实 陈怀礼（146）
民国时期江津物价飞涨概况 漆福彬（153）
江津米花糖 马骞 王志君（165）
漫话江津红桔 彭卫明（171）
江津早期的电影放映 陈光楞（181）

回国参加大革命

聂荣臻

到黄埔军校

一九二五年六月底，为了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共产国际通知我们，于七月底左右回国。回国以前，第三国际书记季诺维也夫找我们谈话。他着重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我当时的印象是，他就怕我们回国后搞“左”了。

季诺维也夫谈话后不久，同志们就分批回国了。我们走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没有正式成立，正在筹备。东大的同学比我们先走。我们这一批共二十多人，全是学军事的，有王一飞、叶挺、熊雄、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范易、李林、纪德福等同志。路上由王一飞同志带队，八月上旬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当时的苏联火车，条件很差，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七千多公里的路程走了约两个星期。

我清楚地记得，在西伯利亚火车上听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先生被刺身亡的消息。联想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我们一面开追悼会，一面深感忧虑，不知国内政局将向何处发展。现在廖仲恺又被刺，更增加了我对国内政局的担忧心情。

到海参崴以后，我们住在苏联远东海军司令的家里，等候回国的轮船。海参崴华侨很多，很想上街看看，但因为我们学军事的共产党人，苏联方面特别强调保密，不让我们上街，就在那位海军司令家里住了几天。

八月下旬，通知我们买到了由海参崴到上海的船票。我们都化装成学生模样上了船。尽管我们在船上非常小心，日本特务机关还是发觉了，当船到长崎暂停的时候，当地的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有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这件事弄得我们很紧张，大家在船上都准备好了口供，准备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险时好应付。

九月上旬我们到达上海。那时的上海，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着。他对付我们的经验不多，又忙于军阀之间的争斗，注意力不在这上头。出乎我们的预料，通过海关相当顺利，查验了护照，简单地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

在上海，我们先分散住进了旅馆，以后按约定的时间到中央报到。接待我们的是王若飞同志，他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莫斯科学习过，比我们早回来一些时候，我们很熟悉。他当时负责党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一般事情都先经过他。他先领我们去见了陈独秀。

陈独秀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党中央的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我们的工作就由他分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比较注意。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是已经定了的分配名单。他先宣布了我们的分配去向，以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我们回国，接着就讲了一通国内革命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大意是，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人到北方。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具体岗位，到了广东区党委再决定。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到黄埔以后工作怎么办？将来我们为着什么？他没有讲。只是说，你们要参加国民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这个革命，使革命获得成功，就是好事情。

分配结果，我和叶挺、熊雄、张善铭、纪德福、杨善集等十二人到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由王一飞同志负责。据我所知，这是我们党中央最早的军委。因为当时广东区党委已成立了军事部，我们的党员从事军事工作的越来越多，中央需要有个专门机构掌握这方面的情况，再加上王一飞同志建议成立军委，陈独秀接受了这个意见。但那时的军委，任务是做些军事方面的统计工作，汇集一些情况，人事分配工作等等，是一种组织工作性质的机构，并不是一级领导机构。

我在上海前后共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分配完以后，就乘轮船到了广州。在广东区党委见到了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等同志，战友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不久我就到了黄埔军校。

那时的广州，政治空气热烈而又紧张。一方面是革命气氛高涨，“五卅”运动以后的省港大罢工正在继续进行，东征军回师平定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军阀叛乱，群众革命热情很高。第二次东征即将出师。广东成为大革命的摇篮，广东的问题牵涉到全国，广州就是这个摇篮的中心。我们在街上看见到处是醒目的革命标语，这些都很令人振奋。但是另一方面，气氛又显得紧张。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正积极从事夺权的阴谋活动。不久前暗杀廖仲恺先生的案件尚未了结。广东的大小军阀也不甘心失败，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进行各种捣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来到了黄埔军校。

我到黄埔军校，大约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中旬。那时恩来同志已去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正紧张地准备第二次东征，记得我只在黄埔听他讲过一次话，以后他就走了。继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邵力子，副主任是鲁易同志。鲁易又名鲁其昌，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我们过去就熟悉，他没有经过莫斯科而是直接回国的。后来他由黄埔调到国民革命军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洪湖地区作战中英勇牺牲了。熊雄同志虽与我一起分到了黄埔，但他很快就随东征军出发，到一九二六年初才回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接替鲁易同志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广东“四一五”事变时被反动派杀害。熊雄、鲁易都是很好的同志。

我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那时政治部共有工作人员约二十多人。

黄埔军校是在我们党和苏联的大力协助下创办的，党在军校中有很高的威信。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更是我们党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最高。

我在政治部最忙的是管党的工作。当时黄埔军校有党团领导小组，开始由鲁易同志和我负责，以后熊雄同志东征回来，就由他任党团领导小组书记。领导小组下面设立了几个支部，有的是小组。党团员的确切数字记不清，我去的时候，党团员人数已经相当多。政治部的支部，党员人数更多。党团员身份，只有少数人公开，大部分还是秘密的。

党团活动的内容，除了搞好教学以外，最主要的是在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中，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在党团活动中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发展党团员，成绩也是显著的。我也做党团员的思想工作，组织学习等等。那时候，我几乎每周要报到广州一次，向区党委汇报情况，接受指示，有时候是听报告，鲍罗廷经常作形势报告，也听过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回来后就在党内进行传达学习。

我们政治部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政治部经常召开政治教育会议。我在的时候，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每期总数要上一百多次政治课，都是由政治部计划安排的。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都是我们党的同志，像恽代英、肖楚女、高语罕等同志，他们是专职的政治教官。还有些是兼职的，人数就更多一些。我也讲过几次政治课。我们讲课，没有什么正式教材，大多是自编讲义自己讲。除了共产党员讲课以外，也经常请些社会名流等来讲政治课。黄埔的政治课，对传播进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我到黄埔的时候，叶剑英同志已经到军校教导团任团长，随军出发东征去了。他原是主管军事教育的教授部副主任，在黄埔是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政治部还负责出版刊物，记得的有《军事政治月刊》，我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其他的刊物还有《革命军》、《黄埔潮》、《黄埔丛刊》等。

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我去后不久，他就出发东征，没有见到他。东征回来后，他有时候到学校来，偶尔还装模作样到军官食堂来看看，表示他关心大家，但只坐几分钟就走。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是抓得很紧的，他知道要发家就得有军队，就得抓黄埔。但他又没有政治本钱，经常耍的两面手法，也不高明，明眼人一看就穿。于是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出钱收买。你缺钱花去找他，他就给你开支票，谁要给，钱要得越多他就越信任你。这样，也被他拉过去了一些人。在蒋介石眼里，我们搞政治工作的同志，是专门挖他墙角的，所以他恨死了政治部的共产党员。我是莫斯科回来的，是戴了红帽子的，当然也在被恨之列。

我到黄埔的时候，第一期已经毕业，第二期东征去了，第三期入学不久。二期与三期之间，还有个第四队。每期规定学制是半年。我离开黄埔的时候，第三期已经毕业，第四期刚入学，那时已经确定学校改名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人数一期比一期多。我们党派了许多优秀的党团员到黄埔学习，国民党也搞了不少人到黄埔学习。黄埔是出了不少人才的，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都有。日后许多人成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他们从同窗学友成为敌对战场上长期厮杀的对手。历史证明，共产党的道路是正确的，国民党的道路是错误的。时至今日，有许多黄埔毕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通过各种渠道又走上了与我们合作共事的道路，有些人将要走这条道路，我们都是真诚欢迎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那天是星期天，早晨，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从黄埔坐船去广州。我们的船快到广州时，就听到中山舰上有人喊，叫把船靠拢。船一靠拢，就叫人们都上舰。我到了舰上一看，都是些共产党员，大家都不讲话，我晓得有事变了。我们被软禁在舰上的时间不长，当天下午就释放了。上岸以后，我径直去区党委，想弄清情况。到区党委机关一看，人员所剩无几，大部分人已经疏散了。一打听，得知恩来同志当天已被软禁在洋灰厂，后来也放了。渐渐地我们弄清了中山舰事件的全部真相。

怎么办？是把蒋介石搞掉？还是退让妥协？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是：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恩来同志回来向我们传达，中央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于是我们有些同志退出了军队，恩来等同志被排挤出了第一军，我也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有些则把名单交给了蒋介石。党内也有少数不坚定的分子，从此投靠了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以后，大家非常气愤。在区党委，陈延年、周恩来、黄锦辉等同志，我们经常一起议论，认为蒋介石政治上很反动，应该给予反击或把他搞掉。我们知道，在广州还有许多领导人像毛泽东同志等也有同样看法。从当时的力量对比看，把蒋介石搞掉是完全可能的。蒋介石手里的王牌，就是第一军。除第一军外，第二军是谭延闿，第三军是朱培德，第四军是李济深，第五军是李福林，第六军是程潜。这些人都并不听蒋介石的话。相反，我们在各军中都有一定的力量。第二军党代表是李富春，第三军党代表是朱克靖，也是个留苏生，第四军党代表开始是张善铭，以后改为廖乾吾，第六军党代表是林伯渠。除第五军外，各军都有党代表，都有我们的政工人员。尤其是在第一军中，我们党的力量最强，党员人数比别的军多。一军下面，有金佛庄、郭俊等两名团长是党员，他们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营以下军官中也有不少人是党员。第一军又是黄埔教导团的底子，我们党的传统影响比较大。所以，虽然蒋介石兼第一军的军长，但真要打起来，他能指挥的力量是不多的。此外，在黄埔军校，我们也有很多党团员，黄埔学生中，大部分是同情支持我们的。省港罢工队伍，当时还没有解散。力量对比，很明显，于蒋介石不利。但是，由于我们事前毫无思想准备，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被迫妥协下来了。

北伐战争和在武汉军委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封建军阀势力，国民革命军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并一度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地区，使大革命的胜利达到了高潮。我们党在北伐中牺牲了大批优秀党员，尤其是基层干部，为胜利作出了宝贵贡献。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北伐的胜利果实却被蒋介石所窃取。我们付出的沉重代价，只不过是为蒋介石卖了一次苦力。北伐的战火还没有熄灭，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北伐是在我们党支持下进行的。对北伐，蒋介石是愿意的。因为他知道，通过战争，可以吞并各派势力，发展地盘，又可以排斥异己，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局处广东一隅，由于左派力量过于强大，很难达到这些目的。而在我们党内，据我知道，对北伐开始是有争论的。陈独秀就有不愿意北伐的意思，他认为进行北伐，革命力量相率离开，广东这个左派根据地就可能保不住，这当然不对，北伐还是应该的。否则，各路军阀，尤其是吴佩孚、孙传芳，他们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盘踞在湖北、湖南、浙江、江西等地，与广东对峙，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能推进国民革命。

中山舰事件后，我和黄锦辉等军委的几个同志，在恩来同志领导下，仍然通过各种办法，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展开工作，向这些单位派遣干部，向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主要的内容是为北伐作准备。

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的蓝图大体上已经准备就绪。这个蓝图是由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帮助制定的。经过谈判，唐生智和白崇禧表示拥护北伐。这样就把白崇禧的第七军从广西调了出来。以四军、七军、八军沿京广线向吴佩孚进攻。以二军、三军、六军向南昌孙传芳进攻。以第一军向福建、浙江进攻。

五月一日，叶挺率领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省肇庆、新会出发，开始了北伐。独立团路经广州时，恩来同志召开了该团连以上干部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恩来同志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激励大家。六月一日，唐生智通电就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七月一日，广东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七月九日，各路大军出师北伐。广东只留了李福林的第五军和陈济棠的一个师。

北伐军的主攻方向是沿京广线北上。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与其他军一起，长驱直入，于八月下旬，占领了湖南全省。接着又攻占了汀泗桥、贺胜桥，歼灭了吴佩孚的主力，为北伐胜利奠定了基础。九月上旬，又乘胜占领汉阳、汉口。武昌守敌遂孤悬江东。

北伐开始后，广东区党委军委决定我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做联络工作。任务是向带兵的同志传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帮助他们解决碰到的困难问题，或反映给军委。我原定是从陆路去长沙的。但当时粤北、湘南一带霍乱流行，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了许多同志，其中包括加伦将军的翻译袁庆云同志。他也是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莫斯科学习多年，是个很好的同志，这次在韶关被霍乱夺去了生命。陆路不便，就改走水路。我乘船到了上海，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又乘船经武汉、岳阳到了长沙。

我到长沙那天，叶挺独立团还在长沙，没有出发。我们在长沙部署了军委联络点，不久，叶挺他们就出发了。攻占贺胜桥之后，我就从长沙经汀泗桥赶到贺胜桥。战场还没有清扫，我就到了。汀泗桥、贺胜桥之战是很激烈的。我军打得很英勇。吴佩孚则派了大刀队督战，谁退下去要杀头。我到汀泗桥、贺胜桥时，就看到吴佩孚的有些士兵不敢撤退，吊死在树上。当时正是九月初，天气很热，死尸都烂了，臭味令人窒息。我在火车上都感到喘不过气来，没有办法，把马灯里的煤油倒在手帕上，捂住鼻子和嘴，才稍好一些，死的人实在太多了。叶挺的独立团的伤亡也很大，尤其是连排干部。他们大部分是黄埔毕业的学生，优秀的共产党员。弄得我们补充都来不及。要兵、要干部，当时我们都很难解决。

革命军占领汉口、汉阳之后，大军包围了武昌。叶挺独立团又是攻武昌的主力。我到了武昌城下，就住在叶挺的团部。我那时经常来往于武汉三镇之间，保持和各部队的密切联系。

有一次，在武昌南湖，我遇到了蒋介石。那天，我是去找加伦汇报的。加伦他们不少人在一辆火车上，王一飞当翻译，陪着加伦。此外，在这个车厢里，还有白崇禧、张治中等。我见到加伦，向他汇报了前方的情况，谈得很晚，才告别出来。没想到在返回部队的路上，碰到了蒋介石。他坐在轿子上，前面有两个灯笼引路，后面有两个灯笼跟着，四个人抬着轿，和我碰了个对面。我是一个人，他从轿子里伸出头来，看了我一眼。我没有和他打招呼，他也没管我。

十月十日攻克武昌。起初，我们刚到武昌城下，以为可以很容易打下来，因为敌人只是刘玉春的一个师。但是，一方面是武昌城墙很高而且坚固，我们没有炮，另一方面，武昌又有英国人的支持，英国军舰在汉口、武昌间经常开来开去，接济刘玉春，加上我们又有些轻敌情绪，只是一味强攻，没有啃下来。以后改成挖洞爆破，也没有成功。叶挺独立团伤亡很大。后来，唐生智的第八军到了，又发动攻城，同样伤亡很大，还是没有成功。最后只好改用围困的办法。这个办法，敌人受不了，没有饭吃，军队支持不住，军心大乱。当时我们打开武昌时，城里的人拼命往城外逃，挤得不得了，确实饿急了。就这样，围困了一个多月，才攻占了武昌。

武昌城里，有我们党湖北省的一个小军委。武昌被围时，他们已被围在里头。我军攻下武昌，我就随先头部队进城。城门口堆积着大量的沙包，由于数量过多，一时搬不完，大门还没有完全打开，我就扒着堆积的沙包钻了进去，目的是赶快找到湖北省军委并建立军委的办公处所。那时年轻，什么也不怕。我刚进城时，城里的秩序很乱。特别是唐生智的部队，他们到处抢掠，抢来的绸缎，还互相争夺，你扯住一头，他扯住一头，相持不下，把大街都挡住了，过都过不去。

我进城以后，很快就找到了省军委。通过他们，了解了情况。找到了一个弄堂，叫中和里，是一条死巷子，全是逆产，没有老百姓。我把整条巷子全部号下了，就把军委设在这里，和湖北省军委一起办公。接着，省委、团委随之挤了进来，叶挺连家眷也带到这里来了。一时间，这里的人相当多，成了一个不小的机关。

这时，恩来同志还没有来，湖北省军委的工作，就由我主持。任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不久，张国焘来任湖北省委书记。后来，陈独秀到了武汉，我去见了他，把军委的工作和军队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陈独秀听汇报很不耐心，讲到军事，他一言不发。这使我想到初回国时，我们在上海相见时的情景，那一次我们汇报在莫斯科学习军事的情况，他也是一言不发，很不耐心。这一点，我的印象很深。这一次，谈了半天，他只说了个“那好”，就扯其他的问题，分析国民党内的矛盾啊等等，就是不谈军事问题，东拉西扯了一会，我只好告辞出来。

中央机关到了武汉之后，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分成了两个摊子。一个仍在武昌中和里，另一个设在汉口友益街。友益街的这个机关多是高级的领导同志，他们经常在这里活动，由张国焘主持。一般的对外接头，还是在中和里。我则经常来往于武昌、汉口之间。

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份，武汉形势已经显得紧张，蒋介石占据着长江下游，他利用南京、上海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方面，集结了这样多的军队，又要继续北伐，得不到经济支持，可是个大问题。因此，想要制伏蒋介石，但又难于决断。宁汉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正是这个缘故，许多人都在盼望汪精卫（汪精卫是中山舰事件后出国的），希望他能回来收拾这个局面。四月初，汪精卫回国了。他一到上海，一方面发表了《汪陈（独秀）联合声明》，同一天，又发表了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声明。汪陈声明是假的，汪蒋合作才是真的。接着，就发生了“四一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占领杭州，三月二十日进抵龙华。上海守敌十分紧张。为了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给上海守敌以致命打击，我们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不同前两次。前两次都因为准备不周而失败。这次，总结了前两次的经验，又加强了领导，周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了这次起义。起义是三月二十一日发动的，到二十二日晚，就占领了整个上海。

三月底，蒋介石进入上海，和帝国主义、青洪帮勾结起来，于四月十二日发动政变。他下令强占工会，解除工人武装，大量地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许多优秀的同志牺牲了，我们的组织遭到破坏。上海和汉口之间党的联系也告中断。党中央对上海的情况完全不明。决定要我和李立三同志到上海去，了解情况，处理善后。中央交代我们的任务是，李立三同志负责解决党组织方面的问题，我去解决工人纠察队方面的问题。

受领任务后，我和李立三紧急赶往上海。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通过关系，搭上了宋子文的船，一直坐到南京。到南京后，又和一批顾问同车去上海。蒋介石那时仍有许多苏联顾问，这些顾问要到上海去，他们也弄不清我们是什么人。就这样，顺利地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我们找到了赵世炎同志家里，以后找到了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同志，就在赵世炎家里开了会。我们了解了受损失的情况，又研究了下一步分头整理组织的计划。大家对蒋介石无不切齿痛恨，想不到他竟阴险毒辣到这种程度。会后，我住在颜昌颐同志家里，颜昌颐那时在上海军委工作，我和他一起，协助恩来同志对工人纠察队处理了善后，整顿了组织，把大批同志转入地下。

不久，中央要开“五大”。恩来同志是“五大”代表，我也是代表。我们原定是要赶到武汉参加会议的，可是赶到武汉时，“五大”已经闭幕。我们回到武汉，虽然由叶挺指挥武汉卫戍部队、工人纠察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刚镇压了夏斗寅的叛变，但形势仍然显得十分紧张。汪精卫回到武汉，表面上装作要反对蒋介石，实际上，他们正在加紧勾结，一致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到了六月份，汪精卫和我们分裂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到七月中旬，他终于公开叛变革命，我们被迫进行南昌起义。

在武汉时期的军委工作是相当紧张的，人手少，事情多。刚到武汉的时候，抓住张发奎的第四军因北伐伤亡急需补充人的机会，军委重点向四军派去了不少党员。正好这时黄埔第四期学生毕业，林彪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来到武汉，就由军委分配。林彪被我们分到了叶挺的独立团当见习排长。这是黄埔的规矩，毕业学员要在部队见习三个月，尔后才分配正式职务。我们还把派遣工作的范围，从干部扩大到了士兵，有些工人、农民中的党员，就派到四军各部当战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就在武昌，他们的许多事情也经常来找我们。我们还常到各部队进行联络工作，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机关，来找我们的人也是成天络绎不绝。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两三点钟，好在我们当时都很年轻，不到三十岁，能顶得住。

湖北省军委，开始只有我和欧阳钦等五六个人。恩来同志来到武汉后，我们就改称为中央军委，人手也略有增加，来了几个黄埔四期学生，但机关仍然是很精干的，总共不到十个人。早期的军委不指挥军队，只进行组织和联络工作。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的中央军委，全国的红军都归它指挥，这就与早期的军委不一样了。

在武汉的时候，我们还经手分配了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工作。

朱德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党就派他到四川杨森那里开展工作。他们原来就认识，在旧军队里互相打过仗。那时候，杨森正脚踏两只船，与我们共产党也在拉关系，就把朱德同志留下了。蒋介石一反共，杨森也跟着反共。于是，朱德同志来到了武汉。朱德同志说，他与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开展工作有有利条件，军委就决定把他分到了南昌第三军。朱培德开始委任他为公安局长，以后改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同志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后来在南昌起义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陈毅同志也是那个时候从四川来到武汉的。他不知道军委机关在哪里，找到了省委组织部。组织部的同志不认识他，就说，那好吧，你到叶挺部队去当兵。后来，陈毅同志在街上碰到了颜昌颐同志（这时颜昌颐同志已由上海调到中央军委工作），颜昌颐回来给我说了这个情况。我们把陈毅同志请到军委，正好武汉分校缺人，就分配他去做党的工作。

小平同志是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被冯玉祥“礼送”出境的。他来到武汉后，经军委介绍，到党中央工作。

伯承同志在泸州起义失败后，转到陕南来到武汉，找到军委。他到得最晚，我与他见面后不多天，就出发去准备南昌起义了。南昌起义中，伯承同志任起义军参谋团的参谋长。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而失败了。从我对陈独秀的接触，他确实没有掌握军队的思想，更没有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因此，当我们党遭到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就使革命归于失败。斯大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就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如果我们党重视这条真理，牢牢地掌握了军队，必要时可以把领导权夺过来，被迫分裂时也有力量，那就不是这个局面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沉痛教训。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第三章）

陈独秀生平事迹及病逝江津前后拾零

罗树乾

一、引言

陈独秀，这个在中国现代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也起过消极作用的历史人物，抗日战争期间曾寓居江津，卒病逝于此，厝于江津大西门外康庄，后迁葬安庆原籍。因我是江津人，历年来有些朋友或研究团体纷纷向我探询陈氏在江津寓居及病死情况。这里谨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并参照一些史料，实事求是地加以整理介绍，以供同志们参考，并请予以指正。

二、陈独秀的出身及家庭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9日诞生于安徽省安庆（怀宁）北门内“后营”。两岁时，父亲衍中（号象五）病逝于苏州，年仅三十二岁。其母查氏抚养独秀成长，独秀上有两姊一兄。十七岁时，过继给叔父陈昔凡为子。

陈独秀幼时，由其祖父陈章旭（晓峰）亲自教诲。晓峰老人当时颇有文名，把当地独秀峰的山名移作他的名字，可见老人对陈独秀抱有很大的期望。老人对独秀大哥孟吉的读书不大注意，因独秀幼小即聪慧过人，老人特别钟爱他，对他的学业，要求也特别严格。有时独秀背不出书，老人动手就打，甚至因独秀遭打不哭而气得发狂，责打也就愈来愈重。这恐怕是老人爱之深而责之切吧！陈独秀的母亲因此暗中流了不少眼泪，总是殷切地用好言劝勉他说：“小儿，你务必要好好读书，将来中个举人，也替你父亲争口气。”陈独秀虽然很早就进学，但他的父亲常以未能中举引为终身憾事。独秀也常因母亲的哭泣而跟着流下泪来。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是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的强有力的命令。”

独秀的母亲，能干而疏财，族戚常称她是“女大夫”，对陈独秀的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在自传中也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烈，其实我性情暴烈有之，疾恶如仇则未然，在这方面，我和我母亲同样缺乏严肃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还未痛改之。其主要原因由于政治上的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当陈独秀八岁时，他的祖父在1887年死去；母亲卒于1899年，死时四十七岁。

陈独秀一生先后娶过三位妻子。第一个元配高氏，系安徽副将高登科的长女，身材稍长，一双小脚，很少着鲜艳的服装，和陈独秀在十九岁时结婚，一生从未出过远门，只有晚年去看望她的儿子乔年到过武汉一次。她的思想很旧，与陈独秀相距不止一个世纪，以致家庭常有争吵。陈独秀想出洋留学，欲借她的金镯以作旅资，她坚决不给。高氏生于1879年，与独秀同庚，卒于1930年，遗有一女筱秀，三子延年、乔年、松年。

第二个妻子高君曼，系元配夫人高氏的同父异母妹妹，曾在北京女子师范读书，爱好文艺，思想新颖，与陈独秀志趣颇相得，以致由友谊发展为爱情，不顾族人反对，冲破封建礼教同陈在外面结婚。初期他俩相敬相爱，而族人常目之为侧室，生有一双儿女，族人称之为庶出。后以独秀感情不忠，常有外遇，且与潘兰珍结合，君曼乃带着儿女回到南京，住城南几间草房，每月由亚东图书公司（陈主编《新青年》之编辑处）补助三十余元。1930年陈的元配妻子和她的姐姐相继去世，君曼带着儿女回到安庆奔丧，返南京后患子宫癌卧床不起，贫病交加，久病未治，终於1931年病逝，死时约四十六岁。留一女名美，一子哲民（即鹤年）。

第三个妻子潘兰珍（又名潘若兰、潘云仙）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他们在上海同住一层楼，1930年同陈独秀结婚，陈已五十一岁，潘兰珍才约二十岁。在结婚前后，潘尚不知陈的真实姓名，直到1932年陈独秀被捕，报上披露了他的情况，她才知丈夫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即从上海赶到南京，常去狱中服侍独秀，陈在狱中，一直相随。她很漂亮，做事勤劳干练，平时很少言谈，陈独秀家里的人都很敬重她，儿辈尊之如亲生母。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故，她拿了陈独秀的一部分稿费，回到上海。1947年11月因患子宫癌在上海肿瘤医院逝世。她没有生育。

1928年前后，在上海被誉为安庆两小英雄的就是陈独秀的长次两个儿子。陈独秀的长子名延年，生于1898年，自幼气宇深沉，不苟言笑，在私塾读书，即聪颖过人，小时随母生活，受母亲对父亲不满的影响，兼之独秀又因公而忘私，故父子间感情不甚融洽。次子乔年生于1902年，性情活泼，好谈笑，有朝气，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平时打打闹闹，天真烂漫，一遇讨论问题时，就一本正经，严肃对待。他弟兄自幼受抚育于独秀的继父陈昔凡处，由祖父昔凡亲自教育，因独秀少年出门，殊少顾家，而他兄弟都能刻苦自学。十五六岁时，独秀携之来上海，学习外语，兄弟俩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晚上在上海法租界捕房内学习法语。当时陈独秀已任北大文学院长，他俩仍日与工人共同工作，夜宿《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延年于1927年因参加地下工作而被上海国民党保安队逮捕，后遭杀害。独秀长女筱秀在安徽教书，闻弟被捕遇害，亦急驰上海，因悲痛过份，病死於上海医院中。延年死时仅二十八岁。

乔年在1924年，即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地委委员，担负组织工作，是当时领导同志中最年轻的一人，年才二十二三。1926年3月17日，北京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运动，有人已被军阀镇压受伤，乔年同李大钊于次日发起更大的示威游行，亲临参加，乔年胸前被士兵的刺刀所刺，几穿心脏，衬衣都被鲜血染红，即入医院治疗，不久即调来上海工作。1928年春，又遭国民党上海保安队的毒手，壮烈牺牲。死时年仅二十七岁。时人以“难兄难弟革命两小英雄”称之。

陈独秀一生中，曾先后四次去日本。第一次是1901年10月，入日本东京学校学习，一度参加“励志社”；第二次是1902年，回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被追捕逃亡日本；第三次是1906年与苏曼殊同去日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第四次是在1914年流亡日本江户，佐章士钊办《甲寅》杂志。

三、陈独秀的早期活动及“五四”前后

陈独秀虽曾自述对满清取士的八股文感到讨厌，但为了安慰母亲，仍在1896年十七岁时于安庆考中第一名秀才，次年赴南京应考“举人”失败。通过这两次清朝取士的科举考试，他对当时科举制度的腐朽和一些知识分子的鄙陋感慨万端。联想到“国家的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到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道理的呀！这便是陈独秀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的最大契机。

随后即去杭州“求是学堂”攻读法文与造船学。又因在校有反抗清朝的言论，被清朝警察追捕，乃逃归安庆，随继父陈昔凡去东北。1900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沙俄趁机侵占东北，给全国人民以很大震动，独秀乃归安庆家中。当时全国有识之士，纷纷东渡日本，探求使国家富强之道。陈独秀遂于次年前往日本东京学校学习，同时参加了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同盟会前身）的外围组织“励志社”，写过一些文章，鼓吹革命，因而认识了孙中山及该组织的重要成员。他很钦佩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认为除这几人外，都是些平庸之辈。

陈独秀在留学期中，他交往最熟悉的是章士钊（后来在段祺瑞执政时任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以后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和苏曼殊（父为中国人，母为日本人，从小出家当和尚，诗文均有名）二人。他们三人性格不一而友谊极深。陈专攻西方民主学说，酷爱西方文艺，尤其是浪漫派的作品。这对他来说，奠定了他早期服膺的民主政治思想。陈独秀在东京常同章太炎过从，章十分赏识陈的“小学”（系旧文学中训诂一派，研究文字来源、字音、字义等），称陈为“畏友”。陈亦钦佩章太炎的“朴学”及其对我国文史有很深的造诣。

1902年同潘赞化回国到故乡安庆，与柏文蔚等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在藏书楼开设图书馆，展出进步专刊，发表救国演说，首次在中国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被清廷列为首要分子，严加缉捕。陈乃于秋天又逃往日本，参加了拒俄义勇队。该队后为日本政府禁止，又被迫回到故乡安庆，仿效东京拒俄义勇队组织“青年励志学社”进行军事训练，并于1903年5月17日在三百人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大家团结战斗，齐雪国耻。会上决定成立“安徽救国会”，被推为该会章程起草委员会主席。事被清政府查觉，追捕首要分子，陈又潜往上海避难，佐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第二年该报停刊，随即在安徽芜湖第五中学当国文教员，很得学生的敬重。

暑假中，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以战胜者接替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陈独秀乃与柏文蔚作淮北之行，结交淮上革命志士，于是年秋天组成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岳飞将军会），总部设在安徽芜湖，陈自任会长。

1906年又与苏曼殊去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与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及日本人幸德秋水等人筹组“亚洲和亲会”，打算把东亚各国的社会党组织联成一体。

1908年，安庆爆发了由“岳王会”领导的马、炮营起义，陈乃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秘密书写革命檄文，张贴在府署衙门附近。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民国成立。孙毓英出任安徽都督，慕陈独秀之名，邀陈任都督府秘书长之职，后改任高等学堂教务主任。不久柏文蔚继任都督，陈独秀再任都督秘书长。

1913年，袁世凯免去柏文蔚都督职务。那时宋教仁又被袁派人刺杀，陈独秀乃参加了由国民党在江西、安徽、广东三省的都督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发动讨袁的第二次革命。袁部倪嗣冲率兵攻入安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二次革命失败。陈乃潜往上海，而家中却被倪部查抄。次年，陈再度去日本江户，佐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1915年，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迫袁世凯承认，陈感到亡国之虞迫在眉睫，遂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改为《新青年》杂志），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

1917年，陈独秀一面继续主编《新青年》，一面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去募捐，由沈尹默推荐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长）。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而推辞，蔡先生则要他把《新青年》一并搬来北京，陈方慨然应允就任。《新青年》编辑部迁北京后，新的编委会成立，由陈独秀、周树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及沈尹默等七人组成，轮流主编。陈独秀除主编外，还陆续亲自撰文如《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子问题》、《驳康有为共和评议》、《文学革命论》、《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破坏偶像论》等文章，猛烈抨击孔教，宣扬“民主与科学”，主张充分发扬民主政治。

在《新青年》撰文的，除几位编委外，还有李大钊、易白沙、吴虞、陈大齐等知名人士。前期用文言文，后期改用白话。他们提出“打倒孔家店”，“拥护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反对吃人的礼教，提倡婚姻自由，主张个性解放，推崇进化论。认为孔子学说是两千年来专制、宗法家族制度、吃人礼教的思想基础，是独夫民贼的御用工具，必须打倒才能使青年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用民主反对专制，用科学破除迷信，中国才能走向发展的道路。在文学上主张打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在这些反封建的口号下，他们联合起来，一致向封建势力宣战。虽然当时新文化思想，就其总的来说，还未脱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范畴，同时对文化遗产的批评态度上还有绝对否定的缺点，但是，它的革命精神和战斗气息震动了中国思想界，启发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醒，而且也为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陈独秀也因主编《新青年》而声名大噪。

苏联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陈独秀等为代表人物，因受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便是“五四”运动的左翼。

1919年1月，陈独秀写了《除三害》一文，宣布反对军阀、官僚和政客，开罪于当时政府，在他们的压迫下，陈辞去了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二月李大钊来任北大图书馆长，九月毛泽东来作李助手。十二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合作主编《每周评论》，传播他们的政治主张。《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一文，是陈在这刊物发表的，以后曾连续发表了许多论文，不断地驳斥了各反动刊物对苏联的诬蔑。

在这刊物成立之前，五月四日，学生因反对“巴黎和会”的不公平而爆发了“五四”运动。6月11日，陈独秀因发表《北京市民宣言》而遭北京政府逮捕，9月16日释放。《新青年》集团也因此而分化为由胡适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后堕落成右派）和李大钊、鲁迅代表的激进派。陈独秀被释后，于年底经天津去上海，并写有《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为什么要南北分立》、《新青年宣言》、《公理何在》、《贫民的哭声》、《两个和会都无用》、《实行民治的基础》等文章，已由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而逐渐运用到行动中去了。

四、在革命阵营中

1920年，陈独秀一到上海，即创办《劳动周刊》，八月又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10月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共产党》月刊。那时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由杨明斋陪同到了上海，会见了陈。实际上，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主义第一个最早成立的小组，因此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未成立之前的临时中央”。同年12月，陈独秀接受陈炯明的邀请，去广州担任广东省的教育厅长，兼大学预科校长。写作有《谈政治》、《答知耻》、《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与作乱》、《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等。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那时陈尚在广州，而他的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并不因他是北大教授，而是因为他主编《新青年》杂志有名。在“五四”运动前，他是中国有很大影响的激进民主主义的宣传者，在“五四”运动后，他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陈独秀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叶剑英语），他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了解，也没有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党内时，他以马克思主义出现，而实际上他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被当选为中央领导人，是由他在“五四”前后的声名及党在初创时期缺乏经验所致。

接着在1924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陈又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在这之前，国民党认识到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已临崩溃的前夕，孙中山接受苏联代表鲍罗廷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李大钊被孙中山推选为国民党五人主席团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由中国共产党“一大”至“四大”，陈独秀都被连选为中央总书记。1925年3月12日，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孙死之前，国民党右派掌握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中国共产党人为自己的组织加入国民党，要求改正（或惩罚）。同年“五卅”事件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建立起它的坚定领导。无产阶级这一抬头，便惊动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出笼了。陈独秀在中共中委在北京召开扩大委员会会上，提出“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偶然事件，乃是资产阶级企图巩固自己阶级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为了抵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共产党应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不受国民党的牵制”。由于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到会同志多数未获通过。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新选出的二十四名的第二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八名中国共产党员和六名国民党左派，形成了国民党统治主体（机构）的多数。但蒋介石在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接着又把苏联顾问驱逐出广州，镇压共产党人和左派。陈独秀提出以共产党人掌握武装反对蒋介石，遭到当时共产国际的拒绝。陈又提出把现时的“党内”合作政策变为“党外”同盟政策。然而莫斯科拒绝了陈的建议，派遣威金斯基来到中国，执行莫斯科路线。

陈于6月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陈致蒋介石的一封信，在文章中提出：“两党之间合作，现在还是完全必要的，帝国主义的阴谋，为了破坏中国革命，提防着蒋。”但蒋介石已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北伐。10月，北伐军占领了武汉。鲍罗廷在广州召集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委员会决定了政府所在地由广州迁往武汉。12月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的决议》中指出：“巩固左派，并与之进行密切合作，但共产党不在其中谋取领导权。”于是鲍在武汉组织了一个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政府职能，同时催促汪精卫从法国回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

陈独秀仍留上海主持共产党的大本营。1927年1月，蒋介石由南昌前线返回武汉与鲍罗廷解决武汉与南昌之间争论的有关问题，未能达成妥协，愤而回他的南昌北伐军大本营，开始了一场反共运动。3月份鲍罗廷在武汉举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批准武汉政府全面展开反对蒋介石运动，作为对蒋的报复。同时陈独秀与周恩来、赵世炎等组织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起义。23日上海召开了十万人的市民大会，陈独秀在会上演说，赞扬工人的英勇壮举，并计划武装无产阶级反对蒋介石的斗争，但未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而蒋介石又于3月12日进入了上海，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的联合声明发表了。翌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并于28日壮烈牺牲。蒋介石在上海抛开了革命的假面目，露出了狰狞的面孔，在4月12日，大规模地展开了一场公开反共运动。在这次反共运动之前，陈独秀听从共产国际的命令，秘密地离开上海到了武汉去。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的右派政府，与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相对抗，即国民党所谓的“宁汉分裂”。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虽然大会表示赞成斥责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仍选陈独秀继任中央总书记。事实上，在1927年初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已发展为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这次大会既未能彻底清算陈的路线错误，仍又继续选举他担任领导工作。大会以后，陈独秀不但没有纠正过去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且独揽了党的实际领导，在党的领导机关内继续发展和贯彻他的投降路线，使党和革命遭到痛心的失败。

6月30日陈独秀无力执行是年共产国际关于挽救中国革命的紧急措施：“立即没收土地；组织两万名共产党员的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审判反动军官”等任务为由，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陈辞职后，因那时武汉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他就避免与党联系，同秘书黄文容躲在党开设的一个纸行的楼上隐蔽起来。7月中旬又化装同黄文容、汪原放（亚东图书馆出版商汪孟邹之侄）、陈啸青（纸行经理）等秘密上船前往上海。但他的长子延年已于8月被上海保安队杀害了。

8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未让陈独秀参加，但在会上陈独秀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被宣判有罪，被免去总书记职务，由瞿秋白继任总书记。接着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湖南开始。11月12日陈独秀在上海发出了他给中国共产党的信，要党在同国民党谈判中，不需要起义。次日陈又在给党中央的另一封信上，说明领导人的责任重大，重新估价现时的政治形势，以便修正党的路线。他的建议，充满着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因而被党中央拒绝了。

1928年1月19日，陈的第二个儿子乔年在上海又被国民党保安队逮捕，6月6日在上海牺牲（死时年仅二十七岁）。长女筱秀亦在上海病逝（二十八岁）。陈独秀在政治上失败、亲人相继死亡的情况下，心情极为消沉，隐居上海，潜心研究他喜欢的文字学。

五、倒入托派

1929年，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吴是受托洛茨基影响很深的人，他把苏联那时路线斗争的情况向陈作了详细的陈述，并将托洛茨基于1928年6月和10月所抛出的两篇文章——《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猛烈攻击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党造成了危害，提出了与中共六大完全对立路线，认为中国革命已进入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社会主义阶段，但目前尚无革命的局势，应该为召集“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而斗争。

当时陈独秀正满腹牢骚，所以看了托洛茨基的这两篇文章，又听了吴的鼓吹，心情十分兴奋激动，全面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向党的路线发起了挑战。

早在1928年初，由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院校学习的少数中国留学生如梁干乔、宋逢春、史唐等人，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并公开反对斯大林，即被遣送回国。他们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托派小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设置总干事会，由史唐任干事长，出版机关报《我们的话》，被称为“我们的话派”，在北平、香港、广州、武汉等地建立了支部，从事托洛茨基观点的宣传，向党发起进攻。

6月，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二中全会认真研究了这种局势，决定反击托派，从而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与托派斗争的序幕。决议指出：“托派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水平低微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党的‘反对派’，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予以制裁’。”

为了避免陈独秀陷入泥沼，党中央书记向忠发（后来叛变革命）和组织部长周恩来亲自到陈独秀家中作工作，指出其借口“城市支配农村”而反对党在农村发展革命的做法是错误的，劝他回到党的路线上来。但是陈独秀不听，却在7月28日、8月5日、8月11日连续向党中央写了三封很长的信，抄袭托洛茨基文章中的观点，一面为自己在革命中的机会主义错误辩解，一面猛烈攻击党的“八七”会议、“六大”以来的政治路线；并要求党中央发表他的这些信，展开讨论，妄图把托派路线强加于党中央，在全党引起更大的混乱和分裂。党中央拒绝了他的这种要求。

8月13日，《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共产党中央通告指出，陈独秀等人的活动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危险的企图”，是“党所绝不容许的”。8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和党中央代表又找陈独秀谈话，郑重指出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的错误，批评他不应该发表与党中央对立的意见。陈独秀没有接受这样的规劝，反而由他本人与尹宽作为他们的代表与“我们的话派”谈判，要求提供学习材料，并愿加入他们的组织。由于“我们的话派”总干事会认为他们是老机会主义者来投机，于是断然拒绝，甚至提出屈辱的条件，以致谈判破裂。

陈乃于9月下旬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自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凡为常委，何资深为秘书长。在党的各种会议上，挑起争论，加剧了党的分裂。由于陈独秀这些活动，引起党中央的严重关切，先后在10月6日写信给陈独秀，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逐条批驳了陈独秀及其追随者的错误，并提出警告，停止其一切分裂活动，参加到党的组织生活中来。

但是陈独秀竟于10月10日在复党的信里表示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10月26日，陈与彭述之联名致党中央的信，竟然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表示与党决裂，宣称：“你们说我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鉴于此，党中央在11月15日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

同年12月10日，由陈独秀起草并发表了有中共成员八十一人署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成立了“无产者社”，表明了陈已正式接受托洛茨基关于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见解。陈办了一个刊物《无产者》，上面带纲领性的文章，多是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写的。刊物的宗旨是：（1）宣传推翻国民党；（2）批评共产党。当然也就神化托洛茨基，魔化斯大林，丑化当时的中共领导，美化陈独秀，也是这个刊物的重要内容。由于陈过去的声望，虽然该刊物没有多少市场，多大影响，但也有一些人出于好奇心自觉或不自觉地提供了一定的销路。加上那时“神州国光社”办了一个《读书杂志》，刊登各方面的文章，因此陈独秀的主张，得到公开宣扬。

那时的托派，除了这个“无产者社”以及前面提到的“我们的话派”外，另外还有两个组织：（1）1930年春，从莫斯科列宁学院回国的刘仁静，纠合王文元、宋逢春等成立了一个“十月社”，出版刊物《十月》。（2）1930年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赵济、刘英、王平一等组成一个“战斗社”，出版刊物《战斗》。加上“无产者社”、“我们的话社”，这四个组织，都自居是托派正统，得到托洛茨基承认的。互相瞧不起，甚至互相攻击，互相谩骂，竟至互相告状到托洛茨基那里。托回信说：“你们的文章，我都看了。看不出你们有什么原则的分歧，既然政治原则一致，组织上应该统一起来。”

于是托派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当了大会主席团的主席，并发表了政治报告，宣扬他所一贯主张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人民政权和国民议会。大会通过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选为中执委书记及党报委会书记。托派统一大会开后，有些人没有被选上中委，就各找出路。刘仁静声称要到托洛茨基那里去告状，而梁干乔、刘英等人在一气之下，跑到南京当军统特务去了。就连“无产者社”的四大金刚之一的马玉夫，也因未被选为中委，就跑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去告密，以致托派九个执委被捕五个，五个常委捕去四个，因陈的地址不明，未遭罗网。因此刚成立起的托派组织一开始就陷于混乱，濒于瓦解之势。

1932年9月间，正当托派重温旧梦之际，国民党特务黄麻子，唆使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就当了特务的盖叔达、费克勤和由东方大学回国的徐乃逵等跟踪濮德治，侦知托派正开常委会，遂於10月15日突然发动搜查，逮捕了正在开会的彭述之、濮德治、罗世蟠、宋逢春及房主谢德盘等。陈独秀因病未出席得免。但因谢德盘在特务的威迫下招出了陈的住处，当晚陈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住所病榻上被抓获，10月20日押送南京。这一次逮捕，国民党宣传说把共产党一网打尽了。事实上说对托派一网打尽，倒是真情。那一些特务也因抓到陈独秀而得到三万元奖金，因分赃不平而打得头破血流。黄麻子在上海过了几个月的糜烂生活，就被中共红色队送上西天，结束了这个恶棍。

六、狱中生活

国民党这一次逮捕了托派全部中执委，轰动社会，时人称为“陈彭案件”。当时国内名流如蔡元培、杨杏佛，国际学者如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名人都打电报给蒋介石，为陈独秀缓颊，蒋却置之不理。后来蒋把谢德盘送至武汉行营，讯问陈独秀与红军的关系，谢答以完全没有关系，蒋才采取了对国内外舆论给以顺水人情的手法，批示“将全案人犯解法院审理”，才将所有被捕的人押解江宁法院看守所拘押候审。一直拖了一年多才由最高法院委派胡善称任审判长、朱佛任检察官来南京审理此案。

既然是法院，法定程序上的一些手续或形式，如法院要公开审判，被告有辩护权利，当然要照章进行。陈独秀的好友章士钊律师自告奋勇为陈独秀辩护，彭望邺、蒋豪士也愿任全案义务律师。检察官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起公诉，审判长即开庭审理，旁听席上没有空位，庭外也挤满人群。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曾报导审判情形，标题是《隽语风生，法院审理陈独秀》。陈独秀自拟辩护状，文长达三千余字，痛斥蒋介石背叛国家民族。律师章士钊的辩护词，亦将近六千字，声情并茂，逻辑性强，竭力为陈独秀辩驳，多讲法理，于法条讲的少。两文过长，安庆市图书馆藏有复印本，本文不再抄录。

当陈在堂上答辩时，侃侃而谈，审判官一再阻止，始毕其词。在章士钊律师辩护后，陈独秀立即当堂声明：“章律师之辩护词，只代表他个人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诉状为准。”陈、章的两篇辩诉状，当时轰动全国，但国民党以“不许为共产党张目”为词，严禁各报刊载。只有天津《益世报》（教会所办）登刊了全文。又被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律系的教材（该两校系教会所办，国民党无力约束，故有此胆识）。

陈、章之辩诉，纵有千条万条理由，也改变不了国民党的既定政策，法院只有秉承当局旨意，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十五年，其他人犯二至十三年刑期不等。律师们认为量刑过重，由陈提起上诉。又历时年余，最高法院始裁决改判陈独秀有期徒刑八年，其余的人刑期不变。最高法院为终审判决，于是陈独秀被押送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执行。

陈独秀在狱中，尚受优待，一个人住一间房，其余人共挤一间。监督颇严，不准亲属探望，不准读书看报，不准通信。经过陈独秀与同人们的绝食斗争，才逐渐放松下来，悄悄取消了“三不准”。陈在狱中，十二指肠及胃溃疡复发，血压也高。但国民党当局绝不允许他保出就医，只准许同案在押犯濮德治、罗世蟠二人轮流看护他。濮为陈的远房姨表亲，与罗均为“中国共产党同盟”中委，为陈之得力干部，长期相处，无话不谈。

陈除成天埋头钻研《说文》而外，常同濮、罗二人纵谈当时的文学、书法、诗歌、美学等，亦颇多见解。惟对责他是投降主义、机会主义，颇为不服。常说：“我的两个儿子，均被国民党杀害，有什么投降处。”“我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机会主义又在哪里？”曾自书二联以明志：“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他的自述《实庵自传》即作于此时，并写了《实庵字说》、《老子考证》、《干支是字母说》等文，发表在《东方》杂志上。

陈在狱中，经常有人来看望他，如画家刘海粟，学者胡适以及当年北大的学生罗家伦、段锡朋等。他的第三个夫人潘兰珍更经常来帮他换洗衣服或病中作护理。

后来托派的刘仁静、赵济、罗汉、陈其昌等先后出狱，并企图重振托派。但从陈独秀被捕后，托派已陷绝境，无力回天。陈独秀也想扶植他们，但身陷囹圄，内外隔绝，陈的文章既不能公开送出，外面书刊也不能送到狱中。结果是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自告奋勇，愿意冒险充当交通员，把来往文件扎在月经带内，使狱警无法搜查。她奔走在上海南京之间，每月一次，终于使陈又与外面联系上了。但陈仍坚持原来的主张，外面托派也不顾陈的声望而让步，而托洛茨基所搞的“第四国际”所派来的人看到中国托派奄奄一息，回生乏术，就愤然凄然而去，于是托派又遭彻底失败了。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震动了全国。消息传到狱中，陈独秀兴高采烈，派人打酒买菜来庆祝，并邀了濮德治、罗世蟠二人前来。陈说：“我生平滴酒不沾，今天为了国仇家恨，也要痛饮一番。”他先用酒酹在地上，祭奠为国牺牲的共产主义烈士及他的两个儿子，然后开怀畅饮。都以为蒋介石绝难活命。当知道蒋又活着回来，陈又表示惊愕，认为蒋介石的统治必然相当巩固。

“七七”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和董老驻南京，迫使蒋介石将“西安事变”中承认了的“释放政治犯”的诺言兑现，蒋才在1937年8月23日不得不将陈释放。后来日机轰炸南京，狱中中八枚炸弹，蒋才又将所有在押的政治犯释放。陈的出狱，完全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援救。

七、漂流至川，客死江津

陈独秀出狱后，董老衔中共中央之命，曾前去访问过他一次，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偏见和固执，写一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陈独秀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从命。”谢绝了回党工作的机会。

陈独秀出狱时，住傅斯年家（北大时陈的学生，时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又迁至陈钟凡家（北大时陈的学生，时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当时托派劝他到上海去重整旗鼓。陈当时非常不满上海的托派组织，他觉得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因此决定不回上海，表示与托派脱离关系。

陈独秀出狱不久，蒋介石又派人劝陈去作“劳动部长”，陈亦断然拒绝。他说：“想叫我去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陈独秀毅然断绝了同三方面的关系，乃于1937年9月中旬，前往武汉——国民党政府战时的临时首都，企图另起炉灶。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广泛政治纲领去团结反对国民党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地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去，为未来变化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陈独秀来武昌后住武昌双柏巷，写信叫濮德治由安庆来武昌，到开封去找罗章龙（因另组中央而脱离党，当时在河南任教）。濮到开封后，罗章龙几天后才接见，并说：“我致力教学，无意再搞政治活动。”濮只好取得罗的回信回武昌，而陈独秀另组政治流派的梦也告幻灭了。

陈在武昌时，又发生王明、康生诬陷陈独秀为“日本侦探”，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的事件，陈独秀又被迫与王、康打了一场笔墨官司。后来徐特立同志特从长沙到武汉进行调解，而陈仍耿耿于怀，气愤不已。

日机轰炸武汉频繁，国民党政府又由武汉迁重庆，陈独秀乃于1938年6月下旬搭乘四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的包轮入川，7月2日安抵重庆，住上石板街15号川原公司。仅一个多月，因高血压病日重，加以重庆天气太热，不得已于8月3日移居距重庆四十公里的江津县城。

原来商定陈住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邓仲纯（又名邓初）之宅。及至邓之妻力拒不纳，使陈非常懊丧。他写给儿子陈松年的信上说：“不但用具全无，房也没有了。”幸得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招待，才在小客栈栖息下来。7日又得到江津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孙茂池的同情，腾出一间楼房让他住进去聊以安身。几个月后，邓仲纯再次热烈邀请，又勉强住进了黄荆街83号邓开设的“延年医院”居住。

这时他的养母（昔凡公的夫人）谢氏去世，时间是1939年3月22日。陈独秀非常悲痛，这年5月5日给友人杨鹏生的信中说：“母丧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均废矣。”“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并表示要“免废人事”，“酒食应酬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之后”。从此谢绝宾游。

而陈妻潘兰珍又与邓妻不睦，陈独秀又不得不搬到江津城外偏僻的山村鹤山坪石墙院居住，直至去世。尽管如此，而陈与邓仲纯之友谊，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感情。陈曾两次去“延年医院”住过。一次是1942年2月赴重庆治病回来，住了三个月；另一次是这年的12月，因乡下盗风日炽，陈寓所被窃去衣被十多件，尤其是他心爱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印章及尚未出版的文字学草稿失窃，使他十分痛心。后来衣物虽大半追回，惟这两件心爱之物未见下落。仲纯亦每隔三两天就下乡为陈免费诊疗一次，加上乡下交通不便，陈对外的通信一直是由黄荆街83号收转。因此邓仲纯既是陈的保健医生，又是他的义务交通员。

陈来江津后，很多朋友来看望过他，也有些人求他作文写字。他在隐居后，潜心研究古籍，著书自娱。胡宗南、戴笠奉蒋介石来津侦视他对时局看法，他表示“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他曾书李白《山中答俗人》诗自况。

在晚年，他把民主思想抬到无限的高度。1940年3月他给朋友西流的信中，主张中国在法律上保护民主，包括共产党，必须战斗在同盟一边，阻止极权主义运动。7月又给他朋友连根的信，列举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他相信非常象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9月给西流的第二封信中，更进一步分析了“无产阶级民主”的优越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他断定，唯一的办法是预防极权主义制度，要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设立一个民主政府。他在1940年底把这些思想写成了一篇论文，名叫《我的根本意见》。

这些意见也可以在他晚些时作的寄给濮德治的一首五言长歌《告少年》中表现出来。其中写道：

“太空暗无际，昼见非其形。众星点缀之，相远难为明。西海生智者，厚生多发明。摄彼阴阳气，建此不夜城。食以延躯命，色以延种性。逐此而自足，何以异群生。伯强今昼出，拍手世上行。旁行越郡国，势若吞舟鲸。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黄金握在掌，利剑腰间鸣。二者惟君择，逆死顺则生。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哲人间世出，吐词律以诚。忤众非所忌，坎坷终其生。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告少年，努力与天争。”

后批：“伯强古传说中之大疠疫鬼也，以此喻独裁者。近日悲愤作此歌，知己者，可予一观。”

1942年2月之前，北大同学会为了照顾陈独秀之病体，特派曾追随陈独秀多年之北大学生、湖南人何之瑜来江津国立九中任教，以便就近看望扶持。时陈之三子松年亦在该校任职。

陈素患肠胃病，四年前又患高血压，年来息影山村，生活不安，营养尤为不良。初春时，陈听人言用蚕豆花泡水服之可治高血压，遂不时如法泡制服用，虽未奏效，亦无损害。惟本年5月13日仍泡蚕豆花水服之。此次所服之蚕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干，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或系发酵后含有毒汁，一时失查服之，是以中毒。13日上午又有友人过访，陈留之食四季豆烧肉过量，食物作梗，夜不成寝，半夜呕吐大作，吐后稍适，仍难入梦。自后精神疲乏，间服“骨炭末”似觉稍好。

至17日晨起盥漱，顿觉头晕目眩，随即静卧，又欲入厕，以头晕未果。下午7时半，勉强起身入厕所，即欲晕倒，四肢僵厥，冷汗如注。约一小时始苏，旋又昏迷，周身先寒冷后发烧约一刻钟，始复原状。18日清晨，陈叫人约公子松年并函邀至友邓仲纯上山探视，同时去函重庆周纶、曾定天两医师来津诊治（因周、曾二医师曾为陈详细诊察病状，为陈所信赖）。因陈病甚危，又抄详细病历送重庆周、曾二医师过目。两医师虽医务繁忙，仍细心研究处方，并各赠药品，尤其周纶医师，将其为太夫人预防血压变化之针药分赠，更令人感动。但两医均悉陈病已无挽救可能，故均未来津。

数日间，陈辗转床第，苦闷不堪。22日上午又复昏厥，前后接连三次，虽注射强心针后苏醒，而病已垂危。23日又请江津西医邹帮柱、唐照光两医师上山诊治，施以灌肠，大便得通，病情仍未少减。25至26两日，时昏时清。27日午刻，遂陷于昏睡状态。强心针与平血压针交互使用，均无效验。至晚9时40分逝世，享年六十四岁（实际年龄六十三岁）。

弥留时除夫人潘兰珍、公子松年夫妇、孙女长玮、长玙、侄孙长文及至友邓仲纯医生、学生何之瑜而外，适包惠僧君由重庆来山探病，亦已在侧。

陈独秀之身后大事，由江津邓蟾秋老人及其侄公子燮康先生全力赞助，备办齐全。灵柩于6月1日下午1时30分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参加葬礼者有各界人士三四十人，左右乡邻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送，且放鞭炮以示惜别之意。

1947年6月，根据陈独秀遗嘱，由其甥女吕秀珍迁墓回乡，在安庆市郊北关入土。1979年重修墓地，碑刻“先考陈公仲甫之墓，子延、乔、松、鹤年泣立”。

陈独秀遗作，前半生的留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四卷，后半生的文章仍由商务印书馆整理中。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六日

江津县志沿革志资料补遗

邓少琴

江津县自古属《禹贡》梁州之域，周属巴子国领域。秦灭巴子国，改巴国为巴郡，张仪城江州为郡治，巴始有城。于时有垫江（今合川）、平都（今丰都）、阆中（今阆中县）、枳（今涪陵县）、朐忍（今云阳地）为其属邑。

《前汉书·地理志》载：巴郡县十一：江州（今重庆市）、临江（今忠县）、枳（见前）、阆中、垫江、朐忍、安汉（今南充地）、充国（今南部县属）、宕渠（今渠县地）、鱼腹（今奉节）。户158634，口708148，仍以江州为其郡治。今之江津，是为江州县属地。

下至后汉，巴郡属县十四，增设汉昌（今巴中县地）、宣汉（今宣汉县）、涪陵（今彭水县地）三县，余仍旧。户301691，口1086049，人口约增一倍而弱，浸浸乎与蜀郡相埒。

汉末公孙述为导江卒正，旋据成都称帝，服色尚白，自以兴于西方为金行也。建武元年，汉光武即帝位于河北。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命征南大将军岑彭自荆州溯江而上征述，破述将侯丹于黄石。章怀注即涪州横石滩也。《水经注》及唐杜佑《通考》从之。《读史方舆纪要》谓：彭自垫江还江州，溯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大破之，则黄石应在江津、璧山以上。按此称之黄石，应如《江津县志》所称之黄石龙，其地即在今朱家沱上游。所云璧山即今永川松溉镇突出大江北岸，朱家沱之上游，即黄石龙所在之地也，上驶至险。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即位成都，是为蜀汉，与魏文帝曹丕、吴大帝孙权号称三国分立。《华阳国志·巴志》载：乐城县在“西州江三百里”，延熙十七年省。按其时为公元254年，即刘后主禅在位之时。其云“西州江三百里”，应为“江州西三百里”，字有错列，致使读者难解。据《方舆纪要》里程，在府南百八十里，较为可信。

又据《华阳国志·蜀志》载：江阳郡（今泸县）、符县（今合江），郡东二百里。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置安乐水（今赤水县）会。“东接巴蜀乐城，南水通平羌鼈县。”按江阳郡之符县“东接巴蜀乐城”，“蜀”应为“郡”字之误也。今之合江与江津交互接壤，所称“平羌”应为“平夷”之讹，一名平彝，即今之贵州毕节。在赤水上游，故言水通平夷也。鼈一作鳖，而为平夷属县。《方舆纪要·四川遵义府桐梓县》废鳖县云：“在县北，汉置，有不狼山，鳖水所出，东入沅。”此皆乐城县之南境。而乐城既在江津合江之间，当接近长江沿岸。

刘璋之世，将永宁郡改复旧称为巴郡，郡辖东起临江以西至乐城凡七县，可能在建安六年（公元210年）刘璋以永宁为巴郡之际，乐城于此时设县，下至后主省之，常安亦同时被省。

乐城县方位可得而言者，有如下列：重庆府古乐城县在巴县西南（宋《舆地纪胜》）。乐城溪在江津县西二十里（明《寰宇通志》）。江津县城西三十里有乐城溪，源出马鞍山，东流二十里，出明得桥，至此入江（清《四川通志》）。而在清《内府舆图·重庆府图》，江津县城之西绘有由南而北注入长江之水，其他旧图亦间有之。试与现在地理及位置求之，应为今江津县城西三十里之龙门滩治所，似无疑义。从里程计之，约在今一百八十里加三十里共二百一十里。其云“在江津县西三十里”者，“三”与“二”笔画相连，可能以二认为三也。

由两晋及宋齐四代，重庆皆名巴郡。《齐书·州郡志》则谓巴郡领县四，治垫江。唐《元和郡县志》云：“本江州县改为垫江县也。”又宋《太平寰宇记》谓：“江州即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自州移治于僰溪口（今江津顺江公社）”，为今江津县城下游綦江入江处之江阳县治也。

继齐称帝者为梁武帝萧衍。《隋书·地理志》云：“巴郡梁置为州。”《太平寰宇记》云：梁太清四年（公元550年）于巴县置楚州。西魏大统十七年（公元551年）于巴县置巴州，相距仅一年耳。继梁为陈，地入西魏。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统县三，户一四四二三，于巴县置巴郡。后周废枳、垫江二县入焉。

《舆地广记》江津县云：“既改江州为垫江，乃于此别置江州，西魏改曰江阳，立七门郡。”按七门郡在今僰溪口，俗称江口，为綦河入江之处。在其上游南岸有陡立的石壁如墙，上有七个方形石孔，方约一米许，此盖为汉代崖墓，盗墓者去其封门砖石，下望如孔，故以“七孔子”称之。其下水流有声，又以七门滩名之。据近年考古调查，江口之下游里许，长江之滨水际有古城遗址，城基纵横，或谓应即南齐永明移置江州之旧地也。旧志云：“有大石横江中，凡七处，望之如门。”今无其迹，盖出传闻之误。

僰溪入江左有高阜为王爷庙址。1981年，重庆市博物馆于此试行发掘，出土石器53件，采集91件，出土和采集的陶片200余件。陶片火候较低，同为新石器时期之物。器型中大件圆底釜、绳纹罐、灰陶杯、四钮器盖，纹饰有篮纹、锯纹、水波纹、篦点纹、谷穗纹，和石器中的腰形石耜、鹤嘴锄、带色石斧、三角形无铤镞等。不仅与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段晚期原始文化有共同之处，而在当时是以耜耕为主，作物则为水稻。从石网坠、石球、石镞的发现，渔猎经济仍占一定比重。陶纺轮的出土，表明已掌握了用纤维捻线技术。其时代可能去今四五千年左右。详载《几江》1981年三期《江津考古新发现》一文。

西魏改楚州称巴州，江阳县属焉。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罢郡，移县入废郡治，隶渝州。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江阳县为江津县，以其地在江之津名之。自隋至今，江津县名稳定不变。

五年分县西部为万寿县。据同书璧山县载：“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析巴县及江津县万寿县地置璧山县，属渝州。在府西南百八十里，北至永川县七十里，本巴县地。宋因之。元至元二十二年省入巴县。明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复置。”按其地即今朱家沱镇也，其地砌石城基尚存。又同书永川县：“在府西南二百十里，南至泸州合江县二百里，本璧山县地。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置永川县，属昌州，宋因之。元省入大足县。明初复置，改今属。”按万寿废县，或云废入江津，据汉东驿居民掘地得残碑有“万寿”二字，模糊可识。

唐末，唐、晋、汉、周五代及十国继之。其时四川为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所据，各传二代，先后相承，未经变革，略同唐制。唐《四夷县道记》载有“自江津南，循僰溪，水路往南平州”之文，此为反映江津为通綦南之冲要也。

宋承五代十国，复归统一，于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江津移治于马骏镇，即今治东之马骁山，新置鼎山县。《方舆纪要》：“鼎山在县治南，有三峰鼎峙。”旋废。雍熙三年（公元986年）省南平县入江津。

《宋志》：溱溪砦隶恭州（重庆市），后隶南平军，领荣懿（今南桐区青年公社）、扶欢（今綦江东南扶欢坝）二县。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改渝州为恭州。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以光宗潜邸升为重庆府。或以为重庆在顺庆、绍庆两府之间，故以重庆府称之，至今重庆仍相沿未变也。

当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荆襄失陷，成都被围，乃起曾出使鞑靼之彭大雅知重庆府，为急谋城守，以御利阆，蔽夔峡，为守蜀根本计。淳祐二年六月，另以四川宣谕使权兵部侍郎余玠兼知重庆府事来守重庆。时蜀乡殊破，余玠于府第设招贤馆。时有播州人冉琎、冉璞兄弟，策划周详，乃进言：当今急务，莫若移合州城于钓鱼山，据险可守，与重庆互为犄角。遂移金州兵于大获以护蜀口，移沔州兵于青居，移兴州兵于合州，移利州兵于云顶山以备外水，为必守计，民始有安定之心。而在重庆之南，有金佛山之玛瑙崖者，有当时抗蒙古入侵之路，石刻犹存。其后于钓鱼城与重庆间建立多功城，居中策应。而为南宋临安王朝的半壁江山保持四十年之久与之共存亡，功绩可云烈矣。

自其财政言之，《舆地纪胜》载：“南平军西南里许，设有广惠监，岁铸铁钱四万贯。至绍兴末，以木炭远，鼓铸不充，遂废。”今江津清溪沟上游约八十里之地，有废铁成堆，此应为广惠监之遗址。

元代入主中国，定都大都（今北京），置中书省，于各地区置行中书省，代行中央政权，此省之名所由起也。下辖路、府、州、县。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赐四川参政昝顺田民百八十户于江津。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升上路，废南平军入南川。

元末农民革命军明玉珍取成都、嘉定，建都重庆，国号大夏，凡二世，在位十年（公元1361—1371年），为明太祖朱元璋所并。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设四川行中书省，置成都卫，实行军民分治。重庆府设南道宣慰司，府治巴县。江津县在府西南，其东南僰溪口设清平巡检司驻之。全县编户共四十二里。

当崇祯之世，辽东军事孔急，征调永宁土司奢崇明援辽。崇明心存异志，即以其将樊龙、樊宪率兵过渝应点，即时戕杀府县大吏，遂叛，进取成都。江津为其经行之地，有余江者闻变，结合士兵设防，经八十余日之久而城完固。其时石柱土司秦良玉闻变，亦率亲兵援渝，而渝乃收复。

清代入关，建都北京，于各行省沿用布政使制。康熙间设四川总督驻成都。于时吴三桂于昆明建号大周，其孙世璠据江津笋溪河之中坝，建清溪县治，旋废。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在原府州厅县上增设道台，重庆府治设川东道署。江津仍隶重庆府为县。清初编户三里，即笋溪、杜市、思善。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每里分编四单，共编户十二单，后改为十二都，一百二十甲。都有都正，甲有甲长。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成立城镇乡自治会，分全县为十六区：城内为中区，一都曰一德镇，二都曰二守镇，三都曰三才镇，四都曰四序镇，五都曰五福镇，六都曰六合镇，七都曰七星镇，八都曰八乡镇，九都曰九如镇，十都曰十全镇，十一都曰白沙镇，十二都分三乡，曰嘉乐、曰嘉升、曰嘉平。各都设都正副，保长属焉。

1983年6月

辛亥革命烈士先父卞小吾遇难纪实

辛卞稚珊

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过三次革命高潮，一九一一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即为其中之一。这次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它仍然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曾先后于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七十周年编印纪念专辑，及《中国近代史词典》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的《新闻研究资料》，都载入先父卞小吾烈士的事略和遗像，并在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四日《四川广播电视报》“近代报刊史”栏的《知识厅》节目里作了《重庆日报》和卞小吾的简介，并于六月三日向四川各地作了两次广播介绍，复于十月二十五日以“早期的革命宣传家卞鼒”为题，又向四川各地作了两次广播宣传。我作为烈士后裔，衷心感谢党和政府，同时亦感到荣幸。兹为拾遗补缺，特将吾父生平事迹及其投身革命的前因后果，尽我所能记忆追叙如后，以示不忘，并以自励。

先父卞鼒（音滋），名章增，字小吾，原籍江南，明末移居四川省江津县稿子乡龙井湾，至吾父已十九代。世代书香，成为江津江、杨、韩、夏、李、曹、董、卞、白、周十大封建家族之一。父生于一八七二年，兄弟五人。长兄章枟号预生，二兄章泽号子宣，四弟章锦号云裳，五弟章越号季麾。吾父行三，天资聪颖，气宇轩昂，最为祖父元九所钟爱。他望子成才，继承书香，不惜重金聘请合江著名学者胡耿堂于龙井湾岱云馆授课，所教皆经史百家之书，尽古人之陈迹。久之，吾父深感这种家庭教育束缚身心，乃征得元九老人同意，转学白沙黑石山聚奎书院。以黑石山乃读书胜地，且书院人才荟萃，足使人耳目一新，吾父方知庭训学校之外，另有天地，《四书》《五经》之外，别有学问。终于不负先人期望，于一八八八年考取秀才。但对国计民生，全然不知。亟思游学他方，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以期广交友，熟历涉，长识见而起志气。于是退出书院，师从革命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与渝中知己“新社”人士杨庶堪、田心澄、董鸿词等组织“游想会”，农历每月初一、十五，相邀到重庆市郊，议论时政，针砭时弊，追求真理，从不稍懈。

吾父不仅淹通经史，尤好政治经济知识，最喜探讨历朝兴亡盛衰之道，留心经世致用之学，以期从中接受教育，吸取力量。他当时对明末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黄宗羲的学说，最为推重。黄宗羲对专制的暴君政治和现存的封建秩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其所著《明夷待访录》中大胆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治天下“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吾父深受这种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力地促进他后来赞成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革命纲领，下决心投入民主革命的洪流。

“君为天下之大害”一语，正是当时那拉氏慈禧的真实写照。她为了纵情享乐，竟把全国人民节衣缩食、为国输将、用以兴办海军的经费，移作修建颐和园之用。吾父极为愤慨，在他创办的《重庆日报》上曾转载上海《苏报》揭露此事、标题为“老妓在颐和园之淫行”的报道，以致为后来惨遭清朝统治者杀害埋下了祸根。

尤其是清朝末叶丧权辱国的局面，坚定了吾父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自从一九〇〇年以后，帝国主义加紧控制清政府和大肆掠夺通商、路、矿等权利，魔爪也伸进了四川，清政府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阶级矛盾也在迅速发展。在社会动荡的刺激和各阶层人民反帝爱国情绪日益高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一批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通过爱国主义运动纷纷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一九〇二年以后，四川青年邹容、吴玉章等人纷纷赴日留学接受新思想，吾父深受影响，决心背叛封建家庭，走上社会，投入救亡运动。方向虽定，但究从何入手，乃与杨沧白（庶堪）、朱叔痴（之洪）等至交密商，一致主张吾父先到京沪探视形势，再定具体行动。

吾父乃于一九〇二年到北京。经过几个月多方面的接触了解，目睹当时北京的形势，在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残暴入侵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已暴露无遗，人们对它已完全绝望。越来越多的人把国家民族的命运殷切地寄希望于革命党。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摆脱了保皇立宪而走上革命阵营，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

正是由于国内形势有了深刻的变化，国内各种力量的矛盾，正在围绕反清革命与拥清保皇进行着激烈论战，何去何从，正等待吾父选择。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孙中山的《敬告同乡书》，揭开了论战的序幕。对此，革命派一面要发动武装推翻清朝而战斗，一面又要从政治战线上同保皇的改良派作斗争；反过来，保皇的改良派一面要花很大气力对付革命派，另一面为了保皇立宪，仍要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争夺；同样，清朝政府也是在两面的格斗中挣扎。在这革命与改良两条道路和革命、改良、朝廷三方面角逐的形势下，吾父断然肯定革命即是那时的趋势，革命派也就成为时代的主角。

当时在北京经过兵燹不久，朝廷惊魂未定，决不容忍革命党人再闹乱子，戒备特严。尽管吾父满腔热忱，不推翻帝制，不足以救国家危亡，但是仍须审时度势，谋定后动。遂于是年冬离京南下到沪，顿感紧张气氛有所缓和，然而革命声势却风起云涌。得与马君武、谢无量、冯自由、章行严等同志和其他革命党人及日报记者朝夕过从，畅谈国是，无所忌讳。同时，还经常参加南京路蔡元培、吴稚晖领导的“爱国学社”及该社师生每周在张园举行的演讲会，不管顽旧之辈对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持极端反对态度，而吾父反津津乐道，每会必至，每至必有所得。

当时上海的新闻界，只有章行严主笔的《苏报》才满腔热忱把该报辟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的园地。其中最使吾父感动的是章炳麟《驳康有为政见书》：一驳反对排满主义，二斥不应颂扬载湉而论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三推论满洲政府立宪之必无成就，四论印度灭亡之原因，痛斥革命可致亡国之谬论。立意鲜明而又警辟，极为当时一般有志之士所称道。相反，则为清廷所不容。继又刊载《介绍邹容“革命军”》，文中最使清朝政府极端忌恨的是“载湉（光绪）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满清政府就抓住这点以所谓“故意诬蔑满清皇帝，诋毁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不测，谋为不轨”等语向英工部局提出控诉。而震撼全国的《苏报案》作矣。

本来英国法律除藏兵器及得罪英王外，任何言论只空言不加追究。当时清朝控告章炳麟（太炎）之文中，有骂载湉小丑，骂了皇帝所以照例要拘。虽是捕房认为可以定罪，但又拒绝清朝要求的引渡。这又说明当时捕房并不是不重视革命党。结果，《苏报》被查封，章炳麟被捕，于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刑满释放。邹容自动投案，不耐监狱之苦，于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瘐死狱中。这对吾父是一次有力的鞭策。当时由此而对有志青年激起了一股杀头不怕、坐牢为荣的大无畏精神。

先是吾父曾三次就狱，与邹、章商承继续革命的办法。邹容等当时认为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之间已在密切勾结，一致对付革命党人矣。上海同北京一样，劝吾父应暂避其锋。而西蜀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但民气甚高，教案累起，反清灭洋运动彼伏此起，未尝中缀，大有用武之处，急宜四川图之。吾父义不容辞，毅然承担责任。即于一九〇四年二月返渝，向杨庶堪、朱之洪、朱蕴章、燕梓材、肖九垓、周拱极等革命前辈汇报京、沪革命形势及沪上党人期望。经过反复协商，一致认为必须从当前四川实际情况出发，找出办法。

当是之时，全川人民正与川督锡良为首的官僚集团所把持的川汉铁路公司收归自办而力争。对此，吾父认为：首先创办报纸以揭露朝廷的腐败无能，宣传革命思想，唤起群众；其次旧的科举制度虽已废除，而新型学校尚少开办，应大力提倡新的文化以吸取欧美和日本等国的先进科学知识，以开民智；再则，鉴于洋货充斥市场，利权外溢，实为造成国弱民贫的一个重大原因，应自力更生，振兴实业，抵制外货，挽回利权，以苏民困。以上主张，深得渝中党人的支持，惟以经费无出，颇费踌躇。

吾父感到如果决而不行，拖延岁月，只能导致众心涣散，贻误机宜。为了早日实现原有拟议，不负邹、章的嘱望，乃决心毁家以赴，毅然效法陈范（梦坡）先生捐资接办《苏报》之举，遂返家与吾伯父（子宣）谋，将两房分得祖遗田产全部变价，得银六千余两，悉数作办报经费。复去上海购陈天华所作《警世钟》、邹容所作《革命军》及《苏报案纪事》等禁书数百册，于次年春秘密运抵重庆，最早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广为散发，为办报的先声。

经过数月惨淡经营，在重庆新闻史上作为鼓吹民主革命的最早的一个日报——《重庆日报》，一九〇四年九月在重庆方家什字（今市中区民生路重庆宾馆对面）麦家院创刊发行。报纸是用四开土白纸活字印刷，每份售制钱四十文。报上亦刊登广告。但作为报纸主要收入的售报费、广告费都不够开销时，所差经费均由卞小吾以变产之款贴补。

为了使日报充分发挥人民喉舌的作用，使官府不敢肆意摧残，遂利用当时官府害怕洋人的卑怯心理，物色一个外籍进步人士权作掩护。因此，聘一日人竹川藤太郎出面担任社长，兼东文学堂日语教员。办报纸的宣传方针和内容，完全由吾父主持。吾父还聘请了志同道合的好友肖九垓、燕梓材、周拱极等激进的爱国人士分任编辑和记者等职务。

《重庆日报》一出版就以鲜明的战斗性受到社会广泛的注意。它报导的内容不仅是宣传妇女要解放，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伦理，宣传要开工厂、办学校，富国强兵，并有揭露地方官吏的种种丑闻，诸如重庆知府鄂芳等的劣迹都有报导。对清王朝勾结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资源、残酷镇压人民反抗的一些事实，吾父亲自撰写社论予以抨击。

一九〇五年，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重庆是同盟会人活动中心之一。吾父同杨沧白、朱叔痴等革命党人研究决定：更进一步贯彻自己的主张，满足同志们的期望，又集资创办东华火柴公司于白象街，厂址则设于通远门外兜子背；并在重庆黄桷街创立了东文学堂，在培德堂建立了女工讲习所。吾父亲自给女工们讲课，激发她们的爱国民主思想，给中国几千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流毒以当头棒喝。

当时四川人民为清王朝川汉铁路权问题已开始出现冲突。《重庆日报》坚决站在全川人民一边，立即支持四川人民保路权的斗争，反对清王朝把路权收归国有。在揭露清王朝腐败方面，敢于转载上海《苏报》题为“老妓在颐和园的淫行”的报导，矛头直指专横残暴的西太后。

吾父和《重庆日报》的革命活动，使清王朝的四川当局十分惊慌。四川总督锡良立令川东道贺某、重庆知府鄂芳要不惜一切取缔《重庆日报》和逮捕吾父。但要注意策略，不要引起外交纠纷，不要激怒群众，以免引起骚乱。由于《重庆日报》的社长是日本人竹川，要封闭该报须要首先使竹川离开重庆。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日侨纷纷返国服兵役。于是川东道台和重庆知府经过精心策划，决定贿赂日本驻重庆领事，要求领事命令竹川返国服役。在竹川返国前，传来了日本在战争中的捷报，竹川以报社社长名义邀请旅渝日侨及地方当局贺、鄂等官员饮宴观剧。当午台上演出官场中种种丑态时，吾父在席间不禁击节赞赏，纵声大笑，引以为乐，无所顾忌。贺、鄂在座见状，至感狼狈，惭愤之状毕露。

不日竹川离渝回国。社会上已传出风声，尽管吾父系以《重庆日报》记者身份进行工作，但清朝统治者仍将趁此机会下毒手。同志们曾多次力促吾父宜暂避一时，以免革命事业遭受影响。吾父则慨然不以为可，认为革命事业正在蓬勃发展，岂可因我一人之安危而停止工作，卒不去。吾母祖权更是力劝吾父离渝出游，暂避其锋。吾父怫然作色曰：“章炳麟坐监能避不避，邹容更自愿投案，何等伟大，吾岂能后人，又何惧哉！苟不幸，上可以质黄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同胞，亦无憾也！”卒不听。他义无反顾，积极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统治而加紧工作，《重庆日报》照常出版。

一九〇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晨，吾父照例步行到女工讲习所授课，途经方家什字路口，早已潜伏在拐弯处茶馆的衙役，突然趋前请吾父立刻去巴县衙门谈话。吾父察其来势，心知有异，乃推说回去更衣再去。瞬间又聚集十余人，簇拥而上，不容分说，挟持吾父强乘他们早已准备的官轿，急速抬进巴县衙门，从此即被软禁，禁与外通。同时，地方当局立即查封了《重庆日报》。这份最早在重庆宣传民主革命的日报，仅仅出版了八个多月，便被清廷残暴地摧折停刊了。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相当大的震动，被称为“重庆的《苏报》案”。当时虽经渝中党人以及至亲好友多方打听营救，徒以反动政府封锁严密，支吾推诿，以致各方爱莫能助。不仅不能与吾父一面，即软禁地方亦无从侦悉，更没见公开审讯一次。

事变至此，一年以来，吾父与诸革命先辈共同开创的革命事业，不幸毁于一旦。随着《重庆日报》之被查封，东文学堂、女工讲习所、东华火柴公司等均无人再敢主持，皆陷于停顿状态，革命暂受挫折。但是革命的烈火是扑灭不了的。

后悉吾父经十余日的软禁，于五月中旬连夜解省，监禁于成都科甲巷待质所，年余不审亦不释放。此时，成都府知府高增爵，既怕牵涉革命，烧惹火身，又怕无辜定罪，众愤难平，故系狱三年仍未能找出罪名以死吾父，而必死吾父之心则未尝稍减也。吾父虽失去自由，而革命志气却有加无已。他身处逆境，面无戚色，自谓忧亦无用，从未因此而丧失生活信心和斗争的勇气。在狱中所著《救危血》《呻吟语》及其他诸章，皆为宣传革命思想之作，传诵一时。在狱三年，其所以坚持斗争而气不馁者，盖寄无限希望于同盟会也。以吾父被捕之年，正是孙中山先生派熊克武等回川成立同盟会支部之时，从此革命风暴一日千里，其进展之速，出人意外。

可是，熊克武、杨庶堪、谢持、朱叔痴、但懋辛等革命先辈对吾父的声援营救愈急，而清王朝四川当局阴谋暗害吾父的心亦愈切，竟不择手段，授意高增爵嗾使狱吏，威逼利诱同狱判处永远监禁的王佑生伙同狱卒，于一九〇八年（光绪戊申年）五月十五日深夜用匕首杀死吾父于狱中，身受七十余伤。江津县志主编邑人刘泽嘉对此有感曰：“君与邹、章交好，受祸亦同，而惨烈过之，乃事有闻有不闻，悲夫！余悲其志之不伸，而饮恨以死，甚矣！”盖指此。

又江津长联巨手钟云舫氏著《振振堂联稿续》载有他同吾父先后被冤羁成都待质所者三年，幸得逃亡，后闻吾父噩耗，不觉怆然挽之：

何事恼穹苍，竟碎荆山。黑暗界讵常发文字光。这千年沉渊堕海之冤，化为白气冲霄汉。
同时遭叵测，幸逃军府。金石人已熬尽风波狱。余一把抢地呼天之泪，洒向朱棺涌血河。

谁使君到此间，起兹平地风波。似这般铁血横飞，万点蜀山胥化萇弘之碧。
吾与子遭斯祸，已抱呼天冤愤。讵复料金銮颁赦，三声猿泪竟残巴曼之尸。

狱中规定严禁刀剪铁器，何来匕首？其蓄意陷害可知。当彼等行凶，绕室追逐，血溅满地，狱中人闻吾父惨呼约两小时之久，迄无一人敢救，显然是当局预谋无疑。次夜又将王毒死狱中以灭口，并扬言王系畏罪自杀。明明是无辜的政治案件，一变而为仇杀案件，反动统治者以为这样做便可以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但是，历史的车轮不是任何反动势力所能挡住的，越三年而辛亥革命之役发生了，终于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代之以共和国。

一九一一年民国建立，经朱叔痴、杨沧白、熊克武等诸革命前辈商讨提出：以吾父死事惨烈，悯其无后，征得我伯父子宣的同意，立我为嗣子。原名肇湖，又名肇基，号稚珊。是年四川稽勋局成立，为崇敬和纪念吾父以身殉国，在为重庆辛亥革命进行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的过程中对革命有贡献，特追赠以“辛亥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给抚恤金六百元。并以官费保送我到南京大石桥孙中山、黄兴创办的忠裔院读书，年甫十三岁，不觉而今已八十六矣。

回顾我的一生，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今天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未竟事业早就完成了，现在向着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向往的共产主义奋勇迈进。倘吾父有知，必欢欣鼓舞于九泉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忆先君吴芳吉

吴汉骧

父亲生于一八九六年七月一日，以吴氏家族字排，祖父母给他取名为吴芳吉。一九零六年就读于白沙聚奎书院时，业师萧湘先生知先君出生于重庆杨柳街碧柳院，故又赐号为碧柳。

我的祖父吴传姜为贫农出身，因不安于贫困，乃弃农作货郎担，有所盈利，在德感坝街上作小商。祖母刘淑贤系江津城内贫民。余幼时尝闻其言，晚间终年不点灯，无钱买油故也。祖父母均聪明过人：祖父通过自学能写短文，吴氏家谱之序言即其所著；祖母也经过自学考入当时江津唯一的一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师。为了先父读书方便，特将家迁至白沙，送先父就读于当时闻名川内的聚奎书院，祖母在家自办私塾维持家计。祖父先娶一祖母，久无生育，后娶我父亲的生母，父亲出世不久，前祖母因病逝世。

父亲在聚奎书院读书时，祖父因经商中的纠纷，被人诬告入狱。父亲闻讯赶赴重庆，自作申诉书，挺身奔赴衙门会见县吏，侃侃陈词。县吏见其年幼，情词恳切动人，乃将祖父释放并开中堂门亲自送父亲出衙，当时年仅十岁。

父亲自幼喜游名山大川，尝约同学在节假日观赏白沙附近的名胜古迹，如白沙河对岸的护国寺、书院附近的人高山、蟾鱼洞等处。他在十三岁时，作有《读外交失败史书后》一文，长达千余言。业师萧湘先生在这篇文章后面书有批语，大意是：初见吴生之文，以为长文不一定就好，要花很多时间来改。俟全班作文批改完毕后再阅这篇习作，不料越读越有兴趣，未改动一字一句，最后拍案叫绝，真可称为佳作。萧先生将此文印发全县，人皆称誉先父为“神童”。

一九一零年，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北京清华园设立留美预备学校。先父时年十四岁，初选获胜后，由我的伯父吴芳粮护送步行至成都参加预选，终于以名列前茅告捷。次年，随全省选送的学童赴北京参加会考，又以优秀成绩而被录取。在清华园留美预备学校中，同班同学有陕西的吴宓、湖南的刘朴、四川的童季龄、何鲁、黄秉礼等。教师多是美国人。某日上课时，同学何鲁被外籍教师所辱，全校哗然。父亲被推为四川省学生代表，与学校当局据理抗争。父亲还用大纸写上抗议书，贴在食堂门口，更为当局所恨。全班同学为此被开除，后经清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出面斡旋，提出“只要具一悔过书即可复学”。父亲坚持正义，认为无过可悔，拒不遵从。其余同学一一返校，而父亲从此开始流浪生涯。

先寄居于做京官的族人家中，受其虐待，役同奴仆。冬夜不给被褥，竟以旧报纸覆盖身上宿于檐下。有四川同乡建议父亲前往天津四川会馆，可供食宿，遂往。同班同学陕西的吴宓，以吴某为申张正义而被开除，号召捐助路费，代表全班同学来天津，劝先父早日回川。父亲认为此辈皆无耻之徒，不会晤。经吴宓再三解释，始悉全班同学善意，从而接受了捐款。从此吴宓与父就成为莫逆之交了。

父亲行至宜昌，见一乡人病危，以全部资助的路费送给乡人治病。为向旅居宜昌的四川同乡告急，借贷船费回川，不料处处碰壁，曾以绝望而几乎自杀。最后下定决心步行回家，经三峡，历时五月余，沿途乞讨，拉纤，备受艰辛。行抵木洞已疲惫极了，衣服破烂不堪。求住于一教堂内，发信回家。芳粮六伯得信后赶至木洞将父亲接回德感坝老家。经三峡途中，有诗七十余首，日记数万言（日记早已散失）。

一九一四年父亲与母亲何树坤结婚。我的外祖父乃一中农，善种南瓜，大的重五十余斤，外号人称“何大南瓜”。婚后，因生活所迫，不能久留家中，赴嘉州（今乐山），求业师萧湘谋一教职（当时萧湘先生为嘉州中学校长），任英文课。任教期中，与同事谷醒华、赵鹤琴两先生过从甚密，后成至交。萧湘先生卸任，父亲同时被解聘。迫于生活，乃偕二舅何树成、聚奎学校同学邓少琴赴上海谋生。经吴宓介绍，入章太炎先生的丛书右文社任校对，月薪十二元，每月汇一半回家。在上海仅六元的生活费，其清苦可想而知也。

一九一六年初，在上海闻家乡遭兵祸，家人逃散，故急回四川。在家闲居两年，全由吴宓从美国汇款接济。一九一八年八月，适美金贬值，接济中断。经友人赵鹤琴介绍，到永宁中学（现叙永中学）任国文教员，一年后又解聘。一九一九年八月再赴上海，任《新群》杂志编辑，并兼任中国公学国文课。《婉容词》就是这时发表的。

一九二〇年，《新群》杂志停刊，应长沙明德中学胡子靖校长之聘前往任国文教员。在明德中学任教的五年间，乃父亲生平生活最安定的几年，故将祖父母、母亲及弟妹们全部接来长沙。我年仅五岁。这是我一生中与父亲相处日子最长的几年。其余时间，父亲奔忙于生计，东西飘零，难得与家人团聚。在明德中学任教时，与同事刘朴、刘永济等教师组成“湘君社”，并创办《湘君》文学季刊。

一九二四年全家返蜀，住德感坝。父亲本拟同归，经校方一再挽留，未走。次年，明德中学困于经费，经吴宓介绍，赴西安西北大学任教。因战乱铁路中断，骑驴辗转到西安。一九二六年四月军阀混战，西安围城达七个多月。城内遍地饿殍，树皮、老鼠均被吃光。曾约师生二十余人，冒险逃生。未料一出西安，沿途乱兵抢劫，连裤带、眼镜全被搜去，只好回城。途中遇同事徐朴生，解其领带作裤带，由学生搀扶返校。最后与西北大学师生整衣冠在礼堂坐以待毙。冯玉祥率部解围，吴宓的父亲仲祺公乃冯先生之秘书。吴宓先有信告其父，一进城即速派人赶赴西北大学寻觅吴芳吉。仲祺公进城后赶到西北大学礼堂时，父亲等人已奄奄一息矣，立即接他们至冯玉祥军部，款以佳肴。不幸学生柳潜竟因久饥骤食而暴死。

解围后吴宓由京来西安探望父亲，遂同回北京。又经吴宓介绍，赴奉天东北大学任教。五月得家信，祖父病危，父亲立即返川。抵渝时，因一部分外文书籍为红色封面，哨兵疑为“共产党”，将父亲扣留一日，否则抵家时还能与祖父见最后一面。办理祖父丧事，花费颇巨，以致负债千余元。本拟重返东北大学，适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函邀，于九月赴蓉，任成都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为了我兄弟二人读书，父亲接我们去同住。当时我十二岁。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与父亲在一起。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成大派有工友一人，专门为父亲服务，除只让他送菜饭到我们所住的楼上（还有其他教授一桌吃饭），其余琐事如清洁扫除等父亲都自己做。出门总是步行，决不乘坐黄包车，不忍看见骨瘦如柴的穷苦人拉着跑。当时，父亲的朋友和学生经常来索读诗作。公余，将手边所存诗稿百余篇，汇成两卷，取名《白屋吴生诗稿》在蓉出版。小部分出售，多数送亲友。印刷费用除父亲自己的工资外，至友张采芹先生等大力集资以助印行。

一九三〇年与吕子方、沈懋德先生等筹建重庆大学并任该校中文系主任，校舍设在菜园坝。一九三一年春，原在嘉州中学的同事谷醒华先生任江津县令，父亲的老师邓蟾秋先生任教育局长，均有志将县中的最高学府江津中学办好。经两人磋商决定，聘请父亲返桑梓办学。县令谷醒华曾三次去重庆大学访聘父亲。父亲一则为报老友之恩，一则因桑梓教育需人，遂暂辞重庆大学教职，回乡到江津中学。

上任不久，即废除束缚学生的各种校规，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清晨必先学生起床，静坐室内诵习；晚上学生入睡后，常巡视于学生寝室。闻某生语言粗野，即请来校长室，相对谈心，规劝青年应有文明言谈举止，某生立即改正。又某班学生对语文教师的教学不甚满意，课间因语言冲突，将语文教师气走。父亲不但没有处分学生，并且亲自撰文精论尊师之道，学生自觉地选出代表向这位老师道歉，并迎归继续授课。从此，师生关系好转，教师积极改进教学，学生也更加尊敬教师。

为了加强对学生进行德育教学，每逢周末之夜，在礼堂向师生讲“新诗人谱”，以古人为典范，学其德行。全校师生均自觉参加听讲。父亲极为关心学校工人的生活，表现在三件事情上：（一）伙食以前分三等，教师最好，学生次之，工人伙食最差。后来学生与校工伙食办成一样。（二）父亲亲自为工人夜校上课。（三）全校运动大会，邀请工人参加项目。如：厨房工人有切菜竞赛；挑水工人有挑水竞走等，优胜者同样获奖。

“九·一八”事变当晚，父亲得此消息，起床到中堂击钟，将学生集合起来，宣布此次事变，激起了师生员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激昂情绪。次日率领学生在江津城内举行示威游行，父亲领先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作短诗一首，在江津和重庆的大街小巷传诵一时。

一九三二年元月，蔡廷锴将军在上海率部抗击日寇入侵，父亲义愤填膺，决心投笔从戎，为友人穆济波先生所阻。穆先生认为父亲从军不如办学好，可以一人化千百人。父亲这才放弃了投军的念头，一心办好江津中学。

一九三二年四月中旬，父亲应加拿大友人文幼章邀请，到重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题为《儒家思想与耶稣教精神》的讲演。因未能及时乘上驳船，为准时赴渝，雇一小舟顺江而下。河上风大，父亲在舟中写《巴人歌》。抵渝后已感不适，仍坚持向到会中外人士作讲演，讲完后，又以高昂愤急情绪大声朗诵途中所作《巴人歌》。父亲慷慨悲歌，声泪俱下。听众无不感动。讲演结束，匆匆赶回江津中学。当晚又向全校师生朗诵、讲解所作《巴人歌》，未竟即晕倒在讲台上。

次日延校医刘某处方，因与病情相左，服药不久，即高烧不止，人事不省。下午送回德感坝家里。县长谷醒华将名医请来诊治，又各持己见，致久久不能下药，终因病势日剧，医治无效，于五月九日（国耻纪念日）十一时半在德感坝家中逝世。

江津中学师生正用午餐，噩耗传来，无不痛哭流涕，立即整队过江来我家向遗体告别。数日后，全校师生数百人雇木船，按父亲生前遗嘱送至白沙，卜葬黑石山聚奎中学（原父亲母校）校园内九曲池畔。灵柩经龙门、油溪、金刚沱，均有当地学校的师生临江祭奠。运抵白沙时，聚奎中学师生步行八里外江边迎接灵柩。次日，江津中学师生扶灵柩到墓地，聚奎中学师生抬灵柩下墓地安葬。黑石山乃父亲幼时读书处，而今又安息于此，他在地下一定会感到满意的。

父亲虽然没有接受马列主义，但他确是一位具有高尚品德、同情劳动人民的爱国诗人。一九四〇年，郭老（郭沫若）和我在北温泉相会，曾说：“你父亲的诗，我最喜欢的是‘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父亲遗志：写伟大中华民族的史诗三万六千行，把几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仿希腊荷马的史诗写出来，那必然是我国诗坛上一大创举。可惜父亲未能实现自己的宿愿，三十六岁就永别人间。父亲的遗作，已由江津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整编，并经四川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出版，在全国各新华书店发行，可以传之久远。

一九八四年十月

龚农瞻的一生

龚灿滨

龚农瞻，名廷栋（1883—1957）。江津县龙门乡人。1904年农瞻入成都武备学堂学习，次年公费留学日本，在日期间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任四川部部长。初学警监，1909年（清宣统元年）由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经殿试后以进士分发贵州省任高等审判厅民庭庭长，兼贵州法政学堂教习，为同盟会在贵州秘密联络点的负责人。

辛亥革命后，以四川代表赴京参加中央行政会议。1914年任川西道道尹。越一年入京述职，总统府授以三等文虎勋章，表彰其对革命的功绩，并任命为山海关监督。以经办人索贿二万元，愤而不就。旋奉命任四川省民政司司长，综理全省民财政务。时西风东渐，重庆杨灿三弟兄拟将其经营的银号改为银行，农瞻代拟章程，被批准营业，是为四川省第一家银行即聚兴诚银行。

1916年袁世凯称帝，全国声讨，农瞻奔走渝沪，积极参加讨袁运动。袁大忌恨，发令全国通缉，幸友人谢某在沪英租界巡捕房工作，暗通消息，遂夤夜搭轮赴日。次晨通缉令发布，船已离港，幸免于难。目睹当时政治的腐败，农瞻毅然脱离政界，以实业振兴国家为职志。

袁氏既殁，返国与友人陈陶遗等组织“务通轮船公司”，航行乌苏里江，并在黑龙江省创设“甲寅垦殖社”，试行南稻北移。前者因张作霖出卖内河航权而失败，后者由于缺乏科学培植方法，未能成功。遂举家由东北迁住北京，任财政部参事。时聚兴诚银行发展华北业务，邀请兼任北京、天津两分行经理。

1927年北伐成功，蒋介石要求老同盟会员加入国民党，农瞻坚不同意，直至全国解放后始加入民革。1931年应友人康心如邀请，返渝任职四川美丰银行，由总行经理而副总经理。县中财政混乱，县长高显鉴（咏修）力谋整顿，与农瞻共商建立收、支、存、稽四权分立的县财政制度，以杜浮滥。其时县中无金融机构，每至青黄不接之际，农民辄受地主、豪绅高利贷的盘剥。乃与邑人夏仲实、邓蟾秋、邓燮康等筹设江津农工银行，资金十万元，分四千股，每股二十五元。农瞻被选为董事长，邓燮康任经理。从此农民贷款，得免盘剥。农工银行代理县金库，县中财政亦遂纳入正轨。

抗日战争初期，有不少省外银行迁来江津，因与中国农工银行名称混同，于是改名四川商业银行，总行迁至重庆，江津及其他各地设分支行，资金增至一千万元，农瞻仍任董事长，邓燮康任总经理。抗战中期，川江航运频繁，重庆上游航轮甚少，不能适应当前需要，遂与钟孟甫等人筹组合众轮船公司，任董事长，钟任经理。初航川江上游，抗战胜利后直航上海。解放后，与民生公司合并为长江航运管理局。

农瞻兴办实业，虽屡遭挫折，而其志不移。如民生公司、畜产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均曾大力襄助。自奉甚俭，而于地方教育事业，则慷慨解囊，捐修龙门乡小学教室，为聚奎中学筹集基金。其奖掖后进，尤不遗余力，亲友子侄之受其培育者，率多有所成就，蔚为世用，至今县人犹称道不衰。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农瞻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西南大区撤销后，因其子焕鑫在昆明工作，迁往团聚，任云南省政协委员，直至1957年病殁。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夏仲实生平简介

县志办文史资料

夏仲实，名首勋（一八九〇—一九六九），江津县白沙镇人。幼年入私塾，一九〇七年考入四川陆军小学第二期。一九一〇年毕业，选送保定陆军中学步科第一期深造。校长蒋百里乃著名军事学家，在校实施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这对夏仲实的一生起到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一九一四年在保定军校毕业，以成绩优异留校任见习秘书，因学非所用，未一年辞职返川，任刘湘部少尉候差员。一九一五年升连长。时袁世凯称帝，蔡锷任护国军总司令，由云南率部入川讨袁，仲实在军中宣传讨袁的意义，大为刘湘所不满，怒骂说：“夏仲实想戴红边边帽子（护国军帽沿有一红圈）！”适刘伯承将军衔孙中山之命返川策动讨袁，奉节、云阳纷起响应。后至涪陵，仲实以人枪数十，与刘汇合于大顺场。不久，即在新庙场成立护国军第一支队。合驻仲实连部，被告密，刘湘欲加迫害，殊夏已事先将刘伯承将军护送离境。刘湘从此对他极不信任，将其划归刘文辉节制。

仲实的胞弟夏材勋，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精神失常，父命前往接回医治。仲实在东京结识同盟会中人，并参与各种活动。临行，同盟会以机密文件托交上海。过关隘，以油纸包文件纳口中，冒着生命危险，终于完成任务。

仲实在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一九二四年升任第三师师长。仲实治军极严，对地方土劣尤深切痛恨。一九二九年驻防资中，招安军石绍武部一个连长在当地奸淫民女，仲实查明后立即将其枪决。驻防眉山时，团总赵子和通匪贩毒，横霸一方，仲实顺应民情，逮捕正法，一时人心称快。

一九三三年，刘湘与刘文辉又一次发生内战，同室操戈，民不堪命，仲实感到十分沉痛，于是毅然辞职，返回白沙故里。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号召全国军民团结御侮。仲实激于爱国热忱，重着戎装，于一九三八年春出任第九战区三十集团军七十八军军长，与日侵略军周旋于湘、赣、鄂数省之间。他本其所学，采取以少胜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一九三八年七月江西德安的万家岭战役中，击毙敌酋青木师团长，荣获三等云麾勋章。武汉会战的南浔战役、南昌会战的武宁战役，以及长沙会战的平江战役等，连战皆捷。一九四〇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陆、海、空军一等奖。壮志得酬，正期乘胜前进，湔雪国耻。殊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作出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决议，接着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夏仲实悲愤之余，三十集团军司令王陵基又迫其出任江西省绥靖主任，大干反共工作。仲实忍无可忍，于是再卸戎装，一九四一年九月重返故里。

他在军中还有一件令人称道的事。国民党军委会对各军的饷项，采包干制，年终结余，例归军长。仲实在军五年，每年结余公杂费十数万元，全部上缴，这是当时部队所仅见的事，曾迭次受到嘉奖。

仲实在乡，以造福桑梓、振兴工商业为己任。白沙位长江之滨，为蜀中四大镇之一，南北交通频繁。仲实除自己捐助外，并发起募资，购买渡船作渡工常年开支，以便商旅，人称义渡。利用高洞瀑布水力，集资建发电厂，解决了全镇照明及附近工厂能源供应问题。

另外，仲实制止了啼胜寺大屠杀，当地农民至今犹念念不忘。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驻白沙渝江师管区士兵六人，去附近某草寺乡村，估摘农民的枇杷、砍农民的白菜。农民屡被骚扰，怒火满腔，数十人齐执锄头扁担围攻，结果一人脱逃，五人被捆绑投入江中。第二天，师管区派来武装部队，并带棕绳一挑，逢人便捆，吼称把这一村杀光烧光。仲实闻讯，往见师管区负责人说：“农民沉没士兵固属过分，但骚扰民间，祸由自取。血洗村庄，激起全县公愤，后果将不堪设想，你们必须慎重考虑。”慑于夏仲实的威望，师管区只得把部队调回。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波顿告平息。

一九四七年，夏仲实当选为第一届立法委员。在南京开会期间，与各方面人士接触，看出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没落，振兴祖国，必须再有一次革命。一九四八年十月，在上海参加了由宋庆龄、李济深等发起的“三民主义同志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前身）。一九四九年春返川，与进步人士胡子昂、朱蕴山、杨杰等取得联系，从事策反工作，动员十八集团军的师长谢增勋、罗君彤、西南长官公署高级将领余中英等相率起义。

早在一九二八年前后，成都白色恐怖猖獗一时，许多进步青年被关进了监狱。仲实利用他的社会关系予以保释，使这些青年人各奔前程。西南面临解放，国民党特务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因与仲实关系，来白沙电力公司避难脱险的，计有胡伯宁（胡子昂之子）、颜幼瑜、幸锡祥等十余人。同时，仲实还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川康民众自卫委员会”，以迎接解放，维持社会秩序。

建国后，仲实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学习马列主义，认真改造世界观。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及重庆市人民代表，全国及四川省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重庆市主任委员等职。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于重庆逝世。

回忆先父刘丹五在旷继勋起义前后

刘静

先父刘丹五在大革命时期曾任四川江防军第三路司令，继任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旅长等职。因当时和共产党地下工作同志接触较多，思想比较进步。他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拥护共产党，为党作过一些工作。解放后，曾任江津县副县长、江津县政协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委员等职。一九七四年逝世。现主要就当时震惊全川的旷继勋率部遂宁起义前后，有关父亲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遂宁起义以前

先父于一八九三年出生在江津县德感乡石稻场的一家贫雇农家，家景十分贫寒。父兄长期在外帮人，受尽凌辱，一心想培养一人光宗耀祖，全家勒紧裤腰，省吃俭用，供父亲读书。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江津县旧制中学堂（现江津一中）读书，因无力继续缴纳学费，加之对现实不满，就背着家里的人，到重庆参加了当时由吴玉章等人领导的学兵革命军当兵。满清推翻，成立革命政府后，进入蜀军将校学校、四川军官学校学习。在学校期间，认识了同学刘伯承，二人交往甚笃，关系密切。

军官学校毕业后，父亲由见习排长逐步升为旅长。他原属杨森部队。一九二五年，杨森在四川内战失败，退至鄂西，父亲和甘德明因与邓锡侯的军官生李家钰、陈离等是同学，遂与杨森分道扬镳，投靠邓锡侯，编入邓的保定系同学四川江防军总司令黄隐部，任第三路司令。不久，川中军队俱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任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旅长。

一九二五年，混成旅驻防彭县。父亲因受大革命的影响，平时常阅一些进步书刊，见当时烽烟四起，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部队内又相互倾轧，就和本旅旅团军官中志同道合的旷继勋等人歃血为盟，决心为人民干一番事业，把部队办成象叶挺独立团那样的“铁军”。旷继勋曾在赖心辉部任过连、营、团长。一九二三年，为抗击吴佩孚侵川与四川“讨贼之役”，旷所在部队曾一度归川军东路刘伯承指挥，因而旷与刘伯承接触，建立了革命的友谊。七混成旅编成后，旷是一团团长。由于刘伯承的关系，更由于志同道合，旷和父亲关系极为密切，两人常常推心置腹，谈至深夜。

一九二六年初，广州已经成立国民政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接着，他们又看到了黄埔军校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报导，欣喜若狂。父亲立即派营长原本人的心腹副官钟克戎秘密前往广州联系。钟克戎到广州后和中共党组织联系上了，并加入了党的组织。不久，党组织派留法勤工俭学共产党员秦泾川和钟一起回到彭县，父亲就安排秦泾川在旅部工作，任第七旅政治部主任。秦泾川来旅后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分析国内外形势，指出革命道路，当时部队士气高昂，群情振奋，党的地下组织迅速建立起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也成立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旅部派王文鼎（江津人，名中医，由父亲介绍任该部军医，一九二六年入党，解放后任卫生部秘书长顾问等职，一九七九年在北京病故），以参议身份出席重庆莲花池省党部（国民党左派）召开的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与四川的一些进步力量取得联系。在父亲的掩护和支持下，党组织在部队先后发展了旷继勋、王文鼎、黄孔乡（江津人，父亲的外甥，任旅后勤官，遂宁起义失败后脱党，曾投靠国民党任职，现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等人入党。

旷继勋入党后，父亲对他更加信任，言听计从。在父亲的容许下，党组织在部队进行必要的整编，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以政治部的名义成立一个宣传队（实际上是一个军事政治学校）培养青年军人；各团营连设政治指导员，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各级成立经济委员会，实行经济公开；在部队驻地崇宁县创办团练干部学校，以演新戏、讲演等宣传方式，向士兵和人民宣传革命，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父亲对旷继勋提出安插的人员均一一同意妥善安排。如中共川西特委派了李伯平等人到部队组成党的领导核心及担任营连指导员，他都同意安排。前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被追捕来第七混成旅避难，旷继勋就告诉父亲这是他的朋友，请求照顾。当时，父亲认为旷介绍的没有错，不是共产党就是进步人士，就安排他为旅部参议，月饷一百一十元。几月后，罗离开了部队，父亲才知道这件事的真象。

旷继勋还就设团指导员一事以及提名雷筱龙、陈国儒、黄孔乡分任一、二、三团指导员，征求父亲的意见。当提到黄孔乡时，父亲认为他年轻可以干干，希望他能老老实实干出一些成绩。

二、遂宁起义前夕

党在第七混成旅的组织越来越强大，活动越来越频繁。部队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经过艰苦严格的训练，军纪良好，战斗力强。邓锡侯、黄隐早就听说这些情况，认为不能养虎贻患，千方百计要除掉共产党的组织。

一九二九年春，父亲因患病在成都治疗，就让旷继勋代理旅长。这时，黄隐到达简阳，多次命令旷继勋率旅回成都整编。旷继勋识破了黄的借整编打击革命力量的阴谋，他拒不听令，决不让黄的阴谋得逞。黄又迭电召旷到简阳面谈，旷再三借故不去，只派了一位团指导员前去搪塞。对旷的软拖硬顶，黄隐恼羞成怒，更加坚定要撤其职务、摧毁部队组织的决心。

邓、黄一计未成，又生二计。他们回成都后，密谋策划，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父亲立即回部队整编。他借口有病，一直拖延不去。有一天，黄隐在自己的公馆请父亲吃饭，在场还有赖心辉等人。黄隐打开窗子说亮话，直接了当指出：你部有共产党的组织，现在他们已经把部队搞得不成样子了。一定要搞掉旷继勋，清除共产分子。现在非你回去整编不可，你的同学们（指李家钰、罗泽州等人）在你需要时可调部队帮助你。只要你回去整编，给你十万银元，二千两黄金，几百条好枪，还可以继续任旅长……。

邓、黄当时逼着父亲表态，他心里不愿，推明日下午回答。当时，他想：正由于部队建立了党的组织，部队的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迅速提高了，部队兴旺起来了，这正是他期望的，这样部队才能象“铁军”一样，为人民作一番事业。现在要他去当刽子手，这怎么行呢？况且，他在成都养病期间，旷曾来蓉把部队准备起义的事和他汇报、商量过。他当时表示：四川军阀林立，力量强大，敌众我寡，势必孤军作战，难以成功，最好保存实力，以待时机成熟。那时父亲也存有私心，如仓促起义，多数不成功，自己的家产、妻小则全部丧失。所以，他认为在没有一定把握的情况下不宜起义。至于邓、黄要他回去整编，则非本意。

当天，回家后发现自己家已被监视起来，于是决定出走。第二天凌晨，他穿着便衣，带了几个亲信随卫，悄悄地于东门水巷子乘船离蓉，准备回江津老家躲避一时。邓、黄得知父亲秘密离开成都后，立即电令驻防简阳的龚渭清旅长“严密检查水陆两路东下行人，务将刘丹五挡送回蓉”。父亲乘船到简阳码头时已是晚上了，有军人逐船检查。一下级军官发现父亲后就和他攀谈不走。不久，龚渭清上船来了，一见面就开玩笑地说：“嘿！逮住逃兵了。”龚和父亲二人感情极好，父亲曾帮助过龚，龚极讲义气。龚请父亲来到他的公馆后，拿出黄隐的命令，告诉父亲要挡送他回成都。父亲说出了自己的苦衷，龚表示同情。在龚的帮助下，父亲才回到了江津。

父亲悄然躲回江津后，邓、黄施展阴险手段，完全停发了第七混成旅的军饷，部队处境非常困难。起义前夕，旷继勋又派人到江津，请父亲出去共同指挥队伍，并告诉了具体行动计划：部队打到鄂西与贺龙会师，如不能打过长江，就回师东进，到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建立根据地。父亲当即回信，信中大意是：邓、黄要我整编部队，监视我的家，我不得已，只有悄悄回到江津；这次起义我还是认为条件不成熟，力量单薄，失败的可能性较大。虽说如此，形势已经发展到紧迫地步，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党组织都同意起义，我也支持，整个部队就交与你了，我决不坏事。

一九二九年六月，旷继勋指挥部队离开遂宁城外的射洪嘴，在遂宁、蓬溪交界的大石桥聚集，宣告起义。树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部”的大旗。部队经过整编，攻占蓬溪，经过渠县，转战营山，渡过渠河，到梁山、达县、大竹一带。攻梁山虎城镇外的猫儿寨未能成功，遭受军阀重重包围。由于起义部队长途行军作战，精疲力尽，加上弹尽粮绝，七月下旬起义失败了。旷继勋等人被迫离开了四川，到达上海，由党中央分配工作。

三、遂宁起义失败后

遂宁起义后，父亲就回到了成都。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条件，为起义失败回到成都的中下级军官作了很多掩护和安置工作。当时，曾经长期掩护以行医为名的地下党员王文鼎。有人想抓捕他，父亲拉拢刘文辉和李铁夫等川康部队将领一起保护王，他们公开说王文鼎是他们川康地方实力派的“华佗”。父亲还在成都租了一家破落地主的公馆，悄悄收留起义人员（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让他们在公馆里，照顾生活，千方百计地为他们安插工作。

当时，邓、黄派人要抓捕旷继勋的母亲。父亲得知以后，立即派专人把旷继勋母亲悄悄送到贵州老家，并送大洋二百元作生活费。当时，父亲的心绪很不好，但能为遂宁起义作一些善后工作，他稍稍感到安慰。

此后，他闲居成都，经常思念旷继勋同志。当他得知旷继勋同志为坚持北上抗日被张国焘杀害后，不禁泣下，锥心痛恨。刘伯承同志很关心父亲，抗战时期曾两次带信给父亲，劝不要悲观失望，要坚定革命信心，振作精神，为革命多做一些贡献。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破裂后，吴玉章同志从重庆回延安路过成都时，父亲和陈离、李铁夫请吴老吃饭。他问到旷的情况，吴老说：“旷继勋同志被错误路线所杀害，已经昭雪，他功勋卓著，已载入党史，毛泽东同志也说他是好同志。”父亲也为此感到高兴。

一九八一年五月

我走过的生活道路

钟复光

我一九〇三年五月四日出生于四川江津县仁沱乡王家湾一个破落户家庭。父钟南轩，母刘氏，有大、小弟各一。我八岁时丧父，父死同年，小弟弟遭邻居袁二少爷毒手惨死。孤儿寡母受人欺凌侮辱，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痛恨豪富权贵及男女不平的烙印。记得有一次，我问：“妈妈！为什么地主少爷们这样欺侮我们？”她答：“因为我家无钱无人呀！”“噫，你不是人？”我惊问。她又说：“没有男人。再告诉你，我们的家世嘛！你的祖父是地主，祖母生了大姑、二姑和你父亲就死了，祖父又接了一个继祖母，生了二叔、三叔、小叔三个儿子，就分给你父几间房屋，一丘田卖了。你父从此离开老家数十里来此投靠大姑，并将卖房之元宝（银子）一包包亲手交给大姑和姑父，这是我亲眼所见。你父在时，每年去袁幺老爷（姑父）家挑若干担谷来维持家用。我们住的这房子，也是袁家以前养猪工人住的三间有门无窗的小房。你父死后，我常去讨债，袁家只给几升米。昨天你姑父还大地问：‘我欠你多少钱？拿字据来看！’我没有字据，只是气得哭。今天想起来还伤心，我家无钱无男人又不识字多苦呀！”母亲说说又哭，我亦潸然泪下，心如刀割。母女相依为命，我除帮助母亲干家务活外，还跟她学织麻纱，由她拿到集市上去卖二三十或一二百文小钱（圆形中有方孔）贴补家用。

由于身处困境，促使我下决心要读书，要学本领，要做一个与男人平等的人。一九一七年以前，我在乡间，除在父亲教过的私塾读过《三字经》《女儿经》外，还在袁姓地主家念了两年私塾，又上过一年小学。一九一八年初，去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插班。一年毕业，一九一九年考入师范第四班，学、食、宿均公费，零用钱由母亲替人做针线活换钱寄给我。从此，我埋头苦学，尊敬师长，遵守纪律，团结同学，热心公益，被称为品学皆优的学生之一。

这一年，“五四”运动的浪潮冲击全国，重庆学生界亦闻风而起，二女师学生亦不例外。当时，学校早晚点菜油灯上自习，全班学生分组轮流值日，打扫教室，除擦桌椅门窗外，还要端放全教室几十只小油灯。每晨天还不亮就起床梳头（小巴巴头），将辫子盘成一个小饼太浪费时间。师四班有秦藻、喻孝权等和我，几个人首先剪去长发，不顾旁人讥笑。

一九二〇年初，二女师全校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宣言自己管理自己，还要与闻学校内外之事。当时，我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与喻孝权等还被推选为出外参加川东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川东学联是全重庆市各男女学校联合组成的），我又被该会推选为副会长。我们共同或分别组织宣传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提倡爱用国货等反日爱国活动。

当时，重庆各男子中学开始举办平民学校（夜校），二女师学生会在秋季亦办平民学校，由每个学生出一元钱捐助书籍费。所收学生，除校内男女工友外，还有校外附近的贫苦人。所有教师，由二女师热心公益的同学轮流担任，我还被选为平民学校校长，直到一九二二年上半年离校为止。

一九二一年夏，由川东教育厅长陈愚生、教育科长王德熙、联合中学校长熊禹治以及刘泗英（现为台湾国策顾问）等人筹办“暑期夏令讲学会”，聘请邓仲懈（中夏）、黄日葵等人来渝讲学。他们多半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五四”运动先驱，所讲内容大多是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社交公开等等。对重庆学生界影响很大。二女师学生亦有不少去听讲的，我几乎每天必到，亲聆教言，茅塞顿开，勇气倍增，其他同学亦然。我们首先表示对本校“贤妻良母”式的教育方法不满，又得到邓中夏、黄日葵等先生的关怀与支持。八月底召开全校学生自治会，决定推选代表手持呈文，去川东道尹公署，请求撤换校长邓梦修，另派有真才实学、热心教育而有新思想的人来担任校长。同时又向各学校求援，形成二女师的“择师运动”。

大约一个月以后，行政当局免去邓梦修的职务，换了二女师的学监胡鹤珍来担任校长。我即召开学生自治会讨论对策，全体一致反对胡任校长，并还决定“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又过一段时间，当局被迫收回了成命，改派一位伍新言委员来组织校务维持委员会，劝学生复课，大家不听，非有新校长来不上课。年底，我们约几个人又到刘泗英先生家去求教，他说：“蒙材成先生不错，他既有办学经验，思想又比较开朗。”我们回校召开大会，传达了新消息，大家讨论决定欢迎蒙材成先生来二女师当校长。直到一九二二年春，当局接受了我们学生的意见，发表了蒙材成任二女师校长。

在一九二一年冬，我个人思想有所解放，胆子也大一点，敢于向母亲提出反对包办婚姻。不久她与媒人商议，终于解除了他们替我与王某订的婚约。

一九二二年春，“择师运动”胜利结束了。我与同班同学文质彬等七人一同离川赴宁。我虽决定出川求学，但没有钱。可巧有几位疏财仗义的人，如陈愚生、刘泗英先生等五人各自助我二三十元或五十元，救我燃眉之急，令我衷心感谢，终生难忘。

我到了南京之后，请人补课。一九二三年初去北平女高师补习科学习，同时每天晚上又去男师大夜校补习，准备暑期考入大学，可以申请贷学金。谁知日夜劳累过度，患病大吐血，经医生检查为肺病中期，非休息不可。乃随赵君陶等五人同去香山脚下溪旁小屋中休养了几个月，房租由她们付。她们有钱，常去城内就医买药，唯我一人只遵医生指示，早眠早起，有时露宿院中，白天日光浴胸背晒得漆黑，还做轻微劳动，结果我的疗效较好。冬天，回到城里仍住报子街补习科。

一九二四年春，我还看到了《新青年》《社会主义论文集》，又见国民党改组消息文件等，对我的思想启发很大。决心放弃想学教育的念头，改学社会科学，探索社会何以有贫富之分、男女不平等的根源而从事改革之。我立即写信给上海大学总务长邓中夏老师求教。他回信说：“上海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是独树一帜的”，要我从速南下进上海大学。我进上大之后，学、食、宿费等，由邓中夏老师担保，实际是从他的薪水中扣除的。

不久，向警予大姐来校找我，谈了几次，约我筹组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随后，她又与邓老师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由瞿秋白系主任上党课；同时又参加学校内外各项活动，经常受到党的教育。在校内常听瞿秋白、恽代英、施存统等先生讲课，与杨之华、张琴秋、李硕勋、郭伯和、欧阳继修（阳翰笙）等同学常来往。但最多的是在向警予大姐领导下参加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

欢迎孙中山先生过沪北上之后，一九二四年冬，我被选为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之一，先与刘清扬北上，二月到了北平。因刘清扬大姐怀孕在身，我对外联系较多，先将上海大学党组织的信交当时北方地委书记赵世炎同志，与他取得联系。还参加过苏联大使馆“三八”纪念晚会，见到李大钊同志。当时赵世炎同志给几个外国友人作翻译的情景，至今如在眼前。

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开会未了，孙中山先生病逝，我们又投入治丧委员会接待工作。有一天，鲍罗廷夫人同四位外国友人前来吊唁，正当天津代表邓颖超大姐和我以及北平、山东代表各一人招待，遂陪同鲍夫人等在孙中山灵前照了像（鲍夫人送我一张，保存至今，实为珍品）。大约是三月中旬，向警予同志（中央妇女部长）来电给刘清扬和我，又有信给我，令我们在离京之前，趁各地妇女代表在北京之时，赶快共同商议筹组中国女界联合会。我们遵命办理。根据当时《北京晨报》载：“四月十二日下午全国妇女界各团体开联席会议（在女师大），公推上海代表钟复光为临时主席……决定名称为‘中国女界联合会’，推定石道璠、钟复光等三十人为筹备员。四月二十二日招待北京新闻界，定于四月二十九日开成立大会，由刘清扬主持，我报告筹备经过，中国女界联合会宣告成立。”我完成任务之后，五月初，即同赵君陶南下。赵世炎同志还交给我一包“五一”纪念传单，嘱我在沿途火车站从窗口散发出去，我照办了。

回到了上海，我将君陶送到了杭州阳翰笙、李硕勋等住地后，又转回上海，参加上大同学组织的宣传队，常去工厂区宣传。五月三十日，上大宣传队与各校同学一道去南京路宣传，巡捕开枪打死数十人。我们无所畏惧，三十一日我们仍去南京路，挨了棍打又被抓入巡捕房，关了几小时，因人多无容纳之处，当天傍晚又被放出。在党中央领导下，六月一日，全市实行罢工、罢课、罢市。上大男女同学在组织宣传“五卅惨案”的同时，我还在中央妇女部长向警予领导下筹备组织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六月五日下午，在西门勤业女师开成立大会，由我当主席，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与徐谦夫人沈仪彬均参加了大会。

不久，我又被上大同学会派去参加全国学生联合总会，被该会指派为“长江路”代表团代表之一。六月中，从上海出发，沿南京、芜湖、安庆、武汉、长沙、九江、宜昌、沙市直达重庆，宣传“五卅惨案”情况。各地群情愤激，亦如上海，有的地方还有女校或妇女组织，非我参加讲话不可，以致舌干唇焦，有时口吐鲜血，经女校老师给药治疗。直到七月底八月初回沪。接着又与杨之华同志等去沪西区、或工人俱乐部、平民夜校对工人们宣传或做扫盲工作。到了冬季，我又大吐血，乃住医院治疗。

在此之前，上大教师施存统写了许多信向我求爱，他改名复亮以表决心。在我病中，他又常来看我深谈，互相了解，感情日增，我们遂于一九二六年春结婚。是年九月，复亮去广州工作，我仍留沪学习。谁知结婚后即怀孕，年冬产女停学。

一九二七年一月，复亮自广州回沪。二月初，一同奉命去武昌，先住邓演达先生家。找好住房即迁居，安置老小（我接母亲来同住），我即搬进武汉军校女生大队，担任政治指导员。三月中，政治部决定全校男女政治指导员轮流出席男女生队，辅导政治讨论工作。我除参加女生队一切活动外，亦常出席男生队的政治讨论会。

五月中旬，夏斗寅叛变，进攻到离武汉三十里地纸坊。中央军校学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侯连瀛任师长，杨树松为参谋长，恽代英为党代表，施存统是政治部主任。我们女生大多数人亦编为宣传救护队随军出发，迎击夏敌。一战而击溃夏军。在咸宁一个广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党代表恽代英、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均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演说，我亦代表女生队讲了话。之后，追击敌军到蒲圻、嘉鱼等地，天气炎热，女生队中有人中暑，有的在月经期中，血流裤湿又干，擦破双腿，步履困难。政治部命我护送她们七八人先回武昌，其中还有李淑宁（赵一曼）。

十月中旬，武汉时局大乱。国共分裂，人心不安，我亦彷徨，不知所处。八月中，施存统和我心情更乱，日不食，夜不眠，痛哭细谈好几天。后来他在说了“我愿为革命忍受一切、牺牲一切，任何讥笑谩骂，在所不惜”这几句话之后，写了《悲痛中的自白》公开脱党。我亦随之脱离了党组织，铸成终身之恨！

当时我误识国民党左派与中间人士多，幻想争取公开活动团结一致，攻击反动派，希望国共还能合作到底。因为我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北上，对他不断进步的言行是敬佩的。同时又有苟且偷生的思想，因我上有老母，下有未满周岁的小女，而腹中又怀孕数月。所以，以前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并未入党，以致一遇变故，即无形脱党，遗恨终生。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产子之后，在家除管家务外专学日语（复亮教）。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七年，与施复亮合译了六本书：
1.《近代社会思想史要》，一九三〇年大江书铺出版
2.《新经济学讲话》，一九三〇年同上
3.《苏联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一九三〇年春秋书店出版
4.《工会运动底理论与实际》，一九三一年大江书铺出版
5.《转形期的经济理论》，一九三三年新生命书局出版
6.《现代唯物论》，一九三七年上海进化书局出版

一九三五年，复亮在日本东京认识的叶波澄回国后，我与复亮均做叶夫妇家庭教师，住叶家，协商共事，筹办上海进化书局。抗日战起，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叶波澄听复亮劝说，收买徐梅坤（行之，现任国务院参事）所办印刷厂，将全部机器、工人均内迁，扩大业务，拟出《马恩全集》，先迁昆明，后迁重庆，改名南方印书馆，附设印刷厂（徐行之任厂长）。施复亮为总编辑，叶波澄为总经理（在叶住沪时由施代理，我为总务会计主任），已经合作了几年。一九四一年初，“皖南事变”后，叶来信派董舜琴为总经理，逼施离职。董接事后，公开撤了我的职。

以后，我去振济委员会主办余心清领导的“战区内迁妇女辅导院”任总干事半年（院长黄若英已前去台湾）。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夏，我去綦江李世璋任校长的渝南中学教书。自一九四三年秋至一九四四年底，经陈望道夫人蔡慕辉介绍去红十字会总医院任社会服务部主任，办理贫苦病人减免费，并筹办缝纫组、养猪场，为职工谋福利。之后，接受中国兴业公司（胡子昂任总经理）之聘，任中兴学校（即该公司职工子弟学校）校长，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为止。

这里还需要补述一九四五年夏，我在重庆参加中国妇女联谊会的情况：李德全被选为该会理事长，史良、罗叔章、浦洁修等均为理事，我亦被选为理事之一，从事妇女爱国运动，争取民主和平，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到底。是年八月间，毛泽东主席到了重庆。九月五日在曾家岩五十号接见妇女界时，一一握手，自报或由别人介绍姓名。当自我介绍“我是钟复光”时，毛主席问：“存统好吗？”使我眼泪夺眶而出，泪流满面地回答一个“好”字；而王会悟大姐（李达夫人）则痛哭失声，大家如同见了久别的父母一样。此情此景，历历如在目前。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在选举理监事时，我亦被选为理监事之一。全国解放以后，在民建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还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又被选为北京市民建分会委员。几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范围内作过一点工作。

一九四六年九月，我离渝到沪，在京沪区铁路管理局当事务员。同时，在地下党的关怀指引下，由民建总会与上海分会联合组成的临时干事会中当一名干事，从事民建会地下工作，直到上海快解放之前一个月（一九四九年四月底）才离沪暂避金华叶村，又与北山游击队取得联系，互通情报。一九四九年五月中，进入金华的解放军司令员陈锡联派人送电报到叶村（该电是施复亮自丹阳发来，大意说大军已占领南京东进了，速与陈司令员联系，转道沪去参加工作）。我立即赶到金华陈司令员处，取得路条，赴杭乘船至沪（沪杭铁路桥被国民党逃兵炸毁了）。约五月底到了上海，去军事管制委员会报到，六月初由军管会派人陪同去接管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任校长（原校长已逃台湾，其他教职员工均在），立即照常开学。我工作了半年，等到高、初中各一班学生毕业后，才辞职来京，已是一九五〇年二月了。

到北京后，先在民建会中央组织处任副处长（处长吴羹梅），协助召开全国干部学习会议，以发展全国各地组织（解放前只有重庆、上海、北京三个民建分会，总共不过几百人）。施复亮为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计划筹办、培训干部事宜。关于为谁服务的问题上，章乃器同志写信给施复亮公开在干部训练班上讲：“民建会的性质，是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体，参加民建会的知识分子是为他们服务的。”而施则强调毛主席的指示“为人民服务，会内的工商业者亦应为人民服务，会员应一律平等，不应有主次之分”。他们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当时民建会最高领导人是三位召集人（黄炎培、南汉宸、章乃器）。章还以召集人的身份在干部大会上指着施说：“你不要以为这些人都是你的！”施仍据理力争。干训班结束后，大家都回各地去发展组织，南汉宸同志对施复亮说：“章乃器在工商界有影响，要注意团结他。”我耳闻目睹章、施之争，深知施性耿直，敢言而不善于奉上。

暑假时期，我患感冒病中，卢英同志（劳动保险局局长）要我去劳保局工作，我遂写信给南汉宸同志，说明我留组织处恐人怀疑施有什么企图，不利于组织工作，不如去劳动保险局（但我对北京市民建基层会议总是参加的）。同年八月底我到劳动部劳动保险局工作，后调争议司，直到一九五六年调到劳动干部学校，请求批准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没有毕业就由庄玉铭院长命令我回劳动学院任院长办公室副秘书长。后该院改为经济学院，我先任院长办公室副主任，后为图书馆主任，直到十年动乱之时。

当我回忆往事之际，心情非常激动，思绪万千，感愧交集。我衷心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无数革命先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无数的无名有名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献出宝贵的生命，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亦没有我们的今天。惭愧的是我自己没有学好马列主义，意志不坚，立场不稳，无形脱离了党组织，又未为人民为祖国作过什么贡献。如今还享受优厚的待遇，于心不安，内疚不已。唯在几十年坎坷、曲折的生活以及十年动乱之中，我是坚决相信、拥护共产党的正确路线的。完全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教导：“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以至于最后一息。同时尽力之所能写一点有关史料，并勉励、督促儿女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人民、为四化作一点贡献。

我的艺术生涯

程漫漫

时光流逝得真快，今春三月，我已满八十了。回顾一下我个人的艺术生涯，究竟经过了一个什么样艰苦奋斗的历程，其间又有什么样的得失和创新，在艺术上为两个文明建设又作些什么样的努力和贡献，这对我有生之年的艺术生活是颇有意义的。

我的学艺经历

我在童年时候，自幼即好佛吃素的祖父就喜欢带我去普福寺赶庙会，父亲则送我到妙胜寺去读书。我更爱跑到从帮人安家、少年即信佛吃长素的何家大伯、二伯家——金龙庙去玩，那里不但有菩萨和壁画，还不时因他们在作佛像雕塑、画佛家故事等吸引着我去看。就这样耳濡目染，使我酷爱起绘画艺术来。而初小老师国钧长辈见我填红模格的字写得不错，还能够悬腕临仿范书，夸我聪慧必有前途。因而也激发我酷爱书法艺术的兴趣。

十二岁辍学务农，一有机会，就喜观看乡邻叶佐臣老师、毓灵三叔给人写的家神、春联和匾对。还不时得到他们的指点和鼓励，也跟着赶腊月场到板桥、石门、金龙庙摆红纸摊，为人写春联、家神、门神等。竟出人意料地博得了好评，说我写得很“富泰”，争着来找我写，常常是忙得连午饭也来不及吃，接应不暇。平时，偶为乡人画观音、窗心、写红白对子，也获得了多少不一的笔润，以助家用，博得了父母的欢心。由是有志于书画艺术，顿萌复学的念头。

想要我“一子双祧”的何伯伯就全力支援，不少同学与老师也热情资助。一九二〇年春，我复学考入七星镇立高小，继而升江津县立旧制中学，再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到一九二八年夏，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学院国画系。这是通过了个人的刻苦自励与乡亲们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始得遂其求学之愿完成了学业。

回想起来，我以高小二年半的同等学历能考升中学，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曹玉珊校长兼授美术，我第一次仿临他的写生范画一礼帽，即被评上一百满分，公布在中堂孔道大壁上。以后一直如此，由是知名全校，大受鼓舞。课外我开始自学《芥子园画谱》，以应同学、乡人的索画要求而仿临不懈。玉珊师也不断加以指导，其间他让钟祺、钟梁两师弟来看我画，送了我《晋唐小楷十种》影印本，这是很难得的。跟着同班周励行同学则送我盖有“胡习儒阁精裱法帖”角章的《石门铭》魏碑明拓本，这更为珍贵，都使我感激不忘，并使我眼界大开，勤加临学。从此便很少练习刘三老师教我写苏东坡的“丰乐”“醉翁”两亭中楷与行书《天际乌云帖》了。而《小楷十种》与《石门铭》便随我行箧，地北天南几万里，读、练至今，尚保存完整无缺。

在中学八个学期中，前七期的期终成绩都名列第二，获奖免费，基本上解决了我的住读问题。毕业那一期，由于我做了一首旧诗：“何处晨钟声，醒我梦一场。披衣起床望，已白东南方。晨风何肃肃，钟响何铿锵！回顾同寝人，睡梦酣且狂，安所得大钟，警彼恋黄粱。”大受李捷三老师的赏识，认为我诗、书、画都很出色，大有前途。一再鼓励我升学上海美专，用请“醵头会”的方式筹措学费，并为我在会簿前写上“醵资升学”的序言，带头签署捐助四十元，并亲向视学杨学渊老师、刘昆辉校长及其他老师宣传劝助，不遗余力。族长智谙二公慨助二百元，孔嘉四哥慨助一百元……同学杨廷英、胡清棻、吴克明……也多少不同地给予支援，都使我感激万分。共集得六百多元，除留一百元给父母做租佃押金外，将多半数交托仲愚三哥保管，以时兑沪，他亦有所帮助。我这个穷孩子就是在乡亲们的关怀培养下读上大学的。真是“山是故乡青，人是故乡亲”。遗憾的是我长期糊口四方，只解放时回县中任过教，为桑梓服务太少了，对乡亲们的报答更谈不上。今秋返梓，痛悉老师、同学和宗长们十九作古，使人更为悼念而感慨系之！

尤其使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一篇论文和一幅山水画，竟然能考取上海美专国画系二年级上期的插班生，给了我莫大鼓舞。可惜美专次年停办，我才转学上海新华艺术学院。在两校执教的老师有教书法的李健（崔然）、教画史的滕固、教人物、山水、花鸟与篆刻的潘天寿、许醉侯、张聿光、王陶民、龙铁岩、诸闻韵和王个簃诸先生。我已选修过水彩画，还在校外拜了与吴昌硕齐名的一亭先生为师，上过诗人王独清先生一学期的课。对我今天能有一些成就，都是当时老师们的辛勤教诲与自己刻苦钻研而取得的。

我在书法艺术方面的心得

我国书法是根据中国文字的形体结构，用我国所特有的工具（毛笔）和手法，从表情、达意及运笔、用墨来造型的艺术，乃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枝独放异彩的名花。它有五千年以上的光辉历史和优秀传统，遗给我们以异常丰富而宝贵的史、论资料，为我们自由选择钻研提供了良好条件，是值得我们感到自豪的。

我所临写的《石门铭》，受到崔然师的赏识，不止一次让我到他家看藏碑，听讲析，并指出我的学习。举凡执笔、用笔、结体、临摹等都曾不厌其烦地给予示范教导，要求甚高而严格。并替我选用《楚词》中“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句的首“曼曼”二字作为别号，以“藐”为名（54年我才用“漫父”之名以代原有的“相国”“奠邦”之名号）。其意在勉我学书要有远追秦程邈的志气。並赠我以师所擅长的周《盂鼎》临写影印本，俾便临摹。他是我一生不忘的恩师。

之后，我从上海广益书局购置了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二书，配合《盂鼎》时加细览深思，一生不懈。但潘天寿、王陶民两师认为只写《小楷十种》是不足以资应用和题画的。因而我又购置了《兰亭》《圣教》两序及《书法正传》等书来参错钻研，感到“并行不悖”，而且足以相辅相成。

由于逐步认识到了书法理论对艺术实践的指导作用，进而积累了辨识古今书法演变的轨迹和流派优劣传统的能力。于是就我经济条件所能及，在沪上选购其精奇而为我之所欲者（皆属金属版或影印本），如《孔宙》《尹宙》《衡方》《校官》《张迁》以及晋、魏、六朝、隋、唐碑帖。三十年代初，在成都四川美专任教时，财力稍裕，选购了一些原拓碑帖如《嵩山开母》《少室阙》《石门铭》以及被书虫蛀坏之《淳化阁帖》等多种名碑法帖。29年青岛同事孟练百曾赠我魏《晖福寺》、梁《始兴忠武王》二碑。33年四川美专同事黄宾虹先生赠我晋人写经三种（原样大小），属版印片。书法家花效实又送我《吴禅国山碑》《石峪碗大行书双钩绝本》两厚册及《金石索》十本，内容异常丰富。44年同乡张采芹则半价售给我一部《神州国光集》共二十册，其中包括钟、鼎及汉、魏、六朝、隋、唐以迄于清的书法、写经等。解放后，从出土文物印行而购置的，举凡上自甲、骨、金、石、秦、汉木牍、竹简、侯马盟书、长沙帛书，下及《鲜于璜》、魏《三体石经》等碑书、墨迹，不下五六十种，丰富多彩、美不胜收，读临不暇。统计我所珍藏的名碑法帖与简帛写经等共有三百多种（十年浩劫中损失在五六十件以上），多是最名贵之帖碑。对此，我都曾熟观、细玩，然后或摹抚、或仿临、或默写三两遍、十数遍、几十遍。

小楷我是从羲、献的《东方朔画赞》《玉版十三行》、虞世南的《破邪论》等帖悟入的。中、大楷则是从魏《石门铭》《龙门造像》《大代华岳庙》、隋《曹子建》等碑悟入的。榜书则是从《四山摩崖》《泰山金刚经》等碑悟入的。行书则是从《泰山经石峪双钩绝本》《淳化阁》等碑帖悟入的。汉隶体则从《石门颂》《孔宙》《夏承》《张迁》《好大王》《鲜于璜》等碑悟入的。在用笔的方圆或亦方亦圆，结体的方、扁、圆长以及分行布白等，都或多或少地从以上诸碑帖悟入而酿出的。

中国书写文字所使用的手段，从现有出土文物的陶片、甲、骨来考查，如果不是发端于仰韶文化的彩陶，至晚也会早于甲、骨，或与甲、骨同时。创始之初采用了很原始的毛笔，调黑色写在陶器上的。甲、骨上还遗有未刻的朱笔所书，足以证明我国毛笔书写工具来源之悠久，亦为别的国家民族之所无。到周朝，则发现了用漆作书于器物上，与在丝织品或木牍、竹简上作朱书与墨书，工具的性能都易于掌握。只有写在宣纸特别是生宣上，用笔就较为困难了。所以在这里有一谈纸、笔、墨性能之必要。这三者都各具刚柔之性。熟纸一类、狼毫一类与焦墨，都属于刚性；生纸、羊毫、湿墨则属于柔性。用羊毫濡湿墨写生宣，则无骨涨墨，乃至溃滥不堪。反之以刚对刚，则枯燥无肉。如以刚制柔，则可收刚柔相济的良好效果。若用中性的笔，如大、小白云、“龙须书画”等笔系参用羊、狼毫一类的兽毛制成，则无论醮焦、湿合度的墨，以写生或熟的纸，也能刚柔相济，应手得心。但如工夫练到精熟地步，亦能运用自如而不逾矩。这里只不过一谈其基本性能，我则较喜用刚健之笔作书，不拘纸墨。

作书的执笔、用笔之法，也是人各不同的。我制崔师所授《艺舟》所述之法，加以个人体验而贯通之，不无一些实践经验。崔师教我用二寸铁钉贯入笔管，以增加其重量；用五指握实而掌虚，悬腕以书《石门铭》，落笔稍按而圆转平出，“中实”勒过，略驻圆转，回锋入横画而收，或略驻即收。借以锻炼肘、腕用笔之坚实平稳，静气凝神，或急或涩，或轻或重，或露或藏，则其点画圆劲，撇捺峻健。日臻熟练而生巧，即去钉使笔，则可不拘管之轻重、大小而运用自如了。

写圆笔略如此。方笔用腕力觉有不便，用五指则易于临碑取形而成形，却难免局促偏颇之病，不能尽其笔势而纵之。我从《张猛龙碑额》与《龙门诸造像》等碑悟入，起止用指力以落笔收锋，中间则毫铺纸上，力毫齐力，非用腕之力以运之，不能得其骨峻体方、势雄力厚之妙。所以，我写方笔之碑，不但坐端笔直，而且喜作骑马姿式，展臂逆锋，指腕并用，每神酣劲狠时，乃至战笔屈曲，徐行而涩进。以书大字，更能得其挺拔峻宕之意致。以写汉隶体的正、行书擘窠大字，或方或圆，或方圆并用，盖莫不皆然。

学书首先要善于观察和摹拟。察要精而拟要似，能察而后能拟，拟精则察亦精，这的确是书法之要途。崔师曾教我以如何临拟之法，先将薄油纸把《石门铭》逐行照字的形体、分行布白双钩填墨，作为模格，置于模写纸下，前面数寸则摆着原碑，而后加以临摹，即可以临与摹同时进行。这样，纸下既有墨格可以节制其手逐字摹写，面前又有原碑可以目察心追，前临上摹，下不怕涨墨，上不怕狠劲。这是既可取得字的位置、轮廓与夫点、画、方、圆、曲、直、长、短、粗、细之迹，又能逐步深入以领会古人结体分行布白回互避就之妙。久而习之，自然会对《石门铭》的意、体皆熟，据此以察、拟他碑，体验一深，更有熟能生巧的妙用。到四十年代，我便少有临碑，仅从事于先读面临或背临了。

我的钻研书法，就是这样入门，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起初，我因限于经济能力，满以为学好《石门铭》等几种魏碑、十种小楷，就会有成的，并无大志。继后了解到名书法家之所以能致广大，诚有如康有为所提示的学书之道：“以能执笔多看碑为务……遍临百碑，自能酿成一体。”这可说是“取法乎中”的要求。但想要做到像王羲之那样的“书圣”，则又谈何容易。有人说，右军若不渡江北游，遍习李斯、曹喜、梁鹄、蔡邕《石经》、张昶《华岳碑》，而仅学一卫夫人，法一《宣示表》，决难集书法之大成，范围千古。我受到莫大的启发，才下定决心，设法广集多碑，临习不懈，博涉众长，融会贯通，从而酿成为自己所独有的风格。

不过，这更不是轻而易举的。若但从碑帖中去探求，还很不够。《广艺舟》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得好：“逸少曰：作一字须数种意，故先贵存想，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潜、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新理异态，自然佚出。”可见书法艺术造诣的高深博大，在师法古今人而外，还不能脱离现实，而且是与之息息相关，还得向生活与自然学习。虽然这不是切直而明显的。而且书法的“新理异态”也得通过主观方面的思想感情，从现实寻求领悟，以酝酿出来。

初先我临写《黄庭》等只从点、画、用笔、结体的技法上去用心思，下工夫，决没想到还得“进入角色”，像王羲之那样“写《黄庭》则神游缥缈，书《告誓》则情志沉郁，能移人情，乃为书之至极”（见《广艺舟双楫》）。这确是学书成败的关键。我写自作的题“三峡”古风，又神游于“滟滪”“瞿塘”“白盐”“赤甲”间，感受其狂湍击石、峭壁排空的奔腾惊险的态势，因而笔情宕逸，所以不无雄劲之意，也是自己小小的一得。

从此，我省悟到“虫蚀木”“屋漏痕”之喻，并不止于是藏头护尾的圆笔藏锋，而寓有用笔屈曲徐行以涩进、乃至颤战之意态于其中，但不如“金错刀”屈曲之甚而已。我好踢足球，看赛篮球，曾从其奔跳进退以射网投篮的运动中，而悟得书法用笔、运力取势之无伸不缩、无往不复而迅猛劲健的道理，艺术亦有所进步。又从农民的种姜、插秧的窝距之匀、栽线之直，对书法的字距、行气之匀称疏畅，也大受启发于分行布白的。对于结体的大小、阔、狭、长、短，都决定于文字形体各各不同的结构特征，我是从“量体裁衣”而受启发的。衣着的形式既不能千人一样长、短、大、小，书法也是不能万字同型，压长为短，扩小为大，归于一律，形同算珠，王羲之早就给以批评过了。衣不合体不舒适，书不得体不自然，理甚明显。

四十年代，我临写唐《大比尼经》，到“譬如蜂采花，但取汁去，不坏色与香”这一句时，不禁玩味再三，领悟到要求学书之创新，就得如工蜂之采多种花汁以酿蜜。蜜是从汁酿出，已不同于汁，而又不离于汁，它是去粗取精，通过唾液的作用，酿而为蜜的。亦如人之饮食百品，经口齿咀嚼、肠胃消化而排泄其粗杂，吸取其精华，溶解而为自己的血液营养，于以成长为人各不同的体貌特征，不可强同。书道亦类此，其理并不艰深。

钻研书法艺术，从汉、魏、六朝碑、帖、墨迹与书法论著上面狠下功夫，在理论与实践上打好坚实雄厚的基础，又自现实中搜妙探奇，感受新的启示与营养，从而加以参化交融，推陈出新，自然会冶铸成为自家的神情面貌，已如上述。我是耻于随人俯仰、寄人篱下讨生活的。

不过，学书也像学画那样，虽然二者都源于社会生活与自然现实，但美术与书法毕竟是同源而异流的，前者直接、显明，后者则远较间接而隐晦含蓄。所谓“字如其人”者，却反映出书法的作者同作品间的血缘关系。这正是作者气质与修养的流露，同他的审美倾向和审美趣味的体现。而所谓“字为心画”，则不外是作者道德情操与艺术观念的体现。从历史上考查起来，例证不少。概括说，秉性刚直的书家是不会写出柔媚之笔的，唐颜真卿即其一例。同样，豪放的书家也是不会写出拘谨的字来，如唐张旭即其一证。

我赋性爽朗，但在苦学阶段，则以用笔比较拘谨的为多。到四、五十年代，我逐渐熟练于汉、魏各体，掌握了书法的基本规律，无论仿写与自书，才较能发挥个性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走入自由的王国，逐渐形成了自己洞达峻健的风格作风。

总的说来，我于书法艺术，曾自拟出“多师、善化、创格、传神”八字要言来作我从事实践的努力目标。是以《石门铭》《石门颂》一类摩崖与《好大王》《曹子建》等碑的宕逸峻健浑穆为宗的，较能作榜书与中小行书。由于往往喜参以篆、隶笔致，生面异姿，自以为美，有为人所不习惯者，亦不以为奇，但坚持我行我素。于草书则非所好，篆书学而不深，这是我一大缺点。

末了，不谈已展出、发表过的书作。且一提我的榜书。从28年在上海开始订润格卖书画起，当时曾为黄菊生经理作过四尺见方的“金城工艺社”五个方笔魏碑体大榜书，得到好评，招徕过生意。解放前，也在重庆给人写过一些擘窠大字的招牌。六、七十年代以迄于今，先后为沙坪公园、李家沱、南泉写过园名、商号等不少的招牌榜书。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年年旅游名山大川，足迹几遍全国，眼界大开，胸怀益阔，气度亦弘，而笔势也有宕逸之致。先后为白帝城文管所、奉节夔门电影院、青城山、峨眉山、乐山凌云禅院、乌龙寺等所书大招牌、大对联，以及庙宇匾对等，人多谓笔势亦见雄浑。近年为南泉“古仙女洞记”石碑书丹，与白沙黑石山所作“奎星永耀”榜书，汉隶体，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中有“我”在，皆自家面目。这些可谈得上是为两个文明建设中所作的贡献，只可惜太微乎其微了。今后自当“耄勤尤笃”，更好地贡献出我生之年的余热。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记中医医理学家任应秋先生二三事

刘晓甦

在《中国科学家传略辞典》现代第一辑（91-96页）有这样一段话：“他在1980年完成的一部六十余万字的巨著《中医各家学说》，从纵的方面，分析了中医学在各个历史时期学术流派的发展及其贡献；横的方面，又从基础理论、临床分科两部分，分别有重点地叙述若干医家的不同理论和经验。像这样‘贯穿错综，磅礴会通’的著作，没有深厚的医学基础，不曾广泛浏览古今典籍，或者不具备丰富的临床经验，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这部著作的作者就是任应秋教授。

任应秋，字鸿宾，1914年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油溪镇。从小聪颖好学，四岁即启蒙读书。那时白话文尚未提倡，所学皆古文词，即所谓十三经，曾问难于经学大师廖季平先生。故凡经史、诗词、训诂、考据及古典文学，在青少年时已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其后来研究医理和从事著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十七岁时，他的祖父特聘请当地有名老中医刘有余到家传授医学。1936年考入上海中国医学院攻读。当时上海名医丁仲英、谢利恒、曹颖甫、陈渊雷、蒋文芳、郭伯良等，皆在该校执教，任应秋得随侍左右请益问难，眼界豁然开朗，学业由此大进。

当毕业时，适逢日寇侵华，抗战爆发。遂回到原籍，一面行医，一面教高级中学卫生、语文、历史等课，解除人民病痛，培育抗战力量。直到解放后应重庆市卫生局的邀请任教于中医学校，兼教务主任职。1957年调北京任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委员兼中医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中医学院各家学说研究室主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医学百科全书·中医理论基础分卷》主编、《中医历代名著精华》主编等职务。

在他投身医界之时，中国社会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有人认为西方科学文明，一切都应向西方学习，产生了全盘欧化的偏向，视中医为不科学而有被鄙弃的趋势。任先生从他多年的研究与临床实践中，深深感到在中医宝库中蕴蓄着丰富的理论，它是中国人民在同疾病作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保证了中华民族的不断繁衍昌盛。说它不科学，只是没有系统地发掘整理而已。如何去发掘整理，使之系统化、规律化，正是医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因之，他在1944年主编的《华西医药杂志》及1945年所著《任氏传染病学》和1953年所著的《脉学研究十讲》等著作中，都努力在这方面进行探索。

当1954年党中央提出“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中医政策，更照亮了这个有宏伟抱负的任应秋先生，也把他早年思想在于中医科学化推进到“整理提高的中医现代化”的思想范畴了。他认为中医革命化只是一个使中医理论符合科学的问题，而中医现代化才是在继承中医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并运用于当前人类需要的问题。任先生常说：“西医在发展，中医也要发展，都要使它更符合科学。而科学本身也在不断的发展，这就是现代化！中西医不能鄙薄，也不能排斥代替，要互相取长补短。中医的东西，不能由西医点头才算科学，而要由科学点头。不论是中医、西医，都要由科学点头。不论中医、西医，都要努力向现代化发展。”

谈到现代化问题，任应秋先生更进一步指出：“一谈到中医现代化，许多人都误以为就是‘中西医结合’。其实‘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只是中西医互相用其长处为病人治病，而后者才是中医的大提高。”根据这个看法，把古代医学中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认识、气象变化规律及其与人体疾病的关系的理论运用起来，对于探索生命之秘密，发展生命科学研究，进一步阐明中医理论，创立新医学都有重要意义。

根据这种学术思想，从1954年后，他接连写出了《中医病理学》、《中国医学史略》、《中国医学史通俗讲话》、《中国医理学》（由香港出版）、《伤寒论语释》、《金匮要略语释》、《伤寒论括》（后改名《伤寒论证治类诠》）、《阴阳五行》、《中暑》、《五运六气》、《中国舌诊》等，并曾主编《各家学说及医案选》、《各家学说讲义》，修订《濒湖脉学白话解》，校勘出版了《医学启源》。在1980年完成了《中医各家学说》一书。

他以肯定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化的观点，结合历史背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探讨中医的发展，从事祖国医学史的著述。他说：“医学史应是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和改变相联系，与各民族的一般文化史相联系地去研究医学活动和医学知识的科学。”在著作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在内容上深入浅出，文字上通俗易懂，理论上结合临床实践详加诠释。如古代医书《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十九条”，是脍炙人口的经典文献，但历来注家仅满足于文字的解释，无补于实际，学者多感不便。任先生乃就“十九条”所概括的三十六个病症，分别结合临床实际辨证论治的运用，写成《病机临症分析》一书。发行之后，不胫而走，国内医学机构，竞相翻刻，很受广大医界的欢迎。

又如《内经十讲》关于《灵枢》、《素问》的成书年代、篇卷演变、学术思想、理论体系以及历代各家对两经的校勘、注释、分类、专题发挥诸方面，均一一作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再如金宋时代大医学家张元素的《医学启源》一书，已经绝版了几百年，日本学者搜求中国医籍之勤，亦未见过该书，清代几百年间的大小医家亦很少有人得读此著，经任先生校订出版，遂使易水学派有所依据，得以流传。

任先生并不满足于以上这些成就，还作出了《内经学》的写作计划，除了从医学本身的理论体系对“两经”继续作进一步的探讨外，更将分别运用文学方面的章句学、训诂学、注疏学、版本学，哲学方面的唯物论、辩证法，自然科学的天文学、气象学、历法学、生物学，系统论等进行细致的研究。这一巨著如能完成，对于祖国医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将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任先生的著作不但多而且精，是留给医学界的一笔财富。现尚有《中国气血资料类编》，凡二十余万言。尚待整理出版的《十大医经汇编》，约五百万言，都是任先生主持编撰。

正因为任先生在学术上有这些成就，1980年9月12日应日本医师东洋研究会的邀请，曾在东京讲学两周。讲题是“阴阳五行说”、“脏腑学说”、“病机学说”、“诊法学说”、“辨证学说”、“法则学说”，统名曰“中医基础理论六讲”。先后讲了三十五个小时，听众一百五十人，大半都是来自日本全国各地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医师、院长、部长。讲完后举行民意测验，百分之百的人要求继续讲授。医学研究会的理事胜田太一郎说：“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系统而深刻的中医学理论，希望在八一年能再次听到任教授的讲课。”任先生在日本讲学仅两周，给日本医学界震动很大。新中国建国以来，医师出国会诊的已有多人，而中医出国讲学的恐怕任先生应是第一人了。

任先生不仅精于医理，尤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常用药不多而奏奇效。如曾给山西某军分区干部芦某某治病，该同志先患十二指肠溃疡，继而发现有癌变。经某大军区医院手术后，腹泻不止，一天十余次，少亦六七次以上。先后服用西药活性炭，中药“四神丸”、“补中益气汤”等，经过五个多月的疗程，均无效验。最后经人介绍来任先生处就医。诊脉望舌都正常，除每日大便溏泻十余次外，别无他苦。任先生遂处方“赤石脂禹余粮”加味，只四服，大便即转正常。问其故，任先生说：“患者手术后腹泻不止，所伤在肠，是肠气不能固涩所致，正合《伤寒论》所载，‘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之谓也。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以助肠气之收涩，加缩砂仁、石榴皮，增进先收涩之功能耳，别无他义。”

又如治一黄姓女青年，约二十一岁，从六岁发高烧后，即患排尿频急，不能控制。多方诊治，均未见效。后经任先生诊为肾虚热郁之症，遂处方用黄柏四分、知母六分、肉桂五分，连进六剂，小便即能控制，但仍有迫感，再进六剂，即恢复正常。十五年宿疾，竟在旬日之间完全消失。像这样的病例，在任先生的医案中是层见迭出，不足为奇的。

任先生常说：“中医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施治。通俗地讲就是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要观察整体，找出病因。病因一去，病就自然会好。这就是从病的根源上去治疗。至于疗效高低，那是属于对病原的查找与辨证的准确与否了。”

任先生在1962年，曾联合北京市老中医秦伯未、李重人、陈慎吾、于道济等五人，联名向当时卫生部写了报告，提出加强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意见。“文革”开始后，这个报告竟然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打成“反党纲领”，制造了全国有名的“五老上书”事件。如今这些污蔑不实之词虽已推倒，而五老中却只有任先生幸存。现虽年已古稀，壮心仍不减当年，除带研究生外，还抓紧时间，辛勤写作。

近闻任老因病住院，祝愿他早日康复，为祖国中医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1984年11月15日

江津留法勤工俭学生概况

古基祥

远在清代戊戌维新以前，清政府即已着手向西欧英、德、法、比和明治维新后崛起东方的日本等国派遣留学生，学习科学技术，即已开启到海外留学之风。但那时多是官费留学，因东西洋各国生活水平很高，学食费用均贵，非一般中产人家所能负担，故自费留学外国的寥若晨星。

1917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溥泉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并在上海、内江、成都等地设立分会。凡是在以上各地入会为会员的，只须筹足旅费三、四百元，办好出国手续，即可去法国从事勤工俭学，为有志去海外留学的青年大开方便之门。

四川及江津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在四川由吴玉章倡导，同知名人士朱芾煌、沈与白、黄复生、赵铁桥、刘天佐等发起并推进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1918年春开办“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先后招收了两届学生。在重庆，由重庆市商会主席汪云松和教育局局长温少鹤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开办“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了一届学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江津的先进青年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激荡，也汲汲于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留法勤工俭学可以半工半读，或先工后读，无需家庭资助，很切合中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青年的理想和实际，因而江津青年在“五四”运动时期赴法勤工俭学的为数颇众。

赴法学生名单

1919年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开办后，有江津学生二十一人，经重庆《商务日报》编辑江津人刘颖滨商请商会主席汪云松，取得法国领事馆同意签发护照，便直接赴法国勤工俭学。这二十一人是：

聂荣臻、周子君、刁泰乾、刁泰升、桂万年、邓矩芳、袁本德、袁税伯、涂知伯、龚灿、江玲、池伦、唐家修、刘宗华、鞠继承、慕君实、魏裔英、钟汝梅、帅本立、陈光耀、马濬荣

1919年暑期，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学生百余人入学，到1920年暑期学满一年。经学校毕业考试、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口试和体格检查合格的约八十余人，在旧历七月（公历八月）中旬搭船经沪赴法。现了解到这一批中有江津青年十二人：

傅汝霖、戴坤忠、冉钧、熊卿云、郭其书、况鸿儒、张熙、江克明（泽民）、熊正心、熊正钧、刘君才、陈永壁

另有未住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亦同路去的江津青年一人：

熊云章

在1920年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的学生去法国后，江津县继续有颜歆（实甫）、周振英等也办好出国手续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此外，据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所编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二册（上）所载《申报》1919年12月10日、11日报道的“九日赴法学生调查表”中有：

“肖森（籍贯）四川江津，永川中学毕业”
“刘厚垓（籍贯）四川江津，江津中学毕业”
“高家修（籍贯）四川江津，重庆川东师范学校”
“龚漫露（籍贯）四川江津，江津中学校”

等四人，是其他各种资料中未记载的，应补入江津赴法勤工俭学生名单中。但所载高家修其人是否为唐家修排印之误，龚漫露与龚灿是否同一人的名和字，还得进一步考证落实。

另据河北省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重庆市博物馆1982年10月在重庆联合举办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文物资料展览”中对江津留法勤工俭学生分批赴法时间、所乘海船名号和分批同行人名提供了资料。其中于1920年9月11日从上海乘“鸯特莱蓬号”海船赴法的十四位江津青年中，有张茂林、李植二人是我们以往未了解到的。

从全国政协所编的《革命史资料》1981年第三期所载江泽民（原名江克明）著《在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的日子》一文，述及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一节，谈到中共旅德支部成员潘芳、王德宣、朱建邦等曾参加示威游行。所称王德宣据了解确是江津罗坝乡人。但现在缺乏资料说明他是何时何地去法国的。

近于1982年10月29日泸县百货公司中共党支部回复江津双溪公社函询肖浮生早年赴法勤工俭学情况所抄寄的档案资料中说明：肖浮生现名肖集桢，书名肖祖祥，籍贯江津，于1919年8月至1920年暑期在成都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毕业，于1920年下半年去法，1921年6月在法国多奈尔上学，继在巴黎大学航空系学习航空机械专业，后在法国工作至1926年。证明人有聂荣臻、程子健、刘君才同志等。

上述资料记载的张茂林、李植、王德宣、肖浮生等人都应补入江津留法勤工俭学生名单中。至于江津青年从北京、上海、成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还有哪些人，目前还缺乏资料补充。

据此，江津县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先后约有四十余人之多。当时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总数为四百九十二人（截至1921年11月为止），约占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弱（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为一千五、六百人，因时间不同多至一千八百余人），为留法勤工俭学生最多的一省。而江津在四川则是勤工俭学生最多的一县。

在法国的活动与斗争

江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未见有专著记述，目前了解到的仅是一鳞半爪，极为零碎不全，简述于后。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生大多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而因受各种思潮和主义的影响，逐渐产生党派组织并各有活动。主要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工学世界社”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部”以及“中国国民党”、“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等。

先是聂荣臻、周恩来、刘伯坚、李富春、李维汉、赵世炎、傅钟等于1922年6月在巴黎布罗林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10月经代表大会决议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1月经中国共产党批准又更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部”。

据江泽民等在《在法国、比利时勤工俭学的日子》一文中谈：实际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秘密的，未公开露面，对外都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部的名义进行活动，党团机关是合在一起的，领导机构也是统一的。这种组织机构的特点一直保持到中共旅欧总部结束。中共旅欧总部下辖三个支部：旅法支部、旅德支部、旅比支部。聂荣臻曾在旅比支部负责。他去巴黎后，从1924年到1926年间主要由江泽民任团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部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都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国家主义派人数虽少，但也积极活动。1924年4月在巴黎正式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在筹备成立之初，曾琦、李璜二人曾内定江津勤工俭学生颜歆（实甫）坐第三把交椅，想用这名位来拉拢颜歆，但颜不为所动，毫不留情地将曾、李出示的名单当面撕毁，以示坚决反对。

1921年9月，留法勤工俭学生曾因要求进入由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开办的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一再受骗遭到拒绝，愤而集合占据中法大学。为里昂警察囚禁，最后中国驻法公使陈篆勾结里昂警察将占据中法大学被囚禁的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八人押上海船，解送回国。这被迫解送回国的一百零八人青年中，四川有三十四人。江津的勤工俭学生有陈光耀、熊卿云、刘厚垓、慕君实等四人。

劳动与学习生活

勤工俭学生先后在1919至1921年大量到达法国时，正值法国经济不景气，不少工厂紧缩或关门，寻求做工极为困难。华法教育会在克鲁梭史来德公司钢铁联合工厂找到大量的散工工作，每日工资五个法郎仅够吃面包。勤工俭学生前去工作的有一百几十人，其中四川学生几乎占了半数。江津学生钟汝梅也在钢铁厂翻砂车间工作，他随后进入巴黎诺尔航空发动机制造厂，和傅汝霖、戴坤忠等一起工作。而其他江津学生在这两个厂的还有哪些人，可惜现在缺乏资料能了解确数。

而在《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所载的一批江津学生在法国蒙达尔橡胶厂做工时的合影片，则有周子君、龚灿、桂万年、刁泰乾、魏裔英、钟汝梅、刁泰升、聂荣臻、刘厚垓、慕君实、邓矩芳、陈光耀、涂知伯、袁税伯、唐家修、刘宗华等十六人，表明江津学生几乎近半数人集中在蒙达尔橡胶厂做工。在当时法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江津学生能够这样大批集中一起做工是不容易的。

至于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劳动生活情况究竟怎样呢？有关这方面的专著或散记屡见不鲜。有人见到颜实甫写的《旅欧日记》，对勤工俭学各方面的经历记述很详，惜在十年浩劫中被毁。现可从江泽民的回忆录推想一般。

江泽民于1920年10月到法国后，经华法教育会介绍到资本家施乃尔办的一个公私合营的机械厂当学徒工。住的木板棚非常简陋，拥挤不堪。工人上下班不一致，有人做饭，有人洗衣，有人学习法文，根本得不到好的休息。每天一下班就赶快用煤油炉子烧饭。因工资过低，十天半月也吃不上一次荤菜。经常吃土豆、洋葱、萝卜等，加上用米粉煮的稀稀的粥作汤。工厂的劳动更是十分紧张艰苦，工头很凶，经常辱骂工人，甚至拳打脚踢，他亲身体验到资本家剥削压榨的痛苦。这种情况，在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是有共同感受的。但他下定决心求学，所以不管每天再苦再累，都坚持晚上到工厂的职工夜校去学习两小时的技术课程，还抽时间（如星期天）自找老师补习法文。拖着疲劳的身体工作、学习，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的学徒生活。这也是当时一般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真实写照。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到法国后，经过1920、1921年的困难处境，通过在国外的反饥饿运动、占据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和国内各自县给以入学贷款而逐步得到改善。因此从1922年起，勤工俭学生在俭学方针下，凡有志求学而条件具备的都纷纷争取投考技专、学院或大学而进校学习。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勤工俭学生先后在各类专科、学院和大学毕业的约二百余人。

江津留法勤工俭学生当时也积极争取入校学习。根据现有零碎的资料了解到：在三大田矿业专门学校学冶金、采矿的十余位四川学生中有刁泰乾；在梭米尔工业学校学机械、电机的二十余位四川学生中有傅汝霖、桂万年；在密鲁士及鲁贝高等纺织学校学纺织的数位四川学生中有熊云章；在比利时沙耳罗瓦（或译沙洛瓦）劳动大学学建筑与动力的十余位四川同学中有张熙、邓矩芳。聂荣臻则进化学系，江泽民进机械系学习。聂荣臻于1923年初重回巴黎，江泽民一直学习四年多，到1926年暑期毕业，获得了工程师文凭。颜实甫通过法文补习后，考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考入巴黎大学研究院学习哲学、美学、变态心理学等，在法国时曾有译著。其他在巴黎大学、郎惕大学、蒙白里野大学、里耳工学院、圣西耳军事学院等院校学习的四川学生也在百数以上，可惜缺乏确实资料提供各院校中江津学生的姓名及其学习的具体情况。

革命贡献

“五四”运动前后掀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当时进步青年急切地到海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学习强国富民的先进科学技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祖国培育和锻炼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不少的坚强战士和杰出人才。其中外籍的如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李维汉、李富春、傅钟等同志，四川籍的如邓小平、陈毅、赵世炎、刘伯坚等同志，江津的主要有聂荣臻、冉钧、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帅本立、江泽民同志等，于1922年在法国先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国后长时期积极推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

聂荣臻同志成为缔造新中国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钟汝梅同志于1927年参加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4月在上海地下斗争中光荣牺牲。冉钧同志回国后，1925年秋至1927年3月在重庆党的四川地委担任组织工作的领导，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斗争。同年4月1日九时许，在重庆，当冉钧行至七星岗，被军阀刘湘、王陵基派出的便衣特务发现，开枪射击，冉钧被击中英勇牺牲。戴坤忠同志后到苏联莫斯科红军军事学院学习，回国后为革命工作，于1930年在鄂西光荣牺牲。傅汝霖同志回国后英勇参加武装革命斗争，1930年在洪湖之役壮烈牺牲。帅本立同志回国后积极从事革命斗争，曾任四川省委军委书记，在穆瀛洲部进行军运牺牲。

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中，是杰出的组织者和先驱，为争取革命的伟大胜利，解放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江津其他的勤工俭学生回国后，也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所学的专长，贡献出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1983年2月20日

白沙琐忆

隋树森

大概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吧，日寇的飞机已经开始轰炸陪都重庆了。轰炸的规模虽然还不大，但是扰乱得人心不安，大家都认为不能再在重庆市内住下去了。这时有不少机关都准备迁到附近的乡下去。那时我在前国立编译馆工作，我们机关就准备迁往江津县的白沙场。

战前，我在济南女师教课。当编译馆准备往白沙搬迁之前，我已经忘记怎样地知道重庆女二师（这个学校是当地很有历史的学校，也许得到“地利”与“人和”关系，很早就从重庆迁到白沙）有一位我在济南女师时授过课的学生，名叫吕宝珠。于是我给她写了封信，托她给我们大约仅有十几个人的小集体在白沙租一处住宿的房子。因为当时的机关里已经告诉工作人员，搬到白沙之后宿舍恐怕不能解决得令人满意。于是我们有几个人就准备“自力更生”，不住公家的房子。很快，吕宝珠同学就给我写来回信，她居然给我们租到了一所房子，而且她说，这所房子离我们机关的新址很近，上下班极为方便。

当时的国立编译馆，是从南京流亡到江西、湖南等处，又由湖南辗转流亡到重庆的。所带辎重有限，人员也不算多，所以不久也就没费很大力气乘船溯扬子江而上，迁到白沙了。

石珠巢

四川确实是“天府之国”。乡间真有些大宅院，里面往往只住着一两家人家，这在地处穷乡僻壤的我们北方农村，是很难见到的。我们新搬的机关办公室，是白沙大绅士邓家的一座楼房。大小房间不算少，也还有院子，作机关办公用，还不算拥挤。

至于我们小集团所租的那所宿舍呢，是邓家佃户住的一个院落，佃户老顾一家人也住在里面，共七间，这个院子叫石珠巢。这七间房的光线明暗、建筑质量以及各间所在的位置，有显明的差别，每间可住夫妇二人。但我们一半以上的人是单身汉，单身汉则可以两人住一间。我们先把每间房应负担的租金议定，然后采用抓阄的办法，凭运气来决定谁应当住哪一间。我与一位小同乡又是北平师大的同学郭先生合住一间。至于屋租是多少，每季又是怎样交纳的，我完全记不清了。

我们这个小集体，籍贯多为北方，学历以北师大毕业者为多。有的人不愿意每天完全吃大米，希望能吃到面食。于是我们就组织了一个伙食团，请了一位当地的厨师。我们同院以外的北方同事，听说我们组织了伙食团，也有愿意来此用膳的，但限于吃饭地方过挤，一般都婉言拒绝。记得只答应了王毓瑚先生一人加入。解放以后，王先生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从事我国古典农书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他的大名，有些日本同行也知道。不幸两年之前，他竟溘然与世长辞了。

重庆一带和白沙等处都是山地，我们住在白沙时，无论年龄大小几乎每人都用手杖。我对毓瑚先生特别敬重，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想着他每天穿着灰布长袍拖着手杖，到我们石珠巢来用饭的情景。在我的印象中，他真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

那时，我每天除去上下午上班以外，一般总是在那个“巢”里活动。至于“石珠”二字何所指，当时我既不曾向任何人询问过，更不曾看见过。我是单身流亡异乡的，每天下班以后，没有什么地方可去。那时白沙还没有电灯，一般人家都是点菜油和桐油灯。夜晚，在暗淡的灯光之下，我总算也做了点事，只是回顾一下，成绩却很平常。

在油灯下工作

那时我们流亡在大后方，身边没带几本书，机关里也没有什么书。我当时带有几种工具书，其中一本是日本三省堂出版的《模范最新世界历史年表》，这本书在日本很受读者欢迎，记得鲁迅先生也把它列为案头书。我就以此书为蓝本，率尔操觚，想要搞一个编译本，借以消磨流亡中的岁月。该书记事分三栏：日本、中国、西洋。对于日本、西洋两部分，我一般是翻译那本书所得。最麻烦的是西洋史上的一些人名、地名，日本书一般只用片假名译其音而并不附原文。我对西洋史本来不曾下过功夫，找人名、地名的原文绝大部分要设法查找英文书。中国部分有了《通鉴外纪》、《资治通鉴》、《宋元通鉴》以及清人编的几种年表，也就差不多了。这些书机关里都有。只有近代部分，比较费事。我把每天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都用在编这本书上。一直搞了好几年，总算是编起来了。然而说来痛心，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部年表还是一个毛笔写的稿本。后来我的研究兴趣转了方向，更把这部稿子束之高阁。现在我已经到了暮年，没有力量修改那部稿子，我不能不悔恨当时把那些宝贵的岁月虚掷在这部稿子上。

在油灯之下，我也还做了一些别的事。那时，北京有位同学给我寄了一部新出版的日本青木正儿著的《元人杂剧序说》。我看了看觉得很好，于是决定翻译它。就在阴暗的油灯下，用当时以四川上好土纸印制的稿笺书写译文，很顺利地把这部书译完。尤其是当时的开明书店，接到我寄去的译稿之后，很快地答应收印，这当然更使我高兴。后来北京又有人给我寄了几本日本汉学家的著作，于是我又译了盐谷温的《元曲概说》和竹田复的《中国文艺思想》。现在回忆起来，在那半明不灭的荧光灯火之下，我也总算多少做了一点工作。

尤其值得自己一谈的是，由于当时我译了盐谷温和青木正儿这两位日本有名的对中国古典戏曲特别有研究的汉学家的讲论元曲的著作——并且他们都曾用日文译过若干种元人杂剧，盐谷温在他的《周甲自述》一诗中还说他“半生心血倾元曲，三复藏家百种篇”，青木正儿则继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之后，编写了巨著《中国近世戏曲史》——使我后来也对元曲的研究发生了兴趣，一直到现在。

石珠巢的环境

我们住在石珠巢那几间房子里，倒也很安然。房子全是瓦顶，都不漏雨。四川的气候比北方暖和得多，而那里乡间瓦房的建筑更具有特色：房顶容易建筑和修理，又不浪费材料。四川的瓦房，也和北方某些地方的一样，一半的瓦向上仰着，有屋梁，有椽子，有房檩，但是屋上的瓦都是浮搁在椽子上，既没有泥背，也不用石灰膏把前后的瓦粘在一块儿。因为这里气候比较好，狂风暴雨少见。每年秋冬雨季，尽管树木的叶子有许多迟迟不落，或者落下来的很少，但每年一到春天，房顶上也总会积上一些乱树叶子和尘土。这时，就是扫瓦的时候了。这工作比较简单，主要是把房顶上所有的瓦都取下来，放到院内地上，把瓦一匹一匹地扫干净之后，再重新照旧摆上房顶。这种建筑法和清理法，在北方等地是不行的。且不说屋顶上只放一层瓦，屋子里一定是夏热冬冷，不能隔热保温，而且如果刮起一阵大风来，定会把这些浮搁的屋瓦掀落到地上。然而在四川却不要紧，不必顾虑这类事。

几十年来，我一直不曾忘却石珠巢周围的一切，那个美好的环境真是值得留恋和回忆哟！出了石珠巢宿舍院门，一直向前方走，大概还走不到一百米，那里有一个大石坝。所谓“大石坝”，就是地下有一块自然的比较平坦的大石块暴露在地表。这块石头的暴露面为粗糙的平面，且呈圆形，直径约十米左右，农民可以在石头上晒粮食。这里气候比较温暖，每天晚饭以后，大家往往并没有经过约定就走到这个大石坝来“摆龙门阵”。这里既不是城市，也不是村镇，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稻田、油菜地，向远方一直延伸到群山之上。山上也能种水稻，山地都修成了一层层的梯田，梯田里面都积蓄着水。田野间的空气当然特别清新。这里的风光真是无价，而享受者可以一文不付。龙门阵一摆起来，也就不会很快停止。我们在这个大石坝，也不知消磨了多少个黄昏与黑夜。

许多人都知道“雾重庆”。“雾重庆”当然也不仅仅限于重庆市区，它的郊区以及附近的几个县，也是每天早晨或上午都有浓雾的。不过像大石坝这个地方，夜晚立在这里放眼四顾，天空往往都是清朗的。使我尤其忘不了的，是大石坝的明月之夜，星罕湛蓝，遥天一碧，视野可以扩展到很远很远。我们在那里一站，闻着四围稻花和菜花散放出来的香味，听着田里的蛙鼓，经常袭来的寂寞之感也就都消失了。尤其晴天夜晚时分，在遥远的旷野（那里也许有人家）处不时升起几盏“孔明灯”，见灯而不见人，更是韵味无穷。这种情景，我们在北方和其他地方还没有见过。

在白沙，我也仅仅看到过高空升起的孔明灯。因为不曾深入群众，这种灯的构造我一直没有真正知道。据说它是诸葛亮发明的——三国时的蜀汉有一部分疆域就在现在的四川，所以四川有一些三国时候的历史遗迹，以及关于历史人物诸葛亮等人的一些传说。这种孔明灯，据说是用竹子作骨架，四周和顶部都用纸糊严实，在灯的底部支架上放一个装着菜油和灯芯草的碗，把灯一点起来，热空气立刻向上蒸腾，过一会儿，热空气把灯笼里的冷空气驱逐出灯笼，这个孔明灯就渐渐地腾空而起。在北方，我看到过风筝上面有带着灯笼的，但那灯有线系着，而孔明灯并不用线系，自由地高高地在碧空中飘荡。那时抗日战争打得正紧，我们住在石珠巢的这几个人，以前谁也没见过这玩意儿，初见时还误以为是敌人或汉奸放的信号灯。

除孔明灯以外，在大石坝也还有些使我难忘的景象。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晚稻收割以后的夜间往往有些农民打着灯笼火把，在已经把水放干了的稻田里捉黄鳝。趁这种时机，用这种方法捉黄鳝，往往能得到不少的收获。

左邻右舍

石珠巢离我们的机关很近。而在我们这所私人宿舍与机关之间，还有一座二层楼的机关宿舍。它原名“膏渥居”，是白沙绅士周家的一座楼。膏渥居是编译馆的机关宿舍，两层楼，住的人当然比我们石珠巢为多。此外，在我们石珠巢到白沙镇的路上，还有一处私人组织起来的宿舍——向阳庄。但这个宿舍住的不都是编译馆的工作人员，记得前中央大学胡小石教授也住在那里。向阳庄离石珠巢较远，而膏渥居与石珠巢则为近邻。人们知道每天晚间大石坝常有人在那里摆龙门阵，膏渥居的人有几位也就时常来凑热闹。

那时，一般人流亡在大后方，往往感到无聊和寂寞。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无从估计，真闷人！抗战时期，流亡在大后方的人，无论男的女的，其中以单身者为多。同事王婆楞先生，善考据，能诗，恢谐滑稽，最喜欢说笑话，真是当今的东方曼倩。可惜这位朋友，现在已作古人。他有时候也来大石坝摆龙门阵，来了以后常问：“旷怨楼的人还没来？”旷怨楼是哪里，起初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给膏渥居起的一个别名。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他说，因为这里面住的多为旷夫怨女。

橘林与毛竹

石珠巢的后墙外面，全是橘林和毛竹。秋天一到，橙黄橘绿，自然界的景致极好。大家都知道，四川是橘、桔、柑的故乡。石珠巢的后墙之外及其右方是一大片橘树林，品种至少有两三种，常见的多为朱红色的扁圆形大橘柑，另外还有深黄色的圆形广柑和橄榄似的小金橘。此外就是毛竹林。这园子好像没有人认真管理，地下生满荒芜的蔓草。因为四川的橘树多，毛竹也不少，橘柑的价钱比其他省市都便宜，所以谁也不随便去摘。我们初到白沙的那年，记得一角钱大约可以买十枚。据当地人说，抗战之前，下江人还没有大批入川时，橘柑的价钱还要便宜。自从下江人入川以后，橘柑才逐渐贵起来。

我们那时大多三十岁左右，大家都说入川前历年加起来吃的那些橘柑的总和，也不如入川后一年里吃的多。冬天有人长口疮，有的人就说那是由于吃橘子太多上了火。在白沙，冬天买橘柑又便宜又方便。白沙是个场，每隔几天（有固定的日子）就赶一次场。每到赶场的那天，有的同事就提着一个小篮，到场上去买橘柑、地瓜和夜晚点灯用的菜油和桐油。地瓜不是北方的白薯，它的皮容易剥下来，味道虽不甚甜，其嫩者也清脆可口，吃完了并没有渣滓，也可以算作一种水果，它也可以炒着当菜吃。前几年我在北京的菜市场也看到过地瓜，北京叫凉薯，据说是从南方运来的，但吃起来远非四川地瓜的味道。

还谈橘子吧。那时大家都是客人，很讲面子。尽管橘林不小，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偷摘。不仅是“李下不整冠”，当橘林挂果时根本谁也不进橘林去，大家都能自己约束自己，这是很难得的。

遇蛇记

我和郭君住的那间房，一开后窗，就是橘林、毛竹林，清幽之极。因为是在乡间，附近又没有人家，所以竹林里经常不见人迹。就是因为如此清幽，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吓人的事：那晚我正和郭君在菜油灯下工作，偶一抬头，见天花板临近竹林的那一面其边缘与屋墙之间略有空隙的地方，挂着一条大蛇。它半个身子在屋内，半个身子在屋外。或许是发现屋子里有人吧，它把下半截身子伸了几次，却并没有再向里走，终于上了天花板。我在某校教书时，曾经住过一间“下有陈死人”的宿舍，但那并不比这次遇到的大蛇可怕。人也可以上天花板，但谁敢跟踪大蛇呢？

抗战时期的文化区

白沙本来是四川省的一个商业市镇，但在抗战时期，这里也成了一个文化区。四川当地的学校就有聚奎中学和重庆女二师。战时新办起来的学校，还有大学先修班、国立白沙女子师范学院。文化机关有前国立中央图书馆、前国立编译馆。当时住在白沙的知名人士，有许德珩、魏建功、蒋复璁、陈可忠、卢冀野、翟毅夫、高觉敷、谢循初、台静农、唐圭璋、胡小石、汪东、顾颉刚等。

鼎鼎大名的陈独秀先生，就住在离白沙不远的江津县城。那时他大概受国民党教育部的委托，为编译馆编一本关于小学（文字学）的书，在编辑业务上时常与台静农有所接洽。据说这部书有些创见，书已编成，但未能付版。现在稿子的下落也不知道，真堪叹息！

我不善交际，那时离现在又有四五十年，当时白沙文化界都有哪些机关，哪些知名人士，今天记得起来的只有上面这些，实际上当然较此为多。

黑石山与聚奎中学

白沙附近的风景，也有几处地方。最出名的，莫过于黑石山了。那是聚奎中学附近的一个山头。山上有许多圆形的大石，石头上都有苍黑色的斑点，也许是绿苔。这些大石的来源，人们说不清楚。有人说，可能是天上落下来的陨石，不过这种说法并不是经科学家鉴定后的结论。

在黑石山附近，有一条小河，叫做驴子溪。溪水的上游，有一个小瀑布，瀑布之旁，有善动脑筋的巧匠利用其水力，在那里安装了一座木制水碾，大概可以磨面舂米，可惜我始终没有看到它工作。

聚奎中学就在黑石山附近的没有黑石的一座山上。这个学校以白屋诗人吴芳吉的关系而出名。吴芳吉好像既是聚奎中学毕业的学生，后来又在这里教过课，详细情形我记不得了。我在北京冷摊上买到过中国纸线装铅印本白屋诗人的诗集（诗集后有木刻本），因为我旅居过白屋诗人的故乡，特别珍爱它。不幸诗集在文化大革命中损失了。

乡间漫游

此外，在白沙乡间，还有几座私人的大花园，我记得名称的只有一个“王家花园”，里面种植着不少艳丽的奇花异草，很值得观赏，这在我们北方的乡间也是看不到的。

有时候，星期天我不想做工作，就拖着一条手杖，随意顺着乡间的大路或小路，漫无目的地走去，看着到底能见到些什么。那时虽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四川的乡间却很平静，很少听说什么地方发生杀人抢劫之类的事，所以即使我一个人，也敢在田野里随意乱走。有时我见到离路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团茂密的树丛，在那万绿丛中，往往又有高高耸立的几栋楼房，或建筑华美的高大平房。这种住处，又幽静，又雅致，周围都是绿野或水稻田、油菜地。这种地方，还不是世外桃源吗？面对这迷人的景色，我很想叩门访问房主人，跟他攀谈攀谈，看看院子里的景物，但是这并不是一个陌生人好做的。因此，那些大好院落的内景，我也就无从领略。我常想，那里简直是传奇小说里的境界。

那时候，偌大一个白沙镇，还没有一个文化娱乐场所。镇上的小饭馆，我不熟悉，也许有一两家记不清了。最大的馆子有一个“南京饭店”，是下江人在那里开设的。因为是独一无二的大馆子，一般人或机关有什么喜庆宴会，都在这里大吃大喝一顿。

说过吃，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四川本来是出产生猪的地方，四川的腊肉也很有名。我刚到白沙时，去当地的小馆吃饭，觉得吃猪下水最便宜，一大盘炒猪肝要不了几毛钱。据说，当地人是不吃这些东西的。后来，下江人入川多了，喜欢吃这种东西的人来了，价钱也就逐渐昂贵起来。

离别

我们在白沙大概住了五年，后来国民党教育部要把编译馆与设在北碚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委会”合并。酝酿了一些时候，我们终于换了新巢，离开“石珠”了。我心里明白，那时我不应该说“再见吧，白沙！”而应当说“永别了，白沙！”这种心情，分外难以描述。

上面这些琐忆，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而今，旧游尽散，天之涯，地之角，相会无年！尤其令人感慨万分的，是人的存亡。就拿当年住石珠巢的同学来说，如果“数存亡”，岂止“半登鬼录”！而我自己呢，近年不幸患脑血栓，至今已越两周年，而健康恢复得很慢很慢，我真有“此身虽在堪惊”之感。

现在四川交通情形，与四十多年前相比，当有天壤之别。成渝铁路已经通车多年，据说，白沙是中途的一站。然而我的身体也与四十年前大不相同，对我来说，真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我是多么想念白沙，我是多么想念我的旧居石珠巢，我是多么向往故地重游哟！然而这些奢望，事实上今生已矣，只好等待来生来世吧。可是科学告诉我们，并没有来生来世啊！

一九八二年一月于首都

（选录自《作家在重庆》）

黑石山诗画小记

——纪念本师胡小石先生

香港雪曼艺文学院院长 佘雪曼

我是四川重庆人。抗战期间，移教江津白沙镇，以文史书画为本师胡小石先生所许，代其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那时我还年轻。

三十年代著名的诗人吴芳吉，就是江津人。抗日战争，为国奔走，英年早逝，士林惜之，安葬于白沙黑石山下。我写了一首诗吊祭他：

犹是黑石几度梅，诗人底事不归来？
怜君护国空挥泪，回首江南事事哀。

今年一月，白沙江津聚奎中学校长罗昌一为整理校史，搜集我在白沙时的文史资料，以入校志，抄示原诗，嘱为校对。此诗作于四十年前，往事依稀，遽然如梦。感念之余，作画一帧，题“黑石山梅”，附于原诗之下。

在白沙，小石先生曾写一诗咏黑石山瀑布。上月初，罗校长也给我抄来，诗为五律，即景抒情，写得真好：

悬流亦何恨，号怒向空山。
明射晴虹绚，天亏轸石顽。
大声续皇古，无语到人间。
偃仰岩栖暮，飘花与破颜。

这首诗我曾拜读，历时虽久，记忆犹新。重录一遍，并据寄来的瀑布照片，再画一幅，名“黑石山瀑”。

胡小石先生，浙江嘉兴人，为近代著名诗人、学者及书法家，历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解放后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长，著述甚丰。我就读中大时，即蒙其青睐，辛勤教诲，获益良多。抗战期间，中央大学迁来重庆，师生相逢，谈艺甚欢。看见我用瘦金书写的川东师范纪念碑，非常高兴，赐以长诗，许为其传人。

愧感之余，深自奋勉，尝书一座右铭：“生命有尽，学问无边，不许一过。”凭此毅力，写印文学丛书、美术丛书、字帖、画册约百种，有日、法等国译本，并在美国、日本、东南亚、台湾、北京、南京、成都举行诗文书画展览，宣扬我国艺术文化。

我是一九四九年到香港的，创办艺文院，迄今三十五年，以教以学，无间寒暑，才有些微成就。今天是我年近古稀的揽揆之辰，即于本院举行雅集，略述经过，并以黑石山诗画资料分赠为念，希望本院学生、国内外门人和亲属子弟秉承本师胡小石先生治学精神，猛勇精进，对文学书画各有所成，世代相传，无令中断，以报先生之德。因为没有他，我也许会平凡一生，不会指导你们，更不会引起你们研习的兴趣。

最后以法国学生高照民神父送我的圣咭“永怀师恩”四字，作为纪念，恩师的金言，永矢弗谖。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一日

古镇新颜——白沙今昔谈

程智铭

江津白沙镇位于县城西部四十五公里的长江之滨。由于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上达川南，下通重庆，南接贵州，北邻永川、璧山。它不但是江津上半县六个区五十五万人口区域内的农副产品加工、物资集散的中心，而且又是与川南和贵州毗邻几个县的贸易窗口，同时又是上半县的文化中心。

历史沿革

白沙镇是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发展起来的。建镇已上千年，北宋《元丰九域志》就载有白沙镇。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设水驿，成为川黔驿道上的重要集镇。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川督丁宝桢将盐务改为官运商销，同时在省设局筹办盐务，泸州设官运盐务总局，九月六日江津县在白沙设官运盐务分局，并设盐务巡防哨官，驻清军四十名警卫。盐务分局主要是管理川黔两省部分地区的盐务运销。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川督鹿传霖在白沙设磺务分局，管理川黔两省邻近几个县的硫磺运销业务。从贵州仁怀、新县、二郎滩、亭子坝等地运来的硫磺多汇集白沙，每年可销磺二十八万余斤。

清朝初年，酿酒业在镇上兴起，光绪年间最盛，当时有一百三十余家酿房烤酒，全年可产酒一千万斤以上。白沙产酒不但多，而且质量好，其原因是原料充足，又是用驴溪的软水酿造，色清味美。故“白沙烧酒”闻名省内外，畅销上至成都、嘉定、叙府、泸州等地，下至重庆、汉口及湖南、江苏等省市。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日本商人在白沙三角坝开办“兴利洋行”，主要是经营山货行业。当时白沙手工业比较发达，主要进行棕丝、猪鬃、桐油、皮张等产品加工业务。由于重视产品质量，创造出来的多种名牌产品如“群猪牌”猪鬃，特别是“双喜牌”棕丝，远销日本，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

抗战时期

三十年代末，全国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在镇上的马项垭建立了白沙新运纺织厂。招收抗属三百人左右的女工，采用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工具，以柴油机作动力从事纺纱、织布和针织品生产。

1944年，冯玉祥将军由重庆出发，路过江津，来到白沙，宣传抗日，动员献金救国。于四月十日前往白沙新运纺织厂视察，曾吟丘八诗一首，赞扬了新运纺织厂的生产和管理措施：

“女士袁宝贞，办事心不粗。许多好义民，做工有条目。纺线纺得好，最好是毛巾。处处有条理，卫生更不忽。到处能如此，妇女闲不住。这是真新运，不是空口呼。”

这个厂于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隶属于四川省工业厅。从1954年由省下放江津县属企业。这个企业从建厂到现在已将近半个世纪。

1939年，第二陆军医院迁入白沙，第八休养院亦在白沙成立分院。到1941年时，第二陆军医院有伤病员507人，第八休养院白沙分院亦有伤病员405人。冯玉祥将军也视察了这两所医疗单位。对这两个单位的设备简陋及伙食的粗劣，很感气愤。他勉慰伤员说：“你们为国家民族受了光荣的伤，是有功劳的，全国同胞不会忘掉你们的，你们要安心养伤。”又对医官护士说：“你们要好生照护伤员，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来看待，让他们少受痛苦，早日痊愈，就是你们为国家、民族做了好事，也是你们的功劳。”

冯将军在离开时，心里仍不好受，也做了丘八诗一首：

“在今天，正抗战。大家受苦无法算。最可怜，英雄汉，受伤之后住医院。破衣服，糙米饭，腿肿脸肿无法办。我讲话，泪不干，手摸伤口未能遍。我觉得，心不安，几句话，记心间。倭寇打走后，最好优待是当然！你们流了血，你们断了臂，到底为那般？国家得独立，民族得复兴，三民主义得实现。你们的血，你们的肉，作了四万万五千万人赎命的本钱。实在的情形，无论男女老少，都记在了心间。”

电力与教育

四十年代初，白沙的电力工业逐步兴起。当时由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七十八军军长夏仲实发起，筹建白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又得到长寿龙溪河水电工程处的支援，派出一十三名工程技术人员协助，进行勘测设计。采取募股集资办法，每股一万元。由于当地群众用电心切，积极支持，股东很快就发展为六百八十二户，集资一亿六千万元，又先后向政府贷款二亿元，于短期内就在驴溪的高洞建成了江津县第一座白沙水力发电厂，从此白沙的工业结构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内迁到白沙的不仅有国立图书馆、国立编译馆和学校，还有很多从事经商、教学的人，有一万多名学生在十五所中等以上的学校受教育。当时白沙不仅中学多，还有国立女师学院、大学先修班等高等院校，以及川东师范、渝女师和江津乡村师范等中等专业学校。解放前两三年还创办了白屋文学院。那时白沙还办了《白沙日报》、《奎星日报》、《白沙月报》和《驴溪简报》等四家报刊。所以当时的白沙镇是川东三大文化区之一，以津沙文化区驰名省内外。

庙宇与行会

清初康熙年间移民入川，加上外省来白沙经商的人多而殷富。从修建的庙宇来考查，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的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情况。全镇集资修建庙宇二十座、会馆一座、乡谊祠一座。这些庙宇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属于会馆的庙宇，是一种表示同乡关系的行会，用以崇祀对桑梓有功德的人的塑像，也是他们在这里经商人的聚会议事之所。如两湖的禹王庙、两广的南华宫、福建的天后宫、江西的万寿宫、贵州的福禄宫等都是。还有一种属于纯商业和手工业的行会庙宇，这是一种同业关系组织的行会，二者都有很久的历史。

与此同时，镇上还有很多帮会，每个帮会都推选有若干会首，并从中推选理事长一人。在同行业之间发生的各种争端特别是经济纠纷，都由帮会理事长公断处理。这种帮会也有很久的历史，如烤酒帮的杜康庙创建于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屠宰帮的张爷庙建于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织布和服装帮的机仙庙建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船帮米帮的王爷庙建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厨师帮的詹爷庙、五金帮（即钢铁器业）的五显庙等皆是。

1898年戊戌变法时，清政府先后颁发除旧布新的诏谕，提出兴办商会。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镇上就成立了商会组织。1930年之后，在商会组织下按行业设置米粮、盐业、绸缎、力行、花纱、药材等同业公会三十二个。由各同业公会选出商会主席一人，常委二人，执行委员一十五人，又在执行委员中选出二至三人为监察委员。商会的办事人员就达二十余人，还设商团一个队，士兵三十人，负责在逢场天维持秩序，并派一班人护送商船到朱沱等地。

由于镇上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经济活跃。在民国时期的白沙镇，曾办了五家银行、四家银楼、五家书店，还有一家供应中西餐的“南京餐厅”。

建国以来的发展

建国三十五年来，白沙镇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江津上半县的经济中心。它不仅有许多工厂，还有医院、电影院、川剧院、旱冰场、体育场、文化站、学校、工人俱乐部、风景园林、邮电、银行及商业服务设施，在城乡经济联系方面起着纽带和桥梁的作用。

一、交通

白沙向来是一个水陆联运的枢纽。1951年成渝铁路建成通车，继之又建成了白沙至江津并通往重庆的公路，白沙至柏林并通向贵州的公路，白沙至塘河并通达川南的公路等三条主要干线。同时还修建了通往周围区乡和集镇的公路，改变了历史上水运靠长江、陆运靠人挑马驮的状况。

由于航运事业的迅速发展，白沙航运站现拥有机动拖头6/1410马力，近航至沿江各码头，远航可达上海。镇上不但建立了客货汽车运输队，还建立了县公共交通公司、县车队、县运输公司、省汽车运输公司等四个单位的客运站。在长江的南北两岸，又修建了白沙火车站和二磴岩两个机械装卸码头，年吞吐量在八十万吨以上，这对物资集散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建设小城镇的需要，现正在抓紧建设滨江路，从二磴岩至驴溪口长达一千四百公尺，在沿滨江路的临街面修建农贸市场。这样既解决了港口码头物资吞吐的运输问题，又解决了白沙长期以来以街代市、以路代市的问题。

近年来，贵州赤水县也在白沙建立了调拨站，主要转运木材和楠竹，通过火车运销各地。

二、工业

镇上经过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公私合营的县属工业四个，商办工业二个。由于白沙镇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设施和建设条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又陆续建设有一批工业。现共有县属工业八个，二轻工业十一个，商办工业六个，镇办工业十四个，街道工业十四个，已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小城镇。1983年全镇工业总产值为全县的百分之二十一。

白沙的工业生产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1965年建成了日榨五百吨甘蔗的白沙制糖厂，还建了两个副产品综合利用车间，生产酒精和蔗渣造纸。1983年这个厂的工业总产值八百七十八万元，为我县最大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

七十年代在白沙分别建成了县办和乡镇企业的两个缫丝厂，年产丝一百二十吨。白沙不但为发展我县制糖和缫丝的基地，同时还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甘蔗生产和养蚕业的发展。

电力工业的发展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建国以来，白沙和附近农村的小水电又建成了蟾鱼洞、千担岩、太平寨、银滩、回龙庙等五个小型水电站，装机容量为一千六百四十五千瓦，年发电量为四百六十万度。供电范围除白沙镇外，还满足了周围四个区一十三个乡的需要。县水电部门正在白沙建设一座三万五千伏变电站，将县内农村小水电输送白沙。

白沙附近的董、塘、临等三个字头的汽田盛产天然气，蕴藏量丰富，现在打出了川东地区第一口油井。所以石油部门在白沙投资建设了采气指挥部和配气站，也为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镇办工业和街道工业

积极发展镇办工业和街道工业，也是促进城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白沙的镇办工业和街道工业就有二十八个。1983年这个镇的镇办和街道办工业的总产值，就占全镇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二。不但安排了不少待业人员，还弥补了县办工业在某些方面的空白。

如镇办的白沙油毡厂是八千多元钱起家的，建厂七年来，年年都有盈利。仅1983年就生产油毡二十万卷，人平产值二万八千九百元。还有镇办白沙塑料制品厂，1983年工业总产值也超过二百万元。他们利用废塑料生产农用粪瓢、粪桶和粪打舀，深受农民欢迎。

近年来，白沙附近的三口、高屋、阳岩、滩盘等乡办企业，都靠近白沙周围沿公路建设。主要生产有缫丝、丝织品、皮鞋、白酒、棕丝、砖瓦、水泥预制构件、牛奶等产品。这说明发展乡镇企业也要依靠和利用白沙这个经济中心的作用。

四、商业

解放初期，白沙镇是江津县人民政府的所在地。1955年上半年县人民政府迁回江津后，县商业、供销、医药等所属各公司，都先后在白沙设立了一十二个国营商业批发部和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部门，担负着上半县的农副土特产品的收购任务以及对基层企业和农村商店的批发业务。

1983年，全镇商业（不包括供销系统）纯购进总额占全县的百分之六十点五一，纯销售总额占全县的百分之五十点三四，国营商业上缴利润总额为全县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五。白沙镇为了适应商品生产的发展，还建立了重庆市白沙商业贸易中心，下设针织、文化百货、五交化、糖烟酒、海产副食品等五个经营部。

白沙是附近区乡和集市的物资集散地，又带来了农贸集市的活跃。现有粮食、生猪、家禽、竹木等一十七个农贸交易市场。近年来不但发展了个体工商业户五百一十五户，还批准了自带口粮到镇上落户的二百八十八家农村专业户，从事务工、经商、办服务业。

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多渠道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镇上已相应建立了三个有棚盖的农贸和工业品市场，又增设了一些门市和网点，为农产品的交换和销售提供方便。

五、文化教育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江津地区在白沙办有农干、行干、商干等学校，县里也办了文化、卫生和畜牧兽医等专业学校。镇上现有中专两所，完中和初中各一所，白沙中学还增办了职业班。中央兵器工业部办的川南工业管理学校也设在这里。为四川省属重点校的江津师范学校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

在以风景名胜著称的黑石山，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创办的聚奎义塾起，经过聚奎书院发展成为现在的聚奎中学。聚奎学校的学生中曾出现了辛亥革命烈士卞小吾，又有诗、书、画三杰：白屋诗人吴芳吉，著名书法家邓少琴，国画家张采芹。还有国家排球主教练邓若曾。钟灵毓秀，人才辈出。

黑石山是辛亥革命白沙首揭义旗的地方，又是辛亥革命志士肖湘生前教学和墓地所在之处，在近代革命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近年来，国家每年拨出了相当数量的经费对这里的风景文物进行恢复和建设。

展望

古镇为了适应商品生产和搞活经济的需要，县城建局指派助理工程师赵纯乾同志负责，配合当地政府，在短时间内制订了白沙市镇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确定城镇性质为以农副产品加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小城镇，展示了白沙城镇建设和发展的蓝图。

1984年11月25日

白沙镇革命史略

刘子华

江津县白沙镇位于长江之滨，处成渝铁路之旁，又与重庆相邻，历来是一个交通方便、经济繁荣、农副产品集散的重要集镇。解放前是四川著名的四大重镇之一，抗日时期是川东地区三大文化重镇之一，又是江津县西部的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这里，不但在经济上、文化上有一定地位，而且历史悠久，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近、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一、太平军在白沙的战斗

1857年（咸丰七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遭洪秀全疑忌，离天京出走，率军转战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湖北等省。1862年（同治元年）自湖北攻入四川，先攻涪州，与敌军在涪州城外激战八昼夜后，主动撤离，转攻重庆、綦江。石达开企图攻下四川，雄踞长江上游，凭剑门、三峡之险，利用天府之国丰富的资源，建立农民革命根据地。

同年3月24日，石达开亲率大军十余万，分兵四路进发，由马鬃场入江津界，经仁沱场，乘夜进抵大沙坝。由于清政府调军援助和地主武装死守江津县城，太平军遭受阻击，攻城不利。遂缘山由高牙铺，经先锋场、夹滩场，再经李市场至白沙镇。太平军整队入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劳动群众的拥护。

太平军进驻白沙以后，直接派兵攻打孙家地主庄园——万全寨、桃园洞。在地主庄园里聚集了数百名豪绅和数十名地主武装，妄图凭借碉堡之险、戈矛之锐，负隅顽抗。太平军派出主力部队，以锐利的武器进攻，围攻数日，地主武装被击溃，太平军获胜，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太平军驻白沙数日，然后分兵三路进发：一路由石达开率领大部部队由白沙去塘河方向，经白鹿场、王场向合江挺进；一路由顺江、广兴场去贵州边境，经石笋到鳛水县城；一路由数百人组成的一支队伍，由白沙出发向稿子场方向开去。

这支数百人的太平军行至狮子河渡口，因无船过河，部队遂停在岸边，正设法渡江时，忽遭对岸地主武装伏击，伤亡士兵数人。乃命士兵用兵器探测河水深浅，斫树伐木搭桥，数次抢渡未成，太平军便主动撤离。遂沿江而上，绕道二十里到窄口，仍无渡舟。但河床狭窄，水平滩浅，命士兵涉水而过，经二十余里的崇山峻岭，太平军进入稿子场。场上的巨富豪绅，闻风丧胆，早已逃匿，唯有场镇居民，无所惊扰。太平军遂命部队迂回挺进，捣毁炮台，消灭了敌人武装力量。敌军闻风丧胆，不战而逃。太平军打击了当地的地主豪绅，烧毁了龙井湾卞氏庄园。由于这支太平军要赶上大部队会合，没有在这个场镇久驻，便向塘河方向开去。

二、农民刘万在白沙起义反清

随着清政府的统治日益加强，各地人民的反清起义斗争也不断发生。到1859年（咸丰九年），这种反清斗争更是风起云涌。同年10月，李永和（又叫李短鞑）、蓝朝鼎（又叫蓝二顺）在云南昭通府发动了反清大起义。起义军从云南攻入四川，直捣江津边境。1860年（咸丰十年），张五麻子攻破永川，蓝二顺攻破荣昌，陈八仙攻占江津油溪镇。

在当时革命风潮的影响下，白沙镇几子坎农民刘万亦响应起义。据《江津县志》记载：“燕头上距白沙十余里，在丛山中嵢岈险峻，人鲜过者。自刘万拥众滋事，遂以著名。”刘万是几子场人，自幼为人牧牛，每日割草于滚子坪、小白岩间，常聚众操拳练武。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晚间，在罗湾子焚一草屋，疾呼大劫已临，从我者可以避难，沿途聚众两千余人，率领上燕头山，准备起义。

当时地主豪绅甚为惊恐，立即禀报县令。川东道便派李委前来督战，利用地方上的地主武装配合作战，调杜庭彪、何子铃、袁超等军队，四面围攻。团勇驻扎大寨门，以当其冲。当地豪绅扼守粮台，住明家屋基。是年冬月二十四日夜四更时，刘万带数十名青壮精兵，悄悄地绕过炮台下山，偷过袁营，袭击粮台，杀敌军二人，将粮台烧毁。相持月余后，刘万这支起义队伍被地主武装镇压，起义失败。

三、起义军首领刘天成在白沙遇难

清末哥老会首领刘天成在崇庆县组织反清起义。他的起义军先在云、贵、川边境一带地区活动，会众甚多，且有五子枪数十支，是当时较有实力的起义军。后来，他们常出没于川、黔边境地区，“打富济贫”，“除暴安民”，与地主官僚作斗争，深受劳苦群众的欢迎。

其时江津白沙镇义字号哥老会的头子吴建初，常去贵州经商，与当地哥老会联络，并与刘天成结为兄弟，情同手足。刘天成以哥老会的名义，打着反清的旗帜，集合帮会弟兄一千余人，在贵州十八岚垭打抢皇银二万余两，并在遵义、赤水、仁怀、温水等地区沉重地打击地主豪绅、贪官污吏，所获金银一律分给穷人。农民凡有缺乏押金者，辄倾囊助之；有婚丧无力娶葬者，则以金钱赠之；有断炊乏食者，以粮食或银两济之。

当时清廷便调遣云、贵、川三省兵力联合围剿，因寡不敌众，刘天成将起义队伍暂时解散。他带领少数帮会弟兄在贵州著名的哥老会首领谢世泰家中避难，隐蔽数日，又被清兵包围。刘天成便带领数十名精兵，经过昼夜激战，杀出重围，潜逃至江津白沙镇附近白果树吴建初家里避难。继后川、黔两省发出通缉令，张贴赏格：擒获刘天成者，赏银五千两并加官封爵。

刘天成在他的朋友吴建初家里隐蔽了一些日子，事态渐趋和缓，便远走他乡。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与四川会党首领佘英取得联络，刘天成的队伍被作为武装起义的重要力量，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刘天成由贵州桐梓县芭蕉坝率领起义军三十余人到南川县袭击场镇乡绅。在袭击德隆场董仲藩家时，以家属为质，索四千银作军费。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四川同盟会首领熊克武由沪返川后，便组织学生，联合会党，运动新军，发动起义。在江安、泸州武装起义的实施计划中，原已确定由佘英邀约刘天成带领队伍作外援，攻打泸州。但由于刘天成的外援部队未能即时赶到，江安事败，泸州闭城戒严。

当刘天成率部参加同盟会发动的江安、泸州起义，在从江津赴泸州途中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即化装前去与同盟会联络，密谋大计。行到白沙时，不料吴建初见利忘义，贪图清政府悬赏重金便出卖了刘天成。当时江津知县宋景澄闻报，即命靖安营统带丁宝琪速调全营官兵，由宋景澄亲自督队星夜兼程赶到白沙，黎明即把吴建初家包围，白沙全城戒严。

刘天成身边的保卫人员闻听外面风声不好，即入室向刘天成说：“大哥，水涨了！”刘天成带领数人跳上屋顶准备逃走，殊知官兵团团围困，他的士兵也受了伤，刘天成遂为官兵捕获，旋解重庆，壮烈牺牲。当陈尸示众时，一位老人前去敬香，别人劝他不要去，以免遭受株连，但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去致祭，可见人民对这位反清志士的崇敬。

刘天成慷慨就义后，在重庆、江津、白沙等地的人民中影响深远，至今还传诵着他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四、辛亥革命白沙首义

白沙镇黑石山聚奎学堂，早期就孕育着革命的思想，积蓄着革命的力量。1909年（宣统元年），邓鹤丹留日归来后，并邀同盟会员肖湘来校执教。他们在校以《民报》、《革命军》诸刊物鼓吹革命，宣传民族革命思想，进行反清活动，并组织学生学军事、造炸药，为辛亥革命白沙首义起到了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工作。

1911年（宣统三年）5月9日，清王朝公布了“铁路国有政策”，把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卖给帝国主义，引起了四川人民的无比愤怒，一场反对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和清政府卖国卖路的保路斗争蓬勃兴起。六月间，“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江津保路同志分会”亦于六月初十成立，召开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由邓鹤翔登台演讲，宣读通告，声援全省的保路运动。大会推选邓鹤翔为会长，杨锡藻为副会长，邓鹤翔被推选为江津出席四川省铁路代表。

8月24日，在群众的压力下，清朝统治者召开了“成都铁路股东大会”。成都开始了罢市、罢课及抗捐、抗粮的斗争，并且很快波及到全川各地，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

1911年8月，武汉起义消息传至白沙，继得民军捷报，聚奎学堂师生闻之，极为兴奋。其时聚奎学堂堂长邓鹤翔以铁路代表在省，目睹革命时机成熟，亦自成都急回白沙，与乡人共议，意有所谋。合江保路同志会有数万人围攻县城，白沙人虑其东下，日夕数惊，县城为之震动，且疑白沙有变。

于9月27日，县城派遣代表程德音、夏风薰、孙承先同讯官周国昌等来白沙观动静。会晤鹤翔，密谋大举，议应合江之策，深夜乃决。是夜邓鹤翔、周宅三等商议策动盐防安定营营长夏寿廷，得到他的赞同，全营一致赶造旗帜，次日遍插铺家，以示反正。

辛亥年旧历九月二十八日，由聚奎学堂堂长邓鹤翔署名，同盟会员肖湘起草了《聚奎学校为白沙首义布告全川父老文》，率白沙市民起义。清晨遍上布满了讨清檄文和通告。武装起义队伍有盐防安定营、四乡团丁数百人，皆用青布缠头，武器均为毛瑟、抬枪。依类编制，整队游行，声势壮大。聚奎及白沙各校学生亦数百人，手执白旗，高呼口号。盐兵、乡兵、学生、市民齐集白沙镇五显庙，由邓鹤翔登台与乡人宣讲起义意旨后，即由夏寿廷、吴汉臣率队在街上游行。

9月29日，邓鹤翔带队赴江津城，同盟会员冉君谷亦自重庆归。县令吴良弼见机解印，江津十月初一反正。初四重庆宣告独立，成立蜀军政府，初七成都始归附民军。

江津反正后，当即委派同盟会员王培菁（江津人）为南路司令，率领改编后的第二安定营（营长何焱卿）及城防营（营长聂荣庆）赴合江援助同志军。

重庆独立后，聚奎诸师相继赴蜀军政府奔走国事，聚奎学生纷纷投笔从戎，参加以后的革命活动。

1984年12月1日于白沙

驻江津战干一团惨案见闻纪实

陈怀礼

战干一团的成立

一九三八年春，国民党政府在武昌南湖珞珈山武汉大学成立战时工作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管，后迁武昌左旗、右旗营房。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自任团长，政治部“部长”陈诚兼任副团长，原教导总队长桂永清任教育长，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回国任政治部主任，后由滕杰继任。桂、邓、滕均系“力行社”组织者。

在武汉、南昌、郑州、长沙、韶关各地公开招考流亡男女高中学生，编成学生总队、女生大队。将从日本遣返的男女留学生编为留日训练班。三个月入伍教育后，根据各人志愿编入政治、军事、军训、民训、会计、情报、敌后工作各科学习，毕业后分配作战时工作干部。

我是在武汉考入第一期的学生。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在武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蒋团长”率领一批军政大员亲临主持，他在训话说：“北伐成功靠黄埔，今天抗战靠战干团，战干团就是抗日战争中的黄埔。”这话在当时是很有鼓动作用的。

军事训练完全采用德式教育，经常邀请不少名流学者作学术讲演。在武汉沦陷前夕，一、二期学生毕业后全部分发在全国各部门工作。第三期在湖南常德毕业。第四期由湖南沅陵经川湘公路迁到四川綦江，团部驻綦江城外滩子。

一九三九年冬，分别在梅县、韶关、长沙、成都、重庆等地公开招生。编为第五期的一个总队驻江津贾嗣场，总队长肖劲（留德学生）。编为第六期的学生驻江津广兴场，总队长杨厚采（留德学生）。两人都是“力行社”成员。总队以下为三三制编制，每总队约有学生一千三百人。这两期的学生都是单一的政治科，毕业后由政治部分配作部队政工人员。

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侵略方针，用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办法对付国民党。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安南河内发表了叛国的“艳电”后，跑到南京成立了汉奸政权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反动派则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战干一团惨案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

惨案概略

屠杀学生惨案，是从驻綦江战干一团团部直属的“中正剧团”开始，以后逐渐扩展到驻江津境内的两个学生总队。当时社会上称为“綦江战干团惨案”。而实际上屠杀学生最多的是在江津的贾嗣场和广兴场，故又称为“江津战干团惨案”。

团部直属的“中正剧团”，是该团政治部主管的抗日话剧团。一九三九年从沅陵迁移四川，沿途宣传抗日，演出话剧《李秀成之死》，被该团的极右分子密报团部，说此剧是宣传共产主义，剧团有共产党组织。桂永清得报大怒，立即电令该团到达綦江后，即将该剧团男女团员五十余人悉数扣押，禁闭在綦江枣子园。并转报政治部部长陈诚，以国民党颁发的《惩治异党条例》为依据，交由该团政治部主任滕杰负责审讯。

滕杰等在无任何实据的情况下，只图在上司面前邀功，不惜用电刑逼供。团员们受刑不过，希望速死以求少受折磨，乃屈招是共产党员。即被特务连连附桂清廷（桂永清的侄儿）秘密枪杀，活埋在綦江桥江镇附近山坡上的就有二十三人。

驻江津贾嗣场的第五期学生，因“中正剧团”案攀供牵连，平时稍有正义感又爱参加社会活动的学生，大多被疑为共产党人，即遭捕押刑讯。酷刑之下，乱招乱供，致大多数学生无辜受累，被捕学生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

就在这些时候，贾嗣场忽然发现了传单、标语。内容有“打倒土豪周培根”、“活埋乡长辜攀桂”、“打倒军阀周化成”等。战干团的那一伙反共分子就乘此散布烟幕，扬言是共产党所为，制造紧张空气，称之为“赤色恐怖”。迫害学生的花样真是无奇不有。

有一个广东籍的学生叫龙飞，因家庭比较富裕，经常有汇款来，这就引起了大队长杨天成的怀疑，遭到逮捕。追其汇款来源，又觉与共产党无关，在刑讯诱供之下，供称是汪精卫汉奸组织派来搞情报的，这又被称为“白色恐怖”。

在战干团一手制造的恐怖空气笼罩中，由大队长杨天威、大队附张少泉、总队附陈昆等人组成了秘密审讯组，并执行暗杀任务。当时的国民党贾嗣乡乡长钟向离曾亲口对人谈过：有一晚十二点钟后打牌回家，走到屋后附近，他看见地上捆着一排排的人，好象是学生，一个套一个，嘴上塞着棉花。他数了一数，共二十七个，等土坑挖好后，就把捆着的人往下推，掩土活埋了。这仅仅是被人看见的一次，没有被人发现的，还不知有多少呢？

在这样大规模的屠杀之下，也还是有从虎口里逃生出来的。如某地区公安局长某某同志，就是从战干团大屠杀时侥幸逃出来的。当时他们驻在五岔铁石塘。有一天晚上，听到提前吹号集合，他和另外三个青年预感要出事，便偷偷跑到附近一个姓胡的农民家中草楼上躲藏了起来。不一会，战干团的人进屋搜查，幸好这位姓胡的妻子给战干团的人洗过衣服，彼此认识，就没有严格搜查，才躲过来了。第二天天快亮时，胡家才给他换上农民衣服，一人给了一个背篼，把他们送到青山上才脱了险。解放后，某某同志还专程到贾嗣五岔来寻找救过他们的人。

又如有一个贾嗣的人叫张成恕（解放后在朱沱税务所工作）的，当时他住在小鱼梁，亦被指控为共产党员。有天晚上，他听到了风声，忙把鞋子脱在河边，泅过綦河，跑到九山乡的亲戚家躲了起来，才逃出了这一劫难。

当贾嗣场惨案的血泊正在扩大的时候，驻广兴场第六期亦闻声响应，如法炮制。一中队学生吴昕（东北人）、刘翼云（泸县人），因常到广兴场中心小学义务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被密报是共产党员，逮捕关押在总队部（周化成住房楼上），由大队附吴文义、中队长胡守恒负责审讯。吴、刘受刑不过，供出学生中成立有“读书会”、“学习会”、“研究会”等组织。不堪酷刑之苦，他们只好带镣跳楼自杀。而他们平日所认识的人，都被诬皆为同党而遭逮捕。因此“人犯”日益增多，吴文义、胡守恒等乃将审讯机关搬到广兴场外无人居住的庙岗内。

广兴场农民陈宗兴（现住农科村）、场上商店的店员徐银光、张绍宗因替学生收转家信，亦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致遭逮捕，受到酷刑拷打，后经广兴乡公所多次证明作保，方获释放。

原第一中队分队长黄慕麟（湖北人，战干一团一期、中央军校十六期毕业），已离职去万县某部任炮兵连长，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员，并在一中队发展了组织。总队部设法将黄骗回逮捕，用电刑逼供。黄不得已，谎称在南京教导总队作军士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在一中队发展了组织，是在厕所内举行宣誓的。被谎供出来的学生，在酷刑之下，亦被迫承认是他发展的共产党员。都被带上镣铐，隔离关押，视为要犯。

第六期各队学生被关押的太多，而且互相猜忌，为掩饰真相，就进行几次大编队，并取消星期假日，队与队之间严禁学生往来。

惨案的调查与处理

惨案逐渐在社会上传开，一些冒险跑到重庆的学生，向社会揭露了战干团屠杀学生的黑幕。一些听到自己儿子在该团被杀害的父母，也纷纷向政治部提出申诉，强烈要求查办。

新上任的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看到问题严重，就命令代理教育长周振强（黄埔一期毕业，原教育长桂永清就在这时调任驻德大使馆主任武官）进行彻查，并将杨天威、陈昆、张少泉、吴文义、胡守恒等有关人员先行扣押，连同所谓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一并送重庆南岸土桥军法执行总监部审理。被定案为共产党的分队长黄慕麟也在其中。

彻查的结果：

1. 杨某某等人用极端残酷的电刑迫害进步学生，屈打成招的学生即被活埋、枪杀，甚至同情者亦遭杀害。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四〇年春这一段时间中，被害的学生在名册中有姓名可查的：第六期被活埋、枪杀在广兴场附近山中的有六十三名，第五期被活埋、枪杀在贾嗣场的青山、五星、临江、小鱼梁等地有一百二十四名。被特务连枪杀、活埋在綦江桥江镇附近山中的二十三名。没有名册可查的大约有五六十名。此外，因受刑致残的约四十余名。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而被监视的约有三百余名之多。

2. 伪造证据，借端诬陷。所谓“赤色恐怖”传单、标语，据教育长周振强调总队附陈昆审讯时供称：“是肖劲印的，暗中派我散发的。”又调总队部书记徐国金来问，据徐称：“传单标语是肖劲秘密叫我印的。”

3. 侵吞学生财物。（一）据当时第五期总队部书记徐国金报告说：“总队长肖某在收发室没收了被杀害学生的挂号信约八十余封，内有汇款约千元。肖还冒用被杀害的学生姓名写回信，向家里继续要钱。”（二）在大队长杨某某、大队附张某某、中队长胡某某家中查出他们吞没被杀害学生的各种挂表、手表约七十余只，西装、中山装一百余套，各种毛毯一百五十余条，一二钱重的金戒指三十多个。

惨案在调查结束时，国民党政府为了掩人耳目，宣布全部被诬为共产党员的学生无罪释放。对本案有关人员均被通缉或判刑。

惨案尾声

当惨案全部送交军法执行总监部后，尚有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而被监视的三百多名学生，编成一个大队，驻三角镇集训，由吴中英任大队长。这些学生和第六期的毕业生，在一九四〇年冬一起由政治部分发到部队作政工人员后，战干一团于一九四一年春全部结束。

在惨案中被列为共产党员的分队长黄慕麟，在土桥陆军监狱关押数月释放后，到驻印军新六军廖耀湘部作营长，该部于抗战胜利时接收南京，担任城南区城防。

制造惨案被通缉的总队长肖某，一九四一年在重庆中训团党政班作少将中队长，后调任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长，驻洛阳。

制造惨案被通缉的总队长杨某某，正当一九四〇年查处惨案时，到西安中央军校胡宗南处作少将总队长，一九四六年到南京任海军总部少将陆战队司令。

被调任驻德大使馆主任武官的桂永清，后调驻同盟国军事代表团任中将副团长（团长商震），一九四六年回国任海军总司令。

被判刑十五年的大队长杨某某，以“保外服役”名义出狱后，一九四六年在青年军二〇六师肖劲部任上校团长。

被判刑十五年的大队附张某某，以“保外服役”名义出狱后，一九四六年在海军总司令部陆战队任上校大队长。

一场骇人听闻的战干一团惨案，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本文参考周振强、郑重宣、黄朝宦所写资料整理）

民国时期江津物价飞涨概况

漆福彬

民国时期的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而物价飞涨反过来又促成通货膨胀，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成为导致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九四三年一月，蒋介石在他平抑物价的通电里讲：“必须遏止今日物价之暴涨，始能免于异日之惨落。”蒋介石已看到物价飞涨危及他的政权。事实证明历史的发展正是这样。国民党政府为何不能遏止物价飞涨？主要是因政治腐败，层层贪污，又加之他发动内战，军费巨大，财政上出现巨额赤字，而又无物资作后盾，专靠滥发钞票来应付。这样无限量地发行钞票，造成货币贬值，形成连锁反应，导致物价暴涨，人民吃尽了苦头，对国民党政权极为不满，对增发的纸币更是失去信用。这就是国民政府天天叫嚷平抑物价，反而导致物价愈平愈涨、愈涨愈烈、不可遏止的原因。

现将民国时期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情况分阶段简述于后。

一、发行法币的初期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至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年）是防区时期，江津县除使用银元硬币外，还使用四川军阀刘湘发行的“四川省地方银行券”（简称“地方券”）。

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年）江津熟米销价每市石（一五六市斤）：三月份九元一角，六月份七元五角，九月份六元四角，十二月份七元七角。

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简称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发行法币（又称“国币”），由国民党政府通令全国统一使用，法币一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并命令“四川地方银行券”按法币八折收兑禁用。开始发行法币初期，币值和物价都比较稳定，例如，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江津熟米售价每市石为法币五元五角。

二、抗日战争时期

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年），全县发生特大旱灾，夏季小满已届，农田难以蓄水，水稻无法栽插，农历四月十六日始下大雨，才播种育秧。同年七月七日，爆发“卢沟桥事件”，抗日战争开始，军费开支激增，法币随之贬值，市场物价纷纷上涨。至同年底（一九三七年底），江津熟米售价每市石涨到法币十六元，与发行法币之日的米价每市石五元五角相比，上涨两倍。

江津县熟米售价至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年）底，每市石涨到法币一百五十五元；至民国卅年（一九四一年）涨到法币二百零二元。同发行法币之日的米价每市石五元五角相比，五年时间内米价上涨三十五倍。

国民党政府为控制物价上涨，县政府於民国卅年（一九四一年）二月廿八日训令：“坐商利润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省内运销商利润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省外运销商利润最高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五”，以限制私商抬价波动物价。

同年（一九四一年）三月九日，县政府对米、油、柴、煤炭实行限量和超量登记，以控制商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例如熟米每人每月以二市斗为准，不超过两个月需要数量者免登记，全家总额超过二市石者，仍须登记。

同年（一九四一年）四月七日，县政府训令公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以控制物价暴涨。国民党政府采取上述措施，企图控制物价上涨，但这种专靠行政命令抑制、而无实物作后盾的办法，只能使控制无效，市场物价继续上涨。

民国卅年（一九四一年）一月，江津熟米售价每市石法币一百五十六元；同年六月涨到法币三百九十六元；同年十二月回降到法币三百五十元。

民国卅一年（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使用“关金券”，与法币同时流通（“关金券”是海关使用的，作为货币在国内流通），法定关金券与法币的比率是关金券一元当法币二十元使用，实际是变相发行大钞。在增发关金券的同年（一九四二年），江津县有和平、高歇、永安、永兴、双龙、龙山、黄泥、大桥等六十五个乡遭受旱灾。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市场物价继续上涨，至民国卅一年（一九四二年）底，熟米售价每市石涨到法币六百八十九元，与上年底之米价每市石三百五十元相比，一年时间米价上涨近一倍。

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物价继续猛涨，蒋介石慌了手脚，亲自署名通电全国平抑物价，电文略谓：“一年以来，各地物价波动，逾出常轨，相激相荡，竟涨争高，特手订加强管制物价方案，以图标本兼治，以粮盐两项为平衡一切物价之中心。全国各地重要市场之物价，以民国卅一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卅日各市场的原有价格为限价，从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一律实施限价。……物非不足，惟虑调剂不均；价非难平，端在意志之统一。此次实施限价，在从稳定入手，促使逐步平抑，亦必须遏止今日之暴涨，始能免于异日之惨落。”这种舍本逐末的办法来平抑物价，不啻扬汤止沸，自难奏效。通货仍然无限制膨胀，物价必然如脱缰野马般飞涨，因此蒋介石的限价通电毫无成效，市场物价继续猛涨。

以江津熟米售价为例，县政府于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第一号公告的熟米限价，每市石法币四百九十元（市面上每市石法币六百八十九元）；至同年（一九四三年）七月，熟米售价已涨到每市石法币二千二百三十元，七个月的时间，米价上涨三点五五倍。至民国卅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时，熟米售价已涨到每市石法币一万三千一百元，与限价时之米价每市石法币四百九十元相比，在两年零八月的时间里，米价上涨三十二倍。

三、法币贬值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在一片鞭炮声中，物价顿时下降，一些厂商关闭倒号，一些厂商却发了胜利财，呈现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景象。此时熟米售价回降到每市石一万零五百元，米价回降的形势持续到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年）二月底。从同年（一九四六年）三月开始，物价又继续暴涨，至同年（一九四六年）底，熟米售价涨到每市石法币二万三千六百元，十个月时间米价上涨一倍以上。

民国卅六年（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军费增加，财政空虚，靠发钞票维持局面，物价一日数变。新大钞尚未出笼，而物价已高涨等待。同年（一九四七年）一月，熟米售价每市石三万八千元；至年底，米价涨到每市石四十五万元，一年时间米价上涨十点八四倍。

由于米价节节高涨，人心颇感不安，平民尤为不满。民国卅六年（一九四七年）六月廿七日上午，江津城内米价继续上涨，中午十一时，米商闻知白沙米价陡涨，也跟着纷纷涨价，甚至有每老斗（五十斤）喊价七万元者，较昨日上午高一万余元。事实上各米商又将米粮藏匿，留在店内出售的仅少数食米，故意造成粮荒。因此，一般平民大多无法购到。在嘉惠门内米市街，无形聚集数百人。警察局为防患未然，曾派警队维持秩序。自下午四时起，购米人员越集越多。有永昌米号者存米数石，一车夫向其购买，该店始喊价七万元一老斗，几经交涉，始定价为六万元。该车夫量力购米三合，殊知永昌米号竟认麻烦拒售，旁观者多不平，全场哗然。草鞋、石头均向该店投掷，一时秩序大乱，平民即借机抢米，有如狂飙巨潮，沿街搜查米店，遇米就抢。由麻纱市街、王爷庙街、四牌坊街、鞍子街至杨嗣桥，均被抢米风潮冲洗一空。直至当夜九点前后，抢米平民始各散去，街头秩序始渐恢复。在麻纱市街抢米风潮最紧张时，县立江津中学派学生数十名至某米店保护学校预购食米，因语言误会，与某某工人发生争执，殴打起来，流血遍地。

次日（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是白沙镇的赶场日期，由于张锡恒米店高抬市价，每老斗（白沙斗）卖四万五千元，激起购米平民愤怒，群起抢米，九家米店均受损失。在抢米之时，米店老板某某受伤，抢米平民二人受伤。幸行政、治安当局及米粮公会处治得当，将各米店存米清出，按二千元一老升平价出售，限每人购米一升，从上午八时至下午五时始告平息。（摘自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江津日报》）

江津城内抢米开始后（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抢米的人流涌向米帮沱河边，准备抢白沙米船。护船警察鸣枪示警后，即向人群中开枪，钟明星（二十余岁青年）遂倒卧在河街十字路口上，弹穿胸背，立即死亡在血泊里。人群方各自惊散，纷纷躲藏，白沙米船未被触动。此次抢米事件，被军警开枪打死一人，轻重伤二十余人，共伤亡三十余人，他们都是旧社会物价飞涨的受害者。

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六日，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五万元和十万元大钞票以后，物价顿时暴涨，一日数价。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年）三月底，熟米售价每市石由上年（一九四七年）底的四十五万元涨到法币一百六十三万元；至同年六月又涨到法币七百万元；至同年七月底涨到法币一千九百九十四万元；至同年八月十九日涨到法币二千五百五十万元。法币流通十二年，米价上涨四百六十四万倍。

四、金元券时期

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江津县城内熟米售价每市石涨到法币二千五百五十万元，国民党政府於同日被迫发行金元券。其政府公布：“金元券从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年）八月廿三日启用，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元券一元。”

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的同时，江津县政府于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五日奉令颁发《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加强经济管制，藉以安定社会，巩固金元券信用。并依照“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的规定，全国各地市场商品价格，以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的商品法币价格（简称“八一九限价”），按兑换率折合金元券出售。使用金元券以后，应严格执行“取缔违反限价议价条例”。

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县政府公布“八一九限价”，例如江津县城熟米售价“八一九限价”中规定为每市石：上等金元券四元一角七分，中等三元九角三分，下等三元七角七分。当时市面上的实际市价高于限价，例如市面上熟米售价每市石法币二千五百五十万元，折合金元券七元五角。“取缔违反限价、议价条例”还规定：“凡违反限价、议价、变名、变质、变量出售者，科以超过限价、议价数额十倍以下罚款或七日以下拘留或罚役”。

县政府公布“八一九限价”规定，磨芋限价每市斤金元券七厘。限价前磨芋售价每市斤法币二万元，芋片每斤法币三十万元，煤炭每斤法币一万元。限价后，芋片每斤涨价到法币八十万元，煤炭每斤涨价到法币三万元左右。实因磨芋每斤成本实值法币五万元，折合金元券一分五厘，限价每斤七厘，磨芋每斤折本金元券八厘，迫使磨芋涨价，突破限价。

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开始启用即已贬值。发行金元券时，县城熟米限价（八一九限价）每市石金元券七元五角，至同月底涨价到九元；至同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涨价到一百零四元；至次年（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五日涨价到三百元；至二月十四日涨价到一千六百六十元；至四月廿三日涨价到二十一万二千元。

金元券又失信于民，多以米、棉纱等物品为货币，进行以货易货、物物交易。当时县政府训令：“案据屠宰商业公会呈，近来物价波动迅速，乡间买卖交易，以食米为标准，不谈货物价格，交涉以货易货，售猪之家要求买主以黄谷换猪，造成米价、肉价相依相涨……特此通令禁止以猪易谷、以货易货”。

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年），法币已成废纸，由纸厂收作纸浆。废法币收价也随之涨价。十二月廿五日，溥泉纸浆公司的废法币收价为每市斤金元券一元一角六分；次年（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日涨价为每市斤金元券三元；一月廿四日涨价为金元券五元；三月廿六日涨价为金元券二百元；四月五日涨价为金元券四百元。

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的辅币严重不足，小额交易找补困难。民间私人即自行制造辅币，以致金融极度混乱。双龙乡第一保居民徐兴荣私人发行“凭票即付金元券壹角正”。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白沙镇商会发行“临时找补证”，分蓝红色：蓝色临时找补证，凭证换金元券壹角正；红色临时找补证，凭证换金元券贰角。民国卅八年二月五日，双凤乡王开祥等人将废法币加盖乡公所、乡民代表会图记，作为金元券的辅币在本乡内使用。事为县政府所知，即发出训令：“於法不合，应予取缔”。

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二、三月间，社会谣传“各地拒用金元券”，又导致物价猛涨。至同年（一九四九年）三月卅一日，县城熟米售价每市石涨价到金元券二万九千八百元，与一月廿五日之米价（每市石三百元）相比，仅六十五天，米价就上涨九十八倍。

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四月，因造币厂印钞不及，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於同年（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发行五千元、一万元、二十五万元、一百万元七种定额本票。同年五月六日，县政府奉令公布：“定额本票与金元券同通，不得歧视，以解决钞荒。”增发本票就是增发金元券大票，导致市场物价飞涨。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三日，县城熟米售价每市石金元券二十一万二千元；至同年五月四日涨价到金元券三百二十万元，十二天时间米价上涨十四倍。同年五月五日，一位姓周的监察官来江津检查行情，米价暂时回降到每市石金元券二百八十万元左右。事后米价仍继续猛涨。

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四日，中央银行重庆分行再次发行五百万元、一千万元定额本票，全川通行。增发特大定额本票，物价更加飞涨。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县城熟米售价每市石金元券三百二十万元；至同年六月廿三日涨价到二亿七千六百万元，五十天内米价上涨八十五倍。

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九日，朱沱乡正街商民梁怀清、罗璧光、罗作之等人於当天（五月廿九日）在马长兴茶馆聚众讨论规定，停止使用金元券，所有买卖以食物互相交换，并由乡公所正式鸣锣周知。以致一般贫民、行商及旅馆业者手持金元券不能使用，痛苦不堪。同年六月十九日，西南长官公署下令县政府查办，结果不了了之。

金元券贬值的又一铁证，还可参见江津县餐馆商业公会向县政府的申述：“窃值政局动荡，金币贬值，而商场之交易，以熟米为比率，熟米上涨，无形中将各物品价格提高，金币为政府宣布之货币，竟贱视若此……”

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三月，金元券开始迅猛贬值，物价一日数变，一餐三涨价。金元券失信于民，均以米、棉纱等物品作货币进行交易。行商、旅客外出，不得不携带这类实物，以米易饭，以米易物。在此状况下，市面上商人自动使用过去的鹰洋、袁头、川板、龙板等银元硬币。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五月，县政府奉指训令“禁止使用银元硬币，以维护金元券之信用”。次月（一九四九年）六月，县政府奉指公告“城乡交易，从六月起，以银元硬币标价”。同年六月十五日，县政府又奉令：“金元券与银元硬币照市场比价计算行使，不得拒用”。从此，平民、商人正式用银元硬币进行交易，金元券更加失信于民，迅猛贬值。可从银元硬币与金元券的交换比率的变化，便知金元券的贬值状况：例如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三日，银元硬币一元换金元券四千三百万元；五月廿四日换金元券四千五百万元；五月廿九日换金元券一亿一千五百万元；六月二日换金元券一亿四千万元；六月六日换金元券一亿六千万元；六月十一日换金元券三亿八千万元；六月十三日换金元券五亿四千万元；六月十四日换金元券五亿二千万元；六月廿三日换金元券六亿元。

当时造币厂赶印金元券大钞，不能满足金元券贬值需要，以致所印钞票之票面金额还未出厂即已不敷其印钞所用纸张及印刷的成本。

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县政府奉令：“政府已经公布，以银元行使为标准，银元辅币亦已发行，市面上各项交易，禁止以米易物，一律以银元硬币作价，其金元券不得拒用，以金元券五亿元折合大洋一元（注：指银元硬币）计算，违者依法严办”。至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七月廿一日，县城熟米售价已涨价到每市石金元券二十六亿元或银元硬币五元二角。与发行金元券时之米价每市石金元券七元五角相比，仅十一个月米价即涨三亿三千六百万倍。从金元券贬值、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景象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经济已临总崩溃之境。

国民党政府公告使用银元硬币以后，辅币甚缺，影响物资流通。县政府于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训令：“查金元券近来低落，银元硬币无辅币，影响流通，因一元以下之辅币甚缺，商业几有停滞之危险。於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一日，召集会议，研究讨论补救办法，暂时决定八项辅币，在本县内一体施行：（一）生大洋不分板面，一律启用。（二）满龙半元，每两枚合大洋一元使用。（三）云南半龙半元、人头半元及各省双半角、广东二毫、人头双半角一律照八折计算使用。（四）镍币以民国廿八年前所铸造的二十分、十分、五分三种通用，十分作生洋一分（民国廿九年以后铸造的各种镍币，边上有齿轮者，暂不使用）。（五）铜元，以双旗大二百及老一百，每枚当生洋半分；新二百及五十元铜元，每四枚当生洋一分行使。（六）小钱，廿枚当生洋一分行使。（七）其它未经规定的银、镍、铜币暂不使用。（八）金元券与银元硬币照市场比价计算行使，不得拒用”。县政府竟能擅自启用过去已经停止使用的银、镍、铜币作辅币，证明国民党政府金融已完全失去控制，钞票泛滥成灾，已经无法收拾。

五、银元券时期

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七月廿七日，县政府奉指令，布告全县通用银元，并发行银元券。法定兑换比率：银元券一元换金元券五亿元；市面上的比价银元券一元换金元券七亿元。金元券于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作废。

国民党政府发行银元券的目的，意在使用银元券（纸币）的币值等于银元硬币的币值。但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年）七月廿七日（发行银元券之日），县城熟米售价每市石银元硬币五元二角；至同年九月十六日每市石为银元硬币五元八角二分；至同年十月十日为银元硬币五元六角八分；至十月廿日为银元硬币五元八角二分。以银元硬币支付的米价比较稳定，而以银元券纸币支付的米价则不然。银元券（纸币）从开始使用就失去信用。发行银元券的次月（民国卅八年八月十二日），市面上出现银元券八折使用，当时县政府奉指训令“禁止银元券八折使用”。可是禁止无效，银元券继续贬值。平民、商人愿持硬币，不持纸币，愿用硬币交易，拒用纸币。银元券的贬值兑换率为一比八、一比九、一比十不等，即一块银元硬币换银元券八元、九元、十元。至同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县城熟米售价每市石银元硬币五元八角或银元券（纸币）六十元，四个月内，用银元券支付的米价上涨十五倍。

市场上需用的银元硬币不足，平民、商人又拒用银元券，继续以米、棉纱为货币，进行物物交易。国民党政府经济已经破产，回生乏术，直至最后垮台。

一九八四年九月廿二日

江津米花糖

马骞 王志君

当来往的车船在江津暂停的时候，当外地的同志到江津来的时候，客人们往往要购买这里的米花糖。因为江津米花糖具有香、甜、酥、脆等特点，早已成为江津享有盛誉的地方名牌特产了。

谈到江津米花糖，人们就会联想起以生产米花糖而闻名的“太和斋”和它的创始人陈汉清、陈丽泉兄弟。现在就来介绍介绍。

早些时候，四川各地就有“炒米糖”这一食品。一般家庭在新春佳节到来之前，往往要请打糖师傅来到家里打上几盒到几十盒（每盒六十四封，每封八片，重二两），作为新年待客之用。日久相沿成俗，于是就有卖炒米糖的小贩应运而出，常年挑着担子（一头是火炉和开水，一头是碗、匙和炒米糖）在早晚沿着大街小巷放声叫卖。这种炒米糖就是现在的“油酥米花糖”的前身，而“油酥米花糖”则是陈氏兄弟在炒米糖的基础上加工改进而成。

陈汉卿，江津县长冲乡人，在陈家排行第二，故人称“陈二爷”。陈丽泉是陈汉卿的嫡亲胞弟。一九〇四年，陈氏弟兄还在青年时代，就在江津城内七贤街曾品三糕点店赊销糕点杂糖，赖以度日。背上背着一个长方形的玻璃箱，内装糖果食品，左手提一面小锣，右手拿着一根小木槌频频敲击，沿着大街小巷或进入茶坊酒肆串卖。因兄弟俩勤劳刻苦，生活又很俭约，几年之后，也就有点积蓄。到一九〇九年，就在通太门外钟姓茶馆（即现在的通太门县中医院通太街诊所地址）内租了半片铺子开设糖果店，取名“天太斋”。因为这里是坐铺，又与茶馆相邻，生意也就好一些，积蓄也就渐渐厚起来。他们觉得货品从批发而来，获利究竟有限，不如自开作坊，以免仰人受制。乃将城内小什字张元臣茶馆（即现在小什字江津饭店转拐的左角处）租进一部分，自行生产糖果、糕点和炒米糖。在前面约三公尺地方摆设柜台售货，后面做作坊，并将原“天太斋”招牌取销，另请前清秀才田存善拟名，由赖春霞先生写“太和斋”三个大字的招牌。其意为：“太者，大也；和者，和气能生财也；斋者，京果糖食铺之统称也。”

开业后，陈汉卿负责全面工作，陈丽泉协助经营管理。一九二四年，陈氏弟兄在茶馆里听到有人谈论炒米糖的缺点并提出了一些改进的设想，回店后就同技术工人段立生、吴树辉、李荣清等反复研讨，决定从生产工艺上进行大胆改进：一、把沙炒改为油酥；二、选用优质的宜宾柏树溪糯米、花生油，昭通的核桃仁、内江的花生仁为原辅材料，创制出了油酥米花糖的雏形。经过这一改进，一时销路激增。为扩大经营起见，又出高价把这家茶馆全部租赁过来，学徒和工人也相应增加。

正当业务蒸蒸日上之际，不料房主将房产出售给亚西银行筹建分行。陈氏弟兄苦心经营的“太和斋”只好迁出，于一九三九年另以每年租米老量一百石转顶斜对门的同业“惟庆斋”（即现在“太和斋”门市部地址），仍照以往前柜台后作坊的布置继续营业。因为他们已经尝到了改进商品的甜头，所以对这方面特别注重，乃由陈丽泉亲往各原料产地选购优质货品，以后又派人分别常住这些地方专事采购。通过工艺上的探索创新，精制出了色、香、味俱佳的“油酥米花糖”，以其洁白晶莹、酥脆化渣、香甜爽口的特点迅速占领了市场，成为江津的著名特产。

一九三三年，“油酥米花糖”参加物产竞赛会，先后获得四川省农产品米花糖甲等奖及第一届农工展览会奖状。

“七七”事变后，避乱来江津和经过此地到西部各县的人日益增多，他们都很爱购买米花糖，但因封袋容易受潮，不便保管，影响大量销售。为方便顾客起见，乃改用防潮纸包装。一九四一年，陈氏弟兄又在班竹巷修建厂房和宿舍，工人、学徒也增加到四十余名，从而迅速地发展了米花糖的生产。一九四五年，他们正式启用了“双凤朝阳”作为注册商标；一九四七年又将陈丽泉头像印在包装封上（因为有些人说陈丽泉生有“福相”）；一九四九年又以五十两黄金在重庆朝天门集义街购买了一处因“九二”火灾废弃的地皮，准备开设“太和斋”分店，后因陈汉卿在江津解放时被胡宗南部炮击身死遂罢。

我们看一看江津米花糖的发展史，就能了解陈氏弟兄的发家史。他们从一个普通小贩最后成为拥有数十万元的富商巨贾，除了克勤克俭之外，更主要的是他们在经营管理上确有其胜人一筹之处：

一、把职工的利益同本店经营成果直接联系起来，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

一九四一年，陈氏弟兄将“太和斋”资本抽出大部分另开“宏茂商店”，扩大经营项目，把独资经营的“太和斋”改为合营。计划资金为五千元，由其弟兄占六股（原为五股，第二期结帐后，改占六股），其余四股半，则由该店工人或已满师的学徒认股，认股多少则按其贡献大小而定。钱少的可占半股，没有股金的可入虚股，在每月工资中扣除。入股者可在年终按股份分红。这些人既是本店工人，又是本店股东，故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陈氏弟兄又能知人善任，对柜台售货、作坊生产和采购原料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根据各人专长进行安排。又因这些人的利益同本店经营成果直接挂上了钩，这就控制住了有本事的工人、学徒不致外流，从而保持住生产“米花糖”的诀窍以达到专利，且可在尚未满师的学徒中起到鼓励作用。学徒满师后（即学徒期满出师为正式店员），每月工资大洋六元（高出他店三分之一），在国民党法币急剧贬值时期就改用食米计酬，六元折熟米五斗。又把职工家属招收进店作临时工，增加职工的经济收入，使无后顾之忧，一心一意为发展“太和斋”的业务积极工作。

二、重视商品信息和商品质量。

陈氏弟兄经常在营业时间征求顾客意见；在闲时则常在茶馆喝早茶同人谈天，打听商场信息，收集改进米花糖生产的意见，还同重庆的沪川永字号等处联系，托其随时提供商品信息。陈氏弟兄经常提醒职工：“缝衣服的没有穿衣服的凶。”意思是穿衣服的顾客最能检验你所做的衣服是否合身。他从这点出发，除了选购优质原料和改进工艺外，还在店内规定：凡不合格或氧化了的糖果食品一律不准上柜出售，退回作坊，能改制的改制，不能改制的则留待中秋节时烧成糖饼廉价批发给区乡小贩销售。店里的秤盘、蒲草及其他用具必须经常用开水烫过，消除污染，保持清洁。

三、加强对职工的管理，强调服务态度。

陈氏弟兄对店员的服务态度作了严格的规定：顾客上门，要笑脸相迎，送上烟茶，然后介绍食品；要虚心接受意见，不准少斤缺两；顾客出门时要以礼相送。每天都亲自在店堂内细心观察，如发现店员没有遵守，就会受到斥责。他还规定每天上午七点开门到晚上打二更（晚上十点钟）关门为止，店员不得随意离店，有事必须请假；关门后一律不准外出；不准乱搞男女关系；不准偷盗。否则就视情节轻重予以不同程度的处分直至开除。但对有技术的工人或学徒平常还是尊重和尽量照顾的。如老工人李树清有一手好技术，陈汉卿每天都要特别准备几样可口的菜肴供他佐酒，一口一声“李师傅”，每月工资大洋二十元，比一般师傅多几元。

四、吸收游资，扩大生产。

陈氏弟兄用比银行存款稍高又比市场稍低的利息吸收游资存入“太和斋”。因为“太和斋”信用昭著，可以随时在门市部取款，存户感到很方便。兼之他们又给存户在买货时以优惠价格待遇，这就很自然地增加了固定销货户。反过来，长期顾客为了获得优惠价格待遇又成了存款户。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使“太和斋”既有了充足的资金，扩大了再生产，又有了长期的固定顾客，保证了销售量。

建国后，陈丽泉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将“太和斋”并入公私合营江津糖果店。后因1960年自然灾害期间原料缺乏，米花糖一度停止生产，由县糖业公司将生产工人调入江津糖果加工厂。在党的重视和支持下，糖果厂职工对“太和斋”油酥米花糖的生产工艺又作了进一步改进。过去包装不好，防潮性能差，他们采用了防潮蜡纸和玻璃纸包装，还改建扩建了厂房，增添了机器设备，改进了操作技术，不断充实原辅材料，质量又有所提高。不但受到县人的普遍欢迎，还受到回国观光的侨胞和外地来津同志的好评。他们在评议中写道：“由慕名而感到品尝为快，凡来津者，皆欲购买带回原地馈赠亲友，共饱口福，却常以买不到手引为憾事……”

一九五〇年，江津县生产了大批油酥米花糖，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五三、五四两年定额销售西藏一四〇吨。一九五〇年对北京四川饭店采取定期销售办法，每年均以数吨计。五九年至六〇年，由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湖北省分公司监制，运销香港、南洋等地。一九八四年年底，经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司批准，恢复“太和斋”米花糖生产。随着销路的扩大和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江津米花糖是大有前途的。

（本文根据吴钰高、涂悦枢、陈雨旸等同志口述整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漫话江津红桔

彭卫明

江津不仅盛产广柑，而且饶产红桔。江津红桔以果大光滑、色泽朱红、细嫩化渣、汁多味甜而著称。又因“大红袍”良种居多，种子呈“鱼尾”状而与其他地区品种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历来被省内外果商誉为“川桔”上品。“立冬”时节，艳阳照耀着辽阔的桔林，千万个金灿灿、红彤彤的果实挂在碧绿的枝叶间，整个桔林真个是“离离朱实绿丛中，似火烧山处处红”。

一、江津红桔历史

江津位于著名的长江流域“三大火炉”之最的重庆河谷地带。这里热量丰富，雨泽充沛，土地肥沃，无霜期短，属中亚热带，是甜橙（广柑）、红桔等柑桔类果树生长发育、开花结果的最适宜地区之一，因而栽培红桔的历史十分悠久。

据《古代的巴蜀》记载：“巴蜀的林木，秦汉时已驰名全国。经济林木以柑桔栽培最为发达。为了管理柑桔的产销，西汉（公元前二〇六年）政府在江州、朐忍和鱼腹设有桔官。”（江州系今重庆市，古江津县是汉代江州县的一部分）这说明在两千多年前就对商品性的红桔进行栽培管理了。

又据《县志》（清乾隆本，公元一七六七年修纂）记载：“《华阳国志》江州有柑桔……今邑属颇出柑桔”（《华阳国志》是记载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三四七年）期间的巴蜀史事的书名）。又说明在一千六百年前的东晋时期，江津栽培红桔就很发达。

到了明末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之后（公元一八六〇年前后），虽屡遭战乱，但古林尚存。据一九五五年《江津红桔生产情况调查汇报》中说：“据琅山乡柑园村老果农曹明清谈：长江两岸五举沱及浒溪口红桔林早在明末‘插占为业’以前就有。”五举沱在江津城西十里，浒溪口在长江北岸，距县城五里，均为气候暖和、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地区，符合古代红桔栽培、传播和发展条件。

又据清光绪本《县志》载：“津邑物产之利，恰有三大宗。一曰红柑，一曰大菜，一曰麻布。红柑俗名柑子，有红白两种。白者亦名土柑，可作糖饼。红者於秋末冬初，夔关内外客商到境贩运。本地亦有装运汉口、沙市、宜昌发卖者，颇获利也。”《江津乡土志》也载：“江津柑子有红、白、广三种，由水道运出本境，在重庆府销行。惟红柑子有由水路运往涪州、忠州、万县、湖北宜昌、沙市，又有由陆路运至贵州桐梓、遵义等地。总计每岁约值银二三万两。”这说明清光绪年间红桔即占江津物产三大宗之首。文中又说：“附城沿江柑桔蔚然成林”，是指今琅山乡五举沱，即今柑园村五举村和双龙乡的塔坪村（浒溪口）。川江号子也说：“龙门滩在滩盘上，五举沱的柑子栽成行。”这两片古红桔林，至今尚有经四至五次更新后的五、六十年生的红桔老树，林中遗迹依稀可见。品种既有古老的土柑，也有进化的大红袍、江南柑，是江津红桔几千年发展史的缩影，对研究红桔的历史以及传播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江津红桔的品种

《华阳国志》云：“江州有柑桔，江津县产桔味胜他属”。证明江津所产红桔的品质优良，风味胜过其他地方。民国三十年四月《川农所简报》载：“五举沱的红柑桔，购者无不盛赞其品质优美。因而引起一般桔柑园户争向当地访问栽培及管理技术。”现以五举沱、浒溪口红桔为代表，择其主要品种分述于后。

1. 大红袍，别名大河红柑子、红皮柑、帽盒子、高桩桔子。据果农云，五举沱在很早以前就有大红袍品种，传播全县各地，以长江、綦河、笋河沿岸居多。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四川省江津园艺试验场郭益镕在《江津之桔柑》中称之为“乳顶红桔”。“果基部有乳头状突起，此为与普通红桔子特别不同之处。果面光泽，朱红色，种子基部卵圆形，尖端扁细突长；味甜，品质尚佳。”一九三九年选出，名“大红袍”。该品种果实大，扁圆形，朱红色，果蒂凸起呈“乳头”状，种子起“鱼尾”。据四川省江津园艺试验站（现四川省果树研究所前身）的分析，果重110—140克，每果含种子14—20粒，果肉桔红色，果汁占全果重51.5%，可食部分占全果重的70.9%。在100毫升果汁中，含糖9.8克，果酸0.37克，糖酸比26:1。其味浓甜，柔嫩多汁，品质上等。

2. 江南柑，一九三九年选出。据果农云，五举沱红桔林中很早就有江南柑。果实大小与大红袍相当，惟颜色特别鲜艳，深朱红色，光彩夺目。在树冠上，枝叶浓绿，丫盘紧凑。五举沱的江南柑中以吴家湾背后的一株品质最佳，形状、色泽最美。据四川省江津园艺试验站分析，果皮脆而薄，平均厚0.19厘米，每果含种子12粒左右，果肉脆嫩多汁，占全果重的45.7—58.3%，可食部分占全果重的70.3—74.3%；在100毫升果汁中含糖8.1—8.4克，果酸0.45—0.61克，糖酸比13.6—18.6:1。味浓甜、酸少、质脆、微香，早熟丰产，品质仍属上等。

3. 朱砂柑，据果农云，五举沱果林中很早就有朱砂柑，本县各地以及其他某些地方的朱砂柑都由此传出。叶片较小，叶耳更小，果实扁圆形，较大红袍小，平均果重54克，颜色朱红，油包大似朱砂颗粒（中药材），故名“朱砂柑”。据四川省江津园艺站的分析：平均每果种子仅0.9粒，基本无核；果汁占全果重的50%，可食部分占全果重的76.5%；在100毫升果汁中含糖9.69克，果酸0.96克，糖酸比14:1，汁酸味浓，且质多肉嫩。本品极耐贮藏，十二月下旬采收，可贮藏到次年三月后风味不变，是鲜食加工两用良种。

4. 香柑：果农云，五举沱很早也有香柑。现在的李市、沙埂等地的香柑就是由五举沱传出的。其来源据四川果树研究所徐绍舜的研究，可能是土柑与红柑的自然杂交种。在江津的香柑品系甚多，果实有大有小，皮色有黄有红，以红皮香柑风味最佳（种子很少，近于无核）。香柑是江津的特产，栽培历史悠久。民国二十七年四川省建设厅杨定伦在《四川柑桔调查》中说：“香柑与红桔无异，惟色深黄、味甜，可繁殖推广。”民国三十年在送省展览的果品及其加工制品的八个特产中名列前茅。单李市乡就年产香柑五十万枚（约合八万多斤）。遗憾的是售价太低，按当时币价每百枚才三十元，同期的大红袍红桔每百枚售价一百五十元，故后来香柑越来越少。现以沙埂乡选出的红皮香柑为例：枝叶纤细稀疏，小枝淡绿而少刺，叶片薄而少，果皮朱红色、薄、较光滑，包着较紧，油胞小、微凸；果肉深橙色，脆嫩化渣，酸甜味浓，汁多香气。据江津园艺试验站分析，果汁55.4%，果实可食部分72.4%，每100毫升果汁含糖9.66克，含酸1.02克，可溶性固形物12%，平均每果含种子0.3粒，基本无核。品质中上到上等，十月中下旬成熟。贮藏到次年二三月风味仍佳，鲜食或加工均可。经该站试验，香柑又是甜橙的优良砧木之一。

5. 土柑：果农云，土柑很早在五举沱红桔林中就有，境内其他地方的土柑皆由此处传去。如五十多年前的白沙黑石山聚奎中学（现黑石山果园）在五举沱买去的红桔实生苗中就有几株土柑。五举沱半坡有一株属细皮土柑，特柔嫩多汁，别具风味。江津是土柑原产地之一，栽培历史悠久。据光绪本《江津县志》记载：“白者亦名土柑可作糖饼”。《江津乡土志》（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编纂）记载更为详细：“一种白柑，俗呼土柑。用刀微去其皮，重压成饼名桔饼，用糖煮炙，食之能消痰化气。亦可制酒，名柑子酒，但微有柑子气。”据江津园艺试验站的分析，果实可食部分占80.8%，其中果汁65.5%，种子长椭圆形，每果16—21粒。十二月上旬成熟。土柑根系发达，耐寒耐旱，抗流胶病和根腐病，是嫁接柠檬、甜橙的优良砧木之一。

6. 其他珍贵桔类资源：据民国三十年四月《川农所简报》第三卷第四期载：“全川果品之实验表证，在江津第三届劝农大会上将各种柑桔品种陈列展览，而江津夹滩场罗家岗园户钟紫航氏送陈列之无核红柑，更为注目。”（无核红柑四川省果树研究所育种）。又据民国二十九年《川农所简报》第二十二期记载：“民国二十八年在五举沱除选出了大红袍红桔、江南桔之外，还选出种皮红桔：桔红色，果实可食部分56.1%，含糖8.798%，含酸0.853%，糖酸比10.3:1。还有扁红桔：桔红色，果实可食部分48.2%，含糖8.882%，含酸1.109%，糖酸比8:1。另在先锋场高石坎杨镜光果园中选得红皮柑，橙黄色；果实可食部分49.6%，含糖8.24%，含酸1.34%，糖酸比6.2:1。味香甜适口。”

三、江津红桔的发展

据调查和考证，江津栽培红桔以长江边上的五举沱、浒溪口为最早。沙埂乡大地村老果农张廷春说：“沙埂乡与两岔乡金家村顺山丘的红桔是同一时期栽植的，栽植最早的是张家湾张鹏于太平军入川时（约公元一八六五年）栽的，苗子由金紫乡老马岩传来。”据贾嗣乡老果农张万顺说：“贾嗣的红桔种子是由西湖石壁沱去的，金紫乡老马岩的种子也是由西湖石壁沱去的，但西湖石壁沱的种子又是从五举沱去的。”可见江津栽培红桔最早的地区是五举沱，由此传播各地。如合川的大红袍红桔就是由江津传去的。据一九五五年七月江津园艺试验站、合川县人民政府在《合川县柑桔果树生产情况调查汇报》中写道：“合川栽培历史及发展，从栽培到现在已一百三十余年，是由渠嘉乡天人村现年七十六岁的修枝看虫工人尹某（尹刀头的祖父）在渠河嘴购置田产后，将江津实生柑桔苗带入栽培，先实生繁殖，后简靠（高空压条）”（摘自四川省档案馆档案长期第二七二六号卷宗）。至今合川果农仍称大红袍红桔为“大河柑子”，而称平顶红桔为“小河柑子”以示区别。（见《四川柑桔栽培学》）

又据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四川经济日报》载：“江津素以出产红柑著名，其产量总额为五千七百万枚（约合一千万斤），每万枚值四五十元。以五举沱、沙埂场、夹滩场、大河北岸为多。”民国三十年六月《江津主要物产品调查》中也说：“五举沱红桔年产一千万枚（约合一百七十万斤）。”据一九四九年统计，全县有结果红桔36.5万株，总产1000万斤。

新中国成立以后，土地改革时期部分农民不了解党的政策，也未看到长远利益，将红桔砍了不少。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后，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所有制打乱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柑桔树又损失了一部分。因而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这十年间，全县红桔产量停滞在600—1000万斤之间。一九六一年因受“左”倾思潮影响，挫伤了群众管理柑桔的积极性，导致当年红桔减产。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后，开始纠正“左”的影响，实行林权下放到生产队，社员个人每户也有一至三株自留柑树，对征购负担过重的集中产果队又实行了调减征购。于是又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加强了土、肥、水及防治病虫等管理措施，是年获得了较大丰收，总产量达到一二二六万斤，超过了一九四九年的水平。

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再次受到“左”的干扰，批判“唯生产力论”、“金钱挂帅”、“割资本主义尾巴”，又严重挫伤了果农的积极性。一九七六年全县仅产红桔四百万斤左右，低于一九三六年水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发了两个发展农业的光辉文件，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七八年，中等收购价每斤由0.11元调为0.15元（广柑0.17元），极大地鼓舞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自觉地加强了红桔管理，使一九八〇年红桔总产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8倍，出现了江津红桔历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四、江津红桔的经济效益

在两千一百多年前的西汉时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蜀汉、江陵千树桔，……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所谓“千树桔”是指种植面积很大，所谓“千户侯”是指红桔的经济价值很高，种上“千树桔”就相当于一个“千户侯”的经济收入。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把种红桔当作治穷致富的“摇钱树”、给子孙后代造福的“传家宝”。这也是江津红桔两千多年来经过无数次的低温、干旱、虫灾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和战乱的摧残而仍兴盛不衰的内在原因。实际上红桔也具有其他树种望尘莫及的许多优点：

（一）主根发达，须根众多，吸收面广，具耐旱、耐寒、耐瘠和抗病虫等生物学特性，一般能忍受零下摄氏七度的低温。明代李时珍说：“柑树畏冰雪，桔树略耐寒，此柑桔之异也。”

（二）红桔之根际萌发力很强，素有“子孙树”的称号。五举沱、浒溪口的红桔林能从古代延续至今，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自身的根际萌发力。即在老树未死之前，根际即已萌发幼树，果农将它培育成大树称为“替子”，代替老树。往往一株红桔要萌发一至三株新树，致使整个果园株数递增，繁荣昌盛，代代保持下去。根际愈伤组织也愈来愈大，现在有的老红桔的愈伤组织有大如斗笠者，果农叫“根疤”。这根疤的大小，便是此株红桔繁衍代数的记录，也是研究红桔历史的“活化石”。

（三）红桔的丰产性能较强，在同等环境和管理条件下，红桔的产量较高。尤其在低温、干旱的自然灾害情况下仍能获得较高的产量。

（四）红桔的用途广泛。果实除鲜食外，还广泛用于食品工业，如制罐头、果酱、果酒、果汁。桔皮是常用的中药材，名陈皮，性温、味苦辛，功能理气、化痰、燥湿，主治胸腹胀满、呕吐、咳嗽痰多等症。桔皮去果皮内层壳叫“桔红”，理气化痰的功能较强；桔皮去果皮外层后叫“桔白”，功能和胃化湿。桔瓤上的维管束俗称“桔筋”，中药名叫“桔络”，性平、味苦，功能通络化痰，主治痰滞经络、咳嗽胁痛等症。红桔的种子称“桔核”，性平、味苦，功能理气止痛，主治疝气、睾丸肿痛等症。红桔的叶子，性平、味苦，功能疏肝解郁，主治乳痛、胁痛等症。红桔的花是大宗蜜源，可促进养蜂事业的发展，又是提取芳香精油的原料。其木材更为珍贵，质地坚硬，颜色绚丽，制造家具别具风格，称为“桔器”。江津白沙镇有一老艺人过去专制“桔器”家具供作嫁妆，运销重庆、上海及南洋、马来西亚等地，颇获高利。

（五）红桔是治穷致富的“摇钱树”，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传家宝”。古时遗留下来的老红桔林——五举沱，即今琅山乡柑园村，现尚有红桔46700株，其中结果的34400株，人平33株，常年产果二百万斤左右。一九八〇年产果335万斤，收入68万元，占农副业总收入85万元的84%。除集体提留公共积累71300元外，全村人平收入455元。收入最多的农民李培学从集体进钱9539元，加上家庭副业收入共11000多元。当年集体、个人在银行存款30多万元。村里应用历年积累资金办起了电力提灌站、农副业产品加工厂、小学、医疗站，整修了道路，安装起电灯，使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说明发展红桔对国家、集体、个人均有好处，同时对促进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食品加工业的发展，均具有重要作用。

在党的十二大阳光照耀下，江津许多荒山、薄土均可建成大大小小的红桔园。让江津的辽阔山河“侧树笼烟疑带火，山山照日似悬金”！

一九八三年7月

江津早期的电影放映

陈光楞

一、“新奇的玩意”

早在一九一三年，江津县城三倒拐的福音堂里就传出电影放映机的轧轧声了。这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在我们这座小县城里的一个缩影。一九二〇年左右，英国的基督教传教士盖牧师弄来一些风景片、滑稽片、宣传纪录片，每逢他的女王的生日、国庆、圣诞节日，就在教堂里放映起电影来，欢迎入会会友观看。人们被这“新奇的玩意”惊呆了，观者如潮。

到了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江津县东门禹王庙庙会会首夏润兰也玩起这“新奇的玩意”来。每年农历九月十三日办禹王庙会期间，就派人到重庆租来发电机、放映机和影片，在禹王庙内放映，供会友免费观看。从此电影和江津人民结下不解之缘，每逢盛会，城乡群众相约前往一睹为快。

二、有利可图

福音堂和禹王庙的盛况引起了津人刁之鲜、刁之楷等的兴趣，他们先后到重庆弄来机器和影片，在天香街卞家厅、老米市街天上宫（今江津川剧团地址）门前空坝，不定期地放映露天电影。其后津人孟顺清把天上宫简单改修成影戏园，又演川戏，又放电影。至此，免费观看已成“老皇历”，开营业售票之始。

外地流动电影放映商也纷至沓来“娱乐群众”，除在七贤街火烧坝搭棚放映外，还走乡串镇。一时间，《关东大侠》、《荒江女侠》、《白蛇传》、《大侠金罗汉》、外国的《黑衣盗》等片轮番在城关、白沙、油溪、李市等集镇无声地激烈厮杀（均是黑白无声片）。

三、抗战声中的“美人魂”

抗日战争爆发后，赵还吾创建了“抗建影院”，放映场地仍在天上宫。此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加强了对人民的思想钳制，训令影院每部影片上映前均得呈请县政府派员审查批准，始得公开上演。电影放映商唯利是图，岂肯冒天下之大不韪锒铛入狱！凡属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代表人民呼声的影片，均遭查禁，而那些荒诞不经的影片却通行无阻。是时，日寇猖狂，国难当头，在民众一片抗战声中，津城犹唱“后庭遗曲”。如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经县政府审查批准放映的影片，有五月七日起挂牌上映的《上海一舞女》、六月三日起放映的《风尘女侠》、四日起上映的《美人魂》上下集、十日起放映《荒江女侠》八、九集、三十日起放映《透明的上海》、七月十二日起放映《四大金刚》、十五日起放映《红蝴蝶》等影片。

“抗建影院”在抗战的炮火声中岌岌可危，由于场地椅凳残破简陋，放映时继时续，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加之当时物价飞腾，影院亏损颇大，只好“魂飞天外”，关门大吉。

四、“江声大院”与“新华舞台”

“抗建影院”停映以后，津人廖海涛、王子美等转顶接收了“抗建影院”的机器设备，并选定通太街五十八号（今城关派出所礼堂）为地址，创建了“江声大戏院”。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七月九日，江声大戏院经呈报县政府批准，正式开业，首先放映影片《前程万里》。票价分五元、四元两种，由重庆华联、华成影业公司供片。全场有座位六百个，每天平均收入八、九百元。上映的《木兰从军》（明星梅熹和陈云裳主演）和《玉堂春》、《精忠报国》等影片，曾达最高上座率。

江声大戏院经营四年，于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四月，与江津新华舞台（川戏停演）合并改组，成立新华影业股份有限公司，电影放映移到新华舞台（今江津电影院地址）。改组后由廖海涛任董事长，施翰屏（原新华舞台戏院经理）任经理，张仲篪（原江声大戏院经理）任副经理。

国民党统治末期，政权摇摇欲坠，社会风气更加乌烟瘴气。影院每次换片，当地豪绅、“歪人”经常无票入场，每当放映时，场内就有嘘哨起哄、流氓阿飞大打出手的怪现象发生。加之当地县政府五、三兩科，以审查影片为名，检查人员可以随便出入影院，门上人员不得阻止，影院秩序更加难以维持。情况之严重，致使新华影业公司不得不于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六月呈报县政府申请停映，呈文中有：“……每场均告客满，但售票数却不及座位数的三分之一，亏本过多，无法继续营业……”云云。而县政府的批文是：“……继续设法开业，不得停止放映……”后来政府增派驻军一排“维持治安秩序”，新华舞台始于九月再行开业。

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江津，新华影业公司董事长廖海涛、经理张仲篪等组织“反共保民救国军”，妄图顽抗。闻綦江解放，只得仓皇逃窜。由于影院主要负责人逃亡，江津早期的电影放映也就宣告结束。

五、片目留存

解放前，江津放映过的电影片琳琅满目，作为文史资料，尚有留存片目之必要，现摘录于后，以饷读者。除前已列述的以外，还有国产片《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王先生吃饭难》、《三毛流浪记》、《渔光曲》、《风云儿女》、《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十九路军抗日战史》、《姐妹花》、《野玫瑰》、《大侠甘凤池》、《火烧红莲寺》等影片；外国的有《月宫宝盒》、《南海美人鱼》、《出水芙蓉》、《阿利巴巴四十大盗》、《人猿泰山》、《泰山得子》、《飞毯》、《三头凶龙》、《义犬救主》、《宝石花》等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