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编辑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封面题词：杨超

编辑委员会：宋正棋、卞稚珊、王增辉、马骞、刘晓甦、侯铁生

校对：刘晓甦、侯铁生、刘国林

封面设计：刁焕文

目录

回忆（江）津、巴（县）边剿匪斗争……卢云亭（1）

在江津工作期间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回忆……王昭（6）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曲——回忆石蟆会议前后……宋正棋（15）

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的内幕……卞稚珊（19）

江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概况……卞稚珊、张宏福（24）

民主同盟在江津……廖掀（50）

杨子波（朱讯）——铁骨铮铮的无产阶级战士……龚灿滨（53）

从天心凼到延安……钟惦棐（56）

白云下面是故乡——《从天心凼到延安》续篇……钟惦棐（63）

告别了呵！江津——《从天心凼到延安》末篇……钟惦棐（72）

善于疏财的实业家邓蟾秋……程智铭（78）

邓燮康事略……古基祥（86）

何鹿蒿事略……县志办（90）

我的父亲夏芝宇……夏培雍（95）

聂祖辉和他的祖辉农场……梁大成（100）

忆儿时在老家过年……周开庆（104）

刘沧浪口述江津“民众剧社”始末记……江淀潮整理（111）

下关风与大理石油……彭邦桢（117）

宋美龄在白沙创办的新运纺织厂……王钦永（122）

蒋介石最后离川日期……周开庆（129）

王克明口述亚西商业银行……刘晓甦整理（133）

江津的银楼业……陈泽华（142）

白手起家的西药商——李选之……秦彬（145）

古绍辉集义酒厂在古蔺二郎滩酿造郎酒始末……李能富（151）

江津的义渡……王增辉（156）

江津县交通史上之最……廖宗扬（159）

白沙私立白屋文学院……刘子华（163）

江津县第一所校办工厂——大江机械厂……夏友梅（166）

江津县古代历史沿革琐谭……李恩琪（174）

“莲花石出兆丰年”史话……范征文（183）

江津历年伏旱情况……江防（186）

江津龙华寺见闻回忆……黄孝永（189）

补白：

荔枝三绝……黄山谷（85）

莲花石小诗……刘万荣（89）

莲花石小诗……李岗翔（99）

自汉口寄树坤……吴方吉（128）

题莲花石……江渊（132）

西归……吴方吉（157）

题中秋月夕图……佘雪曼（162）

腊初即景……钟云舫（165）

驴溪三咏……胡小石（173）

题莲花石兼寄张鹿秋……刘泽嘉（185）

回忆（江）津、巴（县）边剿匪斗争

卢云亭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份前后，随着四川全省的解放，江津县同时获得解放。广大人民兴高采烈庆祝解放，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阴谋，妄图挽回败局。在我军即将到达之前，即布置“应变”措施，特别是利用基层政权和武装仍然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的条件，作了组织暴乱的准备。江津县当时有八十多个乡，八百多个保，有乡保武装一万人以上，再加上国民党的军队、警察等人员，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势力。

我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带领近百名干部到达江津县，同地下党的县委会师的。会师以后，即重新确定区划，配备区一级的干部。到一九五〇年初开始进行征粮。我们的征粮政策是对地主要进行加征。这样一来，开始触及到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了，他们之中的恶霸分子便和部分国民党特务及其他反动分子联合起来，组织土匪暴乱。

江津县最早的土匪暴乱是在当时的四区即朱沱一带，时间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初，杀死我干部战士八人。随之是石门、油溪一带，土匪曾攻打我三区区公所并烧毁民房七百多间。在同一时间内，二区的双河场也有土匪组织暴乱，号称“川黔边反共保民军”，有三百多人，土匪司令陈绍北是个“袍哥”头子。双河场土匪暴乱对白市驿飞机场形成了直接的威胁。当时我驻守机场的部队一个连奉命到双河场进行剿匪，当我军进到双河场以后，受到土匪的包围和攻击。因我军一个连的负责人指挥不当，在撤退时牺牲十多人，丢失轻机枪两挺、步枪十多枝。这下子土匪的气焰更加嚣张了，胡说什么“解放军被我打败了”等等。土匪一下子发展到近二千人（其中骨干在八百人左右），从双河场发展到福寿场和巴县的圆明场等地，对白市驿飞机场的威胁更大了。土匪的口号是“先打下白市驿，后攻打重庆市”。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为了保证交通畅通，西南军区命令驻江津的35师104团团长张镰斧、政委鲁之沫同志负责迅速剿灭这股土匪。他们接到命令后，确定由张团长和县委商讨配合问题。县委决定由我和二区区委全力以赴，配合部队共同剿匪。部队一个营由张团长率领，在三月十日左右出发了。我因为还在开区委书记会，所以晚走了一天。为了保证途中的安全，104团抽了一个班携带轻机枪由我带领去和张团长会合。

我带这个班到德感坝和区委书记杨守林同志、区上的部分干部、区干队集合，共三十多人，去找部队。这时候由于土匪的造谣和威胁，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我们走到哪里，群众都躲得远远的。我们沿途还遭到了土匪阻击，根本听不到任何消息。张团长和部队到哪里去了，很难找。第一天没找到，晚上我们在九龙场的一个旧乡长家住了一夜。为什么住他家呢？因为这些人有可能和土匪是通的，如土匪打我们，我们就要整他，所以这一夜还是安全度过了。

但怎么找到张团长和部队仍然是个难题。经过研究，决定哪个方向有枪声就往哪里走，因为我们部队剿匪一定有密集的枪声，我们朝着有枪声的方向走。到了下午四点左右，在福寿场找到了。但是我们刚到，土匪就包围了福寿场，又是打枪，又是呐喊。我们住的房子上的瓦被土匪打得啪啪作响。张团长命令部队不准向五十米以外的土匪开枪。土匪靠近了，被一阵机枪、手榴弹打退了。

我们会合以后，才知道部队第一天在双河场、第二天在福寿场都打过土匪，但都是一些小股匪，没有找到土匪的“主力”。我们在福寿场住下后，即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确定计划总得有点情报作根据嘛，当时就是没有什么情报，我们真是犯愁啊！可就在这一天，巴县有位区干部向我们反映：“他的家属来看他，路上碰到一股土匪，打着几杆旗，抬着四、五副滑竿到圆明场去了。”从这个消息看，这股土匪很可能就是主要的一股。

因此，我和张团长决定部队早上一点起床，两点吃饭，然后出发包围圆明场。我们急行军，拂晓前把圆明场包围起来。张团长率领一个排向场的中心冲进去。这时土匪才发觉我们把他们包围了，仓促应战。这一仗，经过将近两个小时，上午八时就结束了。打死土匪五十多人，活捉三百多人，跑散的也不少。除土匪司令陈绍北几个人逃掉以外，土匪司令部的财粮、指挥等头子均被捉到。双河场、圆明场一带的土匪“主力”被我们打垮了。

战斗结束后，部队和我们都比较高兴。但下一步怎么办？怎么惩办匪首和暴动的头子？怎么争取群众、安定群众情绪、扩大战争胜利的影响和成果？就成了迫切的问题了。我和江津县、巴县的区干部研究，决定杀掉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其他一律释放回去，特别是被胁迫的农民一定释放。

杀哪些人？杀罪恶重大的匪首。根据这个杠杠，选来选去选了十个，确定要杀。但怎么杀？是杀了就算了，还是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罪状后再杀？如果召开大会，群众不来怎么办？经过研究，还是通过召开大会，来多少人算多少。出乎我们意外，通知发出后，召开大会的这一天，到了二千多人，会场内人山人海，挤得满满的。大会宣布了十个人的罪恶，并执行枪决，博得了广大群众的拍手称快。

被我们俘虏的三百多人怎么办？全部放。因此把他们召集起来，由我讲话，说明他们绝大部分是好人，是被坏人裹胁参加土匪的，现在一律放回去。但回去以后要求他们：一、解放军去了不要跑，如果跑了后又和土匪跑在一起是很危险的，要好好抓紧春耕生产，夺取丰收；二、要动员当了土匪的亲朋、邻居赶快交枪自新，人民政府不咎既往，如坚决干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三、要尽可能给人民政府和解放军送情报。当时一个老大娘向我说，她的儿子是好人被捉来了。我说，老大娘，哪个是你的儿子？她指着说，是那一个。我说：好，请你领回去吧。这样做，都是为了争取群众。这些人就这样一个不留地全部放了。

大会和释放俘虏以后，各村都自发地慰劳军队，送来了肥猪十多只、鸡蛋上千个，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过了几天，我和张团长带领部队回江津城，沿途看到群众思想安定了，开始下地劳动生产了。我们走到哪里，群众都欢迎我们。随后，津、巴两县边境的两个区委和人民政府的干部积极地做了宣传工作，反复解释我们的政策。经过几天的工作，仅江津县的双河场一带，当过土匪自新的近一千人，交出轻机枪两挺、步枪八百多枝、卡宾枪和驳壳枪十多枝。从此，解除了土匪对白市驿飞机场的威胁，使津、巴两县交界的大片地区社会秩序安定了。

随后，在张团长的指挥下，在江津县委委员、公安局长于子正同志的密切配合下，参照津、巴边境剿匪的办法，又剿灭了江津城附近鹤山坪的一股土匪。从此，江津县腹心地带的土匪被肃清了。在剿匪的同时，各区抓紧了征粮工作，剿匪斗争的胜利，保证了征粮工作的顺利完成。

江津县几起土匪暴乱，给江津县的广大人民和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我地下党党员、部队、南下干部牺牲近百人，国家粮食被抢三百多万斤。但是这场斗争又是不可避免的。剿匪斗争实质上是解除地主阶级的武装，为土地改革创造条件的斗争。在剿匪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主要作用，没有我们强大的解放军，消灭土匪是不可能的。再就是坚决地镇压首恶，争取群众。镇压首恶才能发动群众，支持群众，群众起来了，土匪就没有立足之地了。这些都是成功的经验。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七日

在江津工作期间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回忆

王昭

统一战线是我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一九五〇年，我从解放军转业到地方政府工作，对发展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实践，主要是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这是政府工作中最普遍、最经常的事情。在合作共事中能否处理好同党外人士的关系，是发展统一战线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它关系到能否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关系到能否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关系到三年经济恢复和完成“一化”“三改造”，以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

在县委领导下，我除担任县长外，还分管统一战线的工作，更促使我加强对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大胆探索，开拓前进。

江津县紧邻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当时已有百万人口，是一个大县。解放前反动势力强大，但革命力量基础亦雄厚，因而统一战线工作有良好的基础。当时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旧军政人员、工商界、教育界以及由地主阶级转化的开明人士。他们主要的特点是文化较高，知识面广。有的有真才实学，有的有工商业经营管理或从事教学的丰富经验。他们社会关系广泛，联系群众面广；有比较丰富的政治阅历，有为社会服务的才智，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和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真诚愿望。这些人中，有的过去曾同我党我军领导人直接间接地有一定的联系往来，有的在解放前有同学同事的历史渊源，有的曾保护、支持过地下党同志工作，作出过特殊贡献。这就表明和他们合作共事具有良好的政治基础。

但对他们如何帮助、团结、使用的问题，是通过反封建斗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工作的实践中，才逐步地了解和认识得更具体、更全面、更深刻，合作共事也就更见成效。在几年的共同工作中，我特别注意从下列几方面努力。

第一，恰当安排，发挥所长，放手使用，热情帮助。

这些党外人士都极愿做些工作为新社会服务，但他们不便毛遂自荐，主动提出要求。因此，党要根据解放初期的实际情况和任务要求，考虑每个人的特点、长处，逐步安排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经过协商和县委讨论，安排卞稚珊（与刘伯承元帅曾在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克武部同事，又是黄埔军校老教官）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政治协商会议的前身）的驻会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原副主席卞孟英（与刘伯承元帅曾在重庆陆军将弁学校同学）不驻会，以便他兼管自己工商业务。川东区工商联副主任何策襄（工商界代表人士）为县工商联主任，潘正文为副主任。程智谙（地主阶级开明人士，曾在刘伯承元帅领导下做过工作）为川东行署参事室参事。刘丹五（曾任过川军师长）为副县长。朱近之（教育界名流）为江津一中校长。其余的人如侯颖恬、王仲昌分别任县政府交通科、工商科副科长。

安排了这些人的职务，使他们有效力机会，对于稳定人心、团结上层人士、发挥他们的长处、更好地开展工作，大有好处。特别是鼓励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主动积极地发挥各自的专长，效果良好。但为了真正做到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使他们有职、有权、有责，我们除了“言必信，行必果”外，还要教育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同志，对党外人士要信任，要放手。他们的顾虑才易于消除，才敢大胆放心地工作，发挥其作用。这点我们是做得比较好的。

如卞稚珊（兼专区剿匪委员、县剿匪副主任）、何策襄（兼县剿匪委员）都能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自觉带头各缴五支手枪。当时一些士绅、银行、商号有枪愿交，但又怕交公安局后脱不了手。卞稚珊建议在黑板报上公告，可以交“各代会”转交。结果几天之内代收了三十多支枪。同时，也有将信将疑、交枪不彻底的。如许克勤（正太银号经理）只交了四支枪，另六支枪则扔进吊颈坎井内，后被查获，依法处理。赏罚分明，从而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不仅如此，由于统战工作的深入，还起了分化瓦解土匪的作用。如仁沱区通过民主人士周星平对乡保人员做了工作，社会安定，没闹土匪。有的地方如油溪区闹起来后，经过教育，也就很快地平息了。有的地方如柏林区地方势力张锡华、张觐光掌握有公私枪百余支，经过教育启发，并由卞氏弟兄保证，不仅没有缴他们的枪，还对他们补充子弹。当土匪暴动时，他们及时通风报信，出谋划策，不仅打垮了土匪，而且保护了区委李葆良、区长朱庆常安全脱险。总之，在县委领导下，党外人士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在军队剿匪中，尽心尽力做了不少工作。

在“五反”中，何策襄、潘正文都能带头自我检查，起了带动作用。“五反”后，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们自己的企业也积极带头，还苦口婆心地动员工商户，具体组织落实，使生产很快恢复，市场逐步繁荣起来。在公私合营中，何、潘都积极组织本行业带头合营，使江津城区成为江津专区第一个全镇实行合营的城镇，对全专区公私合营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在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时，除积极按政策执行外，并在召开的地主会议上，卞、何等都能现身说法，讲情况，交代政策，推动运动。但仍有个别地主分子装穷叫苦，抗拒运动，县府一面把他们拘留起来，一面又让卞到公安局向他们讲明形势，交代政策。因卞在他们中间较有声望，说服力强，故对分化地主阶级、减少运动阻力，起了一定作用。

在这些运动和工作中，许多党外人士普遍受到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明确党的各项政策，从而积极贯彻执行，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第二，同党外人士真诚合作共事，这是党员干部义不容辞的职责。

毛泽东同志说过：“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他人、垄断一切的权利。”这就说明在政府部门中党员干部和党外人士都是同事关系、平等关系，都是人民勤务员，都是代表人民来行使职权的。因此，党内领导干部要有合作共事、以诚相待、以心换心、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样的思想感情，才能与党外人士广交朋友，使他们大胆负责工作，发挥积极作用。这里广交朋友、民主协商是两个重点。

（一）广交朋友。

目的是搞好合作共事，就需要同党外人士交朋友，交诤友。为此，首先要放下架子，心平气和地同他们多接触、多谈心，以诚待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做到平易近人。其次，要虚心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特别对不同的意见和要求，更需采取倾听的态度，以鼓励他们敢于讲出他们的心里话，以帮助我们正确处理问题，做到推心置腹。再次，在交朋友时，我们首先要克服“左”倾思想影响，纠正那种高人一等、盛气凌人的作风，以消除党外人士不必要的怀疑和顾虑。实践证明，如果能这样虚怀若谷地礼贤下士，抓住“士为知己者用”这个特点下功夫，使其与党一条心，党外人士也就心悦诚服地乐为所用。

如川东行署政治协商会成立时，卞稚珊当选为驻会常委，三个月开会一次，每次留卞驻会，卞都推辞，到第三次则坚决挽留不放。卞无奈，乃函告我要他回县办移交，结果卞回县未去。后来我问卞：“你为何如此坚决？”卞答：“况振华（各代会秘书长）告诉我说：‘王县长预料卞先生这次回不来了。’这一句话激起我知遇之感，饮水思源，不能见利忘义。”这一事实，说明“士为知己者用”这一传统思想在党外知识分子中还是根深蒂固的。但我们要把这种思想引导到为党的事业献身上去。

要交朋友，贵在交诤友，就要有来有往，还要经常到他们办公的地方征求意见、协商事情、一起解决问题。发现他们在工作上有阻力或困难，就要主动帮助解决。这样会使党外人士更加心情舒畅，大胆放手工作。

如一九五一年六月在川东行署为抗美援朝的捐献大会上，卞稚珊代表江津县人民带头捐献战斗机三架、大炮一门，折合旧币三十六亿元。到八月下旬完成捐献任务85%左右，我准备把尾数摆到年终完成，向卞商量，征询意见。卞当即坚定地说：“不行！”我问：“为什么？”卞答：“应该一鼓作气完成。如果拖到年终，各项任务繁重，扫尾工作反难完成。”我问：“你有把握吗？”卞答：“很简单，一是每区指派一名干部，听我指挥；二是每晚十一时至次晨一时的电话归我使用。”我说：“行！”就这样到八月十四日提前超额完成三十六亿五千二百多万元，到九月二十八日止入库共为四十四亿四千七百多万元，超额百分之二十四弱，对专区各县起了带头作用。事后回忆，这“不行”二字，在当时卞能说得出口，我能接受得了，一切都从工作出发，彼此未介意，所谓“诤友”，殆指此乎！

如果党外人士在工作中无意识地发生了失误，我们要权衡轻重，主动承担责任。这是对他们巨大的支持，也是鼓励他们敢于大胆负责工作。如解放初县政府迁移白沙镇，需要修建一个大礼堂兼营电影业务，本来花钱不多，但“三反”时有人指责是浪费，要求对县领导追究责任。因卞稚珊是直接经办人，他主动要求承担责任，进行检讨。我当即制止他，并说：“你不懂，与你无关，应由我负责。”这样为之减轻压力，不仅密切了共事合作关系，而且增强了他独立自主地大胆负责工作的勇气。

（二）民主协商。

这是解决党与党外人士工作中一些矛盾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协商是民主的、平等的、真诚的，切忌一言堂。对批评建议，既不敷衍应付，又不强加于人，而是充分交换意见，集思广益，达到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协商应事先有准备，事后要落实。

协商的方式不一。有些事关全县大局，如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由县委书记卢云亭同志出面主持，传达上级指示，分析形势，谈任务，讲政策，指明实施步骤，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有些协商会是以县政府名义召开，或举行专门委员会如剿匪委员会、抗美援朝分会等，参加的人可以更广泛些，让所有委员都出席，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既沟通了思想，又取得了意见的一致。有些重大问题，会前还同卞稚珊、何策襄几个人先通通气，让他们先有思想准备。这样做，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谅解和支持，认识统一，步伐一致，效果良好。

党外人士和我们商量解决问题，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党员干部就要当机立断，表示态度，不能推三诿四，谁也不去解决问题。如果采取“等一等”“研究研究”那种敷衍塞责、推卸了事的作风，就会使党外人士无所适从，影响工作积极性。

第三，主动为党外人士排难解忧。

这是党员干部为了搞好合作共事应该做好的工作。当党外人士有困难时，要主动为他们解决，他们才能轻装上阵，尽力工作。

当进行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时，由于一些党外人士多少不一地在农村有土地，对农民有剥削行为，这就要求他们在政治上承认封建剥削罪恶，在经济上进行退赔。这是一次伟大革命运动，县委作了全面研究，既要坚持原则，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又要结合实际，照顾党外人士困难。首先由县委书记、县长邀约卞稚珊、何策襄等一起到农村巡视检查工作，听取农民诉苦，接受再教育。这对他们启发很大。次一步，通过城乡联络站，请农民进城，举行见面会。这些同志都能主动认罪，分别积极退赔。

作为“各代会”副主席的卞稚珊，理应带头。我事先告诉他，他面有难色。我知道他家庭负担重，无浮财，便一面责成他带头，一面又动员何策襄、王仲昌帮助他向盐商借了些钱，使他得以完成任务，卞对党的关怀异常感激。

又如“三反”运动进入高潮时，有人认为抗美援朝捐献数量大，没有任何证据，又未经领导一一审阅，指责分会一定有贪污（其实他们不知道，捐献款是由群众直接交银行入库，抗美援朝分会一律未经手），以致采取“左”的手段，限期要卞交代清楚贪污问题。卞那时有口难言，感到积极工作反受委屈，怀疑县领导对他不信任，产生轻生念头。便以试探语气向我反映困难处境。我感到情况紧急，必须当机立断，立即制止追逼。卞从绝处逢生，对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至今犹念念不忘，感叹不已。

再如何策襄任工商联主任，在“五反”中有些问题，都是经过说理办法，协商退赔，适可而止，达到双方满意。这些问题，都经县委专门研究，分别进行工作，为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解除思想顾虑，做到合情、合理、合法。同时也使他们得到了锻炼。

此外，对党外人士在生活上的物资供应、住房安排、疾病治疗，党内外都要一视同仁，一样对待，党内干部不能有任何特殊。而且还要把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好作风发扬光大。

第四，团结和斗争问题。

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如对待消灭封建制度，涉及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时，由于认识不一致，就必然产生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只有本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解决。

如夏仲实是川东有名的民主人士，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他的侄子夏培德是个民愤较大的恶霸地主，为了逃避群众斗争，他长期躲藏在夏仲实家里，群众不敢来要人。如何办？采取了群众和夏仲实面对面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以达到他把夏培德交出来的目的。经西南局统战部程子健部长的安排，我和白沙区委书记尹盛鸣同志带三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出席了座谈会。程部长主持座谈，夏仲实和几个民主人士参加。农民代表愤怒地接二连三地控诉了夏培德的罪行，经程部长同夏仲实反复协商，夏仲实遂将夏培德交公安局按照给出路的政策依法处理。通过这次教育，对团结夏仲实是有利的。

时代在前进，新情况不断出现，要跟上形势的不断发展，就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我们和党外人士都是在不断学习和斗争实践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有时共同学习，一般一个月一次。通过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跟上形势的发展，做好革命工作。

学习的收获是大的，正如卞稚珊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说的：“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前半生我与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后半生则与共产党有肝胆相照的共事关系。通过几十年统战政策的学习和感受，前者已逐渐消失，后者则日益亲密。因此，才有今天不用扬鞭自奋蹄的一点自觉性和主动性，在四化建设、祖国统一大业中做了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总的说来，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既要肯定成绩，也要承认有缺点。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克服我们的缺点，从不足中吸取力量和智慧，把我们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搞得更好。

一九八七年夏写于永川干休所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曲——回忆石蟆会议前后

宋正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广大农民在这一思想路线鼓舞下，大大地激发了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逐步地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老框框，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伴之而来的往往会引起新思想、新观念同过时的旧思想、旧观念的斗争。旧思想、旧观念在新思想、新观念的激荡下，逐步缩小阵地，最后归于消失。根据我的亲身经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这样发展的。

继《四川日报》发表了《田坎上的文章》之后，四川省委又于一九七九年下达了（79）100号关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文件。县委一班人心里亮堂了，思想统一了。县委主要负责同志立即领导全体委员学习这个文件，领会这个文件的精神实质，特别是对其中“群众自愿，按人定量，三包一奖，责任到户”等规定，进行了反复讨论，明确了责任制与所有制的区分，扫清了“三怕”（怕麻烦、怕完不成定责任务、怕犯右倾错误）的思想障碍，随即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制定落实这一文件的措施。

一九八〇年春，永川地委根据省委文件召开了县书记会议传达，我县接着于六月份在石蟆区召开区委书记会议，进一步检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其中包括了田坎包产到户的内容。

我县自从省委（79）100号文件一下达，各区即纷纷行动起来。如龙门区梁家公社新店一队就按田坎每丈交产三斤包产到户；仁沱区马鬃公社将田坎、田壁采取三种形式经营：1、定交产任务包产到户；2、按田埂划片（以三户为一片）承包；3、将田坎分片实行生产组承包，产量计入生产组总产量内。当时以石蟆区动手最早，所以县的区书会议就定在石蟆召开。

我当时任县委副书记，参加了会议。从实地观察中，可以看出我县农村经济体制发展的新情况。石蟆区仙鱼公社有七十七个生产队，除八个生产队的田坎是由作业组集体种植外，其余六十九个生产队共三十万零八千丈田坎都已包产到户，占公社田坎总数百分之九十。一九七九年由集体种植，收了粮食八十三万八千九百斤；一九八〇年包产到户种植后，平均每丈田坎收粮五斤，共收粮食一百五十二万余斤，加上集体种植部分，仅田坎上就比上年集体种植多收粮食一倍以上。

其中仙鱼四队，一九七九年集体在田坎上种植，只收粮食一万八千八百二十斤，一九八〇年包产到户种植收粮五万四千八百一十斤。仙鱼五队一九七九年集体在田坎上收粮食二万四千九百二十斤，一九八〇年包产到户后收粮六万五千一百六十斤。

石蟆区二溪公社有六十七个生产队，除了十四个生产队的田坎仍由作业组集体种植外，其余五十三个生产队的田坎和田壁，都全部包给社员种植。以该公社兴隆大队为例，这个队有田坎九千四百丈，一九七九年由作业组集体种植，只收粮食一万一千斤；一九八〇年包产到户时定产为二万八千斤，实收时达三万九千斤，比上年集体种植净增二万八千斤。其中一九七九年收豆子八百六十三斤，玉米四千斤；一九八〇年包产后收豆子三千斤，收玉米一万八千斤。

从以上石蟆区两个公社的情况表明：包产到户是农业增产的有力措施之一，也是我县各区在这一改革问题上的缩影。

在实行田坎包产到户的过程中，最初，我们心里总觉得拿不稳，既怕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又怕超过政策界限。因此，在进行中，往往出现老同志按文件、卡比例；青年同志无主见，打混战。我们边干边学，从实践中体会包产到户是在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适当地给予社员自主权，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是农村致富之路，以农村经济繁荣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它是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承包责任制，而不是以承包制代替所有制。

认识既明，行动迅速，全县的农村田坎包产到户也就普遍地开花。在为广大社员普遍欢迎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具体问题，如种子问题、管理问题、肥料问题、对大田作物的影响问题等，都必须及时加以解决。通过实践，各区党委都细致地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如德感区就规定了七条约法，作为干群对田坎承包的行动准则：1、不准砍毁田坎上的桑树；2、田坎只能加高，不能加宽（防止任意加宽会减少种秧及影响蓄水）；3、不准担粪走稻田；4、田坎、田壁不能种南瓜、丝瓜等作物及破坏水土保持与影响水稻作物；5、未经组织批准，不得私自放水；6、田边、地角应留好下田作业的道路或栽种不易践踏的作物；7、肥料在保证集体需要的情况下，积极投资投肥，办好集体养猪场，多积优质肥，为大田作物和承包田坎提供足够肥料。

各区根据实际情况均订了类似的公约。同时，在加强领导、进行具体帮助、作好产前产后服务工作、解决用水矛盾、防治病虫害、调剂籽种、提供技术指导等方面，各级领导部门也都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

这场改革的序幕，确实是从田坎开始的。由于田坎承包政策的落实，粮食大幅度增产，给后来逐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全面落实生产责任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奏曲。

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的内幕

卞稚珊

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了《训政时期约法》，一时间紧锣密鼓，大吹其所谓“民主”政治。我作为历史见证人之一，对其中内幕略有所知，仅就记忆所及述之。

一、矛盾重重，胡汉民忽遭软禁

一九三一年二月下旬，当时国民党内的二号人物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了。蒋扣胡的原因，是由于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蒋打败了冯玉祥、阎锡山以后，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目的是商讨拟定一个约法，然后根据约法准备于次年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以实现他向往已久的“总统梦”。可是胡汉民对蒋的专横自是早已不满，他才以效法美国宪法精神为名，提出现役军人不能参加总统竞选，以致两人矛盾激化，胡终于被软禁于南京双龙巷孔祥熙公馆。

此举很快就激起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如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统一政府的“胡汉民派”、孙科的“太子派”、张继的“西山会议派”等首脑人物，都知道蒋介石之为人，为了避免株连，纷纷潜去上海谋取对策。在广州，与南京国民党貌合神离的政治分会中的“元老派”，如邹鲁、古应芬、肖佛成、邓泽如和“两广实力派”李宗仁、黄绍竑、陈济棠、白崇禧、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等，对于作为他们政治支柱的胡汉民无端被扣，更是激烈反对。

这时在香港的前北平扩大会议主席汪精卫，不甘心他在不久前同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的失败，又利用西南反蒋的机会，企图东山再起。他于一九三一年五月间与西南合作，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成立西南国民政府，以与南京国民政府唱对台戏，借以迫使蒋介石释放胡汉民。

西南这一行动，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计划，使他扣胡的阴谋遭到挫折。在此以前，正当西南酝酿军事反蒋之际，蒋介石也曾考虑到这将不利于共同制定约法，更不利于团结反共，因而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除了原派戴传贤、邵元冲、吴稚晖三人对胡进行劝说外，旋又增派陈布雷、张静江、于右任、叶楚伧、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吴铁成等——前后共十一人，对胡汉民进一步施加压力，要他放弃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却始终遭到胡的严词拒绝；另一方面，趁胡失去活动能力的机会，积极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以图得到在胡汉民身上得不到的东西。

因此，为了对这一会议增强压力，他又拼凑二十万大军，向江西红军进行所谓第二次“围剿”，并下令前线必须于五月五日前即“国民会议”开幕前，攻下中央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瑞金等地，消灭红军，以显示他的威力，借以消除对他“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怀疑和动摇情绪。尽管蒋介石因西南造反而采取的两个对策都宣告破产，但是，蒋介石并不因此作罢。

二、扮演配角，张学良权作上宾

蒋介石并不因胡汉民作梗、西南分裂、江西军事一再失败而放松对党、政、军权的独揽。一方面，他认为冯、阎业已下台，张学良又被拉拢过来，这几股当时最大的实力派都在他纵横捭阖的权术下屈服，正宜抓紧时机，从政治上为将来爬上总统宝座找根据，所以必须召开“国民会议”。而另一方面，他明白，如果不是张学良投顺过来，他早被冯、阎打垮。现在冯、阎名虽下台，但仍拥有几十万军队，依然保持强大的实力。而张学良进驻平、津，实际是取冯、阎而代之。由于东北军与西北军早有多年的历史渊源，两军上层人物之间，也各有各的深厚关系。因此，蒋介石这时既怕张学良独自吞并冯、阎部队，壮大了别人孤立了自己，但又不能不依靠张学良。

为此，蒋介石采取了分化、利用、限制的策略来对付这些“杂牌军队”，企图借人之手，消灭异己。这就是蒋介石要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急急忙忙地在南京召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会议，标榜民主政治的内幕。

“国民会议”召开时，我在南京担任首都保安警察总队长兼南区城防指挥，被派充任这次会议的警卫官。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作为蒋介石最重要的上宾，就是张学良，是这次国民会议中最适当的配角。蒋介石心目中，只要把少帅敷衍过去，就万事大吉。因此，他贯注全神，抓住这个关键，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保证会议安全，严防被人捣乱破坏。对胡汉民加强看守，既不让一点消息传给胡汉民，也不让胡汉民有一句话透露到外面。为此，特命我抽调两个大队和机枪、手枪、骑巡、车巡各一队，配合宪兵担任会场内外警卫。会场在中央大学，是专为召开这次会议而设计建筑的。主席台下面筑有钢筋水泥的地下室，会议期间，要布置一个中队住在里面。担任警卫的官兵都要经过严格挑选，每人要具三个连环保结。主席台顶设有瞭望台，有钢筋水泥掩蔽体，四方各置一挺重机枪。场内各要道有全副武装的岗警，各进口处有门警，转弯抹角的地方有暗探。场外附近街道有骑巡队、车巡队分段巡逻。主席台以及蒋介石、张学良的休息室全由侍卫队警卫。除持有特许证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会场。

此外，出入证分四种颜色：红色的可以上主席台，蓝色的可以进会场，黄色的只能到旁听席，白色的是工作人员证。警卫人员的行动都有一定限制。警卫处长（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兼）可以上主席台，进出休息室，警卫官也只有工作需要才能出入会场，其他服务人员只能在指定范围内活动。就这样，几乎是用人盯人的办法保证了会议的安全。

三、灯红酒绿，蒋介石施展手段

为防止夜长梦多，会议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以便议案能顺利通过。蒋介石也充分估计到，除了“少帅”一伙人之外，是不会有人持异议的。因此，他就用全副精力来对付“少帅”。针对“少帅”的吗啡癖、舞癖，就精心安排一套疲劳轰炸的日程，使“少帅”一伙人夜以继日地奔忙于“三会”（开会、宴会、舞会）之中。

最要紧的是招待。为了争取“少帅”一伙人的欢心，他们需要大批的舞女、歌妓和香槟、白兰地、金山橙、巧克力、雪茄烟、人头土（印度鸦片）以及山珍海味、点心罐头等等，都是从上海用火车运来的，真是珍馐满目，应有尽有。招待的对象，主要是张学良一方，从上至下，分别指定专人负责。如张学良由吴铁城、张群招待，于凤至（张学良妻）由宋美龄、宋霭龄分别陪伴。高级幕僚如王树翰、莫德惠、刘尚清、刘哲、沈鸿烈、鲍文樾等则由各部、院、会每日轮流设宴招待。宴会后，备有舞会、戏剧、杂技、清唱、电影、台球以及烟赌等各式各样的娱乐场所，各投所好，各尽其兴，不到鸡啼，不会收场。

娱乐场分等级：高级的设在宋子文、孔祥熙、张群、吴铁城、吴国桢等人的豪华别墅内；一般的则设在励志社、中央饭店、安乐酒家等处；至于中级以下的随员、副官、卫士、司机等都安排有相应的人员陪吃陪玩，不使一人向隅。使得张学良同他的幕僚之间，整天忙于酬酢，沉醉在灯红酒绿之中，难得有机会见面。至于下级随从，更是有吃有喝、有收入。如宋美龄第一次欢宴于凤至，赏给于的随从人员就是三千银元。还有陪赌的人员，奉命只准输、不准赢，输掉的准许到总务处作“特别费”报销。

在上述措施下，使得张学良这一方对会议的进行毫无准备，也无暇准备。而蒋介石那方就大为不然。每晚深夜，蒋介石都要亲临国民党中央党部召集亲信，亲自主持秘密会议，有计划、有准备地安排次日议程。提什么案，哪些人发言，如何监视表决，均作了布置。并有意识地安排座位，彼此交叉，便于控制。

就这样，张学良连文件都来不及看，更谈不上提什么意见，就糊里糊涂随声附和：“赞成！赞成！通过！通过！”蒋介石毫无阻碍地达到了预期目的。

可是，他并不因此就摆脱了所处的困境。他忧心忡忡的是不甘心于江西军事上的一再失败。在“国民会议”收场以后，他又重新调集更多的军队进行挣扎。突然，“九一八”事变爆发，震动全国，形势逼人，终于打乱了他的如意算盘。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日

江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概况

卞稚珊 张宏福

（一）

作为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地方组织之一的江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政协江津县委员会的前身。从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召集起到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政协江津县委员会成立止，经历了五届，共召开了十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届会议都选举成立了常务委员会，并在城关镇成立了镇的各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前后召开过二十九次会议，以执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设机构的职能。它们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活动中心，是联系代表协助政府工作的组织。

因此，它的作用：一方面是进行协商、提出建议，协助县人民政府传达政令、推行工作，及时向政府反映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另一方面通过它能团结和教育各民主阶级的人民，促进团结和进步。

江津县各界人民代表名额按照规定为五百零四名；常务委员会名额为三十三名，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从第四届起并增加有武装代表，到第四届第三次起又特别增加有劳动模范代表和烈军属代表。这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作用，正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组织形式的逐步扩大而日益巩固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江津县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间胜利地进行了征粮、剿匪、反霸、减租退押、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恢复国民经济、“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革命运动。在这一系列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从一九五三年起江津县又同全国一道，在全县范围内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着手有系统地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工作。一九五四年，江津县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此期间，江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历届历次会议都是紧密围绕上述革命运动和建设事业作出决议、提出任务，交由常务委员会执行。在协助政府、联系人民、推动各界人士参加实际斗争和组织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等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全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

这些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协助政府动员和团结全县各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

当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打到我国边境，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根据全国广大人民的共同要求，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发布“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以后，江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立即响应，并配合有关方面积极动员广大人民，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激发了全县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清除了遗留在一部分人中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大大地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和建设事业的开展。

如一九五一年一月在动员群众救济朝鲜难民的工作中，超额完成了任务。在“五一”劳动节举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和单独对日媾和的示威大游行后，我县人民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签名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宣言。紧接着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六一”三大号召，江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委会又会同江津县抗美援朝分会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动员和组织各界人民以实际行动热烈响应。

在推行爱国公约方面，全县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订立了爱国公约；在捐献武器运动方面，共捐献了三十六亿五千二百多万元，足以购买三架飞机、一门大炮而有余，按照计划提前超额完成了百分之二十四的任务；在拥军优属工作方面，积极参加了历次“八一”建军节和春节的拥军优属活动。

同年八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归国代表文路同志和一九五三年归国代表韦晨爽同志在白沙、城关两地作传达报告时，均会同抗美援朝分会组织了一万五千人至一万九千五百人的听众参加，有力地推动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运动。一九五三年九月，还推选了工农业劳模代表江津人民参加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四川分团赴朝慰问，历时四月，和四川分团的其他代表一道，胜利地完成了全省人民所交付的任务。慰问归来后，又在县的重点区、乡普遍进行了传达，对推动全县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志愿军归国代表崔明礼、张静贤两同志和江津县志愿军一级英雄、特等功臣谭炳荣同志，分别在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先后连续在白沙、城关两地向群众作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英勇作战和立功经过的报告，会同抗美援朝分会组织了三万四千二百人的听众。事后还组织座谈讨论，掀起了各界人士学习志愿军热爱祖国、艰苦奋斗的热潮。

围绕上述各项运动和国际国内各项重大事件，先后组织了各种座谈会和时事讨论会以及专题报告会共232次，在团结、教育各界人士提高认识方面，收到了显著效果。

为了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又动员和组织各界人士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发动的各项工作和活动。特别是在一九五二年“中苏友好月”活动中，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协助中苏友好协会制订计划、加强领导、组织力量，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使广大群众受到中苏友好教育的达全县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八，发展新会员九万七千五百人。仅白沙一地就展出图片三十四次，观众达一十三万七千四百人次。从而提高了群众的政治水平，进一步认识祖国的远景，认识中苏友好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

自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表“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及周恩来外长发表关于“坚决反对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以后，又及时组织各界人士进行座谈讨论。紧接着为了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宣言，开展了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签名运动，并配合有关方面动员、组织各界人士积极进行学习和宣传，使广大群众再一次受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全县人民一致表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和信心，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搞好岗位工作的实际行动支援解放台湾，为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安全、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二、在协助政府动员和组织各界人士参加各项社会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方面：

减租退押中，江津县各代会常委会发起“连锁”运动，收到487封回信，影响开明地主报实田产，收到一定效果。

在土地改革中，驻会委员除积极投入运动并参加土改委员会工作外，还组织了工商界人士一百人到农村协助工作，受到了深刻的实际教育和锻炼。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各代会除采取各种方式广泛地向各界人士进行宣传并号召对反革命分子积极检举揭发外，前后收到口头或书面检举105起。此外，不少代表还参加了审判和审查案件，协助量刑和清理积案等工作。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各代会成员都投入了这一运动。除极少数人抗拒改造外，绝大多数人都对增产节约的重大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愿意接受改造。之后，又推动他们参加了“五反”审查定案、追赃、自查补报等工作，为以后对工商界人士开展爱国守法教育奠定了基础。

在响应毛主席的“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号召下，仅四届二次会议上，各界代表订出了增产八百一十四亿元、节约粮食五万吨的奋斗目标，出席的176名农民代表都书面保证搞好各自的丰产来推动全面。事后了解，共完成了九百四十七亿元的计划。

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立即组织各界人士系统地反复地进行宣传学习。通过宣传学习，单就白沙工商界来说，原来自查补税的营业额不过二十多亿元，经过思想动员，提高了觉悟，就暴露出违法的花样达七十多种，偷漏额竟达一百二十多亿元，大大地提高了对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思想界限的认识。在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也就有利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人民政府的管理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及工人群众的监督，从而积极生产、爱国守法、改善经营，努力争取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可是，由于当时是在“三反”“五反”之后，有不少人存在丢包袱、吃光拖垮的错误思想。经各代会调查了解，及时反映情况，协助政府和有关方面召开了各种形式的会议，耐心地启发、批评，进行前途教育，基本上纠正了这些错误思想，逐步地提高了爱国守法的经营积极性。

在《婚姻法》宣布后，曾组织各界代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和学习，并几次协助办理国家经济建设工作。在普选工作开展后，又组织代表小组下乡参观，使他们对人民民主制度的选举获得了更深刻的体会和更实际的认识。并号召所有成员都参加基层选举工作，起到了骨干作用。

在中共中央提出宪法草案初稿后，除协助政府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参加宣传活动外，还组织了各方面人士620人进行反复讨论，在讨论中曾提出五十六条意见供政府参考。

此外，在土地还家以后，在组织起来、增加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各代会曾作了不少工作。特别是通过四届各次会议，使广大农民增强了人定胜天的信心，克服了封建迷信的传统思想，热火朝天地组织起三十万抗旱大军，战胜了一九五二年的严重春旱，从而使农民对组织起来力量大的道理受到了生动的教育。

随着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又响应政府的号召，开展一个以互助为基础、以劳模为骨干的群众性的千户百组五十村的爱国增产连环竞赛运动，提倡千斤亩，掀起丰产竞赛高潮。各代会180名农民代表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取得了典型经验，全面推广，消除了农民生产到顶的思想，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步打下了基础。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工作，一方面使得各项革命运动和建设事业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协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各方面人士的觉悟水平，推动了各方面人士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三、在组织和推动各界人士进行思想改造方面：

各代会组织和推动各界人士学习的工作，是在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开始的。为了使各界人士进一步认识资产阶级“五毒”思想的危害性和需要彻底清除的必要性，以巩固“三反”、“五反”的成果，先后组织了白沙各界上层人士27人座谈讨论关于资产阶级在不同国家与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区别和关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以及如何正确了解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等问题。这对澄清“三反”“五反”以后产生的混乱思想，帮助各界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认识社会发展趋势和自己的前途，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建立正规的学习制度，于1952年9月25日通过五届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根据川东区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协秘（52）字第三十号的通知，转发全国政协“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指示，结合我县实际情况，暂以领导无党派人士、工商界、文教界、科技人员及宗教界人士为主要任务，当即推出九人组成学习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理参加学习人员的登记编级编组、制订学习计划、解答疑难问题和收集印发学习资料、交流学习工作经验等具体事务。在白沙成立中心小组，视成员水平编为甲、乙两级；在县工商联、城关镇协商会分别成立两个学习分会，经常参加学习的人数共约140人。

组织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帮助各界人士正确领会《共同纲领》的精神实质，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过渡时期的各项政策和法令，求得在思想、理论和具体行动统一的基础上，发挥工作的积极性，并向其所联系的群众进行宣传教育，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学习内容：先后学习了《共同纲领》、联共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有关文件等以及有关时事政策。

学习方法：采取自学、漫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必要时请党政负责同志作报告，以讲课方式对重点问题进行辅导。每周学习二次，每次三小时。此外，还在小组下由三、五人自由结合组织互助组，为小组讨论作好准备。

通过几年来的学习，结合我国一系列的生动现实和政策教育，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由于认识有了提高，不仅消除了许多不必要的思想障碍，而且鼓舞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热情。这方面的具体事例是很多的。

四、在联系代表和处理人民意见的工作方面：

我各代会联系代表并通过他们更广泛地联系人民，征求并反映人民意见，提供政府参考的工作，是逐步积累经验、逐步改进、逐步完善、逐渐形成了经常化、制度化。首先订立了“代表通讯联系办法”，要求代表每月至少用书面或口头与常委会联系一次，回报活动情况、反映人民意见。常委会每周出刊一种“通报”（后改为通讯），将代表执行决议的典型材料、参加中心工作的模范事例以及人民群众的合理建议等尽量刊出，交流经验，对代表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为了便利代表们的回报工作，各代会又印发一种“分类联系表”，代表即根据要求，按时逐项填报。这样不仅可以加强代表联系，而且更能有重点、有系统地了解代表活动情况和人民的反映。

其次，为了发挥集体的作用，从四届二次会议起，在各区所在地还建立了“代表中心小组”，每十天开会一次；各乡建立了“代表小组”，每间隔一个场期碰头一次，以加强代表与代表之间的联系。而常务委员即作为中心小组的骨干，一方面传达常委会的通知和意图，另一方面汇报本组代表的活动情况。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后来又把碰头会变为学习会或工作会，学习有问题就谈学习，工作有问题就谈工作。这样从实际出发，大家都感到有帮助，因而形成了习以为常的制度。

为了提高联系工作的效率，各代会指定专人负责，建立起逐日登记和定期检查、催办的制度。凡代表或人民群众反映有关政策法令实施中的问题，不论批评或建议，都认真调查研究，拟具初步意见，用“三联单”送交有关部门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尽快转知代表或其他反映意见的人。

仅就一九五三年中，各代会发给代表的信函有1322件，通报16320件（包括学习资料3570件、宣传参考资料4080件、典型事例3060件、介绍经验4080件、模范讲话510件、介绍志愿军英雄事迹1020件），收到代表集体和个人的回报有286件。

此外，各代会还成立了人民接待室，单就白沙来说，在一九五三年中，人民直接来信来访的共有155起，已处理结束144件，未得彻底解决的7件，待处理的4件，基本上做到了“有文必复、有问必答”、“件件有着落、有交代”。因而树立了代表在群众中的威信。群众普遍反映：“向代表提意见真顶事，什么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总的说来，通过以上几项主要工作，从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起到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止，作为我国民主制度建设的江津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各届各次会议中，在协助党和政府圆满地完成了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的同时，也解决了当时当地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由于认真地解决了人民日常生活中带一般性的问题，也就更加增进了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这是各代会一次比一次能够更好地开好会议的一个主要前提。

具体作法是抓住了以下几个环节：

（一）加强代表的代表性是开好会议的基础，也是决议能够变成现实的重要条件。

（二）会前搞好准备工作是开好会议的前提。

（三）会上充分发扬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这是体现民主政权的重要关键。

（四）认真、及时地处理提案，这是民主的当场兑现，也是进一步发动群众的关键。

（五）会后做好传达工作，这是推动群众以实际行动把决议变成物质力量的重要一环。

（六）搞好学习工作，是帮助各界人士提高政策水平、从思想上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方法。

（七）联系代表处理人民意见，是一件复杂细致的政策性工作，必须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

（二）

以上对江津县各代会总的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下面再对历届情况分别加以叙述，以供参考。

第一届第一次会议

江津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由江津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精神，经过积极筹备，召集了各人民团体、各界人士的代表进行了认真的协商酝酿，于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城关镇（现名几江镇）隆重举行，历时五天，圆满结束。

这次会议代表名额的分配是：驻军六名，中共十一名，机关二十三名，工人四十八名，农民一百八十四名，学生十三名，文化教育界十八名，妇女十三名，工商界二十八名，自由职业八名，少数民族一名，特邀三十二名，共十二个方面（界别）三百八十五名。

会议经过到会代表热烈讨论，一致拥护党政军首长所作的关于形势的报告，表示要努力完成剿匪、征粮、生产三大任务。会议选举产生了各代会常设机构——第一届各代会常委会，委员三十九名，他们是：朱志华、刁华轩、杨炯、张秉均、刘立昌、吴凯荣、朱继周、吴树荣、周万银、钟明章、舒应泉、龚由书、吴武银、马中健、朱近之、陈石夫、赵铭彝、涂伯平、徐斯科、夏仲实、卞孟英、罗承彦、郭其书、陈广喻、刘永怀、裴立勋、张维新、聂芸村、罗枝秋、孙建屏、漆宗棠、朱雅舟、程凌霄、秦慎先、罗开智、卢云亭、黄至刚、赵一川、熊伯涛。

还选出了主席赵一川，副主席卢云亭、熊伯涛、夏仲实、卞孟英。

各代会常委会第一届组织情况

常委会下设三处、三会。

三处：

• 秘书处：处长曹逐非，副处长杨近愚，文书、事务各一人。

• 宣教处：处长漆宗棠，副处长朱近之，并委员三十一人。

• 联络处：处长卞孟英，副处长马中健、刘永怀，并委员八人。

三会：

• 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化成，副主任委员于子正、卞稚珊，并委员十二人。

• 粮政委员会：主任委员阮曙曦，副主任委员秦慎先、罗枝耿、上官希文、夏仲实，并委员六人。

• 生产委员会：主任委员夏仲实，副主任委员熊伯涛、杨赞卿，并委员十二人。

上级指示江津县成立剿匪委员会，故治安委员会与剿匪委员会合并。

常委会于四月十六日决定以四牌坊原廖海涛住宅为会址，即日开始办公。

第二届第一次会议

县各代会二届一次会议由县人民政府和各代会常委会联合通知，于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城关镇县新华电影院召开，会期四天。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来自十三个方面（界别）共四百九十一名。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在名额分配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计驻军六名，中共二名，机关二十名，工人四十名，农民一百九十八名，学生十三名，文教界十八名，妇女八名，工商界二十八名，自由职业八名，少数民族二名，乡镇地方代表一百三十六名，特邀十二名。

会议开幕词中指出：第一届各代会经过半年的努力，基本上完成了征粮、剿匪等任务，并将开始进行新的工作。会议听取、讨论并一致通过了王昭县长的报告：关于彻底实行征粮、减租、退押、反霸、剿匪的五大中心工作的提议。会议向毛泽东主席等各级领导人发致敬电八件。

会议选出第二届常委会委员三十三名：
王昭、熊伯涛、于子正、陈石夫、卞稚珊、阮曙曦、周化成、罗善初、张觐光、王沛贤、张维新、卞孟英、李树臣、程智谙、王均六、王德全、周吉文、钟明章、蔡理仁、敖宗贵、张银章、赵长富、吴贵克、马中健、廖德琴、杨锡龄、朱近之、肖鸣珂、周伯含、穆国民、何策襄、夏培德、刘永怀。

主任：王昭
副主任：熊伯涛、卞稚珊
驻会委员：卞稚珊、阮曙曦

第二届第二次会议

本次会议除驻军并入机关、中共代表名额作相应调整外，新增了青年这个方面。参加会议的代表计十二个方面（界别）四百五十名。其中党政军机关四十名，工人四十名，农民一百八十五名，乡镇地方九十八名，青年三名，学生十三名，文教界十八名，妇女九名，工商界二十八名，自由职业八名，少数民族二名，特邀六名。

会议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城关镇布市街新华舞台举行，历时三天。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执行政府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等工作。会议听取了县长王昭作的县人民政府关于征粮工作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及卢云亭政委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经过讨论，会议决议：一致拥护卢政委对当前时局的报告，并认为必须坚决完成王县长提出的今后的中心工作。

第三届第一次会议

为了更好地团结各阶层的力量，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运动，作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增加生产等中心工作，县人民政府（已迁县属白沙镇）和县各代会常委会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在白沙镇黑石山县属奎新中学鹤年堂联合召开县第三届各代会第一次会议，会期四天。来自十一个方面的代表总计五百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代表名额的分配是：党政军机关四十名，工人六十五名，农民二百二十五名，青年团（含原来青年、学生）二十名，妇女五十名，文教界三十名，工商界三十五名，自由职业五名，少数民族、宗教界五名，民主人士十八名，特邀七名。

会议主要任务是总结县第二届各代会决定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肃清反革命等五项中心工作的执行情况，讨论土地改革工作。会议肯定了上届会议为完成五项中心工作作出的成绩，决定雷厉风行地开展土地改革工作和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王昭为主席、卞稚珊为副主席的各代会常委会三十三名委员：
王昭、于子正、唐建纲、陈石夫、卞稚珊、况震华、邱德兰、熊淑贤、马光珉、施巨流、张本智、何策襄、卞孟英、侯颖恬、刘海清、周志臣、陈绍清、吴正明、苏万兴、石昌云、喻以和、何永昌、王沛贤、邓小初、杨炯、侯玉成、凌臻远、聂芸村、程智谙、阎松父、朱近之、陈思平、王正国。

会议最后通过了向毛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川东行署等发的致敬电。

第四届第一次会议

第四届县各代会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在白沙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计有：党政军机关四十名，工人六十五名，农民一百八十名，妇女五十名，人民武装三十三名，青年团二十名，学生十名，文教界四十名，工商界四十名，少数民族、宗教界五名，自由职业五名（其中工程师二名，医师三名），民主人士十六名，共十二个方面，五〇四人。

会议是在土地改革基本胜利结束的基础上，为搞好一九五一年秋征工作，处理农村土地改革遗留问题，发展农村经济，加强民主建政，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等项工作而召开的。卢云亭政委作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

会议选举了王昭、卞稚珊、陈石夫、况震华、于子正、唐建纲、赵中和、凌照远、赖亭贤、施巨流、刘文成、王沛贤、叶国才、喻以和、石钟灵、邓小初、白光华、王正清、邱德兰、王玉清、周治秀、何策襄、杨卿云、苏万兴、侯颖恬、朱近之、陈思平、刘光彬、袁克亮、夏勋贵、刘丹五、王治发、刘海清等三十三人为各代会常委会委员；王昭为主席，卞稚珊为副主席，陈石夫为秘书长，况震华为副秘书长。

会议通过讨论，定出了今后的工作：一、继续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运动；二、开展爱国主义的征粮运动，交爱国粮、交翻身粮；三、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严格管制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地主；四、加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五、开展爱国主义的增产节约运动。

会议最后通过了致毛主席、各级政府首长、金日成将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藏解放军的致敬电。

第四届第二次会议

为了响应毛主席“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县各代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在白沙新建人民大会堂召开，历时三天，在完成了会议各项议程后结束。

出席会议的有十二个方面的五百零四名代表。其中党政军机关四十名，工人六十五名，农民一百八十名，妇女五十名，人民武装三十三名，青年团二十名，学生十名，文教界四十名，工商界四十名，少数民族二名，自由职业五名（工程师二名，医师三名），民主人士十九名。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继续加强抗美援朝工作；二、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三、土地改革复查工作；四、民主改革；五、思想改造；六、民主建政。

会议听取、讨论并一致通过了王昭县长作的政府工作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还通过了致毛主席和各级政府首长的电文。

第四届第三次会议

为了贯彻上次大会的决议，完成增产节约及其他各项政治任务，并与旱灾作坚决的斗争，县第四届第三次各代会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三日在白沙人民大会堂（现白沙电影院）开幕，会期三天。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计：党政军机关三十三名，工人六十五名，农民一百八十名，青年团十九名，妇女五十名，人民武装三十三名，烈军属十四名，劳模十七名，学生十名，文教界四十三名，自由职业四名（工程师、医师各二名），工商界四十名，少数民族二名，民主人士十九名，共十四个方面五百二十九名；列席二十八名。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防旱、抗旱、春耕生产。会议一致同意并通过了王昭县长作的《关于春耕生产、防旱抗旱》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响应上级号召，组织三十万抗旱大军与干旱作斗争，保证今年农业增产的决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向川东区各级党政军首长致敬电的决议。

第五届第一次会议

为了完成一九五二年的农业增产计划，夺取农业丰收，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继续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为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的胜利成果，县第五届各代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二日在白沙人民大会堂举行。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爱国增产运动，加强人民民主建政。出席会议的代表来自十三个方面共五百零四名。其中党政军机关三十四名，工人六十五名，农民一百八十名，青年二十二名，妇女五十名，人民武装二十七名，烈军属十九名，学生十名，文教界四十名，工商界四十名，自由职业五名，少数民族二名，民主人士十名。还有列席三名。

会议听取了王昭县长关于今后中心任务的报告，听取了县农会主任王沛贤对前阶段农业生产情况的总结及今后意见的报告。选举产生了五届常委会，由三十三名委员组成。名单如下：
黄信五、徐凤继、王沛贤、朱庆常、卞稚珊、黄家新、张兰田、上官希文、李仕扬、郑开国、刁泽普、李建轩、王益堂、张仕荣、肖均全、郑登民、龚树良、杨鸿友、王其敏、邱德兰、万治原、魏德明、孙朝福、张贵、罗孟芹、罗昌一、周宗善、张荣清、何策襄、侯颖恬、袁海清、王自发、聂芸村。

会议一致通过了保证完成一九五二年增产节约计划的决议。

第五届第二次会议

县第五届各代会第二次会议是为了总结和推广当年的丰产经验，夺取次年的更大丰收，加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作好目前秋征等项工作，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白沙人民会堂召开的。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爱国增产运动，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完成一九五二年农业和工商业税收任务；加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出席会议的代表计有：党政军机关三十四名，工人六十六名，农民一百八十名，青年团二十二名，妇女五十名，人民武装二十七名，烈军属十九名，学生十一名，文教界四十名，工商界四十名，自由职业五名，民主人士十二名，共十二个方面五百零六名；列席四名。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王昭县长《关于农业爱国增产运动的总结报告》和赵中和副县长《关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王县长、赵副县长《关于江津县农业爱国增产运动总结与今后工作任务》报告的决议。

第五届第三次会议

为了推广一九五二年农业丰产经验，发挥农业生产的巨大潜力，争取更大丰收，增强抗美援朝力量；同时为扫除生产建设的障碍，开展贯彻执行《婚姻法》的群众运动，增进人民的幸福和提高社会生产力，县各代会第五届第三次会议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二日在白沙人民大会堂举行，历时三天，圆满结束。

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十三个方面共五百零五人。其中党政军机关代表三十五人，工人六十五人，农民一百八十一人，青年团二十二人，妇女五十人，人民武装二十七人，烈军属十九人，学生十一人，文教界三十九人，工商界四十人，自由职业三人，少数民族二人，民主人士十一人；列席九人。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增加生产、加强抗美援朝斗争和贯彻执行《婚姻法》。会议主要听取了李副县长关于前一段工作的总结报告和王昭政委关于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等等。会议同意并一致拥护李葆良副县长和王昭县长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继续开展爱国生产丰产竞赛运动和贯彻执行〈婚姻法〉》的决议。

第五届第四次会议

县第五届各代会第四次会议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二日在白沙人民大会堂召开，会期两天半。会议主要是为了完成今年大生产的任务，总结交流丰产经验。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加紧生产，保证今年爱国增产任务的完成；二、开展普选，搞好人民当家作主这件大事。会议有来自十三个方面的五百一十名代表出席。其中党政军机关代表三十六名，工人六十六名，农民一百七十九名，青年团二十二名，妇女五十名，人民武装二十七名，烈军属十九名，学生十一名，自由职业三名，少数民族二名，文教界四十一名，工商界四十三名，民主人士十一名。

中共江津县委黄信五政委在会上作了关于上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第五届第五次会议

县第五届各代会第五次会议是为总结今年生产经验，做好秋耕、秋种、秋征工作，于一九五三年十月九日在白沙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会期三天。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厉行增产节约，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作好秋耕秋种工作，胜利完成秋征任务。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十三个方面的五百一十名代表。其中党政军机关代表三十五名，工人六十六名，农民一百八十名，妇女五十名，人民武装二十七名，烈军属十九名，青年团二十二名，学生十一名，文教界四十一名，工商界四十三名，自由职业三名，少数民族二名，民主人士十一名。

县人民政府徐凤继副县长作了题为“关于当前厉行增产节约、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必须首先作好秋耕秋种工作，胜利完成秋征任务”的报告。报告着重总结了三个月来工作和上次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并提出了今后工作的任务。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

常委会编印了《江津县第五届第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案》手册。

第五届第六次会议

为了迎接春耕生产，贯彻必须将生产成为压倒一切工作的中心，并在服从生产的前提下进行普选和国家折实公债的宣传工作，总结和推广生产经验，搞好准备工作，县第五届第六次各代会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白沙人民大会堂召开。

这次会议出席代表的方面、名额分配等同于第五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搞好春耕生产准备工作，为争取超额完成一九五四年粮食增产任务而努力；二、拥护国家发行公债，以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早日实现；三、结合春耕生产，迅速完成全县基层选举工作。

会上，县人民政府徐凤继副县长作了五个月来的工作和执行上次大会决议的情况及今后全县人民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会议一致同意并通过了徐副县长的报告和关于“搞好春耕生产准备工作，为争取超额完成一九五四年增产任务而努力；继续结合普选，搞好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事；拥护公债发行工作的顺利推行，以加速国家工业化的早日实现”等决议。

常委会编印了《江津县第五届第六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案》手册。

附表一：县各代会历届次会议情况表

附表二：江津县各代会历届常委会情况表

第一届： 王昭、熊伯涛、于子正、卞稚珊、周化成、罗善初、张觐光、陈石夫、王沛贤、张维新、阮曙曦、卞孟英、李树臣、程智谙、王均六、王德全、周吉文、钟明章、蔡理仁、敖宗贵、张银章、赵长富、吴贵克、马中健、廖德琴、杨锡龄、朱近之、肖鸣珂、周伯含、穆国民、何策襄、夏培德、刘永怀（33名）

办公地址：白沙公园路×号（现商业局）

第二届： 王昭、熊伯涛、于子正、陈石夫、卞稚珊、阮曙曦、周化成、罗善初、张觐光、王沛贤、张维新、卞孟英、李树臣、程智谙、王均六、王德全、周吉文、钟明章、蔡理仁、敖宗贵、张银章、赵长富、吴贵克、马中健、廖德琴、杨锡龄、朱近之、肖鸣珂、周伯含、穆国民、何策襄、夏培德、刘永怀（33名）

第三届： 卞稚珊、聂芸村、陈石夫、况震华、程智谙、何策襄、朱近之、卞孟英、陈思平、周志臣、苏万兴、侯颖恬、唐建纲、邱德兰、张本智、施巨流、马光珉、杨炯、王沛贤、邓小初、刘文成、白光华、王正清、周治秀、杨卿云、刘光彬、袁克亮、夏勋贵、刘丹五、王治发、刘海清、王正国、熊淑贤（33名）

办公地址：白沙药王庙（现电影院）

第四届： 王昭、卞稚珊、陈石夫、况震华、于子正、唐建纲、赵中和、凌照远、赖亭贤、施巨流、刘文成、王沛贤、叶国才、喻以和、石钟灵、邓小初、白光华、王正清、邱德兰、王玉清、周治秀、何策襄、杨卿云、苏万兴、侯颖恬、朱近之、陈思平、刘光彬、袁克亮、夏勋贵、刘丹五、王治发、刘海清（33名）

会址：白沙原药王庙新建

第五届： 黄信五、徐凤继、王沛贤、朱庆常、卞稚珊、黄家新、张兰田、上官希文、李仕扬、郑开国、刁泽普、李建轩、王益堂、张仕荣、肖均全、郑登民、龚树良、杨鸿友、王其敏、邱德兰、万治原、魏德明、孙朝福、张贵、罗孟芹、罗昌一、周宗善、张荣清、何策襄、侯颖恬、袁海清、王自发、聂芸村（33名）

附表三：江津县各代会历届次代表界别统计表

（注：以上内容根据《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整理，部分页面可能存在残缺或文字不清之处，已根据上下文和常识进行合理推测和补充。）

江津民盟与历史人物资料汇编

一、民主同盟在江津

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是以从事文化教育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为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民盟的发祥地是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民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于一九四一年在此成立，一九四四年九月仍在此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前后，重庆一直是民盟重要的组织活动中心。

江津毗邻重庆，文化发达，是解放前就有盟地方组织的为数有限的几个县之一。一九四五年，经夏芝宇请示张澜同意，在江津筹组民盟地方组织。据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同志回忆，约有四五十人填了表，在今几江镇通泰门一家茶馆宣布成立，但第二天即被国民党江津县政府查封，被迫转入地下，盟员的档案也被销毁。

一九四八年，由于民盟在重庆主办的《民主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编辑人员赵铭彝转移到江津广兴乡。为了团结当地知识界人士，对广大青年进行爱国民主教育，在广兴乡创办了“时化中学”，并与王柯丁（中共党员）一同发起成立进步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四九年，油溪的彭福银经李保鲁同志（党盟交叉）介绍加入民盟。他们积极组织群众，保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迎接解放。解放后又积极参加治安、征粮工作，为江津的解放作出了一定贡献。

由于夏芝宇等人建立的盟地方组织刚一建立即被破坏，档案销毁，解放后夏芝宇被错杀（现已平反），赵铭彝去重庆，彭福银又去支援铁路建设，都离开了江津，当时也没有盟员要求组建盟的组织。所以，江津虽然在解放前就建立了盟地方组织，也有盟员坚持盟务活动，但解放时却没有盟的地方组织。

一九五二年，在县委统战部的关怀下，经盟省委批准，由外地来津及本县的盟员廖德富、李远尤、罗令娴、陈思平等四人，重建盟的地方组织——民盟四川省江津县直属小组，选廖德富为组长。从此，盟小组作为民主党派积极参加江津县政协的学习和工作，有的盟员被选为省、县人民代表，罗令娴还于一九五六年当选为江津县副县长。

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小组已有盟员九人。江津地区行署迁永川后，有三位盟员随地区农校迁去永川。在反右斗争中，这九位盟员中有四人被错划为右派，以后都陆续得到纠正。盟小组在一九五八年改选罗令娴为组长后，仍照常活动，行使其政党职能。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小组成员挨批挨斗，无一幸免，小组活动被迫停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爱国统一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在地、县委统战部的关怀下，盟小组成员开始酝酿恢复小组活动。一九八一年十月八日，召开小组会议，正式恢复组织活动，当时实有盟员五人，选廖德富为组长。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经盟省委批准，盟江津小组升格为盟江津县支部，有盟员十三人，选廖德富为主任委员，陈思平、罗令娴为副主任委员。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随着地、市合并，盟江津支部划归盟重庆市委领导，经盟市委批准，升格为盟江津县工委，选廖德富为主任委员，陈思平、罗令娴为副主任委员。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增补曹学信为副主任委员。一九八六年七月八日，因罗令娴辞职，增补朱征峰为副主任委员。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日，盟工委下属组织已有四个支部和三个小组，共有成员八十五人（其中有六人是党盟交叉）。从一九八一年恢复活动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在中共江津县委的领导下，民盟在江津的组织加强了自身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中，作为党的助手和诤友，积极开展了活动。在咨询服务、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方面，发挥了政党的主要职能作用。一九八六年，民盟县工委被评为先进集体，出席了四川省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先进表彰会。

二、杨子波（朱讯）——铁骨铮铮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杨子波，赴延安后更名朱讯（1919—1974），重庆市江津县夹滩乡人。父业中医，母早逝，幼寄居外祖母家。

一九三二年入江津中学，受进步教师赵其文的影响，喜读文学书刊，尤向往革命。初中毕业后，家贫无力升学，在县城小学任教一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朱讯与同学钟惦棐、蹇俊德同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继转马列学院学习，一九三八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讯赋性刚毅，铁骨铮铮，一生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一九三九年四月，任徐海东将军秘书，随同南下赴新四军工作。火车抵西安，其时国共两党已联合抗日，一个军官却上车盘诘刁难。当火车起动时，朱讯怒火中烧，狠狠批了他两耳光，并一掌把他推下车去。

在新四军，朱讯历任支队秘书、参谋、政治教育科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干部科长、中共皖江区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农林厅厅长。一九五六年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继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财贸部部长。上海市第一届、第二届、第五届人民代表。

十年动乱期间，王洪文一伙骂上海市委的老干部是假共产党，朱讯愤怒地斥责说：“你们要搞垮共产党的上海市委，干出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干也干不出的事，你们是什么党？我们这些人跟毛主席打江山，干了几十年，是真革命党，是专门同反共的打交道的！”卖身投靠“四人帮”的马天水颠倒黑白地诬蔑原上海市长曹荻秋等同志，朱讯严正地指出：“要实事求是，不要瞎说，瞎说是要负责任的。很多事情我们大家都举了手、表了态的，要错都有一份，不要推得干干净净。”

朱讯因批驳过林彪的“顶峰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让他到上海龙华冷库看守大门，每天打钟摇铃，收发报纸，其后竟被关押。关押期中，有人来叫他交待徐海东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他说：“徐海东同志凭什么反党反毛主席？他反党还建什么红二十五军？他反毛主席会同中央红军会师？他是反革命，为什么身抱重病，还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徐海东是什么人，你们去他战斗过的地方问问老百姓！”

后又有人来向朱讯了解陈毅，说陈毅是黑司令，不会打仗。朱讯一阵大笑说：“陈毅不但是红司令，而且是红透了的司令。皖南事变之后，陈毅组建了新四军和华东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功绩谁也抹煞不了。陈毅亲自指挥华东战场几次著名的战役，取得辉煌的胜利，谁说他不会打仗？”又一次，专案组来人要他交待谭震林是叛徒，他勃然大怒，说：“你们栽赃诬陷，卑鄙可耻！”

朱讯历任组织工作，审查并分配过许多干部。这期间，内查外调，他总大公至正地为他们作出历史证明。他说：“必须对自己提供的材料的每一句话负责，不能让别人受委屈，甚至受迫害。”

在马列学院时，朱讯曾是江青的队长，参加过审查江青的历史问题，江青早已怀恨在心。加以对林彪、“四人帮”的谴责，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发生了。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晚，朱讯在寝室内被钝器击碎头颅，抛尸地上。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委，竟将其小女儿逮捕枪决，“移祸于曹”，杀人灭口。谁是真正的凶手和主谋，一直成为悬案。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上海市委财贸部为朱讯——杨子波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全部否定了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朱讯善为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写了许多豪壮的诗篇，从每个侧面反映了实际斗争情况，堪称诗史。著有《奔流集》《未名集》，其战友张育品正整理印行。

资料来源： 钟惦棐《人的价值》；牟承晋《朱讯》；中共上海市委财贸部《朱讯同志骨灰安葬仪式上的悼词》

三、从天心凼到延安（附续篇及末篇）

钟惦棐

（一）

江津县城里的天心凼如今怎样了？我不知道。便是四十年前生活在城里的，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它在大西门到小西门之间的一处靠城墙的地方，实际上是个一亩地左右的臭水坑。四周的雨水流到坑里，然后由一个渠道通向城外。一九三三年我家从三倒拐搬到这里，就住在紧贴这渠道的东边。它何时成为臭水坑？又何时在臭水坑边建起一排用篾片、预制板搭成的棚户？我对它一向没有留心过。

它使我震动的，是住在我家对面棚户中的柯二哥一天突然被捕了。这柯二哥，是个屠宰工人，个子高，力气大。柯二嫂常在我家走动，瓜子脸儿，有很多雀斑，人却很伶俐。我妹妹整年编织长江上纤夫们拉船用的麻辫，柯二嫂开始学编，后来也就加劲地编起来，连她一个八岁的女儿也参加到这活计中了。

但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看见一个警察慢吞吞地进到柯家，柯二哥便赶紧从床上蹦下来，一声不响地冲着警察直磕头，柯二嫂在旁边直啼哭，喃喃地说：“看在孩子面上吧！没有他，一家人怎样活啊！”姑娘和一个三岁的男孩子呆呆地看着这个非凡的景象。后来听说，柯二哥的确是偷了人家什么东西了。

这年虽是“民国二十二年”，但逢天旱，当局还是用禁屠等办法来感动龙王爷，这很可能便是他“偷”的原因。但当时我想的不是这些，而是作为“男子汉”的柯二哥，竟然在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面前对人下跪，求饶！这和我在这之前所受到的一切教育都是不相容的。《国策》上的《颜斶说齐王》和宗臣的《报刘一丈书》，虽然讲的都是知识分子，即所谓“士”，但我想，“士”不也是人么？如柯二哥者，穷人就不是人么？这些由朦朦胧胧的认识而带来的不平，是过了几年之后，到了延安，才逐渐由感性的东西上升为理性认识的。

在家族成员中，我生得较晚。其时我的作银匠的父亲和作裁缝的叔叔都不能干活了，生活来源只能靠我一个油盐店当伙计的哥哥。我们家从三倒拐搬到天心凼后，晚饭经常是一碗蚕豆和一碗米汤或一碗茶水。这个情况对我是通俗易懂的。因此，当我在文庙东侧的县立小学临毕业时，一堆学生在女教员漆树琼先生宿舍为投考什么中学“各言其志”，我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过两天，漆先生问我，我向她说明我不可能升学。

其实，我在这个县立小学的走读也是很勉强的。那是我在育才书院时认识了李先许先生。所谓育才书院，也还是另一种形式的私塾，重点是从唐性天老师学习古文。后来去县立小学，便是经李先生许可不交制服费。当时一套制服可能要两块来钱，我家无论如何没有这许多钱。

我从小学到中学这段时期，图画、音乐、手工一类，总是名列前茅。从中学开始，国文课又常破格地受到老师嘉奖。我想，漆先生既然可以凭她的意愿帮助我，自然也可以凭她的意愿不帮助我。因此，我在中学应是为吃饭做准备而不是为升学做准备。这样，我便把全力集中在语文课和图画、音乐方面，而对英文、算术等都不在意，认为这些功课只有对打算升学的人才有用。因此，到一年级末，我的主课不及格，被留级。漆先生也要去南京上高中，我的学生生活，便这样草草地结束了。

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是一个远离政治的阶级。我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失学，其时十五岁。在这之前江津有过什么政治生活么？我不知道。一九四〇年在晋察冀边区，十月革命节时聂荣臻同志给我们作政治报告，很惊异他对“法国无产阶级”的发音和我的家乡一样，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江津人。

去育才书院，是因为原在小什字西口的崇实小学被解散了，原因是学校一个姓刁的老师是共产党，被枪毙了。这刁老师蓄着一头长发，平日总关在房子里。似乎给我们讲过“常识”课，除此之外，便从不和我们接近，也不见有同学接近他。他的“常识”课讲过些什么？连当时也印象模糊，更不用说对我们发生影响了。这情景，远不如我在暑期读免费的平民学校时，有个年岁较大、个头也不小的姓郭的学生被当做“神神”（流氓）游街。给我们上课的黄老师曾向我们评论此事，说郭某人吃亏在家道贫寒，如果是公子王孙，早做了东床快婿，何至于弄到大街上推推攘攘来得深刻而富于启发。

江津是全川数得着的富庶之区，封建地主勾结地方军阀牢牢地控制着经济命脉与政权机构。至于文化教育，则只能处于“不绝如缕”的状况。小什字西口的崇实小学，除极个别者外（如蹇子英，后改名文山，是后来和我一起去延安的），称得起是集地富子弟于一隅的地方。校长姓黄，是个秀才，但他却不讲国文而讲数学；讲国文的是唐性天，而所谓国文就是古文。天蒙蒙亮，他就起床把课文抄在大黑板上，学生在下面书声琅琅。他抄完毕，便抽查背诵。我个头小，坐在最前排，每天的日子很不好过。但也正因为如此，我算至今还背得许多篇古文，对我后来学别的，总算是有用的。

崇实关闭后，这位唐老师到了育才书院，也就是等于崇实小学搬了个家，从市中心搬到南城郊外去了。教员如故，教学内容如故，学生也如故。离开育才不久，便听说这位精强力壮的唐老师病故在乡下了。照我想，他算得江津封建文化传道士中的最后一个人了。至于教我“发蒙”的当家子老师，还不等我上中学，他已经成为算命先生走街串巷了。能和唐老师那样为江津整个地主阶级所垂青，也不是很多的。

关于江津的新文化和我在少年时对这种文化的倾慕，已经在我的另一篇文章《故乡的清明节》中提到，这里就不再写了。

如果说我在一九三四年失学之前，生活对我只是散文时代，那么在此之后，生活中便增加了戏剧性的内容，并且，这戏剧性已经能为我意识到了。这年我只有十五岁。如果我个头较大，四肢发达而且身体强壮——我的母系家族是江津码头上的脚行出身，出通泰门，沿江找点什么活计干，怕也是有指望的，因为我六哥便在沿江的一家猪毛行里当过学徒。又如果我家能从何处筹划出十四块钱（这在当时是一锭银子的比值），如今我便是江津城里的刻字匠。这时我经常去衙门口附近一个刻字摊看人刻字，从他怎么把写好的字翻印在木头上，到如何用刀，各种刻刀的形状，直至最后怎么用平铲把它削成一个图章的样子，都了解了。我的父亲很赞成我成为刻字匠，但经他一打听，收作学徒，得先交十四块银元“保金”，这才彻底告吹。

能混碗饭吃的门路既然无望，我只好每天从天心凼跑到设在文庙的“民众图书馆”混日子了。那里有各种报纸和杂志可供随手取来翻看。这时我很喜欢丰子恺的文章和漫画，就买了贡川纸去把它“拷贝”下来。图书管理员是个长着满脸粉刺、白皙而且文静的小伙子，对我的行为却始终保持着警惕。因为这样确是很容易把墨汁浸到下面去的。看来他并不欢迎我，从来没有对我露出一丝丝笑容。尤其是我去东城的税务局领过几次抚恤金之后，这严厉的目光就更掺进了许多鄙贱。

事情是由于我的姨母而来。她是个孤寡老婆婆，地方上给了她一个桃形的木头牌子，凭这牌子，每月可以到税务局去领到几个铜板。照我回忆，最高额也不会超过一吊钱。而“一吊钱”按当时兑换银元的比值，则是略多于五分钱，但不到一角钱的数目。她住在江对岸的德感坝，这差事理所当然地落到我的头上。等我揣着这桃形的木牌走进税务局，找到那个木栅和外界隔绝开的领钱的地方，一眼望去，那发铜板的竟是那个令我望而生畏的图书管理员！我真想趁他还没有见到我的时候便溜掉，但理智似乎是第一次对我发生了强大作用，这是没有用的，溜掉了也还得回来。我终于怯懦地把木牌给了他，他看见我，似有些诧异，但旋即归于泰然，如数地把铜板给了我，十个铜板！

从封建军阀政权每日向四川人民张开的血盆大口中讨布施，只十个铜板！还需要以鳏寡孤独作代价。但这并不是我当时的思想，而是我在几年后接受党的教育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如果我当时便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便不会如此热衷地去“拷贝”丰子恺的漫画了。丰子恺的真实价值不在于他的漫画，而在于他是有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艺术的一些基础知识。后来的人虽然大大超过了他所介绍的认识，“1”所代表的价值，不能因为有了“9”便被抹煞。由于介绍限于复述，而漫画则是创造，因此，人们至今乐于提到的，还是他的漫画。

江津有着“五四”时期的新文化的影响，封建文化大势已去，这是已经肯定了。但它的社会基础并未动摇，它的政治代表还在用最落后而且残暴的形式在统治着人们所生活的天地。特别是它可以打着新文化的幌子贩卖旧的货色。吴芳吉先生在江津中学校长任期内所举行的江津秋季运动会，作为新文化体育运动，在江津是开历史的新纪元的，但他的代表作《婉容词》却是和“五四”精神对立的。《婉容词》反对欧美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离婚本自由，此是欧美良法制。”无产阶级则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思想桎梏中所表现出的不妥协精神，不但认为须加肯定，而且要作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的文化加以继承，这在《共产党宣言》里是写得明白的。从吴先生在江津中学校长任期内所得到的信任和支持，以及他后来的荣衰，都充分说明《婉容词》的主题思想和作者的社会实践是一致的。此言其最。

还有在小学里教我音乐的明渊陶先生，她真算得一位传播新文化的猛士。当时在班上就有守旧的学生向她挑衅：“给我们唱个《我的爱人呀》吧！”而她十分泰然。后来呢？她竟进入江家公馆演起《活捉王魁》来！称此为倜傥风流，还是附庸风雅？当时只作热闹看，不曾去想过这些。但在县立小学后期，彭校长从重庆聘请来一个叫陈代忠的音乐图画老师，教过我们一些世界名歌，直到许多年后，还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只教了半年，便离开了。当我从中学失学去重庆舅家找职业时，他大概也正失业，无精打采地在马路边溜达。因此，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一个喜爱艺术的年轻人，要找个见识较广而能指导自己如何起步的领路人，是比较难的。

一九三七年底，我和我在江津中学的两个同学文山、朱讯（杨子波）从成都直奔延安。先是在抗日军政大学，三个月后，我考入鲁迅艺术学院，真使我处于应接不暇的状况。一切都是新鲜的，从帮助钟敬之刷布景片，到先后参加郑律成和冼星海所指挥的合唱队。如果我这个人有什么特点，那就是经常处于知识贫乏的恐惧之中。在三倒拐时，曾经有一个信奉道教而兼卖膏丹丸散的邻居，断定我活不了二十岁。现在我已超过我那邻居估计的年龄的两倍，但这种无知的恐惧并不减于二十岁前。世界之大，门类之多，便是艺术，只要不满足于一知半解，要用力气的地方，也实在是很多的。

我在失学之后的戏剧性生涯，至此只写了第一点中的第一部分。

（二）白云下面是故乡——《从天心凼到延安》续篇

十一月十五日八时十五分，飞机从北京机场起飞，愈往南行，天空愈加晴朗。穿过排列得非常整齐的朵朵白云，宛如置身在经过雕饰的水晶盘中。天空是那么湛蓝，云朵是那么洁白……飞越黄河时，一条蜿蜒于丛山峻岭中的深色带子，清晰可辨。自此之后，机体逐渐升高，远山上稀疏地升起几条云柱，衬着投射在大地上的阴影。再往南飞开始出现云罩，居住在下面的人，大概就是平日说的“多云转阴”了。而此刻，机翼上却洒满了橙黄的阳光。

此后，我想应该看见秦岭，看见围绕在四川北面和西面的高山而获得一个“盆地”概念的故乡了。可是，直到飞机下降到可以看见滇池之前，一直是在浓云密布的上空飞行，连云头距我们也有一二千公尺。我原来预计可以从高空看见的故乡，就这样在云层密密掩盖之下流逝了。

四十三年之前，也正是在这样的季节，我和我的同学蹇彦兮（文山）、杨子波（朱讯）行进在川陕路上，当汽车翻越秦岭的时候，路旁是万丈深渊，到剑门，又遇上一连数日的细雨。而今天，我是始终沐浴着阳光南行的。但只我一人，彦兮殁于贵州，子波殁于上海：一个多年转战西北战场，一个多年转战华东战场，却先后死于和平时期，即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十年苦难，消磨了几多豪杰！

我在上文中叙述的失学与无业时期，子波是经常给我各种读物的同班同学之一。所谓各种读物，也就是定期的《中学生》《东方杂志》和当时由开明、北新、商务等出版的新小说以及自学丛书之类——尤其是《中学生》，它的基调就是帮助青年学习，没有什么激进，但决不使人堕落。在意识领域中，当然也保有若干平庸甚至宣扬某些没落的东西，但它表现成为文化，也就是说，你要懂得它，也还得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此其一；其二，在这样一个基本上处于闭塞状态的小城市，生活又如此拮据，便是附庸风雅，幽然而见南山，也得先填饱肚子，而后才有如此情趣。

我是读过一些这样的书，但我始终不可能有这样的情趣，因为，除上文所述外，从失学到去延安之前，生活为我安排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事情。

一件事情是——记得我在江津中学时，学校的大礼堂边便是一个仪器室。仪器室的管理员姓黄，矮小个子，但行走如飞。我失学不久，便听说他死了。这很使我惊异：如此“匆匆过客”，是否也意识到他应该如“神行太保”式的把这个世界交予他的事情赶紧做完！因此，当民众图书馆成为我唯一去处的时候，全县三个中学的理化试验室都改在与图书馆同一文庙的另一大殿里，这便使我经常和我的同班同学相遇。这对于我当时只有十五岁的年轻人，是很有些刺激的。但这亦如上文所说的那个桃形的木头牌子一样，虽然令我不安，但生活的逻辑就使得你必须从那块木牌的孔眼里穿过去。

到了延安，这样的孔眼没有了，它使我生活在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自在、丰衣足食、眼界日益开阔、知识日益丰富的理想国里。但战争和必须服从于战争胜利的疲劳、走险和置生死于度外的思想素质，又成为生活中新的必然。历四十三年，到此时此刻坐在昆明招待所的三层楼上，停笔远眺，窗外是昆明的电视塔和塔后的白云山，一切都浸透在暖融融的据说紫外线特强的阳光里。旱季已经来到，再过一月，昆明便将处于花团锦簇之中。

但这之前的二十多年，在我面前横亘着的，就远不是一块木牌，而是革命和反革命；不是那个满脸青春痘的图书管理员的白眼，而是无端得有如当年欧洲人之对异教徒一样的仇视和鄙视。话虽这样说，但我以为这二者仍是不圆的。尽管后者比前者更加令人难熬，但多大的量也不能改变两个世界、两种社会的质。

如前所述，我的真正生命是从延安开始的。我的一点可怜的知识，在我少年时低的世界里是一钱不值的。当时由于一个极偶然的原因，我正在刁家厅小学教了半年书，月薪是十五元，大概只及于别的教师的一半，甚至更少些。便是这样，我亦因为“甄别”不合格而被淘汰。因为交不出十四块钱的保证金而使我免于做刻字匠，因为不配挣十五块钱而使我在默默中告别江津。因此延安之于我，不是“入伙”。我只能听命于革命——包括把我从工作岗位撤除下来，而指定我必须进入被人仇视的行列。二十多年的磨难，没有看见我气馁过，这是因为便是在磨难中，也在精神境界或自我意识上高过我的天心凼时期。因此，要我丧失对于革命的信念是不容易的，尽管对她总不免有些微词，甚至激言愤色。

另一件事情是：我从江津到成都，是由于在被小学校长辞退之后，和一些在江津的友人说好，由他们资助我去投考四川省立美术专科学校。这自然也还是走当时许多人走过的老路，即到县外、省外取得作为教书匠的资格，而后颠簸于这个学校和那个学校的“应聘”之中，赖以糊口，以了终生。但事情的戏剧性在于我考取了这个学校，并且名次甚高，而过了入学期许久，江津方面却无半文钱寄给我。这些朝不保夕的朋友们，虽然热情地作下许诺，但力不从心。这样我在成都便算是“晾干”了。

幸好我在江津中学一年的国文教师赵其文，正在成都《华西日报》作副刊编辑，我便学习做点文章，画点画，直至为报纸设计点刊头之类，取得点稿酬度日。其时我十七岁，为了吃饭，我甚至写过当时四川灾荒的小说。这种小说，除了反映我自己的饥饿之外，根本不可能反映别的。正在这时，四川省立实验小学工读班招生，要求有点美术技能的人去经过训练成为小学“劳作课”教师，学习期间免交食宿费——这自然成了吸引我的重要条件。

戏剧性在哪里呢？在于这个学校的大门，整整齐齐地面对着四川省立美术专科学校的大门。它清楚告诉我：我从江津到成都来扮演的悲剧，关键在于进错了大门。在成都，我确实感叹过自己的“命运”，后来成为我接受阶级论的基础。

在工读班的日子是非常无聊的。它似乎要教我们学成一种手艺：人体模型，用以代替当时由商务书局经营的教具。但它一点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我仍在写文章，仍在为儿童书局开设在成都的分店画广告，每个星期日，便在这里消磨掉我的全部时间。自从工读班免费吃住之后，从这里每月挣得四块钱便用作添置衣物和买书的开支。

当时我非常喜欢一本新出版的《死魂灵百图》，它的画，它的印刷和它的开本，都使我迷恋与沉醉。但它的定价却在一块钱以上，这是我当时无力负担的。卖这个《百图》的开明书店便在儿童书局对面，我非常想偷出一本来，但我习染的书卷气，这时似乎已经不允许我这样做了。但我还是花了一块钱买了本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在我看来，他在书中详细介绍的一些美学观点，很够我细心地读一阵子。

在这之前，当我还在刁家厅教书时，我的小学同学张尚伦，应我的请求，在成都买了本由丰子恺编写的《西洋画派十二讲》寄给我，布面精装，附有许多彩色插图。这是自我读书以来最豪华而又为我自己拥有的一本书。我反复按着一本书横读竖读，直到把它消化为止的习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后来到成都，在其文老师处见到一位文艺编辑，谈起西方画派，他们比我知道的更少些。我从延安抗大毕业后转入鲁艺美术系，同学中似也对我这方面的知识有些兴趣。自然都是从我失学后日渐积累，特别是《西洋画派十二讲》在平静的乡村小学反复阅读的结果。

在成都，我对自己的“命运”的感叹，终于为对民族的命运的感叹所代替。一次在“青年会”放电影之前，我第一次听到齐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使我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这种力量推动着我，也推动着千千万万的年轻人。

作为一个内地小城市的银匠的儿子，从来也没有做过“叱咤风云”的美梦。但时代思潮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一九三七年的凛冽寒风中，从成都踏上了去延安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春，我在“抗大”刚刚毕业，正逢鲁迅艺术学院开办，我便转入鲁艺美术系学习，一年后成为教学工作人员。和电影打交道，是入城以后的事。延安时期，我们实际上没有电影，最引人注意的戏剧，实际上是战争动员的宣传工具，是免费供应的艺术。电影却是群众买票看的，怎么可以不去研究观众心理呢？我不反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但我希望它亦如万事万物一样，有所发展。谁来发展呢？当然应该是讲话的本人。这不可能，也应该是我的一些顶头上司们。但我发现他们的包袱很沉重，一旦不妙，遭到毁灭，其后果比我多百十倍。这样我就写了终于使我陆沉达二十二年的《电影的锣鼓》。平心而论，它实在算不得什么“主义”或“论”；但它触及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殿堂的一角。这样，我受到惩罚。

案头摆了些据说是江津运来的红桔，这自然是我的故乡的信物了。如果十五日的天空不是白云，让我能够看见故乡的红桔，那一定是我终生难忘的奇观。因为在幼小时，我是在德感坝看见过从江津运往重庆的柑桔，它的倒影，染红了长江。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昆明

附篇

在我十一月十五日由北京去昆明参加当代文学学术讨论会之前，已经写成下面一篇文章，但去昆明的飞机上，我又完成了如上一篇腹稿，并在昆明军区第一招待所的九号楼上写了出来。十二月十八日回到北京之后，又拣起了旧稿看了一下，拟用新作之头，续旧作之身。《儿江》编者来信索稿，又第二次将前后作加以比较，以为新作比较浑一，是由于它选用了一个新的角度，比旧作似好一些。而旧作又涉及一些为新作所不能容纳者，故拟新旧或前后并存，而用新作之题。这题目也是我在飞机舱里便想好了的。

（一九八〇年除夕于北京）

（三）告別了，江津——《从天心凼到延安》末篇

我失学后，既无业可就，便跑民众图书馆。它有什么书，我是一本也没借过，也许它并没有书，也许它有的只是经史子集，而不是我要看的。对它全部摊在屋里的《申报》和新文学艺术期刊，已经足够我在那里消磨时日了。

记得我还在江津中学的时候，学校自己是有理化实验仪器的，不过上课时得从仪器室搬到教室去。正因为我一天也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便在我失学后天天跑民众图书馆的当口，经常碰见我的同班同学整队到文庙新设的理化实验室去。同在一个文庙，既准备了他们的去处，也准备了我的去处。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和少数同学在思想上、志趣上的结合。

我的读书，更是来源于他们。在江津中学三十八班的同学中，熊介人、肖裕华和杨子波都经常把他们买到的文学新书，在读过之后，借给我看。这文学新书，也是有个端绪的。因为他们当时是中学生，便成了《中学生》杂志的忠实读者。《中学生》是开明书店办的通俗杂志，同时也就宣传开明书店的其它出版物，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追求》《动摇》《幻灭》，沈端先（夏衍）的《欧洲文学思想》，朱光潜的《谈美》等。还由于喜欢鲁迅而及于新北书局，冰心的《寄小读者》，便是这个时期读的。几个同学中以肖裕华读书最多，理解能力也较强，能为我们讲《阿Q正传》。有这一层和没有这一层，似乎很不一样，至今我还记得，他握住拳头在头上一晃，说“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当时我以为，阿Q也就是这个样子。熊介人比较深沉，对作品能经常发表一些见解。杨子波热爱巴金的小说和张天翼的童话。

他们借书给我看，作为权利，也带来义务。比如《中学生》和大家也喜欢读的《东方杂志》，都是综合性的刊物，积存多了，他们就要我分类把它装订起来，并加上一个封面。一九三五年因为把《东方杂志》中文艺方面的文章装成一册，并以《艺薮》为名，作了一个封面，引起了我生活中新的转折，这将留在后面去谈。

我的失学，母亲是很难过的。母亲的膝关节炎，也使我很发愁，什么红浮漂加绿浮漂煮水后热敷膝关节，甚至提个甲鱼式的瓦壶到很远的地方去为她取“圣水”等，都作过了，而病情日重，到一九三四年春，还是死了。母亲的死，其时我十五岁，而竟成为我少年文学的滥觞时期。我为家里的每一个人写了祭文，现在看来是幼稚可笑的行为，当时却是在极严肃而真挚的状况下进行的。大概把我在崇实小学读的古文和后来读书中对我影响较深的如陀斯托夫斯基的《穷人》等都拧在一起发泄了。

把母亲送进坟地不久，子波来通知我，说朱近之老师希望见一见我。我去的时候，沿着我还熟悉的江津中学二门向右进入一个幽静的庭院，虽是暑期，高高的布满藤萝的荫棚，自有一番凉爽。做学生的时候，我既没有来过，也没有注意过它。在这里，我会见了朱近之老师。大概在此之前，子波等人已把我的作文和图画都给他看过，因此这次见面之后，便要我着手筹备一个图画展览会。原来和我同班以及并不和我同班但是图画成绩较好的学生，便陆续交出些作品来，在学校里那个经常贴通知布告的墙上，开了个图画展览会。而这些图画之称为“作品”，实在是完全不够格的。便是当时整个江津县城，能称为作品的，我看恐怕还得算聂岚远的写意红梅和喻式书的工笔老虎。另有位教过我们图画的姓张的老师，在喻家裱画店里，我看过他画的两张达摩——《达摩面壁》和《达摩一苇渡江》，其神韵、用笔、用色，令我惊叹不已。便是聂岚远的红梅，至今也仍有很确切的印象。可见少年时代所欣赏的艺术作品，对于形成一个人的美学观是有深远的意义的。而我们当时的图画展览会，只不过是课堂习作和范本临摹而已。

一年勉强凑合的中学生涯，对我发生过不小的作用，亦如偶然的一次旅行或交往，足以影响人的一生一样。因此我以为过分强调必然性会导向宿命论。

鲁迅的绝笔文章，说他推想冥中世界：小康之家宜于长期做鬼，而赤贫无依者宜于立即投胎。江津既拒我于学校之门，又连十五块钱一月的活路也不给，我决心走了。这走，还不就是“立即投胎”，却向我的“投胎”迈出了一步。

从江津向北行到成都，有一千里。名曰求学，却无学费；名曰旅行，亦无盘缠。我的小学同学陈忠霖（雨虹）在朋辈中是第一个对我怀有好感并且总是力图有助于我的。我在失学中，他也是我的读物供应者之一，并且不是供阅，而是把书给了我，说他已经读过了。其时他在重庆一家海味庄当学徒，过着一种有点特殊的生活：因为老板就是他叔叔，而他父母双亡，只姐弟二人。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他来了，说他也要去成都上学，准备了一百元路费，可以两人同行。这样，盘缠这一大关就通过了。

一九三六年盛夏中的一个清晨，天心凼还和平日一样，对面棚户里的“哥”们和“嫂”们，都还在梦中——这两年，他们逐渐成了夜生活者。由于一家新搬来的年轻夫妇作得一手上好的鳝鱼面，从黄昏到半夜都在小什字东口摆摊，日子居然混得还可以。柯二哥一家便经营起“水片牛肉”，也是夜里出摊，摆在小什字西口，还是从前我上崇实小学的地方。另一家姓刘的父儿两个都卖“炒米糖开水”。因此，他们都正在酣睡之中。天心凼里已经蓄满了水，由墨绿变成黄色，不再发出刺鼻的臭味了。

这个养育了我十多年的家，似乎没有什么人需要告别。更何况我是到“省里”去念书，不算什么凄苦的事情。也许他们正在想，过几年，我便又回到天心凼来了。具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定包括我的父亲。他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六十多年，把许多金子和银子变成了妇女们的头饰和手饰，我母亲也学会帮助钻翡翠。作为银匠，他进过不少豪门。但银匠终究是银匠，银匠的儿子从没有因为老银匠在豪门的足迹而使命运发生任何一点变化。老银匠能够获得的只是健壮的体魄。六十多岁，满头白发，还能为儿子扛起一包行李。从天心凼到班竹巷口的杂粮店停下来，发现行李之间缺少一条联结的绳子，转身回家取去了。

这班竹巷口的杂粮店，是我的一个远房叔叔作长工的地方。他是个孤老头，终年食宿在这个店里，也极少去我的家。因为天心凼过于僻静，而班竹巷口是我们经常要路过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个叔叔。记得我临过别人两张画，一张是黑白的，画一个月夜中的村落，那气氛使我至今不忘；另一张是水彩的婴儿，孩子的神态，画得来连我也喜欢。这两张画我都先后给他看了。他没有说什么，但神态是喜欢的。在绘画上能分享我的快乐的长辈中，就他一人。听母亲说，这叔叔在我周岁时，还用一碗米汤救活了我。当家里人都以为死定了，是他端起一碗米汤，怀着侥幸的心理说：“许活过来呢！”

由于生活得十分艰难，家里人几乎没有什么多愁善感者。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要离家远去，也从来没有人为这叙说过什么。叔叔忙于把门板扛到另一个地方，直等到我父亲匆匆地把绳子取回来。一切都在事务性的忙碌之中，谁也没有说过一句略带感情色彩的话。我就这样从临江门渡江，和陈雨虹一道，踏上了成渝公路，每天以一百华里的速度，向成都进发了。沿途有的是黄包车，车价用铜板折算，大约是一分钱一公里。

成都之行和在成都一年来的生活，唯一可称为实在的事情就是这两件事情本身。至于千里之行怎么样？这对我都一律如在梦中。我的存在，多半采取不存在的形式：三年制的初中，我只存在一年；半年的小学教员，我是以不合格而存在的；我在恋爱着，但不和结婚相联系，因为我连自己也养活不了。从到延安开始到进北京城后的二十年，我真正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但不久也成了问题。恢复前的四十二年党龄，二十年在党内，二十二年在党外！但是我要说，正是这样的存在和不存在同时存在于我的存在之中，这个世界对我才无可比拟地丰富起来。

在成都，尽管生活得很艰难，却很有意思。这里有“不醉无归小酒家”这样的风雅所在，也有“努力餐”这样的一边吃着“红烧十锦”一边开着党支部会的大众餐厅；有十四块银洋一碗的黄豆芽汤，也有一分钱便能填饱肚子的“猫儿头”饭庄；有精通几国语文的和尚，也有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基督教青年会；有忙得不可开交的革命家，也有闲得来半天射不出一支箭去的遗老们；有《太上感应篇》，也有《政治经济学》……对比强，便于认识，便于选取。没有选取，“有志者”这三个字便失去了任何含义。

一次在少城公园碰上网球赛，刚凑过去，便结束了。一群人数众多的贵妃们便簇拥着个什么人离开了。许久之后才知道这被簇拥着的是川中大军阀范绍曾。那些花枝招展的约莫相当于一个排的建制的球技欣赏者们，竟然都是他的妻妾！四川的难于生活和易于生活，寒酸和阔绰，谜底不就在这场飘飘然的嬉戏中么？

一分钱一顿饭，其实并不是成都的绝境。当时便是共产党员而担任成都天风歌咏团指挥的陈克勤（谷音），经常是连这一分钱也没有！后来在延安见到他，不久被派新疆学航空，被盛世才关了几年。北京解放后担任北京航空学校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很可能便是坐了牢，被打了什么，“四人帮”垮台前便带着冤屈死去了。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成都，到处是身着酱黄色军服的中央军，但我们不知从哪里弄来几首红军歌曲，朱讯、文山、我们一面在僻静的街道上行走，一边哼哼唧唧：“亲爱的英勇的红军呵，我们的胜利有把握。努力杀敌莫错过，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这时我们还都不是共产党员。唯其如此，就表现得比共产党员更革命些，也就是幼稚一些。三八年春，我们在延安都相继入党了。次年朱讯随徐海东南下，上了火车，国民党军官还来纠缠，等火车启动，他从车窗里狠狠给了那位混蛋一记清脆的耳光。大概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精神状态。

但是青年人也并不都一样，甚至很不一样。我们三人从成都坐敞篷汽车到川陕边界的临羌时，把我们扣留住的，不偏不倚，正是我和朱讯在江津中学三十八班的同班同学王某，即我似曾提到过的那位在作文时从不用语体的另一个姓王的本家。临羌是个检查站，他是这个站的站长。当时以为这只是一般的所谓“好”“恶”，临羌受阻，说明好恶也总是有内容的。

临羌的刁难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当时的存在，和在江津时的确发生了变化。但我们都带有冠冕堂皇或者说合理合法的介绍。比如我的介绍信便是赵其文老师为我写给陕西什么公署长官，请代我谋取文书一职“不胜感荷”！而我们的真正介绍信却用化学药品写在一本线装的《论语》中。也是由于幼稚，我们竟把四川省委印的《左派幼稚病》带去延安，虽然加了个封皮，说它是什么“医学丛书”。如果不是那位姓王的站长比我们更幼稚，这一关就准过不去。

在八贤庄，《论语》使我们非常顺利地通过了八路军办事处这一关。几天后便搭办事处回延安的军车出发了。坐的仍是敞篷大卡车，车上装的是铁镐和锄头。西北高原的黄尘，使我们一天下来时，全身冻得十分麻木，要从车厢站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就是在全身几乎都埋进了黄尘里，从眉毛、鼻孔到牙齿，全成了一片黄色，以致互相不能辨认。车子进入陕甘宁边区，唯一不同的便是墙上有了毛泽东和朱德的木刻画像。

车到延安，仍令人将信将疑。除了南门外有个空空荡荡的篮球场外，不比一路上的其它县城有什么特殊。卡车把我们的行李卸在城中央的延安师范旧址即抗日军政大学所在地。我在门口看着行李，朱讯和文山去校部报到。这时候从里边出来许多穿着灰色棉军装的男女同学，既扎着皮带也打着绑腿，但脚上穿的却是双鼻梁的老山鞋，连女同学也是如此！人们健壮、大方、精神昂扬。这印象大不同于十多年来一方请吃饭，而另一方总婉言谢绝，一直到吃过饭又争着付钱，仿佛这钱不由他付，立刻便会打起来！至于女的公然要男的“请我吃饭！”更是从来没有过的见闻！

一会儿，文山回来了，并且说他在校部吃过饭了。

“什么饭？”

“小米饭。”

“怎么样？”

“还可以，就是有点满口囫囵、不好嚼！”

新的生活终于开始了。为了吃饭，我们在西安等车的时候，便开始预习，开始吃面条；去延安途中开始吃锅饼；但吃小米饭却是从延安才开始。

一九八一年四月六日于北京

四、善于疏财的实业家邓蟾秋

程智铭

邓蟾秋，名鹤年（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五三年），江津县白沙镇人。青少年时期，在私塾苦读经史，能诗善文。及长，从乃父石泉之命辍学经商，前往重庆继承其父所经营的“洪顺祥盐号”，继又开办“大有恒钱庄”。不久，又与侄儿邓燮康和侄女婿龚农瞻等在重庆和江津两地开办农工银行，并在重庆开办火柴厂和曾家岩玻璃厂。邓蟾秋还在自贡市组织楚商“福川盐号”四家。

他虽然靠经商而成巨富，却能“出淤泥而不染”，不喝酒，不吸烟，不嫖不赌，为人正派，在重庆商场中信誉很高，重庆工商界人士尊称之为“蟾老”。经同业推选为重庆市盐帮代表，盐业公会常务委员。在此之前，重庆盐业中，仅有“井帮”和“渝帮”，从邓蟾秋开始，就形成了“江津帮”，出现了鼎足之势。

（一）

邓蟾秋在重庆经商，历时二十余年，长时期的细心探索，总结经验，使他掌握了做生意的诀窍，常对人说：“商贾之道，毋躁动，毋失机，乃无不利也。”事实上，他在商场的角逐中，正是按照这个诀窍做的。

民国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一月，正当四川军阀混战时期，川军一、二、三军各自集结兵力，均以争夺重庆为目标，互相攻打，时进时退，形成了拉锯战，以致由重庆至夔府运盐出川的主要交通受阻。这时从渝贩运楚岸的盐商，有的因资金短少，无力长久积压，在形势所迫之下，不得不将盐载低价出售。邓蟾秋得此消息后，立即召集盐号职员讨论，他分析了形势，很有说服力地指出：“战争之祸，势必带来楚岸销盐紧缺，战后必然畅销，正是吾辈商业者渴望以求之极好机会，不可失也。”于是组织盐号职员，四方活动，抓紧时机购盐近百载之多。

到一九二四年三月，经过一年多的三次拉锯战，战争的结果是：一军但懋辛和三军刘存厚等两军战败，而二军刘湘、杨森获胜，攻占了重庆。战争暂时停息，长江通行无阻，邓蟾秋即迅速将盐载赶运出川，在湘鄂甚为畅销。果然这次不出他的预料，获得了厚利，一时在重庆商场中成为特大新闻，轰动了山城。

邓蟾秋致富之后，却遭到军阀的注目和盘算。一九二五年，刘文辉驻防重庆，当时工商业者为了能够立足，减少麻烦和苛扰，不得不与刘文辉部队的主要官员周旋，拉关系，吃吃喝喝，有时还要接受以打牌为名、行明输暗送之实的圈套。有一次，刘文辉的军需处长唐棣之见邓蟾秋是殷实富商，便邀约他打牌，邓答以“我从来没有打过牌，也不会打”而谢绝之，致遭唐棣之的忌恨而欲伺机报复。

隔了不久，刘文辉要派垫款，唐棣之认为是整邓的好机会，便把邓蟾秋从盐商份内划出，列入“耆绅”一类，单独摊派一笔巨款。邓据理请予在盐帮中占派垫款额，唐竟以“抗拒派款不纳”的罪名，派兵把他抓捕。邓蟾秋在强权胁迫之下，只得出钱了事，对军阀的横行霸道行为极为痛恨。一气之下，结束了盐业生意。

大约一九二七年，邓蟾秋应龚农瞻的邀约到了北京。由于他对当时社会不满，并深受军阀科敛之苦，到北京后就拜长安寺能海法师为师，学习和研究佛学，以求精神得到解脱。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后，仍回居白沙。

（二）

邓蟾秋一生积累了近百万元的家产，可算是一个巨富，但他并不是守财奴，而是博施济众，散其财而不留。常说：“集财非难，散财实难。集而不散，用而不当，非道也。遗之子孙，资之作恶，尤非道也。”所以在他一生中更多的是把钱用于发展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

因此，邓蟾秋多次资助由其父石泉所创办的“聚奎学校”（地址：白沙镇南四公里处的黑石山上）。原来，从清同治九年（公元一八七〇年）起，由邓石泉创办“聚奎义塾”，后改建为“聚奎书院”。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改书院为“聚奎学堂”，后来又由聚奎小学增设初中，继而高中，至今已有一百一十七年的历史。聚奎学校每前进一步，都有邓蟾秋的心血在里面。他曾任过聚奎校董，并先后多次捐款达十余万元之巨。其中较为显著者是：捐赠全校童子军服，购置乐器成立全川第一支学校乐队，捐助学校举办校庆及运动会，捐赠一台发电机并安装电灯，购买花木绿化校园，大量购置古书珍本充实图书馆，还捐款六万元修建“鹤年堂”（礼堂）。学校以修建礼堂的结余款，在二十四军副师长张治和的协助下，购买军阀拍卖的公营庙产田业五百多石租、房业四十所（作为聚奎中学校产），并倡导募捐款近十万元（自己首先捐款一万元）修建一幢教学大楼“工字厅”，以及运动场与食堂、宿舍等。聚奎能有今天的规模，是同邓蟾秋的无私赞助分不开的。

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疯狂地侵占中国领土，南京随之失陷。欧阳竟无大师所办的佛学支那内学院迁来江津，邓蟾秋即拿出千金给张茂芹兄弟买来地基，修建起了学院，才使佛学院刻经研学工作顺利开展。

邓蟾秋不但捐资办学，还对亲友中有志向学而又苦于无钱上大学的子弟，他都尽力资助，使能就学深造。在他的帮助下，计留日者四人，留美者二人，留英者一人，留法者一人，留比者一人。在国内京、津、沪、宁、汉等地各大学就读者达数十人之多。如聚奎学校学生颜实甫，就是一九一九年夏邀约聚奎同学邓矩芳，请邓蟾秋资助旅费三百元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颜实甫在昂里中法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一九四〇年）十月廿六日是邓蟾秋的七十寿辰，前来祝寿者有当地的名流和族戚，也有因中日战争入川来白沙的教授和学者，真是高朋满座，赠馈盈门，仅各界人士赠送的礼金即达三万五千五百多元。邓蟾秋满怀激情地坚决表示：“将所接祝寿现金，悉数捐赠聚奎中学。”聚奎中学将这笔钱作为“邓蟾秋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

在祝寿的盛会中，陈独秀对周光午、高语罕等人说：“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邓蟾秋先生这样善于疏财的，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见。”他随即兴致勃勃地书写了“大德必寿”篆字一幅，赠送给邓蟾秋，并石刻于长石塔的鹰嘴石上。同时，又由陈独秀和邓仲纯、方孝远、台静农、欧阳渐等五人署名，由欧阳渐执笔，撰写了一篇《校董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当时在白沙的教授和学者蒋复璁、谢循初、陈可忠、曹刍、卢前、吴子我等一十八人署名，由卢前执笔，写了一篇《邓蟾秋先生七十寿言》，他们都高度地赞扬邓氏疏财办学之义举。

在这次寿庆会上，冯玉祥将军也赠送了一联，其联文是：“公益为怀，寿人寿世；智珠在握，有守有为。”以赞颂邓蟾秋的高尚情操。

（三）

邓蟾秋对公共文化事业亦很热心。在一九二六年，重庆成立基督教青年会，美籍传教士谢安道和中国籍总干事张本银来找邓蟾秋和马绍周募捐，用“邀会集资”的办法，请了四个“田园会”，他全参加了，每角五百元。邓蟾秋到北京接了会款，得到二万银元。他从北京给马绍周来信，叫马代他把这笔钱捐赠给青年会。青年会将这笔钱修建了图书馆，并名为“蟾秋图书馆”，同时将此事在白沙至黑石山途中的锅圈岩壁上石刻记载，以资纪念。

江津图书馆的筹建，邓蟾秋是积极倡导者和大力支持者之一，他不但捐赠了建设资金，还赠送了大批图书。

（四）

邓蟾秋虽是一个富商，但他对于穷苦无告的贫民是同情的。在他晚年，不但出钱出力筹建救济院，同时还在白沙举办“石泉义仓”赈济贫苦大众。

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三月，罗玺来津任县长后，对社会福利事业较为重视，便委托邓蟾秋、邓燮康二人筹建江津县救济院。由于两邓的努力，很快就成立了江津县救济院，院址设在县城东门外先农坛（现为县人民医院家属宿舍），并任命邓蟾秋为首届院长，邓燮康为副院长。在邓蟾秋的主持下制订了救济院十条任务，内容是：一、救济孤老；二、教养平儿；三、代书代课；四、求才求艺；五、施诊施药；六、施棺施茶；七、小本借贷；八、检尸抬埋；九、游民习艺；十、灾荒救济。救济院本着这十条任务办事，收容孤老残废约一百人，在外受恤者一百三十多人，施棺木五百余付。还开办小本借贷，金额分为五十元、一百元，无息还款期限为三个月。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白沙也成立了救济院，院址设在白沙新桥（原国立女师学院及附师校舍）。在筹建期间，邓蟾秋即自动将江津城内黄荆街团房地产契捐赠，在他的带动下，其他各界人士也纷纷捐赠，顺利地解决了白沙救济院筹建的资金问题。

邓蟾秋还在白沙举办“石泉义仓”，储备稻谷二百石，以赈济受灾群众。如遇春荒或灾歉年辰，就贷给农民，秋后归还，只收微利。并储备贷款二千元，以无息贷给生活急需的贫苦群众，以到期还本为条件。

邓蟾秋尤乐于急人之难，凡是遇到有困难者，都伸出同情之手，尽力帮助解决。他的长兄有个同年黄泽民，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为妻，生下一男一女。后来黄泽民因病去世，遗孀的处境日益困难，她只携带其子回国，而欲将其幼女拜托邓蟾秋代为抚养，他慨然同意，爱抚备至，视如家人，一直将这个幼女抚养成人之后，回到日本。

（五）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后，邓蟾秋得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早就制定了一个首先占领满蒙进而征服中国的侵略计划，他愤怒地说：“中华民族不可辱，爱国者要以惊醒国人为己任，团结民众，痛击日寇！”他当即捐资印刷日本侵略满蒙的恶毒计划数千份，广为散发宣传，以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

邓蟾秋虽为巨富，但除留给子孙二十石租的遗产外，其余绝大部分的资产都用以资助办学、培养人才、兴办公益事业。而邓蟾秋本人则自奉甚俭，常着布衣，晴戴草帽，有时还穿草鞋。对人接物，和蔼可亲。其教育子侄辈常以崇俭戒奢为主要课题。

他晚年居住白沙镇的下松林，从家到镇上相距约两公里，是山坡小道，他从不坐轿，而是坚持步行。有一次，他从镇上得知其族侄自成都回家后，常在街上打牌，并于赌后坐轿回家，他即在场尾回家的路上等候。其族侄见他即趋前问候，他即邀侄同归，侄请他上轿，被他拒绝，其侄只好步行随其后。如是者数日，侄亦有所醒悟，从此不再坐轿。后来蟾秋严肃地训诫他说：“乡中父老，都是见你长大的。为何正当年轻力壮，惰其四肢，动不动就要坐轿？青年好赌，也非我邓氏子孙所为，希望你们把这全部都戒掉。”从此族侄也不再赌了。

邓蟾秋在思想上能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跟上时代潮流。有一次，他的侄孙女坚决要与她的意中人结婚，其母要求女儿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来解决婚事，同时又怕戚族们的非议，在这种旧思想和旧习惯的压力下，正欲逼其女自尽。邓蟾秋听到后，立即以族长的身份，把母女二人找来，严肃而又慈祥地劝诫：“婚姻是儿女终身大事，父母不能包办，更不能虐待女儿，应听其自由选择婚配。”其母听后，深感内疚，当即表示同意女儿宝窗自选。邓蟾秋还不放心，乃将其女留在家中，一面催促男女双方尽快成婚，意始安帖。一场险些酿成人命的家庭悲剧，得到圆满结束，至今犹传为美谈。

邓蟾秋于建国后曾任重庆市文史馆馆员，一九五三年夏天因病殁于重庆南岸的汪山，终年八十二岁。中国女排主教练邓若曾就是他的长孙。

（根据有关史料整理）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

五、荔枝三绝（注）

（宋）黄山谷

一、
一钱不值程卫尉，万事称好司马公。
白发永无怀橘日，六年惆怅荔枝红。

二、
今年荔枝熟南风，莫愁留滞太史公。
五月临江鸭头绿，六月连山柘枝红。

三、
舞女荔枝虽属晚，临江照影自恼公。
天与蹙罗装宝髻，更挽猩血染衣红。

注： 黄山谷名庭坚，宋代大诗人。此诗作于江津县心舟亭（现公安局后面，亭已毁）的酒宴上。

六、邓燮康事略

古基祥

邓燮康，江津县白沙镇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公元一九〇七年三月十一日）。六岁入小学，十三岁入重庆求精中学。旋赴上海入复旦中学，毕业后，升入复旦大学，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毕业。

在复旦中学时，适北伐军正以破竹之势迅猛挺进，燮康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经邵志刚（邵力子之子）、朱履之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五四运动中，他满怀豪情地投入反帝斗争，奋不顾身，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演说宣传。入复旦大学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残酷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联系人邵志刚远去苏联，燮康因此和组织失去联系。

燮康于复旦大学毕业后即回县。适聚奎小学扩充开办初级中学，为纪念聚奎学校创办人，定名为石泉中学。燮康受命任石泉中学校长，诸如学校发展规模、图书仪器设备、教师遴聘以及教学质量的提高等重要问题，无不尽心竭力，计日程功，中学规模赖以奠定。同时，兼任新本女中董事长。

一九三二年时，江津尚无金融机构调剂市场头寸供需，农村每遇荒歉或青黄不接，农民往往遭受地主及高利贷者的大利盘剥，深以为苦。为此，燮康与邓蟾秋、龚农瞻、夏仲实等筹商，征股集资十万元，创办江津农工银行。龚农瞻被选为董事长，燮康任经理。从此，工农群众贷款有了地方，得免盘剥之苦。

抗日战争爆发后，省外各银行纷纷迁移渝蓉等地，江津农工银行因业务发展需要，亦设总行于重庆。因与另一中国农工银行名称相混，业务范围受到影响。燮康乃申请财政部，增资一千万元，更名为四川商业银行，分支行遍及国内各大商埠，燮康任总经理。此后，四川商业银行业务蒸蒸日上，在金融界享有一定声誉。

抗日战争爆发之次年，重庆设为陪都，川江运输任务繁重，渝叙航线轮船供不应求。县人龚农瞻为适应需要，遂与燮康及钟孟甫等筹划，组织合众轮船公司。由龚农瞻任董事长，燮康任常务董事，钟孟甫任总经理。合众轮船初航长江上游，抗日战争胜利后，航线远达上海，业务愈臻发达。

抗日战争爆发，燮康更加焕发了革命热情，极力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叔父蟾秋和缡仙一起，对于从省外迁移到江津县城和白沙镇的文化机构和公私立大中学校以及随之而来的名流学者，竭力为他们解决生活和住地等实际困难。其中如佛学家欧阳渐、文学家台静农、文学译著家曹靖华、国立九中校长陈访先、安徽本家延年医院院长邓初（字仲纯，剧作家曹禺的岳父）、卸任国立九中校长邓季萱等，都曾分别给以帮助。还有不少流亡学生得到过燮康的资助。

一九三八年陈独秀流寓江津，燮康同他过从密切。独秀初住县城，不惯烦嚣，经燮康设法迁住鹤山坪石墙院，燮康时常上山看望。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独秀病逝后，燮康与叔父蟾秋又为之料理后事，安葬于燮康别墅康庄桔林中。抗战胜利后，陈独秀的遗骸始运回安徽怀宁。

燮康积极支持其妻胡道芬和亲属中的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演剧宣传活动，曾在江津新华舞台和白沙乡村师范广场演出《血洒晴空》《血债》等剧目，激发群众救亡热情，效果显著。燮康并教育和鼓励在小学的两个女儿敬苏、敬兰参加宣传活动，她们和同学一道，经常到白沙镇街上和码头，演唱抗日歌曲和小剧，进行募捐。

冯玉祥将军到江津宣传节约献金购机抗敌，燮康率领儿女辈听冯演讲，深受感动，捐献了巨款。

抗战后期，燮康继任聚奎中学董事长。初，燮康于抗战开始时曾卖去黑石山侧近太公桥一百石租田产一股，以万元购买白沙镇梁子上铺房三间，以一间捐与由聚奎、新本两校合办的奎新文化服务社作社址，妻胡道芬亦将其嫁奁捐出，在聚奎中学长石塔工字厅侧修建康庄作音乐教室。任董事长后，面临解放战争，因货币贬值，乃对教工薪资改发黄谷。经费虽日益困难，仍煞费苦心，多方筹措，继续添购图书仪器，并积极增置各项设备。买除草机、打米机以及为从驴溪吃水而购进大小水管二百余根，燮康均慷慨捐助，从无吝色。

解放初，聚奎、新本两校因减租退押，经费来源断绝，为紧缩开支，遂合并为奎新中学，仍由燮康任董事长。时四川商业银行已停业结束，燮康素少储蓄，但仍呕心沥血地筹措经费作学校教工工资，直至一九五三年春奎新中学由国家接办。

解放战争之末，四川商业银行因遭受货币严重贬值的灾难，陷于资产不足以抵偿负债的惨境。解放初期，经中国人民银行清理结算，准予停业。

建国后，燮康在重庆工商联工作。同时，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后被选为民建重庆市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二年二月，合众轮船公司总经理钟孟甫逝世，龚农瞻亦辞卸董事长职，燮康继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尽力为恢复国民经济服务。一九五四年，合众与民生、强华、华中轮船公司合并为川江轮船公司，交通部任命燮康为副经理。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川江轮船公司并入长江航运局重庆分局，燮康被任命为副局长。一九五八年调任重庆港务局副局长。

燮康历任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一至六届委员。

燮康有子女十五人，均各有成就，遍布省内外，其中七人为共产党员。

燮康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七、莲花石小诗

（清）刘万荣

横斜怪石水之涯，破浪乘风独泛槎。
我本如来真佛子，灵台清静现莲花。

沧海桑田幻若何，游人偏爱涉风波。
中流砥柱知非易，挽尽狂澜用力多。

八、何鹿蒿事略

县志办

何鹿蒿（一八八三年——一九七〇年），出生于江津县梁家乡的一个地主家庭。幼年时，其父延师在家教学，十五岁入县城几水书院就读，见闻日广。当时，由于“新学”的传播，特别是受清朝政府腐败和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鹿蒿遂萌“实业救国”之志。

一九〇三年，四川选派官费留日学生，他便求岳父孙滋圃（江津名绅）从中说项，获准跟随留日学生自费赴日。他在日本期间，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参加了同盟会。经巴县友人彭金门介绍，认识了革命党人绍兴徐锡麟，后经徐介绍入东京岩城玻璃厂学习制作玻璃技术，意在学得技术，回国办厂，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这个厂规模较大，专制日皇御用的高级玻璃器皿和军用的探照灯玻片。在学习中，他勤学苦钻，又不惜馈赠，以此得到了厂主的欢心与信任。此后，不特专设小型坩埚等设备供其实习，而且还将其从不外传之配方传授给他，厂内各处可任其出入，各个岗位可让其操作。同时，经过厂长介绍，还结交了专长酸刻钢板金线花样的教授桥木英次郎、著名玻璃技师安藤幸次郎、工业学士猪太郎以及大阪玻璃商中川保三等各有专长的人。他在日学习三年，掌握了玻璃生产整个过程的操作技术。

一九〇五年，何鹿蒿以八个月的时间，奔忙于东京至大阪之间，作回国办厂的准备工作：一是在大阪常型厂订制各种模具，在林宽商店购买各种机床，在寿元药店购买各种化学原料和氧化剂；二是写信给家中管事胡洪均，嘱其在重庆附近刘家台寻觅厂址；三是趁友人彭金门由日返国，托其代办建厂的筹备工作。一切准备就绪后，鹿蒿即于一九〇六年动身回国。

途经上海，准备聘请几个技工入川充当助手，可是当时国内并无美术玻璃厂，无这方面的技工可聘；不得已又折返大阪，聘请日本技工久田、川北、岗田三人，然后一道回川。

从建厂到投产，何鹿蒿经历了千辛万苦，煞费周章。

首先，在当时的重庆虽有日本图纸和模型，但尚无能砌烟囱的泥工，一开始就遇到困难。经再三思索，他毅然身先士卒，同工人一起，边研究，边安砌，反复修改，仅两个月时间，终于建成高耸入云的圆炉烟囱一座，是当时重庆最先出现的现代工业建筑。

其次，生产玻璃所用之硅砂，重庆附近既不产此原料，当时又不知道白泡石可以代用。为解决急需问题，便率领学徒往来于江津上游江边选拾白鹅卵石，运到重庆再置水碾研细备用。

再次，当时市场煤炭发热量低，烧炉时间长，耗量大，成本高。为解决燃料问题，便与刘庆咸合资开办江北海底沟仁记煤矿，投资三万余元，历时三年之久，建成后既满足了生产的需要，又有余煤可以供应市场。

其四，日工进厂后，见我国内缺乏玻璃技师，便故意刁难要挟，装病旷工，进城游玩，几次开炉后因无人吹料，致使整炉溶液报废，造成数千银元的经济损失。尽管何鹿蒿自己能吹，但只身独口，不能开炉。长此下去，最后势必关门。为求生存与发展，便不惮其烦地对学徒传授技术，组织试验学习。面对日人的作梗，学徒们亦知愤发自励，刻苦钻研。几月之后，便掌握了操作技术，多数能独立工作，于是，日籍技工被解雇了。

其五，当时国内尚无玻璃生产设备和熔剂试验设施，更无坩埚制造技术，而厂的规模又在迅速扩大，模具等设备的消耗率随之增大，眼看不敷应用，生产难以持续，他便先后七次东渡日本大阪订购设备和熔剂，并带领学徒彭澜之等前往大阪正盛厂学制坩埚，从而解决了设备和技术两大难题，使玻璃生产日趋正常。

鹿蒿玻璃厂投产的头三年，尽管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但毕竟耗资过多，以致负债累累，度日维艰。何鹿蒿不得已便将田产变卖二百余石，但也只能偿还半数债务。

三年难关过去了，生产渐有起色：一是生产设备增多，规模扩大，产量提高三倍；二是技术水平提高，学徒业已出师，成了生产骨干；三是职工人数增多，拥有工人百余，比建厂时增加一倍以上。这时，不仅能产各种杯、盘、灯具和人工吹制的各种玻罐、花瓶以及各色美术磨花、印花、游花茶杯等器皿，还能生产望远镜和照像机的镜头玻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销路很广，常感供不应求。特别是在国人抵制洋货和政府减免课税之后，玻璃制品更无法满足市场需要。

清末，曾选产品参加成渝两地赛会，三次均获金质奖章。一九一一年参加南洋巴拿马赛会，又获得一等奖。从此，盛誉四溢，声名大振。时人赠联赞誉：“泛三神山得点金术，炼五色石夺造化工”；“顽石通灵造出玻璃世界，斯人不出谁收破碎河山”。

鹿蒿玻璃厂开办头十年为极盛时期，累计获利十余万元，除偿清债务外，还在重庆菜园坝一带买地数千亩准备扩建厂址，又在王家坡修建住宅一幢，复趁日币贬值而去日本购回大批机器设备和碾米、磨面两用配套设备及制造仁丹的机具与秘方，试图多业并举，大兴实业。可惜当这批机具运回之际，川内已成军阀混战局面，玻璃生产累受挫折，再也无力兼顾他业了。乃将碾米、磨面设备转让给白沙孙伯宏经营，将仁丹制造的机具和秘方转让给天生元药房主人黄寄生生产。从此，白沙始有机器打米和磨面，川内始有国产仁丹问世。

鹿蒿玻璃厂从开办至关闭，一共经历了四十二个春秋。除开初十年兴盛一时外，其余则长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一九一三年讨袁失败后，熊克武初次下台，袁世凯任命胡景伊督川，大肆残杀国民党人。因何鹿蒿是同盟会会员，故遭通缉，不得不东匿西躲，以致厂务废弛，生产下降。同时，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力接踵而来，以致思想负担十分沉重，终于得上吐血痼疾。

一九一七年后，四川军阀混战，连年兵燹，打进退出，硝烟弥漫，交通阻塞，百业萧条。重庆当时是军阀争夺的要地，实业惨遭摧残，纷纷倒闭。鹿蒿玻璃厂虽已缩小规模，勉强挣扎，但破产威胁依然有增无减，岌岌可危。

抗战开始，何鹿蒿年事已高，创伤甚重，无心继续经营，便将业务交与徒弟周之藩主持。为谋打开销路，挽回残局，曾于一九三七年分拨部分设备和人力在贵阳近郊设分厂，后以销路有限和不便管理等原因，乃于一九四三年撤销。为避日机轰炸，于一九四〇年将工厂由重庆刘家台迁至江津江口，辗转奋斗数年，始终没有转机。随后，王家坡住宅被日机炸毁，厂内产品积压如山，生产时断时续，处境更加窘困。在这山穷水尽之际，不得不将存货当废渣出售，将铁模当废铁倾销，以换取小量现金维持最低生活。

为图最后挣扎，于一九四三年又募股增资一百万元，改组公司。鹿蒿被推选为董事长，遴选早年留学德国的王德宣为经理。抗战胜利后，又将厂部由江口迁至重庆下曾家岩重新建厂。可是，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物价飞涨，经济崩溃，大肆压迫剥削，何鹿蒿苦心经营半世纪的玻璃厂终于一九四八年倒闭。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解放，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鹿蒿玻璃厂于一九五〇年恢复开业。企业合营后，年近七旬的何鹿蒿被聘进厂作技术顾问，并任重庆市政协委员。在党的关怀下，何鹿蒿更加热爱玻璃事业。一九五八年初，为解决电焊急需的防护镜片，日夜查阅技术资料，指导实验，使能批量投入生产，获得了重庆市工业局的奖励。

“文化大革命”时期，何鹿蒿深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抄家失去了存款和文物，每月的工资七十八元也被克扣百分之四十。由于受到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打击，何鹿蒿健康状况日渐恶化，于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含恨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粉碎“四人帮”后，落实了党的政策，何鹿蒿被抄去的财物一千一百多元已还给他的夫人曾鸿君。

原配孙氏，生一子，名思九，解放前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一九五〇年去世。续配曾鸿君，九十一岁，现居成都，生一子女：子名思古，十岁病亡；女名思某，毕业于四川大学，现任四川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副所长（党员）。长孙大章，现任云南工学院副教授；次孙太斌，现任陕西省西北工业大学副教授；三孙大涵，现任陕西省地质五队技术干部；末孙大可，现任陕西省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讲师；孙女大光、大玲均在重庆沙坪坝工作。

九、我的父亲夏芝宇

夏培雍

我的父亲夏芝宇，又名夏鸿儒。一八八一年出生于江津高占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他刚懂事的时候，就过继给我叔祖夏泳南为子。我的祖父是江津一个儒生，以教书为业，邑中士人多出其门下。我父亲在他的教诲下，孔孟之道、忠君爱国的思想深入脑海。

一九〇二年，我父亲二十一岁时，即中了举人，与民主同盟中央故主席张澜同志同榜，他们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我父亲一生中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受到张澜同志的影响。

他的青年时代，正处于满清末年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满清政府为了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令各省成立咨议局，为“君主立宪”政体作准备。我父亲与张澜同志都以举人身份同为议员。他幻想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可以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还认识不到这只不过是个骗局罢了。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人民为了反对清廷将川汉铁路的建筑、经营、借款等特权出卖与帝国主义，发动了反帝保路的斗争，组织了“保路同志会”。成都等地罢市、罢课，声势浩大。我父亲也是同志会会员，参加了斗争行列。当年九月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同志会骨干蒲殿俊、张澜等九人，并屠杀示威群众多人。我父亲昼夜兼程赶往武汉向革命军求援。在重庆换乘轮船时，落入水中，险遭灭顶之灾。十月，武昌起义成功，革命斗争的烽火迫使赵尔丰将逮捕人员释放。

在四川军阀割据时期，我父亲离开了军阀混战的政治舞台，回到故乡，定居在老家高占乡宝珠溪。他本人却常住江津城内或白沙镇上。我们幼时，他经常教育我们要以恕道待人。他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对人和善，平易近人，常为人排难解纷，乡里群众亲切地称他为“夏四爷”。他很同情劳苦大众，常以米、钱等物资助贫困的农民。一次，有一张姓农民的孩子摘食了我家桔园的柑子，被看林人捉住，按规定罚了款。张家借钱缴给了看林人，我父亲知道后自己拿出钱来悄悄地给了张家。乡下缺医少药，我家备有多种自制常用药品，如外伤药、玉真散等。有一种叫“灵芝水”的可治中暑、头晕等疾，每年都要泡制数坛，密封备用，乡邻们常来取服，都是无偿赠与。

我父亲觉得教育可以改变人们的愚昧状态，他常说“读书可以明理”。他不但培养我们姊妹都受到高等教育，还变卖田产，支持我三妹培肃到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希望她学成回国，能对国家、对人民作出贡献。培肃于一九五一年归国，果然不负所望，是我国电子计算机奠基人之一。他对族中子弟，有能上大学的，都给予经济上的资助。他主张兴办学校，使更多的孩子有入学机会。江津城外武城山上，有一所育才小学，原是清末育才书院旧址。抗日战争期中，以我父亲为首，筹集资金，成立了董事会，在此开办了私立育才中学，他任董事长，直至解放。他又在城内菜市街夏氏宗祠内以祠产兴建了明德小学（即现在的菜市街小学），又在老家高占乡甘溪子开办了甘溪小学。白沙镇上的图书馆，藏书甚少，他购买了《万有文库》数百本，捐赠充实馆藏，供大众借阅。

抗日战争期中，我父任江津县伪参议会议员。在大会上，他常对国民党政府的苛政大发雷霆。“夏吵吵”之名由此而来。这一绰号正表现他敢于仗义执言、敢于斗争的品质。有一次，高占乡各保强拉壮丁数人，送县入征，在县城碰上我父亲，他不忍也不愿这些乡邻好子弟去为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充当炮灰，就叫他们各自回乡，自己去承担风险。后被县长赵竹君向上禀报我父亲阻挠兵役，企图逮捕他。他逃避到重庆，等风波平息后才回江津老家乡下。凡保甲长欺压勒索乡邻的事，被我父亲知道了，他必出面干涉制止。抗战期间，农民李昆南被甲长夏海清用中了签要他去当兵的名目，敲诈他每年要交四石菜子，必须连交八年。到第七年交菜子时，我父亲才知道，严令退回。李昆南的儿子在甘溪小学读书，甲长又企图拉他当壮丁来敲诈，我父亲出面制止才罢。伪县政府征粮人员到乡下收粮时，总以大斗搜刮，一次被父亲碰上了，他当场加以揭穿，严加呵斥，还给了那人一记耳光。

我父亲目睹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认识到必须有一次政治变革，中国才有前途。一九四五年，在张澜同志的帮助下，他参加了民主同盟，投身到民主革命的洪流中。

一九四六年，我父与张澜同志联系，获得批准，在江津成立民盟组织。筹备会会址设在江津通泰门一家茶馆楼上，并挂出了“江津民主同盟支部”的牌子。大家推江岑生为主要负责人，我父亲和程锡恒等人为支部委员，当时入盟的有四五十人。可是，不久江岑生被捕，送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审讯，民盟组织遭到破坏。程锡恒迅即销毁民盟名单及有关资料，以免暴露整个组织。此后，我父亲和重庆民盟总部负责人鲜英单线联系，从事秘密活动。有几个青年地下工作人员，以“共党嫌疑分子”罪名被捕入狱，我父多方营救，最后，他以参议员的合法身份保释他们出狱。

一九四九年江津解放前夕，我父亲和夏仲实等人共同筹备迎接解放军，防止土匪暴乱。解放后，他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带头减租退押。他几次参加县人民政府召开的开明士绅会议。一九五一年春节，李市区政府还邀请他去团年，这些都是党对他的关怀和照顾。

可是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敢于为群众排难解纷的行为，难免不遭人忌恨。有一混入革命阵营的土匪分子，趁建国初期法制尚未健全之机，竟捏造罪名，向上级申报他是反动地主，抗拒退押，组织土匪暴乱。一九五一年三月，我父亲遭到镇压，终年七十岁。但诬报者担心七旬老翁组织土匪暴动的捏造事实不易骗得上级批准，竟把七十岁改为五十九岁，以便达到目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各项冤假错案陆续得到平反纠正。我们姊妹根据有关材料和证明，于一九八四年九月向江津县委提出申诉。只隔两日，即转交江津县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刑二庭的同志们不辞劳苦，前往成都、重庆、璧山、白沙、龙门、罗坝等地，查证多人，并找到重庆民盟鲜英同志生前的书面证明，否定了我父亲的罪状，证实了我父亲确是解放前江津民主同盟的“创建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法院判决书判词语）。法院于一九八六年八月重新判决，撤销对我父亲五一年的原判，宣告无罪，恢复政治名誉。

三十五载的沉冤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我们姊妹衷心感谢党的英明伟大，感谢江津县委以及法院领导和为平反冤案而辛勤工作的同志们。我父死而有知，亦当含笑九泉！

十、莲花石小诗

（清）李岚翔

预兆丰年瑞，江山现碧莲。
三山分类种，廿丈吐清泉。
影掠双鱼跃，光涵宝塔联。
津阳千古迹，首过祝晓天。

十一、聂祖辉和他的祖辉农场

梁大成

聂祖辉是祖辉农场的创建者，他是江津县油溪区店子乡人。生于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在四川省高等学堂第二类理科毕业后留学日本。回国后，辛亥革命前在成都办过劝学所。民国时期，在重庆办过美华皂厂、全新翻砂厂。任过江津、涪陵中学校长，江津县教育科长，重庆市一些中学的理化教员和四川最早的北山铁路机务工程师等职务。

他在各地任职期间，眼见我国受列强的侵略，海关不能自主，洋货大量输入，既破坏了我国农村自然经济，又使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打击，以是忧心如焚，亟谋振兴之道。

他在创办祖辉农场的自序中写道：“每于课余，常感近年来欧美物质文化源源输入我国，使人民之生活水平渐次提高。如果品之用，昔视之为奢侈品，今则成为人民生活中之必需品矣！……然察市场之佳品，大部为外来物。国产虽不少，然因栽培者墨守旧法，不加研究，因之无新品种产生，即原有之形质亦退化，不能与外来者相角逐。如北方之苹果，而今则为洋苹果所压倒；南方之柑、柚，昔日独揽全国市场，现今亦不能与花旗桔并驾。思念及此，良为可叹！当此农村破产、提倡国货之秋，实为吾辈不可忽视而应积极倡导之时矣。辉多年来，目睹心伤，不忍坐视吾国号称园艺之祖国，竟为外货所充斥，致使果品生产一蹶不振，思有所补之。”

由此可知，聂祖辉创建农场完全出于实业救国的思想。

他在经过精心筹划之后，于一九三二年开始购植果树，一九三六年正式建立祖辉农场，自任场长。设置技术员、会计员、事务员各一人，共有耕地224亩（田40亩，土184亩），雇请工人7—12人。并于一九四二年经江津县政府存案，发给“仁建字（52号）指令”准予存查。一九四七年遵照县府颁布的农场登记规则，呈请江津县府发给“烈四字（第53号）登记证”和“清四字（第74号）训令”各一件，并经农业部核准备查。

为了振兴江津农业，聂祖辉曾先后引进了农、果、牧良种，计有：沙田柚、全新橙引自广西省立农事试验场；苹果引自烟台新农公司；砀山梨引自中央大学农学院；苍溪梨引自苍溪县；爪哇蔗和印度蔗引自内江甘蔗试验场；小麦2905良种引自金陵大学；水稻大黄良种引自泸县稻麦改良场；美国烟草引自财政部税务署；美国约克夏猪引自中央大学农学院；瑞士乳羊（撒冷士根堡）引自武汉大学。此外还引进了法国长毛兔、意大利卵用鸡、北京肉鸭、美国南瑞苕和美国甜豌豆等良种。

在引进良种的同时，还进行了蜜柑蝇生活规律的观察研究和蒸制骨粉、熬制白糖、酿造广柑酒以及柑桔贮藏保鲜等试验研究工作。

祖辉农场在聂祖辉的苦心经营下，曾两次获得政府的奖励：即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祖辉农场所生产的沙田柚、梁山柚、撒冷羊、波支猪等参加江津县农业比赛会，获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和江津县农业推广所第二号奖状各一张；一九四六年二月祖辉农场生产的小麦参加陪都（重庆）农民节农产比赛会，获得农林部、社会部第一号奖状和奖旗。

聂祖辉苦心经营农场十八年，意欲实现他实业救国的抱负，但在旧中国时期，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一九四六年随着果园产品增加，管理费用也日渐增大，资金非常困难，给他思想上带来极大的苦闷。他在当年的贷款书上写道：“辉一生服务教育，非官非宦，尤非商贾，……外无经济之补助，内无产品之可言，且各项开支，有增无减，值此之际，经济十分困难。”

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聂祖辉并没有退缩，毅然用农场地契押借黄谷二百石偿债，千方百计把农场办下去。

据一九四七年资料记载，祖辉农场栽植的果树有：一九三二年栽本地甜橙3500株；一九三三年栽梁山柚80株；一九三九年栽沙田柚1000株，柠檬80株；一九四二年栽华盛脐橙250株；一九四四年栽中农一号甜橙（即锦橙）250株；一九四五年栽佛灵夏橙100株，梨、苹100株。四十年代初期开始投产，一九四六年广柑总产66000斤。

在办好农场的同时，还向全县农民推广约克猪与本地猪杂交的改良种，推广撒冷羊与本地羊杂交的改良种，推广良种柑桔苗、印度良种甘蔗、美国烟草、方英小麦、大黄谷等良种，受到全县农民的普遍欢迎。

一九五〇年，我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成立，聂祖辉受聘任生产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一年他向人民政府写了“要求接管”的申请。二月份，川东农业厅厅长赵孟明和川东园艺试验场场长余顺龙到祖辉农场视察后，同意了他的请求。于同年四月份由川东园艺试验站（即园艺试验场）派李文学和柯前兆接管祖辉农场，并改名为川东园艺试验站油溪工作站。一九五二年交由江津县主管。一九五三年二月，改名为江津县园艺场。一九五五年八月，改为江津县农场。

在中共江津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县农场（原来的祖辉农场）有了巨大的变化，聂祖辉当年想办而未能办到的，现已逐渐实现了。一九六二年，全农场果品总产达437785斤，被评为四川省的先进农场，出席了省劳模大会。

一九七九年开始，在场长柯前兆的具体领导下，大抓果园改造，栽植单系，现已建成为柑桔母本园，共栽单系母树65个品种，计16361株。其中：锦橙19个，共7928株；先锋橙8个，共2453株；长叶橙5个，共451株；冰糖柑6个，共1305株；椪柑4个，共242株；蜜柑5个，共469株；脐橙5个，共287株；柠檬1个，共70株；血橙1个，共42株；红桔7个，共2745株；其它4个，共369株。将为全县实现柑桔良种化作出巨大贡献。

（根据柯前兆同志提供资料整理）一九八七年三月九日

回忆儿时在老家过年

周开庆

“过年”在我国习俗上是一件大事。自从民国成立，政府采用阳历纪年后，原用的阴历（现在一般人称为农历）仍然在民间并行。因此我们一年要过两次年，一次叫旧历年，一次叫新历年，或者简称旧年和新年。而实际上，大家心目中所关心的过年还是指的过旧历年。旧历年在我国有几千年的社会文化背景，已经构成了我们民族风习重要的一部分。它成为每个家庭团圆的象征；它是一年中大家可以休息欢愉、共同享乐的节日。它是充满了人情味的，也是多采多姿的。

我在这里所要回忆的是满清末年、民国初年我在家乡过年的情景。我的家在四川省江津县，这里所说的，或者可以代表川东南一般的情形。儿时的回忆大半是美丽的，尤其是儿时过年的欢愉，如今想起来还有无限的趣味。

谈到过年，自然以除夕和元旦两天为中心。但从腊月（即十二月）十六日“倒牙”起，各家各户即已进入过年的阶段。元旦以后，直至正月（即一月）十五日过了“大年”，过年的活动才算正式停止。所以在实际上，过旧历年是要从腊月十六日起至正月十五日止，以这一个月为期的。

“倒牙”是过年的开始。但“倒牙”二字究应作何解释，其说不一。照我家乡的说法，似乎起于“打牙祭”。一般工商农户对于夥友、学徒、佃作的膳食，常以初二、十六为肉食之期，谓之“牙祭”。腊月十六日，是一年里最后的一次牙祭，所以叫做“倒牙”（或“祷牙”），或称为“厄牙”。不管这种解释正确与否，总之从这一天起，大家都开始作年度结束的打算。商家从此不再放账，不但催收欠款，并且卖东西要现金。工商户家所请的夥友、工人，农家所雇的年工，明年是否留任，也多在这一天决定。私塾这一天散学，出外经营工商业的人，亦在这天开始陆续作归计。整个社会活动，至此已笼罩着过年的气氛了。

“倒牙”以后，年货开始上市。年货包括饮食、衣服各种用品。这中间最足以显示过年情调的，一是写家神或春联的字摊子，一是卖敬神用品如香炉、烛台和铜磬的。卖敬神用品的人，常是挑着担子，敲着铜磬，沿街叫卖。磬声清越，动人心灵。大家把这种敲磬叫做“敲落魂钟”。在临近江津的有些县份（如南川县），则称之为“打心慌磬”。意思是说：磬声一响，欠人钱财的要赶快筹钱还人，年货未办的要赶快购备，离家在外的要从速回家，大家都为过年而心忙意乱起来了。我家所赶的李市场，其场期为三、六、九，每年“敲落魂钟”是从腊月十九开始的。

二十三日的晚上，各家都要送灶神。灶神神位多半设在厨房灶头的墙壁上，据说他每年要上天一次，腊月二十三日去，除夕晚上回来。上天的任务，是要报告这一家一年来所行的善善恶恶。因为希望他老人家能够“隐恶扬善”，所以在他上天前拿香烛糖果欢送他，亦于除夕晚上以同样的仪式欢迎他回来。

到了除夕，最重要的节目是吃年饭。因为腊月有大有小，月大的除夕是三十日，月小则是二十九日。吃年饭也不一定在除夕那一天，亦有提前两三天吃的，不过不多。吃年饭多在正午，晚饭时吃的也有。年饭前要祭祖宗，祭品有整个腊猪头、猪膀、鸡鸭等，并焚化袱子、金银锭等。除祖宗神位外，门神、灶神、坛神（如有）、魁星（如有）等，均在祭拜之列。

年饭食品，不外猪头肉、鸡、鸭、鱼之类。鱼是必需的菜肴之一，取其“丰富有余”的意思。腊肉汤里煮大块萝卜，似乎也是一样必要的菜，这种萝卜汤一直可以吃到“大年”。年饭时最要紧的是全家人能到的都要到，所以谓之“团年”。若干人由远地赶回家乡，就是为了要吃这一顿年饭的。饭中亦有不少忌讳，如吃第一碗饭就泡汤，则你第二年出门会常常遇到落雨。年饭时自然也不准说不吉利的话。

除夕那天，各家内外，都要整齐清洁，门上的春联，门前的檐灯，都分别贴挂起来。读书人家，对于春联的撰写，极为注意，大门、二门、客堂、寝室，要各依其性质，撰成恰当的联语。檐灯纸上，或题诗或绘画，也有简单写上“紫微高照”等几字。从除夕晚上起，家里所有神位，早晚都点上香烛，檐灯则晚上上灯，叫做“上满堂香”，一直上到正月十五。

除夕傍晚，并派人到祖坟上去上灯，即做成一种纸灯，插烛或点青油灯于其中，于入晚时点亮起来，谓之“亮坟”。除夕晚上，各家“守岁”。我家的习惯，这时便在家中老人的房里烧起火盆来，全家大小，都围绕在火盆旁边。大人们谈着家常，小孩们吃糖果，听讲故事。守岁并不是一直守到元旦天亮，而是守到“烧子时香”。照规矩说，烧子时香应该在午夜的零时，即除夕晚十二时以后。但乡间时间并不准确，有的提前烧香，有的直到要天亮时才烧的。那时农村比较富庶，各家烧子时香，都要大放鞭炮，此起彼落，从午夜一直放到天明。

烧子时香，有些家里还要举行“占岁”。就是以十二个酒杯，中放黄豆，一律浸水。十二个酒杯代表十二个月，黄豆浸水后发育的良否，象征那一个月的雨水是否调匀。更根据各个月的情形，来预测未来一年的丰歉。在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风调雨顺”是切关“国泰民安”的。

元旦早餐，或吃汤圆，或吃“挂面”。汤圆义取团圆，面食在以白米为主食的四川，常常当作点心吃。挂面是一种干面条，不是临时作成的。我家的习惯，元旦早餐，是吃鸡汤下面。早餐后，全家齐集堂屋祖宗神龛前，先向祖宗神位拜年，由老年人先拜，再依辈份次第拜，自然都是叩头的。向神位拜年毕，家中辈份最长的便坐在堂屋中间，接受子孙的贺年。这时的小孩子，不仅听到长辈祝福的话，还要得到“红封封”（在台湾即说的红包）。家中拜年完毕，开大门“出行”。出行的方向，要先查历书，历书载明利于何方，即向何方走一段路。如此则今后这一年，就可望“无往不利”了。

元旦日最有趣的，是往邻近同族各家拜年。在我的家乡，聚村而居的很少，都是单独成户，每家相聚半里一里不等。“出行”后，小孩们便同大人一路出发，先到较近的一家。这一家要出门拜年的人，便加入这一个拜年行列，走向顺路的第三家。年岁久了，中间经过的家数，大约成了固定的次序。到了中午，这一拜年行列便加到好几十个人了。

到各家时，家况较好的，多已先行摆好茶点，有麻元、油果、花生糖、炒米、泡粑等等糖糕，请客吃用，小孩每人并有“红封封”一个。家况较差的，则行礼后大家即行辞出。中午到的这一家，则备有酒菜，坐上八桌十桌，十分热闹。满清末年那几年，中午大概都在我的家里，因为那时我的祖父还在。他在族中很有声望，又很好客，事先约好最后到我家来的。那时我只有几岁，一个上午拜年，一走要二十里，家里本不要我去，但承若干伯伯叔叔的照顾，我总是“骑马马”（坐在别人的两肩上）的时候多，走的时候少。回到家里时，荷包里已装满了“红封封”和糖果，可谓“满载而归”了。

元旦过后，请“春酒”开始。乡间请春酒，邻近主要各家，大约排了一个次序。我家是请初三。那一天，附近的亲戚、邻居、佃户等都来拜年。送来的礼物，不外白糖、冰糖、杂糖、挂面之类。收到后陈设在堂屋里的长桌上，一直要摆到十五，愈摆愈多，有点“摆场面”的意味。酒席请厨师来办理，格式是八大碗，以四斤肉一席为度，不外酥肉、蹄膀、扣肉之类；海带汤就算是“海菜”了。当天大概要用十席，但厨师却要做十多席到二十席，余下的用蒸笼装起来，以备以后几天有客来招待之用。

这一年家里如有回门的“新客”，那就更热闹。所谓新客，是家中有女儿出阁，新年同丈夫一齐回娘家拜年的意思。女儿女婿回门拜新年，大约初三或初五回来，大年前后回去。来时带来大批的礼物，逐日由娘家的伯叔兄弟陪赴各家亲友拜年，回去前则由娘家大请亲友，接受各家送来的礼物，交“新客”带回去。记得那年我的大姊（伯父生的）同姊夫回门，家中特别请一厨师招待，真是餐餐酒肉。有时姊夫同二三来宾作“掷点子”消遣，我还奉命参加（平时是绝对不准的），并且只准输不准赢。每天姊夫出外拜年，遇到大人无法分身陪往时，我这小孩子还奉命代表。到了别人家里，不免故作“大人之状”，居然没有失礼。如今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好笑。

初九到十五的重要节目是“灯会”。我们市镇上的灯会是在牛王庙里举行的。初九日灯会开始，请道士做道场，立灯杆。当天晚上，杆上点起神灯。十二日晚，龙灯出龙。龙灯有青龙、白龙、黄龙等名目，由各街或各商帮筹款出演。龙灯以竹片扎成，外糊各种花纸，作长龙形，由五个人或七个人玩弄。也有一个人玩的小龙灯，名叫“独脚龙”，等于龙灯队里的“丑角”之类。

入晚，龙灯齐集灯杆下，然后陆续出龙，先后十多条，绕行各街。各家铺店，于龙灯经过时，则以“花筒”、“鞭炮”、“铁水”等向龙灯浇放。花筒系以竹节为筒，中实火药，内加炭屑、铁末等，于尖端引线着火后放出火花，非常美丽。大花筒喷出的火花强烈，声音震耳。火花射在龙灯和玩灯者的身上，会烧燃龙灯和衣服，所以花筒烧得越厉害，龙灯亦舞得越激动，以便摇落火花。燃放鞭炮，则用竹竿撑着来回烧放。铁水是用铁罐将铁烧成液体，再用小瓢舀在木板上，向空拍出，如此化作无数火花，甚为美观。因接触空气迅速变冷，故落在人物上伤害亦不大。这种以花筒、鞭炮烧龙灯的游戏，谓之“玩龙灯”或“烧龙灯”。出龙以后，到了十四、十五两晚，越烧越激烈。龙灯上的纸自然都烧坏了，成了“滥龙”。就是玩龙灯的人，原都是筋强力壮的小伙子，也都弄得疲惫不堪，甚至有受伤的。据说那一条龙灯越烧得厉害，所属的那一条街或那一帮这一年就越发达，是可以看运气的。

龙灯以下，还有一种叫“车车灯”的。是以竹和纸扎成两个车轮，两旁点灯，轮后有一人掌着车轮作推车状。两轮中间，有一个男扮女装的旦角，随车进退，唱着各种小调。车前的小丑，则做出种种引人发笑的动作。旦角、小丑和车夫，进退唱和都有相当节拍，颇有几多歌舞剧的情调。

十五日过大年，全家再要吃一顿丰富的年饭。有的在午间，有的在晚间。这一晚烧满堂香，比各晚上范围都大。牛栏、猪圈、米碾、水槽，大概都被认为有神主持，都要给他们烧香点烛，焚化钱纸。敬神以外，对于一般孤魂野鬼，也要烧纸赏饭，叫做“送花盘”。是拿一个竹簸箕，内装刀头、水饭、酒、香烛、钱纸等物，送到野外焚化。

在除夕那天贴春联、挂檐灯时，大门门方还要贴上一排刻成花纹的长方形红纸，叫做“门纸”。十五日晚烧满堂香时，要把它取下来烧了。一般俗谚说：“火烧门钱纸，大的出门做生意；小的捡狗屎。”表示过年过到十五，年已过去。从十六日起，大家要各就各业，不能再像过年期中那样只是吃喝玩乐了。

大年晚上，还有“偷青”、“赶蝗虫”、“打耗子落窝”等事，自然这些是可做可不做的节目。“偷青”是偷采别人的青菜，取一年清静平安的意思。既然是一种风俗，别人偷采的又不多，所以被偷的人也没有什么话说。为了预防被偷，只有就当路的菜上淋上粪便的办法。“赶蝗虫”是携锣鼓、铜盆之类，上山敲打，据说可以赶走当年危害作物的蝗虫。“打耗子落窝”是拿“秤杆”敲打各间屋子的角落，口头则叫着“耗子落窝”。耗子即老鼠的别名，如此敲叫，老鼠便可减少了。这些习俗，要研究起来，每一样都会有不少原委，一时也说不完。

以上是我记忆中过旧历年的情节。台湾过旧年的风气至今仍然很浓，有不少习俗与我们四川省的情形相似。但拿来和我幼年在家乡的状况相比，已经有很多的差别。本篇所记，真是成了历史的陈迹了。

江津“民众剧社”始末记

刘沧浪 口述 江淀潮 整理

江津“民众剧社”从一九四二年二月成立到十月，总共只有八个月就因搞不下去而自动解散了。

酝酿组织这个剧社，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成员都是一些满怀爱国热情的青年，主要来源有这样两部分：一是国立剧专的学生（当时这个剧专在江安），如陈思（一九四二年在江津病逝）、曾强（现在湖北省电视台工作）、王杰（现任北京《电影艺术》副主编）等。还有两个江津人，也是剧专的学生，一个叫夏瑜伯（当时他是当地士绅子弟），一个叫周德华。那时剧专内对现实不满的学生，在学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整个江安城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中，许多学生呆不下去了，纷纷离开了剧专。我那时有意找这些志同道合、寻求新路的青年朋友，在一起商议到江津成立一个自己的青年戏剧班子，主要目的是宣传抗日救亡。从剧专出来的这些学生，特别是家在江津的学生，无疑可以作为这个组织的骨干。

还有一部分，就是从重庆三青团中央官办的“青年剧社”来的。当时李天济（上影剧作家，现代影片《今天我休息》《爱情啊，姓什么》的作者）和我，都曾为成立这样一个“自己的剧社”抱着很大的热情和希望。我和李都是熊佛西剧专的，正当青年，想搞一番事业，急欲摆脱国民党官办剧社的束缚。加上周德华一鼓吹，很快就得到了江津银行界涂克应等人的赞同。由我和李天济、陈思、夏瑜伯、周德华等五人作为核心成员，又找了约二十多位爱好现代戏剧艺术专业的青年学生参加。就这样，于一九四二年春，搞起了自伙筹办的剧社班子来了。

起初，大家给剧社取名“烽火”剧社，含意当然是抗日的烽火。首场排演的，就是老舍的名剧《国家至上》。当时我们住在江津城里一所什么名字的学校里。朱近之没有公开参加这个社，一直在暗中支持我们。他当时在江津职业中学任教，对剧社的情况很关心，不断从精神上鼓励我们，但是他从不来参加会议。

正当“烽火”剧社这个最能代表我们思想感情而又十分响亮的名字即将正式打出去之际，却遇到了意外的阻挠。江津有个叫刁××的，是县民众教育馆（类似现在的县文化馆）的馆长，还是当地袍哥堂口的头面人物。有一天，他跑来对我们说：剧团要由他办，不能民办。剧团就这样被他一手抢夺过去，取名叫“民众”剧社，不准叫“烽火”或“烽火”一类的名称。这样一来，大家搞不下去了，都想撒手不干了。我们去请教朱近之，朱说：“可以干，要斗争嘛！在干起来之后，可以利用他（指刁）的作用嘛！”经朱这样一开导，我们也有了主意和勇气。五个人一起反复研究，统一了思想认识，增强了信心。大家都说：“不睬，国民党我们见过，怕他怎的！”

可是，后面的问题又来了。剧社经刁一插手，银行界方面不再出钱资助了，全部经费改由县民教馆开支，剧社的困难也就从此更加严重。民教馆当时办在江津河边上的一个公园内，游览的人少得可怜。我们用一些烂景片、烂东西将屋子隔拦了一下，表示男女有别，分开居住。刁发给每人的那点微薄工资，连吃饭都吃不饱，害得大家经常饿着肚子排戏演戏。

记得那时排过《包得行》这个戏，还演过其他一些剧，总之，演了不少宣传抗日的戏，在当时的江津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张西洛是我的老熟人，那时他在江津办“大公书店”，是我们常去之处。张西洛还办了个周报（记得像是叫《江声周报》），张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约我们在他办的报纸上出了一个文艺副刊，内容都是骂国民党的。当然所用笔名全都是化名，刁一时尚未察觉出来。张后来在重庆的《新民报》作记者，抗战期中曾去延安访过毛主席。

剧社成员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还排演了《女店主》。最后，大家一致决定排演法国名剧《祖国》，是莎都编的。这个戏骂特务，整叛徒，非常精彩。排是排好了，国民党当局却“不准上演”。那时不演戏或下了装，剧社这些青年都被拖成穿烂襟襟、喝稀糊糊的叫化子似的人了。

剧社的核心成员之一的陈思（原名陈云起），又导演又演戏，是个“全挂子”。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活活拖死在公园内的。当时他染上了流行的霍乱症，整天吐泻不止，刁连看也不看一眼，他不能及时住院抢救，当然只有拖死之一途！

刁抢夺了剧社的领导权，但所有成员都不肯按照他的意图办事，仍照往常一样各人排演各人想演的戏。剧社的进步色彩，刁很感恼火，但始终抓不住什么把柄，这是因为我们也是时时保持高度警惕的。比如：那时用景片隔的房间里，青年演员们出于自己的爱好、崇敬和倾向，挂上鲁迅像之类的艺术巨人肖像、照片，书写了许多带明显进步倾向的字条、对联或标语似的警句。没有想到，宪兵三三两两，几乎每天都要到公园来巡查。我们立刻行动起来，一古脑儿把带明显色彩、容易使人生疑的东西通通收藏起来，一火焚之。有的青年说话易露锋芒，也自觉小心起来，避免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

又听说警备司令部有秘密指令给江津，也使我们更加注意。有三种情况出现，可以证实我们的处境是十分紧张和危险的：（一）全副武装的宪兵，突然到我们住所前后加强巡查；（二）特务机关稽查处，公开在交通码头进行盘查；（三）国民党县党部正式派了一位官员，并带来一些随员，召集我们开会，清查我们全体成员的来历。

当然，清查我们的来历，是采取同我们谈话的方式，而不是采取传讯、审问或直接镇压的方式。要我们谈经历，谈演戏的目的。我们就回答说：国立剧专的学生嘛。我和李天济还是“中央青年剧社”的，是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团部办的剧社嘛。总之，都是搞艺术宣传的，宣传抗日救国，就是这样一个目的。县党部的那位官员及其随从前来进行调查（实际是火力侦察）的结果，没有发现我们任何破绽。我们呢？反而借此机会叫他拨款——剧社确实穷得很呵！

后来，江津稽查处有一个什么科长，当然是个特务，他通过刁的关系，硬要进来参加“民众剧社”。此人姓何名苦，自称是云南师范学院学艺术的。他要打进来，目的是很明显的。当时正遇上我们排演《祖国》，他也被排了个角色。我演大特务，排给他演小特务。剧中大特务经常骂小特务，大骂小，骂得欢。尽管如此，他却天天来，从不缺席。我们却特别对他留意。因为断然拒绝他参加是不行的，也是不利的，但不能让他知道剧社和成员的底细。同志们的真实思想和政治观点，一概不向他透露，只让他知道我们这一群都是些“烂艺术家”。

这时，从外地来了一个新朋友，参加到我们剧社来，名字叫赵国相（当然他用的姓名决非真名真姓）。据我们当时了解，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原来在成都搞秘密工会工作，因暴露被敌人搜捕，逃到江安隐蔽。到了江安偏又遇上那样严酷的斗争环境，不能久留。剧专有位我们过去的老师名肖锡荃（现任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写了一封信，要他带着信立刻到江津来躲。他从肖老师那里知道我们不是外人，所以向我和李天济曾吐露过这一真情。他来剧社时，正逢那位名叫何苦的特务打进来了，他就秘密指导我们如何与何苦进行斗争。

我们的戏剧演出活动是相当成功的。除了病死了个陈思外（死后葬于江津），其他尚未出现过任何不幸。可是，江津的白色恐怖却愈来愈严重，实在无法坚持下去了，必须尽快撤退，免遭不测。

如何全部安全撤出江津呢？我们和赵国相同志反复研究的结果是：订出一个分期分批秘密撤走计划。因为集中走是不行的，刁一定会阻难。我们一面与特务周旋，一面应付刁。对刁说：我们这个班子，人员本来就少，死的死了，病的病了，需要出去再约点人来充实，才干得起来。就这样阴一个、阳一个地离开江津出来找人，一去就不回来。还没有出去的，照常装着很踏实的样子。刁当时在修建一个新剧场，我们也表现得很积极，参加为剧场绘图、设计、配备前后台灯光等，工作都很卖力。撤退是秘密进行的，直到十月下旬才撤退完毕。走之前，还与刁辞行，说是要到哪里去。大家跑到重庆后，就彻底散伙，各奔前程。

到了第二年（一九四三年），特务还追到我当时工作的单位——中央电影摄制厂来追究“民众剧社”的事情。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学濂兼任这个摄制厂的厂长。他为追究这件事，曾亲自出面审讯我，说我将一位中共女党员秘密带到江津，还让她参加演出了《雷雨》。

事情确有其事。当时排演曹禺的名剧《雷雨》时，是我找的省剧校同班女同学刘介如（她当时在重庆“生活书店”工作，后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行处（营业部）工作，确实是一位女共产党员）来参加，就是由她担任扮演剧中人鲁妈的。他们追查起来，我七说八说，最后还是说脱了。她确实是秘密到江津的，演完戏就走了，并没有暴露过使人怀疑的地方。不知事隔一年之后，特务究竟是怎样知道她来江津参加演出这个戏的。

我们那时的秘密撤退，工作做得非常仔细，不仅刁本人当时不清楚，就连国民党特务也不明白。但是，那时我们的处境的确是危险的。到十月末，我们留下的最后两个人曾强和我不得不离开江津。

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是很有意思的，也是使人言之咋舌的。

下关风与大理石

（参加戏剧巡回演出之二）

彭邦桢

在滇缅路一路演出，看来我们很辛苦，但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较为轻松的。这一路不仅比重庆到昆明较为愉快，而且也较有意义。虽说我不曾达到去仰光的目的，不知未来怎样，而我总算有了新的工作，依然为抗战作神圣的宣传，同时还是走在这条路上的。

王德模要我一路代他照顾郎蕙仙。其实蕙仙一路也根本不需我照顾，顶多只在上下车的时候帮她提个行李而已。由于她是一个演员，人家都来看她的戏，走到那里都受人家的热情接待，她倒反觉得一路更为愉快。不仅是她，就是我们全队的人员也都觉得如此。在这一路上，我们原是不接受任何招待的，但有时演出就欲罢不能。有的地方他们已经看了《野玫瑰》，就还想看《夜深沉》，而且《夜深沉》也是一出好戏，我们也得交换演出。所以我们也得接受地方上的要求，留作多演一天再走。由于盛情难却，我们也就难却人家设宴一次款待。

自昆明出发，经禄丰、楚雄、云南驿、祥云到下关，本来只要三天的路程就可以到的，但我们走了一个星期。说来我们在楚雄就多住了两天，两夜都曾演出。记得自出云南驿之后经祥云，山势便开始峭拔了起来，愈近下关，地势便愈觉得高。

据说滇西南高原，大致位于元江、礼社江的西南，下关至保山一线的东南，高原面都约在海拔一千六百公尺。而且它是被许多呈折扇形状分布的河流所切割的平顶高山和陡狭河谷的，主要的山有哀牢山、无量山等。有的山顶平地竟宽达数十公里，其上还另有丘陵起伏与盆地交错其间，较大的区域则有甸索塘、思茅、允景洪等处。据说滇西北的横断山是从北到南的横列，大致位于丽江、剑川、下关以西，又位于巍山、保山、盘营街一线以北。此处又多在海拔三千公尺，其间的高山罗列就多在海拔五千公尺了。此处即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云岭等山的区域，是以山高谷深，此地又夹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穿流其间。

因此当我们走近下关，感觉就更不同。云南本省的气候，是以干湿两季最为分明，而于季节的变换却不显著。尤其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人们说昆明是个春城，其实云南境内也到处如春。冬天是较温暖干燥一点，天气经常晴朗，故自十一月起至次年四月是为旱季。反到夏天却温湿多雨，气候竟变化无常，有“十里不同天”之说，故五月至十月是为雨季。此行，我们却选在十月里的雨季将过而来的，而一路反更是山更青、水更绿的时候，阳光和煦，空气清醇，沿途都像美丽的春光一样。要不然我们又怎能在户外搭台演戏？

在这一路，我也经常给柳琴写信，并且写诗：

万朗千晴明天月，幽人旅梦照无眠。
清晖一夜皆啼鸟，破晓山中动管弦。

山青云白天不寒，红树夕阳向晚看。
爱听清溪喧碧水，七弦鸣似柳琴弹！

这些诗，就仿佛如在山中写景写实，又写意境一样，寄情山水，又复思念故人的。

记得我们在下关一连住过三天，而且也每夜演出。由于我们不须在这里搭台，而是在一个大礼堂演出的，故也就清闲得多。下关是滇缅路上的一个中间大站，它又是边近横断山区的一个山城，气势之好，环境之佳，是为我们一路所仅见的一个地方。据说此处曾有四景之胜：即所谓“下关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是也。按下关就是风大，一到这里，我们就听到山风自一个谷口里吹来，虽然吹得人可脱帽，但却吹身不冷。这就是“下关风”的意味了。此外，就是在上关有常开的花、苍山常积的雪。至于洱海，那就是要人在月夜里去赏月的。说起这四景来，如非亲临其境的人，就不得领略其中的境味了。

为此我们全队人员起一个大早，前往大理一路去揽名胜。按大理就在下关之苍山北、山之麓、洱海之滨，并在澜沧江的支流之间。自下关北去，我们唯一不曾去上关看花，自然就不知花是个什么样子了。大理离下关不远，只须乘一个多小时的车就可到达，但当我们走在苍山洱海之间时，我们就索性弃车走路了。是因此地的景象特殊，风物特殊，就颇为值得我们沿路大观一番。

按苍山又名“点苍山”，据说此山南北纵列达三百余里，由于山高终年积雪，故乃有“苍山雪”之名。按洱海即在苍山之麓，其面积亦达二百五十平方公里，系因此而形成江洋浩瀚，一望无边，故乃有“洱海月”之名。此外苍山之间还有“锦川十八浪”，是因其中有十九峰形成，故而气势磅礴雄浑。据说洱海之中还另有不少岛屿，有所谓“三岛四洲之胜”。

大理是以产“大理石”闻名，而此石即产自苍山，故又名“点苍石”。大理是个极古老的县城，向有“大理国”之称。记得当我们跨进县城，即有一条通直的长街，街上许多是鳞次栉比的石砖瓦房，但屋矮檐低，两旁却尽是一街的大理石店。按大理石有黑、黄、青三色，故色彩斑斓，又多具山川云雾之状，可为屏风，或嵌于窗壁桌椅之中，这就是大理石最佳用途。其实，大理石的用途，用之作柱，用之镶成地面，或刻为花瓶，琢为盆景，其用途又极为广泛了。可说当时大理石的使用并不普遍，依然还是在手工开采的时代。除非以往王公大臣之家，谁又能用得起它？就是从此地运出一块大理石也都不容易！

云南本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人以外，还另有彝人、白人、哈尼人、壮人、傣人、苗人、傈僳人、回人、拉祜人、佤人、纳西人、景颇人、瑶人、藏人、布朗人、蒙古人等等二十个民族之多。而大理就是白族人所聚居的地方。据说在以往的三国魏蜀吴时代，诸葛亮为鉴于南夷叛汉，就曾率师远征到此。所谓“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也就是经由下关、大理、保山等地而入缅境八莫的。相传诸葛亮就是纳马谡的献策：“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而就是在这一带的区域施“七擒七纵”之计，终于降服孟获。说来诸葛亮就因而在此非常之有名望，就是迄今在此都还把他奉若神明。

从这点说明，凡是我国诸多民族都不是经征服而消灭的，而是经安抚而逐渐形成的一个大国。要说一个民族就有一个民族的特性，无论其人多人少，其俗习尚，也就有迥异于我们汉人的文化的。据说就在大理深山聚居的异族里，相传还有人类最原始的社会，不知道他是“葛天氏之民”？还是“无怀氏之民”？而他们仍自甘食而乐居，不曾受我们一点汉族文化的影响，仿佛一个世外桃源，而他们依然是一个自生民以来的母性社会。他们竟不女子出嫁，而由女子择夫。要说这点本不是令我相信的，而后确曾经证实如此！

就我所看，大理这一区域也确实可爱，无论哪里都环山抱水，山水灵秀，景物清新，而且气候宜人。说是他们就是以女子持家，无论耕作都得由女子劳动，甚至与人无争，而他们的男子也都是在家烧饭与看管孩子的。据说他们的女子都还很健美，不像“家花”，而真像“野花”，而且都是能够真正开花又能结果的！此说究竟谁能相信？而我却真相信那里有个这样的母性社会的。要说父性社会也并不曾好过母性社会，男人多喜欢好勇斗狠，女子多喜欢家庭儿女，这也不知有谁信否？

宋美龄在白沙创办的新运纺织厂

王钦永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的战争。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十二月，国民政府各部门开始在重庆办公，“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也迁来重庆，办公地址设在重庆市上清寺曾家岩求精中学内。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一些抗战将士的亲属也纷纷来到四川。蒋夫人宋美龄为了解决来川抗属的生活问题，于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在永川县松溉建立了纺织实验区，以便安排抗属工作，实行生产自救。她对实验区极为关怀，于是年秋乘水上飞机飞往松溉纺织实验区视察。到实验区时，勉励女工努力工作，支援抗战。

视察后，宋美龄认为松溉地方坡度大，交通也不方便，故确定另觅地址建厂，遂派人在松溉以下的地带勘察，选定在江津县白沙镇建厂。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导字第591号函派薛明剑、茅仲英来江津县政府办理征购土地事宜。在江津第三区署及白沙镇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征购了镇属马项垭西面龚和铭、周长发、吴希文和吴氏三贤祠的土地作为建厂基地。厂名为“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新运纺织厂”，厂区定名为新运村。

征购地区的手续办妥后，随即筹备建厂工作。一九三九年八月雇请建筑工人破土动工，修建厂房。经半年左右的建设，建成草瓦房屋二十三幢，总面积为六千平方米。建筑结构：土木瓦盖平房20幢，计3639平方米；夹壁墙草盖平房三幢，2064平方米。

房屋建成后，一面平整室内地面，一面生产织布的各种配套设备和工具以及织布机等设备，于一九四零年（民国二十九年）秋投入生产。

新运纺织厂在基建期中和投产初期，由松溉纺织实验区主任潘道昌负责。在潘以后的较短时期内由周振汉负责。厂长实行聘用制。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一月二十五日，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以导字第186号聘书，聘任袁保珠为新运纺织厂厂长。一九四六年（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由戴文倩女士任厂长。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一年二月由钮孝威任厂长。

有关新运纺织厂的重大问题，均由宋美龄亲自决定，妇女指导委员会生产事业组直接领导。厂的职能部门设股和课：工务股分管织造课、整理课、缝制课、针织间、浆染间；会计股分管统计；业务股分管营业处；总务股分管医务室；教育股分管职工教育。厂设文书、物料库、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成立，社设厂内，经营业务有大米、面粉、杂粮、糖、盐、调料、布匹、文具、杂货等日用必需品。以后，股又改为课。

新运纺织厂职员名单（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底前，松溉纺织实验区和重庆办事处的管理人员又增加了：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在白沙募捐时，曾到新运纺织厂视察，印象很好，当即挥笔题词：

“女士袁保珠，办事心不粗。许多好义民，做工有条目。纺织纺得好，最好是毛巾。处处有条理，卫生更不忽。到处能如此，妇女闲不住。这是真新运，不是空口呼。”

给全厂职工以很大鼓舞。十九日，仅这个厂的工友，就慷慨捐献了三万四千元给国家。

新运纺织厂职工所吃的粮食，以抗属工厂的名义，经国民政府粮食部批准，平价向县仓库在所收的公粮数额中购买。核定供应的数量，按人每月平均供应碛米二市斗，折合三十市斤。黄谷直接由仓库供应，碛米通过当地米商供给。米商供应的碛米，不仅有泥沙，还含有不少水份。

织布的棉纱，由经济部农本局福生庄平价供应。所织的布，白布交农本局（民国三十年农本局撤销，改由财政部花纱布管理局办理），色布和花布由厂自销。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拥有铁木结构的织布机68台（木架、铸铁齿轮，当时称为湖北式织布机），木机35架，毛巾机44架，织毛毯机二架，提花机一架，纺毛车24架，织袜机34部，染布铁木机和压布石碾各一套，整经、扦梳等工具与织布机配套。年生产棉布能力20—25万公尺、毛巾3.4万打、各种袜2.5万打。

所织的布分粗布、细布、帆布，品种有原细布、原斜纹、漂白布、印花布、提花（格子、条子）布、原帆布等。斜纹有人字呢、新运呢、抗日呢。染色布有红、蓝、灰、青、咖啡等色，以蓝、灰色为最多。各种名称的布有中、细机等40多种，布的幅宽2.4、2.7市尺。毛巾的品种有大号、漂大号、小号、提花等十七种，还有提花浴巾和毛巾毯。生产全为手工操作，一人织一台布机。织袜的品种，有男、女长短袜、中人袜、童袜，袜类有棉织品和丝织品；棉织品分单纱和双纱；丝织品有特长女袜。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后，松溉纺织实验区并入新运纺织厂。合并后，纱织生产即由厂管理。纺纱的设备，有木制松花机一台，木制绕粗纱机二台，木制摇细纱机一台，梳棉机二台，并条机六台，粗纱机十台，细绞机二十四台，压皮套等机具1706件。所纺的纱为10支粗纱，条份不匀，产量不高。经一段时期的生产，并条、粗、细纱机等设备已损坏一半以上。后来，松溉纺织实验区的铁制纺纱机搬入新运纺织厂生产，用引擎为动力，仍生产粗支纱。铁纺机每台约二公尺，效率低。据经管人回忆，是宋美龄访问印度时印度送给她的。所纺的纱，交与花纱布管理局销售。

厂的财务工作，按期向主管机关汇报，资产由妇女指导委员会生产事业组管理。全厂职工250人左右，包括武装警卫十多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改厂名为公营新运纺织厂，由县派代表驻厂参加管理。一九五零年十一月，由川东行署工商厅直接领导。次年初改厂名为公营白沙染织厂。一九五三年由四川省工业厅领导，改厂名为四川省地方国营白沙染织厂。一九五四年十月，省将厂下放给县领导管理，改厂名为四川省地方国营江津县白沙染织厂。一九五三年以前，先后停止纺纱和染色，所生产的白平布统售给百货公司。

一九八零年三季度，重建新的纺纱车间。为了便于上报材料和对外联系，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一日，更厂名为江津县棉纺织厂。

一九五八年以前，慈善团办的龙华织布厂、公私合营福华染织厂和白沙镇地区的两户棉织生产合作社先后并入白沙染织厂，龙华布厂撤销。在白沙地区的原有单位设三个生产车间。一九六零年底前，在白沙的三个车间撤销。一九六零年以后，厂开始对原有的房屋进行改造，现除有四幢未改造完外，其余都进行了改建，并建了捻线、纺纱工房和职工住宅。至一九八六年底，全厂房屋有12481平方米。

在生产设备方面，一九八六年底拥有自动织布机82台，捻拼线机17台，槽筒、拼轴、整理、纡子、浆纱、折布等机九台。纺纱车间有纱锭6000锭。为了增加纱纺产量，已订购换装和补齐的近代设备30多台，现已陆续到厂10多台。设备更新换装补齐后，所纺的纱，按现有织布机计算将自给有余。生产的布，从一九八四年起，由生产华达呢改为生产帆布。“六五”期中，生产1，052万公尺，平均年产210万公尺。现有生产能力，年纺21支纯棉纱1，000吨，棉布（帆布和重型帆布）300万公尺。今年，又购置了柴油发电机二组，增加动力。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这个厂是有发展前途的。

一九八七年六月四日

自汉口寄树坤

吴芳吉

与子别来久，他乡梦见深。
关河岂得阻，昼夜独沉吟。
浪迹观天下，诗书癖古今。
还思陵上柏，长抱岁寒心。

注释：

1. 此篇作于一九二零年。树坤即诗人之妻何树坤。

2. 陵上柏：汉代乐府有《古诗·青青陵上柏》，诗的意思是“富贵而可忧，不如贫贱之可乐”。

3. 岁寒：松竹经冬不凋，梅则耐寒开花，故有“岁寒三友”之称。

蒋介石最后离川日期

周开庆

（编者按：本文作者周开庆先生，本会编印的《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曾作简介。近读报刊，载有《慈湖谒灵忆大陆之败》一文，作者邓文仪先生，民国三十八年大陆失陷时国防部政工局长。本文记有三十八年十二月蒋介石先生由成都飞台湾，即最后离开大陆的一段经过。原文摘录如次：）

“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成都天气阴雨，大有天昏地暗的情况。前方战况更形恶劣，共军刘伯承的队伍快要迫近成都近郊，贺龙的队伍亦已由陕西南部进入川北。当天晚上，蒋先生约了国防部高级参谋长官及胡宗南将军十余人聚餐，蒋经国同志与我也参加会餐。正在进餐之际，机要室送来截获一个电报，是云南省主席卢汉打给成都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四川军人的。电报内容是卢汉建议四川军人于次日（十二月十二日）在成都发起第二个西安事变，扣留蒋先生。

大家知道这个电报的内容时，都对卢汉与四川军阀互相勾结、阴谋危害领袖，事态严重感到痛心。饭后，蒋先生与各高级军政人员研究达二小时，并认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当时胡宗南的部队都在成都郊外，而成都城内担任警卫及守护的部队都是四川部队，而且各大小马路街巷都已建筑了栅门，表面是防止暴乱，实际亦可作为四川军队叛变的设施。是时中央军校的学生有三千多人，加上全校官兵伕及练习团士兵将近五千人，保护蒋先生安全当无问题。但以全盘战局恶化，甚难扭转，即使胡部大军及军官学校官生，仍可向西康撤退，作为大陆最后的反共根据地，但此项计划的实施，可由胡宗南总司令负责，蒋先生不必留此。为策安全并防万一起见，建议蒋先生明日（十二日）拂晓乘飞机离开成都，回台湾去。即使天气不佳，仍以早离为佳。

蒋先生最后采纳，决定次晨飞离成都。行期决定之后，大家都有依依不舍，从此离开大陆，大陆失陷，难免不有去国之思。午夜过后，继续闲谈，检讨大陆战败，何以如此悲惨。记得当时参谋总长顾祝同上将曾说：‘西南战局，由华中失陷，未及一月，共军即已进入四川，重庆失陷不到旬日，共军又已迫近成都，数千里的距离，节节败退，好像鬼使神差一样。真有鬼吗？实在无法解释。’蒋先生最后十分慨叹的说：‘过去我们研究战史，阅读兵法，有谓兵败，望风而逃之句，令人不解。今日我军之败退，望都没有望到，就逃了！不知将来战史如何写法。’这真是中外古今历史未有的悲剧。”

邓先生上述记载，自有其根据，惟时日上则有错误。因据有关文献，蒋先生离开成都，实为十二月十日而非十二日。此可以下面两段记载来作证：

蒋经国先生所著《危急存亡之秋》于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记：“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父亲，期向共军戴罪图功。父亲当即约见王缵绪，嘱其转告刘（文辉）、邓（锡侯）：‘（一）仍盼其入城来见；（二）令彼等所部速离成都周围。’同时，召集胡宗南、王方舟、杨子惠、萧毅肃诸先生，研讨对滇事处置方略及父亲行止。当时在场文武官员一致要求父亲尽速离蓉回台，勿先飞西昌。父亲近数日来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须逗留成都，以掩护其达成任务，故屡次准备起行而又屡次中止。今日昆明又告陷落，乃循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临行复与胡宗南单独面谈三次，始觉放心。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叛变之时。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祸福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胡宗南先生日记（见《胡宗南年谱》）十二月十日记：“上午九时晋谒，以昆明事变，刘、邓同谋为虑。十一时半再晋谒，总裁问：‘是否留蓉，或即返台？’答以早返台为是。下午一时至凤凰山飞机场恭送。”

如上引述，可知蒋介石先生最后离开成都，亦即最后离开大陆为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而非十二日。

对日抗战时期，蒋先生留川八年。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到成都发表“告别四川同胞”，说他留驻四川八年之久，四川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三十八年一月，蒋先生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但当同年八、九月川康陷入危急存亡的时候，李宗仁曾一度来渝，即行他离。蒋先生应川康渝党政军及各界的恳请，于八月二十八日由广州飞抵重庆，九月十二日飞赴成都，十七日飞返重庆，二十二日离渝飞广州。在九月十三日招待成都各界人士时，表示此来要“追随四川父老与同胞之后，如同八年抗战一样，同生死，共患难，来担负四川对国家对民族最伟大最光荣的重大使命”。十一月十四日，蒋先生再莅重庆，于三十日重庆失陷时始飞赴成都。在成都又留驻十日，于十二月十日飞返台北。这时成都已陷入艰危之境，经各军政同志敦劝始离蓉飞台。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个别标点符号为编者所加）

题莲花石

（明）江渊

江心砥石激奔湍，砥柱中流障百川。
每视低昂觇水候，还将出没验丰年。
根同海底千寻玉，形比烽火百丈莲。
一自神工疏凿后，独留万古镇风烟。

亚西商业银行

王克明 口述 刘晓甦 整理

要了解解放前后重庆亚西商业银行的来龙去脉，首先得从重庆商场中的“江津邦”与“四川盐业银行”说起。

民国初年，四川盐政施行“官督商销”办法后，江津县取得了盐引八百多张，因而江津人从事盐业生产运销的特别多，触角伸至产盐的自流井及运销方便的西南大商埠——重庆。民国十几年起，江津商人刘瀛洲、诸子言、张玉炎三人均在自贡盐场拥有相当雄厚的资产和实力，在自贡产盐区形成了“井邦”、“渝邦”、“江津邦”的鼎足对峙之势。在重庆的商场中，江津人所经营的“志成盐号”、“信义公盐号”、“同济盐号”、“德和字号”、“中华油号”等亦拥有相当大的经济实力和活动能量。

我那时在重庆涪陵经营桐油炼汽油行业，牌名“天生炼油厂”。一九二五年，川盐帮组成四川盐业银行（以下简称川盐银行）时，江津人陈焰光、杨赞卿、王政平、李汉棋、李远行、邓仲鸾等人都投入了大量资金，且在运销方面的份额较巨，就成了川盐银行的实力派而掌有经济实权，构成了川盐银行内的“江津邦”，与行内的“重庆邦”和“下川东邦”三邦并峙的局面，互相竞争，相辅相制。

川盐银行的董事长由四川盐运使署的委员吴受彤担任，下设三部经理——银行部经理由“重庆邦”的伍剑若担任，保险部经理由“江津邦”的陈焰光担任，储蓄部经理由“下川东邦”的石竹轩担任。

“江津邦”在川盐银行已初步形成，加上行外的江津人在重庆所经营的商业如盐糖帮“晋丰号”的陈立辉、陈东林、陈绍阳三弟兄，“瑞丰号”的孙立辉，“同太平”的陈绍尧，“德丰裕”的吴恒山；经营糖业的李均安、聂光谦及邓蟾秋老先生的“大有恒”，川江轮船公司的吴汉成，“美丰”银行经理龚农瞻等互相支持，甚为活跃。以致重庆一般商界人士都觉得有个“江津邦”的存在，而且还是他们的竞争对手。

但“江津邦”有时也感到资金不易集中，周转上往往要求援于人。于是有自组银行筹集资金的打算，乃由陈焰光、龚农瞻发起组织纯江津帮的“亚西商业银行”。筹备人有何策襄、王政平、陈敦甫、杨赞卿和我。哪知正进行顺利时，恰逢川盐银行出现“何九渊事件”，江津帮遭受诬陷，亚西银行几乎在筹备中即告夭折。

一九三八年，川盐银行董事长吴受彤因病逝世，董事长一切暂由江津帮的谢秉之代理。然而，四川盐运使王缵绪（西充人，二十一军师长）亦欲染指其间，竟不择手段，将反王最力的“重庆邦”在川盐银行任董事的何九渊暗杀，并散布流言，说是“江津帮”为保谢而采用之手段，以图挑拨“津”、“渝”两邦不和而坐收渔人之利。“重庆邦”虽不相信，但为了排挤“江津帮”在川盐中的势力，亦随声附和，招致“江津帮”的王政平、杨赞卿、陈焰光、陈敦甫四人被诬陷入狱。“重庆邦”亦未让王缵绪得逞，而以刘航琛接替川盐董事长。陈敦甫等四人在狱中待审半年，查无实据，但亦未释放出来，最后由江津帮花了一笔钱活动了军统局毛人凤始得出狱。

出狱后，陈焰光对筹“亚西”一事态度消沉，就推举王政平接手，王又转推我筹办。我知道自己文化不高，手边乏人，也婉言谢绝了。而陈敦甫在出狱后却感到要想今后在重庆立足，必须振兴“江津帮”，就非有雄厚的资金和靠山不可，只有暂时咬紧牙关把“亚西”搞起来才有出路。遂托何策襄向我及王政平致意：“如果‘二王’放心，并对我支持，我愿接办。”我同王政平都考虑到“江津帮”同自己的利益有关系，也不愿曾经费过心血即将出生的“婴儿”夭折，遂欣然同意由陈出面组织“亚西实业银行”。

陈敦甫确有一股实业家的干劲与组织能力。他一方面拉关系、搞资金，大量购置房地产业；一方面托川盐银行总会计王子益积极筹划，草拟银行组织章程，呈报财政部审批。在一九三九年将他在重庆的“利和字号”收束，全部投作“亚西”股本。

亚西实业银行是属于股份有限公司性质，资本总额定为法币壹仟万元，先收一半，实际为伍百万元。这在当时的重庆私家银行中，算得上是实力比较雄厚的。由陈敦甫、陈焰光、陈焰辉三弟兄占三分之一股份，我同王政平占三分之一股份，其余由何策襄、杨赞卿、张梓梁、李懋卿、曾俊臣、漆元恺等人分担。

一九四零年亚西实业银行经财政部验资后开业。总行地址设在重庆陕西街二〇八号。总行下设银行部、储蓄部、信托部，经营存款、抵押放款（以黄金、美钞作抵，俗呼为“脱汗挂”）、汇兑、信托、贴现、承兑汇票等业务。陈敦甫任总经理，王政平任协理，我任协理兼银行部经理，龚农瞻任董事长。龚为人稳健，主张银行发展要稳扎稳打，按步就班。而陈敦甫则雄心勃勃，主张大力扩展，愈快愈好，而且他本人有像办“商号”一样的独断作风。因而两人在经营步骤及人事选拨上都存在分歧。一年后龚辞去董事长职，由陈焰光继任，整个大权则由陈敦甫一人独揽。

亚西银行开业后，业务发展很快，但在资金周转上，常依赖在江津的綦二店（江津盐商集团，为綦岸运销盐号的简称，总经理何策襄，系亚西银行股东），同时也需要不断吸收新资本。綦二店经常派专人送款至重庆亚西总行，陈敦甫也不断向在外工作的江津人中之有资力者征股。亚西对投资者从来都没有发过股票，仅凭陈敦甫当面点头作数。也没有定期的股东会，亦仅由陈敦甫向投资人表示已经赚了若干，连本带息又作为新股本了。所以亚西银行从开业到结束，投资者从未分过一次红息。好在投资人大半均属陈敦甫熟人及陈氏三弟兄所有私人商号的职工，平时在经商中已与亚西有往来，所以也不深问，除非退股时才结算。如王政平退出亚西，退股时已因以往就有银钱往来而股本已无余额了。

亚西开业不到一年，原行址已不敷应用，故在曹家巷一号新建行址，作为银行部营业之用。

亚西银行最初是用实业银行的名义申请开业的。陈敦甫的原意是想逐步朝实业方面发展，曾计划在重庆南岸开办水泵翻砂厂及在自流井投资打井烧盐，都因时局变动，无法实现，才申请改名为商业银行。

亚西商业银行初时在江津、贵阳、衡阳、梧州、昆明、成都、自贡、泸州、宜宾等地设分行，及内江、磁器口、白沙三地设办事处。所有分行人员除会计由总行派遣外，其他职工则由分行自行物色报总行备查（但亦有由总行派遣者）。

陈敦甫在亚西筹备期间，即由协理杜岑（又名杜鉴农）在行内办银行练习生训练班，培训会计人员。第一期有五人，即为亚西的基本职员，后来即为各分行的主办会计。这些练习生因系亚西培训出来，又在亚西工作，与陈敦甫谊属师生，故对陈非常忠实，起到陈敦甫可以直接监督各分行经理（营业）的作用。所以在亚西开业后，陈敦甫又继续培训了两期练习生。第四期虽然招了生，但未培训。

一九四四年，陈又在江津利用兴仁小学组办兴仁高级职业中学，作为以后银行发展时会计人员的储备力量。以前所训练的练习生，还为后来工矿银行及其分支行解决了会计人员的缺乏问题。

亚西银行还办了一个“银行业务研究班”，培训经理和会计主任。学员有十多人，大多是陈敦甫所认识的中学教师，让他们学会一些银行知识，以备作为分支行负责人的后备力量，来扩大陈敦甫在银行中的势力。学员中我认识的有周辅贤、苏灿瑶、戴披星、黄光弼、杨尔天、黄武陵、郑雨施等，后来这批人因业务关系又大多数转到盐业方面去了。

抗战胜利后，亚西银行迅速向全国发展，在上海、天津、汉口、长沙、兰州、西安、广州等地增设分行。经理人员，多系因抗战来川的经济学家、教授、政府要员与大工商业者，经陈敦甫同他们拉上关系后才允就的。

现将亚西银行中我所能回忆的负责人列后：

总经理： 陈敦甫

董事长： 龚农瞻（前），陈焰光

协理： 王政平（前），王克明（前），熊伯纯（兼秘书），王子益（后），杜岑

银行部经理： 王克明（前，兼任），夏羲叔；副理：李子建；襄理：王德昭，韩开道（第一届练习生训练班毕业）

储蓄部经理： 翟温桥（前），梅正元；副理：李维庠

信托部经理： （不详）

人事室经理： 诸有方，马绍文（前）；主任：周叔西（前），殷子符

总稽核： 王济宗

总务主任： 刁文俊

亚西银行外地分支行负责人：

上表只是一时的人选，可能还有错漏，因我已九十四岁的人，记忆力太差，希望知情者补充。

至于亚西银行是否有“拖驳”（子公司）的问题，除与谦泰裕兴业银行、工矿银行共同组建“亚兴保险公司”（地址在谦泰裕银行楼上）及“兴文印刷厂”（地址在重庆过街楼，厂址在南岸，专门承印这三家银行的表报、册簿，经理是陈位高）外，就名义上言是没有的。因为亚西银行没有向其它工矿与商业投资。然而实际情况，亚西的各大股东及高级职员都私自另外经营有工商业，都和亚西银行有银钱往来的关系。如我就另外经营天生炼油厂，当然有时向亚西办过透支和贷款，亚西如遇周转不灵时，我也从私号中拨款支持过。但私号所得利润并不入亚西而归各自私人。差不多在外地的分行经理及总行各大股东，莫不如是。陈敦甫本人背后就有“利记淮盐号”、“利记粤盐号”、“綦边盐号”等，这些盐号都可以算亚西的子公司，亚西以前所训练的银行研究班人员，大部分都充实到这些盐号了。可是这些盐号的利润都不归入亚西而是记在陈敦甫私人头上。

我还记得一九四三年，国民党财政部有一位杨帮办到贵阳分行查账，发现了有一个商号长期贷有较大的款项。经询问，银行职员一时回答不慎说是联号。这位杨帮办以银行不得兼营商业的规定，欲吊销贵阳分行的牌照。那时贵阳分行经理是唐颂元，是陈敦甫的妻舅。陈即叫我去处理。我到贵阳后，活动了杨帮办的女婿，送贿五万元才了事。第二天他女婿宴客为杨帮办饯行，我又奉陪打牌，输了廿万元。这廿万元是不能报销的，只好自认倒霉。

亚西银行在解放后，本可能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纳入公私合营轨道，然而却在刚解放不久即行清退停业。原因是很多的。内因：总经理陈敦甫在临解放时赴香港一去不回，群龙无首；资金因大批抽调，以致严重不足，随时有垮台的可能。外因：是亚西原有的经营方式，已不合解放后社会需求，因而银行业务均呈萧条现象，存户亦只取不存，迫使银行作出决断。因此内外交困，结果已显然可见。

亚西系统第一个倒闭的是上海分行，仅以五千万元（旧人民币）的头寸短缺而被上海金融管理处票据交换所停止交换，引起停业清理。在当时（一九五〇年）这个微不足道的差额，招致失灵搁浅，说明虚弱已极，无法挽回颓势。接着是天津分行也因资金外流香港而倒闭。造成连锁反应，引起亚西在全国各分支行的全面挤兑，被迫停业。

在各分行停止清理时，其行址房屋均为自有，即行变卖清偿债务或汇给那时在香港的陈敦甫（据吴生云同志提供：柳州及广州两个分行的房产，其卖价收入由总行通知交陈敦甫在香港托收提去）。重庆总行在一九四九年“九二”火灾中遭受严重损失。此后，总行即搬在民权路谦泰裕兴业银行楼上办公，一面在原址按原样重建。一九五〇年新屋落成，照常营业。但由于上述原因，业务一蹶不振，拖延至一九五三年，报经重庆金融管理处停业清理，由熊伯纯负责办理善后事宜，变产清偿存款（其尾数及未来领取者亦备款造册送金管处存查），逐步遣返职工（发三个月遣散工资），领到了停业许可证。

附带说明两点：一是亚西有无官股问题。在龚农瞻辞去董事长后，陈敦甫就打算拉一些政治关系来作背景以便发展，但亚西的董事大多不同意，认为那样会破坏纯商业性质。不得已，陈才另筹组工矿银行，作为兄弟银行，拉拢了陈立夫、雷震、洪兰友、潘公展等人参加，每人占三万元虚股，股东册上用假名，每月另送舆马费，照银行董事、监察名义支付。工矿银行的经理是翟温桥（原为亚西储蓄部经理）。在抗战胜利后，工矿银行即迁上海成立中国工矿银行总管理处。因此，亚西与工矿的依存关系即随之淡薄。但工矿银行究竟不是亚西银行，不能把官股列在亚西的头上。

二是外面人说亚西有三套账，一套是对官方的，一套是对股东的，另一套真账是陈自己的。我没有管理过会计，不够清楚。但根据当时情况，很可能是有的，不过我认为不是亚西银行的而是陈敦甫有三套账：他在银行一套账，对股东一套账，对自己私号又有一套账。

最后，我认为亚西银行从一九四〇年开业到停业的一九五三年，仅仅只有短短的十四年，它对重庆江津邦及江津的金融、商业和经济，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自亚西银行兴起后，接着在重庆与亚西有过历史关系的如翟温桥组成工矿银行，陈焰光组成谦泰裕兴业银行，王政平组成胜利银行。在江津县内也相继出现了民丰银行（经理樊友辉）、创业银行（经理吴崇中）、正大银行（经理许克勤、罗履诚）、利群银行（经理王仲昌、李建英）、惠通银行（经理刁光银）、县银行（经理廖海涛、张仲箎）等，对活跃江津市场起了一定作用。

（本文承诸有方、吴生云两同志补充材料）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

江津的银楼业

陈泽华

解放前江津的银楼业，见诸于文字记载和口碑资料的有十五家。其中设在县城的有十家，店号为“老宝成银楼”、“老凤祥银楼”、“庆和银楼”、“华天宝银楼”、“老天宝银楼”、“杨庆和银楼”、“新天宝银楼”、“黄协帆佛金店”、“邱银匠铺”、“天宝成银楼”。设在白沙的有五家，它们是：“惠丰银楼”、“凤祥银楼”、“天宝成银楼”、“德鑫银楼”、“邱银匠铺”。

开设最早的是开设在县城的邱银匠铺，抗战前就从事金银首饰的生产加工业务了。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中讲究穿着装饰的人越来越多，给银楼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金银首饰行业应运而生，业务日趋兴旺。当时资金实力最大者要数县城的老天宝银楼，一九四六年张书鼎任经理期间，曾一次请客师提炼黄金二十两，按当时黑市价每两黄金九万五千元计算，仅此一项，即达数百万元之巨。

现将十五家银楼的牌名、地址、负责人姓名、开业年月、资本金额列表如下：

江津银楼业最兴旺的时期是民国三十二年到三十七年（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八年）。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平抑物价，稳定币值，收缩通货，遏止膨胀，以弥补财政收支差额，宣布原来颁布的“取缔黄金买卖”的各项法令停止施行，准许人民自由采售，于是银楼业得以兴旺发展。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又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对金银实行严格管制，强制收兑金银，银楼业从此萧条萎缩。

解放前江津的银楼经营的主要业务有：

一、定制礼品首饰，镶嵌珠宝钻戒。品种有统箍、戒子、耳环、项链、手镯、别针等。

二、根据不同用户需要，为结婚、寿辰生产加工盾牌，以示喜庆吉祥。盾牌可用金银，也可用晒银（铜镀银），状如盾形奖牌，刻上贺词，放到室内显目地方，以示雅致。

三、为儿童制作象征吉祥康福的手镯、帽绊、十八罗汉、银锁、项圈等。

四、杂银加工成票银（纯银），黄金提纯，铸成元宝金条，镌刻商号、成色，以便出售。

此外，当时从事银楼业的常在社会上以二分利息大量吸收存款，暗地做黄金、鸦片烟等黑市交易。杨庆和、新天宝、老天宝等家的银楼老板就是比较突出的。他们在江津市场私下收买黄金，带到重庆米亭子（黄金黑市交易场所）搞黑市交易，从中牟取暴利。

银楼业一般是按股东出资的多寡来确定谁来担任经理。经理下设账房、出纳、掌柜（营业）、学徒。学徒期三年。出师标准视其加工成品是否美观和成色高低而定。独资的银楼则请客师或带一、二名徒弟加工生产。

设备简单，除佛金外，其他并不复杂。无论黄金、白银，加工制品前都先进行提纯。提纯办法：把金（银）放置在坚硬的木板上，用根小管在菜油灯旁吹气加热，待金（银）熔化到一定程度，加上少许硼砂（使之助熔）和清水，趁热锻打成条状形，放到模板上打模成形。如系项链之类，则先抽丝、焊接。加工除了付一定手续费，客方还要承担百分之五的损耗率。

一九五〇年二月，江津县人民政府公布了金银一律由国家统一收购、严禁自由买卖的规定。至此，各银楼停业。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三日

白手起家的西药商——李选之

泰彬

李选之，璧山人，生于一九〇〇年，卒于一九五七年。其父为清秀才，早年病故，未留家产。李只读过几年私塾，稍长，受雇于璧山县一家裱铺，学得一些经商之道。后裱铺随着整个行业衰退而停业。李遂于一九二一年前后独自来江津，与他的朋友、印刷业小商陈有余之妻李某认为姐弟，始得在江津站住脚跟。

开始是小本经营日杂业务，挑着货担赶溜溜场，同时兼营几种西药。其妻自璧山来江津后，又自做女帽出售。加之他生活节俭，渐有积蓄。李选之经过反复观察，认定西药有发展前途，遂逐渐增加兼营的西药品种，并以游街走巷、赶场串乡、赊购现销等方式，尽力扩大药品销售量。

一九二六年，西药巨商胡文虎、胡文豹派宣传队来江津，李选之乘机攀附挂钩，索取样品，同时为之宣传推销，并在江津城关板桥街租来店铺，整修门面，陈设玻柜，扩大经营，独资开设“太华药房”。

自开业以后，李选之更是一心扑在业务上，肯学肯钻，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营管理方法，迅速地发展了他的业务。总括起来，他的生意经里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1. 努力求知，认真授徒。 李选之深知学好医药知识对经营药品的重要性，不惜花费较多金钱，买来价格昂贵的《万国药方》一套十六本、《中国药典》一套上、下册，以及其它许多医药书籍，潜心学习。不仅自己从中获得不少医药知识和一般常见病的诊治方法，还用作教材课徒，要求学徒、店员都懂得医药知识和基本医疗技术。他采取的方法：一是让他们自学；二是李选之和他们共同学；三是请人教。一九四九年前后，李请来华西大学毕业、当过医师的殷大聪，在“建都药房”内讲授医药学课程，内容主要是药物学以及内科学的一些知识，每晚学习近两小时，学有半年以上时间。参加人员有雷锡光、李培根等十余人。学费除李自己的家里人和他的店员外，其余人员只交一部分，不足之数由李选之负责补贴。这对当时江津的西药界起到了一定影响。当时“康宁”药房的沈静秋说：“他们的学习在医药业起了个好作用。”这些参加过学习的人在业务经营、站柜售药、问病推荐药品（即小病当医生，大病当参谋）、免费帮人打针等方面都受到群众欢迎。李培根至今还不时谈到：“我后来能当医生与在建都药房的学习是分不开的。”李选之本人也由于勤学苦研，对小儿科的一些常见疾病掌握了能够配方治病的医疗知识和技能。

2. 勤奋工作。 李选之规定，店里每日天亮开门，二更关门。店堂要求做到内外整洁，明窗净几，陈列美观。学徒进店，李首先言传身教，作些示范，久之习以为常，自然成规。顾客进入店堂，有一种清爽的感觉。

3. 熟悉商情。 他常亲自跑市场、坐茶馆，掌握药品流通畅滞、需求、价格变化、货源，新产品用法、用量和销路等情况，对自己存货也经常清点，做到了心中有数。还注意了解疫情，适时进货。

4. 重视宣传。 李选之在店堂的墙壁、石柱上张贴广告，同时配合重庆、上海的大厂、药商，吹号打鼓，散发仿单，宣传介绍，扩大影响。还联系依靠供货厂商，在江津码头和醒目的地方大书广告。店门前药品标牌新颖。还利用有宣传能力的售药小贩像何银安、肖树云、张家弟兄等向农村群众广为宣传，并以让利或欠款代销等方式，让其宣传推销几种如金灵丹、灵芝药水等常用药品。

5. 注意用人。 李选之主要在亲朋中招徒，同时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对店员、学徒要求严格。学徒待遇低廉，薪资只够穿衣吃饭。学徒为了学得知识，求得经营药品的本领，虽受盘剥，也不敢违拗。三年期满，不论亲疏，能者留用，其能力强而又勤恳工作者给薪从优，要离开的又帮其寻谋出路。有几个徒弟（如刘永康、李培根等），出师以后，在江津城关开店，他都给予资助。但他毫不留情地辞退过一个有偷摸行为的学徒。

6. 讲求服务态度。 李选之要求门市营业人员，对顾客要笑脸相迎送、泡茶递烟，相敬如宾。同时主动向顾客介绍药品、包扎装箱，久之形成了该店的常规作法。对靠得住的顾客也赊销挂钩。店堂忙时，有一套“拿一看二、照顾三、安顿四”的接待方法，服务周到。店里明确规定，店员不准得罪顾客。如有个店员胡××对到店问这问那、却又不太哆嗦的顾客，就给脸色看，或待顾客走后谩骂。李多次指出要其改正，但胡任性不改，最后被李辞退。总之，李是尽一切可能拉住顾客，不让放掉。

7. 把药店业务同店员利益挂上钩。 李选之对一年所赚得的钱，除按股分红外，对“先生”、学徒按照年限等级也分给一定盈利。逢年过节还给店员一些零用钱，使全店人员皆大欢喜。

8. 勤进快销，加速货源流通。 旧社会高利盘剥较为严重，李选之注意资金周转，按照“勤进快销”的经商谚语，与重庆一些厂商紧密联系。店员到渝买货，一般规定有时间限制，要求办事不拖拉。进货力求取信于卖方，以便得到赊购、代销等优待。销售则采取预约订货、随进随出、转手买卖、服务上门等方法，使资金周转加快，除缺销畅销商品外，一般品种做到量少货齐，以减少资金积压。

9. 讲究信誉。 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作为座右铭，并以金字吊牌挂于门市醒目之处。对过期失效和伪劣药品，宁肯毁掉也不出售，并作为该店店规之一。欠人款项，按时交付，以提高商号和他本人的信誉。李选之在四十年代初期，曾当着店员，分次毁掉过价值二百多块大洋的伪劣药品，其中有冒牌白药、鹧鸪菜、万金油等。这在当时假药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无疑是一桩受人赞扬的好事。重庆留德博士靳丰普所办的“一德药厂”长期与李来往，常给李以别于其他厂商的赊购、代销之优惠待遇。来往中靳深知李的为人及其善于经营的情况，在一九三五年以后曾数次邀请李到渝合办药厂，但李有自己的奋斗事业心，卒未与其合伙。

10. 自制药品，减少成本。 按照药典，进行揣摸实验，试制少许品种，如雪花膏、十滴水（当时叫灵芝药水）、碘酒等，成本较低，批零兼售，以求高利润。

11. 善于竞争。 旧社会里同行嫉妒，竞争非常激烈，弄不好就会受到亏损，甚至被“吃掉”。李选之除了采取上述措施外，始终以品种齐全、保证质量、薄利多销的优势对付同行。对购药量大者，批价内扣不一。若探知其他药房低于常价卖给大的顾客，李也采取暗中生意、杀价等办法相竞争，以期压倒对手。

李选之自开设“太华”药房以后，因经营有方，生意日渐兴旺，遂由一个商号逐渐发展成三个铺面的商号：先“太华”，继“法美”（后改为“新华”），最后又开设“建都”。到一九四三年，有资金六万余元，房屋三栋（数十间），还在璧山购买有田产。先后招收学徒二十人，这些人出师后又独自开店，占当时江津城关开铺经营西药业的百分之六十。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成为建国后当地医药界的业务骨干。

李选之平时生活俭朴，一顶瓜皮帽戴了多年，虽年分陈旧也不更换。无吃、喝、嫖、赌之恶习，平时很少进餐馆，也不喝酒，只吸叶子烟。一日三餐，和店员同桌共吃，不另开小灶，颇受店员尊重和同行赞许。他还经常教其子女和店员要勤奋工作，艰苦立业，还不时忆念他在白手起家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困苦，自表他经历过“一把干胡豆、一碗白开水当顿”的艰苦日子。使他成为当时江津西药界中较有声誉的人物，曾在一九三五年被公推为西药业同业公会的主持人，并被选为“江津县苏杂西药同业公会”的常务委员。

一九四二年霍乱症在江津大流行时，李选之以勤进薄利、快销的方法，在当时交通运输不方便的情况下，都每周派人赴重庆1～2次，购回大输液等急救药品应市，并且以他自制的灵芝药水等免费施给无钱就医的贫苦病人。在江津县城、乡至今还有人称道。他曾用灵芝药水等抢救过当时认为是霍乱病的患者，病人服此药后即吐，但吐了后又灌，灌了又吐，反复多次，最后病状得以缓解。这些在当时同行中是很少有人做到的。

五福街是李选之建都药房的所在地，街面年久失修，凹凸不平。四十年代初期，他带头捐款，主持了街面修整，在街坊中也留下好的印象。

总之，由于他宣扬“服务于顾客，让利于顾客，方便于顾客，取信于顾客”的经商宗旨，采取上述的一些做法，凡在他的药房进过货的医院、医生、小商贩，都愿意继续与其来往，自然形成了一批常年买主，从而巩固和扩大药品的销路。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李选之算得上是江津西药业中首屈一指的大商。解放后曾继续经营过一段时间，一九五六年江津县西药业实行公私合营，其药店也纳入公私合营的轨道。

集义酒厂在古蔺二郎滩酿造郎酒的始末

古少辉 李能富

二郎滩“郎酒”为我国十大名酒之一。其工艺操作过程，与距离二郎滩七十五公里的茅台酒相似，是目前我国仅存的酱香型两大名酒。醇香味美，饮誉中外，宴客馈送，视为珍品。

然而郎酒的创始人是谁呢？追溯源流，则以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由古玉辉、雷绍清二人创建的集义酒厂，试酿“回沙郎酒”的成功为滥觞。

古玉辉（古少辉之父），四川江津吴市乡人，一八八八年生于一个贫佃农的家庭（地名大屋基）。三岁丧父，全靠母亲丁茂发含辛茹苦，织布种土，维持全家七口（子四、女二）人的生活，将子女抚养成人。因家境清贫，玉辉文化不高。十九岁（一九零七年），开始贩运自织土布到贵州赤水、土城一带销售。在交易往还中，结识了雷绍清（古蔺二郎滩复陶乡双顶坳人）。古见其为人忠厚，勤劳朴实，守信誉，遂共同在土城设立同仁和号，由古玉辉任经理。为了扩大经营，在油溪、吴市、璧山丁家坳等地，以纱换布，集中运到土城，再由雷绍清负责土城以上二郎滩等地的推销业务。合力同心，盈利日多。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开始转向盐业，在合江设“同仁福”总号，由古玉辉任总经理，在自流井进盐，于赤水、土城、二郎滩、马桑坪、茅台设分店，雷绍清任二郎滩经理。一九二三年改为“集大成盐号”，一九二六年又改为“德华隆盐号”。逐步由赤水河沿线扩大到右线至安顺，左线至贵阳、都匀等地。总号移住贵阳，由古玉辉任总经理，雷绍清在合江任副总经理。

一九四〇年，川盐运销黔境，划为仁、綦、涪、永四岸，改用“同盛”、“永盛”两个牌名加入仁岸川盐运销店，用“同旭”牌名加入永岸。仁岸总经理由江津代表张明膏担任，驻贵阳；副总经理由合江代表雷绍清担任，驻合江。古玉辉则在贵阳总理投资仁、永两岸三个牌名的业务，名为“集成盐号”。永岸经理由古良臣、刘国安担任，经销毕节、瓢儿井、大定、黔西、水城等地，两岸业务非常活跃。

同仁福盐号成立之初，鉴于二郎滩至马桑坪背盐过山的脚力众多，非常辛苦，喜饮酒，号内零钱短缺难以支付运力，乃于一九二二年由盐号拨款，在二郎滩中街，向邓宾儒租佃房屋一幢，开设新槽房，以供应群众需要，就便收回零钱，用以付给力资，解决了零钱短缺的困难。先后聘请李清廷、李镜清、吴××、苏登臣等任槽房经理。

古玉辉则经常往返于沿河各站，查看业务情况，与群众接触，非常谦和。因排行为老幺，人多尊称为“古幺公”而不知其名。对茅台名酒，质好价高，销路广，有利可取，常思仿酿之。一九二九年在年会上，向雷绍清提出设想，得到赞同，再次由盐号拨款，筹备“集义酒厂”，试酿“回沙郎酒”。与邓宾儒续租房屋，延期八十年还房。由苏登臣负责扩厂任务，全部用石头砌成地窖六个，并由古玉辉、苏登臣返回白沙购运白酒五万斤浸透地窖，避免窖酒挥发。每一地窖，可容两万斤高粱存储备用；有大酒缸四百余口，每口容四百斤左右；有地甑一个，好锡天锅一口；发酵仓、石磨两层、马房五匹，以及应用小型工具什物等。

设备完成后，雇工十六人，由古玉辉在贵阳向文通书局兼茅台成义酒厂总经理华问渠商议，聘请该厂青年酒师郑云安担任技师，于一九三〇年投产。出酒虽优于邓汇川经营的仁寿酒房老槽房酒质，但较茅台名酒，则稍逊色。于是，古玉辉再度在贵阳与华问渠洽谈，要求派一名老技师来厂指导。适逢华在茅台经营的成义酒厂于一九三三年被火焚毁，技师、职工赋闲在厂。华乃写信给薛向臣经理，请派一名老技师到集义酒厂传授技艺，言明烤出酒后，即返茅台。薛见信后，乃派老技师陈学海（又名海清）随同持信人雷绍清乘滑竿到厂指导。几个月后，终于酿造出令人满意的色香味美的好酒。陈因年老，不久病故于二郎滩，墓地葬于集义酒厂之侧。此后乃由郑云安继续担任酒师。后来茅台成义酒厂恢复时，所用窑曲，则由集义酒厂供应，以表感谢报效之情。

集义厂所酿之酒，纯系用茅台酒操作方法指挥酿制，取用官井（郎泉）水，选用二郎、复陶、新华一带生产的优质高粱作原料，优质小麦制酒药。两次投粮（每窖下粮三十石，约一万八千斤），八次加曲糖化，窖外堆积，曲内发酵，七次取酒。生产一个周期为九个月，储存三年左右。成为与茅台相似又别具一格的酱香型酒，乃正式定名为“回沙郎酒”，以示源于茅台酒之意（当时茅台也叫回沙茅酒），年产约六万余斤。

在包装上，用仁怀县二合树长石梯丁江龙、丁发兴叔侄所烧制的一斤土陶瓷装贮，使用软木塞瓶口，次用处理过的猪小肠封口，再由驻场员杨秀成监视贴封印花于“集义”封口处，然后贴上商标。商标上贴有“集义酒厂 回沙郎酒”八个大字，上端两侧饰以高粱、麦穗图案，前半段用中文小字印有“取二郎滩优质官井（郎泉）泉水，优质本地高粱、小麦原料制成”，下半段以英文译出其意的说明。以竹篓（后改木板）运销各地。

一九三四年，邓汇川经营的老槽房和其他商号因种种原因倒闭后，集义酒厂“回沙郎酒”畅销贵阳、遵义、重庆、自贡、成都等地（当时每瓶价值一元八角左右，产地一元二角）。经过达官贵人品尝，赞不绝口。县人周开庆在《四川经济》上介绍说：“有人曾试以郎酒、茅酒对饮，虽善饮酒者不能辨别，盖其品质原窖相若也。原郎酒所用原料、制作方法及所存之酒，全与茅台相若。”足见声誉之高。

一九四三年，仁岸岸权被以上海银行为背景的大业公司夺去，另成立“利民盐号”，仁岸各盐号遂告解体。贵阳集成号所属仁、永两岸三个牌名，统一核算拆股。除一部分资金扩大集义酒厂外，其余则按股份分给股东自行组织经营。此时集义酒厂的股权是：江津方面有古玉辉、古少辉、古东五、古文安、古良臣，李镜清（李能富之父）各一股；古蔺方面有捐赠给兴本中学三股，雷绍清二股，胡泽美一股。共九东十二股，每股股金不一。经理为苏登臣（江津吴市人，一九四五年经理交与古良臣，一九四七年九月为胡泽美）。酒师仍为郑云安。一九四七年郑回茅台后，由他培养的沈国钧、许绍安接替。

在资金人力充足的情况下，质量更加提高，“回沙郎酒”远销香港（李维新负责）、新加坡（马德顺负责）一带，“郎酒”之名扬名中外。一九四九年出厂每瓶价值银元四元。

集义酒厂兴盛之后，鉴于洪滩中渡和两河口要道，船渡不便，即捐资在两地设立义渡，专门雇人推船，并各置一份土地，交渡船工人自耕自给，免费推渡。群众称便，信誉日高。

在国民党政府货币贬值、金元券改为银元券阶段，没有辅币，为了找补方便，曾用皮纸写上一角、二角、五角等字，盖上集义酒厂的“图书为记”四个篆字的章，流通四面，随时兑现，群众乐用。可见集义酒厂在当地的信誉地位了。

在经营方面，掌握着以实物为主。因此，直至一九四九年九月贵州解放前夕，仍库存有四万八千多斤“回沙郎酒”。解放后，在米麦不能烤酒、一度改烤白酒时期，仍将四十八坛（郎酒二万余斤）窖入地下备用，于公于厂，均有贡献。

一九五三年底，“三反”、“五反”后，雷绍清在合江以“偷税漏税”一案受到处分，因而波及古蔺二郎滩集义酒厂，由胡泽美经理造册移交给人民政府处理。集义酒厂之名虽不存在，但被称为赤水明珠的“回沙郎酒”的历史上，集义酒厂仍有他光辉的一页。

注：本文系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回忆整理而成，并参照《郎酒史话》不足之处作了补充改正，特予说明。

江津义渡与交通史资料汇编

一、义渡

王增辉

义渡是由人民群众捐募举办的免费服务的水上交通工具。在旧社会里交通不发达，有了义渡，对人民群众的来往，促进经济的交流，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起源较早，而且比较普遍。

志书中记：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间，任直隶河间府关桥县令的江津县人王书升告假归里，路出磁州（清属直隶广平府），过滹沱河渡，此渡对商旅不索分文。回到江津过油溪，见熊屏藩捐募设义渡，特撰文表彰。由此可见，义渡到处皆有。

据《县志》记载，江津县的义渡，清乾隆时十五处，嘉庆时三十二处，光绪时四十八处，民国时七十四处。到一九五一年土改时，产业有的保留，有的被征收，有的则由农协负责捐募继续办理。一九五八年由人民公社办，到一九六二年省府指示由国家财政开支，性质上变成了公渡。到一九八一年后实行“民办公助，以渡养渡”。

根据旧县志记载，我县人民群众捐募办义渡有多种形式，现分别述之：

（一）知府捐银设义渡

清嘉庆年间任知府的戴图南承先志，同弟侄诸君共捐银千余，买田业取其租，在綦河的真武、笋河的白漩子、杨满咀设三处义渡。

（二）知县施船与民众捐募设义渡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江津知县刘炳施船一支，刘相昭等募众卖田业取其租，在綦河的墨沱处设义渡。

（三）士绅办义渡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合乡士绅张少文捐田业六处，收租二十三石，举办笋河的中咀、游渡河两个义渡。

（四）同姓人捐募办义渡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思里十都卞姓人捐募买义渡田一股，年租二十石，设小石门义渡，人称“卞公济渡”。到民国时期，卞公济渡管理委员会成员就有卞稚册、卞孟英等人。

（五）祠堂捐办义渡

民国中期，朱沱乡袁姓祠堂捐资办朱沱上渡口义渡。

（六）秀才倡募办义渡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庠生（秀才）熊屏藩在油溪倡募义渡，除受到当地人的支持外，还受到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广东等各省客居油溪者的资助，募百金，买义渡田。渡工彭步同施船一只，又添制了大船，办起了油溪义渡。

（七）祖母与孙子捐田业办义渡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廖朝清和其祖母捐田土一股，铺房四间，收租十二石，铺租二百元，办沙溪和双溪口义渡，人称“廖公义渡”。

（八）母亲与儿子捐募办义渡

清嘉庆年间，民妇袁杨氏将所存养赡费四百金献出，由其子袁光绪捐募置田业数十亩收租，举办仁沱义渡。

（九）父亲与儿子捐田办义渡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郑綎捐田业，并令其子郑文选捐田业一股，举办了青草背和笋河的梅子口义渡。府宪、县令分别给予“善施跋涉”“利济行人”匾以资嘉奖。

（十）首人倡募办义渡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由首人何清荣倡募，置田业二处，办龙门乡五台义渡，后设管理委员会，会长江万帮。

（十一）群众捐募、寺庙管理义渡

民国初年，由群众捐募置产业收租，办朱杨溪口义渡，由普福寺首人经管。

（十二）前人捐办，后人续捐，义渡不衰

清嘉庆年间，由邑人张金玉捐办高占义渡，设义渡船一支；道光年间，邑人诸少堂捐金置业，在此添设了义渡船；咸丰年间，刘子厚多次捐金设白沙驴子溪义渡。

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交通建设，普遍设置了公渡，义渡也失其作用，日渐绝迹了。

二、诗一首

西吴芳吉

辞海西归去，洞庭几度过。
夜深风偃草，水阔月沉波。
天地有羁客，《春秋》见汨罗。
非关时运厄，少壮应多磨。

注释：

1. 此篇作于一九二零年七月赴湖南长沙时。

2. 辞海：指别上海。

3. 羁客：在外作客的人。

4. 《春秋》：儒家经典之一，孔子根据鲁国史整理修订而成的史书，这里泛指古代史书。汨罗：江名，在湖南境内，屈原忧愤国事，投此江而死。

5. 厄：苦难、穷困。

三、江津县交通史上之最

廖宗扬

从古代文字资料或遗存的文物中，我县交通史上之最，大多有迹可寻。试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以飨读者，并希指正。

一、最早的航运古迹

綦河入长江之江口，对岸是巴县的冬笋坝，一九五〇年发掘了巴人船棺，此船棺现存重庆市博物馆。可知长江、綦河这一带在古代巴国时已有船舟行使，距今已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

二、笋河最早的游船记载

根据《清溪龙洞题名》石刻，是笋河有船行驶最早的记载：绍兴辛未年上元后一日（公元1151年正月十六日），李元龙父、子、孙三辈人划船游中山乡的清溪龙洞，兴尽，其子李春书写题刻了石岩碑留念，至今遗迹犹存，游人多前往观赏。

三、最稀罕的游僧治滩

明弘治（1488—1505年）时，有一个名叫广惠的游僧，路过江津县境史坝沱下的黄石龙险滩。此滩长脊高背数十丈，绵亘逶迤，宛若游龙，加之脊色黄而赤，滚土漾沙积之，恍如鳞甲，故名。他见此滩日覆数舟，落水者呼救之声可悯，遂决心整治此滩。乃前往成都，后又往松潘向部落募得三百余金，一年后返回。仅七十天凿去碛尾，从此舟行无害，而广惠和尚也乘舟东去。商旅感德，集资筑刹以奉祀。后船工们颂此和尚为神，遂演为神话，说他用筲箕做船，以丝茅草为剑，把残害人民的黄石龙斩去，消除了水患。

四、最早的航标

在清道光元年（1821年），文生郑飏见县境龙门滩易沉船，即捐钱在滩上铸立铁桅，指导远来船只避险，不久被船撞坏。其后有张顺、潘致和、李丰太募捐，易以木桅，至今立桅石孔尚在。

五、最早的河堰和闸坝

河堰最早是笋河、塘河的泥巴堰，系用乱石堆垒，再糊上泥巴拦水行船，起于何时不可考。草堰则是在河底石头河床上打孔，安上石桩，桩上编木条、草块，底下砌石块，再用稻草塞缝隙。堰门开中间，用木板关堰门。最早是在一九二〇年笋河的施平滩出现，此后笋河、塘河多处筑此草堰拦水行船。解放后在草堰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板堰，即在石桩两边开槽口，安上拼好的整块木板而成，后又发展为石拱坝。

县境最早的闸坝是綦河的车滩和五岔闸坝，是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领导下的“导淮委员会”为整治綦河而修建的。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陈果夫任副委员长，沈百先为代理委员长。该委员会在抗日战争时期随沪汉钢铁厂内迁重庆，为便于运输綦河上游开发出来的炼钢必需的煤、铁矿石，故决心整治綦河，主要是修筑闸坝，使綦河渠化，接通长江。

第一批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动工，修筑蒲河的石板滩、大场滩、桃花滩，綦河的盖石洞、羊蹄洞五个闸坝，分别于次年十月和一九四一年春竣工。第二批计划修建二十个闸坝以实现全河渠化，实际只修筑了石溪口、花石子、剪刀口、油房脚、车滩、五岔六个闸坝。车滩、五岔两处在江津县境，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同时动工。其中石溪口、花石子二闸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三月竣工，其余四闸因物价飞涨，动工后的当年年底停工，直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才复工，一九四五年三月竣工。

綦河闸坝是怎样命名的？当第一批闸坝修建时，正值抗日战争初期，为崇敬前方将士“五德”，故把第一批建成的五个闸命名为智、仁、勇、信、严，前面冠以“大”字，即大智、大仁、大勇、大信、大严。修建第二批闸坝时，是在抗战即将胜利之时，冯玉祥将军曾撰词四句：“中华尚胜利，民族庆复兴，道德本忠义，公理在和平。”第二批六个闸坝就以此首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字命名。这样，第二批的石溪口闸名大中，桥河闸名大华，綦江闸名大尚，桥溪口闸名大胜，我县的车滩闸名大利，五岔闸名大民。计划中的十四个闸则无力修建，在十四个未修的闸坝中有五个在江津县境内的綦河下游，它们是壳落子、袁欠子、鸡心滩、止尾子、龙岩子。

解放后人民政府多次对续建綦河闸坝进行了规划，一九八六年中央交通部水规院多次来綦河进行实地考查，已作出渠化綦河的决定，目前省内河设计院正在江津县境内綦河段进行可行性勘察，渠化綦河指日可待。

六、最早的搬运组织

我县最早的搬运组织可考的是在清光绪二年（1876年）前就有了。清光绪二年七月中浣，在油溪镇原扁担会旧址立了一碑，名《乡义祠富贵流传碑》，碑文证实清代时此地就组织了“力班”，设有总管、经理、首事、书记等职，主管码头搬运，其组织较完善。规定：进班一人上钱两千文，临殁时关柜给还钱一千文；孤独无靠者另给力夫钱一百二十文，以求“贫者逝而不露骸于旷野”。

七、最早的桥

据《江津县志》（清乾隆本）所记：县南十五里鹤山坪的“圆封桥”建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四月八日，可惜现不存。

一九八七年三月一日

四、中秋月夕图

余雪曼

回溪耿修夜，乱绪凌佳节。
揽衣起行游，亮月丽高垤。
水影若浮天，千沙半明灭。
冥情不知远，岸树忽如雪。
丹青意何可留，寒光漱林樾。

五、白沙私立白屋文学院

刘子华

白屋文学院是以吴宓教授的名义，约集白屋诗人吴芳吉的生前友好，为纪念吴芳吉先生而创办的一所高等院校。该院于一九四八年秋开始筹备，由吴芳吉之子吴汉骥负责筹建工作。在筹备期中，得到了乡建学院梁漱溟先生的支持，呈报教育部批准立案。一九四九年春在白沙溜马岗正式成立，院长是熊东明。

学院开设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三个系，在中国文学系内，设语文、文学史、哲学史三个专业。新招学生八十余人，实行四年学制。该院是一所私立学院，它的办学经费国家没有补助，私人捐助亦很少，曾得到聚奎中学董事长邓燮康的赞助以及地方人士夏仲实、陈孔棣的支持，筹集了一部分资金，学院始正式成立。所收学费只能维持教职员工的最低薪资和学校办公费用。

学院师资主要靠吴宓教授去邀约重庆各大专院校的教授，轮流来白沙义务讲课，不计任何报酬。熊东明先生作院长，也只供给伙食而无工资。来校讲课一般是一至两个月时间，讲完课后就分别回重庆。只有吴汉骥、吴汉骧在学院长期坚持工作，办理一切校务。

当时来白屋文学院讲课的著名教授、学者有熊东明、吴宓、刘朴、傅平骧等。梁漱溟也曾来学院帮助筹划并准备讲“中国文化要义”课程，后因事未果。外国文学系由院长熊东明主讲；中国文学系由刘朴教授主讲；西洋文学史由吴宓教授主讲；语文专科由傅平骧先生主讲。

熊东明是著名的学者，也曾在白沙镇向教育界及各界人士举行过学术讲演活动。一九四九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熊东明院长在白沙三楚小学操场，以“孔子和中国文化”为题作专题学术讲演，听众有中小学教师、学生和各界人士约一千多人。

一九四九年中秋之夜，皓月当空，白屋文学院师生在溜马岗校地草坪上举行茶话晚会，欢度佳节。吴宓教授在晚会上讲了他和吴芳吉先生的情谊，还讲了吴芳吉在清华园学习的情况。熊东明、刘朴教授也参加了晚会。

吴宓教授是著名的红学专家。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由白沙镇地方人士出面，邀请他在市镇中心的大官山幼稚园作“《红楼梦》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学术讲演，到场听众有各界知名人士、各中学教师、白屋文学院师生共三百余人。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白沙解放，学院组织学生宣传队，到白沙慈云等地宣传我党政策，宣传由毛泽东、朱德签署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愿和全体人民共同遵守的约法八章，揭露谣言，防止敌人破坏。

解放后，重庆各大学教授因工作关系不能继续来白沙上课，兼之经费困难，学院无法继续维持，乃于一九五〇年春将白屋文学院改为白屋戏剧专科学校，由吴汉骥任校长。当时参加了一些政治活动，并编排了《刘胡兰》《白毛女》等剧目，在白沙宣传演出。一九五一年春，学校迁往江津城关东门外原旅宜中学校址。一九五二年，学校被川东行署文教厅接收，不久即撤销，并将学校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分别由国家统一安排到学校或其他部门工作。学生中有一部分参军，参加了抗美援朝，后来成为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有部分学生参加省市歌舞团或被分配到专县文工团，从事文艺工作。

白屋文学院自建院开始到白屋剧专结束，经历了三年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为白沙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人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文根据黄中幼、刘远年、杨洪勋等同志口述整理）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四日

六、腊初即景（清末）

钟云舫

小春前后感春阳，斟酌浓妆与淡妆。
菊自傲霜梅傲雪，一般原带热心肠。

七、江津县的第一所校办工厂——大江机械厂

夏友梅

怎样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九五八年，聂荣臻元帅的母校江津第一中学（现名江津中学）党支部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出了这一问题。支部领导决定成立校办工厂，作为学生的劳动基地，以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技能。于是，我县的第一所校办工厂就此成立。

当时的校办厂设在山上的学校分部内，一无所有，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党支部把创建工作交给我负责。我本是物理教师，一九五二年到江津一中任教，为学校安装了抽水设备和发电机设备，解决了学校用水和照明问题，所以党支部仍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我接受任务后，面临着一连串问题，感到创业艰难。厂内没有设备，没有技术力量，没有资金，怎么办？向国家伸手吗？不能！我决心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以厂养厂，逐步扩大，为增加学校收入、改善教学条件、培养人才贡献力量。没有机床，就只承接一些钳工修配活；没有技术工人，就自己动手；没有资金，就点滴积累。高中各班部分学生每日下午来厂参加劳动，由我和黄永沼老师指导学习钳工基本功。

一九五八年底，学校与猫儿沱川黔铁路机务段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学校派去高中六〇级学生数十人，在机务段劳动一个月，由机务段为学校制造车床一台、钻床一台，机床上铸有“四川省江津第一中学校”字样，并铸有日期“五九·一·八”。这台机床凝炼着我校勤工俭学的成果，标志着我校办工厂的创立。

我们有了车床、钻床，力量就渐渐雄厚些了。我们不仅承接了钳工活，也承接车工活。开头是我干车工，后来培养了高中五九级毕业生邓大鑫同学作学工（他现在是六级技工），逐步由他来作车工活。我们不仅加工零部件，还自己设计制造一些小型机械。我们得到了锻炼，也为学校增加了收入。

一九五九年，学生伙食团配到不少红苕、玉米、小麦作口粮，需要加工。支部要求我们制造切苕机，加工苕片，以免红苕腐烂。切苕机制成后，人工操作，每日可切红苕千余斤。我还设计了电动石磨，加工玉米粉、全麦粉，全部无偿交给学生食堂使用。学校工厂起到了为学生生活服务的作用。

到了一九六〇年，我厂业务逐渐扩大。除了金工车间，还添设了锻工车间、木工车间，雇请了锻工一人、木工二人，培养了锻工学生一人。工资由工厂付给，学生劳动时就分配到各车间学习。初中五九级一位女同学吴明澍，在校学到了木工技能，毕业回乡后就以此为她的专业。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学校修建了实验室，需要加工木料，要求校办工厂制造圆盘锯。当时城关地区使用的圆盘锯都是固定安装，用平皮带传动，结构庞大，厂房必须宽敞。我经过几个昼夜的考虑，作了大胆尝试，把机架改为铁木合制，使用三角皮带传动，这就大大缩减了机体体积，而且可以移动到现场加工，比固定安装的圆盘锯效率也要高些。我们后来又为城关建筑一社制作了两台。从此，城关制造的圆盘锯也照此改造。

一九六一年，我厂代江津公私合营豆腐厂加工了电动石磨。江津的豆腐加工在五十年代都沿用旧法，使用人力推磨，劳动强度大，而效率却很低。豆腐厂的负责人见到我们为学生食堂制作的电动石磨，就委托我们设计加工。我在原设计的基础上作了改进。一般的石磨都是上扇转动，改用电力作动力后，转速提高了，离心力增大，就不易进料，更不能带进水的原料；且上扇转动，着力点较高，整个石磨不易稳定。我认为石磨上下扇是作相对运动，无论上扇或下扇运动都是可以的，而下扇转动却可以避免上述缺点。但如何固定上扇，又要使下扇转动与之密切吻合？这是设计中的一个难点，还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设计方案。我经过周密思考，终于设计出上扇不动、下扇转动的电动石磨。这种石磨体积小，可以移动，安装方便，造价低廉，效率较高。只需要一二人管理，每日可加工黄豆千余斤。但推浆只是豆腐加工中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改进了，其他的也必须马上适应。豆浆产量提高了，人工滤浆就赶不上需要。豆腐厂又请我厂设计生产了电动滤浆机，与电动石磨配套使用。这是江津独创的豆腐加工机械。后江津酱园厂、白沙酱园厂、江津豆腐合作社、西关生产一队等都先后请我厂生产了这种电动石磨，有的还使用到现在。这是我校办工厂对江津食品加工业的一个贡献。

一九六三年，江津公私合营酿造厂李鸿策经理来厂请我们设计胡豆自动剥壳筛选机。该厂每年均需生产大批豆瓣酱，剥豆壳、选豆瓣全用手工操作，难于满足市场需要。他说曾见重庆黄花园酱园厂利用山城坡地特点，逐层分离豆壳豆瓣，可是效果不佳，占地面积过大，不适宜采用，希望我厂能另行设计加工。我经过再三思考，根据重力作用，提出了新的设计方案：把胡豆加入剥壳筛选机，经第一道工序剥壳后，由传送带输送到高处，再从高往低，依次经历各道工序：筛出未去壳的胡豆，一次去豆壳，两次吹灰渣，经过选瓣，分离出标准豆瓣，除去碎粒。各道工序都是自动传递加工，大大节约了人力。此机占地少、投资少、工效高、安装简便，每日可加工豆瓣数千斤，解决了豆瓣酱加工中进度缓慢的矛盾。此后，江津专区各县的酿造厂均来江津参观学习，仿照安装。二十余年来江津酱园厂屡次维修，仍在使用。这是我校办工厂对江津食品加工业的又一贡献。

从一九五八年校办厂成立，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我厂除了自付工资和扩大再生产外，还节余数千元，支援了修建学校游泳池的费用。学生部分劳动工具的制作修理，都由校办厂无偿服务，为改变学校面貌起了一定作用。

一九六六年，由于“文革”的灾难，学校停课，校办厂停工。我被列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切向钱看的典型，一九七〇年被下放到柏林山区。一九七二年校办厂复工，定名为“江津一中五七工厂”，由物理教师蔡源开同志负责管理。主要业务是与江津县五金公司生产轴承座，因而增设了铸造车间，培养了高中六五级毕业生周迪勋为技工。一九七三年十月我调回学校，仍在工厂工作。我设计了轴承座的生产工艺流程和各道工序的专用工具，日产轴承座一百余个，每年盈利三万元左右。增设了两台车床、一台铣床，县教育局拨款购置了一台铣床，厂房也随业务的扩大而扩大，由山上分部搬迁到黄荆街本部。这样就可以容纳更多的学生来厂劳动。高中两个年级，每班每年由班主任带队来厂劳动一月。他们在校办厂要上生产劳动课，我和邓大鑫、周迪勋等同志给他们讲授机械制图知识、各种量具的使用和维修知识以及车、钳工等基本操作知识。他们还掌握了车工、钳工、铣工、钻工、刨工以及翻砂造型等操作技能。劳动期满有总结、有评比、有指导教师的评语，记入劳动成绩，这就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劳动热情。

一九七九年，五金公司停止购销轴承座，我厂无其他产品，只代人加工，收入甚微，濒临停产的危险。大家忧心忡忡，决不能让这一开放了二十年的勤工俭学的灿烂花朵就此凋谢。我认为要挽救工厂的危机，必须改变依靠别人订货加工的被动局面，应该有自己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但生产什么产品呢？既要考虑市场的需要，又要考虑生产中自己的设备能力、技术力量以及财力物力等条件。经过市场调查，我们见到市上只有塑料绞肉机出售，而磨粉推浆仍用古老的石磨、碓窝。于是我想：要是能制造一种既可绞肉、又可磨粉、磨浆的食品机械，就可减轻人们的厨房劳动，节省时间，以便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四化”建设。这一定是人们所需要的新产品。我的设想得到了党支部的支持。一九八〇年十月我们开始试制工作。我负责设计制图，厂内工人周迪勋、邓大鑫、邹建新、古昌林等同志负责加工、做木模。任何一件新事物的诞生，总不会一帆风顺的。在试制过程中，果然吹起了一些风言风语，我们没有为这些闲言碎语所干扰，更加坚定信心，终于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经过近半年的艰苦探索和不断改进，一九八二年二月，多用绞磨机试制成功了。此为国内首创产品，它填补了家用食品机械上的一个空白。这是我校办工厂对江津食品加工的又一贡献。

样品制成了，要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形成生产线，才能提高产量和质量、降低成本。各道工序还需要有专用工具。我设计了机体造型机、磨片造型机等十余种专用工模夹具，经过多日考虑，方才制成。一九八一年四月，样品送交四川省教育厅，在教育厅召开的省校办企业公司筹备会上作了功能表演，得到了教育厅石清玉厅长和与会代表的好评。教育厅立即决定组织全省校办企业共同协作生产。会上并将此产品定名为“大江牌42—A型多用绞磨机”，以纪念该会议四月二日召开的日子。会后教育厅勤工俭学处罗善沼处长及王继善、周希田等同志专程来江津召开现场会，签发省内部分校办厂协同生产多用绞磨机的协议书。来自成都、重庆、内江、自贡等地校办厂代表约三十人参加会议。各校办厂均领去我厂发给的绞磨机设计图、铝模以及有关技术资料，并参观制作绞磨机的工艺流程，以便尽快投产。会后省教育厅勤工俭学处还无息贷款十二万元给我厂，作为投产流动资金。我厂更名为“大江机械厂”，副校长曾繁藻同志来厂负责全面工作，何伯成同志任厂长，我任副厂长，负责技术工作，直到八六年暑假我退休离职。

一九八二年教育部在北京举行全国勤工俭学成果展销会，我厂的大江牌绞磨机也应邀参加了展出，每日上市争购一空。一九八三年七月，江津县科委主持鉴定会，邀请了四川省科委成果处戴书成处长、重庆市科委成果处冯友德处长，成、渝及本县等地工程师、重大讲师十余人以及省教育厅勤工俭学处的负责人来江津，对大江牌多用绞磨机进行了鉴定。会上，一致肯定了该机的各种功能，确认其为国内创新产品。

绞磨机具有多种功能，反映良好。如清华大学吴永夫同志说：“贵厂绞磨机倍受欢迎，尤其带磨，我们中年知识分子很需要。”武汉大学石惠吴同志说：“多用绞磨机用途多、功能好，是家庭必备之物，有了它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全国各省市均纷纷来函来电购买。这证明产品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大江机械厂有固定工作人员十余人，临时工六十余人，可以日产绞磨机五百至六百台，即每分钟可生产一台。年产量逐年增加，年利二十万元。这说明产品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几年来，我厂改建了厂房，陆续增加了设备，并在此基础上增设了冰糕厂、蛋糕厂，修建开办了招待所等，这完全是勤工俭学的胜利。我们除了扩大自己的生产外，还帮助了县交通局所属交通机械厂仿照我厂生产的绞磨机，使一个行将停产的企业得以复苏。

大江机械厂还支援了学校的基本建设，修建了教师宿舍、学生宿舍；添制了教学设备，支援了学校农场的基建费用；还增加了教师福利，帮助改善学生伙食等。另外，我们还尽量为学校制作我们能生产的设备。

这两年各地仿造绞磨机的不少，绞磨机的销量已越过高峰时期，逐渐趋于饱和状态。大江机械厂正在积极研究新产品，准备投产。我们衷心祝愿这第一所校办工厂更加兴旺发达，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八、驴溪三咏

胡小石

（一）新桥

石桥当道旁，能立那能破。
空山一夕雨，水从桥上过。

（二）马滩桥

涯涘不辨马，马滩转无声。
声闻竟谁在，还以参马鸣。

（三）白苍山庄

登山望四方，云山匝如蔽。
我有风怜心，云山遮不住。

九、江津县古代历史沿革琐谭

李恩琪

江津这块古老的地域，在先民披荆斩棘、不断开拓下，从莽莽的洪荒世界，逐步变成了绚丽的山川。解放以后，我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努力建设新江津，在各方面都展现出新的面貌。拙文拟就江津古代历史沿革作一简单介绍，就正高明。

一、江津县有悠久的历史

江津的历史年湮代远，很难追溯其具体起始期。县境内已经确认发现的原始社会人群活动遗址有两处：一处是今县城几江镇东江粑岩，一处是今仁沱区桅坪乡境綦河入长江口处的王爷庙。这两处地方先后发现了多种原始人的打制石器，如石锄、石铲、石斧、石刀、石锛、石凿、石矛、石渔网坠、石镰等，还发现有生活用的陶器碎片二百余片，可见器物形状的有碗、钵、罐、碟、盆等，说明江津先民曾在此依山傍水，耕稼渔猎，生养繁息。这是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事了。

关于江津历史悠久的文字记载，涉及最早的是《尚书》的《禹贡》篇，其中说道：“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江津便属于九州中的梁州地域。也许过去《江津县志》的编修者就根据这一点，都在《江津县志》上写道：“江津在蜀之东……夏为梁州地域……”但先秦著作中的九州都是理想区域，并不是一个有具体范围的名称，以江津夏为梁州域的记载，自难确信。

二、江津县历史沿革

江津县历史非常悠久，历史时间跨度当在数千年以上。下面试就江津在各朝代的归属问题作一简述。

1. 周朝时期

公元前1027年至公元前316年，江津属于巴国地域。公元前316年，时群雄割据，划地封疆，相互征战，秦始皇的远祖秦惠文王派大将司马错灭掉今川东境的巴国，改为巴郡。江津未设县，属秦巴郡地域，一直到周朝灭亡。

2. 秦朝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在原巴郡下设县。江津地域属于巴郡江州县地，江津未单独设县。

3. 汉朝

汉初沿秦朝郡县制度，江津仍为巴郡江州县地（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107年）。汉武帝时，为加强统治，将全国郡县划为十三州部管辖，州部设官刺史，巴郡隶属益州部。自此，江津属益州巴郡江州县地，一直到东汉末江津单独设县。

东汉末期，天下大乱，汉献帝建安六年（公元201年），益州牧刘璋将所分巴郡设立七个县：江州县、枳县、临江县、平都县、垫江县、常安县、乐城县。乐城县县城据说设在今江津县龙门乡境内，这是江津设县的开始。江津单独设县是汉献帝建安六年，在江津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也是江津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乾隆、嘉靖、光绪、民国诸版本的《江津县志》上都没有记载。为了说明江津在汉末单独设县这一问题，笔者将于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进行学术研究，也只能作为我个人的探索性意见。

4. 三国时期

公元201年，江津名乐城县。到三国鼎立时期，刘备占据四川，于公元221年建蜀国政权，乐城县依然存在。刘备死后，其子后主刘禅在延熙十七年调整蜀国行政区划，撤销乐城县。因之乐城县的存在时间是：汉献帝建安六年到蜀后主延熙十七年，亦即公元201年到公元254年，在历史上存在五十四年时间。蜀后主延熙十七年以后，江津又归属到巴郡江州县的境域内。

5. 两晋时期

司马氏篡魏，于公元265年建西晋政权，到公元317年灭亡。在这期间内，江津未单独设县，属巴郡江州县地。西晋灭亡后，晋元帝偏安江左，建都南京，至公元420年晋恭帝亡国。其间几次调整行政建置，但江津仍未单独设县，仍属巴郡江州县辖地。

6. 南北朝时期

南朝相继为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宋齐两朝据有川东地。刘宋沿袭东晋，江津仍属巴郡江州县地（公元420年—479年）。齐灭宋，巴郡改为巴州，江津属巴州所辖江州县地。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江州县城迁到僰溪口，即今仁沱区顺江乡场址，这是江津有史可查县址的单独设县，原江州县名相沿未改，江津古称江州县从此开始（汉和两晋时的江州县不是指江津）。

梁继齐立国，梁武帝时期（502年—549年），江津仍称江州县，隶巴郡。梁武帝末，发生侯景之乱，今四川地为西魏所据，于公元553年在今江津境内设郡治，并将江州县改为江阳县。《隋书·地理志》、《舆地广记》有记载。江津古称江阳县于此始。

北周承西魏，行政区划绵密纷繁，将西魏时巴郡所改巴州改名为楚州。楚州辖三郡，其中七门郡设治今江津县内，七门郡只辖江阳县。故北周时今江津称为楚州七门郡江阳县（时间很短暂，亦曾易名为江州县），直至公元581年北周灭。

7. 隋朝

隋文帝于公元581年立国建隋。初，江津仍称为江阳县。开皇十八年，改江阳县为江津县，隶巴郡。此为名江津之始（按：一说江津于隋文帝开皇三年改江阳县称而始，一说始于开皇十八年）。据《隋书》第二十九卷地理志记载：“巴郡，统县三：巴、江津、涪陵。”江津条下记载：“江津旧曰江州县，西魏改为江阳，置七门郡。开皇初郡废，十八年县改名焉。”江津之名始于开皇何年，姑从《隋书》说，即为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

8. 唐朝（公元618—907年）

唐的全国行政一级区划称为道。唐初将巴郡改为渝州，江津县隶属于剑南道渝州辖（其间道和州亦多更换名称）。需要说明的是，唐朝时江津县境域比现在宽广得多。唐高祖李渊时，调整区划，于武德三年即公元620年，在江津县内划出一块地域，设立万春县，二年后又改名万寿县，县城在今永川县朱沱镇。唐肃宗时，又在江津县、万寿县等处划出地域设立壁山县。五代时期同唐。

9. 宋朝（960—1127年）

宋朝时，将唐代的道盈缩地域改称路，今重庆地区先隶西川路，后隶夔州路。今重庆先称渝州，后改恭州，宋光宗时改恭州为重庆，升为府，江津遂隶入重庆府辖。宋代的江津县地域较唐代大，赵匡胤时便将万寿县撤去并入江津县版图，紧接着宋太宗又将南平县并入江津县。宋时，曾将江津县县城由顺江场迁往马鬃镇。马鬃在何处，今说有四：一说在仁沱区马鬃乡场址，一说在县城西门外五举沱侧，一说在德感区马骁山麓，一说在今几江镇境。宋江津县城马鬃镇遗址究竟在何处，已经存疑数百年，前人各有臆说，迄无定论，姑记于此，以供参考。宋时，江津亦曾分出鼎山县，旋即废。

10. 元朝（1276—1361年）

元时，四川设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省下辖重庆路，重庆路辖江津县。

11. 大夏政权时期（1361—1371年）

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及其子明升，以四川为主建立了大夏政权，为时约十年。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明玉珍在重庆建立起政权，两年后称帝，国号大夏，都重庆，将四川分为八道。江津为京畿之县，今县境内多有古疑冢发现，也许就是大夏国失败后的臣属埋葬的地方。

12. 明朝（1371—1644年）

明代四川行省有十三个府，重庆为府之一。江津县属重庆府辖。明初，在县境内原旧县城遗址顺江场设立巡检司，巡检司设官巡检与副巡检，是一种地方武装机构。

13. 清朝

清设川东道，辖三府，重庆府为其一。重庆府下辖十一县、二州、一厅，江津县为十一县之一。

明末清初之际，吴三桂曾拥兵称帝，立国号周。一六七八年，其孙吴世璠即位，年号洪化。在今蔡家区中咀曾建县号清溪，在狮子坝一带多残砖废瓦，显然为街道被毁后的遗存，砖上多“洪化”字样。中咀农民曾在挖掘屋基时出土石碑一块，碑文中有“清溪县”字样，刻碑时间为洪化元年（注：笔者未见碑文及关于清溪县的其他资料）。

以上沿历史朝代述说的江津县历史沿革情况，只是一个简单的轮廓，其间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变化，甚至有一些基本事实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三、江津最早的县名——乐城县

江津古代别称乐城、江州、江阳等名，其中乐城最早。过去续修的江津县志均无记载。在这里提出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1.《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东汉末刘璋占据蜀中，因为一些官员互相倾轧，“于建安六年将巴郡重新划分为巴、巴东、巴西三个小郡，史称为三巴。新巴郡辖七个县：江州、枳、临江、平都、垫江、常安、乐城。”乐城县的地理位置在“江州西三百里”，折算今二百余里。江州是重庆，所以乐城县在今江津地域。乐城县又在符县之东，符县即今合江县，也符合江津地理位置。

2.《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江津县（城）西有乐城溪，流入大江，又有乐城滩。县因县城而得名，县城因溪滩而得名，也是合乎情理的。关于乐城溪和乐城滩遗址在何处，亦即乐城县故城遗址在何处，治史者已为我们找出了一个大概范围，即今油溪镇沿河而下至几江镇这三十多华里的长江河畔。查现存江津县最老的版本《江津志书》问世于明朝中期，此书有一幅江津地图，其中绘有乐城溪，是一条小溪，在今龙门场下四华里处入长江。据乾隆版县志记载，乐城滩在龙门滩下游约五华里处，与明代《江津志书》所绘地图相吻合。虽相隔两百多年，其图文却完全一致，可知乐城滩在今龙门乡场东下游三至四华里处，则古乐城县址亦应该在这里。

四、江津县古代行政区划拾零

古江津县地域四极比现在远，版图比现在大。虽资料零碎，且难辨识，但古江津县的行政区划仍有线索可寻。

1. 宋朝

《元丰九域志》记载：“江津（县），（下设）七乡。汉东、伏市、白沙、长池、圣钟、石羊、玉栏、灵感、石鼓、沙溪、仙池、洞滩、三碓一十四镇。”乡未列名，镇十四。有的依稀可辨：白沙似指今日白沙镇；长池似为滩盘乡与金刚乡交界地段，因宋时有一著名人物范景仁，与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交往甚密，晚年即隐居于此，死后亦葬于此，范景仁墓址虽已无存，但史籍有记载；圣钟今为三圣乡、金刚乡地；石羊似应为今油溪镇郊石羊村；仙池镇在《太平广记》上有明确记载，在今高牙乡。按笔者愚见，当时以县城为中心，沿长江而下分为镇区，其他交通闭塞地带则划为乡区，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2. 明代

据《江津志书》记载，明代江津属重庆府治，以县城为中心，将全县划为三十七个里，其名称是：三峰、石桥、德感、兴孝、油溪、石羊、登云、灵感、同心、胜中、鲁市、延受、青平、进德、五脉、思善、南峰、仁高、白沙、长池、石龙、高屋、罗江、合川、胜灯、笋溪、官山、顶山、高湖、杜市、金紫、落场、南江、东隅、西隅、西关、江北等。明代里之下设有场、铺、村、甲的情形，志书述之过略，不能得其详，但有遗迹可寻，如今高牙乡当时称高牙铺，铺虽为置邮而设，实亦行政区划，高牙铺则隶属于当时的金紫里。

3. 清朝

县内清朝行政区划二百余年间变化很大，但其大概情形是以县城城厢镇（今几江镇）为中心，其余分为三个管辖区，称为“里”。里下辖都，全县分为十二个都。都辖乡场，场下分保。辖地如下：

一、笋溪里辖一都、八都、十一都、十二都。

• 一都驻龙门场，辖：龙门滩、麻柳、新店子、梁家坝、刁家场、五举沱、夹滩场、羊满咀、高牙场。

• 八都驻李市镇，辖：李市场、仁寿场、慈云寺、罗坝场、燕坝、大桥乡。

• 十一都驻白沙场，辖：白沙、三口、几子场、鹅公场、永兴场、毗罗场。

• 十二都又划为三片：第一片三合场辖：三合、太和、傅家、紫云、凤仪；第二片柏林场辖：柏林、双凤、太平、东胜、金银场等；第三片龙门场辖：龙吟、蔡家、悦来、太平、新场、大垭场。

二、杜市里辖二都、三都、四都、六都。

• 二都驻双龙场，辖：德感场、中心场、双龙场、九龙场、双河场、福寿场、滴水场、临峰场。

• 三都分二片：第一片杜市场辖：杜市、广兴、崇兴；第二片贾市场辖：贾市、接龙、五福、龙山。

• 四都驻金紫场，辖：先锋、西湖、金紫、黄泥、关圣、白漩子、两岔、清平、沙埂、永丰等场。

• 六都驻六合镇（即仁沱），辖：仁沱、顺江、珞璜、真武、马鬃、和平、里仁。

三、思善里辖五都、七都、九都、十都。

• 五都驻朱沱场，辖：朱沱、四明、万福、转龙、双河、望川等场。

• 七都驻石门场，辖：石门、滩盘、金龙、板桥、朱杨溪、吴市、永安、六合、旺龙、四合等场。

• 九都驻油溪场，辖：油溪、长冲、吴滩、现龙、三圣、金刚、金紫、凤凰、兴隆等场。

• 十都驻稿子场，辖：稿子、石蟆、塘河、石盘、太平、双龙、兴隆、三合等场。

（编者按：关于江津设县问题，《辞海》等书已作了被普遍接受的记载，为有利于进行学术探讨，故将本文刊载。）

十、莲花石出兆丰年史话

范征文

位于江津县城东门长江之心的莲花石，巧石玲珑，天然叠倚而成莲花初放形状，不仅是县内一奇石，且堪与奉节白帝城滟滪堆、云阳县龙脊石、涪陵石鱼、重庆丰年碑媲美，早已蜚声川江上下。

今年春早，长江水落石出，县内外探奇揽胜者云集围睹。电视台拍摄播映了这一奇观，县志办公室印发了莲花石诗草，文化馆拓印了石上诗文，上十种报刊均有所披露。

其实，人们对莲花石出的关注与刻记，由来已久。最早的是南宋乾道年间赵宜之、李希仲、王直夫三人于莲花石上饮宴题刻，距今已有八百余年。每逢莲花石出水，人们就将朝代、年、月、日连同他们自己的姓名和诗文镌刻于上，以资与历次石出作比较。

莲花石诗碑题刻已知的共28处，以清朝和民国时期最多。诗中多有“石不常现，见则年丰”之语。在旧社会里，统治阶级不关心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莲花石出兆丰年”之说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希望。试引气象史志以证：

•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莲花石出：上年夏秋连月皆旱，百谷无收，饥民多殍亡者。当年伏旱继秋干，五十余天骄阳似火，下年仍有旱象。

• 民国四年乙卯（1915年）莲花石出：上年夏秋冬连月皆旱，冬干尤重，板田龟裂，赈荒十万余金。当年春旱奇重，津璧河断流，小春歉收，五六月间始降大雨，栽干担秧，薅秧用锄，谷子无收；下年七八月四十多天严重伏旱。

• 民国廿六年丁丑（1937年）莲花石出：连续三年旱灾，十室九空。《四川月报》十卷一期载：“江津民国二十五年夏秋冬三季连旱，田堰干涸……菜蔬价比上半年贵三、四倍，米价涨，每斗四元，尚无多货可买。”当年播种之期尚无透雨，民间饮水辄取自数里之外，觅得一草根树皮或观音米（白善泥）以为天赐；下年伏旱两个月，稻谷无收。

• 民国卅三年甲申（1944年）莲花石出：上年伏旱加秋干，稼穑无收。当年春旱严重，栽插不齐，入夏始降大雨；下年春旱更甚，农历五月二日下大雨，仅栽五成，七月又遭六十天干旱，田土龟裂，稻谷抽白穗者四成。

从上述资料来看，在旧社会里，“莲花石出兆丰年”一语未必可信。参之旅长官焱森诗：“旱灾盈耳起嗟诹，水落长江现石头”，尤可证明。在旱灾威胁下，石兆丰年之说却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殷切愿望，正如邑人刘泽嘉寄怀张鹿秋诗：“人言一出兆丰年，姑妄听之我心喜。”

建国以后，莲花石已曾几次出水。以一九五二、一九六三、一九六九、一九七三、一九七八、一九八一几年来看，多现旱象，但当年的农业收成大多是较好的。且观今年三月莲花石出，长江水位枯竭到建国以来的最低值，出现了严重的春旱。可是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积极组织人民全力抗旱，丰收在望。

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中国，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自有回天之力，能战胜旱灾，夺取丰收，真正实现了“莲花石出兆丰年”。

十一、题莲花石兼寄张鹿秋

刘泽嘉

怪石盘盘卧江底，离坡下垂上如砥。
或断或接或孤撑，化为三十六瓣开落波涛里。
不知天公今何故，逞奇太华峰顶移几江湄。
以彼菡萏撑天際，至今烟雨常迷离。
此石不可转，潜身蛟龙宫。
隆然浮起有生意，旁挺侧出心蓬蓬。
我欲窥其面，水石相激战。
潮落潮生空自知，花开花谢无人见。

十二、江津县历年伏旱情况

江防

我县夏季常受副热带暖空气，即西藏暖性高压和太平洋暖性高压系统控制，而尤以太平洋暖性高压的影响为甚，造成盛夏季节（7—8月）的连晴高温天气，给我县带来不同程度的伏旱天气，致使农业生产遭受损害。其受害范围之广，受灾情况之严重为其它灾害性天气所不及。故应掌握其发生规律，以便在农业生产中采取措施，趋利避害，确保丰收。

由于我县地形复杂，主体气候显著，故伏旱在程度分布上差异也大。在海拔400米以下的主要农业生产区，有伏旱年占百分之八十四，故有“十年九旱”之说，其中重伏旱年占百分之三十一。400至600米的中南部地区，有伏旱年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中重旱年占百分之十五。600米以上的山区有伏旱年只占百分之三十，重旱不明显。

伏旱标准：据上级业务部门规定，伏旱期为6月下旬到9月上旬。其开始期是6月上旬到8月中旬期间，有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大于35摄氏度的第一天作为开始日，且以过程降雨量大于30毫米，或秋绵雨出现作为终止日期。

伏旱强度划分表

根据气象站现有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八六年资料统计，得出伏旱情况是：无伏旱年占百分之十六；轻旱年占百分之十九；中等伏旱年占百分之三十四；重伏旱年占百分之二十二；严重伏旱年占百分之九。

其开始期，出现在七月上旬的年分占百分之十五；出现在七月中旬的年分占百分之二十二；出现在七月下旬的年分占百分之三十七；出现在八月上旬的占百分之十一；出现在八月中旬的占百分之十五。其中出现在七月中旬到下旬的占百分之五十九，这是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伏旱时段，值得引起注意。

伏旱强度和开始期出现情况表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七日

十三、江津龙华寺见闻回忆

黄孝永

在旧社会，统治阶级为求达到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往往利用宗教迷信作为精神支柱。于是一些从事迷信者应运而生，假神道说教，借鬼神敛财。江津龙华寺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龙华寺座落油溪对岸。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江津袍哥大爷李××发起募捐修建起来的，称为“奇缘道门”。为了便于广收徒众，乃奉行“儒、释、道”三教合一。一九三七年，我偶然地去看龙华寺办会，有些地方使我感到神秘，在“奇缘道门”理事长李××再三劝诱下，拜门入道，受“神坛”下谕，委充寺内施药股主任。我本是学医的，也就欣然乐从了。现将我所见所闻如实反映如下：

一、龙华寺及“奇缘道门”的组织

龙华寺外表红墙黄瓦，巍峨兀立，金碧辉煌，颇为壮观。寺内有三重大殿，从大门环绕全庙筑有围墙。山门内塑有四个照门的“明山”大神，分坐两旁。第一殿塑有“关圣帝君”像；第二殿塑有“王母娘娘”像，旁边有空神龛，供着许多“九二子妥位”的牌位；第三殿塑有“观音王佛”像。二、三殿之间有高台为“皇坛”，供奉着很多“天尊”“大帝”“王佛”的神位。与皇坛相连的有一“鸾楼”，作为“飞鸾”之用，从不让人进去。

寺内组织由“体生”候神下谕，全寺一体遵办，只有他才能借神发号司令。当时的体生是刘大成，但刘又受“奇缘道门”在背后操纵。“奇缘道门”的理事长是李××。理事会下设“坛务、建筑、文书、宣传、学校、工厂、慈善施药”八股。寺内还有三个和尚，专门在神前烧香。这些和尚与其他庙宇和尚不同，都有家室，随时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

江津龙华寺的“奇缘道门”系分会，其上有总会，由巴县石荣廷负责。下辖八大宫（宫殿，即分会）：1.静宁寺，地址在威远县，供奉观音王佛；2.长庚宫，地址在泸州，供奉太白星君坐镇；3.丹林宫，地址在长庚宫上面，供奉三丰祖师；4.悠游宫，地址丹林宫上面，供奉灵济大师；5.龙华寺（即本寺）；6.昭明宫，地址在万县，供奉关圣帝君；7、8两大宫殿已记忆不起了。

江津的奇缘道门，在县属各乡镇都设有小坛馆，如城关镇有“宏道斋”，白沙镇有“进化斋”等。龙华寺一年中有固定的办会时间：阴历正月初九日、二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均为小会；七月十八日是王母圣诞；腊月是“二文捐”结束期为大会。大会小会都以“朝斗”为名，向信众募化（所属乡镇小坛平时所募捐款亦于会期中上缴）。朝斗是信众捐款为自己父母或家人向北斗七星礼拜求福消灾的法事，因此捐供的人颇多。二文捐是奇缘道门门徒向亲友长期募化，每人每月捐献二文（后来铜钱作废改为银元二分，但名称未改），积少成多，说为慈善会施济贫苦之用。每次大会烧香燃烛，在顶礼膜拜中贡献“十珍”，把捐款人姓名、数目禀告上天。赴会人朝夕神前祷告，默念“观音普门经”。吃饭时还要由人领唱歌颂“天、地、君、亲、师”的五大愿，会众齐声和唱毕，方始举箸。

龙华寺的经济来源，完全靠各方捐赠。除了上述各种捐款外，这里特别提到“妥位”捐与“治病”捐。

妥位捐：说是“九二子”“十四生”系天上有灵根的人下凡，因在生为尘凡所迷，死后不能回升天堂。王母慈悲为怀，垂训：凡子孙用手指刺血，请神执笔把血点在父母神主牌位上，称为“点主礼”。特办大会，将这些牌位放进第二殿王母娘娘殿内空神龛木格内，称为“妥位”，常年享受香烟，亡魂即可上天堂。凡办一个妥位，“九二子”限为九十二名，每名要捐大洋300元以上现金；“十四生”位数不限，只要对本寺捐献巨款即可得封。王母殿内有很多妥位，可以想见其收入之大。

治病捐：当时社会医药不发达，有病多求神治，许愿捐款，神前乞方，偶有减轻即视为神佑。如孀妇牟何贞因病愈即捐巨款培修整个庙宇，可见治病捐的收入亦不少。

二、龙华寺利用迷信、借神敛财方法

龙华寺利用人们的科学知识落后，以及对陌生事物的好奇心理，寺中经常玩弄一些蛊惑人心的花招，以达到敛财的目的。

1. 神仙临坛：办会期中，体生请神附体后，即口诵一诗（律诗或绝句），记录逐字写下。该诗顺吟反读皆可成韵，系属回文诗体，以示神秘。后来才知凡属“体生”均有临坛诗秘本，平时熟诵，以欺乡愚。诗吟完后，即许跪在神前的信众问事，体生代神作答，语多模棱两可，可作多方面解释，由问事人按自己的心愿去解答，所以多认为有效，乐意捐献。如问病则答：“病多心危，诚作善自康”；问吉凶则答：“眼前已有祸，忍让自转福”等。如问者病有好转或没有祸，这是神的保佑；设有不幸则是为善不诚或忍让不够，是因不遵神示所应得的结果，仍然认为是鬼神有灵。

2. 降乩：设一沙盘，用木制如推磨担勾形作乩笔，由体生与两个十二岁之小男孩执笔（号称“天、地、人”三才），在沙盘上写字，由记录照字录出，或诗或答问题，亦如临坛相同，均为模棱两可之语。

3. 请碟儿神：用磁碟一个，碟内写上“碟儿神香位”五字，覆在光滑表面纸一大张的中央，碟背画一箭头直指纸面。纸的四周密密杂杂写上一些不相连的字，如东、南、西、北、危、亡、安、好、缠绵、快、医、善、祸、福、吉、年、月、日等字与数目字，总之凡与要问之事有关的字都写上。临晚，由体生请神后以右手食指按在覆碟的一边，另外必须觅两个十二岁左右孩子（男女各一，称为金童玉女），各伸食指如体生状按在覆碟另两边，成等边三角形，说明不许用力，只用虚按。覆碟即慢慢行动前进或后退，让覆碟上的箭头指向所问事之字即停。等记录好后，覆碟又移动，一直把所问之事答清楚后完毕，碟儿不动，体生退神。信众捐献，两相得益，皆大欢喜。其实：三根指头按在碟上，其中一指主动用力则碟自动；如有抗力，主动力就退缩消除，抗力即变为主动力，覆碟依然行动，不过方向不同而已。好在纸上四方皆字，自可让体生觅得所需之字句。等结束时，主动力与抗力相等，碟即不动了。此为力学原理，一般不明真相，信为神示，岂不冤哉！

4. 飞鸾：寺中择日宣告“飞鸾”，赴会的人欲求仙写字者，都各自准备上好宣纸，纸角打上记号或钤上私章。当飞鸾请神时，由寺中执事将纸送上鸾楼。半点钟后，鸾楼鞭炮齐响，所送上之纸张从鸾楼飞出堕地，上面墨迹未干，人们以为神赐。其实楼中夹层早伏写手，故作神奇而已。在民国二十八年有次飞鸾，将龙华寺所发已募捐册几千本送上鸾楼，请神过目验收，楼上柏烟笼罩，半点钟后，捐册随炮声飞堕，册中数十万捐款人的姓名上都有一点朱红，无一遗漏，见者信服罗拜。其实在预发捐款册前，即已用化学药品在每行顶端（填捐款人姓名处）点上，无形无色，但一遇烟熏，即现朱红。这种利用化学药物来使人发生幻觉，自然感到神秘。

5. 琼浆、甘露：根据沿习，每年七月十八日为“王母生日”，照例由神赐琼浆、甘露。事先准备一大水缸装满清水，另白酒一担。当体生请神（先必为济颠临坛）后，用木棒在酒中、水中不停搅拌。须臾，神示已赐，众人取酒、水饮之，其味未变。体生则谓济颠爱开玩笑，再另请神，再搅片刻，香味愈来愈浓。取酒或水饮之，醇香味厚，分偿信众。酒曰琼浆，水曰甘露。其实，作搅拌用之木棒中空，暗中藏以香料、酒精等药物，一端有孔可启闭。第一次用实的一端搅拌，使酒、水不变质，谓济颠开玩笑，以分散观看者之注意力；第二次搅拌则木棒已掉头，此乃魔术上惯用之手法，反使信众以为真有神。

6. 乞药方：平时信众多在神前乞药方治病。寺中早已广收市上流行的现方，按病分成伤寒、感冒、湿热、肠胃等症，按方分类刻成签票。病由体生问明病情，病家抽签，体生早已确定该用那一种签票。如病家所抽正属此类诊方，体生“打卦”为圣卦（牛角对剖所刻，掷下为打卦：全仰为阳，全俯为阴，一仰一俯为圣卦。打卦者可以手法操纵），则神已准此签；否则用阴、阳卦均不准，必使病家再抽签，直至抽中此类签为止。此种药方，服之并无大害，若幸而有效，即以为神。

三、龙华寺迷人的幌子

在龙华寺假借的迷信活动中，也有一点在客观上对社会起到好的作用，就是用慈善之名，掩盖迷信成份，又可扩大宣传。这就是“江津龙华寺慈善会施药处”，地址设在江津县城衙门口街，由我本人和卞肇林、缪培善三个妇女负责。向信众劝募百余元作为资本，调试好几种成品药逐步发展起来的。对贫苦者免费供应药品，欲吃水药则由施药处发给挂号单到“保和”中药店诊病取药，“保和”中药店按月向施药处结帐取款。富有者取药，施药处照价出售并给收据。因此获得社会好评，热心公益者亦陆续不断向施药处捐款。施药处于年终时将收支列帐张榜公布，并造具清册报龙华寺理事会存查。

抗战时，江津龙华寺慈善会施药处向前方将士捐献“雷击散”、“藿香正气丸”、“疟疾丸”等药，每年约五十大箱（每箱五千小包，一人一次服量），七年共捐三百五十余箱，等于有将士一百七十五万人次服用。曾受到当时重庆卫戍司令部、军政部及冯玉祥将军的表扬与奖励。

四、龙华寺的结束

江津解放后，政府对龙华寺本着宗教信仰自由精神，未加取缔。但由于龙华寺的反动本质决定，一九五〇年春土匪杨大华在县城外鹤山坪聚众叛乱，龙华寺做会上表，体生假玉皇传示，造谣惑众，互相呼应。土匪旋被剿灭，杨大华被俘后镇压。

事隔不久，反动统治的爪牙唐××叔侄二人，令其表妹孙某冒充王母娘娘之女下凡，自封军师，立乡人周某为皇帝，唐氏叔侄一任大将军管军事，一为副军师管后勤。于一九五〇年底旧历腊月初九夜，王母之女口吐灵芝（即血中有一青草），声称皇帝当坐天下，并宣扬在同年腊月三十晚再吐灵芝后即到龙华寺中取兵书宝剑起事，被我公安机关侦破法办，并宣布为反动会道门，应予取缔。因之寺内首人逃匿，奇缘道门坛主以上登记自新，信徒四散。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龙华寺作为无主庙宇，列为公产，摧毁了这一伙迷信活动者的巢穴。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